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五

译势力小了就容易用道义驱使，国家小了就没有邪心。使海内的形势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没有什么不受控制、不服从的。诸侯王不敢怀有异心，像车轮辐条聚集在车毂一样一同前来，归命于天子。即使是细小的百姓，也将知道这样能够安定。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明智。割分土地，确定制度，使齐、赵、楚各自分为若干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依次接受祖先的分地，土地分尽便停止；燕、梁及其他国家也这样办理。分地很多而子孙很少的，就建立为国家，暂时空置，等到他们有子孙出生，便全都任命为国君。诸侯的土地有一部分削减并入汉朝的，就迁徙其封国，并封立他们的子孙。这样做，即使多次补偿一寸土地、一个人口，天子也没有从中获利，只是真正用来确定治道而已。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明察。土地制度一经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担心自己不能封王的；下面没有背叛的心，上面没有诛伐的意图。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仁慈。法令树立而没有人触犯，命令推行而没有人违抗，贯高、利几的谋划不会产生，柴奇、开章的计策不会萌发。普通百姓趋向善道，大臣尽心顺从。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让婴儿安卧在天下之上，天下就能安定；即使由遗腹子继承帝位、幼帝身披委裘临朝，天下也不会混乱。当时就会大治，后世会歌颂圣明；一项举动便能使五种功业一同完成。陛下究竟顾忌什么，为什么长久不实行呢？天下的形势正像患了严重的肿病，小腿的一处肿大得几乎像腰，手指的一处肿大得几乎像大腿。平时连一两根手指都不能弯曲伸展，身体也因而郁闷不安。现在若不及时医治，必定成为顽疾；以后即使有扁鹊，也无法医治了。病不只是肿胀，又苦于▯盭[字形疑有讹误]。元王是皇帝的堂弟，如今的诸侯王却是堂弟的儿子；惠王是皇帝亲兄长的儿子，如今的诸侯王却是兄长的孙子。亲近的宗室有的没有分得土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人却有的掌握大权来逼迫天子。因此臣说，病不只是肿胀，又苦于▯盭；值得痛哭的，正是这种病。天下的形势正像倒悬。凡是天子，是天下的头，为什么？因为处在上面。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因为处在下面。如今匈奴轻侮侵掠，达到极不恭敬的程度，成为天下的祸患，几乎没有止息；而汉朝每年送给它金、丝、彩缯来供奉它。夷狄反过来发号施令，这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天子反而缴纳贡物，这是臣下应有的礼节。脚反而处在上面，头却反过来居于下面，倒悬到了如此地步，却没有人能解救，难道国家还算有人吗？不只是倒悬而已，又像偏瘫并且患了痱病。偏瘫，是身体一侧患病；痱病，是身体一方疼痛。如今西部边郡和北部边郡，即使有较高的爵位，也不能轻易获得免役；身高五尺以上的人，也不能轻易得到休息。斥候观察烽火，不能睡眠；将领和官吏披着铠甲睡觉。因此臣说，一方已经患病了。医生能够医治，然而上面却不让他医治；值得流泪的，正是这件事。陛下怎么忍心把帝王的名号用来供戎人、诸侯称王？形势既然卑下受辱，祸患又没有止息，长久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进献谋略的人却大都认为这样是对的，实在不可挽救。情况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臣私下估量，匈奴的人数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凭天下这样广大，却被一个县的人数困扰，实在应该使掌管政事的人感到羞惭。陛下为什么不试着任命臣为属国官，让臣主持匈奴事务？实行臣的计策，请允许臣一定把单于的脖子系住，控制他的命运，压服中行说并鞭打他的背，使匈奴全体只听从皇上的命令。如今不去猎取凶猛的敌人，却去猎取田野的野猪；不去搏击反叛的敌人，却去搏击畜养的兔子；玩弄细小的娱乐，却不谋划大的祸患，这不是安定天下的办法。德行可以远远施行，威势可以远远加临，可是只在几百里以外，威令就不能取信；值得流泪的，正是这件事。如今百姓卖掉童仆，官府却替他们制作绣衣、丝履，在衣服内外夹织偏诸作为边缘，这正是古代天子的后妃之服，只能在宗庙祭祀时穿而不能用于宴饮。可是平民却能够用这种服饰给婢女和妾穿：外面是白色细绢，里面是薄绢，并用精美的偏诸镶边；黼绣本来是古代天子的服装。如今富人和大商人在盛大聚会、招待宾客时，竟用这种服饰来覆盖墙壁。古代这些东西是用来供奉一位天帝和一位天后的，并且有节制地相称；如今平民房屋的墙壁却可以使用天子的服饰，歌伎优伶等下贱之人也可以使用皇后的装饰。然而天下没有被压服的情况，大概已经不存在了。况且皇帝本人穿着黑色绨衣，富人的墙屋却覆盖着文绣；天子的皇后用这种织物镶衣领，平民的婢妾却用它镶鞋边。这就是臣所说的上下错乱。上百人制作的东西，不能供一人穿用，却想使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做到？一人耕种，十人聚集来吃他的粮食，却想使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做到。饥寒切身，逼近百姓的肌肤，却想使他们不做奸邪，也不可能做到。国家已经屈服了，盗贼只是等待时机而已。然而献计的人却说：不要行动，保持现状就够大的了。这种风俗已经极不恭敬，极其没有等级，极其冒犯上位。进献计策的人还说：不要作为，这样可以长久。值得长叹息的，正是这件事。商君抛弃礼义，舍弃仁恩，一心追求进取；实行这种做法两年，秦国的风俗便一天比一天败坏。秦人家中富有、儿子强壮，儿子便出门分家；家中贫穷、儿子强壮，儿子便出门入赘；向父亲借来耰和锄头，还要担心父亲露出施恩得意的神色。母亲拿起簸箕和扫帚，站在那里厉声责骂。她抱着喂奶的孩子，和丈夫一起傲慢无礼；婆媳之间不能相互和悦，就反唇相讥，彼此责难。那些溺爱孩子、贪图私利的人，与禽兽相差无几。然而他们一心只顾追逐时势，还说要蹶倒六国、兼并天下，功业成就、愿望得到满足，最终却不知返身防止羞愧，不懂仁义的厚重，只相信兼并的法则，继续从事攻取天下的事业，结果天下大乱。强者吞并弱者，聪明人欺骗愚昧者，勇者威逼怯者，强壮者凌辱衰弱者，混乱达到了极点。因此大贤之人兴起，威势震动海内，德化遍及天下。从前属于秦的情势，如今转而属于汉了。然而秦朝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仍然还没有改变。如今世人竞相追求奢侈靡费，而上面又没有制度，抛弃礼义，丢掉防止羞耻的观念，一天比一天严重，真可以说是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相同了。人们只顾追逐利益，不再考虑是非，也不顾及品行。如今甚至发展到杀害父兄。盗贼割取寝室的门帘，夺取两座宗庙的器物，在大都市的白天当街抢劫官吏，夺走他们的钱财。弄虚作假的人，一出手就是几十万石粮食、六百多万钱，还乘坐驿车往来各郡国。这是丧失品行义理最严重的情形了。可是大臣们只以为不过是文书簿册上的事情，不值得上报，在期限和会集之间把它当作大事以外的小事。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大家因习以为常而不知惊怪，听见看见也不放在心上，以为这只是偶然如此罢了。

译改变风俗习惯，使天下人回转心意而归向正道，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所致力的，只是刀笔文书和箱箧财物，却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又不亲自忧虑这件事，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设置君臣关系和上下等级，使父子之间有礼，使六亲之间有纲纪，这不是上天自然造成的，而是人所制定的。凡是人所制定的制度，不建立就不能存在；不培植就会僵死；不修治就会败坏。管子说：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假如管子是个愚人，那还可以说罢；假如管子稍微懂得治国的根本，这件事难道能不使人寒心吗？秦朝毁弃四维而不加张举，所以君臣乖离混乱，六亲遭受祸害和杀戮，奸人一同兴起，万民离散反叛，总共不过十三年，国家社稷就成为废墟。如今四维仍未完备，所以奸人有机会侥幸取利，众人的心意疑惑不定，难道不应该趁现在确定经常施行的制度，使君成为君、臣成为臣，上下有差等，父子六亲各得其宜，使奸人无从侥幸取利，群臣和百姓都信服，君上不再疑惑吗？这种事业一旦确定，世世代代都能长久安定，然后才有可以遵守依循的准则。若经常施行的制度不能确定，就像渡江河时没有缆绳和船桨，在江中遇到风浪，船一定会翻覆。这正是值得长久叹息的事情。夏代做天子十多代，后来由殷代承受其天下；殷代做天子二十多代，后来由周代承受其天下；周代做天子三十多代，后来由秦代承受其天下；秦代做天子只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彼此相差并不太远，为什么三代君主有道而长久，秦朝失道却迅速灭亡呢？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一定按照礼仪举行仪式，派士人背着他，有司整齐严肃、端正戴冠来拜见他，在南郊向上天展示他。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孝子的行为。所以从还是婴儿时就开始教育，本来已经实行了。过去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太保保养他的身体，太傅教导他的德行和义理，太师以道理教训他，这就是三公的职务。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是陪太子宴饮的人。所以太子刚刚懂事时，三公三少就一定明确地以孝、仁、礼、义引导和教习他，逐步排除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恶行。于是又从天下选取端正、孝悌、博闻而有道术的人来护卫辅佐太子，使他们和太子一同居住、出入。因此太子一出生就看见正当的事情，听到正直的话，行走在正道上，身边前后左右全都是正人。一个人经常同正直的人居处，就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同不正直的人居处，就不能不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自己所爱好的东西，必须先接受相应的学习，才能真正品尝它；选择自己所喜好的事情，必须先经过相应的训练，才能去做它。孔子说：少年时养成的习惯，像天性一样；习惯一旦贯通，就像自然如此。等到太子稍稍长大，知道男女之色，就进入学校；所谓学校，就是学习各种事务的官署。《学礼》说：天帝进入东学，崇尚亲亲而重视仁，于是亲疏有序，恩情能够相互推及；天帝进入南学，崇尚年长而重视诚信，于是长幼有差等，百姓不欺诈；天帝进入西学，崇尚贤能而重视德行，于是圣人和智者居于职位，功业不会被遗漏；天帝进入北学，崇尚尊贵而尊重爵位，于是贵贱有等级，下位者不会逾越。天帝进入太学，接受老师的询问和教导，退下后学习，并向太傅考察。太傅惩罚他不合规范的地方，纠正他做得不够的地方，于是德行和智慧增长，治国之道就能得到。这五种学习在上层完成后，百姓就会在下层受到教化而和睦。等太子已经加冠成人，不再受保傅严格约束，就设置记录过失的史官、撤去膳食以示警戒的宰官、进献善言的旌旗、供人指责的木牌和敢于进谏的鼓。瞽史吟诵诗篇，乐工吟诵箴言劝谏，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民间的言语。习惯随着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劝谏切直而不感到惭愧；教化随着内心一同形成，所以合乎中道就像本性一样自然。三代的礼制，春天在朝廷朝见太阳，秋天在黄昏祭祀月亮，用来表明对天地有敬意。春秋入学时，和国老同席而坐，亲自拿着酱料去馈赠他们，用来表明对长者有孝敬。行走时配有鸾铃和车铃，步行合乎《采齐》的节拍，趋走合乎《肆夏》的节拍，用来表明行动有法度。对于禽兽，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去；听见它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这样可以增长恩爱之心并显示仁德。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为辅佐翼护太子具备了这些措施。到了秦代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辞让，所推重的是告发和揭露；本来就不崇尚礼义，所推重的是刑罚。秦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审理狱讼，他所学习的，不是斩杀、割鼻之类的刑罚，就是诛灭犯人的三族。因此胡亥今天即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诚劝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妖言惑众，他看待杀人，就像割除草菅一样。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邪恶吗？实在是引导他的人没有教给他正确的道理。鄙俗谚语说：没有学习做官的道理，就只会看已经办成的事情。又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三代长久的原因，已经可以知道了。然而仍然不能遵从，这是因为不效法圣人和智者。秦代迅速灭亡的原因，它留下的轨迹是可以看见的。然而后来仍不加以躲避，那就是后面的车又要翻覆了。国家存亡的变化、政治治乱的关键，其要点就在这里。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良在于及早教导他，并选择端正的左右近臣。心性还没有放纵时就预先教导，教化便容易形成；向他开启道术、智慧和仁义的要旨，这就是教育的力量；等到他穿戴、学习和习惯已经积累贯通，也就只取决于左右近臣了。胡地和粤地的人出生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差异；等到长大而形成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彼此沟通，有的即使死去也不肯互相往来，这都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因此我说：选择左右近臣，及早施行教导，是最紧要的。教育得当而左右近臣正直，太子就会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会安定。《尚书》说：一人有善庆，万民都依赖他。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凡人的智慧只能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以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加以禁止，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极难察知。至于用庆赏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掌握这样的政务，坚固如金石；施行这样的命令，准确如四时运行。依照公正而不夹杂私心，就像天地一样，难道能不采用吗？

译然而所谓礼，就是重在恶念尚未萌发时便断绝它，在极细微的防范处兴起教化，使百姓每天迁向善良、远离罪过，却自己还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吧？替君主筹划，没有什么比先审慎决定取舍更重要。取舍的根本在内心确定，安定或危乱的萌芽就会在外部显现。安定不是一天形成的，危乱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都是逐渐积累的结果，不可不加以察看。君主所积累的东西，就在于他的取舍。用礼义治理，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积累，百姓就怨恨；背离礼义积累，百姓就和睦亲近。因此历代君主都希望百姓同样向善，但使百姓向善的方法却有不同：有的用德教引导他们，有的用法令驱赶他们。用德教引导，德教广泛施行，民心就喜悦；用法令驱赶，法令发展到极端，民风就悲哀。悲哀和喜悦的感受，就是祸福应验的征兆。秦王想尊崇宗庙、安定子孙，和汤、武的愿望相同；然而汤、武扩大自己的德行，六七百年没有失去天下，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天下却大败。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汤、武决定取舍很审慎，而秦王决定取舍不审慎。天下是最大的器物，如今人安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势和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汤、武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中，德泽广泛施行，禽兽草木都丰足茂盛，德泽覆盖蛮貊四夷，连续惠及子孙数十代，这是天下人共同听闻的。秦王把天下安置在法令刑罚之中，一点德泽也没有，怨恨毒害充满世间，臣民像仇敌一样憎恶他，灾祸几乎降临自身，子孙也被诛灭，这是天下人共同看见的。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吗？有人说：听取言论的方法，必须用事情来观察它，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引殷、周、秦三代的事情来观察呢？君主的尊贵，譬如堂屋；群臣譬如台阶；百姓譬如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向上就远离地面，堂屋便高；台阶没有等级而接近地面，堂屋便低。高处难以攀登，低处容易被侵犯，道理和形势就是这样。因此古代圣明君主制定等级次序，宫内有公、卿、大夫、士，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长和小吏，直到庶人，等级分明，天子处在其上，所以他的尊贵无人能够企及。里巷谚语说：想投掷石块，却顾忌打坏器物。这是很好的比喻。墙壁靠近器物，尚且不敢投掷，害怕损伤器物，何况贵臣靠近君主呢？用廉耻、节操和礼制来约束君主的儿子，所以有赐死而不加刑辱的做法；因此黥刑、劓刑不施加于大夫，因为大夫离君主并不远。礼制规定，不敢和君主驾车的马并列而行，踢到君主马的草料就要受罚；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起身，遇到君主的车就下车，进入正门就快步走。君主的宠臣即使有过错，罪当刑戮，也不把刑罚加在他本人身上，这是为了尊重君主。这样做，是预先使人远离对君主的不敬，也是体恤、尊重大臣而勉励其节操。如今从王侯、三公这样的尊贵人物起，全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人，是古代天子所谓伯父、伯舅一类的人，却要命令他们和庶人一样接受黥、劓、髡、刖、笞、髡、弃市等刑法，那么堂屋难道不是没有台阶了吗？被刑辱的人，难道不是太过逼迫了吗？廉耻不能实行，大臣岂不是会掌握重权和高官，却怀有如同徒隶一样毫无羞耻的心吗？望夷宫那件事，秦二世本来应当按重法处置，却因为投石墙而不顾忌器物，正是受这种风气影响的结果。我听说：鞋子即使鲜洁，也不能放到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拿来垫鞋。那些曾经处在尊贵受宠地位的人，天子曾经为他们改变容色、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也曾经俯伏在地敬畏他们。如今他们有了过错，皇帝命令废黜他们可以，令他们退职可以，赐他们死可以，诛灭他们也可以。至于把他们捆绑起来、系住押解，送到司寇那里，编入徒隶的官署，让小吏辱骂、杖打他们，这大概不是应当让百姓看见的做法。那些卑贱的人熟悉了尊贵者一旦获罪，我也可以这样对待他的心理，这不是用来教导天下的办法，也不是尊重尊贵者、尊重贵人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的人，百姓曾经宠爱的人，即使死了也只是死了，卑贱之人怎么能这样突然加以侮辱呢？豫让侍奉中行氏的君主，中行氏被智伯攻伐消灭后，他转而侍奉智伯；等到赵氏灭掉智伯，豫让毁伤面容、吞炭改变声音，一定要为智伯报复赵襄子。多次刺杀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说：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养育，所以我以普通人的方式侍奉他；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所以我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同样是豫让这个人，背弃旧主而侍奉仇敌时，行为像狗猪一样；后来却能抗守节操、献出忠诚，行为超出烈士，这是君主造成的。所以君主如果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犬马；如果像对待官吏和徒隶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吏和徒隶。那时人们顽钝而没有羞耻，受到辱骂也没有节操，廉耻不建立，也不自爱，只要这样就可以，于是见到利益就奔走，见到便利就争夺，君主一旦失败便趁机推波助澜；君主一旦有祸患，他们只求自己苟且免祸，站在那里旁观罢了。只要有利于自身，就会欺骗、出卖别人来谋利。君主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臣下人数极多，而君主人数极少；君主所托付的财货、器物和职务，全都集中在臣下手中。如果上下都没有羞耻，只求苟且安逸，那么受害最重的就是君主。因此古代礼制不施行到庶人，刑罚不加到大夫，是用来磨砺宠臣的节操。古代大臣有因坐席时不整肃而被废黜的，不说他不整肃，而说簠簋摆放不整齐；有因污秽淫乱、男女关系没有分别而获罪的，不说污秽，而说帷帐内的秩序没有修治；有因疲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而获罪的，不说疲弱无能，而说下属官员没有尽职。因此尊贵的大臣即使确实有罪，仍不直截了当地指斥其罪名，还要迁就并替他讳饰。所以他们处在受到重大谴责和呵斥的境地时，听到谴责呵斥，就戴白帽、系麻冠带，端着盛水的盘子、把剑横放在身上，到请罪室请求治罪，而君上不把他们捆绑、拘系、牵引着押走。有犯中等罪过的，听到命令便自行解下衣带，君上不派人扭住他们的脖子加以刑罚。有犯大罪的，听到命令便面向北方再拜，跪下自行伏剑，君上不派人揪住压制他们而施刑，说：你们大夫自己有过错罢了，我对待你们已经合乎礼了。君上以礼相待，所以群臣自我喜悦，心中系念廉耻，因此人人珍惜节操品行。君上设置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主，那就不是人类了。

译所以教化形成、风俗安定之后，做臣子的，为了君主可以忘掉自身，为了国家可以忘掉家庭，为了公义可以忘掉私利；有利可图也不苟且追求，有害临头也不苟且逃避，只看义理所在，这就是君上的教化。因此父兄一类的臣子，确实会为宗庙而死；奉行法度的臣子，确实会为社稷而死；辅佐翼护的臣子，确实会为君上而死；守卫国家、抵御敌人的臣子，确实会为城郭和封疆而死。所以说：圣人有金城，这是指这样的东西和这样的心志。他们将要为我而死，所以我能够和他们一同生存；他们将要为我而亡，所以我能够和他们一同保存；他们将要为我承担危险，所以我能够和他们一同安定。他们只顾行为而忘掉利益，守住节操而凭仗义理，所以可以把不受牵制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勉励廉耻、实行礼义所造成的结果。君上又丧失了什么呢？如今不做这些，却反而看着那些弊病长久存在，所以说这是值得长久叹息的事情。贾谊请求分封皇帝子弟的奏疏【《汉书》】陛下如果不确定制度，按照如今的形势，不过传一代、两代，诸侯就会任意妄为而无人制约，豪强坐大而过于强盛，汉朝的法令就无法施行了。陛下用来作为屏藩、也是皇太子所能依靠的，只有淮阳、代这两个国家。代国在北方边境与匈奴相邻，能够自行保全就已经足够了。至于淮阳，相比大诸侯国，就像脸上的黑痣一样小，恰好只能拿来诱饵大国，不能有所禁制防御。如今权力都在陛下手中，控制国家而只让皇子拥有这样的封国，恰好成为诱饵，难道能说是妥善吗？君主的行为不同于平民，平民修饰细小的行为，争较细小的廉耻，以便在乡党中立身；君主只求天下安定、社稷稳固罢了。高皇帝把天下像切瓜一样分封给功臣，后来反叛者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行，于是逐步除掉不义的诸侯，使他们的国家空缺出来，选择良辰，在雒阳上东门外立诸皇子，全部封为王，于是天下安定。所以大人物不会牵制于小节，以成就大功。如今淮南封地偏远的地方有的相距数千里，越过两个诸侯国而隶属于汉朝；那里官吏百姓往来长安服徭役，费用都要自己筹办补足，走到半路衣服破了，钱财和各种开销又与此相当。他们苦于隶属于汉朝而极想得到王国，逃走投奔诸侯的人已经不少了。这种形势不能长久。我的愚见是，希望把淮南的土地划出来增益淮阳，同时为梁王立后；再割取淮阳北部二三座列城和东郡来增益梁国。如果做不到，也可以迁徙代王，让他以睢阳为都城。使梁国从新郪以北连接到黄河，使淮阳包有陈地以南、扼守长江，那么大诸侯中有异心的人就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反；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足以控制吴、楚，陛下高枕而卧，终身不再有山东的忧患了。这是使两代都获利的办法。如今暂且安然无事，只是恰逢诸侯都还年少，过几年陛下就会看到了。秦王日夜费尽心力来消除六国的祸患，如今陛下有力量控制天下，动一动下巴就能如意，却高拱双手而坐，反而造成六国那样的祸患，这很难说是明智。假如自身没有祸事，就放任祸乱、积蓄后患，眼看着而不加以决定，万年以后把天下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弱小的儿子，将使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是仁慈。我听说圣明的君主询问臣下的意见，而不亲自擅作决定，这样才能使臣子充分表达愚忠，惟愿陛下裁察。贾谊论述积蓄粮食的奏疏【《汉书》】管子说：仓廪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百姓生活贫困却还能治理好国家的事，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有人就会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有人就会因此受寒。生产有一定时节，而使用没有节度，物资力量必然会耗尽。古代治理天下，细微周详到了极点，所以积蓄足以依靠。如今背离农业根本而趋向工商末业，靠消费生活的人非常多，这是天下最大的损耗。奢侈浪费的风俗一天比一天增长，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损耗和祸害公然流行，没有人加以制止；国家的根本命运将要倾覆，也没有人振救。生产的人极少，耗费的人极多，天下的财产怎么能不枯竭呢？汉朝建立汉朝以来，快四十年了，公家和私人的积蓄仍然少得可怜，令人悲痛。错过农时而不下雨，百姓就要惶恐回望；年成不好、粮食没有收入，请求出卖爵位和子女的事，已经听说过了。天下如此濒临危险，怎么会有君上还不惊惧的呢？世间有丰年和灾年，是上天运行的规律，禹、汤也遭遇过。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靠什么来相互救济？突然边境发生紧急情况，需要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军队，国家靠什么供给他们粮饷？战争和旱灾相继发生，天下的财力就会极度困乏。有勇力的人聚集徒众而横行攻击，疲弱的男子和衰老的人只好交换子女来啃食他们的骨肉。政治还没有完全通达，远方那些能够产生疑心的人就会一同举兵、争相起事。等到那时惊慌起来谋划对策，难道还来得及吗？积蓄粮食，是天下最根本的命脉。假如粮食多、财物有余，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用来进攻就能夺取，用来防守就能稳固，用来作战就能获胜。使敌人归顺、使远方归附，有什么人招来而不会到呢？如今应当驱使百姓回归农业，让他们全都专心于根本，使天下人各自依靠劳动养活自己。把从事末业、游荡求食的人转而投身南亩，那么积蓄就会充足，人民也会安于自己的生活。这样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定，却偏偏对这样的情形忧惧不安。我私下替陛下惋惜。刘向论甘延寿等人的奏疏【《汉书》】郅支单于囚禁、杀害汉朝使者和官吏士卒，人数达数百，事情在外国暴露传播，损伤了汉朝的威势，毁坏了汉朝的声望。群臣都为此忧虑。陛下威严震怒，想要诛杀郅支的意图，从未忘记。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承奉圣意，倚仗神灵，统率百蛮的君长和守卫城郭的军队，冒着百死进入绝域，于是踏入康居，屠灭五重城，夺取郅支属下歙侯的旗帜，斩下郅支的首级，把旌旗悬示在万里之外，在昆山以西扬威，洗雪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了昭明的功绩。万夷震慑臣服，没有不害怕震动的。呼韩邪单于看见郅支已经被诛杀，既欢喜又恐惧，向往汉朝的风化，奔驰而来归顺，叩头前来朝见，愿意世世代代守护北方藩篱、称臣，建立千年的功业，成就万世的安定。群臣的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周宣王时，大夫方叔、尹吉甫为宣王征讨猃狁，百蛮都来归顺。他们的诗说：战鼓声轰轰，雷霆般震响；显赫而诚信的方叔，出征讨伐猃狁，蛮荆都来畏服。《易经》说：嘉美地斩下首恶，俘获的并不是他的同党。这是说，赞美诛杀首恶之人，而其他不顺服的人也都来归从。如今甘延寿、陈汤所诛杀的郅支，所造成的震动，即使《易经》所说的斩首之功、《诗经》所说的雷霆之威也比不上。评议大功，不应记录小过；推举最大的美德，不应挑剔细小瑕疵。

译《司马法》说：军中的赏赐不能超过一个月，这是希望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大概是因为重视武功，重视任用人才。尹吉甫归来，周王厚重地赏赐他。他的诗说：吉甫宴饮欢喜，已经得到许多福祉；从镐京归来，我的行程十分长久，千里之外的镐京尚且觉得遥远，何况在万里之外，他的辛劳实在太大了。甘延寿、陈汤既没有得到应受的福祉和报偿，反而使他们舍命建立的功劳受到压抑，长久被刀笔吏的文书所挫抑，这不是用来劝勉有功之人、激励戎士的办法。从前齐桓公先有尊奉周王的功劳，后来又有灭亡项国的罪过，君子认为他的功劳足以遮盖过失，便替他隐讳。按行事论，贰师将军李广利，损失五万军队，耗费亿万钱财，历经四年劳苦，仅仅得到骏马三十匹，即使斩下大宛王母亲的首级，也仍不足以抵偿费用。他个人的罪恶很多，孝武帝却认为这是万里远征，不记录他的过错，于是封拜两位侯爵、三位卿、二千石官一百多人。如今康居国比大宛强盛，郅支的名号比大宛王更重，他杀害汉使的罪过比扣留汉马更严重，而甘延寿、陈汤没有劳烦汉朝士卒，也没有耗费一斗粮食；与贰师相比，功劳和德行超过他百倍。况且常惠曾随军，想要攻打郅支；乌孙和郑吉迎接他们自行前来；日逐王也都分裂土地、接受爵位。所以说到威武和勤劳，他们超过方叔、尹吉甫；论列功劳、遮盖过失，他们优于齐桓公和贰师将军；论近来的功业，他们高于安远侯和长罗侯。然而他们的大功还没有彰显，小的过错却屡屡传播。我私下对此感到痛惜，应当及时解除他们的悬禁，恢复他们出入宫门的名籍；免除他们的过失，不再追究，尊崇宠信他们的爵位，用来劝勉有功之人。谷永上书援救陈汤的奏疏【《汉书》】我听说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侧身而坐；赵国有廉颇、马服君赵奢，秦国不敢窥伺井陉；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向南进犯沙漠。由此说来，能够战胜敌人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不加重视。君子听到战鼓声，就会想到统率军队的臣子。我私下看见关内侯陈汤，先前出使并担任西域都护的副职，愤恨郅支违背正道，怜悯大王想要诛杀他，却来不及详细谋划，激发义勇之气，奋发地招集士卒、兴起军队，迅速奔赴，横行冲击乌孙，越过郅支城，攻破三重城，斩下郅支首级，报了十年来未能诛杀他的仇恨，洗雪边吏长期以来的耻辱，威势震动百蛮，武功畅达四海。自汉元以来，征伐境外的将领，从未有过这样的功劳。如今陈汤因为议论政事不合事实而获罪，被幽禁长期拘押，历时很久仍未判决，执掌法令的官吏却想把他处以死刑。从前白起担任秦将，南面攻取郢都，北面坑杀赵括，只因一点小过错，就在杜邮被赐死，秦国百姓怜悯他，没有不流泪的。如今陈汤亲自执掌斧钺，在万里之外席卷敌军、踏着鲜血而行，把功劳献于祖庙，告祭上帝，披甲戴盔的将士没有不仰慕他的义举。仅仅因为议论政事而获罪，并没有显赫重大的恶行。《周书》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这是适合做君主的行为。犬马对人有劳绩，尚且还要加以帷帐车盖来报答，何况国家的功臣呢？我私下担心陛下忽视战鼓的声音，不体察《周书》的意思，忘掉对功臣加以帷盖报答的恩典。庸碌的臣子对待陈汤，最终竟听从执法官吏的意见，使百姓心怀不平，产生像秦国百姓怨恨白起那样的遗憾，这不是用来激励为国死难臣子的办法。杜钦为冯奉世申诉的奏疏【《汉书》】以前莎车王杀害汉朝使者，约集各国反叛。左将军冯奉世以卫侯的身份，根据便宜行事的权力发兵，诛杀莎车王，谋划平定城郭，功劳施及边境。议论的人认为冯奉世奉命出使时有明确旨意，《春秋》的义理是不追究已经完成的事情，汉家的法令又有擅自改变诏令之罪，所以不能封侯。如今匈奴郅支单于杀害汉朝使者，汉朝在康居没有都护，甘延寿发动城郭守军、屯田官吏士卒四万多人，将郅支诛杀，封为列侯。我愚昧地认为，比较罪行，郅支的罪较轻；衡量敌人，莎车的敌人更多；论用兵，冯奉世使用的军队较少；论谋划取胜，冯奉世的功劳在于安定边境，若考虑失败的后果，甘延寿对国家造成的祸患更深。他们同样违背命令、擅自生事，甘延寿割地封侯，而冯奉世独独不被记录功劳。我听说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有功之臣就会疑惑；罪过相当而刑罚不同，百姓就会迷惑。疑惑产生，就没有恒常的准则；迷惑产生，就不知道该听从谁。没有恒常准则，臣下的节操和趋向就无法确立；不知道听从谁，百姓就无所措手足。冯奉世谋划艰难之事而忘记死亡，诚信地对待异俗之人，威势功劳显著，是世代使者的表率，却独自受到压抑而不被宣扬，这不是圣明君主用来消除疑惑、勉励节操的本意。希望下交有关官署议论裁决。刘向论述兴建昌陵的奏疏【《汉书》】我听说《易经》说：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因此自身安定，国家才可以保全。所以圣贤的君主，广泛观察事物的始终，彻底探究事情的实际，使是非分明。君王必须通晓三统，明白上天授予的天命广泛施加于各姓氏，并不只是一个姓氏独自享有。孔子评论《诗经》，说到“殷士肤敏，祼将于京”时，感叹说：天命真伟大啊！善行不可不传给子孙。因此富贵没有恒常，不明白这一点，王公们凭什么戒慎，百姓又凭什么受到勉励呢？这大概是为微子侍奉周朝而伤感，为殷朝灭亡而痛惜。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教化丹朱的儿子；即使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训导后世的桀、纣。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从前高皇帝已经灭掉秦朝，准备定都雒阳，受到刘敬的话启发，认为自己的德行比不上周朝，却胜过秦朝，于是迁都关中，依靠周朝的德行，凭借秦地的险阻。国家寿命的长短，以德行为验证，所以他常怀战栗，不敢讳言灭亡。孔子所说富贵没有恒常，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孝文皇帝居住在霸陵时，向北面对厕意山，凄凉悲伤、心中感慨，回头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用纻絮铺陈在里面，再涂上漆，怎么能够撼动它呢？

译张释之进言说：假如墓中有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起来，仍然会有缝隙；假如墓中没有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伤的呢？死者没有穷尽的事，而国家却有兴废，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国家长远无穷的计策。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不修建高大的坟山。《易经》说：古代安葬死者，只用柴薪厚厚包裹，把尸体藏在野外，不起坟，不种树。后世圣人把它改为使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葬具十分简略。舜葬在苍梧，娥皇、女英两位妃子没有随葬；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安葬的次序；殷汤没有明确的葬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地槖泉宫祈年馆下面；樗里子葬在武库，这些地方都没有高大的坟丘。这是圣明帝王、贤能君主和有智慧之士从长远考虑、独自谋划无穷后世的计策。他们的贤臣和孝子，也都承奉君父遗命、顺从心意而实行薄葬，这实在是使君父安宁的忠孝极致。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也十分简略。孔子把母亲葬在防地，只依照古墓起坟而不筑高丘，说：我孔丘是东西南北四方的人，不能没有一个标志让人知道。于是筑了四尺高的坟，遇到雨坍塌了，弟子修整后告诉孔子，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代是不修墓的。这正是在否定修墓的做法。延陵季子出使齐国后返回，他的儿子死了，便把他葬在嬴、博之间；墓穴挖得不到泉水深度，用当时所穿的衣服收殓，筑坟掩埋墓穴，坟高只到可以遮蔽身体，并且号哭说：骨肉归复于土，这是命运。阴气闭塞就没有生机，不必这样做。嬴、博距离吴国一千多里，季子没有把儿子运回吴国安葬，孔子前往观看，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合乎礼。仲尼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友爱弟弟的兄长；他们安葬君主、父母和骨肉，都很简约俭薄，并不是故意要节俭，实在是这样有利于死者的身体。宋国桓司马制作石椁，孔子说：不如让它早点腐朽。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有才智谋略的人编撰《春秋》，也讲到薄葬的道理，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到了吴王阖闾违背礼制实行厚葬，十多年后，越人就把它发掘了。等到秦惠王、秦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庄襄王五代君王，都大规模修筑坟丘，增加随葬埋藏，结果全都被发掘，尸骨暴露在外，实在令人悲痛。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山麓，下面封固到三重泉水，上面筑起高大的山坟，高五十多丈，周长五里多；用石椁建成游观之馆，用人鱼膏作灯烛，用水银作江海，用黄金制作水鸟和雁，珍宝的藏储、机械的变化、棺椁的华丽、宫馆的盛大，无法全部列举。又杀死许多宫人，把工匠活埋，计算起来有数万人；天下苦于这些徭役，终于起来反抗。骊山工程还没有完成，周章率领百万军队已经到达山下。项籍焚烧他的宫室营宇，后来到那里的人都看见坟墓被发掘。再后来牧童丢失了羊，羊钻进了墓穴，牧童拿着火把照着寻找，失火烧毁了其中的藏椁。自古至今，安葬规模没有比秦始皇更盛大的。几年之间，外部遭受项籍焚烧的灾祸，内部又遭到牧童失火的灾祸，难道不可悲吗？因此德行越厚的人，葬礼越简薄；见识越深的人，葬制越微小；没有德行、缺少智慧的人，葬礼越厚重，坟丘越高，宫殿宗庙越华丽，遭到发掘也必定越快。由此看来，明智和昏暗的效果、葬礼的吉凶，清楚地可以看见。周朝德行衰落后变得奢侈，宣王贤明而使周朝中兴，于是改建俭朴的宫室和小寝庙，诗人赞美他，《诗经·斯干》就是这样的诗。诗的上章说宫室合乎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到了鲁严公，刻饰宗庙，大量修筑台池园囿，后代两次断绝，《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周宣王像那样而昌盛，鲁国、秦国像这样而灭绝，这就是奢侈和节俭的得失。陛下即位后，亲自实行节俭，开始营建初陵，规模极小，天下没有不称赞陛下贤明的。等到迁建昌陵，把低洼处增高，堆积泥土筑成山，挖掘百姓的坟墓，累计有数万座；又营建城邑住宅，期限逼迫而仓促完工，工程费用超过万万，死者在地下含恨，生者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动阴阳，因而又导致饥荒，死亡和流离失所的人以十万计，我对此非常忧闷。假如认为死者有知，挖掘别人的坟墓，祸害就太多了；假如认为死者无知，那么又何必劳费大智大谋来修建呢？有知，死者会不高兴；无知，拿来给众人看，百姓又会因而受苦。如果只是想使愚昧而奢侈的人高兴，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陛下慈爱仁厚、德美深厚，聪明通达冠绝天下，应该弘扬汉家的德行，崇高刘氏的美德，光明昭显五帝三王，却反而要和残暴的秦朝、乱世的君主竞相奢侈，比拟坟丘高大，使愚昧人的眼目高兴，夸耀一时的景观，违背贤能智者的心意，失去万世的安定。我私下替陛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向上观览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的制度，向下考察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的心意。孝文皇帝去掉坟丘、实行薄葬，以节俭使神灵安宁，可以作为法则；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山陵、厚重埋藏，以奢侈招致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修治，应当听从公卿大臣的意见，以使百姓得到安息。谷永论述梁王淫乱事件的奏疏【《汉书》】我听说按照礼制，天子的宫室外面设有屏风，是不想让人看见外面的情形。因此帝王的心意，是不窥探别人闺门之内的私事，不听闻内室中的私密言语。《春秋》为亲属隐讳，《诗经》说：亲亲的兄弟，不要彼此疏远。如今梁王年少，颇有狂妄的病症，起初因为恶言而进行审查验证，既然没有事实，却又揭发闺门中的私事，这并不是原来奏章所指的内容。梁王的供词又不服罪，审案者反而强行追究，传讯牵连难以查明的事情，只凭片面供词定罪；这样判决案件，对治国之道没有益处，反而以宗室内乱的恶名污蔑宗室，把事情披露宣扬给天下人听，这不是用来替公族隐讳、增加朝廷荣光、彰显圣德风化的办法。我愚昧地认为，梁王年少，而父亲的同母姐姐年长，年龄不相称；梁国富足，足以用厚礼聘娶美女、招致妖艳之人，父亲的同母姐姐也会有羞耻之心。查案的人只是审验询问恶言，为什么却要无端把闺门私事揭露出来？从这三点推测，恐怕不合人情。我怀疑是有什么逼迫急切的事情，导致过失而失言，而文吏紧紧追查，没有在过错刚刚萌发时加以转圜。既然已经审验并依照法令举劾，就应当趁梁王仍不服罪的时候，诏令廷尉选择德行高尚、通晓事理的官吏，重新审察、考核、清楚询问，查明事情并非如此的证据，确定失误的法则，然后回复下级官吏，以扩大公族亲疏之间的恩德，为宗室洗刷污乱的耻辱，这才很合乎治理亲属的道义。王嘉推荐公孙光等人的奏疏【《汉书》】

译我听说圣王的功业，在于得到人才。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世代相继而立诸侯，是取法贤能的人。即使不能全都任用贤能之士，天子也要替他们选择臣子，任命卿来辅佐他们。居有这样的国家，经过几代仍受尊重，于是士人和百姓都来归附，因此教化能够实行，治理的功业也能建立。如今的郡守，比古代诸侯更加重要。从前选拔贤能人才，贤能人才很难得到。提拔可以任用的人，有的甚至出身囚徒。过去魏尚因事获罪被关进监狱，汉文帝受到冯唐的话感动，派使者持节赦免他的罪，任命他做云中太守，匈奴因此忌惮他。汉武帝从囚徒中提拔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内史，于是宗室得以安定。张敞担任京兆尹时，有罪本应免职，狡黠的官吏知道这件事而冒犯张敞，张敞将他收捕杀死。那人的家属上诉喊冤，使者复查案件，弹劾张敞杀人，皇帝下令逮捕他，但诏令尚未下达，适逢赦免，张敞因而免罪。过了几十天，宣帝征召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最终还是任用了他的才能。前代并不是偏爱这三个人，而是贪惜他们的才干器用，认为他们对公家有益。汉孝文帝时，在官职上任职的人，有的能做到子孙相继，把官职作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他们中二千石一级的长官，也都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于是上下相互观望，没有人怀有苟且偷安的想法。后来制度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以及傅相催促得很急，又屡次改动政事。司隶校尉和各部刺史察访过失，全部弹劾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官几个月便被罢退，送旧官、迎新官，车辆行人在道路上交错往来。才质中等的只求苟且容身，才质低下的心怀危惧、暗自顾虑，一味营求私利的人很多。二千石的地位更加轻贱，官吏百姓都轻慢他们。有的人抓住他们微小的过失，添油加醋把它构成罪状，向刺史、司隶报告，有的甚至上书，章奏被下发。百姓知道二千石容易遭祸，稍有不如意便产生离心背叛之念。此前山阳的逃亡徒党苏令等横行，官吏士卒面临危难，没有人肯伏节死义，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一向被剥夺了。孝成皇帝后悔此事，下诏说：‘二千石不要纵容放遣罪人，使者赐给他们金钱，厚厚地抚慰他们的心意。’确实是因为国家有急难，要靠二千石来办理。二千石地位尊重，难以受到危害，才能够役使下属。孝宣皇帝爱惜良民良吏，遇有弹劾案件，便留在宫中不下发，适逢赦令便予以解除。按照旧例，尚书很少下发章奏，是因为这样会造成烦扰；百姓被传来查验证据、拘押治罪，有的死在狱中。章奏文字中必须有‘敢告之’这样的字样，才下发。希望陛下留心选拔贤能，记住善行而忘掉过失，容忍臣下，不要用求全责备的标准要求他们。二千石、部刺史以及三辅县令中有才干、能胜任职务的人，人情世故使他们不可能一点过失也没有，应该宽略对待，使尽力办事的人有所勉励。这正是当前的急务，也是国家的利益。此前苏令事发，想派大夫出使去追查审问案情，当时发现没有可以出使的大夫，于是召见盩厔令尹逢，任命他为谏大夫，派他前往。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干能力的人很少，应当预先加以培养。能够培养成材，就能使士人奔赴危难，不吝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到了事情仓促发生时才寻找人选，并不是彰显朝廷的办法。嘉于是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吏萧咸、薛修等人，他们都曾任二千石，并且有声名。天子采纳了意见并任用了他们。《论选皇子疏》【欧阳修】臣听说，谈论天下最难谈论的事情，不敢希望一定得到采纳；明知未必会被采纳，却不能不说，是为了竭尽忠心。何况臣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能够容纳谏诤，所说的话未必不会被听取，难道可以默默不说吗？臣私下看到，自去年以来，群臣大多谈论皇嗣之事，臣也曾借灾异之机，私下上奏陈说。虽然陛下度量宽宏，没有加以诛戮，但臣愚拙而真诚恳切的心意，仍未能使天听回转。臣实在不能抑制爱戴君主的心情，日夜怀着这点诚意，从未忘记此事。臣想再次陈述愚昧的意见，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口。如今臣看到，兖国公主近来已经出嫁，因而私下想到：人世通常的情理，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的；人的通常感情，也没有比父子相亲相乐更快乐的。即使圣明之人不同于普通人，在这种天性上，按道理也是一样的。陛下从前虽然没有皇嗣，却还有对公主的爱，可以在上面慰藉圣上的容颜。如今公主已经出嫁，渐渐疏远左右，那么陛下在处理万机的空闲时间，身处深宫之中，还有谁可以同您交谈？还有谁可以承接您的容色？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此时机，出自圣意，在宗室之中选择才德贤良、能够使人喜爱的人，登记为皇子，使他出入左右，问候起居、侍奉膳食，这也足以慰藉愉悦圣上的心情。臣考察书籍史册，私下看到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说是最尊贵的，却从来没有独自一人居处。他们出宫居外，不只是百官当面奏事而已，必定还有儒臣学士在闲暇宴饮时讲论；又有左右侍从随侍，接受顾问交谈。他们入宫居内，也不只是宦官宫妾在身边侍奉而已。平日居处、燕息时，就有太子早晚问安、侍奉膳食；闲游宴乐时，多半同宗室子弟欢快相处，像一家人一样。算起一天的时间，从来没有片刻独处。如今陛下每天驾临前殿、后殿，百官奏事的人，往往仰望天颜便退下；其中最受宠幸的，也只能得到承受一两句圣上的恩言。君臣之间的感情不能相通，上下之间的心意不能相接。其余在朝廷中的臣子，以及儒学侍从一类的人，未曾听说有一人能够从容亲近陛下左右。入宫居内之后，甚至连早晚问安、侍奉膳食也有所缺失。这就是说，陛下拥有四海之广，亲自享有万乘之尊，居外时没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居内时也没有一个能够亲近的人。这就是臣诚恳想要进言的原因。何况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而皇子尚未降生，储君之位长久空虚，群臣屡次进言，这件大事还没有决定。臣前面所上奏的意见，是认为不一定立即立为太子，而暂且收养为儿子；这样既可以慢慢考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降生。现在办理这件事，正是时候。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昧，恭敬地等待斧钺之诛。臣冒死叩拜。《文编》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六 明 唐顺之 编 《魏绛请和戎》【《左传》】无终子嘉父派孟乐到晋国去，借魏庄子进献虎豹皮的机会，请求同各戎族讲和。晋悼公说：‘戎狄没有亲情而且贪婪，不如攻打他们。’魏绛说：‘诸侯刚刚归服，陈国新近来请求和好，正在观察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德行好，他们就和睦；否则就会携贰离心。把军队劳顿在戎地，而楚国又攻打陈国，我们一定不能救援，这就是抛弃陈国。中原各国一定会背叛。戎狄如同禽兽，获得戎狄而失去华夏，恐怕不可以吧？’夏朝的训诫中有这样的故事：‘有穷国的后羿。’晋悼公说：‘后羿怎么样？’魏绛回答说：‘从前夏朝正衰落时，后羿从鉏迁到穷石，凭借夏民取代夏朝执掌政权，仗恃自己善于射箭，不治理民政，却沉溺于田猎，抛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而任用寒浞。寒浞是伯明氏中善于进谗的子弟，伯明后寒抛弃了他，夷羿收留了他，信任并任用他，让他做自己的相。寒浞在内向后羿的妻妾献媚，在外施行贿赂，愚弄他的百姓，又让羿沉溺于田猎，布置奸诈邪恶的手段，以夺取他的国家，内外都服从了他。羿仍然不改，将要从田猎处回来，家众杀死他并把他煮熟，拿来给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父亲的肉，便在穷门自杀，靡逃奔有鬲氏。寒浞于是占有羿的妻室，生下浇和豷，仗恃奸邪诈伪，不施恩德于百姓，让浇使用军队消灭斟灌氏和斟寻氏，把浇安置在过，把豷安置在戈。’ 靡从有鬲氏收集两个国家的残余力量，消灭寒浞，拥立少康。少康在过地消灭浇，后来杼在戈地消灭豷，有穷国因此灭亡，是因为失去了民心。从前周朝辛甲任太史时，命令百官分别针对君王的过失作箴言；其中虞人的箴言说：‘禹的功业广大无边，划分为九州，开通九条道路。百姓有寝庙，野兽有茂盛的草地，各自都有适合居处的地方，德政因此不受扰乱。’到了帝夷羿时，他沉溺于田猎，忘记国家的忧患，只想着捕取母兽和公兽，武力不能反复使用，也不能使夏室扩大。掌管苑囿的虞人谨敢告诉仆夫。虞人的箴言如此，难道不可以引为鉴戒吗？’当时晋悼公喜欢田猎，所以魏绛提到了这件事。晋悼公说：‘这样说来，莫如同戎族讲和吗？’魏绛回答说：‘同戎族讲和有五种好处：戎狄逐水草而居，重视财货、轻视土地，土地可以拿来交易，这是第一点；边境不再惊扰，百姓习惯于在野外生活，农人能够取得收成，这是第二点；戎狄侍奉晋国，四邻受到震动，诸侯畏惧而归附，这是第三点；用德行安抚戎族，军队不劳顿，铠甲兵器不疲敝，这是第四点；以后的羿为鉴而施行德政，远方来归，近处安定，这是第五点。君王请加以考虑。’晋悼公高兴了，派魏绛同各戎族结盟，整治民政，按时田猎。《声子请复椒举》【《左传》】当初，楚国的伍参与蔡国太师子朝交好，他的儿子伍举同声子关系亲善。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任申公时逃亡，楚人说：‘伍举确实是送他逃走的。’伍举逃到郑国，后来将要逃往晋国；声子正要去晋国，在郑国郊外遇见了他，两人铺开荆条相对而坐，一同吃饭，谈到恢复旧职的事。声子说：‘你尽管走，我一定设法让你回来。’等到宋国的向戍将要调和晋、楚两国的关系，声子向晋国通报使者往来之事，回国后到了楚国，令尹子木同他谈话，询问晋国的情况，并且说：‘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相比，谁更贤能？’声子回答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至于他们的大夫却很贤能，都有卿的才干。就像杞木、梓木、皮革一样，都是从楚国运去的。楚国虽然有才，晋国实际上却使用了他们。’子木说：‘难道楚国没有一个族亲姻亲在那里吗？’声子回答说：‘虽说有，但使用楚国人才的确实很多。’声子回去后听到这番话，认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奖赏不能过当，刑罚不能滥用；奖赏过当，就会使恐惧波及放纵作恶的人，刑罚滥用，就会使恐惧波及善良的人。假如不幸有所过失，宁可奖赏失当，也不要刑罚滥用；与其失去善人，不如使放纵作恶的人获利而不失去善人，国家就会依从这种原则。《诗经》说：‘贤人如果亡失，国家就会困苦。’说的就是失去善人。所以《夏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 这是害怕失去善人。《商颂》有这样的诗句：‘不赏过分，不罚滥施，不敢怠惰荒废，向下国发布命令，建立他们的福祉。’这就是商汤获得上天福佑的原因。古代治理百姓的人，鼓励奖赏而敬畏刑罚，怜恤百姓而不知疲倦。将要行赏时在春夏给他增加膳食，增加膳食就给他饱食和赏赐，由此可以知道是在鼓励奖赏；将要施刑时不奏乐，不奏乐就撤去乐器，由此可以知道是在敬畏刑罚；早起晚睡，早晚亲自处理政事，由此可以知道是在怜恤百姓。这三点是礼制的大节。没有礼制，国家就会败亡。如今楚国滥用刑罚，楚国的大夫逃到四方避死，反而替别国出谋划策，来危害楚国，已经不可救治，这就是所谓无可挽回。子仪作乱时，析公逃奔晋国，晋人把他安置在戎车的后部，让他担任谋主。绕角之战时，晋军将要逃走，析公说：‘楚军轻佻浮躁，容易震动。若多次击鼓，以相同的鼓声在夜间袭扰他们，楚军一定会逃走。’晋人听从了他，楚军夜间溃败，晋军于是侵犯蔡国、袭击沈国，俘获沈国国君，在桑隧击败申、息两地的军队，俘获申丽后返回。郑国从此不敢向南进军，楚国失去中原各国，正是析公的作用。雍子的父兄诬陷雍子，是因为楚君和大夫同他关系不好。雍子逃到晋国，晋人把鄐地给他，让他担任谋主。彭城之战时，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相遇，晋军将要逃走，雍子向军中发布命令说：‘让老弱回去，遣返孤儿和病人；两个人服役的回去一个。’于是精选兵士，检查车辆，喂饱战马，准备好干粮，军队列阵并焚烧营帐，第二天将要交战；遣返的人又放走楚国俘虏，楚军夜间溃败，晋军攻下彭城后返回。宋国诸地带着鱼石归附楚国，宋国失去东夷；子辛因此战死，都是雍子的作用。子反和子灵争夺夏姬，雍子破坏了子灵的事情，子灵逃到晋国，晋人把邢地给他，让他担任谋主，抵御北狄，使吴国同晋国相通，教唆吴国背叛楚国，教吴国学习乘车、射箭和驾车，驱使他们进攻侵扰；他的儿子狐庸还担任吴国的行人。吴国于是攻打巢，夺取驾，攻克棘，进入州来，使楚国疲于奔命，直到今天仍成为楚国的祸患，这就是子灵的作用。若敖之乱时，伯贲的儿子贲皇逃到晋国，晋人把苗地给他，让他担任谋主。鄢陵之战时，楚军清晨逼近晋军列阵，晋军将要逃走。苗贲皇说：‘楚军精锐在中军，不过是王族罢了。若填塞水井、铲平灶台，组成严整阵势来抵挡他们，让栾氏、范氏改变行列来诱使他们，中行氏、二郤一定能击败楚国的二穆，我们再从四面合击楚王的王族，一定能大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