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十四

译苏秦从燕国到赵国，开始合纵并游说赵王说：“天下的卿相、人臣，乃至平民士人，没有不赞美大王的行为和义理的，都愿意在您面前奉承教诲、陈述忠心，已经很久了。虽然如此，奉阳君嫉妒大王不能任事，所以外来的宾客和游说之士没有人敢在您面前尽忠。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大王从今以后才能同士人和百姓亲近，因此臣才敢进献愚忠。替大王谋划，莫如使百姓安定而没有战事，请不要徒然有所作为。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选择交往的对象，选择得当百姓就安定，选择不当百姓终身不得安宁。请说说外患：齐、秦成为两个敌国，百姓就不能安定；依靠秦国攻打齐国，百姓也不能安定；依靠齐国攻打秦国，百姓同样不能安定。所以谋划使一国之主攻伐别国，常常苦于出言断绝别国的交往，希望大王谨慎，不要轻易从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请屏退左右后，他说：“我所说的，不过是使阴阳有所区别罢了。大王如果确实听从臣，燕国一定会送来出产氊裘、狗马的地方，齐国一定会送来海边鱼盐之地，楚国一定会送来产橘柚的云梦之地，韩、魏都可以使它们献出封地和汤沐之邑，贵戚父兄也都可以受封为侯。割让土地、献出实物，是五霸用来覆灭军队、擒获将领而求取的；封赏贵戚为侯，是汤、武用来放逐、诛杀而争取的。如今大王垂衣拱手就能同时拥有这两者，这就是臣替大王所希望的。大王同秦国联合，秦国必然变弱；韩、魏同齐国联合，齐国必然变弱。楚、魏变弱，就会割让河外；韩国变弱，就会献出宜阳；宜阳献出，上郡的通道就会断绝；河外割让，道路就会不通；楚国变弱，就没有援助。这三种策略不可不仔细考虑。秦国攻下轵道，南阳就会动摇；劫持韩国、包围周室，赵国自然会消瘦衰弱；占据卫国、夺取淇水地区，齐国必定入朝。秦国若想在崤山以东实现自己的意图，就一定会举兵面向赵国。秦兵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那么军队必定会在邯郸城下交战。这就是臣替大王担忧的地方。如今的形势下，崤山以东建立的国家没有比赵国强大的。赵国土地纵横三千里，披甲士卒数十万，战车千乘，骑兵万匹，粮食足以支撑十年。西面有常山，南面有河水、漳水，东面有清河，北面有燕国。燕国本来就是弱国，不值得畏惧。况且秦国在天下所畏惧、所想加害的国家，没有比赵国更甚的。然而秦国不敢举兵攻打赵国，为什么呢？是害怕韩、魏在后方谋议它。这样说来，韩、魏就是赵国南面的屏障。秦国攻打韩、魏则不一样，它们没有名山大川作为险阻，秦国只要逐渐蚕食，就可以逼近它们的国都而停止。韩、魏不能抵挡秦国，必然入朝称臣于秦。秦国没有了韩、魏的阻隔，祸患一定会落到赵国身上。这就是臣替大王担忧的地方。臣听说，尧没有三夫的土地，舜没有咫尺之地，却拥有天下；禹没有百人的聚落，却称王于诸侯；汤、武的士卒不过三千人，战车不过三百乘，却成为天子。确实是因为得到了正确的道路。因此明智的君主，对外衡量敌国的强弱，对内估量士卒的多少以及贤能与不肖，不等两军相当，胜败存亡的关键和节势，本来已经显现在胸中。哪里能被众人的言论蒙蔽，凭借防范猜疑来决定大事呢？臣私下按地图考察天下，诸侯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估量诸侯的士卒是秦国的十倍。六国合并力量成为一体，向西进攻秦国，秦国必定灭亡。如今却向西侍奉秦国，向秦国称臣。攻破别人和被别人攻破，使别人称臣和向别人称臣，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那些实行连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送给秦国。事情若同秦国一起成功，他们便筑起高台楼榭，修饰美丽宫室，听竽、笙、琴、瑟的音乐，品尝五味调和的美食；前面有轩辕，后面有长庭，美人露出巧笑，最终却遭受秦国的祸患而不能同它分担忧患。所以，主张连横的人日夜致力于借秦国的权势恐吓诸侯，以求诸侯割让土地给秦国。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我听说，贤明的君主能够断绝疑虑、排除谗言，屏弃流言的踪迹，堵塞朋党的门户。因此，尊崇君主、扩张土地、增强军力的计策，我才能在您面前陈述忠心。所以我私下替大王谋划，没有比让韩、魏、齐、楚、燕、赵六国合纵相亲，共同抵御秦国更好的办法了。让天下各国的将领和丞相共同在洹水之上防备秦国，交换人质，杀白马结盟。盟约说：秦国攻打楚国、齐国、魏国时，其他各国都出精锐部队援助；韩国断绝秦军的粮道，赵国渡过河水、漳水，燕国守卫常山以北。秦国攻打韩国、魏国时，楚国断绝秦军后路，齐国出精锐部队援助，赵国渡过河水、漳水，燕国守卫云中。秦国攻打齐国时，楚国断绝秦军后路，韩国守卫成皋，魏国堵塞午道，赵国渡过河水、漳水和博关，燕国出精锐部队援助。秦国攻打燕国时，赵国守卫常山，楚国驻军武关，齐国渡过渤海，韩国、魏国出精锐部队援助。秦国攻打赵国时，韩国驻军宜阳，楚国驻军武关，魏国驻军河外，齐国渡过渤海，燕国出精锐部队援助。诸侯中如果有先背弃盟约的，五国共同讨伐它。六国合纵相亲以抵御秦国，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害崤山以东的诸侯了。这样，称霸天下的事业就成功了。赵王说：“我年纪轻，治理国家的时间还短，从未听到过有关国家社稷的长远计策。如今上卿有意保存天下、安定诸侯，我恭敬地带领全国依从您的主张。”于是封苏秦为武安君，给他装饰华美的车一百辆、黄金千镒、白璧一百双、锦绣千纯，用来约结诸侯。苏秦游说韩王【国防】苏秦为赵国倡导合纵，游说韩王说：“韩国北面有巩、洛和成皋的险固，西面有宜阳、常阪的关塞，东面有宛、穰和洧水，南面有陉山。韩国土地纵横千里，拥有数十万披甲士兵。天下强弓劲弩，都出产于韩国。谿子、少府、时力、距来等弓弩，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士卒踮足发射，连发百箭都来不及停下；远的能射中胸部，近的能射中心口。韩国士卒所用的剑和盾，都出自冥山、棠谿、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都能在陆地上斩断马牛，在水中击杀鸿鹄大雁；遇到敌人就立即斩杀，坚固的铠甲、盾牌、头盔、铁幕、皮革、决防、芮等装备没有不齐全的。凭韩国士卒的勇猛，穿着坚固铠甲，脚踏强弩，腰佩利剑，一人抵挡百人，也不值得多说。凭韩国的强盛和大王的贤明，却想向西面侍奉秦国，称为秦国东方的藩属，修筑帝王宫室，接受秦国的冠带，在春秋两季祭祀秦国，拱手而屈服。使社稷蒙受羞辱、被天下人耻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大王侍奉秦国，秦国一定会索取宜阳、成皋；今年把它们献给秦国，明年秦国又会增加索地的要求。假如没有土地再供给它，不答应，就会丢弃以前的功劳，并且以后还会遭受秦国的祸害。”

译况且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的要求没有止境。拿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休止的要求，这就是所谓主动买来怨恨、招致祸患。不用交战，土地已经被削去了。我听俗话说：‘宁可做鸡口，不要做牛后。’如今大王向西面拱手称臣侍奉秦国，同做牛后有什么不同呢？凭大王的贤明，依靠强大的韩国军队，却拥有牛后的名声，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韩王愤怒地变了脸色，挽起衣袖，按住宝剑，仰天长叹说：“我即使死了，也一定不能侍奉秦国！”如今主君把赵王的教令告诉我，我恭敬地奉守社稷而依从合纵。苏秦游说魏王【国策】苏秦为赵国倡导合纵，游说魏王说：“大王的土地，南面有鸿沟、陈、汝、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面有淮、颍、沂、黄、煮、枣、无疎；西面有长城为界；北面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土地纵横千里，名义上虽然不大，然而耕田、庐舍遍布，竟没有一块可供刍牧牛马的空地。人口众多，车马繁多，日夜往来不息，已经不亚于三军的数量。我私下估量，大王的国力不在楚国之下。然而主张连横的人用诡诈的谋略，引诱大王在外交上结交强暴如虎狼的秦国，使天下受到侵害，最终给国家带来祸患，却不承受其祸害。凭借强秦的势力，在国内劫持自己的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况且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君，如今却想向西面侍奉秦国，称为东方藩属，修筑帝王宫室，接受冠带，在春秋两季祭祀秦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惭愧。我听说，越王句践凭三千名溃散士卒，在干遂擒获夫差；周武王凭三千士卒、三百辆革车，在牧野斩杀纣王。难道是他们的士卒多吗？实在是能够振奋自己的威势。如今我听说大王的士卒有二十多万，苍头军二十万，奋击军二十万，厮徒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 这远远超过越王句践和周武王。如今大王却被群臣的言论所劫持，想要向秦国称臣。侍奉秦国一定要割地、交出人质，所以军队还没有使用，国家的土地已经受损了。凡是群臣中主张侍奉秦国的人，都是奸臣，不是忠臣。他们身为臣子，割让君主的土地，以对外结交强秦，窃取一时的功劳，却不顾后患；毁坏国家公产来成就私人家门。在外面依仗强秦的威势，在国内劫持自己的君主，以求割地。希望大王仔细考察这件事。《周书》说：‘绵绵不断的细丝，蔓延起来将会怎样？一根毫毛不拔，最后会长成斧柄。事前不能确定地谋虑，事后就会有大患，那时将怎么办？’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六国合纵相亲，专心并力，就一定能消除强秦的祸患。因此我们赵国的赵王派遣我献上浅陋的计策，奉上明确的盟约，请大王裁决。魏王说：‘我没有才能，从未听到过明确的教诲。如今主君把赵王的教令告诉我，我恭敬地率领全国依从。’ 苏秦游说齐宣王【国防】苏秦为赵国倡导合纵，游说齐宣王说：“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就是所谓四面有险塞的国家。齐国土地纵横二千里，拥有数十万披甲士卒，粮食多得像山丘一样。齐国优良的战车和五家之兵，行动快如锥矢，作战猛如雷电，解散快如风雨。即使有军事行动，也未曾需要越过泰山、截断清河、渡过渤海。临淄城中有七万户，我私下估计每户下等人家有三个男子，七乘三得二十一万；还不必征发远县的士卒，临淄本地的士卒就已经有二十一万了。临淄非常富足充实，百姓没有不吹竽、击鼓、弹瑟、击筑、弹琴、斗鸡、跑狗、玩六博、踢蹴鞠的。临淄道路上车轴相撞，行人肩膀摩擦，衣襟相连像帷帐，举起衣袖就像帷幕，挥洒汗水就像下雨。家家富厚，志气高昂而意气扬逸。凭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盛，天下没有谁能抵挡，如今却想向西面侍奉秦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况且韩、魏之所以害怕秦国，是因为同秦国接壤。秦军出动与它们交战，不到十天，胜败存亡的关键就决定了。韩、魏如果战胜秦国，军队也会损失一半，四境仍然守不住；如果战败，灭亡就会紧随其后。所以韩、魏之所以看重同秦国交战，却轻易决定向秦国称臣，正是这个原因。” 如今秦国攻打齐国却不是这样：秦军要越过韩、魏的土地，抵达卫阳、晋的道路，经过亢父的险要处，那里车不能并排通行，马不能并行，百人守住险隘，千人也不能通过。秦国即使想深入，也会回头顾虑韩、魏从后方谋攻。因此秦国只是虚张声势、恐吓试探，高高跃动却不敢前进，那么秦国不能伤害齐国，也是很明显的。不能估量秦国并不能把我怎样，却想向西面侍奉秦国，这是群臣的计策错了。如今我没有侍奉秦国的名声，却有强国的实际，我本来希望大王稍微留意这个计策。”齐王说：“我不聪敏，如今主君把赵王的诏令告诉我，我恭敬地奉守社稷而依从。” 苏秦游说楚威王【国防】苏秦为赵国倡导合纵，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王。楚国西面有黔中、巫郡，东面有夏州、海阳，南面有洞庭、苍梧，北面有陉塞、郇阳，土地纵横五千里，拥有披甲士卒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以支撑十年，这是成就霸王事业的资本。凭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天下没有谁能抵挡。如今却想向西面侍奉秦国，那么诸侯没有不向南面朝见秦国、聚集在章台宫下的。秦国所忌惮的天下诸侯，没有比楚国更甚的了。楚国强大，秦国就弱；楚国弱小，秦国就强盛，这是形势上不能两立。因此替大王谋划，没有比合纵相亲、使秦国孤立更好的办法。大王如果不参加合纵，秦国一定会出动两支军队，一支从武关出兵，一支向下攻入黔中；这样一来，鄢、郢就会震动。我听说：‘要治理，应在混乱发生以前；要做事，应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祸患到了以后才忧虑它，就来不及了。因此希望大王早作打算。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我请求让崤山以东的国家奉献四时的贡品，承受大王明确的命令；把社稷宗庙托付给大王使用，训练士卒，磨利兵器，听候大王调遣。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浅陋计策，那么韩、魏、齐、燕、赵的美妙音乐和美人一定会充满后宫；”

译赵国代地的良马和橐驼也一定会充实在外厩中。因此，合纵成功，楚国就可以称王；连横成功，秦国就可以称帝。如今放弃霸王的事业，却取得侍奉别人的名声，我私下认为大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有吞并天下的野心。秦国是天下共同的仇敌。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来侍奉秦国，这就是所谓养活仇敌、奉事仇人的做法。身为臣子却割让君主的土地，对外结交强暴如虎狼的秦国，以侵害天下，最终造成秦国的祸患，却不顾这种灾祸。在外面依仗强秦的威势，在国内劫持自己的君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合纵相亲，就由诸侯割地来侍奉楚国；连横联合，就由楚国割地来侍奉秦国。这两种策略相差太远了。面对亿兆般的利害得失，大王将选择哪一种呢？”因此，我们赵国的赵王派我献上浅陋的计策，奉上明确的盟约，请大王下令。楚王说：“我国西面同秦国接壤，秦国有举兵夺取巴蜀、兼并汉中的野心。秦国是虎狼之国，不可亲近。韩、魏受到秦国祸患的逼迫，不能同它们深入谋划；如果深入谋划，恐怕它们反而把人送入秦国，所以谋略还没有实施，国家已经危险了。我自己估量，凭楚国抵挡秦国，看不出能取胜的希望。同群臣在国内谋划，也不足以依靠。” 我躺下不能安睡，吃饭也没有滋味，心中摇摆不定，如同悬挂的旌旗，却不知道最终归向何处。如今君主想要统一天下、安定诸侯、保存危亡中的国家，我谨慎地奉守社稷而依从。” 苏秦游说齐闵王【国防】苏秦游说齐闵王说：“我听说，用兵却喜欢抢先于天下的国家，会忧患；结盟却喜欢替人主持怨恨的国家，会孤立；后发兵的，是借助形势；远离怨恨的，是顺应时机。因此圣人做事，一定借助权势，并且努力顺应时势。所谓借助权势，是万物运行的统率；所谓时势，是各种事情的主导。所以没有权势可借、违背时势，却能成事的，很少。即使有干将、莫邪这样的利剑，不借助人的力量，也不能割刺；即使有坚硬的箭和锋利的金属箭头，没有弓弦、扳机的作用，也不能射远。箭不是不锋利，剑也不是不锐利，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借助的权势不在自己这里。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赵国袭击卫国，车马和士卒不停歇，传递攻破卫国城邑，削平卫国八座城门，筑土进攻，其中两座城门已经坍塌。卫国已经呈现亡国的形势。卫君赤脚逃行，向魏国告急。魏王亲自披甲佩剑，向赵国挑战求战；邯郸城中以及河山之间一片混乱。卫国得到这种借助，便收集残余甲士向北进军，又摧毁刚平，毁坏中牟的外城。卫国并不比赵国强，这就好比卫国是箭，魏国是弓弦和扳机；借助魏国的力量，卫国获得了河东的土地。赵国害怕了，楚人来救赵并攻打魏国，在州西交战，从梁门出兵，军队驻扎在林中，马在大河饮水。” 赵国得到这种借助，也袭击魏国黄河以北的土地，烧毁棘蒲，攻陷黄城。所以刚平被摧毁，中牟的外城被毁，黄城被攻陷，棘蒲被烧毁，这些都不是赵、魏两国本来想做的事，然而促使两国这样做的是什么呢？是卫国明白时势，借助权势。如今世上治理国家的人却不是这样：军力弱小却喜欢同强国为敌，疲惫不堪却喜欢招致众多怨恨，事情失败却喜欢为自己辩解，军力弱小却憎恨地位低下的人，土地狭小却喜欢同大国为敌，事情失败却喜欢不断施展欺诈。做了这六件事，却想求得霸业，那就相距太远了。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顺应百姓的意愿，估量军队的能力，然后参与天下事务。因此，结盟不替人主持怨恨，征伐不替人挫败强敌；这样，军队不至于耗费，权势不被轻视，土地可以扩张，愿望可以实现。从前齐国同韩、魏一起攻打秦、楚，战事并不十分激烈，分给韩、魏的土地也并不多，然而天下唯独归罪于齐国，为什么呢？因为齐国替韩、魏主持了怨恨。况且天下各国都在交战，齐、燕交战时赵国兼并中山，秦、楚交战时韩、魏不得休息，而宋、越专门使用自己的军队。这十个国家都把彼此为敌作为打算，为什么唯独把心思集中在齐国身上呢？因为齐国结盟却喜欢主持怨恨，征伐却喜欢替人挫败强国。” 况且，强大国家的祸患，常常在于把称王天下作为打算；弱小国家的灾殃，常常在于把谋诈当作利益。因此大国会陷入危境，小国会走向灭亡。大国的计策，不如后发兵而慎重讨伐不义之国。后发兵所借助的力量多，军队又强，就是凭众多的强国来对付疲弱而寡少的国家，军队必然能够站稳。事情不违背天下人的心意，利益就一定会归附。大国实行这一点，名号不必争夺就会到来，霸王事业不必强求就能建立。小国的情势，不如谨慎安静，少同诸侯结盟。谨慎安静，四邻就不会反叛；少同诸侯结盟，天下就不会出卖它。外部没有出卖，内部没有反叛，那么积蓄的粮食即使腐朽也用不完，钱币丝帛即使蛀坏也穿戴不尽。小国实行这条道路，即使不祭祀也会得到福祉，不借贷也会显得富足。所以说：奉行仁爱可以称王，树立正义可以称霸，穷兵黩武就会灭亡。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吴王夫差凭强大而抢先于天下，袭击郢都，使越王退居会稽，亲自跟随诸侯的君主行动，最后自己身死国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夫差平日谋划称王，仗恃强大而喜欢抢先于天下，招致了祸患。从前莱国、莒国喜欢谋诈，陈国、蔡国喜欢欺诈。莒国依仗越国而灭亡，蔡国依仗晋国而灭亡。这都是内部增长诈术、对外依信诸侯所造成的灾祸。” 由此看来，强弱大小所带来的祸患，都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看清。古语说：千里马衰弱时，劣马就会跑在它前面；孟贲疲倦时，女子也能战胜他。劣马和女子的筋力骨劲，并不是胜过千里马和孟贲，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后发而借助了时势。如今天下各国相互交往，不一起消灭有才能的国家，而是按兵不动、伺机后发，把怨恨寄托于义理，诛伐不正直的国家。只要稍微动用兵力而寄托于正义，就可以束手等待天下灭亡。明白诸侯之间的情势，察知地形的规律，就不必约结相亲，不必互相交付人质，却能牢固而不急趋，不因众多事务而反目，互相分割土地也不彼此憎恨，双方都强大并且更加亲善。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上有共同的忧患，军队就会趋向共同的利益。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燕、齐在桓之曲交战，燕国没有取胜，十万大军全部被胡人袭击；燕国楼烦的几个县也被胡人攻取了牛马。胡人与齐国平素并不亲近，出兵也不是因为约定交质、共同谋划来攻燕。然而它们却非常积极地相互趋赴，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上有共同的忧患，军队就会趋向共同的利益。由此看来，约结在共同形势上，利益就会长久；后发兵，诸侯就可以被驱使役使。所以明君观察形势，如果真想把霸王事业作为志向，战斗攻伐就不是首先要做的事。战争是国家的残害，也是都邑县城的耗费。”

译残害和耗费已经先行，能够再同诸侯合纵的国家就少了。战争所造成的残害，是士卒听说要打仗，就输送私人财物来充实军市，输送饮食来供养敢死之士；下令折断车辕来烧火，杀牛来给士卒饮酒，这就是使道路困窘的办法。中等人家祈祷祭祀，君主酿酒，通都小县、设置社坛和市场的城邑，没有不整治事务、奉事君王的；这就是使国内空虚的计策。战争的第二天，尸体横陈，死者被抬走，伤者被扶持；即使表面上好像有功，军队出发后，国内耗费钱财，百姓哭泣，这就伤害了君主的心。死者的家人倾家荡产来安葬，受伤残疾者耗尽钱财共同买药，完好无伤的人则在国内举行酺饮和盛大娱乐。因此，它的耗费与死伤人数相当。百姓的耗费，是十年的田产也不能补偿的。军队的损失包括矛、盾折断，环和弓弦断裂，弩损坏，车辆破败，马匹死亡，箭损失大半；铠甲兵器，有宫中私自拿出的，有士大夫藏匿的，也有厮役、养士偷窃的。这样的损失，十年的田产也不能补偿。天下承受这两重耗费，却还能同诸侯合纵的国家很少。攻城的耗费，是百姓修理衣襜和遮蔽物，抬起冲车和橹盾；各家都混杂承担劳役，士卒藏在洞穴中，疲惫于刀兵，民夫困苦于土木工程。将领接连数期不解铠甲，却能够攻下城池，只是极少的事。君主因教化而疲倦，士卒因战争而损伤，所以即使接连攻下三座城池，也很少能战胜敌人。所以说，战争攻伐不是首先要做的事。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智伯瑶攻打范氏、中行氏，杀死他们的君主，灭掉他们的国家，又向西包围晋阳，吞并两个国家，却忧虑另一个君主。这是用兵达到极盛的情形。然而智伯最终自己身死国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为什么呢？因为把战争攻伐放在首位，消除了范氏、中行氏两个国家的祸患。从前中山国全军出动迎击燕、赵，南面在长子交战，打败赵军；北面在中山交战，战胜燕军，杀死燕军将领。中山只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家，却攻打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连续两次交战都获胜。这是用兵最好的节制。然而中山国最终还是灭亡，君臣都逃到齐国，为什么呢？因为不吝惜战争攻伐的祸患。由此看来，战争攻伐的失败，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看清。如今世上所谓善于用兵的人，接连作战而屡屡取胜，守卫城池又使人无法攻破，天下便称赞他善于用兵。一个国家如果因此得到土地而保全自己，这并不是国家的利益。我听说，战争取得大胜，士卒大多战死，军力反而更加削弱；守城而使敌人无法攻破，百姓就会疲惫，城郭也会暴露破败。士卒死在外面，百姓在国内受残害，城郭又在边境暴露，这不是称王者所乐见的。如今靶子并没有得罪人，善于引弓发弩而射中它的人就被称赞，射不中的人就感到惭愧。无论年长年幼、尊贵卑贱，都同心协力去贯穿它，为什么呢？因为厌恶把困难显露给别人。如今穷尽战争而接连取胜，守城又一定不会被攻破，这不只是向别人显示困难，而且还会伤害别人。这样一来，天下一定会仇恨它。使士卒疲惫、国家破败，又多同天下结仇，明君是不会采取的。平日使用强兵却使它变弱，明察形势的君主不会这样做。明察形势的君主采取行动，不动用五种兵器，诸侯就归顺；只需辞让而不争，厚重的贿赂就会到来。因此，明君进行攻战，铠甲兵器还没有出军，敌国已经战胜；冲车、橹盾还没有使用，边境城池已经投降；士卒和百姓还不知道，王业已经到来。明君处理事务，耗费钱财少，所用时间长远而利益持久，所以说：后发兵，诸侯就可以被驱使役使。我听说的攻战之道是：不用军队，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堂上的事；即使有阖闾、吴起那样的将领，也可以在室内擒获；千丈高的城池，可以在酒宴之间攻取；百尺高的冲车，可以在席席之间摧毁。因此钟鼓、竽瑟的声音不断，土地可以扩张，愿望可以实现；和乐、倡优、侏儒的笑声不缺，诸侯就可以在同一天招致而来。所以名声即使同天地相配，也不算尊贵；利益即使控制海内，也不算丰厚。善于成就王业的人，在于使天下劳苦而自己安逸，使天下混乱而自己安定。诸侯没有形成共同的谋略，它们的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忧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让安逸和治理归于自己，让劳苦和混乱归于天下，这就是称王的道路。精锐军队到来就抵御它，祸患到来就趋避它。使诸侯不能形成共同的谋略，它们的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忧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魏王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拥有披甲士卒三十六万，依仗强大兵力防备邯郸，向西包围定阳，又率领十二个诸侯朝见天子，向西谋划攻秦。秦王害怕得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命令境内把城墙中所有设施都制成战具，最终完成防守准备，设置敢死之士和将领来等待魏军。卫鞅向秦王谋划说：魏国功劳很大，号令行于天下，又有十二个诸侯朝见天子，跟随它的人一定很多。因此只凭秦国一个国家对抗强大的魏国，恐怕不如大王。为什么不让我去见魏王？那样我一定能使魏国向北臣服于秦。秦王答应了。卫鞅拜见魏王说：大王的功劳很大，号令已经行于天下。如今大王所率领的十二个诸侯，如果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些本来就是大王可以鞭打驱使的国家，不足以凭此称王天下。大王不如向北攻取燕国，向东讨伐齐国，那么赵国一定会归从；向西攻取秦国，向南讨伐楚国，那么韩国一定会归从。”},{ 大王有讨伐齐国、楚国的打算，如果顺应天下人的意愿，王业就能成就。大王不如先实行天子的服制，然后再谋划攻取齐、楚。魏王听信了卫鞅的话，因此扩建公宫，制作丹色衣服，宫柱上悬挂九面旒旗，随从使用绘有七星的旗帜；这本是天子的地位，魏王却占据了它。于是齐、楚都愤怒了，诸侯纷纷投奔齐国。齐国人攻打魏国，杀死魏太子，击溃了魏国十万军队。魏王非常恐惧，赤脚行走，在国内按兵不动，向东驻扎在齐国边境，然后天下人才放过他。在这时，秦王垂衣拱手便接受了西河以外的土地，却没有把魏王当作有德之人。所以，卫鞅当初和秦王谋划时，计谋在席前商定，言语在宴饮之间说出，计策在殿堂上完成，而魏国的将领已经被齐国擒获了。战车和攻城器械还没有施用，西河以外的土地已经归入秦国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在堂上擒获将领、在室内拔除盗贼、在宴饮之间挫败敌军、在席上制胜的情形。张仪游说韩王【国防】

译张仪替秦国推行连横，游说韩王说：“韩国土地险要而贫瘠，多居于山地，所产五谷不是麦子就是豆子，百姓所吃的大多是豆饭和豆叶羹。一年没有收成，百姓便连糟糠也不会嫌弃；韩国土地方圆不到九百里，没有足够供两年食用的粮食。估计大王的军队全部计算在内也不过三十万人，其中还包括杂役和负责运输供养的人。除去驻守边境、亭障和关塞的现役士卒，能够出战的不过二十万人罢了。秦国披甲士卒有一百多万，战车一千辆，战马一万匹；像虎鸟一样勇猛的士卒，赤脚、短衣、露头，咬紧牙关奋力作战的人，多得数不清。秦国良马众多，戎兵众多，前腿探出、后腿蹬地，马蹄间相距三寻的战马，多得数不清。山东诸国的士卒披甲戴盔来防御作战，秦人却丢下铠甲，赤身奔向敌阵，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秦国士卒和山东诸国士卒相比，就像孟贲和怯懦的人相比；用强大力量相互压迫，就像乌获和婴儿相比。作战时，让孟贲、乌获那样的勇士去攻打不肯屈服的弱国，这和把千钧重物压到鸟蛋上没有区别，必定没有侥幸。诸侯没有估量自己军力弱、粮食少，却听信合纵派动听的言辞，结党营私，彼此粉饰，都说：‘听从我的计策，就可以使国家强大、称霸天下。’” 不顾国家长远利益，却听信片刻的游说，误导君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出兵占据宜阳，切断韩国的上地；再向东攻取成皋、宜阳，那么鸿台的宫殿、桑林的苑囿就都不再属于大王了。堵塞成皋、断绝上地，您的国家就会被分割。先事奉秦国就会安全，不事奉秦国就会危险。制造祸患却寻求福分，谋划浅薄却结下深仇，违逆秦国而顺从赵、楚，即使想不灭亡，也办不到。因此替大王谋划，没有比事奉秦国更好的办法。秦国所希望的，没有什么比削弱楚国更重要；而能够削弱楚国的，没有什么比韩国更合适。这并不是因为韩国能够强过楚国，而是地势所造成的。现在大王向西面事奉秦国，借秦国攻打楚国，我国秦王一定会高兴。攻打楚国而私下占有它的土地，转祸为福并使秦国高兴，没有比这更便利的计策了。”因此，秦王派使臣把书信献给大王的御史，暗示大王赶快决定此事。韩王说：“承蒙客卿幸而教导我，请让我把国家比照秦国的郡县，修筑帝王宫殿，春秋两季祭祀，称为秦国东方的藩属，并献出宜阳。” 张仪游说楚王【国防】张仪替秦国破坏合纵、推行连横，游说楚王说：“秦国土地占天下的一半，军力可以匹敌四方诸国；背靠山、面临河，把它们作为险固屏障；有一百多万勇猛的士卒，一千辆战车，一万匹战马，粮食堆积如山。法令已经严明，士卒安于危难、乐于战死；君主严厉而明断，将领有智谋而勇武。即使不出动全部兵甲，也可以席卷常山的险要，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最后归服的国家将先灭亡。况且主张合纵的人，和驱赶一群羊去攻击猛虎没有不同。老虎和羊之间，胜负本来就清楚。如今大王不与猛虎结交，却要同羊群结交，我私下认为大王的谋划错了。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国势力相当，争夺的形势不可能两全。大王如果不与秦国交好，秦国就会出动兵甲，占据宜阳，使韩国的上地与外界不通，再向下攻取河东、成皋，韩国一定会向秦国称臣。韩国向魏国称臣，合纵诸国就会随风而动。秦国从西面攻打楚国，韩、魏从北面进攻，楚国的社稷难道还能没有危险吗？况且约定合纵，就是聚集一群弱国去攻打最强的国家。以弱攻强，不估量敌情而轻率交战，国家贫困却屡次出兵，这是走向危亡的办法。我听说：兵力不如人家，就不要同人家挑战；粮食不如人家，就不要同人家持久作战。合纵派的人粉饰辩说、虚假言辞，夸大君主的节操品行，只说合纵的好处而不说它的危害，最终楚国遭受灾祸时，便来不及顾全自身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秦国西面有巴郡、蜀郡，可以用方船装载粮食，从汶山出发，沿江而下到达郢，路程三千多里。船上载着士卒，一条船装载五十人和三个月的粮食，顺流漂行，一天可以行驶三百多里。虽然路程很远，却不费马匹奔跑的劳力，不到十天就能抵达扞闗。扞闗一旦受到惊扰，合纵诸国从竟陵以东就都会据城防守了。黔中、巫郡就不再属于大王。秦国出动兵甲从武闗出来，向南进攻，楚国北方的土地就会断绝。秦军攻打楚国，危急困难在三个月之内就会发生，而楚国依靠诸侯救援，却要等到半年以后；这样的形势彼此根本来不及相救。依靠弱国的援救，却忘记强秦带来的祸患，这正是我替大王担忧的原因。况且大王曾经同吴国人交战五次，三次取胜，却在陈地败亡，士卒已经耗尽，只能偏守新城，百姓也困苦不堪。我听说：攻打强大的国家容易陷入危险，百姓疲敝就会怨恨君上。守着容易陷入危险的战果，又违逆强秦的意愿，我私下认为大王对此应当忧虑。况且秦国之所以十五年不从函谷关出兵攻打诸侯，是因为它暗中谋划，怀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楚国曾经与秦国结怨，在汉中交战；楚人没有获胜，通侯、执珪等贵族战死的有七十多人，于是丧失了汉中。楚王大怒，发兵袭击秦国，与秦军在蓝田交战。” 如果再退一步，这就是所说的两虎相争。秦、楚彼此损耗，韩、魏便可以保存实力，从后面控制它们，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秦国出兵攻打卫国、阳晋，必定会扼住天下的咽喉。大王如果全部出兵攻打宋国，不到几个月宋国就可以攻下。攻下宋国后向东进军，那么泗水一带的十二个诸侯国就全都归大王所有了。天下人所信奉、以为牢固的合纵盟约，苏秦被封为武安君并担任燕国相国后，却暗中和燕王谋划攻破齐国、共同瓜分齐国土地，便假装获罪，出逃进入齐国。齐王因此接纳他并任命他为相国，过了两年才察觉此事。齐王大怒，在市中把苏秦车裂。凭借像苏秦这样反复无常、使用欺诈手段的人，却想经营天下、统一诸侯，这件事不能成功，也已经很明白了。如今秦国和楚国接壤，土地相连，本来就是形势上亲近的国家。大王如果确实愿意听从我的意见，我请求秦国太子到楚国做人质，楚国太子到秦国做人质；请求把秦国女子送给大王，作为洒扫的妾婢；献出一万户的都邑作为大王的汤沐邑；两国永远结为兄弟之国，终身不再互相攻打。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计策了。因此我国秦王派使臣在随行车辆下献上书信，暗中劝告大王赶快决定此事。” 楚王说：“楚国偏僻鄙陋，寄居在东海之滨；我年纪尚轻，不熟悉治理国家的长远计策。如今承蒙上客幸而教导我明智的制度，我听从您的话，恭敬地以全国来服从秦国。”于是派遣使者，乘坐一百辆车，把鸡骇之犀、夜光之璧献给秦王。张仪游说魏王【国防】

译张仪替秦国推行连横，游说魏王说：“魏国土地方圆不到千里，军队不过三十万人。魏国地势四面平坦，诸侯从四方都能通达，交通道路纵横交错、汇聚如车辐，没有名山大川可以作为险阻。从郑地到大梁不过一百里，从陈地到大梁不过二百多里，战马奔驰、行人快走，不等疲倦就能到达。大梁南面与楚国接境，西面与韩国接境，北面与赵国接境，东面与齐国接境，士卒戍守四方，守亭障的队伍排列相连，粮食和漕运仓储不下十万。魏国的地势，本来就是战场。魏国南面同楚国交好而不同齐国交好，齐国就会攻打魏国东部；东面同齐国交好而不同赵国交好，赵国就会攻打魏国北部；不与韩国联合，韩国就会攻打魏国西部；不亲近楚国，楚国就会攻打魏国南部。这就是所谓四分五裂的道路。况且诸侯实行合纵，是为了安定社稷、尊崇君主、壮大军队、显扬名声。合纵的人想要统一天下，约定结为兄弟，在洹水之上杀白马盟誓，以此互相坚定盟约。即使是同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尚且会争夺钱财；却想依靠欺诈反复的苏秦遗留下来的谋略，这不可能成功，也是明摆着的。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出兵攻打河外，攻取卷衍、燕、酸枣，劫持卫国，夺取晋阳，那么赵国就不会向南进攻；” 赵国不向南进攻，合纵的道路就会断绝；那么大王的国家想求得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这就是我替大王忧虑的地方。替大王谋划，没有比事奉秦国更好的办法。事奉秦国，楚国、韩国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没有楚、韩的祸患，大王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必定没有忧患。况且秦国所想削弱的，没有什么比楚国更重要；而能够削弱楚国的，没有什么比魏国更合适。楚国虽然有富强广大的名声，实际上却空虚；它的士卒虽然很多，却轻率逃跑、容易败北，不敢坚决作战。大王如果集中魏国军队向南攻伐楚国，一定能够取胜。削弱楚国而使魏国获利，攻打楚国而使秦国满意，在国内嫁祸于楚并安定魏国，这是很好的事情。大王如果不听我的话，秦国的铠甲一旦出动向东征伐，即使想事奉秦国也办不到了。况且合纵派的人多半辞锋激昂而少有可信之处；他们游说一个诸侯王，出门便乘坐他的车，约定使一个国家加入合纵，回来就取得封侯的资本。因此天下那些巧言善辩的说客，没有不日夜握腕、瞪眼、咬牙切齿，竭力宣扬合纵对游说君主有利的。君主听了他们的言辞，被他们的说法牵着走，怎么能不被迷惑呢！我听说，羽毛积多了可以沉没船只，轻物聚多了可以折断车轴，众口一词可以熔化金属，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魏王说：“我愚昧无知，先前的谋划错了，请允许我自称东方藩属，修筑帝王宫殿，接受秦国赐予的冠带，春秋两季祭祀，并献出河外之地。” 张仪游说齐王【国防】张仪替秦国推行连横，游说齐王说：“天下的强国没有超过齐国的，大臣、宗室父兄的众多、富足和安乐，也没有超过齐国的。然而替大王谋划的人，都只顾眼前的游说，不顾万世的利益。合纵派游说大王，一定会说齐国西面有强大的赵国，南面有韩、魏，是背靠大海的国家。齐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军队强盛、士卒勇敢，即使有一百个秦国将领，也奈何不了我们。”大王看了他们的说法，却没有察觉其中并非真实情况。合纵派结党营私，没有不认为合纵可行的。我听说，齐国和鲁国交战三次，鲁国三次获胜，但国家危亡却紧随其后；表面上虽有胜利的名声，实际上却有灭亡的结果。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如今赵国和秦国的关系，就像齐国和鲁国的关系一样。秦国和赵国在河漳之上交战，两战两胜；秦国又在番吾之下交战，两战两胜。秦国四战之后，赵国损失士卒数十万人，只剩下邯郸；赵国虽然有战胜秦国的名声，国家却已经破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如今秦、楚嫁女娶妇，结为兄弟之国；韩国献出宜阳，魏国献出河外，赵国到黾池朝见秦国，又割让河间来事奉秦国。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就会驱使韩、魏攻打齐国南部，赵国全部渡过河水，直指博关，那么临淄、即墨就不再属于大王了。国家一旦遭到攻打，即使想事奉秦国，也办不到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齐王说：“齐国偏僻鄙陋，隐居在东海之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利于社稷的长远计策。如今承蒙大客幸而教导我，请让我奉献社稷来事奉秦国，向秦国献出三百里的鱼盐之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张仪游说赵王【国防】张仪替秦国推行连横，游说赵王说：“我国秦王派我来，谨敢把书信献给大王的御史。大王收集、率领天下诸侯来抵御秦国，秦国军队已经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了。大王的威势施行于天下，山东诸国以及我国都恐惧震慑、屈服退避，整治铠甲、磨利兵器，装饰战车和骑兵，练习奔驰射箭，努力耕田、积聚粮食，守卫四境之内，忧愁地居处、恐惧地生活，不敢有所动摇。只是大王有意责罚秦国罢了。如今秦国凭借大王的力量，向西攻取巴蜀，兼并汉中，向东收取东周、西周，又把九鼎迁到西方，守住白马津。秦国虽然偏僻遥远，但内心愤懑、含怒已经很久了。如今寡君带着破旧的铠甲和钝劣的兵器，驻军在黾池，希望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在邯郸城下迎战；希望在甲子日交战，以此重演殷纣之事。谨派我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您的左右。大王凡是所信以为可以实行合纵的，都是倚仗苏秦的计策。秦国迷惑诸侯，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想反复扰乱齐国却没有做到，反而使自己在齐国的市中遭到车裂。天下不可能统一，这也已经很明显了。如今楚国和秦国结为兄弟之国，韩、魏向东自称藩属，齐国献出鱼盐之地，这就等于砍断了赵国的右臂。砍断右臂却想同人争斗，失去同党而孤立存在，却希望不遭危险，难道办得到吗？” 如今秦国派出三支军队：一支堵住午道，并通知齐国使者起兵渡过清河，驻扎在邯郸东面；一支驻扎在成皋，驱逐韩、魏军队，驻扎在黄河以外；一支驻扎在渑池，约定说：“四国联合起来攻打赵国，灭亡赵国后瓜分它的土地。”所以我不敢隐瞒自己的想法和实情，先把这些报告给您。我私下替大王谋划，没有比在渑池同秦军相遇、当面会见并亲自结盟更好的办法了。请大王按兵不动，不要进攻，希望大王作出决定。”赵王说：“先王在世时，奉阳君担任相国，专权擅势，蒙蔽先王，独自控制国政；我居住在宫中，受师傅管束，不能参与谋划国事。先王抛下群臣去世时，我年纪还小，主持祭祀的日子也不长，内心本来就私下怀疑这件事。我认为，始终坚持合纵而不侍奉秦国，并不是对国家长远有利的办法。于是正想改变心意，割让土地来赔罪过去的过失，以侍奉秦国，刚要准备车辆出发，却正好听到了使者传达的明确诏令。于是就带着二百辆车到渑池朝见秦王，割让河间来侍奉秦国。张仪游说燕王【国防】

译张仪替秦国破除合纵、推行连横，对燕王说：“大王所亲近的国家，没有比赵国更亲近的了。从前赵王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想要兼并代国，约代王在勾注山的关塞相会，便命工匠制作金斗，把斗柄加长，使它能够击打人。他同代王饮酒时，暗中告诉厨师说：‘等酒喝得高兴时，进献热羹，就趁机把斗翻过来击打他。’于是酒喝得高兴时，厨师端来热羹，便把斗翻过来击打代王，杀死了他，代王的脑浆涂满地面。他的姐姐听说后，磨利簪子刺死自己，所以至今还有摩笄山。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赵王像狼一样凶暴、连亲人也不顾，这一点大王明明看得很清楚。况且还可以把赵王当作亲近的人吗？赵国曾兴兵攻打燕国，两次围困燕都并劫持大王，大王割让十座城池才使赵军退去，以此向赵王谢罪。如今赵王已经到渑池朝见秦王，献出河间来侍奉秦国。现在大王如果不侍奉秦国，秦国就会在云中、九原出兵，驱使赵国攻打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再属于大王了。况且如今赵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郡县一样，不敢任意兴兵征伐。现在大王侍奉秦国，秦王一定高兴，赵国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样，西面有强大的秦国援助，南面又没有齐、赵的祸患，因此希望大王慎重考虑。” 燕王说：“我处在偏僻的蛮夷之地，即使是成年男子，见识也只像婴儿一样；我的言语不足以谋求正确的策略，也不足以决定大事。如今幸蒙上客教导，请允许我奉守国家，面向西方侍奉秦国，献出常山末端的五座城池。” 韩非第一次拜见秦王【国防】韩非第一次拜见秦王，说：“我听说，不知道却发表言论，是不明智；知道却不说，是不忠诚。做臣子而不忠，应当处死；言论不慎重，也应当处死。即使如此，我还是愿意把所听到的一切都说出来，请大王酌情裁定我的罪过。我听说天下正在暗中联合燕国、明面联合魏国，联结楚国，巩固齐国，收服残余的韩国，结成合纵，准备向西同秦国为难。我私下笑他们，世上有三种导致灭亡的情形，而天下却偏偏具备了这些，这说的不就是他们吗？我听说：‘以混乱进攻安定的必然灭亡，以邪恶进攻正义的必然灭亡，以叛逆进攻顺从的必然灭亡。’如今天下各国的府库连粮仓都没有装满，仓储空虚，却把全部士民征发出来，扩充军队，数以千百万计；刀刃在前，斧钺刑具在后，但他们都逃避战事，不能拼死作战。不是他们的百姓不能拼死，而是说到赏赐却不给，说到惩罚却不执行。赏罚不能实行，所以百姓不肯拼死。如今秦国发布号令，实行赏罚，即使不进攻，也能使有功和无功的人都受到相应处置。秦国把士卒从父母怀抱和襁褓中带出来，他们一生从未见过敌寇，听到战争却跺脚，赤膊冲锋，迎着刀刃，踏过炭火，纷纷在阵前决死。这种决意赴死同贪生怕死不同，而百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崇尚奋勇。一人可以联合十人，十人可以联合百人，百人可以联合千人，千人可以联合万人，万人便可以战胜天下。如今秦国的地势，截取长处补足短处，方圆数千里，著名军队有数百万。秦国的号令和赏罚，地形的便利，天下没有比得上的。凭借这些同天下争战，天下各国不足以兼并而占有它。由此可知，秦国作战从未不胜，进攻从未不能攻取，所面对的敌军从未不被击破。秦国开拓土地数千里，这确实是很大的功劳。然而铠甲兵器疲敝，士卒百姓困苦，积蓄耗尽，田地荒芜，粮仓空虚，四周诸侯也不服从，称霸称王的事业没有完成。这没有别的原因，是谋臣没有竭尽忠心。我冒死谈谈往事。从前齐国向南击破楚国，向中部击破宋国，向西使秦国臣服，向北击破燕国；在中部役使韩、魏两国君主，土地广阔，军队强盛，战胜则进攻夺取，号令天下，清河、浊河足以作为边界，长城和巨大的防御工事足以作为关塞。齐国是一个经历五次战争的国家，只要有一次战败，齐国就会灭亡。所以由此看来，战争关系到万乘之国的存亡。我又听说：‘削去树桩，挖出树根，不要让祸患与自己相邻，祸患就不会存在。’秦国同楚人作战，大败楚军，袭取郢都，夺取洞庭一带五座都邑，楚王向江南逃亡，向东藏身于陈地。在这个时候，如果乘楚国败势继续用兵，楚军就可以被彻底消灭；消灭楚国，它的百姓足以掠取，它的土地足以获利。向东凭借强大的齐、燕，向中部压制三晋，那么一次行动就可以成就称霸称王的声名，四周诸侯都可以来朝见。然而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带兵撤退，同楚人讲和，命楚人收集亡国的遗民，聚集流散的百姓，建立社主，设置宗庙。这已经是没有称霸称王之道的第一件事了。天下诸侯志向相同，军队驻扎在华阳之下，大王用计谋击破他们，军队抵达梁都，包围大梁数十天，那么大梁就可以攻下。攻下大梁，魏国就可以被消灭；消灭魏国，楚、赵的意图就会断绝。楚、赵的意图断绝，赵国就危险；赵国危险，楚国就孤立。向东凭借强大的齐、燕，向中部压制三晋，那么一次行动就可成就称霸称王的声名，四周诸侯都可来朝见。然而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带兵撤退，同魏氏讲和，命魏氏收集亡国的遗民，招聚流散的百姓，建立社主，设置宗庙。这已经是没有称霸称王之道的第二件事了。从前穰侯治理秦国时，动用一国的军队，却想成就攻取两国的功业，所以军队终年暴露在外，士卒百姓在国内困苦，称霸称王的声名没有成就。这已经是没有称霸称王之道的第三件事了。赵国处在天下中央，是各种民众杂居的地方；它的百姓轻浮而难以使用，号令不能治理，赏罚没有信用，地形也不便利，在上不能充分发挥百姓的力量。赵国本来就呈现亡国的形势，却不忧虑百姓，集合全部士卒百姓驻扎在长平之下，争夺韩国的上党。大王用计谋击破赵军，攻下武安。当时赵国上下互不亲近，贵贱之间互不信任。这样一来，邯郸就守不住了；攻下邯郸，保全河间，带兵离去，向西攻打修武，越过羊肠山，降服代国和上党：代国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一副铠甲，不使一个百姓劳苦，就都成为秦国所有。代国、上党不经交战就已经归秦；东阳、河外不经交战就已经重新归齐；呼沱河以北不经交战就已经归燕。这样，赵国一旦被消灭，韩国必然灭亡。韩国灭亡，楚、魏就不能独立；这样一次行动便可摧毁韩国、削弱魏国，挟制楚国，使东方的齐、燕削弱，决开白马津的堤口让水冲向魏国，一举便可使三晋灭亡，合纵者失败。大王只需拱手等待天下各国全部合纵而归服，称霸称王的声名就可以成就。然而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带兵撤退，同赵国讲和。凭借大王的明智和秦军的强盛，称霸称王、尊显天下的事业竟不可得到，反而被亡国之人欺骗，这是谋臣的拙劣。况且赵国本当灭亡却没有灭亡，秦国本当称霸却没有称霸，天下已经据此衡量秦国谋臣的能力了。

译后来秦国又集中兵力攻打邯郸，却不能攻下，只好丢弃铠甲兵器，愤怒而战栗地退却。天下已经第二次估量秦军的力量了。军队于是撤退，在李树下驻扎；大王又把军队合在一起，前去同赵军交战，却不能大胜，双方又疲惫退兵。天下已经第三次估量秦军的力量了。对内，大家看清了秦国谋臣的谋略；对外，大家摸清了秦军的实力。由此看来，我认为天下合纵，难道还会困难吗？对内，秦国铠甲兵器疲敝，士卒百姓困苦，积蓄耗尽，田地荒芜，粮仓空虚；对外，天下诸侯的共同意志十分坚固，希望大王好好考虑。我又听说，战战兢兢，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如果谨慎地遵循正道，天下就可以占有。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纣王做天子，率领天下军队百万，左边饮水于淇水山谷，右边饮水于洹水；淇水干涸，洹水也不流了，却还凭此同周武王为难。武王带着三千副白色铠甲，一天之内击破纣王的国家，擒获纣王本人，占有他的土地和百姓，天下没有不悲伤的。智伯率领韩、魏、赵三国的军队在晋阳攻打赵襄子，决水灌城，三年后城池将要攻破。赵襄子多次占卜，推究利害，考虑哪个国家可以降服，并让张孟谈秘密出城，反过来破坏智伯的盟约，取得韩、魏两国的军队来攻打智伯的国家，擒获智伯本人，成就了襄子的功业。如今秦国的地势，截取长处补足短处，方圆数千里，著名军队有数百万；秦国的号令、赏罚以及地形的利弊，天下没有比得上的。凭借这些同天下争战，天下可以兼并而占有。我冒死请求面见大王，说明消灭天下合纵、攻取赵国、灭亡韩国、使楚国和魏国臣服、使齐国和燕国亲近，从而成就称霸称王声名、使四周诸侯来朝见的办法。请大王听听我的主张：如果一次行动不能破除天下合纵，不能攻取赵国，不能灭亡韩国，不能使楚、魏臣服，不能使齐、燕称臣亲附，称霸称王的声名不能成就，四周诸侯也不来朝见大王，就请把我斩首，示众于国，以警戒那些对国家不忠的人。” 苏代替韩国游说秦国【国防】韩国人攻打宋国，秦王大怒，说：“我爱宋国，同爱新城、阳晋一样。韩珉同我交好，却攻打我最爱惜的地方，这是为什么？”苏代因此替韩国游说秦王说：“韩珉攻打宋国，正是为了大王。韩国用强力来帮助大王，宋、楚、魏一定害怕；害怕了就一定向西侍奉秦国。大王不用损失一名士兵，不用杀一个人，不费任何事情就能割取安邑，这就是韩珉向秦国祈求的事。”秦王说：“我本来担心韩国难以捉摸，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这件事又该怎么解释？”苏代回答说：“天下本来已经使韩国的意图很清楚了。韩国既然已经攻打宋国，就会向西侍奉秦国，并以万乘之国的力量辅佐秦国；如果不向西侍奉秦国，宋国的土地就不能安定。中原那些白头游说之士，都积聚智慧想离间秦、韩的关系。驾车俯身扶轼、系紧马缰向西奔驰的人，没有一个说韩国好；驾车向东奔驰的人，也没有一个说秦国好。为什么都不希望韩、秦联合呢？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晋、楚聪明而韩、秦愚蠢。晋、楚联合，一定会联合韩、秦；韩、秦联合，一定会图谋晋、楚。请用这个道理来决定事情。”秦王说：“好。” 苏代替信安君游说秦国【国防】秦国召魏国的国相魏信安君，信安君不想前往。苏代替他游说秦王说：“我听说，忠诚的人不一定结党，结党的人也不一定忠诚。如今我愿意把我的愚见向大臣说明，只是担心他不能忠于下属官吏，反而使自己犯下被斩首的罪，希望大王明察。现在大王派人到魏国任职，是为了保全秦、魏的交往，我却担心这会使魏国更加疑惧，认为秦国将借此堵塞赵国。我又担心赵国因此更加强大。魏王非常爱重并熟悉魏信，认为他的才智足以任用，对他信任深厚；魏王畏惧并严肃尊奉秦国，这一点也很明白。现在大王派人进入魏国，如果魏王不任用他，那么大王派人入魏就没有益处。如果任用魏信，就必定要舍弃自己所亲爱熟悉的人，而任用自己所畏惧厌恶的人，这是魏王感到不安的。舍弃万乘之国的政事而退让，也是魏信难以做到的。使别人的君主处在不安之中，使别人的国相去做不能做到的事，却以此求得亲近，关系很难长久。因此我担心魏国会更加疑惧秦国。况且魏信放弃职事，赵国的谋臣一定会说：‘如果同秦国联合，秦国一定会让它所爱信的人到赵国任职；这样赵国得以保存，而我国却要灭亡。’赵国灭亡，我国也危险；这样上层会有野战的气势，下层会有坚守的决心。因此我担心赵国会更加强劲。大王想保全魏国的交往，同时使赵国小心谨慎吗？” 不如任用魏信，并用尊贵的名位抬高他。魏信侍奉大王，魏国就安定，他的名位也尊贵；如果离开大王，魏国就危险，他的权势也会减轻。这样，魏信侍奉大王，对上替他的君主尽忠，对下也能厚待自身，他侍奉大王一定会尽心尽力。赵国掌权的人一定会说：‘魏氏的名望和族姓并不高于我，土地的实际财富也不比我厚。魏信用韩、魏侍奉秦国，秦国非常赞许；魏国得以安定，魏信本人也得到尊贵的地位。如今我国若向秦国构成祸难，军队就会成为招致祸患的原因，国家处在被削弱、将要灭亡的形势中，这不是好计策；在外结下怨仇，在内产生祸患，自身处于死亡之地，也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他们将会悔恨过去的行为，改正自己的做法，希望得到更多利益，必定多割让土地来进一步奉承大王。这样大王只需垂手而治，就能获得大量土地作为利益，这种利益比尧、舜所求而不能得到的还要丰厚。我希望大王明察。” 黄歇游说秦昭王【国防】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反面，冬夏就是这样；达到极点就会危险，棋子堆叠就是这样。如今大国的土地占天下一半，处在两面边陲；自从有人民以来，万乘之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形势。先帝文王、武王在位三代，都没有把土地扩展到齐国，因而断绝了合纵亲附的关键。如今大王派成桥在韩国主持事务，成桥又把北方的土地纳入燕国，这是大王不用铠甲、不伸张威势就取得百里土地，大王可以说是有能力了。大王又发动军队攻打魏国，堵住大梁的城门，夺取河内，攻下燕、酸枣、虚、桃，楚、燕的军队像云鸟飞散一样，不敢抗拒，大王的功劳也很大。大王休整铠甲、让军队休息两年，然后再次出兵，又夺取蒲衍、首垣，进逼仁、平丘、小黄、济阳、婴城，魏氏便臣服了。大王又把濮磨以北割给燕国，截断齐、秦交通的要道，隔绝楚、魏的中部，天下诸侯多次会合聚集，却不敢救援，大王的威势也达到极点。大王如果能够保持功业、守住威势，减少攻伐的念头，推广仁义的教诫，使后世不再有后患，那么三王也不足以相比，四霸、五霸也不足以相提并论。大王如果依仗众多的人口，凭恃强大的铠甲兵器，毁掉魏氏的威势，想用武力使天下诸侯臣服，我担心会留下后患。”

译《诗经》说：“没有不能有好的开始的，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易经》说：“狐狸涉水，水已经沾湿尾巴。”这是说开始容易，结束困难。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智伯看到了攻打赵国的利益，却不知道榆次的祸患；吴王看到了攻打齐国的便利，却不知道干隧的溃败。这两个国家并不是没有建立过大功，只是被眼前的利益蒙蔽，却轻视了后来的祸患。吴国相信越国，跟随越国攻打齐国，后来在三江水边被越王擒获；智伯相信韩、魏，带领他们攻打赵国，攻打晋阳城即将取胜时，韩、魏反过来背叛，在凿台上杀死智伯瑶。如今大王嫉恨楚国没有被毁灭，却忘了毁灭楚国会使魏国强大。我替大王考虑，认为这不可取。《诗经》说：“强大的武力远行而居，不要涉险。”由此看来，楚国是援军，邻国才是敌人。《诗经》又说：“别人心里有想法，我能够揣度它。”跳跃的狡兔，一遇到猎犬就会被捕获。如今大王在事情进行到一半时便相信韩、魏善意侍奉大王，这正是吴国相信越国的情形。我听说敌人不可轻视，时机不可错过；我担心韩、魏用卑下的言辞考虑祸患，实际上却欺骗大国。大王已经失去了韩、魏历代相传的恩德，反而结下了世世代代的怨恨。韩、魏两国父子兄弟接连死在秦国手中的，已有百世。两国本土残破，国家毁坏，宗庙倾覆；有人剖腹裂颐，身首分离，尸骨暴露在荒草泽地，头颅和僵仆的尸体在边境相望；父子、老弱被捆绑俘虏，接连倒在道路上；鬼神、狐狸也没有祭食可享，百姓无法安生。族类离散，流亡者沦为臣妾，遍布天下。韩、魏不灭亡，是秦国的忧患。如今大王攻打楚国，难道不是失策吗？况且大王攻楚之日，军队从哪里出发？大王难道要向仇敌韩、魏借路吗？军队出发后，大王又担心它不能返回。这样，大王就是把军队的资助交给仇敌韩、魏，他们必定攻打随阳以西的土地。这些地方都是宽阔的河川、大水、山林和溪谷，是不能供给粮食的土地。大王即使占有它们，也不能算得到土地。这就会使大王得到毁灭楚国的名声，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实际利益。况且大王攻楚之日，四国一定全部起兵响应大王。秦、楚两国的军队交战而不能分离，魏氏将出兵攻打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等原属宋国的地方，必定全部夺取。齐国人面向南方控制泗水以北，也一定会全部攻取。这些都是平原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的地方。大王却让他们独自攻取，大王击破楚国，反而使韩国、魏国在中原壮大，使齐国强盛。韩、魏强大以后，就足以同秦国抗衡了。”}], 而齐国南面以泗水为边界，东面背靠大海，北面依傍黄河，也就没有后顾之忧。天下各国，没有比齐国更强的。齐、魏取得土地、保有利益，却故意装作恭谨地侍奉下级官吏。这样一年以后，齐国就可以称帝。如果还不能因此禁止大王称帝，也还来得及。凭大王土地的广阔、民众的众多、兵甲的强盛，却把土地输送给楚国，屈从命令，让韩、魏把帝号的尊崇归于齐国，这是大王的错误计策。臣替大王考虑，不如善待楚国。秦、楚联合为一体，用来逼临韩国，韩国一定会束手投降。大王以崤山以东的险要为衣襟，以黄河曲折地带的便利为腰带，韩国一定会成为关中的侯国。若是这样，大王即使派十万兵守卫郑地，梁氏也会胆寒，许、鄢陵只得闭城自守，上蔡、召陵也不敢前来。这样一来，魏国也会成为关内侯了。大王一旦善待楚国，关内两个拥有万乘之兵的君主把土地置于秦、齐以西的疆域，大王便可以拱手取得。这样，大王的土地贯通两海，截断天下交通。这就会形成燕、赵离开齐、楚便不能自立，齐、楚离开燕、赵也不能自立的局面。然后就可以震动燕、赵，牵制齐、楚。这四国不必等到遭受重创，就会服从了。楚国人用射鸟的比喻游说顷襄王【《国防》】楚国有一个人，喜欢用弱弓和细小的箭绳射取野鸭和大雁。顷襄王听说后，召见他询问。那人回答说：“小臣所爱好的，不过是射取野鸭、大雁和罗鸗；小箭发射出去，这有什么值得向大王讲述的呢？况且，凭借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我所要射取的并不只是这些。过去，三王用弋来取道德，五霸用弋来取战国。因此，秦、魏、燕、赵就是大雁；齐、鲁、韩、卫就是青首鸟；邹、费、郯、邳就是罗鸗。至于其余国家，都不足以射取。眼前有六双鸟，大王打算取得哪一双呢？大王为什么不用圣人作弓，用勇士作箭绳，按时张弓射取它们呢？这六双鸟都可以得到，装入囊中带走。这样的快乐不只是早晚片刻的快乐，所得也不只是野鸭、大雁之类的实物。大王早晨张弓，射向魏国大梁以南，把箭加射到它的右臂，径直连接到韩国，那么中原的道路就会被截断，上蔡郡也会毁坏。再回头射向圉地以东，解开魏国的左肘，并从外部攻击定陶，那么魏国东部以外的土地就会被抛弃，大宋将开始兴起，这两个郡便可一并取得。况且魏国两臂都被斩断，就会颠覆败亡。正面攻击郯国，大梁也可以取得并占有。大王把箭绳系在兰台，带马到西河饮水，平定魏国的大梁，这就是发一箭的快乐。假如大王确实喜欢射取而不感到厌倦，那么拿出宝弓，配上新箭绳，向东海射鸟；回头覆盖长城，把它作为防线，早晨射东莒，傍晚发箭攻须丘，夜里再攻击即墨，回头占据午道，那么长城以东就会被收取，泰山以北也会被夺得。” 向西同赵国连接边境，向北通达燕国；三国一旦布置完毕，合纵即使不用订约也可以形成。向北远望燕国的辽东，向南登高眺望越国的会稽，这是发第二箭的快乐。至于泗水以北的十二个诸侯国，只要从左边盘绕、从右边拂取，一天之内就可以全部消灭。如今秦国攻破韩国，却造成长久的忧患；取得许多城池，却不敢守卫。攻打魏国没有功效，攻击赵国反而自取困病，这样秦、魏的勇力就会屈服。楚国原来的土地，以及汉中、析、郦，也可以重新取得。大王拿出宝弓，配上新箭绳，渡过鄳塞，等待秦国疲惫；崤山以东和河内便可以合为一体。使百姓劳作之后得到休息，使军队休整，然后面向南方称王。所以说：秦国像一只大鸟，背负着天下而盘踞，面向东方站立；左臂占据赵国西南，右臂连接楚国的鄢郢，胸部攻击韩、魏，低头俯视中原。它所处的形势既便利，又有地利；一振翅、一鼓翼，疆域便有方圆三千里，因此秦国还不能被单独招来，在夜间射杀。”他是想激怒顷襄王，所以才这样回答。顷襄王于是召见他同他交谈，便说道：“先王被秦国欺骗，客死在外，怨恨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一个普通人有了怨恨，尚且有办法报复万乘之国，白公胜、公子胥就是这样。现在楚国土地纵横五千里，披甲士卒百万，仍然足以在旷野中奋勇作战，却坐视困厄，臣私下认为大王不应接受这种局面。” 于是，顷襄王派使者到各诸侯国，约定实行合纵，想要借此攻打秦国。娄敬游说高祖定都关中【《汉书》】

译陛下定都雒阳，难道是想同周王室比一比谁的盛隆吗？高祖说：是的。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的方式与周不同。周的先祖从后稷开始，尧把他封在邰地；周家积累德行、广行善事十多代，公刘躲避夏桀，居住在豳地；太王因为受到狄人的侵扰，离开豳地，拄着马鞭迁居岐地，百姓争相归附他。到了文王成为西伯，裁断虞、芮两国的争讼，开始接受天命；吕望、伯夷也从海滨前来归附。武王讨伐纣王，诸侯没有约定日期却会集于孟津；到达的有八百诸侯，于是灭亡殷朝。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他，于是营建成周，定都雒阳，认为这里处在天下中央，四方诸侯进贡服役，路程远近均等。有德就容易在这里称王，无德也容易在这里灭亡。凡是居处于此的人，都是希望他专心凭德行招致天下之人，并不是想凭借险阻使后世骄奢、虐待百姓。到了周朝衰落时，分裂成东西二周，天下没有诸侯朝见周王，周王也不能控制天下；这并不是德行浅薄、地势形势衰弱的缘故。如今陛下起兵于丰、沛，收集三千士卒，凭借他们径直夺取蜀、汉，平定三秦；又同项籍在荥阳交战，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父子尸骸暴露在旷野，数也数不清，哭泣的声音不曾断绝，受伤残的人还没有起身，却想同成王、康王时代的盛隆相比，臣私下认为是不相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况且，秦地有山环绕、以黄河为带，四面险塞把它固守起来；突然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迅速具备百万军队。凭借秦国原有的资财，物产十分丰美，土地肥沃，这就是所谓的天府。陛下进入函谷关并在那里定都，即使崤山以东发生动乱，也可以完整占有秦国原有的土地。人同别人争斗，如果不扼住对方的咽喉、拍击他的后背，就不能取得完全胜利。如今陛下进入关中定都，控制秦国原有的地方，这也就是扼住天下的咽喉、拍击天下的后背。枚乘劝说吴王停止用兵【《汉书》】从前秦国，西面攻取胡、戎造成的威胁，北面防守榆中关，南面抵御羌筰的关塞，东面面对六国的合纵。六国凭借信陵君的声望，彰明苏秦的盟约，激励荆轲的威势，齐心合力防备秦国。然而秦国最终擒获六国，灭亡它们的社稷并兼并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各地的地利不同，百姓的轻重强弱也不相等。如今汉朝占据完整的秦地，又兼有六国的民众，修习对戎狄的策略，南面使羌筰来朝，这同秦国相比，土地多十倍，民众多百倍，是大王明明知道的。如今那些谄媚的臣子替大王谋划，不谈骨肉亲情，不论百姓的轻重、国家的大小，便认为吴国可以造成祸患；这正是臣替大王忧虑的地方。发动吴国军队去窥伺、挑衅汉朝，就好比苍蝇蚊虫依附群牛、腐肉去碰利剑，锋刃一相接，必定什么事也办不成。天子听说吴国率先违失职守，诸侯愿意追究先帝留下的盟约；现在汉朝亲自诛杀三公来谢罪于先前的过失，这反而会使大王的威势加于天下，功劳超过商汤、周武王。吴国有诸侯的名位，实际财富却超过天子；有隐藏罪过的名声，实际过失却超过中原诸国。汉朝兼并二十四郡、十七个诸侯国，四方的贡赋交错输送，车辆运行数千里而道路上不断绝；那些珍奇之物，还比不上东山的府库。把粮食转运到西方，陆路运输不断，水路船只充满河道，也比不上海陵的粮仓。修治上林苑，并夹杂着离宫，积聚珍玩宝物，圈养守护禽兽，也比不上长洲苑。防守曲台、俯临大道，也比不上朝夕池。深挖城壕、加高城墙，再辅以关城，也比不上江淮的险要。这些正是臣认为大王可以安乐的地方。如今大王如果立即收兵，迅速返回，还能保全十分之一；否则汉朝就会知道吴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赫然震怒，派羽林军和黄头郎沿江而下，袭击大王在鲁、东海的都邑，截断吴国的粮运道路；梁王整治车骑，操练战斗射箭，积聚粮食，坚守防备荥阳，等待我们饥困。大王即使想返回都城，也办不到了。淮南王的三次谋划没有违背他的盟约，齐王以死来毁灭其谋划的痕迹，四国不能出兵；那几个郡中，赵国被囚困于邯郸。这些情况无法掩盖，也已经十分明白。大王已经离开方圆千里的国家，却受制于方圆十里的地方；张、韩二将把北地的弓箭兵囤驻在左右，军队不能下营，士卒不能喘息，臣私下为此悲哀，希望大王仔细考虑。杜钦游说王凤，论说迎纳九女【《汉书》】按照礼制，一次娶九名女子，是为了穷尽阳数，广泛繁衍子嗣，尊重祖先。必须向乡里推举、寻求美好贤淑的女子，不问外貌是否华美，是为了帮助君王修养德行、治理内宫。娣、侄即使有所缺少，也不再补充，是为了培养长寿、杜绝争竞。因此，后妃有贞正贤淑的品行，后代就会有贤能圣明的君主；制度具有威严庄重的礼仪节度，君主就会有长寿的福分。制度废弃而不遵行，女子的德行就不会令人满意；女子的德行不能令人满意，寿命就不能达到高年。《尚书》说：“有的四年，有的三年。”这是说纵欲会产生祸害。男子到了五十岁，喜好女色还没有衰减；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已经不同于从前。以已经改变的容貌，侍奉欲望尚未衰减的男子，如果不以礼制加以限制，那么这种祸根就无法挽救，后来还会出现异常的情形。出现异常情形后，正后自然会疑惧，而庶出的子女就会产生取代嫡子的心思。因此，晋献公遭受被人进谗的诽谤，申生蒙受了无罪而亡的灾祸。如今圣上年纪还轻，尚未有嫡出的继承人，正向各方访求学术、入学求教，还没有亲自参与后妃方面的议论。将军辅佐朝政，应当趁着政局开创、声势正盛之时，建立迎纳九女的制度，仔细选择有品行义理的家庭，寻求品性淑善的女子，不必一定要求她们有声色、音乐等技能，把这作为万世遵行的大法。年轻时就应戒慎女色，《小弁》的创作，足以使人寒心。希望将军始终把这件事当作忧虑。杜钦游说王凤，论说罽宾国事【《汉书》】

译从前罽宾王暗中请求迎接汉朝所立的王后，后来终于叛逆。作为国君，没有比拥有国家、治理百姓更大的德行；罪过没有比拘捕、杀害汉朝使者更大的。罽宾不报答恩德、不害怕诛罚，是因为它自知地处极远，汉军无法到达。它有所求时就言辞卑下，欲望满足后就骄横傲慢，终究不能使它怀德服从。中原所以同蛮夷互通、优厚对待并满足它们的要求，是因为彼此土地相邻，蛮夷可以成为寇盗。如今县度山道的艰险，不是罽宾所能越过的；它向往汉朝的心意，不足以安定西域；即使它不归附，也不能危害汉朝的城郭。过去罽宾亲自违背节义、凶恶暴虐，因而西域断绝同它往来。如今它悔过前来，却没有亲属贵人随同，所奉献的物品都是商人所行的买卖，卑贱之人想要通货交易，却以进献为名。因此烦劳使者护送他们到县度，恐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受到欺骗。凡是派使者护送客人的，是为了防备盗寇侵害。从皮山以南开始，便是更不属于汉朝的国家；沿途要有四五个烽候和一百多名士卒，分为五班，夜间击打刁斗自行防守，却还常常受到侵盗，驴、牲畜以及所负的粮食都可能损失；还必须依靠各国供给粮食，才能自我供养。有的国家贫穷弱小，不能供给食物；有的国家桀骜狡黠，不肯供给。汉朝使者拿着符节，饥饿地困在山谷之间，乞讨也一无所获；离开一二十天，人与牲畜就会被遗弃在旷野，不能回来。还要经过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赤土山和身热阪，使人身体发热、面无血色、头痛呕吐，驴和牲畜也全都如此。又有三池、盘石阪，道路狭窄处只有一尺六七寸，长处绵延三十里，临近高峻险绝、深不可测的地方；行人无论骑马还是步行，都要彼此扶持，用绳索相互牵引。走过二千多里才到县度，牲畜队伍还没有走到一半，坑谷中的牲畜就已经全被摔碎，人也从险势中坠落，无法彼此收救。险阻和危害多得数不清。圣王划分九州，制定五服制度，只治理好内部，不向外部求取。如今却派使者奉至尊的命令，护送蛮夷商人，劳累众多官吏士卒，跋涉危险艰难的道路，疲敝所依仗的力量去办理没有用处的事情，这不是长久之计。使者既然已经接受符节，可以走到皮山就返回。《文编》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五。明代唐顺之编。《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曾巩】臣听说，根基深厚的，势位就崇高；力量强大的，承担的责任就重大。所以功德卓异的人，光辉流传，福禄赐予后代，绵延繁盛，历久而更加昌盛，这大概是天理、人理必然达到的征兆。然而自有人民以来，能够成就达到这种境地的，还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夏禹的功绩很大，可是他的孙子太康却丧失了祖业；商汤的功业很盛，可是他的孙子太甲即位后却不明智。周朝从后稷起，经过十五代到文王，大统仍未完成；武王、成王才开始收获太平的功业，可是康王的儿子昭王却在南巡时遭遇艰难；昭王的儿子穆王几乎困顿于荒远之地，到了幽王、厉王时，周朝的国势就完全衰落了。秦国凭借世代积累的智谋兼并天下，然而传到二世就灭亡；汉朝平定秦末乱局，却接连发生诸吕之乱和七国之乱；光武帝建武年间中兴，但冲帝、质帝以后，世局又多有变故。魏国的祸患使天下分为三国，宋朝的祸患使天下分为南北；隋文帝才统一天下，却传给儿子便失去天下；唐朝的治世在贞观、开元年间，可是女后造成的祸乱屡屡出现，天宝以后，纲纪就败坏了。到了五代，大约五十六年间，更换了八个姓氏、十四位君主，国家废兴的变故极多。宋朝兴起，太祖皇帝替百姓除去最大的残害，使他们获得新生，军队不再出征；并且使粤、蜀、吴、楚五国的君主活着来到宫阙之下，九州归于统一，恢复了夏禹的疆域。太祖在内整顿军队，以节制使之整齐；在外使藩属服从，以法度约束。因此，用来安定百姓、抵御四方夷狄、治理万事的制度，即使只是开始创立经营，也已经大体完备。没有什么比做天子更尊贵，没有什么比拥有天下更富有；太祖舍弃传子而传弟，为万世制定策略。在创建国家、接受天命方面的辛劳，没有哪位帝王能超过太祖。太宗皇帝努力求得安宁，既平定晋地，钱俶又自行归附；他制定法则、垂示后世，能够继承先业、与先祖相类，保全国家、安定百姓。他伟大的功业，没有哪位帝王能超过太宗。真宗皇帝继承统绪，遵循先业，以宽厚温和使百姓生息繁养，使天下民众共同得到包容和覆盖，内外都受到安抚。自天宝末年以来，天下动荡；直到真人出世，天下平定，而西北各国仍时常侵窥边境。到了景德年间，二百五十多年后，契丹才开始讲和；西夏也接受约束，于是天下销熔兵器、灌灭烽火，不再有鸡鸣犬吠般的警报，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真宗在这时封禅泰

译山、社首山，祭告天地，荐告自己的功德，以向万世明确显示永不毁弃的宗庙，这就是作为帝王祖宗的原因。仁宗皇帝宽厚仁慈，虚心接纳劝谏，慎重处理政务，谨守规矩，早朝晚退，没有一天懈怠。他在位时间长，明辨群臣贤能与不肖、忠诚与奸邪，选用善于处理政务的大臣，委以职任并要求成效，同时广泛听取、全面观察，以周密了解他们的真情和伪饰。他在任用或罢免大臣的时候，总要广泛考察众人的意见，所以任职办事的人也都警惧戒慎，否则就立即罢免。世人认为他掌握了驾驭群臣的原则。他年纪还不大，就把皇位授予有德之人，传付十分恰当。因此传授天下的那一天，没有调动一兵，也没有留宿一名士卒来戒备非常之变，而上下安宁，这大概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他和乐平易的行为足以使众人归附，并不是因为对每一家、每个人分别施恩而使他们喜悦，而是长久以诚心相待，百姓都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尊敬、当作母亲一样亲近。因此，他离开群臣和百姓的那天，天下人听到消息后，在道路上设祭，在街巷中哭泣，人人感动抽泣。他得到人心如此深厚，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因此，皇祖庙中奉祀的宋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智，言语行动都合乎礼法；上帝眷顾辅佑，大命所归，但他称病退让，长达数月。等到亲自登临东朝之后，他深沉安静、恭敬谨慎，不发表什么议论，也没有什么施政作为，天下却传颂称说不已，德号显著传扬。到他正式面向南方即帝位后，勤劳处理各项政务；每次延见三公，省察裁决万机，必定咨询旧有章程，考求古代义理。听到这些的人无不警醒，都知道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他虽很早离开天下，成功和盛烈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彰显，但他的明察和远大谋略，足以完全匹配前代帝王的美德。因此，皇考庙中奉祀的宋英宗陛下，神圣文武，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仁爱、孝顺、恭敬、节俭，可以说具有统治人民的大德。臣怜惜后周、秦、汉以来，历代君主不能独自超然于众人之上，看清形势；他们施行的政治，大体只是因袭卑近的旧习，顺从世俗罢了。于是当今君主慨然向上追寻唐、虞、三代已经荒废断绝的事业，整顿陈列先王法度的政治，把实行这些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具有超越数千年的宏大志向；改变因循旧习，发布命令必定守信，使四海之内所见所闻无不奋发振作，群臣各守职分，把从前的状态视为羞耻，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能够实行这些志向的成效。如今斟酌增减，革除弊病、振兴衰败，制定法令制度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完备，这不是因陋就简、拘泥于平庸见识的时代所能相比的。继承太祖一宗、太宗等四宗的事业，并把它发扬光大，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盛。前代有时不能使百姓归附，是因为刑罚和赋役的政策暴虐。宋朝兴起以来，所使用的是鞭打、杖击之刑，但仍然详慎审察、反复核验；至于对宽纵、故意放任者的惩罚，以及对误入罪法者的严惩，大概从未施用过一种暴虐的刑罚。田租有时达到二十取一，但每年按时省察，多次议论宽减的办法，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大概从未增加一种暴虐的赋税。百姓中有的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服劳役是什么，但朝廷仍然忧虑、怜悯、恻隐悲痛，常常谨慎执行免除徭役的条文，严格禁止擅自兴发劳役，大概从未兴起过一种暴虐的劳役。这就是使百姓归附的原因。前代有时失去对权柄的掌握，天下的权势有时落在外戚手中，有时落在亲近侍从手中，有时落在大臣手中。宋朝兴起以来，外戚和宦官，即使称为将军、宰相，也从未能够擅自专权。这就是如此谨慎地掌握权柄的原因；何况把军队集中在朝廷内部，使天下人不能私自使用一尺兵器、一个士卒；又使藩属臣服于外，使天下人不能专擅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力量。这就是朝廷自处的形势。至于敬畏上天、奉事神明，以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时候，也从未有片刻懈怠。这就是忧劳勤勉的情形。大概不能使百姓归附，因而失去权柄，又懈怠疏忽，正是前代所以危乱的原因。百姓在下归附，权柄在上谨慎掌握，所处形势十分便利，再加上忧劳勤勉，这正是当今所以太平安定的原因。因此，君主的尊严，只要意旨传达、神色示意，六服之内便为之震动；言语传下、号令发布，万里之外也奔走奉行。山岩洞穴中的百姓，不必等候期限、设置防备，按时输送岁贡来供给职役，只怕落在后面；乘船漂航、以绳索牵引的国家，没有接到征发召唤，便用竹笼携带、肩挑背负礼物前来进献，只怕

译赶不上。西北的戎人，丢下弓箭，放开马匹，彼此穿着华美衣服嬉戏游乐；东南的夷人，端正帽子、束紧衣襟，彼此夹着书册吟诵。

译至于六府调理有序，各种美善之物畅达丰盛，凡在天地之内、含有气息的生物，全都安适富足。远古没有比三代更美好的，近世没有比汉、唐更盛大的；然而有的只经历四五年，有的只延续一两代，天下的变故便多得说不尽。哪里有像如今这样，历经五代六位圣君，共一百二十多年，从交通便利的大城直到荒远的边陲海岛，心中没有萌生过担忧变乱、改变容色的念头，耳目之间没有接连听到击鼓击柝、戒备御敌的警报？所以臣说，自有人民以来，从来没有像大宋这样兴盛的。我私下考察《诗经》，其中属于《国风》和《雅》的篇章，陈述太王、王季、文王成就王业的由来，以及武王承继征伐、成王兴起的情形；赞美之诗有《假乐》《凫鹥》，告诫之诗有《公刘》《泂酌》。其中所说的，大都是农夫、女工、筑屋、耕田、军旅、祭祀、饮尸、受福等日常事务，甚至连《兔罝》中勇武的士人，行为修养也在隐微之处显现；牧牛羊的人，爱护之情也推及鸟兽，没有不加以称述记载的。因此，论述功德时由小事推及大事，详细到这种程度。后代继承者用来彰明先人的功业，当代臣子用来归美君上，并不只是向鬼神荐告、使百姓觉悟而已。《尚书》说，用九章歌诗来劝勉他们，使他们不要败坏。歌咏他们的善行，是为了激发他们的向往仰慕，振起他们的意志，防止怠惰废弃之情难以持久；先从听闻中培养，再在内心中成就。至于用它来劝勉帝王的功效，就是把美德昭示后世，把法则和戒诫传给将来；圣人之所以把它列入经书，使之流传为世代的教化，正是这个原因。如今大宋祖宗兴建功业，如同太王、王季、文王；陛下以德承继，如同武王、成王，而群臣对于考订、论述、编撰，把它们列入简册、刻在金石上，用来沟通神明、彰明法式的事业，却空缺而没有谋划，这是学士大夫的过错。周朝的德业在文王、武王时达到盛大，而《雅》《颂》的创作，都在成王时期。如今按时代考察，祖宗的神灵确实是在等待陛下。臣实在不自量力，冒昧陈述其大概。至于寻找同类、取用称誉，使隐微之事显明，使一切都得到详尽说明，那就要靠如今充任各职位的文学之臣，任凭陛下驱使。至于周朝仁德不断积累，到成王、周公时达到最盛，《泂酌》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归向有道之人，是用来告诫成王的。处于极盛的形势，却用戒惧来激励自己，这是明智到了极点、智慧用到了尽头。这样的情形并非周朝独有，也是唐、虞达到大治极点时的做法。他们的君臣彼此告诫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这就是说，处在大治的极盛状态，却用敬慎来保持它，是唐、虞共同的做法。如今陛下承继祖宗的基业，扩大太平的福祚，使世世代代安治，三代也比不上；因此，宋朝兴起以来最为全盛的时期，确实就在今天。陛下仰观皇天亲近有德、归向有道的意旨，以敬畏奉行；俯念一日二日万几不可不慎，以兢兢业业的态度处理，使美好的光辉和实际的功业日益更新、年年增长，宏大深远、崇高盛美，沿着这条道路无穷无尽地发展，直到千万世，永远成为法则。这正是陛下一向积蓄的德业。臣愚昧而区区爱君之心，实在不自量力，希望能够接近诗人的本意。惟请陛下裁择。论美人张氏恩宠，应当加以裁减。札子【欧阳修】臣近来听到传闻，宫中因皇女出生，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染院的工匠正值大雪严寒之时，凿冰取水，染练供应，十分艰辛。臣私下想到，陛下恭敬节俭、勤劳忧国、爱护百姓，对于这种劳烦民力、徒然耗费的事情，一定不会肯做。然而外间议论相互传说，都说现在染练还没有停止。臣又见近日内降美人张氏，亲戚所受恩泽过于频繁。臣忝居谏官，每当听说有稍微损害圣德的事情，都必须竭力进言，难以躲避上天的谴责。臣私下看到，自古帝王所宠爱的嫔妃，如果能够谦逊节俭、柔顺善良，不求取恩泽，就可以长久保全君王的宠爱；有的放纵情意、骄奢自恣，多方求取恩泽，便都很快招致祸败。臣不敢远引古事，只用当今宫禁中的近事来说。陛下近年所宠爱的尚氏、杨氏、余氏、苗氏之类，在她们受宠的时候，骄奢自恣，不能及早裁减，等到恩宠满盈，如今都在哪里？何况听说张氏本是良家子，昨天刚由修媛降为美人，朝廷内外都听说了，认为她和杨氏、尚氏等不同，所以能够保持宠爱最久。如今宫中突然增加索取，恩泽日益扩大，渐渐形成奢侈的事情，来招致外人的议论。臣不知道陛下是想爱惜、保全张氏，还是想任她放纵而使她败亡？如果想保全她，就必须经常使她谦逊节俭，不至于骄傲自满。臣料想八千匹绫罗，难道是张氏一人独自使用，不过是分发给众人罢了；这就是白白耗费财物，最终全都给了众人。至于朝廷内外的讥讽议论，却由陛下亲自承受。这样说来，广泛分发又有什么益处？昨日正月一日，曹氏封为县君，到初五日又封为郡君，四五天之间两次封拜。又听说另有内降诏令，应当是疏远的亲戚全都来求取恩泽。父母因子女而显贵固然可以，但名分也不可过分；其他疏远亲戚，都可以减免罢止。臣认为，张氏未入宫以前，疏远亲戚各自都在哪里？如今得到富贵，何必广泛替这些闲散之人谋求恩典，自招诽谤议论，来累及圣德？如果陛下只为张氏考虑，也应当这样做。何况这件事不只是为了张氏，凡是后宫恩泽过多、宫中用度奢侈，都是损害圣德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臣应当竭力进言，恭请圣上慈悲，防微杜渐，及早裁减，听候陛下裁决。论宫内车子争道、混乱行驶札子【苏轼】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卤簿使、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谨按，汉成帝到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郊祀，赵昭仪常随行，处在属车之间。当时扬雄任承明待诏，作赋进谏，大略说：“想西王母欣然来上寿啊，屏退玉女而拒绝虙妃。”意思是妇女不应当处在斋戒祭祀之中。臣如今任职夏官，职责在于掌管卤簿，按照旧例，郊祀完成后，皇帝乘车回到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回到宫内，然后后妃等人在途中迎接拜谒，这已经不合典礼。何况现在祭祀尚未完毕，中宫内的车子却能够处在勾陈、豹尾之间。臣私下看到二圣尊崇奉行大祭，严肃恭敬、敬畏谨慎，超过古今；四方前来观看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如今车驾正在太庙住宿斋戒，宫内车子却不避让仪仗卫士，争抢道路，混乱行驶。臣愚昧地私下担心这会损害观瞻，不敢不上奏。乞请赐令约束，并请追问随行负责办理此事的人，依法施行，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任用人事的原则不可疑惑札子【欧阳修】臣近来看到淮南按察使邵饰上奏，请求查核润州知州席平治理不善以及没有教阅兵士等事。朝廷认为邵饰不足信，又下令提刑司再次查核。臣私下认为，转运使、提刑都负责按察，但朝廷把较重的委任交给转运使，其次才是提刑罢了。如今把重任交付的人陈述事情，反而不信任，又拿去询问职位较次的人来决定疑案。臣不知道邵饰究竟有才还是无才，可信还是不可信？如果他无才而不可信，那么一路数十州的事务，哪里适合委托给他？如果他果真有才而且可信，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臣又不知道提刑的才能同邵饰相比优劣如何。如果他的才能超过邵饰，还可以取信；万一他的才能不如邵饰，所见事情却与邵饰相反，反而说席平有才，那么邵饰就有欺罔皇上的罪过了。如果反过来因而治邵饰的罪，臣料想朝廷也一定不肯实行。如果舍弃邵饰和席平，两人都不追问，那么善恶不辨，是非不分。何况席平曾任台官，在朝廷任职没有表现，只命令制勘，也不能办结；不久又被御史中丞以无才上奏罢免。朝廷两府以下，谁不知道这些事？他的才与不才，人人都知道，何必还要让提刑查核以后才能确定？如今外间议论都说，执政大臣假托审慎为名，实际上不肯承担主事责任，非要等言事者再三陈述，使被罢黜的人知道大臣是被言官逼迫、不得已才执行，只是为了把怨恨推给别人，不让自己承担。如果确实如此，哪里还有体念百姓疾苦、澄清官吏的意思呢？如果没有这种心意，只是喜欢疑虑而不能决断，那更是朝廷任用人的过失。自去年认为转运使不能考察官吏，特意发布诏书，增加按察使的名号，责令他们负责按察。如今按察使依照诏书上奏本职之事，朝廷却反而疑惑而不听从。今后朝廷的命令，谁还肯相信？凡是任用人的原则，关键在于不要疑惑；宁可在选择人才时困难一些，也不可轻率任用之后又不信任。如果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一概怀疑，那么人人都会心灰意冷，谁肯办事？如今邵饰指出一个明显无才的人，贵在朝廷肯予以执行，这样他的部属才会振作敬畏，官吏才会畏惧服从。如今朝廷反而不信他，却把事情委托给别人，那么谁还肯信服邵饰的使者威严？邵饰也惭愧面对下属，今后遇到事情还不如不办，这不只是邵饰一人如此。臣私下听说，各处有许多按察官吏，都因朝廷不执行他们的奏报而受到影响，人人叹息惭愧，认为朝廷既把事权交给他们，反而加以沮丧惑乱，朝廷的意旨实在无法理解。恭请圣上慈悲，特地下令将邵饰所奏之事予以施行；又请下令今后按察使奏报官员，如果确实无才、年老、患病而毫无疑问，就不必再委托其他官员复查，以免显示不信任；这样才不失任用人的原则，也能使臣下尽心办事，听候陛下裁决。论请令百官议事札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时期还沿用汉、唐的办法，凡有军国大事以及重大刑狱案件，都召集百官共同参议。这是因为圣人临事谨慎，不敢只凭个人意见独断，想要采纳天下的公论，取用各方面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如今朝廷议事的体制与祖宗的意旨相反，每逢大事，便秘密进行，不让别人知道；只有可以自行决定的小事，反而送交两制官议定。两制官知道那不是急务，所以忽略拖延，动辄经过一年半载。其中有时一两件事体重大，也和小事一样被忽略。至于重大事情秘密而不公开，这尤其不便。在开始处理事情时，即使侍从之臣也都不得参与知悉；事情已经施行以后，必须公开宣布，即使有错误，想要上奏论列，也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外廷百官中那些疏远的官员，即使想进言，陛下又怎么能够采纳呢？军队兴起数年以来，西北两方面屡有事务，处置多有错误，都是因为大臣自己没有谋划，又堵塞了众人的意见。臣如今想请示，凡是军国大事，估计外廷必须知道而不能秘密办理的，例如契丹去年请求联合抗敌还是不联合抗敌，西戎今年请求讲和应当答应还是不应当答应，以及类似这些事情，都下交百官在朝廷上讨论；无论意见相同还是不同，都让他们分别署名陈状，由陛下选择其中的长处加以施行。这样不只是慎重对待大事、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同时也可以在普通官员、寒微卑贱和疏远之人中，时常因议论而发现其中才高见敏的人，国家便可以任用他们。如果百官都没有长处，就采用朝廷的意见。至于小事，只请令两府自行决定；其中钱粮事务如果需要了解始末，就召三司官吏到两府询问，使他们陈述分析，再由大臣自行选择。至于礼制和法律，也可以召集礼官、法官询问。这样，大事小事各自都能符合应有的体制。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还请先把西戎请求讲和一事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讨论，听候陛下裁决。论按察官吏札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天下官吏人数极多，朝廷没有办法遍知他们的贤能愚昧、善良邪恶。审官院、三班院、吏部等处，也只掌管差除任命的年月，根本不知道人的才能如何。各路转运使等，除了有贪赃官吏自己败露时临时举劾以外，也没有另外考察官吏的办法，致使年老多病的人、懦弱无能的人、贪婪残酷、伤害百姓的人遍布州县，却没有黜免升降，因循积累弊病，冗员滥官越来越多，使天下州县治理不好的十之八九。如今战争还没有停止，赋税徭役正繁重，百姓嗷嗷待哺，创伤还没有恢复，救济他们的疾苦，首先在于选择官吏。臣如今想请示，特意建立按察制度，在内外朝官中，从三丞以上到郎官之中，选拔强干廉明的人担任各路按察使。以往虽然派遣安抚使，但由于还管理其他事务，不能专门负责按察。如今请令进奏院各自抄录一州官吏的姓名，制成空白的行簿交给按察使，使他们到州县遍见官吏；对于确实有公正廉洁、才干显著的，以及年老多病、无才而明显治理无方的，都用朱笔写在姓名下面；其中才具中等、没有特别功效但也不至于荒废败事的，就用墨笔书写；还有虽属普通才干、却能专长于某一件事的，也用朱笔另行注明。按察使回来后详细上奏，那么朝廷就可以坐在朝廷中看清天下官吏的贤愚善恶，不遗漏一个人，然后再商议黜免升降的办法。这样足以澄清天下，几年之内可以希望达到大治。只需劳烦朝廷精选二十多人充任按察使，并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事情，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学士不可令中书依资历差除札子【欧阳修】臣近来看到翰林学士苏绅、叶清臣等相继解除职务，听到传闻说侍从之臣中有奸邪小人，极力经营钻营，争着先得到进用，甚至有喧闹忿争的言语，传到朝廷内外。这既损害廉让的风气，又损害朝廷的体统。臣恭敬地想到，翰林的职务比唐代更为重要，是天子的亲信之臣，早晚参与谋议，内廷辅佐之臣，当时号称“内相”，所以任用时尤其严格精选，只看才干见识，不限资历品秩，往往从州县官直接拜任。如今本朝近年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很不合适，既然发现他们才能见识愚昧低下，不足以充任人主咨询的对象，因而薄待其待遇，逐渐疏远，使之与冗官相同，于是容许小人得以滥进。臣思考其中弊病，大概是因为不应当让中书依资历差除；况且学士的职务本来是要在内廷辅佐天子，讲论外朝的缺失。如今如果反而让中书任命人，到了内廷便成为中书任命的人，即使在天子左右，也和没有这个职务一样。伏请从今以后，翰林学士不必补足员额，用人不限资历品秩，只选择有才望的正直之人可以充任者，由皇上亲自擢用，以杜绝小人争相进用的端绪，使天子左右不再有奸邪之人，也许可以清肃侍从之臣的行列，听候陛下裁决。论馆职札子【王安石】臣恭敬地看到，如今一次任命馆职，竟达到十人；这本来是用来储备公卿人才的。然而陛下试着寻求可以任讲官的人，一定不知道谁可以；试着寻求可以任谏官的人，也一定不知道谁可以；试着寻求可以任监司的人，仍然一定不知道谁可以。这种弊病在于没有亲自考试来核实的缘故。孟子说：“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考察他；见到他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如今所任命的馆职，只不过是一两个大臣认为贤能，并不是国人都说贤能。国人都说贤能，尚且不能立即相信任用，必须亲自考察，见到他确实贤能以后才任用；何况只是凭一两个大臣认为贤能，怎么可以仓促相信并任用呢？臣希望陛下考察、举荐众人所说才良行美、可以担任公卿的人，召来任三馆只候；即使已经兼任馆职，也可以令其兼任只候。遇到应当讨论的事情，就召到中书，或者召到禁中，让他们详细陈述利害以及应当施行设置的方法，并考察他们的才能是否可以供任用。若有四方的事务，就让他们前往辅佐襄助左右；又或者让他们各自陈述事情的是非利害。他们所说的是非利害，即使不完全符合义理、不能施行采用，但他们在相互询问考察时能够详尽说明而不被蒙蔽欺骗，这样的人都可以作为供任用的人才。其中有经术才能的人，又让他们这样讲说；经过多次考察，才略微看出才能高下，然后罢免其中无才的人，召用其中有才的人；再亲自就具体事务询问他们。就具体事务询问，不应只问一件事，之后才能知道这个人的实际情况。一定要到满一年，所询问的事情达到一二十件，那么这个人的贤能或不肖就清楚了，然后按照他的才能所适合的方面任用。尤其才良行美、可以共同谋议的人，即使经常让他准备接受咨询也可以。这与只因一两个大臣推荐、未经实际考试便授予职务，当然完全不能相比。不过，这个办法在其他时候或许难以实行；如今陛下有尧、舜那样的明察，洞见天下的道理，臣料想没有实际才能的人不能蒙蔽陛下，那么推行此事就很容易。既因考试可以发现真实人才，又因咨询可以了解事情；所谓广泛采纳言论，以实际功绩明确考察，任用人只由自己决定，打开四方门户，明察四方，听达四方，大概就是如此罢了。如今正值在位乏人的时候，上下隔绝，恐怕实行这件事不应放在其他事务之后。然而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孔壬之人，能够窥伺君主意旨所在而作奸邪之事，这是尧、舜所畏惧、孔子所希望远离的人。对于这种人，应当知道后加以疏远，使他们不得亲近；但这类人也有很

译多，陛下广泛向忠臣良士询问，知道某人是这样的人，就应当疏远而不见；若误而召见了，也要及时纠正。凭陛下的仁德圣明，用道理衡量，用人情参验，也一定能够知道事情确实如此。既然知道如此，就应当有所惩戒。这样，花言巧语、巧于作态、孔壬之徒就会消退，正当的议论也不会在上面受到蒙蔽。如今想要扩大见闻，却使花言巧语、巧于作态、孔壬之徒得志，这正是自我蒙蔽；害怕这些人作害，便把群臣一概疏远，同样也是自我蒙蔽。君主的祸患，大概在于不能穷究事理。不能穷究事理，就不足以辨知言语；不能辨知言语，就不足以辨知人；不能辨知人，就不能任用官员；不能任用官员，治理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陛下的明察，秦、汉以来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没有一个能稍稍比拟，本来不是群臣所能窥测仰望的。然而从尧、舜到文王、武王，都喜欢询问以穷究事理，选择人才授予官职来帮助自己。他们的意思是，王者的职责在于讲论治道，不在于亲自处理事务；在于选择人才授予官职，不在于亲自任用一切事务。希望陛下以尧、舜、文王、武王为法，那么圣人的功业一定会显现在天下。至于有关部门琐碎繁杂的事务，恐怕不值得耗费时间、劳烦圣虑。以如今最急迫的事情来看，关键就在这里，臣岂敢不竭尽愚见。臣愚昧而才力浅薄，然而幸蒙擢用，使我得以预先听闻天下的事务。圣上曾宣谕富弼等人，想在讲筵召见并回答辅臣、讨论时事。只是像臣这样的人，才能浅薄，不足以仰望陛下的清光。然而陛下能够谈到这件事，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自从任职政府，每次得以进见，所讨论的都是有关部门琐碎繁杂的事务；至于大体，略微涉及一些，便迫于日影将尽，很快又退下了。如今的事务，如果不广泛讨论、详细说明，使改更施行之事的始末、先后、大小、详略等办法先成熟于圣心，然后依次奉行，那么治理之道终究无法兴起。既然如此，像臣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幸蒙陛下赐予从容进言的时间，那么胸中的想法怎么能够全部倾吐？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君主，没有不是开始忧劳勤勉，最后达到安逸享乐的。如今陛下仁德圣明的资质，秦、汉以来的君主没有人能够企及。对于天下事务，陛下也并非不忧劳勤勉；然而所掌握的有时不是关键，所施行的有时还没有得到恰当的方法，恐怕不能最终达到安逸无为而天下大治的境地。那么对于广泛讨论、详细说明，怎么可以迟缓呢？然而陛下想赐予从容进言的时间，使两府一同进见，那么议论的人多而意见不一，有所怀抱的人或许不能尽情陈述。臣认为应当让中书、枢密院轮流进见，这样人人都能尽量说出自己的想法，陛下听取阅览也不会过于烦劳。陛下如果认为臣的意见可行，乞请明白告谕大臣，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不限人数，都用实封奏报，然后由陛下推选召来，安排为三馆只候；其中不足取用的，随即罢去。这样，所任用的人即使多，也没有什么害处。臣恭敬地看到，某人说了上述各事；这些人都是众人所称才良行美、应当幸蒙陛下询问并任用的人。这里的九个人，臣有的听闻很熟却还不认识，有的认识很熟却还不敢任用，有的敢于认为他们可以担任公卿。臣虽然没有认识他们，但众人都认为贤能，臣不敢加以隐蔽；臣虽然敢于认为他们可以担任公卿，但陛下没有亲自见到他们确实贤能，也难以立即相信并任用。如果陛下认为臣前面所陈奏的意见合乎义理，就请把这九人全都安置为三馆只候，亲自考察他们的才能品行。不能任用的，随即罢去；确实可以任用的，然后留下来准备接受咨询任使。这样，所任用的人即使多，也不会有人滥得官职。不过这只是臣一人所听闻、所知道的，恐怕执政大臣各自还有所听闻、所知道的。陛下如果命令他们各自举荐所听闻、所知道的人，并如此考试，那么或许人才不

译会有所遗漏。《经》说：“举用被遗漏的贤人，天下百姓的心就会归附。”善人君子，是天下百姓心中愿意举荐的人，他们希望君主延请询问，察看他们所在之处而归从他们。陛下即位以来，因为当事任职的人有时缺乏才能，所以所任用的多是有些小才而没有品行道义的人。这些人一旦得志，风俗就会败坏；

译风俗败坏，那么早晚在君主左右的人都会怀着求利之心来侍奉陛下，不能据此判断朝廷的是非；出使四方的人也都会怀着求利之心来侍奉陛下，不能据此了解天下的利害。这种弊病已经在此前显露出来了，恐怕不应当不加察觉。想要挽救这种弊病，只有每天亲近忠良之人罢了。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德圣明，已经深深明察这个道理。臣愚昧而仍想谈及此事，是忠臣恳切尽心的本分。论谏官唐介等应当早日牵复札子【欧阳修】臣才能见识平庸昏暗，混同于众人之中，幸蒙陛下破格擢升，置身枢府；对于报效圣恩，本来应当怎样呢？然而自从任职以来，已经超过半年，凡是关系大体的事情，必须等众议协调一致，其余每天进呈的，全都是有关部门的日常事务。至于谋划政事、启发君主，微薄而毫无所闻，对上辜负圣恩，对下有愧于清议。别人虽未责备我，臣难道能心安吗？所以早晚思考，希望竭尽愚见，如果有可采纳之处，或许能略尽万一之补益。臣近来看到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为进言陈旭之事获罪，有的授予小郡，有的流窜远方。陛下自登临帝位以来，擢用敢于直谏的大臣，扩大言路；即使言者有时说得对、有时说得不对，圣上总是施加宽容。如今台谏之臣突然接连被驱逐，命令从四方发出之日，朝廷内外都惊疑不安。臣虽然不知道台谏所说的是非，但看到唐介、范师道都长期任言职，他们在朝廷上的所作所为各有始末，前后补益很多，难道会在此时突然改变节操，故意欺骗蒙蔽圣听？按人情推测，不应当有这种情况。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难有易，只是各随时势而已。如果君主刚暴猜忌，不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却乐于听闻臣下的过错；君主在上面喜欢明察多疑，大臣在下面侧身而行、害怕获罪，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很难，而指责大臣却容易。如果是宽仁恭俭的君主，行动都遵循礼法，听到自己的过失便从谏如流，听到臣下的过错便尽力宽容，以求保全他们；而担任大臣的人，外面掌握国家权力，内有左右近臣相助，进言的人还没有被听取，怨仇却已经结在自己身上。因此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容易，指责大臣困难，这是不可不察的。自古君主听取言论，也有难有易，关键在于懂得方法。忠臣和奸臣一同进前，公正的议论和私人的言辞交错进入耳中，这就是听取困难的原因。如果能知道说话人的忠奸，辨别其言论的公私，那么听取就容易了。凡是言辞笨拙而直率、逆耳违意、初听似乎令人厌恶的，正是忠臣之言；言辞婉转顺从、少有触犯而合乎心意、初听似乎令人喜悦的，正是奸臣之言。至于负责言事的官员，各自举其职分，有的在朝廷上正色严肃，公开在殿廷陈说；有的连上奏章，共同署名议论事情。言论一经发出，万人争相传布，众目共同注视，即使想要谋私，其势也不允许。所以凡是公开在外面陈说、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之言。若不是其本来负责的言职，又不敢公开陈说，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中，有的当面进言请求由圣上裁断，不想让别人知道，还要在言论中标明主使者，这大概是言论涉及倾邪，害怕遭到弹劾。因此，凡是暗中上奏而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夹带私心的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自古君主能够用这种方法了解臣下的实情，听取言论就容易了。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德圣明、宽厚慈爱，亲自实行勤俭，乐于听闻谏诤，容纳直言；对于大臣尤其优礼相待，常常希望保全他们始终，想着和臣下共同爱惜名节，对任用和罢免尤其慎重。所以臣说，如今言事之臣，规劝切谏君主容易，想要指责大臣却困难。臣自从立于朝廷，耳闻目见所记，景祐年间范仲淹进言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皇祐年间唐介进言宰相文彦博，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进言宰相梁适，都被罢职出京。后来赵抃、范师道进言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出京。前年韩绛进言富弼，被贬为蔡州知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进言陈旭而获罪。自范仲淹被贬饶州以来，到今天二十年间，任台谏官的有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规谏君主而获罪的人。因此臣说，如今劝谏君主容易，指责大臣困难。陛下如果由此来考察唐介等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用心了。昨天被罢黜的台谏五人中，只有吕诲入台不久，其余四人的出处始末、行迹情状都很清楚，可以逐一数说。唐介先前因为进言文彦博，被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依靠陛下仁慈宽恕、哀怜体恤，才改置湖南，得以保全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职，出任外郡，连续多年以后才复职。如今这三个人又因进言枢臣而被罢黜。如此看来，唐介不因先前踏入必死之地而恐惧，范师道和赵抃也不因中途多年不能进用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一定进言，获罪也不后悔，大概正是所谓进退守持同一节操、始终不变的人。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只因韩绛荐举，才得到台官之职。等到韩绛担任中丞，王陶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仍与他争论，韩绛最终获罪。顾念私恩，是人的常情；能够割断私恩而依据公义，非明白义理的人不能做到。由此说来，王陶可以称为徇公灭私的臣子。这四个人出处始末的行迹就是这样，可以由此知道他们的为人。即使他们所说的没有说中，其用心也一定没有问题。其他议论的人或许说，言事之臣喜欢结成朋党，动摇大臣来制造威势。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去年韩绛进言富弼的时候，唐介和范师道并没有同韩绛结党，反而与各位台谏共同议论韩绛的错误；那么他们并非相互结党，也不是想要动摇大臣，已经可以明白了。臣本来就认为，不可以因此怀疑言事之臣。何况唐介等近来虽然成为谪官，幸蒙陛下宽厚恩德，各自仍能任郡守，没有流离失所。可惜的是，斥逐谏臣并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而唐介等竭尽忠诚、坚守节操，尚未得到怜悯察看。希望圣上慈悲，特赐召回唐介等人，把他们置于朝廷，用来劝勉坚守节操、敢于进言的士人，那么天下幸甚。如今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贾昌朝任枢密使札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制书，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十天以来，朝廷内外的人情没有不疑虑恐惧的，士大夫的公议也渐渐沸腾。大概因为贾昌朝禀性回邪，心术倾险，很懂经术，能够用文辞粉饰奸邪言论，喜欢施行阴谋来陷害善良之士。依附他的​​小人很多，都乐于受他驱使。他先前在宰相职位时，屡次陷害善人。所以听到他又要回来，大家望风而畏惧。陛下聪明仁圣，勤俭忧劳，每逢任用人才尤其审慎。然而自古以来，诋毁和赞誉的言论从来都是一同进入朝廷，君主在听取考察时，正是困难之处。臣认为，能够知道听取言论的关键，就不会有所失误。什么是关键？在于先考察毁誉之人的身份。如果赞誉的是君子，诋毁的是小人，那么不妨进用被赞誉的人；如果君子反对、小人赞誉，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不可任用。如今有坚定站立于朝廷之上的人，发表危切正直的议论，不迎合君主，不依附权臣，他们的正直节操和忠诚一向为朝廷内外所称许信服，这就是君子。这样的人都认为贾昌朝不对。宦官、宫女以及左右使令之人，往往是小人。这样的人都认为贾昌朝正确。陛下考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贾昌朝是怎样的人了。如今陛下任用贾昌朝，是同执政大臣商议后任用他吗？是同立朝忠正之士商议后任用他吗？是同左右近习之臣商议后任用他吗？还是没有同臣下商议，而是出自圣心独断任用他？昨天听说贾昌朝暗中结交宦官，制造事端，图谋煽动大臣，以求进用。如果陛下是同执政大臣商议，大臣身处嫌疑之中，必然难以开口；如果是同立朝忠正之士商议，他们没有不认为不应该任用的。那些称誉贾昌朝、认为可以任用他的，不过是宦官和左右之人罢了。陛下任用贾昌朝，是为了天下而任用他，还是为了左右之人而任用他？臣私下想到，陛下一定不会为了左右之人而任用他。然而左右之人被称为近习，早晚出入进见，没有固定时间；他们的谗毁谄媚能够使君主不知不觉地受到渐进影响。贾昌朝善于结交宦官，人人都乐意替他称誉。早晨一个人进言，晚上另一个人进说，没有不称赞贾昌朝好处的。陛下的视听渐渐听熟了，于是把他记在圣心之中。等到将要任用他时，就不必再同臣下谋议了，因为称荐已经逐渐持续很久，早已为圣上所熟知。这就是说，陛下即使自出圣心、不与臣下商议而任用他，也仍然是左右之人长期渐进称誉的力量造成的。陛下常常忧虑近年以来大臣的威望减轻，接连被言事者弹劾攻击，大概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合适，不能符合众议才造成的。如今贾昌朝身为大臣，遇到事情不能作公正的议论，反而结交宦官，借助内降诏令来兴起狱事，以此谋求进用。臣私下听说台谏正要论列他的罪恶，忽然有了这道任命，所以朝廷内外疑惧，舆论喧腾。如今贾昌朝还没有到任，议论已经如此；如果让他在位，必然免不了言事者上奏烦扰圣听。如果不这样，那么贾昌朝就会实现自己的意图，倾覆陷害善人，败坏扰乱朝政，必定给国家制造事端。臣愚昧地恭请圣上慈悲，抑制左右暗中荐举的言论，采纳士大夫公正的议论，及早罢免贾昌朝，让他回到原来的镇所，那么天下幸甚。臣的官职是学士，职责号称论思；看到圣上求治十分勤劳，而一旦用人偶有失误，外廷舆论又如此，既然有所见闻，就应当思考补救，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狄青札子【欧阳修】臣听说，臣下能够竭尽忠诚的人，不敢回避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君主善于驾驭臣下的，常常想听到难以听取的话。这样，臣下就不会隐藏实情，君上也不会闭塞耳目，奸邪盗乱不会发生，祸乱也不会产生。自古以来本来就有隐藏着的祸患、尚未发动的变故，天下人都不知道，却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说出来。君主又能够听取并采用它，那么就有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灾患、转祸为福的事。至于天下人都知道，唯独君主不知道的，那是最大的祸患。如今臣所说的，正是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不知道的事。现在士大夫无论贵贱，都相互在亲戚朋友间谈论；下至百姓无论愚智，都相互在里巷道路间谈论；却唯独不把它告诉陛下。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因为事情隐藏着尚未发作，说话的人难以指明陈述。臣私下看到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称勇武，自从用兵陕西以来已经建立了声名；到广西捕贼，又略有功劳。自从他开始掌管机密、进入大臣行列，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已经认为这不合适了。如今三四年间，虽然还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明显过错，然而不幸有了得到军心的名声。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士兵本来就是小人，脸上刺有黥文，喜欢同类，看见他得到任用，便说我们这一类人中竟然出了这样的人，既以此为荣耀，于是相互倾慕。加上狄青的才能确实超过常人，与同辈相比，又略有见识，所以士兵们都心悦诚服地佩服他的才干。国家从前难以得到将帅，经营边疆、招抚讨伐，常常任用文臣，他们有的不了解军情，有的不熟悉训练。自从狄青担任将领，既能凭自己的勇力使人服从，又懂得训练的方法，很能以恩惠和诚信安抚士卒。依臣愚见，像狄青这样的作为，还没有达到古代名将中的一两个。但如今的士卒不习惯见到这样的事情，便说必须是我们同类的人才懂得我们的军情，才能以恩惠和诚信安抚我们。狄青的恩惠和诚信难道能遍及所有人吗？只是小人容易被煽动诱导，正所谓一只狗看见影子叫起来，百只狗便跟着声音叫，于是全都欣然一同赞扬。况且武臣掌管机密而获得军心，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自身也未必不是祸害。然而关于狄青的流言受到士兵喜爱，也正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形势逼迫所造成的。臣认为，狄青不得已而得到人们的喜欢，也将不得已而成为给人带来祸患的人。替狄青考虑，应该自行退避，交出权柄，以平息浮泛的议论。但狄青本是武人，不懂得进退，近来谣言更加厉害，有的说他的身体应验图谶，有的说他的住宅出现火灾，路上都把这些传说当作平常话题了，唯独陛下还没有听说。况且唐朝的朱泚，本来不是反叛的人，只是在仓促之间被士兵逼迫罢了。大抵小人不能成就事情，却常常能够制造祸患。朱泚虽然是自己招致灭族，但成为德宗的祸患，难道还小吗？小人陷入大恶，未必都是出于本心，只是由小事逐渐积累，最后跌入灾祸，而当时的君主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罢了。因此臣冒死敢于说出别人难以说的话，只希望陛下早些听到并省察它罢了。依臣愚见，狄青只是一个平常的才能之人，还没有明显过错，只是被浮泛的议论喧扰，形势上不能容身罢了。若依外间众人的议论，则说狄青的用心有不可知之处，这是臣不能断定的。但武臣掌管机密，又受到士兵爱戴，本来就于事体不利，不必计较狄青的用心究竟如何。伏望圣上深思远虑，以前世祸乱的事迹为戒，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秘密询问大臣，早日决定圣意，罢免狄青的机密职务，授予他一个外藩职位，以此观察狄青在进退之际的心志和行为，慢慢消除流言，便可以临事制变。况且二府职位有劳有逸，出入调任也是常事。若狄青忠孝之心在进退之间始终如一，权柄既然交出，流言逐渐消失，那么他的诚心和气节就可以显明，能够永远保持始终如一。对于尚未萌发的祸患，往往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如果等到祸患已经萌发，再说就来不及了。臣的官职是学士，职责号称论思，听到外间议论喧腾沸扬，而事情关系到国家安危，臣虽然言语狂妄、谋划愚拙，也不敢自我缄默，请陛下裁决。

译论张子奭恩赏过于频繁的札子【欧阳修】臣听说，知汝州范祥奉命筹划陕西青白盐事，朝廷派张子奭暂代知汝州。张子奭自从选任入仕，两年内就升到员外郎，朝廷的意思虽然说是奖赏功劳，但天下人的舆论都说这是侥幸。因为张子奭宣扬功劳、辛劳奔走极少，只有两次，而升官和恩赐已经数次。自古奖赏功劳不过一次，奖赏个没完，所以难以平息人们的议论。最初从选人改任京官，说是奖赏功劳；不到两年改任秘书丞，又说是奖赏功劳；赐给章服，又说是奖赏功劳；任秘书丞不久又转官，又说是奖赏功劳；按资历本应任太常博士，却破格升为员外郎，又说是奖赏功劳；后来担任祠部郎中这样的要职，又说是奖赏功劳；任京官后，按理应任知县却任了签判，又说是奖赏功劳；一任尚未期满，按理还应再任一任知县，却又破格任通判，又说是奖赏功劳。这就是外间议论不能平息的原因。况且范祥暂时出任勾当，只应由次一级官员交接，或者由转运司自行差人暂代。如今朝廷派人，已经有失体统，又因此给了张子奭侥幸得官的机会。如今在京等待任职的朝臣很多，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暂代知州吗？朝廷每任用一个人，都应当使天下人心服。如今每一次差遣，物议便沸腾，连日不息。从前五代时桑维翰担任后晋宰相，一夜之间任命节度使十五人，人人都佩服他的精明。如今中书省差遣一人暂代知州，却不能避免人们的讥议，大概事情无论大小，只在于是否恰当罢了。关于张子奭，伏乞追还并撤销暂代知州的任命，仍乞今后外地差遣知州，只委托本路转运使差官暂代。至于赏罚的权柄，贵在极其公正。如今最大的罪过不过处以一次刑罚便停止，难道有功劳的人却终身不断受到奖赏吗？也乞请今后有功劳的人，衡量功劳大小，奖赏一次便停止。如果他另有显著功效，提拔任用自然可以不拘常格，人们也自然不会有议论。臣以为，朝廷任用人才，只担心拘守惯例而不能破格选任；但只要不涉及侥幸，确实有才干本领的人，谁敢有话说呢？张子奭出使西部边疆，不能说没有功劳，只是恩典已经优厚，奖赏也已经足够了；可惜却使天下人把他指为侥幸得官之人，反而掩盖了他先前的功劳，况且又损害朝政，不能不请陛下思量裁决。代滕甫申辩谣言、请求任郡的札子【苏轼】臣听说，人之常情，无论贤愚，没有不敬畏上天、尊敬父亲的。然而疼痛便呼喊父亲，困厄便呼号上天。因为感情发自内心，言语便无从选择。难道能因为呼喊的缘故，就说他没有尊敬畏惧之心吗？如今臣所遭受的，不只是疼痛，所忧虑的又比困厄更加严重。如果不向君父呼号，又将奔向什么人呢？伏望圣上稍加怜悯体察。谨此谢恩。臣本来没有学问，也没有才能，只是有一片忠义之心，生来便以此自许。从前季孙有话说：“看见对他的君主有礼的人，就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侍奉他；看见对他的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讨他。”臣虽然不肖，确实践行了这句话。只是相信正道而直行，便把别人看得如同自己一样。既然幸得深受圣主知遇，哪里还肯借助众人的交游？任凭自己愚钝无知，渐渐结成仇怨，自从离开陛下左右以来，已经十二年了。流言浸润，又有什么不会有呢？甚至说臣暗中勾结反叛者，故意放纵罪人。若按这些话论罪，臣即使死也不能补偿罪责。臣私下想到，宣帝是汉朝的英主，却因为臣下的话杀了杨恽；太宗是唐朝兴起时的君王，却仅凭片面言辞杀了刘洎。自古忠臣烈士，遇到明时并得到君主知遇，却仍不能免祸的，哪里数得清呢？而臣独独有幸得到皇帝陛下始终照察、爱惜和保全，那么陛下的圣明气度已经超过宣帝、太宗，而臣的遭遇也是古人从未有过的。日月在上照临，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只是想到世上憎恨臣的人很多，而臣的命运极其浅薄，众多毁谤足以销蚀人的骨头，花巧的言辞足以熔化金属。街市上的老虎，因三个人反复说起便被当成真实；投杼的疑惧，也会因传闻屡次传来而产生。倘若因为似是而非的事情，又招致人们的议论，到那时即使想自我申明，陛下也难以屡次赦免了。因此趁着如今还没有发生事情，略微陈说这些危险困苦的话。晋王导是王敦的弟弟，却不妨碍他成为元老重臣。崔造是源休的外甥，也不妨碍他成为宰相。臣与反叛者只是陌路之人，却偏偏在宽大的朝廷中成为臣终身的牵累，也实在可悲。如今凡是出外做官的士人，只要与权贵近臣有一点姻亲关系或一面之交，到了任所便会受到特殊对待。别人尚且不敢互相攻击，何况臣在陛下中兴之初便受到知遇，在众人尚未得志之日便为朝廷效力，如今却遭到肆无忌惮的诋毁践踏，毫无敬畏。臣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有辱上天的眷顾罢了！这就是臣流泪自伤的原因。如今臣既然处在安稳美好的地方，又忝列清贵的官班，并不敢另有侥幸求取，也不再想着求得录用；只是患难之后忧愁积聚、伤害心神，在风波之中惊恐畏惧，终于成了疾病。臣冒昧希望陛下怜悯臣所剩无几的余生，追究并体念前日特别的恩遇。或请把臣调到淮浙之间的一个小郡，使臣稍微靠近祖坟，逐渐谋划归乡。休想有一天还能凭枯朽残年仰望天日的光辉，然后退居田野，自称老臣，追述始终以来所遭遇的恩典，以此向乡邻父老夸说，区区心愿也就永远在这里完成了。伏愿陛下怜悯臣的志愿，体察臣的愚拙，赦免臣的罪过。臣无任感恩，知道罪过而激切惶恐至极。《文编》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六 明代唐顺之编

译论请求不接受吕绍宁进献的羡余钱的札子【欧阳修】臣听说，转运使吕绍宁刚到淮南，就进献现钱十万贯，不知是否属实？臣看到自从兴兵以来，天下困弊，不只是因为备边的费用，其中一半是官吏掠夺造成的。如今三司自己就缺钱，长期从东南搜刮，又用粮食和绢帛兑换，那么南方的库藏哪里会有剩余的钱？乡里编户的百姓必定没有藏钱。所以淮甸近年号称钱荒，不知吕绍宁刚到淮南，凭什么办法、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钱来进献？如果是把官库的钱进上去，那么各路应当使用钱的地方很多，必然导致缺乏。如果是向民间摊派征取，民力哪里承受得住？况且十万缗钱，国家得到它所增加的利益极其微薄，而从外地取得它造成的祸害却不小。往年李定、王逵之流都刻剥疲弱百姓来进奉，直到今天南方百姓还在叹息怨恨。何况今年江淮遭受王伦大规模劫掠之后，又接连受到蝗灾、旱灾，民间困窘，尤其需要抚恤保全。如今吕绍宁欺骗蒙蔽朝廷，妄自进献。伏乞特地下达指令，从别路选派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把淮南一路现行掌管的钱帛核查清楚，查明吕绍宁进献的钱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涉及欺骗妄为，乞请依重典惩处。至于他所进献的钱，伏乞圣上慈悲拒绝接受，以彰显朝廷公平、对外地加以防护并抵制奸吏刻剥的意旨。请陛下裁决。再次论积欠六事中的四事的札子【苏轼】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札子奏道：臣已经把积欠六事和过去所论的四事具文上奏。臣听孟子说：“用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施行不忍心使百姓受苦的政事。”如果陛下本来没有这样的心，臣也不敢一定希望实行这样的政事。多次进言却多次不被听取，也可以停止了。然而臣还孜孜不倦地强行劝说不止，是因为陛下确实有这样的心，却被臣下阻隔败坏了。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之初，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天下人都振奋地希望在一年之内看到太平。如今过了八年，百姓反而更加贫困，这是什么道理呢？愿陛下深思其中原因。如果不是被积欠压迫，自古以来哪里有施行仁政八年而百姓不能复苏的呢？臣先前所论四事不能说不切中要害，但经过一百多天，几乎完全没有施行。臣既然不断论奏，执政大臣才开始奏称“起初没有看见臣的这篇奏疏”，于是奉圣旨命臣另行抄录上奏，意思好像是这份奏疏早晨上奏、晚上就会施行。如今又过了两年，从这件事可以知道，积欠之事大臣并不想施行。如果不是陛下留心，严厉地下达指挥，只把它作为通常公文发出，又把它当作熟悉的事务进呈，依照惯例送交户部审议，那么绝没有施行的道理。臣个人的进言本来微不足道，不值得计较，所可惜的是陛下的赤子一天比一天困苦危急，已经没有生存的办法了。臣又私下料想，大臣一定会说：“如今西部边境用兵，急需财利，这件事还不能施行。”臣认为，户部所掌积欠的数目不可估量，实在像是可以珍惜的一笔钱。如果真的计算各州县催收到的数目，经过多年积累，户部的积欠即使全部收回，又有多少能够对军费起到万分之一的帮助呢？臣希望圣明的君主特意作出英断，早日准予施行。臣访闻浙西发生严重饥荒和疫病，苏州、湖州、秀州三州死了超过一半的人。虽然积水稍稍退去，露出了泥田，但都没有土可以修筑田埂；有田却没有人，有人却没有粮，有粮却没有种子，有种子却没有牛，饿死者留下的人形同鬼蜡。臣私下估量，这三州百姓若朝廷加意惠养，还必须官吏得人，十年以后或许才能完全恢复。《尚书》说：“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定治理之策，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卫国家。”浙西的灾患如果在一两年前，上下共同忧虑，及时尽力救济，那么劳费、残破和弊病一定不至于像如今这样严重。臣任杭州知州时，预先上奏请求下令发运司多买粮米，以备来年救济饥民。圣明察知，支给缗钱一百万，让人收购米粮，但发运使王觌坚称米价太高，不肯收买。这一年米价虽然稍贵，但与第二年春夏相比仍然很便宜。即使按较高价格收买，也还胜过完全没有粮食；可是王觌固执己见，始终不肯收购一粒米。因此导致第二年救济准备不足，上下都知道，却没有追究诘问。小人见识浅陋，只替朝廷吝惜钱财，不替君父爱惜百姓，大多都是这样。淮南东西各郡，连年遭受灾害，近的已经十年，远的已经十五六年了。如今到了夏田收成一次的时候，百姓在百死之中稍微有了一线生机，监司却争相催逼欠负，使百姓重新想到荒年，怨恨之气必定又会招致水旱灾害。臣希望圣上慈悲，在还可以救济的时候救济他们，不要等到像浙西那样在已经无法救治之后才救济。臣冒死请求，朝廷内部下发手诏说：“朕访闻淮南、浙西积欠最多，连年遭受灾害，流离饿死的人接连不断。如今淮南刚刚收获了一季麦子，浙西还不能确定丰收还是歉收。凡淮南东西、浙西各种欠负，无论新旧，除旧有官本之外，一律特别暂缓催收一年，使长期困苦的百姓稍微知道吃饱的乐趣。仍另行赐下指挥施行。”臣所说的六事，其中四事如今各路安抚钤辖司正在推求同类情形、研究办理；如果能使天下疲困的百姓一洗疮痍，那么还可以希望在数年之后看到太平。臣恭敬地看到诏书于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皇室宗族延续百世，这是天下的大庆。孟子有话说：“《诗经》说：古公亶父，早晨赶着马匹出发，沿着西边的水岸，来到岐山脚下，于是和姜女一同来到这里营建居所。”在那个时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就是周朝能够称王天下的原因。如今陛下承受这样的重大喜庆，难道还不想到那些负有积欠、流离在道路上、家庭不能保全、卖田典子来缴纳官府钱粮的百姓吗？如果亲自发布仁德的诏令，竭力施行这件事，能够保全、救活的人不知道有几千万；上天的监察并不遥远，必定会成为子孙无穷无尽的福祉。臣不胜恳切的孤忠，冒死进一言，请陛下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上奏五事的札子【王安石】陛下即位五年，变更改革了几百上千件事情，形成文书、制定法令，而其中有利于国家的为什么这样多呢？在这些众多事务中，寻求其法度最大、功效最晚、议论最多的，是五件事：一是和戎，二是青苗，三是免役，四是保甲，五是市易。如今青唐、洮河一带方圆三千多里，戎羌的二十万人全部献出土地，成为熟户，这样和戎的功效已经实现了。从前贫穷的人向豪民借贷取息，如今贫穷的人向官府借贷取息，官府降低利息而百姓得以救济贫乏，这样青苗法已经实行了。至于免役、保甲、市易，这三项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得到合适的人来施行，就会有大利；不是合适的人来施行，就会有大害。缓慢筹划后施行，就会有大利；急于求成，就会有大害。

译古书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成就长久的事业，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 如果说这三种法令可以说是以古人为师了。然而先懂得古代的道理，然后才能施行古代的法令，这就是臣所说的大利与大害的关键。免役法，源出于《周官》所说的府、史、胥、徒，也就是《王制》所说的在官府服役的庶人。然而九州百姓贫富不均，风俗不一，户籍登记的高下又不足以作为依据；如今一旦改变它，就要逐家逐户办理，使各家各户均等如一，把天下的劳役都用募人承担，使天下的农民解脱劳役、回到田地。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来施行，那么五等等级必定不公平，募役也必定不均匀。保甲法，起源于三代的丘甲，管仲在齐国采用，子产在郑国采用，商君在秦国采用，仲长统在汉代论述过，并不是今天才创立的异制。然而天下人像野鸭一样散居、像大雁一样聚集，分散到四方而没有禁令，已经有几千几百年了。如今一旦改变它，使什伍之间相互维系，邻里相互联属，察访奸邪并显扬仁德，平时蓄养兵力以备使用。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来施行，就会以追呼催逼百姓，以调发征用惊扰百姓，民心便会动摇。市易法，起源于周代的司市、汉代的平准，如今用百万缗钱权衡物价的轻重，以疏通商业并贯通财货，使百姓每年获得数万缗的利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然而臣很清楚，天下的货物和财货还没有充分流通，私下担心那些希求功劳、侥幸求赏的人，在一两年间急于求得成效，那么我们的法令就会毁坏。因此臣说：这三种法令，得到合适的人，缓慢筹划后施行，就会有大利；不是合适的人，急于求成，就会有大害。所以免役法成功，农时不被耽误，民力就会均平；保甲法成功，盗寇祸乱就会平息，国家的威势就会强盛；市易法成功，货物财利就会流通，国家的财用就会充裕。札子一首【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两制和礼官请求称为皇伯；中书省的意见认为，事情关系重大，按理应当慎重，必须合乎典章故实才能施行，而“皇伯”的称呼考察经书史籍都没有依据，正准备下令三省和百官广泛访求各方意见，以求恰当，陛下却屈意下手诏中止此事，而众人的议论直到今天仍然纷纷不止。臣认为，众议虽然很多，其说法不过有三种：第一种说应当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第二种说因为简慢宗庙而导致水灾，这是过分诬蔑上天和人事的话；第三种说不应当以汉宣帝、哀帝的事为法，以免干扰统绪纲纪，这是不通晓事情本末的说法。臣请求为陛下逐条列举并辨明。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他的亲生父母服丧一年；所谓降服，就是齐衰一年，以说明丧服可以降低等次，但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又按《开元礼》《开宝礼》以及本朝五服年月、丧服令，都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服齐衰、不执杖的一年丧。”大概恩情没有比亲生父母更重的，所以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道义没有比所承继的宗族更重的，所以宁可抑制恩情而降低丧服等级。这是圣人制定的礼制，载在六经之中，作为万世的法则，正是中书省意见所依据的。至于所谓称为皇伯，考察六经没有这种说法；如今本朝正在实行的典礼和律令中也没有这种说法；自三代以后、秦汉以来，各代皇帝从藩王府第入继大统的，也都没有这种说法，真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臆说。那《仪礼》是圣人六经中的文字；《开元礼》是唐朝三百年所使用的礼制；《开宝通礼》是大宋百年所使用的礼制；五服年月和丧服令也都是祖宗历代制定的，正是今天天下共同施行的制度。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全都抛弃这些而不用，只想采用没有根据的臆说，这就是它不能施行的原因。第二种说法认为简慢宗庙导致水灾，臣以为上天降灾，都是因为主事者的缘故。自古圣王遇到灾异便恐惧，多半寻求政令中的缺失来修正，或者自己知道过错而改悔，希望借此堵塞上天的谴责；但都必须是人事已经在下方显现，上天的谴责才会在上方显形。如今关于濮王的议论，本来是因为两制和礼官违背经书、抛弃礼制，采用没有根据的臆说，想确定皇伯的称呼；中书省怀疑不能施行，于是考察古今典礼，虽然有明确依据，也不敢自信自专，正准备再下令外廷广泛讨论；而陛下突然下诏中止，想让有司慢慢寻求合适的典礼。这说明臣下如此慎重，君主如此谦敬畏惧。君臣都不敢轻率议论、妄自举行，而上天却突然降下愤怒，杀人害物，这就是臣所说的过分诬蔑上天。议论尚未决定，仍然停止不议，却便说是因为两个统绪、两个父亲而导致天灾，这是过分诬蔑人事。第三种说法引用汉宣帝、汉哀帝的事，臣谨按《汉书》：宣帝的父亲称悼皇考，起初称亲生父亲的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和寝园罢了。后来改称亲生父亲为皇考，并在京师建立庙宇。皇考只是亲生父亲的另一种称呼，都是儿子称呼自己父亲的名号。汉代儒者起初并不认为这样不对。自元帝以后，贡禹、韦元成等人才开始提出毁庙的议论，几十年间毁去、重立不止一次。到了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一百四十七人上奏议论说：“亲生父亲的谥号称悼，只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不能非难宣帝称史皇孙为亲生父亲。”所谓符合经义，就是《仪礼》所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亲生父母服丧”。只是因为在京师建立庙宇，扰乱汉朝祖宗的昭穆次序，所以平晏等认为两个统绪、两个父亲不合礼，应当毁去。定陶恭王起初只称共皇，在本国建立庙宇，师丹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在京师建立庙宇，想去掉定陶这个国号，使其不再以封国相系而进入汉朝正统的渐进过程，师丹才极力反对。

译所以师丹的议论说：“定陶恭皇的谥号先前已经确定，不能再改；只是说在京师建立庙宇是不可以的罢了。”这样看来，称亲生父亲为亲、设置园寝，都是汉代儒者所允许、认为符合经义的；只有去掉他的国号、在京师建立庙宇是不可以的。如今议论政事的人不追究朝廷原本议论的是什么事，也不探究汉臣所反对的是什么事，这就是臣所说的不考察事情本末。中书省的议论，本来是说称皇伯没有根据，而礼经有不能改变父亲名分的道理；当时只是在议论名号，尚未确定，所以尊崇的礼制都还没有来得及议论。可是议论政事的人便引用汉代去掉定陶国号、在京师建立庙宇的事，过分诬蔑朝廷，说这是扰乱大统，这是多么过分的说法！去掉国号而在京师建立庙宇，以此扰乱祖宗昭穆，这确实是可以非难的事。如果果真在议论这件事，那么指责我们为奸邪之臣、说君主有错误举措，也就有道理了。可是陛下的意思从未涉及此事，中书省起初也根本没有这样的议论；议论政事的人不考察事情本末，过分引用汉代可以非难的事来作说法，外廷群臣又没有审察清楚朝廷原本议论的是什么，只看见议论政事的人这样说，便以为朝廷想要违反礼法、扰乱纲纪，竟相信确实如此。因此众口一词，纷纷议论，不能停止。议论政事的人想一定实现他关于皇伯的无稽之说，牵扯天灾来恐吓逼迫君主；中书省坚持经义、恪守礼制的议论，又被指为奸邪之言。朝廷按照礼制应当优容议论政事的臣子，不想同他们争辩；而外廷群臣的议论又不可能逐家逐户地解释清楚，于是是非和礼义不能辨明，上下之间的实情不能沟通，这就是喧嚣争论不止的原因。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既然已经以所承继的宗族为父，圣人却又保留其亲生父亲的名分，并不是有意曲意偏袒。因为自从有天地以来，从没有不靠父亲而生的儿子；既然有父亲生养，就不能避讳他的亲生父亲。没有儿子的人可以让宗子来承继为后，这是礼制所允许的；但哪里能让一个没有父亲生养的儿子去承继为后呢？这就是圣人不避讳无子、立别人的儿子为后，也不避讳承继为后的人的确有父亲生养的原因，大概是不欺骗上天、不欺罔人事。因此，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承受本宗的重大责任，承担作为其子所应承担的事，不得再归回本宗；他的亲生父母也不得前往参与这些事务。至于丧服降低等次、抑制恩情的一切，都可以用道义裁断；唯独亲生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这是道理上不能改变的。改变它，就是欺骗上天、欺罔人事。儿子为父母服丧，称为正服；出继给别人为后的人，为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称为降服；又为所承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称为义服。如今如果把亲生父亲称为皇伯，那么濮安懿王就成为从祖父，反而只服小功；而濮王夫人是亲生嫡母，反而要服义服。从宗懿以下的亲生兄弟，按礼制虽然已经降服，仍然应当服大功。这样，礼制规定的齐衰一年如今反而变成小功；礼制规定的正服如今反而变成义服；对于濮王父亲，反而服小功；对于宗懿等兄弟，反而服大功。这就是自古以来不称亲生父亲为伯父、叔父的原因；一旦这样称呼，礼制就会违背，人伦就会混乱到这种地步。伏望陛下聪明睿圣，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洞察。如今众人的议论如此，中书省的议论如此，陛下将要顺从众人吗？那么众议中也看不出有什么可取；要违背众人吗？那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没有违背众意而能够成事的。伏愿陛下痛快地下诏，明白告知朝廷内外：皇伯这一没有根据的称呼决不可采用，而如今所要确定的，只是正定名号罢了。至于在京师建立庙宇、扰乱统绪纲纪的事情，都不是朝廷原来的议论，这样或许可以解除群臣的疑惑。如果明知如此仍然一定要称皇伯，那么即使孔子、孟子复生，也不能再为此事辩解了。议论南郊祭祀三位圣后共同配享的札子【王安石】臣等听说，推尊尊贵者来配享上帝，是道义的极致；推亲爱亲人来配享亲祖，是仁爱的极致。尊崇尊贵者不可亵渎，所以郊祀不能有两个主祭；亲爱亲人不可僭越，所以宗庙只祭祀先祖。如今让三位后妃共同配享，是想用来表达孝心，却恰好因此亵渎了尊贵；祭祀上帝时让后宫配享，是想扩大恩德，却恰好因此造成僭越；祭祀亲祖时把生者和亡者一同推尊，并不是使先祖安宁的办法。臣等如今详细议论，想请一切依照礼官所议办理。议论郊祀祭坛制度的札子【王安石】先王用来与神明交接的祭坛、坎穴、牲畜、币帛、器物、服饰、时日、形制、颜色、度量和数目，没有不依照相应类别和形象的。《易经》说：“一阴一阳叫作道。”乾是阳类之物，坤是阴类之物。冬至，在地面上的圆丘祭祀上天，这就是所谓“要筑高坛必须凭借丘陵，并且依照天的形类来事奉天”；夏至，在泽中的方丘祭祀地，这就是所谓“要筑低坛必须凭借川泽，并且依照地的形类来事奉地”。大概阳以圆为形状，性质主动；阴以方为形体，性质安静。天属阳而主动，所以在地上的圆丘祭祀，并用苍色玉璧礼敬神明，璧也是圆的；地属阴而安静，所以在泽中的方丘祭祀，并用黄色琮玉礼敬神明，琮也是方的。把天地合在圆坛上祭祀，而且在京城南郊阳位的地面上举行，难道是圣人依照类别寻求神明的本意吗？熙宁年间的郊祀仪制，祭祀皇地祇的坛为八角，祭祀神州地祇的坛宽四十八步，高五尺。如今却把方坛改成圆坛，神州坛筑成方形却又没有坎穴，都不合礼制。伏请把皇地祇、神州地祇都建成方坛，在坛外设置坎穴，这样或许符合古制。议论郊庙祭祀使用太牢的札子【王安石】谨按《礼记·王制》说：“祭祀宗庙所用的牛，牛角长一握。”《周礼·小司徒》说：“凡是小型祭祀，都奉牛牲入祭。”古代诸侯有五庙，举行礿、祠、烝、尝四时祭祀，每庙用一太牢；大夫有三庙，其中有天子的大夫，所以说大夫用索牛。所谓索，是求得牛来使用，只是不必把牛养在涤场罢了。诸侯的祔祭使用太牢，吉祭则用少牢。诸侯和天子的大夫按时祭祀时使用牲畜尚且如此，那么天子祭祀使用牛牲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唐代郊祀以及宗庙、社稷等祭祀，全都使用太牢。后来渐渐改变旧制，九庙按时享祭，有摄事时共用一头牛。国朝开宝初年，冬至亲自郊祀，诏令有司宗庙共用一头牛，郊坛用三头牛。又下诏规定常祀中，只有昊天上帝使用牛，其余大祀全都用羊、猪代替。嘉祐年间，仁宗亲自举行祫祭，每室使用一太牢；其余三年一次的亲祀，八室共用一头牛。有司摄事，只用羊、猪。《礼记》说：“先王制定礼制，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少，唯以恰当为准。”所以君子使用太牢祭祀，称为合乎礼制。所谓君子，指大夫以上的人。

译天下奉养祖先，而宗庙享祭所用的牲牢过于俭薄，不能说合乎适当。如今三年一次的亲祠，八室共同使用一头牛，以及祫享这种盛大祭祀，有司摄事却使用少牢，都不相称。想请三年一次的亲祠和祫享，以及有司摄事，伏请太庙每一室都各用一太牢。上奏圆丘合祭天地六议的札子【苏轼】元祐八年三月某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札子奏道：臣恭敬地看到九月二十二日诏书的条文，等郊祀礼仪结束后，召集官员详细议论祭祀皇地祇的事；到举行郊祀的年份，再把宗庙享祭的典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在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祭享报答确实遇到美好的祥瑞。既然如此，圆丘合祭天地，确实符合天地的心意，不应再有所改变。臣私下认为，议论此事的人想改变祖宗旧制，主张圆丘祭天而不祭地，不过是说冬至在南郊祭天，是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是阴时阴位。按同类求取神明，那么阳时阳位不能用来求取阴神。这是大错特错。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天地百神没有不随从的。古代秋分在西郊夕祭月亮，也可以说是阴位。至于随从上帝受祭，则在冬至于南郊祭月，议论者并不认为可疑。如今皇地祇也随从上帝在圆丘合祭，却唯独认为不可以，这是过分了。《尚书》说：“于是举行类祭告于上帝，精诚祭祀六宗，遥望祭祀山川，遍告群神。”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群神，无不全部告祭，唯独不告祭地祇，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周武王灭商后，庚戌日举行燔柴和望祭；燔柴是祭祀上帝，望祭是祭祀山川。在一天之内，从上帝祭祀到山川祭祀，必定没有南郊、北郊的区别，却唯独遗漏地祇，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古代祭祀上帝时就同时祭祀地祇。为什么能够证明呢？《诗经》的序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这就是合祭天地的经典明文。解释者却把它比作《丰年》诗所说的秋冬报祭。他们说，秋冬分别报祭，却都歌咏《丰年》；那么天地分别祭祀，却都歌咏《昊天有成命》，这也是大错特错。《丰年》诗说：“丰年里黍子稻子很多，也有高大的粮仓，数量多到万亿以及秭。用它们酿成酒和甜酒，盛大地献给祖先，以协调完成各种礼仪，降下的福气非常丰厚。”秋天歌咏可以，冬天歌咏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诗说：“上天有成就万物的命令，文王、武王承受了它。成王不敢安逸，早晚以深厚宁静的德业建立天命，继续光明地竭尽他的心力，于是使天下安定。”全篇都说天而没有涉及地。颂诗是用来告祭神明的，从来没有歌咏没有祭祀的神灵、祭祀没有歌咏的神灵。如今在北郊祭地，却歌颂天而不歌颂地，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周代祭祀上帝时地祇就在其中。歌颂天而不歌颂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诗经》的序说“郊祀天地”。《春秋》记载鲁国没有举行郊祭，却举行三望；《左氏传》说：“望祭，是郊祭中较小的祭祀。”解释者说：“三望，是泰山、黄河、大海；有人说是淮水、大海；又有人说是分野的星辰以及山川。”鲁国是诸侯国，所以郊祭中较小的祭祀只涉及其分野中的山川罢了。周朝拥有天下，难道郊祭中较小的祭祀反而不涉及五岳四渎吗？五岳四渎尚且能够随从祭祀，地祇唯独不能合祭吗？秦朝焚烧诗书，经典散失，学者都只能凭自己的意思推究类别罢了。王肃、郑玄、贾逵、服虔之流，未必都能得到真实含义。臣以《诗经》《尚书》《春秋》考察，天地合祭已经很久了。议论者却说合祭天地始于王莽，认为不足以作为法则。臣私下认为，礼制应当验证它的是非，不应因为人的好坏而废弃礼制。光武皇帝亲自诛杀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天地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开始制定在洛阳举行郊祀的制度，筑圆坛八级台阶，中间又筑重坛，天地神位安置在坛上，都面向南方，以西为上。”这就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又据《水经注》记载：“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圜丘以东，这里是大魏举行郊天礼的地方，依照汉代旧例，筑八级台阶的圜坛，坛中又筑重坛，天地之神位列其上。”这就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贾曾议论说：“有虞氏在禘祭黄帝的同时郊祭帝喾，夏后氏在禘祭黄帝的同时郊祭鲧。郊祭和宗庙祭祀，都有禘礼。在宗庙举行禘礼，就是把祖宗合祭于太祖庙；在郊外举行禘礼，就是把地神和群望之神都合祭于圜丘，并以始祖配享。大概这是有事时举行的祭祀，不是平常的祭礼。”《三辅故事》说：“在圜丘祭祀，上帝和后土的神位都面向南方。”那么汉代曾经合祭天地了。当时禇无量、郭山恽等人都认为贾曾的话是对的。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诏说：“凡是举行祭祀享祀，都必须亲自参加。我若不亲自祭祀，礼制就会有所缺失。祭祀皇地祇，也应当像南郊祭祀那样全部举行。”这月二十日，便在南郊合祭天地。从此以后，在圜丘举行有事之祭，都合祭天地。这就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想在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是认为这样才合于《周礼》。臣请求说明《周礼》和当今礼制的区别。古代一年祭天三次，在明堂祭享上帝一次，四时迎气五次，祭地两次，祭享宗庙四次，这十五项礼仪都由天子亲自主持。此外，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祭祀，也都由天子亲自主持。这就是周代的礼制。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开始创建宋朝，建隆初年举行郊祭时，先祭享宗庙，同时祭祀天地。自真宗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必先在景灵宫举行祭祀，遍祭太庙，然后才祭祀天地，这就是本朝的礼制。周代的礼制，天子亲自主持的祭祀如此之多，而且年年举行，并不认为困难；如今的礼制，天子亲自主持的祭祀如此之少，却三年才举行一次，也不认为容易。原因是什么呢？古代天子出入时仪仗器物不繁多，兵卫很少，财物使用有节制，而且宗庙就在宫城大门以内。朝见诸侯、颁赐爵位赏赐，必定在太庙举行，并不只是按时祭祀而已。天子治理的地方不过是方圆千里的王畿，只把整顿祭祀礼乐作为政事，能够守住这一点，天下就会服从。因此年年举行这些礼仪，逐渐成为常规。到了后世，天下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皇帝，政务繁多，比古代多出亿万倍，每天的精力都不够用。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日益增多，只增加而没有减少，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易了。如今所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举行一次郊祭，不是《周礼》；

译郊祭前两天祭告原庙，前一天祭祀太庙，不是《周礼》；郊祭后大赦天下，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官员，都可以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赐予，不是《周礼》。这些都不改变，却唯独对地神说这是《周礼》，不应在圜丘祭祀，这是什么道理？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和古代没有不同，周宣王在六月出兵讨伐玁狁，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呢？臣将这样回答：舜一年巡视四岳，五月天气正热时南行到衡山，十一月天气正冷时北行到常山，这同样是今天的寒暑。后世的君主能够这样做吗？周代之所以十二年巡视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周代尚且不能实行舜的礼制，难道却说今天可以实行周代的礼制吗？上天的寒暑虽然相同，但礼制的繁简却不同，所以有虞氏的礼制，夏、商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夏、商的礼制，周代也有不能采用的地方，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周宣王在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迫不得已，而且由尹吉甫担任将领，周王并没有亲自出征。如今要制定一代相沿、三年常行的礼制，难道能拿六月出兵来作比较吗？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夏至不能举行祭礼，那么派遣官员代行祭祀，也有旧例，这不是臣所知道的。根据《周礼》，大宗伯说，如果周王不能参加，就由人代替其位。郑氏注说：周王有事时，就由人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说：所谓有事，是指周王有疾病以及遭逢哀痛等情况。这样看来，代行祭祀并不是安泰吉祥时所用的礼制。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令主管官员代行，实行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如果在亲自举行郊祭的年份，却派遣官员代行，就是无故采用有故时的礼制。议论者一定又会说：省去繁琐的文饰末节，一年就可以举行两次郊祭。臣将这样回答：古代把天子亲自郊祭作为常礼，所以没有什么繁琐文饰；如今把天子亲自郊祭作为大礼，那么繁琐仪节有些是不能省略的。比如设置帷幕、城垣和幔屋，盛夏就有遭遇风雨的忧患。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出郊时戴通天冠，乘大辂，中午停驻休息，百官和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和装备齐全，人马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所能承受的。君王应当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上天，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大地，不能有所偏废。侍奉上天就完备，侍奉大地却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别，难道能把它当作繁琐末节而一概省去吗？国家养兵不同于前代，即使在唐代没有军队赏赐时，尚且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能简省。大辂一开动，就必定有赏赐供给。如今三年一次郊祭，已经耗尽国库，还担心不够，除了郊祭时的赏赐之外，哪里还能再增加？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家的财力将凭什么供给？把赏赐分开给予，难道不使人失望吗？议论者一定又会说：三年祭天一次，再三年祭地一次，这也是臣所不知道的。三年一次郊祭已经很疏阔了，如果只祭地而不祭天，就是因为事奉地神而更加疏远了事奉上天。自古以来没有六年才祭天一次的。这样一来，典章礼制会更加败坏，想要恢复古制反而更加背离古制，天地神祇一定不会来享用祭品，这不是合乎礼的做法。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祭的年份，以十月祭祀神州来替代夏至在方泽祭地，就可以避免暑热时举行大礼的忧患。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因为想要按照周礼实行。如今用十月替代夏至，用神州替代方泽，不知这是周礼的常经呢，还是因时制宜的变礼呢？如果变礼从权可以，那么合祭圜丘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种礼制，而且一年举行两次郊祭，军队和国家劳费的忧患仍然不能免除。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祭的年份，夏至祭地只在方泽举行，不亲自到郊外祭祀，而是点燃通爟之火，天子在宫禁之中遥望祭祀。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尚书》所说的望秩，《周礼》所说的四望，《春秋》所说的三望，都是说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所以远望而祭祀。如今所在的地方，低头就能看见大地，却说要遥望祭祀，难道是说京师看不见大地吗？以上六条议论，正足以决定合祭天地可不可行。汉代的郊祭礼尤其违背古制，唐代也不能像古代那样实行；本朝祖宗敬重祭祀，儒臣和礼官讲求增损，并不是不知道圜丘、方泽都应亲自祭祀才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时势不能实行，所以斟酌古今，使上合典章礼制，下合当今时宜，比汉唐所得已经多了。天地和宗庙的祭祀本来都应当每年遍行，如今不能每年遍行，所以三年遍行一次。在举行郊祭的年份，又不能一年之中举行两次大礼，所以分在三天举行。这些都是因时制宜，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如今合祭并没有失去亲自祭祀的意义，而北郊却必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举行两次郊祭而派官员代行，就会长久不能亲自事奉地神。三年之间到了应当郊祭地神的年份，如果因为暑雨不能亲自前往，派官员代行，那就是天地都不能亲自祭祀了。分开祭祀天地，决不是当今时代所能实行的。议论者不过是想在举行郊祭的年份，把祭祀天地和宗庙分成三次罢了。分成三次有三点不可行：夏至这一天不能调动大众举行大礼，这是第一；军队赏赐不能再增加，这是第二；自建国以来，天地和宗庙只享用这一种祭祀，历代圣主相承都只采用这一礼制，这正是神祇所享受、祖宗所安定的礼制，不可轻易改动；一旦改动，其中吉凶祸福，不可不加考虑，这是第三。以上三点，臣仔细谋划，没有一条有实行的道理。恭敬地请求仍按旧制办理为宜。从前西汉衰落时，元帝采纳贡禹的意见，毁坏宗庙；成帝采用丞相匡衡的建议，改变郊祭神位，都有灾祸写在史册中。前代的鉴戒非常明显，足以令人寒心。恭请陛下详细阅览臣这篇奏章，那么就会知道合祭天地正是古今正确的礼制，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只是初次郊祭的年份应当实行，实际上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典章。希望陛下谨慎遵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年间的礼制，不要再改变郊祭、宗庙祭祀和祭享的制度，以安定上下神祇。仍请求把臣这篇奏章交给主管官署集体议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必须逐条驳解臣所陈述的六条议论，使这些意见全部理屈词穷。这样既上合《周礼》，又不造成当今军国的忧患，不能只执着于改变而不讨论当今究竟能不能实行。最重要的是严肃对待祭祀大典，按照时势决定采纳还是停止。《请诘难圜丘六议劄子》【苏轼】

译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上劄子奏：臣近来上奏论述圜丘合祭天地，认为这不仅合乎时宜，而且自然上合三代和六经，是万世不可磨灭的典章。然而臣不敢断定一定正确，所以提出六条议论，以开启讨论异同的端绪，希望圣旨下达，命议论者同臣反复诘问辩难，穷尽这六条议论的是非，然后取其中通达的意见，这样才能确定结论。如今奉到圣旨，只说命集议官集体议论，奏报结果。臣私下担心议论者各自申述自己的意见，却互不诘难，那么是非可否最终无法裁决；即使圣明的陛下有所取舍，而人人各自持一套意见，只想实现自己原来的主张，难道是圣朝考订礼制的本意吗？臣如今请求，在集体议论的日子里，如果意见不同，就必须逐条诘难臣所提出的六条议论，明确写出赞成或反对的情形，不得只坚持一套说法而互不诘难。臣并不是敢于自以为是、寻求取胜，只是想采纳较为周全的意见而取得通达的结论。如果议论不能通过，臣岂敢不放弃原来的说法，听从众人的意见，听候陛下裁决。《议服劄子》【王安石】先王制定丧服制度，是顺应性命的道理而规定节度。恩情的深浅、义理关系的远近、礼制所应给予或减削的程度、刑罚所应处死或宽免的情形，都要在这里加以权衡。《左传》说：“三年之丧，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里传下来的。” 大概期年服和缌麻服，都是由此制定衰服，而服制的轻重、服丧期限的快慢，不能任意随着时代改变。只是贵族对于卑贱者，有的降等，有的绝服，有的又不这样，大概是因为在先王时代，诸侯、大夫各自统治自己的父兄，如果要伸张尊重尊长的义理，就应当屈抑亲亲的恩情，这就是降服、绝服的用意。自从封建制度废除，诸侯、大夫降服、绝服的礼制便没有实行的地方，士大夫也没有以嫡长孙承继宗法重任的亲属关系，因此不能完全采用周制。臣愚昧地认为，如今只可以废除诸侯、大夫降服、绝服的礼制；至于嫡子去世而不是承袭爵位、又没有众多庶子的情况，才可以让嫡孙承重。除此之外的丧服制度，仍应采用周礼。为什么呢？先王制定三年之丧的等级差别，并不能随着时代改变。然而自秦汉以来，谈论礼制的人有时失去了经典的本意，历代相承采用、遵守到今天的制度，以及近世改制，也都有各自的说法；如果不以义理加以折中，就不能明白。因此臣对于想要确定的制度，都分别提出议论来辨析。臣才学浅陋，只凭自己的见解，想要裁决千年以来的疑惑，恐怕不能穷尽，恭请把它交给学士大夫广泛讨论，使臣能够同他们反复辩论。《议入庙劄子》【王安石】臣今天经曾公亮传达圣旨，因为有臣僚上言说郊祭不应入庙，命臣详细议论。臣愚昧地认为，制定天下事务，应当使事情的本末、终始相互相称。如今既然奉行先帝遗诏，在外举行以日代月的丧礼，又对一切尊崇侍奉祖宗的事务都遵循本朝制度，唯独入庙这件事，却想改变先帝的旧例，而远远追从三代的礼制。臣恐怕这样对于事情的本末终始并不相称。如果一定要完全废除近世制度，一律以三代为准，那么如今陛下还在谅阴之中，并不是制定礼制的时候。况且上言者认为，服丧三年期间不在宗庙祭祀，这是礼制；但现在却想让公卿代替告祭，这又是什么礼制呢？臣私下认为，如今不合于三代的礼制很多。上言者不认为那些是错误，却专门怀疑不应入庙，大概是对习见的事情感到安心，对少见的事情感到奇怪，恐怕不值得留在圣明陛下的听闻中。臣学术浅陋，错误地受到圣旨征询，岂敢不尽陈愚见，听候陛下裁决。《论葬荆王劄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诏令，虽然已经派宋祁监督办理荆王的葬事，但还没有看到下达葬日以及全部相关事项的命令。有人说因为年月不利，不能下葬；又有人说主管官署因为财用不足，请求暂缓下葬。关于阴阳禁忌的说法，陛下聪明睿圣，一定不会相信巫卜之言而违背礼典。只是担心议论者坚持认为如今财用不足，不能办理葬事。陛下听到劳民伤财的说法，就不得不加以考虑，因而迟疑。臣认为，前后奉诏安葬大臣，浮费和枉用的物资很多，难道这是朝廷本意吗？都是主管者安排失当，使人得以借机作奸罢了。如今如果尽量节省浮费，杜绝侵吞损耗，同时不扩大所需物资，那么还要用什么理由说不能下葬呢？又不知道主管官署是否已经把全部费用核算出大数，其中多少是浮费，多少是实际用度。如果实际用度仍然很多，力量确实办不到，那么缓办也可以；如果实际用度很少，只是旧例中的浮费很多，那么只需削去浮费即可。如今完全不核算，只说没有财物可以下葬，这是不可以的。还没有看清实际用度有多少，不衡量力量能否办到，就说必须遵守礼制、必须下葬，也同样不可。依臣愚见，斟酌这两方面，还是下葬为宜。但首先应请命令王尧臣、宋祁等人，把全部所需物资列出名称和项目，其中浮费和不急需的，一项一项减去。如果只留下实际使用的物资，数量一定不多。假如稍微多些，就进一步节省削减，即使俭薄到极点，按道理也没有妨害。这样既能及时下葬，也不浪费物资。俭葬是古人的美德，厚葬是古人所鄙恶的声名。如今躲避俭葬，不肯节省费用，停留丧事，等待有钱的年份，以便厚葬，这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如果说俭葬也无法办理，那就是过分荒谬的话。然而外面的舆论，凡是替国家议论事体的人，都说下葬为宜。如今朝廷中的议论分成两派：考虑财力的人不顾典礼和国体，讲论典礼和国体的人又不考虑财用能否办到，各自固守偏见，长久议论而不能决定，使陛下的圣明受到疑惑。现在及时下葬的害处只有一项，不下葬的害处却有五项。及时下葬的害处不过是耗费物资，但财力还可以承担；不下葬所失却很大。不肯薄葬而停留灵柩，等待厚葬，造成成王的恶名，这是第一；相信巫卜之说而违背典礼，这是第二；眼下节省费用是力量容易做到的事，日后财力充足时，反而未必容易等待，使皇叔的灵柩五七年间不能安葬，神灵无所归依，这是第三；使四方夷狄听说天子的皇叔去世却没有钱，不能出葬，于是轻视中国而心生动摇，这是第四。如今天下财力虽然匮乏，但各种用度中不能节省费用的地方很多，唯独对皇叔本人有所裁减，就会损害陛下以孝治理天下的美德，这是第五。这就是臣所说下葬为宜。荆王在皇族亲属中地位最尊贵，名望和身份最重要，恭请早日命令确定议论，不要耽误时日，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葬荆王一行事劄子》【欧阳修】臣听说已经有圣旨，命令三司、太常礼院以及监葬官等共同议定荆王葬事，削减浮费；这足以看出陛下厚待皇叔的恩意和体恤百姓、爱惜费用的心意，一举而两全其美。然而臣每次看到朝廷办事，想要爱民节用，却常常反而浪费财物、劳苦人民，大概是因为议事开始时没有抓住要领，或者审察不够精细，原因有四：不向民间摊派，这是第一；州县供应物品有固定数额，这是第二；护送葬礼的人在路上不得禁止百姓呼喊索取，这是第三；州县官吏不得超过额定供应来邀取名誉，这是第四。如果杜绝这四点，就没有大的祸患了。昨天京西一路遭到张海惊劫之后，更不能再有诛求。臣如今请求命令三司，凡是所需物资都必须由官府供应，不得向民间摊派购买。还请求先把全部仪仗、人马以及送葬人员等的总人数确定下来，然后发文给京西，命令按人数供应食宿，这样就不会有过多浪费。从荆王以下的各类丧事，关系不是至亲的，不必命令他们全部前往。还请求限定人数，并限定每个人所带的随行人员数目。凡皇亲以及随行官吏，除住宿和停顿时应供应的饮食外，不得超额索取其他物品。州县官吏也不得在官府供应饮食之外另行献送物品；权要人物接受献送以及官员额外索取的，都应按收受自己赃物论处。还请求派一名御史里行随行纠察；对于超过规定人数而私自带人，以及州县顺从要求而额外索取、献送物品的情形，官吏如果把物品据为己有，也应按违制论处。如果假托供应之名，在民间低价购买或强行掠取，都应按枉法赃论处。这样加以防范，才可以杜绝浮费，符合陛下厚待亲属、节省费用的心意。《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苏轼】臣等才能浅陋，蒙受任用，得以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的陛下。臣等才力有限而道理无穷，心中想要进言，口才却跟不上，因此深感惭愧，不知该怎么办。臣私下认为，臣子进献忠言，就像医生使用药物；药虽然由医生手中开出，药方却大多传自古人。既然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就不必都出自自己。臣看到唐代宰相陆贽，才华本可辅佐帝王，学问足以做帝王之师，议论深切合乎实际，言语不离道德。他的智慧像张良，文章则超过张良；辩才像贾谊，而谋略并不疏略。他对上可以匡正君心的过错，对下可以沟通天下人的志愿。只是他不幸，做官没有遇到好时机。德宗把严苛刻薄当作才能，陆贽便以忠诚厚道劝谏；德宗把猜疑忌惮当作权术，陆贽便以推心置腹劝导。德宗喜欢用兵，陆贽把消弭兵祸放在首位；德宗喜欢聚敛财富，陆贽把散财于民看作急务。至于任用人才、听取谏言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方略，责备自己以收服人心，改正过失以顺应天道，除去小人以消除百姓祸患，爱惜名位器物以等待有功之人，像这些内容，难以全部列举。可以说是进献苦口的药石，针刺身体深处的病患。假使德宗完全采纳他的话，就可以恢复贞观之治。臣等每次从西阁退下，便私下相互说，陛下圣明，一定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圣贤彼此契合，就好像臣下和君主生在同一时代。从前冯唐评论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因此长声叹息；魏相列举鼂错、董仲舒的对策，汉宣帝因此实现中兴。如果陛下能够亲自得到一位老师，那么没有比就近取法陆贽更好的了。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并不是没有值得观览的，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但圣人的言论深远幽微，后世浅学之人的说法又支离破碎，就像山海高深难测，难以一二之间加以推择。像陆贽的议论，打开篇章便一目了然，汇聚古今精华，实在是治乱兴亡的龟鉴。臣等想要取出他的奏议，略加校正、缮写后进呈，希望陛下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就像见到陆贽本人一样；反复熟读，就像同陆贽交谈一样，必定能启发陛下圣明的才性，在岁月中成就治理功业。臣等不胜区区诚意，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更改贡举事件劄子》【欧阳修】臣私下听说，近来有臣僚上言，请求改变贡举进士考试中诗赋、策论的先后顺序，已经下交两制详细议论。臣以为，贡举制度实行已久，若有弊病，当然应当改变。然而臣认为，必须先知道弊病产生的原因，才能谈论变法的好处。如今贡举的弊病，在于主管官署取士时先考诗赋、后考策论，使学习者不从根本上学习经术，不依据道理，只要能够背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便可以剽窃拼凑对偶文字来应付考试标准，年幼初学、完全不懂事的人，往往侥幸中选，这是应试者的弊病。如今担任考官的人，并不是不想精细考察才干优劣、务求得到贤才，只是常常遗憾不能如愿。大半容许错误滥取的原因，在于诗赋、策论一同考察，人数既多，文卷又多，使考官心力疲劳而更加昏乱，是非纷杂而更加迷惑，所以在取舍上往往失误，这是主管官署的弊病。因此臣认为，应该先知道这两种弊病的根源，才能谈论变法的好处。如今可以改变的地方是：既然知道先考诗赋是应试者的弊病，就应当重视策论；既然知道一同考察、事务纷杂是主管官署的弊病，就应当根据每场考试逐场取舍，然后才能使学习者不能滥竽充数，使考官不至于疲劳。如今如果不改变一同考察的制度，只改变考试日期的先后，那么革除弊病仍然没有完全找到办法。臣所请求的事情，如果笼统泛泛地说，恐怕不能说明全部利弊，请允许以二千人为例，来说明变法的便利，谨列如下。按照贡举旧法，假如有二千人参加考试，通常只录取五百人，也就是要从诗赋、策论六千篇试卷中选出五百人；而考试日期又很紧迫，使考官几乎废寝忘食，心力疲惫、思虑耗尽，因劳累而昏乱，所以即使有公心，所选的人也大多过于滥杂，这就是旧法的弊病。如今臣所请求的是放宽考试期限，先考策论并据此考察；先淘汰文辞鄙陋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认识题目的、不知道典故而简略作答、没有回答所问的、错误引用事迹的、虽然能够成文但义理见识乖谬荒诞的、触犯旧有条格而不合考试格式的，凡这七类人先行淘汰。二千人中大约可以淘汰五六百人；对留下的人再考论，也按照前面的办法考察，再淘汰二三百人；留下来参加诗赋考试的不过一千人。在一千人中选五百人，人数少而容易考察，不至于疲劳昏乱，考察精细妥当，就达到最好的结果了。即使考察得不够精细，所选的人也不至于过于滥杂，因为那些节抄剽窃的人，都已在先前的经策、论考试中被淘汰了。到了诗赋考试时，都是已经考过策论、粗略具有学问、义理见识不至于乖谬荒诞的人；即使诗赋写得不好，也足以中选。这样可以使年幼初学、完全不懂事的人没有机会进取，这就是臣所说变法必须根据每场考试逐场取舍，然后才能革除旧弊。至于各州解送来的人，暂且应当广泛收取，关键在于南省精选；如果南省榜上所奏报的人非常精当，殿试就容易考察了。所以臣只说南省的办法，这只是大概情形。至于高下等级，仍请求详细审定，大体上应当把策论放在前面。

译《论逐路取人劄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有臣僚上言，请求把南省考试的举人分别按路分糊名，在各路每十人取一人解送等事。虽然已经奉到圣旨，交给两制详细制定，臣也有愚见，应当一并陈述。臣私下认为，国家取士的制度，同前代相比，最称得上公正。大概是历代圣主都留心于此，讲求得非常周全，认为王者没有内外之别，天下是一家，所以不问东西南北的人，把各路贡士全部聚集起来，混合为一体，只根据才干选择；又糊名、誊录后加以考察，使主考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哪一家子弟，不能在其中有憎爱厚薄。因此议论者说，国家科场制度虽然还没有恢复古法，却适合当今社会；它像大自然一样没有私情，像秤一样极其公正，是祖宗以来不可改变的制度。《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而扰乱旧章。”又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要改变法制。”如今议论政事的臣子偶然看到一个方面，就主张改变制度，这正是臣一点私心想替陛下守护祖宗法制的原因。臣所说的偶然看到一个方面，是指议论政事的人只看见每次科场中东南进士多、西北进士少，所以想改变制度，使西北进士多取一些罢了。他们却不知道天下极其广大，四方风俗各有不同，人的性情也各有长处和短处。东南风俗崇尚文辞，所以进士多而经学之士少；西北人崇尚质朴，所以进士少而经学之士多。因此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之士，正是根据各自才性所长，分别按照人数多少来取。如今把进士和经学合在一起比较，人数就是相等的；如果一定只议论进士，多少自然不均，这就是臣所说偏见的一端，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国家正以官员过多为忧患，取士人数一定难以增加；如果想多取西北人，就必须减少东南人的名额。如今东南州军取得解额的有二三千人，只解送二三十人，是一百人取一人，大概已经极力裁减压抑了。西北州军取得解额最多的地方不过一百人，却解送十多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东南多给了十倍方便。如果到了南省又减少东南名额、增加西北名额，就是已经裁抑的再次裁抑，已经优待的再次优待，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东南士人一千人中解送十人，最初选拔已经很精细，所以到了南省考试，合格者多；西北士人的学业比不上东南，发解时又给予十倍的优待，大概最初选拔已经滥杂，所以到了南省考试，不合格的多。如果现在一律按十人取一人，那么东南人合格却落选的就多，西北人不合格却被取中的就多。至于其他各路，情况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偶然有一路合格者多，也要限定取十一人而淘汰一人；偶然有一路合格者少，也必须补足十一人的数目，这样就会使应当落选的人被取中，应当取中的人落选，取舍颠倒，才干和能力混杂不清，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况且朝廷专门按照才艺高下取人，却让有才艺者屈居落选、没有才艺者滥竽充数，只求各路名额相等，不顾取士是否混乱滥杂，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况且议论政事的人本来想多取各路本地人，如果这种办法一实行，寄应的人就会争相前往，开封府寄应的弊病正可以作为证明；这就是所谓法令一出台，奸弊便随之产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如今广南东路、西路的进士，按惯例全都没有举业，各州只根据名额解送，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才艺，只来参加一次省试便回去，希望谋得摄官。朝廷因为岭外烟瘴，北方人不适应，必须借助摄官，所以也允许他们这样做。如今如果一律同各路按十人取一人，这就会造成混乱滥取，而且还不同于西北，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以上六点，只是大概情况；如果旧法一旦毁坏，新议实行，弊病和滥取就会随之产生，哪里能数得完呢？所以臣认为，暂且遵守旧制，只务求选择人才，推行朝廷至公的原则，平等对待四方，只选有才干的人，自然就没有可说的了，这才是当今可以实行的办法。如果说士人的习气浮华，应当先考察品行，即使按照新议，也只能考察考试文章，怎么能保证一定取到品行真实的人呢？议论者又说西北靠近边境，士人需要加以笼络，这实在是错误的说法。假如能使不守法的人不造成祸患也就罢了；如果他们能够造成祸患，那么哪个地方没有这样的人？前代作乱的臣子，从东南兴起的很多，其中大的如项羽、萧铣之类；至于黄巢、王仙芝一类，又都是在中原起兵作乱的。不守法的人难道只在西北吗？何况贡举设置的本意，是为了等待贤才；笼络不守法的人，应当另有办法，不在科场。只是事情延续久了不可能没有弊病，有些地方应当留意，但不必改变法制，只需振作整顿纲纪罢了。近年以来，举人盛行夹带，排门大声喧闹，摘下帽子闯入，败坏士人风气，伤害正直之人。这是由于举人太多，君子小人混杂聚集，主管官署力量不能制止；虽然朝廷一向有禁令，条文也很严厉，但上下因循，不再申明执行。只有这件事是科场的大患，议论政事的人却偏偏没有提到。希望交给主管官署议论革除这一弊病，这才是当今科场的祸患。臣忝居宰司副职，参与听闻国家政论，假如不能替陛下守护祖宗法制，而所说的话又不足以取信于君主，那么厚着脸皮尸位受禄，岂敢苟且安处而久居其位呢？所以臣仍然强作此番直言，请求陛下裁夺选择。《议学校贡举劄子》【苏轼】

译奉诏要求讲求学校、贡举制度的利弊，命臣等分别写出议状上奏。臣恭敬地认为，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核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识人的才能，朝廷有考察实际的政务，那么即使胥史、皂隶之中也不会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法制，臣也认为已经足够。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识人的才能，朝廷没有考察实际的政务，那么公卿、侍从尚且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也认为仍然不够。时代有可行和不可行，事物有兴盛和衰败；当它适合当时的安定状态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它已经被厌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因此风俗改变，法制也随之改变。譬如江河迁移，顺着它想要流动的方向加以治理，就容易成功；强行让它回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就很难奏效。假使三代圣人再生在今天，他们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也一定会有适合今天的办法，何必一定要依靠学校呢？况且天下本来曾经设立过学校。庆历年间，人们认为太平可以期待；到了今天，只剩下空名勉强存在。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德行、道术、技艺方面的人才，并要求取得九年教育大成的成效，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制、替换现在的风俗，还要发动民力修建宫室，征收民财供养游学之士，在百里之内设置官署、建立学校，诉讼到这里审理，军事到这里谋划；又要按时考察不遵从教令的人，把他们屏弃到远方，终身不许列入士类，这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困苦吗？如果不作大的改变，却希望对时局有所帮助，那么和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臣认为，如今的学校，只要沿袭旧制，使先王留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原本并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法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优美？所得到的文章和长于文章的人才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士人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有才辩？比较这四点的长短，议论就可以决定了。如今议论者所要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有人说乡里举荐德行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采用唐代旧事，兼取声誉和名望而废除糊名；有人想废除经生的朴实学问，不用帖墨而考察经义大意。这几种意见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请求逐一说明。想要兴起德行，关键在于君主修养自身以感化万物，审慎对待好恶以表率风俗。孟子所说，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就没有人不正义；君主所趋向的地方，天下人都会趋向那里。如果想设置科目、建立名目来选取德行，这就是教天下人相互伪装。上面以孝行取人，勇敢的人就割自己的股肉，怯弱的人就为父母结庐守墓；上面以廉洁取人，就乘破车瘦马，穿坏衣服、吃粗食，凡是可以迎合上意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德行的弊病，一旦发展到极点就会这样。即使只从文章来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没有用的；从政事来说，诗赋、策论全都没有用。虽然知道它们没有实际用途，但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是因为设置法令选取士人，不过就是这样罢了。难道只有我们祖宗如此吗？自古尧舜也是这样。《尚书》说：“把言论广泛陈述上奏，再以功绩明确考察。”自古尧舜以来，推荐人才何尝不凭言论？考察人才何尝不凭功绩呢？议论者一定要用策论来决定贤能、愚昧、才干和能力，臣请求用事实来质问他们。近世士大夫中，文章华丽浮靡的，没有超过杨亿的。假使杨亿还在世，他就是忠诚清正、刚直明白的士人，难道能因为文章华靡就轻视他吗？通晓经学、熟悉古事的，没有超过孙复、石介的。假使孙复、石介还在世，他们就是迂阔、矫饰、荒诞的人，又怎么能够把他们施用于政事之中呢？自唐代以来，以诗赋闻名而成为名臣的人数不胜数，他们对天下有什么亏负，为什么一定要废除诗赋呢？近世士人把经史分类编纂，缀集时务，称为“策括待问”，把条目搜罗得大体齐全，临到考试时便剽窃改易，前后用来欺蒙主管官署，主管官署也无法辨别。而且他们写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容易学习形成；没有声病、对偶的限制，所以考察起来难以精确。把通晓《易》学的人交给难以考核的官吏办理，这种弊病比诗赋取士还严重。唐代的通榜，本来就是一种弊法；虽然也有按照声名取人、压倒众议的好处，却同样有公然行贿、权贵请托的祸害，使恩宠离开王室，权力归于私人门户。到了中唐以后，又结成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哪里还值得推崇呢？参加各科考试的举人大多出自三路，能作文的人已经改变方向成为进士，通晓经义的人又都离开本业去考明经，其余都是质朴愚鲁、未受教化的人。至于人才，各有一定的资质，把他们用于政事，能干与否自然会显现。如今进士日夜研习经传、诸子、史书，贯通驰骋，可以说是博学了；但到了处理政务时，何曾用得上其中一二？回头看旧日所学，已经成为空架子，却想让这些人分别研读注疏，粗略懂得大义，再指望他们有所增长，也已经很疏远了。所以臣说，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尤其希望陛下留意长远和重大的事情；如果一定要提拔贤俊、黜退庸邪，总览众多人才，经营天下事务，那么关键在陛下和几位大臣，下至各路的职司和贤能的二千石长官。区区考试制度，哪里能参与其中呢？不过臣私下还有过分忧虑和计较之处，冒昧陈述。不敢不把它告诉陛下。从前王衍喜好老庄，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逐渐衰败，终于到了南渡。王缙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事，至今还被人讥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是因为真正懂得它的人太少。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却不能听闻。”关于性命的学说，连子贡都未能听到，如今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这难道可信吗？如今士大夫甚至把佛、老当作圣人，市上卖书的人，若不是庄子、老子的书就卖不出去。读他们的文章，气势浩大却没有实际内容，似乎无穷无尽；看他们的神态，超然无所执着，却又无法探测。这难道真能做到吗？大概只是中等资质的人，安于放纵而乐于荒诞罢了。假如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那样，把生死看得齐平，把毁誉看得一概，把富贵看得轻，把贫贱看得安然，那么君主用来砥砺世道人心、磨炼庸钝之人的名位、器物和爵禄，也就失去作用了。陛下还要它们做什么？何况那些实际上做不到，却偷取庄老言论来欺骗世人的人呢？臣希望陛下明令有关官司议论此事：用合乎法度的言论来取士，对实际有学问、博通经术的人，即使质朴也不废弃；稍微涉及浮泛言论的人，即使文辞工巧，也一定黜退。这样风俗会渐渐淳厚，学术接近正道，也许能够得到忠实之士，不至于沿袭衰败末世的风气，那将是天下的大幸。请求不要分别派遣经义、诗赋考试官的札子【苏轼】

译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与孙觉共同上札子奏道：臣等近来上奏，请求将来科场既然恢复诗赋考试，就不必再分别按经义取人，已经奉到圣旨，依照所奏办理。如今却看见礼部新立条文：将来科场如果派三名试官，就用两名考经义、一名考词赋；如果派两名，就各派一名。臣等私下认为，既然恢复诗赋考试，并与经义、策论一同考核举人，尚且不分经义和诗赋，试官却分成两类，实在没有道理。凡派遣试官，只需务求有词学的人即可。若得到合适的人，即使他治理《易》经并由此及第，也不妨碍他考诗赋；即使考问《春秋》经义入仕，也不妨碍他考诗赋。若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用本科学出身，也难免错误。近来从声律考试改为经义考试时，诗赋之士便充任试官，何曾另行寻找经义及第的人后才取士？如果一定要使用本科学出身、各自考察所学科目，那么经义、策论、诗赋四场考试，文理各不相同，也必须各派一名试官才行。这本是议论者私下过分忧虑和计较，有关官司却没有察觉，便创立这条规定，使一个试院中有两类试官。自从有科场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历来试官的问题，在于彼此争竞、意见不一，如今又分成两派：考经义的主持浮泛文章，考诗赋的主持声律之学，纷纷争竞，显然是必然的。举人听说此事，必然会兴起诉讼，造成这样的祸害，却完全没有益处。如今朝廷既恢复诗赋，又制定这条规定，臣深恐天下监司误以为朝廷一定要任用考诗赋出身的人做试官，不问他有没有词学，一概派充。其中那些久已离开科场的人，有的已经荒废学业；如果只凭虚名派遣，显然不如经义及第而有文才的人。人的才能，施用于什么地方不可以？经义、诗赋同样都是文辞，议论者却说研治经义的人不能考诗赋，这是多么轻视天下士大夫啊！臣希望特赐指挥：今后派遣试官，不拘泥于曾经参加经义或诗赋考试的人，专门选择有词学的人充任。礼部近来所立条文，请不要再施行。请陛下裁决。辩解试馆职策问的札子【苏轼】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子奏道：臣私下听说谏官说，臣近来撰写的试馆职策问中，有涉及讥讽先朝的话。臣退下后恭敬地思考，其中大意是：“如今朝廷想要效法仁祖的忠厚，却担心百官和有关部门不能履行职责，甚至流于偷惰；想要效法神考的励精图治，却担心监司、守令不理解他的本意，流于苛刻。”臣所说的偷惰和苛刻，专指如今百官、有关部门以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这些原则，恐怕会使这两种弊病加到二帝身上，与二帝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前面谈到周公、太公，后面谈到文帝、宣帝，都是文章中引用事例作证明的常规手法，也没有把他们与二帝相比的意思。况且这份策问的第一、第二篇是邓温伯所写，末篇才是臣所写；三篇都是臣亲自书写后进呈的，以防御笔改动。若采用第三篇，臣的愚见难道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吗？如果其中有一丝一毫讥讽先朝的话，臣死有余罪。伏愿稍稍回转天日般的照察，使臣孤忠不被众口熔化。臣恭敬地伏地待罪，战栗恐惧至极，请陛下裁决。” 又一篇辩解试馆职策问的札子【苏轼】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近来因为试馆职策问被台谏指责，起初不敢深入辩解，因为如果为自己辩解而请求离职，就是不愿离职。如今私下听说圣明诏令已经查明实情，而臣四次上章，四次都未获准。臣子的道义在于自身并不属于自己，言辞已经穷尽、道理已经说尽，也不敢再请求离职，所以又冒昧自行申说一次。臣所撰写的策问，开头引用周公、太公治理齐、鲁的事例，说明后世仍不免衰乱，是因为子孙不能奉行先王之法；即使是大圣大贤的法令，也难免产生弊病。后面又引用文帝、宣帝仁厚而政事不废、核实而施政不苛的事例，说明臣子如果奉行政令能够得到其中的道理，没有观望和迎合之心，那么即使像文帝、宣帝那样，也足以没有弊病。中间又说六位圣人相继承受帝位，治道虽然不同，却都归于仁；所谓偷惰和苛刻，专指如今百官、有关部门以及监司、守令不懂朝廷效法先帝的根本用意，或许会导致这种情况。文理十分明白，灿然如黑白分明，何曾有一丝一毫疑似议论先朝？不只是朝廷知道臣无罪可以释放，臣自己也知道无罪可谢罪。然而臣听古人说过：“人最信任的是自己的心和眼睛，最亲近的是母子，最不会迷惑的是圣贤。”可是到了盗斧而知道心眼也会被扰乱，投杼而知道母子也会被怀疑，拾煤而知道圣贤也会被迷惑。如今指责臣的人不止三人，交相上章，累计不下数十次，而圣断坚定，深明臣无罪；这就远远超过了相信自己的心眼、亲近母子、知晓圣贤。陛下的德音一经发布，天下人都会歌颂，史册也会记载；就臣耳目所听见、看见的，明智特别通达、洞察真伪，没有谁能像陛下这样。这样做不只是使臣这个小臣得以用死来报答，天下所有做臣子的人听到此事，无不想撞碎头颅、粉身碎骨，把忠义献给陛下。否则也不只是臣受到暧昧不明的诽谤，天下所有做臣子的人听到此事，无不把臣当作警戒，崇尚忌讳，躲避嫌疑，观望附和，以求苟且免祸，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臣自从听到命令以来，一顿饭叹息三次，一夜起身九次，身心相互谋划，还不知道死在何处。然而臣所撰写的策问，实际上也有罪过；若不把全部情况说出，就是欺骗陛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宽和与严猛相互补助，君臣之间应当彼此纠正、互相补益。

译如果上面认为可以的事情，不问是非，下面也说可以；上面认为不可以的事情，不问曲直，下面也说不可以，那么就是晏子所说的“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去”了，也是孔子所说的“只说我的话而不许你违背，足以亡国”。臣从前在仁宗朝参加制科考试，所进呈的策论和回答圣问，大体都劝仁宗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督察百官，果断地实行。到了侍奉神宗时，防召对访问，退下后上书数万言，大体都劝神宗忠恕仁厚，包容污秽，委屈自己来宽裕百姓。臣不自量力，常想仰慕古代贤人，使可与不可彼此补益，大概就是这样。臣恭敬地看到二圣临朝以来，圣政日新，出发点都是忠厚，大多实行仁宗的旧例，天下人一致感戴恩德，本来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然而臣私下过分忧虑，常担心百官和有关部门矫枉过正，甚至流于偷惰，而神宗励精图治、核实政事的政策逐渐懈怠败坏。臣深恐几年以后，驾驭官吏的法令逐渐宽弛，理财的政策逐渐疏忽，边防准备逐渐松懈，那么意外的祸患将会多得说不尽。即使陛下广开言路，没有什么忌讳，而台谏所攻击的不过是先朝的人，所非难的不过是先朝的法，这正是用水调和水，臣私下对此忧虑。所以臣就按照这个意思撰写了上面的策问，实际上是讥刺如今的朝廷以及宰相、台谏一类的人，希望陛下看后有所感动，从而大概能够兼行二帝忠厚和励精图治的政策。台谏如果因此指责臣，朝廷如果因此治臣的罪，那么斧钺加身，臣也甘之如荠。如今却说它是在讥讽先朝，也就疏远而不切合实情了。而且不只是这份策问如此，今天臣不避烦琐冒昧，把事情的始末全部陈述出来。臣前年从登州召回，初次见到故相司马光，司马光立即同臣谈论当今的重要事务，列举他想实行的事项。臣当即回答说：“您想实行的各项事情，上顺天意，下合民望，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只有役法一事不可轻率议论。为什么呢？差役和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弊害，是搜刮百姓财物，以致十室九空，钱财聚集在上面，而下面有钱荒的忧患。差役的弊害，是百姓常被官府役使，不能专心务农，而贪官奸吏又能借机作奸。这两种弊害的轻重，大致相等。如今用那一种替换这一种，百姓未必乐意。”司马光听后惊讶地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办法将从哪里想起？”臣当即回答说：“法令应当逐步相因，事情才容易办成；事情应当渐次推进，百姓才不会惊扰。从前三代的制度，兵农合一，到秦代才开始分为两种。到了唐代中期，又把府兵全部改成长期征戍的士卒；从此以后，百姓不知道用兵，士兵不知道务农，农民出粮食和布帛来养兵，士兵出性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人都认为这样方便。”即使圣人复生，也不能改变它。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与此很相似。您想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正如废除长期征戍而恢复民兵，大概不容易。先帝的本意，是让民户按户出钱，专心务农；即使有贪官奸吏，也没有施虐的地方。坊场、河渡由官府自行出卖，再用所得的钱雇募衙前，百姓不知道仓库、纲运会造成破家之祸，这是万世之利，决不可改变。只是有两项弊端：常把役钱用于其他用途，实际上封存并取用宽剩役钱；又争相购买坊场、河渡，来抬高不实的价格。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阴谋，并非先帝本意。您如果把这两项弊端全部革除而不改变役法，百姓就会高兴，事情也容易办成。如今宽剩役钱名义上是十分取二，通计天下却只达到十五分，而实际上连一文钱也没有用掉。您如果把这五分全部革除，又允许百姓方便，可以用布帛、粮米折纳役钱，官府也用它作为雇佣的工钱，那么钱荒的弊病也可以完全消除。这样做而天下人都感到方便，您又有什么可求的呢？如果还没有达到效果，慢慢再议论，也还不晚。司马光听了臣的话，非常认为不对。臣又对司马光说：熙宁年间曾实行给田募役法，这种办法是用系官田以及用宽剩役钱购买的民田来招募役人，大体如同边郡的弓箭手。臣当时任密州知州，推行这种办法，先招募弓手，百姓觉得非常方便；这本来就是先帝的圣意所创立的。推行不久，就因为左右近臣的异议而停止。如今大略计算天下宽剩钱斛，约有三千万贯石，因战争支用，只消耗了一半，这本来是百姓的力量，应当重新用于百姓。如今内库的钱财堆积如山，您如果极力向皇上进言，索回这些钱，使三千万贯石重新完备，并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几年以后，三路役人可以减少大半，宽裕民力，以等待边境缓急时使用，这是万世之利、社稷之福。”司马光尤其认为不可。到了去年二月六日诏令下达，开始按司马光的意见恢复差役法时，臣的弟弟苏辙任谏官，上疏详细论述，请求把现有的宽剩役钱用于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限，命令朝廷内外详细议论以后再立法。他又说，衙前这一项差役，可以立即使用旧有人员，仍然完全按照旧数发给每月的重难钱；把坊场、河渡的钱统筹计算，在各路之间通融支给，都不妨施行。及至朝廷命臣详定役法，臣于是得以申述弟弟苏辙先前的意见，先同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等人反复辩论，随后又在西府和政事堂中同执政大臣商议，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上疏极力说明衙前可以雇用而不能差派，先帝这一制度可以守护而不可改变，因此请求停止详定役法。当时台谏彼此观望，没有一人说话判定是非。如今差役的利弊，还难以一两句话仓促说清，但弓手不许雇人，是天下共同忧患的事情。朝廷知道后，已经改变法令，允许雇人，天下人都认为方便，而台谏仍然屡次上疏极力争论。由此看来，他们的意图只是要改变熙宁的法令，不再比较利弊、兼取长处。臣任中书舍人时，刑部、大理寺列举熙宁以来不合赦免、降职、罢官的法令，共有几十条，都想删去。臣同执政大臣多次争论，认为先帝在这些方面大概有深意，不能全部改变，因此得以保留的很多。臣每次起草给监司、守令的告词，都以奉行和守护先帝的约束、不得擅自放松废弃作为告诫，文书案卷都在，完全可以重新查考。

译由此看来，臣难道是在诽谤议论先朝吗？臣之所以一次次把这些事情陈述出来，不只是为了自我辩明，实在是看到士大夫喜欢相同、厌恶不同，浑然形成风气，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能完全听到天下利弊的真实情况。希望陛下因臣这些话警戒在位者，纠正他们的偏失，减少有余的方面，补足不足的方面，那将是天下的大幸。如果认为臣狂妄而不知忌讳，即使赐臣诛戮，臣死也没有遗憾。臣感恩图报、激切战栗至极，请陛下裁决。论澧州瑞木，请求不要向外廷宣示的札子【欧阳修】臣近来听说澧州进献一块柿木，木纹形成“太平之道”四字。澧州知州冯载本是武人，不懂事体，便把它当作祥瑞来献媚朝廷。臣认为前代所称太平，必须是四海安宁，万物各得其所。如今西羌叛乱尚未平定的祸患在前，北方敌人渐强、潜藏祸患在后；一患尚未消灭，另一患已经萌发。再加上西边有泸戎，南边有湖岭，凡是与边境相连接的地方，没有一处无事；而国内百姓又困苦疲弊，盗贼横行。前些日子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捉几百名盗贼，不能很快全部剿灭，只能勉强使他们离散，然而他们又在别处聚集。如今张海虽然死了，但达州的军贼已经退却百人，又杀死使臣，其势力并不小。兴州又奏报有八九十人，州县惶恐不安，靠什么来维持和救济？在臣看来，这正是四海骚动、万物失所，实在看不出太平的征象。臣听说天道重视诚信，向人显示不会欺骗。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只用今年国内发生的事来验证。去年夏秋之间，太白星横过天空，连续数月不灭，金星、木星相互遮掩，又靠近端门。根据星占，这些都是天下将要兴起大规模战争的征象。哪里会既出现将要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征象，又出现太平之道呢？在一年之内，前后景象突然大不相同，难道不是星象高悬天空，异常现象不会无故出现吗？凡是涉及警戒和敬畏的事情，都应当经常修养反省；草木万类的变化无常，不能凭此便产生懈怠。臣又想，如果木纹并非伪造，确实是天生的，那么其中也有深意。它的纹理只写着“太平之道”，其中含义是可以推知的。自古帝王要达到太平，都各自有一定的道；得到这个道就太平，失去这个道就危乱。臣观察如今的情况，只看见失道，没看见得道。希望陛下忧劳勤勉地处理万事，举用贤能、采纳善言，常常像近来这样，不产生安逸享乐之心，那么两三年之间，渐渐可以期待得到治理。如果因为张海等先前的盗贼势力稍稍衰弱，便认为后来的盗贼不足忧虑；因为京城附近下了雪，便认为天下必定大丰收；因为北方敌人没有来，便认为一定无事；因为西边的贼寇派使者通好，便认为可以停止用兵，以为太平将要逐渐到来而产生安逸之心，那么这块瑞木反而是误事的妖木了。臣看见今年曾有人进献芝草，如今又进献瑞木，私下担心四方互相仿效，争相制造妖妄之事。所进献的瑞木，伏乞今后不要再向臣僚宣示；又请求迅速诏令天下州军，告知他们战争连年，四海困弊，正应当责备自己、忧劳国事，凡奇禽异兽、草木之类，都不得进献，以此彰明圣德，感发激励臣民。请陛下裁决。《文编》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七 明代唐顺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