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五 明 唐顺之 编 《非十二子》【荀子】假如当今世上，有人粉饰邪说，文饰奸言，以此煽动扰乱天下；其言诡诈奇异、崇高怪诞，使天下人混然不知是非治乱所在。这就是有人如此。放纵情性，安于恣意妄为，行为如同禽兽，不足以符合礼文、沟通治理；然而他们持守这些说法有缘故，言论也自成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它嚣、魏牟。压抑情性，专意于偏僻求索、追逐利巧，只把与众人不同看作高明，不足以合乎大众、阐明大分；然而他们持守这些说法有缘故，言论也自成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陈仲、史防。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权力；不衡量君上的功用，极力崇尚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甚至不足以容纳辨异、悬定君臣；然而他们持守这些说法有缘故，言论也自成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墨翟、宋钘。崇尚法却没有法，居下位却好自作；在上则取悦于君上，在下则顺从世俗，整天谈论成文典籍及细密考察，最终却茫然无所归宿，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安定名分；然而他们持守这些说法有缘故，言论也自成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慎到、田骈。不取法先王，不认为礼义正确，却喜欢治理怪异学说，玩弄奇异辩说，过分细察而没有仁惠，能辩而无用，事情很多而功效很少，不能作为治理纲纪；然而他们持守这些说法有缘故，言论也自成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惠施、邓析。大略取法先王却不知道先王之道的统绪，仍然才能繁多、志向宏大，见闻杂博，考察往古旧事而创作学说，称为五行；这些说法十分偏僻乖违而没有类别，幽深隐晦而无法说明，闭塞简约而不能解释，却考订修饰它的辞句而恭敬地说：“这真是先君子的言论。”子思首先倡导，孟轲随后唱和，世俗中那些浅陋而昏昧的儒生还喧嚷不已，不知道其中的错误，于是接受并传播它，认为仲尼、子弓因此使后世更加受益，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至于有人总括各种方法谋略，使言语和行为齐一，使各种事物归于统一，聚集天下英杰，向他们讲述太古之道，教导他们最高的顺理；在深屋内、竹席上，收敛安静，圣王的文章都具备于此，平治世道的风俗由此兴起。那六种学说不能进入其中，十二位人物不能亲近它。即使没有立锥之地，王公也不能同他争夺声名；即使处在一位大夫的位置，一个君主也不能独自蓄养他，一个国家也不能独自容纳他；他的声名成就足以超过诸侯，没有谁不愿让他做臣子。这就是不得势的圣人，仲尼、子弓就是这样的人。统一天下，掌握万物财富，养育生长百姓，使天下共同获利，凡通达之类无不服从。六种学说停息，十二位人物迁化，那么圣人中得到权势的，就是舜、禹。如今仁人应当致力于什么呢？对上就取法舜、禹的制度，对下就取法仲尼、子弓的义理，努力使十二子的学说止息。这样，天下的祸害就会消除，仁人的事业就完成了，圣王的遗迹也就彰显了。《八奸》【韩非子】凡是臣下用来造成奸谋的手段，有八种。第一种叫“在同床”。什么叫同床？就是说：尊贵的夫人、宠爱的幼子、善于逢迎而好美色的人，都是君主容易受迷惑的对象。臣下借君主燕居安处的机会，趁他酒足饭饱的时候，来请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君主必定听从的办法。做臣下的，在宫内用金玉财物侍奉君主，使君主受到迷惑，这叫同床。第二种叫“在旁”。什么叫在旁？就是说：优伶、倡笑、侏儒，以及君主身边亲近熟习的人；君主尚未下令，他们就连声答应；君主尚未使令，他们就连声应诺；揣度君主心意而奉承，观察容貌而察看脸色，以抢先迎合君心。这些人全都同进同退，君主说什么都响应，回答都相同，言辞遵循一条轨道，用来改变君主的心意。做臣下的，在宫内用金玉玩好侍奉君主，在宫外替君主施行不法之事，使君主受到他们的影响，这叫在旁。第三种叫“父兄”。什么叫父兄？就是说：侧室、公子，是君主亲近宠爱的人；大臣、廷吏，是君主用来谋划计议的人。这些人都竭尽力量、完成议论，是君主必定听从的人。做臣下的，用音乐声色、美女来侍奉公子和侧室，用言辞说话来收买大臣和廷吏；在处境约束时进言办事，事情成功就增加爵位和俸禄，以此鼓动他们的心，使他们触犯君主，这叫父兄。第四种叫“养殃”。什么叫养殃？就是说：君主喜爱华美的宫室、台榭池苑，喜欢装饰子女、狗马，以娱悦自己的心，这是君主的祸殃。做臣下的，耗尽民力来修美宫室池苑，加重赋税来装饰子女狗马，以娱悦君主而扰乱他的心，顺从他的欲望并在其中树立自己的私利，这叫养殃。第五种叫“民萌”。什么叫民萌？就是说：做臣下的，散用公家财物来取悦百姓，施行小恩惠来收买民众，使朝廷和市井都争相称赞自己，以此蒙蔽君主并成就自己的欲望，这叫民萌。第六种叫“流行”。什么叫流行？就是说：君主本来就堵塞言路，少听谈论，议论容易被辩说改变。做臣下的，寻求诸侯中的辩士，豢养国内善于游说的人，让他们用言论替自己谋私，制造巧饰文辞和流行言论；向君主显示利益和权势，用祸患危险恐吓他，施加一连串虚妄言辞来破坏君主，这叫流行。第七种叫“威强”。什么叫威强？就是说：作为君主的人，把群臣百姓所赞成的东西当作威势；群臣百姓所喜欢的，君主就喜欢；群臣百姓所不喜欢的，君主就不喜欢。做臣下的，聚集佩剑的门客，豢养抱必死之心的勇士，以彰显自己的威势；替自己办事的必定得利，不替自己办事的必定处死，以此恐吓群臣百姓而实行私欲，这叫威强。第八种叫“四方”。什么叫四方？就是说：作为君主的人，国家弱小就侍奉大国，兵力弱小就畏惧强兵；大国所索取的，小国必定听从；强兵所施加的压力，弱兵必定屈服。做臣下的，加重赋税，耗尽府库，使国家空虚以侍奉大国，再借大国的威势来要求、诱骗自己的君主。严重的，就发兵聚集在边境，同时在国内征敛；轻微的，就屡次让大国使者入境，以震慑自己的君主，使他恐惧。这叫四方。以上八种，是臣下用来形成奸谋的途径，也是当代君主被壅塞、被劫持而失去所有权力的原因。《行军》【孙子】

译孙子说：凡是部署军队、观察敌情，穿越山地时要依靠山谷；观察有利于生存的地方，驻扎在高处；交战时占据高地，不要向高处攀登，这就是在山地部署军队。渡过水流必须远离水面；敌军渡水前来，不要在水中迎击，应让它渡过一半再攻击，这样有利。想要交战，不要贴近水面迎敌；观察有利于生存的地方，驻扎在高处，不要迎着水流，这就是在水边部署军队。穿过盐碱沼泽地，必须迅速离开，不要停留。如果在盐碱地交战，必须依靠水草，并把众多树木置于背后，这就是在盐碱地部署军队。平坦陆地要选择平易之处驻军，右边和背后依靠高地，前面处于死地，后面处于生地，这就是在平地部署军队。以上四种部署军队的有利条件，是黄帝战胜四帝所依据的。军队喜欢高处而厌恶低处，重视向阳而鄙弃背阴；供养军队使其处在充实之地，军中就没有各种疾病，这叫必胜。丘陵堤防，一定要驻在向阳面，并把它置于右侧和背后，这是用兵的便利，也是地形的帮助。上游下雨，水沫即将到来，想渡水的人要等水势平定。凡是地形中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的地方，都必须赶快离开，不要接近。我们远离它，敌军就接近它；我们迎向它，敌军就背向它。军队旁边有险阻、深坑、芦苇、林木、阴翳茂密之处，一定要谨慎反复搜索，因为那里是伏兵和奸细藏身的地方。敌军接近却安静不动，是依仗险要；敌军远处挑战，是想使我们前进；它驻扎在平易之地，是因为那里有利。众多树木摇动，是敌军到来；许多草丛互相遮蔽，是有疑兵；鸟群飞起，是有伏兵；野兽惊骇，是敌军突然袭击；尘土高而尖，是战车来了；尘土低而宽广，是步兵来了；尘土散开而呈条状，是有人砍柴取薪；尘土少而往来不断，是在修筑营垒。言辞谦卑却增加戒备，是准备前进；言辞强硬却驱兵前进，是准备后退；轻车先从侧面出动，是在布阵；没有约定却来请求讲和，是在谋划；奔走而排列兵力，是准备决战；一半前进、一半后退，是在诱敌。拄杖站立，是饥饿；汲水后先饮，是口渴；看见利益却不前进，是疲劳；鸟群聚集，是那里空虚；夜间呼喊，是恐惧；军队骚乱，是将领不够威严；旌旗摇动，是队伍混乱；官吏发怒，是军队疲倦；杀马割肉食用，是军中没有粮食；把炊具悬挂起来而不带回营舍，是穷困的敌军；低声细语、慢慢与人交谈，是已经失去众心；屡次赏赐，是处境窘迫；屡次惩罚，是陷入困境；先暴虐而后来又害怕自己的部众，是无能到了极点；前来委婉道歉，是想休息。敌军气势愤怒地前来迎战，长久却不交锋，又不相互退去，必须谨慎观察。敌兵并不是越多越好；即使不以武力冒进，只要能够合并力量、估量敌情、擒取敌人就够了。只有毫无忧虑而轻视敌人的人，才一定会被敌人擒获。士卒还没有亲近归附就惩罚他们，他们就不会服从；不服从，就难以使用。士卒已经亲近归附而惩罚却不能执行，也不能使用他们。所以要用文教来号令，用武备来整齐他们，这就叫必能取胜。平时就实行号令来教导民众，民众就会服从；平时不实行号令来教导民众，民众就不会服从命令。平时能够实行号令，就能与众人相互协调。《诡使》【韩非子】圣人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有三项：第一是利益，第二是威势，第三是名分。利益，是用来取得民心的；威势，是用来推行政令的；名分，是上下共同遵循的准则。没有这三项，即使有其他条件，也无关紧要。如今并不是没有利益，可百姓并未因此归顺君上；并不是没有威势，可臣下并不听从；官府并不是没有法令，可治理却不合乎名分。三者并非不存在，但天下却时治时乱，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上所尊崇、所赏赐的，往往同治理国家的原则相反。设置名号，是为了确立尊卑；如今轻视名号、看轻实际功业的人，世人却称他们为高尚。设置爵位，是为了建立使卑者升为贵者的根基；如今怠慢君上、不求进见的人，世人却称他们为贤能。威势和利益，是用来推行政令的；如今不贪求利益、轻视威势的人，世人却称他们为有分量。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如今不遵守法令、只求成就私名的人，世人却称他们为忠臣。官职爵位，是用来勉励百姓的；如今喜好名节、不肯出仕的人，世人却称他们为烈士。刑罚，是用来专擅威权的；如今轻视法律、不避刑罚和死亡之罪的人，世人却称他们为勇士。百姓对于名声的急切，超过了对利益的追求。这样一来，士人饥饿困乏到了极点，怎么能不隐居山岩、苦修自身，以便在天下争取名声呢？所以，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并不是臣下的罪过，而是君上失去了治理之道。君上常常尊崇导致混乱的事物，却轻视能够带来治理的事物，因此臣下所追求的，常常同君上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相违背。如今，臣下降伏并听从君上，这是君上所急切需要的；可是忠厚诚实、专心守信的人，却被称为贫寒浅陋；坚守法令、坚定地听从命令、审慎办事的人，却被称为愚蠢；尊敬君上、畏惧罪责的人，却被称为怯懦；说话合乎时宜、行为适中恰当的人，却被称为不才；没有二心、不从事私学、听从官吏教导的人，却被称为鄙陋；难以招致的人，被称为正直；难以给予财物的人，被称为廉洁；难以禁止的人，被称为整肃；有命令却不听从的人，被称为勇敢；对君上没有利益的人，被称为有德；欲望少而宽厚仁惠、推行德政的人，被称为仁者；稳重厚道、尊重自身的人，被称为长者；聚众从事私学的人，被称为师徒；闲静安居的人，被称为有思想；损害别人以追逐利益的人，被称为疾恶；轻浮、急躁、反复无常的人，却被称为有智慧；先替别人打算、后替自己打算，并且宣称普遍爱天下的人，被称为圣人；言论高大、标榜根本却不能施用，行为又同世俗相违背的人，被称为大人；轻视爵禄、不向君上屈服的人，被称为豪杰。臣下逐渐形成这样的风气，入朝就会扰乱百姓，出仕又不能办事。君上本应禁止他们的欲望、消灭他们的踪迹，却不加制止，反而尊崇他们；这就是教导臣下扰乱君上，却把它当作治理。凡是治理国家所凭借的，正是刑罚。如今，有人私自奉行所谓义行，尊崇使国家得以建立的安静之道；有些浮躁、险诈、进谗诬陷的人，却被任用，而治理四境、使天下听从所凭借的，明明是诚信和德行；有些偏邪、聪明而反复倾覆的人，反而被派遣办事。威令得以推行、权威得以建立，凭借的本来是恭敬和节俭。如今不听从君上而隐居山岩、非难世俗的人，反而显达。仓廪得以充实，凭借的是以耕作为根本事务；如今从事彩丝、织锦、刺绣、刻书等末业的人，却很富有。名声得以成就、城池得以扩张，凭借的是作战的士卒；如今那些在战场上战死、孤苦饥饿、沿途乞讨的子弟，却被酒徒之类的人嘲笑；而乘车穿丝、享受赏禄的人，却因此耗尽民力，使臣下轻易赴死。如今攻战取胜的士人劳苦而得不到赏赐，反而有些占卜、看手相、察狐虫之类的人，在君上面前说顺耳的话，每天得到赏赐，因而掌握了生杀大权。如今守法奉公的士人，想以忠心求见君上却不得进见；巧言利口、施行奸邪轨迹以求侥幸偷安于世的人，却屡次进见。依据法令直言进谏，使名分、刑罚彼此相当，遵循法度诛除奸人的人，本来是替君上治理国家的；但越过法度、远离忠谏、迎合君意、顺从欲望以危害国家的人，反而成为君上亲近的人。租税，是用来集中民力、储备应急物资、充实仓府的；如今士卒逃避差役，藏匿起来，依附有权势的人家以躲避徭役赋税，而君上不能得到他们，人数多达万余。

译陈述良田、利益和住宅，本来是为了激励战士；可是那些斩头裂腹、尸骨播撒在平原旷野的人，没有住宅容身，死后田地又被夺走，而有姿色的女子和大臣近侍中那些没有功劳的人，却可以挑选住宅接受、挑选田地享用。赏赐和利益都由君上独自发出，本来是为了掌握制约臣下的权力；如今战场上的武士得不到官职，反而闲居的士人受到尊贵显耀的待遇。君上拿这些作为教化，名分怎么能不降低？地位怎么能不危险？使名分和地位降低的，必然是臣下不遵从法令、有二心、从事私学、违逆世道的人。君上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拆散他们的群体以瓦解党羽，反而尊崇他们，执掌政事的人就犯了过错。上古用来树立廉耻的制度，本来是为了约束臣下。如今士大夫不以污泥和耻辱为羞，却通过女子和私交义气的门路做官，不按次序进用。赏赐本来是用来提高人们重视程度的；如今战斗有功的士人反而贫贱，而善于逢迎、供人娱乐的人却承袭官阶和名号。诚信本来是用来沟通威势的；如今君主遮蔽视听，听信近臣和女宠，任由百官和掌管爵位、迁调官员的人共同擅行，执掌政事的人就犯了过错。大臣和官员先同臣下谋划，结党营私而不守法，在臣下那里施展威势和利益，于是君主的地位降低，大臣的权势加重。制定法令，是为了废除私门私道；法令一旦实行，私道就应当废除。私道是扰乱法令的根源。可是士人有二心、从事私学，隐居深穴，藏身伏处，深思妄谋；大的方面非难世道，小的方面迷惑臣下。君上不加禁止，反而尊崇他们，以名声来粉饰他们的实际，这就造成没有功劳却显贵、没有劳绩却富有。这样一来，士人有二心、从事私学，怎么能不深思妄谋？他们会勉力施展智巧和欺诈，诽谤法令，企图寻找同世道相反的道路。凡是扰乱君上、违背世道的人，通常都是有二心、从事私学的人。所以古语说：“治理国家所凭借的是法令；扰乱国家所凭借的是私道。法令一旦确立，就没有人能够再行私道。”因此说：以私道作为原则，国家就混乱；以法令作为原则，国家就治理。君上没有正确的原则，聪明人就会有私下的言论，贤能者就会有私下的意图。君上有私人的恩惠，臣下就会有私人的欲望。圣人和智者结成群体，编造言论辞说，把不合乎法令的主张强加给君上。君上不禁止、不堵塞，反而尊崇他们，这就是教导臣下不听命、君上不遵守法令。因此贤者获得显赫名声而居于高位，奸人依靠赏赐而富裕。贤者显名居高，奸人依赏致富，所以君上不能胜过臣下。《说难》【韩非子】凡是游说的困难，并不在于我没有知识可以用来游说，也不在于我的辩才不能说明自己的意思，也不在于我不敢放纵言辞、不能把话说尽。游说的困难，在于要能揣知被游说者的心意，使自己的说辞符合他的心意。被游说者出于追求高尚名声，而游说者却用厚重利益去劝说他，那么游说者就会显得节操低下、处境卑贱，必然会被抛弃疏远。被游说者出于追求厚重利益，而游说者却用高尚名声去劝说他，那么游说者就会显得不切实际、远离现实，他必然不会采纳。被游说者暗中追求厚利，表面上却追求高名，游说者用高名劝说他，他表面上接受游说者，实际上却防备游说者；游说者用厚利劝说他，他暗中采用其言论，表面上却抛弃游说者。这些情况不可不察。事情靠保密才能成功，言语因泄露而失败；未必是本人泄露了秘密，但如果谈话涉及他所隐藏的事情，像这样，本人就会有危险。那个人表面上提出某件事，实际上却是为了成就另一件事；游说者不仅要知道他提出了什么，还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本人有危险时，他会谋划另一件事，而应当知道的人只要从外部推测也能得到真相。事情泄露到外面，他一定会认为是游说者泄露的，像这样本人也会有危险。双方的交情还没有深厚，游说者却把话说得过于透彻；如果游说成功并有功劳，他会忘记游说者的恩德；如果游说不成功而造成失败，游说者反而会受到怀疑，像这样本人也会有危险。显贵者有过错的苗头，游说者却公开用礼义来揭发他的恶行，这样本人就会有危险。显贵者有时想出了一个计策，想把功劳归于自己，游说者却参与知情，这样本人就会有危险。勉强要求显贵者去做他不能做的事，阻止他停止他不能停止的事，这样本人就会有危险。因此，同他谈论伟大人物，他会认为你是在离间自己；同他谈论卑微小人，他会认为你在出卖重要人物。谈论他所喜爱的人，他会认为你在借此获取资本；谈论他所憎恶的人，他会认为你在试探自己。径直简略地说明意见，他会认为你没有智慧，因而轻视你；琐碎详尽、广泛辩说，他会认为你话多而交浅。只略说事情、陈述心意，他会说你怯懦，不能深思熟虑；把事情说得过于铺陈，他会说你粗野而傲慢无礼。这就是游说的困难，不可不知。凡是游说的要领，在于了解被游说者用来装饰自己的地方、他所自负的地方，并掩盖他感到羞耻的地方。他有私人的急迫要求，就一定要用公义来显示它，并勉强他接受公义。他的意图有卑下之处，却不能停止，游说者就替他粉饰其中的美好，减少他不这样做的理由。他内心有高尚的志向，实际却达不到，游说者就替他指出过失、显露恶处，夸大他不去做的后果。如果他想以智慧和才能自夸，就替他举出与某件奇异事情相同的事例，多替他创造条件，使他可以借助我的言论，然后假装不知道，以成全他的智慧。如果想提出内心相互保全的话，就一定要用美好的名义加以说明，同时隐约显示它符合私人利益。如果想陈述危险和祸害的事情，就要显明它的毁谤性，同时暗中显示它符合对方私人的忧患。赞誉同某人一起行动的异人，就要劝戒他提防另一件事。同谋者中有同流合污的人，就一定要极力粉饰这件事没有伤害；有共同失败的人，就一定要明确粉饰这件事并无过失。对方自以为力量强大，就不要用事情的困难去压倒他；自以为决断勇敢，就不要用责备激怒他；自以为计谋高明，就不要用失败使他陷入困窘。大意上不要有任何触犯违逆，言辞上不要受到束缚，然后才可以尽情施展智慧和辩才。这样做，就能取得亲近而不受怀疑，也能够把话说尽。伊尹曾做厨宰，百里奚曾做俘虏，这都是为了使他们的君上得到千倍的利益。这两个人都是圣人，然而尚且不能不委屈自身去求得进用，这是多么污辱啊！如今如果把我的话看作厨宰和俘虏，却能听取任用而振兴天下，这并不是善于出仕者的耻辱。假如经过长久时间，双方恩泽仍未深厚，游说者深入谋划而不受怀疑，提出争论而不获罪，那么就应当明确剖析利害以取得功效，直接指出是非以修饰自身，用这种方式相互维系，这样游说就成功了。从前郑武公想攻打胡国，先把女儿嫁给胡君，以使他高兴。于是郑武公问群臣：“我想出兵，哪个国家可以攻打？”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

译郑武公发怒，把关其思杀了，说：“胡国是兄弟之国，你说要攻打它，为什么？”胡君听说后，认为郑国亲近自己，于是没有防备郑国。郑国人袭击胡国，攻取了它。宋国有一个富人，天下雨把墙冲坏了，他的儿子说：“如果不赶紧修筑，必定会有盗贼。”他的邻居家的老人也这样说。当天晚上，果然丢失了很多财物；这家人认为自己的儿子非常聪明，却怀疑邻居家的老人。两个人的游说都正确。说得重的被杀，说得轻的受到怀疑，这说明困难不在于知道，而在于如何处置所知道的事情。所以绕朝的话是正确的。他在晋国被认为是圣人，在秦国却被杀戮，这一点不可不察。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君宠爱。卫国法律规定，偷驾君主车辆的人要处以刖刑。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在夜间把这件事告诉弥子瑕。弥子瑕假称奉君命驾车出行。卫君听说后称赞他，说：“多么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竟忘了自己会受刖刑。”另一天，弥子瑕陪卫君游览果园，吃到桃子觉得甘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一半献给卫君。卫君说：“多么爱我啊！竟忘了自己的口味，把桃子献给我。”等到弥子瑕容貌衰退、宠爱减退，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本来就曾经假装驾我的车，又曾经拿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弥子瑕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开始时之所以被称贤，后来却获罪，是因为卫君的爱憎发生了变化。因此，受到君主宠爱时，才智即使恰当也会得到亲近；受到君主憎恶时，才智即使不恰当也会获罪，并且更加疏远。所以进谏、游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先察知君主的爱憎，然后再去游说。龙这种动物，柔顺时可以亲近，甚至可以骑乘；但它喉咙下面有一片直径一尺的逆鳞，如果有人触碰它，就一定会杀人。君主也有逆鳞，游说者如果能够不触碰君主的逆鳞，就可以免受祸患。《王霸篇》【荀子】国家，是天下用来利用和安排利益的工具；君主，是天下利益和权势的集中体现。得到正道来掌握国家，就会极其安定、极其荣耀，也是不断积累美德的源泉；得不到正道来掌握国家，就会极其危险、极其困累；拥有国家还不如没有国家，拥有国家到了极点，连想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得。齐湣王、宋献公就是这样。因此，君主是天下利益和权势的集中体现，却不能使自己自然安定；使国家安定的，必定是正道。所以治理国家，依靠义建立就能称王，依靠诚信建立就能称霸，依靠权谋建立就会灭亡。这三种道路，是明智君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努力阐明的。所以即使把国家交给礼义来治理，并且没有任何妨害；即使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就能得到天下，仁人也不会这样做。坚定地扶持自己的内心，国家也将如此牢固。君主所任用的人，应当全是义士；在国家中公布、陈列的刑法，应当全是合乎义的法；君主所极力推行、率领群臣首先趋向的，应当是合乎义的志向。这样，臣下就会因义而仰望君上。这就是义道极其确定。义道确定，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天下就安定。仲尼没有立锥之地，却确实把义贯彻到志意中，把义加诸自身的行为，写入自己的言语，即使到了晚年也不隐没于天下，名声流传于后世。如今，如果让天下显赫的诸侯，也把义贯彻到志意中，把义加诸法则、制度、度量之中，用政事把它明确表现出来，又按照贵贱、生杀来审察、申明、加重它，使其始终如一，那么这种名声在天地之间的发扬，难道不就像日月雷霆一样吗？所以说：以国家来符合义，一天之内就能使天下明白，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商汤凭借亳，周武王凭借镐，二人都只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却使天下统一、诸侯称臣，凡交通通达之处无不归顺服从，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成就了义。这就是所谓依靠义建立而称王。虽然德行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义也还没有完全施行，但天下治理的纲要已经大致建立，刑罚和赏赐已经在天下取得信任。臣下都明白知道可以据此要求君上；政令已经公布，即使看见利弊，也不欺骗百姓；盟约已经订立，即使看见利弊，也不欺骗盟友。这样，军队强劲、城池坚固，敌国就会畏惧。一个国家的纲要极其明确，同盟国家信任它，即使是偏僻鄙陋的国家，也能威震天下，这就是五霸。它们并不是根本整顿了政治教化，并不是使尊崇达到极高，并不是把文理修饰到极致，也不是完全取得人心；只是方向和谋略明确，劳作和休息安排谨慎，积蓄储备修治完备，战备严整，上下互相信任，于是天下没有谁敢抵挡。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是偏僻鄙陋国家的君主，却能威震天下、强盛到几乎压倒中原诸国，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大略上取得了信用。这就是所谓依靠诚信建立而称霸。治理国家只追求功名利益，不致力于扩大义理；使国内外都讲信用，却只是专门追求利益。对内不修治自己所拥有的国家，却总想夺取别人的所有，于是臣下和百姓没有不以欺诈之心对待君上的。君上欺诈臣下，臣下欺诈君上，这就是上下离析。这样，敌国就轻视它，盟国也怀疑它；权谋日益施行，国家不能免于危险削弱，最终灭亡。齐湣王、薛公就是这样。所以齐国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因为修治礼义，并不是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为了统一天下，而是长期把结交、引诱、驰骋于国外作为要务，所以才强盛。向南足以击败楚国，向西足以使秦国屈服，向北足以击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等到燕、赵兴兵来攻打它时，便像振落枯槁一样容易。然而齐湣王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最大的耻辱，后世谈到恶行一定以他为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不遵循礼义，而遵循权谋。这三种道路，是明智君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努力阐明的。善于选择的人能制约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就会被别人制约。国家是天下最大的器物，是重大的责任，不能不善于选择适当的处所，然后把它安置在那里；如果安置在险地，国家就会危险。也不能不善于选择正确的道路，然后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译道路污秽就会堵塞，道路危险而又堵塞，国家就会灭亡。所谓安置国家，并不是说把它安置在封闭之地。应当遵循哪一种法则？应当同什么样的人共事？因此，依靠王者的法则、同王者那样的人共事，就是王道；依靠霸者的法则、同霸者那样的人共事，就是霸道；依靠亡国的法则、同亡国之人共事，就会灭亡。这三种道路，是明智君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努力阐明的。所以国家是重大责任，不能不靠长期积累来扶持，否则就不能建立。国家，是世代不断更新的事物；这种谨慎并不是改变本质，而是更换玉器、更改行事方式。每一天都只是一天，每一日的人也只是当日之人，然而为什么会有存在千年的国家呢？回答说：因为它凭借千年都可信的法令来维持，又同千年都可信的人共同治理。人不能有百岁的寿命，却为什么能有千年都可信的人呢？回答说：用千年都可信的法令来约束自己的人，就是千年都可信的人。因此，同积累礼义的君子共同治理就能称王，同端正诚信、操守完备的士人共同治理就能称霸，同玩弄权谋、反复倾覆的人共同治理就会灭亡。这三种道路，是明智君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努力阐明的。善于选择的人能制约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就会被别人制约。掌握国家的人，一定不能只靠自己。因此，强国还是衰败、荣耀还是耻辱，关键在于能否选用合适的宰相。自身有才能，又能任用有才能的人，这样就能称王；自身不能明察，知道恐惧而寻求有才能的人，这样也能使国家强盛；自身不能明察，又不知道恐惧、也不寻求有才能的人，国家就会安于衰败。只任用善于逢迎、左右亲近、同自己亲善的人，像这样做，国家就会危险削弱，最终灭亡。大力任用人才，国家就会由小变大；小力任用，国家就会由大变小；极力任用，就能称王；极力不用，就会灭亡。小用和大用各走一途的国家，有的保存，有的灭亡。大力任用人才的人，把义放在利益之前，不分亲疏，不论贵贱，只看是否真正有才能；能够这样求取人才，叫作大力任用。小力任用人才的人，把利益放在义之前，不顾是非，不辨曲直，只任用善于逢迎、亲近依附自己的人，这叫作小力任用。大力任用人才的国家像前者，小力任用人才的国家像后者；小力、大力交错实行的国家，也会一时像前者，一时像后者。所以说：“纯粹实行王道就能称王，驳杂实行就只能称霸，二者一样都没有就会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国家没有礼，就不能端正；礼是用来端正国家的。它就像秤用来衡量轻重，像绳墨用来辨别曲直，像圆规和矩尺用来确定方圆。因此把礼施行于国家，人人都不能再歪曲事实。《诗经》说：像霜雪将要凝结那样严整，像日月那样光明；实行它国家就存在，不实行它国家就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国家危险时就没有快乐，君主治理国家使它安定时就没有忧患；百姓混乱，国家就危险；国家得到治理，就安定。如今做君主的人，急于追逐享乐，却把治理国家放在后面，难道不是错得太严重了吗？这就像喜爱声色，却安然处在没有耳目、不能听看它们的状态，难道不可悲吗？人的本性，眼睛想看最美的颜色，耳朵想听最美的声音，嘴巴想尝最美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内心想得到最大的安逸；这五种极致，是人性必然不能免除的。供养这五种欲望需要条件；没有条件，就无法得到这五种满足。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说广大、富足、厚实了，如果再有治理、整顿、强盛、巩固国家的办法，那么就能安逸欢乐而没有祸患；然后，满足五种欲望的条件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都产生于治理国家，忧患都产生于扰乱国家。急于追逐享乐、缓于治理国家，并不是真正懂得快乐。因此，明君一定先治理国家，然后各种快乐才能得到适当满足；昏君一定荒废政事、追逐享乐，把治理国家放在后面，所以忧患多得不可计数，必定要到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才停止，难道不可悲吗？本想把它当作快乐，结果得到的是忧患；本想把它当作安定，结果得到的是危险；本想把它当作福分，结果得到的是死亡，难道不可悲吗？唉！做君主的人也可以考察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原则，君主有自己的职责。至于每日连续治理，把一天的事务详细分列出来，不应因此让所任用的百官和官员去做本来不足以损害游玩安宴之乐的琐事。至于论定一位宰相，让他兼领、统率各方面，使臣下和百官无不遵循正道、趋向正确方向、专心办理这些事务，这才是君主的职责。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君主的名声可以同尧、禹相配；君主守持最简要的原则，却能把事情治理得详尽，极其安逸却功业极大，垂衣而治，不必走下席位，海内百姓无不希望奉他为帝王；这就叫作极其简要，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君主，是以任用官员、使有才能的人办事为自己的才能；普通人，则以亲自做事为自己的才能。君主可以使别人替自己办事，普通人却没有办法把事情转给别人。守着一百亩田地，事业就会穷尽，没有什么可转给别人。如今一个人兼听天下的事务，每天还有余力而政事仍然治理不足，正是因为让别人去做。若拥有广大天下或只有一个国家，却一定要事事亲自去做，才认为可以，那么劳苦疲惫、憔悴不堪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一来，即使奴婢也不愿同天子交换地位和事业。用这种办法来悬系天下、统摄四海，为什么呢？因为一定要亲自去做。亲自操办一切，是役夫的道路，是墨子的学说；考察德行、任用才能，把官职施授给他们，是圣王的道路，是儒者谨慎守持的原则。《传》说：农民分得田地来耕种，商人分理货物来贩卖，各种工匠分担事务来勉力工作，士大夫分掌职务来听治，建立国家的诸侯之君分守土地，三公总理各方事务并加以谋议，那么天子只需安闲自得而已。这样出仕入仕、进出任用，天下没有不公平的地方，没有不治理清楚的地方；这是百王共同遵循的原则，也是礼法的大纲。方圆百里的土地可以取得天下，这并不是虚言；困难只在于君主能否懂得其中的道理。取得天下，并不是背负着土地跟随它，而是道足以使人心归一罢了。那里的人民如果真正归于一统，他们的土地又怎么会离开我而归向别处呢？因此，方圆百里的土地，其等级、爵位、服饰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其官职、职责、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修治旧有法制，选择其中好的明确施行，足以使贪利的百姓顺服。贤士归于一统，能士各居官职，贪利的百姓归服，三者具备，天下就没有谁能在这之外另立门户。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足以发挥全部权势，招致忠信、彰明仁义，足以使天下人归心。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天下诸侯归附；后来归附的必然先陷入危险。《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人不思归服；说的就是统一于一人的情形。羿、逢门，是善于使人服从射术的人；王良、造父，是善于使人服从驾驭技术的人；聪明的君子，是善于使人归服的人。人心归服，权势就随之而来；人心不服，权势就随之离去。所以称王的人首先在于使人归服。君主如果想得到善于射箭、能射远并命中防御目标的人，就没有比羿、逢门更好的人了。

译想得到善于驾驭、又能快速到达远方的人，就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人了；想调和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就没有比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人了。他们所运用的智慧非常简要，所做的事情并不劳苦，却能取得极大的功名，处置起来非常容易，又极其值得快乐。所以明君把这样的人看作宝物，愚君却把任用他们看作困难。尊贵到做天子，富有到拥有天下，名义上成为圣王，同时制服所有人而没有人能够制服自己，这是人性共同的愿望，而称王者能够兼而拥有这些。重视美色，就让人穿戴华美；重视美味，就让人享用丰盛饮食；重视财物，就掌握财货；统一天下，使天下奉自己为君。饮食极其丰厚，音乐极其宏大，台榭极其高大，园囿极其广阔，使诸侯成为臣下，统一天下。这也是人性共同的愿望，而天子的礼制就是这样。制度已经陈列，政令已经施行；官员失去职守就处死，公侯失去礼法就囚禁。四方国家如果有过分放纵、背离礼制的德行，就一定会灭亡。名声像日月一样，功业积累如天地一样，天下人响应它，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这也是人性共同的愿望，而称王者能够兼而拥有这些。因此人的本性，嘴巴喜爱美味，气味没有比美味更美的；耳朵喜爱声音，音乐没有比宏大的更好；眼睛喜爱美色，纹饰越繁多越好，妇女越多越好；形体喜爱安逸，安稳、厚重、闲静最使人愉快；内心喜爱利益，谷禄越丰厚越好。把天下共同愿望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并拥有它，牢牢掌握天下而制服它，就像制服自己的子孙一样。一个人如果不是狂妄、迷惑、愚昧、浅陋，他看到这些，谁能不感到快乐呢？想拥有这些愿望的君主，希望同自己并肩存在；违背这些愿望的士人，即使世代不断绝，千年也不会同他相合。为什么呢？回答说：君主不公正，臣下不忠诚。君主排斥贤者而偏私任用，臣下争夺职位而嫉妒贤者，这就是他们不能相合的原因。君主为什么不扩大心胸呢？不顾亲疏，不偏分贵贱，只求真正有才能的人。这样，臣下就会轻视职位和事业，把贤者让在前面，安然跟随其后。这样一来，禹、舜仿佛重新出现，王业也重新兴起；功业统一天下，名声可以同禹、舜相配，万物因此有这样美好的快乐，难道不是极美吗？唉！做君主的人也可以考察这些话了。杨朱在道路交叉处哭泣，说：“这大概就是走错半步，醒悟时已经跌落千里吧！”他为此悲哀哭泣；这里也是荣辱、安危、存亡的交叉路口。这件事比道路交叉处更值得悲哀。唉，可悲啊！做君主的人千年也不能醒悟。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治理国家的法则，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扰乱国家的法则；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贤士，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无能之士；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柔顺的百姓，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强悍的百姓；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美好的风俗，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恶劣的风俗。这两方面同时发挥作用，国家就能存在；君上这一方面偏向正道，国家就安定；臣下这一方面偏离正道，国家就危险。君上专一于正道就能称王，臣下专一于邪道就会灭亡。因此，治理国家的法则正确，辅佐者贤能，百姓柔顺，风俗美好，这四者协调一致，就叫作君上专一于正道。这样就能不战而胜、不攻而取，铠甲兵器不劳顿，天下就会服从。所以商汤凭借亳，周武王凭借镐，都只是方圆百里的土地，却使天下统一、诸侯称臣，四通八达之地没有不服从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四者协调一致。夏桀、商纣把自己置于天下大势的反面，想做普通百姓都不可得，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四者全都丧失了。所以百王的法制虽然不同，但最终归向是一致的。君上无不竭尽爱护臣下，又用礼来约束他们。君上对待臣下，就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政令制度，是用来接近臣下、治理百姓的；百姓如果有一处没有得到治理，即使细如毫毛，哪怕是孤独、鳏寡之人，也一定不放过。因此臣下亲近君上，欢喜得如同亲近父母；即使可以杀死他们，也不能使他们不顺从。君臣上下、贵贱长幼，直到普通百姓，无不把这种秩序看作崇高正当。然后人人从内心反省，谨慎守持自己的名分；这是百王共同遵循的，也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分田耕种，商人分货贩卖，各种工匠分担事务并努力工作，士大夫分掌职责并听治，建立国家的诸侯之君分守土地，三公总理各方并加以谋议，那么天子只需安闲自得而国家自然端正。这样出仕入仕、进出任用，天下没有不公平的地方，没有不治理清楚的地方；这是百王共同遵循的原则，也是礼法的大纲。至于日复一日地治理，平衡权力和财物、称量轻重，使衣服有制度、宫室有规定、役使的人有数额，宫室、祭祀、器械和用具都各有等级和适宜的标准；凭这些制度统摄万物，使尺寸、寻、丈等长度都不得不遵循制度、数目、度量，然后再施行，这就是官员役使属吏的事情，不值得在大君子面前计较。因此做君主的人，建立崇高的政治原则，使朝廷根本适当；所任用、统摄百事的人，如果确实是仁人，就能自身安逸而国家得到治理，功业宏大而名声美好，对上可以称王，对下可以称霸。建立崇高政治原则而朝廷根本不当，所任用、统摄百事的人如果不是仁人，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废弃而名声受辱，国家必然危险。这就是君主的关键所在。所以能够任用恰当的一个人，就能取得天下；不能任用恰当的一个人，国家就会危险。不能任用恰当的一个人，却能任用恰当的千人百人，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既然能够任用恰当的一个人，自身还有什么劳苦呢？只需垂衣而治，天下就能安定。因此商汤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吕尚，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至于地位较低的五霸，齐桓公在宫门之内悬挂音乐，生活奢侈放纵，游玩享乐遍及天下，却不被人说成修治政事；然而他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成为五霸之首，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懂得把一种政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必须掌握的要领。聪明的人容易实行它，只要集中力量，功名就极其宏大；舍弃这个原则，还有什么值得做呢？所以古代取得大功名的人，必定遵循这条道路；使国家危险、使自身受祸的人，必定违背这条道路。因此孔子说：“聪明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了，但如果有一条原则可以守持较少的事情，难道能不察知吗？愚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少了，但如果有一条原则可以守持很多事情，难道不至于狂妄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治理国家的名分已经确定，君主、宰相、臣下和百官各自谨慎对待自己所听到的，不致力于听取自己不应听到的；各自谨慎对待自己所看见的，不致力于察看自己不应看见的。如果各自所听所见确实已经统一，那么即使幽暗、僻静、隐蔽的地方，百姓也没有谁敢不敬守名分。名分安定、制度确立，并以此教化君上，这是国家得到治理的征兆。君主之道，是治理近处而不治理远处，治理明处而不治理幽隐，治理一端而不兼治两端。君主能够治理近处，远处就会得到治理；能够治理明处，幽隐之处就会受到教化；能够恰当治理一端，百事就会端正。这就是君主兼听天下，每天还有余力而政事仍能治理的道理。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既然已经能够治理近处，却又专心去治理远处；已经能够治理明处，却又务必要察见幽隐；已经能够恰当治理一端，却又务必要纠正百端，这就过分了。过分同不足一样错误。打个比方，这就像竖立一根直木，却要求它的影子弯曲。

译不能治理近处，却又致力于治理远处；不能察明处，却又务必要看见幽隐；不能恰当治理一端，却又务必要纠正百端，这是悖逆常理。打个比方，这就像竖立一根弯曲的木头，却要求它的影子笔直。因此，明君喜好掌握要领，昏君喜好事事详察。君主喜好掌握要领，百事反而能够详尽；君主喜好事事详察，百事反而会荒废。君主，是考察一位宰相、陈明一套法度、确立一个纲领，用它来全面覆盖和照察各方面，以观察宰相功业的人。宰相，是排列、考核百官长官的职次，总括百事的听治，用来整饬朝廷和臣下百官的名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议定他们的庆赏，年终拿着治理成功的结果来向君主验证，任用得当就可以，任用不当就废黜。因此，君主劳苦在于寻求、考察人才，却安逸在于任用他们。《解蔽篇》【荀子】凡人的祸患，在于被一端的见解蒙蔽，而不明白大的道理。心术端正就能恢复常道；对两种说法都疑惑就会迷乱。天下没有两条真正的道路，圣人没有两种不同的心。如今诸侯各有不同的政治，百家各有不同的学说，于是必然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合乎治理、有的导致混乱。扰乱国家的君主、扰乱家族的人，他们的本心无不想求得正确，却把自己的见解当成正确。由于嫉妒而歪曲正道，人们便诱导他走向所偏爱的方向。他把自己积累的东西视为私有，只怕听到其中的缺点；依靠自己的偏见去观察其他学术，只怕听到其中的优点。因此，即使同治理国家的正道相反，他也会奔走追逐而不停止。这难道不是被一端蒙蔽而失去正确追求吗？如果内心不起作用，即使黑白摆在眼前，眼睛也看不见；雷鼓就在身旁，耳朵也听不见，更何况要使他去认识道理呢？有德而遵循正道的人，能使国家治理；扰乱国家的君主，却从上面非难他们；扰乱家族的人，又从下面非难他们。难道不可悲吗？有的被数量蒙蔽，有的被欲望蒙蔽，有的被憎恶蒙蔽，有的被开端蒙蔽，有的被结局蒙蔽，有的被远处蒙蔽，有的被近处蒙蔽，有的被流传蒙蔽，有的被浅近蒙蔽，有的被古代蒙蔽，有的被当今蒙蔽。凡万物各不相同时，就没有不彼此成为蒙蔽的；这是心术共同的祸患。从前君主被蒙蔽的，夏桀、殷纣就是这样。桀被末喜、斯观蒙蔽，不知道关龙逄，使自己的内心受到迷惑，行为发生混乱；纣被妲己、飞廉蒙蔽，不知道微子启，使自己的内心受到迷惑，行为发生混乱。因此群臣抛弃忠诚而侍奉私利，百姓怨恨非难却得不到任用，贤良之士退居隐处而逃避。这就是桀、纣所以使九州之地陷入困厄、使宗庙国家空虚的原因。桀死在亭山，纣被悬挂在赤斾；他们自身事先不知道，也没有人劝谏他们，这就是被蒙蔽、闭塞所造成的祸患。成汤以夏桀为鉴，所以掌握自己的内心，谨慎治理，因此能够长期任用伊尹而自身不失正道；这就是他取代夏王、承受九州的原因。周文王以殷纣为鉴，所以掌握自己的内心，谨慎治理，因此能够长期任用吕望而自身不失正道；这就是他取代殷王、承受九州的原因。远方没有不进献珍宝的，因此眼睛看尽各种色彩，耳朵听尽各种声音，嘴巴尝尽各种味道，身体居住最完备的宫室，名声享有最完备的称号；活着时天下人歌颂，死后天下人哭泣，这就叫作盛大到了极点。《诗经》说：“凤凰和鸣，它的翅膀像展开的旌旗，它的声音像箫笛。有凤也有凰，使帝王的心意快乐。”这就是不受蒙蔽的福分。从前臣子被蒙蔽的，唐鞅、奚齐就是这样。唐鞅被想要掌握权力的欲望蒙蔽，因而驱逐载子；奚齐被想要取得国家的欲望蒙蔽，因而给申生定罪。唐鞅在宋国被杀，奚齐在晋国被杀；他们驱逐贤相，给孝顺的兄长定罪，自身遭受刑戮，却仍然不知道原因，这就是被蒙蔽、闭塞所造成的祸患。因此，从古到今，因为贪婪鄙陋、背叛、争夺权力而不灭亡的，从来没有。鲍叔、宁戚、隰朋，既有仁德又有智慧而不受蒙蔽，所以能够扶持管仲，使自己的名声、利益、福禄同管仲一起享有。管仲、齐召公、吕望，既有仁德又有智慧而不受蒙蔽，所以能够扶持周公，使自己的名声、利益、福禄同周公一样流传。古语说：认识贤者叫作明智，辅佐贤者叫作强大；努力这样做、勉力使自己强大，福分一定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是没有蒙蔽的福分。从前宾孟所受的蒙蔽，表现为扰乱家族。墨子被功用蒙蔽，不知道文饰；宋子被欲望蒙蔽，不知道获得；慎子被法术蒙蔽，不知道贤者；申子被权势蒙蔽，不知道智慧；惠子被言辞蒙蔽，不知道实际；庄子被天道蒙蔽，不知道人事。所以从功用来解释道，就把道说成尽是利益；从习俗来解释道，就把道说成尽是满足；从法令来解释道，就把道说成尽是法术；从权数来解释道，就把道说成尽是便利；从言辞来解释道，就把道说成尽是辩论；从天道来解释道，就把道说成尽是顺应。这几种说法，都只是道的一隅。所谓道，是体守常道而穷尽变化，只从一隅不能概括它。片面的聪明人观察道的一隅，尚且不能真正认识道，却以为自己的见解已经完备，于内心加以粉饰，使自己混乱；对外迷惑别人；向上蒙蔽君上，向下蒙蔽臣民，这就是被蒙蔽、闭塞所造成的祸患。孔子兼具仁与智而不受蒙蔽，所以即使学习各种纷乱的学术，也足以成为先王那样的人。一家掌握了周道，把它全部施行，就不会被既成的积习所蒙蔽，所以德行与周公相齐，声名与三王并列，这就是不受蒙蔽的福分。圣人知道心术的祸患，看见受蒙蔽闭塞的灾祸，所以不偏爱、不憎恶，不拘泥于开端和终结，不偏近也不偏远，不偏博也不偏浅，不偏古也不偏今，把万物一并陈列出来，在心中悬置一杆公正的衡器。因此，各种不同的事物不能互相蒙蔽而扰乱它们的伦次。什么叫作衡？回答说：就是道。所以心不能不知道道；心不知道道，就不能把合道的说成可取，反而会把不合道的说成可取。人谁不想任性放纵，却守住不应禁止的事、禁止应当允许的事呢？如果拿这种不可道的心去取人，就一定会同不合道的人相合，却不知道同合道的人相合。用这种不可道的心同不可道的人谈论道，是祸乱的根源。所以说：心知道道，然后才能谈道；能够谈道，然后才能守道而禁止非道。用能够谈道的心去取人，就会同合道的人相合，而不同不合道的人相合。用能够谈道的心同合道的人讨论非道，这是治理的要领。还忧虑什么不知道呢？所以治理的要领在于知道合道的人。怎样才能知道？回答说：靠心。心怎样才能知？回答说：虚心、专一而安静。心，是形体的君主，也是神明的主宰；它发出命令而不接受命令，自行禁止，自行驱使，自行夺取，自行取得，自行行动，自行停止。

译所以，口可以被强迫而使它沉默，形体可以被强迫而使它屈伸，心却不能被强迫而使它改变意志。认为正确就接受，认为错误就拒绝。所以说：心能够容纳选择；没有禁制时，它必定自行显露所面对的事物，情感就会杂乱而广泛地达到极点，但心仍不可有二心。《诗经》说：“采了又采卷耳，却装不满小竹筐。唉，我思念那个人，把筐放在大道旁。”小竹筐容易装满，卷耳容易采得，然而不能因为这些而对大道有二心。所以说：心思分散就没有知觉，倾斜就不能精专，有二心就会疑惑。用辅助的事物来考察，便可以兼知万物。穷尽事物的根由，善类就不能同时取两端。所以有知的人选择专一而专一于此。农夫精通田地，却不能因此成为农师；商人精通市场，却不能因此成为商师；工匠精通器物，却不能因此成为器物师。有的人不能掌握这三种技艺，却可以让他治理这三类官职，这是因为他精通道；有的人精通具体事物。精通具体事物的人，只能凭一物治理一物；精通道的人，可以兼治万物。所以君子专一于道，并用辅助的事物来考察万物。专一于道就能公正，用辅助的事物考察万物就能明察。用公正的意志去实行，用明察去论断，万物就各得其职了。从前舜治理天下，不用具体事务去逐一告诫，万物却都各自成就并处于适当位置。专一会危害它的荣盛而使它满足于侧养，专一会防止荣盛，却还未能明知其理。所以《道经》说：“人心危险，道心隐微。危险与隐微之间的关键，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知道。”因此人的心好比一盘水，端正地放置而不搅动，浑浊之物沉在下面，清明之水浮在上面，这样就足以看见眉毛胡须，察知事理。风吹过来，浑浊之物在下面被搅动，清明之水在上面混乱，就不能正确观察事物的大体形状。心也是这样。用理来引导它，用清明来养护它，不让外物倾斜它，就足以判定是非、决断疑难。小的事物一引诱它，它的端正就会从外面改变；心在内部倾斜，就不足以判决粗略的事理。所以喜爱书的人很多，唯独苍颉流传下来；喜爱农事的人很多，唯独后稷流传下来；喜爱音乐的人很多，唯独夔流传下来；喜爱义的人很多，唯独舜流传下来。倕制作弓，浮游制作箭，而羿精于射箭；奚仲制作车，乘杜制作乘马之具，而造父精于驾车。从古至今，从未有一个人同时兼有两项而能都精通。曾子说：“看他的庭院，连老鼠都可以捕捉，哪里能同我唱歌呢？”空石之中有个人，名叫觙。他这个人善于射箭，也喜爱思考。耳目所欲接触的事物一多，就会败坏他的思考；听到蚊虫的声音，就会挫伤他的精神。因此他避开耳目所欲接触的事物，也远离蚊虫的声音。闲居而安静思考，思虑才会通达。仁如果做到这样，可以说是防患了吗？孟子厌恶败坏德行，便休弃妻子，可以说是能够自我坚强了；有子厌恶睡卧，便用火灼烧手掌，可以说是能够自我忍耐了。但还没有达到爱好仁义的程度。避开耳目欲望，可以说是能够自我坚强了；但还没有达到思考的程度。听到蚊虫的声音而挫伤精神，可以说是危险了；还不能说是防患。所谓防患的人，是至人。至人还有什么需要强求、忍耐、担忧的呢？所以，浑浊与清明显现在外，清明与浑浊显现在内。圣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兼容自己的情感而加以节制，这就是理。还有什么需要强求、忍耐、担忧的呢？所以仁者实行道，是无所作为；圣人实行道，是没有疆界。仁者的思虑是恭敬的，圣人的思虑是快乐的。这就是治理内心的方法。凡是观察事物而有所疑惑，内心不能确定，外物就不能看清；我的思虑不清，又怎能确定是或不是呢？神情恍惚地行走的人，看见卧着的石头以为是伏虎，看见竖立的树木以为是后面有人。恍惚使他的明察受到蒙蔽。醉酒的人跨过百步宽的沟，却以为只是几步宽的小沟；俯身走出城门，却以为是小门的门洞。酒扰乱了他的精神。闭着眼睛勉强视物的人，看一个东西以为是两个；捂住耳朵听的人，听到寂静无声却以为有蚊虫声。形体与精神的职能被扰乱了。所以从山上望牛，牛看起来像羊；而寻找羊的人，却不会下山去牵牛。这是远处蒙蔽了事物的大小。从山下望树，十仞高的树看起来像筷子；而寻找筷子的人，却不会上山去折树。这是高处蒙蔽了事物的长短。水在流动，倒影随之摇动，人就不能据此确定美丑，这是水势使人眼花。盲人仰头看而看不见星星，人不能据此确定星星有无，这是精神受到迷惑。有的人在这种时候判定事物，就是世上的愚人。愚人判定事物，是用疑惑来决断疑惑，决断一定不恰当。既然不恰当，怎么能没有过错呢？夏首以南有个人，名叫防蜀梁。他为人愚笨而且容易害怕。月明之夜在野外行走，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以为是伏着的鬼；抬头看见自己的头发，以为是站立的怪物。他转身逃跑，等到回到家，已经气绝而死。难道不可悲吗？凡是人所说的鬼，一定是在感知忽然变化、疑惑幽暗的时候，把它当作真实而加以判断罢了。这就是人在本来没有东西时却认为有、在本来有东西时却认为没有的情形。为了纠正这种事，因受湿气而击鼓，鼓因受湿而声音发闷，就一定会有蒙蔽鼓声、损伤豚皮的费用，却没有治愈疾病的好处。所以即使不在夏首以南，也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据此认识人的本性，就可以据此认识事物的道理。凭借能够认识人的本性，去探求能够认识万物的道理，而不让疑惑阻止自己，那么终身穷年也不能遍知万物。即使把所贯通的道理加起来，哪怕有亿万种，也仍不足以遍及万物的变化。这样同愚人没有区别，学习到老、身体衰老、孩子长大，仍同愚人一样，还是不知道怎样安置自己，这叫作妄人。所以所谓学习，本来就是学习何处止步。在哪里止步？回答说：止于最完备之处。什么叫最完备？回答说：就是圣。所谓圣，就是穷尽人伦；所谓王，就是穷尽制度。两者都穷尽，就足以成为天下的最高准则。所以学习的人以圣王为老师，考察圣王的制度，把圣王所制定的法则作为法则，以求得其贯通的类别，努力仿效圣王的作为，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士；同类地仿效，就接近君子。君子能知晓这些；至于圣人，所以有知识却不用来思考正确之处，就叫作畏惧；有勇气却不用来守持正确之处，就叫作残害；有明察却不用来区分正确之处，就叫作篡夺；有多种才能却不用来修治并荡除非正之处，就叫作智巧；有辩说才利却不用来说明正确之处，就叫作多言。古书说：天下有两种错误，考察正确之处就是考察是否符合王制，考察错误之处就是考察是否不合王制。天下若不把正确之道作为最高准则，然而还会有能够区分是非、治理曲直的人吗？如果不是区分是非，不是治理曲直，不是辨明治乱，不是治理人的道路，那么即使能做这些，对人也没有益处；不能做这些，对人也没有损害。

译只是将要治理那些怪诞的学说、玩弄奇异的辞藻，用来相互扰乱欺滑罢了。固执强横、能说会道，脸皮厚而能忍受辱骂，没有正道却放纵暴戾，妄加辩说而接近谋利，不喜爱辞让，不尊敬礼节而喜欢相互推挤，这是乱世奸人的言论。这样一来，天下讲治道的人正会有很多这种情形。古书说：剖析辞句而自以为明察言语，把事物割裂而自以为善于辩说，君子轻视这种人；博闻强记却不合王制，君子也轻视。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做了对成事没有益处，求取对获得没有益处，忧愁对接近目标没有益处，那么广泛地施行这些，怎么能克服它们呢？不以此自我妨害，不让片刻的念头侵入胸中，不羡慕过去，不忧怜未来，没有郁结怜悯之心，时机到了就行动，行动达到就回应，事情发生便辨明治乱，是非可否都清楚明白。周密而成事、泄露而失败，是明君不会有的；公开宣示而成事、隐瞒而失败，是昏君不会有的。所以统治人民的人若过于周密，谗言就会到来，直言反而退去，小人亲近而君子疏远。《诗经》说：“把黑暗当作光明，狐狸却变成苍色。”这是说上面昏暗而下面险恶。统治人民的人若公开宣示，直言就会到来，谗言反而退去，君子亲近而小人疏远。《诗经》说：“光明显现在下面，显赫高照在上面。” 这说的是上面明亮而下面受到教化。《性恶篇》【荀子】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些善行是人为的。如今人的本性，生来就有喜好利益的一面，顺着它，所以争夺产生而辞让消失；生来就有憎恶的一面，顺着它，所以残害产生而忠信消失；生来就有耳目欲望，喜好声色，顺着它，所以淫乱产生而礼义、文理消失。这样看来，顺从人的本性、顺应人的情欲，必然导致争夺，合于犯分乱理，最后归于暴乱。所以必定要有师法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才会产生辞让，合于文理，最后归于治理。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善，是人为的。所以木材做成器物，必定要等待櫽栝蒸煮矫正，然后才会直；钝金必定要等待砻磨砥砺，然后才会锋利。如今人的本性是恶的，必定要等待师法，然后才会端正；得到礼义，然后才会有治理。如今人没有师法，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没有礼义，就会悖逆混乱而不能治理。古代圣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容易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悖逆混乱而不能治理，因此创制礼义，制定法度，用来矫正修饰人的情性而使之端正，用来调和教化人的情性而引导他们，使人都走向治理，合于道。如今，受师法教化，积累文学知识，遵行礼义的人，成为君子；放纵情性，安于任意妄为，怠慢礼义的人，成为小人。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善，是人为的。孟子说：“人之所以学习，是因为人的本性善。”回答说：“这不对。”这是没有认识人的本性，也没有考察本性与人为的区别。凡所谓本性，是上天造就的，不能靠学习、不能靠做礼义而获得；所谓人为，是人学习后能够做到、从事后能够成就的。不能学习、不能从事而本来存在于人身上的，叫作本性；可以学习而后做到、可以从事而后成就而存在于人身上的，叫作人为。这就是本性与人为的区别。如今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能够看见的明察，不离开眼睛；能够听见的聪敏，不离开耳朵。眼明耳聪，不是学习才有的，已经很清楚了。孟子说：“如今人的本性是善的，只是后来都失去了、背离了本性。”回答说：“这样说就错了。”如今人的本性，生来就离开了它的朴质，离开了它的资质，必定会失去并背离它。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本性善，只是说不离开朴质而加以美化，不离开资质而加以利导，就像眼睛能看见的明察不离开眼睛、耳朵能听见的聪敏不离开耳朵一样。所以说眼睛明亮、耳朵聪敏。如今人的本性，饥饿时想吃饱，寒冷时想取暖，劳累时想休息，这是人的情性。如今人饥饿时看见长辈却不敢先吃，是因为有所辞让；劳累时不敢请求休息，是因为要让别人代替自己。是儿子让给父亲吗？是弟弟让给兄长吗？兄长代替父亲，弟弟代替兄长，这两种行为都违背本性而违反情性。然而孝子的行为，正是礼义的文理。所以顺从情性就不会有辞让，有辞让就违背情性。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善，是人为的。问者说：“人的本性既然恶，礼义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凡是礼义，都是圣人的人为创制，并不是本来从人的本性中产生的。”所以陶工揉和黏土而制成器皿，那么器皿是由陶工的人为创作产生的，并不是本来出于人的本性；工匠砍削木材而制成器皿，那么器皿是由工匠的人为创作产生的，并不是本来出于人的本性。圣人积累思虑，学习并实践人为之事，因而产生礼义、建立法度，那么礼义法度就是从圣人的人为创作中产生的，并不是本来出于人的本性。至于眼睛喜好美色，耳朵喜好声音，口喜好滋味，心喜好利益，骨骼、身体、皮肤、肌理喜好舒适，这些都产生于人的情性，是受到感触便自然发生的，不用等待做了什么才产生。凡受到感触却不能立即如此，必须等待有所作为之后才如此的，是由人的人为产生的，这是本性与人为所产生的不同征象。所以圣人改变人的本性而兴起人为，人为兴起便产生礼义，礼义产生便制定法度。这样看来，礼义法度是圣人所产生的。所以圣人与众人的相同之处、不同于众人的地方，是本性；圣人与众人不同而超过众人的地方，是人为。喜好利益、想要取得，这是人的情性。假如兄弟拥有财产而要分配，顺着情性、喜好利益而想多得一些，这样兄弟就会互相争夺；如果接受礼义的文理教化，这样就会把财产让给国人。所以顺从情性，兄弟就会争斗；接受礼义教化，就会把财产让给国人。凡是人想要行善，是因为人的本性恶。贫薄希望变厚实，丑陋希望变美，狭小希望变宽广，贫穷希望变富有，卑贱希望变尊贵，假如自身没有这些，就一定向外寻求；如果自身已经具备，便不会向外寻求。由此看来，人想要行善，是因为人的本性恶。如今人的本性本来没有礼义，所以要勉强学习而求得它；本性不知道礼义，所以要通过思虑而求得认识。这样看来，如果只有本性，人就没有礼义，也不知道礼义；

译人没有礼义就会混乱，不知道礼义就会悖逆。这样看来，如果只有本性，悖逆混乱就在自身之中。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善，是人为的。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回答说：“这不对。”古今天下所说的善，是正当、合理、平治；所说的恶，是偏邪、险恶、悖逆、混乱。这就是善恶的区别。如今如果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正理平治，那么邪恶才是恶，为什么还要使用圣王、厌恶礼义呢？即使有圣王和礼义，又能对正理平治增加什么呢？如今事实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古代圣人认为人的本性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悖逆混乱而不能治理，于是设置君主的权势来统治他们，彰明礼义来教化他们，建立法制来治理他们，加重刑罚来禁止他们，使天下都走向治理，合于善。这就是圣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现在姑且试着撤去君主的权势，取消礼义的教化，废除法制的治理，取消刑罚的禁令，站在那里观察天下百姓相互对待的情形。若是这样，那么强者就会伤害弱者、夺取弱者，人数多的就会暴虐人数少的、喧闹欺凌他们，天下的悖乱和相互灭亡，不用片刻就会发生。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善，是人为的。所以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今天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得到征验。凡是论说，贵在有辨析，符合验证；这样坐着谈论，站起来便可以设置、张布并施行。如今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既没有辨析，也不符合验证，坐着可以谈论，站起来却不能设置和施行，难道不是错误太严重了吗？所以认为本性善，就会撤去圣王、停止礼义；认为本性恶，就会兴起圣王、尊重礼义。櫽栝的产生，是因为木材不直；防墨的产生，是因为木材不直；设置君主、彰明礼义，是因为人的本性恶。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善，是人为的。直木不需要櫽栝就能直，是因为它的本性直；弯曲的木材必须等待櫽栝蒸煮矫正，然后才会直，是因为它的本性不直。如今人的本性是恶的，必定要等待圣王的治理、礼义的教化，然后都走向治理，合于善。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善，是人为的。问者说：“礼义是积累人为之事而成的，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能够产生它。”回答说：“这不对。陶工揉和黏土而产生瓦，那么瓦和黏土难道是陶工的本性吗？工匠砍削木材而产生器物，那么器物和木材难道是工匠的本性吗？” 圣人对于礼义，也正如陶工揉和黏土而制成器物一样。这样看来，礼义由人为积累而成，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凡是人的本性，尧、舜同桀、跖是一样的；君子同小人，本性也是一样的。如今若要把礼义看作由人的本性积累人为而成，那么为什么要尊贵尧、禹，为什么要尊贵君子呢？凡所以尊贵尧、禹和君子的原因，是他们能够改变本性、兴起人为，人为兴起便产生礼义。这样看来，圣人对于礼义积累人为，也正如陶工揉和黏土而制成器物一样。由此看来，礼义由人为积累而成，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桀、跖和小人之所以被轻视，是因为他们顺从本性、顺应情欲，安于任意妄为而流于贪利争夺，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善，是人为的。上天并不是偏爱曾参、闵子骞、孝己而排斥众人，那么曾参、闵子骞、孝己为什么独能深厚地具备孝的实际而完全拥有孝的名声呢？因为他们极其重视礼义。上天并不是偏爱齐、鲁的百姓而排斥秦人，然而在父子之义、夫妇之别方面，秦人不如齐、鲁之人具有孝敬和礼文，为什么呢？因为秦人顺从情性，安于任意妄为而怠慢礼义。难道他们的本性不同吗？道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为什么？回答说：凡禹之所以成为禹，是因为他实行仁义和法正。既然如此，仁义和法正有可以认识、可以实行的道理；那么道路上的普通人，也都具有可以认识仁义法正的资质，也都具有可以实行仁义法正的能力，这样看来，他们能够成为禹就很明白了。如今如果认为仁义法正本来没有可以认识、可以实行的道理，那么难道只有禹能认识仁义法正、能实行仁义法正吗？还是说道路上的普通人本来就没有能够认识仁义法正的资质，也本来没有能够实行仁义法正的能力呢？如果是这样，那么道路上的普通人对内不能认识父子之义，对外不能认识君臣之正；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今道路上的普通人，对内都能够认识父子之义，对外都能够认识君臣之正，那么他们能够认识的资质、能够实行的能力，存在于道路上的普通人之中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假使道路上的普通人凭借能够认识的资质和能够实行的能力，依据仁义可以认识的道理和可以实行的能力，那么他们能够成为禹就很明白了。如今假使道路上的普通人伏案学习技艺，专心一志，反复思考、仔细观察，日积月累地长久行善而不停止，那么就会通达神明，与天地参合。所以圣人，是人积累功业而达到的。有人说：既然圣人可以积累而达到，为什么人人都不能积累达到呢？回答说：是可以达到，但不能强迫他去做。所以小人可以成为君子，却不肯成为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却不肯成为小人。小人和君子彼此都不是绝对不能转变，然而不能相互转变，是因为虽有可能却不能强使其如此。所以说道路上的普通人可以成为禹，这话是对的；但道路上的普通人能够成为禹，却未必一定如此。即使不能成为禹，也不妨碍他可以成为禹；足以遍行天下，却从来没有人能够遍行天下。工匠、农夫、商人，也从来不是绝对不能互相从事对方的工作，然而从来不能真正互相从事。由此看来，可以做到，不一定能做到；即使不能做到，也不妨碍他可以做到。能不能与可不可以，相差很远。他们不能互相转变，是很明显的。尧问舜说：“人的情形怎样？”舜回答说：“人的情形非常不好，又何必问呢？有了妻子儿女，对父母的孝就衰减；满足了嗜好欲望，对朋友的诚信就衰减；爵位俸禄充足，对君主的忠诚就衰减。这就是人的情形吗？人的情形吗？非常不好，又何必问呢？”只有贤者不是这样。有圣人的知，有士君子的知，有小人的知，有役夫的知。话说得多，却有文采而且有类别，整天讨论其所以然，言语千变万化而统类只有一个，这是圣人的知。

译话说得少，却直截而简省，论说合乎法则，仿佛把它安置在防御之中，这是士君子的知。他的言语谄媚，他的行为悖逆，做事多有侮慢，这是小人的知。他机敏快捷而没有类别，杂乱地拥有旁门技能却没有用处，折转迅速、貌似纯熟，却不急切也不忧患；不讨论是非曲直，只把战胜别人作为意图，这是役夫的知。勇有上等、中等、下等。天下人都知道，敢于正直地立身；先王有道时敢于实行自己的意志，上不顺从乱世的君主，下不迎合乱世的百姓；仁义所在，即使贫穷也不改，仁义不存在，即使富贵也不取。天下人知道他，就想同天下人一起承担苦乐；天下人不知道他，他仍傲然独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畏惧，这是上勇。礼仪恭敬而心意节俭，大体诚信，轻视财货；对贤者敢于推举尊崇，对不肖者敢于援引并废黜，这是中勇。轻视生命而看重财货，安然面对祸患而扩大解脱之辞，只要不顾是非、真假，却把战胜别人作为意图，这是下勇。繁弱、钜黍，是古代的良弓。然而没有排擏，就不能自行端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阖闾、干将、莫邪、钜阙、辟闾，这些都是古代的良剑。然而不加以砥砺，就不能锋利；没有人的力量，就不能砍断。骅骝、骐骥、纤离、绿耳，这些都是古代的良马。然而前面必须有衔辔的控制，后面要有鞭策的威力，再加上造父的驾驭，然后才能一天到达千里。人即使有美好的资质、明辨的心智，也一定要寻求贤师来侍奉他，选择贤友来同他交往。得到贤师而侍奉他，听到的就是尧、舜、禹、汤的道；得到良友而同他交往，看到的就是忠信、恭敬、谦让的行为。自身每天进步于仁义之中却自己不知道，是渐渐受到影响使然。如今同不善之人相处，听到的就是欺骗、诬罔、诈伪，看到的就是放荡淫邪、贪图利益的行为；自身将要遭受刑戮却自己不知道，也是渐渐受到影响使然。古书说：“不了解他的儿子，就看他的朋友；不了解他的君主，就看他身边的人。”不过是受到渐渐影响罢了。《正名篇》【荀子】凡是谈论治理却把去除欲望作为前提的，是不知道怎样引导欲望，反而被自身有欲望所困扰的人。凡是谈论治理却把减少欲望作为前提的，是不知道怎样节制欲望，反而被欲望过多所困扰的人。有欲望和无欲望，是不同的类别，是生与死的区别，不是治理与混乱的区别。欲望多与欲望少，是不同的类别，是情感所决定的事，不是治理与混乱的区别。欲望不是等到知道可以得到才去求取，而是顺从自己所想要的；不等待知道可以得到，属于天生所有。求取则顺从自己认为可以得到的，属于内心所决定。于是欲望超过限度而发动，是因为内心没有制止它。内心所认可的合乎道理，那么欲望即使多，对治理有什么妨害？欲望尚未达到限度却行动过度，是内心驱使它。内心所认可的失去道理，那么欲望即使少，怎么能不导致混乱？所以治乱在于内心所认可的东西，不在于情感所欲求的东西。不在应当求取之处求取，却在不应求取之处求取，即使说自己得到了，其实已经失去了。性，是上天造就的；情，是性的实质；欲，是情的应发。把欲望看作可以得到而去求取，是情感必然不能避免的；把某事看作可取而引导欲望趋向它，是智慧必然会出现的地方。所以即使是守门人，欲望也不能去除，因为它是本性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天子，欲望也不能穷尽。欲望虽然不能穷尽，却可以接近于穷尽。欲望虽然不能去除，求取却可以节制。所欲求的东西虽然不能穷尽，求取它的人却仍能接近于穷尽。欲望虽然不能去除，如果求取不到，思虑就会使求取欲望得到节制。道，前进就接近于穷尽欲望，退守就节制求取，天下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凡人没有不顺从自己认为可取的、舍弃自己认为不可取的；知道道的人，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胜过他，不顺从道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假设有个人想向南方的欲望不多，厌恶北方的欲望不少，难道会因为南方的事物不能穷尽，就离开南方而向北跑吗？如今人的所欲并不多，所恶并不少，难道会因为欲望不能穷尽，就离开取得欲望的正道而去取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吗？所以可说道的就顺从它，为什么会因此受损而导致混乱？不可说道的就离开它，为什么会因此增益而导致治理？所以有知的人只论说道而已，小家珍说所愿求的，都会衰减。凡人取物时，所欲从来没有纯粹地一同到来；舍弃时，所恶也从来没有纯粹地一同离去。所以人每次行动都同权衡相伴：权不正，重物悬在上方，人却以为它轻；轻物悬在下方，人却以为它重，这就是人被轻重迷惑的原因。权不正，灾祸寄托在所欲之物上，人却以为是福；福寄托在所厌恶之物上，人却以为是祸，这也是人被祸福迷惑的原因。道，是古今正确的权衡。离开道而在内心自行选择，就不知道祸福寄托在哪里。用一物换一物，叫作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用一物换两物，叫作没有失去而有所得；用两物换一物，叫作没有得到而有所失。计算的人取多的，谋划的人顺从可以用一换二的情况。没有人会去做用两物换一物的事，因为明白其中的数目。顺从道而行动，如同用一物换两物，有什么可失去的？离开道而在内心自行选择，如同用两物换一物，有什么可得到的？积累百年的欲望，换取一时的嫌隙，尚且还要这样做，是因为不明白其中的数目。有人曾经试着深入观察那些隐微而难以察知的情况：志向轻视道理而不看重外物的人，不存在；外在看重物质而内心不忧虑的人，不存在；行为离开道理而外在不危险的人，不存在；外在处于危险而内心不恐惧的人，不存在。内心忧愁恐惧，口中含着美味肉食却不知道滋味，耳朵听着钟鼓却不知道声音，眼睛看着黼黻却不知道形状，穿着轻暖的衣服、睡在平整的竹席上，身体却不知道安适。所以面对万物的美好仍不能满足，即使姑且设法使自己满足，也不能离开这种状态。因此面对万物的美好却忧虑深重，兼得万物的利益却承受严重祸害。像这样的人，他求取外物，是为了养生、煮炼寿命。想养护欲望却放纵情感，想养护本性却危害形体，想养护快乐却攻伐内心，想养护名声却扰乱行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像这样的人，即使封侯称君，他同盗贼也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乘坐轩车、头戴冕冠，他同没有足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叫作把自己当成外物的奴役。内心平和愉悦，颜色不及一般的也可以养护眼睛，声音不及一般的也可以养护耳朵，粗食蔬菜也可以养护口，粗布衣服、粗绳编的鞋也可以养护身体，屋室、庐舍、谷仓，芦苇稻草铺垫、几案坐席，也可以养护形体。所以没有万物的美好也可以养护快乐，没有权势利益的地位也可以养护名声。这样再把天下加在身上，他对天下承担的东西多，而和乐就少了。这就叫作看重自己而役使外物。没有根据的话，没有见过的行为，没有听闻的谋议，君子都要谨慎对待。《文编》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六 明代唐顺之编 《作战》【孙子】孙子说：凡是用兵的法则，要出动轻车千辆、重车千辆，甲士十万人。运输粮食千里，内外各种费用、宾客的供给、胶漆等材料、车辆铠甲的维护，每天要耗费千金，这样十万人的军队才能出动。用兵作战，如果胜利拖得很久，兵器就会钝，士气就会受挫；攻城就会使力量耗尽；长期暴露军队，就会使国家财用不足。兵器钝、士气挫，力量耗尽、财货枯竭，那么诸侯就会乘其困弊而起兵，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妥善收拾残局。所以用兵只听说笨拙而求速胜，没见过技巧而求持久。战争长久而对国家有利的事，从来没有过。所以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好处。善于用兵的人，徭役不再征发，粮食不多次运送；从本国取得军需，向敌国就地取粮，所以军粮可以充足。国家因军队而贫困，是由于向远方运输；远距离运输，就使百姓贫困；靠近军队的地方物价昂贵，物价昂贵，就使百姓财产耗尽；财产耗尽，就急于征发丘役；民力疲竭、财物耗尽，中原的百姓在家中陷于空虚。百姓的财物，十成中损失七成；公家的费用，破损的军队、疲惫的马匹、铠甲、头盔、箭弓、盾牌、长矛、大橹、丘牛、大车，十成中损失六成。所以聪明的将领务求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吃敌人的一钟，抵得上从本国运输二十钟；使用敌人的秆薪一石，抵得上本国运输二十石。所以同敌人作战，靠的是激发士气；夺取敌人的利益，靠的是物质奖赏。车战中缴获敌车十辆以上，就奖赏最先缴获的人，并更换缴获车辆上的旌旗；把缴获的车辆编入自己的队伍，让缴获的士卒得到善待和供养，这就叫作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更加壮大。所以用兵贵在取胜，不贵在持久。因此，懂得用兵的将领，是百姓命运的掌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虚实》【孙子】孙子说：凡是先到达战地等待敌人的，就安逸；后到达战地而仓促投入战斗的，就劳苦。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却不被敌人调动。能使敌人自行到来，是用利益诱导他；能使敌人不能到来，是用祸害阻碍他。所以敌人安逸，就能使他疲劳；敌人饱足，就能使他饥饿；敌人安定，就能使他移动。出兵于敌人不能赶赴的地方，向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迅速进击。行军千里而不劳累，是因为行进在没有敌人的地方。进攻而一定能取胜，是因为攻击敌人没有防守的地方；防守而一定牢固，是因为防守敌人不会进攻的地方。所以善于进攻的人，敌人不知道该防守哪里；善于防守的人，敌人不知道该进攻哪里。微妙啊，微妙啊，以至于无形；神奇啊，神奇啊，以至于无声。因此能够成为敌人的司命。进攻而不可抵挡，是冲击敌人的空虚；撤退而不可追及。假如我想作战，敌人即使筑高垒、挖深沟，也不得不同我作战，是因为我攻击了他必定要救援的地方。我不想作战，即使只划地为防守界线，敌人也不能同我作战，是因为我改变了他所要前往的方向。所以使敌人显露形态而我保持无形，我就能集中，敌人就会分散。我集中为一，敌人分散为十，因此用十去攻击敌人的一，就能形成我众敌寡。能够以众击寡，那么我所要交战的敌人就少了。我选择的交战地点不可知；不可知，敌人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敌人防备的地方多，我所要交战的敌人就少。所以防备前面，后面就兵力少；防备后面，前面就兵力少；防备左面，右面就兵力少；防备右面，左面就兵力少；无处不防备，就无处不兵力充足。兵力少，是因为在防备别人；兵力多，是因为使别人防备自己。所以知道交战地点，知道交战日期，即使相隔千里也可以预先防备作战；不知道交战地点，不知道交战日期，就会左边不能救援右边，右边不能救援左边，前面不能救援后面，后面不能救援前面，何况远的相隔数十里、近的相隔数里呢？拿吴国的情况来衡量，越人的军队即使很多，对取得胜利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胜利可以造成；敌人即使众多，也可以使他无法作战。因此侦察敌情而知道得失的计划，挑动敌人而知道其行动或静止的规律，示形于敌而知道生死之地，试探交锋而知道敌人力量有余或不足的地方。所以示形用兵的极致，是达到无形；无形，深藏的间谍也不能窥见，聪明的人也不能谋划。根据敌情变化而把胜利施加于众人，众人却不能知道。人人都知道我取胜的形势，却没有人知道我制胜的方法。我的战胜不重复旧法，而是随敌情变化而无穷应对。军队的形势像水：水的形势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军队的形势避开坚实而攻击空虚。水因地势而制成流向，军队因敌情而制成胜势。所以用兵没有固定的形势，水没有固定的形状；能够顺应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叫作神妙。所以五行没有永远取胜的一行，四时没有永远固定的位置，太阳有长短变化，月亮有亏盈变化。《兵势》【孙子】孙子说：凡是治理众多军队如同治理少数军队，是因为有明确的编制和数目；指挥众多军队作战如同指挥少数军队，是因为有形势和号令。三军众多，却能使它们必定承受敌人攻击而不失败，是奇正相结合的结果。军队加于敌人，如同用石头投掷鸡蛋，是因为掌握了虚实。凡是作战，用正兵与敌人正面交合，用奇兵取得胜利。所以善于出奇制胜的人，变化无穷，像天地一样；力量不竭，像江海一样；终而复始，像日月运行一样；死而更生，像四时循环一样。声音不过五种，五声的变化却听不尽；颜色不过五种，五色的变化却看不尽；滋味不过五种，五味的变化却尝不尽。作战的形势不过奇与正，奇正的变化却穷尽不了。奇正相互产生，如循环一样没有端点，谁能穷尽它呢？激流迅疾到能够漂动石头，是水势造成的；猛禽迅疾到能够毁折猎物，是节势造成的。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所造成的势险峻，所把握的节奏短促。势像张满的弩，节像扣动弩机发箭。纷纷纭纭，战斗混乱却不能使自己混乱；浑浑沌沌，军形圆整却不可击败。混乱产生于严整，怯弱产生于勇敢，弱小产生于强大。治理与混乱，是编制和组织造成的；勇敢与怯弱，是形势造成的；强弱，是军形造成的。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人，给敌人造成某种形势，敌人就一定跟随；给敌人某种东西，敌人就一定来取；用利益调动敌人，用正常部署等待敌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求取胜势，不苛求于部下，因此能够选择人才而利用形势。利用形势的人指挥士卒作战，就像转动木头和石头。木石的性质是：安稳就静止，危险就滚动；方形就停止，圆形就运行。所以善于利用作战形势，就像从千仞高山上转动圆石一样，这就是势。《军形》【孙子】

译孙子说：“从前善于作战的人，总是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机会。不可战胜取决于自己，可以战胜取决于敌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够使自己不可战胜，却不能使敌人一定可以被战胜。因此说：胜利可以预见，却不能强求。使自己不可战胜，是防守；发现可以战胜敌人，是进攻。防守，是因为力量不足；进攻，是因为力量有余。善于防守的人，隐藏在九地之下；善于进攻的人，行动如从九天之上而来。所以能够保全自己而取得完全的胜利。”“看出胜利并没有超出众人所能知道的范围，不算最高明；战胜以后天下人都说高明，也不算最高明。因此，能够举起秋毫，不算力气大；能够看见日月，不算眼睛明；能够听见雷霆，不算耳朵灵。古人所说的善于作战，是战胜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善于作战者的胜利，没有智谋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功劳。他们取胜时不会出错；所谓不出错，就是所采取的措施使胜利建立在敌人已经失败的基础上。所以善于作战的人，立于不败之地，并且不放过敌人失败的机会。”“因此，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条件，然后才寻求交战；失败的军队则总是先交战，然后才寻求胜利。善于用兵的人，修明治道，保持法制，所以能够掌握决定胜败的主动权。”“兵法说：第一是度，第二是量，第三是数，第四是称，第五是胜。地形产生度量，度量产生容量，容量产生数量，数量产生称量，称量产生胜负。” 所以胜利的军队，好比用镒来称铢；失败的军队，好比用铢来称镒。胜利者作战，就像从千仞高的山谷中决开积水一样，这是造成胜势的形。”},{ 《九地》【孙子】孙子说：按照用兵的规律，作战地域有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圯地、围地和死地。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方，叫散地；进入敌国但尚未深入的地方，叫轻地；敌我双方得到它都有利的地方，叫争地；我军可以前往、敌军也可以前来的地方，叫交地；诸侯的领地与三国相接，先到就能取得天下众多援军的地方，叫衢地；深入敌境，背后有许多城邑的地方，叫重地；山林险阻、沼泽以及一切难以通行的道路，叫圯地；进入的道路狭窄，退回的道路迂远，敌军少数兵力就能攻击我军多数兵力的地方，叫围地；迅速奋战就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灭亡的地方，叫死地。因此，在散地不要作战，在轻地不要停留，在争地不要主动进攻，在交地不要截断道路，在衢地要结交诸侯，在重地要掠取物资，在圯地要迅速通过，在围地要设法谋划，在死地要奋力作战。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使敌军前后不能相互接应，兵多兵少不能相互依靠，贵贱之间不能相互救援，上下之间不能相互收容，士卒离散而不能集合，军队会合而不能整齐。符合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利益就停止。请问：敌军兵力众多、阵势整齐而来，应当怎样对付？孙子说：先夺取敌人所珍爱的东西，敌军就会听从我的处置。用兵的情势，贵在迅速；要利用敌人来不及应对的时机，从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进军，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凡是进入敌境作战的规律是：深入敌境，军心就会专一，敌方就难以战胜我军；在富饶的田野掠取粮食，三军就能得到充足供给；谨慎休养军队，不使士卒疲劳，使全军同心并积蓄力量，运用兵力和计谋，使敌人无法测知。把军队置于无路可退的地方，士卒即使战死也不会败逃；既然置于必死之地，就没有人不竭尽力量。士卒深知处境危险，就不再畏惧；无路可退就会坚定，深入敌境就会受到约束，迫不得已就会奋战。因此，这样的军队不用整顿就能戒备，不用要求就能获得所需，不用约束就能相亲，不用命令就能守信；禁绝迷信、消除疑虑，直到战死也不向别处逃走。我的士卒没有多余财物，并不是厌恶财货；没有留恋生命，并不是厌恶长寿。命令下达之日，坐着的士卒泪水沾湿衣襟，仰卧的士卒泪流满面；把他们置于无路可退之地，就能发挥专诸、聂政般的勇气。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就像率然一样。率然是常山的蛇，击打它的头，尾部就来救应；击打它的尾，头部就来救应；击打它的中部，头尾就一同来救应。请问：军队能使它像率然一样吗？孙子说：可以。吴人与越人彼此仇恨，但当他们同船渡河而遇到大风时，互相救助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样。因此，即使把马匹并列、把车轮埋入土中，也不能依靠这种办法来稳固军队；使全军勇敢一致，才是治理军队的方法。刚强和柔弱都能适应，才是利用地形的规律。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使全军携手协同，如同使用一个人，这是由于形势所迫。将军处理军务，应当沉静而深密，严正而有条理；要能使士卒耳目受蒙蔽，使他们不知道实情。改变作战事务，变更作战谋略，使人无法识破；改变驻地，迂回行军道路，使人无法预料。考虑到将帅要同士卒约定行动，就像登高以后撤去梯子；将帅率军深入诸侯之地并发动战机，就像驱赶羊群，赶它们向前、赶它们回来，却不让它们知道要到哪里去。把三军聚集起来投入险境，这是将军的职责。九种地形的变化、屈伸进退的利害以及人情的规律，都不可不察。凡是进入敌境作战的规律，深入就要专一，浅入就要戒备。离开本国、越过国境出兵的地方，叫绝地；四通八达的地方，叫衢地；深入敌境的地方，叫重地；进入不深的地方，叫轻地；背后坚固、前面狭窄的地方，叫围地；无路可走的地方，叫死地。因此，在散地，我将统一全军意志；在轻地，我将使各部相互连接；在争地，我将迅速赶到敌军后方；在交地，我将谨慎防守；在衢地，我将巩固外交联系；在重地，我将接续粮食供给；在圯地，我将加快行进；在围地，我将堵塞缺口；在死地，我将向士卒表明没有生路。因此，军队陷入包围就会抵抗，迫不得已就会奋战，越过限度就会听从命令。因此，不了解诸侯谋略的人，不能预先结交他们；不了解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人，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人，不能取得地利。这几项中只要有一项不了解，就不是能够称霸的军队。称霸的军队攻打大国，就能使敌国军队来不及聚集；威势施加于敌人，就能使敌人的盟交不能会合。因此，不必争着结交天下诸侯，也不必豢养天下的权势，只要信任自己的力量、把威势施加给敌人，就能守住敌城、毁灭敌国。施行不受常规限制的赏赐，发布不受常规约束的命令；驱使三军大众，就像使用一个人。用具体事务驱使他们，却不要预先告诉他们言语上的意图；用利益驱使他们，却不要告诉他们可能遭受的祸害。把军队投入必亡之地，然后才能使它保存；把军队陷入死地，然后才能使它求生。军队陷入危害之中，才会竭力争取胜负。因此，用兵的关键在于顺应并利用敌人的意图，集中力量指向一个目标，长驱千里击杀敌将，这就叫巧妙地成就战事。所以在出兵之日，要拆毁关隘、折断符传，不使敌使往来；在朝廷上严肃筹划，以决定军事行动。敌人一旦打开缺口，必须迅速进入；先夺取敌人所珍爱的东西，不要事先同敌人约定；按照既定计划跟随敌情变化，以决定决战时机。因此，开始时要像处女一样安静，使敌人放松戒备；后来要像脱逃的兔子一样迅疾，使敌人来不及抵抗。《始计》【孙子】

译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关系生死的领域，是决定存亡的道路，不可不认真考察。因此，要从五个方面加以衡量，用谋算比较双方条件，以探求战争的实际情况。第一是道，第二是天，第三是地，第四是将，第五是法。道，就是使百姓与君主同心同德，可以同生共死而不畏惧危险。天，就是阴阳、寒暑以及时令制度。地，就是远近、险易、广狭和死生。将，就是智谋、诚信、仁爱、勇敢和严明。法，就是军队编制、官吏管理和军需供应。凡是这五项，将领没有不知道的；知道它就能取胜，不知道它就不能取胜。所以要用谋算比较双方条件，探求实际情况：哪一方的君主有道？哪一方的将领有才能？哪一方得到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够实行？哪一方的军队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分明？我根据这些就能知道胜负。将领听从我的谋略，用兵必胜，就任用他；将领不听从我的谋略，用兵必败，就罢免他。谋略有利而被采纳后，就要造成有利的态势，以辅助外在条件。所谓态势，就是根据有利条件来制定权变。战争，是诡诈之道。有能力却向敌人显示没有能力，要用兵却向敌人显示不用兵；将要接近却显示要远离，将要远离却显示要接近。以利诱惑敌人，乘敌混乱而进攻；敌军充实就防备它，敌军强大就避开它；敌人暴怒就扰乱它，敌人卑怯就使它骄傲；敌人安逸就使它疲劳，敌人亲密就离间它。” 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出击，这是兵家取胜的方法，不能预先固定传授。尚未交战而在庙堂谋划中已经取胜，是因为筹算周密；尚未交战而在庙堂谋划中不能取胜，是因为筹算不足。筹算多就能取胜，筹算少就不能取胜，更何况毫无筹算呢？我根据这些观察，胜负就显现出来了。” 《谋攻》【孙子】孙子说：用兵的原则是，使敌国完整地降服为上策，击破敌国次之；使敌军完整地降服为上策，击破敌军次之；使敌旅完整地降服为上策，击破敌旅次之；使敌卒完整地降服为上策，击破敌卒次之；使敌伍完整地降服为上策，击破敌伍次之。因此，百战百胜并不是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军屈服，才是最高明的。上等的用兵方法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关系，再次是击败敌军，最下策是攻城。攻城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修造大盾、轒輼车，准备器械，三个月才能完成；修筑攻城土山，又要三个月才能完工。将领不能控制愤怒，让士卒像蚂蚁一样攀附城墙，士卒死去三分之一而城池仍未攻下，这就是攻城的灾祸。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使敌军屈服而不交战，夺取敌城而不强攻，毁灭敌国而不久战，必定以完整的力量争胜于天下。这样军队不疲惫，胜利的利益也能保全，这就是谋攻的方法。用兵的原则是：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五倍于敌就进攻它，两倍于敌就分割它，势均力敌就设法交战，兵力少于敌就设法退避，力量不如敌就避开它。所以弱小的军队固守，最终会被强大的军队擒获。将领是国家的辅佐；辅佐周密，国家必然强盛；辅佐有缝隙，国家必然衰弱。因此，君主给军队造成祸患的情况有三种：不知道三军不能前进却命令前进，不知道三军不能后退却命令后退，这叫束缚军队；不知道三军的军务却参与三军的政务，军士就会迷惑；不知道三军的权变却参与三军的指挥，军士就会疑虑。三军既迷惑又疑虑，诸侯的祸难就会到来，这叫扰乱军队而使敌人获得胜利。因此，预知胜利有五种情况：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交战、什么时候不可以交战的，能够取胜；懂得根据兵力多少灵活运用军队的，能够取胜；上下同心同欲的，能够取胜；以有准备对付没有准备的，能够取胜；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干预的，能够取胜。这五项，就是预知胜利的道路。所以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负各半；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 《军争》【孙子】孙子说：用兵的原则是，将领接受君主的命令，集合军队、聚集民众，整顿军队并安营扎寨。没有什么比争夺战机更困难。军争的困难，在于把迂回变为直达，把祸患转为有利。因此，故意绕远路，以利益诱骗敌人，使后出发的人先到达；这就是懂得迂直之计。军争若只看到利益，众人争夺它就会造成危险。全军出动去争利，就来不及到达；丢下军需辎重去争利，辎重就会损失。因此，卷起铠甲快速行军，日夜不停，加倍行程，强行军一百里争利，三军将领都会被擒，精锐先到，疲弱后到，按这种行军方法只能有十分之一到达；强行军五十里争利，上将军会受挫，按这种方法只能有一半到达；强行军三十里争利，只能有三分之二到达。军队没有辎重就会灭亡，没有粮食就会灭亡，没有储备物资就会灭亡。因此，不了解诸侯谋略，不能预先结交；不了解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不能取得地利。所以军队凭诈术建立优势，凭利益行动，以分散和集中作为变化。它行动迅速如风，徐缓如林，侵袭掠夺如火，巍然不动如山，隐秘难知如阴云，行动如雷霆；掠取乡邑并分配兵众，开拓土地并分配利益，权衡形势后行动。先懂得迂直之计的能够取胜。这就是争夺军争战机的方法。《军政》说：言语彼此听不见，所以设置锣鼓；视线彼此看不见，所以设置旌旗。锣鼓和旌旗，是用来统一全军耳目的。士卒既然专心一致，勇敢的人就不能独自前进，怯懦的人也不能独自后退，这就是统率众人的方法。因此，夜间作战多用火把和鼓，白天作战多用旌旗，是为了改变士卒的耳目。三军可以夺其士气，将军可以动摇其决心。早晨士气锐盛，中午士气懈怠，傍晚士气衰竭。因此善于用兵的人避开敌军锐盛的士气，攻击它懈怠衰竭之时，这是治理士气；以整齐应对混乱，以安静应对喧哗，这是治理军心；以近处等待远来的敌人，以安逸等待疲劳的敌人，以饱足等待饥饿的敌人，这是保存力量；不要拦截旗帜整齐的军队，不要攻击阵势严整的军队，这是掌握变化。因此，用兵的原则是：不要迎击占据高陵的敌军，不要从正面迎击背靠高丘的敌军，敌军假装败退不要追赶，精锐士卒不要攻击，诱饵部队不要吞食，撤退的军队不要拦截，包围敌军要留出缺口，穷途末路的敌人不要逼迫。这就是用兵的方法。《地形》【孙子】

译孙子说：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六种。我军可以前往，敌军也可以前来，所以叫通；在通形上，应先占据向阳的高地，利用粮道便利作战，这样有利。可以前往，却难以返回，叫挂；在挂形上，敌军没有防备时出击可以取胜，敌军有防备时出击不能取胜，且难以返回，就不利。我军出击不利，敌军出击也不利，叫支；在支形上，即使敌军以有利条件诱我，我军也不要出击，应引军退去，等敌军一半出动时再攻击，这样有利。在隘形上，我军先占据它，就必须把军队布满以等待敌人；如果敌军先占据，就让它布满而不要跟随进攻；如果敌军没有布满，就应当跟随进攻。在险形上，我军先占据它，就必须占据向阳的高地等待敌人；如果敌军先占据，就引军退去，不要跟随进攻。在远形上，双方势力相当，难以挑战，交战也不利。这六种情况，是利用地形的原则，将领的重大职责，不可不察。因此，军队有逃跑、松弛、陷落、崩溃、混乱和溃败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不是天地造成的灾害，而是将领的过错。势力相当却以一击十，叫逃跑；士卒强而官吏弱，叫松弛；官吏强而士卒弱，叫陷落；高级军官恼怒而不服从，遇到敌人便擅自出战，将领又不知道他的能力，叫崩溃；将领软弱而不严明，教导方法不清楚，官兵没有固定阵列，军队纵横散乱，叫混乱；将领不能判断敌情，以少数兵力与多数敌军交战，以弱军攻击强军，军队又没有选拔出的先锋精锐，叫溃败。这六种都是失败的道路，将领的重大职责，不可不察。地形，是军队的辅助条件。判断敌情、制胜取胜、计算险要、狭窄、远近等情况，是上将的职责。知道这些而作战，必然取胜；不知道这些而作战，必然失败。因此，按照作战规律本来能够取胜，即使君主说不要作战，也可以作战；按照作战规律本来不能取胜，即使君主说一定要作战，也可以不作战。所以，进军不求个人名声，退兵不逃避罪责，只求保全百姓而有利于君主，这样的将领是国家的珍宝。将领把士卒看作婴儿，所以可以带领他们赴深溪；把士卒看作爱子，所以可以同他们一起死。只是爱护他们却不能命令，厚待他们却不能驱使，造成混乱却不能治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不能使用。知道自己的士卒能够攻击，却不知道敌人不可攻击，胜利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攻击，却不知道自己的士卒不能攻击，胜利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攻击，也知道自己的士卒能够攻击，却不知道地形不可以作战，胜利只有一半。因此，懂得用兵的人，行动而不迷惑，举兵而不困窘。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才不会有危险；了解天时，了解地利，胜利才能完全保全。《九变》【孙子】孙子说：用兵的原则是，将领接受君主的命令，集合军队、聚集民众。在圯地不要驻扎，在衢地要结交诸侯，进入绝地不要停留，处在围地要谋划，处在死地要奋战。有些道路不应经过，有些敌军不应攻击，有些城池不应攻打，有些地方不应争夺，有些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因此，将领若通晓九种权变的好处，就懂得用兵；将领若不通晓九种权变的好处，即使知道地形，也不能取得地利；治理百姓而不知道九种权变的方法，即使知道五种有利条件，也不能发挥人的作用。所以聪明人的谋划，必定同时考虑利与害；兼顾利益，事业就有可信赖的条件；兼顾祸害，忧患就可以解除。因此，使诸侯屈服，要用祸害威胁；使诸侯落后，要用事务牵制；使诸侯奔走，要用利益诱导。用兵的原则是：不要寄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敌人；不要寄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将领有五种危险：只知死战，可能被杀；贪生怕死，可能被俘；急躁易怒，可能被侮辱；廉洁自守而不知权变，可能受辱；过分爱护百姓，可能被烦扰。这五种都是将领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祸。军队覆灭、将领被杀，必定与这五种危险有关，不可不察。《火攻》【孙子】孙子说：火攻有五种：第一是火烧敌军，第二是火烧敌军积聚的物资，第三是火烧敌军的辎重，第四是火烧敌军的仓库，第五是火烧敌军的队伍。实施火攻必须有条件依凭，烟火器具必须平时准备好；放火要有时机，起火要选定日期。所谓时机，是天气干燥；所谓日期，是月亮运行到箕、壁、翼、轸这四个星宿的位置。这四个星宿出现的日子，正是风起之日。凡是火攻，必须根据五种火攻所造成的变化来应对。火从敌军内部燃起，就要迅速在外部接应；火已经燃起而敌军仍然安静，就等待而不要进攻，等火势达到极盛时再乘势进攻；火势不能乘势进攻，就停止。火可以从敌军外部放起，就不必等待内部起火，要选择时机放火。应当在上风口放火，不要从下风口进攻。白天风刮得久，夜间风就会停止。凡是军队，都必须知道五种火攻变化，并用计数掌握它。因此，用火辅助进攻，能使进攻明显有效；用水辅助进攻，能使攻势强大。水可以截断敌军，却不能夺取敌军。作战取胜、攻城夺地后却不修治战果，这会带来凶祸，叫作徒费兵力、久留不决。所以说，明智的君主应当慎重考虑，贤良的将领应当认真处理。不是有利就不行动，不取得胜机就不动用军队，不处于危急就不交战。君主不能因为愤怒而兴兵，将领不能因为恼怒而交战。符合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重新变为喜悦，恼怒可以重新变为欢悦；亡国不能恢复，死者不能复生。因此，明智的君主应当慎重，贤良的将领应当警惕。这是使国家安定、军队保全的道路。《用间》【孙子】孙子说：凡是出动十万军队，远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和国家的供给，每天要花费千金；内外骚动，百姓疲于道路运输，不能从事生产的家庭有七十万家。两军相持数年，只为争取一日的胜利，却吝惜爵禄和百金，不了解敌情，这是最大的不仁，不是合格的将领，不是君主的辅佐，也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因此，明君贤将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有时功业超过众人，原因就在于预先知道敌情。预知敌情不能从鬼神那里取得，不能从类似事件中推求，也不能用度数验证，必须从人那里取得，即使用能够了解敌情的人。用间有五种：有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间谍同时使用，使敌人无法知道其中的途径，这叫神妙的组织，是君主的珍宝。因间，是利用敌国乡里的人；内间，是利用敌国的官员；反间，是利用敌方的间谍；死间，是在外面制造假消息，让我方间谍知道后传给敌方间谍；生间，是活着回来报告敌情。三军之事，没有比间谍更亲密的；赏赐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事情没有比间谍所掌握的更机密。不是圣明智慧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慈正义的人不能驱使间谍，不是精细微妙的人不能得到间谍提供的真实情报。

译谨慎啊，谨慎啊！没有什么地方不用间谍。间谍之事尚未发动就先被泄露，间谍和泄露消息的人都要处死。凡是我军想攻击的军队、想攻取的城池、想杀的人，必须先查知它的守将、左右近臣、传达者、守门者和舍人的姓名，使我方间谍务必查明。一定要搜寻前来刺探我方的敌方间谍，趁机用利益收买他，引导他并安置他，这样反间就可以为我所用。根据反间所得情报，就能知道敌情，所以乡间和内间都可以使用；根据这些情报，就能让死间制造假消息并告知敌人；根据这些情报，就能让生间按期回来报告。五种间谍的事情，君主必须知道；要知道这些，关键在于反间，所以反间不可不优厚对待。从前商朝兴起时，伊挚在夏；周朝兴起时，吕牙在商。因此，明君贤将如果能任用上等智慧的人作为间谍，必定能成就大功。这是用兵的要领，是三军赖以行动的依据。《用间》【苏洵】孙武既然说到五种间谍，又说：“商朝兴起时，伊挚在夏；周朝兴起时，吕牙在商。因此，明君贤将能够任用上等智慧的人作为间谍，必定能成就大功。这是用兵的要领，是三军赖以行动的依据。”考察古书说：“伊尹到夏，夏政衰败后归于亳；太公吕尚曾经侍奉纣王，后来离开商而归附周。”所谓“在夏、在商”，确实如此。然而把他们说成间谍，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汤、文王果真派人去夏、商刺探吗？伊尹、吕牙果真替别人做间谍吗？桀、纣果真要等有间谍以后才可以讨伐吗？即使十分平庸的人，也知道不是这样。那么我的意思是，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伊尹在夏时，汤必定说：“桀虽然暴虐，但一旦任用伊尹，百姓之心就会重新安定，我还有什么忧虑呢？”等伊尹回到亳，汤必定说：“桀得到伊尹却不能任用他，必然灭亡。我不能眼看百姓受苦而不管，于是要和天下人一起灭亡他。”吕牙在商时，文王必定说：“纣虽然残暴，但一旦任用吕牙，天赐的福禄必定恢复，我还有什么忧虑呢？”等吕牙归于周，文王必定说：“纣得到吕牙却不能任用他，必然灭亡。我不能长久阻遏天命，于是让武王和天下人共同灭亡他。” 这样看来，夏、商的存亡，是由伊尹、吕牙是否被任用决定的。如今若问贤将怎样，必定说：“能够预先知道敌国的胜败。”若再问他凭什么知道，必定说：“不吝惜千金，所以能使人冒死去刺探敌国。”有人说：“能够利用敌国使者，探听它的隐秘谋划。”唉，这也太劳苦了！伊尹、吕牙一归附，夏、商的灭亡便已确定，使汤、武既没有使用间谍的名声，也没有使用间谍的劳苦，却取得了使用间谍的实际效果。这不是最高的智慧，还有谁能做到呢？战争虽然是诡诈之道，但以正道为根本，最终仍然必胜。如今五种间谍的使用，归根结底在于欺诈；成功就成为利益，失败就成为祸患。而且用欺诈对待别人，别人也将用欺诈对待我。因此，能够凭间谍取胜，也可能因间谍失败。我方间谍不忠，反而被敌人利用，这是第一种失败；没有得到敌人的真实情况，却把敌人故意伪造给我看的情报当成真实，这是第二种失败；接受了我方钱财却不能获得敌人的秘密谋划，因恐惧而用假情报报告我，这是第三种失败。用心于正道，只要振作一次，众多纲领就能举起；用心于欺诈，即使百般弥补，千百处漏洞仍会败坏。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能只依靠小聪明。五种间谍，并不是明君贤将所推崇的；明君贤将所推崇的，是任用上等智慧的人作为间谍。因此，淮阴、曲逆因道义而不侍奉楚国，高祖擒获项籍的计策便确定了；左车、周叔不被赵、魏任用，淮阴进军的谋略便确定了。唉，这也是一种间谍之道。《文编》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七 明代唐顺之编 《易》【苏洵】圣人的道，因礼而使人信服，因《易》而使人尊崇。人们信服它，就不敢废弃；尊崇它，就不敢轻慢。因此，圣人的道之所以不会废弃，是因为礼使它显明，而《易》使它幽深。百姓诞生之初，没有贵贱，没有尊卑，没有长幼。无需耕作也不会挨饿，无需养蚕也不会受寒。所以那时的百姓安逸；百姓本来厌恶劳苦而喜欢安逸，就像水必然向下流，而圣人却独自创立君臣关系，使天下的贵者役使贱者；创立父子关系，使天下的尊者役使卑者；创立兄弟关系，使天下的长者役使幼者。养蚕以后才有衣穿，耕作以后才有粮食，于是率领天下人共同劳作。圣人的力量本来不足以战胜天下众多百姓，但他能够夺走他们的安逸，用劳苦替代安逸，而天下百姓也终于愿意放弃安逸、走向劳作，欣然拥戴他为君主和老师，遵循他的礼法制度，这是礼造成的。圣人开始制定礼时说：天下没有贵贱、尊卑、长幼，那么人相互残杀就没有止境；不耕作却吃鸟兽的肉，不养蚕却穿鸟兽的皮，那么鸟兽与人相互吞食也没有止境。有贵贱、尊卑、长幼，人就不会相互残杀；吃自己耕种的粮食，穿自己养蚕所得的衣服，鸟兽与人就不会相互吞食。人爱惜生命甚于爱好安逸，厌恶死亡甚于厌恶劳苦。圣人夺走他们安逸而死的状态，给他们劳作而生的道路，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应当趋向什么、躲避什么。因此，圣人的道之所以在天下取得信任而不可废弃，是因为礼使它显明。然而，显明就容易通晓，容易通晓就显得浅薄，浅薄就容易被废弃。圣人害怕他的道被废弃、天下重新陷入混乱，于是创作《易》。他观察天地的形象作为爻，贯通阴阳的变化作为卦，考察鬼神的情状作为卦辞，在茫茫之中探求，在幽微之处索取。人从幼年学习它，到白头也未必能得到它的根源。因此天下人看圣人，觉得他像神一样幽深，像天一样高远，尊崇圣人本人，他的教化也随之受到尊崇。所以圣人的道之所以在天下受到尊崇而不敢废弃，是因为《易》使它幽深。凡人之所以被人信任，是因为他的内心没有什么不可测知；人之所以获得尊敬，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不可窥探之处。因此，礼没有不可测知之处，而《易》有不可窥探之处，天下人于是信服并尊崇圣人的道。否则，《易》难道是圣人故意追求新奇、秘密、怪异来向后世夸耀吗？圣人若不凭借天下最神妙的事物，就无法施行教化。卜筮，是天下最神妙的事物。卜，是听命于天而不让人参与的；筮，是由天作出决定，却由人来经营的。龟甲本来漫无条理，于是灼烧荆条来钻灼它，按照所形成的征兆来判断。任凭它形成什么，人又能参与什么呢？圣人说：“这完全是天的技艺。”这种技艺有什么可以施行的地方呢？我的教化于是取法于筮。筮之所以有时成为阴、有时成为阳，必定是先把蓍草分为两部分，再挂起一根。我知道挂起的是一根，才把它挂起来；以四根为一组计数，我知道要以四为数，才这样计数；把余数归入指间，我知道余数可能是一、二、三、四，才把它归入指间。把蓍草分成两部分，是人的行为；但我不知道每部分究竟有多少而进行分取，这是天的作用。圣人说：“这是天与人共同参与。”这就是道，是道的施行，我的教化也就在其中了。于是据此创作《易》，使天下人的耳目感到神妙，他的道便因此受到尊崇而不被废弃。这是圣人运用权变来持守天下人的心，使他的道流传无穷。《书》【苏洵】风俗的变化，是圣人造成的。圣人顺应风俗的变化而运用权变。圣人的权变用于当世，风俗的变化就更加严重，直到不能恢复原状。幸而后来又有圣人承接前人而维系它，天下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不幸后来没有圣人，变化发展到尽头而没有地方可以恢复，那就完了。从前我曾想观察古代的变化，却没有机会。后来从《诗》中看到商、周的情况，但不详细；直到现在读《书》，才看到尧舜时期以及三代之间的变化竟然如此迅速。从尧到商，变化都能遇到圣人承接，所以没有忧患。到了周代，天下的变化已经到了尽头。忠厚的变化进入质朴，质朴的变化进入文饰，这是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等到文饰的变化又想返回忠厚，就如同想搬动江河、使它改道流过山上一样。人喜欢文饰而厌恶质朴和忠厚，就像水不肯避开低处而流向高处。那些人在最初还没有文饰，所以忠厚质朴而不推辞；如今我每天给他们吃太牢，却想让他们重新去吃豆类，怎么可能呢！唉，后来没有圣人，变化发展到尽头而没有地方可以恢复，那就完了。周朝以后没有王者出现，本来就是如此。最初制定制度、形成风俗时，本来就没有为后世考虑。后来又恰好没有遇到圣人，这也是自然的。后世没有王者，在尧的时候，尧把天下推让给舜；舜得到尧的天下，又把它推让给禹。尧还没有把天下授给舜时，天下人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推想当时的百姓，没有不认为这是极其奇怪的。然而舜和禹接受并居有天下，安然得像天下本来就是他们所有的，而且祖宗已经为他们积累了数十代；他们从未向百姓说明自己凭什么应当得到天下，也没有用丹朱、商均的不肖来使百姓产生喜悦和期待。他们的意思是：天下百姓既然认为我应当居于这个位置，那么也就不必借助上天来使这件事神圣化，不必赞誉自己来巩固它。汤讨伐桀时，理直气壮地数说桀的罪行并告知众人，好像在说：“他有罪，我讨伐他是理所当然的。”后来又担心天下百姓不完全悦服，于是又理直气壮地用言辞安抚他们说：“天下各方有罪，罪在我一人；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你们天下各方。”好像在说：“我这样做你们的君主，你们也可以接受我罢了。”唉，这已经很浅薄了。到了武王，又亲自说他的先祖父辈都建立过显赫功业，既然已经受天命而死去，他们的大业却没有完成；现在我继承他们的志愿，起兵向东讨伐，而东方国家的男女百姓捆束着帛来迎接我。纣王的军队倒戈来接纳我。唉，这就更过分了，好像在说：“我家成为天子已经很久了，难道不该如此吗？百姓希望我赶快进入商都。”伊尹在商，就像周公在周。伊尹摄政三年，没有说一句话为自己辩解；周公却为此纷纷解释，急于表明自己不是篡位。这本来就是由于风俗变化，之后才运用权变；权变运用后风俗形成，我安坐着镇定它。谁知道风俗变化以后竟然不能恢复原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