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二十九

译这样秦国又怎么会自行称霸呢？魏惠王畏惧秦国，迁都大梁；楚昭王畏惧吴国，迁都郢；楚顷襄王畏惧秦国，迁都陈；楚考烈王畏惧秦国，迁都寿春；这些国家都没有再振兴，已经显露出灭亡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劫持皇帝迁往长安，汉朝于是灭亡。近世李景迁到豫章，也同样灭亡。所以说：周朝最大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始皇一【苏轼】秦始皇时期，赵高犯了罪，蒙毅审理他，依法应当处死。秦始皇赦免了他并任用他。长子扶苏喜欢直言劝谏，秦始皇发怒，派他到北方监督蒙恬在上郡的军队。秦始皇向东巡游到会稽，沿海边驰行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旁随行。秦始皇患病，派蒙毅回去向山川祈祷。蒙毅还没有返回，秦始皇就去世了。李斯、赵高假传诏书立胡亥为帝，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苏轼说：秦始皇安排天下内外轻重相互制约的形势，用来禁止奸邪、预防变乱，可以说严密了。蒙恬统率三十万人，威势震动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蒙毅在帷幄中侍奉，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大恶的人，哪里敢在其中窥伺呢？不幸秦始皇在路上患病，去祭祀山川，身边还留有人；却派遣蒙毅回去，所以赵高得以完成他的阴谋。秦始皇派蒙毅离开，蒙毅见秦始皇病重、太子尚未册立，便离去了。身边的人都不敢进言。智谋即使高明，天意要使一个人灭亡、国家遭受祸败，也一定会发生在智谋所不能预见的地方。圣人为天下做事，不依靠智谋来防止变乱，而依靠不造成变乱的办法。秦始皇造成变乱的办法，在于任用赵高。宦官的祸患，就像毒药和猛兽，没有不使人肝裂头碎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二人被称为善良，怎么能指望千万人中一定出现一两个这样的人，来冒险承受必然灭亡的祸患呢？然而世上的君主都甘心采用宦官而不悔改，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那样，还不足以深深责怪。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君主，也沉溺于赵高、恭显之类宦官的祸患。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人杰，却不过是受奴仆熏染腐蚀的余物，能够做什么呢？等到国家灭亡、朝廷混乱时，他就同昏庸的君主没有区别了。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以警戒后世像秦始皇、汉宣帝那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始皇平定天下，不能说没有智慧。扶苏是始皇的亲生儿子，秦人拥戴他已经很久了。陈胜借用扶苏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况且蒙恬掌握重兵在外，如果使他们二人没有立即被杀，反而能够再次请求，那么李斯、赵高一党就会被诛灭得一个不剩。以李斯这样的智慧，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说：唉！秦朝失掉治国之道，是有来由的，难道只是始皇一个人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把判处死刑看作轻刑，把残酷杀戮当作常法。臣子们像狼一样回头窥视，屏住呼吸，能够苟得一死就觉得幸运，哪里还有时间再去请求呢？当他的法令实行时，要求没有不苛刻的，禁止没有不严厉的。商鞅自己以为超过了尧、舜，胜过了汤、武。等到他逃亡而无处容身，这才知道法律的弊端。难道只是商鞅后悔，秦国也同样后悔了。荆轲行刺的事变中，手持兵器的人眼看着始皇，绕着柱子奔跑，却没有人救他，是因为秦法严酷的缘故。李斯拥立胡亥，不再顾忌扶苏、蒙恬二人，是知道威势和命令一向已经推行，臣子和儿子都不敢再请求了。二人不敢请求，也知道始皇凶悍暴烈、不可回转，哪里料到其中还会有欺诈呢？周公说：“政令平和简易，接近百姓，百姓一定会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如果以忠恕为本心，以平易作为施政原则，那么上面的君主容易被了解，下面的百姓容易通达；即使有出卖国家的奸徒，也没有地方可以利用漏洞；即使突然发生变故，也没有机会产生。然而在使命令推行、禁止得到执行方面，大概有不如商鞅的地方。但圣人始终不会用商鞅那一套去替代这种做法。商鞅通过搬木头树立信用，通过处理路上弃灰树立威严；即使刑罚施加于亲戚和老师，也没有一点怜悯的神色。威势和信用积累到极点，便延续到了始皇。秦人看待自己的君主，就像看待雷电和鬼神，无法揣测。古代公族犯罪，要宽宥三次之后才施刑；如今竟到了让人假传命令杀死太子，也不加顾忌的地步。太子也不敢请求，这是威势和信用过度的结果。所以，用严酷法律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伤害自身以及子孙的。汉武帝和始皇，都是果断嗜杀的人。因此，他们的儿子如果像扶苏那样仁厚，就宁愿死也不请求；如果像戾太子那样强悍，就宁愿反叛也不申诉，因为知道申诉了也不会得到察纳。戾太子难道真想反叛吗？只是因为无计可施罢了。所以，做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和反叛两条路。李斯的智慧，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叛。我又把这件事特别表彰出来，以警戒后世那些果断嗜杀的君主。《始皇二》【苏轼】从前百姓刚开始出现时，还不知道用什么来养活自己，只能互相搏斗、拉扯、撕裂，同禽兽争夺一天的性命，惶惶不安，早晨还顾不上谋划晚上，忧虑死亡来不及避免。因此，巧诈没有产生，百姓也没有知识。圣人厌恶他们没有区别，忧虑他们没有生计，于是制造各种器具，耒耜、弓箭、舟船、车辆、网罟之类，无不齐备，使百姓乐于生存，便于劳作，能够驾驭万物而适合自己的性情；百姓这才有条件充分满足口腹和耳目的欲望。器具变得有利便，巧诈就产生了；为了满足欲望而求取，心志也随之扩大。圣人又担忧他们桀骜狡猾、变化诈伪而难以治理，所以制定礼制，使人返回最初的状态。礼，是用来返本复始的。圣人并非不知道盘腿而坐、不行揖礼就吃饭，合乎人的情性，也使四肢安适，却偏偏要让人学习那些迂曲宽缓、难以实行的礼节。宽衣博带，佩玉穿鞋，是为了使人回旋从容，而不能快跑疾行。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他们用来约束耳目、规范言行的制度，无不近于迂阔。衣服用黼黻文采装饰，饮食使用笾、豆、簠、簋，耕作实行井田制，进身取士通过学校选举，治理百姓依靠诸侯制度；婚嫁、死丧，也无不有一定的法则。

译又用鬼神来使礼制严肃，用四时变化来加重敬畏，从而使百姓自尊，不轻易做奸邪之事。所以说，礼中那些接近人情的部分，并不是礼的最高境界。周公、孔子之所以在升降揖让之间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咛，不敢有所失坠，正是世俗所谓的迂阔；世人却不知道，圣人权变的根本就在这里。五帝、三代相承，一直不敢破坏这种制度。到了秦国统一天下，始皇帝凭借诈术和武力兼并诸侯，自以为智术有余，认为禹、汤、文王、武王都不知道这一点。于是废除诸侯，破坏井田制，凡是治理天下的办法，一概以便利为出发点，不以没有礼制为羞耻，彻底毁坏圣人设置的藩篱，把有利的器具公然展示给天下。因此自秦以来，天下只知道谋求生存、躲避死亡的办法，把礼看成无用而多余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求得生存并不需要礼。如果求生不需要礼，那么凡是可以求得生存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肯做的了。唉，这大概就是秦朝的祸害直到今天仍未止息的原因吧！从前最初出现文字时，用蝌蚪形文字书写；后来才有规矩摹画的字形，大概就是今天所谓的大篆、小篆。到了秦代，又改用隶书；后来一天比一天变化，重视快速完成而追求简易，又创造纸张来替代简牍，因而天下的簿书、符檄繁多堆积，官吏无法彻底查究，奸人便有了可乘之机。如果今天还使用古代的篆书和简策，即使文书想要繁多，形势上也不可能做到。由此看来，凡是用来使天下便利的东西，都是开启欺诈伪造之端的。唉！秦朝既然已经无法挽回，假如后世君子想治理天下，却只一味追求便利，那就是引导百姓一天天走向欺诈。可悲啊！《汉高帝》【苏洵】汉高帝凭借权术、运用谋略来控制一时的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形势，举手示意、转动眼睛来胁制项羽，不如张良。若没有这两个人，天下不会归于汉，高帝不过是个木强固执的人罢了。然而天下已经平定之后，对于后世子孙的谋划，即使陈平、张良的智慧也想不到的地方，高帝却早已替他们筹划安排，以便符合后世的作为，明白得像亲眼看见事情并亲自安排一样。大概高帝的智慧善于明察大事，却昧于小事。高帝曾对吕后说：“周勃敦厚稳重而缺少文才，但安定刘氏天下的必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刘氏已经安定了，周勃还要安定谁呢？所以我的意思是：高帝把太尉之职托付给周勃，是知道将有吕氏之祸。即便如此，他为什么不除掉吕后呢？因为形势不允许。从前武王死去，成王年幼，三监便叛乱。高帝料想自己百年之后，将相大臣和诸侯王中会有像武庚禄父那样的人，却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只是考虑到一家有主母，强悍的奴仆和婢女也不敢同弱小的孩子抗衡。吕后辅佐高帝平定天下，一向为大臣们所畏惧服从，只有她可以压制他们的邪心，等待继承人长大。他不除掉吕后，是为惠帝作打算。吕氏既然不能除掉，所以削弱她的党羽来损害她的权力，使即使发生变乱，天下也不会动摇。因此，凭樊哙的功劳，高帝仍然在一旦之间想杀掉他而毫不迟疑。唉！他难道只是对樊哙不仁吗？樊哙同高帝一同起兵，攻城破阵，功劳并不少。当亚父范增唆使项庄时，如果樊哙能够责备项羽，那么汉朝能否成为汉朝还很难说。一天，有人诬陷樊哙想消灭戚氏，当时樊哙正在出兵攻打燕地，高帝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到军中杀掉他。樊哙的罪行尚未显露，诬陷他的人究竟是真是假也未必可知；况且高帝不至于因为一个女子就杀掉天下功臣，这一点也很明白。他娶了吕氏，吕氏一族如禄、产之类，都是庸才，不值得担忧；唯独樊哙豪迈强健，是诸将中无人能够制约的，后世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高帝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草，只希望利用它的毒性治病，而不至于杀人罢了。樊哙死去，吕氏之毒便不至于杀人，高帝认为这样就可以让他死而无忧了。陈平、周勃却留下了这个忧患。樊哙死在惠帝六年，是天意。假如他还在，吕禄就不能被欺骗，太尉也不能进入北军。有人说，樊哙是高帝最亲近的人，假如让他活着，未必会同吕产、吕禄一起叛乱。但是韩信、黥布、卢绾都面南称王，而卢绾又最受亲信宠幸；然而在高帝尚未去世时，他们却相继因叛逆被诛。谁能说百年之后，那些出身于椎埋、屠狗之徒的人，看到自己的亲戚做了帝王，却不会欣然跟从呢？所以我说：陈平、周勃，是留下了祸患的人。《汉高帝》【苏轼】有人向君主进言，如果能根据君主的资质来劝说他，就会少费力气。人只要喜欢善行、追求名声，就可以用仁义来诱导他前进，用不义来威胁他退让。像汉高帝这样从民间起兵，徒手奋呼而取得天下的人，他只知道天下的利害和军队的胜负罢了，哪里知道所谓仁义呢？观察他的天资，本来也有符合仁义的地方，却不喜欢仁义的说法。这就像小人整天做不义之事，却有人用不义来劝说他，他也会愤怒。因此当时善于游说的人，从来不敢谈仁义和三代礼乐的教化，只说：这样做有利，那样做有害；这样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以后，高帝选择有利、可行的意见而采纳，大概也从未迟疑。天下平定之后，高帝因为宠爱而想改立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等人竭力争辩也不能改变他的想法，采用留侯的计策，才勉强保住太子。我读到这段史事时，没有一次不叹息，认为高帝是最容易劝说的，只要有话说到他的心坎上，他没有什么不听从的。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告诉他呢：吕后和太子从皇帝还是平民时就跟随他起兵，直到平定天下，天下人都希望奉他们为君；即使太子不贤，大臣们也希望他继承。

译如果百年之后，谁肯面向北方侍奉戚姬的儿子呢？所谓爱他，实际上只是给他招来祸患。唉！难道没有人把奚齐、卓子为什么会死的道理告诉高帝吗？叔孙通等人不能了解天下的大计，只知道提出废嫡立庶的说法，想用这一点来阻止高帝；这本来就是高帝所轻视的事情。人本来就有不平之心，假如让如意做天子，让惠帝做臣子，绛侯、灌婴之类的人环视四周而起兵，如意哪里能够拥有天下？这同保全如意、使他不失去王位相比，哪一个更有利呢？如意被立为王却不能免于死亡，那么也是高帝的过错，而且过错不小。或者把如意远远封置，以发泄吕后的不满之气，同时又给他厚重的封赏，这样的谋划难道不是太疏漏了吗？有人说：吕后强悍，高帝担心她发动变乱，所以想立赵王。这也不对。从高帝当时的判断来看，吕后的年纪应当会死在惠帝之后；吕后虽然强悍，也不忍心夺走自己儿子的天下交给侄子。惠帝死后，吕后才产生邪恶的谋划，这只是因为无计可施罢了，高帝哪里能够预先知道呢？况且侍奉君主的人，不能使君主从内心明白事情的缘由，快乐地接受自己的主张，却想凭借形势强行夺取，这也已经很危险了。像留侯的计策，高帝只是看到戚姬悲歌而不忍心，特别因为形势上不得不听从，所以仍想勉强为赵王作安排，让周昌辅佐他。这时他的心里还没有醒悟，以为一个刚强正直的周昌就足以抗拒吕后、保护赵王，却不知道周昌反而会激怒吕后，使赵王更快死亡。古代善于推究人情、深刻洞察天下形势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高帝；到了这里却仍然迷惑，也没有人能够劝告他，可悲啊！《项籍》【苏洵】我曾经评论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却没有夺取天下的谋虑；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虑，却没有容纳天下的器量；刘备有容纳天下的器量，却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三个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成就大业。况且不肯有所舍弃，就不能取得天下的形势；不肯有所忍耐，就不能尽得天下的利益。因此，有些土地可以不取，有些城池可以不攻，有些胜利可以不急于取得，有些失败也不必躲避。对方来时不高兴，对方离去也不恼怒，任凭天下人行动而从容控制其后果，这样才可能取得成功。唉！项籍有百战百胜的才能，却死在垓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从他在钜鹿作战时，就看出他的谋虑不长远、器量不宏大，因此一直奇怪他为什么到垓下才死。当项籍渡过黄河时，沛公刚开始整顿军队向关中进发。项籍若在这时迅速率军奔赴秦地，趁着军势正盛而使用它，便可以占据咸阳、控制天下；他却不知道这样做，只顾同秦将争夺一时的生死。钜鹿战役取胜后，他仍在河南、新安之间徘徊，到了函谷关，沛公已经进入咸阳几个月了。秦人既然已经安定地接受沛公，又仇视项籍，形势上便不能使项籍强行统治他们。因此项籍虽然把沛公迁徙到汉中，最终却定都彭城，使沛公得以回来平定三秦，于是天下的形势在汉而不在楚。楚国即使百战百胜，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预示项籍死于垓下的，是钜鹿之战。有人说：“即使这样，项籍一定能够进入秦地吗？”回答说：“项梁死后，章邯认为楚军不足为虑，所以调兵攻打赵国，产生了轻视楚军的心态，而秦国的良将精兵又都消耗在钜鹿。项籍如果真能率领抱定必死决心的士卒攻击那支轻敌而弱小的军队，攻入秦地是很容易的。况且秦国灭亡前守关的能力，同沛公守关的好坏，难道不能看出吗？沛公攻关的能力，同项籍攻关的好坏，也难道不能看出吗？凭秦国守关的力量，沛公尚且能够攻入；凭沛公守关的力量，项籍也能够攻入，那么秦国灭亡前的守关力量，项籍难道反而不能攻入吗？”有人说：“秦地可以攻入，那么怎样救援赵国呢？”回答说：“老虎正在叼食鹿，罴却占据它的巢穴，搏杀它的幼子，老虎怎么能不放下鹿而返回呢？它一回来，必定会被罴撕碎，这是明摆着的。”《军志》所说的就是攻击敌人必然要救援的地方。假如项籍进入关中，王离、涉间一定会放弃赵国而回救；项籍据守关口迎击他们的正面，赵军和各诸侯援军十多个营垒从后面追击，一定可以把他们消灭。这样，项籍一次行动就能解除赵国的围困，又能在秦地取得功劳。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去救援，田忌率军快速奔向大梁，因而保存了赵国并击破魏国。那宋义号称懂得用兵，却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驻扎在安阳不前进，反而说要等待秦军疲敝。我担心秦军还没有疲敝，沛公就已经先占据关中了。” 项籍和宋义都错失了机会。因此古代取得天下的人，往往先谋划好守护的地方。诸葛孔明放弃荆州而退据西蜀，我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况且他从未见过真正的大险要，以为剑门关可以使国家不灭。我曾考察蜀地的险要：守在那里不能出兵，出兵之后又无法持续，只能战战兢兢地自保，尚且来不及应付，哪里足以控制中原呢？至于秦、汉的旧都，沃土千里，有大河高山，确实可以控制天下，又何必一定要像剑门那样无法落脚的地方，才称作险要呢？如今富人必定居住在四通五达的都市，使自己的财货流通于天下，然后才能收取天下的利益。有些小丈夫得到一只金匣，便把它藏在家里，关紧门户守护它。唉，这只是求得不失去，并不是求得富裕。大盗来了，劫掠并拿走它，又怎么知道它最终不会失去呢？《晋宣帝》【苏辙】世上的评论者说：“司马仲达对于魏国，就像曹孟德对于汉朝一样。”这话不对。两人的智谋、勇气、权术和谋略相同，但所处的形势不同。汉朝自董卓之后，内部崩溃、外部叛乱，汉献帝奔逃颠沛还来不及，帝王的势力已经完全丧失，只剩下名义罢了。曹公借用这个名号来使天下服从，把献帝拥立在许昌，建立都邑、征讨叛逆，这些都是曹公所为。即使他终身奉事献帝，率领天下诸侯朝见他，天下不归汉而归魏的，也会十家中有九家。曹公如果真能安然等待，使天命自然到来，即使像周文王那样，天下三分而占有其中的二分，却仍然侍奉纣王，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可惜他没有始终坚持这种义行，使献帝在上面不得安宁，义士在下面愤怒怨恨，即使荀文若也不能得到善终，这就是曹公的过错。司马仲达却不是这样。魏明帝末年，曹氏的基业本已稳固。即使明帝因荒淫暴虐失去人心，曹爽因骄横放纵获罪，覆亡的形势还没有显现，天下也没有背叛魏国。仲达趁着这个漏洞乘虚而入，拍着曹氏的后背夺取其已经成就的基业，事情同曹公完全不同。汉武帝年老时，把昭帝托付给霍光。昭帝年幼，燕王刘旦、盖主有篡夺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又帮助他们；这场祸患比曹爽之乱更加紧迫。

译霍光在宫内击败燕王和盖主，在宫外诛杀上官桀、桑弘羊，扶持并辅佐昭帝，始终没有显露出骄慢君主的神色。昭帝早死后，国家空虚而没有君主，他迎立昌邑王；昌邑王不守法度，又扶立宣帝。他多次把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却每次都退处于臣下的位置，不因此自疑，朝廷内外都知道他的本心，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把司马仲达同霍光相比，谁做得更好呢？然而霍光还不足以称道。蜀先主将死时，召来诸葛孔明告诉他说：“太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你可以自己取代他。”又对后主说：“你同丞相共事，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后主昏暗软弱，孔明贤能明智，蜀人都知道。假使孔明有异心，只要一挥手就可以决定局势。然而他对外平定边徼外的蛮夷，对内废黜李平、廖立，旁边抵御魏、吴，功业成就、事业安定后，又把政事交给蒋琬、费祎，奉事一个昏庸的君主三十多年，却没有留下丝毫嫌隙，这是霍光更无法企及的。因此人最怕的不是没有才，而是不诚实；假如确实忠诚孝顺，舜对于父母，伊尹对于太甲，终究都没有间隙可言。自司马仲达以后，臣子接受辅佐幼主的托付，因而乘机夺取帝位的人多了；他们都以为形势紧迫，如果放弃而不取，自己必定危险，国家也必定混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后来竟然说自己像骑在老虎背上，已经无法再下来，这也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晋武帝》【苏辙】立嫡子要按年长，不按贤能；立儿子要按尊贵，不按年长，这是古今的正义。然而尧废黜丹朱而任用舜，天下因此安定；帝乙废黜微子而立纣，商朝因此灭亡。古人有时大概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可以不改变却改变了，以及不得不改变却不改变，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混乱。儿子并不像丹朱、纣那样，而废弃天下立嫡的正义，君子不忍心；儿子如果像丹朱、纣那样，却仍固守立嫡的正义，君子也不会这样做。汉高帝起初认为惠帝仁厚软弱，想废掉他而立如意。后来知道人心在太子一边，便搁置废立的议论，任用陈平、周勃。陈平、周勃都贤能，且权力彼此均衡，所以即使惠帝去世、吕产吕禄横行，他们仍能拥立文帝，汉室没有遭受祸患。汉武帝年老后，知道燕王旦、广陵王胥不能任用，便废掉他们而立幼子昭帝，并把后事托付给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当时昭帝是否贤明还无法知道，而这四个人正邪各半。幸而昭帝明智，霍光忠良，上官桀、桑弘羊虽然想作乱却没有成功。后来又废掉昌邑王，立宣帝，朝廷安然无患。君主如果不幸立了幼主，就应当像这两位皇帝一样托付给贤臣，才可以免于祸乱，这是必然的形势。魏明帝病重而没有儿子，舍弃疏远的宗室子弟，立齐王为嗣。起初想让曹宇、曹肇辅政，但宠臣刘放、孙资不喜欢曹宇、曹肇的正直，劝皇帝改用司马仲达、曹爽。齐王既不是天下所期望的人，曹爽又以庸才同司马仲达这样的奸雄相对抗，几年之间便造成篡夺弑杀的祸患。晋武帝亲眼看见了这个失败。惠帝不贤，群臣都知道；但他们顾忌牵制，不忍心更换，又忌惮齐王攸贤能，寄希望于愍怀太子的小聪明，以为可以消除尚未发生的忧患。只有汝南王司马亮，却没有及早任用；把社稷的重任交给杨骏，终于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怪了。晋武帝准备送出齐王时，王浑对皇帝说：“齐王攸对于晋朝有像姬旦那样的亲近关系，如果让他预闻朝政，他就是内心忠诚不二的臣子。国家的事情，如果任用后妃的外戚，就有吕氏、王氏那样的忧患；如果交给同姓至亲，就有吴、楚七国那样的忧虑。所任事情有轻有重，但无论放在哪里，都没有不产生祸害的。只应当任用正道，寻求忠良，不可对每件事都曲意设置疑忌防备，预先忧虑将来的祸患。如果凭借智术猜疑别人，即使亲近的人被怀疑，到了疏远的人又怎么能够自保呢？人人心怀危惧，不是使国家安定的道理。这才是国家最深重的祸患。”王浑的话，是天下最正确的话。皇帝不能采用，却采用王佑的计策，让太子同母弟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共同镇守要害，以加强皇室。然而晋室的混乱，实际上正是由八王造成的。我曾经推算过：如果齐王攸亲近而贤能，夺嫡的祸患并非他的本意；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天下所共同尊奉的人、宗庙社稷的谋划，仍然有所凭借。如果采用王佑的计策，让宗室子弟掌握军队抵御外患，像梁孝王抵御吴、楚那样，尚且可以。若是变乱从内部发生，却让人人都掌握军队来救援内乱，这同何进、袁绍召来丁原、董卓以诛除宦官，有什么不同？古人说过：选择福，没有比选择重大的更好；选择祸，没有比选择较轻的更好。像武帝这样选择祸福，可以说是不明察了。《梁武帝》【苏辙】史书称，孔子见过老子以后，退下来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会走的可以用网捕捉，会游的可以用丝线钓取，会飞的可以用弋射。至于龙，我不知道它乘着云气上升到天空。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吧？”老子体察大道而不被外物牵累，孔子甚至把他比作龙；然而最终他不能同老子共同处在这个世间。舍弃礼乐、政令和刑法，却想在世上推行大道，孔子当然知道这是困难的。东汉以来，佛法开始传入中国，其道理同老子有相通之处。汉代士大夫不能明白，魏晋以后才稍微知道一些。喜爱它很深的人，就想把它施行于世；憎恶它很深的人，就想把它在世上断绝。这两种做法都不对。老子、佛教的道理同我们的道理相同，却想断绝它；老子、佛教的教法同我们的教法不同，却想推行它，都是错误的。秦朝姚兴偏处一隅，却招来僧俗之人，翻译佛经、谈论佛理，来到的人总共有几千人。然而姚氏灭亡，转眼之间就发生了。梁武帝继承了这种做法，江南的佛事盛况，是前代从未见过的，甚至舍身为奴，郊庙祭祀不进献牲畜的毛血，父子都陷于侯景之手，国家也随之灭亡。

译评论者看到秦、梁的败亡，就认为佛法不足以依靠。北魏太武帝深信崔浩，崔浩不信佛法，劝皇帝排斥僧徒、毁坏佛经和寺院。佛法被消灭后，崔浩也因无罪而遭灭族。唐武宗想求长生，顺从道士的私心，铲除佛教、消灭僧侣，不到一年就因被弑而死。评论者看到北魏、唐朝的祸患，就认为佛法不可触犯。这两种看法都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老子、佛教的道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说。自从有天地以来，就有这种道理。古代君子用它来治理气性、修养心灵；它高尚而不可触犯，纯洁而不可玷污。天地、神灵、人类，都将仰望而敬重它。老子说：“天得到一便清明，地得到一便安宁，神得到一便灵验，山谷得到一便充盈，万物得到一便生长，侯王得到一便成为天下的正。”道对于万物无所不在，难道还可以非议吗？即便如此，如果蔑视君臣关系、废弃父子关系，却想把这种道理施行于世，它的弊端必定多得说不尽。《唐高祖》【苏辙】唐高祖起兵于太原，谋划出自唐太宗，其他儿子都没有参与。等到攻克长安、诛除群盗、统一天下时，功劳也出自太宗。大概上天的心意所交付的、百姓心中所归向的，确实都在太宗身上。到了册立太子时，高祖按照长幼立李建成，建成接受而不推辞，于是兄弟之间产生猜疑离间，最终导致大乱。建成本身没有什么可说的，罪过在高祖。后来武氏作乱，废掉中宗，拥立睿宗，并已立睿宗的长子李宪为太子。等到中宗复位，睿宗父子都以亲王身份回到府第。韦氏作乱时，临淄王李隆基率兵入宫讨伐，睿宗登上帝位，唐朝又安定下来。睿宗又准备按照长幼立李宪，李宪推辞说：“时局太平时先立年长的嫡子，国家混乱时先立有功的人；如果不这样做，必定会有祸难，我冒死请求。”睿宗听从了他，后来临淄王的地位才确定下来。凭太宗的贤能，仍不能免于争夺；玄宗的贤能不及太宗，却安然接受命运安排，那么李宪的谦让远远胜过他人。我曾评论说，高祖、睿宗都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他们想立长子，并不完全是出于私心，而是认为立嫡子按长幼，是古今的正义。既然说它是正义却不敢违背，为什么不考察前代的事例呢？太王舍弃泰伯、仲雍而立季历，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周朝因此兴盛；确实是天命所在，而他们自己没有私心，祸乱又从哪里产生呢？即便如此，泰伯逃到吴地来避开季历，也正是因为害怕发生祸乱。废长立幼，即使圣贤也难以处理。李宪同玄宗兄弟相安，终身没有间隙之言，大概古今只有这一人罢了。《唐太宗》【苏辙】唐太宗的贤能，自西汉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任用贤能、使用人才，将相没有不是合适的人选。恭敬节俭、节约用度，天下几乎达到停止使用刑罚的程度。三代以来，从未见过能同他相比的。然而传位给儿子再传到孙子，却遭遇武氏之乱，子孙被杀，国家延续得像一根将断的线。后世推究其中原因，却没有找到答案。依我看来，可惜他没有听闻大道啊！从前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是黄河作祟。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楚王说：“三代规定祭祀，祭祀不能越过望祭的范围。长江、汉水、睢水、漳水，是楚国所望祭的河流。祸福到来，不过如此。我虽然没有德行，黄河却不是我应当获罪的对象。”于是没有祭祀。后来将要死时，有云气像许多红色鸟儿夹着太阳飞行，连续三天。楚王派人询问周太史，太史说：“它大概会降临到大王身上吗？如果举行禳祭，可以把灾祸转移给令尹、司马。”楚王说：“除去心腹的疾病，却把它放到股肱之臣身上，有什么好处？我如果没有大的过错，上天难道会夭折我吗？有罪就接受惩罚，又怎么能转移呢？”也不举行禳祭。孔子听说后说：“楚昭王懂得大道，他没有失去国家是应该的。”我观察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懂大道的地方很多，难道能够免于祸患吗？贞观年间，天下已经平定，他仍征伐四方夷族，灭掉突厥，夷平高昌，摧残吐谷浑，军队出动四次都获胜，只求取胜却不知道停止。最后亲自征讨高丽，大臣们极力争辩，他也不听，勉强才取得胜利。他比隋朝强的地方，幸好只是取得了一次胜利罢了。然而皇帝为什么安心这样做呢？推究他的心意，不过是想向当时夸耀，向后世炫耀罢了。太子李承乾已经被立为太子十多年，皇帝又宠爱魏王李泰，使兄弟彼此倾轧。李承乾被废后，晋王是嫡子，皇帝想立李泰，又想让将来把帝位传给晋王，疑惑不决，甚至拿佩刀自刺，大臣救下他才停止。父子之间因为宠爱而轻率地决定废立，竟到了这种地步。皇帝曾得到秘密图谶，说唐朝以后必定有姓武的女子取代王位，便拿去询问李淳风，想找到她并杀掉。李淳风说：“征兆已经形成，就在宫中。天命所决定的，不是人力可以除去的。白白因为怀疑相似而滥杀无辜。而且从现在算起四十年后，那个人已经老了；人老了就会仁慈，即使接受禅让、改换国姓，也一定不能彻底断绝李氏。假如杀掉她，反而会使后来有许多壮年人被杀而逞强，皇帝的子孙就会一个不剩。”皇帝采纳他的话而停止了行动，但仍因相似的嫌疑杀掉李君羡。天命不可改变，只有修养德行或许能够消除灾祸；皇帝却想靠杀人来平息它，太难了。皇帝年老时，准备选择大臣辅佐幼主。李勣出身平民，忠诚有力、刚劲果断，有侠义气概，曾经侍奉李密和单雄信。李密失败后，他不忍心利用李密的地盘来求取利益；李密死后，他仍不废弃对旧君的礼节。单雄信将被杀时，他割下大腿上的肉来救济他，使自己同他一起赴死。皇帝因此认为他可以任用。皇帝病重时，对高宗说：“你对于李勣没有恩德，如今把他调出京城；我死后你就授予他仆射之职。”高宗听从了。等到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时，皇帝召李勣同长孙无忌、褚遂良商议，李勣称病没有到。皇帝说：“皇后没有儿子，没有比断绝后嗣更大的罪过了，我将废掉她。”褚遂良等人不同意。另一天，李勣见皇帝，皇帝说：“准备立武昭仪，但先帝临终托付的大臣都认为不可以，如今这件事停止了。”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需要询问外人。”于是废立的议论便决定了。李勣只是一个匹夫式的侠士，为别人舍命，不觉得困难；至于礼义的重大、社稷安危所由，他却不懂。皇帝却认为可以把幼主托付给他，这是把天下托付错了。假如李勣确实贤能，皇帝把国家托付给父亲，他尽忠竭力来报答皇帝的儿子，这还可以；何至于父亲把他赶出去，儿子又把他召回来，然后才认为可以呢？用权术来对待臣下，在道义上已经很刻薄了。这些全都是不懂大道的过错。假如不懂大道，那么施行于世间的一切事情，必定会有违背天理、失去人心而自己却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楚昭王只是懂得大道，即使失去国家也一定能够复兴；唐太宗不懂大道，即使天下已经安定而且治理得很好，也几乎走到灭绝的地步。这就是孔子观察国家的道理。《鲁隐公一》【苏轼】

译《春秋》记载鲁隐公元年时，没有记载他即位，因为他是摄政。公子翚请求杀掉桓公，隐公说：“只是因为他年幼罢了，我将把君位交给他。”于是派人营建菟裘，说自己将在那里养老。公子翚害怕了，反过来在桓公面前诬陷隐公，并派刺客杀死隐公。欧阳子说：隐公不是摄政。如果隐公果真是摄政，《春秋》就不会把他记作国君。《春秋》把他记作国君，那么隐公不是摄政就毫无疑问了。苏轼说：不对。《春秋》是可信的史书。隐公摄政而桓公弑杀他的事实，记载在史书中，已经很详细了。周公摄政，是能够恢复成王君位的人；因为周公去世，所以不称王。隐公摄政，却没有能够把君位归还给桓公；因为鲁公去世，所以称为公。史书有谥号，国家有宗庙，《春秋》难道偏偏可以不称他为公吗？既然如此，隐公摄政合乎礼吗？回答说：合乎礼。怎么知道呢？从孔子那里知道。曾子问道：“国君去世而世子还没有出生，该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士跟随摄政之主，在西阶南面向北行礼。”什么叫摄政之主？孔子说：“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子还没有出生就去世，那么就由他的弟弟，或者兄弟的儿子中应当继立的人，暂时作为摄政之主。孩子出生后如果是女儿，摄政之主继续执政；如果是男孩，摄政之主退位。”说的就是摄政之主。古人中有实行这种制度的，季康子就是这样。季桓子将要死时，命令他的臣子正常说：“南孺子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你并立他为君；如果是女孩，就立肥。”季桓子死后，康子即位。安葬以后，康子在朝廷，南氏生了男孩，正常载着孩子来到朝廷，报告说：“先君有遗言，命令他的家臣说：‘南氏生了男孩，就把这件事报告给国君和大夫，立他为君。’ 如今孩子已经出生，是男孩，冒昧前来报告。”康子请求退位。康子作为摄政之主，正是古代的制度，孔子也实行过。秦、汉以来不再修行这种礼制，而改由太后摄政。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如果让他们参与外部政事，更是不可以。”又说：“母鸡在早晨打鸣，只会使家庭败亡，何况能让女子摄位而统治天下吗？”女子执政而国家安定的，只有齐国的君王后和我们宋朝的曹高后，大概千人中难有一个。自东汉的马太后、邓太后尚且不能免于讥议，至于汉吕后、魏胡太后、北魏灵太后、唐武氏这一类人造成的混乱，更是数不胜数。王莽、杨坚最终还因此改换了国姓。由此看来，哪里比得上摄政之主呢？假如太后可以信任，那么摄政之主也可以信任；如果二者同样都不可信，那么让摄政之主取代君位，他仍然是我们先君的子孙，不是仍比异姓夺取君位好吗？有人说：“国君去世后，百官总摄政务，听命于冢宰三年，哪里还需要摄政之主？”回答说：“说的不是这种情况。继位的天子已经长大，只是居丧而尚未发布政令，那么按照礼制听从冢宰。如果太子尚未出生，或者出生后年幼，不能成为君主，那么三代的礼制、孔子的学说，决不会把天下交给异姓，而是交给摄政之主。这难道不是合乎礼制、而且周公实行过的吗？所以隐公也是摄政之主。郑玄是儒者中见识浅陋的人，他解释摄政之主，说：“由上卿代替君主处理政事。”假如孩子出生后是女孩，上卿难道就是能够继承世代君位的人吗？苏轼说：摄政之主，是先王的法典、孔子的正确言论。但世人不了解，只是习惯看见太后摄政，便以为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不能不加以论述，以留待后世的君子评判。《宋襄公》【苏轼】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季，十一月己巳朔日，宋公同楚国人在泓地交战，宋军大败。《春秋》记载战争，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严厉而详尽的。苏轼说：宋公是天子所封的上公，宋国是先代之后裔，在周朝属于宾客；天子有事时，赐宋公祭肉，宋公有防卫之事时，天子亲自拜谢，不是列国诸侯所敢抗衡的。可是《春秋》却说宋襄公同楚人在[▯]交战。楚国是夷狄之国，把“防”这样的称呼用于天子上公，使他去抵挡夷狄的防卫，终于遭到大败，宋公的罪过大概由此可以看出来了。《公羊传》却认为这是文王的军队，只不过是学者们对此有所疑惑，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明。宋襄公并不只是实行仁义却没有坚持到底的人，他是凭借不仁的资质盗取仁者名声罢了。齐宣王舍弃一头牛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实际上没有什么损益，孟子却因此认可他有王道；而宋襄公把鄫子拘禁起来，在次睢的社坛上杀害他，把一国之君像狗猪一样残害。对这种事都能忍心做出来，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忍心做呢？[▯]之战中，他本人失败，国家也遭受[防]患，却还想用“不再重伤敌人、不俘获头发斑白的人”来欺骗诸侯。一个人如果能扭伤哥哥的手臂来夺取食物，却又能忍受饥饿而只吃一壶粗食，天下人都知道这不是真情。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救存亡国、延续绝嗣，尚且还不被孔门看重，何况借助夷狄鬼神来求取霸业，却说这是王者的军队，可以吗？假如鄫子有罪而讨伐他，即使向诸侯宣布他的罪状，并在社坛上杀掉他，天下也不会认为过分。如果是因为个人喜怒而兴兵，那么秦穆公俘获晋惠公后尚且把他释放，何况竟敢利用那些昏乱淫邪的鬼神吗？依我看，宋襄公和王莽属于同一类人，他们不能欺骗天下这一点是相同的。他不击鼓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并不能减轻宋襄公的暴虐；他抱着孺子哭泣，也不能掩盖王莽篡位的罪行。假使王莽没有成功，那么宋襄公；假使宋襄公实现了志愿，也同样是一个王莽。古人说过：“谋求王业而没有成功，其中的弊害尚且足以成就霸业；宋襄公实行王者之事，尚且足以同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相比。”一场战争之后，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唯独去做这种荒谬庸俗的事情。齐桓公、晋文公得到管仲、子犯的辅佐才兴起，宋襄公有一个子鱼却不能任用，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自古以来，像这样失道的君主很多，死后盖棺论定，却没有一个像宋襄公这样被后世欺骗的。魏武帝【苏轼】

译世人所谓的智者，只知道天下利害，并审察计策的得失，如此而已。这种智慧仍然有其穷尽之处。只看见天下有利之处便去做，只看见有害之处便不做，那么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不能穷尽天下的利益。古人所谓的大智慧，是知道天下利害得失的计策，并根据人的情况加以权衡。因此，有人冒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最终却成就大功，这是因为根据人的情况作了权衡。轻视敌人会失败，过分重视敌人又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稳妥的利益。举事而等待百分之百稳妥，必然会受到阻碍。所以，知道我用来战胜别人的方法，而别人不知道我用来战胜他们的方法，天下就没有谁能抵挡我。从前，晋国荀息知道虞公必定不能任用宫之奇，齐国鲍叔知道鲁君必定不能任用施伯，薛公知道黥布必定不会从上游出兵。这三件事都是危险的做法，他们却直接去冒险。对方既不知道利用自己的长处，也不知道避开我所忌惮的地方，所以不能冒险去求取利益。自从三代衰亡以后，天下用欺诈和武力相互兼并，彼此的道术、政治和教化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谁有能力谁就得到天下。汉朝衰微时，豪杰一同起兵谋取天下，袁绍、袁术、董卓、吕布争相逞强施暴，而孙权、刘备又只能凭借偏居一隅的力量。他们用兵取胜的本领，本来不足以抵敌曹氏，然而天下终于分裂，直到魏朝灭亡也不能统一。大概可以试着这样评论：魏武帝长于判断事情，却不长于判断人，所以有时过分重视刘备而妨碍了自己的功业，有时轻视孙权而导致失败。刘备有盖世之才，却没有临机应变的才能。他刚刚击破刘璋时，蜀人还没有归附，一天之内惊扰四五次，杀人也不能禁止。错过这个时机不取蜀地，后来便终于不敢再加兵于蜀，直到终身如此。孙权勇敢而有谋略，不能靠声势恐吓来夺取。魏武帝不利用中原军队的长处，却同孙权在水战中争胜，一日一夜行军三百里去争夺有利形势，以这两种失败的做法进攻孙权，因此在赤壁损失军队，成就了吴国的强盛。况且刘备可以趁急迫时夺取，却不能从容谋取；正在他处于危疑之间时，带着铠甲迅速进攻，即使是兵法所忌讳的做法，也可以取得成功。孙权可以用计谋夺取，却不能凭声势击破；魏武帝却想凭荆州新近归附的士卒，乘胜夺取孙权。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只是想侥幸赌孙权不敢抗拒。这种方法用在刚建立的蜀地，才可以逞强。因此，魏武帝在刘备那里过分谨慎而妨碍成功，在孙权那里轻率行动而导致失败，这不正说明他长于判断事情、却不长于判断人吗？而不长于判断人的过错吗？唉！事情的利害、计策的得失，天下有才能的人全都知道，却不能根据人的情况加以权衡，于是便纷纷扰扰，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争相称雄逞强，却始终没有谁能够统一天下。苻坚【苏辙】苻坚和王猛君臣相得，因此成就霸业，即使齐桓公和管仲也不能超过他们。王猛将死时，苻坚问他身后的事情，王猛说：“晋国虽然偏处吴越一带，但承继正统，亲近仁者、善待邻国，是国家的珍宝。我死以后，希望不要把晋国作为进攻目标。鲜卑、羌人是我们的仇敌，终究会成为祸患，应当逐渐除掉他们，以安定国家。”话说完便死了。苻坚不能采用他的意见，最终大举伐晋，在淝水失败，回军还没有返回国都，慕容垂就背叛了他。回到国都后，姚苌又背叛了他。他土地分裂、本人丧命，最终死在这两个人手中。所以后世都称许王猛贤能，而责怪苻坚不明智。我曾经评论说，苻坚虽然有霸主的谋略，却怀有永不满足的野心，把天下不能统一视为奇耻大辱。他虽然灭燕、平定蜀地，兼并秦、凉，降服西域，但贪心仍未停止，年年用兵却不知道畏惧。晋国虽然衰弱，谢安、桓冲担任将相，君臣相安，百姓还没有忘记晋国，他却想凭武力夺取。考察天道，推论人情，即使内部没有慕容垂、姚苌的变乱，苻坚的失败也必然无法避免。然而苻坚凭借远方后裔的身份，却有帝王的气度；他灭掉慕容氏、姚氏后，收养两姓的子弟，记录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为官，使他们遍布朝廷内外。凡是他的旧臣没有不疑虑的。若从世俗的观点说，应该像王猛的计策那样逐渐除掉他们，这样是正确的。若从帝王的事业说，苻坚的想法未必有错。《大雅》称赞文王说：“殷商的后代，人数不止十万。上帝既已授命，他们就在周朝服事，在周朝服事。天命没有常定，殷商的士人强健敏捷，在京城举行裸祭时担任助祭。他们举行裸祭时，仍穿着礼服、戴着黼冔。”文王任用人的范围如此广泛，苻坚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他的德行虽比不上文王，却暗中仰慕文王，只看他如何处置这些人罢了。文王、武王死后，在周公、成王时期，殷商的余孽还同管叔、蔡叔一起寻找周朝的空隙，说：“我们要重新反叛，轻视我们周国。”所以周公攻克殷商后，把微子改封到宋国，又把顽固的殷民迁到洛邑，让他们守卫治理东郊，作《多士》来安抚他们，对可能发生的变乱考虑得极为周全。至于君陈、毕公，也都轮流居住在成周，监督统领他们。所以康王命令毕公说：“谨慎对待殷商的顽民，把他们迁到洛邑，使他们靠近王室，接受教化和训诫。”经过三代之后，世道变化、风俗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然而仍说：“国家的安危，唯系于这些殷商士人。”由此看来，文王任用殷商人，难道只是随意为之吗？如今苻坚却把豺狼和老虎养在自己的心腹之中，贪图功业、追求胜利，不顾后患，难怪他会死在慕容垂、姚苌手里啊！假使苻坚相信王猛的计策，向南同晋国结好，收敛兵力、保卫边境，让百姓休养生息，即使有一百个慕容垂、姚苌，又怎么能动摇他呢？文王虽然还不敢奢望达到，但也不是王猛所能比的了。孔子【苏轼】

译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对鲁定公说：“臣下不能私藏铠甲，大夫不能有超过百雉的城墙。”于是让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准备毁掉三座都城。这时叔孙氏先毁掉郈，季氏准备毁掉费。公山弗狃、叔孙辄率领费人袭击鲁公，鲁公和三位大夫进入季氏的宫室。孔子命令申句湏、乐颀下去进攻，费人败逃，公山弗狃、叔孙辄逃往齐国，于是毁掉费。将要毁掉成时，公敛处父凭成邑反叛，鲁公包围成邑却没有攻克。有人说：“危险了！孔子执政，也很危险而难以成功。”孔融说：“古代王畿方圆千里，王畿以内不把土地分封给诸侯。”曹操怀疑孔融的言论会逐渐扩大，于是杀了孔融。孔融只是说说罢了，哪里能做到呢？曹操认为天子有方圆千里的王畿，孔融将会对自己不利，所以立即杀了他。季氏亲自驱逐鲁昭公，鲁昭公死在国外，跟随他的人都不敢回国，即使子家覊也逃亡了。季氏嫉妒好胜、残忍加害到这种程度，虽然地势不如曹氏，但君臣相互猜疑，大概并不比曹操逊色。孔子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毁掉季氏等人的名都，取出他们私藏的铠甲呢？考察《春秋》，当时三桓虽然似乎不高兴，却没有谁能够违抗孔子。难道是因为孔子在鲁国执政，获得了政权和民众，所以三桓害怕他吗？那么季桓子接受女乐时，孔子就完全可以拒绝了。实际上，正是因为那些女子的谗言，孔子才出走；这说明孔子害怕季氏，而季氏并不害怕孔子。孔子为什么不暂且整顿政令刑罚，等待三桓出现空隙呢？苏轼说：这正是孔子之所以圣明的地方。田氏和六卿如果不服从，齐国、晋国就没有不灭亡的道理；三桓如果不奉行臣道，鲁国就没有可以治理的道理。孔子用于世间的政事，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晏婴也知道这一点，说：“田氏僭越，只有礼才能制止。”按照礼，卿大夫的私家施惠不能达到国家，大夫不能收取公家的利益。齐景公说：“说得好！我从今以后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婴能够知道，却没有能力实行。晏婴并不是不贤，只是他的浩然之气不如孔子、孟子。孔子作为寄居异国的臣子，执政一个月，便能举用治理世间的礼法，来约束将要亡国的臣子，毁掉名都，取出私藏的铠甲，而三桓还不怀疑他会危害自己。这其中一定有不说话便能使人信服、不发怒便能使人畏惧的力量。孔子的圣明，在处理政事上达到这种程度，毫无疑问。晏婴在齐国任职，比孔子在鲁国任职更久；齐景公信任晏婴，也胜过鲁定公信任孔子；但田氏造成的祸患并没有稍减。因此我由此知道孔子的困难。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去世，十四年后陈恒弑杀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请求讨伐陈恒。因此我知道，孔子想要使列国的君臣都像《春秋》的法则那样，即使到了老死也没有忘记。有人说：孔子知道鲁哀公和三位大夫一定不会听从，所以才用礼义来劝告吗？回答说：不是。孔子实际上想讨伐齐国。孔子告诉鲁哀公后，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您要讨伐它，将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陈恒弑杀他的君主，齐国百姓不支持他的有一半。把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一半的民众，可以战胜齐国。”这难道只是用礼义劝告而已吗？鲁哀公忧虑三桓的逼迫，常想借越国攻打鲁国来除掉他们。用蛮夷来攻打自己的国家，百姓不会支持；从臯如、鲁出公的事情，完全可以看出来。哪里比得上听从孔子去讨伐齐国呢？如果听从孔子讨伐齐国，那么一切战胜齐国的方法，孔子都有余力承担。等打败田氏后，鲁国公室自然壮大，三桓不用治理就会自行服从。这就是孔子的志向。子贡【苏洵】君子的道，最难的是智慧与信用兼备。信用，是用来端正智慧的；但智慧常常会发展到不端正。智慧，是用来使信用通达的；但信用常常会发展到不能通达。因此君子对此很谨慎。世上的儒者说：“只凭智慧就可以成功。”人们看到只凭智慧可以成功，于是全都抛弃信用。我却说：“只凭智慧可以成功，却不能使事业延续。”子贡用计策使齐国混乱、吴国灭亡、鲁国保存下来，我为此感到悲哀。子贡是游说之士，只求取得一时的功劳，不把能否延续作为要务，所以看不见后患。假使王公大人的谋划出于这种想法，那么我没有见过他们能够不立即失败的。我听说：王者的军队，谋划万世后才行动；霸者的军队，考虑子孙后代后才出动；强国的军队，考虑终身利益后才发动，都是为了寻求能够延续的办法。子贡的用兵，是明天就不能再采用的。因此子贡出使时，我认为鲁国可以保存，齐国可以不发生混乱，吴国可以不灭亡。为什么呢？田常将要篡位，忌惮高国、鲍氏、晏氏，所以让齐军转而攻打鲁国。替子贡谋划，不如去劝说高国、鲍氏、晏氏，向他们表示哀悼。他们一定惊讶地询问原因，就回答说：“田常派遣你们的军队攻打鲁国，我私下为你们将要灭亡而悲哀。” 他们一定会追问原因，就回答说：“齐国有田氏，就像人养着老虎。你们对于齐国，就像人的肘和大腿对于身体。田氏想吞并齐国已经很久了，只是不敢随意行动，是害怕肘和大腿抵抗。如今你们出兵攻打鲁国，肘和大腿离开了，田氏还怕谁呢？”我看见你们自身将被肢解，肘和大腿也会跟着遭殃，所以来吊慰你们。他们一定害怕并向我询问计策，于是教他们说：“你们把全部军队开往鲁国，压到边境就停止。我请求暗中替你们同鲁侯约定，等待田氏发生变故，率领你们的军队跟随你们入国内讨伐他。”他们害怕田氏造成的祸患，势不得不听从。回去以后把这件事告诉鲁侯，鲁侯害怕齐国攻打自己，势不得不听从，于是训练军队、整治战车，等待齐国出现内乱，诛杀乱臣，拥立新君。齐国一定感激鲁国，这是数代的利益。我观察仲尼，认为齐人中不与田常同心的有一半，所以请鲁哀公讨伐他。如今如果真能以鲁国的军队跟随高国、鲍氏、晏氏的军队，再加上齐国一半的民众，就可以把田常车裂于都市，这样形势非常有利，功效也极大。可惜子贡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齐哀王起兵诛杀吕氏，吕氏让灌婴率军抵抗。军队到达荥阳，灌婴派使者晓谕齐国和诸侯，使他们联合讲和，等待吕氏发生变故，共同诛杀吕氏。如今田氏的形势，同这件事有什么不同呢？有鲁国可以作为齐国，有高国、鲍氏、晏氏可以作为灌婴。可惜子贡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子思【苏轼】

译从前孔子的文章，并不是有意追求文章形式，所以从来不曾专门树立一种理论。可以说的，只有他的学说归于最恰当，这就足以称为圣人了。孔子的道，可以遵循却不能完全知晓，可以言说却不能任意评议；正因为他不争着发表琐碎的议论，不制造是非的开端，所以他的学说独能不被废弃，成为天下后世仁义礼乐的根本。孔子去世后，诸子想要著书传给后世，他们的心思都在写文章，急切地唯恐自己的思想湮没而无人知晓。因此都喜欢树立自己的理论，理论一经树立，争论便随之而起。孟子以后直到荀卿、扬雄，都致力于互相攻击的学说，其余不足称道的人，也在天下纷纷争论。唉！孔子的道不幸遇到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这些人，各自拿着私人的学说从外部攻击它，天下正要因此迷惑，却不知道该听从谁。为什么他的弟子门人又在内部互相攻击而不能决断，使千年以后学者越来越多，而孔子的道反而更加隐晦不明呢？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从前三家的争论，起源于孟子。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杨子又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 孟子既然已经坚持性善，所以荀子不得不转而坚持性恶，认为人的本性不过有善有恶罢了。两人既然各自坚持一端，所以杨子又不得不主张善恶混杂。立论不求精确，只求同别人不同，那么纷纷扰扰的学说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况且孔子从来没有明确谈论人性，大概也曾经谈过，但没有形成必然确定的论断。孟子所谓性善，都出自其老师子思的著作；子思的著作都是圣人谨慎的言论、笃实的议论。孟子得到这些话却不能善加运用，能够说明其中的道理，却不知道这些话为什么这样说，竟把天下如此广大的范围都用性善的论断来概括，明明白白地自以为给天下定下了标准，使天下那些有过失的人无不想拉弓射他。所以荀子、杨子提出异论，都是孟子的过错。子思论圣人之道，是从天下人能够实行的事情说起；孟子论天下人人都可以实行圣人之道，两者并没有不同。但子思把确定性落实在圣人之道上，孟子把确定性落实在天下人身上，所以后世的异议都从孟子而来。孟轲【苏轼】从前孔子由卫国返回鲁国，广泛搜集夏、商、周三代的旧闻。经礼有三百条，曲礼有三千条，一年到头也不能完全讲明它们的意义。孔子对子贡说：“赐，你以为我是因为学得多、记得多吗？不是，我用一个根本道理把它们贯通起来。”天下人苦于这些礼制艰难而没有谁能够实行，也不知道孔子有一个道理把它们贯通。因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法度、礼乐、刑政，以及当世贤人君子的著作、诸子百家的书、百工的技艺，九州以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的事情，荒诞模糊而无法考证的内容，纷纷都汇聚在胸中，却有一种卓然不乱的条理，这本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根本道理把它们统一起来。所以他博学而不混乱，深思而不迷惑。我曾经从六经中寻求这种道理，直到《诗经》和《春秋》之间，才知道圣人之道从始至终、从根本到末节各有条理。王道教化的根本，开始于天下容易实行的事情。天下人本来就知道父子之亲，天下人本来就知道兄弟之爱。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做到了，王道就完备了；这本来不是深远难见、辛苦难行的事情。所以《诗经》的教化，使人歌舞、安逸快乐，几乎无所不至，关键只在于不失去正道罢了。虽然如此，圣人确实有非常畏惧的事情。一次失去容止，是礼制废弃的起点；一次说错话，是义道灭亡的起点。君臣相互争夺，上下彼此残害，天下大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春秋》极力在细微差别之间辨析，在似是而非的地方深加辨明，截然划出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做的界限。不读《诗经》，就无法看出王道是多么容易实行；不读《春秋》，就无法知道王政是多么难以实行。孔子去世以后，诸子各自根据所听闻的内容著书，却都没有掌握它的源流，所以他们的言论没有统一的纲要。像孟子，可以说是深得《诗经》之意而长于《春秋》之道的人。他的学说从最粗浅处开始而达到最精微之处，充满天地，扩展到四海，即使最细微的地方也一定加以考察。他的道理极其宽广却不可触犯，极其严密却使人喜悦，这其中一定有所坚守，只是后世有时没有看见罢了。老子【苏辙】孔子用仁义教导人，用礼乐治理天下。仁义礼乐的变化无穷，而孔子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始终。”如果没有这个根本道理贯通，那么随着变化去实行义，必然会支离而不能相合。《易经》说：“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古语说：“君子通达上面的道，小人通达下面的器。”孔子自己说，他是从下学而达到上达的；洒扫、应对，诗书、礼乐，都是他学习的途径。君子由此通达道，小人由此得到器。通达道，所以万般变化最终归于一；得到器，所以有所守持而不动荡。这就是孔子两方面都能得到的原因。孔子处理政事周密，所以把器展示给人，却把道隐藏起来，使已经通达的人有所领会，而尚未通达的人不至于迷惑。老子对自己的修养要求深，所以把道展示给人，却略去器，使已经通达的人容易进入，却不顾虑尚未通达的人。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都达到道，只是施行的方法有先后罢了。三代以后，佛教同孔子、老子的学说并行于世。它与二者不同之处，是体察道更加深远，站在世俗之外，指示天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给人看，却不担心人不能觉悟，说：“总会有能够觉悟的人。” 这种说法又是老氏玄妙思想的表现。我曾经为《老子》八十一章作注解，其中的说法就是这样。韩非【苏轼】

译圣人厌恶异端，竭力排斥它们，并不是因为异端本身能够扰乱天下，而是因为天下的混乱正由此产生。从前周朝衰微时，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一类人，反复讲虚无淡泊的言论，推演狂妄浮游的学说，纷乱颠倒，最终归于虚无。遵循他们的道路，便荡然无所适从，因此忘掉富贵的快乐，把生死看作同等。这些人不得志于天下，便高远出世、放任心志而无忧。虽然这不是圣人的道路，但他们的用心本来对天下也没有什么恶意。老聃死后一百多年，商鞅、韩非著书，宣称治理天下没有比严厉实行刑名更好的办法。等到秦国采用他们的学说，终于导致陈胜、吴广的叛乱。教化不足而法律有余，秦朝因此断绝祭祀，天下遭受它的毒害。后世学者知道申不害、韩非的罪过，却不知道这是老聃、庄周造成的。为什么呢？仁义之道，产生于夫妇、父子、兄弟彼此相爱之间；礼法刑政的根源，产生于君臣上下彼此猜忌之时。相爱，就有不忍之心；相互猜忌，就有不敢妄为之心。不敢妄为和不忍伤害的心结合起来，圣人之道才能存于其中。如今老聃、庄周谈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泛泛然就像浮萍漂游在江湖中，偶然相遇罢了。正因为这样，他们认为父亲不值得爱，君主不值得敬畏；不敬畏君主，不爱护父亲，仁就不足以使人归附，义就不足以劝导人，礼乐也不足以教化人。这四者都没有用，却想把天下置于虚无之中。虚无难道真的足以治理天下吗？商鞅、韩非想要建立自己的学说却没有成功，得到的只是轻视天下、把万物等同看待的方法，因此敢于实行残忍之事而毫不疑惑。如果不忍心杀人还不足以称为仁，而仁又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杀人便不足以称为不仁，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这样一来，天下的一切都只任我所为，刀锯斧钺还有什么不能施用的呢？从前孔子没有一天改变自己的言论，即使天下最微小的事物也无不有所敬畏。如今他们把天下看得微小，仿佛不值得处理，这难道就是他们轻易杀人的原因吗？太史公说：“申不害拘泥于名实，韩非牵引法度、切合实情、辨明是非；他们最终残酷苛刻、少有恩德，都源自道德的思想。”我曾读到这段话并加以思考，事情本来有些彼此不能相谋，却能互相感应。庄子、老子之后，其祸患就发展成申不害、韩非。从三代衰微直到今天，凡是扰乱圣人之道的因素，其弊害本来已经很多，却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哪里。为什么不设法制止它呢？荀卿【苏轼】我曾读《孔子世家》，观察孔子的言语文章，循循善诱，无不合乎规范，从不敢放言高论，说话必定称引先王，这才知道圣人忧虑天下是多么深。它广大得看不见边际，却并不遥远；浩瀚得看不见涯岸，却并不深奥。他所说的，是普通男女共同知道的事情；而他所实行的，却是圣人也有不能完全做到的事情。唉，这也就足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行我的学说，那么即使成为圣人也没有困难；如果不能做到，也不过是不失为少犯过错的人罢了。子路的勇敢、子贡的善辩、冉有的智慧，这三种才能都是天下所谓难以具备而可贵的。然而这三个人往往不为孔子所喜悦。颜渊默默无闻，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才能，似乎与普通人没有不同，孔子却屡次称赞他。学习圣人，难道一定只在于学习他的言语吗？也要看他的志向所在。孔子认为后世必定有人不足以实行他的学说，也必定有人盗取他的学说来做不义之事。因此他的言论平易正直，不敢发表异常而令人喜悦的议论，关键在于不可改变。从前我常奇怪李斯曾经事奉荀卿，后来却焚烧他的著作，大幅改变古代圣王的法度，对他老师的学说简直像对待仇敌一样。如今读了荀卿的书，才知道李斯之所以侍奉秦国，原来都出自荀卿的影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荀卿喜欢发表异说而不肯退让，敢于发表高论而毫不顾忌。他的言论使愚人惊骇，使小人欢喜。子思、孟轲是世人所谓的贤人君子，荀卿却独自说：“扰乱天下的，是子思、孟轲。”天下人如此众多，仁人义士如此众多，荀卿却独自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桀纣的本性就是这样；尧舜的善行是伪装出来的。”由此看来，他的为人一定刚愎自用、傲慢不逊，而且过分自负。李斯只是比他更加严重罢了。小人做坏事，尚且必然有所顾忌，所以夏、商灭亡时，虽然桀纣残暴，但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还没有彻底毁灭到无法考察的程度，这是因为桀纣还保留了一些东西，不敢全部废弃。李斯却独能奋然行事而毫不顾忌，焚烧孔子的六经，烹灭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这也一定是有所凭借的。他看见自己的老师历数天下贤人的罪过，便把这种愚妄当成正确，以为古代先王都没有值得效法之处，却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快意一时而发表这种议论，荀卿也不知道祸患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父亲杀人报仇，儿子必然还会继续抢劫。荀卿阐明王道、叙述礼乐，李斯却利用他的学说扰乱天下；他的高谈异论，对此有激发作用。孔子、孟子的言论从来不追求奇异，但天下最终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如果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那么还何必去追求奇异呢？扬雄【苏轼】从前谈论人性的人很多，却不能统一认识。起初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扬子认为人性善恶混杂；韩愈又取三家的学说加以折衷，以孔子的论述把人性分为三等，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而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的人不可改变，认为三家的说法都包含在其中，只是遗漏了上下两等，于是天下赞同韩愈学说的人很多。唉，这是因为还不知道什么叫作人性，只是在谈论人的才质。人性与才质相近却不同，它们的差别不亚于黑白之别。圣人与小人共同具有、谁都不能逃避的，才是真正所说的人性；至于才质，本来就会各有不同。树木得到土地才生长，受到雨露、风气的滋养，舒展茂盛，这是各种树木共同具有的，是它们的本性。至于坚硬的木材做车毂，柔韧的做车轮，大的做柱子，小的做椽子；椽子不能做柱子，车轮不能做车毂，这难道是它们本性的罪过吗？天下谈论人性的人，都把才质混杂在其中来谈，所以纷纷扰扰而不能统一。孔子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的人不可改变，说的是人的才质。

译至于谈论人性，孔子从来没有断定它是善还是恶，只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遥远”罢了。韩愈的学说更进一步，把人性和情感分开，把才质和人性合在一起，所以他的论述最终不能贯通。他认为所谓人性果真是寂静无为的吗？如果是这样，就不应再有善恶之说。假如人性中有善恶，那么所谓情感就是我所说的人性。人一出生就没有不遭受饥寒之患、没有不具有男女欲望的；如今告诉人说，饥了吃饭、渴了喝水、男女欲望都不是人的本性，可以吗？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圣人没有这些感情，就没有理由成为圣人；小人没有这些感情，也没有理由成为恶人。圣人驾驭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感情，使自己走向善；小人也驾驭这七种感情，却使自己走向恶。由此看来，善恶是人性所能趋向的方向，并不是人性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况且谈论人性，为什么一定要把善恶归入其中呢？虽然如此，扬雄的论述已经接近正确了。他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修养其中的善便成为善人，修养其中的恶便成为恶人；他的错误只在于不知道人性本身不能具有善恶，却认为善恶都从人性中产生。在太古之初，本来没有善恶的说法；只是天下人共同安宁的事情，圣人便指称为善，而一个人独自享乐的事情，便命名为恶。天下人本来就会趋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去做。谁知道圣人只是因为一个人独自享乐，不能胜过天下人共同安宁的事情，所以才有善恶的分别呢？诸子的意思，是要把善恶说成圣人的私人学说，岂不是太疏远了吗？韩愈又想根据书籍传下来的见闻和古人的事迹，来驳斥三家的论说，局限于用后稷早慧、文王不懈怠，以及瞽、鲧、管叔、蔡叔的事迹来说明。圣人论人性，是要穷尽万物的道理，结合众人共同知道的事情，来消除天下人的疑惑；韩愈却想凭一个人的才质来确定天下人的本性。他还说：“今天谈论人性的人，都把佛教、老子的思想混杂在其中。我的学说认为人性与情感无关，喜怒哀乐都不是人性。”韩愈这是流入佛教、老子的思想而自己不知道。韩愈【苏轼】圣人之道，有人趋向它的名声而喜爱它，有人安于它的实际内容而以之为乐。珠宝、珍珠、犀角、象牙，天下没有不喜爱的，人们奔走尽力，争斗抢夺，喜爱得不能说不极其强烈；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喜爱的实际价值。至于粟米、蔬菜、肉食、桑麻、布帛，天下人放入口中便知道它们为什么美味，穿在身上便知道它们为什么安适，这难道不是因为认识它们的实际功用，而不是被它们的名声役使吗？韩愈对于圣人之道，大概也只是知道喜爱它的名声，却不能以它的实际内容为乐。为什么呢？他的立论非常高，对孔子、孟子的推崇非常尊敬，对杨朱、墨子、佛教、老子排斥得非常严厉，他用力也不能说不深。然而他的论说一到义理处便不精确，支离散漫，往往自己违背自己的学说却不知道。从前宰我、子贡、有若轮流称赞他们的老师，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像孔子这样盛大，即使尧舜的贤德也比不上他；他们尊崇圣道、喜好学习，也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君子并不把这当作可贵，说：“宰我、子贡、有若的智慧，只足以知道圣人的伟大而已。”至于颜渊，难道也只是这样说吗？他还说：“老师善于循循诱导人。”由此看来，圣人之道果然不在于把它夸张扩大。韩愈就是知道喜爱圣人之道的名声，却不能以它的实际内容为乐的人。韩愈《原人》说：“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山川草木的主宰；人，是飞禽、潜鱼、动物、植物的主宰。既然是主宰却又残暴对待它们，就没有做到主宰的道理。”所以圣人一视同仁，厚待亲近的人而推举远方的人。圣人不同于墨子的地方，只在于有所区别。如今韩愈说“一视同仁”，那么就是把对待人的方法用来对待万物，这同兼爱、无差等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呢？这样可以吗？教导人使人有才能，感化人使人有知识，这是对人的仁；在适当的时候杀死禽兽，在有节制的情况下使用它们，这是对禽兽的仁。怎么能把二者等同呢？儒家和墨家的相违背，不亚于胡地和越地的遥远；但在似乎相同的地方，差别又细微得难以察觉，难怪韩愈把它们看成一回事。孔子说：“广泛地爱众人，却亲近仁者。”仁者还有亲疏之分，这说明孔子并不主张没有差等的兼爱。祭祀祖先时如同祖先在面前，祭祀神灵时如同神灵在面前；神灵不可知，但祭祀者的心认为神灵仿佛存在，这说明孔子并不否定鬼神。儒者的弊病，在于谈论人性时，认为喜怒哀乐都出自情感，而不是人性所有。人有喜有怒，然后才有仁义；人有哀有乐，然后才有礼乐。如果认为仁义礼乐都出自情感，而不是人性所有，那就是带领众人背叛圣人的教诲。老子说“能够保持像婴儿一样吗”？喜怒哀乐如果不出自人性而出自情感，那么这就是带领众人成为老子所说的婴儿了。儒者中有人说：“老，是《易》的意思。既然是《易》，难道属于老子一派吗？”而儒者甚至用老子的学说解释《易》，那么把人性与情感分开，其弊病确实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唉！君子求学，如果只知道一个人的长处，却不知道他的弊病，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文编》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 明代唐顺之编 《过秦论》【贾谊】秦国兼并了诸侯，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缮渡口关隘，占据险要关塞，整治铠甲兵器来守卫它们。然而陈涉凭借一群散乱的戍卒，几百人奋臂高呼，不用弓弩等兵器，只拿锄头、耰和白木棍，望见房屋便取食，纵横天下。秦人倚仗险阻却不防守，关口桥梁不关闭，长久的防线不修整，强弩也不发射。楚军深入秦地，在鸿门交战，竟然没有遇到任何藩篱般的阻碍。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纷纷起兵，豪杰俊士各自拥立首领。秦派章邯率军向东征讨，章邯于是凭借三军的力量在外面与秦廷讨价还价，图谋对付他的上司。群臣对秦廷的不信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即位后，仍然没有醒悟。假使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干，只要得到中等贤能的辅佐，崤山以东即使混乱，秦国的土地仍可以保全占有，宗庙的祭祀也不至于断绝。秦地背靠山、环绕河流作为坚固屏障，是四面都有险塞的国家。自秦缪公以来，直到秦王，二十多位君主，常常成为诸侯中的霸主，难道他们世世代代都贤明吗？这是地势造成的。况且天下人曾经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在那个时代，贤能明智的人并列而出，良将统率军队，贤相共同谋划，可是仍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却主动放他们进来交战，为他们打开关门，百万大军逃跑败退，于是秦国也随即崩坏。难道是勇力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形势不便。秦国应当把小城并入大城，守住险关，军队驻扎在高垒之中，不出战，关闭关门，凭借险要地势和防御工事守卫。诸侯从平民中起兵，只因利益相合，并没有古代圣王那样的德行。他们之间的交往还不亲密，部下也没有归附，只是名义上说要灭亡秦国，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看见秦国的险阻难以攻破，一定会退兵安定自己的土地、使百姓休养生息，等待秦国疲敝，再收拢弱小、扶助疲困，以此号令大国君主。那样一来，秦王不必担心不能在天下称心如意，虽然尊贵到做天子、富有天下，却最终自身成为俘虏；他的挽救败局之策是错误的。秦王满足于现状而不追问，于是犯了错误却不改变。二世承继了这一套，也不改变，反而加重暴虐，使灾祸更大。子婴孤立无援，没有亲信，也没有辅佐。三位君主都被蒙蔽，终身不醒悟，灭亡不是很应该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不是没有深思熟虑、懂得时势变化的人；然而他们之所以不敢竭尽忠心纠正过失，是因为秦国风俗中有许多忌讳和禁令，忠言还没有说完，身体就已经被杀戮埋没了。因此天下士人都侧耳倾听，重叠着双脚站立，闭紧嘴巴不敢说话；所以三位君主失去正道，忠臣不敢进谏，智士不敢谋划，天下已经大乱，奸邪之事却不能上达君主，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闭塞蒙蔽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士等官职，修明法度、制定刑罚，于是天下得到治理。国家强盛时，禁止暴行、诛灭叛乱，天下便臣服；国家衰弱时，五霸出征，诸侯便跟随；国家削弱时，内部守卫、外部依附，社稷仍能保存。所以秦国强盛时，法律繁多、刑罚严酷，天下震服；等到它衰弱，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因此周朝五等爵位的制度合乎正道，所以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不断绝；秦国从根本到枝末都丧失了，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危的根本道理相差很远。民间谚语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后面的事情可以把它当作老师。”所以君子治理国家，要考察上古，用当代来验证，参照人事，察看盛衰的规律，审度权势是否适宜，出仕或退处都有次序，变化能够顺应时势；这样就能使日子长久，社稷安定。秦孝公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固，占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牢守住，窥伺周王室，具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意图和吞并八方的野心。当时商君辅佐他，对内建立法令制度，致力于耕作纺织，修治防守和作战的准备；对外实行连横策略，使诸侯相互争斗。于是秦人拱手就取得了西河以外的土地。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守护原有基业，沿用遗留下来的制度，向南兼并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土地，向北收取险要的郡县。诸侯感到恐惧，聚会结盟谋划削弱秦国，不吝惜珍贵器物、贵重宝物和肥沃美好的土地，用来招致天下士人，联合结交，彼此成为一体。当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主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重贤者，礼遇士人。他们约定合纵，拆散连横，把韩、魏、燕、赵、齐、楚、宋、卫、中山的军队合在一起。于是六国的士人中，有▯越、徐尚、苏秦、杜赫一类人为他们谋划；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一类人沟通各方意图；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一类人统率军队。曾经凭借十倍于秦的土地、百万大军，攻打函谷关。秦人打开关门迎击敌人，九国军队却徘徊逃走，不敢前进。秦军没有损失一支箭、一个箭头的费用，天下诸侯已经困窘了。于是合纵瓦解、盟约解除，诸侯争相割让土地来奉献给秦国。秦国还有余力乘诸侯困敝而制服他们，追赶逃亡败军，尸体横陈百万，流血多得能漂起盾牌。秦国乘着有利形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求臣服，弱国入朝。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时，他们在位时间很短，国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到了秦王继承六代君主留下的功业，挥动长鞭驾驭天下，吞并东周、西周，灭掉诸侯，登上皇帝之位控制六合，拿着刑具鞭打天下，威势震动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设置桂林郡、象郡。百越的君主低头，套上绳索，把性命交给秦国的下级官吏。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守卫藩篱，把匈奴击退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南下来放牧马匹，士人也不敢拉弓来报仇。于是废除先王的治国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使百姓愚昧；毁坏著名城池，杀害豪杰俊士；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咸阳，销熔锋刃，铸成十二个金人，以削弱百姓的力量。然后削平华山作为城墙，凭借黄河作为护城河，占据高达亿丈的城墙，面对深不可测的山谷，把它作为坚固屏障。良将和强弩守卫险要之处，可靠的臣子和精锐士卒排列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平定，秦王的心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如同千里金城，是子孙万世做帝王的基业。秦王死后，余威还震慑着边远异俗之地。陈涉是用破瓮作窗、以绳子系户枢的贫寒人家的孩子，是田野里的平民，又是被迁徙的罪人，才能比不上普通人，没有孔子、墨翟那样的贤能，也没有陶朱、倚顿那样的财富，却跻身于士卒行列之间，从什长、百夫长之中突然崛起，率领疲惫离散的士卒，带着几百人的队伍，转而攻打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作旗帜；天下人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响应，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从。

译崤山以东的豪杰俊士于是一起起兵，灭亡了秦国。再说，天下的土地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土地、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也仍然和从前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君主尊贵；锄头、耰和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锋利；被征发戍边的士卒，并不比九国军队强大；深谋远虑以及行军用兵的本领，也比不上先前六国的士人。然而成败却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功业也完全相反。假使让崤山以东各国同陈涉量长短、比大小，比较权势、衡量力量，那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可是秦凭借小小的土地，取得了万乘大国的权力，招致八州，使同列诸侯来朝拜，已经一百多年了。后来却把六合当作住宅，把崤山、函谷关当作宫殿，一个人发动叛乱，七庙便毁灭，自身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施行仁义，而攻取和守成的形势已经不同了。秦兼并天下，吞并诸侯，面向南方称帝，来供养四海。天下士人纷纷倒向秦国。像这样的情形，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君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衰微，五霸相继消亡，政令不能行于天下，因此诸侯用武力互相争斗，强国侵凌弱国，人多的欺压人少的，战争不停，士人百姓疲惫困苦。如今秦王面向南方统治天下，这就意味着上面有了天子。既然普通百姓都希望能够安定自己的性命，没有谁不空着心仰望君上。在这个时候，守住威势、巩固功业，安危的根本就在于此。秦王怀着贪婪鄙陋的心，施行自以为是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人百姓，废弃王道，树立个人专权，禁止书籍而严酷施刑，把欺诈和武力放在前面，把仁义放在后面，以暴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开端。兼并天下，崇尚欺诈和武力；安定天下，则重视顺应时势和权变。这就是说，夺取天下和守住天下所用的方法不同。秦国脱离战国时代而称王天下，但治国之道没有改变，政治措施也没有改变，这就是它夺取天下和守守天下所用的方法相同的原因。它孤立地占有天下，所以它的灭亡可以立刻等待。假使秦王能够考虑上代的事情，合并殷、周的事迹来治理国家，那么后来即使有荒淫骄纵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三王建立天下，名号显赫美善，功业长久。如今秦二世即位，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观看他的政治。寒冷的人以粗布短衣为有利，饥饿的人觉得酒糟米糠也是甘美的；天下百姓的哀号，正是新君主施政的凭借。这就是说，使劳苦的百姓得到休息，很容易实行仁政。假使二世有平庸君主的行为，任用忠臣贤士，专心一意地忧虑天下的祸患，穿着丧服来改正先帝的过错，分割土地、分封百姓，封赏功臣的后代，建立国家、册立君主，以礼对待天下，清空监狱，免除刑罚杀戮，除去没收财产、玷污名节之类的罪名，使人各自返回故乡；打开仓库，散发财物，救济孤独贫困的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难；简约法令、减少刑罚，以维持后续治理，使天下人都能够自我更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把威势和恩德施加于天下，天下人就会归附。这样，四海之内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各自安乐于自己的居处，只怕发生变故；即使有狡猾的人，也没有背离君上的心，那么不守法的臣子就无法施展他们的智谋，暴乱的奸邪也会停止。二世不实行这种方法，反而又加上无道的统治，毁坏宗庙，与百姓重新开始，修建阿房宫，繁多刑罚、严厉诛杀，官吏治理苛刻深重，赏罚不公，征收赋税没有限度，天下事务繁多，官吏无法治理，百姓穷困而君主又不收容抚恤；于是奸诈虚伪一同兴起，上下互相欺骗逃避，害怕获罪的人越来越多，受刑被杀的人在道路上接连可见，天下人都为此苦不堪言。从君卿以下直到普通百姓，每个人心里都怀着自危之心，亲身处在穷困的现实中，全都不能安居其位，所以很容易被煽动。因此陈涉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也不凭借公侯的尊贵，只是在大泽乡奋臂而起，天下就响应他，这是因为百姓处于危困之中。所以先王看见事物始终的变化，知道国家存亡的关键，因此治理百姓的方法，务必要使他们安定而已。天下即使有逆反行事的臣子，也一定没有响应他的助力。所以说：“百姓安定时，可以和他们实行义；百姓危困时，很容易和他们一起做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封建论》【柳宗元】天地果真有起始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起始吗？我也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回答说：认为有起始更接近事实。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封建制度可以说明。那种封建制度，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不能废除。大概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这个形势的产生，难道就是人类诞生之初吗？如果没有这个开端，就不会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当人类最初和万物一起诞生时，草木茂盛丛生，鹿和猪成群奔走；人不能像野兽那样搏斗吞食，而且没有毛羽，不能保护和养活自己。荀卿说过：“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凡是借助外物，就必然会争夺；争夺不止，就一定要归附于能够判断是非曲直的人，听从他的命令。那些聪明明察的人，所使人服从的一定很多；如果把正道告诉他们，他们仍不改变，就一定要使他们感到痛苦，然后他们才会畏惧。由此，君长、刑罚和政令便产生了。所以邻近的人聚集成为群体；群体一旦分开，各群之间的争斗必然更大，争斗扩大后就有了战争。有德行，又有强大力量的人，各个群体的首领便再去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等级，争斗又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德行更大的人，各诸侯便又去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自己的封地。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一类的职位，争斗又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德行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一类的人又去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自己的人民。这样以后，天下才会合并为一体。所以先有里胥，之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之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之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之后才有天子。从天子直到里胥，凡是他的德行施加于人民的人，死后人民一定要寻求他的后代来奉立他。因此封建制度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迹已经遥远了，到了周朝才记载得很详细。周朝拥有天下后，分割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封，设置五等诸侯国；群侯分布，如星罗棋布，环绕天下，像车轮运转、车辐聚集一样来朝觐会同，分散时则成为守土之臣，捍卫城池。然而到了夷王以后，礼制受到损害，尊严受到伤害，竟下堂迎接来朝见的诸侯；这种情况延续到宣王。宣王怀有中兴、恢复古制的德行，又有向南向北征伐的威势，最终却不能确定鲁侯继承人的地位。周王室逐渐衰败，直到幽王、厉王时，王室向东迁徙，自己也列入诸侯之中。此后有询问九鼎轻重的诸侯，有射中周王肩膀的人，有攻打凡伯、诛杀苌弘的事情。天下悖乱，没有了尊奉君主的心。我认为周朝的丧失早已发生，只不过是在公侯之上徒然保留了一个空名。

译难道不是诸侯过于强盛、枝末势大而不能控制所造成的祸患吗？后来周朝分裂成十二国，又合并为七国，威权被分割到陪臣掌握的国家，周王的国家最终被后来的秦国灭亡。那么周朝失败的开端，大概就在这里。秦拥有天下后，把都城和大的城邑分割设置为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国一类的封国，设置郡守县令；占据天下雄伟的地势，把都城建在六合的上游，控制四海，仿佛把天下运转掌握在手中，这就是它正确的地方。但没有几年天下便大坏，其中也是有原因的。秦急迫地征发数万人，肆意施展威势和刑罚，榨尽百姓的财物；那些背负锄头木棍、被发配戍边的人，环视四周而结成合纵，大声呼喊而聚成群体。当时有叛乱的人民，却没有叛乱的官吏；百姓在下怨恨，官吏在上畏惧；天下彼此联合，杀死郡守、劫持县令，一同起兵。祸患在于百姓怨恨，并不是郡县制度失误。汉朝拥有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偏差，遵循周朝制度，分割天下而建立诸侯国，分封皇族子弟和功臣。几年之间，汉廷疲于奔命、扶伤救病还来不及，天下因平定战争而困顿成病，流矢造成的创伤长期不能恢复，延续了三代。后来谋臣献上谋略，才逐渐削弱诸侯、加强中央。然而封建开始时，郡县与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有叛乱的诸侯国，却没有叛乱的郡县，秦制的正确之处也因此明显了。继承汉朝而称帝的朝代，即使历经百代，也可以由此推知。唐朝兴起后，设置州县，建立州刺史和县令，这是适宜的做法。然而仍然时常有凶悍狡猾的人兴起，残害一方；过失不在州县，而在军队。当时有叛乱的将领，却没有叛乱的州县，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革。有人说：封建诸侯，一定会把土地视为私有，把人民当作子女，顺应当地风俗，修治当地政事，施行教化容易；郡守县令如果只考虑自己，调动官秩而已，怎么能治理地方呢？我又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周朝的事情，完全可以看清。列侯骄傲自满，贪图财货，热衷战争；大体上扰乱国家的诸侯多，治理国家的诸侯少。诸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治，天子也不能改变诸侯的君主；把土地私有、把人民当作子女的诸侯，百家之中也没有一家真正做到。过失在制度，不在政治，这就是周朝的情况。秦朝的事情，也完全可以看清。它有治理人民的制度，却没有把治理权交给郡县，这是对的；有治理人民的臣子，却不让他们担任郡守县令，这是错误的。郡县不能正确执行制度，郡守县令不能施行治理，严酷刑罚、繁重劳役使万人侧目；过失在政治，不在制度，这就是秦朝的情况。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能够在郡县实行，却不能在诸侯国实行；能够控制郡守县令，却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立即改变；封国百姓即使困苦，也不能立即除去灾害。等到他们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才加以逮捕、迁徙，或派兵把他们迁走。在大逆不道尚未显露之前，他们奸诈谋利、搜刮财物，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极力残害百姓，朝廷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至于郡县，可以说既得到治理又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知道孟舒，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听说黄霸的贤明，清楚看见汲黯的简朴安静；任用他们是可以的，恢复他们的职位是可以的，让他们不受牵制而负责安定一方也是可以的。有罪便可以罢黜，有才能便可以奖赏；早晨任命他，如果他不合道义，晚上就能斥退；晚上接受任命，如果他不依法行事，早晨就能斥退。假使汉朝把所有城邑都分封给诸侯王，即使他们作乱，也只能使百姓忧虑罢了，孟舒、魏尚的才能无法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朝廷明确责备并引导他们，他们接受任命后退回封国，已经违背了政令；朝廷下令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便结交合纵，谋划周密地联合同列诸侯，于是彼此怒目而视，勃然起兵。幸而没有起兵，也要削去他们一半封地；削去一半，百姓仍然会疲困。哪里比得上直接把他们迁走，以保全当地百姓呢？汉朝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国家完全设置郡县，并且把郡县和郡守县令一起控制，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很明显的。善于管理军队，谨慎选择郡守县令，治理就会平定。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封建所以国祚延长，秦实行郡县所以国祚短促，这尤其不是懂得治国道理的人所能解释的。” 魏国承继汉朝，仍然实行封爵封建；晋朝承继魏国，因循旧制而不改革，可是魏、晋两姓相继衰败，也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运。如今纠正这种制度而加以改变，已经延续近二百年，大业更加稳固，这同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又认为：“殷、周是圣王建立的朝代，却不改革封建制度，本来就不应再议论。”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殷、周不改革，是因为不得已。归附殷朝的诸侯有三千，汤借助他们来灭夏，不能废除这种制度；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武王借助他们来战胜殷，也不能改变这种制度。沿袭它来求安定，因循它成为习俗，是汤王、武王不得已的做法。不得已并不是天下公正的最高原则，而是把力量私用于自己，把防卫私用于子孙。秦之所以改革封建制度，制度本身是把天下归于公有的重大开端；但它的用心却是自私的，是把自己的威势据为私有，是把天下人全都当作臣民和牲畜来役使。然而使天下公有的开端，确实从秦开始。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使人民安定并得到合宜的人来治理。让贤能的人处在上位，不肖的人处在下位，然后才可以治理安定。如今封建制度是世代相传地治理；世代相传地治理，上面的君主果真贤能吗？下面的臣民果真不肖吗？这样一来，人民的治乱就无法预先知道。要想有利于社稷，使人民的思想和见闻统一，就又设置世代为官的大夫、世代享有俸禄和封邑的人，使他们完全控制自己的封地。圣贤生在那样的时代，也没有办法立足于天下，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难道这是圣人制定制度时希望造成的结果吗？我本来就说过：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争臣论》【韩愈】有人问我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的学问广博，见闻很多，却不求在人前显名。他奉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的偏僻地方。晋地的百姓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把他推荐给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把他看作华阳先生，他却脸色不变，并不欣喜。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德行，仿佛仍然像在野外一样。他难道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吗？”我回答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恒守其德而贞正’，却被孔子认为凶险的那种人，怎么能算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的上九爻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蹇卦》的六二爻却说：“王臣艰难奔走，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这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实践的德行也不同。像《蛊卦》上九，处在无用的地位，却成就了不顾自身的节操；如果处在《蹇卦》六二那样的王臣职位，却怀有不侍奉君王的高尚心志，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尸位旷官的讥刺也会兴起。志向不能施行，却尤其不能始终不改变。如今阳先生在位已经不能说不久，听闻天下得失也不能说不熟悉，天子对他的待遇也不能说不优厚，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涉及政事的话，看待政事的得失，就像越地人看秦地人的肥瘦一样，漠然置之，心里完全不因此喜悦或忧伤。

译问他的官职，他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等级。”问他的政务，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我听说，有官职守责的人不能履行职务就应当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尽到进言责任就应当离去。如今阳先生认为自己尽到了进言责任吗？已经尽到了却不说，和没有尽到却不离去，这两种做法没有一种是可以的。阳先生难道是为了俸禄而做官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也会因贫穷而做官。”说的就是为俸禄做官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居于卑下之处，辞去丰厚的俸禄而居于贫穷的地位，像守关击柝那样的小吏也可以做。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也曾经做过管理牧场的乘田官，却不敢荒废职守，一定说：“账目核算正确就够了。”又一定说：“牛羊繁殖成长就够了。”阳先生的官秩和俸禄不能说既卑下又贫穷，这是明明白白的；但他却这样做，难道可以吗？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先生厌恶讥讪君上，厌恶做臣子的揭发君主的过失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名声，所以即使进谏议论，也不让别人知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到内廷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说：‘这个谋略和主张，都是我们君主的恩德。’” 阳先生的用心也许就是这样。韩愈回答说：“如果阳先生的用心真是这样，那就更加是我所谓的迷惑了。在朝廷内进谏君主，出朝后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应当做的事，不是阳先生适宜做的事。阳先生本来是平民，隐居在蓬蒿之下，君主赞赏他的品行道义，提拔他处在现在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为名，他实在应当有办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四方和后代都知道朝廷有正直刚强、敢于直言的大臣，天子有不越分滥赏、听从谏言如流水般顺畅的美德；也希望山林隐士听闻后仰慕这种风气，束好衣带、束起头发，愿意到宫阙之下进言，伸张自己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伟大的名号永远光耀。像《尚书》所说的那样，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适宜做的事情。况且阳先生这样用心，难道是要使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吗？这正是在启发他这样做。有人说：阳先生不求显名而天下人却知道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却任用了他，他是不得已才出来做官，坚守自己的道而不改变，你为什么责备他这样深呢？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为了求得显名或被任用。他们怜悯时世不平、人民不能得到治理，既然获得了正道，就不敢只求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善天下。他们勤勉不懈，直到死后才停止。所以禹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孔子的坐席还没有暖热就起身，墨子的灶台烟囱也没有熏黑。他们两个圣人和一个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逸自处是快乐吗？实在是因为敬畏天命，怜悯人民的困穷。上天把圣贤的才能授予人，难道只是让他们自己享有富余而已吗？实在是想让他们补救人民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来说，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听辨是非，看清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安定。圣贤，是当时人民的耳目；当时的人民，是圣贤的身体。况且如果阳先生不贤，他就应当受贤者役使来侍奉君上；如果他果真贤能，那么本来就应当敬畏天命、怜悯人民困穷，怎么能够让自己闲暇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厌恶揭发别人的过失而自称正直。像您这样议论直谏，固然是直率了，恐怕损害了德行，又浪费了言辞吧？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的过错，这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您难道也听说过这件事吗？韩愈说：君子处在职位上，就想着为自己的职守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想着修饰自己的言辞来阐明自己的道。我将要做的是阐明道理，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加罪于别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混乱的国家把话说尽，所以被杀。《左传》说：“只有善人能够接受说尽的话。”意思是他听到后能够改正。您曾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如今他虽然还不能达到这种境界，难道阳先生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吗？《谏上》【苏洵】古今谈论进谏，常常主张委婉讽谏而少说直谏，这种说法大概出自仲尼。我认为讽谏和直谏本质相同，只看使用它们的方法怎样罢了。伍举进献隐晦的话，楚王反而更加荒淫；茅焦解开衣服发表危急直率的言论，秦始皇立即醒悟。讽谏固然不能完全赞同，直谏也不容易轻视。因此我说，关键只在使用的方法怎样。那么仲尼的说法错了吗？回答说：仲尼的说法完全依据经典，我的说法则参照权变而归于经典。如果掌握了方法，那么君主只要有一点不像桀、纣，我进谏一百次，他就会听从一百次，何况虚心纳谏的君主呢？如果没有掌握方法，那么君主只要有一点不像尧、舜，我进谏一百次，他也一百次都不会听从，何况违逆忠言的君主呢？那么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才行？回答说：机智、勇敢、辩才，就像古代游说之士那样罢了。游说之士用机智、勇敢和辩才来助长他们的欺诈；我希望进谏的人用机智、勇敢和辩才来助长他们的忠诚。请详细说明它的效果。周朝衰微以后，游说之风在列国兴盛，从此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我只是奇怪，进谏而被听从的百人中只有一个，游说而被听从的十人中却有九个；进谏而死的人到处都是，说服君主而死的人却从未听说。然而触犯忌讳的程度，游说有时比进谏更严重。由此可知，未必在于是否讽谏，而一定在于是否掌握方法。游说的方法可以用作进谏方法的有五种：用道理晓谕他，用形势禁制他，用利益诱导他，用激怒的方法刺激他，用隐晦的方式讽谏他。触龙认为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话还没说完，长安君就被送到齐国做人质；甘罗用杜邮被杀之事责问张唐，张唐出使燕国的日期便确定了；赵国士卒把两位贤王的意思告诉燕国，于是燕国立即送还武臣。这是用道理晓谕他。子贡以齐国内忧劝说田常，齐国因而不能攻打鲁国；武公用麋鹿之事威胁项襄，楚国不敢图谋周王室；鲁仲连用烹煮魏王、制成肉酱来恐吓垣衍，魏国最终没有拥立秦王为帝。这是用形势禁制他。田生用万户侯的封赏启发张卿，于是刘泽得到封赏；朱建用富贵诱惑闳孺，于是辟阳侯得到赦免；邹阳用梁王宠爱长君来取悦他，梁王于是释放了他。这是用利益诱导他。苏秦用韩国甘居牛后的耻辱刺激韩王，韩惠王按剑长叹；范雎用秦国没有君主的耻辱激怒秦国，秦昭王长跪请求教诲；郦食其用沛公帮助秦国、凌辱汉王的话刺激他，沛公停止洗脚来听取计策。这是用激怒来刺激他。苏代用土偶的故事讥笑田文，楚国人用弓弦和箭缴的故事感动楚襄王，蒯通用娶妻的事情使齐相醒悟。这是用隐晦的方式讽谏他。这五种方法相互倾轧，都是险诈偏邪的言论。虽然如此，把它们用于忠臣，也足以取得成功。为什么呢？用道理晓谕他，君主即使昏庸也一定会醒悟；用形势禁制他，君主即使骄傲也一定会害怕；用利益诱导他，君主即使懈怠也一定会振作；用激怒的方法刺激他，君主即使懦弱也一定会立定志向。

译用隐晦的方式讽谏他，君主即使暴虐也一定会容纳。醒悟就会明智，畏惧就会恭敬，振作就会勤勉，立定志向就会勇敢，能够容纳就会宽厚。使君主达到这些境界的方法，全在这里了。我考察过去的臣子，进言必被听从，道理必能施行，没有谁比得上唐朝的魏郑公；他当初确实学习过纵横游说的学说。这就是所谓掌握了方法的人吗？唉！龙逢、比干不能被称为善于做臣子的人，是因为没有苏秦、张仪那样的游说方法；苏秦、张仪不免成为游说之士，是因为没有龙逢、比干那样的内心。因此对于龙逢、比干，我取他们的忠心，不取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取他们的方法，不取他们的内心，把这作为进谏的准则。《谏下》【苏洵】臣子能够进谏，却不能使君主一定接受进谏，不是真正能进谏的臣子；君主能够接受进谏，却不能使臣子一定进谏，不是真正能接受进谏的君主。想使君主一定接受进谏吗？前面谈论这一点已经很详尽了。想使臣子一定进谏吗？我来谈谈这个问题。君主的伟大，如同天；他的尊贵，如同神；他的威势，如同雷霆。人不能抗拒上天、冒犯神灵、违逆雷霆，这道理很明白。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设置奖赏来勉励臣子进谏。古书说：“使王业兴盛，就应当奖赏进谏的臣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还担心臣子阿谀奉承，使君主一天也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以又制定刑罚来威慑他们。《尚书》说：“臣下不能匡正君主，就应当受墨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的常情，除非中了风、丧失心智，没有谁会避开奖赏而选择刑罚；既然如此，为什么苦于不进谏呢？如果既不设置奖赏，也不设置刑罚，按照人的常情，又为什么要去抗拒上天、冒犯神灵、违逆雷霆呢？若不是天性忠诚正义、不贪恋奖赏、不害怕罪罚的人，谁愿意用言语招致死亡呢？君主又怎么能把天性忠义的人全部找到并任用呢？现在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一半勇敢一半怯懦，一个怯懦。有人让他们面对深谷，并且告诉他们：“能够跳过去，这叫勇敢；不能跳过去，就是怯懦。”那个勇敢的人以怯懦为耻，必定跳过去；一半勇敢一半怯懦的人和怯懦的人却跳不过去。又告诉他们：“跳过去的人赏赐千金，跳不过去就没有奖赏。”那个一半勇敢一半怯懦的人受到利益驱使，必定跳过去；那个怯懦的人仍然做不到。过了一会儿，怯懦的人回头看见猛虎突然逼近，他不等别人再告知，就像走在平坦大道上一样跳过了深谷。那么人的勇敢和怯懦难道是固定的吗？关键在于用形势驱使他。君主难以冒犯，就像深谷难以跳过一样。所谓天性忠义、不贪奖赏、不怕罪罚的人，就是勇敢的人，所以没有不进谏的；喜欢奖赏的人，是一半勇敢一半怯懦的人，所以得到奖赏后才进谏；害怕罪罚的人，是怯懦的人，所以受到刑罚之后才进谏。先王知道勇敢的人不可能经常得到，所以把奖赏设置成千金，把刑罚设置得像猛虎一样，使臣子前面有所趋向，后面有所躲避，在这种形势下就不能不把话说尽，规劝君主改正过失。这就是三代兴盛的原因。后世却不是这样，把奖赏转移给不进谏的人，把刑罚转移给进谏的人，臣子闭口卷舌，国家随之混乱灭亡，也是理所当然的。间或有贤明君主想听到自己的过错，也不过只是奖赏进谏者罢了。唉！如果没有猛虎，那个怯懦的人肯跳过深谷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墨刑被废除了。三代以后，像霍光诛杀昌邑王不进谏的臣子那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很少见吗？如今奖赏进谏的人，偶尔还有；惩罚不进谏的人，却完全没有了。如果增加现有的奖赏，设置原来没有的刑罚，那么阿谀奉承的人也会变得直率，奸佞的人也会变得忠诚，何况本来忠诚正直的人呢？如果真能这样，想听到正直的言论却听不到，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守道论》【柳宗元】有人问：“守住道义不如守住官职，这话怎么样？”我回答：“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它的人弄错了。官职，是道义的器具。把官职和道义分离开来，是错误的。从来没有守住官职却失去道义、守住道义却失去官职的事情。这本来就不是圣人的话，而是传述者弄错了。皮帽，是虞人的服饰。具体事物，是道义的准则。守住具体事物，遵循它的准则，然后道义才能保存。假如舍弃它，就是失去道义。凡是圣人用来建立纲纪、规定名物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道义。把它命名为官职，是说官职足以推行我的道而已。因此设置君臣、官府、衣裳、车马、纹章和绶带的等级，规定朝会、仪仗、进退周旋、行列次序的差别，这些都是道义所存在的地方。又以典章、命令、文书制度、符节印玺、奏报答复的文辞来显示它，用参伍配合、殷勤辅佐、陪台供役的职掌来实行它，这些是道义所由以推行的途径。又用爵禄、庆赏的美好来鼓励它，用贬黜、远谪、鞭打、枷锁、斩杀的惨酷来惩罚它，这些是道义所施行的方式。所以从天子到平民，全都守住自己的等级名分，没有谁失去道义，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失去具体事物，抛弃它的准则，道义就会随之丧失。先改变细小的方面，大的方面也会跟着丧失。古人处在自己的职位上，总想着为自己的职守而死，难道可以轻易改变职位而失去职守吗？”《礼记》说：“道义相合，就服从；不能相合，就离去。”孟子说：“有官职守责的人不能履行职务，就应当离去。”那么，失去道义却仍居官位的人，是古人不赞同的。因此处在上位的人不作抗拒之事，处在下位的人不做损害之事；造箭的人不因此成为不仁，制造铠甲的人也不因此成为仁人；各自履行自己的职务，掌管自己的范围，彼此共同完成各自的工事。假使互换职位，各自安守自己的名分，道义就能通行于天下。况且官职本来就是用来推行道义的，却说“守道义不如守官职”，这大概也是丧失根本了。从来没有守住官职却失去道义、守住道义却失去官职的事情。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它的人弄错了，确实如此。《六逆论》【柳宗元】《春秋左氏传》记载卫州吁的事情，因而载有“六逆”的说法：“卑贱的妨害尊贵的，年少的凌驾年长的，疏远的离间亲近的，新近的离间旧日的，小的压制大的，淫乱的破坏正义。这六种，是祸乱的根本。”我认为，年少凌驾年长、小的压制大的、淫乱破坏正义，这三种确实本来就是祸乱。然而其中所谓卑贱妨害尊贵、疏远离间亲近、新近离间旧日，即使说它们是治理的根本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说它们会导致祸乱呢？所谓卑贱妨害尊贵，大概是指选择继承人的原则，即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如果尊贵的人愚蠢，卑贱的人却圣明贤能，因为这种情况而让卑贱者妨害尊贵者，这恰恰是治理的重大根本，难道可以舍弃这种做法而听从那句话吗？这是绝对不可的。所谓疏远离间亲近、新近离间旧日，大概是说任用人才的原则。假使亲近而旧日的人成为愚蠢的人，疏远而新近的人却圣明贤能，因为这种情况而让新近者取代旧日者，这同样是治理的重大根本，又怎么可以舍弃它而听从那句话呢？如果一定听从那句话而使天下混乱，还能说这是以古训为师吗？这又是不可行的。唉！这三件事，是选择君主、设置臣子的事情，也是天下治乱的根本。著书的人拘泥于这句话，写成一定不变的论断，留给后代；上等智慧的人固然不会被它迷惑，但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依据，因而导致失败和混乱，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少。晋厉公死后，悼公即位，国家于是得到治理；宋襄公继承君位，子鱼退去，国家于是发生混乱。尊贵并不值得一味推崇。秦国任用张禄而罢黜穰侯，于是安定；魏国任用成璜为相而疏远吴起，于是危亡。亲近也不值得一味信任。苻氏提拔王猛而杀死樊世，于是兴盛；胡亥任用赵高而诛灭李斯全族，于是灭亡。旧人也不值得一味倚仗，关键只在于所信任的人怎么样。既然如此，这句话几乎可以废除了！唉！古代谈论治理的人，很少能够把自己的道理全部说清楚；提出一句话、建立一个说法，便摇摆不安。说它正确可以，说它错误也可以，只是混混沌沌罢了。把这种说法教给后世，后人就不知道应当取舍的原因。明白的人慨然想要确定是非，拘泥的儒生和盲目的学者却成群来喧嚷，认为他狂妄、怪异；这样还想让世间多有明白事理的人，可能吗？天下能够受到教化、达到理想境界的普通人，其实并不少。然而很少有人懂得圣人的道理，这本来就是著书者的罪过。《纵囚论》【欧阳修】

译信义施行于君子，刑罚诛戮施加于小人。被判处死刑的人，必定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小人中最为恶劣的一类。宁可因行义而死，也不苟且求生，把死亡看得如同回家；这又是君子中最难做到的事。当唐太宗贞观六年时，登记在案的死刑囚犯有三百多人，放他们回家，约定期限让他们自行回来接受死刑。这是把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期待最为恶劣的小人一定能够做到。囚犯们到了期限，最终都自行回来，没有一个逃亡的；这正是君子难以做到而小人容易做到的事。这难道合乎人情吗？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但等到施加恩德来对待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改变而成为君子。恩德深入人心、改变人的迅速，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说：太宗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这个名声。然而怎么知道放他们离去时，不是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借此获得赦免，所以才放他们走呢？又怎么知道那些被放走的人，不是料定自己回来必定能够免死，所以才再次回来呢？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而放他们走，这是上位者在揣度下位者的心思；料定一定能够免死而回来，这是下位者在揣度上位者的心思。我看见上下彼此猜疑利用，才成就了这个名声，哪里有什么施恩德、知信义可说呢？不这样的话，太宗施德于天下，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而一天的恩德反能使他们视死如归、守信重义，这又是说不通的论断。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放他们回去，他们回来就杀掉而不赦免；再放他们回去，他们又回来，这样才可以知道是恩德所导致的。但这一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至于放他们回去，他们回来便赦免他们，偶尔做一次还可以；如果屡屡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会死，这能成为天下通行的常法吗？不能成为常法的，难道是圣人之法吗？因此，尧、舜以及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三代圣王的治理，必定以人情为根本，不树立异说来显示高明，也不违逆人情来求取声誉。大臣上篇【苏轼】能够用义理匡正君主而不损害国家，才可以称为大臣。天下不幸而没有明君，使小人掌握权力；在这种时候，天下的忠臣义士无不想奋起手臂去攻击他们。小人必定先取得君主的信任，再在天下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不能轻易依法攻击他们。攻击而不能取胜，身死，祸患只及自身；攻击而取胜，君臣之间便不能相安，天下也必定灭亡。因此，《春秋》的法则规定，不等候君命便诛杀君主身边的恶人，称为叛乱。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就是这种情况。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扶助衰败、拯救危难，必须先考虑事后的局面，谋求一种可以安然处置的功业；能否成功，那是天命。因此功业成功后，天下才能安定。如今小人君主不诛杀，而我去诛杀他，这就是侵犯君主的权力，是不能安然处置的功业。既然已经侵犯君主的权力，却还能面向北方居于臣位，使君主不怀疑我，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国家有小人，就像人身上长瘿。人的瘿一定长在颈部并附着咽喉，因此不能除去。有些卑贱之人禁不住愤怒，硬要割掉它，结果因此除去了疾病却丢掉了性命。汉朝灭亡、唐朝覆灭，都是由于这个缘故。自桓帝、灵帝以后，直到献帝，天下的权力归于宦官。贤人君子，进朝廷不能被容纳，退居民间也无处容身，天下人的愤怒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在这时，议论者认为天下的祸患独在宦官；除掉宦官，天下就无事了。然而窦武、何进等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身死；袁绍攻击宦官而取胜，汉朝于是灭亡。唐朝衰败时，情形也大致相同。自鱼辅国、鱼元振以后，天子的废立都听命于宦官。在这时，士大夫的议论也只在于除掉宦官。然而李训、郑注、元载等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身死；至于崔昌遐攻击宦官而取胜，唐朝也因此灭亡。当宦官还没有被除掉时，不过是一个累赘的瘿罢了；等到它已经被除掉，便会溃裂四散，接着造成死亡。为什么呢？这是侵犯君主的权力，是不能安然处置的功业。而且作为臣子却不顾君主，把自身押在一次决断上，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也已经很危险了。所以成功了就成为袁绍、崔昌遐，失败了就成为何进、窦武、李训。注：那么忠臣义士从这种做法中又能得到什么呢？窦武、何进灭亡，天下人都为之悲伤，认为是不幸；然而幸好他们没有成功。假使他们成功了，这两个人将凭什么自处呢？所以说：能够用义理匡正君主而不损害国家，才可以称为大臣。大臣下篇【苏轼】天下的权力掌握在小人手中，君子想攻击他们，不是使自己灭亡，就是使君主灭亡。那么，这些小人终究不能除掉吗？我听说：逼迫别人的人，谋略浅；被别人逼迫的人，谋略深。并不是才能有差别，而是所处的形势造成的。古代用兵的人说，包围敌军不要逼得太紧，穷寇不要追赶，因为实在担心他们知道必死而拼命，那么即使人数众多也没有用。所以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与越人也可以使他们互相救助，如同左右手一样。小人心里知道自己背负天下人的怨恨，也知道君子不会宽赦自己，便会日夜筹谋，防备一旦突然发生的不可测祸患。如今君子又随之憎恨、攻击他们，所以他们的谋划不得不更加深密，彼此的交结不得不更加紧密。交结紧密而谋划深密，他们造成的毒害就会愤怒凶狠而无法解脱。因此，天下的一切祸患，虽然起于小人，却是由君子急于逼迫他们而造成的。小人在朝廷内部，君子在朝廷外；君子是客，小人是主人。主人还没有发动，客人却先行动，那么小人的言辞就显得正当，君子的形势便近于不顺。言辞正当就可以欺骗众人，形势不顺就难以号令部下。所以过去那些起事的人，常常在事情进行到中途时众人离散，以至失败，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译至于有智谋的人却不是这样：在内部，他们用心巩固君子之间的交情，厚积自己的力量；在外部，他们表面上随和浮泛，不违逆小人的意愿，以等待时机。宽待他们，使他们不憎恨我们；习惯于这种宽待，使他们不再忧虑我们；用利益诱惑他们，使他们的智慧昏乱；顺遂他们的心意，使他们的怒气消解，然后等待他们发动时乘其空隙，推动他们坠落并挽救已经断绝的局势。因此用力少而没有后患；没有人抢在前面行动，所以君主不发怒，形势也不逼迫。这样做，功业成功后天下便会安定。如今小人，逼迫他们就会联合，宽待他们就会离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见到利益不能不争，见到祸患不能不躲，没有信用不能不互相欺骗，没有礼节不能不互相轻慢。因此，他们在利益交易之间，党羽很容易瓦解。君子不致力于宽待他们以等待变化，反而急于逼迫他们使其交结更加紧密，也已经错了。君子和小人混杂相处、胜负尚未决定时，为君子谋划，不如深入交往而不采取行动。如果不能深入交往而暂不行动，小人就会倒持权柄，乘我们的空隙。过去汉高祖将死时，把天下托付给陈平、周勃；高后临朝，擅自分封诸吕，废黜刘氏。平日里他们只是放纵饮酒，一句话也没有提及此事；后来采用陆贾的计策，用千金同绛侯周勃结交取悦，最终因此诛灭诸吕，安定了刘氏。假使这两个人彼此不能相容，那么将军和丞相忙于互相攻击，又哪里有空顾及刘氏、吕氏的存亡呢？所以那篇论说说：将相和睦协调，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预先归附，即使天下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唉！懂得这个道理，就足以做大臣了吧。伊尹【苏轼】能够办理天下大事的人，必定具有天下的大节操；能够树立天下大节操的人，必定把天下看得很轻。天下如此广大，如果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那么天下的大节就没有不能树立的，大事也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普通男女也知道廉洁、忠诚、守信是美德。假使他们果真廉洁、忠诚、守信，那么他们的智虑未必就比王公大人差。只是他们所争的不过是一筐饭、一碗羹，而一筐饭、一碗羹便足以动摇他们的心，所以他们的智虑当然不能超出这些范围。一筐饭、一碗羹，如果不合正道便不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用不正当手段冒犯他。一乡的人没有谁敢以不正当手段冒犯他，却不能办理一乡的事务，这种人从来没有。由此向上推求，他不肯取用的东西越大，他所能办理的事情就越远大。把天下让给别人，与让出一筐饭、一碗羹没有不同；治理天下，与治理一乡也没有不同。然而有些人不能做到，是因为有所蒙蔽。天下的财富，是一筐饭、一碗羹积累起来的；天下的广大，是一乡逐步扩展而来的。不是拥有千金的人，不能运用千金的资财；小商贩和普通妇女得到一金便不知所措，并不是智力不如人，而是所处地位卑下。孟子说：“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事，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接受。”天下不能动摇他的内心，所以他的才能完整无缺；凭借完整的才能治理天下，所以面对大事也不慌乱。古代的君子必定有超越世俗的行为，并不是故意追求奇异罢了。卿相的职位、千金的财富，有些他不屑一顾；这是为了开阔自己的心胸，使困窘、显达、利益、祸害不能成为心中的芥蒂，从而保全自己的才能，以便有所作为。后世的君子，大概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然而得失扰乱内心，荣辱从外部夺走心志，因此忙忙碌碌直到老死也不得闲暇，实在可悲。孔子叙述《尚书》，写到舜、禹、皋陶相互谦让的时候，大概没有不长叹的。以朝廷的尊贵地位而行普通人的谦让，孔子取其什么呢？取的是他们不急切追求富贵，从而能够大大折服天下人的心罢了。太甲被废黜，天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伊尹首先这样做，天下并不觉得惊异；以臣子的身份放逐君主，天下不认为是僭越；放逐之后又重新立太甲，也不认为是专擅。为什么呢？他平素所不屑的东西，足以使天下信任他。他把天下看得微不足道，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难道会忍心用废黜、放逐君主来求取利益吗？后世的君子墨守常规、习惯旧例，战战兢兢地害怕不能被天下容纳；一旦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人便群起讥诮他，却不知道探求他平素的操守，只认为古今情况不同，有些事在当时就是不能做的，这也太过分了啊。周公【苏轼】议论周公的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呢？周公处在礼制发生变化的时代，又处在圣人遭遇不幸的情势中，议论者的说法不同是应该的。周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如果可以不做而偏要做，周公怎么会去做呢？成王年幼，不能处理政事，周公掌握他的权力，按照王的命令赏罚天下，这就是周公不得已而做的事情，仅此而已。如今儒者说：周公登上天子之位，称王而朝见诸侯；那么这难道不是可以不做吗？《尚书》说：“周公居冢宰之位，整治百官，群叔散布流言。”又说：“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成为左右辅弼。召公不高兴。”又说：“周公说，王这样说。”这说明周公从未登上天子之位而称王。若周公称王，那么成王应当怎样称呼？也称王吗？还是不称王？不称王，就是废黜成王；称王，就是两个王。周公又怎么能够安处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儒者的忧患，在于名分和实际不相符合，所以竟有人把文王也说成称王，难道是把圣人说成后世僭越君位者，急于称王的人吗？天下即使混乱，只要有王者存在就够了；即使自称为王的是圣人，也不能凭自称服从天下。

译过去汉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和大臣相继拥立他为帝，他尚且以自己没有德行推辞。只有陈胜、吴广才喧嚣地急于自立为王，难道还说文王也这样做吗？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孟津，会师于牧野；他向诸侯传达先君的命令时，大概还只是称文考罢了。到了《武成》所记的时期，已经用柴祭、望祭向上天报告，百官奔走，接受周的天命，之后才说：“我文考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勋。”由此看来，武王不敢有一天擅自尊称自己的先君，何况文王自称为王呢？《诗经》说：“虞国、芮国争讼得到裁决，文王使他的生命重新振作。”这也只是追称罢了。《史记》说：“老妇啊，采芑吧；回去吧，田成子。”在田常那个时代，怎么知道他当时就被称为成子呢？所以凡是把文王、周公说成称王的，都是错误的。这是在给后世篡位的君主提供借口。陈贾问孟子说：“周公让管叔监视商朝，管叔却凭商地叛乱；如果周公知道而仍让他去，就是不仁；如果不知道，就是不智。”孟子说：“周公是管叔的弟弟，管叔是周公的哥哥，周公犯这样的过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按照孟子的说法，周公也未免有过错。然而管叔、蔡叔的叛乱，并不是大逆，只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深入了解周公罢了。周公诛杀他们，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诛杀。所以管叔、蔡叔并不是所谓的大恶之人；既然有兄弟亲情，又没有大恶，他们按常理本来不应被封国，而管叔、蔡叔的封国是在武王在世时决定的。武王在世时，还不知道会有周公、成王之间的事情。假如没有周公、成王的事情，管叔、蔡叔又凭什么叛乱？周公又凭什么诛杀他们？所以说，周公处在礼制发生变化的时代，又处在圣人遭遇不幸的情势中。周公一篇【苏辙】伊尹拥立太甲后，太甲不明智，便把他放逐到桐地，天下不认为这是不义。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理天子之位，在明堂朝见诸侯，召公不高兴，管叔、蔡叔都发动叛乱，天下几乎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这两件事的缘故是什么？太甲已经即位，却不足以治理天下，那么伊尹尚且可以向后世申辩。周公的事情，表面上与伊尹没有不同，但天下人全都怀疑而不相信，这并不奇怪。为什么呢？天下人不知道成王不明智而周公代理政事，于是会认为周公没有先取得天下人的信服，反而强行代理天子而居于其上。而且伊尹代理政事，是形势不得已才这样做。太甲虽然被废，但伊尹不敢另立他人，以免招致天下动乱，所以宁可暂时亲自代理，等待太甲自己悔悟；因此天下不怀疑他的用心。如今周公所处的情势，还没有达到不得已的地步。假使成王拱手居于天下之上，周公作为辅佐，以成王的名号向天下发令，再由周公辅佐他，这就是所谓形势还没有达到不得已的地步。然而周公不这样做，那么天下的毁谤就是周公自己招来的。然而我认为不是这样。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这是诸葛孔明所做的事，难道周公反而不懂这个道理吗？大概臣子只要不掌握天子的权力，就不会有祸患；臣子一旦掌握天子的权力，就必须内心确实忠诚，然后才可以自行免除灾难。为什么呢？臣子却行使天子的权力，这是天子所忌惮的事。一个人上面受到天子的猜忌，下面又受到身边大臣乘机诬陷、罗织罪名，这正是古代忠臣尽心竭力却不能免祸的原因，也是世上的奸雄之人因此激发无君之心而不顾一切的原因。假使成王执掌天下政事，而周公控制赏罚予夺的权柄，我担心成王心中会有所不平，管叔、蔡叔之流便会乘此空隙从中离间，最终导致动乱。假使成王只有天子的空名，却不能控制天下政事，我又担心周公内心有所不忍，惭愧不安。于是周公宁可把权力拿过来代理，使成王不参与其中，以此击破天下进谗作恶的阴谋，断绝他们争夺权力的心思。因此后来即使有管叔、蔡叔的忧患，天下也没有动摇。假使当时周公列于群臣之间，在危疑纷扰、尚未决定的时候，我恐怕周公的祸患不是退居东都就能避免的，而管叔、蔡叔也会得志。这样一来，成王最终就不能即位。唉，他的谋虑是多么深远啊！朋党论【欧阳修】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明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为什么呢？小人所喜爱的是俸禄利益，所贪图的是财货；在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引为朋党，这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认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朋党的关系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修养自身，就会志同道合、互相帮助；用这些侍奉国家，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成就事业，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会太平。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朋。舜辅佐尧，斥退四个凶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凯这些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便大治。等到舜自己成为天子，皋陶、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朝廷，彼此称赞，彼此推让；二十二人结为一朋，而舜全都任用他们，天下也大治。

译《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人，却各怀亿万种心思；周有臣子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纣在位时，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然而纣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凭此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所有有名望的士人都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解除禁锢释放出来，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逐渐兴起朋党之论；到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掉，有的投入黄河，还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前代的君主中，能使人人怀有异心、不结朋党，没有谁比得上纣；能禁止善人结成朋党，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没有谁比得上唐昭宗时期。然而他们都使国家陷入乱亡。互相称赞、彼此推让而不互相猜疑，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猜疑他们而全部任用。然而后世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辨明君子与小人。周武王时，全国三千臣子共同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数量之多、势力之大，没有谁比得上周朝。然而周朝凭借这个朋党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君主并不嫌多。兴亡治乱的历史迹象，做君主的可以把它作为借鉴了。续欧阳子朋党论【苏轼】欧阳子说：“小人想要使国家空虚灭亡，必定先提出朋党的说法。”唉！国家将要灭亡，这就是征兆吗？祸患没有比权力转移给别人更大的，君主没有比国家形成党争更危险的。有朋党就必定争斗，有争斗小人就必定取胜，权力也就归于小人，君主怎么能不危险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君子用道义侍奉君主，君主必定敬重他却疏远他；小人只顺从君主的话，君主说什么他都不违背，君主必定亲近他而狎昵他。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亲近的人却难以离间。君子不得志，就守持自身而退隐，以乐道为乐，不出仕；小人不得志，就侥幸等待再次被任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小人必定取胜的原因。我曾经这样评论：君子如同嘉禾，培植起来很难，除掉却很容易；小人如同恶草，不种也会自行生长，除掉后又会重新繁茂。世上从来没有不除掉小人而能得到治理的。然而除掉小人最难，斥退一个，援救他的人就很多；把同类全部除掉，众人的怨恨就会很深。小的重新被任用，便放纵威势；大的得到志向，便窃取国家；善人因此被扫地，世上的君主因此屏息。譬如斩蛇而蛇不死，刺虎而虎不毙，它伤害的人反而会更多。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孙氏，就是如此。齐、鲁两国的执政者，没有不是田氏、季孙氏的党羽。历数几代君主，他们都没有忘记诛除朋党，但最终齐简公被弑杀，鲁昭公、哀公丧失国家；小人的朋党如此难以除掉。而汉代党锢之狱、唐代白马之祸，使忠义之士被斥退杀死而一个不剩；君子的朋党如此容易被消灭。假使当世君主知道容易消灭的朋党值得警戒，知道不可轻易除掉的朋党值得畏惧，政治就差不多会有好转了。况且君子在世上没有这样多，善人也没有这样多。何况有才智、锐意追求功名、热衷于进取的人，他们会随着任用他们的人而改变。孔子说：“仁者安于仁，智者以仁为利。”这样的人未必都是君子。冉有跟随孔子，就成为门人中的贤者；跟随季氏，就成为搜刮聚敛的臣子。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假使没有陷入王叔文的朋党，以他们的高才绝学，也足以成为唐代的名臣。过去栾怀子在晋国获罪，他的党羽都出逃。乐王鲋对范宣子说：“何不召回州绰、邢蒯？他们都是勇士。”范宣子说：“那是栾氏的勇力，我得到他们有什么用？”乐王鲋说：“您替代栾氏成为他们的主人，那就是您的勇力了。”唉！范宣子早听从乐王鲋的话，难道只是得到两人的勇力，又哪里会有曲沃之变呢？我认为治理之道，不过是除去最为过分的恶人罢了。假如只贬黜首恶而宽赦其余，使有才的人不失去富贵，使无才的人也没有机会产生怨恨，那么将要忙于让他们为我所用还来不及，又哪里会有报复怨恨呢？人之所以成为盗贼，只是因为衣食不足；农夫、商贩，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盗贼？衣食既然充足，盗贼难道没有不能重新成为农夫、商贩的吗？所以善于除盗的人，是打开他们获得衣食的门路，使他们恢复原来的职业；善于除掉小人的人，是用富贵之道诱导他们，使他们瓦解自己的朋党。依靠力量取得威势、战胜别人，往往没有不反过来被对方吞噬的。过去曹参治理齐国时说：“千万不要扰乱刑狱和市场，刑狱、市场正是奸人容身的地方。”懂得这个道理，也就差不多可以实行善治了。奸人固然不能让其势力滋长，却也不能不给他们容身之处。如果奸人无处容身，君子难道有长久安定的办法吗？牛李两党的势力遍布天下，而李德裕凭一人之力想把他们同类全部追究并置于死地，这就是他很快遭受仇敌祸患的原因。奸臣重新炽盛，忠义更加衰微；依靠力量取得威势、战胜别人，果然不可以吗？我因此读欧阳子的论说，作为君子和小人的戒鉴。《文编》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一 明　唐顺之　编 管仲【苏洵】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抵御夷狄；直到他一生终结，齐国都富强，诸侯没有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得到任用，桓公死于内乱，五位公子争夺君位，祸患不断蔓延，直到齐简公时，齐国没有一年安宁。功业的成就，不是在成就的那一天才形成的，大概一定有它的起因；祸患的发生，也不是在发生的那一天才出现的，必定早有预兆。那么齐国得到治理时，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牙；等到齐国发生动乱，我不说是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本来就是扰乱国家的人，只是任用他们的是桓公。因为有舜，后来才知道应当放逐四凶；因为有仲尼，后来才知道应当铲除少正卯。桓公是什么人呢？只是因为使桓公能够任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管仲病重时，桓公去问他；在这个时候，我以为管仲将会举荐天下贤人来回答，然而他的话竟然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可以亲近他们罢了。”唉！管仲以为桓公果真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与桓公相处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桓公是什么样的人吗？桓公的声色享受不能离开耳目，若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们当初之所以没有被任用，只是因为有管仲在罢了。一天没有管仲，这三个人就可以弹去帽上的灰尘、相互庆贺了。管仲以为临死前说几句话，就可以束缚桓公的手脚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个人，只怕没有管仲。有管仲在，这三个人不过是三个普通人；不然，天下难道少有这类人吗？即使桓公幸而听从管仲，诛杀这三个人，其他同类的人管仲难道能够全部除掉吗？唉！管仲可以说是不知道根本的人了。趁着桓公询问之时，举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至于没有管仲那样的大臣。何必担心三个人不必再提呢？五霸之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强盛的。晋文公的才能不如桓公，他的臣子又都比不上管仲；晋灵公的暴虐，也不如齐孝公的宽厚。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文公留下的威势，仍然能够做诸侯盟主一百多年。为什么呢？他的君主虽然不肖，却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晋成公死时，国家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他只是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只是大概有有贤臣而没有贤君的情况。桓公还在，却说“天下不再有第二个管仲”，我不相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匹〕 管仲的著作中有记载：他将死时评论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分别列举他们的短处。这说明他心里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足以托付国家。然而他又预先知道自己将死，那么这篇记载就是荒诞欺骗人的，不足相信。我看史鳅因为不能进用蘧伯玉、斥退弥子瑕，所以有死后进谏的安排。萧何将死时，举荐曹参来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当如此。一个国家因为一个人而兴盛，也因为一个人而灭亡；贤者不悲哀自身死亡，而忧虑国家衰败，所以一定要等到再有贤人之后才可以死。那个管仲，凭什么竟然去死呢？管仲一篇【苏轼】郑国太子华向齐威公进言，请求除掉郑国三族，并以郑国作为齐国的内臣。齐威公将要答应他，管仲不同意。齐威公说：“诸侯对郑国进行讨伐，还没有取得胜利；假如郑国有隙可乘，顺势追击，不也可以吗？”管仲说：“君主如果用德行安抚郑国，再加以训诫的言辞，并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将来不及自救而覆亡，哪里敢不恐惧？如果带着郑国的罪人来逼临郑国，郑国就有了申辩的理由。”齐威公拒绝了太子华，郑伯于是接受了盟约。苏子说：伟大啊，管仲辅佐齐威公！拒绝太子华的请求而不违背道义，以及曹沫会盟，都是盛大的德行。齐国本来可以成就王业。可惜他不学习道，因而使自己家中有三归台之弊，使国家有六位嬖妾之祸。所以齐桓公没有成就王业，孔子因此轻视他。然而孔子对他的肯定，也已经达到极点了。我读《春秋》以及以后各代的史书，得到七个人，他们的行为都是盛大德行，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又得到八个人，他们的行为都相反，可以作为万世的戒鉴。所以把它们详细论述出来。姜太公治理齐国，选拔贤人而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必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天下人传诵这句话，齐国大概已经知道了。田敬仲刚出生时，周朝史官为他占卜；他逃奔齐国时，齐国懿氏又为他占卜，都知道他将来应当拥有齐国。关于篡位弑君的疑虑，大概全都集中在田敬仲身上了。然而齐威公、管仲没有因此废弃他，反而想任用他为卿，这不是盛大的德行，能做到这样吗？所以我认为：楚成王知道晋国必定称霸，却没有杀重耳；汉高祖知道东南必定发生动乱，却没有杀吴王刘濞；晋武帝听到齐王司马攸的话，却没有杀刘元海；苻坚相信王猛，却没有杀慕容垂；唐明皇任用张九龄，却没有杀安禄山；这些都是盛大的德行。但世上的评论者却认为这七个人都错在没有杀掉他们，从而开启了祸乱。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七个人各自都有导致败亡的原因，并不是不杀他们的过错。齐景公如果不滥用刑罚、不加重赋税，即使有田氏，齐国也不会被夺取。楚成王如果不任用子玉，即使有晋文公，楚军也不会失败。汉景帝如果不杀吴太子、不采用晁错的建议，即使有吴王刘濞，也没有借口发动叛乱。晋武帝如果不立晋孝惠帝为太子，即使有刘元海，也不能作乱。苻坚如果不贪图江左，即使有慕容垂，也不能叛乱。唐明皇如果不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即使有安禄山，又能做什么？秦国的由余、汉朝的金日磾、唐朝的李光弼、浑瑊之类，都属于蕃族出身，他们对中国有什么辜负？为什么偏偏要杀刘元海、安禄山呢？况且从今天看来，刘元海、安禄山死有余罪；从当时看来，却难免成为无罪而被杀的人。哪里有天子杀无罪之人，却不获罪于上天的呢？君主失去正道，路上的人都成了敌国；天下的豪杰，哪里还会有能够胜过他们的呢？汉景帝因为周亚夫心怀不满而杀他，曹操因为孔融名望太重而杀他，晋武帝因为嵇康有卧龙之才而杀他，晋景帝也因为夏侯玄名望太重而杀他，宋明帝因为王彧家族势力太大而杀他，北齐后主因为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因为猜防而杀李君羡，武后也因为谣言而杀裴炎，世人都认为这些做法是不对的。

译这八个人，在当时的考虑中，难道不是忧虑国家、预防祸乱，与担忧刘元海、安禄山的心情相同吗？世人把成败当作是非，已经很久了。所以那些喜欢杀人的人，必定拿邓侯不杀楚子作为借口。以邓国那样微弱的力量，无缘无故杀死大国的君主，使楚国人举国仇恨他，邓国灭亡不是会更快吗？我认为治理天下就像保养身体，忧虑国家、预防祸乱就像服药。保养身体不过是谨慎起居饮食，节制声色罢了；节制谨慎要在未生病之前，服药则是在已经生病之后。如今我担心寒病，便预先服用乌喙；担心热病，便预先服用甘遂，那么疾病尚未发作，药物反而已经杀人了。那八个人都是在尚未生病时便服药的人。管仲二篇【苏轼】我曾读《周官》《司马法》，了解到军队编制中什伍的数目；后来又读管夷吾的著作，了解到《管子》改变周代制度的办法。大概王者的军队，是在不得已时才出动，并不是为了寻求战胜敌人。所以它的制度，主要只求不被打败罢了。到了齐桓公、晋文公时期，不取得决定性胜利就不能确立霸业，所以他们的制度在于必定取胜。繁复曲折，是为了使军队不可战败；简明直接，是为了必定取胜。周代的制度，编制一军为一万二千五百人，其中一万之中有二千，二千之中有五百；数目奇特而不整齐。正因为奇特而不整齐，所以知道它繁复而曲折。如今天度为三百六十，平均分为十二辰，每辰三十，这是整齐的数目；五日又四分之一，这是奇数。假使天度没有这个余数，那么千年中日子的数目，即使妇女儿童也可以坐着计算清楚。正因为有余数而不整齐，所以即使精通历法的人也有不能完全推算的地方。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章、会、统、元等历法规则，用来穷尽它的数目，推究它的变化。《司马法》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队。二百五十人中，每十人取三人作为奇兵，其余七人作为正兵。” 四个奇兵、四个正兵组成八阵。把一万二千五百人平均分配到八阵之中，当然会有奇数而不整齐，所以要设置许多曲折变化，以穷尽它的数目，推究它的变化。各阵钩连盘踞，都有条理。因此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整治兵农制度和军赋，都是经过几十、上百年以后才在天下取得成效。自周朝灭亡以后，秦、汉的阵法不再沿袭三代；此后只有诸葛孔明独自认识到三代阵法的遗制，认为可以采用来取得天下。然而双方相持多年，魏人不敢决战，诸葛孔明也最终没有取得尺寸之功。难道八阵是先王用来使军队不可战败，而不是用来追逐利益、争取胜利的吗？至于管仲制定军制，可以说是截然分明而容易明白的。他把齐国分成三部分，作为三军；五人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里司；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乡设乡良人；五乡设一帅，一万人为一军。齐桓公统领其中一军，高子、国子各统领一军。三军共三万人，如同贯穿的绳子，如同画出的棋局，疏通畅达，毫无阻滞，即使有智者也无处施展巧计。因此这种法令简明统一，百姓有余力来拼死作战。过去我曾读《左氏春秋》，认为左丘明最精通兵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大概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到列国时期仍有保存下来的。像小小的郑国，史书中还出现了鱼丽阵、鹅鹳阵。后来管仲辅佐齐桓公，南征楚国，北伐孤竹，九次会合诸侯，威震天下，可是他的军营、壁垒和阵法却很少有概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管仲想用岁月来使天下归服，所以改变古代司马法，采用这种简略而求速胜的用兵方式，因此后人无法看到他的阵法。后来吴、晋在黄池争夺霸主地位，王孙雄教吴王夫差率三万人压迫晋军营垒，军阵以百人为一行，百行为一阵，各阵都排列成整齐的行列，没有隐蔽；一举起鼓槌击鼓，军中有一人胆怯，所有人都响应，三军一片喧哗，晋军大为惊骇，最终吴国得以实现目的。由此看来，作战如果不周密而只直截了当，就不能决定胜负。后世不明白繁复和简略各有适宜之处，因此招致失败灭亡，实在令人深为忧虑。三代以十人为什、五人为伍的编制，以及《管子》中治理齐国军队的方法，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其中接近繁复曲折的，可以用来坚守；接近简略直接的，可以用来决战，这样或许就能不遭失败，并且必有所胜了。孙武一【苏轼】古代谈论用兵的人，没有超过孙武的。他权衡利害，讲奇正相互转化，以及作战、防守、进攻、围城的方法，大概有上百种。即使还想增加一些，也不知道该怎样增加了。然而他的短处在于，智慧有余，却不知道怎样运用智慧，这难道不是他最大的缺陷吗？军队没有固定的形态，却要预先造成某种形态；胜利没有固定的地方，却要多方创造取胜的条件。因此他的学说反复变化而不相同，纵横曲折，目的在于避开祸害而趋向有利。他把各种方法杂然列出，听凭使用它的人自己选择。所以说，运用兵法并不难，难的是选择。选择为什么难呢？向西锐进却忘了东方，看见有利的一面却看不见它的穷尽，得到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这难道不是运用智慧的困难吗？智慧本来不是用来教人变得机巧的；这样教人的，是君子急于求功的表现。外在的变诈淹没了内在的操守，那么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都想这样做。使人勇敢却不自知，使人贪求却不顾后果，以至陷入困境，这样的情况是有的。深山大泽中有天地所藏的珍宝，无心求宝的人反而能得到它。驾船行于河中，船行的逆顺和水势的曲折，忘掉自身而专注于水的人才能看清。因此，只有天下最廉洁的人，才有能力贪取；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有能力勇敢；只有天下最守信的人，才有能力使用欺诈。什么人不是被利益驱使的呢？不被利益驱使，他看事情就明白；看得明白，行动就果断。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先看到它的祸害，之后才看到它的利益；先看到它的失败，之后才看到它的成功。他的内心闲静而无所牵挂，所以能够如此明察。否则，战争尚未交锋便先想着获利，临事时就会迷惑；即使有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看见呢？圣人却不是这样：让天下人处在贪求的位置上，而自己处在廉洁的位置上，所以天下贪求的人都可以被他任用；让天下人处在勇敢的位置上，而自己处在沉静的位置上，所以天下勇敢的人都可以被他驱使；让天下人处在欺诈的位置上，而自己处在守信的位置上，所以天下善于欺诈的人都可以被他使用。天下人想要在这方面建立功业，却又把自己置于同样的位置，那么功业就不可能完成。因此君子处在昏暗隐蔽之处来驾驭明察的人，那么明察者的才能就会全部显现；处在阴静之处来驾驭阳动的人，那么阳动者就会全部趋赴。这样之后，孙子的智慧才可以得到运用。《易》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就采取行动，守正则吉祥。”君子在尚未行动时，坚定得像石头一样，好像要终身如此；等到行动时，不过一天便立即发作。

译所以说：“不被利益驱使，看事情就明白；看得明白，行动就果断。”如今世俗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说：“用兵是诡诈之道，不贪求就无法取得，不勇敢就无法得到，不欺诈就无法成功；廉洁、沉静而守信的人，对用兵没有用处。”唉！如果世俗的说法流行，天下人便会纷纷像鸟兽互相搏斗、婴儿互相击打那样，强者受伤，弱者遭废弃；天下的混乱又从哪里才能停止呢？孙武二【苏轼】孙武是战国时代的将领，只知道替吴国谋划而已。因此，把他作为将领使用可以，君主用他来治理国家却不可以。如今他的书有十三篇，内容小到部队、营垒、草料、粮食和器械，大到攻城、灭国、使用间谍等方面，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天子的军队和天下的形势，孙武还没有涉及。他的书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以牵制，就能取胜。”这是他替君主说的全部内容。我私下认为，天子的用兵之道，没有比驾驭将领更重要的；天下的形势，没有比使天下人乐于作战而不喜好战争更重要的。天下的祸患不在盗贼，也不在敌国，而在将帅无能，却借盗贼、敌国的势力从内部要挟君主。因此，将帅越多，敌国就越强；用兵越多，盗贼就越顽固。敌国越强、盗贼越顽固，将帅的权力就越重；将帅权力越重，爵位赏赐就不得不增加。这样一来，盗贼成了君主的祸患，将帅却从中获利；敌国成了君主的仇敌，将帅却因之得宠。他们凭借百倍的力量只建立微小的功劳，借此作为口实，向上邀取利益。这样天下还没有灭亡，只是暂时有所依靠罢了。从前唐朝的动乱，开始于明皇。肃宗收复两京之后，不能乘胜合力彻底剿灭河北的盗贼；德宗收复洺州、博州，魏地几乎平定，却不能在田悦陷入孤立困窘时将他斩杀。到了宪宗时，天下大致平定了，但残余势力始终不能彻底清除。唐朝之所以屡次振兴，最终却没有真正振作起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将帅之臣豢养盗寇来巩固自己的封爵。所以说，天子的用兵之道，没有比驾驭将领更重要的。驾驭将领的方法，是用他们所追求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再把他们所忌惮的东西交给他们，正如良医使用药物，乌喙、蝮蝎都能在面前发挥作用，却不敢任意施放毒性。为什么呢？因为交给了他们所畏惧的东西。宪宗将要讨伐刘辟时，认为除了高崇文没有可用之人，而刘澭正是高崇文所忌惮的。所以宪宗告诉他说：“如果不能战胜刘辟，就让刘澭来代替你。”因此高崇文决意作战，立即擒获刘辟，这就是天子驾驭将领的方法。至于怎样使天下人乐于作战而不喜好战争，原因是什么呢？天下人不乐于作战，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危难；喜好战争，就不能同他们共处安定。从前秦国的法令，使官吏和士卒各自为战争而努力，战胜后利益归于百姓，从敌人那里得到的土地财物立即归其所有。这样，百姓用来养生送死的东西，除了杀敌便无从取得。因此秦国百姓因喜好战争而兼并天下，也因喜好战争而灭亡。秦始皇虽然已经毁坏名城、杀戮豪杰、销毁兵器，但百姓好战的心情仍然喧嚣不止。所以，秦国不能同百姓休息，最终走向灭亡。王者的军队，关键在于使士民知道爱戴自己的君上、仇视自己的敌人，使他们明白君上驱使他们作战，凡事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因此他们乐于作战，也甘愿赴死。到了作战时，只求战胜敌人，不以夺取财物为务。赏赐则从公室发出，在宗庙举行，不使利益建立在杀人之上。因此百姓不会把好战作为自己的志向。这样之后，才可以在安居时发动他们，在争夺时让他们休息；可以同他们共处安定，也可以同他们共赴危难，却不能同他们陷入混乱。这就是天下的形势。战国任侠【苏轼】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诸侯、卿相都争相供养士人。从谋士、说客、谈天雕龙之士、争论坚白同异的人，到击剑、扛鼎以及学鸡鸣狗盗的人，无不穿华丽衣服、吃珍美食，住在权贵门下的人，哪里数得清？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国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门客三千人。田文又在薛地招致任侠之士和奸人六万家，齐国稷下的谈论者也有一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招来的门客更是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称有许多士人宾客，供其驱使的厮役也都是天下豪杰；田横也有士人五百人。传记中大略记载的就是这些，估计其余人当数倍于官吏而为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危害国家的奸民，百姓凭什么供养，国家又怎么承受得起呢？苏轼说：“这是先王也无法避免的。国家有奸民，就像鸟兽有凶猛的鹰隼，昆虫有毒刺一样。分区安置、加以条理，使他们各安于自己的位置，这还可以做到；若要铲除干净，使他们完全不存在，却没有这种道理。我考察世道的变迁，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大概原因就在这里，不能不仔细考察。智慧、勇力、辩才、力量，这四种人都是天下百姓中的杰出者。他们大多不能穿粗劣衣服、吃粗淡食物来养活别人，而都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因此先王把天下的富贵同这四类人共同分享。这四类人不失去自己的职分，百姓就安定了。四类人虽然不同，先王依据风俗制定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出身。三代以前通过学校，战国到秦代通过门客，汉代以后通过郡县官吏，魏晋以来通过九品中正，隋唐直到今天通过科举。虽然不完全如此，但姑且取其中占多数的来论述。六国君主残酷役使百姓，并不比始皇、二世少。然而当时百姓没有一人反叛，因为百姓中杰出的人大多由门客供养，没有失去职分。他们竭力耕作来供奉君上，都是愚钝朴鲁、没有能力有所作为的人；即使想怨恨反叛，也没有人为他们带头。这就是六国能够稍得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的原因。

译秦始皇起初想驱逐门客，听了李斯的话才停止。兼并天下之后，却认为门客没有用，于是只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才。他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令来治理，认为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他的法令就行。因此他毁坏名城，杀戮豪杰，百姓中杰出奇异的人便散去归田。先前在四公子、吕不韦之流门下取食的人，都能安然归田吗？难道他们会甘心缩着脖子、面色憔悴，穿着布衣老死吗？还是会停止耕作，长声叹息，等待时机呢？秦朝的动乱虽然在二世时形成，但假使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类人，能够妥善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职分，秦朝的灭亡就不会这样迅速。把百万只虎狼放进山林，又使它们饥渴，却不知道它们将会噬人。世人认为始皇聪明，我不相信。楚汉之祸使百姓几乎死尽，豪杰应该已经不多了。然而代地丞相陈豨出行时有千辆车，萧何、曹参执政，也没有人禁止他。文帝、景帝、武帝时期，法令极其严密，但吴王刘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流，仍都争相招纳宾客，世代君主也不过问。难道是吸取秦朝的祸患，认为爵禄不能把天下士人全部笼络住，所以稍稍宽容他们，让他们有时可以从这条道路出身吗？至于先王的政治，却不是这样。先王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唉！这难道是秦汉所能达到的吗？乐毅一【苏轼】能够知道自己可以实行王道而实行王道的，是三王；能够知道自己不能实行王道而实行霸道的，是五霸。有人说：“谋求王道没有成功，其弊端还可以退而实行霸道。”唉！假使齐桓公、晋文公去实行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将会忙于求得不灭亡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实行霸道呢？王道不能小规模地使用；大用它就能成王，小用它反而会灭亡。从前徐偃王、宋襄公曾经实行仁义，最终却因此丧失自身、毁灭国家，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所施行的力量，不足以克服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因此，拥有取得天下的办法，却没有夺取天下的心志，才可以同他谈论王道。范蠡、留侯虽然不是商汤、周武王的辅佐，但也可以说是刚强坚毅、果断勇敢、卓然不惑而且能够坚持有所作为的人。看吴王被困在姑苏城上，向勾践求哀请命，勾践想赦免他，唯独范蠡认为不可以，击鼓进兵，最终割断了他的脖子。项籍逃走向东，汉高帝也想停止用兵返回国都，留侯劝谏说：“这是上天要灭亡他，赶紧进攻，不要错过机会。”这两个人认为，区区仁义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大计。唉！乐毅是战国的雄杰，尚未懂得大道，只是偶然听到一点，也足以使自己丧失性命罢了。议论者认为，燕惠王不贤，用反间计让骑劫代替乐毅为将，最终逼走乐生；乐毅之所以没有成功，出于不幸，而不是用兵的过错。然而当时即使燕昭王还在，反间计不能得逞，乐毅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呢？燕国兼并齐国，并不符合秦、楚、三晋的利益。如今凭百万军队攻打两座残破的城池，几年都不能攻下，军队疲惫在外，这必然会有趁虚而入的人。诸侯从内部乘机进攻，齐国从外部反击，在这种时候，即使太公、穰苴也不能保证不失败。然而乐毅凭借百倍于敌的军队，几年不能攻下两座城池，并不是智慧和力量不足，大概是想用仁义使齐国百姓归服，所以不忍心急攻，才到了这种地步。齐人苦于湣王的强暴，乐毅如果退兵休战，整治政令，放宽赋税徭役，使百姓返回田里，安顿老幼，让齐人不再有战斗的意志，那么田单一个人又同谁作战呢？为什么要让百万军队相持而不决，这本来就是给齐人从容谋划的机会。当战国时代，强大的军队互相吞并，难道只有我方可以这样做吗？凭燕、齐两国的军队压住城池急攻，把这些城池消灭之后再吃饭，有谁说不可以呢？唉！想成就王业就成就王业，不能成就王业就要审慎选择自己的处置方式，不要两方面都失掉，反而被天下人耻笑。商君【苏轼】商鞅在秦国任职，实行变法，制定法令，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足、人人充裕；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怯于私下争斗；秦国富强，天子向秦孝公赐胙，诸侯全都来祝贺。苏轼说：这些都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而司马迁不明白大道，竟把它们写进史书。我曾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把黄老之学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贬抑隐士，抬高奸雄，这还只是小罪。所谓两大罪过，就是他论述商鞅、桑弘羊的功劳。汉代以来，学者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耻，而世上的君主却偏偏甘心采用他们的办法，全都表面上忌讳他们的名声，暗地里使用他们的实际做法；更严重的，连名声和做法都一并尊奉，希望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功，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主。整顿政务和刑法，十年不被声色享乐、打猎游玩所败坏，即使没有商鞅，难道还不能富强吗？秦国之所以富强，是孝公重视农业、勉力耕作的成效，不是商鞅使人流血刻骨的功劳；而秦国之所以像豺狼毒药一样为百姓所痛恨，以至一人起事，子孙都没有留下，实在是商鞅造成的。至于桑弘羊，不过是斗筲般的小才，施展穿墙钻洞般的智巧，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司马迁却称赞他说：“不增加赋税而使上面的用度充足，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这就像雨水，夏天下得多，秋天就会少。”不增加赋税而使上面的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 这两个人的名声留在天下，就像蛆蝇留在粪秽中一样。说起他们，会污秽口舌；写下他们，会污秽书简。他们的办法一旦用于世间，灭国残民、覆灭宗族、丧失性命的事情就接连发生。然而世上的君主却偏偏甘心采用，为什么呢？只是喜欢他们言论的便利罢了。尧、舜、禹，是世上君主的父亲和老师；进谏的大臣和敢于直言的贤士，是世上君主的药石；恭敬、仁慈、节俭，勤劳、忧患、戒惧，是约束世上君主的绳墨。如今让君主每天面对父师，亲近药石，践履绳墨，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因此推行商鞅、桑弘羊之术的人，必先贬低尧、嘲笑舜、鄙薄禹，说：“所谓贤王，不过是专门使天下适合自己罢了。”这就是世上君主人人甘心接受而不觉悟的原因。世上有服食钟乳、乌喙，放纵酒色来求长寿的人，大概始于何晏。何晏年轻而富贵，所以服寒食散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什么奇怪的。他所做的足以杀身灭族的事，一天天接连不断；如果死在寒食散上，难道不是幸运吗？我为什么偏要仿效他呢？世上服食寒食散而背上生疽、呕血的人接踵而来。采用商鞅、桑弘羊的办法而破国亡宗的人也都是如此。然而他们始终不觉悟，只是喜欢这些言论的华美便利，却忘了它们造成的祸患多么惨烈。

译范增【苏轼】汉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王项羽和范增的君臣关系。项羽怀疑范增同汉朝私下有往来，逐渐削夺了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定了，君王自己去处理吧。希望赐还我的骸骨，让我回到普通士卒的行列。”他回去还没有到彭城，背上就生了毒疮，死去。苏轼说：范增离开，是对的；如果不离开，项羽一定会杀他。只是遗憾他没有早点离开。那么应该因为什么事离开范增呢？他劝项羽杀沛公，项羽没有听从，最终也因此失去了天下。难道应当在这时离开吗？回答说：不。范增想杀沛公，是人臣应尽的本分；项羽没有杀沛公，还保有作为君主的气度。范增为什么要因此离开呢？《易》说：“知道事物发展的细微征兆，才算神明吧？”《诗》说：“看那雨雪，先落下的是霰。”范增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开。陈涉能够得到民心，是凭借项燕、扶苏的名望；项氏能够兴起，是因为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诸侯后来背叛项氏，是因为项羽杀害义帝。况且义帝的拥立，范增是主要谋划者。义帝的存亡，难道只是关系到楚国的盛衰，也是范增自己要共同承担祸福的事情。义帝没有灭亡而范增独自长久存在，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正是弑杀义帝的先兆。他后来杀义帝，怀疑范增的根源就在这里。难道还一定要等到陈平来离间吗？事物一定先腐烂，虫子才会滋生；人一定先产生疑心，谗言才能侵入。陈平即使有智慧，哪里能离间一个没有疑心的君主呢？我曾评论义帝，认为他是天下贤明的君主。他唯独派沛公入关，而不派项羽；在众人之中认出卿子冠军，并提拔他为上将，不贤明的人能做到这样吗？项羽既然假借义帝之命杀死卿子冠军，义帝一定不能忍受。不是项羽杀义帝，就是义帝杀项羽，这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范增起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服从；中途却杀害义帝，这并不是范增的意愿。不仅不是他的意愿，他必定还会竭力争辩而不被采纳。项羽不采用他的意见，反而杀死自己所拥立的人，项羽对范增的怀疑一定从此开始。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和项羽并肩侍奉义帝，君臣名分尚未确定。替范增谋划，如果力量足以诛杀项羽，就应诛杀他；如果不能，就应离开他，这难道不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范增年已七十，意见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开；不能在这时明确进退取舍，却想依靠项羽来成就功业，实在浅陋。尽管如此，范增仍是汉高帝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开，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真是人中豪杰啊！留侯【苏轼】古代所说的豪杰之士，一定有超过常人的操守。按人之常情，有些侮辱是不能忍受的；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相斗，这算不上勇敢。天下真正的大勇之人，突然遇到意外也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侵犯也不发怒，这是因为他所抱持的志向极其重大而且深远。张子房在圯桥上接受老人授书，这件事很奇怪，但又怎么知道秦朝时不是有隐居的君子出来试探他呢？观察老人借此隐约显露的用意，都有圣贤之间相互警戒的意义。世人不加考察，认为他是鬼怪，也太错误了。况且老人的用意不在那本书。当韩国灭亡、秦国正强盛时，秦朝用刀锯鼎镬对待天下士人，平日无罪而被夷灭的人数不胜数；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从施展。那种执法过于急迫的政权，锋芒不可触犯，形势也还不能乘机利用。子房不能忍受愤懑的心情，想凭匹夫之力在一次袭击中逞强；在这种时候，子房没有死，只差毫发，实在已经很危险。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值得珍爱，而盗贼还不值得让他为之送命。子房有盖世的才能，却不采用伊尹、太公那样的谋略，偏偏采取荆轲、聂政式的计策，侥幸求得不死，这正是圯桥老人深为他惋惜的地方。所以老人故意傲慢无礼，深深挫折他；等他能够有所忍耐之后，才可以成就大事。老人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迎接，楚庄王说：“他的君主能够向人屈服，一定也能取得百姓的信任。”于是放弃了攻伐。勾践困于会稽，回国后在吴国为臣为妾，三年都没有懈怠。况且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向人屈服，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子房才智有余，却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故意深深挫折他少年人的刚锐之气，使他忍受小的愤怒而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呢？两人平生并无交情，突然在荒野间相遇，老人却命令他做仆妾所做的事情，他竟然自然而然地不以为怪；这种人，正是秦始皇也不能使他惊惧、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的人。观察汉高祖取胜、项籍失败的原因，不过在于能忍和不能忍罢了。项籍只是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却轻易使用自己的锋芒；汉高祖惧怕他，保存自己的全部锋芒，等待他疲敝，这正是子房教给他的。当淮阴侯攻破齐国，想要自立为王时，汉高祖在言辞和脸色上都显出愤怒；由此看来，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气性，若不是子房，谁能保全他呢？太史公怀疑子房应当身材魁梧奇伟，可是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和他的志气不相称。唉！这难道正是他成为子房的原因吗？贾谊【苏轼】有才并不难，难的是能够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才能。可惜贾谊是王者的辅佐之才，却不能运用自己的才能。君子所取的目标长远，就一定有所等待；所要成就的事业重大，就一定有所忍耐。古代贤人都有可以施展的才能，最终却连万分之一也不能实行，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过错，有时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即使三代也没有谁能超过多少；他遇到汉文帝这样的君主，尚且因为才不得用而死。那么，天下如果没有尧、舜，难道终究就不能有所作为吗？孔子是圣人，曾经周游天下、屡次求仕；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持，希望有一天能够实行自己的道。将要到楚国去，先派冉有前往，又让子贡去说明。君子想得到君主的任用，勤勉到了这种程度。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发，还说：“齐王大概还会召见我。”君子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君主，深厚到了这种程度。公孙丑问：“先生为什么不快乐？”孟子说：“如今的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快乐？”君子爱护自身，周全到了这种程度。做到这样却仍得不到任用，然后才知道天下果真不足以同自己共同成就事业，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

译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任用贾谊，而是贾谊不能运用汉文帝。绛侯曾亲手拿着天子的玉玺交给文帝，灌婴率领数十万军队决定刘氏与吕氏的胜负，他们又都是汉高帝的旧将；这种君臣相互联结的关系，难道只是父子骨肉、手足兄弟之间的关系吗？贾谊只是洛阳的少年，想让汉文帝在一朝之间全部抛弃旧臣而谋求新政，也已经很困难了。作为贾谊，应当上取得君主的信任，下取得绛侯、灌婴一类大臣的信任，从容渐进地同他们深交，使天子不怀疑、大臣不嫉妒，然后举天下之事任凭自己施展，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志愿，哪里有在几句话之间便使人痛哭的道理呢？看他经过湘水作赋，凭吊屈原，悲伤郁结、愤懑苦闷，显露出远走高飞的志向，后来终于因自伤哭泣而早逝，这也是不善于处置困穷的人。一次谋划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等待变化，却自我摧残到这种地步。唉！贾谊志向远大而器量狭小，才华有余而见识不足。古代人有超越世俗的才华，往往也有不合世俗的牵累；所以如果不是聪明睿智、明断而不惑的君主，就不能使这种才能得到充分施展。古今都称道苻坚从民间得到王猛，一旦任用他便全部斥退旧臣同他谋划；他这个普通人几乎取得天下的一半，难道不正是凭借这一点吗？我深深为贾谊悲伤，所以详细论述他的志向。也想使君主知道，即使得到像贾谊这样的臣子，也要明白他有孤高耿介的操守；一旦不被任用，就会忧伤、困顿、沮丧，不能重新振作。而作为贾谊这样的人，也应当谨慎选择自己发言和行动的时机啊！鼂错【苏轼】天下的祸患中，最难处理的，是表面上称作天下太平、无事，实际上却潜藏着无法预料的忧患。坐在那里看着变化却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发展到无法挽救；起身强行处理，天下人又习惯于太平安定的生活，不会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冒犯大难，以求成就大功；这本来不是勉强在几个月内苟且求取名声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无事时，如果祸乱的端倪由我揭发，就必须由我负责收拾残局，这样才可能使天下免于祸患。事情发生后才慢慢设法推卸，使别人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一定会集中到我身上。从前鼂错竭尽忠心替汉朝谋划，削弱山东诸侯；诸侯一同起兵，以诛杀鼂错为名，而天子没有察觉，反而把鼂错作为说辞。天下人悲叹鼂错因忠心而遭祸，却不知道鼂错也有自取祸患的原因。古代成就大事的人，不仅有超越世人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定、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水流入大海；在工程尚未完成时，大概也有决口、泛滥、冲突等可怕的祸患，只是他能预先知道事情的必然趋势，事情到来时不害怕，慢慢设法处理，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凭七国的强大力量而突然削弱它们，这样引起变乱难道值得奇怪吗？鼂错没有在这个时候献出自身，迎击天下的大难，控制吴、楚的命运，却采取保全自己的计策，想让天子亲自率军，而自己留守。况且发动七国之乱的是谁呢？既然想求取名声，又能逃到哪里去躲避祸患？把亲自率军的极端危险留给天子，把留守的极端安全留给自己；既然是祸乱的首倡者，却选择最安全的位置，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天子，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懑不平的原因。当时即使没有袁盎，鼂错也未必能免于祸患。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守，却让君主亲自出征；按情理说，天子本来已经对他不满了，却又重重违背天子的意见，所以袁盎的说法才得以乘隙实行。假如吴、楚反叛，鼂错亲自承担危险，日夜磨砺准备，面向东方等待敌军，使事情不至于连累君主，那么天子将会依靠他而无所恐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么能够离间他们呢？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不要致力于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鼂错亲自率军攻打吴、楚，未必不能立功。只是他想保全自身，天子又不高兴，奸臣便得以利用他的空隙；鼂错用来保全自己的办法，难道正是使自己遭祸的原因吗？霍光【苏轼】古代的人中，只有汉武帝可以称得上知人善任。大概他一生所任用的文武将帅、郡国边远地区的臣子、身边侍从、精通阴阳律历的博学之士，直到掌管钱粮的小吏、审理刑狱的人和出使极远地区的人，无不能充分施展才能，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然而这些人还都经过功效的考验，成绩显著，得到天下共同知晓和信任。至于霍光，先前没有尺寸之功，才气、权术又没有大大超过群臣，汉武帝却从众人之中提拔他，把天下和后世的事情托付给他。霍光又能忘却自身，专心辅佐幼主，在废立皇帝的关头，处置举措十分从容而不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想要在天下建立事业，通过攻取进取来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一定要有卓然可见的才能，然后才有希望成功。至于捍卫社稷、托付幼主，这件事的困难不在才能，而在操守；不只在操守，还在气度。天下本来就有能够办成这些事的人，但如果才能高、地位重，就会产生侥幸心理，以一时的功劳轻视万世的祸患。所以说，关键不在才能而在操守。古代有人在这方面失败，司马仲达就是这样。天下也有忠义之士，可以把生死大事托付给他，而他不忍心背负托付；然而如果他过于孤高廉洁，不肯做不义之事，就会轻视死亡而缺乏谋略，能够牺牲自己，却不能保全国家。所以说，关键不在操守，而在气度。古代有人在这方面失败，晋国的荀息就是这样。霍光才能不足而气度、操守有余，这正是汉武帝选用他的原因。《尚书》说：“如果有这样一个臣子，专一诚实而没有别的技能，内心宽厚安和，好像能够容纳一切。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别人俊美圣明，他内心喜爱他，不只是从口中说出，而是真能容纳他们，以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唉！这说的不就是霍光吗？假使霍光还有其他突出技能，他的内心怎么能宽厚地容纳天下人才，乐于见天下俊美圣明之人，不嫉妒、不排斥，好像这些才能出自自己一样呢？有才能，往往就是争斗的开端。只有圣人在上位，才能驱使天下人各自奔赴自己的职分，争相发挥自己的长处。假如以人臣的身份处在朝廷之上，捍卫年幼的君主，却凭区区才能同天下人争强，那么奸臣小人就会有机会利用他的空隙，夺取他的权力。霍光以一个普通人的微末身份掌握生杀大权，威势超过君主，尊贵震动天下；他之所以历事三位君主，终身没有人同他争夺权力，难道正是因为他没有别的突出技能，而汉武帝也正因此选用他吗？诸葛亮【苏轼】

译用仁义取得天下、用仁义守住天下的，是周；用欺诈和武力取得天下、用欺诈和武力守住天下的，是秦；用秦取得天下的办法来取得天下，用周守天下的办法来守天下的，是汉。把仁义、欺诈、武力混杂起来用以取得天下，这是诸葛亮失败的原因。曹操趁衰乱、乘危机，得以施展奸诈，诸葛亮以此为耻，想在天下伸张大义。在这时，曹操威震四海，东面占据许、兖，南面收取荆、豫。诸葛亮所凭借来战胜他的，只有一点忠信，可以激发天下人的心志。天下那些方正有节操、慷慨赴义的人，本来并不是心服曹氏，只是被威势胁迫而勉强臣服。听闻诸葛亮的风范，应该在千里之外就有响应；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立足之地，天下本来就会为他所用。况且为了杀一个无辜之人而取得天下，尚且有所不为；做到这样之后，天下的忠臣义士才乐于为他献身。刘表去世时，刘备在荆州，诸葛亮想袭击并杀死刘表的遗孤，刘备不忍心。后来刘璋以友好态度迎接刘备，刘备到了蜀地不到几个月，便扼住他的咽喉、拍击他的后背而夺取他的国家；他同曹操不同的地方，已经很少了。曹操和刘备不能相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论用兵，诸葛亮不如曹操多谋；论土地，不如曹操广大；论作战，不如曹操善战；而他能够有一样胜过曹操的，只有一点忠信。诸葛亮放逐刘璋，既已失去了天下义士的希望，才开始整顿军队、振作军旅，向东长驱进发，想让天下响应，大概已经很困难了。曹操死后，儿子曹丕继位；在这时，本来可以用计谋攻破曹氏。为什么呢？曹操临终时召见曹丕，把曹植托付给他，未尝不以袁谭、袁尚的事情作为告诫。然而曹丕和曹植最终竟互相残害到这种地步；父子兄弟尚且成为仇敌，何况还能得到天下英雄的民心吗？这是一个可以离间的形势，只需拿出数十万金，让他们的大臣和骨肉在内部自相残杀，然后出兵讨伐他们，这就是汉高祖灭亡项籍的办法。诸葛亮既不能保全自己的信义来使天下人心服，又不能发挥自己的智谋来断绝曹氏的手足，怎么能屡战屡退呢？所以，敌人有可以离间的形势却不加以离间，商汤、周武王这样做就是大义；不是商汤、周武王这样做，就是错失时机。这是仁人君子最大的祸患。吕温认为，诸葛亮承接桓帝、灵帝之后，不能强迫百姓思念汉朝，应当把这些话传告天下百姓，并且说：“曹氏对你有利，我就侍奉他；对你有害，我就诛杀他。”却不知道蜀国和魏国究竟有什么地方大大超过对方吗？假如没有大大超过对方的地方，又确实做不到这些，那么侍奉魏国就能使天下安定，难道会凭空话来惊动天下吗？唉！这是书生的议论，可以说，却不能实行。贾诩【苏辙】曹公进入荆州，降服刘琮，想顺着长江向东攻取孙氏。贾诩对曹公说：“您从前击破袁氏，如今收取江南，威名远播，兵势正盛。如果凭借旧楚地的富饶来供给将士，抚慰安定百姓，那么江东不必劳师动众就可以平定。”曹公没有采用他的计策，率兵进入吴境，终于在赤壁失败。贾诩劝说曹公的办法，正如李左车劝说淮阴侯，使他乘破赵的声势，传檄文便可攻下燕地。当时孙氏占据江东已经三代，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之士都得到任用。诸葛孔明认为只能同它结盟援助，不可图谋攻取；曹公却把刘琮的待遇当作对待孙氏的办法，想一举攻下它，实在太难了！假如曹公确实采用贾诩的建议，端坐在荆州，让善于辞令的人带着一封书信到吴国结好，吴国知道曹公没有吞并自己的意图，即使不会立即投降，也一定不会用武力相向。当时刘玄德正以困穷客将的身份向吴国借兵，吴国既然同曹公修好，势必不会帮助刘备，刘玄德本来就可以陷入困境。可惜谋划不善，荆州既不能守住，孙、刘两方又都奋起抗争，谁能说曹公的才智竟不如淮阴侯呢？后来曹公已经降服张鲁，攻下汉中，刘晔劝曹公乘胜攻取蜀地说：“刘备是人中豪杰，有气度却行动迟缓，取得蜀地的时间还短，蜀人尚未归附。如今攻取汉中，蜀人受到震惊恐惧，趁着他们震恐而压服他们，没有不能取胜的。如果稍稍迟缓，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而担任丞相，关侯、张飞勇冠三军而担任将领，等蜀人安定下来，凭险要据守关隘，就无法进犯了。”曹公没有听从，退兵而回，天下人都为刘晔的计策没有被采用而惋惜。刘玄德的贤能超过孙仲谋，贾诩想用文书来安抚孙仲谋，刘晔却想用虚张声势来压服刘玄德，两人的愚智大概相差很远了。曹公不采用刘晔的计策，难道不是因为把贾诩的话当作了鉴戒吗？春秋时期，楚子重攻打郑国，晋国的栾武子去救郑，在绕角与楚军相遇，楚军退回，晋军于是侵入蔡国。楚人派申、息两地的军队救蔡，晋军各位统帅都想交战。智庄子、范文子、韩献子对武子说：“我们来救郑，楚军不交战，于是我们到了这里，已经迁延劳师了。劳师而不停止，又去激怒楚军，交战必定不能取胜，即使取胜也不是好事。如果不能取胜，受到的羞辱就太大了，不如回去。”于是保全军队撤回。军队长期在外，因习惯于一次胜利便轻率地同敌人交战，我方疲惫而对方振奋，失败常常十有八九。古代熟悉用兵的人，大概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王导【苏辙】西晋士人借“通达”来满足放纵的欲望，风俗败坏以后，夷狄乘机而入，于是丧失中原；人们相继渡过长江，而这种风气也没有改变。贤能的人知道厌恶它，却敌不过众人；下层风俗混乱，上层政事衰弊，却没有人能够纠正。东晋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当时王导担任丞相，通晓治理国家的原则，性情宽厚，能够容纳众人，大家都安于他的治理。然而他生长在王衍、王澄之间，不能免除习俗的影响，喜好圆通而憎恶耿介，只能弥补一时的缺失，却没有百年长久的谋划。接连发生两次大变乱，国家几乎灭亡：元帝时，王敦拥兵长江上游，怀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刘隗、刁协刚强耿介而见识偏浅，得到元帝信任，专门用法令约束公卿，又十分憎恨王氏的横行，王敦于是起兵，以诛杀皇帝身边奸臣为借口，两次进犯京城，幸而王敦去世。元帝、明帝相继去世后，成帝年幼软弱，庾亮辅佐朝政，任意使用法令裁制众人，又一次失去人心。苏峻在历阳擅自掌握军队，招纳许多亡命之徒，专门使用威严刑罚。庾亮知道苏峻必定作乱，便以大司农的官职召他入朝，众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可，庾亮却不听，于是苏峻同祖约联合发兵向京城进攻，使京城遭受涂炭。这两次祸端，都是王导所不愿看到的；难道要认为刘隗、庾亮不忍心采取措施，反而加速了变乱是对的吗？

译王敦、苏峻的祸乱接踵而发，难道能认为王导的做法是对的吗？假如让君主终身含垢忍辱，还怎么治理国家？鲁国从宣公以来，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经过三代到了昭公，昭公不能忍耐，准备攻打季氏，子家羁说：“舍弃百姓数代，却希望一举成功，是不能确定的。”昭公不听，出奔国外。刘隗、庾亮的失败，就像昭公的举动一样。齐景公因贪婪暴虐失去民心，田氏却因宽厚仁惠得到众人拥护。景公向晏婴询问，想求得挽救之策，晏婴说：“只有礼可以制止这种局面。”按照礼，卿大夫私家施惠不能超过国家的范围；百姓不得迁徙，农民不得奢侈，工匠和商人不得改变本业，士人不得泛滥，官员不得放纵，大夫不得收取公家的利益。景公叹息说：“好啊，我从今以后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婴说：“礼可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和天地一样长存。”晏子知道这个道理，景公却不能采用，田氏于是取代了吕氏。大家族和世族成为国家的祸患，常常像心腹中的疾病，必定同人的生命紧密相连；用毒药攻治，用针石劫治，如果疾病不能除去，生命也随即耗尽，若不是良医贤臣，很难处理。子产治理郑国时，郑国弱小而受到逼迫，宗族势力强大，又多受宠幸，子产为此忧虑。有一次发生事情，他把伯石的封邑送给他，子太叔说：“整个国家都是他的国家，为什么只贿赂他一个人呢？” 子产说：“人若没有欲望实在很难。让他们都得到自己的欲望，使他们参与政事，并要求他们取得成功；成功并不在我，而在他们，何必吝惜一个封邑呢？封邑将归到哪里去？”子太叔说：“这样对四国怎么办？”子产说：“这不是彼此违背，而是彼此顺从。四国又有什么可责怪的？郑国的史书上有这样的话：‘安定国家，必须先使大的安定；先姑且安定大的，以等待它最终归附。’”伯石害怕了，归还封邑，子产最终还是把封邑给了他，又让他担任卿，职位排在自己之后，郑国才稍稍安定。等到时间久了，政事有了成效，大夫中忠诚俭朴的人便顺势加以扶植，奢侈横暴的人便乘机除掉。驱逐丰卷，杀死子晳，郑国于是得到大治。像王导所做的，只知道用贿赂伯石来保全开端，却不知道用扶助忠俭、除掉奢侈来成就结局。若因此认为他比刘隗、庾亮贤能，那么距离评论晏子、子产还差得很远。牛李【苏辙】唐朝自宪宗以来，士大夫结党依附牛党、李党，爱憎不以义为依据，而是随着他人的喜怒变化。即使是一时的公卿将相，也没有杰出而能独立自持的人。牛党出自李宗闵，李党出自李德裕。两人虽然是党人的首领，实际上却都是当时的伟人。李宗闵德性和器量高，李德裕才气胜过他；德与才不同，即使古人也很少能兼备。假如两人各自发挥所长而不结党，便是唐末的贤相。李宗闵任文宗丞相时，幽州的杨志诚驱逐了部将李载义，文宗召他询问计策。李宗闵说：“这件事不值得朝廷忧虑。范阳自安禄山、史思明以后，不再同国家的休戚相关。从前刘聪归附，朝廷耗费将近百万，最终连一斗粮、一尺布也没有得到来充实天府，不久又失去了它。如今杨志诚仍然倾向李载义，只要把节度使的名义给他，让他抵御奚、契丹，他将自顾力量不足，不会违背顺从的治理。”文宗说：“我起初没有想到这一点，您的话是对的。”于是派使者去慰问安抚。到了武宗时期，陈行泰杀死史元忠，张绛又杀死陈行泰以求取帅职。李德裕认为，河朔任命主帅，失误在于太快，使奸臣得计；于是拖延了很久，提拔任用张仲武，张绛自己便败亡了。李宗闵把没有事变看作安定，李德裕把制服敌人、取得胜利看作成功，这正是两人不同之处；相比较而言，李宗闵更为优胜。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将领悉怛谋率维州投降。维州是西南的要地。当时唐朝正同吐蕃和亲，李宗闵反对说：“吐蕃土地绵延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会损害它的强大。如今正在商议和好，却自行违背约定；中国抵御戎狄，守信最重要，应变还在其次。假如吐蕃前来责问失信，赞普在蔚茹川放马，向东袭击汧、陇，不到三天就能到达咸阳，即使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皇帝听从了他，让李德裕把投降者送回去，吐蕃将悉怛谋一家族诛。李德裕对此深为怨恨，即使议论此事的人也不认为李宗闵正确；然而吐蕃从此不再成为边境祸患，几乎直到唐朝灭亡，因此李宗闵的话并不是出于私心。皇帝当时正任用李训、郑注，想求取奇功，一天在延英殿对宰相说：“你们也有意使天下太平吗？用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李宗闵说：“臣忝居宰相，不能使天下安康救济；然而天下太平也还没有出现征兆。如今四方夷狄不侵入内地，百姓安于自己的产业，民间没有强暴之家，上面没有堵塞视听，下面没有怨恨诽谤，虽然还没有达到全盛时期，也足以称为治理得当。再求更高的太平，不是臣所能做到的。” 退朝后，他对各位宰相说：“皇上这样责成我们，我还能长久处在这个职位上吗？”罢朝不久，李训发动甘露之变，国家几乎灭亡。皇帝起初想任命李训为谏官，李德裕坚决争辩，说李训是小人，罪恶已经显露，绝对不能任用。李德裕也因此被罢免离去。两人的志趣本来不同，但到了处理李训、郑注的事情时，他们所坚持的原则仿佛出自同一个人，我因此知道他们都是伟人。然而李德裕接替李宗闵任淮南节度使后，指责李宗闵侵吞府库钱四十万缗，考察起来并不属实。后来李德裕在朱崖写《穷愁志》，评论《周秦行纪》，说李宗闵有僭越谋逆的意图，流露出悻悻然的小丈夫心态，到老也没有衰减。起初李宗闵被贬到循州，老年时得以返回，两个儿子李蔚、李藂后来都成为名臣。李德裕死在朱崖，子孙默默无闻。后世深深悲悯他的困厄，难道是他的德行不足而才华有余，原本就是上天不肯给予他吗？《文编》卷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二 明代唐顺之编纂 《天下》【庄子】天下研究各种方术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无可超越。古人所说的道术，究竟在哪里呢？可以说：无处不在。神明从哪里降临？光明从哪里产生？圣人有所产生，王者有所成就，都以“一”为根源，不离开根本，这叫作天人；不离开精微，这叫作神人；不离开真实，这叫作至人。以天为根本，以德为根本，以道为门径，从变化的征兆中显现，这叫作圣人。以仁作为恩惠，以义作为准则，以礼作为行为，以乐作为和谐，温和慈仁，这叫作君子。以法规定分际，以名作为表征，以参验作为检验，以稽考作为决断，数目有一、二、三、四，这就是他们的道术。百官据此排列尊卑，以职事为常规，以衣食为根本，繁殖生息、蓄积收藏，并把老弱孤寡放在心上，这些都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原则。古代的人，他们的道术大概完备吧？他们配合神明，纯合天地，养育万物，使天下和谐，恩泽达到百姓；明白根本的法则，也联系末节的制度。天地四方无不通达，大小精粗，无论什么运行都不在其外。那些显现在法度、数目的内容，旧有的法令、世代相传的史书中还有很多。至于诗、书、礼、乐中的道术，邹鲁之地的士人和缙绅先生，大多能够阐明。《诗》用来表达心志，《书》用来说明政事，《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表达和谐，《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辨明名分。道术的原则散布在天下、建立在中原的，便是百家学说；它们有时也能有所称述并阐明道术。天下大乱，贤人圣人不再显明，道德标准不统一，天下人往往各自取得某一方面的见识而自我夸耀，就像耳、目、鼻、口各有所明，却不能彼此相通，也像百家各种技艺，都有长处，时常各有用途。虽然如此，它们不能兼收并蓄，也不能遍及全体，只是掌握一端的学士。它们割裂天地的美，分析万物的道理，考察古人的完整境界，却很少有人能够具备天地的美，配得上神明的容貌。因此内圣外王的道术昏暗而不显明，郁结而不能发扬。天下人各自按照欲望行事，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方法，真是可悲！百家一旦走上各自的道路而不回头，必定不能合一。后世学者不幸看不到天地的纯粹和古人的大体，道术将要被天下人割裂。不要向后世夸耀，不被万物牵累，不在法度数目上炫耀，而用规矩约束自己，以应对世间的急务。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类的，墨翟、禽滑厘听到了这种风气而喜欢它，把它推得过分，认为克制欲望才是最大的顺从，创作《非乐》，称为“节用”；活着不歌唱，死了不穿戴华美丧服。墨子主张广泛地爱一切人、使一切人都得到利益，反对争斗；他的道术不使人发怒，又喜好学习而且广博，不偏异，也没有同先王一起毁弃古代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创作《武》。古代的丧礼规定，贵贱各有仪式，上下各有等级。天子的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如今墨子独自规定活着不歌唱，死了不穿丧服，桐木棺厚三寸而没有外椁，把这作为法式。用这种方法教导别人，恐怕不是爱人；用这种方法要求自己，本来就是不爱自己。先不说墨子之道是否失败，即使活着歌唱却不算歌唱，哭泣却不算哭泣，欢乐却不算欢乐，这果真合乎人的常情吗？他们活着勤苦，死后薄葬，这种道术过于简陋，使人忧愁，使人悲伤，实行起来很困难；恐怕不能成为圣人的道术，反而会违背天下人的心，天下人不能承受。墨子虽然独自能够承担，能把天下怎么样呢？脱离天下，他距离王道就远了。墨子称述自己的道术说：‘从前禹为了堵塞洪水，疏通江河，使四方和九州相通；名山三百座，支流三千条，小河更是无数。禹亲自拿着橐、耜，奔走于天下各条河流之间，小腿上没有肌肉，大腿上没有毛发，风吹得头发湿透，暴雨打得头发像被梳理一样，安置了万国。’ 禹是大圣人，却使自己的形体劳苦到这种程度。假如后世的墨者大多穿着粗毛布衣，穿着草鞋，日夜不停，以自我苦行为最高准则，说：‘不能这样做，就不是禹的道术。’这就不足以称为墨者了。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的门徒、南方的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一派，都诵读《墨经》，却背离正道、各不相同；他们互相称为“别墨”，用坚白、同异的辩论互相诋毁，用奇偶不合的言辞互相应答，把巨子当作圣人，都愿意为他主持祭祀，希望成为他的后继者，直到今天仍没有定论。墨翟、禽滑厘的本意，是赞同这种行为，却反对那种行为；这样会使后世墨者一定要亲自苦行，直到小腿无肉、大腿无毛，不过是互相以此争先罢了。这是把天下治理推向上限的混乱，却只是最低限度的治理。即便如此，墨子确实是天下最爱天下的人，想寻求这种人却找不到；即使憔悴枯槁也不放弃，他是有才华的人。不受习俗牵累，不用外物装饰自己，不苟且迎合别人，不嫉妒众人，只希望天下安宁、使百姓活命，人与人之间的供养全都满足便停止，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内心。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类的，宋钘、尹文听到这种风气而喜欢它，制作华山形的帽子来标明自己，以区别和宽宥作为接触万物的开始，谈论心的状态，称为“心之行”；以和悦来调和，以调和海内为目标，请求把这种主张确立为根本。受到侮辱也不以为耻，救助百姓停止争斗，禁止进攻、停止战争，挽救世上的战乱；凭此周游天下，对上劝说君主，对下教导百姓，即使天下不采纳，也强行劝说而不放弃。所以说：‘上下都厌恶他，他却仍然强行显现。’即便如此，他对别人操心太多，对自己考虑太少，说：‘只希望牢牢安置下来，有五升饭吃就够了。’先生恐怕不能吃饱，弟子即使饥饿也不忘天下，日夜不停，说：‘我一定能够使天下人活下来吗？这是图谋自我满足吗？还是拯救世人的人呢！’有人说：君子不作苛细的考察，不拿自身去迁就外物；凡是对天下无益的事情，使用它还不如停止。把禁止攻伐、停止战争作为外在目标，把减少和淡化情欲作为内在修养；无论大小精粗，他们的行为到这里便停止。公正却不偏执，简易却没有私心，果断而不以某种主张为主导，顺应万物而不偏执于两端，不顾虑，不谋划，不凭智巧；对万物没有选择，随着万物一起运行。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类的，彭蒙、田骈、慎到听到这种风气而喜欢它。把万物齐同作为首要原则，说：天能够覆盖万物却不能承载万物，地能够承载万物却不能覆盖万物，大道能够包容万物却不能分别说明万物；知道万物都有可以的一面，也都有不可以的一面，所以说：一旦有所选择就不能周遍，一旦有所教导就不能完全到达，只有顺应大道才不会遗漏。于是慎到抛弃知识、去除自我，顺着不得不如此的情势；任凭外物漂荡，把这作为道理，说：‘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才会轻视知识；而后那些相近的人又会因此互相伤害。’

译行为放纵、无所担当，却讥笑天下人推崇贤能；任意脱离、没有操守，却非难天下的大圣人；像木槌敲击、圆转断裂一样，随着外物宛转变化，舍弃是非，只要能够免祸就行，不运用知识思虑，也不知前后，只是茫然如此。有人推动他之后才行动，拖曳他之后才前往，如同旋转的风，如同回旋的羽毛，如同磨石滚下斜坡；保持完整而没有过失，行动和静止都不过分，从来没有罪过，这是什么缘故呢？没有知识的东西，没有树立自我的忧患，也没有运用知识的负累，动静都不违背道理，所以终身没有声誉。因此说：达到像没有知识的东西那样，也就不必任用贤人圣人了。土块不会失去道理，豪杰们却一起讥笑他，说：慎到的道术不是活人的行为，而是死人的道理，只不过显得怪异罢了。田骈也是如此，他向彭蒙学习，得到的是不加教诲。彭蒙的老师说：古代得道的人，只做到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非罢了。他的风格空疏轻浮，哪里值得谈论？总是违逆常人，不能被人观察，却又免不了像木头一样断裂；他所说的道并非道，他所称许的言论也不能免于错误。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真正的道术，然而大体上都曾有所听闻。把根本看作精微，把外物看作粗疏，把已有积累看作不足，淡泊地独自同神明相处。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类的，关尹、老聃听到这种风气而喜欢它。以恒常的无和有来建立，以太一为主宰，把柔弱、谦下作为外在表现，把空虚而不毁伤万物作为实质。关尹说：内心不存执着，形体和外物自然显现；行动像水，静止像镜，应答像回声；恍惚得仿佛不存在，寂静得仿佛清澈。与人相同便能和谐，得到什么反而会失去什么；从不抢在别人前面，而总是跟随别人。老聃说：知道什么是雄强，却守持雌柔，成为天下的溪谷；知道什么是光明，却安守卑辱，成为天下的山谷。众人都争先，只有自己甘居后，说：‘承受天下的污垢。’众人都追求充实，只有自己取空虚，不收藏占有，所以反而有余。高然挺立而有余裕，行动缓慢却不耗费力量，无为而嘲笑机巧。众人都追求福气，只有自己曲折求全，说：‘只要能够免除灾祸。’以深沉作为根本，以简约作为纲纪，说：‘坚硬就会毁坏，锐利就会折损。’始终宽容万物，不削减、不伤害别人，可以说达到最高境界了。关尹、老聃啊，真是古代博大真人！他们恍惚寂寥而没有形迹，变化无常；死与生同天地并存，精神与神明往来于茫昧之中。他们要到哪里去？忽然之间又将归向何方？万物全都罗列在眼前，却没有什么足以使他们归附。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类的，庄周听到这种风气而喜欢它。他用虚远的学说、荒诞的言论、没有边际的辞语，有时放纵而不偏邪，不从片面角度显示自己。认为天下沉浊，不可以同人庄重地谈论；以支离的言辞作漫衍，以反复的引语作为真实，以寓言来扩大说明。独自同天地的精神往来，却不傲视万物，不谴责是非，借此同世俗相处。他的文章虽然瑰伟，却连贯曲折而没有伤害；辞语虽然参差不齐，却奇异可观。他的精神充实得不能停止，上可以同造物者遨游，下可以同超越生死、没有终始的人交友。他论述根本，宏大而开阔，深远而纵肆；论述宗旨，可以说周密通达而上达大道。即便如此，他应合变化、解除物累的道理仍没有穷尽，他的来由也没有蜕变消失，茫然昏暗，仍有未能穷尽之处。惠施有多方面的才智，著书多到五车，他的道术错杂，他的言论不能切中万物的实际意义。他说：‘最大到没有外界，叫作大一；最小到没有内里，叫作小一。没有厚度的东西不能堆积，而它的范围可以达到千里。天和地完全相接，山和沼泽一样平。太阳正当中时就开始偏斜，万物刚刚产生便开始走向死亡。同一方面的大同与小同有所不同，这叫作小同异；万物全都相同又全都不同，这叫作大同异。南方既无穷又有穷，今天才到越地却又像从前已经来过。连环可以解开。我知道天下的中央，燕国以北、越国以南就是那里。泛爱万物，天地本是一体。’成玄英把这些说法看作高明，向天下观察，认为这是晓达辩说的人。天下善于辩论的人都以此为乐。有人辩说：鸡蛋有毛，鸡有三只脚；郢都拥有天下；狗可以叫作羊；马有蛋；丁子有尾；火并不热；山有出口；车轮不碾压地面；眼睛看不见；手指不能触及；达到并不等于不断绝；乌龟比蛇长；矩尺并不方；圆规不能画圆；凿孔不能包围榫头；飞鸟的影子从未移动；箭头飞行虽快，也有既不前进又不停止的时候；狗不是犬；黄马是骊牛；三只白狗就是黑狗；孤独的小马从未有母亲；一尺长的木杖每天取走一半，万世也取不完。辩者以这些话同惠施相互应答，终身争辩不尽。桓团、公孙龙是辩者一派，粉饰人的内心，改变人的意念，能够在口头上胜过别人，却不能使别人心服，这是辩者的困境。惠施每天凭借自己的智慧同人辩论，专门同天下的辩者争奇斗胜，这就是他的根本问题。然而惠施口头谈论，自以为最贤能，说：‘天地难道很壮大吗？’ 惠施保有争强好胜之心，却没有治国之术。南方有个倚人，名叫黄缭，问天地为什么不坠落不塌陷，以及风雨雷霆形成的缘故。惠施没有推辞便回答，不加思虑便应对，遍为万物作解释，解释个不停，内容繁多没有止境，还认为太少，又增加怪异的说法，把违背常人当作实质，把战胜别人当作声名，因此同众人不能相合。他在德行方面勉强，在应对外物方面薄弱，所走的道路偏狭。从天地之道来看惠施的才能，就像一只蚊子、一只虻所做的劳作。他对于万物，有什么用呢？即使充满一方面的才能也还可以；如果能更加尊崇道，或许就接近道了。惠施不能凭借这些使自己安宁，才智散布于万物而不厌弃，最终只以善于辩论闻名。可惜惠施的才华放纵驰骋却没有所得，追逐万物而不回头，正像声音追赶声形、影子追赶形体一样，终究无穷无尽。可悲啊。《六家要指》【《史记》】

译《易大传》说：‘天下的道理归于一致，思虑却有百种；目标相同，道路却有区别。’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都是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学派，只是所依据的言论和道路不同，有的有所省察，有的没有罢了。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学术，论述非常详尽，却有很多禁忌，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有畏惧；然而它安排四时运行的大顺序，不可废弃。儒家博大却缺少要领，劳苦而功效少，所以他们的事业难以全部遵从；然而他们叙述君臣父子的礼制，排列夫妇长幼的差别，不可改变。墨家节俭却难以遵行，所以他们的做法不可遍行；然而他们强化农业根本、节约费用，不可废弃。法家严厉而缺少恩惠，然而它端正君臣上下的分际，不可改变。名家使人拘泥细节而容易失去真实，然而它端正名与实，不可不考察。道家使人的精神专一，行动合于无形，足以供养万物。它的学术方法顺应阴阳运行的大道，采纳儒、墨两家的长处，撮取名、法两家的要领，随时势迁移，随外物变化，建立风俗、处理事务，没有不适宜的；原则简约而容易实行，事情少而功效多。儒家却不是这样，认为君主是天下的仪表，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跟随；这样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领，在于去除刚强和贪欲，抑制自作聪明，放下这些而任用道术。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耗尽，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精神和形体过早衰弱，却想同天地一样长久，是从未听说过的。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说：‘顺从它的昌盛，违背它的，不死就会灭亡。’这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有畏惧。’春天发生、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道的大常规；不依循它，就无法成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顺序不可失去。’儒家以六艺为法则，六艺的经文和传注多到千万，历经几代也不能通晓其学，一生也不能穷尽其礼，所以说：‘博大却缺少要领，劳苦而功效少。’至于排列君臣父子的礼制、区分夫妇长幼的次序，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墨家也推崇尧舜，称述他们的德行，说：‘厅堂高三尺，土阶三级，茅屋屋顶不修剪，朴木椽子不加雕琢，用土簋吃饭，用土铏饮汤，吃粗粝的高粱饭，喝藜藿做的羹；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裘。’他们送葬用三寸厚的桐棺，哭声不能充分表达悲哀，教导丧礼一定以此作为万民的准则；假如天下都照这样做，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时代不同、时势变化，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节俭却难以遵行。’要旨是：‘强化农业根本、节约用度，是使百姓物资充足、家庭富裕的道路。’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废弃。法家不区别亲疏，不区分贵贱，一概断定于法律，那么亲爱亲人、尊敬尊长的恩义就会断绝；可以用来实行一时的计策，却不可长久实行，所以说严厉而少恩。至于尊重君主、贬抑臣下，明确职分，使彼此不得逾越，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名家苛细考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恢复真实意旨，专门凭名目裁决而失去人情，所以说使人拘泥而容易失去真实。至于依据名目考察实际，使参验彼此符合，这一点不可不察。道家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它的实际容易实行，言辞却难以理解。它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为作用，没有既定的形势，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能够穷尽万物的实情。不走在万物之前，也不落在万物之后，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又似乎无法，因时势来办事；有尺度又似乎没有尺度，随外物变化而相合。因此说：圣人不逞机巧，守持时势变化中的虚静，是道的常态。顺应，是君主的纲领。群臣一同到来，使他们各自表明意见。实际符合声音的，叫作端正；实际不符合声音的，叫作空洞。空洞的言论不予听取，奸邪就不会产生；贤能与不肖自然分明，黑白也会显现，只在于君主想任用谁罢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这就合于大道，混混沌沌而有防护，光明照耀天下，最终又返回无名状态。凡是人所凭借而生存的，是精神；所寄托的，是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耗尽，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形体和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者不能复生，分离者不能重新结合。因此圣人十分重视它们。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凭借。不先安定精神和形体，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怎么可能呢？《刑赏忠厚之至》【苏轼】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他们多么深切地爱护百姓，多么急切地忧虑百姓，又以君子长者的方式对待天下。有一件善行，就随即奖赏，又随即歌咏赞叹，用来为善行的开始感到喜悦，并勉励它最终完成；有一件不善之事，就随即惩罚，又随即哀怜、规诫、惩治，用来抛弃旧过而开启新的道路。因此他们在《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中的呼吁、应答、欢悦、惊惧、悲惨和忧戚之声，都有所表现。成王、康王去世后，穆王即位，周道开始衰落，但他还命令臣子吕侯，告诫他要施行吉祥的刑法。他的话语忧虑却不伤痛，悲戚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够决断，深切地流露出怜悯无辜者的心，所以孔子仍有所取法。传文说：‘奖赏有疑问时宁可从宽给予，这是为了扩大恩德；惩罚有疑问时宁可从宽免除，这是为了谨慎用刑。’尧在位时，皋陶担任士官，将要杀一个人，皋陶说：‘杀他三次。’尧说：‘宽赦他三次。’因此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坚定，却乐于尧用刑宽厚。四岳说：‘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以。’鲧违抗命令、败坏宗族，后来尧又说：‘试用他。’为什么尧不听皋陶关于杀人的意见，却听从四岳任用鲧呢？这样看来，圣人的心意大概也就可以看见了。

译《尚书》说：‘罪行有疑问时只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只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 唉，这已经说尽了！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却仍然奖赏，这是仁爱超过常情；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却仍然惩罚，这是正义超过常情。超过仁爱并不失为君子，超过正义却会流于残忍之人。因此仁爱可以有所过度，正义却不可过度。古代奖赏不只靠爵位俸禄，刑罚也不只靠刀锯。用爵位俸禄奖赏，奖赏的作用便只能施加在爵禄所能达到的地方，而不能达到爵禄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用刀锯施刑，刑罚的威力也只能施加在刀锯所能触及的地方，而不能达到刀锯所不能触及的地方。先王知道天下的善行多得无法全部奖赏，爵位俸禄不足以劝勉；也知道天下的恶行多得无法全部惩罚，刀锯不足以裁制。因此遇到疑问，便举而归于仁爱，用君子长者的方式对待天下，使天下人相继归向君子长者的道路，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诗经》说：‘君子如果喜悦，祸乱大概很快就会停止；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大概很快就会阻止。’君子平息祸乱，难道还有别的奇异方法吗？不过是使自己的喜怒合乎时宜，不失去仁爱罢了。《春秋》的义理，立法贵在严明，要求别人却贵在宽厚；依据它褒贬的原则来制定赏罚，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刘恺丁鸿孰贤》【苏轼】君子行善，不只是为了使自己舒适便利而已。他从别人那里取得东西，一定要衡量那个人是否能够同自己相配；他给予别人东西，也一定要衡量那个人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给予。我可以取得，但那个人不能同我相配，君子便不取；我可以给予，但那个人不能接受，君子便不予。既替自己考虑，也替别人谋划；取得一定是可以给予的，给予一定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自己成为君子，却使别人变成小人，这同除掉小人也相差不远了。东汉刘恺把封国让给弟弟刘荆，诏书答应了他。丁鸿也假装疯狂，把封国让给弟弟；他的朋友鲍骏用义理责备他，丁鸿于是接受封爵。他起初自以为是按义行事，最终却知道这并不合义而恢复原状。正因为他能够恢复原状，所以知道他起初的行为不是欺诈。这就是范氏认为丁鸿贤而把刘恺置于其下的原因。范氏评论说：太伯、伯夷起初并没有所谓“让”的名义，所以太伯被称为至德之人，伯夷被称为贤人。到了后世，人们追逐这个名声而昧于其中的本意，于是诡异激烈的行为兴起。像刘恺这一类人，让弟弟接受封国，若说弟弟接受并不合礼，只是一个过失；但让自己徒然获得让国的名声，不是过分了吗？丁鸿的内心以忠爱为主，为什么最终能够醒悟而顺从义理呢？范氏所认为贤能的地方，本来已经说到了。但范氏的论述还没有完尽，请允许我把它说完。先王的制度，确立长子继承，是为了明确宗法；明确宗法，是为了防止祸乱，并不是有意偏爱长子、压制幼子。天子和诸侯都有太祖；拥有天下或拥有一国，都是从太祖那里继承来的，并不是自己可以专有的。天子不敢把太祖的天下交给别人，诸侯不敢把太祖的国家交给别人，这是天下共同的义理。刘恺、丁鸿的封国，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呢，还是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呢？如果从先祖那里继承，却把它传给不应当继立的人，那么即使是自己的弟弟，在这件事上也同路人没有区别。吴国的太伯、伯夷并不是可以效法的对象。太伯是为了成就周王的事业，伯夷是为了教训天下人谦让；他们所作的都是违背时俗、特别异行的事，都不是可以作为常法的。如今刘恺把整个封国让给弟弟，不只是让弟弟接受不合礼法的封国这一点有过错；还将破坏先王防止祸乱的制度，轻视先祖的国家，只为自己做这种非常之举。用礼来考察，用法来约束，刘恺的罪过就大了。然而汉代士大夫多把这种行为当作求取名声的方法；安帝、顺帝、桓帝、灵帝时期，士人都违背常道、矫饰真情，以窃取一时的声名。这种弊病大概始于西汉。韦元成把侯爵让给兄长，受到当时君主的赞许，天下人也推崇他，于是逐渐形成风气。遵循常规、实行平易之道的人，世人反而认为他们没有才能而排斥他们。因此丁鸿在中途恢复封爵，更值得深深嘉许，令人反复感叹。《物不可以苟合》【苏轼】从前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开始一定先设置很难的条件，最终才达到长久而不可废弃的地步。他们使事情成功很难，所以使它败坏也不容易；取得它很慎重，所以失去它也不轻易；使它结合很迟缓，所以使它离散也不迅速。圣人做事在开端处考虑周详，并不是因为开端不足以成功，而是担忧结局容易败坏；并不是因为开端不足以取得，而是担忧结局容易失去；并不是因为开端不足以结合，而是担忧结局容易离散。天下的事情，做到这样就足以成功，做到这样就足以取得，做到这样就足以结合，却还一定说不够，又从中加以节制修饰，周密安排、曲折经营，为它作出外在形式，因此直到今天仍未废弃。到了后世，人们追求迅速成功的功劳，却厌倦迟缓长久，所以想使事情成功，只做到足以成功便停止；想取得，只做到足以取得便停止；想结合，只做到足以结合便停止。更严重的，甚至不能等到达到足够的程度。开端考虑不周，结局将无法承受弊害。唉，天下治乱、国家享有国祚的长短，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吧？圣人当初制定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的关系时，坐下来治理政事，奔走着办理事务，这样已经足以成为君臣关系了。圣人担心人们彼此轻慢，最终发展到互相欺凌，所以制定车舆、服饰和色彩纹章来区别等级，规定朝见的位次和仪式来使等级严明。名分并不是彼此不知晓，但见面一定要有赞礼引导；内心并不是彼此不信任，但入朝一定要登记在册。这就是关系能够长久而不互相改变的原因。赐给老人手杖和鞋履使其安适，供给饮食使其得到奉养，这些足以建立父子关系。圣人担心人们彼此轻亵，最终发展到互相怨恨，所以制定早晚省视问候的礼节，规定身边侍从佩戴服饰的制度；同族居住在一起以共享欢乐，分居则用来表示区别；一起进食以为快乐，饮食有别则用来表示尊敬。这就是关系能够长久而不互相防备的原因。活着让夫妻同居于室内，死后安葬在野外，这些足以建立夫妇关系。圣人担心男女彼此狎昵，最终发展到互相离弃，所以先用币帛作为聘礼，再以媒妁郑重其事；不告知宗庙而终身只作为妾，白天居于内室，而君子还要问候她的疾病。这就是关系能够长久而不彼此轻薄的原因。安定居处时结为朋党，遇到急难时互相救助，这些足以建立朋友关系。圣人担心朋友彼此轻慢，最终发展到互相侮辱，所以戒除群居嬉游的放纵之乐，严格规定射礼、宴享和饮食的节度。脚并不是不能行走，却要等待摈者、相礼者传达命令；礼仪之口并不是不能说话，却要等待介绍者传达使命。这就是关系能够长久而不互相轻渎的原因。

译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姑且认为可以做便做到这里就停止更大的了。如果凡事只做到认为可以做到的程度便停止，那么君臣互相欺凌、父子互相怨恨、夫妻互相离弃、朋友互相侮辱，早就发生了。圣人为此忧虑，所以多制定一些礼饰。《易经》说：“借用白茅承托祭品，没有灾祸。”如果把祭品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垫用白茅又有什么过错呢？这正是古代圣人能够长久拥有天下，而后世却认为迂阔的原因。《易经》又说：“嗑，就是合。”事物不能苟且求合，所以接着是《贲》卦，这个道理就说尽了。申法【苏洵】古代的法律简约，今天的法律繁密。简约的法律不适合今天，繁密的法律不适合古代。这并不是今天的法律不如古代的法律，而是今天的时代不如古代的时代。先王制定法律，没有不是希望使百姓心悦诚服的。要使百姓心悦诚服，必须掌握他们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形确实如此，罪行也确实如此，那么自然可以纳入我们的法律。但百姓的实际情形，又不全都与罪行的轻重大小相同，因此先王既痛恨他们的罪行，又怜悯其中的无辜者，所以法律只列举大略，而由官吏制定详细的处理办法。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些写在法律上，使百姓知道天子不希望我杀人伤人。至于罪刑轻重、是否出入法网，必须查明实际情形来使人心服，这就交给属官办理，信任官吏而不只信任法律。所以古代的法律简约。今天却不是这样：官吏奸诈，不如古代官吏善良；百姓偷薄，不如古代百姓淳厚。官吏奸诈，就凭个人喜怒决定罪刑轻重，任意使人出罪入罪，有时甚至达到诬陷拘捕的地步；百姓偷薄，官吏即使依据实情出入罪责，他们也会抓住罪行大小来作为辩辞。所以今天的法律纤细详尽，几乎无所不备，不拘守单一原则，前后左右都顾及，使人无处逃避；因此罪行的轻重、案情的出入，都可以依据法律来追求确定。官吏不奉行法律，动辄就举劾他们。任用法律而不任用官吏，所以法律就繁密了。古代的法律像治病的方书，只论述大概；至于增减药剂和分量，就交给医者，让他观察病人的病情，再参照自己的意见处理。今天的法律像卖鞋，既制作大号的，又制作中号的，又制作小号的，以求适合天下人的脚。所以法律有繁简的不同，但寻求百姓的实际情况以使他们心服，目的却是一样的。然而这样说来，今天的法律并不比古代差，只是执法者仍然不能没有弊病。为什么呢？律令所禁止的事情，规定统一而且明白完备，即使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应当畏惧躲避；可是其中有些人习惯于犯法而始终不改，这种事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来不觉得奇怪。先王厌恶天下人的欺诈，制定尺度来统一天下长短的标准，制定量器来齐一天下多寡的标准，制定权衡来使天下轻重的标准真实可信。因此度量衡必须由官府制定和掌管，然后天下才能统一。如今，平民之家削木、比竹，用绳丝悬石来制作度量衡；富商大贾在里面使用大的，在外面使用小的。齐人到楚国，不知道哪一个是斗，哪一个是斛；拿东家的尺去校验西邻的尺，结果就像十根手指各不相同一样。这种事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来不觉得奇怪，这是第一件。先王厌恶奇货扰乱百姓，又怜悯那些微小物产不能顺利养活自身，所以禁止百姓采珠贝。先王厌恶物品伪造而冒充真品，又重视不应有的耗费，所以禁止百姓耗费黄金作涂饰。如今采珠贝的百姓充斥海边，耗费黄金制作装饰的工匠在各列店铺中摩肩接踵；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觉得奇怪的第二件事。先王担心卑贱者欺凌尊贵者、下位者僭越上位者，所以冠服器皿都按爵位等级规定差别，长短大小无不有所限制。如今工商业人家穿着纨绔锦绣，佩服珠玉，一个人的身体从头到脚都如此，而犯法者十有八九；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觉得奇怪的第三件事。先王担心天下官吏凭借县官的权势侵夺劫掠普通百姓，所以让市场上的坐贾观察当时各种货物的贵贱并记录下来，每十天上报一次；价值百的以百上报，价值千的以千上报，以备官吏私下出售时使用：十成价格减去三成，三成价格减去一成，分别上报，以备县官公家收购。如今官吏私下出售货物，却依照县官公家收购的办法，百姓说：“公家向百姓收取东西，本来就是这样。”这样一来，官吏和县官共同在下层百姓那里积聚怨恨；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觉得奇怪的第四件事。先王不希望有人擅自垄断天下的利益，所以做官就不能经商，经商就要受罚；不做官而经商，经商就要纳税。这就是说，百姓经商不能免税，官吏经商还要加罚。如今官吏经商，既侥幸不受处罚，又免于纳税，还凭借县官公家收购的办法获利，靠县官的车夫运输，乘县官的船只装载，关卡不盘问，渡口桥梁也不呵止。这样看来，做官而经商实在太快乐了；百姓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觉得奇怪的第五件事。像这样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天下人听惯看熟，把它当作理所当然；掌管法纪的官员和执法官吏亲眼看见这些事，也安然不问。法律是天子的法律，法律明白禁止而人民仍然犯法，就是不把天子的法律放在眼里，这是衰败时代的事情。议论者都认为今天的弊病不过是胥吏曲解法律来作奸，而我认为胥吏的奸诈正是从上述五件事开始的。假如现在有盗贼白天拿着棍棒闯入房屋，而主人不加禁止，那么翻墙穿洞的盗贼必定会互相告诉，放肆地在他家中行动；所以一定要先治理这五件事，然后才可以追究胥吏的奸诈。御将【苏洵】君主驾驭臣下，相较之下驾驭宰相容易，驾驭将领困难。将领有两种：贤能的将领和有才干的将领，而驾驭有才干的将领尤其困难。驾驭宰相靠礼，驾驭将领靠权术；驾驭贤将的方法在于信任，驾驭才将的方法在于智慧。不用礼、不用信，是不愿意这样做；不用权术、不用智慧，是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说，驾驭将领困难，驾驭才将尤其困难。六畜起初都是野兽。虎豹能够搏击、噬咬，马也能用蹄踢，牛也能用角触。先王知道能够搏击、噬咬的野兽不能靠人的力量制服，所以杀掉它们；杀掉它们也不能驱使它们，于是才停止。能踢的可以用缰绳驾驭，能触的可以用楅衡拘束。所以先王不忍舍弃它们的才能，而使天下失去它们的用途。假如说：它能踢、它能触，就应当同虎豹一起杀掉、一起驱逐，那么天下就没有骐骥，最终也无法驾车了吗？先王选用人才，除非是像虎豹那样无法改变其搏击噬咬本性的极大奸恶之人，从来没有不想用权术控制他、保全他的才干，使其适合任用的。何况做将领的人，也不能用廉正细节来苛责，只看他的才能究竟如何罢了。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属于贤将；汉代的韩信、黥布、彭越，唐代的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属于才将。

译贤将本来就不多，得到有才干的人而任用他，是可以的。如果又说“这种人难以驾驭”，那就只好任用没有才干的人了吗？应当用厚重的恩惠笼络他，向他表示赤诚之心，给他优美的田宅、丰盛的饮食、歌童舞女，使他的口腹耳目之欲得到充分满足；同时又用威势折服他。这就是先王驾驭才将的方法。近来议论这件事的人，有的说：将领之所以竭尽智慧和力量，冒犯霜露、踩踏刀刃而不推辞，是希望得到赏赐。治理国家不如不要预先赏赐，以期待他建立功劳。有人说：赏赐是用来驱使人的，不预先赏赐，人就不会为我所用。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是通行的道理。将领的才干本来有大小。在平庸将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干小的；在才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干大的。才干小，志向也小；才干大，志向也大。君主应当观察他的才干大小，制定驾驭他的办法，使之与他的志向相称。片面的说法不可采用。养骐骥的人，要给它充足的草料粮食，清洁它的缰绳络头，让它住在新整洁的马厩里，用清泉给它洗浴，然后才要求它日行千里。那匹骐骥的志向本来就在千里之外，难道会因为吃饱一次就放弃自己的志向吗？至于养鹰却不是这样，捕到一只雉，就喂它一只麻雀；捕到一只兔，就喂它一只老鼠。鹰知道如果不竭尽力量搏击，就没有东西可吃，所以这样以后才能为我所用。才干大的将领像骐骥；不预先赏赐他，就像养骐骥却让它挨饿，随后要求它日行千里，这是做不到的。才干小的将领像鹰；预先赏赐他，就像把鹰喂饱后还要求它搏击，这也做不到。因此，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干大的将领，不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干小的将领，两者兼用是可以的。从前汉高帝一见韩信就授予他上将军之职，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推开自己的食物给他吃；一见黥布就任命他为淮南王，供应器具饮食都按王者的规格；一见彭越就任命他为相国。当时这三个人还没有为汉朝建立功劳。后来高帝追击项籍到垓下，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师，他们没有到来，高帝就把数千里土地舍弃给他们，像丢弃破鞋一样。项氏尚未灭亡，天下尚未安定，而三人已经享尽富贵。为什么呢？高帝知道三人的志向很大，如果不能使他们享尽富贵，就不会为我所用；即使享尽富贵，但项氏没有灭亡、天下没有安定，他们的志向就不会停止。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一类人则不是这样，攻下一座城、击溃一支军队，然后才增加几级爵位；否则终年也不会升迁。项氏已经灭亡，天下已经安定，樊哙、滕公、灌婴一类人计算历经百战的功劳之后，才封为通侯。难道高帝到了这时就吝惜赏赐了吗？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才干小、志向小，即使不预先赏赐，他们也不会怨恨；如果预先赏赐，他们就会安然自满，不再把建立功劳当作自己的事情。唉！当韩信驻守齐地时，蒯通、武涉的游说还没有停止。在那个时候，如果夺取齐地封给汉王，危险就大了！人难道没有想过三分天下、自己独立吗？但韩信却说：“汉王没有夺走我的齐国。”所以齐地不被夺走，韩信就不会怀怨；韩信不怀怨，天下就不会归汉所有。唉！高帝可以说是懂得大计了。田制【苏洵】古代的赋税重，还是今天的赋税重？周公的制度是：园圃池沼二十份取一份税，近郊十一取一，远郊二十取三，稍、甸、县、都都不过十一取一。漆林的税，二十取五。大概周朝盛盛之时，其中最重的达到四份取一份，其次是五份取一份，然后依次减轻，起初是十一取一，还有更轻的。今天的赋税虽然不止十一取一，但如果县官没有紧急征收、没有横征暴敛，也还没有达到四取一、五取一那样重。这样说来，今天的税和周代的税，轻重相差并不多。可是，周代的时候，天下百姓歌舞欢庆君主盛德，而我们的百姓反而忧愁不乐，常常像被抽筋剥皮一样供养君上。周代的税是这样，我们的税也是这样，为什么百姓的悲乐却相差如此遥远呢？原因在于周代实行井田制；井田制废除以后，田地不再属于耕种者所有，而拥有田地的人又不亲自耕种。耕作者的田地要向富民租借，富民家族土地广大、产业丰厚，田陌相连，招募流动佃客，分派他们耕作其间；用鞭笞驱使役使他们，把他们看作奴仆。富民安坐旁观，在田间指挥驱使；被役使的百姓，夏天替他们锄草，秋天替他们收割，没有一个人敢违背命令而嬉游，而田地的收入已经得到一半，耕作者得到另一半。拥有田地的人只有一个，耕作者却有十个，所以田主每天积累那一半收入，直到富足强盛；耕作者每天只食用自己的那一半，直到贫困饥饿而无处申诉。假如让耕作者贫困饥饿到不能耕种、不能收获，而有人却坐着享受富强的利益，尚且还说不过去；何况富强的百姓向县官缴纳租税，却仍然免不了怨叹愤恨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拿自己所得的一半来供应县官的税，不如周代百姓用全部劳动所得来供应君上的税。周代十一取一，是用全部劳动所得来缴纳十一取一的税。假如用自己所得的一半来缴纳十一取一的税，实际上就相当于缴纳十二取一的税。何况今天的税又不只是十一取一而已，那么他们免不了怨叹愤恨就很自然了。唉！贫民辛苦耕作却免不了饥饿，富民坐着吃饱又嬉游，也免不了怨恨。这些弊病都起源于井田制的废除。井田制恢复，贫民就有田可耕，谷物粟米不必分给富民，便可以不挨饿；富民不能多占田地来困住贫民，他们势必要亲自耕种，否则就没有东西可吃；用土地的全部产出缴纳县官的税，也可以不再怨恨。因此天下士人争相主张恢复井田。后来又有人说：“夺取富民的田地给没有田地的百姓，富民必定不服，这一定会引发变乱。”

译如果是在大乱之后，土地空旷而人口稀少，就可以一次完成。高祖灭秦、光武承继汉业时，本来可以这样做却没有做，后人把这当作遗憾。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即使现在让富民都把田地奉献出来归公，请求实行井田制，形势上也仍然无法做到。为什么呢？井田制度是九夫为一井，井与井之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四边各加一里为一成；成与成之间有洫，一成土地共一百井，方圆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圆八十里，四边各加十里为一同；同与同之间有浍，一同土地共一万井，方圆一百里。在方圆百里之间，浍有一条，洫有一百条，沟有一万条。实行井田之后，还必须同时完备沟洫。沟洫制度是：每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之间有沟，沟上有畛；百夫之间有洫，洫上有涂；千夫之间有浍，浍上有道；万夫之间有川，川上有路。一万夫的土地，大约方圆三十二里半；其中川和路有一条，浍和道有九条，洫和涂有一百条，沟和畛有一千条，遂和径有一万条。这两件事，不填塞溪壑、填平涧谷、削平丘陵、毁坏坟墓、拆毁房屋、迁移城郭、改易疆界田垄，就无法实行。即使能够完全取得平原旷野，随后在其中规划井田，也应当驱使天下的人，耗尽天下的粮食，花费数百年，专心致力于此而不治理其他事务，然后才可以希望天下土地全部成为井田、全部修成沟洫罢了。还要在其中为百姓建造房屋，使他们安居，然后才可以说完成；这也太迂阔了。井田建成时，百姓已经死去，尸骨也腐朽了。古代井田制的兴起，大概一定开始于唐虞时代吧？如果不是唐虞时代，周代就无法完成井田。唐虞开创此制，到了夏商逐渐修缮治理，到周代才大为完备。周公继承它，因而进一步申明确定制度，疏通整治疆界，这不是一天之内仓促就能做到的；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井田虽然不能照旧实行，但它的实际原则对今天仍然便利。今天如果确实有人能够实行接近井田的制度并加以运用，那么也可以使百姓得到安生吧？我听董生说：井田虽然难以立即施行，也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地，以赡养不足的人。限制名田的主张大概由此而来，后来却没有实行，并不是因为它对百姓不便利，而是担心百姓不肯减少田地、纳入我们的法令，因而借此发生变乱。孔光、何武说：官吏百姓名下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限期三年全部完成，违犯者没收入官。三十顷田地，相当于周代三十夫的田地。即使不能完全按照周代制度，一个人兼并三十夫的田地，也已经太多了。又限定三年完成，这就逼迫困窘平民，使他们自行毁坏产业，不合人情，难以实行。我想稍微规定一个限额，却不夺取他们已经拥有的田地。对于已经超过我所定限额的人，只需使后人不敢大量占田而超过我的限额就够了。总之，富裕数代的人的子孙，有的未必能保住土地而重新陷入贫困；而那些曾经超过我限额的人，他们多占的土地也会逐渐分散到别人手中。或者子孙分家析产，土地也就所剩无几了。这样，富民所占的土地少了，剩余土地就多了；剩余土地多，贫民便容易取得土地作为产业，不再受人役使，各自享有土地的全部收益，利益不必分给别人，还乐于向官府纳税。君主端坐朝廷，向天下下令，不惊扰百姓，不劳动漫众，也不用井田制度，却取得井田制度的利益，即使周代的井田制，怎么能远远超过这办法呢？思治【苏轼】如今天下究竟有什么忧患呢？在开始时没有确立计划，到最后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厌弃它，反而更加不肯确立。人的常情是：第一次做事没有功效就产生怀疑，第二次就厌倦，第三次便放弃。如今世上的士人彼此观望而没有人肯做，并不是他们没有忠义慷慨的志向，也不是他们的才干、技艺、谋略、思虑不如别人。问题在于他们苦于事情难以成功，便不再确立计划，却不知道事情不能成功，罪过正在于没有先行确立计划；如果先确立计划，就会成功。如今世上有三种忧患，始终不能除去它们的根源，已经五六十年了。自从宫室营造、祷告祭祀的劳役兴起，钱币、茶、盐的法令败坏，又加上战争，天下常常忧虑没有财力。五六十年间，下层人用来游说聚议的办法，上层用来变更政令以求增加财力的办法，多得数不清，但财力终究不能增加。自澶渊之战以来，契丹虽然请求和好，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关键问题的办法；后来又加上西羌的变乱，边境不得安宁，两国更加骄横；进攻则不能取胜，防守则不能牢固，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强兵。五六十年间，下层人游说聚议的办法，上层变更政令以求强兵的办法，多得数不清，但军队终究不能强大。自从选举官吏的规定严格以后，官吏拘泥于法令，不以功名为志；考核功绩、考察官吏的法令败坏以后，贤能者没有得到勉励，不肖者没有受到畏惧，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可用的官吏。五六十年间，下层人游说聚议的办法，上层变更政令以求选拔官吏的办法，多得数不清，但官吏终究不能选得合适。财力不能增加，军队不能强大，官吏不能选好，难道真是不可做到吗？所以说：开始时没有确立计划，最后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厌弃它，反而更加不肯确立计划。所谓先行确立计划，贵在预先确定规模。古代君子先确定规模，然后才做事，所以应对时有征候，成功时有形迹。众人认为这茫然不可知，君子却认为这是理势的必然，就像煮东西没有不熟的、播种没有不生长的。因此他们用力少而成功快。从前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治理政事如同从事农功，要日夜思考它，思考开始并谋划结局；早晚实行它，行动不能超出思考，正如耕田要有田界。”子产认为不思考便行动，以及行动超出思考范围，都像耕田没有田界一样。开始时虽然勤勉，最终一定会抛弃它。

译如今富人营造宫室，一定先估量财产的丰足或贫乏，以决定宫室的大小；内心先作出决定，然后选择技艺精良的工匠使用。对其中一个工匠，他一定会告诉他说：我将建造多少尺寸的房屋，使用多少材料，需要多少役夫，多少天完成，土石木材芦苇到哪里取得？技艺精良的工匠一定会告诉他：某处有木材，某处有石料，需要多少材料和役夫，某日可以完成。主人大体都听从他的安排。到期而建成，既建成又没有失当，这就是预先确定规模。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百官有司不知道上面想做什么，各人各有打算：好大的想称王，好权的想称霸，偷安的想休息。文吏掌权就专门治理刑狱，聚敛之臣则把财货当作急务，百姓不知道应当听从谁。等到发布一项政令，只说：“姑且试行罢了。”它能否成功，本来还不能知道。前一项政令的利弊还没有显现，后一项政令又发布了。现在所谓的新政，听它开始时的议论，难道不是非常美好、令人欣喜吗？然而布置到天下以后，最终却不知道它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没有预先确定规模。官员的任用和罢黜取决于个人好恶，事情的兴废又取决于人数多少，因此有把万全的利益因一点小不便而废弃的，也有把百世的祸患因一点小利益而不顾的。所任用的人没有固定的责任，所发布的政令没有成效，这就像要走千里路却不带粮食，到了路上才向行人乞讨；又像治病时不知道应当使用什么药，便把百药都试一遍，侥幸希望其中一种有效。想要除去三种忧患，是做不到的。从前太公治理齐国，周公治理鲁国，直到数十代以后，子孙的强弱、风俗的好坏，都可以预先推知。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施行的政策专一，所以形势本来就有力量使它如此。管仲辅佐桓公，从开始执政到成就霸业，他所施行的事情都有方法；到事情成功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成功，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复核。咎犯在晋国，范蠡在越国，文公、勾践曾经想使用本国百姓，两位大臣都认为时机未到；等到认为可以使用时，就攻破楚国、灭掉吴国，仿佛把东西寄存在邻家再取回来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看得明白、谋划成熟。如今的时代，也不过是要同明智的人反复谋划罢了。士人争相说：这样做财力可以增加，这样做军队可以强大，这样做官吏可以选好；我选择可行的办法来确定规模，用勇气发布它，用专一守住它，用强力贯彻它，日夜努力使一切符合所确定的范围，而不务求超出这一范围。这样的人专一，政令统一，却仍然不能成功的，从来没有。财力不能增加、军队不能强大、官吏不能选好，这三件事是国家存亡的根源，也是天下的大事。以天下的大事，却有一个人独自包办并同时议论它，那么他治理这三件事的方法究竟得失如何，本来就无法知道。即使无法知道，这三件事决不能不治理，却是可以知道的。因此不能没有方法。这种方法并不难知道，却难以听取；并不难以听取，却难以实行；并不难以实行，却难以坚持收效。孔子说：“善于谋划而能成功；如果只是喜欢谋划却不能成功，还不如没有谋划。”世上有一个喜爱宝剑的人，聚集天下的良金，铸造三年完成，认为我的剑天下无敌；剑铸成后却粗劣残缺，不能使用。为什么？因为只知道铸造，却不知道最后检验收成。如今世上办事的人，即使事情很小，想使它成功的常常不过几个人，想破坏它的却常常多得数不清。可以成功的功业往往难以显现，不可成功的情状却常常先显露出来。上面的人正昏乱不明而且没有自信，又哪里有时间顾及坚持收效呢？古代有人敢于面对最艰难的处境而谋求最长远的目标，他们究竟有什么方法？而且不只是圣人如此。商君变更秦国法律时，触犯万人之怒，排斥全国人的意见，形势这样逆反。苏秦倡导合纵，把天下各国的不同联合成为相同，把六国疏远的关系连接成亲密，谋划是这样的迂远。淮阴侯向高帝请求三万人，愿意向北攻取燕、赵，向东攻打齐国，向南断绝楚国的粮道，再向西会师荥阳。耿弇也向世祖进言，想先平定渔阳，攻取涿郡，回头收取富平，再向东攻下齐地。世祖认为这些计划疏阔而难以实现：这些都是越过他国都邑来谋取别人的国家，功业计划是这样的疏远。然而这四个人实行起来却像很容易一样；既然从口中说出、由手中完成，就认为既然已经答应了自己的君主，便亲自带着计划回来。如今我凭借自己所有的天下，来实行我所应做的事情；事情又不是违逆天下人的意愿，也不是必须等待别人具备条件，就像有财产便自己使用，有子女便自己教育一样。然而政令发布于天下，有发布而没有成功的，已经五六十年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只知道发布而不知道收效吗？不是不知道收效，难道是计划茫然而没有可以收效的地方吗？所以提出这样的说法：“先确定规模，然后做事。先确定规模，就可以谋划他人；不先确定规模，自己谋划尚且常常不足，更何况谋划他人呢？”况且今天的世俗还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士大夫对朝廷的信服不深，都喜欢发表议论来务求非难君上，使人迷惑于是非之中，不知道应当听从谁。顺从他们，事情就会被举起，却没有什么可以施行；不顺从他们，所施行的事情又常常多有变故，容易失败。之所以变故多而容易失败，是因为人人都拿自己的私意来破坏它，下层议论压倒一切，而希望它不能成功的人很多。富人谋求利益，常常能够成功，世人认为这是福气，其实不是。富人一向深受人们信任，也一向得到人们的厚重对待；他所做的事没有人加以妨害，他想要的东西没有人非难，事情还没有完成，众人已经先替他完成了。事情施行时有形势，成功时有气势。富人就是凭借它的形势而承接它的气势。想使事情容易成功，就应当先治理使天下人信任服从自己的方面。天下的士人，不可以用力量战胜；既然力量不能战胜，就不如顺从众人。顺从众人，不是顺从众多人的口头意见，而是顺从众人没有说出口却共同认为正确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顺从众人。众多人的口头意见并不是真正的众意，只是传到我耳边、出现在我面前的声音，没有不是他们个人的主张。对我来说是多数，对天下来说却是少数。众人不说却共同认为正确的事，众多人的口头意见都不喜欢。若因众多人的口头意见不喜欢，就放弃众人不说却共同认为正确的事，那么喜欢它的人少，不喜欢它的人反而多了。古人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得到天下人的心，世上的君子却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失去天下人的心；他们不知道古人所顺从的，不是众人的口头意见，而是众人共同认可的实情。

译怎样证明这一点呢？世人所谓违逆众人、聚敛怨恨而不能实行的事情，没有比减少任子资格更明显的了。然而不顾众议而实行它，已经五六年，天下却从未有人说一句话。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只是他们口头上不喜欢，内心却共同认可。顺从他们共同认可的内心去实行，即使仍有人发言，也可以不必防止。因此提出这样的说法：“用勇气发布，用专一守住，用强力贯彻。”如果懂得这三点，不仅可以治理我国，即使向北攻取契丹也可以。《文编》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三 明代唐顺之编 《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太史公读《春秋》，查阅历代谱牒和记录，读到周厉王时，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叹息，说：“唉！师挚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因此叹息；周道开始缺失，诗人从这里追究根源，《关雎》便创作出来了。仁义逐渐衰落，《鹿鸣》便加以讽刺。到了厉王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公卿害怕被诛杀，于是灾祸发生，厉王最终逃奔到彘。动乱从京师开始，于是由共和执掌政事。此后有的诸侯用武力治理，强国欺凌弱国，兴兵而不请示天子；但他们还借王室大义来讨伐别人作为名分。盟主的政权落在五霸手中，诸侯放纵行事，淫逸奢侈而不守法度，贼臣篡子越来越多地出现。齐、晋、秦、楚在周成王时，封地边界最远也不过方圆百里，有的只有五十里。晋国凭借三河之险，齐国背靠东海，楚国处在江淮之间，秦国依靠雍州的险固；四国相继兴起，轮流成为霸主，周文王、周武王所褒奖的大封国，都被它们威服。因此孔子阐明王道，游说七十多个君主，却没有人能够任用他。于是他向西观察周室，评论史书和旧闻；王道兴起于鲁国，便编次成《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获得麟兽，删约文辞，去掉烦琐重复，以制定褒贬义例。王道完备，人事也贯通。七十子门徒口头接受并传授其义，指出其中有讥刺、褒扬、避讳、抑制、损减等文辞，这些不能只从书面文字看出。” 鲁国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产生异说，各安其意而丧失真义，所以依据孔子的史书，详细论述其中的话，写成《左氏春秋》。铎椒替楚威王作传，因为威王不能全部阅读《春秋》，便选取其中成败事例，最后成书四十章，名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他的相国虞卿向上采录《春秋》，向下观察近世形势，也写成八篇，名为《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相国，也向上考察古代，删取《春秋》内容，汇集六国时事，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名为《吕氏春秋》。至于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这些人，也往往拾取《春秋》的文辞来著书，数量多得无法记载。汉相张苍推演五德历法；上大夫董仲舒推阐《春秋》的义理，也颇有著述。太史公说：儒者截取其中的义理，驰说之士铺陈其中的辞藻，却不致力于综合它的始终；有人只取年月，几家学说把神秘运行看得很重要，谱牒只记录世系和谥号，文字又简略。想一次看遍其中的要点很困难，于是我编列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起到孔子时代为止，表明《春秋》《国语》中的内容；把学者讥议之处以及盛衰的大要写在篇中，供成就学问、研究古文的人删取参考。《六国表》【《史记》】太史公读秦国史记，读到犬戎击败周幽王、周王室东迁洛邑，秦襄公开始受封为诸侯，在西畤祭祀并奉事上帝，僭越的端倪已经出现了。《礼》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如今秦国杂有戎狄的风俗，先行暴戾，后来才讲仁义；地位本是藩臣，却把祭祀列入郊祀，君子对此感到忧惧。到了秦文公越过陇山，攘除夷狄，尊奉陈宝，在岐山、雍地之间营建国都；秦穆公修明政事，向东扩展疆界直到黄河，于是便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中原诸侯中的霸主相匹敌。此后陪臣执掌政权，大夫世代享有禄位，晋国六卿专擅晋国权力，征伐会盟之事使他们的威势重于诸侯。到了田常杀死齐简公而执掌齐国，诸侯安然不讨伐他，天下便争相以战功相竞。三家最终完成分晋，田和也灭掉齐国而占有它，六国强盛从此开始；各国致力于增强军队、兼并敌国、运用谋诈，于是合纵连横、权衡长短的说法兴起，假借名义的说辞纷纷出现，誓约盟誓不再可信，即使设置人质、剖分符节，仍然不能约束他们。秦国起初只是偏远小国，诸夏把它当作宾客，等同于戎狄；到秦献公以后，才经常成为诸侯中的强国。论秦国的德义，比不上鲁、卫那样暴戾的诸侯；衡量秦国的军队，也比不上三晋强大。然而秦国最终兼并天下，并不一定只是因为地势险固、形势便利、有利可乘，大概是上天在帮助它吧。有人说：“东方是万物开始生长的地方，西方是万物成熟的地方。”大凡创办事业一定在东南，收取功效、取得实际成果却常常在西北。禹兴起于西羌，汤从亳地兴起，周朝称王时凭借丰、镐讨伐殷；秦在雍州兴起而称帝；汉朝兴起于蜀汉。秦国得志以后，焚烧天下的《诗》《书》，尤其焚烧诸侯的史记，因为其中多有讥刺。诗书能够重新出现，是因为大多藏在民间；史记却只藏在周王室，因此随着周室灭亡而毁灭，真可惜！真可惜！只有秦国史记保存下来，但又不记载日月，文字简略而不完备。不过其中关于战国时代权变的内容，也有颇可采择之处，何必一定要追溯上古呢？秦国取得天下多用暴力，但时代不同，形势变化，功业却很大。《传》说：“为什么要效法后王？因为后王距离今天近，风俗变化彼此相似，议论较为浅近而容易实行。”学者被自己听到、看到的事情束缚；秦国在帝位上的时间还短，不能考察它的始终，于是全盘讥笑它，不敢谈论其中道理，这与只凭耳朵听来的食物一样可悲。我于是依据秦国史记，接续《春秋》之后，从周元王开始编列六国时事，直到秦二世，共二百七十年，记载我所听到的兴衰成败的根由，留给后来的君子阅读考察。《秦楚月表》【《史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月表》说：“最初发动变乱的是陈涉。以暴虐残酷灭亡秦朝，是从项氏开始的；项氏拨乱诛暴，平定天下，最终登上帝位，却由汉家完成。在五年之间，号令三次更替。自有人类以来，还从未有过像这样迅速接受天命的。”从前虞、夏兴起时，积累善行和功业，历经数十年，德泽遍及百姓，代理政事，又考察天意，然后才正式居位。商汤、周武称王，是由于契、后稷修仁行义，经过十多代，终于不约而同地会合。孟津八百诸侯尚且认为时机未到，后来才放逐并杀死君主。秦从襄公起，经过章公、文公、缪公、献公、孝公以后逐渐强盛，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六国，历时一百多年，到始皇才得以兼并天下戴冠束带之人。德行像那样深厚，用力又如此艰难，统一天下大概就是这样困难。秦已经称帝，担忧战争不能停止，认为这是因为有诸侯的缘故。于是不给任何人封一尺土地，毁掉著名城邑，销毁兵器，阻遏豪杰，以求维持万世安定。然而王业的兴起，往往从民间开始；联合起来讨伐，功业超过了三代。从前秦朝的禁令，恰恰只是帮助贤者为天下扫除困难罢了。所以有人愤然发动行动，天下的雄杰，难道会因没有土地就不能称王吗？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所说的大圣人吗？” 难道不是天意吗？不是大圣人，谁能承受这样的天命而成为帝王呢？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