文编卷五十二

译有儿子的，让他娶公主；有女儿的，让她嫁给宗室；他周全地对待人，就是如此。只要人才可以任用，即使是仇人也不废弃；如果不能任用，即使身份显贵，也不让他凭借权势居处要职。有人犯罪，多加宽纵赦免；有时赐给财物，让他自己感到惭愧。至于坚定明确地制定约束、整顿天下，也使人不能逾越。对于强大而僭越的国家，都以恩德礼遇相接；商人往来不加禁止。若有人出境而触犯对方禁令，便在边境城邑为他们设置市场，使双方都能获利、不致缺少，并经常赈济帮助他们。出兵征伐的对象，必定是罪恶暴虐的国家；军队出动，从未不以正义为名。那些已经投降或被俘的君长，在路上便慰问劳问，迎接他们的使者络绎不绝；到达之后，不反复计数其罪，反而礼遇宽待，授予官秩俸禄；连同他们的宗亲、属吏，也赐给田地住宅，使子孙世代守有，并加以拥护防卫、保全其身，最终都能长寿善终。自从晋朝覆灭以后，契丹逐渐强大，中原惶恐畏惧，不敢抵挡。太祖选拔任用有才干武略的人防守西北边疆，用非同寻常的恩宠对待他们，专门委任，充分听信；常常派遣戍卒告诫他们说：‘我尚且能赦免你，郭进却会杀你。’有人控告郭进，他便说：‘郭进军法严明，这人一定犯了郭进的军法，送给郭进，让他杀掉。’关市的租赋，诸将可以任意使用，不追问收支，因为这个缘故，士卒归附并奋战的都竭尽全力，侦察者也把情报全部提供；边臣中可以委任的，往往十多年不更换其职，而官位不过巡检使，部众不过三五千人，大概正是因为专任，才有权势。官位不至于极高，士卒便受到激励；兵力少，使用便简约；驾驭将领也有许多方法。总括并发挥各人的长处，能够兼而用之，所以能节省费用、安息百姓，振兴新近聚集的民众，挫败倚仗强势来凌辱的敌人。太祖笃厚孝友，具备天下人的品行；聪明睿智、勇武果断，具备天下人的才干；怀有仁爱之心、爱护人民，具备天下人的志向；包容周遍、覆护万物，具备天下人的器量。他又以勤俭恭谨自守，虚心接受劝谏，以越、蜀因奢侈而衰败为鉴。他考虑天下重任，不再游猎；分封任命诸子，务求自我约束、减少耗费，不完全遵循旧日典制。收纳学士大夫而任用他们，不要求样样完备；有人坚持难以进仕的操守，也不强行改变。晚年喜爱读书，劝诸将学习，说：‘想让他们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他兼顾覆盖夷夏，从容地以德化民。江南平定后，他看着捷报流泪说：‘军队征伐不义之国，却反而使我的百姓死于战争，他们有什么罪过呢？’秦州已经进入尚波于的辖地，他却退还而不接受；钱俶来朝，又把越地归还给他。契丹愿意听从盟约，他反而迟疑退让，不自我夸耀。对于天下大势，他把连接数十座城的藩镇拆分，割取其原有土地以削弱力量；把容易发动而难以蓄养的军队收拢安置，使之归顺，以消除祸患。至于举荐贤良、崇尚孝悌、修整礼乐、明确考核，即使天下刚刚安定，各项政务的总体制度也已经组织完备。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日典章，施行于后世，都可以作为法则。百姓在这时从濒死走向重生，家室彼此保全；士、农、工、商各自回到本业；鸟兽草木也无不顺遂生长。前代旧臣，原来担任将相，充当心腹爪牙，一旦转变心意奉行诏令，向北朝拜，如同平素早已献上信物。天下广大都会和交通要邑，兼并土地千里；那些怀德而有二三心、倚仗众人自行其是、下令不听、召见不到的臣子，还有数十人，也都整理衣襟来到朝廷。朝代更替，臣民奔走归附，如同水流汇聚到低处。粤、蜀、吴、楚、瓯、闽诸国的君主，曾把天下分成八九份，自称帝王，传给子孙，延续了几十年；如今都登记姓名、列入属籍，一同聚集在宫阙之下。四海之内混同为一；海外东方的高丽，最南方的交趾，西方的吐蕃、回纥，北方的契丹，都请求设置官吏并进贡。天地所养育之地，凡道路所通之处，无不向内归附。当时重新建立天下，使百姓获得新的开始；天地五行和人事的道理，混乱之后又恢复正常。太祖接受天命，并不像前代君主那样用智谋图取众人、用武力图谋权柄；他处心积虑，并不是一天一夜之间为了夺取天下。他在天命方面有历数，在人事方面有群臣、万民和三军将士；他们不归附周朝，便归附太祖。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所谓天意。等到他把天下传下去时，舍弃自己的儿子而传给弟弟，这就如同太祖从舜那里接受天下，禹从舜那里接受天下一样，原则是相同的。他传天下，如同尧传给舜、舜传给禹，原则也是相同的。接受天下和传下天下，只看天意与人心罢了；如果他的内心从未有过天下，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世人认为太祖是世间罕有的君主，和汉高祖相同。这大概是因为太祖为人器量广大、胸怀豁达，知人善任，与汉高祖相同，这当然不错。但太祖继承的是自天宝以后经历五代、二百多年极度衰败的天下；汉高祖继承的是秦二世末年全盛之后、天下刚刚开始动乱的局面，所凭借的形势本来就不同。太祖开创帝业，制定法则流传后世，后代常常可以实行；汉高祖不过粗略安定海内而已，这是第一点不及。太祖创立折杖法，使百姓免于死于杖刑；祸乱平定后制定常行刑法，一概以宽大为本。汉高祖虽约定法令三章，但肉刑、诛灭三族之刑，直到汉文帝时才废除，这是第二点不及。太祖的功臣原来都与他地位相等，等到君臣名位确定后，彼此相安，始终一心。汉高祖却猜疑离间诸将，诛灭他们的家族，这是第三点不及。太祖削弱强藩，使藩臣各守职分；汉高祖分封诸侯超过制度，反叛者接连兴起，经过几代才安定，这是第四点不及。太祖征伐必定取胜；汉高祖多次作战总是失败，这是第五点不及。太祖文武才能出自自身，群臣没有人能比；汉高祖若不是得到三杰辅佐，不能没有过失，这是第六点不及。开宝初年，南海首先归附，赵佗分割南越而称帝，汉高祖不能禁止，这是第七点不及。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行归附；汉高祖在白登遭受困厄，仅仅免于祸患，这是第八点不及。太祖后宫有二百人，询问愿意归还的，又遣返四分之一；汉高祖沉溺于男女之事，女祸甚至连累宗族，这是第九点不及。太祖明察大计，把天下交付给合适的人；汉高祖选择继承人不够审慎，几乎使国家断绝，这是第十点不及。汉高祖所不能赶上的，大的方面就是这些。自三代以来平定乱世的君主，没有人比得上太祖。三代已经很兴盛了，但禹的孙子太康失去国家，汤的孙子太甲被放逐废黜，文王、武王之后传了三四代，昭王又没有从楚国回来。汉代以来，变故的繁密，更是说也说不完。

译太祖经营创始的大业，以及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泽，所覆盖的地方非常长远；五位圣君继承他的事业，直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上下和睦安乐，没有改变脸色、动摇神色的忧虑，耳目所接触的都是长久的太平安定，这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太祖开创基业并传给后世，足以比迹尧舜；治理天下的纲纪法度，超过汉高祖太平的功业；施行于无穷后世，是三代也不能相比的。成就功业、盛大德行，达到极点了啊！唐天宝十四年，天下有八百九十一万户；太祖元年有九十六万户；末年天下平定后有三百零九万户；今上元丰二年，有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千户。圣人的德泽覆盖、滋润并养育百姓，这就是它盛大的原因。追溯事实的根源，考察成就这种局面的由来，难道没有根本原因吗？《仁宗御集序》【欧阳修】从前君臣圣贤，彼此在朝廷上告诫劝勉，君臣都俞吁咈，而天下因此得到治理，这是二帝的言语。发布号令、进行征伐，反复叮咛、加以约束，而文辞文雅、诚厚纯正，这是三代的文章。尧、舜、夏、商、周的盛世，遥远地超出千年以前，却能清楚显现在百代以后，是因为它们的书籍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典、谟、训、诰一类文章成为历代珍宝的原因。只有我仁考神文圣武明孝皇帝的著作，具有二帝的言语和三代的文章。理应刊刻在六经之间而流传不朽，展示给万世作为取法的准则。何况我这个后辈，得以承继帝位和事业，正想着努力继承、光大并宣扬它，怎么敢使它失传坠落？于是下诏尚书刑部郎中、知制诰邵必，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全部取出宝文阁旧藏，分类编次为一百卷。邵公和吕公著勉励我为它作序说：‘这篇序不可缺少。’我想到，圣考在位四十二年，承继三位圣主的宏大事业，享有百年的盛隆，却不敢安逸懈怠，慎重对待祭祀，以侍奉上天、享祀先亲；斋戒庄敬、清洁精诚，必定以诚信为本。因此亲自郊祀、拜见上帝九次，恭敬地向天地谢祷、在明堂举行大享各两次，亲自耕种籍田、在太庙举行祫祭各一次，却从不以此为劳苦。游乐、娱乐、射箭、打猎，是前代贤王明主也不能完全避免的事情，但这些都不是他的爱好。每逢岁时亲临，宴饮群臣，必定询问祖宗的旧制；平常静默无事，不合时宜地听不到车马声。后苑每年春天赏游一次，也只是旧例。中止了二十多年，偶尔在近郊打猎、在便殿设曲宴，也仅仅一两次而已。因此，叙述禋祀祭享、升堂歌唱乐章，收藏在有关官署、进献于郊庙的文章很多；而登临游赏的快意、宰杀鲜物和献上猎获的欢乐，前代所夸耀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涉及一件。至于万机政务之余，他淡泊凝神，不见有什么嗜好，只亲自阅读宝训，在迩英殿陈说经典，探究钟律的根本，讲授训练军队的武略，翻阅图籍以鉴戒古人，铭刻器物以自我警戒。他在清闲宴息之余所做的，不过这些事情而已。唉！这就是大禹的勤劳节俭。只有君主在上面劳苦，天下才能安享闲逸；自己节约，天下才能享受丰足。这正是大禹成为圣人的原因，是勤俭的功效。我的圣考在位时，恩泽覆盖百姓，恩惠施加内外；减轻刑罚，停止战争；容纳谏诤，信任贤能；使百姓安居于太平，使风俗达到富庶，让海内之人都沐浴恩德、接受恩赐、滋润欢舞，却不知道这一切从何而来，原来是长期勤劳节俭、逐渐养成的结果。因此功业成就而事业兴盛，建立庙宇、制定尊号，成为宋仁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唉！“仁”这个名称，是尧舜的盛大德行，也是极其美好的称誉，本来就已经巍峨得与天地一样没有尽头了。永远思念圣人的著作，把它刻在玉版上，收藏在金匮中，用来光耀后代、流传无穷，希望后人知道我圣考仁宗之所以称为仁，是从勤俭开始的。唉！这也正是用来教诫我这个后辈的。《古史序》【苏辙】古代的帝王都是圣人，他们的治道以无为为根本，万物没有什么能够扰乱它。他们行善，就像水必定寒冷、火必定炽热；他们不做不善之事，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吃谷物。不学习便能成就，不勉强便能获得，是因为内在积蓄有余，所以他们由此推行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些深妙之处无法探知。孔氏遗留下来的书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自三代衰落以后，圣人不再出现，世人不知道根本，只在喜怒哀乐已经发出之后纵情驰骋，所以表现在事业上，一天天变得鄙陋，连圣人的万分之一也达不到。即使在春秋时期，王道的恩泽还没有完全枯竭，士人生于其间，学习礼义，明察利害，像管仲、晏子、子产、叔向这些人，也都不足以真正懂得圣人的境界。到了孔子，他对此知道得最为透彻，却从未明说。孟子知道其中一二，有时把它告诉别人，但天下也没有人能够相信。时代渐渐衰落，到了秦汉，士人更加把功利当作急务；谈论圣人的人，都用自己所知的东西来臆测圣人。儒者拘泥于法度数目，所谓智者沉溺于权势利益，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太史公开始改变编年体的方法，创立本纪、世家、列传，记载五帝、三王以来的历史，后世再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体例。然而司马迁为人见识浅近而又不好学，记载疏略而轻易相信。汉景帝、汉武帝时期，《尚书》古文、《诗经》毛氏传、《春秋》左氏传都没有列入学官，世上能够读到它们的人很少，所以他记述尧舜和三代的事情，都没有得到圣人的本意。战国时期，各家诸子和辩士各自著书，有的增删古代史事，以使当时的学说取得可信性，司马迁一概相信。更有甚者，有人采用世俗相传的言语，来替换古文旧说。秦朝焚书以后，战国史书不在民间流传；秦朝厌恶其中议论自己的内容，几乎全部焚毁，幸而野史中还有一两种保存下来，司马迁也没有时间详细考察。因此他记载战国史事，有些年份竟不记一件事，我私下为此感到悲哀。所以我因循司马迁的旧作，上观《诗》《书》，下考《春秋》，以及秦汉杂录，从伏羲、神农开始，到秦始皇帝为止，写成七篇本纪、十六篇世家、三十七篇列传，称为《古史》，追述记录圣贤遗留下来的旨意，明确展示给后世。至于得失成败的关键，也详细论述其中的原因。唉！从几千年以后谈几千年以前，详细情形本来无法完全得到；幸而还有保存下来的资料，却又有时失传，这就是我编作《古史》的原因。《张中丞传后序》【韩愈】

译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里，我韩愈和吴郡张籍查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自负，这篇传记写得相当详细严密；然而我还遗憾它有缺漏：没有为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事情的始末。许远的才干虽然似乎不如张巡，但他打开城门接纳张巡时，职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张巡而居于其下，毫无猜疑嫉妒，最终和张巡一同拼死守城，成就功名。他们城陷被俘，只是死去和被俘的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了解两位父亲的志向，便认为张巡死了而许远却接受俘虏，怀疑许远是害怕死亡而向贼人屈服。许远如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这一小块土地，吃掉自己所爱之人的肉，和贼军抗争而不投降呢？他们被围守城时，外面没有蚍蜉蚂蚁一样微小的援助，所要忠于的只是国家和君主。贼人告诉他们国家已亡、君主已灭，许远眼见救援不到而贼军越来越多，一定会认为贼人的话是事实。外无援兵可待却仍然死守，人与人相食也将吃尽，即使愚人过几天也知道死亡即将到来。许远不怕死，也是明白无疑的。哪里有城池毁坏、同伴全都战死，唯独一个人顾全羞耻而求生的道理？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唉！说许远贤明却替他制造邪说的人，又说许远与张巡分城防守，城池从许远所分守的地方开始陷落，便凭此辱骂许远，这种见解又与儿童没有区别。人将要死亡时，五脏六腑中一定有某一处先受到疾病侵袭；就像牵拉一根绳子使它断裂，断处必定有具体位置。旁观者看见这种情形，便顺着断处责怪它，那也是不通达事理。小人喜欢议论，不乐意成全别人的功业，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像张巡、许远二位取得了如此成就，显赫卓越，尚且不能免于非议，其他事情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当二位刚开始守城时，难道能够知道最终一定没有援救，便抛弃城池向相反方向逃跑吗？如果这里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别的地方，又有什么益处？等到没有援救、处境困穷时，率领着创伤残缺、饥饿羸弱的士卒，即使想离开，也一定走不到目的地。二位的贤能，在谋划守城这件事上已经精密周详。守住一座城，捍卫整个天下，凭借千百名即将耗尽的士卒，抵抗百万且日益增多的军队，遮蔽江淮、阻遏敌军势头，使天下没有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当时，弃城谋求自保的人，不可一一计数；掌握强兵而坐观成败的人，彼此环绕。既不追究议论这些人，反而以死守城池责备二位，也可见那些人把自己比作叛逆作乱者，编造淫邪之辞来帮助敌人攻击忠臣。我曾在汴州、徐州两府任职，多次往来于两府之间，亲自祭拜所谓的双庙；当地老人常常讲述张巡、许远当时的事情。他们说，南霁云向贺兰进明请求救援时，贺兰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救援。贺兰进明爱惜霁云的勇敢壮烈，不听从他的请求，强行把他留下，准备食物和音乐，请霁云入座。霁云慷慨地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城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我即使独自想吃，按义理也不忍心；即使吃下去，也无法咽下。’于是拔出所佩的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地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大为震惊，全都受到感动，为霁云流泪。霁云知道贺兰进明最终没有出兵的意思，便立即驰马离去。将要出城时，他抽出箭射向佛寺的佛塔，箭插入塔上的砖中有半箭深，说：‘我回去击破贼军，一定消灭贺兰进明。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我在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着那支箭互相谈说。城池陷落后，贼人用刀威胁张巡投降，张巡不屈服，贼人便把他拖走准备杀害，又劝降南霁云。霁云没有答应，张巡呼喊他说：‘南八，大丈夫不过一死，不能因不义而屈服。’霁云笑着说：‘我本来想要有所作为；既然您有话，我南霁云岂敢不死！’于是也不屈服。张籍说：‘有一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曾依附张巡。张巡起兵后，于嵩常在包围之中。大历年间，我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因为张巡起初曾任临涣县尉，喜好学习，没有什么书不读。我当时年纪还小，只粗略询问张巡、许远的事情，不能详细了解。’ 南霁云身高七尺多，胡须鬓发像神人一样。他曾看见于嵩读《汉书》，便对他说：‘为什么长久地读这部书？’于嵩说：‘还没有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一生都不会忘记。’于是把于嵩正在读的书从头到尾背诵出来，一个字也没有错。于嵩很惊讶，以为张巡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于是胡乱抽出其他书卷来试他，张巡没有一卷不能全部背出。于嵩又取书架上的各种书来提问张巡，张巡都能当场背诵，毫无疑惑。于嵩跟随张巡很久，也没见张巡经常读书。他写文章时，拿起纸笔便站着写成，从来不先起草。张巡刚开始守睢阳时，士卒只有近万人，城中居民也有好几万户。张巡因为只见过一次便询问姓名，此后没有不认识的人。张巡发怒时，胡须鬓发便立即张开。城池陷落、贼人让张巡等几十人坐下并将要杀戮时，张巡站起来环视四周；众人见张巡起身，有的站起来，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命中注定的死。’众人哭泣，不敢抬头看他。张巡临刑时，脸色不变，安然自若，像平常一样。许远宽厚，是位长者，容貌也像他的内心一样。他与张巡同年出生，只是出生月份和日期比张巡晚，所以称张巡为兄长。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于亳州、宋州之间。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州、宋州之间有田地，被武人夺去占有。于嵩将要到州府申诉处理，却被那武人杀害。于嵩没有儿子。张籍说。《删正〈黄庭经〉序》【欧阳修】无仙子，不知道是什么人。他没有姓名、爵位、乡里和世系，没有人能够称说他的身份。他自号无仙子，是为了警醒世上那些学习成仙的人。他这样说：自古只有道，并没有仙；后世的人知道有道，却不能得到道，不知道无仙，反而妄自学习成仙，这是我所哀怜的。道，就是自然之道。人生下来必定死亡，也是自然的道理。用自然之道来养护自然的生命，不自行损伤、摧残而早夭，使自己享尽天年，这是自古圣人和智者共同的做法。禹奔走天下，乘坐四种车辆，治理众多河流，可以说形体十分劳苦，却活了一百岁。颜子萧然地居住在简陋小巷，只有箪中之食、瓢中之饮，外物不能诱惑他，内心也不为外物动摇，可以说获得了最大的快乐，却活不到三十岁。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仁人。形体劳苦的人反而长寿，安于快乐的人反而短命，大概寿命有长有短，是禀受于上天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只要不自行损伤，各自享尽天年，那么这两个人相同的地方就在这里。这就是所谓用自然之道养护自然的生命。后世贪恋生命的人，讲求养生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吃草木，服食金石，吸取日月的精华光辉。

译又有人认为外在的事物不足以依靠，反过来从内在寻求，于是停止思虑、断绝欲望，炼养精气，勤于吐纳，专心守护内在来养神。他们的方法虽然根本上也是贪生，到了极致，有时还可以保全形体、驱除疾病，仍然胜过放纵欲望、任情而行来损害生命的人，这称为养内的方法。所以最有智慧的人任凭自然，其次是通过养内来驱除疾病，最下等的才是妄想长生而贪恋生命。世上传说的《黄庭经》，是魏晋间道士所作的养生书。它的学说专门讲养内，内容多奇异怪诞，所以流传久了容易发生讹误，如今家家都有不同的版本，没有办法考订订正。无仙子非常喜好古书，家中收藏了许多古书文字，把它们当作玩赏娱乐。有一种《黄庭经》石刻本，是永和十三年晋人所书，它的文字相当简略；拿它与现今世俗流传的版本比较，唯独它较为有理，怀疑它得到了原书真貌。于是无仙子叹息说：我想让世人明白没有仙人，从而停止他们求仙的学习，只是我的力量还做不到。我看世人拘执于奇怪讹误的书籍，想求长生却反而损害生命，难道不可悲吗？何况我把玩赏古书所得的余暇，用来拯救世人的谬误迷惑，又有什么可吝惜而不去做呢？于是删削订正各家不同的版本，一概以永和石刻本为定本；对其中难以理解的话略作注解，希望不再让讹误的学说迷惑世人、损害生命，这也不算没有益处。至于大雅的君子，难道会取法这些吗？《孙子后序》【欧阳修】世上流传的《孙武十三篇》，多采用曹公、杜牧、陈皞的注，号称三家《孙子》。我近来参与编撰《四库书目》，所见到的《孙子》注本尤其多。孙武的书根本在于用兵；用兵的方法不止一种，而以变化无穷为奇，所以解释它的人很多。凡人运用智谋各有短长，施行谋划也各不相同，因此有人把自己的说法拘泥在偏见上，但没有超出所谓三家注的范围。三家之中，陈皞的注最晚，他常常攻击杜牧的短处，杜牧也对此很感慨。陈皞最喜欢谈论军事，想亲自试验却没有机会；他的学问能够讲述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十分博洽详尽。然而前代谈到善于用兵的人，都称赞曹公。曹公曾经与董卓、吕布以及袁氏诸人较量力量并战胜他们，于是与吴、蜀分割汉室天下而称王。传说魏国诸将出兵千里，每次坐下来谋划胜败，曹公便把算定的方案交给他们；诸将采用它，十次中不会失败一次；只要有一次违背，军队便立即败退。所以魏朝用兵，全都按照新书行事，他精通兵法到了这种程度。杜牧说曹公在注释《孙子》时尤其简略，大概是借助自己从中得到的心得，另自写成一部书，这说明曹公完全掌握了孙武的兵法。然而孙武曾把自己的书献给吴王阖闾，阖闾采用它，向西击破楚国，向北使齐、晋臣服，成为诸侯的霸主。假如孙武亲自运用自己的书，只能达到强国称霸；等到曹公运用它，却最终也不能消灭吴、蜀，难道孙武的兵法就只到这里吗？还是说曹公运用它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呢？后世学习的人，只看到他的书，又各自受自身见解牵制，所以注释的人虽然很多，却很少有真正恰当的。唯独我的朋友圣俞不是这样。他曾评论孙武的书说：‘这是战国诸侯相互倾轧的学说；三代王者的军队，以及司马所掌九伐之法，孙武都比不上。然而我也喜爱它文辞简略而含义深远；它在行军用兵、判断敌情、制服敌人而取胜方面，也都有法度，言语很有条理，只是注释者把它搅乱了，有时失去原意。因此我亲自为它作注，凡是拘泥于偏见的地方都剔除，传达自己的意思来阐发它，这样孙武的学说才不会被搅乱而明白。’我知道这部书应当与三家注一同流传，后世取用其学说的人，往往会更多取法我们圣俞的注解。圣俞为人谨慎质朴、温和恭敬，衣冠整齐，进退举止从容，完全是一位儒者。后世看待他的著作，却把他同太史公怀疑张子房是壮士一样看待，岂不是相同吗？《古今家诫序》【苏辙】老子说：“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因为节俭，所以能够宽裕。”有人说：“慈爱怎么就能使人勇敢呢？”回答说：“父母对于子女，爱得深，所以替子女谋划事情也周密。因为深爱而谋划周密，所以替子女躲避祸害就迅速，趋就利益也果断。这就是慈爱能够使人勇敢的原因。并不是父母比别人贤能，而是形势必然如此。我小时候读书，见到父母告诫子女，总是恳切周详，唯恐没有说尽；忧虑深切，唯恐子女听不进去。我说：‘唉，这就是父母的心啊！’老师对于弟子，制定规矩来教导他们。贤能的就引导他，不贤能的也不强求。君主对于臣下，制定号令来告诫他们。有能力的就任用他，没有能力的就不用他。臣下对于君主，可以进谏就进谏，不能进谏就离去。子女对于父亲，要用委婉的方式进谏，不敢公开显露，这些关系中都有礼法存在。父母却不是这样，子女即使不成材，哪里有父母会抛弃子女的呢？所以他们把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都告诉子女，直到没有遗憾才停止。《诗经》说：‘远远地舀取那道路上的积水，把它舀来注入这里，可以用来蒸煮黍稷。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即使是道路上的积水那样低劣，也没有什么可以舍弃的，正如父母不会抛弃子女一样。所以父母对于子女，是人伦之中最为深厚的关系。即使子女不贤能，等到父母对他讲话时，也一定忠诚而详尽，更何况贤能的子女呢？太常少卿、长沙人孙公景修，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了，由母亲教养；他的母亲贤能，使他成就了学业。母亲年老以后，他思念母亲的心也没有忘记，于是撰写《贤母录》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后来他又汇集古今的家诫，得到四十九人的材料，拿给我说：“古代有人写过这样的书，但文章不完整，我对此感到遗憾。所以写成这部书，汇合众多父母的心意，留给天下人，希望或许有所帮助吧？”我读了之后感叹说：“即使有凶悍的子弟在街市上争斗，也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收手退到街上。经过那里的人，也没有不流泪的。慈爱和孝顺的心，人人都有，只是担心没有办法把它激发出来罢了。如今这部书，恐怕正是要把这种心激发出来吧？即使把它推广到天下，也是可以的。自周公以来直到现在，父亲的训诫有四十五条，母亲的训诫有四条。孙公还将继续增补扩大它，并不会到此为止。” 《列女传目录序》【曾巩】

译刘向编述的《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向列传》。但《隋书》和《崇文总目》都说刘向《列女传》有十五篇。曹大家作注时考察《颂义》，大概是把曹大家所注的七篇分开成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加陈婴之母以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本来的面貌。大概刘向的旧书已经亡佚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以《颂义》编排篇次，又把这部书重新确定为八篇，和所谓十五篇的本子一起收藏在馆阁中。《隋书》又把《颂义》说成是刘歆所作，这与《向列传》不相合。如今考察《颂义》的文字，大概是刘向自己的序言；而且《艺文志》中有刘向《列女传》《颂图》，明明说明它不是刘歆所作。唐朝战乱以后，保存下来的古书很少了，而《唐志》所著录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连曹大家注的十五篇也没有著录。然而这部书如今还存在，可见古书有的虽曾著录却已经亡佚，有的没有著录却反而保存下来，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实在可惜。如今八篇本和十五篇本已经校勘确定，可以抄写。起初，汉朝承受秦朝衰败之后的局面，风俗已经大坏；到了成帝时，后宫中的赵氏、卫氏等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一定要从宫内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妇女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国家兴亡的事迹，来告诫天子，这就是刘向编述此书的大意。他说大任怀孕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靡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这样。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这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之人所敬畏的事情。假如天下女子都能做到，那该是多么盛美啊！依我所听闻，大概是由于有师傅保姆的辅助，有《诗》《书》以及图籍史册的训诫，有珩、璜、琚、瑀等玉佩所体现的仪节，也有威仪举止的法度。教导她们的虽然有这些条件，然而古代君子从来没有不以自身来感化人的。因此，《家人》卦的意义归结于反求自身，《二南》的教化事业根本在于文王，这难道是从外部得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兴盛的原因在于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其中的根本原因，大概在于文王亲身教化。所以内宫有后妃如《关雎》所表现的品行，外朝有群臣如《二南》所表现的美德，二者互相成就。推而广之，商纣的昏乱风俗、江汉一带的小国、《兔罝》所说的乡野之人，也没有不喜爱善行而自己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说的修养自身，所以家庭、国家和天下都能得到治理。后世即使是有学问的人，大多也追逐外物而不能安守本分；他们的家庭既然没有可以效法的人，于是竞相趋于邪僻奢侈，难道只是没有互相成就的道理吗？士人如果苟且地宽恕自己，只顾贪利而冒犯羞耻，不知道反省自身，往往还会被家庭拖累。因此说：“自身不实行道，便不能使妻子实行道。”这话确实可信啊！这样的人，并不是一向处在显贵地位的人。然而距离《二南》的风气，也已经很远了。何况是面向天下、统治天下的君主呢？刘向编述此书所包含的劝诫之意，可以说十分深厚了。然而刘向号称博览群书，而这部传记所说的《诗经》中的《芣苢》《柏舟》《大车》等篇，与如今为《诗经》作序者的说法尤其不相合，大概无法考证。至于《式微》一篇，又说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因为他取材广博，所以不能没有失误吗？其中说“象设计谋杀害舜，以及舜用来脱身的办法”，与《孟子》颇为相合。然而这部传记中有这样的说法，而《孟子》没有说到的，恐怕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后世各位儒者解释经传，大多本来就有这种情况。读者可以取用其中有补益的部分，而选择辨别其中的是非。因此我为它写这篇序论，来说明它的开端。《礼阁新仪目录序》【曾巩】《礼阁新仪》共三十篇，韦公肃撰写。它记载开元以后直到元和年间的礼制变革。礼史馆、秘阁和我的藏书都有三十篇，集贤院的藏书有二十篇，用来相互校勘。史馆、秘阁和我的藏书重复的很多，少的那一部缺八篇，只有集贤院的藏书内容齐全。然而我的藏书中有一篇目录，可以用来考察篇次。这部书原本是三十篇，集贤院的藏书虽然完整，但篇次也已经错乱。于是校正脱漏和错误，按照目录确定篇次，《礼阁新仪》三十篇便重新完整了。礼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本性，礼的作用则表现在人的言语、行动、视察和听闻之间。假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察和听闻都统一于礼，哪里还会放纵邪心、困于外物呢？不放纵邪心，不困于外物，祸乱就可以止息，财用也可以充足。礼所立的意旨精微，它所建立的法则影响深远。所以设置礼器，规定礼物，制定礼数，建立礼文，来应对各种事务，这些都是人的起居、出入、吉凶、哀乐所用的器物和规范。所谓礼的作用在于言语、行动、视察和听闻之间，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古今的变化不同，风俗的便利习惯也不同，所以法令、制度和礼数沿用久了不能没有弊病，这是形势本来就如此。因此制定礼制，开始时无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后来却多有失误而难以遵行，也是同样的道理。礼制有了失误，就一定要改制定制，以求适合实际。因此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来没有相同过。后世距离三代已经一千多年，所遭遇的变化和所习惯的便利都不同，当然已经相去很远了。然而议论者不探究圣人制作礼制的方法，却说设置礼器、规定礼物、制定礼数、建立礼文，来应对各种事务、作为人们起居出入和吉凶哀乐的凭借，就应当一一追随先王的遗迹，这样礼才可以兴盛。等到那些说法无法求得、那些制度无法考察，或者不适合人情、不合实际用途时，他们宁可茫然不敢有所作为，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察、听闻之间荡然无所节制。到了担心犯罪者不能停止，就繁琐地制定法令来防御他们。因此法令繁多到无法胜数，犯法的人也多到无法胜数，难道不是迷惑吗？上古的圣人有的制作耒耜，却没有建造宫室；有的制作舟车，却没有制作棺椁。难道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制作吗？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尚未感到困扰的事情，不必改变。到了后来的圣人建造宫室，并不是认为穴居土处不可改变；制作棺椁，也不是认为用葛藤裹尸、置于沟中不可更改。难道是喜欢故意相反吗？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已经感到困扰的事情，不能因循不改。

译后来圣人又设置两座观楼，改用有棱角的椽子；用质朴的木材改为有文饰的梓木，改变瓦棺的朴素形式，难道是不能遵从俭约吗？是因为认为人情所喜爱的东西，可以为它制定节制，却不能强行改变。由此看来，古今的变化不同，风俗的便利习惯也不同，就应当多次改变礼法来适应它，何必一一追随先王的遗迹呢？礼制的关键在于培养百姓的本性、防止百姓的欲望，只要本末先后能够符合先王的心意就够了，这就是制作礼制的方法。所以崇尚未经过加工的瓦器，而使用薄酒；把太羹放在前面，而让各种菜肴满足口腹。一方面是为了尊贵根本，一方面是为了亲近实用。由此就知道，圣人创制后世礼制时，一定会尊重俎豆，而不会废弃今天的器用；会把弁冕放在前面，而不会禁止今天的衣服。由此推展开来都应当如此，然后他们所作的改易变革，才不会违背天下的形势、惊扰天下的人情，而本来就已经符合先王的心意了。因此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来没有相同过，但制作礼制的方法也从来没有不同过。后世不推究其中的道理，有的终于不敢有所作为，有的虽有作为也只是出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简略而不能完备，稀疏而不能常行，而且不过用于上层，还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所以，礼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本性，礼的作用在于人的言语、行动、视察、听闻之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百姓尚且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它的耳目，更何况实际服从、习惯并安于其中呢？等到他们陷入罪过，就繁琐地制定法令来防御他们，这难道不是不仁吗！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情，虽然其中的礼制已经浅薄，但凡是世上记载礼制的书，也都有所依据，并且具备一个时代的得失。从前孔子对于告朔之礼，还爱惜它尚且存在，何况如今把它写入一代的典籍呢？所以这部书不能不加以珍视，我为它校定编次，以等待论礼的人考察取舍。《内制集序》【欧阳修】从前钱思公曾说，朝廷的官职，即使是宰相这样重要的职位，也可以让各种人才兼任；唯独翰林学士，不能没有文章才能。思公自己说这话时，很受达官贵人的恼怒，但他也自负地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如今翰林学士所写的文书很多，至于青词、斋文，必定要采用老子和佛教的说法，祈禳秘祝往往接近民间家庭街巷的事情；制诏诰命为了便于宣读，常常拘泥于世俗所谓四六文，这些大多都是如此。这样看来，果真可以称为文章吗？我在翰林任职六年，其中两三次进拜大臣，恰好都没有轮到我当值，而天下无事、四方和好、兵革不用。凡是朝廷用来指挥号令、训诫约束的文章，如果没有具体事务，就无从发挥。何况我中年便早早衰老，意兴凋零，以并不高明的作品，又没有机会遇到事情来发挥；那些琐碎的应用文字被常规格式束缚，卑弱而没有振作之气，本来就值得羞惭。然而如今的文士尤其把翰林看作荣耀的职位。我罢职以后，院吏取出我当值时所起草的文稿，按日期编排，得到四百多篇，因此不忍心丢弃。何况这些文章上至朝廷，内至宫禁，下及四方海外的事情无不记载；时政记、日历以及起居郎、舍人有所省略而未记载的事情，未必不能从这里得到补充。唉！我将要老了，正准备在淮水、颍水之间买田。到了夏天，在凉竹席上迎风；冬天，在茅檐下晒太阳；睡醒后支着枕头回想自己一生的仕宦进退，回头遥望玉堂，仿佛还在天上一样。因而翻阅遗稿，看见其中所记载的官职姓名，用来考察那些人的盛衰先后、谁还在世、谁已经亡故，足以知道荣宠不过是虚名，只能作为笑谈中的一笑；也可以借此向田夫野老夸耀罢了。《外制集序》【欧阳修】庆历三年春天，丞相吕夷简病重，不能上朝。皇上已经重新任用大臣，锐意处理天下事务，开始采纳谏官、御史的奏疏，追回任命夏竦的制书。不久又从陕西召回韩琦、范仲淹，按正当名义授任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范仲淹、韩琦都惶恐叩头辞让，五六次仍不停止；皇帝亲手下诏，催促韩琦等急速上路，而富弼正要入宫请求召对，以辞让为由不得进见，皇帝便派宦官催促送到閤门使那里，使他接受诏命。唉！看韩琦等人为什么辞让，以及皇上为什么任用韩琦等人，可以说是圣贤相遇，是万世难逢的机会；君臣之间的关系，何等盛美啊！这时天下的士人，谁不愿意成为有才能的人呢？只是我是什么人，也能列入这次选拔吗？夏历四月，我被召回，从滑台进入谏院。冬历十二月，授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夏人虽然多次请求归顺，西部军队仍未解除戒备；京东多年有盗贼，最后王伦在沂州突然起兵，转而劫掠江淮之间；张海、郭貌山等人也在商州、邓州起兵，使京西受到惊扰。州县官吏大多不能称职，百姓困弊。天子正慨然劝勉农桑、兴办学校，破除旧例，不按常格任用人才，怜悯百姓困苦而想除去那些害民的官吏；知道磨勘法长期积弊，想另外考察人才和不肖之人，以进用贤能；忧虑各部门职务不能修举，便重申实行赏罚的信用，大概是想整顿法度。我当时虽然掌管诰命，仍然担任谏职，常常能够在殿中奏事，从容而充分地听到天子为什么要改变和整顿各项事务、忧虑怜悯百姓而劳心求治的心意；退朝后便把这些写入制书，用来讽谏、晓谕、训诫和告诫在位者。然而我当时正参与修订祖宗旧事，又修撰起居注，又修订编敕，每天与同舍官员议论治理和文书，所省略的事情不止一项；而实际下达的除授名目往往只有一两项。当时又已逼近丞相出任，所以不能专心思考、精工文字，以充分表达天子难以明白晓谕的心意，也不能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风格。唉，学者的文章能够被世间采用，已经很少了，何况能够施用于朝廷，又遇到君主致力于治理的盛况？即使像我这样浅陋的人竭尽才能，尚且担心不能称职，更何况不能专心任职呢？这就是我对这些文章常常留下遗憾的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出任河北转运使；又过了一年春天，暂时主持成德军事务。公务稍微闲暇时，我拿出先前所写的制草阅读，虽然不能把天子的全部心意都写进文章里，但百份中也能有一二份做到，足以彰明给后世看，因为其中保存着君王的训诫，难道能因为我的文章浅陋就废弃吗？于是把它们编成三卷。我从直阁下当值八十天，任期刚满，不过几天，便奉命出使河东；回来后立即到河北，所以所写的只有一百五十多篇。” 《田表圣奏议序》【苏轼】

译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的奏议共十篇。唉！田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他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而不避讳，大概从敌人以下都有人承受不了，何况是君主呢？因此我知道二宗是圣明的君主。自太平兴国以来直到咸平年间，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千载难逢的时代。然而田公的言论常常像有不可预料的忧患近在早晚之间，这是为什么呢？古代君子一定在天下太平时忧虑，在圣明君主面前保持警惕。圣明君主有超越常人的资质，就一定会轻视臣下；天下太平而没有可畏惧的防备，就一定会轻慢百姓。这正是君子最为忧惧的事情。当汉文帝时，刑罚搁置不用，战争也没有发生，而贾谊却说：‘天下有值得长叹息的事，有值得流泪的事，有值得痛哭的事。’后世并不因此稍稍降低对汉文帝的评价，也不因此过分责怪贾谊。由此看来，君子遇到太平时代、侍奉圣明君主，按道理就应当这样。贾谊虽然没有受到重用，但他所说的意见大略已经施行；不幸早逝，功业却没有在当时显著起来。然而贾谊曾建议，让诸侯王的子孙各按次序接受分封的土地，汉文帝没来得及采用，经过孝景帝直到武帝时，主父偃实行了这项建议，汉室因此安定。如今田公的意见，十条中还没有采用五六条。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主父偃这样的人，把它们提出并实行呢？希望把他的文章广泛流传于世，必定会有人与田公的见解相合。这也是忠臣孝子的心愿。《范贯之奏议后序》【曾巩】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编成十卷，嘱托我为它作序。自至和以后十多年间，范公曾因论事而任职；从天子、大臣直到群臣百姓，从宫禁之内直到四方幽隐之地，凡有关于政事得失善恶的事情，范公无不竭尽心力反复考察，向皇上极力陈说。有时规劝、纠正皇上的情欲，有时切实研讨政事谋划，有时辨别忠臣和奸佞，安排他们的进退。一篇奏章上奏一两次，有时竟上奏十多次；有的事情暗中争辩、单独陈奏，有的则把谏官、御史全部召集起来共同议论，尽情陈说。仁宗曾虚心采纳这些意见，因此改变诏令，重新实行或废止某些事情；有的立即执行，有的过了一个月、超过时日，甚至到了后来，最终都被采纳施行。大概在那个时候，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情的真伪以及群臣才能的高下，正以仁厚清静的政策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和取舍，则一概交给公议决定，而不凭个人意志行事。他所提拔任用、让其以言论担任职务的人，像范公这样的，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范公和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直陈意见，不委曲顺从、苟且停止，因此天下的实情得以全部上达，而有害于事理的事情往往不能实行。至于那些奇异乖张、任性妄为的人，有所作为时也往往很快失败并后悔。所以在这个时期，朝廷经常把政事交给七八位大臣，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奉行法令、恪守职分，天下安定。能够任用贤人而不凭个人意志行事，是上天的道理。仁宗之所以仁德如天，能够在位四十多年，承继太平的基业，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得到范公的遗文而评论那个时代，看到君臣上下能够这样相互成就，一定会低回感慨、仰慕不已，发出自叹无法企及的感想。这样以后才知道那样的时代实在难得，那么范公的言论没有湮没，难道只是为了彰明先帝无穷的盛德吗？范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恕；他从政时宽厚平易、爱护百姓，到了朝廷上却能直言正色，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当时所有和范公一样负有进言责任的人，后来大多做到高官，唯独范公早早去世。范公名师道，他的世系、籍贯、历任官职和生平事迹，今有资政殿学士赵公抃所作的墓志铭记载。《徐干〈中论〉目录序》〔曾巩〕 我起初见到馆阁以及世间流传的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全书只有这些。后来读《贞观政要》，奇怪唐太宗曾说自己看过徐干的《中论》“复三年”篇，而现存这部书中却缺少这一篇。于是我考察《魏志》，看到魏文帝称徐干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和世间所收藏的徐干《中论》二十篇，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是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际。魏文帝称徐干内怀文章、外抱质朴，恬静淡泊、少有欲望，具有箕山隐士的志趣。《先贤行状》也称徐干行为笃实、体察道义，不沉溺于世俗荣华。魏太祖特意表彰并征召他，他以疾病为由推辞不就。后来任命他为上艾长，他又因病没有赴任。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微以及秦朝焚毁学术之后，诸子百家、杂家之说和圣人之道一同流传，学者很少能够独自洞察道德的要旨，而不被俗儒的说法牵引。至于修养心性、进退出处和言语沉默之间，能够不违背义理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身处魏代那样污浊的时代呢？唯独徐干能够考察六经，推演仲尼、孟轲的旨意，阐述并评论他们的思想；即使在措辞和时宜上偶有小失，总的归旨看，与道不合的地方也很少。他从内心所得的道理，能够用文章真实而充分地表达出来；在污浊的时代中进退周旋，也保持着出处显晦的大节。我起初读他的书，考察其中的意旨而认为他贤能；又根据他的著作探求他的为人，才知道他的品行也值得称贤。可惜他的著作有益于世，而能够认识这一点的人很少。大概只根据他的言论和行为所达到的境界，再用世俗的好恶去观察他，那些人哪里足以了解他的心意呢？只是我的力量，哪里足以使这部书更加受到重视，使求学的人尊重并相信它呢？因此我校订其中脱漏和错误的地方，并为它叙述大略，大概是用来表达我的这番心意。《文编》第五十二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第五十三卷。明代唐顺之编。《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韩愈〕 韦侯从前以考功副郎的身份出任盛山太守，人们都说韦侯是才德出众的人；考功是显要的部门，盛山却是偏僻的郡，把他从适宜的位置上调走，放到恶劣的地方，实在是委屈了他的才能，韦侯将会怨恨而不能释怀了。有人说：不是这样。那些得到利益便欢喜雀跃、没有得到利益便忧愁哭泣，好像不能活下去的人，难道是韦侯这样的人吗？韦侯诵读六经的文章，用来探求周公、孔子的意旨，又很擅长写文章，可以说是儒者。儒者遭遇患难时，如果不是自己招致的，他拒绝把它放在心上，就像筑起河堤来挡住屋檐的流水；能够容纳并消解它，就像水归于海、冰消于夏日；每天玩味它，甚至忘却它，并用文章来排遣，就像奏响钟磬等金石乐器，压过蟋蟀的鸣叫和虫子的声音。何况只是对考功、盛山之间的一次不快，不过一呼一吸的时间罢了。没过多久，果然有人把韦侯所作的十二首诗送给我。诗中的意趣正是要进入溪谷、登上岩石、追逐云彩和月亮，把这些当作每日不足为道的事情；读着并吟咏它们，使人想要抛弃一切事务，前去和他游览，竟不知道他已从巴东出发，来到朐防。那时应和他的共有十人。到了这一年，韦侯任中书舍人，在宫中侍讲六经；应和的人中，通州的元司马已经做了宰相，洋州的许使君任京兆，忠州的白使君任中书舍人，李使君任谏议大夫，黔府的严中丞任秘书监，温司马任起居舍人，他们都聚集在京城宫阙之下。于是《盛山十二诗》和应和的诗在当时广泛流传，联缀成一大卷，家家都有收藏。仰慕这些诗而仿作的人将会日益增多，于是便分编成另外的卷册，韦侯让人为我题写在卷首。《荆潭唱和诗序》〔韩愈〕 有位从事把《荆潭酬和诗》给我看。我接受后读完了，于是抬头说道：“和平之声平淡，忧愁之声却深婉精妙；欢快愉悦的言辞难以写得工巧，困顿穷苦的语言却容易写得动人。因此文章的创作，常常发端于羁旅和民间。至于王公贵人，意气充满、志得意满，如果不是天性有才而又喜欢文章，就没有空闲来写它。如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辖的郡只有九个；常侍杨公治理湖南，辖地二千里。他们对于德政和刑政都勤勉不懈，爵位俸禄的报偿又都很优厚，竟还能存心于诗书，把言辞寄托在歌咏之中，来回酬答、循环唱和，有人唱就有人和。他们搜求奇特、剔抉怪异，雕琢文字，同那些身着布衣、居住乡里的憔悴而专心致志的士人较量文字的毫厘分寸；诗声铿锵，如同金石发响，幽深微妙，能够感动鬼神，真可说是才力完备而技能宏大的人了。”两府的从事和属下的官吏相继唱和，只要编入这部集子中的，都值得观赏。把它们用于乐章、载入典册，实在是合宜的。那位从事说：“您说得对。”于是把这些话告诉裴公，并写成《荆潭唱和诗序》。《石鼎联句诗序》〔韩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从衡山下来。他过去与进士刘师服在衡湘一带相识，将要经过太白山，知道刘师服在京城，夜里来到他的住处投宿。当时有校书郎侯喜，最近刚有能诗的声名，夜里正和刘师服谈论诗歌。弥明在旁边，容貌极其丑陋：白胡须、黑脸，脖子很长，头发高高束起，喉咙里还说着楚地的方言。侯喜看他如同没有看见一样。弥明忽然抖开衣服、扬起眉毛，指着炉中的石鼎，对侯喜说：“你说自己能作诗，能和我为这个石鼎作诗吗？”刘师服曾听衡湘一带的人说，弥明已经九十多岁，能够捕捉、驱逐鬼怪，拘禁蛟龙、螭龙、虎豹，但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刘师服见他年老，颇为恭敬，却不知道他还会写文章。听到这话，弥明非常高兴，立即拿起笔，在诗的开头题写了两句，接着传给侯喜。侯喜兴奋地立即在下面续写，如此这般。道士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就只是这样吗？”随即把手拢在袖中，耸起肩膀，靠着北墙坐下，对刘师服说：“我不懂世俗的书，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道：“龙头缩得像菌子那样蠢拙，猪腹胀得像彭亨那样广大。”起初并不像是经过用心构思的，诗句中似乎含有讥刺侯喜的意味。两人相互对视，既惭愧又惊惧，想用更多诗句来压倒他，道士便又作诗，传给侯喜。侯喜思考得更加艰苦，一心想压倒道士；每次构思，想要从口中吟出时，声音都更加悲切。他拿起笔想写，刚要落笔又停下，最终也不能写出奇特的诗句。写完后便传给道士。道士高踞着大声说道：“刘师服，拿笔来，我的诗如下。”他并未用心构思，成就却更加奇特，无法附会解说，诗句全都在刺讥刘师服。侯喜更加嫉妒他。刘师服和侯喜都已经作了十多韵，弥明应答如同回声一样迅速，每首都锋芒显露，含有讥讽。夜里到了三更，两人的思绪都已枯竭，不能再续作，于是起身道歉说：“尊师不是世俗之人，我们认输了，愿意拜您为师，不敢再谈论诗了。”道士奋然说道：“不行，篇章不能不写完。”又对刘师服说：“把笔拿来，我和你把它写完。”随即又吟出四十字，成为八句；写完后，让两人读完，对他们说：“篇章不是已经写成了吗？”两人一齐回答：“写成了。”道士说：“这些都不值得与人谈论，这难道算文章吗？我只是就着你们所能达到的水平来作，并不是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本领。我真正会的东西，你们都不够资格听。难道只有文章如此吗？我的言语你们也不应当听。我闭口不说了。”两人非常害怕，都起身站在床下拜道：“不敢再有别的请求，只愿听您说一句话罢了。” 先生称赞说：“我不懂人间的书，冒昧请问，您所说的‘懂’究竟是懂什么书？请只让我们听听这一点。”道士寂然不动，好像没有听见。两人多次询问，他都不回答；两人感到不自在，只好退回座位。道士靠着墙睡着了，鼻息声像雷鸣一样。两人惊惧失色，不敢喘气。不一会儿，天亮的鼓声咚咚响起；两人也困倦了，于是坐着睡去。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他们惊讶地环顾四周，寻找道士，却不见踪影。随即询问童仆，童仆说：“天将亮时，道士起身出门，好像要去方便。”但童仆奇怪他很久没有回来，便出门到门外寻找，却没有找到。两人惊恐惋惜，自责仿佛丢失了什么。后来他们来到我这里，说我也不能辨识他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士。曾听说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叫弥明，难道就是这个人吗？

译韩愈作序。《上巳日宴请太学生、听人弹琴诗序》〔韩愈〕 和众人一同享受欢乐，这就叫作乐；享乐而不失其正，这又是更高的快乐。四方没有战争和兵器的声音，京城的百姓既多又富足。天子想到治理天下的艰难，乐于安居闲暇的生活，于是开始设置三个令节。诏令公卿和各部门官员，到了这些节日，率领各自的属官饮酒作乐，用来共同享受休息，宣扬和谐之气，感发人心，成就礼乐文章。三月初的吉日，正是其中适宜的时节。司业武公于是总领太学的儒官三十六人，在祭酒的厅堂设宴。酒器和祭器已经陈列完毕，时令的肴馔也已备齐。酒杯依次传行，宾主敬酒还酒，仪态都很庄重。歌唱《风》《雅》的古代辞章，摒弃《郑》《卫》的新声。众人穿着宽大的儒服，戴着高高的帽子，举止从容端庄。有一位儒生，身材魁伟，抱着琴走来，登上台阶，坐在酒器和食器的南面。他弹奏有虞氏的《南风》，又用文王和宣父的琴操相继和奏。琴声宽舒和平、愉悦安乐，显得广大厚重、崇高明朗，使人追想三代遗留下来的音乐，想见舞雩之地的咏叹。到了傍晚众人退席，都感到充实满足，仿佛各有所得。武公于是作歌诗来赞美这件事，又命属官都作诗，并命四门博士、昌黎人韩愈为此作序。《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柳宗元〕 自从我居住在夷地以来，就没有同中原人通信。有从南方来的人，时常说韩愈写了《毛颖传》，却不能举出其中的文辞，只是一味大笑，认为它很怪异。但我很久都没能看到这篇文章。杨子诲来到这里，才开始带着这部书来，向我索取后阅读。读它就像捕捉龙蛇、搏击虎豹，急切地同它交锋，竭尽全力，不敢稍有懈怠。这才相信韩愈在文章上确实奇怪。世上那些模仿抄袭、拼凑辞藻，取青色配白色，只有肥厚的皮肉、柔弱的筋和脆弱的骨头，却把这种东西当作文章的人，读到它而大笑，本来就是应当的。况且世人嘲笑它，难道不正是因为它诙谐吗？而诙谐又不是圣人所摒弃的。诗说：“善于诙谐啊，却不至于成为虐害。”太史公的著作中有《滑稽列传》，所取的也都是对世道有益的人。因此，求学的人整天研讨经说、应答问题，呻吟诵习，重复练习，应对进退，做那些掬取、流转、播洒之类的事，便会疲惫不堪、心神散乱。所以才有休息和防止过度的说法。不学习操缦这样的基本功，就不能安稳地调弦。有所拘束，也要有所放纵。太羹、玄酒以及祭祀时按礼节进献的食物，是滋味的极致；但还要设置奇异的食物，如小虫、水草、樝、梨、橘、柚，以及苦、咸、酸、辛等味道；即使刺痛嘴唇、冲裂鼻孔、使舌头收缩、牙齿发涩，也都有特别喜爱它们的人。文王喜欢昌蒲菹，屈到喜欢菱角，曾晳喜欢羊枣；这样以后，天下各种奇异的滋味才算都尝尽，足以满足口腹。唯独文章不是这样吗？韩愈的创作，难道也要让精神得到松弛而不成为虐害吗？也要让人得到休息、防止过度，并有所放纵吗？也要尝遍六经的各种奇异滋味，以满足读者的口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韩愈的文辞就像堵塞的大河，必定要冲决堤岸，漫流到陆地上来，不可以不陈述。况且古今的是非、六经百家之说，无论大小、贯通幽微之处，凡是可以取用而不遗漏的，都是毛颖的功劳。韩愈穷究古书，喜爱这种文章，赞美毛颖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于是奋笔为它作传，以发泄胸中的郁积；而求学的人得到这篇文章，或许也会受到激励，去做对世道有益的事情吧？这样的言论，本来就是在同异世之人说话；而那些贪恋寻常、嗜好琐碎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动着嘴，也实在是太劳苦了吧。《愚溪诗序》【柳宗元】灌水的北面有一条溪流，向东流入潇水。有人说，过去冉氏曾居住在这里，所以把这条溪叫作冉溪；有人说，这里可以用来染色，因它的功用而命名，所以叫作染溪。我因愚昧而获罪，被贬到潇水一带；上任后喜爱这条溪，进入溪中两三里，找到景色最奇绝的地方，便在那里安家。古代有愚公谷，如今我住在这条溪旁，并给它取名，名称究竟是什么不能确定；当地人还在争论不休，不能不改名，所以把它改作愚溪。愚溪上面，我买了一座小丘，叫作愚丘。从愚丘向东北走六十步，找到一处泉水，又买下那里居住，叫作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都从山下的平地涌出，大概是从上方流出来的。泉水汇合后曲折向南，成为愚沟；于是背土运石，堵塞沟道狭窄的地方，形成愚池。愚池东面是愚堂，南面是愚亭，池中是愚岛。美好的树木和奇异的石头错落布置，都是山水中奇特的景物，却因为我的缘故，全都蒙受了“愚”的羞辱。水，是聪明人所喜爱的；如今这条溪却偏偏被“愚”字羞辱，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它的水流位置很低，不能灌溉；又高峻湍急，多处撞击石头，大船不能驶入。它幽深、浅狭，蛟龙都不屑于居住，不能兴起云雨，无法使世人获利，恰好与我相似。既然如此，即使把它贬称为愚，也是可以的。宁武子在国家无道时显得愚拙，是有智慧却故意表现为愚拙的人；颜子终日不违背孔子，表现得像愚笨一样，是聪慧却故意表现为愚笨的人。他们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愚人。如今我遇到有道的时代，却违背道理、悖逆事理，所以凡是表现为愚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我。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人能够同我争夺这条溪，我可以独自占有它，并用“愚”来命名。溪水虽然对世间没有什么利益，却善于照见万物，清澈明净、秀美透亮，发出如金石般铿锵的声响，能够使愚人欢笑、眷恋、欣赏而不忍离去。我虽然不合于世俗，也颇能用文章自我宽慰；洗涤万物，包容各种姿态，没有什么要回避的。用关于愚的辞章歌咏愚溪，便茫然无所违逆，昏昏然同归于一，超越鸿蒙混沌，归于希夷寂寥，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于是作《八愚诗》，刻记在溪边的石头上。《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我听世人说，诗人少有显达而多有穷困，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世上流传的诗，大多出自古代困穷之人的辞章。凡是士人胸怀才学却不能施展于世，多喜欢放纵自己的情怀于山巅水涯；外在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形态，往往探寻其中的奇异；内心有忧愁、思虑和感愤的郁积，便借怨刺兴发，来表达羁臣、寡妇的叹息，并写出人情中难以言说的地方。大概越是困穷，诗就越精工；这样说来，并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诗才精工。我有位朋友梅圣俞，年轻时以明经科补任小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却总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压抑；在州县中困顿了十多年，如今五十岁了，仍然通过征召文书担任别人的属官，胸中积蓄的才华郁结着，不能在事业上奋发显露。他家在宛陵，从小学习诗歌；还是童子时，所说的话就已经使长辈惊异。长大以后，学习六经和仁义的学说；他写文章简约古雅、纯正精粹，不求苟且取悦于世人。世人只知道他的诗罢了，但无论当时贤者还是愚人，谈论诗歌的人一定要向圣俞请教。圣俞也因为自己不得志，便以诗为乐并把这种情感发泄出来，所以他一生写的诗尤其多。世人已经知道他的才华了，却还没有人把他推荐给皇上。从前王文康公曾读到他的诗，感叹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

译即使深知他的才华，也没有果断地推荐他。假如他有幸被朝廷任用，创作雅乐和颂诗，歌咏大宋的功德，把诗献于清庙，并追继商、周、鲁三国颂诗作者的事业，岂不是伟大的事吗？无奈却使他老而不得志，写成穷困之人的诗篇，只能把虫鱼草木以及羁旅愁苦、感慨叹息的话徒然抒发出来。世人只是喜欢他的诗写得精巧，却不知道他的穷困已经持续很久，而且将要老去，难道不可惜吗？圣俞的诗很多，他自己没有收拾整理；他的妻兄之子谢景初，担心诗篇太多而容易散失，便把他从洛阳到吴兴以来所作的诗收集起来，编成十卷。我一向喜爱圣俞的诗，却苦于不能全部得到，忽然欣喜谢氏能够分类编次，于是写下这篇序并把它收藏起来。后来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哭悼他并为他作了墓志铭，随后向他家索取遗稿，得到一千多篇，再加上过去收藏的诗，选取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编为十五卷。唉！我对圣俞诗歌的评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所以不再赘述。《书梅圣俞藁后》【欧阳修】凡是音乐，都是用来通达天地间的和谐，并同人的气息相互感应的。所以它的疾缓、振奋和运动，可以感动人的内心；欢欣和悲痛，也可以从声音中察知。五种音调单独从金石等乐器发出时，不能自行调和，必须由乐工加以调配。能够拿着乐器，辨知它的声音，掌握节奏的疏密，调节律吕，做到这些，就是乐工的高明之处。现在指着乐器询问乐工说：“那些簨、簴，堵列编排的、手持排列的，是什么呢？”他一定会说：“是鼗、鼓、钟、磬、丝、管、干、戚。”又把声音的情况告诉他并询问说：“那些清亮的、浑浊的，刚劲振奋的、柔和舒展的，有的用于郊外祭祀，有的用于庙堂之下，而罗列起来的，是什么呢？”他一定会说：“是八音、五声、六代的乐曲；高处的人歌唱，低处的人舞蹈。”这些声音、乐器、名称和事物，都可以逐一列举回答。然而到了它能够震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欢喜、可以悲伤，或歌唱、或哭泣，甚至不知道手足为何会鼓舞起来的时候，若问它凭什么能够使人受到感动，即使是高明的乐工，也仍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大概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音乐的道理深奥啊！所以高明的乐工，一定是内心领会、手上应和，却不能用语言叙述出来。善于听音乐的人，也一定要在心中领会，再用意会相通，同样无法用语言说明。尧舜时代，有人凭借这种境界使人与神和谐相通，甚至能使百兽起舞。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时期，师襄、师旷、州鸠之类的人，凭借这种境界担任乐官，治理国家，预知兴亡。周朝衰微，官制失传，乐器沦亡，散失在河海之间；经过一千多年，未曾听说有人能够重新掌握它。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和气，既然无法通过金石乐器发泄，我怀疑它终于独自集中到人的身上。因此，那些能够掌握这种境界的人，虽然不能把它调和成音乐，却还能够把它歌咏成诗。古人登堂歌咏清庙之乐，由太师掌管；诸侯各国也都有诗，用来表达本地的风土和性情。至于投壶、宴饮和射礼，也一定要让乐工歌唱来表达主人的意趣，作为宴宾之乐。诗大概就是音乐的后代吧。汉代的苏武、李陵，魏代的曹植、刘桢，获得了诗歌的正始之音；宋、齐以后，获得的是浮艳、淫靡、放荡的风气；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沈佺期、宋之问、王维等人，有的获得了淳厚古朴、淡泊的声调，有的获得了舒缓和畅、高亢明朗的节奏；而孟郊、贾岛等人，又获得了悲愁郁结的气息。由此以下，虽不时有人获得这种境界，却往往不够纯正。如今圣俞也掌握了这种境界，只是他的诗体尤其长于描写人的情态、刻画风物，辞采精美而典雅端正，变化多端；舒展时像春天一样，凄清时像秋天一样，使人读了可以欢喜，可以悲伤，陶然畅快、酣适自得，不知不觉间手足就要鼓舞起来。这难道就是掌握了深奥境界吗？它感动人的程度，难道就是所谓同音乐具有共同的后代吗？我曾向圣俞请教诗歌。他可以指给我看并告诉我诗的声律高低、文辞的毛病；至于他内心所领会的境界，却无法用语言告诉我。我也将凭借自己的内心去领悟、用意会去理解，但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圣俞长久居住在洛阳，他的诗也常常为人人所拥有。如今他将要告别洛阳回去，我于是请求他的诗稿并抄录下来。然而我前面所说的内心领会，就像伯牙弹琴、子期听琴，彼此不交谈而心意相通。我如今得到圣俞的诗稿，难道就像得到了伯牙的琴弦一样吗？《苏氏文集序》【欧阳修】我的朋友苏子美去世四年后，我才在太子太傅杜公家中得到他一生所作文章的遗稿，于是收集编录成十卷。子美是杜氏的女婿，便把他的文集归还给杜公，并对杜公说：“这些文章像金玉一样，即使被抛弃、埋没在粪土中，也不会因此销蚀。它们一时被遗弃，后世必定有人把它们收集起来，当作珍宝保存。即使它们被埋没而未能流传出来，其中的精气和光彩也会不断自行显现，外物也不能遮蔽它。因此，当它遭到排斥、摧折，流离困厄之时，文章已经自行流传于天下。即使是他的怨家仇人，以及曾经竭力排挤他、置他于死地的人，到了他的文章面前，也不能稍稍毁坏或遮蔽它。人的常情，是轻视近处而看重远方。子美在当世受到压抑尚且如此，那么他在后世得到伸展，应当会怎样呢？您实在不必遗憾。”我曾考察前代文章和政治治理的盛衰，感到奇怪的是，唐太宗使国家达到太平，几乎赶上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三代的盛况，但文章却不能革除五代遗留下来的旧习。过了一百多年，韩愈、李翱一类的人出现，元和时期的文章才重新恢复古风。唐朝衰落、战乱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圣宋兴起，天下安定，安宁无事。又过了几百年，古文才在当今兴盛起来。自古以来，太平之时少，动乱之时多；即使有幸遇到太平时代，文章有时也不能纯正，有时又迟迟不能出现，为什么这样困难呢？难道不是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吗？假如一旦有了这样的人，又幸运地生在太平时代，世人难道可以不珍重爱惜他吗？唉，我的朋友子美，只因一次酒食方面的过错，竟至于被废为平民，流落而死。这实在值得叹息流泪，也值得让当世那些身居仁人君子职位、应当同国家一起乐意培育贤才的人感到痛惜。子美年纪比我小，但我学习古文反而在他之后。天圣年间，我到有关部门参加进士考试，看到当时的读书人致力于用言语、声韵和对偶把文章割裂雕琢，称为时文，彼此夸耀推崇；而子美独自同他的哥哥才翁以及穆防军伯长，创作古歌诗和杂文，当时的人大都共同嘲笑非难他们，子美却不在意。后来皇帝忧虑时文的弊病，下诏劝勉读书人接近古文，从此这种风气渐渐消歇，读书人稍稍趋向古文。只有子美在全天下都不这样做的时候便开始这样做，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不随世俗的取舍改变，可以说是卓然独立的人。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后来被废黜。之后担任湖州长史，死在那里，享年四十一岁。他的相貌奇特伟岸，远看昂然而立，接近他则觉得温和可亲，相处久了更加令人喜爱仰慕。他的才华虽然很高，但人们也并不十分嫉妒他。那些攻击并排挤他的人，意图并不在子美身上。幸亏天子聪明仁圣，当时被点名排斥的二三位大臣以下，以及想以子美为牵连根由来加害他们的人，都得到保全。如今那些人一同列于荣宠之中，即使是同子美一起因饮酒获罪的人，大多也是一时的豪俊，也都被收录任用，显达于朝廷；唯独子美不幸死去，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可悲啊！《礼部唱和诗序》【欧阳修】

译嘉祐二年春天，我有幸同五个人一起，在尚书礼部考核天下所贡的士人，共有六千五百人。我们大约五十天完全不与外界交往，于是时时相互创作古体诗、律诗、长短歌和杂言诗，希望这就是所谓群居宴饮闲处时的谈论文章，也借此抒发内心郁积，忘却疲倦。因此这些诗写得容易而浅近，选择也不够精细；但反复缠绵，若断若续，有时又流露出奇特怪异的情趣，夹杂着诙谐、嘲讽、笑谑的话。到了精妙之处，往往也能达到精深微妙的境界。君子从人们那里广泛吸取东西，即使是滑稽鄙俗的话，有时也不遗弃，何况是诗呢？古代《诗经》三百篇，内容无所不有，只是纵情而不放纵，欢乐而不流荡，最终归于正道，这正是它可贵的地方。于是将这些诗编次抄录，共得到一百七十三篇，流传给六家。唉！我们六个人，志气可以说很盛了。然而壮年有时会衰老，衰老有时会更加老去；我们的出处、离合各不相同，这些诗足以让我们追忆往昔，握手相对而感到欢笑快乐；至于感慨地合上诗卷而流泪叹息，也将会有这样的时刻。即便如此，难道这些诗只能有这样的作用而已吗？阅读它的人一定会有所收获。《廖氏文集序》【欧阳修】孔子去世后，周朝衰落，接着进入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和六经，学术传统从此中断。汉朝兴起后，过了很久才重新出现。经书已经散乱、磨灭，传承也失去了，后来各位儒生才得以把各种不同的说法夹杂其中。比如河图、洛书，就是其中最荒诞怪异的说法。我曾经为那些读书人感到悲哀：他们只知道守护经书、笃信经书，却不知道伪说会扰乱经书。我多次写文章斥退这些说法，但读书人沉溺于长期习惯的传说，反而惊骇地非难我，认为我凭一己之见判定千年以来无法考证的是非，想要夺走众人所信奉的东西，只是在自我坚持；世人没有人听从我。我认为，从孔子去世直到今天两千年之间，有一个欧阳修提出了这种说法；再过两千年，不知会不会有一个人与我持相同见解；再过两千年，又将出现一个这样的人。这样一来，持相同见解的人达到三位，那么后世之人不必等上一千年就会出现。赞同我说法的人一多，就可以战胜并夺去众人所沉溺的错误见解。六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书，它将同天地一样长久存在。以无穷无尽的时间来看，数千年只不过是片刻。因此我所等待的后世还很遥远，并不是急切地向当世求取同道。衡山人廖倚同我交游三十年，已经刊出他的哥哥廖偁的一百多篇遗文，名为《朱陵编》。其中论述《洪范》，认为九畴只是圣人的法则，并没有神龟从洛水中带出书的事情。我于是知道，不必等到一千年后，当今世上就已经有人同我持有相同见解。我起初等待后世，是希望后世有人因我的话而产生同样的看法。像廖偁这样的人，从未听过我的话，大概只是他的思想恰好与我相合。这样看来，当今世上本来就有彼此不相求而见解相同的人，又何必等待数千年呢？廖氏世居衡山，世代因擅长诗歌而在湖南知名；廖偁尤其喜爱古文，能够写文章，他的德行在乡里闻名，当时的贤士都同他交游。因为他仕途不通、早早去世，所以没有显名于世。唉，知道自己所等待的东西，必定有时能够得到；知道自己所积蓄的才学，也必定有时能够施展。只要有志向，不必相互寻求也会自然契合。我很高兴同廖偁彼此并未寻求，却都得到了对方。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江邻几文集序》【欧阳修】我私下不自量力，年轻时学习撰写铭文、文章，因此得以评论编次当代贤士大夫的功业和德行。自明道、景祐以来，著名卿相和大官，往往见于我的文章。至于朋友故旧，平日握手谈笑，意气轩昂，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盛事。然而刚刚还同他们交游，忽然就要哭悼他们的死亡，最终替他们铭刻墓藏，这实在令人感叹。自从尹师鲁去世以来，到现在二十五年间，相继去世、由我为之作铭的人竟达到二十人。还有我来不及作铭的人，以及虽作过铭却并非交往深厚的旧友，也都没有算在其中。唉，为什么这样多呢？不仅善人君子难以遇到而又容易失去，就连交游也凋零到如此地步；回头看看自身和世事，在死生、盛衰之间，又怎能不悲伤呢？其中又有些人不幸遭受忧患、触犯法网，直到困顿流离而死；还有些人仕途坎坷，志向不能伸展而死，只有他们的文章还流传在世上，这又怎能不令人哀痛呢？既然如此，即使只是残篇断稿，也仍然值得珍惜，何况是能够流传后世、传播久远的文章呢？所以圣俞、子美去世时，我已经为他们铭刻墓圹，又分类收集他们的文章并为之作序。我写得特别感伤恳切，原因就在这里。陈留人江君邻几，曾经同圣俞、子美交游，又同圣俞在同一年去世。我为他写下墓志并作铭之后，十五年来镇守淮西，又在他家中得到他的文集，便为之作序。邻几是一个意志坚毅、仁厚的君子。虽然在当时已经有了声名，但仕途长久不能升迁；晚年朝廷正要任用他，却还未及任用便去世了。他的学问广博贯通，文章典雅端正、深厚精纯，议论多有发明。诗尤其清淡闲适、舒放可喜。不过他的文章已经自行流传于世，本来不需要借助我的话来增减轻重。我特意在这件事上如此用心，只是因为有所感触才这样说。熙宁四年三月某日，六一居士作序。《归田录序》【欧阳修】《归田录》所记，是朝廷的遗闻旧事、史官没有记载的事情，以及士大夫们谈笑闲聊之后由我自行记录的内容，用来备作闲居时的阅览。有一个听说此事而讥笑我的人说：“你为什么这样迂腐呢！您所学习的是修养仁义并把它作为事业，诵读六经并以此作为言论；您对自己的期许应当怎样，而又有幸被人主知遇，充任朝廷官员，参与听闻国家政事，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既不能趁时奋发自身，遇到事情便激愤而发，提出建议以有所补益；又不能依附逢迎以求取容，使怨恨、嫉妒、诽谤和愤怒集中到自己身上，受到众小人的侮辱。当惊风骇浪突然从不可测的深渊中掀起，蛟、鳄、鼋、鼍等怪物正并头窥伺，您却置身其中，踏上必死的祸患。幸亏天子仁圣，怜悯哀怜您，把您从垂涎欲食的口中救出，使您得以活下来，赐给您余生的性命。您却从未听说吐珠衔环来报恩，效法蛇雀报恩的故事。您正当壮年时尚且没有什么作为，如今已经年老多病，终究辜负人主的恩德，只是长期耗费大农的钱财，成为太仓的负担罢了。替您打算，应当向朝廷请求退休，远远引退，以深深警戒前日的祸患，优游经营田亩，享尽自然寿命，这样还足以窃取知足知止的贤名。” 可是您却来回徘徊、俯仰顾盼，长久不能决定；如果连这件事都不思考，还谈什么《归田录》呢？”我起身致谢说：“您责备我的，全都对。我还是归田去吧！您暂且等着。”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日，欧阳修作序。

译《续思颍诗序》【欧阳修】皇祐二年，我正在留守南都，已经约好梅圣俞在颍上买田。他的诗说：“优游地弹琴饮酒，追逐捕鱼垂钓；在林壑之间上下往来，彼此攀援登临。等到身体强健时就开始享乐，不要等到衰老多病，必须有人搀扶携带。”这大概就是我的本来志愿。当时我四十四岁。后来遭逢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回到朝廷，便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匆匆过了七八年，归隐颍上的愿望虽然还没有时间实现，却不曾有一天稍稍忘记。因此我的诗说：“请求退休应当趁身体强健之时，可是回头看我已经蹉跎到衰老了。”这是感叹从前的话还没有实现。当时我五十二岁。从此误受选拔提升，蒙受二府官职，历经三朝。大概从嘉祐、治平年间起，国家多事，本来不是臣子敢于自行谈论私事的时候；而我才能不足却窃居高位，诽谤和罪责已经满身。幸亏天子仁圣聪明，辨明察知诬陷和虚妄，始终保全我进退俯仰的处境，已经十二年了。如今我六十四岁，自有蹉跎之叹，又过了一个十二年。其间我在亳州时，幸好遇到朝廷无事、内外安宁，而我又不负有责任，认为这正是臣子可以退隐而无所嫌疑的时候，于是才敢说出自己的私愿。天子怜悯我，认为我的年纪还不算太老，说我还可以勉力任事；因此我上奏请求退休十次，六次受到诏书劝谕，却始终没有得到批准。如今陛下更加哀怜我，察知我确实已经患病并且衰老，既不责备我逃避事务，又曲意顺从我的私愿，免除我的职务，并让我兼任蔡州，以便获得暂时的安宁。这是君父胸襟宽广、度量宏大而施行的仁慈，是顺遂万物愿望、覆盖承载并包容养育万物的恩德。而蔡州、颍州疆界相连，我因此得以把这里作为归老的逐步安排，希望稍稍偿还早年的愿望，这又是莫大的幸运。当初陆子履把我从南都到任中书期间所作的十三首诗题为《思颍诗》，刻在石上。如今又得到我在亳州和青州所作的十七首，把它们附在后面。大概我从南都到中书共十八年，才得到十三首；在亳州和青州三年，却得到十七首，由此可以看出我的年纪越来越老，疾病越来越重，所剩日子越来越短，内心越来越急迫，所以说的话也越来越多。希望阅读的人知道，我在身体强健时就有归隐的志愿，却直到衰老以后仍未实现，希望不要讥笑我践行诺言太晚。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篇、七篇、十三篇〕 《释秘演诗集序》【欧阳修】我年轻时凭进士身份游学京师，因此得以广泛结交当世的贤人豪杰。然而我还认为，国家统一四海，停止战争，使天下休养生息、安享太平已有四十年，那些智谋高超、气魄雄伟而不同寻常的人却没有地方施展才能，往往隐伏不出；山林之中、屠夫商贩之间，必定有老死而世人始终未能见到的人，想要追随寻访他们也无法做到。后来我结识了已故的朋友石曼卿。曼卿为人胸襟开阔，具有远大志向，当时的人不能任用他的才华，他也不肯委屈自己去求取契合；既然没有地方放纵他的心意，便常常同平民和乡野老人纵情饮酒嬉戏，颠狂放纵而不知厌倦。我猜想那些所谓隐伏而不被人发现的人，或许可以通过亲近交往而找到，因此曾经喜欢同曼卿交游，想借此暗中寻求天下的奇士。和尚秘演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超脱世俗，以气节自相推重；我们三人相处欢洽，没有隔阂。曼卿把自己隐藏在酒中，秘演把自己隐藏在佛门中，都是奇异的男子。然而他们都喜欢创作歌诗来自我娱乐；每当尽情饮酒、大醉之后，歌唱吟咏、欢笑呼喊，以享受天下的快乐，那是多么壮盛啊！当时的贤士都愿意跟随他们的聚会，我也时常到他们住处。十年之间，秘演向北渡过黄河，到河东的济州、郓州一带谋求发展，却没有得到契合，困顿而归。曼卿已经去世，秘演也年老多病。唉！这两个人的盛衰，我竟亲眼见到了，那么我也将要老了。曼卿的诗文清丽绝伦，尤其称赞秘演的作品，认为它典雅刚健，有诗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伟杰出，胸中具有浩然之气；他既然已经学习佛法，这些才华便没有地方施用，只有诗歌可以流传于世，而他懒于整理，也不自我珍惜。他老了以后打开行囊，尚且得到三四百篇，篇篇都值得喜爱。曼卿死后，秘演漠然无所归向。听说东南山水很多，山峰崖岸高峻险绝，江涛汹涌，十分壮观，于是想要前去游览；这足以说明他虽然老了，志向仍在。趁他将要出行之时，我为他的诗作序，于是叙说他盛年时的情状，来哀悼他的衰老。《释惟俨文集序》【欧阳修】惟俨姓魏，是杭州人。年轻时游学京师，三十多年间，虽然学习佛法，却通晓儒家学术，喜欢写作辞章。他同我已故的朋友曼卿交情最好。曼卿待人没有选择，必定让每个人都尽情欢悦；惟俨若不是贤士便不与之交往，只要有不合自己心意的，无论贵贱，一概拒绝赶走，丝毫不加顾念。曼卿兼爱众人，惟俨品行耿介，志趣虽不相同，交往却没有隔阂。曼卿曾说：“君子广泛地爱人，却亲近仁德之人。”惟俨说：“不是这样。我之所以不与轻浮妄诞的人交往，正因为这样才能得到天下的贤士。如果贤人和不肖之人混杂在一起，贤人怎么肯顾念我呢！”因此当时的贤士大多愿意同他交游。他住在相国寺的佛塔中，十五年不出自己的门户。士人曾经到他住处游访的，他总是唯恐礼敬不够周到。等到这些人离开这里做了公卿贵人，他从未前去拜访求托。但他曾私下感到奇怪，自己平生交往的都是当世贤杰，却没有见到像古人那样卓著功业、可以记载的人。于是他说，世人所称的贤才，如果不是率领军队奔走万里、在海外建立功勋，就应当辅佐天子在明堂发布号令、施行赏罚。假如都不能得到任用，就应当断绝对荣辱的顾虑，遗弃世俗，保持高尚而不屈服，怎么还能安然享受富贵而无所作为呢？他喝醉时便用这些话讥刺同席的人，别人也反过来回应他。有人认为遗弃世俗、坚守自我，是古人容易做到的事；如果奋发自身、适逢时机，想一定建立功业，这即使圣贤也难以做到。周公、孔子之所以有困厄和显达的不同，正是这个原因。如今您老在佛寺中，没有被世俗任用，幸好没有走上困厄或亨通的道路，难道却拿古代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责备今人一定也要如此吗？即便如此，惟俨傲然退居在一室之中，对天下事务、当世的利弊，听他整天谈论也不会厌倦，只可惜他将要老去了。曼卿死后，惟俨也在京城东面买了地，谋划自己的后事。于是收集平生所作的几百篇文章给我看，说：“曼卿死后，我已经为他表彰墓道，希望您替我的文章作序。”然而等我看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叹息：惟俨既然没有被世俗任用，他的才华当时没有显现出来。若考察他的笔墨纵横、文章丰富洒脱的才能，便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了。《范文正公文集序》【苏轼】

译庆历三年，我刚刚束发，进入乡校。有一个从京师来的人，把鲁人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校先生看。我从旁偷偷观看，便能够诵读熟习诗中的辞句。我问先生，诗中所歌颂的十一人都是谁。先生说：“小孩子何必知道这些？”我说：“如果他们是天上的神人，那我当然不敢知道；如果也只是人罢了，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先生认为我的话奇异，便把情况全告诉了我，还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当时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却已经私下记住了他们。嘉祐二年，我才考中进士，到了京师，范公却已经去世。墓葬完成、墓碑立出后，我读碑文读到流泪，说：“我了解他的为人，大概已经十五年了，却始终没有见过他的面，难道不是命运吗？”这一年我考中进士，才开始受到欧阳公的知遇；又通过欧阳公结识韩琦、富弼，他们都把我当作国家的士人来对待，并说：“遗憾我没有认识范文正公。”三年以后，我经过许州，才认识范公的二儿子、如今的丞相尧夫；又过六年，才在京师见到他的叔父彝叟；又过十一年，终于同他的幼子德孺在徐州做同僚。大家一见面就像旧相识一样，并且都把范公的遗稿交给我，请我作序。又过了十三年，我才终于能够为它作序。唉！范公的功德，本来不需要文章便已经显著；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序文便能够流传。但我不敢推辞，是因为我从八岁起就知道敬爱范公，到今天已经四十七年了。那三位杰出人物都曾得以同范公交游，唯独我没有见过他，把这看作平生的遗憾。如果能够把名字附列在他的文章中，借此把自己寄托于门下之士的末列，难道不正是往昔的愿望吗？古代的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他们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谋略，都在田野之中便已经确定，并不是做官以后才学习的。淮阴侯在汉中拜见汉高帝，谈论刘邦和项羽的长短，谋划夺取三秦，仿佛指点手掌一样容易；等到辅佐高帝平定天下，自己在汉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未得到实现。诸葛孔明隐居草庐之中，同先主谈论曹操、孙权，谋划夺取刘璋的地盘，凭借蜀地的资力来争夺天下，终身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这难道只是从口头听来、从耳中接受，偶然试做而侥幸成功的吗？范公在天圣年间，居家为太夫人服丧时，就已经有忧虑天下、使天下太平的志向，所以写下万言书留给宰相，天下人都传诵它。后来被任用为将领，又提升为执政大臣，考察他平生所做的事，没有超出这篇万言书的。如今他的文集二十卷，其中诗赋二百六十八篇，文章一百六十五篇。他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的重视，大概就像饥渴之人对于饮食的需要，想要片刻忘记也做不到；又像火必然炎热，水必然湿润。这大概是他的天性不得不如此。即使是戏谑的文字和玩笑话，他也往往自然写成，而最终必定归结到这些道理上，所以天下人相信他的真诚，争相拜他为师、尊崇他。孔子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论；那不是普通的言论，而是德行从口中发出的表现。”又说：“我作战就能获胜，祭祀就能得到福报，并不是我善于作战，而是德行显现在愤怒之中。” 《六一居士集序》【苏轼】有些话意义宏大却并非夸张，通达的人相信它，普通人却怀疑它。孔子说：“上天将要使这些文化传统灭亡，那么后世死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些文化传统了。”孟子说：“禹治理洪水，孔子作《春秋》，我排斥杨朱、墨子的学说，我大概可以凭此同禹相配。”文章的兴衰同上天有什么关系？禹的功劳同天地并存，孔子、孟子却凭空言论同禹相配，难道不是太夸张了吗？自从《春秋》写成，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孟子的学说流行以后，杨朱、墨子的学说便衰败。天下人因此认为大道已经稳固，却不知道其中的功劳。孟子去世以后，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违背正道而追逐利益，残害百姓以使君主富厚；这些学说十分鄙陋，士人却用它们欺骗君上。君主侥幸追求一切功效，纷纷随从这种风气，而世上又没有孔子、孟子这样的伟大先生，推究本末、权衡祸福轻重来挽救他们的迷惑，所以这些学说终于流行起来。秦朝因此丧失天下，逐渐发展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灾祸，天下死者十之八九，天下萧条凄惨；洪水造成的灾害，大概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正当秦朝尚未得志的时候，假如再有一个孟子，那么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只会成为空洞言论；它们产生于内心、实行于事情，而在实际事务和政治上造成的祸害，必定不会像这样惨烈。假如杨朱、墨子的学说在天下得志，它们造成的灾祸难道会比申不害、商鞅、韩非少吗？由此说来，即使把孟子同禹相配也是可以的。太史公说：“盖公谈论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晁错不值得称道，贾谊也曾受到它的影响。由此可知，邪说改变人的思想，即使豪杰之士也不能避免，何况普通人呢？”自汉代以来，学术道术不再出自孔氏，而扰乱天下的事情多得很。晋朝因为老庄学说而灭亡，梁朝因为佛教而灭亡，却没有人纠正它们；过了五百多年，才出现韩愈，读书人把韩愈同孟子相提并论，大概差不多可以了。韩愈之后三百多年，才出现欧阳子。他的学说推尊韩愈、孟子而上达孔氏，阐明礼乐仁义的实际内容，以符合大道。他的言论简洁明白，真实通达，能够引物连类，用最高的道理来折服事物，使人心悦服，所以天下人一致拜他为师、尊崇他。自从欧阳子在世以来，世上不喜欢他的人喧哗攻击他，能够挫折困辱他的身，却不能使他的言论屈服；士人无论贤与不肖，不约而同地说：“欧阳子，是当今的韩愈。”宋朝兴起七十多年，百姓不知道战争，生活富足并接受教育，到天圣、景祐年间达到极盛；然而这种文化传统最终仍有愧于古代，士人也因鄙陋而守旧，议论卑下，气势衰弱。自从欧阳子出现，天下人争相自我磨砺，以通晓经学、学习古文为高尚，以挽救时弊、推行正道为贤能，以冒犯君主的脸色而接受劝谏为忠诚；不断培养发展，直到嘉祐末年，这样的人可以说很多了。士人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欧阳子的功劳占了很大部分。唉！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如果不是上天，还有谁能使它这样呢？欧阳子去世十多年后，士人开始学习新学，用类似佛、老的学说扰乱周公、孔子的真道，有见识的人对此忧虑。幸亏天子明智圣明，下诏修订选拔士人的方法，鼓励并严格要求读书人专心研究孔氏之学，排斥异端，之后风俗才发生改变。考察学术师友的渊源所自，人们又知道诵读学习欧阳子的著作。我从他的儿子棐那里得到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是编次并评论说：欧阳子论述大道像韩愈，论说政事像陆贽，记载事情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话，而是天下人的话。欧阳子名修，字永叔，年老后自称六一居士。《邵茂诚诗集序》【苏轼】

译人的贵贱、寿夭，是由上天决定的。贤人必定仁厚，仁厚的人必定长寿，这是人人所希望的；人的愿望恰好同天意相合，实在很难。譬如匠庆偶然在山中得到木材制成虡，难道这种事可以常有吗？因为偶然相合，便要求它永远如此，这正是人们多有怨恨而不能通达的原因。至于文人，他们穷困本来就是应该的。他们劳心耗神，意气盛而触犯外物，未老便衰病，没有作恶却获罪，很少有人不是因为文章而如此。天意同人的愿望既难相合，而人又自己损害自己，这样即使想不困顿，能够做到吗？茂诚名迎，姓邵，同我同年考中进士；十五年后，我在吴兴孙莘老的座上见到他，他拿出自己的几百篇诗来。我读了整整一个月也不厌倦。他的文章清和秀美，像晋、宋时期的人；诗尤其可爱，咀嚼起来很有意味，夹杂着江左和唐人的风韵。他为人笃实好学、记忆力强，恭谨节俭、孝顺友爱，又精通法律，办理政务敏捷；他的形貌仿佛衣服也承受不住，言语和气息仅仅能够接续。我本来就为他承担众多艰难、使身体疲惫而感到悲哀，并且怀疑他将要生病。过了一年，茂诚去世；又过一年，我经过高邮，他的丧事还在那里。我进门哭悼他，只见破败的帷帐、瓦制的灯，尘埃满室，一片萧然，不禁为他流泪长叹。原宪的贫穷、颜回的短命、扬雄没有儿子、冯衍怀才不遇、皇甫士安身患重病，他们各自遇到其中一件事，人们就会哀怜他。如今茂诚兼而有之，难道不是命运吗？因此我记录他的文章，文章中只有哀悼而没有怨恨，这也是茂诚的心意。《乐全先生文集序》【苏轼】孔北海志向远大、议论高明，功业没有显现在世上，但英伟豪杰的气概，自然成为一个时代所共同推崇的对象。他谈论盛孝章、郗鸿豫的书信，慷慨激昂，具有刚烈丈夫的风度。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著名，但他洞察事物、成就事业的姿态，以及综合考察名实的意图，都自然表现在言语中。至于《出师表》，简洁而完备，正直而不放纵，言论多么伟大啊！它同《伊训》《说命》相互辉映，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侍奉君主为乐的人所能达到的。我常常遗憾这两个人的文章不能完整保存，如今我们的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大概差不多可以与他们相比吧！唉，士人已经很久不肯以天下的重任自我承担了。言语并非不工巧，政事和文章也并非不敏捷博洽；然而到了面对大事的时候，很少有人不忘掉自己的本心、失去操守，这是因为器量狭小。公还是平民时，便已经显露出高大挺拔、足以成为公卿辅弼的希望。自年轻出仕直到老年归退，他从未用言语迎合外物，也没有用脸色去取悦别人。即使面对君主，也一定审慎之后才发言；毁誉不能动摇他，得失在他看来如同一体。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以道侍奉君主的大臣。世代久远，大道散失，即使有志之士、仁人，有时也稍稍贬低自己以求取任用，唯独公凭借勇往直前的气概，实行正大之言，说：“任用我，就出仕行道；舍弃我，就退隐藏身。” 他在上位时不求迎合君主，所以虽然显贵却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即使被任用也不能尽展其才；在下位时不求迎合士大夫，所以喜欢他的人少，不喜欢他的人多。然而说到天下的伟人，必定把公列为首位。公充分发挥天性，知晓天命，顺应自然并按照不得不如此的原则行事，并不是想凭借文字在世上成名的人。但自庆历以来直到元丰，四十多年间，他同君主讨论天下事务、见于章疏的文章很多，有的得到采用，有的没有采用，却都以礼义为根本，符合人情；是非在前事中有所考验，成败在后来得到验证。至于他的其他诗文，都清远雄丽，读者可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他确实近似孔北海、诸葛孔明。苏轼二十岁时，以诸生身份在成都拜见公，公一见便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公对我的启发造就已经十分深厚，但我始终没有为公取得丝毫功效，只能寻求亲手校订他的文集，收藏在家中，并评论其大略，以等待后世的君子。从前曾鲁公曾对我说，公在君主面前讨论大事，别人整天反复陈说仍然不能说尽的事情，公只需几句话就能决断，文章灿然，都可以书写诵读。虽然他的意见不一定全部被采用，但庆历以来的名臣中，受到君主敬重的，没有谁能超过公。公今年八十一岁，闭门谢客，整天端坐不动，将要同造物者一起游于无何有之乡；连他的言论都将无法再听到，何况他的文章呢？共计文章若干卷，诗若干首。《钱塘勤上人诗集序》【苏轼】从前翟公被罢免廷尉时，宾客没有一个人上门。后来他重新被任用，宾客又想前往，翟公便在门上大书：“一死一生，才知道交情；一贫一富，才知道交往的态度；一贵一贱，交情才显现。”世人把这话当作谈资。然而我曾经鄙薄他的为人，认为宾客固然鄙陋，而翟公用来对待宾客的方式难道不也小气吗？所以太子太师欧阳公爱惜士人，是天下第一。士人有一句话符合道理，即使相隔千里也要去寻求他，这比士人寻求公还要迫切。因此他招致天下豪杰，凭借他而从平庸之人显达于世的，本来就很多。士人辜负公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公曾经感慨长叹，把人的难以知晓作为爱惜士人的人的警戒。我以为公对士人从此会稍有厌倦，而他后来退居在颍水之上。我去拜见他时，他仍然谈论贤能的士人，唯恐他们不能为世人所知。至于那些辜负他的人，他却说：“这是我的罪过，不是他们的过错。”翟公的宾客在生死贵贱之间辜负了他，而公的士人在转瞬之间背叛了公。翟公责怪宾客，公却责怪自己，并且更加厚待士人，比古人高明得多。公不喜欢佛、老之学；如果佛、老门徒中有人主张研治诗书、学习仁义，公一定会引导并接纳他们。和尚惠勤跟随公交游三十多年，公常称赞他聪明、有才智、有学问，尤其擅长诗歌。公在汝阴去世，我在他的住室中哭悼他。后来每当见到惠勤，谈到公时，他没有一次不流泪哭泣。惠勤本来无求于世，而公对惠勤又并没有施加什么恩惠；他之所以流泪而不能忘记公，难道是为了利益吗？我从此更加知道惠勤的贤能。假如让他列身士大夫之间，从事功名事业，他一定不会辜负公。熙宁七年，我从钱塘将要前往高密，惠勤拿出若干篇诗，请我写文章使它们流传于世。我认为诗并不需要依靠文章才能流传；至于他为人的大略，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没有谁能够替他传述。《牡丹记》序【苏轼】

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我跟随太守沈公在吉祥寺僧人守璘的花圃中观赏花卉。花圃中有一千株花，品种多达一百种。酒喝到兴浓，音乐奏起，州中人全都聚集来了。用金盘和彩篮盛花，献给座上的人，共五十三人。大家饮酒欢乐至极，平素不喝酒的人也都醉了。从轿夫、仆役到皂隶，都插着花随行；前来观赏的有数万人。第二天，沈公拿出他所搜集的十卷《牡丹记》给宾客看。凡是传记中记载的牡丹，以及栽植、接种、剥治的方法，古今吟咏牡丹的诗赋，直到怪奇小说，全都收录其中。我既观赏了牡丹极盛的景象，又和州人共同享受游乐的欢乐，还得以看到这部书精审广博、内容完备，认为这三件事都值得记载；沈公又请求我写篇文章置于书首。这种花受到世人重视已经三百多年，以极尽妖冶艳丽而独占天下的美景。近年以来，形态又变化多端，专门追求新奇，以迎合当时爱好的人不可胜数；这真是草木中机巧善于逢迎的东西。如今沈公年高德重，而我又正是愚拙迂阔之人，举世没有比我们更相称的了，那么我们对于这部书，岂不是都不合适吗？然而鹿门子曾经奇怪宋广平的为人，以为他铁心石肠，写出的《梅花赋》却清新流丽、艳丽焕发，得到南朝徐、庾的文体。现在依我看来，凡是托辞于权势、以欺骗世人的人，又哪里值得相信呢？我虽然不是合适的人选，还是勉强替沈公写下这篇记。沈公家中藏书两万卷，博览群书而且记忆力很强，遇到事情就能写成文章，不只是写牡丹而已。《胡寅字序》【欧阳修】“寅”这个字，是恭敬而且畏惧的意思。《虞书》说“寅宾出日，寅饯纳日”，这是尧命令他的臣子羲和修治职务，而史官赞美羲和的文辞。又说“夙夜惟寅”，这是舜告诫他的臣子伯夷的话。又说“同寅协恭，和衷哉”，这是皋陶告诫禹的话。尧、舜、禹的事迹记载在《尚书》中的，成为万世的法则；他们君臣之间相互说话，竟然如此。由此可知，恭敬谨慎、畏惧戒慎而思考自己的职责，即使圣人也是这样。尉氏人胡君名叫寅，拿这件事来问我，并且将要请我为他取字。我认为，名只是古人出生时为了与别人区别而取的称呼罢了。像太甲、盘庚、仲壬这些名字，也不过是用来表示次序而已。至于左丘明记载鲁国大夫的话，才开始说取名必定有意义；后来的学者又把文王、武王、伯鱼之类附会到这种说法上，更是不对。文王在世时是商朝的诸侯，恰逢商朝不幸，纣王淫乱暴虐，但文王仍亲自侍奉他，难道他出生时就已经有灭亡商朝、抬高自己的心思，所以给儿子取名为昌，起初就期望他杀死君主、建立功业吗？孔子出生时，恰好有人送来鲤鱼，于是便给儿子取名孔鲤。像史鱼、孔鲋，难道也有人送来过什么东西吗？可见名字确实只是用来识别的称呼，从来不一定有什么意义。然而考察古人取字的情况，却好像有一定意义，大概只是要解释他的名，说他的字就是这样罢了。胡君说：“我之所以请问我的字，是想知道‘寅’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我考察古代的事，选取尧、舜、禹的典籍中经常说到的道理，给他取字为“子畏”，并写了这篇《字说》。《赵德麟字说》【苏轼】宋朝拥有天下一百多年，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管理百姓的人，都从疏远、地位卑微的人中选取，而不偏私皇帝的亲属。因此，宗室中贤能的人，还没有谁凭借功勋声名闻达于世。神宗皇帝才开始慨然想要选拔他们中的英才，使他们和天下人共同任职，于是增设并确立教育、培养、选拔、荐举的制度，用来培植和琢磨人才，十分完备。实行了二十年，文武人才便逐渐显露出来。元祐六年，我从翰林院出来任汝南太守，开始同越王的孙子、华原公的儿子签书君令畤交游，了解他的为人：学问广博而且文才出众，品行笃实而且刚正，确实致力于道，又敏于处理政务。我认为他有栋梁之才、瑚琏之贵，将来一定会闻名天下，不只是一个优秀的公子而已。从前汉武帝到雍地祭祀五畤，得到白麟献给上帝，作了《白麟之歌》，司马迁、班固的书却说：“得到一只独角兽，大概就是麟吧。”所谓“盖”，就是表示怀疑。野兽长着一只角，当然就是麟了，司马迁、班固二人为什么还怀疑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向汉武帝求取，却没有看见招致麟出现的原因吗？汉朝有一个汲黯，汉武帝却不能任用他，于是把白麟、赤雁当作祥瑞。司马迁、班固并不是怀疑白麟，而是认为这种做法浅陋。如今先帝制定法令，选拔宗室中的贤能之人；当今皇帝虚心谦下，求贤若渴；四方的祥瑞都被抑制而不加宣扬，这才是真正获得了麟啊。麟本来不求被人捕获，只是不幸具有这样的德行和形貌；这正是麟的忧患。如今您学习圣人之道、观察精微奥妙，淡泊自守，把富贵看作浮云，而您的文章和议论又承载着您的美名，使它传播开来；既然已经有了麟的忧患，又怎么能够逃脱呢？我恭敬地给您取字为“德麟”，并为此写下这篇说。《杨荐字说》【苏轼】杨君以他的名“荐”请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后，尊重他本人并告诉他说：古代的君子，身上佩玉，穿着蔽膝；头戴礼帽，帽上垂着旒；行一次献礼，宾主之间要拜上百次，俯身曲背之后才进食。人们之所以饮食，是为了吃饱；之所以穿衣，是为了保暖。如果只说吃饱穿暖就够了，那么古代的君子岂不是做了许多纷繁而无益、迂阔而过分的事情吗？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产生于满足和不满足之间。如果这样就满足自己了，却还一定要给它制定礼节仪文，所以他们保养自身非常周密，安置自身的标准也非常高，使人敬畏，凛然如同闺中的女子，战战兢兢如同怀抱千金之璧行走。正因为这样，不仁的人不敢来到他的墙边，不义的人不敢经过他的门前。如果他所做的一切只停留在满足自身的范围内，那么人们也会轻慢他，随意把不义的行为加到他身上。由此看来，世上所谓纷繁而无益、迂阔而过分的事情，都是君子用来尊重自己的方式。《易经》说：“铺垫白茅，没有灾祸。”孔子说：“即使把它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用茅草作铺垫，有什么灾祸呢？地面并不是不能直接放置东西，却一定要用茅草铺垫，这就是君子借此过分尊重自己。我希望杨君能够借助这种“过分”来尊重自己，所以依据他的名字“荐”，从《易经》中取义给他取了字。杨君有杰出的才能，聪明果敢，超过常人；我唯独担心他在自爱自重方面还做得不够罢了。《石仲卿字序》【王安石】

译孩子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只是为了使他同别人区别开来罢了。行冠礼并取字，是成人之道。为什么说这是成人之道呢？人成年以后，就应当尊重他成为成人的身份，不能再直呼其名，于是便给他取字。取字是因为其中有值得尊重的地方。孔子作《春秋》，记载人物的行事，有时称名，有时称字，都是根据其行事的善恶来表示尊卑贵贱。在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只称字而不称名的不过十二人罢了；只有确实有值得尊重之处，并且没有失去其尊贵身份的人，才会如此。那时还年轻，闽地人石仲卿来请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为“子正”，并附会他名字的意义写下这篇文章。子正在进士中以通晓经书闻名，往往脱离传注而直接领会经义；因此我用“云”字的意义接续说下去。只是我同他相交已久，还没有见到他的行为，已有所欠缺。希望他不要失去自己所以尊贵的地方吧？《听琴序》【曾巩】凡是有高于外物之处的人，难道只是因为外物不能胜过他吗？还是因为他本来就不依赖外物呢？世上有学问技艺的人，名义上占有一门技艺，如果不能顺从外物，就不值得尊贵。然而一旦靠技艺自我推销，别人就能因此轻视他。所以擅长技艺的人，常常害怕别人羞辱轻视自己，便往往违背别人的喜好，自己求取简约和庄重。即使求取他的人越发殷勤，他拒绝得越发坚决，却不知道别人也会因此越发羞辱轻视他。琴这种技艺，虽是圣人也不废弃。制作琴的用意，大概有所寄托；至于听到的声音，不过出自几席之间，而感受到的情怀，却常常如同处在沧浪水边、崔嵬山巅，也已经达到极致了。虽然如此，声音是从外面进入的，使声音在彼处发出而在此处产生回应，尚且能够这样，何况不是从外面进入的东西呢？所以音乐的实质不在乐器，而在于弹奏它时能够穷尽神妙，这就明白音乐是从内心产生的。因此听到音乐可以了解人的德行，而德行显现在音乐中，难道是取决于乐器吗？只是因为还没有脱离乐器，所以学习时有曲调，进而有音律；推究下去，便将由此获得其中的意旨，再进一步达到对人的体察，就超出了乐器所能表达的范围。因此音乐奏起便欢喜，曲调终了便悲伤，难道它能在片刻之间改变我的心情吗？如果我的心想着雁门，我的眼睛看着鸿鹄，那么即使在我面前演奏九遍，我仍然听不见。因此琴声奏出后，有些使人的耳朵感到厌烦，难道不是因为声音从外面进入，没有什么能够长久而不使人疲倦吗？虽然如此，我曾经向老师学习弹琴：使宫音反映在脾，圣人所说的德性却并未因此废弃；使商音反映在肺，义也没有因此废弃；使角音反映在肝，仁也没有因此废弃；使徵音反映在心，礼也没有因此废弃；使羽音反映在肾，智也没有因此废弃。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春天；如果按照音律来考察，就不合于夹钟，万物怎么能够生长呢？并不是夏天；如果按照音律来考察，就不合于蕤宾，万物怎么能够成长呢？并不是秋天；如果按照音律来考察，就不合于南吕，万物怎么能够收敛呢？并不是冬天；如果按照音律来考察，就不合于应钟，万物怎么能够闭藏呢？所以声音没有内外之分，没有缓急之别，没有长短之差，即使巧于历法计算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数理，难道仅仅止于十九、八、六这些数字吗？因此听到这种音乐时，它的精神游历四方：向东不止于碣石，向南不止于北户，向西不止于流沙，向北不止于令正之谷；否则鸟凭什么起舞，鱼凭什么跃动，六匹马凭什么仰头吃草，景风凭什么飞翔，庆云凭什么飘浮，甘露凭什么降下，醴泉凭什么涌出呢？我的琴声如果是这样，那么有耳朵的人也无须运用听觉，又有什么可厌烦的呢？这样一来，凡是尊贵的东西还不够说它尊贵吗？正因为它尊贵，所以在郑国便不淫靡，在宋国便不沉溺，在卫国便不烦乱，在齐国便不骄纵。用它来祭祀，鬼神也会来到祭祀之处，又何必烦劳知音之人来辨识呢？如果在春天弹商调，在秋天弹角调，在夏天弹羽调，在冬天弹徵调，那么即使知道四时运行都在我这里，也免不了要用手拨动琴弦。某人曾经和我在金谿游历，因此以为懂得琴，却不知道我的琴。某人如果知道琴的真意不在琴弦，所追求的意旨不在声音，那么才可以得到我的琴。即便如此，将来在祭酒的厅堂、盛放酒食的宴席上，追寻三代遗留下来的风尚，想象舞雩台上的咏叹，使听到的人仿佛有所领悟，那么大概也就不愧于古人了，又何必担心被人羞辱轻视呢？《序饮》【柳宗元】买下一座小丘后，第一天锄地整理，第二天清洗涤荡，于是便在溪边的石头上置办酒席，并把先前的事情记下来。所谓“牛马之饮”，就是分开坐在牛马背上，装满酒杯，让酒流下去，再接取来饮用。于是设置监史，并下令说：“应当饮酒的人就把筹投入其中；十寸的筹有三根，要反复投入。筹能够不在回旋处盘旋、不在浅坎处停止、不沉到水底的，投入者通过；不能饮酒却使筹回旋、停止、下沉的，就要饮酒，饮酒次数以筹的数目为准。”筹投入之后，便旋转、漂流、滑行，仿佛在舞蹈跳跃；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离去，有的停住。众人都倚着石头注视，欢呼叫喊来助长它的势头；筹突然漂走，才得以无事。于是有人饮一次，有人饮两次。有位客人叫娄图南，他投筹时，筹一次回旋、一次停止、一次下沉，独自饮了三次，众人便大笑起来，欢乐极了。我因患痿病不能进食，到这时却醉了。于是增减这项命令，直到日夜尽兴而不知道回去。我听说过去饮酒的人，有行揖让酬酢、拜谢百次作为礼节的；有呼叫号哭、反复起舞，像沸水和肉羹一样以达到极点的；有袒胸露体作为旷达的；有借助丝竹金石之乐作为和谐的；有用急促繁密、互相纠缠作为亲密的。如今却全都不同：舍弃拜谢百次的礼节，没有呼号叫喊而达到极点，不袒胸露体而表现旷达，不用金石乐器却能和谐，去掉纠缠急迫却更加亲密；简约而同乐，放纵而恭敬，快乐和悦而从容自在。用这种方式合于山水之乐，成就君子之心，是合宜的。因此写下这篇《序饮》，留给后世的人。

译《序棋》【柳宗元】房直温和我的两个弟弟一起游玩，都喜欢学习。我担心他们过于专一，想找点什么让他们休息。于是找到一块中间隆起而四周呈圆形的木棋盘。棋盘下方是方形的，直直地放置二十四枚棋子，贵棋一半，贱棋一半。贵棋称“上”，贱棋称“下”，都从第一到第十二编号。两枚下棋才能抵一枚上棋，用朱色和墨色加以区别。房直温于是拿两支笔，按照棋子的等级给它们书写。随后两人进行游戏，便看着贱棋而轻视它，看着贵棋而尊重它。他让棋子互相击撞时，一定先用贱棋；不得已使用贵棋时，便都战栗、昏乱，也很少能够准确击中目标。得到朱色棋时就觉得有余，得到墨色棋时就觉得不足。我仔细观察并思考，开始时这些棋子本来全都相似。房君只写了一次，棋子的轻重便成了这样；只是因为某些棋子恰好靠近他的手，便先给它们写，并不是能够辨别它们的好坏而用朱、墨区别它们。然而他把上棋看作上棋，把下棋看作下棋；尊贵它便尊贵它，卑贱它便卑贱它；改变对那些棋子的态度，尊敬这一类而轻视另一类，于是差别就这样产生了。那么世人用来贵重或轻贱人的做法，难道和房君贵贱这些棋子有什么不同吗？不也只是因为亲近某人，便把他放在前面吗？世上果真有人能够辨别人的好坏吗？那些受到尊敬、被轻视的人，也会随之动心吧？有谁敢于议论他们的好坏吗？那些得到尊贵待遇的人，有谁不会意气扬起、心志放纵呢？那些受到卑贱待遇的人，有谁不会容貌怠慢、内心放纵呢？所谓贵棋，有谁敢轻视它、役使它去击撞呢？所谓贱棋，有谁敢逃避役使它去击撞呢？那些用朱色和墨色区别的棋子，彼此相差不止千万，有谁敢让两枚去抵一枚呢？我是用墨色标记的棋子一类的人，观察这件事的始末，觉得它很像棋子，所以写下这篇叙。《叙盗》【曾巩】盗贼共有三十人，总共犯案十五起。从孙仙以下，盗劫吴庆的船并杀人的，都应判斩刑；盗劫朱缟的船、赃物数额较重的，应判绞刑。应当处死的共有十八人；从汤庆以下，有的赃物较轻，有的是窃盗，有的平时就自首供述，共有十二人应判徒刑。这是有关部门所依据的法律。如今图中所记载的，他们的姓名、税等、刑具和器械、作案的年月、被盗的人家、所取的财物，直到每个人分别作案多少起，全都横向列出以显示清楚。分别列出总数后，对应各起案件又用朱色加以区别，是为了让阅读的人容易明白。吴庆所盗船只的赃物分为三类，和吴庆、吴道等人的亲疏关系以及居处各有不同。至于孙仙、汤庆的亲属，以及十二人所得而免于死刑的情况，都分别显示在图的上下部分，于是案件轻重就详细明白了。他们制造兵器，纠集众人转道抢劫，在数百里之间作恶，甚至杀害良民，这是情状中最令人痛恨的。正当五六月的时候，水灾非常严重。田地已经被冲毁淹没，房屋已经被漂走；城郭之内，官府卖出粮食赈济百姓，却仍有人得不到食物。偏远乡村、大河长谷之间，即使是中等人家以上，到了太阳偏西时还拿着钱，却没有可以买粮的地方，更何况那些原本就困乏的人呢？他们正要在毁坏的堤坝和崩塌的岸垾上结扎草苇来寄身，读书人遭受饥饿的逼迫，没有乐于生存的心情，屡次作案而成为盗贼，这也是情状中令人悲哀的。《康诰》说：“杀人越货，凶悍而不怕死，凡是百姓没有不憎恨他的。”孟子认为，这种人是不必等待教化就应诛杀的。这样看来，杀人的盗贼不必等待教化就应诛杀，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守的原则，只是没有人知道它起始于何时。然而孔子说：“天下如果有道，盗贼大概会首先改变吧？”这是说，百姓供养已经充足，教导已经明白，那么做盗贼的人就会知耻而自行改过；因此，不是杀人的盗贼，也要等教化之后才能诛杀。这同样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守的原则，只是没有人知道它起始于何时。不必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是天下不能容忍的；应当等待教化后再诛杀的人，是等待、教导他们的方法已经用尽，然后才可以全面责罚他们。如果供养本来就不充足，教导本来就不明白，等待、教化的方法又没有用尽，那么在灾荒之年，百姓食物不足而有人起来成为盗贼，天子曾经暗中颁下宽大的诏令，允许减轻他们的罪责；但这并不是有关部门所依据的法律。至于杀人和赃物数额重大的人，也不予减罪，这是有关部门的法律存在，也是《康诰》的意思。我曾经审阅过这件案件，所以详细列出它的始末和情状，供人们阅览，以表明我对这件事已经尽了心力。《文编》卷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五十四 明　唐顺之　编 《送王秀才序》【韩愈】我曾经认为，孔子的道术广大而且博厚，他的门下弟子不可能全部观察并完全领会，所以他们学习孔子之道后，都各自得到与自己天性相近的部分。后来弟子们离散，分居在诸侯各国，又各自把自己所擅长的内容传授给弟子，源头越远，末流便越加分散。大概子夏的学问，后来有田子方继承；子方之后流变为庄周，所以庄周的书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荀卿的书谈到圣人，一定说孔子、子弓。子弓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太史公《弟子传》中记载他的姓名，写作馯臂，字子弓。子弓向商瞿学习《易经》；孟轲以子思为老师；子思的学问大概出自曾子。孔子去世以后，众弟子没有谁不著书，只有孟轲一派的传承得到了孔子的正宗，所以我年轻时就喜欢阅读他的书。太原人王埙给我看他所写的文章，喜欢举出孟子所说的话同我谈论，确实喜爱孟子，并且多次称赞他的文辞。沿着河流向下走，如果不停止，即使速度有快有慢，也一定会到达大海；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即使走得很快而且不停，也终究没有希望到达。所以求学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自己所遵循的道路。沿着杨、墨、老、庄、佛的学说，却想抵达圣人的道路，就像乘船从断流的小港、干涸的支渠出发，却希望到达大海一样。因此想要观察圣人之道，一定要从孟子开始。如今王埙所遵循的道路已经接近懂得圣人之道；如果再得到船和船桨，知道沿着正确的水道前进而不停下，唉，那前途怎么可以估量呢！《送孟东野序》【韩愈】大凡事物不能得到平衡就会发出声响。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摇动它就发出声音；水本来没有声音，风吹荡它就发出声音。水跃动，有时是因为外力激发；水流前进，有时是因为受到阻挡；水沸腾，有时是因为受到火炙。金石本来没有声音，敲击它就发出声音。人说话也是这样，有了不得不说的事情，然后才开口。歌唱中有思念，哭泣中有怀抱的感情。凡是从口中发出而成为声音的，难道都有不平之处吗？音乐，是郁积在内心而向外宣泄的东西。选择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助它们来发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是万物中善于发声的东西。上天对于四时，也是这样，选择善于发声的东西，借助它们来发声。所以用鸟声来表现春天，用雷声来表现夏天，用虫声来表现秋天，用风声来表现冬天。四时相互推移变化，难道也一定有不能得到平衡的地方吗？对于人也是如此。人的声音中精粹的部分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来说，又是其中更精粹的部分。尤其要选择善于发声的人，借助他们来发声。唐尧、虞舜时代，咎陶、禹是善于发声的人，于是借助他们来发声。夔不能用文辞发声，便借助《韶》乐来发声。夏朝时，五子用歌声发声；伊尹为殷朝发声，周公为周朝发声。凡是载于《诗》《书》和六艺中的，都是善于发声的作品。周朝衰微时，孔子的门徒为它发声，声音宏大而传得久远。《左传》说：“上天将要把孔夫子作为木铎。”这难道不可信吗？到了末世，庄周用荒诞的文辞发声；楚国是大国，它灭亡时，屈原为它发声。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义发声。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一类人，都以自己的学术发声。秦朝兴起，李斯为它发声。汉朝时，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最善于发声的人。再往下，魏晋时期发声的人比不上古代，然而也没有完全断绝。就其中善于发声的人来说，他们的声音清越而浮薄，节奏繁密而急促，文辞放纵而悲哀，志趣松弛而放荡，所说的话杂乱而没有条理。难道是上天厌恶他们的德行，没有人顾念他们吗？为什么不让那些善于发声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呢？唐朝拥有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以各自的才能发声。活着而处于下位的人中，孟郊、东野开始以诗歌发声。他们高出魏晋，不懈怠而达到古人的境界，其他方面也逐渐接近汉代。跟随我交游的人中，李翱、张籍是其中最优秀的。这三个人的发声，确实很好。不过不知道上天将调和他们的声音，让他们为国家的盛盛发声呢，还是将使他们身体穷困饥饿、内心忧愁，而让他们为自己的不幸发声呢？这三个人的命运，就悬系于上天了。他们处在高位时，有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处在低位时，又有什么值得特别悲伤的？东野将要到江南任职，似乎有些不能释然，所以我把他们命运取决于上天的道理说给他听，以解除他的忧虑。《送李愿归盘谷序》【韩愈】太行山的南面有个盘谷。盘谷之中，泉水甘美，土地肥沃，草木繁茂，居民稀少。有人说：“因为它环绕在两座山之间，所以叫盘谷。”有人说：“这个山谷居处幽僻，地势险阻，是隐士盘旋居住的地方。”我的朋友李愿居住在那里。李愿说：“人们所称的大丈夫，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样了。把利益恩泽施加给别人，声名在当时显赫；坐在朝廷上，任免百官，辅佐天子发布政令。在外面则树立旗帜，排列弓箭，武夫在前面喝道，随从堵塞道路，供给物品的人各自拿着东西，夹道飞奔。高兴时就赏赐，发怒时就施刑；才俊充满面前，谈论古今、赞美盛德，听起来悦耳而不使人厌烦。那些弯眉丰颊、声音清脆、身材轻盈，外表秀美而内心聪慧的女子，飘动着轻薄的衣裾，遮掩着长袖，涂粉画眉，分列在各屋中闲居；她们嫉妒宠爱、仗恃恩宠，争妍斗艳以求取怜爱。这就是大丈夫受到天子知遇、在当世施展力量的人所做的事。我并不是厌恶这些而逃避它们，而是命运如此，不能侥幸求得。困居乡野，登高远望，坐在茂盛的树下度过整日，用清泉洗涤自身，采摘山中的美味可以食用，在水中垂钓所得鲜鱼可以吃；起居没有固定时间，只求舒适安逸。与其生前有声誉，哪如死后没有毁谤？与其身体享有快乐，哪如内心没有忧愁？不受车辆服饰的束缚，不遭刀锯刑罚，不必理会政治治乱，不听闻官职升降。这就是不得志于时的大丈夫所做的事情，我正在这样做。那些在公卿门前等候，在权势道路上奔走，脚将要迈步却迟疑不前，口将要说话却吞吞吐吐，处在污秽中而不知羞耻，触犯法令而遭诛杀，只求万分之一的侥幸，直到老死才停止的人，他们的为人究竟算贤还是不肖呢？昌黎韩愈听了他的话，认为壮烈可取，便给他酒，并为他作歌说：盘谷之中，就是您的居所。盘谷的土地可以耕种；盘谷的泉水可以洗濯，也可以沿着它游赏。盘谷地势险阻，谁能来争夺？您的居所幽深，内部却十分宽阔；道路环绕曲折，仿佛走去又返回。啊，盘谷的快乐啊，快乐无穷无尽！虎豹远远避开踪迹，蛟龙逃遁隐藏；鬼神守卫防护，呵斥禁止不祥之物。饮酒又吃饭啊，长寿而安康；没有什么不满足，还期望什么呢？给我的车涂上油膏，喂饱我的马；跟随您到盘谷去，终身在那里自由徜徉。《送杨少尹序》【韩愈】

译从前疏广带着两个儿子，因为年老，一天之内辞去官位离开。当时公卿设宴饯行，在都城门外举行祖道仪式，车辆有几百辆，道路上观看的人很多，都为之叹息落泪，一同称说他的贤德。汉代史书已经记载了这件事，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下当时的情景，直到今天仍然照耀人们的耳目，显赫得如同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国子司业杨巨源，正凭借能写诗来教导后进，一到年满七十岁，也向丞相说明情况，请求离职回到故乡。世人常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比，如今杨巨源和疏广、疏受二人，他们的心意难道不同吗？我惭愧地列在公卿之后，因生病不能出门，不知道杨侯离开时，城门外送行的人有多少，车有多少辆，马有多少匹；道路旁观看的人是否也有叹息，是否知道他贤能与否；太史氏又能否扩大叙述此事、为他作传，接续二疏的事迹，使它不致冷落呢？如今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人，至于画或不画，本来就不必讨论了。然而我听说杨侯离去时，丞相有爱惜他的意思，向朝廷说明让他担任本都少尹，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作歌诗勉励他；京城中擅长诗歌的人也相继唱和。不知道当年二疏离开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古今人物相同还是不同，实在无法知道。中世以来，士大夫把官职当作家，罢官以后便无处可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杨侯刚行冠礼时，在乡里参加科举，唱着《鹿鸣》回来。如今他回乡，指着那些树说：“某棵树，是我先人种下的。”又指着某条水、某座丘陵，说：“这是我童年时钓鱼游玩的地方。”乡里人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并告诫子孙把杨侯不忘故乡作为榜样。古代所谓的乡先生，死后可以在社中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送齐皞下第序》【韩愈】古代所谓公正无私的人，在取舍进退方面，不因亲疏远近而有所选择，只看是否合宜。他的下属看待上级，也只看上级提拔或罢黜是否恰当，不因亲疏远近而怀疑上级。因此上级施行自己的意志、选择合宜的道义，对于下属坦然无忧；下属克制自己、谨慎行事，对于上级坚定而没有疑惑。所以做君主不劳苦，做臣下也很容易。看见一件善事，就可以详细查明并加以举荐；看见一件不善的事，就可以明白指出并加以罢黜。等到道术衰微，上下彼此怀疑，于是举荐仇人、举荐儿子的事情被载入传记，反而被称赞为忠。看见一件善事，因为对方是亲近的人，便不敢举荐；看见一件不善的事，因为对方是疏远的人，便不敢罢黜。众人共同喜欢的事情，偏要违逆众意加以罢黜，才被称为公正；众人共同憎恶的人，偏要激发众怒加以举荐，才被称为忠诚。于是便有违背内心的行为、违逆心志的话语，以及内心惭愧的名声。像这样的人，就是世俗所谓的好官。肤浅的诉说不能在君主面前生效，巧言构成的诬陷也不会在人们之间兴起。唉！如今治理天下的君主，难道不劳苦吗？担任官吏的人，难道不艰难吗？为人遵循正道的人，难道不辛劳吗？所以我安坐下来思考：如果不是君主的过错，那就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如果不是有关部门的过错，那就说是如今被选用的天下人的过错；但也不能说是如今被选用的天下人的过错。大概这种弊病是逐渐形成的，又是由原本存在的私心造成的；亲近谁是由私心决定的，甚至以自己的不正直推想别人都如此。这种风气树立已久，要除去实在困难。不是经过百年或一世，不能改变；不是懂得天命、没有疑惑的人，也不能改正它。罢了！它最终还能恢复古代的风气吗？像高阳齐生这样的人，或许能启发我吧？齐生的哥哥是当时闻名的宰相，出任藩镇的南朝名臣，也都是他的旧交。齐生参加进士考试，有关部门因为这些关系而接连使齐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齐生不因此抱怨，反而说：“我还没有达到要求，有关部门难道会冤枉我吗？我将磨炼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适的时机。”于是带着自己的学业，向东回到家乡。我观察世人，很多人一不得志就责怪上级，却没有考虑自身的长处和短处。像齐生这样，明明已经达到要求却说“我还没有达到”，不因有关部门的处置而忧愤，这不是很少见吗？因此我知道齐生日后确实会成为贤能的官吏，是能够恢复古代风气的人，是公正无私的人，是懂得天命而没有疑惑的人。《送高闲上人序》【韩愈】如果能够寄托自己的巧思和智慧，使机趣与内心相应，不因意气受挫，那么精神就完备，操守就坚定；即使外物来到，也不会黏滞于内心。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养叔精通射箭，庖丁精通解牛，师旷精通音律，扁鹊精通医术，僚精通弹丸，秋精通下棋，伯伦精通饮酒；他们终身乐于此道而不厌倦，哪里有闲暇羡慕外物呢？那些羡慕外物、转而学习其他技艺的人，都是没有进入堂奥、没有尝到肉味的人。从前张旭擅长草书，不钻研其他技艺；喜怒、困窘、忧悲、欢愉、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以及心中受到触动的不平之气，一定在草书中发泄出来。他观察万物，看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的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以及天地万物的变化，凡是可喜可惊的，全都寄托在书法中。所以张旭的书法变化如同鬼神，无法窥测；他终身如此，名声流传后世。如今高闲对于草书，具有张旭那样的内心吗？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内心，只追逐他的笔迹，就看不出能够成为张旭。要成为张旭是有道理的：对利害一定要分辨清楚，丝毫不放过；情感在内心燃烧，利欲相互争逐，有所得也有失，勃然激荡而不能释怀，然后全都在书法中决然发泄，这样才可以接近张旭。如今高闲法师信奉佛教，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对外物的黏着；按照这种心境，他必然淡泊平静，内心不起波澜，对于世事也必然淡然无所嗜好。淡泊与平静相遇，便会颓唐委靡、溃败而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书法方面，难道不会呈现这种样子吗？然而我听说佛教徒善于幻术，拥有许多技能；如果高闲通晓这种法术，那么我就无法知道了。《送文畅序》【韩愈】

译世上本来有名义上是儒家、行为上却像墨家的人；问他的名义，是儒家；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儒家。可以同他交游吗？也有名义上是墨家、行为上却像儒家的人；问他的名义，不是儒家；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儒家。可以同他交游吗？扬子云说：“在门墙之内就驱逐他，在边远地区就引进他。”我把这句话作为准则。佛教法师文畅喜欢文章，他周游天下，凡是到一个地方，必定请教士大夫先生，请他们作诗歌赠给自己。贞元十九年春，他将要前往东南，柳宗元替他请求文章，打开他的行装，得到他所获得的序文和诗篇，总共有一百多篇。若不是极其爱好文章，怎么能得到这么多呢？可惜没有人把圣人之道告诉他，却只是拿佛教的说法赠给他。文畅是佛教徒，如果想听佛教的说法，应当亲自去找他的老师询问，为什么要拜访我们这些儒者而来呢？我想，他是这样做的：他看见我们的君臣父子关系美好，礼乐制度和各种事务盛大，内心有所仰慕；但受佛教戒律拘束而不能进入，于是乐于听闻儒家学说而来请教。像我们这些儒者，应当把二帝三王的道理、日月星辰的运行、天地显现的原因、鬼神幽隐的原因、万物繁衍的原因、江河流动的原因告诉他；如果说得不合适，反而用佛教的说法来轻慢地告诉他，那就错了。百姓刚开始产生时，本来同虫鱼鸟兽一样。圣人出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居住宫室、以粮食为食，亲爱亲人、尊敬尊长；活着的人得到供养，死去的人得到安葬。所以道理没有比仁义更大的，教化没有比礼乐刑政更正当。把这些施行于天下，万物都得到适宜；落实到自身，身体安宁而气息平和。尧把这些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传给周公、孔子；他们把它写在典册上，中原之人世代守护它。如今佛教徒的这些道理，是谁创立的，又是谁传下来的呢？鸟低头啄食，抬头四处张望；野兽深居简出，害怕外物伤害自己，却仍然不能免除祸患，弱者的肉成为强者的食物。如今我和文畅安居而有闲暇，食物丰足，悠游度日，和禽兽不同，难道可以不知晓这种生活来自什么吗？不知道，并不是人的罪过；知道却不去实行，是迷惑；喜爱旧有的道理却不能实行，是无能；知道却不把它告诉别人，是不仁；告诉别人却不说真实情况，是不诚信。我既看重柳宗元的请求，又赞赏佛教徒能够喜爱文辞，所以写下这些话。《送廖道士序》【韩愈】五岳在中州之中，衡山距离最远。南方的山，高大巍峨的有数百座，唯独衡山是宗主。距离最远却独自成为山宗，它的神灵一定很灵验。衡山以南八九百里，地势更加高，山势更加险峻，水流清澈而且更加湍急。其中最高、横贯南北的山岭，郴州就在山岭之上；测量它的高低，达到衡山的三分之二。中州清明和美的气息，在这里达到尽头。气息达到尽头，盛大而不外溢，必定蜿蜒回旋、扶舆而上、磅礴郁积。衡山的神灵既然灵验，郴州又正处于中州清明和美之气蜿蜒回旋、扶舆而上、磅礴郁积的地方，那么这里土地水土所生长的东西、神气所感应的事物，仅有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包裹着橘柚的果实、优美的竹箭、千寻高的名贵木材，不能独自承担这样的灵秀。想来一定有奇伟、忠诚、诚信而有才能德行的人出生在这里，只是我还没有见到。难道他们迷惑沉溺于老子、佛家的学说而不能出仕吗？廖师是郴州人，在衡山求学；气质专一而容貌沉静，多才多艺而且善于游历。他难道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奇伟却迷惑沉溺的人吗？廖师善于识别人才，如果这种人才不在他自身，一定在他所交游的人中。向他访求而他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呢？临别时，我再三向他询问这件事。《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韩愈】元和六年冬天，振武军的官吏骑驿马到朝廷报告饥荒。公卿们在朝廷上议论，认为是因为没有选用合适的转运使，应当挑选有才干的人去替换他。我的族侄重华恰好担任这一职务。他到任后，释放了九百多个因贪赃获罪的官吏，解除他们的枷锁，给他们耒耜和牛，让他们在附近合宜的土地上耕种，以偿还所欠的粮食；对于官吏手中原来存放的四十万斛粮食，也免予征收。官吏们得以免除死罪，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使他们列入平民之中并有机会自我效力，无不感动得流泪、振奋起来，互相带动着竭尽力量执行他的命令；又替他奔走经营，察看原野高低和土地的宜耕情况，指点耕作方法，所以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官吏们得以全部补偿所损失的四十万斛粮食，私人还保有多余的粮食，因而能够休养生息，军队也不再饥饿。郑君说：“这些还不足以向天子报告，请再招募人员设置十五屯；每屯安置一百三十人，耕种一百顷土地，并命令各屯依靠高地修筑堡垒。从东面的振武出发，转向西面越过云州界，直到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间绵延六百多里，屯田和堡垒彼此相望。敌寇来时不能施加暴行，百姓可以在其中尽情耕种；这样稍微可以减少漕运和搬运的费用。”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秋收果然增加了一倍，每年节省度支钱一千三百万。元和八年，诏令授予他殿中侍御史，赐给朱衣银鱼袋。那年冬天，他入朝觐见，上奏说：“如果再开垦田地四千顷，就完全可以供给塞下五座城池。五千顷田地按制度应当使用七千人，我让官吏在无事时督促他们练习弓箭，做好战斗和防守的准备；这样还可以用来制服敌人，大概就是所谓兵农兼务、一举两得了。”大臣们正要支持他的建议，我认为边军都不知道耕作，一开口就等着供给粮食，有司常常雇人用车船从其他郡运送，沿着沙地、逆着河流而行；路远的有数千里，人和牲畜死在途中，蹄子和脚后跟交错于道路之上，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中原坐在那里消耗财力，而边地官吏又常常苦于粮食接济不上。如今郑君所请求开垦的土地，都是秦汉时期原有的郡县土地，他的政绩又已经得到验证。若采纳他的话，其中的利益不能立即用一两项来计算。今天子正要全面举用人才，以成就太平之功，难道能让士人有才华却没有完全得到任用的叹息，让他们怀有奇异见解却不能施展吗？郑君又有什么可忧虑的，而中台的士大夫也都这样说呢？侍御史韩君过去统领三个县，整顿两个州，考核政绩常常位居天下第一；如今把他的谋略施行于边地，功绩又如此显著。假使完全采用他的谋略，西北边境过去丧失的土地，就可以指日收复了。听说他将要归来，大家都互相勉励作诗来推重他，并嘱托我写这篇序。《送郑尚书权序》韩愈

译岭南以南共有七十个州，其中二十二个隶属于岭南节度府，四十多个分属四府，每府各自设置节帅。然而唯独岭南节度府是大府，大府的使者初次到达四府时，府中一定要派属官前去问候起居；感谢他守护地方，却不能立即向他祝贺，以此作为礼节。每逢年节，必定派人道贺问候，送上当地的水土物产。大府节帅有时经过所属的府，府帅一定穿着戎装，左手握刀，右边挂着弓箭，裹头，穿裤和靴，到郊外迎接。等大府节帅到达后，先进入馆舍占据上座；府帅恭敬地站在屏风旁，像将要快步进入拜于庭下一样。大府节帅同他推让一两次，他才敢换下戎装，按照宾主礼仪到适当的位置相见；拿着酒爵时一同起身行拜礼，等大府节帅不许才停止。这种情形，就像小侯服事大国，遇到大事要请示后才能行动。所属府的州，距离府治远的达到三千里，隔着山海，派出的使者要几个月才能到达。蛮夷强悍轻率，容易产生怨恨；由于岭南各州都濒临大海，多有洲岛，乘着风帆一天可以疾行数千里，茫茫海面上看不见踪迹，于是统治和控制失去了凭借；险要之处的人结党结仇，准备机弩、毒箭来对付将吏，撞击呼喊，互相应和，像蜂群聚集、蚂蚁杂处一样，难以搜理。他们顺从时像人，发怒时像野兽，所以通常减轻赋税收入，简化法令、放宽条目，时有遗漏也不穷究、不急切追查，长期像养孩子一样放纵他们，直到纷乱得无法治理，才像割草猎兽一样剿灭，斩尽根株、彻底痛断之后才停止。海外那些杂处的国家，如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等州，以及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类，东南方向连接天地，数以万计；有时等待风潮，前来朝贡的蛮胡和商人的船只交错于海中。假如岭南节帅选得其人，那么整个边境就都能治理，彼此不再发生侵掠、盗窃和杀戮，也没有因风暴而损失船只的灾难，以及水灾、旱灾、瘟疫和毒害之患；外国货物不断到来，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等奇珍充满中原，多得用不尽。因此选任节帅常常比其他镇更为慎重；若不是有文武才干、威望风采，懂得大体而令人敬畏信服的人，往往就会不幸生出事端。长庆三年四月，朝廷任命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前往履行这一职务。郑公曾任襄阳节度使，又统领沧、景、德、棣诸州，历任河南尹、华州刺史，都有值得称道的功德。入朝后任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家属有一百人，却没有多少亩住宅，只能租房居住，可以说身居显贵而能够安于贫困，这是仁者不以财富为富的表现。到这次任命下达时，朝廷上下无不喜悦。将要出发，公卿大夫和士人中只要能作诗的，全都相约作诗赞美朝政，慰藉郑公南行时的思绪；诗的韵脚一定用“来”字，是用来祝愿郑公成就政绩、早日归来的。《送郑十校理序》韩愈 秘书省，是皇帝的藏书府。天子尚且认为它在外廷而且遥远，不能早晚亲自察看。起初重新聚集书籍，置于集贤殿，另设校勘官，称为学士、校理。学士通常用来宠任丞相，称为大学士；其他学士也都是显达官员。校理则借用天子的名义，凡是有文学才能而入选的人，不计较官阶次序，只根据需要任用。因此集贤殿的书籍大量积聚，连秘书省所有的藏书都还不能占其中的一半。书越来越多，官职也越来越重要。元和四年，郑生涵起初以长安尉的身份被选为校理。人们都说：“这是宰相的儿子，能够恭敬俭朴、遵守教训，喜好古代义理，并且把这些运用于文章，正是这样。”至于那些正在候选的公卿大夫家的子弟，这已经足以劝勉他们了。我任博士时，开始在祭酒门下侍奉相公，分任教导东都学生；在东都太学侍奉相公时，如今又在都官任郎官；在相公留守东都时又侍奉他，三次做他的属吏，前后历时五年。我观察相公前后的道德，听受他身边的教诲，可以说是亲身受到熏陶和烘烤了。至于他高尚、广大、深远而细密的地方，我不敢私下揣度议论。他勤勉自修而致力于广泛施惠，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希望别人也能拥有；不知道古代君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今郑生刚考中进士，就在天下获得很高的声誉，却仍谦逊自守，好像还觉得不足，这确实能够守住他的家法。他家门下的人可以进来道贺了。郑生请求告假回家省亲，早晚侍奉父亲。东都士大夫不能在他出发时见到他的面，分司的官吏和留守府的属官，偷偷带着酒肴，在定鼎门外设席，盛情款待宾客为他饯行。喝醉之后，各自作五韵诗，并嘱托我写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韩愈 元和元年，当今宰相李公任吏部员外郎时，我曾与他一同入朝，谈到幽州司徒公的贤能。他说：“我前年奉诏负责礼仪事务，进入幽州地界时，迎接慰劳的使者从里门到郊外，每前进一步就更加恭敬。到了郊外，司徒公裹着红头巾，穿靴和裤，手握刀，身上杂佩着饰物，背着弓袋，衣襟插着箭，俯身站在道路左边迎接。我按礼辞谢说：‘您是天子的宰辅，礼节不应如此。’到了府中，他又穿着这身服装办理迎接事务。我再次说：‘您是三公，不可以穿军装接受诏命。’最终还是没能辞掉。上堂后，他坐在宾客的台阶上，必定面向东。”我说：“国家失去太平，到今天已经六十年了。十个甲和十二个子相配，数目穷尽就是六十；太平将要恢复，必定从幽州开始。幽州正是祸乱的发源地。如今的天子非常圣明，司徒公又勤于礼仪，差不多可以率先使河南北的将领前来朝见、奉行职事，恢复到开元时期那样吧？”李公说：“是的。”如今李公既然早晚在皇帝身边，一定会屡屡向皇帝进言，元年所说的话大概就要实现了。端公每年按时来东都为父母祝寿，东都的大夫士人无不登门拜访。他作为司徒公的辅佐十分忠诚，有意使司徒公的功名流传千万年，请允许我把这些话作为他归去时献给司徒公的礼物。《送杨支使序》韩愈 我在京城时，曾听说当今各藩镇的幕府宾客，只有宣州最多。其中贤能而同他们交游的有两人：陇西李博、清河崔群。崔群和李博的为人，我是了解的。若道义不能在主人那里施行，和他们相处的人又不是同类，即使以季氏那样的财富来款待他，他也不会停留一天。以崔群、李博来推论，凡是在宣州幕府中的人，即使不都和他们交游，也都可以相信并了解他们的为人。我从未到过宣州，却乐于称颂它主人的贤能，是因为相信他能够选取人才。如今中丞在朝廷，我每天在门下侍奉并听取教诲。他来镇守这片土地时，有人问湖南的幕府宾客，我说：‘从宾客可以相信他的主人，宣州就是这样；从主人可以相信他的宾客，湖南就是这样。’去年冬天，我奉诏在阳山任县令，这才得以在湖南幕府拜见那些宾客，于是知道先前的信任没有错。等到仪之到来，听到他的言谈，看到他的行为，那么先前所说的崔群和李博，我还何必分出先后呢？仪之的智慧足以谋划，才能足以成事，忠诚足以勤劳奉上，恩惠足以存恤下民；又用《诗》《书》六艺的学问、先圣贤的德音来增益它，以成就他的文采、增附他的本质。难怪他能够在这个府中任职，使声名和实绩流传到朝廷。

译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以此勉励他归去，这是我的本心。说我是因为在这里做县令而向这个人献媚，是不懂得说话的人。擅长作诗的人，请作歌来附在后面。《送许郢州序》韩愈 我曾经写信给于公自我介绍，累积有几百字。大意是说：前辈士人得到知己并托付给他，德行就会彰显，名声就会流传；后进士人得到知己并托付给他，事业就会显著，爵位就会通达。下位的人自矜才能，上位的人自矜地位，虽然常常彼此寻求，却总是不能相遇。于公不认为我的话不对，又回信说：‘您的话是对的。’于公身居方伯的尊位，蓄养着世所罕见的人才，却能够同卑微鄙陋的人应答，如回声随响而应，这难道不是忠于君主、乐于善事，并把国家事务作为自己责任的人吗？我虽然不敢把他的大恩据为私有，但也不能不说他是了解我的知己。我常常感激并称颂他；内心已经极其感动而事情却不去实行，是小人也不肯做的事。因此借许使君赴任之行，谈论刺史应做的事情，把这些作为赠给于公的礼物。天下的事情，大都因彼此同心而成功，因彼此相异而失败。做刺史的常常偏私自己的百姓，不以实情答复府中；做观察使的常常急于征收赋税，不根据实际情况体恤州中。由此刺史不能安稳地履行职务，观察使也不能实行自己的政令；财力已经耗尽却仍不停征敛，百姓已经困穷而赋税更加急迫，他们没有逃去做盗贼，也算是侥幸了。假如刺史不偏私自己的百姓，观察使不急于征收赋税，刺史说：‘本州的百姓，也是天下的百姓，恩惠不可以只对他们特别优厚。’ 观察使也说：‘某州的百姓，也是天下的百姓，征敛不可以只对他们特别急迫。’这样做而政令还不均平、命令还不能实行，是从来没有的。于公已经相信并实行了前面所说的话，那么如今所说的话，难道还会有不相信的吗？县对于州，就像州对于府一样。向上有所任事，向下有所治理，彼此同心就成功，彼此相异就失败，一切都是如此。若不是使君贤能，谁能相信并实行这些话呢？我同使君之间，并不是一朝燕游所结成的交情，所以这篇赠行之文不写颂扬，而写规劝。《赠崔复州序》有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供奔走办事的官吏，从长史、司马以下有几十人；他们的俸禄足以使自己的三族以及朋友故旧蒙受恩惠。他们心情愉快，整个境内的人就高兴；他们心情不快，整个境内的人就害怕。一个男子官做到刺史，也算荣耀了。然而，偏远地方的小民，脚步从未走到城邑，即使有不得其所的事情，能够在乡里官吏面前为自己申冤的也很少，何况能够在县吏面前自行申辩呢？能在县吏面前自行申辩的很少，何况能到刺史的公堂上自行申辩呢？因此刺史有听不到的事情，小民也有无法申说的冤屈。赋税有固定的数额，而百姓的产业没有固定保障；水旱、瘟疫等灾害又不可预料，百姓的丰歉全系于州县。命令不能靠言辞传达，节度使也不以诚信行事，百姓日益困穷，而征敛更加急迫。我看刺史实在难做。崔君任复州刺史，他的节度使就是于公。崔君的仁德足以使复州百姓苏醒，于公的贤能足以任用崔君。既有刺史的荣耀，又没有做刺史的困难，大概就在这里吧？我曾蒙受于公的知遇，又同崔君有旧日交游，庆幸复州百姓将要受到他们恩泽的庇护，所以说了这些话。《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韩愈 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就好像空了。冀北的马本来天下最多，伯乐即使善于识马，怎么能使马群空无一马呢？解释这件事的人说：我所说的“空”，不是没有马，而是没有良马。伯乐懂得识马，遇到良马就把它选走，马群中不再留下良马了。假如没有良马，即使说没有马，也不算虚妄之言。东都本来就是士大夫中的冀北。依仗才能而深藏不出、不求闻达的，洛水北岸有石生，洛水南岸有温生。大夫乌公拿着斧钺镇守河阳三个月时，认为石生有才能，便以礼节作网罗，把他招致幕府之中。没有几个月，又认为温生有才能，于是以石生作媒介，以礼节作网罗，又把温生招致幕府。东都虽然确实有很多才士，但早晨取来一个，选拔其中最优秀的；晚上取来一个，又选拔其中最优秀的。这样一来，从留守相公、河南尹直到各部门的官员，以及我们两县的大夫，政事有不通达、事情有可疑之处，还到哪里去咨询和处理呢？士大夫离开官位退居街巷，和谁一同游乐？年轻后生到哪里考察品德、请教学业？缙绅往来经过东都，也没有人可以到他们的居所行礼。像这样说：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都处士的居所就没有人了，难道不是可以的吗？面向南方统治天下的人，他所托付和依靠的重任与力量，只有宰相和将领。宰相替天子在朝廷上取得人才，将领替天子在幕府中取得文武之士；这样寻求内外没有治理不好的地方，是不可能得不到的。我被牵系在这里，不能自行引退，原本依靠两位先生来等待终老，如今他们都被有权势的人夺走了，我怎么能心中毫无芥蒂呢？温生到达后，要在军门拜见乌公；请他替我向前面所称赞的两位先生向天下道贺，也替我向后面所说的把人才全部取走的人表达私下的怨恨。留守相公首先作四韵诗歌咏这件事，我于是推演他的意思写下这篇序。《送石处士序》韩愈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任节度使三个月时，向属官中贤能的人求取人才。有人推荐石先生，乌公说：“先生是怎样的人？”回答说：“先生住在嵩、邙、瀍、谷之间，冬天只有一件皮衣，夏天只有一件葛衣；早晚吃饭，每餐一碗饭、一盘蔬菜。别人给他钱，他就推辞；请他一起出游，他从未以有事为由推辞。劝他做官，他不答应。坐在一间屋里，左右都是图书。同他谈论道理，辨析古今事情的是非，评论人物的高下，推断事情日后的成败，像河水决口向下游奔流、向东注去，像四匹马驾着轻车奔驰在熟路上而由王良、造父在前后驾驭，又像烛火照着进行计算、龟甲作出占卜一样。”大夫说：“先生有足以使自己终老的本领，对别人没有什么请求，他肯为我来吗？”属官说：“大夫文武兼备、忠孝俱全，为国家求取人才，不是为了自家私利。如今敌寇聚集在恒州，军队包围着它的疆界，农民不能耕种收获，财物和粮食全都耗尽。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各地向朝廷输送物资的道路；治理的方法、征伐的谋略，应当由这里提出。先生仁慈而且勇敢，如果用义理去请他，强行委以重任，他还有什么话可推辞呢？”于是撰写书信，准备马匹和财帛，选定日期交给使者，到先生的居所恭请他。先生没有告诉妻子儿女，也没有同朋友商量，戴好帽子、束好衣带出来会见使者，在门内拜受书信和礼物。

译夜里便洗浴，整顿行李，装载书册，询问道路经过，并向平常往来的地方告别。早晨，送行的人全都到齐，在上东门外张设宴席。饮了三巡酒，将要起身时，有人拿着酒爵说：“大夫确实能够按照义理求取人才，先生确实能够以道义自任；今天决定去留，特意为先生饯别。”又斟酒祝愿说：“凡是离去还是留下、出仕还是退处，都没有固定的规则，只以义理为归依；就凭这个为先生祝寿。”又斟酒祝愿说：“愿大夫始终不改变初衷，不只谋求使自家富足而使老师挨饿，不甘心接受佞人的奉承而在表面上敬重正直之士，不以谄媚之言为悦，只听从先生的意见，从而能够取得成功，保全天子的宠命。”又祝愿说：“愿先生不要向大夫谋求利益，不要图谋借大夫来便利自身。”先生起身拜谢，祝辞说：“我怎敢不早晚恭敬努力，以求遵从这些祝愿和规劝。”于是东都人士都知道大夫和先生果真能够彼此合作而取得成就，便各自作六韵歌诗，退下来让我为此写序。《送殷员外序》韩愈 唐朝承受上天的命运成为天子，四方万国，无论海内海外、大小远近，都臣服于朝廷，按时节进贡当地的水土物产；大的国家特意前来，小的国家则附带会集而来。元和睿圣文武皇帝即位后，全面治理境内，使一切归于法度。元和十二年，诏令说：“四方万国中，只有回鹘同唐朝最为亲近，奉行职贡尤其恭谨。宰相，你要选宗室中四品官一人，持节前往赏赐回鹘君长，告诉他我的心意；还要选一名通晓经术、熟悉时事的人，作为他的副使。”于是殷侯侑由太常博士升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穿着朱衣，执象笏，奉命出行。朝廷中的大夫无不出来饯行。酒喝到一半，右庶子韩愈拿着酒杯说：“殷大夫今天不过是出门到几百里外，脸上就有惆怅不舍、令人怜惜的离别神色；平日拿着被褥入三省值班，还要反复叮咛，回头嘱咐婢女，絮絮叨叨不能停止。如今您出使万里之外的外国，脸上和言语间反而没有多少忧虑，难道不是真正懂得轻重吗？真是大丈夫！”宰相因为殷侑而回应诏命，确实真正懂得识别人才；不通晓经术的人果然不足以被任用。于是大家相继作诗来叙写他的出行。《送湖南李正字序》韩愈 贞元年间，我跟随太傅陇西公平定汴州时，李生的尊父以侍御史掌管汴州盐铁事务，每天杀羊备酒宴请宾客。那时李生还同他的弟弟学习读书、练习文章，把考取进士作为学业目标。我在太傅府中年纪最小，所以能够同李生父子结交。太傅去世后，军队发生动乱，军司马和属官都死去；侍御史又被人进谗，贬为平民，向南方而去。此后五年，我又被贬为阳山令。如今我以都官郎的身份留守东都省，侍御史由衡州刺史调任亲王长史，也留在这里掌管亲王府事务。李生从湖南幕府请假前来朝见，此时太傅府旧日的僚属只剩下我和河南司录周君。除此之外，李氏父子相互算作四个人，分别十三年，幸而能够聚在一起，得以宴饮并举起一杯酒互相劝饮，这是天意，不是人力。侍御史和周君如今都是前辈，成德李生温和而有君子之风，有诗八百篇流传吟诵于当时。只有我，学业没有更加进步，品行没有更加修养，只是还没有死罢了。每次去拜见侍御史、拜访周君、到李生那里，回来后没有一次不感到惭愧。过去侍御史对朋友毫不吝惜费用，如今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三族受寒挨饿，于是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疏远的亲属也都来了。他的俸禄不足以养活李生，即使想不在外面任职，形势也不允许了。重视李生归来的人都作诗相送，我因为同他最为熟悉，所以又写了这篇序。《送窦从事序》韩愈 越过瓯地、闽地向南，都是百越的土地。按天文分野，属于星纪，其对应的星是牵牛。连绵的山岭隔在北面，巨大的海洋对着南面。这是岛居、穿草服的百姓，自古以来风俗气候就与中原不同。唐朝拥有天下以后，号令所及，无论远近都没有差别。民俗既然逐渐改变，风气也随之改变；霜雪按时降临，瘟疫不再兴起；濒海地区的富饶，本来就比过去更加丰厚。因此到南海去的人，把那里看作东西各州一样。皇帝统治天下二十二年时，诏令工部侍郎赵植任广州刺史，全面治理南海百姓；又任署理从事扶风窦平，窦平凭文章才学得到升进。他将要出行时，他的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以及东都二十八名善于写文章的交游者，都作诗赠送给他。于是昌黎韩愈赞美赵南海能够得到人才，赞叹窦从事以才学报答知遇，认为我不怕路途遥远；又高兴于侍御史把周代之爱心托付给他的族叔父，使他能够会合文辞，写作荣宠他的作品，便写下这篇《送窦从事少府平序》。《赠张童子序》韩愈 天下凭借通晓两部经书而参加礼部考试的，每年达到三千人。他们先从县里考试，确定可以荐举的人，然后升送到州或府。不能考中科目的，不计在这三千人之内。州或府汇总所属县升送来的人，再进行考试，比县试更加仔细审察，确定可以荐举的人，然后贡送给天子，再升送到有司。不能考中科目的，也不计在这三千人之内，这叫作乡贡。有司汇总州府升送的人，再进行考试，审察得更加详细，把可以进用的人排定名次，将姓名上报天子，并由所属吏部收藏；每年不到二百人，这叫作出身。能够列入这个选取范围，实在太难了。两部经书的章句就有几十万字，传注也在其中之外，考生都要背诵，还要大略懂得它们的主要义理。因此应试的人，有的要经过十多年，才进入三千人的范围并升送礼部；又有的还要经过十多年，才进入二百人的范围并进用于吏部。头发斑白的老人有一半，因昏聩闭塞而来不及达到要求的人，都不在这个期限之内；还有人终身不能进入其中。张童子九岁时，从州县一直到礼部，一次应试就被录取，列在二百人之中。又过了两年，他更加通晓两部经书，有司再次上报他的情况，于是授予他卫兵曹的职务。人们都说童子耳目聪明通达，精神气质灵秀，我也认为童子远远超出同辈。童子向本官长官请求，跟随父亲回去省视母亲。八月，他从京师出发，经陕南、虢东和洛师，向北渡过黄河以北，九月才到达郑地。从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到五都的长官和群吏，都厚厚地赠送给他粮食和财物，有的还作歌诗赞美童子。童子也算荣耀了。不过，我将要把童子引导到求道的道路上，因此对他说：‘追求增益的人，不是希望迅速成功的人。少年和成年不同；在少年时期，人们只看重童子的非凡之处，等到长大以后，就要按照成年人的礼法来要求他。成年人的礼法，并不只是达到童子目前所能做到的程度而已。既然这样，童子暂且放下已经学过的东西，而勤奋学习尚未学会的东西，是可以的。’我和童子都是陆公门下的学生，仰慕颜回、子路二人彼此请求赠言并相处的情谊，所以写这些话赠给童子。

译《送王秀才序》韩愈 我年轻时读《醉乡记》，私下奇怪隐居的人既然不受世俗牵累，为什么还要说这样的话，难道真是被酒味所诱惑吗？等到读了阮籍、陶潜的诗，才知道他们虽然困顿不平、不愿同世俗交往，却仍不能使内心平静，有时会被事物的是非所触动，于是有所寄托，借此逃避现实。至于颜氏的弟子颜回，拿着瓢、端着箪；曾参歌唱时声音仿佛从金石发出。他们得到圣人为老师，急切追求圣道，常常担心赶不上；对于外在事物，本来就无暇顾及，又哪里需要借助酒曲、酒糟来昏醉逃避呢？我又因此悲叹醉乡一类的人没有遇到知己。建中初年，天子即位，有意追求贞观、开元时期的伟大功业，朝廷中的臣子争相进言。正在这时，醉乡记的后代又因为直言而被废弃。我既悲叹《醉乡记》的文辞，又赞美贤臣的功烈，想结识他的子孙。如今您来见我，没有带着任何凭借，我尚且要替您张扬；何况您的文章和品行都没有失去家族传统，浑厚而端正，值得惋惜的是我的力量不能振兴您，而您的言论又不被世人信任。在您出行时，姑且同您饮酒。《送牛堪序》韩愈 凭借通晓经书而被荐举的人，要背诵几十万字，还要大略通晓经书的大义；征引文辞、旁涉其他经书的地方，又要背诵几十万字，这项学业真是勤苦了。能够在有司那里考中进士，便离开百姓的田亩而取得官吏的俸禄；由此升迁，屡次做到卿相的，常常有这样的人，他们得到的好处也很大。然而我从未听说有人在有司那里考中之后，前往有司的门下致谢。这难道是有司的待遇使他如此吗？还是因为公事公办而不徇私情？应试者对有司的期待，恐怕也是这样吧？他们前去门下致谢，是为了私情吗？还是人的礼数没有考虑周全，或者不能行举谢礼呢？像牛堪这样的人，思虑足以想到这些，才质足以做到这些，却又没有听说他前往致谢；那么他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吧？违背众人去求取知遇、树立奇异形象来取得名声，并不是牛堪心中所存的想法。由此看来，像牛堪这样的用心，即使做到大官也不算侥幸。牛堪是太学生，我是博士；博士是太学生的老师。在他考中归来、为家乡增添荣耀时，我怎么能没有话说呢？《送陈秀才彤序》韩愈 读书是为了求学，继承前人的言论是为了作文，并不是为了夸耀学问多、争逐文辞华美。大概学问是用来求道的，文章是用来明理的。假如做事合乎适宜，说话切中要旨，即使我没有当面见过他，我也会相信他在文学方面学问丰富。颍川陈彤，起初我在杨湖南门下见到他时，他身材高长，气质温和。我看他的相貌，听他的言谈，因而了解他的为人。相处久了，果然觉得他高不可及。湖南杨公对于人才，不轻易以事务相接；争逐名声的人对于技艺，也不可以用虚名使他屈服。我看杨湖南对陈彤的礼遇更加厚重，而同进的士人又交口称誉他，于是更加确信我对他的信任没有错。既然如此，又何必再向他询问、考察他的学问，逼迫他来验证他的文章呢？那样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所以我不向陈彤索求，陈彤也不向我显露，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可以向智者说，难以同俗人谈”的情形吗？我在这里做事很久了，从未见过有像陈生这样考进士而不能遂愿的人；他出行时，姑且把这些话赠给他。《送孟秀才序》韩愈 今年秋天，我在郴州见到孟氏子琯，他年纪很小，礼仪却很有分寸；亲手拿着一大篇文章。我退回来打开文稿阅读，篇中所有内容没有不能写的。我本来已经把他记在心中、看在眼里了。十月，我途经衡州、潭州，前往荆州，屡次见到孟氏子；他所交往的全是品行善良的长者，我更加认为他非凡。如今他将要离开这里，随同应试者到京师去，即使他不来请求，我也将强行把这些话交给他以成全他的志向，何况他多次来请求呢？京师的进士有上千人，各种各样的人没有不具备。我在这方面常常吃过亏，关键在于仔细选择并牢固地同人交往。善良的人即使不亲近我，我也要强行亲附；不善的人即使我不憎恶他，我也要强行拒绝。假如能这样做，那么对于高爵就像登台阶上厅堂一样容易，何况其他小事呢？《送何坚序》韩愈 何坚同韩氏是近亲吗？坚凭进士资格在我这里应试，是同业；他在太学时，我任博士，坚是学生，我们是同道；我认识坚十年，已经成为故交。同姓而且亲近，同业，同道，又是故人。在他不能实现愿望而归去时，我怎么能没有话说呢？坚是道州人，道州的长官阳公守城有贤能；道州是湖南的属州，湖南杨公凭也很贤能；坚作为百姓而坚守，又很贤能。湖南得到道州作为属州，道州得到坚这样贤能的百姓；坚回去后会歌颂本州的父老子弟，使他们服从阳公的政令。道州也会歌颂本县以及邻近州县，使它们服从杨公的政令。我听说鸟中有凤凰，常常出现在有道的国家。汉代时，黄霸治理颍川，凤凰果然在那里聚集鸣叫。假如史书可信，坚回去后，我将庆贺他看见凤凰并听到凤凰的鸣声。《送薛存义之任序》柳宗元 河东薛存义将要出发，柳子把肉放在俎上，把酒斟满酒杯，追到江边为他送行，请他饮食，并且告诉他说：‘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你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大概是做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只把百姓当作役使的对象。凡是靠土地生活的百姓，要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雇用官吏，使官吏替我们主持公平。如今拿了他们的报酬，却怠慢职事的人，天下都是这样，哪里只是怠慢而已，还要进一步盗取百姓的财物。假使从前雇一个人在家里做事，给了他报酬，他却怠慢事情，又偷盗你的财物器具，你一定会非常愤怒，把他斥退处罚。如今天下有许多类似这种情况，百姓却不敢放纵地发泄愤怒，也不敢斥退处罚他们，这是为什么？因为双方的势势不同。势力虽不同，道理却相同；面对我们的百姓，能怎么办呢？有通达道理的人，难道能不恐惧并警戒吗？’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已经两年了，早起晚思，勤勉用力、劳心尽职，使诉讼得到公平处理，赋税得到均衡征收，老弱百姓没有怀有欺诈和暴虐的念头；人们憎恶那些白白领取俸禄而不做事的官吏，这些情况确实如此，他懂得恐惧和警戒也确实明白。我地位卑微，又受到屈辱，不能在他出发时参加评定政绩、考察善恶的议论，所以用酒肉奖赏他，又用这些话郑重地送给他。《送李判官往桂州序》柳宗元 士人学习做官，常常苦于文才不足，所以办事虽然有余，却不能充分施展；讲究文采的人，常常苦于缺少决断，所以放纵而没有节制。如今李生学习诗歌已经多年，吟咏风诗和赋作，在人们中间颇有声誉。到了这个州，只要州牧有所咨询，他就辅佐军务、纠察群吏，十分刚直而且勇武。难道这就是所谓既做官而又有文采的人吗？由于府中丧事而罢职离去，选择前往一个有礼义的地方。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然而能不能合于礼义，我就不知道了。《送董邵南序》韩愈

译燕、赵两地自古就以多有慷慨悲歌之士著称。董先生考取进士，却接连不能在有司那里得志；怀抱才器，郁郁不得意地前往这里。我知道他一定会有遇合。董先生，努力吧！凭您生不逢时，假如仰慕道义、勉力行仁的人，都会爱惜您，何况燕赵之士所具有的气性本来就发自他们的本性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我怎么知道这里如今不同于古人所说的情形呢？姑且用您的此行来占卜验证吧。董先生，努力吧！我因您而有所感慨。请替我吊祭望诸君的墓，到市场上看看，那里还有没有从前的屠狗之人？替我向他们致意说：‘圣明的天子在上，可以出来做官了。’ 《送徐从事北游序》柳宗元 读《诗》《礼》《春秋》，却不能讲说其中的义理；他的容貌充实端正，而声名不能在世上流传。难道是因为天下广大、儒者太多而造成的吗？还是他把自己的学说藏起来，忌讳谈论所读的书，不让世人听到并传扬他的名声呢？或者是居住在偏远地方、任职于偏远地方，没有同通都大邑的豪杰竞争才能，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呢？不然，难道是没有显达的人替他倡导，以振扬他的声名吗？如今这个时代不能说儒者很多，从先生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先生也不是隐藏、忌讳自己的学说和所读的书；这样说来，剩下的两种情况就可以判定了。先生向北游历，一定会到达通都大邑；通都大邑一定有显达人物。这样一来，他的名声果真会在世上流传吗？假如声名流传，一定能够取得官位；取得官位后把《诗》《礼》《春秋》的道理用于政事，施加于万物，想到不能辜负孔子的笔和舌，能够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儒者。儒者难道只要会讲说经书就够了吗？《送徐无党南归序》欧阳修 草木鸟兽作为物类，众人作为人类，虽然生命形态不同，但死亡时却同样归于腐坏、消散、尽灭和泯亡。然而众人之中有圣贤，他们本来也是在人群中生存、死亡，却唯独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虽然死去，却能够不朽，年代越久反而保存得越久。他们成为圣贤的原因，在于修养自身、施行于事务、显现在言论中；这三方面使他们能够不朽而长存。修养自身，是没有什么不能获得的；施行于事务，则有成功也有不成功；显现在言论中，又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已经施行于事务而没有显现在言论中，也是可以的。从《诗》《书》《史记》所传述的人物看，他们难道一定都是善于言说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行于事务，也没有显现在言论中，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擅长政事的，也有擅长言语的。至于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不过曲着胳膊挨饿睡觉罢了。他同众人居处时，整天默默无言，像愚人一样；可是当时所有弟子都推崇尊敬他，认为自己不敢希望赶上他；后世相隔一千几百年，也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他能够不朽而长存，本来不需要施行于事务，何况需要表现在言论中吗？我读班固《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看到其中列举的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但著作散失、磨灭，能够保存下来的百篇中还不到一两篇。我私下为这些人悲哀：他们的文章华美，言语工巧，却如同草木的花朵被风吹落、鸟兽的美妙声音掠过耳边一样。正当他们耗费心力辛劳经营时，同众人汲汲营营又有什么不同？然而忽然就死去了，虽然有的早有的晚，最终都同草木、鸟兽和众人一样归于泯灭。言语是不可以依靠的，大概就是如此。如今的求学者没有不仰慕古代圣贤的不朽，却辛勤一生，把全部心力耗费在文字之间，这些人都值得悲哀。东阳徐生年轻时跟从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得到世人的称誉；离开我后同众士人在礼部考试，取得高等名次，由此知名。他的文辞日益进步，像水从地下涌出、山峰从地面突起一样。我想挫折他的盛气，勉励他思考，所以在他回去时把这些话告诉他。不过我本来也是喜欢写文章的人，也借此警戒自己。《送杨寘序》欧阳修 我曾经患有深重忧愁的疾病，退居闲处，不能医治。后来向朋友孙道滋学习琴艺，接受了几段宫调的曲子，时间久了便喜爱上它，竟不知道疾病还在自己的身体里。琴这种技艺，本来是微小的；但达到极致时，大的声音如宫调，细的声音如羽调。拨动琴弦，骤然奏起，忽然变化：急促时凄切而短促，舒缓时舒展而和谐，仿佛山崖崩塌、岩石裂开，高山中泉水涌出，又像风雨在夜间突然来到；也像失去丈夫的寡妇发出哀怨叹息，或雌雄鸟儿和鸣。它所表现的忧思深远，就是舜、周文王和孔子流传下来的遗音；它所表现的悲愁、感伤和愤懑，就是伯奇这个孤子的叹息、屈原这位忠臣的哀叹。喜怒哀乐，一旦打动人，必然深刻而纯正；它与古代淡泊的风格、尧舜三代的言语、孔子的文章、《易经》中的忧患意识、《诗经》中的怨刺，没有什么不同。若有人能用耳朵听它，用双手应和它，取其和谐之声，表达自己的郁结，抒写自己的忧思，那么在感动人的方面，也会达到极高的境界。我的朋友杨君好学而有文才，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却没有得志；后来因荫补调任剑浦县尉，孤身处在东南数千里之外，他心中本来就有不平之气。况且他年少时身体便多病，南方又缺少医药，风俗、饮食也与他不相适应；以多病的身体，怀着不平的心情，居处在不适宜自己的风俗之中，他怎么能够长久郁郁不乐呢？然而，他想使心情平和来调养疾病，在琴艺方面也将会有所收获。因此我写了《琴说》赠给他，送他出行，并邀请孙道滋斟酒、奏琴，为他饯别。送杨子聪户曹序【欧阳修】士人到州郡任职，必定要看当地地位的大小和声望的高低，以此决定职位的轻重。河南是大府，参军虽然职位卑微，但由于河南声望高，参军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本来就和其他州郡不同。然而河南地大望高，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将相、名臣和达官，而且任期又不长，通常一两年就会更换，任期短的半年便调走。因此河南的官吏百姓闲坐偶谈时，说到某位宰相、某位将领、某位官员，往往直呼其名，并以一两年为数。至于郎中、御史、方镇、州牧郡守，以及作为贵客从河南经过的人，进入河南不必在边界迎候，离开也不必在郊外送行，遇见了不用回避，坐在市场上的人也不起身，难道是他们一向傲慢吗？只是因为见得太习惯了。他们看待公卿大臣和重要官员，轻易到这种程度，何况所谓参军呢？参军不被众人嘲笑、跟随戏弄，就算幸运了。参军每次到府衙上任，远远望见府门便快步趋行；府吏与他摩肩而过，连作揖也不作，反倒走到他面前。参军手持名刺和笏板，请求通报姓名，即使心里自负才学，也想进身自荐，却无法做到。他的处境郁闷，地位卑下而低贱，反而比其他州郡更严重，所以做参军的从来没有感到快乐的。然而在这些人中，能够使自己才华出众、挺拔而立的，实在很少。他们才能的优长并非与众人不同，没有特殊才能便做不到。户曹参军杨子聪居住在府中，常穿青衫，骑着破旧的虎鞯马鞍，出入府门；府中下人本来就把他和同辈一样看待，轻易怠慢他。

译居住了一年，相国彭城公推荐了他，集贤学士谢公又推荐了他；士人中有文才而贤德的人也都同他交往，他终于能够显露头角了。如果他离开这里到其他州郡去，就不只是挺拔出众而已，必将卓然特立、独自成名。子聪是南方人，喜爱家乡的风土；如今任期届满，调到吏部，必定还会在南方任职。我知道，南方州郡中有一位卓然独出的杰出人物，一定就是杨子聪。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欧阳修】前年五月下了大雨，麦子被毁，黄河泛滥，京畿东部的低洼田地都被水淹没。后来又不下雨，一直到八月，高地上的豆类和粟也枯死了。三司上奏说：先前博州发生水灾，百姓借河水泛滥之事上告，因而得以免除租税的，大约有几万人。今年秋天应当征租，恐怕百姓会利用水旱灾害，借机妄求免租，使军粮受到亏损，请慎重命令有关官员严加防范。朝廷于是颁布田令，约束州县官吏；官吏无论远近，都只顾望风而行，厌恶百姓申报水旱灾情，一概以农田诏令规定的期限为准，严重的还用鞭打来阻绝他们。京畿百姓到县里申诉，县里不听；便到开封府申诉，开封府又不听；于是他们相互约集，聚集站在宣德门外向宰相申诉。朝廷因此派官吏四处巡视各县。巡视的人回来，有的说确实有灾，有的说没有灾；但说没有灾的占十分之七八。最后一批巡视者回来报告说：百姓确实受了灾，只是官吏害怕约束，徒然为了保全自己而隐瞒罢了。天子听到后，悲悯地把京畿百姓的租税全部免除了。我曾私下感叹说：百姓幸而成为京畿百姓，事情紧急时离朝廷近，也容易被了解。雨从天降，河水从地上泛滥，和烈日出现一样，这三种事情都是容易看见的。前两三年旱灾蝗灾接连发生，朝廷年年根据灾情轻重，分别减免赋税多少；直到军粮不足，便每年买粮，或允许纳粮授爵来补充。这说明居上位者爱护百姓，而仁厚之人的心也容易受到触动。用容易了解的近处之事，来向容易看见的事实报告，希望触动容易怜悯的仁心，然而官吏一加阻塞，差一点就无法上达。何况天下四海广大，远达几万里，事情难以了解，不像大雨、洪水和烈日那样容易看见的，又有多少呢？假如上面的恻隐之心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想要申诉的苦衷又不能通达到上面，只是官吏处在中间加以阻塞罢了，这难道不可叹息吗？扶风县地处关西，距离京师在千里之外；百姓的不幸以及隐蔽难察的事情，究竟有多少，能够决定他们生死曲直的，只有县令、主簿和县尉三个人。百姓的意愿能够不被阻塞而传到州里，州里的意见也不被阻塞而传到上面；县中不阻塞，百姓的意愿能够通达，都只依靠县令、主簿和县尉把它们上达。王君圣纪在这个县任主簿，圣纪好学而有文才，辅佐治理这个县，正要开始试验自己的治政能力，所以我把平素所感叹的这些事情告诉他。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欧阳修】身处狭窄陋巷的士人，甘愿以藜藿为食而修养仁义，毁誉不能动摇他的操守，饥寒不能困扰他的内心。这些在众人看来很难的事，君子却认为容易。出生在高门大族，世代承袭显贵官位，却亲自奉行穿布衣、系革带的生活；骄傲、荣华、安逸和欲望的快乐生长在身边，却不沉溺于这种习气，天天见到它们，却不使内心受到动摇。这即使是君子，也有时会觉得困难。学问和品行足以立身，而且进取不停；才能足以胜过别人，而志意却更加谦下。这即使是圣人，也会认为困难。

译《尚书》说：“不要自满自大。” 又说：“你只应当不自夸、不自伐。”以舜、禹那样的明智，尚且把这件事作为相互戒惧的准则，何况比他们低下的人呢？这确实可以说是很难的了。广平人宋君，是宣献公的儿子。宣献公以文章成为当时的宗师，在朝廷上显赫，位列辅弼；清正的德行在当时著名，美好的声名流传后世。宋君年少时便能自立，不因门第而对人骄傲。长大以后，他好学而尊崇古道，写作文章，天下贤士大夫都称赞仰慕他的为人。但宋君内心谦逊，常常好像觉得自己仍有不足。他在太学任职，甘愿处身寂寞之中，每天同贫寒士人来往，又跟随国子监先生讲论道德，以求获得益处。他生来便不沉溺于世袭门第的习气，大概是出于天性；他虽见到荣华而内心不为所动，则是由于天性明达，经过学习才达到的。学习不停，地位越高而态度越谦下。我从他年幼时起便认识他，看见他长期修养品行而不知疲倦，时间越久而志行越笃实，可以知道他将来没有什么境界不能达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谁能阻挡他”吧？我是一个出身陋巷的士人，遇上时机而奋发立身，侥幸在朝廷占据官位，守持贫贱时的操节。在面临利害祸福的时候，常常害怕自己的操守会被夺去。我所奉行的只是君子认为容易做到的事，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宋君所奉行的是圣贤认为困难的事，确实是很难做到的。这一年的三月，宋君从京师来，拜访他的舅父。我得以把他请到南斋，听他谈论，因而仰慕他的为人。即使同他终身长久相处，也不会感到厌倦。他留了几天便要离去；临行时，我不能忘记他的话，于是写下这篇序。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欧阳修】五代初年，天下分裂成十三四个政权。到了建隆年间，有的被消灭，有的被削弱，仍然存在的还有七国。其中蜀和江南的疆域最大。凭周世宗的雄才，三次进军淮水一带，仍不能消灭李氏；蜀也依仗险要地势据守，秦、陇、山南都被侵夺，而荆人缩手退回峡中，不敢向西窥伺以争夺旧日土地。到了太祖承受天命，用兵不过万人，攻取两国却像攻取一个郡县一样，武将是多么伟大啊！这时，文初的祖父跟随各位将领向西平定成都，后来又向南攻打金陵，功劳最多。当时谈到名将，都称说田氏；田氏家族世代研习兵书，史官和禄位世代相传于家中，直到今天仍未断绝。天下平定以后，将领没有地方施展武力，士君子争相凭借文章儒术进身，所以文初这个将门子弟反而穿着白衣，跟随乡里进士参加有司考试。他们前后虽处在同一时代，却各自因时势而如此。文初辞章学业通达敏捷，为人敦厚清正而令人喜爱。这年仲春，他从荆南向西到万州拜访父母，船停在夷陵，我和他登高远望，随后游览东山，探看绿萝溪，坐在磐石上。文初很喜欢这里，过了几天才离去。夷陵，地方志说：北面有夷山，因此得名；也有人说，巴峡的险要到了这里才开始平坦。大概文初如今所看到的地方，还不能算山川中最优美的景致。从这里向上，逆着江水的急流进入三峡，那里险峻奇异、奇绝壮观，才真正值得喜爱。当年王师讨伐蜀国时，军队从两条道路出发：一路从凤州进入，另一路从归州进军，夺取忠州、万州以西的地方；如今我们所经过的，都是当年王师用武之处。观览这些山川，可以慨然作赋了。送周屯田序【曾巩】士大夫入朝任职，年满七十岁，便上书辞去职位；天子任用他的一个儿子为官并准许他退休，这也可以说是荣耀了。然而有人仍好像不能释然，我便对他说：古代士大夫年老疲倦而归乡，乘安车，扶几杖，饮食衣服以及各种珍贵美好之物，都和原来一样。天子用宴饮、饮食、乡射之礼来供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弟；亲自解下韝韍来进献物品，咨询他们的言论见解，有时在学校，有时在朝廷。时节的赏赐和对缙绅的礼遇，送到他们家中，一天之内不是早晨就是晚上。上面听任他们休息，不敢用事务劳烦他们；下面则让他们在家安享老年，处于无为而受尊荣的境地。如今一旦辞去职事，回到自己的房舍，随从车马散去了，宾客离去了，各种顺遂心意的物品也不够了。过去同自己一起游乐、相互亲爱的朋友，不再同自己约定居处，而是独自游散、被弃置在山野、林莽、陋巷和穷乡之中。这样看来，后代对老人的待遇太薄了，又怎么能使老人心里不感到不足呢？不过，不再享有尊贵的职事，正可以使身体得到舒缓而更加闲适；不再享用珍奇美食，正可以堵塞烦恼、消除浮薄而更加安宁。不离开深山长谷，难道不足以代替学校中的职位吗？不处在荣华之中，难道还会因受到冷落而忧患吗？这样说来，古代所以殷勤奉养老人，都是当时担任职事的人自己造成的；对于年老疲倦而归乡的士人来说，反倒成了烦扰和劳苦。如今设置古代那种待遇的事情，只是有关部门太少罢了。士人年老居家，唯独能够得到的是自由自在地生活。那么又为什么要因此触动他的心意呢？我所说的，是尚书屯田员外郎周君中复。周君同先父都是天圣二年进士，与我相识已久，关系也很亲厚。我既替他辨明了不能释然的缘由，又希望他能够有所处置并感到快乐。读到我这篇文章的人，也可以不必责怪周君，而应为当今制度的缺失感到忧虑。送江任序【曾巩】同样都是做官，有的让中州人到荒僻边远之地、山区海边聚落之间、蛮夷异域之处任职；有的让燕、荆、越、蜀以及海外万里之外的人到中州任职，甚至四方偏远地区的人彼此调换前往。他们跋山涉水、奔驰于沙漠荒野之间，常常受到风霜冰雪、瘴气雾毒的侵袭，又遭遇蛇龙虺蜴、虎豹群兽的攻击，或被急流回旋的水势、崩塌的山崖和坠落的岩石压覆。他们出发时，无不携带粮食、包裹药物，选择船只、调换马匹，整顿兵器和队伍，然后才行动；还要戒备早晚赶路，历经寒暑变化才到达任所。到任以后，宫舍、器械、衣服、饮食等物品，地方风土气候的宜忌，以及百姓的歌谣风俗、语言习惯等事务，变化多而难以遵循，民情也难以了解，于是往往忧愁居处、警惕生活，叹息着思念故乡。等到时间久了，已经习惯当地生活，过去的蒙蔽也已解除，任期便有了期限，可以等待期满而离去。因此他们不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和治理，来宣扬天子施于上、施于下的仁德，建立后世可以遵守的法则。也有九州之人各自在本乡任职，不在西部边疆，而在东部境地；士人不必辛劳舟车舆马，也不必费力奔波，只需传达于本地城邑，安坐在官署深处。道路上的停留、升降行走的疲倦、冒犯风霜的忧患，都不会接触他的身体、扰动他的心思。

译到任以后，耳目口鼻和全身各处所需的供养，就像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一样；父亲、兄长、六亲和故旧之人，早晚都能相见，就像没有离开自己的乡里一样。山川的形势、土地田野、市场街巷、风谣习俗、言辞说法的变化、利害得失和善恶的条理，如果不是童年时听到的，就是少年成年时游览了解的；即使不是自己亲自体会得到的，也是乡里的先生老人告诉他的。居处已经安定，所要处理的事务又都像这样熟悉，因此能够专心思虑、竭力办事，经营职务以宣扬上级恩德，解决百姓的急难；施政的先后不用等待旁人咨询、长久观察，关于取舍、增减、损益的关键，已经在心中决定了。哪里像孤身远客寄居他乡那样忧虑，因而苟且草率地处理事务呢？临川江君任职于洪州丰城县；这两个县，牛羊放牧的地方彼此相接，树木、果蔬和五谷的田垄也互相连接。所谓九州之人各自在本乡任职，还有谁比这里更接近这种情况呢？既然已经获得了安居任职的快乐，又乐于听取、充分了解百姓的事情，而江君又有聪明敏慧的才智和廉洁的品行来施行政令，我知道他不会放弃读书议论的乐趣和宾客交往的爱好，处理政务也一定绰绰有余。大概县政治理好了，百姓就能在大山深谷中安居自得，而州府在上面也可以无为而治；我将会看到江西的幕府不再有需要面向南方忧虑的事情。因此，在他出发时，我写下这些话为他送行。送蔡元振序【曾巩】古代州府的从事官都由长官自行征召，士人也可以选择愿意跟随的人，所以宾主能够彼此相得。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离开也可以。如今州府的从事官都由朝廷任命，不仅长官不能选择属官，士人也不能选择愿意跟随的长官，宾主难道都能彼此相合吗？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也不能随便离去。因此，长官治理得好，从事官无所作为是可以的；长官治理不好，从事官举出政事中的弊端，也是形势所迫。议论的人不考察这种形势，却认为州府政务应当完全出自长官，从事官指出其弊端，便是故意标新立异、侵犯职权。唉！从事官对于州府政务提出可否，本来就是他的职责。难道只因为要同长官一致，便舍弃自己的正确意见而求得同他一致吗？不可以。州政没有治理好，长官不亲自承担责任，从事官自己也不承担责任，可以吗？不可以。既然如此，那么指出政事中的弊端，谁是在故意标新立异？谁是在侵犯职权？议论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考察事情所以如此的原因，难道是士人喜欢这样吗？所以说，这也是形势所迫。如今四方的从事官，大多只会同长官保持一致。幸好有才能的从事官，看到政务的缺失，不过关在房中叹息，走在路上议论罢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如果反过来成为积极任事的人，那么即使激切争论，又有什么用呢？能够自己承担责任的人实在太少了。做从事官尚且如此，那么在朝廷上做公卿大夫士而不如此的人，又有几个呢？临川蔡君在汀州任从事官，正开始试验自己的治政能力。汀州如果确实治理得好，蔡君便可以拱手安坐；如果确实没有治理好，众人都会注视着蔡君。不要故意激烈争执，也不要盲目附和，只以义理为准罢了。蔡君这次任职，将来有一天在朝廷做官，也只须坚持这一点；这同样是蔡君的责任。难道不应当努力做到吗？他将要出发时，来请求我写文章，所以我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赠黎安二生序【曾巩】赵郡人苏轼，是我的同年朋友。他从蜀地寄书到京师，向我称说蜀地有黎生、安生两位士人。后来黎生带着数十万字的文章，安生也带着几千字的文章，屈尊来拜访我。我读了他们的文章，确实宏大雄壮、俊逸伟奇，善于反复铺陈、纵横驰骋，穷尽事理；他们才力的奔放，好像没有极限。二位本来可以说是杰出奇异、卓然兴起的士人，而苏君也确实可以说是善于知人的人。不久，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要出发，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从心里形成了，难道还要用言语向外求取吗？”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这古文，乡里人都笑我们迂腐疏阔；如今请求您的话，大概是想用它来解除乡里人的疑惑。”我听了，回头看看自己，不禁笑了。世间的迂腐疏阔，哪里有比我更严重的呢？只知道相信古道，却不知道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道，却不知道同流于世俗，这就是我在当今困顿而自己还不觉察的原因。世间的迂腐疏阔，哪里有比我更严重的呢？如今黎生的迂腐，只不过因为文章不接近世俗，是小的迂腐罢了。害怕被乡里人嘲笑，像我的迂腐这样严重。如果黎生拿着我的话回去，反而更加获罪，难道仅仅会受到嘲笑吗？既然如此，像我对黎生这样的情况，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我的迂腐是好的，那么它带来的祸患就会像这样；如果说它不好，那么便会有迎合世俗的一面，却一定违背古道；有同流于世俗的一面，却一定背离大道。黎生如果不急于解除乡里人的疑惑，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能够选择并取舍。于是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二位，也给苏君看，请他判断这样说究竟如何。送赵宏序【曾巩】荆州百姓同蛮人联合起来作乱，潭州附近几个州都受到他们的祸害。天子和宰相认为潭州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守臣不能胜任，便改换人选；换了以后仍不能胜任，又再次更换。守臣上书请求增加军队，朝廷下诏给他三百名抚兵，殿直、天水人赵君希道实际负责护送并率领他们前往。希道一向同我有交往，间或来拜访我，谈到潭州的事情。我说：“潭州的山川、兵甲如何？粮食有多少？贼众是多是少、是强是弱？这些我不能知道，但我能从书中知道。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和潭州相似的很多。有时集合数道兵马达数万人，穿越山谷进攻，势力不能说不多而且强盛，然而最终被消灭的却很多；有时单车独行，却能接连取得胜利。关键只在于义和信达到什么程度罢了。若能使我们的义信达到极致，即使单车独行，贼寇也可以成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龚遂、张纲、祝良之类就是这样。义信不足以感召人，即使集合数道兵马达数万人，最终也会被消灭，只是适足以加重贼寇的势力，何况能够平定他们吗？杨旻、裴行立之类就是这样。因此，军队不能造成太平，能够造成太平的关键在太守本人。”这就明白了：如果以前的守臣果真能够做到这些，天子和宰相哪里用得着更换他？之所以一定要更换，正是因为以前的守臣不能做到。如今这次前往的人又说要请求增加军队，为什么同书中所说的相差这么远呢？

译我担心潭州百姓会更加困苦，贼寇的势力会更加猖獗。从前潭州官吏同附近郡县吝惜力量，不能战胜贼寇，因而有暴尸荒野的，也有杀戮投降者的。如今前往的人，难道只是不会这样做了吗？还是仍然免不了这样做呢？天子和宰相任用他的本意，果真是这样吗？潭州守臣是近侍之臣，朝廷派去察看、安抚潭州的人，郎吏、御史、博士接连不断。我请他们替我告诉其中贤能的人说：“如今谈论古书，往往说它迂腐；然而古书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已经实践过的事情。把已经实践过的办法用于治理，与当时的人凭个人意愿自行处理相比，究竟谁得谁失呢？”我的愚见如果能够用来平息潭州的祸患，那么即使今天看来微小，将来仍可能有大用。大中、咸通年间，南方的忧患曾经十分严重，难道不是由小事逐渐发展成大祸的吗？作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的人，难道唯独可以不思考这些吗？希道本来就是喜欢任事的人，趁他出发之际，我便把这些话按次序写下来送给他。送孙正之序【王安石】时势认为对的事便跟着认为对，这是众人的做法；事情已经如此，仍然认为对，这是君子的做法；事情已经如此而仍然认为对，并不是为了私利，这里面就有圣人的道理。君子即使穷困、痛苦、颠沛、跌倒，也不肯为了顺从时俗而稍稍失去自我，不让时势战胜道义。因此，他一旦得到君主的任用，就改变时势而归于道义，仿佛反掌一样容易；这是因为他的学术一向修养，志向一向坚定。昔日杨朱、墨子之道盛行而不合于道的时代，只有孟轲这样做到了；佛教、道教盛行而不合于道的时代，只有韩愈这样做到了。像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学术一向修养，志向一向坚定，不让时势战胜道义。可惜他们没有得到君主的任用，使真正儒者的功效不能在当世显现。然而就他们同众人相比而言，已经卓然不凡了。唉，我观察今天的世道，那些戴着圆帽、帽子高耸，穿着大裙、衣裳飘拂的人，坐下便说尧舜之言，起身便作舜的步态，却不以孟轲、韩愈的心为心，他们果真不同于众人吗？我在杨州做官，结识了一位朋友，叫孙正之。正之奉行古人的道义，又擅长写古文；我知道他能够把孟轲、韩愈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并且始终不改变。越地人把燕地看作极远的地方，车辕向北、车首朝向燕地，只要不停下来，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孟轲、韩愈的道离我们这一党人，难道像越人看望燕地那样遥远吗？凭正之坚持不懈而最终不能达到，我是不相信的。他有一天得到我们君主的任用，而真正儒者的功效不能在当世显明，我也不相信会这样。正之的哥哥在温州做官，奉养父母前往任所；他将要跟随哥哥同行，先来请我写话来安排我，我想保持沉默，又怎么能沉默呢？《文编》卷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