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二十

译熙宁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奏：臣从前在便殿被召见应对时，亲耳听到陛下的教诲，说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替朕深思国家治乱，指出政事得失，不要有所隐瞒。从那以后，臣每次见到同僚，没有一次不向他们转述陛下这句话。这不只是为了称颂陛下的盛德，也想使朝廷中的臣子都知道，陛下不会因为他们身份疏远、地位卑微而废弃他们的言论，让大家共同献上所听闻的情况，以辅佐成就太平的功业。然而臣私下认为，用空话率先引导别人，不如自己做出实际行动，使别人自然受到劝勉。要知道陛下是否确实能够接受臣下的意见，没有比拿臣来试验更好的办法。所以臣愿意以自身先行于天下，从小事做起，上可以补助圣明万分之一，下可以为贤能之士预先探明此事是否可行。即使因此获罪，死上万次也不后悔。臣伏见，中使传达诏令到开封府，市司购买浙江花灯四千多盏，有关官员已经把实际价格上报。陛下又命令压低价格收买，现在已经全部拘收，并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等待上面的命令。臣起初听到此事，惊愕而不敢相信，叹息了好几天。为什么呢？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有这样的举动。臣虽然极其愚笨，也知道陛下用心于经术，行动效法尧舜；穷尽天下人的嗜好也不足以改变陛下的快乐，穷尽天下人的玩物珍好也不足以解除陛下的忧虑，难道陛下会把花灯当作快乐吗？这不过是为了奉承两宫、使她们欢喜，尽力表达天下人的奉养罢了。然而最大的孝在于奉养父母的心志，百姓不可能家家都明白其中的用意，都会认为陛下拿耳目并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口食身体所必需的资财。卖花灯的百姓通常不是豪富之家，他们借债并支付利息，积存花灯达一年之久，全家的衣食生计就指望这十来天。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只可以加价高价收买，怎么可以减价低价酬付？这件事虽然极小，关系却非常重大。陛下之所以减价，难道是想和这些小民争夺这点微末利益吗？还是因为认为花灯无用而费用太厚？如果知道它无用，何必再索取？如果嫌费用太高，那就不如不要买。况且内廷旧例，每逢放灯，不过命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量既少，也没有拘收督促逼迫的严厉手段，费用不多，百姓也没有怨恨。所以臣希望追回原来的命令，一切都照旧办理。京城百姓不习惯受到侵扰，陛下的恩德已经很厚，但怨言也容易产生，难道可以不慎重吗？难道可以不畏惧吗？近来小人妄造流言，士人有科场延期的说法，商人有京城榷酒的议论，官吏担心减俸，士兵担心减粮。虽然这几件事朝廷都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但这些纷纷传播的议论，也可以看出陛下勤劳体恤百姓的德意还没有被下民信服，而有关官员聚敛的意图或许已经显露在百姓中。正当此时，应当责备自己、主动寻求改正，以消除进谗邪之人的口舌；可是台官又劝陛下用严刑悍吏逮捕并杀掉他们，使圣德受损，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再加上购买花灯的事情，使他们有机会借此作为攻击的口实，臣实在为此痛惜。如今各种冗费还没有清除，物力已经凋敝，陛下即使拿出内府钱财，不使用大司农的钱，内府所储藏的东西，哪一样不是百姓的力量供给的？与其平时耗费在不急需的用度上，哪里比得上留下来储存，以等待物资匮乏断绝时使用？所以臣希望陛下今后放灯以及游观苑囿、宴饮享乐、赏赐之类的事情，都告诫有关官员务必从俭节约。近来诏令裁减皇族的恩例，这实在是陛下极其明断的举措，是深谋远虑、割舍私爱以惠及百姓。然而臣私下揣度其中，也不能不对陛下稍有期望：只应当痛切地自我约束，以自身带头，使人知道君主尚且能够这样，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费用，也可以平息怨恨。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到凉州，暗示李大亮进献他所得的名鹰，李大亮不肯，唐太宗十分赞赏他，下诏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明皇派使者到江南采办防防，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议论此事，使者因而被遣返；明皇又命令益州织造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物，苏许公没有奉行诏令。李德裕在浙西任职时，诏令制造二十件银盝子妆具、织造二千匹绫，他上疏极力论说，也因此使这件事被停止。假使陛下内廷的台谏官中有这样几个人，那么购买花灯的事情一定会极力进谏；外朝的有关官员中有这样几个人，那么购买花灯的事情一定不会奉诏执行。陛下聪明睿圣，追踪效法尧舜，而群臣却不拿唐太宗、明皇时的事情来劝谏陛下，臣私下常常深深责怪他们。臣忝居府中属官，亲眼见到这件事，如果又不进言，臣的罪过就太大了。陛下如果赦免臣而不杀，臣还有比这更属于职责之外的话，难道忍心不替陛下全部说出来吗？如果不赦免，这也是臣应当承受的。

译论高丽进奉事宜的奏状【苏轼】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伏见，自熙宁以来，高丽人屡次入朝进贡，到元丰末年，十六七年间，馆舍接待和赏赐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修建亭台馆舍，调发农民工匠，侵扰盘剥商人，各处都骚动不安，公私都苦不堪言。朝廷没有得到丝毫好处，夷人却获得无法计算的利益。使者所到之处，绘制山川图画，购买书籍。议论者认为，所得赏赐大半归给契丹；虽然虚实无法查明，但契丹的强大足以决定高丽的祸福。如果不是暗中相互谋划，高丽哪里敢公开入朝？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深重的忧患。自二圣继位以来，高丽数年没有到来，淮浙、京东的官吏百姓都有如释重负的喜悦。只有福建一路多以海上贸易为业，其中凶险的人仍敢私下交通招引，希望获得厚利。臣稍微听到这件事，正想查察处理。这个月三日，接到秀州派人押送来的泉州百姓徐戬；他擅自在海船中载来高丽僧统义天手下的侍者僧寿介、继常、颍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以及携带本国礼宾省的文书，说是奉本国国王的命令，让寿介等带着义天的祭文来祭奠杭州僧人源阇棃。臣已经下令把他们送到承天寺安置，选派职员二人、兵级十人，经常严密照管，不许他们出入接待宾客；又选派有操行、通晓经论的僧人陪他们交谈并供给所需，不让他们失去安置。对外臣已经把事情的缘由逐项写成奏文，奏报朝廷完毕。又据高丽僧寿介呈状说，他临出发时奉国母的命令，让他携带两座金塔，为皇帝、太皇太后祝愿圣寿。臣私下观察他们的意图，大概是二圣继位数年，高丽不敢轻易前来入贡，突然失去了丰厚利益，想重新派遣使者，却还没有摸清圣意，所以借祭奠源阇棃为名，趁机献上金塔，想试探朝廷，了解朝廷接待他们的轻重厚薄。不然的话，哪里有想献金塔祝寿，却不派遣使者奉表的道理？只是因为祭奠亡僧，才把国母的意图带来，大概是怀疑中国不肯接受，所以用这种简略的礼节来试探朝廷。如果朝廷对他们稍微优厚一些，贪心就会再次萌发，朝贡纷纷而来，必将成为无穷的祸患。等他们已经到达以后再拒绝，又会损伤恩义。恭敬地思量，圣明之主必已明察他们的真实情状，朝廷的谋议自然已有办法处置此事。臣忝居侍从，出任一路长官，心中有所见闻，不敢不尽数陈述，以备朝廷采择。奏请将法外刺配罪人并请求治罪的奏状【苏轼】元祐四年八月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自进入本辖境以来，访察得知两浙各郡，近年民间通常织造轻薄稀疏的糊药防绢，以备送纳和买的夏税。官吏想要挑选，而奸猾的人户和揽纳人互相煽动勾结，不肯缴纳上等绢，使官吏没有办法挑选。期限已经迫近，不得不收纳。年年如此，已经习惯成风。因此京师的官吏、军人凡是领取两浙衣赐，都认为质量不能算好。运往京师的纲运，每年都有估剥，且一天比一天增多。去年估剥达到九十多贯。原来负责收纳的专典被枷锁、鞭打，典卖家产殆尽，仍有不能偿还的；姑息纵容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臣到任后，想逐渐革除这个弊病，便下令收纳官吏稍微实行挑选。到了七月二十七日，有二百多百姓在收纳场前大声叫喊几声，官吏、军人和百姓全都退避，于是相继进入州衙，向臣喧闹诉说。臣按道理劝解遣散，他们才逐渐离去。臣知道这几百人一定不是同时产生这个念头，其中应当有凶恶奸猾的人为首，估计他们会秘密指使并探听情况。当日据收纳官仁和县丞陈皓呈报，有人户颜巽的儿子颜章、颜益缴纳和买绢五匹，都属于轻薄稀疏、糊药不匀、尺寸不足，因此被挑退。他们逐个把专典拉扯过来，又和揽纳人等数百人一起对着监官高声叫喊，奔跑着向前。臣立即派人捉拿颜章、颜益二人，戴枷送到右司理院拘禁审问。只到第二天，百姓便一齐送纳上等绢，再没有一个人敢喧闹。后来据右司理院审问，颜章、颜益供认：本家共有和买防绢三十七匹，颜章等因为看到往年惯例只是把轻薄稀疏、糊药的防绢交给官府，而今年本州因为纲运估剥数额太多，便下令必须缴纳上等绢。颜章等既然领取了和买官钱，每匹一贯，却不应当用低价收买昌化县的轻薄稀疏、糊药不足、尺寸短少的绢来缴官。颜章又不应当和兄长颜益商量，约定如果被挑退，就一定拉住专门挑选的人，煽动众户大声叫喊，闯到州衙恐吓胁迫官吏，让他们只按往年办法收纳不合格的防绢。随后把买来的轻薄稀疏、糊药不足的绢五匹交给拣子家人翁诚送官，随即被翁诚报请本官挑退。颜章等见众户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轻薄短少绢被挑退，便拉住翁诚喊冤。颜益在后面用手推翁诚，让颜章拉着他到州衙，随即跑到三门前喊了两声冤，跳出栏杆。他抬起双手，招呼众户煽动叫喊，说大家一同到州衙去。众户约二百多人，因此也一齐叫喊，跟随他到州衙喧闹诉说。臣随后查访得知，颜章、颜益是第一等豪强人户，颜巽的儿子。颜巽先前充任书手，因为收受贿赂、虚假销除税赋，被刺配本州牢城。不久便使用侥幸手段，唆使胥吏和医人托称有病，获得释放停刑。后来又以欺诈手段把产业重复抵押，作为出官盐的罪名，被刺配滁州牢城，仍旧托称有病，获得释放回乡。这父子二人奸诈凶恶，众人都害怕憎恶。下狱那天，乡里人都称快。臣谨按，颜益、颜章凭普通人的身份，却能在众人中发号施令，举手一呼，数百人便跟随他们。他们想凭人多的势力胁迫控制官吏，必定是想让今后一直收纳劣绢，不容许臣等稍微革除以前的弊病。他们的情节和道理都是巨大的祸害，实在难以容忍。本州既已依法审决完毕，臣独自判决说：颜章、颜益家传凶恶狡猾，气势压倒乡里，所以能够奋臂一呼，跟随者便有数百人。他们想以此动摇长吏，胁制监官，祸害极深，难以按照通常法律处理。已经刺配本州牢城完毕，并且分发文告晓谕乡村、城郭的人户，今后不得再织造轻薄稀疏、糊药的防绢来缴纳官府，希望明年能够彻底革除这一弊病。

译恳请朝廷详细斟酌，把臣这份奏状抄录后下发本路转运司，普遍实行约束并晓谕百姓；这样所希望达到的是，今后京师以及本路的官吏、军人都能得到合格的好衣赐，也使原来负责收纳的专、副不至于破产赔偿。至于臣在法令之外刺配颜章、颜益二人，也请求朝廷依照法典重新加重处置。谨录奏状上奏，恭候诏令裁定。论河北京东盗贼的奏状【苏轼】熙宁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臣伏见，河北京东近年来蝗灾旱灾接连发生，盗贼逐渐猖獗，如今又没有下雨，从秋到冬，方圆数千里，麦子还没有下种。臣私下估计，明年春夏之间，盗贼作乱造成的祸患将比今天更加严重。因此冒昧陈述愚昧之见，希望能补救万分之一。臣谨按，山东自上古以来就是国家腹心根本之地，它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社稷安危。从前秦兼并天下，首先收取三晋，于是其余强敌相继灭亡；汉高祖杀死陈余，赶走田横，于是项氏不能支撑；光武帝也从渔阳、上谷发动突骑，席卷而进而兼并天下；魏武帝击败并杀死袁氏父子，收取冀州，然后四方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宋武帝凭借超越常人的英雄资质，用兵多年，却不能兼并中原，是因为没有得到河北；隋文帝凭着庸夫穿墙打洞般的智慧，窃取帝位数年便统一天下，是因为得到了河北。所以杜牧论说，山东之地，王者得到它就可以成王，霸者得到它就可以称霸，狡猾的盗贼得到它就可以作乱。天下自唐天宝以后，奸臣在山东割据僭越，历经十一代，耗尽天下力量，始终不能收取，直到国家灭亡。近世贺德伦带领魏博投降后唐，后梁便灭亡；周高祖从邺都进入京师，后汉便灭亡。由此看来，天下存亡的关键在河北，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即位以来，北方百姓接连流离迁徙，天灾谴告也比四方严重，五六年之间，还没有办法堵塞这些重大灾异。至于京东，虽然号称没有事情，也应当经常使那里的百姓安逸富强，在紧急时足以向河北输送物资。瓶子空了，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然而近年来，公私都贫乏困竭，百姓不堪忍受命令和负担；如今流离饥馑，议论者不过想散卖常平仓的粮食，劝诱有积蓄的人家拿出粮食。盗贼纵横，议论者不过想扩大告发和奖赏的渠道，申明严厉缉捕的法令，都没有看到什么益处。常平仓的粮食多次用于赈济，所剩已经不多，而饥寒的百姓到处都是。每个人得到一升一合粮食，官府耗费却像山一样巨大。有积蓄的人家通常也已经困乏，贫苦者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利益，富有者却先遭受了灾害。从前季康子担心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假如您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由此可知，在上位的人不把利益全部据为己有，百姓就有办法谋生。假如有办法谋生，又何苦去做盗贼呢？其中凶残的党徒，幸灾乐祸而不肯悔改，就必须严明法令、加重刑罚，杀一人来警告百人。如今中等人户以下，几乎都缺粮。触犯法律去做盗贼就会被处死，畏惧法律而不做盗贼就要挨饿。饥寒和被杀弃市，结果同样都是死亡；只是赊延死亡与忍饥挨饿相比，灾祸有迟有速。大家相互带领去做盗贼，正是常理。即使每天杀一百人，势必也制止不了。若不是陛下极其英明圣睿、极其仁厚慈爱，比较得失哪一边多，权衡祸福哪一边重，只要特别在财利方面略加舍弃一些，使衣食的门路一打开，惠及民众骨髓的恩德就会遍及各处。然后赏罚必信，以威严胜过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罚，不因灾伤而扰乱法令。这样做了，如果人心仍不改变、盗贼仍不减少，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谨将这件事分条列举如下。一、臣所管辖的密州，从今年秋天以来旱灾，麦子无法播种，直到十月十三日才得到几寸雨雪；但土地寒冷，难以播种，即使种下也不能生长。与往年相比，十成中只种得二三成。臣私下听说，河北、京东两路大体都如此。平常核查并减免灾伤赋税，依照条令必须巡视查验根苗，才能确定减免的成数。如今两季麦子根本没有播种，就没有根苗可以查验，官吏守法便没有理由直接减免。如果夏税一概不减免，百姓一定会逃亡迁徙。平常逃亡还有可以逐熟谋生的去处，如今数千里内都没有麦子，他们将到哪里去？只恐怕良民全都变成盗贼。况且天上没有雨，地下没有麦，有眼睛的人都看见了，有耳朵的人都听见了，绝不是欺骗朝廷；难道可以坐视不减免吗？请求下令河北、京东各路各选派一名臣僚，实地查核后减免赋税，不再检查根苗。如果不打算这样施行，那么请把夏税中的斛斗折纳钱，取今日以前五年中适中的一年作为实际数额，令三等以上人户选择缴纳现钱或实物；四等以下人户暂且允许缓缴。因为今年麦田空闲，如果春雨调和均匀，就可以广泛播种秋季作物；等到秋季成熟时，再把秋粮折算缴纳夏税。已经播种的麦苗确实遭受灾伤的，仍按条令查验减免。缺麦的地方，官吏和各军的俸禄暂且发给白米，或者发给现钱；这样贵在不使小民大失生计。一、河北、京东向来官府不专卖盐，小民依靠贩盐谋生。近来臣僚上奏，动辄想要禁止私贩盐，幸亏朝廷体察民情，没有采纳他们的话。两路的官吏和百姓无不互相庆贺。然而臣查核发现，近些年来盐税日益增加。原来两路祖定的盐税额是三十三万二千余贯，到熙宁六年增加到四十九万九千余贯，熙宁七年也达到四十三万五千余贯。这显然说明刑法日益严峻，告发捕捉日益频繁，致使小民越来越难以贩盐。朝廷本来把这两路看作根本之地，而煮海制盐的利益是上天用来养活小民的，因此不忍把它的利益全部取尽，用来救济鳏寡，暗中消除盗贼。过去孤贫无业的人只专心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很少。那时告发捕捉盗贼的赏钱从未超过省钱，只是由犯人催缴，役人酌量取用。如今盐税数额巨大，告发攻讦多如乱麻。贫民贩盐不过值一两贯钱，私自偷税却赏钱很重，纳税则利润很薄；想做农夫又遇上灾年，如果不做盗贼就只有忍饥。因此五六年来盐税利益日益增加，盗贼也日益增多。臣查核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加了二万贯，却支出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其余没有捕获的盗贼还很多。

译拿这些来比较，利害得失就完全可以看清了。请求特别下令，两路凡是贩盐的小商贩，限于三百斤以下，一律暂时免收盐税。由官府发给印好的空白关子给灶户和持长引的大商人，让他们按时登记，逐项填写日期、姓名和斤数；小商贩限十日内使用，超过期限不得再用。如果有人敢借名替别人夹带、分割盐货，允许众人告发，并重新重定赏罚。等将来秋粮成熟时，仍恢复旧制；同时把原来颁下的诏令榜文明确说明这是出自圣意，命各地雕印散发榜文。乡村百姓不是木石，难道会不感动吗？一饮一食都会歌颂圣恩。这样一来，过去贫贱的人以及近来因饥寒而结成的党徒，不用驱使催促，都会归向贩盐，奔走争先，哪里还有空暇做盗贼呢？人情并不遥远，他们一定不肯舍弃安稳的衣食门路，去走触犯法律、趋向死亡的道路。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如今费用不足，若施行这种办法，盐税必然大亏，势必导致事务缺额。臣认为不是这样。凡小商贩本来力量小，最多不过行走三两程；超过三两程，就必须借助大商人贩运，绝不是三百斤以下的小商贩所能做到的，运输中没有理由大批散失。况且平时大商人所苦恼的是盐货滞积、无人购买，小民所苦恼的是地方偏远、难以得到盐。如今小商贩不出税钱，各处就会争着来分买大商人的盐。既然不积压，盐货就会轮流贩卖，收取的盐税必然更多；乡村偏远地方也无不吃盐，销售范围同样扩大，损失和收益可以互相补偿，必定没有大亏的道理。即使有所亏损，也不过只得到祖定的原有钱额；当时官府有什么事务会因此缺少费用呢？假如朝廷舍弃十万贯钱，买来两路百姓不做盗贼，这已经很多了。如今假使朝廷为了两路的饥荒，特别拿出一二十万贯现钱分给各户，每人得到一贯，也只能救济二十万人；而一贯现钱也未必能救活一个人的性命。若特别免除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那么两路百姓人人都受到恩赐，贫民有了衣食的门路，富民没有盗贼的忧患，这种利益哪里说得尽呢？假使小民没有生计，全部变成盗贼，那么朝廷的忧患，恐怕不是十万贯钱所能解决的。何况支出的捉贼赏钱，未必少于损失的盐税。臣所说比较得失哪一边多、权衡祸福哪一边重，正是因为这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钱〕 一、臣查核各处盗贼，其中大半是经过审讯而减等处罚、因灾伤而免死的人；他们逃回旧地，怀着怨恨报仇，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盗贼知道自己不会被处死，既然处罚又轻；百姓也担心他们日后回来，不敢告发捕捉，这就导致盗贼公然横行。仔细考察这些人的供词，他们自己说都是理屈词穷、势必难免，本来就没有改过自新的意思，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偏偏让他们从轻处罚，反而使同党之中只有他们不必死。关于灾伤地区的诏令，虽然没有正式颁下，却同正式施行一样，盗贼和小民无不知道。但只要没有伤害改变主人的人，就必定免死；然而没有伤害主人，情理未必比偶然伤害主人的人更轻。有的聚集很多徒众，有的广泛置备兵器，有的标示奇异服饰，有的劫持主人作为人质，有的驱赶掠夺平民，有的贿赂贫民让他们充当耳目，有的书写道路和客店，恐吓官府与民间。像这一类人，即使偶然没有伤人，情理也极其严重，并不只是缺粮的人苟且谋求粮食而已。请求今后盗贼的赃证尚未明确、只是经过拷打才开始承认罪行的，一律不得按审讯结果减等处罚。对于灾伤地区，责成地方长吏根据情理轻重作出裁量，其中情理严重的依法施行；这样贵在使凶恶之民稍有畏惧，而良民敢于捕捉告发。臣所说先打开衣食的门路，使恩德遍及民众骨髓，然后赏罚取信、以威严胜过恩惠，不因侥幸废弃刑罚、不因灾伤扰乱法令，原因就在这里。以上谨将这些情况陈述如前。自古以来制定法令、设置刑罚，都把盗贼视为急务。盗窃不停，必然发展为强抢；强抢不停，必然发展到战争攻伐。有的人凭此成为豪杰的资本，形成陈胜、吴广式的祸乱苗头；何况京东百姓的贫富，关系着河北的安危，河北的治乱，又关系着天下的安危。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并非臣个人的说法。愿陛下深察此事，所应重视的是舍弃的大数，所得的小利实在微不足道。请陛下亲自决断，果断施行这个策略。臣听说天圣年间，蔡齐任密州知州，当时东方遭遇饥荒，蔡齐请求放宽盐禁，先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一方百姓竟没有感到饥荒和旱灾。我愚钝而且地位卑微，虽不敢自比蔡齐；但陛下圣明，超过尧、舜，难道还不能施行这件小事吗？臣因为有愧于先朝，所以越过职权进献意见，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伏望圣上慈悲体察臣区区的心意，赦免臣狂妄僭越的罪责。臣惶恐战栗、等待治罪到了极点。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苏轼】臣恭敬地看到，河北、京东向来常受盗贼之苦，而京东尤其严重。不只是钻墙入室、撬箱盗窃、盗墓掘坟的奸徒，甚至还有飞扬跋扈、割据一方、僭越仿效帝王的野心。近来李逢的党徒、青州徐州一带的妖贼，都在京东。凶恶愚昧的百姓，几乎已经形成风俗。自古以来大盗兴起，必定有其事端。如今朝廷清明，四方没有忧患，而这些人却常怀不轨之意，大概是土地风气和习俗造成的，不可不加以察看。汉高帝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黄巢是宛朐人，朱全忠是砀山人，其余历代出自京东的豪杰，数不胜数。因此凶恶愚昧之人常拿这些人为借口，而他们的才力、心胆其实也超过常人。再加上近年更改贡举制度，扫除陈腐弊端，专门选取学术之士。那些优秀的百姓和贤良之士已经改变了职业，而其中质朴鲁钝、刚强难以教化的一类人，抱着那些没有用处的书，各自怀有不得志、图谋不轨的意图。朝廷虽然下令主管部门另立名额，以招收三路举人，但这些人自以为世代相传的是朴学，没有办法再进入科场，老死乡里，不能被收用，于是私下发出怨言，幸灾乐祸，伺机而动。臣每当想到这些，便感到寒心。

译扬雄自己说：“驾驭得法，天下那些狡猾诈伪的人都能成为使令；驾驭失法，天下那些狡猾诈伪的人都将成为敌人。”班固也评论剧孟、郭解这一类人，说他们都有极其出众的资质，只可惜没有进入道德正道，反而放纵在末流之中。由此可知，人的善恶本来没有固定的性质；如果驾驭得法，那么原先的奸猾之徒全都可以成为忠良。所以许子将对曹操说：“你是治理朝廷时的能臣，是乱世中的奸雄。”假使韩信、彭越没有遇到汉高帝，他们同盗贼又有什么区别呢？臣私下曾替朝廷谋划，认为与其穷尽其党徒而除掉他们，不如凭借他们的才干加以任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党徒无法全部清除，而他们的才干本来就有可以使用的地方。从前汉武帝曾派遣绣衣直指使者督捕盗贼，所在之处依照军法办事，甚至斩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可以说是非常急迫了；但盗贼并没有因此稍微减少，这是因为他们的党徒本来就不可能全部清除。若朝廷利用他们的才干加以任用，盗贼自然消散，而豪杰之士也可以得到驱使。请让我用唐朝的事情说明这一点：天宝以后，河北各镇相继僭越作乱，即使唐宪宗英明勇武，也不能平定。观察那些主帅，都不过是军队中的庸才，却能在六七十年间与朝廷抗衡，只是因为那些喜好作乱、幸灾乐祸的人，以及背弃公义、死心追随党徒的人，共同出力辅佐他们。到了唐穆宗初年，刘总入朝，河北才开始平定。刘总知道河北的祸乱，权力掌握在这类人手中，于是把军中的人物全部登记在册。像朱克融这一类老将和著名豪杰，就推荐给朝廷，希望朝廷厚加爵位，使北方人羡慕并倾心进取，改变他们作乱的心思。然而宰相崔植、杜元颖都是庸人，没有长远考虑，以为河北既已平定，天下便无事；朱克融等人长期留在京城，最终却没有得到任用，饥寒交迫而无处申诉，便怨恨愤怒，想要作乱。恰逢张洪靖赴任镇守，于是将朱克融等遣回幽州，朱克融等便作乱，河朔又失守了。如今陛下应当鉴戒唐室过去的过失，收服京东、河北豪杰的心。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沂州百姓程棐告发并捕获妖贼郭进等人，私下听说程棐的弟弟程岳就是李逢的党徒，被配流在桂州；他豪侠勇健，又超过程棐。京东各州郡像程棐、程岳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对这类人弃置不用，他们就会成为盗贼；收罗任用他们，他们就会捕捉盗贼，道理非常明白。臣愿陛下精选青州、郓州两地的主帅，以及京东东西两路的职司官员和徐、沂、兖、单、潍、密、淄、齐、曹、濮各州知州，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让他们暗中寻求辖区内豪强狡猾之士：有的具有武力，有的多有权谋，有的通晓术数并熟悉军事，有的家中富有财产而且乐于施舍。像这一类人，都召来加以劝勉奖赏，使他们通过告发捕捉盗贼来效力，并登记姓名上报朝廷。捕获盗贼后，按罪行轻重酬以赏赐；如果捕获真正的盗首大奸，就立即录用；如果只是普通的抢劫盗贼，就按他们捕获的人数累计，酬给一个官职，使这些人羡慕这种利益，把它作为进身的资本。只要能够提拔任用几个人，整一路自然会争相受到鼓励。贡举之外，另设这一科目，那么过去被遗弃的人才都将为我所用。即使有奸雄聚众啸聚，也自然会失去党徒。只要每州搜罗到一二十人，耳目就遍布各地，盗贼便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了。历来看古代奇异杰出的人士，如周处、戴渊之类，都出身于盗贼之中；他们改恶修善，并不妨碍成为贤人，何况以捕捉盗贼作为出身之路，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朝廷按照才干试用他们，将来开拓边疆、建立功名，未必不能从这条路上产生。不是陛下神圣英武，就不能果断施行这个策略。臣虽然不担任有关职务，但受恩深厚，有所见闻，不敢默然不言。

译论修河第一状【欧阳修】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因臣僚建议，想要堵塞商胡决口，开凿横垅，引黄河回到旧河道。此事已经下交三司，等今年秋天兴办工程，并命令京东筹划物料。臣认为，国家兴办大工程、调动大批民众，必须先顺应天时、衡量人力，在开始时谋划，审慎之后才可以施行；要估计所得利益较多，才不至于后悔。臣看到近年以来，兴办工程、频繁调动民众，劳累百姓、耗费财物，起初没有周密谋划，轻信片面的利害之说；事情开始时已经仓促，众议稍有动摇，不久便又后悔而停止。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烦扰圣听。只说往年黄河在商胡决口，当时执政大臣没有慎重筹划，仓促谋求修筑堵塞，摊派一千八百万，稍稍骚扰调动六路一百多个州。官吏催促驱赶，急如星火，百姓的愁苦充满道路。有的物料已经运交官府，有的人正走在路上，还没有开始工程，却突然已经停止修治，白白耗费民间财物，为国家招来怨恨，办事轻率草率，危害竟达到如此地步。过去的过失虽然难以追回，但可以借鉴的痕迹并不遥远。如今又听说将要再次兴办修河工程，聚集三十万人的队伍，开凿一千余里长的河道，估计所需物力，是往年的数倍。正值天灾旱年的时候，百姓困苦、国家贫乏之际，却不衡量人力、不顺应天时。臣知道其中有五件绝对不可行的事。大概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天下一半地方都苦于旱灾，京东尤其严重，河北次之。国家平常只求安定宁静，赈济救助还担心饥民会起来做盗贼，何况在这两路聚集大批民众兴办大工程？这是第一件绝对不可行的事。河北自恩州用兵以后，接着又遭遇灾年，百姓流亡，十户中有八九户失散；几年来人口稍稍归复，但死亡之后剩下的人已经不多，创伤尚未平复，物力也没有恢复。如今又遇上旱年；京东自去年冬天以来没有雨雪，麦子没有长出苗，到晚春时仍然如此，粟米还没有播种，不只是眼下缺粮，连将来也没有希望。想在这两路兴办三十万人的工程，如果从别的路调民夫，远处的人难以赶来服役；如果就近从黄河征发，又是这两路的力量无法承担的。这是第二件绝对不可行的事。臣看到往年滑州黄河决口时，曾商议修筑堵塞；当时公私的力量还不像今天这样贫乏空虚，但仍然收集物料、诱导征发民财，几年之间才得以兴工。何况如今国用正缺，民力正疲，又要堵塞商胡的大决口，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凿开横垅，开通长期废弃的旧河道，这又是一项大工程。从横垅到海边一千余里，埽岸早已废坏，必须一下子修整，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往年公私力量充足时，兴办一项大工程尚且需要数年。如今把三项大工程合在一起，在灾旱、贫乏、空虚之时仓促兴办，这是第三件绝对不可行的事。即使商胡能够堵塞、旧河道能够恢复，也还应当慎重察看天时和人力的困难，何况商胡未必能够堵塞，旧河道未必能够恢复呢？臣听说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成功，禹得到《洪范》五行之书，知道水向下流的性质，于是顺着水流疏通决口，使水流向低处，水患才平息。既然这样，以大禹的神功也不能把水流堵塞，只能顺势疏通罢了。如今想违逆水的本性，把它阻挡堵塞，夺取大河的正常水道，凭借人力强行改变水流方向，这连大禹也做不到。这是第四件绝对不可行的事。横垅淤塞已经二十年，商胡的决流也已有数年，旧河道已经堵塞而难以开凿，安定的水流运行已久而难以改变方向。昨天听说朝廷曾派已故枢密直学士张奎估算工程和物料，数额极大；近来再次核算，削减了全部工程物料。工程物料少，所开河道就浅而窄；河道浅窄，水势就难以改变方向。这是第五件绝对不可行的事。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连年遭受的灾异和谴责很多，其中京东的变异尤其严重。大地贵在安静，一旦震动并发出声响，巨大的山峰崩塌，海水摇荡；这种情况如果不停，接近十年之久，那么天地的警戒一定不是无缘无故发出的。臣认为，变异发生的地方尤其应当加意防备警惧。如今却想在凶年旱年，聚集三十万大军民，在变异最严重的地方施工，臣恐怕地动山摇，灾祸就从这里开始。如今京东赤地千里，遭受饥荒的百姓正苦于天灾，又听说河工将要发动，到处砍伐桑树、拆毁房屋，再没有生计，流亡和盗贼的祸患不可不防。希望圣上慈悲，特别颁下恩德诏令，迅速停止这件事；在这个灾年应当致力于安定人心，慢慢诏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察利害。即使河道可以恢复，也请等到丰年有余力时再逐步兴办。臣实在庸愚，本来没有长远见识，只是从外间议论中得知这些情况，不敢不说。

译论修河第二状【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学士院召集两省、御史台和谏院官员议论修河之事，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大概是因为贾昌朝想恢复旧河道，李仲昌请求开凿六塔，双方各自坚持一种说法，没有人知道谁是对的。以臣愚见，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主张恢复旧河道的人，没有弄清利害的根源；陈述六塔好处的人，近于欺骗蒙蔽的荒谬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所谓旧河道可以恢复，只是看到河北水患，想把水引回京东，却没有思考天禧以来黄河屡次决口的原因，所以不知道旧河道已经有不可恢复的趋势；这就是臣所说没有弄清利害根源的地方。至于说开六塔有利，问题也会不攻自破。开六塔既然说能减弱大河水势，那么如今恩州、冀州的水患为什么还告急呢？由此可知所谓减水之利是虚妄的。开六塔的人又说可以使大河全部转流，恢复横垅旧河道。现在六塔只是分泄出来的水，下游没有归宿，已经成为滨州、德州、博州的灾患。如果把大河全部转入六塔，那灾害将会怎样呢？这就是臣所说近于欺骗蒙蔽的荒谬之处。臣听说黄河本来夹带泥沙，没有不淤积的道理；淤积的趋势总是先发生在下游，下游淤高，水流不畅，便会在上游低洼处自行决口，这是通常的形势。然而避开高处流向低处，是水的本性，所以河流已经放弃的河道，自然难以恢复。臣不敢远引书史、广泛叙述河源，只就如今想恢复的旧河道说明天禧以来屡次决口的原因。起初，天禧年间黄河流出京东，水流经过如今所谓的旧河道；水道既然淤积阻塞，便在滑州天台决口，不久修筑堵塞，水又回到旧河道。没过多久，又在滑州南面的铁狗庙决口；此后几年又商议修筑堵塞，使水再次回到旧河道，后来又在王楚决口。这次决口稍小，和旧河道分流。然而旧河道的水最终还是因为淤积堵塞，于是又在横垅大决口。也就是说，决口并不是不能用力堵塞，旧河道也不是不能用力恢复；但不久之后最终一定会在上游决口，是因为旧河道淤积增高，水流不能通行。等到横垅决口以后，水流顺着低处而下，所以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灾患。到了庆历三、四年，横垅的水又先在下游淤积；当时臣任河北转运使，海口已经淤积了一百四十余里。后来游金、赤三条河又相继淤塞，下游既已阻塞，于是黄河又在上游的商胡口决口。这样看来，京东横垅的两条旧河道都是下游淤塞，成为黄河已经弃置的高地；京东旧河道屡次恢复又屡次决口，按道理不可能恢复，其验证非常明显。那么六塔所开旧河道不能恢复，也就不用再说便很清楚了。臣听说议论此事的人估算京东旧河道的工程物料，只说铜城以上的地势高，却不知道大体上向东去地势都高，而铜城以上只是特别高。铜城以东北、铜城以上的地方似乎较低，与商胡以上相比其实还是高的。如果说铜城以东地势陡然下降，那么当时水流本应在那里决口，铜城以上为什么会突然淤积？横垅的河口又为什么会大决口呢？既然两条旧河道都不能治理恢复，那么河北的水患怎样才可以消除呢？臣听说，智者处理事情，有不能确定的，就比较利害的轻重，选择危害较少的办法去做；这仍然胜过危害多而利益少的办法，更何况是有害而无利的办法呢？这三件事可以比较并作出选择。臣看到往年商胡刚决口时，曾议论修筑堵塞，估计要用一千八百万，稍稍征发摊派于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如今要堵的正是往年的商胡决口，必然要用往年所需的物料数额。至于开凿旧河道，张奎原先估算工程和物料数额极大，后来李防等人削减得很少，仍然要用三十万人。然而想用五十步宽的狭窄河道容纳大河的水流，这实在可笑。又想把每个民夫所开三尺见方的工程增加一倍，变为六尺见方；而且宽厚三尺、长度六尺，已经是一倍的工程量，对人力来说已经十分劳苦。如果说六尺见方，按开方计算，就是八倍的工程量，这难道是人力所能承担的吗？这样看来，前一项工程规模浩大而难以兴办，后一项工程虽然估算较小却不切实际。大体说来，堵塞商胡、开凿旧河道，共是两项大工程，都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像这样举措，却想开凿难以恢复、屡次决口已有验证的旧河道，使它白白耗费而商胡不能堵塞、旧河道不能恢复，这就是所谓有害而无利。即使侥幸暂时堵住、暂时恢复，以缓解眼前的水患，最终也必定像龙门、横垅那样在上游再次决口，困乏国家、劳累百姓，这就是所谓利益少而危害多。至于六塔，对大河只有减水的名义而没有减水的实际；如今下游分散的水已经造成很多灾患，如果把大河全部转入六塔，那么滨州、德州、博州以及河北所依赖的各州都将承受无穷灾患；而且旧河道淤积阻塞，上游必有另行决口的忧患，这完全是有害而无利，是智者不会做的事。如今如果随着水流所在之处加固治理堤防，疏通下游，疏浚河道使水流入海，就可以没有决口泛滥、四处漫流的忧患。如今黄河流经的几个州的土地，确实已经成为灾患；每年为堤防征用民夫，确实很劳苦。但与其白白耗费天下财物，白白发动大批民众服役，却不能成功，最终仍免不了成为几个州的灾患，仍要劳累每年征用的民夫，那么这种办法就是所谓危害较少的办法，正是智者所选择的。大体说来，如今黄河的形势，承担着三种决口的忧患：恢复旧河道，上游必定决口；开六塔，上游也会决口。如今黄河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它流入大海，上游同样会决口。臣请求选派懂得水利的大臣，到下游寻找入海的道路并加以疏浚。不这样做，下游阻塞不畅，最终就要担心上游决口，造成无边的灾患。臣并不懂治水，只是根据如今事情中可以验证的情况来比较罢了。臣的言论狂妄，谋划愚拙，不足以满足圣明君主广泛听取意见、谋划这件大事的要求。伏望陛下把臣的意见下发，广泛征求众议，再加以裁决选择。

译论修河第三状【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已经确定开修六塔河口的议论，把水引回横垅旧河道；这是件大事。朝廷内外的大臣都知道这样做不方便，却没有人肯为国家把利害说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害怕大臣，二是害怕小人，三是没有奇策。如今执政大臣在河工上费尽心思，也辛苦了。起初想试行十万人的工程，开凿旧河道；后来又舍弃旧河道而修六塔；还没有开始施工，突然又停止了。不久终究被主张有利的人说服，如今又重新修建。这样看来，形势已经难以再次停止。执政大臣锐意主张此事，而且又形成了难以停止的势头，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言辞能够扭转的。这就是虽然知道不方便，却很少有人肯说的原因。李仲昌是小人，能说会道、虚伪妄言，众人都共同厌恶。如今执政大臣既然采用他的意见，必然要维护他这个人。况且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没有水患的河流；如今黄河浸淹恩州、冀州，眼前的灾患虽然还小，但灾患已经显现；如果引入六塔，将来的危害必然很大，而它的危害还没有到来。一个能说会道的小人受到大臣支持，要同他争论尚未显现的危害，势必难以压倒。即使能够驳倒他的主张，进言的人还必须独自承担恩州、冀州受灾的责任，使李仲昌能够借此辩解，大臣也能够把罪责归给进言者。这就是虽然知道不方便，却很少有人敢说的原因。如今执政大臣在这件事上用心过度，没有想到自古以来没有不发生水患的河流，只想让黄河不发生灾患。假如能使黄河不发生灾患，即使耗尽人力也应当去做；何况听信李仲昌能说会道的诡辩，认为耗费物料少、使用功力不多，便不得不相信这是奇策，于是决意采用。如今进言的人说旧河道既不能恢复，六塔又不能修建，追问他们那该怎么办，他们又没有奇策来取胜。这就是虽然知道不方便，却很少有人肯说的原因。众人不敢说而臣如今独敢说，是因为臣认为大臣并不是有意偏袒李仲昌，只是想兴利除害罢了。如果果真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灾患，难道会不改变主意吗？至于顾虑得罪小人以后的祸患，那不是臣所考虑的。况且要了解利害、权衡轻重，在不得已时选择危害较少、祸患较轻的办法，这不是明智之士不能做到的。何况治水本来没有什么奇策，只是察看地势，谨慎修治堤防，顺应水流所趋罢了，即使大禹也不过如此。所谓奇策，不是带来大利，就是带来大害；遵循通常的办法，虽然没有大利，也不会造成大害，这正是明智之士善于选择利益时所做的事。如今主张修六塔的人说这是奇策，然而最终不能成功，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主张顺着水势治理、修筑堤防的人，说的只是常理。虽然没有大利，也没有大害。不知道替国家筹划的人，究竟想选择什么呢？如果说利害不能确定，却要聚集大批民众、兴办大工程，劳累百姓、困乏国家，来试验奇策，侥幸希望成功，臣认为即使是执政大臣，也未必肯这样做。臣先前已经详细陈述黄河的利害，只是没有得到采纳；现在再略述其中大要，只希望陛下下诏令群臣计议。臣认为黄河未尝不会造成灾患。如今顺着已经决口的水流，在恩州、冀州治理堤防，这种办法的灾患只有一个，而且来得迟；堵塞商胡、恢复旧河道，灾患有两个，而且来得快；开六塔引导如今的黄河，灾患有三个，而且危害无边。自从黄河在横垅决口以来，大名的金堤、埽岸年年增修；等到商胡再次决口，金堤更大规模地加以修治。唯独恩州、冀州之间，自从商胡决口以后，议论者贪图建设堵塞黄河的策略，没有留意堤防，所以如今黄河水势逐渐泛滥。如果现在专心尽力治理恩州、冀州之间，谨慎修治堤防，那么黄河水患可以抵御，不至于造成大害。所谓只有一个灾患，是说十几年间如今黄河下游淤塞，上游必定有决口的地方；这是一种来得迟的灾患。如今想堵塞商胡河口，使水流回旧河道，修治堤防、修整埽岸，工程物料规模浩大，劳累人力、耗费物资，使公私都陷于困乏，这是第一种灾患。侥幸商胡能够堵塞、旧河道能够恢复，但因淤积增高而水流难行，不过一二年间，上游必定决口，这是第二种来得快的灾患。如今六塔河口虽然说已经有上下两道约束，但要完全堵塞大河的正常水流，工程不小；又要开凿六塔河道，治理二千余里，迁移一县两镇的堤防，计算其工程费用，又比堵塞商胡大数倍；它使公私困乏的程度，无法计算，这是第一种灾患。侥幸能够堵塞，水流进入六塔向东，横向漫流、四处泛滥，滨州、德州、博州与齐州的边界都将遭受灾害。这五州一向号称富饶，是河北一路财用所依赖的地方；如今把水引入其中，不仅五州百姓的田产会遭到破坏，河北一路也会眼看着贫乏空虚，这是第二种灾患。三五年之间，五州凋敝，河水泛滥注入，时间久了又会淤积增高，水流运行阻塞不畅，上游必定决口，这是第三种灾患。这就是所谓危害没有尽头。如今替国家错误筹划的人，本来想除掉一种灾患，反而招来三种灾患，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至于六塔不能容纳大河，横垅旧河道本来就因淤高而难以通行，而商胡的决流水如今又要驱赶引入其中，必然横向漫流、四处泛滥；从澶州到海边二千余里，堤防和埽岸不可能仓促修好，即使修好，也不能抵挡水势。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士人无论愚笨还是聪明都共同知道，不必等臣说出以后才全部明白。臣在以前没有奉使契丹时，就已经详细说过旧河道和六塔都不可行，只有治理堤防、顺应水势才是正确的办法。等到奉使往来河北，向懂得水利的人询问，他们的意见全都如此。即使恩州、冀州那些如今正受水灾的人，也知道六塔不方便，都愿意暂且治理恩州、冀州的堤防，认为这样才是正确的。下面的实情如此，谁替他们向上通报呢？臣既然知道详情，难道敢默不作声吗？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告谕宰相，让他们再审察利害，迅速停止六塔工程，差遣李仲昌等人调任而不再任用；选一二名精干大臣，会同河北转运使、副使以及恩州、冀州的官吏，一起筹划堤防，合力修治，那么如今黄河的水势一定不至于造成大患。况且河水是天灾，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只应顺势疏导、防护抵御罢了，不必寻求奇策，建立难以确定成功的功劳，作为小人侥幸求取恩赏的资本。何况工程必定不能成功，日后后悔也来不及呢？臣的言论狂妄，谋划愚拙，只请陛下裁决选择。乞开杭州西湖状【苏轼】

译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听说，天下各地陂湖河渠的兴废成败，仿佛都有定数。只有圣人在上，才能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使它容易成功而难以废弃。从前西汉末年，翟方进任丞相，开始决坏汝南的鸿隙陂，当地父老怨恨他，作歌说：“毁坏鸿隙陂的是谁？是翟子威！他曾给我吃豆羹和芋头。把陂毁坏了，谁来恢复它？说这话的是两只黄鹄。”这是因为百姓心中想要恢复水陂，便把愿望托付给上天，认为有神灵下凡告诉他们。孙皓时，吴郡上奏说：“临平湖长期废弃，如今重新开浚，关系到兴盛的运数。”虽然天道难以知道，但百姓心中所希望的，上天一定会顺从。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一样，大概是不能废弃的。唐长庆年间，白居易任刺史，当时西湖灌溉田地一千余顷。等到钱氏建立国家，设置撩湖兵士一千人，日夜开浚。自本朝建立以来，逐渐废弃而不治理，水位干涸、野草生长，渐渐变成葑田。熙宁年间，臣任本州通判时，湖面被葑草合住的地方大约还只有十二三分。到如今才十六七年之间，竟然已经淤塞了一半。父老都说：“十年以来，水变浅、葑草横生，就像云遮天空一样，转眼之间便要布满了。” 再过二十年，西湖就没有了。假使杭州没有西湖，就像人失去了眉目，哪里还像一个人呢？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西湖有五条不能废弃的理由。天禧年间，故相王钦若最初上奏说：“西湖作为放生池，禁止捕捉鱼鸟，为君主祈求福寿。”从那以后，每年四月八日，郡中数万人聚集在湖上，放生的飞禽、水族和鳞介以百万计，全都向西北叩首，仰头祝愿皇帝长寿千万岁。如果一旦淤塞，使蛟龙、鱼鳖都成为干涸车辙中的鲋鱼，臣子坐在那里观看，又怎么忍心呢？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一条理由。杭州建州，本是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自唐代李泌开始引西湖水设置六口水井，此后百姓饮水充足，井邑日渐富庶，百万百姓都要依靠这些水才能生活。如今湖面狭窄、水位浅，六井逐渐损坏；如果二十年以后全都变成葑田，那么全城百姓又要饮用咸苦之水，势必自行消散。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二条理由。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记》说：“放水灌田，每减少一寸水位，可以灌溉十五顷；每经过一伏时，可以灌溉五十顷。如果蓄水、泄水及时，那么临近河流的一千顷田地可以不受灾年影响。” 如今虽然达不到一千顷，但下湖数十里之间，所收获的茭白、菱角、谷米也不可估量。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三条理由。西湖深而宽，运河就可以从湖水中取得充足水源；如果湖水不足，就必然要从江潮中取水。潮水经过的地方泥沙浑浊，每一石水中有五斗泥沙；不用三年，往往就要调动兵夫十余万工开浚，而河道又经过市井，长达十余里，官吏和士卒骚扰，泥水狼藉，成为居民最大的祸患。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四条理由。天下酒税兴盛的地方，没有比杭州更高的，每年税额二十余万缗，而水源的使用要依靠西湖。如果西湖逐渐变浅变窄，水量不能满足沟渠，就应当劳烦民众到远处取山泉水，所需不下二十万工。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五条理由。臣以侍从身份出任并承受皇上的宠信寄托，亲眼看见西湖有必然废弃的趋势，又有五条不可废弃的忧患，怎么能苟且安度岁月而不承担责任呢？因此已经派官员丈量湖上的葑田，估计有二十五万余丈，估算需要民夫二十余万工。近来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因为本路发生饥荒，特意放宽转运司上供的五十余万石斛斗，又拿出常平米数十万石出售，并约束各路不征收五谷运输劳力所折的税钱，东南百姓因此获救的数目无法计算。如今又特别赐给本路度牒三百道，而杭州独得一百道。臣谨遵圣意，抬高米价招募人来纳米，再减价出售以救济饥民；除去增减价钱和损耗折失之外，还剩下钱、米约共一万余贯、石。臣擅自用这些钱米招募百姓开浚西湖，估计可得到十万工。从本月二十八日开工以来，农民父老纵目观看，长声叹息，说两位圣人既然舍弃利益给百姓，救活这一方百姓，又用剩余的钱财兴办这项长期废弃而有无穷利益的工程，使数千人能够靠自己的劳动得到食物，度过这场凶年，因此有的人竟流下泪来。臣看到百姓的情形如此，但钱米有限，所招募的人不多，葑田合拢的地方还剩大半。若以后无人接续，那么以前的功劳又将被弃置，实在令人痛惜。若能再得到度牒一百道，那么一次招募百姓就可以全部除去葑草，不再留下后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稍加详察，明白臣所论西湖五项不可废弃的情形，利害十分明显，特出圣断，另赐臣度牒五十道，仍敕令转运司、提刑司在先前赐给各州的二百度牒中查核救济支用未尽的部分，再拨出五十道的价钱给臣，合计成为一百度，使臣得以竭尽力量完成心愿；半年之内，便可亲眼看到西湖恢复唐代旧日的规模，环绕三十里，以山为岸。这样，农民父老以及鸟兽鱼虫都将共同歌咏圣上的恩泽，永无止境。臣实在不胜殷切期盼。请求筹划开凿石门河的奏状【苏轼】元祐六年三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说：臣谨按《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向东巡游到钱塘，来到浙江水边，因水势险恶，便向西走二十里，从狭窄处渡过。秦始皇凭借天下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意愿，凡是他想做的事，即使凿山填海也没有什么困难，却唯独害怕浙江水势险恶，不敢直接渡过。由此可知，钱塘江是天下最险的地方，没有比它更险的了。臣过去任杭州通判，如今又忝居杭州知州，二十年间亲眼见到覆船溺水者不计其数。从温州、台州、明州往来的人，都从西兴直接渡江，不经过浮山的险处，虽有时发生翻船，然而还比较少。从衢州、睦州、处州、婺州、宣州、歙州、饶州、信州以及福建路八州往来的人，都从龙山出入，沿着这条江逆流或顺流而行。江水滩浅，必定要趁潮水航行。潮水从海门向东而来，势头像雷霆一样；浮山耸立在江中，与鱼浦诸山相对，山势像犬牙一样交错伸入江中，使潮水回旋冲激，怒势因而加倍。沙洲移动变迁，形状如同鬼神所为，常常在深潭中涌出绵延十几里的高地，早晚之间又重新消失。即使是水手潜入水中，也不能事先知道水的深浅，因此公私船只只能眼看着翻覆沉溺，毫无办法。

译老人和弱者在急流、沙洲之间号哭求救，声音还没有喊完，已经被潮水卷走。过路的人也只能为此流泪罢了。即使有勇猛强悍、敢于前往救援的人，又多半是贪图财物的盗贼，有的甚至趁机把人挤下水，能够保全自己性命的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除去性命损失之外，公私财物的损失，不知一年总有几千万。衢州、睦州等州人口多而土地狭窄，所产五谷不够食用，每年常常要把苏州、秀州的米运到桐庐，再分送各郡。钱塘无数百姓，依靠上游各州运来的柴薪而生活。由于浮山险处造成船只覆溺、滞留和阻碍，这几个州的柴米常常价格昂贵。又因衢州、婺州、睦州、歙州等州以及杭州的富阳县、新城县，公私所食的盐都取足于杭州、秀州各盐场；由于浮山险处造成船只覆溺和滞留，官府所给的脚钱十分丰厚，其中损失的财物以及借助风势水势侵吞盗取的数目，无法计算。这只是其中最大的害处，其余公私方面的利害，不能一两句话仓促说尽。臣伏见宣德郎、前权知信州军州事侯临，因为把生母葬在杭州南面的荡地，往来江边，观察地形，访求父老的意见，又向船夫询问，反复研究，完全了解了实际情况。他建议从浙江上游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有的利用盐碱荒地，开凿成为运河，引浙江水以及溪谷诸水，共二十二里有余，通达到江边，并沿江而行。作为河岸，潮水冲向的地方就用石头，不冲向的地方就用竹子。大约八里有余，通达到龙山的大慈浦。从大慈浦向北转弯，到达小岭山下，开凿山岭六十五丈，通达到山岭东面的旧河。借助旧河稍加疏浚整治，向东南行四里有余，通达到现在龙山的运河，以避开浮山的险处。估计需用钱十五万贯，使用捍江兵和各郡厢军三千人，两年可以完工。臣与前任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亲自前往察看，都与侯临所说的一样。福建、两浙的士民听说臣和侯临想要奏请开凿这条河，众口一词，都认为这是无比巨大而长久的利益。臣即使想不说，也已经被众人的舆论逼迫，势必要说出来。臣听父老说，章献皇后临朝执政时，因为江水有皇天荡这个险处，曾从宫中拿出数十万贯钱，修筑长芦，兴建僧舍，用来救助溺水者。又见先帝因为长淮的险处，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人夫九万二千人，开凿龟山河。如今浮山的险处，不只是长芦、龟山所能相比，而两位圣人仁慈，把百姓看得如同受伤的人一样，必定会捐出十五万缗钱，来铲平这一积累已久的险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臣冒死谨上侯临所陈述的开凿石门河利害事状一份，以及臣派遣观察推官董华采用侯临说法所作的估算工程、工料和应使用钱物的事状一份，连同地图一幅。伏乞下交三省审看详议，或者召侯临到尚书省当面加以质问；仍乞下达本路监司，或者另外特意派官员一同前往察看。如果臣和侯临所说不虚，乞请朝廷筹划拨赐钱物加以施行。臣考察古今之事，难的不是知道它，说明它也容易，难处只在于把它做成。侯临的才能干练，众人都知道。臣认为这条河若没有侯临便不能成功。伏望圣上特别赐令询问左右近臣，其中一定有了解侯临的人，乞请专门派侯临监督这项工程。不但可以救活无穷无尽的性命，保全无法估量的财物，还能使几个州的柴米流通，田野和市井歌颂圣上的恩泽，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臣实在不胜殷切期盼。贴黄：如今提出这个建议，不明白情况的人一定会提出两点疑难。第一，不过是说浙江浮山的险处，经历古今贤哲已经很久了，如果能够治理，必定不至于拖到今天。这只是街巷间的议论和主观猜测，不足以取信。就像龟山新河，使长淮变成安稳的水道；近来吕梁的险处，臣私下听说也已经治理好了。怎么可以说古人只是偶然没有考虑到，便认为今人不能重新办理呢？第二，不过是说沿江修筑堤岸，会被潮水冲刷侵蚀，必定不能长久。如今浙江的石岸也有现成的先例。自古本来使用木岸，转运使张夏才开始改用石岸。从龙山以东，江水深而漫溢，石岸筑在涨起的沙地上，又有潮头受到西陵石矶的冲射，正对着岸脚冲击，却四五十年稳固不动。虽然有时出现损坏，也随即修补完好，人们不感到劳苦，官府也没有花费。如今从大慈浦以西，江水都露出石脚，而潮头从龙山转向西南，那么这里的堤岸容易修成而难以损坏，不是张夏所修东堤可以相比的。申奏三省请求开湖六条事状【苏轼】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申奏：苏轼在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访察民间的疾苦。父老都说，最苦的是运河淤塞，远则五年、近则三年，通常总要开浚一次。不只是劳烦官兵和百姓，而且运河从州府前一直到北郭，穿过市场闹市，约有十四五里。每当将要兴工时，市肆骚动，公私不安。胥吏、壕栅人员、兵级等都能恐吓勒索居民，有时正要在某处放置泥土，或要在某处通过泥水，居民便都担心失去生计。他们得到重贿以后，又转到别处去做。等到土工完毕，房廊、邸店被践踏得一片狼藉，园圃空地通常也变成土丘，积雨冲刷之后又流入河中。居民对此苦恼厌烦，难以全部列举。如果三五年不疏浚，公私交通便会堵塞，水浅到只能让数百斛的船只艰难前行，船夫和牛的力气耗尽，走几步路也像跋涉千里。即使监司使者也有几天不能出城，其余艰难阻滞更不用说了。问他们为什么频繁开浚却屡屡淤塞，都说龙山、浙江两处水门每天把潮水和浑浊泥沙纳入，一次潮汛便淤积一次，日子稍久就达到四五尺，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

译苏轼又问：潮水淤塞并不只是近年的事，如果自唐代以来一直如此，那么城中早已全是土丘，不会再有平整田地。如今查验各处，堆积的泥沙不过是三五十年所积的罢了，这是什么缘故？父老都说，钱氏建国时，郡城东面有一座小堰门。既然称为小堰，想来还应有大的。过去人们用大小两座堰截住江水，不让它流入城中，城里的各条河专门使用西湖水。湖水清澈流动，没有理由淤塞。而余杭门外有个地方叫半道洪，也有一座堰，名叫清河，想来也是爱惜湖水，不让它向下流走。自天禧年间故相王钦若任杭州知州时，才毁坏这座堰，以便眼前舟楫往来。如今已经七十多年了，推想起来，一定是从这以后湖水不够使用，才转而取足于江潮。何况如今西湖日渐淤塞，过去的水面有一半变成了葑田，久雨时没有地方蓄水，水流泛溢便损害田地；干旱的月份，湖水自行减少干涸，不能再流到运河。臣谨按唐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疏浚治理西湖，制作石函记载其大略说：‘从钱塘到盐官界，凡是需要灌溉夹河田地的地方，都把湖水放入河中，再由河流入田。湖水每降低一寸，可以灌溉十五顷；每一伏时，可以灌溉五十顷。’ 只要堤防修筑合乎法度，蓄水和泄水又及时，那么湖边千顷田地就不会有凶年。由此看来，西湖的水还能够从运河流入田地，灌溉千顷土地，那么运河足够使用也就可以知道了。苏轼当时虽然知道这些利害，但研究解决办法还没有找到关键。如今承蒙恩典出任本州知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先看到运河干浅，使使者出入艰难万状，谷米、柴薪、饲草也因此突然涨价。不久便刬刷捍江兵士和各色厢军，得到一千多人，从十月开工，到今年四月底，开浚茆山、盐桥两河各十余里，都有八尺以上的水深，如今公私船只通行便利。父老都说，三十年以来，开河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深而畅快。然而潮水每天到来，仍会像过去一样淤填，那么三五年间先前的功劳又会被废弃。苏轼正研究询问对策，而临濮县主簿、监在城商税苏坚建议说：‘江潮灌入城中各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果立即采用钱氏旧例，用堰门把潮水挡回去，让它从城外绕行，不但事情规模较大，而且湖面葑草合拢，蓄水不多，即使引入城中也不能完全依靠。应当斟酌古今情况，暂且采用中等的办法。’如今城中运河有两条，一条叫茆山河，南面抵达龙山浙江闸口，向北从天宗门流出；另一条叫盐桥河，南面到达州府前碧波亭下，向东与茆山河汇合，再向北从余杭门流出。余杭门和天宗门东西相对，相距不到三百步，两河在门外汇合，向北抵达长河堰下。如今应当在钤辖司前新建一座闸门，每当潮水上涨时便暂时关闭这座闸门，让龙山浙江的潮水直接从茆山河流出天宗门，等候一两个时辰，潮水退平、水质清澈以后再开闸。这样，流经闹市的盐桥河就永远不会有潮水淤塞、开挖骚扰的祸患了。即使茆山河再次淤塞，也是在居民稀少、村落相间的地方，虽免不了开挖，但泥土有地方堆积，不会成为百姓的祸患。潮水从茆山河流十余里到梅家桥下，才开始与盐桥河相通；这时潮水已经行得很远，泥沙沉淀下来，即使流入盐桥河也不会淤塞。茆山河既然每天接受潮水，就没有干涸的道理；而盐桥河河底比茆山河低四尺，盐桥河也没有干涸的道理。不过仍应多加考虑，以防缺水。如今西湖水穿过城中流入清湖河的水道，大大小小共有五条，都从清湖河向下流，向北流出余杭门，不再与城中运河相互灌注，这是最可惜的。应当在涌金门内的小河中设置一座小堰，使暗门、涌金门两道引来的湖水都流入法慧寺东面的沟渠，向南流行九十一丈，再开凿一条二十六丈的新沟，向东通到承天寺东面的沟渠。又向南流九十丈，再开凿一条一百零七丈的新沟，向东流入猫儿桥河口。从猫儿桥河口进入新水门，流入盐桥河，这样距离就很近了。这条河的下游有江潮清水流入，上游有西湖活水注入，永远没有缺水断流的忧虑。而湖水经过的地方都在闹市曲折之间，应当多建石柜蓄水，使百姓可以汲水、洗涤，并且可以防备火灾，其利益十分广泛。这就是所谓斟酌古今而采用中等的办法。苏轼随后根据苏坚的意见，让通直郎、知仁和县事黄僎筹划可行与否，并率领属吏亲自验看，件件都与苏坚所说相同，确定可以成功。谨于四月二十日开工疏导水道并修筑堰闸，又利用剩余力量修好六口井，全部不超过几个月便可以完成。本州父老农民看到这项工程的便利，相继到苏轼处呈递状文，共一百一十五人，都说西湖的利益，上至运河，下及民田，是亿万百姓生存饮食所依赖的，不只是供游览观赏的美景。可是近年以来，西湖淤塞几乎过半，水面日益缩小，茭草葑田日益滋长，再过二十年就没有西湖了，因此劝苏轼借此机会尽力开浚。苏轼听了这些话深感惭愧，又担心兵工人数太少，费用没有来源。父老都说，私下听说朝廷近来赐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贯，共计一万七千贯钱。本州既然抬高米价，招人纳米，又减价出售来救济饥民，折耗之后还剩下钱、米约共一万贯、石。如果把这些支用出来，也足以办成此事。恰好防钱塘县尉许敦仁建议西湖可以开浚，奏状大略说：想要开浚西湖，议论已经很久了；自太守郑戬以来，只要有志于百姓的人，没有不把这件事看作当务之急的，然而都施工草率，又没有办法妥善处理后续。西湖水浅，茭草葑草粗壮繁茂，即使尽力开挖清除，但两三年间如果人工不能接续，葑草便会随手重新合拢，和没有开浚一样。我私下见吴地人种菱，每年春天都先割除并清理积水中的杂草，一寸草也不留下，然后才下种。如果把葑田改成菱荡，就永远没有茭草淤塞的忧患。如今乞请使用上述钱米，雇人开浚西湖，等湖面开成以后，便按照所出课利分给居民，请他们租佃种菱。

译获得的利益既然丰厚，就年年增加治理功夫。如果稍微不加清除治理，防止茭草葑草生长，便允许别人来刬除承租；只要使承租的人家常常担心被刬除夺租，自然就会尽力治理，永远没有后患。如今有钱米一万贯、石，估计所雇的人可以完成十万工，每一工约开除一丈葑草，也可以增加十万丈水面，这不是小小的补益。苏轼随后采用许敦仁的办法，参考众人的意见，都认为恰当。已经发文给本州，依照许敦仁的谋划支用上述钱米，雇人，并派捍江船务、楼店务兵士共五百人搬运葑草。于四月二十八日开工完毕。如今有应当奏请办理的事项，谨逐条列在下面。一、如今新设在钤辖司前的一座闸门，虽然每逢潮水上涨时关闭一两个时辰，但公私船只想要出入闸门，自然必须提前进出，必定不肯安坐等待闸门关闭。又有茆山河本来可以通行，因此实际上没有阻滞的忧患，却能够隔断江潮，使潮水直接从茆山河流出天宗门，到达盐桥河的一段永远没有淤塞、开挖和骚扰的祸患，利益不小。恐怕后人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会以阻滞为理由，轻易加以改变，日积月累，旧日的祸患又会发生。如今请求新设钤辖司前闸门，必须等潮水上涨时关闭以后，才可以开启龙山浙江闸；等潮水平稳清澈后，才可以重新开启钤辖司前闸门。一、盐桥运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积中所立的石刻，记载居民房屋侵占牵路的情况，已经下令拆除，并详细载明宽窄丈尺。如今才过二十多年，两岸居民又侵占牵路，盖了数千间房屋，却在房屋外另行修筑牵路，以致河道日益浅窄。按照法律和道理，都应当拆除。本州正要派人察看丈量，居民却相继到州府请愿，说愿意在各家屋后按丈尺修筑木岸，以防护河堤，并根据所侵占的土地量出赁钱，由官府代为积存，准备修补木岸，请求免于拆除房屋。本州已经依照他们的请求施行完毕。如今奏请规定，侵占牵路的居民所出的赁钱，应当送交通判防守收管，准备修补河岸，不得另行支用；如果违犯，一并按违制论处。一、过去西湖水面不许居民租佃，只有长茭草、葑草的地方才允许请求租赁种植。如今既然把葑田开成了水面，就必须分给居民请求租佃种菱。深恐年久以后，居民逐渐侵占原来的水面来种植，官府无从察觉。已经指示本州，等到开湖完毕，在如今新开水面的界限处，立三五座小石塔彼此相望作为界标，同时还必须制定条约加以约束。如今奏请规定，石塔以内的水面不得请求租射，也不得侵占种植；如果违犯，允许他人告发，每丈赏钱五贯文省，由犯人的家财充作赏金。一、湖上种菱的居民过去总是把葑地割成田塍的形状作为疆界，因此葑草便逐渐合拢，此事不能不禁止。如今奏请规定，种菱居民只能插立竹木作为四至界限，不得以割葑草作为界线；如果违犯，也允许他人刬除承租。一、本州公使库过去收取西湖菱草荡的课利钱四百五十四贯，充作公使费用。如今既已开除葑草，全部改成菱荡，分给居民租佃，那么今后的课利也必定会稍有增加。如果拨入公使库，并不稳妥。如今奏请，西湖新旧菱荡的课利，都委托本州酌量制定课额，今后永远不得增加。如果居民不认真清除治理，以致稍有茭草葑草，就允许别人刬除承租；刬除承租的人特别给予三年免交课利的权利。所有新旧菱荡的课利钱，全部送交钱塘县尉司收管，称为“开湖司公使库”，不得再支用，以备每年雇人开除葑草、疏浚浅处。如果敢另行支用，一并按违制论处。一、钱塘县尉的官署在西湖上。如今奏请今后由钱塘县尉在其官衔之内兼管开湖司事务，常加防检，一旦有茭草葑草，便立即依法处置；或者支用开湖司的钱物雇人开挖清理，交接时委托后任官员负责防检。如果有茭草葑草却不认真清除治理，就申报所属部门加以防检，并申报吏部，按失职论处。以上六条，都刻在石碑上，放置在知州和钱塘县尉的官署中，常加防检。右，谨将前面查核会计的结果说明如下：西湖葑田共有二十五万余丈，需要二十余万工。前述钱米约可雇十万工，只能开除一半。苏轼已经具状奏报，请求另赐度牒五十道，合计一百道，充作开湖费用。除此之外，所有逐项细致的利害关系，不敢一一烦扰圣听。伏乞仆射相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特别详阅前面所陈述的利害以及请求办理的六件事，逐项奏报，制定为本州条规，早日赐下诏令依照办理。另绘成地图一幅，随状一并呈上。谨具此状申报三省，谨状。

译论罢修奉先寺等事状【欧阳修】右，臣近来曾上书说，京师兴建土木工程的地方太多，请求下令减少停止。不久奉诏，派臣与三司共同筹划裁减确定，随后具奏上报。近来又听说圣旨下达三司，要重新修建庆基殿和奉先寺的屋宇。臣伏见近年来政令乖谬，纲纪毁坏，上下因循，不能整顿，只一味崇尚修建祠庙，大兴土木，各种工程一齐动工，没有一天停止。如今民力困乏贫弱，国用窘迫紧急，小人不懂国家大计，不思考爱护君主，只想大量耗费国家财物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肆意侵吞欺诈官府财物，以图获得酬谢奖赏的功劳，假托祖宗之名，夸大事情的规模。何况各处神御殿在最初建造时，务求极力崇奉，栋梁屋宇坚固壮大，没有不精致严整的，即使数百年也未必损坏。近年以来却不停修换，前日修开先殿，只因两根柱子损坏，便换了一十三根柱子。前后派官员查验计算，朝廷都不采信，只凭最后一次的说法，于是大量增加材料。大概是因为夸大数目便可以得到更多物料，图谋获得酬劳和恩泽。臣私下认为，崇奉祖宗，礼制贵在清净；如今却频繁迁徙，轻慢亵渎祖宗威灵，归根到底只是小人谋利。臣见自古以来好兴土木的君主，从《春秋》《史记》到历代史书，全都把这记作过失，以此警示万世。如今小人只图一时的利益，亵渎祖宗的威灵，使君主处在有过失的位置上，谁能忍心这样做呢？臣实在痛惜。臣因奉诏在三司裁减工程，略略看到了大概情形。开先殿最初只是因为两根柱子损坏，如今所用木材物料共一万七千五百有余。睦亲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有八十四万七千，醴泉、福胜等处所用物料更无法全部统计。此外军营、仓库、官署等应当修造的地方又有一百多处，即使厚土之上不生其他东西，只生产木材，也不能供应这样巨大的费用。自古帝王尊奉祖先、侍奉神灵，各有典章礼制，不必大兴土木才算尽到职责。臣私下看到连年发生火灾，从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祥源、防灵七宫，到开宝、兴国两寺的塔殿，全都焚烧荡尽；由此可见上天厌恶土木工程的奢侈，是替陛下爱惜国家力量和百姓财物，反复降下谴责警戒。陛下与其大兴土木来侍奉神灵，不如畏惧上天的警戒而修身省察。已经兴建的工程既然来不及改变，尚未修建的应当赶快停止。况且睦亲神御殿按礼制不宜修建，这件事十分明白，并没有别的礼典可供讲求，请求不要再下交太常，立即停止罢建。庆基殿如果确实有损坏漏雨，只令三司派官员整修，不得把它当作功劳。奉先寺，请求命令寺院自行修缮。如今垂拱殿是陛下经常临坐的地方，近来听说因为没有梁木，暂且还没有修缮。各位皇亲的住宅自从遭遇火灾烧毁以后，至今还寄居在别处。陛下尊贵为天子，拥有天下的财富，却因为没有梁木而不能修一座殿；皇族也没有房屋可以居住。这都是因为把良材美木俯从小人的要求，用在不急迫的地方，白白浪费，结果真正应当修造的地方反而缺乏材料。伏愿陛下想到历次大火，常常发生在土木工程最兴盛的地方；凡国家竭力兴修的工程，火灾一定把它全部焚毁。上天厌恶土木而将其焚毁，朝廷却又想兴建土木来侍奉上天，这就是福应还没有到来而灾祸谴责屡次降临的原因。伏乞上思考上天的警戒，下察看百姓的言论。百姓的话虽然显得狂直，却确实忠诚；上天的警戒十分明显，也并不遥远。伏惟陛下圣德恭谨俭朴，不喜游猎，凡是兴建修缮都不是出于嗜好，只是难以违背小人一时的请求，因而自取青史万世的讥讽，臣实在替陛下惋惜。伏望圣慈广泛裁量选择。《文编》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一 明代唐顺之编 伯阳甫论三川地震【《国语》】周幽王三年，西周的三条河流都发生地震。伯阳父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天地间的气，不会失去它正常的秩序；如果超过了正常秩序，就是百姓发生动乱。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退避而不能上升，于是就发生地震。如今三条河流确实都发生地震，这是阳气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压在阴气之下。阳气失去位置而处于阴气之下，水源必然堵塞。水源堵塞，国家必然灭亡。水土流通，百姓才能利用它；水土不流通，百姓就缺乏财物和用度，不灭亡还等什么呢？从前伊水、洛水干涸，夏朝灭亡；黄河干涸，商朝灭亡。如今周的德行已经像夏、商两代的末期一样了，它的河流源头又被堵塞。堵塞就必然干涸，国家本来就依靠山川；山崩川竭，是国家灭亡的征兆。河流干涸，山就一定崩塌；如果国家灭亡，不过十年，这是天数的周期。上天所抛弃的国家，不会超过这个周期。这一年，三条河流干涸，岐山崩塌。十一年，幽王于是灭亡，周朝便向东迁移。’ 史苏论骊姬败国【《国语》】晋献公讨伐骊戎，战胜了它，灭掉骊戎，俘获骊姬回来，立她为夫人，生下奚齐；她的妹妹生下卓子。骊姬请求让申生居住在曲沃以迅速建立功业，让重耳居住在蒲，让夷吾居住在屈，让奚齐居住在绛，以此警戒因失职而受辱的事，献公答应了。史苏上朝告诉大夫们说：‘各位大夫，你们恐怕要戒备了吧？祸乱的根源已经产生了。如今君主把骊姬立为夫人，百姓心中的怨恨本来就已经到极点了。从前讨伐骊戎时，发动百姓是为了百姓，因此百姓能够高兴，所以没有人不竭尽忠诚、极力劳作，甚至拼死效力。如今君主发动百姓是为了给自己封疆拓土，百姓对外得不到利益，对内又厌恶他的贪求，那么上下之间已经有了隔阂。然而骊姬又生了男孩，这是天意使然。上天使她的毒害更强，百姓憎恶她的姿态，祸乱就要产生了吧？我听说君子喜爱善，厌恶恶，使人安于快乐、安于安定，因此能够保持常道。砍伐树木不从根部砍除，它必定重新生长；堵塞水流不从源头堵住，它必定重新流淌；消灭祸患不从根基处铲除，它必定重新造成动乱。如今君主灭掉骊姬的父亲，却收养她的儿子，这是祸乱的根基。收养她的儿子又顺从她的欲望，儿子想着替父亲报仇而相信她的欲望；即使表面上宠爱美色，内心也一定厌恶，不能说是真正喜爱善。君主必定会满足她的美色要求，她便会取得君主的真情来加重自己的欲望；顺从她的恶意，必定败坏国家并造成深重的动乱。祸乱必定从女色之祸开始，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骊姬果然制造祸难，杀死太子，驱逐两位公子。君子说：‘他知道祸难的根源了。’ 郤叔虎论讨伐翟柤【《国语》】晋献公打猎时看见翟柤上空的气象，回来后睡不着觉。郤叔虎早晨朝见献公，献公对他说：‘是床榻使我不安吗？还是因为骊姬不在身旁吗？’献公推辞不说。郤叔虎出来，遇到士蒍，说：‘今晚君主不能入睡，一定是因为翟柤。翟柤的君主喜欢独占利益而不知忌惮，他的臣下争相谄媚以求取宠爱；进言的人被堵塞，退避的人遭到拒绝；上位者贪婪而残忍，下位者苟且偷安、侥幸求存。有放纵君主而没有进谏的大臣，有冒犯君主而没有忠诚下属的现象。君臣上下各自满足自己的私欲，放纵自己的邪曲，百姓各怀心思，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用这样的情况治理国家，不是很难吗？君主如果讨伐它，一定可以战胜。我不说，你一定会说。’士蒍把这些话告诉献公，献公很高兴，于是讨伐翟柤。展禽论祭祀爰居【《国语》】有一种海鸟叫爰居，停在鲁国东门外。三天后，臧文仲派国人祭祀它。展禽说：‘臧孙施政真是荒谬啊！祭祀是国家的大礼，是政事成就的表现，所以应当慎重制定祭祀制度，把它作为国家典章。如今没有任何缘故就增加祭典，不合乎施政的道理。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把法施行于百姓的人，就祭祀他；以死勤勉于国事的人，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人，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的人，就祭祀他；能够抵抗大患的人，就祭祀他。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不列入祭祀典章。从前烈山氏拥有天下时，他的儿子叫柱，能够种植各种谷物和蔬菜。夏朝兴起时，周弃继承了他的事业，所以祭祀他，把他作为后稷。共工氏统治九州时，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够使九州土地平整，所以祭祀他，把他作为社神。黄帝能够使万物按照天命成就，使百姓明白并共同享用财物；颛顼能够修明这些事业；帝喾能够安排日月星辰以使百姓安定；尧能够公平地施行刑法，以此规范百姓；舜勤勉处理百姓事务，死在旷野；鲧堵塞洪水而被处死；禹能够用德行修成鲧未完成的功业；契担任司徒，使百姓和睦，他勤勉于职守而死于治水；汤用宽厚的政策治理百姓，消除他们的邪恶；后稷勤劳种植百谷，死在山中；文王用文德彰明天下；武王除去百姓的污秽。因此，有虞氏在大祭中祭祀黄帝，以颛顼为始祖，在郊外祭祀尧，以舜为宗；’ 夏后氏在大祭中祭祀黄帝，以颛顼为始祖，在郊外祭祀鲧，以禹为宗；商人以舜为大祭对象，以契为始祖，在郊外祭祀冥，以汤为宗；周人以帝喾为大祭对象，在郊外祭祀后稷，以文王为始祖，以武王为宗。幕能够辅佐颛顼，有虞氏报祭他；杼能够辅佐禹，夏后氏报祭他；上甲微能够辅佐契，商人报祭他；高圉、太王能够辅佐后稷，周人报祭他们。凡是大祭、郊祭、尊奉为宗、尊奉为祖以及报祭，这五种祭祀，是国家的典章祭祀。再加上社稷和山川之神，都是对百姓有功劳的。还包括前代贤哲和有美德的人，他们可以作为百姓的楷模；还包括天上的三辰，是百姓用来仰望的；还包括地上的五行，是用来生长繁殖万物的；还包括九州的名山大川和湖泽，是用来出产财物和用度的。不属于这些的，不列入祭祀典章。如今海鸟到来，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把它列入国家祭典，这很难说是仁爱而且明智。仁爱的人考察功劳，明智的人正确处理事物。没有功劳却祭祀它，不是仁爱；不知道却不询问，不是明智。如今海上难道将有灾害吗？广阔水域中的鸟兽，总是能够预知并躲避灾害。这一年，海上多有大风，冬天温暖。文仲听到柳下季的话说：‘确实是我的过错。’柳下季的话不能不作为法则。’ 于是让史官把这件事记载为三条告诫。内史过论晋国君臣【《国语》】

译襄王派召公过和内史过赐给晋惠公策命，吕甥、郤芮辅佐晋侯，却表现得不恭敬。晋侯手捧玉圭时位置低下，行拜礼时不叩首。内史过回来，把情况告诉襄王说：‘晋国如果不灭亡，它的君主也一定没有后代；况且吕甥、郤芮将不能免祸。’襄王问：‘什么缘故？’内史过回答说：‘《夏书》说：“百姓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君主如果没有百姓，就没有人同他守护国家。”《汤誓》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要牵连万民；万民有罪，责任在我一个人。”《盘庚》说：“国家治理得好，是你们众人的功劳；国家治理不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这些话说明君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如此，统率百姓、役使民众，就不能不谨慎。百姓最急切关心的，在于国家大事。先王知道大事必定要依靠众人才能成功，所以净化他们的心志，使他们和谐而惠爱百姓；考察中正、衡量内心，以此治理他们；彰明万物的法则，以此训导他们；制定合宜的义理，使众人信服，以此推行。净化心志，是精诚；考察中正、衡量内心，是忠诚；彰明万物法则，是礼；制定义理使众人信服，是信。既然如此，统率众人、役使百姓的道理，没有精诚就不能和谐，没有忠诚就不能立身，没有礼就不能顺利，没有信就不能推行。如今晋侯即位后背弃内外的贿赂约定，虐待居留在当地的人，这是抛弃了信；’ 不敬重周王的命令，这是抛弃了礼；施行自己所厌恶的事情，这是抛弃了忠；用恶意充实内心，这是抛弃了精诚。四者全都抛弃，那么远方的人不会到来，近处的人也不会和睦，又凭什么守住国家呢？古代先王既然拥有天下，又崇敬上帝和明神，恭敬地侍奉他们，于是有朝拜太阳、夕拜月亮的礼仪，用来教导百姓侍奉君主。诸侯春秋两季到周王那里接受职事，然后治理自己的百姓；大夫、士每天谨守职位，以此警戒自己的属官；平民、工商业者各守本业，以此供奉上级，仍然害怕有所失误。因此制作车服、旗帜、徽章来表彰他们，制作贽礼、币帛、瑞节来镇定他们，按照爵位等级和贵贱次序排列他们，用美好的声名和荣誉来宣扬他们。即便如此，仍有离散、迁徙、懈怠、放纵而被载入刑书、流放边远土地的，因而有夷、蛮之国，有受斧钺、刀、墨刑的人，更何况可以放纵自己的身体吗？晋侯并非嫡长子，却得到了君位，本应勤勉戒惧、保守职分、警醒自持，还应说自己做得不够。如果反而放宽心志，疏远邻国，欺凌百姓，轻视上级，他将凭什么巩固守护国家呢？手捧玉圭位置低下，是轻慢他的贽礼；行拜礼而不叩首，是欺骗周王。轻慢贽礼，便没有可以镇服众人的威信；欺骗周王，便没有百姓拥戴。上天的事情常常以天象显示出来，承担重大责任、享受盛大祭祀的人，灾祸一定很快降临。所以晋侯欺骗周王，别人也将欺骗他；他想要轻慢自己的贽礼，别人也将轻慢他。大臣享受俸禄，却不进谏反而阿谀奉承，也一定会受到牵连。襄王即位三年，晋侯在位八年时死于韩原；十六年，晋人杀死怀公且没有留下后裔，秦人杀死子金、子公。单襄公说陈国一定灭亡【《国语》】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便借道陈国去聘问楚国。早晨已经看见大火星了，道路却荒芜不能通行。陈侯不在边境，司空不察看道路，沼泽没有筑堤，河川没有架桥，野外有积聚的粮食，田间作业却还没有完成，道路两旁没有排列的树木，耕地好像没有耕种，膳宰不送来膳食，司里不安排馆舍，国中没有寄居之所，县邑没有施舍之处，百姓却要为夏氏和陈国筑台。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都戴着南方人的帽子到夏氏那里去，扣留宾客而不接见。单襄公回去禀告定王说：“陈侯如果不遭受大灾，国家必定灭亡。”定王问：“为什么？”单襄公回答说：“辰角星出现，雨季就结束；天根星出现，水就干涸；房宿星出现，草木的节理就松解；驷宿星出现，就会降霜；大火星出现，清冷的风便预示寒冷将至。所以先王的教令说：‘雨季结束就修治道路，水干涸就架设桥梁，草木节理松解就准备收藏，降霜就备好冬衣，清风到来就修缮城郭宫室。’因此《夏令》说：‘九月修治道路，十月架设桥梁。’那时还要警戒说：‘收拾田间作业，准备畚箕和锄头，在营室星出现时开始土木工程。’大火星初次出现时，期限便定在司里那里。这就是先王不耗费财物，却能把恩德广施于天下的原因。如今陈国大火星早晨已经出现，道路却像被堵塞，野外田场像被弃置，沼泽没有堤防，河川没有舟桥，这是废弃先王教令的表现。周朝制度中有这样的规定：‘在道路两旁排列树木作为标志，建立边境粮仓来守护道路，国都有郊外牧场，边境有供人寄宿和眺望的处所，沼泽中有可供放牧的草地，园囿中有树林池沼，这些都是用来防备灾害的。’其余土地没有不是谷物之地的，百姓没有悬置不用的农具，野外没有深密荒草；不耽误百姓的农时，不轻视百姓的功劳；物资有余而不匮乏，劳逸有节而不疲困；国都有分掌的事务，县邑有使百姓各得其所的安排。如今陈国道路无法辨认，田地荒在草丛中，农事完成却不收获，百姓反而因逸乐而疲惫，这是抛弃先王法制的表现。周朝官职制度中又有这样的规定：‘敌国宾客到达关口，关尹报告；行理拿着符节迎接；候人引导；卿到郊外慰劳；门尹清扫宫门；宗祝主持祭祀；司里安排馆舍；司徒准备役夫；司空察看道路；司防盘问奸人；虞人送入木材；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火炬；水师监督洗濯；膳宰送来膳食；廪人献上粮食；司马陈列草料；工人检修车辆；百官各自带着所需物品到场，使宾客进入时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所以无论大小官员，没有不怀有爱意的。贵国宾客到来，就在原有等级上加一等；对于王的使者，则各官正亲自到场办事，由上卿监督。如果天子巡守，国君还要亲自监督。如今虽然只是朝见，我不才，是周王室的旁支，奉王命作为经过陈国的宾客，可是负责事务的官员一个也没有到来，这是轻慢先王官制的表现。先王的命令中有这样的话：‘天道奖赏善良而惩罚淫乱，所以凡是我们建立的国家，都不要违背常法，不要趋向放纵淫逸，各自守护你们的典章来承受上天。’现在陈侯不顾念子孙延续的常道，抛弃自己的正妻和妃嫔，带领卿大夫到夏氏那里淫乱，这不是亵渎同姓了吗？陈国是大姬的后代，却抛弃衮冕，戴着南方人的帽子出行，这不是轻视常法吗？这又触犯了先王的命令。过去先王的教导，是要努力遵循他们的德行，尚且还担心有所失误；如今如果废弃他们的教导，抛弃他们的制度，轻慢他们的官职，触犯他们的命令，将凭什么守住国家？处在大国之间，却没有这四项条件，难道能够长久吗？周灵王六年，单襄公出使楚国。八年，陈侯在夏氏那里被杀。九年，楚子进入陈国。单襄公议论郤氏必定灭亡【《国语》】

译晋国在鄢陵战胜楚国后，派郤至到周王室报捷。事情还没有办完，王叔简公请他饮酒，彼此酬酢，赠送财物都很丰厚。饮酒宴饮，谈笑甚欢，彼此都很高兴。第二天，王叔子在朝廷上称赞郤至。郤至拜见召桓公，同他交谈。召公把这件事告诉单襄公说：“王叔子称赞温季，认为他一定会做晋国的宰相。做了晋国宰相，就一定能使诸侯大多归附；他还劝我们几位大夫一定要先为他引导，这样可以树立功业。现在郤至见我，说晋国能够战胜楚国，是因为他早已筹划好了，说：‘如果没有我，晋国就不会作战。’楚国有五项失败，晋国却不知道乘机取胜，是我使它强大起来的。背弃宋国盟约，是第一项；德行浅薄却用土地贿赂诸侯，是第二项；舍弃壮年的良将而任用年幼软弱的人，是第三项；设置卿士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是第四项；夷人和郑国跟随它，三军陈列却不整齐，是第五项。罪过不在晋国，晋国因此得到楚国的民众。晋国四军的将帅正当强盛，士卒编制严整，诸侯又支持它，这是晋国的五项胜势：有正当的言辞，是第一项；得到民众，是第二项；军队将帅强劲，是第三项；队列整齐，是第四项；诸侯和睦，是第五项。有一项胜势就足以取用；有五项胜势却用来攻打拥有五项败势的楚国而又避战，那就不是人所能理解的，不能不战。栾氏、范氏不愿意，我便强迫他们出战。作战而获胜，这是我的力量。况且作战还要防备谋略。我有三项功劳：勇敢而有礼，用仁德来补足它们。我三次追逐楚军，是勇敢；见到楚君就下车快步趋行，是有礼；能够俘获郑伯却赦免他，是仁德。如果凭这些功劳来掌握晋国的政权，楚国、越国必定来朝见。我说：‘您确实贤能。’即使主持晋国政事，也不会失去次序。我担心政权还没有轮到您，便对我说：‘哪里还有什么次序？’从前先大夫荀伯由下军佐升任执政，赵宣子还没有担任军职就主持政事。如今栾伯由下军升上来，这是三位大夫的先例。我又超过他们，而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如果担任新军佐而升为执政，不也可以吗？一定要争取它——这就是他的话。您认为怎么样？”单襄公说：“有人说：‘兵器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这说的不就是郤至吗？君子不自我夸耀，并不是为了谦让，而是厌恶压过别人。人的本性是欺凌上位者，不能压过别人；一心想压过别人，只会使处在下位的人更加受到压制。所以圣人看重谦让。况且谚语说：‘野兽厌恶罗网，百姓厌恶上位者。’”

译《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却不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 《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求取福禄而不走邪路。”按照礼制，对敌国使者一定要谦让三次。这说明圣人知道不能凌驾于百姓之上，所以统治天下的君王一定先把百姓放在前面，然后才去庇护他们，这样才能长久获利。如今郤至处在七位卿大夫之下，却想越过他们升到上面，这是想压过七个人。他也会有七种怨恨。怨恨落在地位低微的小人身上，尚且不能忍受，何况落在骄纵的卿大夫身上呢？他将凭什么对待这些怨恨？晋国战胜楚国，是上天的力量；上天厌恶楚国，所以借晋国来警告它。郤至却轻视上天，认为这是自己的力量，岂不是很危险吗？轻慢上天是不祥，借助别人的力量是不义。不祥，上天就会抛弃他；不义，百姓就会战胜他。况且郤至哪里有三项功劳？仁、礼、勇，都是百姓共同成就的。为了正义而死，才叫勇；奉行正义、顺从正道，才叫礼；蓄积正义、建立丰功，才叫仁。损害仁叫轻慢，损害礼叫羞耻，损害勇叫残害。作战时彻底战胜敌人是上策，守住和平、同心协力、顺从正义也是上策。所以训练军队要靠果敢坚毅，治理朝廷要靠秩序成就。背离作战而擅自放弃，郑君是叛贼；放弃坚毅而只求容忍，是羞耻；背叛国家而投向仇敌，是轻慢。有这三种败坏却想取代上位者，离得到政权还远得很。依我看，他已经兵临脖颈，不能长久了。即使有王叔相助，也不能避开灾难。《大誓》说：“百姓想要的，上天一定顺从。”王叔想除掉郤至，难道能够不顺从百姓吗？郤至回国，第二年死于祸难。到伯舆案件发生时，王叔陈生逃奔晋国。单襄公议论晋国君臣【《国语》】在柯陵会盟时，单襄公见到晋厉公，只见他目光看得很远，脚步抬得很高。晋国郤锜拜见单襄公，说话傲慢；郤犨拜见他，说话迂曲；郤至拜见他，说话夸伐。齐国佐拜见他，说话直尽无隐。鲁成公来见，谈到晋国的祸难以及郤犨的过失。单襄公说：“国君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晋国将要发生动乱，它的国君和三郤，大概会遭受这场祸乱吧？”鲁侯说：“我正害怕不能免于晋国的祸难，如今您说将有动乱，敢问这是天道造成的，还是人的缘故？”单襄公回答说：“我不是瞽史，怎么知道天道？我看见了晋君的仪容，也听见了三郤的言语，他们大概一定会遭祸。君子用眼睛来确定仪态，用脚来跟随眼睛，所以观察仪容就可以知道内心。眼睛用来安处正义，脚用来跟随眼睛行走。如今晋侯目光看得远而脚步抬得高，眼睛不安守形体，脚也不跟随眼睛；他的内心一定反常。眼睛和形体不能相互协调，怎么能够长久？会合诸侯，是国家的大事，在这种场合可以观察国家的存亡。所以国家将要没有灾祸时，国君在会盟中，行走、言语、目光、听闻都必定没有过失，这样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目光看得过远，日益断绝他的义；脚步抬得过高，日益抛弃他的德；说话失常，日益背弃他的信用；听闻淫杂，日益背离他的名声。眼睛用来安处正义，脚用来践行德行，口用来维护信用，耳用来听取名声，所以都不能不谨慎。” 偏离会盟礼仪就会有灾祸，会盟之后国家也会跟着遭殃。晋侯有两项失常，所以我才这样说。郤氏是晋国受宠的人，三位卿、五位大夫都出自郤氏，这已经足以引起戒惧了。地位太高确实容易招致失败，滋味太浓确实会变成腊毒。如今郤伯说话傲慢，郤叔说话迂曲，郤季说话夸伐；傲慢就是凌辱别人，迂曲就是欺骗别人，夸伐就是掩盖别人。有这样的宠幸，又增加三种怨恨，谁能忍受他们？即使是齐国佐，也将受到牵连。他处在淫乱的国家，却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过失，这是怨恨的根源。只有善人能够接受直言，齐国佐能做到吗？我听说，国家有德而邻国不修德，必定会承受邻国的福分。如今鲁君被晋国逼迫而邻近齐国，齐、晋两国如果发生祸乱，鲁国就可以取得霸业；没有德行的祸患，何必忧虑晋国呢？” 北宫文子论说威仪【《左传》】卫侯在楚国时，北宫文子看见令尹围的威仪，便对卫侯说：“令尹很像国君，将会有别的志向；即使实现了他的志向，也不能善终。《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开始的，却很少有能够善终的。’善终实在很难，令尹恐怕不能免于祸患。”卫侯问：“您凭什么知道？”北宫文子回答说：“《诗经》说：‘敬慎你的威仪，百姓把它作为法则。’令尹没有威仪，百姓便没有可以效法的准则。百姓所不能效法的人，却处在百姓之上，是不可能善终的。”卫侯说：“说得好！什么叫威仪？”回答说：“有威严而使人畏惧，叫作威；有仪表而可以作为模范，叫作仪。国君有国君的威仪，他的臣下既畏惧又爱戴他，以他为准则并加以效法，所以能够拥有国家，留下美名于后世。臣子有臣子的威仪，他的下属既畏惧又爱戴他，所以能够守住官职，保全宗族，使家室适宜。按照这种道理向下推，大家都如此，上下就能彼此稳固。《卫诗》说：‘威仪端庄美好，不可挑剔。’这是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都各有自己的威仪。《周诗》说：‘朋友互相辅助，以威仪相互教导。’这是说朋友相处的道理，必须用威仪彼此教诲。《周书》列举文王的德行说：‘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德行。’ 这就是说，人们既畏惧他又爱戴他。《诗经》说：‘不靠知识，不凭思虑，顺从上帝的法则。’这是说把他作为准则并加以效法。纣王囚禁文王七年，诸侯都归附文王，纣王因此害怕而释放他，这可以说是爱戴他。文王讨伐崇国，两次出兵便使崇国投降称臣，蛮夷也率领部众服从，这可以说是畏惧他。文王的功业，天下人诵咏歌舞来赞美，这可以说是以他为准则。文王的行为直到今天还被当作法则，这可以说是效法他。文王确实具有威仪。所以君子在职位上使人敬畏，施舍恩惠使人爱戴，进退举止有法度，周旋往来可以作为准则，仪容举止值得观瞻，做事可以效法，德行可以仿效，声调语气令人喜悦，动作合乎文理，言语有条理；用这些来面对下属，就叫作有威仪。公子札来聘问【《左传》】吴国公子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王室的乐舞。乐工为他演唱《周南》《召南》，他说：“美好啊！已经开始奠定基础了，但还没有完成。不过勤劳而不怨恨。”演唱《邶》《鄘》《卫》，他说：“美好啊！深沉啊，忧愁却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卫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卫风》吧？”演唱《王风》，他说：“美好啊！思虑而不恐惧，这大概是周朝东迁后的乐调吧？”演唱《郑风》，他说：“美好啊！细弱得太过分了，百姓不能忍受，这大概是最先灭亡的国家吧？”演唱《齐风》，他说：“美好啊！浩荡广大，真是大国之风啊！作为东海的表率，那大概是太公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估量。”演唱《豳风》，他说：“美好啊！广大开阔，欢乐却不过分放纵，这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乐调吧？”演唱《秦风》，他说：“这就叫夏声。能够奉行夏礼就会强大，强大到了极点；这大概是周朝旧日的遗声吧？”演唱《魏风》，他说：“美好啊！声音流动悠扬，宏大而婉转，险峻却容易推行，再用德行辅助，这就是贤明的君主。”演唱《唐风》，他说：“思虑深远啊！那里难道有陶唐氏的遗民吗？不然，为什么忧虑得这样深远呢？”

译不是有美好德行的后代，谁能够这样呢？”演唱《陈风》，他说：“国家没有君主，怎么能长久？从《郐风》以下，就没有什么可评论的了。”演唱《小雅》，他说：“美好啊！思虑而不变心，有怨恨却不直言，这大概是周德衰微了吧？但仍然有先王遗留下来的百姓。”演唱《大雅》，他说：“广大啊！光明和乐啊！曲折却有挺直的形体，这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演唱《颂》，他说：“达到极点了啊！正直却不傲慢，委曲却不屈服，亲近却不逼迫，疏远却不背离，变动却不过度，回复却不厌烦，悲哀却不忧愁，欢乐却不荒淫，使用却不匮乏，广大却不张扬，施予却不耗费，获取却不贪婪，安处却不沉滞，行动却不放纵。五声和谐，八风调顺，节拍有法度，遵守有次序，这是盛大德行共同具有的特点。”看见舞《象箾》《南籥》，他说：“美好啊！但还留有遗憾。”看见舞《大武》，他说：“美好啊！周朝的盛大，难道就是这样吗？”看见舞《韶》《濩》，他说：“圣人的宏大啊！但仍有惭德，圣人实在难以做到。”看见舞《大夏》，他说：“美好啊！勤劳而不自夸功德，不是禹，还有谁能创制它呢？” 看见舞《韶箾》，他说：“德行达到极点了啊！广大啊，就像天空没有什么不覆盖，就像大地没有什么不承载。即使是极其盛大的德行，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了！”观赏至此就够了！如果还有别的乐舞，我不敢再请求了。晏婴、叔向议论齐国和晋国【《左传》】齐侯派晏婴到晋国请求续娶嫡夫人。婚事办成后，晏子接受礼物。叔向跟随他赴宴，两人相互交谈。叔向问：“齐国的情况怎么样？”晏子说：“这是末世了，我不知道。齐国大概将归于陈氏。”齐君抛弃百姓，百姓便归附陈氏。齐国旧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陈氏的三种量器都比公家的大一倍，钟也就大了。陈氏用自家的量器借粮，却用公家的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材像在市场出售一样，价格不比山上更贵；鱼、盐、蜃、蛤，也不比海边更贵。百姓三人共同出力，收入中两份交给公家，自己只留下其中一份。齐君的仓库积聚的东西腐烂虫蛀，三位老臣却受冻挨饿。国都各市场上，鞋价低，假脚却贵。百姓苦痛，有人便去慰问安抚他们。他们爱戴陈氏如同父母，归附陈氏如同流水归海。陈氏想不取得民心，哪里能够避开呢？箕伯、直柄、虞遂、伯戏，都是辅佐胡公的人。大姬已经嫁到齐国了。叔向说：“是这样。即使我们晋国公室如今也到了末世。”战马没有驾车，卿大夫没有统率军队出征。国君乘车却没有随从，士卒行列没有长官。庶民疲惫困敝，宫室却越来越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可见，宫中妇女的财富尤其充溢。百姓听到国君命令，就像逃避仇敌。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家族，地位都降到皂隶之列。政权掌握在卿大夫家族手中，百姓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国君每天都不悔改，反而以享乐来排遣忧患。公室衰微，还有多少日子呢？谗鼎的铭文说：“天刚亮就要大大显明德行，后世仍然懈怠。”何况每天都不悔改，难道能够长久吗？晏子问：“您将怎么办？”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已经完了。我听说：公室将要衰微时，它的宗族如同树枝树叶一样先行凋落，随后公室也会跟着衰败。我的宗族原有十一族，如今只剩羊舌氏了。我又没有儿子，公室也没有法度。若侥幸能够死去，难道还能得到祭祀吗？” 子产论说伯有成为厉鬼【《左传》】郑国人因为伯有而彼此惊恐，说：“伯有来了！”于是都逃跑，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铸造刑书那一年的二月，有人梦见伯有披甲行走，说：“壬子日，我将杀死驷带；明年壬寅日，我还要杀死公孙段。”到了壬子日，驷带死了，国人更加恐惧。齐、燕讲和的那个月的壬寅日，公孙段死了，国人更加恐惧。第二个月，子产立公孙泄和良止来安抚他们，恐惧才停止。子太叔问其中缘故，子产说：“鬼有所归宿，就不会成为厉鬼；我替他安排了归宿。”太叔问：“公孙泄为什么也要立为大夫？”子产说：“他的名字叫‘泄’。一个人自身没有正义，却谋求讨好；从政时就反过来迎合，以取得宠爱。不讨好就得不到信任，不受信任，百姓就不会服从。”后来子产出使晋国，赵景子问他：“伯有还能成为鬼吗？”子产说：“能。人刚出生时，初始形成的叫魄；魄形成以后，阳气产生，叫魂。使用的物类精气越多，精神就越强，因此精气充足便达到神明的程度。普通男女横死后，他们的精神仍然能够凭依于人，成为淫厉之鬼，何况良霄是我先君穆公的后代、子良的孙子、良耳的儿子，又是敝邑的卿，已经执掌政事三代了。郑国虽然不富厚，但谚语说：‘这样小的国家，却有一个家族三代掌握政权；它所使用的物类广大，所吸取的精气很多，宗族又庞大，凭依的根基深厚。’ 这样的人横死后能成为鬼，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叔向论说楚子干能否取得国君之位【《左传》】子干回国后，韩宣子问叔向：“子干大概能成功吗？”叔向回答：“难。”宣子说：“同样怀有恶意的人会互相求助，就像市场上的商人一样，这有什么难的？”叔向回答：“如果没有共同喜欢的人，谁会同有共同仇恶的人联合？夺取国家有五种困难：有宠爱却没有人支持，是第一项；有人支持却没有君主名分，是第二项；有君主名分却没有谋略，是第三项；有谋略却没有百姓，是第四项；有百姓却没有德行，是第五项。子干在晋国十三年了，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附从者中，没有听说有谁得到显达，可说是没有人支持；族人尽失，亲属叛离，可说是没有君主根基；没有事端却轻举妄动，可说是没有谋略；作为羁旅之人直到终身，可说是没有百姓；逃亡而没有人爱戴，可说是没有德行。楚王暴虐而不知忌惮，楚君子干要同时面对这五种困难，还想弑杀旧君，谁能成功？能够取得楚国的，大概是弃疾吧？他让陈、蔡两国在城外相连，苛刻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盗贼隐藏，个人欲望不违背公义，百姓没有怨恨之心，先祖神灵命令他，国人百姓信任他。芊姓内部发生变乱，必定由季氏立为君主，这是楚国一贯的常理。他得到神灵支持，是第一项；拥有百姓，是第二项；有美德，是第三项；有宠爱和尊贵地位，是第四项；处在正常的继承次序中，是第五项。有五种有利条件可以消除五种困难，谁能加害他？子干的官职只是右尹，论他的尊贵宠幸不过是庶子；按照神灵所命，他又远远比不上弃疾。

译他的尊贵已经没有了，他的宠幸也被抛弃了；百姓不怀念他，国中没有人同他联合，他凭什么立足呢？”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取得国家的吗？”叔向回答：“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辅佐；有莒国、卫国作为外部援助，有国氏、高氏作为内部支持；听从善言像流水一样，居下位的善人都能使自己齐整肃敬；不藏匿财货，不放纵欲望，施舍不知疲倦，求取善人不知满足。因此拥有国家，不也是理所当然吗？我们的先君晋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到献公宠爱；喜好学习而不改变志向，十七岁时已有五位士人相随，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辅佐，有齐、宋、秦、楚作为外部援助，有栾、郤、狐先作为内部支持；流亡十九年，守志更加坚定。晋惠公、晋怀公抛弃百姓，百姓便归附文公；献公虽死，文公并没有不同的亲近者，百姓也没有另有所望。上天正要帮助晋国，谁能取代文公呢？这两位君主与子干不同：他们同样受到宠爱，有自己的国家，有深厚的内部支持，对百姓施行恩惠，也有外部援助；他们离开晋国时有人相送，回到自己的国家时有人迎接。子干凭什么希望取得国政呢？” 子太叔回答赵简子关于礼的问题【《左传》】子太叔拜见赵简子，简子问他关于作揖、谦让、周旋等礼仪。子太叔回答：“这些只是仪式，不是礼的根本。”简子问：“请问什么叫礼？”回答说：“吉听先大夫子产说过：‘礼，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正理、百姓的行为准则。天地的常道，百姓实际上都要以它为法则。效法上天的光明，顺应大地的本性，产生六气，运用五行。六气化为五味，显现为五色，彰显为五声。六气过度就会昏乱，百姓便失去本性。因此制定礼来调节它。设置六畜、五牲、三牺来供奉五味；设置九文、六采、五章来配合五色；设置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调和五声；规定君臣上下，以体现大地的正理；规定夫妇内外，以规范阴阳两种关系；规定父子兄弟、姑娣甥舅、婚姻姻亲，以象征上天的光明；安排政事、功绩、劳力和各种事务，以顺应四时；设置刑罚、威狱，使百姓畏惧禁戒，以类比雷霆的震动和天地的杀戮；施行温厚、慈爱、惠和，以效法上天生长繁育万物。百姓的好恶、喜怒、哀乐产生于六气。因此要审察事理，依据类别制定适宜的规范，来调节六种情志。悲哀就有哭泣，欢乐就有歌舞，喜悦就有施舍，愤怒就有战斗。’ 喜悦产生于喜好，愤怒产生于厌恶。因此要审慎地实行行为、信守命令，并用祸福、赏罚来调节生死。生是人所喜爱的，死是人所厌恶的；喜爱生就欢乐，厌恶死就悲哀。悲哀和欢乐不失其节，才能与天地的本性相协调，因此能够长久。”简子说：“礼的意义太广大了！”子太叔回答：“礼是上下关系的纲纪，是天地运行的经纬，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先王尊崇它。人能够使自己改变曲直，去遵循礼，这就叫作成人；把礼看得极其重大，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简子说：“我鞅愿意终身守奉这些话。” 沈尹戍论说子常筑城郢都【《左传》】楚国囊瓦担任令尹，修筑郢都城墙。沈尹戍说：“子常一定会使郢都灭亡；如果不能守住城池，修城也没有益处。古代天子的守卫在四方夷族；天子势力衰弱时，守卫在诸侯；诸侯的守卫在四方邻国；诸侯势力衰弱时，守卫在四境。谨慎守护四境，结交四方援助，使百姓安居田野，使农、工、商三项事务都取得成功，百姓没有内部忧患，又没有外部恐惧，国家还需要筑城吗？如今只是害怕吴国，便在郢都筑城，防守范围已经缩小了；既然不能使国势强盛，难道能不灭亡吗？从前梁伯开沟围绕公宫，百姓便溃散；百姓抛弃君上，不灭亡还等什么？只要整治疆界，修治田地，使道路险固，亲近百姓，明察五种候望，诚信对待邻国，谨慎守护官职，守好交往礼节，不越礼，不贪婪，不懦弱，不刚愎，完善防守准备，以等待意外，又有什么可害怕的？《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养他的德行。’难道不能以此为鉴吗？若敖、蚡冒直到武王、文王，土地不过方圆百里，谨慎守护四境，仍然没有在郢都筑城。如今土地不过数圻，却偏偏在郢都筑城，岂不是很困难吗？” 斗旦论说子常必定灭亡【《国语》】斗旦在朝廷拜见令尹子常。子常同他交谈，询问蓄积财货、聚集马匹的事情。斗旦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弟弟说：“楚国大概快灭亡了吧？不然，就是令尹不能免于祸难吧？我见到令尹，令尹询问畜养、聚集、积存财物，像饥饿的豺狼一样，这样的人大概必定灭亡。古代聚积财货，不妨碍百姓衣食的利益；聚集马匹，不损害百姓的财用。国家的马足以用于行军，公家的马足以满足赋税征发的需要，不过如此；公家的财货足以接待宾客、供奉贡品，卿大夫家中的财货足以供日常使用，不过如此。如果聚积马匹财货而使百姓困乏，百姓困乏得多了，就会产生离心叛乱之心，这样还凭什么保有国家呢？从前斗子文三次辞去令尹之职，家中没有一天的积蓄，是因为体恤百姓。成王听说子文早饭还没有着落，便每次上朝都准备一束干肉、一筐干粮来赏赐子文，直到现在令尹还按此旧例。成王每次出行，子文的俸禄一定会逃避他，成王停止出行后才恢复。有人问子文：‘人活着都追求富贵，您为什么却逃避它？’他回答：‘从政的人是为了庇护百姓。百姓大多贫困，而我却取得富贵，这是使百姓劳苦来使自己富足，离死也就不远了。我逃避的是死亡，不是富贵。’所以庄王在位时灭掉若敖氏，只有子文的后代得以保存，直到今天居住在郧，成为楚国的良臣；这不正是先体恤百姓，然后才考虑自己的富贵吗？” 如今子常是先大夫的后代，却辅佐楚君，在四方没有美好的名声；百姓日益瘦弱饥饿，四境的堡垒满布，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可见，盗贼窥伺，百姓没有安身之处。对此他不加体恤，却不断畜养积聚，向百姓招致的怨恨太多了。积聚的财货越来越多，积累的怨恨越来越深，不灭亡还等什么？百姓心中的愤怒，就像拦住大河的堤坝；一旦溃决，所造成的灾害必定很大。子常难道能比成王、灵王贤明吗？成王对穆王无礼，想吃熊掌而没有得到，竟因此死去；灵王不顾念百姓，全国百姓抛弃他，像抛弃道路上的遗迹一样。子常执政却没有礼法，比成王、灵王更加不顾百姓，他独自有什么力量来应付灾祸呢？一年以后发生柏举之战，子常逃奔郑国，昭王逃奔随国。史墨论说季氏驱逐国君【《左传》】

译赵简子问史墨：“季氏驱逐了鲁君，百姓却服从他；诸侯也支持他，鲁君死在国外，却没有人责怪季氏。”史墨回答：“万物生成，有成双的，有成三的，有成五的，有成倍数的。因此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自都有配偶。天子有三公，诸侯有卿，都是成对的辅助。上天让季氏成为鲁侯的辅佐，已经很久了；百姓服从他，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鲁君世世代代跟随自己的过失，季氏世世代代修治自己的功业，百姓已经忘记君主了；即使鲁君死在国外，又有谁怜悯他呢？国家和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归属，奉事君臣也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经》说：‘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三位先王的姓氏，到如今也成为庶民，这是您所知道的。在《易经》卦象中，雷在乾天之上叫作大壮，这就是天道。从前成季友，是桓公的幼弟，是文姜所爱的儿子。他出生时先有震动，卜人告诉文姜说：‘生下来会有美好的声誉，名字叫友，将成为公室的辅佐。’等到出生，果然如卜人所说，手上有文理像‘友’字，于是就用友给他命名。后来他对鲁国建立大功，鲁君把费地赐给他，使他成为上卿。到了文子、武子，世世代代增加他的功业，没有废弃旧日的功绩。鲁文公去世后，东门遂杀死嫡子而立庶子，鲁君从此失去了国政，国政掌握在季氏手中。到了这位鲁君，已经历经四代公室，百姓都不知道有君主，他凭什么能够得到国家？所以做君主时，要谨慎掌握权力和名分，不能把它借给别人。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战国策》】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司马错想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王说：“请让我听听你的理由。”张仪回答：“亲近魏国，善待楚国，出兵三川，堵住轘辕、缑氏的关口，切断韩国通往屯留的道路。魏国就会断绝南阳，楚国就会逼近南郑。秦国攻打新城、宜阳，逼近东周、西周的郊外，声讨周王的罪过，侵占楚国、魏国的土地。周王知道自己得不到救援，九鼎和宝器必定拿出来。占有九鼎，掌握天下图籍，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谁敢不听从。这就是成就王业的道路。如今蜀国是西方偏远的国家，也是戎狄的首领；耗损军队、劳累民众，却不足以成就名声；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足以获得利益。我听说争夺名声要在朝廷上，争夺利益要在市场中。如今三川和周王室，就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大王不在那里争夺，却反而去和戎狄争夺，距离王业就太远了。”司马错说：“不对。我听说，想使国家富足，就要致力于扩大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就要致力于使百姓富足；想称王天下，就要致力于扩大德行。三项条件都具备，王业就会随之而来。如今大王的土地狭小，百姓贫困，所以我愿意从容易的事情做起。蜀国是西方偏远的国家，是戎狄的首领，又有桀、纣那样的动乱。用秦国攻打它，就好比让豺狼追逐羊群。” 取得蜀国土地，足以扩大国家；得到它的财物，足以使百姓富足、修治军备；不伤害自己的民众，蜀国就已经服从了。因此攻取一个国家，天下不会认为我们暴虐；利益遍及四海，诸侯也不会认为我们贪婪。这样一举就能使名义和实际两方面都得到，又有禁止暴乱、匡正祸乱的美名。如今攻打韩国、劫持天子，劫持天子会得到恶名，而且未必有利益；又有不义的名声，攻打天下人都不愿意攻打的国家，实在危险。请允许我说明其中原因。周是天下宗室，韩国是周的盟国。周知道自己将失去九鼎，韩国知道自己将失去三川，就一定会使两国合力谋划，借助齐、赵来求楚、魏解围：把九鼎给楚国，把土地给魏国。大王不能禁止这种局面，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攻打蜀国稳妥。”惠王说：“好。我听你的。”于是立即发兵攻打蜀国，十个月便攻取了它。随后平定蜀国，蜀王改称侯，秦国派陈庄担任蜀国相国。蜀国归属秦国后，秦国更加富强厚实，轻视诸侯。田需回答管燕【《战国策》】管燕得罪了齐王，对身边人说：“你们谁愿意同我到诸侯那里去？”身边的人都沉默，没有人回答。管燕接连流泪说：“可悲啊！士人为什么这样容易得到，却难以任用呢？”田需回答：“士人三天吃不饱，而您的鹅鸭却有多余的食物；宫中的下人穿着绫罗绸缎，拖着华美的丝织品，而士人却没有衣料可用。况且财物是您所轻视的，死亡却是士人所看重的。您不肯把自己轻视的财物给士人，却要求士人用自己看重的生命来侍奉您，这不是士人容易得到而难以任用，而是您不肯以所轻视的东西待士人。” 苏代对燕昭王说【《战国策》】苏代对燕昭王说：“如今这里有一个人，像曾参那样孝顺，像尾生高那样守信，像鲍焦、史防那样廉洁；他兼有这三种品行来侍奉大王，您认为怎么样？”燕王说：“这样就足够了。”苏代回答：“您认为足够，那么我就不侍奉您了。我将安处于无所作为之中，回到周地的上等田地耕种，靠耕种来吃饭，靠织布来穿衣。”燕王问：“为什么？”苏代回答：“像曾参那样孝顺，不过是奉养自己的父母；像尾生高那样守信，不过是不欺骗别人；像鲍焦、史防那样廉洁，不过是不偷窃别人的财物。如今我是追求进取的人。我认为，廉洁不能使自己一同显达，正义不能使自己一同建立功业；仁义是使自身完整的途径，不是求取功名利禄的办法。”燕王说：“自己忧虑自身不够吗？”回答：“如果以只忧虑自身为满足，那么秦国就不会走出殽山、函谷关，齐国就不会走出营丘，楚国就不会走出疏章；三王相继登位，五霸改变政局，也都是因为不满足于自身的处境。如果只忧虑自身便满足，那么我也不过是周地背着笼子的人，何必来烦扰大王的朝廷呢？从前楚国夺取章武，诸侯面向北方来朝见；秦国夺取西山，诸侯面向西方来朝见。过去假如燕国的母亲离开周王室的上地，诸侯就不会因为另有骏马可求而来朝见了。”

译我听说，善于办事的人，先衡量本国大小，再估量军队强弱，所以功业可以成功，名声可以建立；不善于办事的人，不先衡量本国大小，也不估量军队强弱，所以功业不能成功，名声不能建立。如今大王有向东攻打齐国的意图，而我这个愚臣已经知道了。”燕王问：“你凭什么知道？”苏代回答：“您磨砺宝剑，登上高丘向东眺望叹息，所以我知道了。如今乌获能够举起千钧重物，活到八十岁也要寻求扶持。因此齐国虽然是强国，西面被宋国拖累，南面被楚国困乏，那么齐军就可以击败，河间也可以夺取。”燕王说：“好！我愿意任命您为上卿，送给您车百乘，您凭这些替我向东出游齐国，怎么样？”苏代回答：“大王是因为爱我才这样给吗？为什么不给您所爱的儿子、舅父、叔父，甚至那些靠床而生的孙辈，却偏偏给我这个没有才能的臣子呢？大王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如今我侍奉大王，是因为忠信，却担心正因为忠信而被身边人怪罪。”燕王说：“哪里有臣子竭尽力量、发挥才能侍奉君主，反而获罪的呢？”苏代回答：“请让我给大王打个比方：从前周地的上地有这样一件事。有个男子外出做官，三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却爱上了别人。那个情人问她：‘你的丈夫回来，你将怎么办呢？’” 他的妻子说：‘不用担心，我已经制好了毒酒，等他回来。’不久她的丈夫果然回来，于是妻子便命令她的妾斟上毒酒送去。妾知道其中缘故，走到半路停下来，心想：‘我把这酒给主父喝，就会害死主父；把这件事告诉主父，就会使主母被驱逐。与其害死主父、驱逐主母，不如假装绊倒把酒打翻。’于是她假装身体僵直，跌倒把酒打翻。妻子说：‘因为您的丈夫远行归来，我特意准备了美酒，如今妾却把它打翻了。’她的丈夫不知道真相，便把妾捆起来鞭打。所以妾被鞭打，正是因为忠诚守信。如今我替大王出使齐国，也担心我的忠信不能被您的身边人理解。我听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不受制于人，拥有十辆兵车的卿大夫之家不受制于众人，普通徒步的士人不受制于妻妾；何况当世的贤明君主呢？’请让我出发吧，希望大王不要受群臣的制约。”}], 触詟请求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战国防】赵太后刚刚执掌政权，秦国急于进攻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让长安君做人质，军队才出动。”太后不答应，大臣们极力劝谏。太后明白地对左右说：“再有谁说让长安君做人质，我一定向他吐唾沫。”左师触詟请求拜见太后，太后盛怒地接待他。他进来后慢慢快走，到了跟前便自己谢罪说：“老臣脚有病，连快走都不能，已经很久不能来拜见您了，私下里还原谅自己。恐怕太后的玉体有所不适，所以想来远远望见您。”太后说：“老妇靠车子行走。”触詟说：“每天的饮食还没有减少吧？”太后说：“只能吃些稀粥罢了。”触詟说：“老臣近来特别不想吃东西，就自己勉强步行，每天走三四里，食欲稍有增加，身体也舒适些了。”太后说：“老妇做不到。”太后的脸色稍稍缓和了。左师公说：“老臣的贱子舒祺，最小而且没有出息；我年老了，私下里疼爱怜惜他。希望让他补入黑衣卫士的编制，来守卫王宫；我即使死了，也要把这件事告诉您。”太后说：“敬听您的安排。”太后问：“他多大了？”回答说：“十五岁了。”触詟说：“虽然年纪小，我还是希望在自己尚未填埋沟壑之前把他托付给您。”太后说：“男人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回答说：“比妇人还要厉害。” 太后说：“妇人尤其不同。”触詟回答说：“老臣私下认为，太后疼爱燕后的程度超过疼爱长安君。”太后说：“您错了，远不如疼爱长安君厉害。”左师公说：“父母疼爱子女，就会替他们作长远打算。您送燕后出嫁时，拉着她的脚后跟替她哭，是想到她将远嫁，也确实哀怜她。她已经出嫁后，您不是不想念她；祭祀时一定为她祝祷，祝祷说：‘一定不要让她回来。’这难道不是替她作长久打算，希望她的子孙世代相继做燕王吗？”太后说：“是的。”左师公说：“从三代以前算起，直到赵国成为赵国，赵王的子孙被封为诸侯的，他们的后代还有在位的吗？”太后说：“没有。”左师公说：“难道不只是赵国的诸侯后代没有在位的吗？”太后说：“老妇没有听说过。”他说：“这些人近的祸及自身，远的祸及子孙。难道人主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只是因为地位尊贵却没有功劳，俸禄优厚却没有劳绩，又拥有太多贵重器物。如今您使长安君地位尊贵，又把肥沃的土地封给他，给他很多贵重器物，却不趁现在让他为国家立功。一旦太后驾崩，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立身？老臣认为您替长安君作的打算太短浅了，所以认为您疼爱他不如疼爱燕后。” 太后说：“好吧，任凭您来安排他。”于是替长安君准备了百辆车，让他到齐国做人质。齐国的军队这才出动。子义听说后说：“人主的儿子，是王室至亲，尚且不能凭借没有功劳的尊贵地位、没有劳绩的俸禄，来守住贵重的金玉器物，何况普通臣子呢？” 楚王采纳群臣的计策，不把土地给齐国【战国防】楚襄王做太子时，在齐国做人质。楚怀王去世，太子向齐王辞行回国。齐王刁难他，说：“给我楚国东部五百里土地，我才让你回去；你不把土地给我，就不能回去。”太子说：“我有老师，请允许我退下去问老师。”老师慎子说：“献出土地，是为了保全自身。吝惜土地而不送出，便会使死去的父亲陷于不义。因此我说献出土地有利。”太子进去，向齐王传达说：“恭敬地献出五百里土地。”齐王便放楚太子回国。太子回国后即位为王。齐国派五十辆车来楚国取东部土地。楚王告诉慎子说：“齐国使者来索取东部土地，怎么办？”慎子说：“大王明天上朝，让群臣都献上自己的计策。”上柱国子良进见楚王说：“寡人能够请求回到先王坟墓所在的国家，使群臣回归、社稷恢复，是因为答应把东部五百里土地给齐国。现在齐国来索取土地，怎么办？”子良说：“大王不能不给。大王亲口以美言答应了强大的万乘之齐国，如果不给，便失去信用，以后就不能用盟约结交诸侯。请先给它，随后再进攻它。给它土地是守信，进攻它是使用武力。我因此说应当给它。”子良出去后，昭常进见楚王说：“齐国使者来索取东部五百里土地，怎么办？”

译昭常说：“不能给。所谓万乘之国，是因为土地广大才称为万乘。如今割去东部五百里，就是割去战国土地的一半；只有万乘的名号，却没有千乘的实际力量。不行。因此我说不要给，请让我守住它。”昭常出去后，景鲤进见楚王说：“齐国使者来索取东部五百里土地，怎么办？”景鲤说：“不能给。虽然如此，楚国也不能独自守住它。大王亲口以美言答应了强大的万乘齐国；如果不给，就在天下背负不义之名，楚国也不能独自守住。请让我向西到秦国求救。”景鲤出去后，慎子进见。楚王把三位大夫的计策告诉慎子说：“子良见我说：‘不能不给，给了以后再进攻。’昭常见我说：‘不能给，请让我守住。’景鲤见我说：‘不能给，虽然如此，楚国不能独自守住，请让我到秦国求救。’寡人应当采用你们三人的哪一个计策？”慎子回答说：“大王应当全都采用。”楚王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慎子说：“请让我实行他们的计策，大王将会看到它们确实都能成立。”楚王派上柱国子良带五十辆车向北行进，把五百里土地献给齐国。派子良出发的第二天，便任命昭常为大司马，命令他前往守卫东部土地。派昭常出发的第二天，又派景鲤带五十辆车向西到秦国求救。楚王说：“好。”于是派子良向北把土地献给齐国。子良出发的第二天，任命昭常为大司马，让他守卫东部土地；又派景鲤向西到秦国求救。子良到了齐国，齐国派人带着铠甲来接收东部土地。昭常对齐国使者说：“我掌管东部土地，将与它同生共死。全国从五尺高的少年到六十三岁的人，共有十多万破旧的铠甲和钝劣的兵器，愿意承受您的威势。”齐王对子良说：“大夫来献土地，如今昭常却守着它，怎么办？”子良说：“臣亲自接受了命令，是我国国君说昭常是在擅自行动。”齐王便要攻打他。齐王大规模发兵进攻东部土地，讨伐昭常。军队还没有越过边境，秦国便以五十万军队逼近齐国西部边境，说：“你们曾经刁难楚太子，不放他回国，是不仁；如今又想夺取楚国东部五百里土地，是不义。你们收起铠甲退兵便罢，否则就等着交战。”齐王害怕了，于是请子良从南路回楚国，请秦国使者从西面来调解，解除齐国的忧患。军队没有投入战斗，东部土地又完整保全了。苏子谈论扣留楚太子【战国防】楚王去世时，太子在齐国做人质。苏子秦对薛公说：“您为什么不扣留楚太子，以此交换楚国东部的土地？”薛公说：“不行。我扣留太子，郢都中另立一个王，那么我就是抱着一个空人质，在天下做不义之事。”苏子秦说：“不是这样。郢都中另立一个王后，您可以对新王说：‘把东部土地给我，我替大王杀掉太子；否则，我将联合三国共同拥立太子。’这样，东部土地一定可以得到。”苏子秦的这番谋划，可以请求薛公实行，可以使楚王赶快献出东部土地，可以使楚国增加割地，可以使楚国忠于太子而进一步献地，可以替楚王送走太子，可以使太子忠于楚王而赶快离开齐国，可以让薛公厌恶苏子秦，可以替苏子秦请求楚国封赏，也可以派人劝说薛公亲善苏子秦，还可以使苏子秦自己向薛公解脱。苏子秦对薛公说：“我听说谋略泄露，事情就没有功效；计策不能决定，名声就不能成就。如今您扣留楚太子，是为了交换东部土地；如果不能很快得到东部土地，楚国的计策就会改变。计策一变，您就是抱着一个空人质，在天下背负坏名声。”薛公说：“好，怎么办？”苏子秦回答：“请让我替您到楚国去，使楚国赶快献出东部土地。” “楚国如果答应，您就不会失败了。”薛公说：“好。”于是派他前往。所以说，可以请求实行这个计策。苏子秦对楚王说：“齐国想拥立太子为王。我观察薛公扣留太子，是为了交换东部土地。如今大王如果不赶快献出东部土地，太子就要背叛大王，把大王所割的土地加倍献给齐国。”楚王说：“谨遵您的命令。”于是献出东部土地。所以说，可以使楚国赶快献地。苏子秦对薛公说：“楚国的形势还可以多割取土地。”薛公说：“怎么办？”苏子秦说：“请把其中的缘故告诉太子，让太子来拜见您，以表现对您的忠诚，使楚王听说后能够增加献地。”所以说，可以使楚国增加割地。苏子秦对太子说：“齐国拥立太子为王，楚王请求割地来留住太子。齐国嫌楚王所割的土地少，太子为什么不把楚王所割的土地加倍献给齐国，以资助齐国？齐国一定会拥立太子。”太子说：“好。”于是把楚王割的土地加倍献给齐国，以求取齐国的支持。楚王听说后害怕了，又增加土地献出，仍然担心事情不能成功。所以说，可以使楚国进一步献地。苏子秦对楚王说：“齐国之所以不断多要土地，是因为挟持太子。如今已经得到土地却还不停索取，是因为太子能够制约大王。因此我能送走太子；太子离开齐国没有可指责的理由，一定不会背叛大王。” “大王于是赶快向强大的齐国表示亲善，结交齐国，齐国一定会听从您的辞说。大王这样做，就是除掉仇敌而得到齐国的交好。”楚王非常高兴，说：“请让我把国家托付给您。”所以说，可以替楚王使太子赶快离开。苏子秦对太子说：“使楚国得到裁断的是楚王；拿空头名声来交换土地的是太子。齐国未必相信太子的话，而楚王的功业已经显现出来了。楚国一旦与齐国结交成功，太子一定危险。太子应当考虑这件事。”太子说：“谨遵您的命令。”于是准备车辆，到了晚上离开齐国。所以说，可以使太子赶快离开。苏子秦派人请求薛公说：“劝您扣留太子的人是苏子秦。苏子秦并不是真心替您谋划，而是为了使楚国获利。他害怕您知道这件事，所以让楚国多割土地来掩盖踪迹。如今劝太子离开的人又是苏子秦，而您却不知道。我私下替您怀疑他。”薛公因此非常愤怒，厌恶苏子秦。所以说，可以派人让薛公厌恶苏子秦。拥立楚太子取代楚王的，是苏子秦；割地并订立盟约的，是苏子秦；对楚王表忠心、送走太子的，也是苏子秦。如今有人在薛公身边诋毁苏子秦，说他薄待齐国而厚待楚国。请大王知道这件事。”楚王说：“谨遵您的命令。”于是封苏子秦为武贞君。所以说，可以替苏子秦请求楚国封赏。又派景鲤请求薛公说：“您之所以在天下受人尊重，是因为能够得到天下贤士，从而掌握齐国的权势。如今苏子秦是天下善于辞辩的人，世上很少有这样的人。您如果不善待苏子秦，就是封闭天下贤士，使游说之路不利。那些不善待您的人，将要拥护苏子秦，这样您的事情就危险了。如今苏子秦受到楚王的善待，而您不及早亲近他，就是同楚国结成仇敌。因此您不如趁机亲近他，使他尊贵而受到重视；这样，您就等于拥有楚国了。”薛公于是善待苏子秦。所以说，可以替苏子秦劝说薛公，使薛公善待苏子秦。鲁仲连责备新垣衍【史记】

译赵孝成王时，秦王派白起击败赵国长平的军队，前后杀了四十多万人。秦军于是向东包围邯郸。赵王害怕，诸侯的救兵没有谁敢攻击秦军。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救赵，晋鄙畏惧秦国，停在荡阴不再前进。魏王派客将军新垣衍秘密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秦国之所以急切地包围赵国，是因为以前同齐湣王争强，想称帝，后来又放弃了帝号。如今齐湣王已经更加衰弱，现在只有秦国雄踞天下。这并不一定是贪图邯郸，而是想重新谋求称帝。赵国如果真派使者尊奉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高兴，就会撤兵离去。”平原君犹豫不决。这时鲁仲连正好游历赵国，防备秦国包围赵国，听说魏国将领想让赵国尊秦王为帝，便拜见平原君说：“事情将怎么办？”平原君说：“我赵胜哪里敢谈论国事？以前在外面损失了四十万军队，如今秦军又在国内包围邯郸而不能退去。魏王派客将军新垣衍让赵国尊秦为帝，如今他本人就在这里，我赵胜哪里敢谈论国事？”鲁仲连说：“我起初以为您是天下贤明的公子，现在才知道您不是天下贤明的公子。魏国来的客人新垣衍在哪里？” “请允许我替您责备他，让他回去。”平原君说：“请让我为您作介绍，把您引见给他。”平原君于是拜见新垣衍说：“东方有位鲁仲连先生，如今他正在这里，请让我替您们作介绍，使您同将军结交。”新垣衍说：“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的高士。我是臣下，出使有职务在身，不愿拜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说：“我已经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了。”新垣衍答应了。鲁仲连见到新垣衍后默不作声。新垣衍说：“我看住在这座被围城中的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如今我看先生的容貌，似乎不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为什么长久住在这座被围的城中而不离开？”鲁仲连说：“世人认为鲍焦是因为无处称颂而死，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众人不了解他，他只是为了自身而死。秦国是抛弃礼义、崇尚斩首计功的国家，用权术驱使士人，把百姓当俘虏役使。秦国如果放肆地称帝，进而用帝王之道治理天下，那么我鲁仲连就要跳入东海而死。我不忍心做秦国的百姓。我来见将军，是想借此帮助赵国。”新垣衍说：“先生准备怎样帮助赵国？”鲁仲连说：“我将让魏国和燕国帮助赵国，齐国和楚国本来就已经在帮助赵国了。” 新垣衍说：“燕国，我可以请求它跟从；至于魏国，我本来就是魏国人，先生怎么能使魏国帮助赵国？”鲁仲连说：“魏国还没有看见秦国称帝的祸害，所以才这样。假如让魏国看见秦国称帝的祸害，它一定会帮助赵国。”新垣衍说：“秦国称帝有什么祸害？”鲁仲连说：“从前齐威王曾经实行仁义，率领天下诸侯朝见周天子。周国贫穷而衰微，诸侯没有来朝见，只有齐国独自来朝。过了一年多，周烈王去世，齐国后来才来，周王愤怒地把讣告送到齐国，说：‘天塌地裂，天子离开席位，东方藩臣田婴齐如果最后才到，就要杀掉。’齐威王勃然大怒说：‘呸，你这个母婢！’最终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天子活着时来朝见，死了却斥骂他，确实是不忍接受他的索求。连天子尚且如此，他的灭亡当然不值得奇怪。”新垣衍说：“先生难道没有见过仆人吗？十个人跟随一个人，难道是力量不如他、智慧不如他吗？是因为害怕他。”鲁仲连说：“唉！魏国同秦国相比，难道像仆人一样吗？”新垣衍说：“是的。”鲁仲连说：“我将让秦王把魏王烹煮成肉酱。”新垣衍不高兴地说：“唉呀！先生的话也太过分了。先生又怎么能让秦王把魏王烹煮成肉酱呢？” 鲁仲连说：“当然可以，我将告诉您。过去九侯、鄂侯、文王，是纣王的三公。九侯有一个女儿，长得美，把她献给纣王；纣王认为她不好，就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为九侯争辩，强力争论而触怒纣王，所以被制成肉干。文王听到这件事，叹息不已，因此被囚禁在羑里监狱，纣王想让他被关一百天而死。他们为什么同别人一起都称王，最终却走到被制成肉干和肉酱的境地？齐湣王将要去鲁国，夷维子作为掌管车盖的人跟随他，问鲁国人说：‘你们将怎样接待我国君王？’鲁国人说：‘我们将用十只太牢来接待贵国君王。’夷维子说：‘你们从哪里学来这种礼节来接待我国君王？我们的君王是天子。天子巡视诸侯，诸侯要避开正屋，献出钥匙，代天子整理坐席、捧来凭几，在堂下观察饮食。天子吃完以后，才退下去听理朝政。’鲁国人把钥匙扔掉，不肯交纳，齐湣王不能进入鲁国，便准备前往薛国，借道邹国。当时邹君去世，齐湣王想进入邹国吊丧，夷维子对邹君的继承人说：‘天子来吊丧，主人必须把棺材加倍抬高，在南方设立面向北的座位，然后天子面向南方吊丧。’邹国群臣说：‘一定要这样，我们就伏剑而死。’因此齐湣王也不敢进入邹国。邹、鲁两国的臣子，活着时不能奉养天子，死后也不能赠送助丧财物，却还想在邹、鲁实行天子的礼仪。” 邹、鲁两国的臣子最终没有接纳齐湣王。如今秦国是万乘之国，魏国也是万乘之国；双方都占有万乘之国，各自都有称王的名号，只看见秦国一战取胜，就想跟从它尊它为帝，这就等于使三晋的大臣还不如邹、鲁的仆妾。况且秦国如果不停地称帝，就将改变诸侯的大臣，夺取它认为不贤的人所拥有的职位而交给它认为贤能的人，夺取它所憎恶者的妻妾而交给它所喜爱的人；它还将让自己的子女、受宠的妾充当诸侯的妃嫔，住进魏国的宫殿，魏王怎么能安然自得地了事？将军又凭什么保住过去的宠幸呢？”于是新垣衍站起来，拜了两拜谢罪说：“起初我以为先生是个平庸的人，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的贤士！请让我出去，再也不敢说尊秦为帝了。” 蔡泽劝说应侯辞去相位【史记】

译蔡泽听说应侯任用的郑安平、王稽都在秦国犯有重罪，应侯内心惭愧。蔡泽于是向西进入秦国，将要拜见秦昭王，便派人扬言来激怒应侯说：“燕国来的客人蔡泽，是天下杰出豪俊、宏辩而有智慧的人。他一旦见到秦王，秦王一定会使您困窘，夺走您的相位。”应侯听说后说：“五帝三代的事情、百家的学说，我都已经知道；众人的辩说，我也都能驳倒。他怎么能使我困窘而夺走我的相位呢？”于是派人召蔡泽。蔡泽进来，只向应侯作了一揖。应侯本来就不高兴，见到他后又表现得傲慢。应侯便责问他说：“您常常扬言要取代我做秦国的相国，难道有这回事吗？”蔡泽回答：“是的。”应侯说：“请让我听听您的说法。”蔡泽说：“唉！您为什么见识得这样晚呢？四时有次序，功业成就的人就应当离去。人生来四肢百体坚实强健，手脚便利，耳聪目明，心地圣明智慧，这难道不是士人的愿望吗？”应侯说：“是。”蔡泽说：“本性仁厚、秉持义理，推行正道、施行恩德，在天下取得志向，天下人怀着快乐，敬爱而尊崇仰慕他，都愿意拥戴他做君王，这难道不是有辩才和智慧的人所期待的吗？”应侯说：“是。”蔡泽又说：“富贵显赫荣耀，治理万物使各得其所，使人的性命长寿，终享天年而不夭折受伤；天下人继承他的传统，守护他的事业，传承不止；名声和实际都纯正完美，恩泽流布千里，世世代代称颂而不断，同天地一样长久，这难道不是道德的征验、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 应侯说：“是。”蔡泽说：“像秦国的商君、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种，他们最后的结局也值得羡慕吗？”应侯知道蔡泽想使自己困窘，却故意用辩说应付道：“为什么不值得呢？公孙鞅侍奉秦孝公，竭尽自身而没有二心，一心为公而不顾私利；设置刀锯般严酷的刑法来禁止奸邪，严格实行赏罚以达到治理；剖露内心表明真情，承受怨恨责难，欺负旧日朋友，夺取魏公子的相印，安定秦国社稷，造福百姓，最后成为秦国的禽将，击破敌人，扩张土地千里。吴起侍奉楚悼王，使私事不能损害公事，谗言不能蒙蔽忠臣，言语不苟且迎合，行为不苟且取容，不因危险而改变操守，实行义行而不躲避困难，终于使楚国成为霸王之国、强国，却不逃避灾祸。大夫种侍奉越王，即使君主困窘受辱，也完全尽忠而不懈怠；即使君主濒临灭亡，也竭尽才能而不离开；成功后不自夸，显贵富有后不骄傲懈怠。像这三个人，确实是义的最高境界、忠的典范。因此君子为义而死、为难而死，把死看得如同归家；活着受辱不如死后荣耀。士人本来就有牺牲自身来成就名声的，只要合乎义，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为什么不值得羡慕呢？”蔡泽说：“君主圣明、臣子贤能，是天下最大的福分。” 君主明察、臣子正直，是国家的福分；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守信、妻子贞洁，是家庭的福分。因此比干忠诚却不能保全殷，伍子胥有智慧却不能保全吴国，申生孝顺而晋国仍然动乱。这些都是有忠臣孝子而国家却灭亡动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明君贤父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天下人把他们的君父看作可耻的对象，却怜惜他们的臣子和儿子。如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作为臣子，正是这样；他们的君主却不是明君。因此世人称说三人建立功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德誉，难道是仰慕生不逢时而死吗？如果一定要等到死后才能树立忠诚、成就名声，那么微子就不够仁，孔子就不够圣，管仲就不够伟大了。人建立功业，难道不希望功名和自身都保全吗？自身和名声都保全，是上等；名声可以成为后世法则而自身死去，是次等；名声处于耻辱之中而自身保全，是下等。”这时应侯称赞说好。蔡泽稍稍得到机会，便说：“商君、吴起、大夫种作为臣子尽忠而建立功业，确实值得羡慕。闳夭侍奉文王，周公辅佐成王，难道不也是忠诚而圣明吗？从君臣关系来看，商君、吴起、大夫种值得羡慕，和闳夭、周公旦相比，谁更值得羡慕呢？”应侯说：“商君、吴起、大夫种比不上他们。” 蔡泽说：“既然如此，那么您的君主慈爱仁厚、任用忠臣，厚道诚实而念旧，与贤能有道之士亲密得如同胶漆，不背弃有功之臣；他同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相比，怎么样呢？”应侯说：“不知道怎样。”蔡泽说：“如今您的君主亲近忠臣，还不如秦孝公、楚悼王、越王。您设置谋略和智慧，使君主能够安定而免除危难，整治政治、平定混乱，强化军队、排除祸患，克服困难、扩张土地，种植谷物、使国家富足，使家室充足、君主强大，使社稷尊贵、宗庙显赫，天下没有谁敢欺凌侵犯您的君主。君主的威势震动海内，功业彰显于万里之外，声名光辉流传千世。您同商君、吴起、大夫种相比，怎么样？”应侯说：“比不上。”蔡泽说：“如今您的君主亲近忠臣、念念不忘旧臣，还不如孝公、悼王、勾践；而您的功绩、受宠信和亲幸，也不如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您的禄位尊贵显盛，私家的财富超过三人，而您还不退位，恐怕遭受的祸患会比三人更严重，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俗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移，月亮满了就会亏缺，事物盛极就会衰败，这是天地的常理。进退、盈缩都随时势变化，是圣人的常道。因此国家有道就出仕，国家无道就隐退。” 圣人说：“飞龙在天，利于会见大人。”不合乎义而得到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如今您的怨仇已经报了，恩德也已经报答了，心愿已经达到极点，却还不改变打算，我私下认为您这样做不可取。况且翠鸟、鹄鸟、犀牛、大象，它们所处的形势并不是不能远离死亡，只是它们之所以死，是被诱饵迷惑了。苏秦、智伯的智慧，并不是不足以避开耻辱、远离死亡，只是他们之所以死，是被贪图利益而不知停止所迷惑。因此圣人制定礼法来节制欲望，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有一定限度，役使百姓要合乎时令，使用财物要有止境；所以心志不过分，行为不骄纵，常常与道相合而不迷失，因此天下人归附他而不断绝。从前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到了葵丘会盟时产生骄傲自满的念头，九国便背叛了他。吴王夫差的军队无敌于天下，凭勇猛强盛而轻视诸侯，凌辱齐国和晋国，所以最终杀身亡国。夏育、太史激大声叱喝，能使三军惊骇，然而自身却死在普通人手里。这些都是乘着极盛而不回头，不安守道理、不能退居卑下而处于俭约境地所造成的祸患。商君为秦孝公明确法令，禁止奸邪的根本，尊贵爵位一定奖赏，有罪一定惩罚；平定权衡，校正度量，调节轻重，拆除田间阡陌，使百姓的产业安定而统一风俗；鼓励百姓耕种，利用土地，一家专心一事，努力耕田、积蓄粮食，学习战阵之事。因此军队出动就扩张土地，军队休息就国家富足，秦国于是无敌于天下，树立对诸侯的威势，成就秦国的事业。”

译功业已经成就，商君最终却被车裂。楚国土地纵横数千里，拥有百万军队；白起率领数万军队同楚国交战，一战夺取鄢、郢，焚烧夷陵；第二战向南兼并蜀、汉，又越过韩、魏攻打强大的赵国，向北在马服坑杀赵军，在长平之下诛杀屠戮四十多万人，血流成河，哭声如雷，最终进入邯郸包围赵国，使秦国拥有称帝的功业。楚国、赵国是天下的强国，也是秦国的仇敌。此后，楚、赵都震慑屈服，不敢攻打秦国，这是白起造成的威势。他亲自攻取的有七十多座城，功业已经成就，最终却在杜邮被赐剑自杀。吴起为楚悼王建立法令，降低削弱大臣的威势和权重，罢免无能之人，废除无用之职，削减不急需的官职，堵塞私门请托，统一楚国风俗，禁止游说之民，精练耕战之士；向南收取扬越，向北兼并陈、蔡；破坏合纵连横，使游说之士无法张口；禁止朋党以整肃百姓，安定楚国政治，军威震动天下，威势使诸侯服从。功业已经成就，最终却被肢解。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虑，免除会稽的危难，使国家由亡转存、由受辱转为荣耀；开垦荒地、建设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率领四方之士，集中上下的力量，辅佐贤明的勾践，报复夫差的仇恨，最终擒获强大的吴国，使越国成就霸业。” 功业已经显著而且得到信任，勾践最终却背弃他并杀死了他。这四个人，功业成就后不离去，祸患便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取得信任却不能屈退，前进以后不能返回。范蠡知道这一点，超然脱离世俗，避世而去，长久成为陶朱公。您难道没有看过下棋的人吗？有的人想要大举投入，有的人想要分取功劳，这些都是您明白知道的。如今您担任秦国相国，谋划不离开席位，计策不出朝廷，坐在那里制服诸侯；恩惠施及三川，使宜阳充实，攻破羊肠的险要，堵塞太行山的道路，又砍断范氏、中行氏的道路，使六国不能合纵。栈道延绵千里，通往蜀、汉，使天下都畏惧秦国，秦国的愿望已经实现，您的功业已经达到极点。这也是秦国分配功劳的时候。像这样还不退位，就会成为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那样的人。我听说：以水为镜可以看见自己的面容，以人为镜可以知道吉凶祸福。《尚书》说：‘功业成就以后，不可长久处在那个位置。’四人的祸患，您将置身于哪一种呢？您为什么不趁现在交还相印，让贤能的人接替您？退居山岩、临川观览，一定会有伯夷那样的廉洁。长久做应侯，世世代代被称为孤高之士，又有许由、延陵季子的谦让，享有乔松一样的长寿，哪比得上最终因祸而死呢？” 如果您继续处在现在的位置，将会怎样呢？忍耐而不能自行离开，疑虑而不能自己决定，一定会遭受那四个人的祸患。《易经》说：‘亢龙有悔。’这是说身居高位却不能下来，取得信任却不能屈退，前进以后不能自己返回。希望您仔细考虑。应侯说：“好。我听说有欲望却不知道停止，就会失去原来想得到的东西；拥有东西却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原来拥有的东西。先生幸亏教导我，睢恭敬地接受您的命令。” 《文编》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二 明代唐顺之编 《秋水》【《庄子》】秋天的洪水按时到来，众多河流灌注黄河，黄河水流如此盛大，两岸和沙洲、山崖之间，连牛和马都分辨不清。于是河伯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一切美好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他顺着水流向东行进，到了北海，面向东方望去，看不见水的尽头。于是河伯才转过脸来，面对着海神若，仰望大海叹息说：“俗语有这样的话：‘听到的道理很多，就以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说的就是我啊！况且我曾听说有人认为仲尼的见闻少、伯夷的义行轻，起初我不相信。如今我看见您的广大无边，如果不是来到您的门前，我就危险了。我将长久被有大道的人所讥笑。”北海若说：“井里的青蛙不能同它谈论大海，是因为受居处的限制；夏天的虫不能同它谈论冰，是因为受时令的限制；见识浅陋的人不能同他谈论大道，是因为受教条的束缚。如今你走出河岸和水边，观看了大海，才知道自己的鄙陋；这样就可以同你谈论大道理了。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万条河流都归入其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却不会盈满；尾闾排泄海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却不会枯竭。春秋四时不改变，水旱也不能使它有所知觉。它超过江河的水流，无法计算数量。可是我从未因此自满，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形体同天地并列，从阴阳那里承受气。” “我处在天地之间，就像小石块、小树木处在大山中一样。正因为知道自己所见甚少，又凭什么自我夸大？计算四海在天地之间的位置，不就像小洞在大泽中吗？计算中原在四海之内的位置，不就像一粒稊米在大粮仓中吗？列举万物的数量，把人称为万人，而人只占其中一分。九州的人口，依靠谷物生长，舟车才能通行，人也只占其中一分。人同万物相比，不就像马身上的一根毫毛吗？五帝相继的事业，三王争夺的天下，仁人忧虑的事情，有能力的人操劳的事业，全都不过如此。伯夷辞让天下以求名，仲尼谈论天下以显示博大，这就是自我夸大，不像你先前因水而自我夸大吗？”河伯说：“既然如此，那么我把天地看作大，把毫毛看作小，可以吗？”北海若说：“不可以。事物的大小没有穷尽，时间没有终止，分际没有固定，终始没有常规。因此大智慧的人观察远近，所以小的不会因此减少，大的不会因此增多；知道度量没有穷尽，能够验证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远大的不使他困闷，近小的也不使他踮足趋求；知道时间没有终止，明察盈亏，所以得到不欢喜，失去不忧愁；知道分际没有固定。明白坦荡的大道，所以生不以为喜，死不以为祸，知道终始不能固定。” “计算人的知识，总不如他所不知道的多；计算他出生以后的时间，也不如未出生以前的时间长。用最小的范围去求尽最大的领域，所以迷乱而不能自得。由此看来，又怎么知道毫毛足以确定最细小的界限？又怎么知道天地足以穷尽最大的领域？”河伯说：“世上的议论者都说，最精微的东西没有形状，最大的东西不可围量，这确实是实情吗？”北海若说：“从细小处看大的事物，看不完全；从大的事物看细小的事物，又看不清楚。精微是小的界限，广大是大的内部，因此各有不同的便利，这是形势造成的。精细和粗大，是对有形之物而言的；没有形状的东西，是数量不能分辨的；不可围量的东西，是数量不能穷尽的。可以用言语论说的，是事物的粗略方面；可以用心意体会的，是事物的精微方面。言语不能论说、心意不能观察体会的，就不能再以精粗来区分。因此大人的行为，不超出于不伤害人，也不以施加仁恩为多；行动不专为谋利，不轻视门隶和财货，也不争夺；不把辞让的事情看得太重，不凭借别人；不以靠体力多吃为可贵，也不轻视贪污；行为不同于世俗，却不以怪异自多；做事在于随从众人，也不轻视谄媚。世间的爵禄不足以劝诱他，刑戮和耻辱不足以使他感到羞辱。” “知道是非不能绝对区分，精细和广大不能确定界限。我听说：‘得道的人不以声闻自居，最高的德行不自以为有所得，大人没有自我，这是约束分际的最高境界。’”河伯说：“那么，在万物之外和万物之内，到哪里去确定贵贱？到哪里去确定大小？”北海若说：“从道来看，万物没有贵贱；从万物各自来看，都自以为尊贵而轻视别物；从世俗来看，贵贱不在事物自身；从差别来看，依据某物所大的方面把它看大，那么万物没有不大的；依据某物所小的方面把它看小，那么万物没有不小的。知道天地可以看作一粒稊米，也知道毫毛可以看作丘山，那么差别的数量就显现了。从功用来看，依据万物所拥有的方面承认其拥有，那么万物没有不具有功用；依据万物所没有的方面否定其功用，那么万物没有不无用。知道东西方向相反却不能互相取消，那么功用的分际就确定了。从意趣来看，依据某物认为是这样便承认它是这样，那么万物没有不是这样；依据某物认为不是这样便否定它，那么万物没有不是非这样。知道尧和桀各自以为自然、彼此相非，那么意趣和操守的差别就显现了。从前尧、舜辞让而成为帝王，之哙辞让而灭亡，商汤、周武王争夺而称王，白公争夺而灭亡。由此看来，争夺和谦让的礼法，尧和桀的行为，贵贱都有一定时势，不能作为永恒不变的准则。” “大木可以用来冲撞城墙，却不能堵塞洞穴，这是说器物各有不同；骐、骥、骅、骝一天能奔驰千里，捕捉老鼠却不如狸和野猫，这是说技能各有不同；鸱鸮在夜里能抓取跳蚤、看清毫毛，白天却睁大眼睛也看不见山丘，这是说本性各有不同。因此有人说：‘难道只以自己的标准为是而没有非，只以治理为是而没有混乱吗？’这就是没有明白天地的道理和万物的实情。这如同只取法天而没有地，只取法阴而没有阳，其不可行是明摆着的，可是还要不断谈论而不放弃，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帝王的禅让各不相同，三代的继承方式各不相同；违背时势、逆着风俗的，叫作篡夺；适合当时、顺应风俗的，叫作义。你们这些人沉默不语，河伯哪里知道贵贱的门径、大小的家数呢？”河伯说：“既然如此，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辞让、接受、趋进、退处，我最终该怎么办？”北海若说：“从道来看，有什么贵，有什么贱？这叫作反复推衍；不受拘束而自守心志，便同大道相违。有什么少，有什么多？这叫作推谢施与；不执着于一端而行事，便同大道参差。严肃庄重啊，如同国家有君主，却没有私人的恩德；从容广大啊，如同祭祀有土神，却没有私人的福佑。广泛无边啊，如同四方没有穷尽，没有边界；兼容万物，又有谁能不受它护持呢？”

译这就叫作没有固定的方法。万物本来平等，哪里有短、哪里有长呢？道没有终点和起点，万物却有死有生，并不倚仗自己的成就。一时空虚，一时充实，并不固定在某种形态上。年岁不能举起，时光不能停留；消长盈虚，终结之后又开始。这就是用来说明大道的原则、讨论万物规律的话。万物的产生，有时像骤然发生，有时像奔驰而来；没有什么运动而不变化，也没有什么时刻而不迁移。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又不这样做？万物本来就将自行变化。”河伯说：“既然如此，那么道有什么可贵的呢？”北海若说：“懂得道的人一定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一定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不会让外物伤害自己。具有最高道德的人，火不能使他感到灼热，水不能使他溺死，寒暑不能伤害他，禽兽不能侵害他；这并不是说他轻视这些东西，而是说他能察知安危，安于祸福，对于进退取舍谨慎周全，因此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所以说：天在内，人处外；德在于顺应天性。懂得天与人的运行，以天性为根本，处在所得的位置上，随着进退屈伸，返回根本而达到言语的极致。”河伯说：“什么叫天？什么叫人？”北海若说：“牛马有四条腿，这叫作天性；给马套上络头，给牛穿上鼻绳，这叫作人为。所以说：不要用人为毁灭天性，不要用故意作为毁灭本性，不要为了取得名声而牺牲生命；谨慎守护本真而不丧失，这就叫返回真实。” 夔怜悯蚿，蚿怜悯蛇，蛇怜悯风，风怜悯眼睛，眼睛怜悯心。夔对蚿说：“我凭一只脚跳跃前行，就没有谁能胜过我了。如今你驱使万只脚，究竟怎么办呢？”蚿说：“不是这样。你没有见过吐唾沫吗？一喷出来，大的像珠子，小的像雾，纷纷落下，数也数不清。如今我只是发动自己的天机，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蚿对蛇说：“我凭许多脚行走，却赶不上你没有脚，为什么呢？”蛇说：“天机发动起来，哪里能够改变呢？我还要脚做什么？”蛇对风说：“我扭动脊背和两胁来行走，看起来还有所凭借。如今你蓬蓬勃勃地从北海兴起，又蓬蓬勃勃地进入南海，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凭借，这是为什么呢？”风说：“确实，我蓬蓬勃勃地从北海兴起而进入南海。然而用手指指我，胜过我；夔指我，我也胜过它。我虽然如此，可是折断大树、吹飞大屋，只有我能够做到。所以，把许多小的不能胜过我的地方合起来，便成了最大的胜利。能够取得这种大胜，只有圣人做得到。孔子游历到匡地，宋国人把他包围了好几层，他却不停地弹琴唱歌。子路进来见他，说：‘先生为什么这样快乐？’孔子说：‘来，我告诉你：我避免困穷已经很久了，却仍不能逃脱命运。我求得通达也已经很久了，却一直没有遇到时机。处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困穷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求通达的智慧；处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种智慧。只是时势恰好如此。水上行走而不躲避蛟龙，是渔父的勇气；陆地行走而不躲避兕、虎，是猎人的勇气；刀刃交错在眼前，把死看得像生一样，是烈士的勇气；知道困穷有命运，知道通达有时机，面对大难而不恐惧，是圣人的勇气。’”孔子于是安处其中，因为知道自己的命运有所制约。没有多久，带甲的军官上前致歉说：“原以为您是阳虎，所以包围了您；现在知道不是，请允许我们告辞退去。”公孙龙问魏牟说：“我年轻时学习先王之道，长大后明白仁义的实践，辨合同与差异，分析坚硬与白色，论证不然为然、不可为可，使百家之智陷入困境，使众人的辩说无从发挥。我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最高的通达。如今听到庄子的言论，茫然地觉得十分奇异，不知道是我的论辩赶不上他，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现在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冒昧请问其中的道理。”公子牟伏在案几上长叹，仰天大笑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井里的青蛙吗？它对东海的鳖说：‘我快乐得很，可以在井栏上跳跃嬉戏，进入破砖井壁的边沿休息。跳进水里，就能用水托住腋下、支撑下巴；踩进泥里，泥只淹到脚，甚至不到脚背。回头看看虷、蟹和蝌蚪，没有谁能像我这样自在。况且我独占一条沟的水，跨在浅井里享受这种快乐，这已经是最高的境界了。您为什么不趁早来这里看看呢？’东海的鳖左脚还没有踏进去，右膝已经被井口卡住了。于是慢慢退回去，告诉它大海的情形说：‘千里之遥，不足以举出它的广大；千仞之高，也不足以穷尽它的深度。禹的时代，十年中有九年水灾，海水却没有因此增加；汤的时代，八年中有七年旱灾，海岸也没有因此减少。它不因时间长短而推移，也不因水量多少而增减，这就是东海最大的快乐。’井蛙听了，惊讶失意，茫然若失。况且连是非的边界都还不知道，却想观察庄子的话，这就像让蚊子背负大山，让商蚷奔驰过河，必然不能胜任。况且不知道极其精妙的言论，却只满足于一时的利益，这不是井蛙一类吗？再说，庄子正踩着黄泉而登上大皇，无所谓南北，开阔明朗；四方沉沦于不可测之境，无所谓东西，从玄冥开始，又返回大通。你却拘谨地寻求它，用考察和推求来分析，这简直就是用竹管窥视天空、用锥子指点大地，不也太狭小了吗？你走吧！你难道没有听说寿陵的少年到邯郸学习走路，尚未学会邯郸的步法，却把原来的走法也丢掉了，只好爬着回去吗？现在你若不离开，将会忘掉你原来的本领，丧失你原有的学业。”公孙龙张着嘴合不拢，舌头抬起放不下来，于是逃跑了。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先去拜访，说：“希望把国内的政务劳烦先生了。”庄子拿着钓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岁了，楚王用巾帛包着它、装在竹箱里，收藏在宗庙之上。这只龟，是愿意死去留下骨头而享受尊贵呢，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中爬行呢？”两位大夫说：“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中爬行。”庄子说：“走吧！我将要拖着尾巴在泥水中爬行。”惠子在梁国做相，庄子前去看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了，是想取代你做相。”惠子于是害怕，在国都搜查了三天三夜。庄子前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雏，你知道吗？鹓雏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非梧桐树不栖息，非练实不吃，非醴泉不饮。这时鸱得到一只腐鼠，鹓雏从它上面飞过，鸱抬头看着它说：‘吓！’如今你也想拿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鯈鱼悠然自得地游出来，这就是鱼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是完全确定的。”庄子说：“请从话题的根本说起。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既然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的。” 难一【韩非子】

译晋文公将要同楚国交战，召见舅犯问道：“我将要同楚国交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该怎么办？”舅犯回答：“我听说，繁文礼节对君子来说不嫌多；在战阵之间，忠信也不妨采用欺诈。君主只管欺骗他们就是了。”文公辞别舅犯，又召见雍季问道：“我将要同楚国交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该怎么办？”雍季回答：“焚烧树林来打猎，暂时捕获许多野兽，后来必然没有野兽可捕；用欺诈对待人民，暂时取得一点利益，后来必然再也没有这种利益。”文公说：“好。”辞别雍季后，采用舅犯的谋略同楚国交战，战胜了楚军。回国后行赏，先赏雍季，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之战，谋略出自舅犯；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排在后面，可以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舅犯说的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雍季说的是万世的利益。”孔子听说后说：“文公能够成就霸业，确实应该如此！他既知道一时的权宜，也知道万世的利益。”有人说：“雍季的回答不切合文公所问。凡是回答问题，都应根据问题作答，要按照事情大小缓急来回答。所问高远重大，却用卑下狭小的道理回答，明君是不会接受的。” 如今文公问的是以少数兵力对抗多数，雍季却回答‘以后一定不再有’，这不是用来回应问题的说法。况且文公既不知道一时的权宜，也不知道万世的利益。交战而获胜，国家就安定，自己就稳固，军队强大而威势树立；即使以后再没有这种利益，也没有什么能大过眼前这一万世之利，哪里还担心它不能到来？交战而不胜，国家灭亡，军队削弱，自己死亡，声名断绝；即使能够拒绝今天的死亡，也来不及安定，哪里有空闲等待万世的利益？等待万世的利益，要以今天的胜利为基础；今天的胜利，要靠欺骗敌人取得；欺骗敌人，本身就是万世的利益。所以说，雍季的回答不切合文公所问。”而且文公又不懂舅犯的话。舅犯所谓“不嫌欺诈”，不是说欺骗自己的人民，而是说欺骗敌人。敌人就是所要征伐的国家，即使后来不再有这种利益，又有什么妨害呢？文公先赏雍季，是因为他的功劳吗？那么，战胜楚国、击破楚军的，是舅犯的谋略。是因为他的言论好吗？雍季只是说以后不再有这种利益，这还算不上善言；舅犯却把这些都兼备了。舅犯说：“繁文礼节，君子不嫌多；所谓忠信，是因为忠可以爱护臣下，信可以不欺骗人民。既然已经做到爱护而又不欺骗，还有什么言论比这更好呢？但一定要说用欺诈虚伪，那只是军队作战的计谋。”舅犯前面有善言，后来又有战胜的功劳，因此舅犯有两项功劳，而雍季后来被论定为一项功劳也没有，却反而先受赏。文公成就霸业，不也是应当的吗？孔子并不懂得正确地赏赐。管仲病重，桓公前去探问，说：“仲父病了，如果不幸去世，在我的生命将要终结之际，您将有什么话告诉寡人？”管仲说：“臣下本来不应当议论君主，所以将要来告诫您。希望君主除掉竖刁，罢免易牙，疏远卫公子开方。易牙替君主调味，君主只未曾尝过人肉，易牙就把自己的长子蒸熟献给君主。人的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如今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怎么能爱君主？君主嫉妒而又喜好女色，竖刁自行阉割来管理后宫。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身的；连自身都不爱惜，怎么能爱君主？开方侍奉君主十五年，从齐国到卫国之间不过几天路程，却长期抛弃母亲，做官后也不回去。他连母亲都不爱，怎么能爱君主？我听说：矫饰虚伪不能长久，掩盖虚假不能持久。希望君主除掉这三个人。”管仲最终去世，桓公却没有照办。等到桓公去世，尸体生了蛆也没有下葬。有人说：管仲用来告诫桓公的话，并不是有法度之人的言论。他主张除掉竖刁、易牙，是因为他们不爱惜自身而迎合君主的欲望。他说：“不爱惜自身，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中有竭尽死力为君主效劳的人，管仲也要不用吗？又说：“不爱惜自己的死亡，怎么能爱君主？”这就是要抛弃忠臣。况且以一个人不爱惜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就等于以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他不会为桓公而死。这样看来，管仲自己也在应当被除掉的范围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设法满足人民的欲望来取得他们的功劳，于是设置爵禄来勉励他们；设法针对人民所厌恶的事来禁止奸邪，于是制定刑罚来威慑他们。庆赏确实兑现，刑罚必然执行，所以君主能让臣下建立功劳，奸邪也不能在君主那里得逞。即使有竖刁，他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竭尽死力来同君主交易，君主用爵禄来同臣下交易。君臣之间并不是父子般的亲情，而是计量利害的关系。君主有道，臣下就竭力而奸邪不生；君主无道，臣下就会上下欺塞。君主昏暗，臣下便各自形成私党。管仲没有把这些法度和权术讲明给桓公，只叫他除掉竖刁；除掉一个竖刁，又会有另一个竖刁出现，这不是断绝奸邪的办法。而且桓公之所以身死、尸体生蛆而不下葬，是因为臣下权势过重。臣下权势过重的实质，就是专擅君主的权力。有专擅君主权力的臣下，君主的命令就不能贯彻到底，臣下的实情也不能向上通达。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隔绝君臣之间，使善恶成败不能被听见，祸福不能相通，所以才有尸体不能下葬的祸患。明君的原则是：一个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个官职不兼管多种事务；卑贱的人不必等待尊贵者推荐就能进用，大臣也不必通过君主身边的人才能被召见。百官职务修治而上下通达，群臣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有赏赐时，君主亲自看见他的功劳；有惩罚时，君主知道他的罪过。对臣下的考察了解不在事前被歪曲，赏罚也不在事后被蒙蔽，哪里会有尸体不能下葬的祸患？管仲没有把这些话向桓公讲明，只叫他除掉三个人，所以说管仲没有法度。” 靡笄之战中，韩献子准备杀一个人，郄献子听说后，驾车前去营救；等他到达时，那人已经被杀了。郄子于是说：“为什么不让我殉死呢？”他的仆人说：“您先前不是要来救他吗？”郄子说：“我难道敢不替他分担杀人的恶名吗？”有人说：“郄子的这句话不可不仔细考察。那不是分担恶名，而是韩献子所杀的人。如果是罪犯，就不能救；救罪犯，法律就会败坏。法律败坏，国家就会混乱。如果不是罪犯，就应当劝韩献子殉死。劝他殉死，就是加重无罪者的负担；加重无罪者的负担，是人民产生怨恨的原因。人民怨恨，国家就危险。郄子的话，不是使国家危险，就是使国家混乱，不可不察。况且韩献子所杀的人如果是罪犯，郄子有什么可分担的呢？如果不是罪犯，韩献子已经杀了他，郄子才到达。这样，韩献子的恶名已经形成，而郄子又来迟了。郄子说‘让他殉死不足以分担杀人的恶名，反而又产生让他殉死的恶名’，这怎么能说是分担恶名呢？从前纣王设置炮烙，崇侯、恶来又说‘砍断涉水者的小腿’，这对纣王的恶名有什么分担呢？况且人民对上面的期望非常大，韩献子不能做到，还希望郄子能够做到。如今郄子也不能做到，人民就完全对上面绝望了。”

译所以说，郄子的话不是分担恶名，而是增加恶名。况且郄子前去营救罪人，是认为韩献子做得不对；他不说明韩献子为什么不对，却反而劝他殉死，这是使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既使下面的人民对上面绝望，又使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仍然看不出郄子有什么分担恶名的道理。韩宣王问樛留：“我想同时任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从前魏国同时任用楼翟，丧失了西河；楚国同时任用昭、景两族，丧失了鄢郢。如今君主同时任用公仲和公叔，他们一定会争夺政事、向外结交势力，那么国家必然忧患不断。”有人说：“从前齐桓公同时任用管仲和鲍叔，成汤同时任用伊尹和仲虺。照这样说，同时任用臣下会成为国家的忧患，那么齐桓公就不会称霸，成汤也不会称王了。”湣王只任用淖齿一个人，却在东庙被杀；主父只任用李兑一个人，减食而死。君主有权术，同时任用多人并不成为祸患；没有权术，同时任用多人就会发生争斗。争夺政事并向外结交势力，一旦有人专擅政权，就会发生劫持和弑杀。如今樛留没有权术来规劝君主，使君主放弃同时任用二人的办法；这样做即使没有西河、鄢郢的忧患，也一定会有身死、减食的祸患。这说明樛留并没有真正懂得正确的言论。难二【韩非子】齐景公经过晏子家时说：“你的住宅太小，又靠近市场，请把你的家迁到豫章园去。”晏子拜了两拜，辞谢说：“我的家贫穷，要靠到市场买食物，早晚都得赶到那里去，不能迁得太远。”景公笑着说：“你家靠近市场，知道物价贵贱吗？”这时景公正为刑罚而忧虑，晏子回答说：“假脚的价格贵，而鞋子的价格低。”景公问：“为什么？”晏子回答：“因为刑罚太多。”景公惊惧地变了脸色，说：“寡人难道太暴虐了吗？”于是减轻了五种刑罚。有人说：“晏子说假脚贵，并不是真实情况，只是想借此方便辞谢迁居，以阻止刑罚过多。”这正是不明察治理事务所造成的祸患。刑罚应当适当，不在于多或少；不以刑罚是否适当为依据，却拿刑罚太多来劝说，这是没有法术的祸患。讨伐败军的惩罚，数以千百计，败逃仍不能停止；治理混乱国家的刑罚，仿佛唯恐不够，奸邪却还不能完全消除。如今晏子不考察刑罚是否适当，却拿刑罚太多来劝说，不也是荒谬吗？怜惜野草，就会损害禾穗；宽容盗贼，就会伤害良民。如今放松刑罚，实行宽惠，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善人，这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齐桓公时，晋国宾客到来，有关官吏请示礼仪。桓公说：“三次来告诉仲父，仲父都优游地回答。”他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 第一句说仲父，第二句也说仲父。”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人，寻找人才时劳苦，使用人才时安逸。我得到仲父已经很困难了；既然已经得到仲父，为什么还说容易呢？”有人说：“桓公所回答的这番优游之辞，并不是做君主的人应有的言论。”桓公把做君主说成寻找人才劳苦，寻找人才有什么劳苦呢？伊尹把自己当作厨师去求见成汤，百里奚把自己当作陪嫁奴仆去求见秦穆公；陪嫁奴仆是受辱的身份，厨师也是可羞的职位。他们忍受羞辱而接近君主，是贤者忧虑世事、急于救世的表现。既然如此，做君主的人只要不违逆贤才罢了。寻找贤才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就是用来任用贤才的，爵禄就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陈列爵禄，士人自然会来，做君主的人还有什么劳苦呢？使用臣下也并不是可以安逸的事。君主即使使用臣下，也必须用尺度来衡量，用刑名来参验；事情符合法令就施行，不符合法令就停止。功劳与言论相当就奖赏，不相当就惩罚。用刑名控制臣下，用尺度衡量下属，这些原则不能放弃。做君主的人哪里能够安逸呢？寻找人才并不劳苦，使用臣下也并不安逸，而桓公说“寻找人才劳苦，使用人才安逸”，这是不对的。况且桓公寻找管仲也并不困难：管仲没有为自己的君主公子纠而死，反而归附桓公；鲍叔又轻视官位，把贤能之人让出来任用。桓公得到管仲并不困难，这已经很清楚了。既然已经得到管仲，为什么就贸然认为容易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理天子七年，成王长大后把政权交还给他，这并不是为了天下的谋划，而是因为他的职责如此；他不夺取幼主的权位而治理天下。天下人一定不会背弃已死的君主而侍奉他的仇敌。背弃死去的君主而侍奉他的仇敌的人，必然不难夺取幼主的权位而治理天下；不难夺取幼主权位而治理天下的人，也一定不难夺取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曾谋杀桓公却没有成功；他的君主死后，他却臣服于桓公。管仲的取舍之心，不是周公旦那样，实在难以知晓。假如管仲是大贤，那他就是汤、武一类的人。汤、武原是桀、纣的臣子，桀、纣作乱，汤、武便夺取了他们的天下。如今桓公把“容易”置于管仲之上，就是把桀、纣的行为置于汤、武之上，桓公危险了。假如管仲是不肖之人，那他就是田常一类的人。田常是简公的臣子，却杀害了自己的君主。如今桓公把“容易”置于管仲之上，就是把简公的轻率置于田常之上，桓公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这也已经明白了；但他究竟是汤、武一类，还是田常一类，还不能确定。若是汤、武一类，就有桀、纣那样的危险；若是田常一类，就有简公那样的祸乱。既然已经得到仲父，桓公为什么贸然认为容易呢？假如桓公任用管仲时，一定知道管仲不会欺骗自己，那就是因为他知道有不会欺骗君主的臣子。然而即使不知道臣子是否欺骗君主，如今桓公把任用管仲的权力交付得如此专一，又任用竖刁、易牙，最后落得尸体生蛆而不能下葬。桓公是否知道臣子欺骗君主，已经很清楚了；可是他任用臣下仍然如此专擅。所以说，桓公是昏暗的君主。孤愤【韩非子】

译有智慧、懂权术的人，一定见识深远而且明察；不能明察，就不能照见奸私。有能力依法治理的人，一定坚强果断而且刚直；不刚直，就不能纠正奸邪。臣下遵循命令办事，按照法令治理官职，并不叫作重臣。所谓重臣，是不等候命令而擅自作为，破坏法令来谋求私利，损耗国家来便利私家，而且凭借力量能够控制君主的人。有智慧权术的人若得到明察和任用，就能照见重臣的隐秘实情；有能力依法治理的人若得到刚直和任用，就能纠正重臣的奸邪行为。因此，智慧之士和能依法治理之士一旦被任用，权贵重臣就必然处在困境之中。这就是法术之士与当权者不能并存的仇敌关系。当权者擅自掌握要害事务，内外的人都会为他所利用：诸侯不通过他，事情就不能响应，所以敌国替他诉说；百官不通过他，事业就不能进展，所以群臣被他利用；郎中不通过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左右近臣替他隐瞒；学士不通过他，俸禄就少，礼遇就低，所以学士替他发言。这四种助力，是奸臣用来装饰自己的。重臣不能忠于君主而推荐自己的仇敌，君主又不能越过这四种助力来照察臣下，所以君主越来越受蒙蔽，大臣越来越尊贵。一般说来，当权者对于君主，很少有不被信任和宠爱的；又因为彼此习惯、旧交，能够迎合君主的内心、同君主有相同的好恶，本来就是他们得以进身的条件。他们官爵尊贵，势力又多，整个国家都替他们辩护。法术之士想求见君主，不但没有君主信任宠爱、亲近旧交的恩泽，还要用法术之言纠正君主阿谀偏私的心意，这就同君主相反了。他们地位卑贱，没有党援而孤立；用疏远者同近臣宠爱者争论，必定不胜；用新来者同旧交争论，必定不胜；用违背君主意旨者同迎合爱好者争论，必定不胜；用轻贱者同尊贵者争论，必定不胜；用一个人的言论同整个国家争论，必定不胜。法术之士处在五种必败的形势中，年复一年还不能得到召见；当权者凭借五种胜势，早晚都能独自游说君主。这样，法术之士凭什么途径能够进用，君主又什么时候能够觉悟呢？所以，资势必然不胜，双方又不能并存，法术之士怎么能不危险？能够用罪过诬陷的，就假借公法杀掉；不能加以罪过的，就用私下的剑杀害，使其穷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这样，阐明法术而违逆君主的人，不死于官吏依法诛杀，也必死于私人的刀剑。朋党互相勾结，蒙蔽君主；歪曲事实来便利私利的人，必然得到重臣的信任。所以，对可以借功劳夸耀的，就用官爵使他尊贵；对不能借美名夸耀的，就用外在权势使他显赫。因此，蒙蔽君主、趋附私门的人，不能显贵于官爵，必然会凭借外在权势而尊贵。如今君主不经过参验就施行诛罚，不等到看见功劳就授予爵禄，那么法术之士怎么能够避免死亡而进献自己的学说？奸邪之臣怎么肯乘机获利、退让自身呢？所以君主越来越卑弱，私门越来越尊贵。越国虽然土地富庶、军队强盛，中原各国的君主都知道这对自己没有益处，说：‘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如今拥有国家的君主，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然而君主被蒙蔽，大臣专权，这个国家就等于越国。知道它不像越国，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不像越国，是没有察明相同之处。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不是土地和城池灭亡，而是吕氏不能控制政权，田氏却掌握了它。之所以说晋国灭亡，也不是土地和城池灭亡，而是姬氏不能控制政权，六卿却专擅它。如今大臣掌握权柄、独断专行，而君主不能收回，这就是君主不明。与死人的病情相同，就不能使他复生；同亡国者做同样的事，就不能使国家保存。如今沿袭齐、晋的旧迹，却想使国家安定长存，是不可能的。凡是法术难以施行，并不只是在万乘之国如此，在千乘之国也一样。君主身边的人未必聪明，君主认为某人聪明而听从他，反而同身边人讨论那个人的言论，这是同愚人讨论智慧。君主身边的人未必贤能，君主认为某人贤能而礼遇他，反而同身边人讨论那个人的行为，这是同不肖者讨论贤能。让愚人评断智者，让不肖者衡量贤士的行为，贤智之士就会感到羞耻，而君主的论断也会荒谬。臣下想得到官职，那些修养高洁的人会用精纯洁净来修养自身，那些有才智的人会用治理和辨析来建立功业。修养高洁的人不能靠财货侍奉权贵，只能凭精洁自守，更不肯用违法手段治理，因此修养和智慧兼备的士人不侍奉左右近臣，也不听从请托。君主身边的人并不像伯夷那样清廉，他们求取不得、贿赂不到，精明辨析的功业就会停止，毁谤诬陷的话就会兴起。国家治乱的功劳由近臣决定，精洁的品行由毁誉裁断，修养和才智兼备的官吏就会被废弃，君主的明察就会被堵塞。不以功劳裁定才智和行为，不通过多方参验审查罪过，却听信左右近习的话，那么无能之士就会处在朝廷，愚昧污浊的官吏就会占据官职。万乘之国的祸患，是大臣权势太重；千乘之国的祸患，是君主过分信任左右近臣。这是君主共同面临的祸患。况且臣下有大罪，君主有大过失，是因为臣、君各自的利益彼此不同。怎样可以说明呢？君主的利益，在于任用有能力的人担任官职；臣下的利益，在于自己没有能力却得到职事。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的人得到爵禄；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也能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发挥才能；臣下的利益，在于凭借朋党谋求私利。因此国家土地被削减而私家富足，君主地位卑弱而大臣权重，于是君主失去权势，臣下取得国家。君主反而改变称号、尊奉藩臣，大臣之家却分割符节，这是臣下欺骗君主、便利私利的手段。因此当世的权重大臣中，君主改变权势而仍能获得牢固宠信的，十人中不过一两人。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臣下的罪过太大。臣下有大罪，是因为他的行为欺骗君主；这种罪应当处死。智士见识深远，害怕死亡，必定不会跟从重臣。贤士修养操守、廉耻自持，羞于同奸臣一起欺骗君主，也必定不会跟从重臣。因此，当权者的党羽如果不是愚蠢而不知祸患，就是污浊而不避奸邪。大臣挟持愚昧污浊的人，对上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同他们一起谋利；侵夺百姓，结党营私，互相勾结，串通一气，蒙惑君主，败坏法令，使士人百姓陷入混乱，使国家危险削弱，使君主劳苦受辱，这就是大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臣下有大罪而君主不能禁止，这是君主的大过失。假使君主在上面有大过失，臣下在下面有大罪，想求得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正论【荀子】

译世俗中发表议论的人说：“君主的原则有利于周密。”这不对。君主，是人民的倡导者；上位者，是下位者的仪表。他们将听从倡导而响应，观察仪表而行动。倡导沉默，人民就没有响应；仪表隐晦，下面就没有行动。不响应、不行动，上下就无法相互联系。这样，就同没有上位者一样，没有什么灾祸比这更大。所以，上位者是下位者的根本。上位者宣明，下面就能治理而明辨；上位者端正诚实，下面就会愿意而朴实；上位者公正，下面就会平易正直。能治理明辨，就容易统一；愿意朴实，就容易役使；平易正直，就容易了解。容易统一，国家就强盛；容易役使，就有功效；容易了解，政事就明朗。这就是治理产生的原因。上位者过于周密，下面就会疑惑眩乱；上位者幽暗险诈，下面就会渐渐欺诈；上位者偏私曲折，下面就会结党营私。疑惑眩乱就难以统一，渐渐欺诈就难以役使，结党营私就难以了解。难以统一，国家就不强；难以役使，就没有功效；难以了解，政事就不明。这就是混乱产生的原因。所以君主之道有利于明朗，不利于幽暗；有利于宣明，不利于周密。君主之道明朗，下面就安定；君主之道幽暗，下面就危险。下面安定，就尊贵上位者；下面危险，就轻视上位者。上位者容易了解，下面就亲近上位者；上位者难以了解，下面就畏惧上位者。下面亲近上位者，上位者就安定；下面畏惧上位者，上位者就危险。所以君主之道，没有比让人难以了解更坏的，没有比使下面畏惧自己更危险的。传记说：“憎恶他的人多，他就危险。”《尚书》说：“能够彰明光明的德性。”《诗经》说：“光明的德性显现在下民之中。”所以先王使自身明白，难道只是使人眩惑吗？世俗中发表议论的人说：“桀、纣拥有天下，汤、武篡夺并夺取了它。”这不对。如果把桀、纣看作通常拥有天下的名籍，这种说法还可以；如果说他们亲自拥有天下的名籍，就不对了。说天下在桀、纣手中，也不对。古代天子有千官，诸侯有百官；凭借这千官，政令能够施行于诸夏各国，才叫作王；凭借这百官，政令能够施行于境内，即使国家不安，也还没有到了废弃、改变而最终灭亡的地步，才叫作君。圣王的后代，继承天下之后，占有权势和名位，是天下的宗室。然而如果才能不足、品德不合，内则百姓憎恨他，外则诸侯背叛他。近处的境内不能统一，远处的诸侯不听从。政令不能在境内施行，严重时诸侯还会侵削、攻伐他。像这样，虽然还没有正式灭亡，我却说他已经没有天下了。圣王失去权势和名位，势力衰败到不足以统辖天下。天下没有君主，诸侯中有人能积累明德和威势，海内百姓没有不愿意奉他为君主和老师的。然而暴虐的国家如果独自骄横，怎么能去讨伐它呢？一定要做到不伤害无罪的百姓，只诛杀暴虐国家的君主，就像诛杀独夫一样。这样，才可以说是能够运用天下的力量。能够运用天下的力量，就叫作王。汤、武并不是夺取天下，而是修明自己的道，实行自己的义，兴起天下共同的利益，除去天下共同的祸害，于是天下归附他们。桀、纣并不是被别人夺去天下，而是违背禹、汤的德行，扰乱礼义的分别，采取禽兽般的行为，积累罪恶、放纵恶行，于是天下离开他们。天下归附某人，叫作王；天下离开某人，叫作亡国。所以桀、纣并没有真正拥有天下，而汤、武也没有弑杀君主，从这些事实就可以证明。汤、武是人民的父母；桀、纣是人民怨恨的仇敌。如今世俗的说法把桀、纣当作君主，却把汤、武说成弑君者；这样就是诛杀人民的父母，却奉人民怨恨的仇敌为师，没有什么灾祸比这更大。把天下合起来奉为君主，那么天下从来没有真正归属于桀、纣。既然如此，把汤、武说成弑君，天下就从来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徒然毁坏正理罢了。所以天子必须是合适的人选。天下极其重要，不是极强大的人不能承担；天下极其广大，不是极有才智的人不能分理；天下人口极多，不是极其明察的人不能了解。这三种极致，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够完全做到；所以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够称王。圣人是具备大道、完美无缺的人，是衡量天下权力和是非的秤。桀、纣的智虑极其险恶，志意极其昏暗，行为极其混乱。亲近他的人背叛他，贤人轻视他，活着的百姓怨恨他；他继承禹、汤之后，却得不到一个人的拥护。剖开比干的胸膛，囚禁箕子，自己身死、国家灭亡，成为天下最大的耻辱；后世谈论恶人，一定会以他为依据，这已经不是连妻子儿女也不能容纳的程度了。所以最贤能的人能够使四海归附，汤、武就是这样；最无能的人连妻子儿女都不能容纳，桀、纣就是这样。如今世俗的说法把桀、纣说成拥有天下、把汤、武说成臣服于他们，岂不是错得太过分了吗？这就像驼背的巫师踮着脚、弯着腰，自以为聪明。所以，可以有夺取别人的国家，却不能说夺取了天下；可以窃取一个国家，却不能窃取天下。能够夺取国家的人，可以拥有一个国家，却不能拥有天下；能够窃取国家的人，可以取得一个国家，却不能取得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国家是较小的器具，可以由小人拥有，可以用小道取得，可以凭小小的力量守住。天下是巨大的器具，不能由小人拥有，不能用小道取得，不能凭小小的力量守住。国家，小人可以拥有它，但未必不会灭亡。天下极其广大，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够拥有它。世俗中发表议论的人说：“上古治理时代没有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墨刑、黥刑、慅婴、共艾、毕菲、[疑字]屦，以及杀人者穿赭色衣服而衣襟不全。”上古治理时代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不对的。如果认为那是治理得好，那么人本来就没有触犯刑罪，不但不用肉刑，连象征性刑罚也不用。如果认为有人触犯了罪，只是减轻刑罚，那么这就等于杀人的不处死，伤人的不施刑。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庸人不明白这是恶事，混乱没有比这更大的。凡是刑罚的根本，在于禁止暴行、憎恶罪恶，并且预先防止罪行发生。杀人的不处死，伤人的不施刑，这叫宽惠暴徒、宽纵盗贼，不是憎恶罪恶。所以象征性刑罚大概不是产生于上古的治理时代，而是同时产生于混乱的后世。上古治理并非如此。凡爵位等级、官职、奖赏庆赐、刑罚，都应当同人的实际相称，按照类别相应施行。任何一项失去相称，都是混乱的开端。德行与地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奖赏与功劳不相当，刑罚与罪行不相当，没有什么灾祸比这更大。从前武王讨伐有商，诛杀纣王，砍下他的首级，悬挂在赤色旗帜上。征伐暴虐、诛除凶恶，是治理的盛事。杀人者处死，伤人者施刑，这是百代君王共同遵行的原则，没有人知道它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

译刑罚同罪行相称，国家就治理；刑罚不同罪行相称，国家就混乱。所以国家治理时刑罚就重，国家混乱时刑罚就轻；在治理时代犯罪，罪刑本来就重；在混乱时代犯罪，罪刑本来就轻。《尚书》说：“刑罚随着时代有轻有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世俗中发表议论的人说：“汤、武不能禁止楚、越，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楚、越不受他们控制。”这不对。汤、武是天下最善于制定禁令的人。汤住在亳，武王住在鄗，都只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天下统一，诸侯成为臣属，交通畅达之处无不震动而臣服，受到教化而顺从。为什么唯独楚、越不受控制呢？那是王者根据形势制定制度，观察远近来规定贡物等级，哪里一定要完全相同呢？所以鲁国人使用榶，卫国人使用柯，齐国人使用一革；土地形势和制度不同，器械、用具及其装饰不能不有所区别。因此，诸夏各国服饰相同、礼仪相同；蛮、夷、戎、狄各国服饰相同，制度却不相同。封国内是甸服，封国外是侯服，侯服之外是宾服，蛮夷之地是要服，戎狄之地是荒服。甸服按时祭祀，侯服按时祀告，宾服进献享礼，要服进贡，荒服终年朝王。每日祭、每月祀、按时享、每年贡、终年朝王，这就叫作观察形势制定器械和制度，按照远近规定贡物等级。这就是王者制度的最高境界。那楚、越等国，不过是按时进献岁贡、最终归属于王者的国家罢了。难道一定要等到齐国举行日祭、月祭等礼仪，然后才说自己受制于人吗？这只是墨守规矩、拘泥细节的说法，如同沟中的瘦鱼一样，实在不足以同王者的制度相提并论。古语说：“浅水不能用来测量深水，愚人不能同他谋划聪明人的事情，枯井里的青蛙不能同它谈论东海的乐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世俗中发表这种说法的人说：“尧、舜把天下禅让给别人。”这是不对的。天子地位尊贵至极，天下没有谁能与他抗衡，又有谁可以同他相让呢？他的道德纯正完备，智慧极其明达，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百姓没有不震动、顺从、服从并受其教化的。天下没有隐士，也没有被遗漏的善人；与他相同的就是正确的，与他不同的就是错误的。哪里有厌弃天下而把它让给别人的事情呢？有人说：这是死后把天下让出去，这也不对。圣王在位时，谋求道德，确定等级；按照才能授予官职，使百姓都承担各自的职事，并且各得其宜。如果不能用义来制约利益，不能用虚伪来矫饰本性，就会兼顾这些方面而为民众谋利。圣王死后，天下没有圣人，那么当然没有谁足以独占天下。天下若有圣人在后继承，天下就不会离散，朝廷不会改变位置，国家不会更改制度，天下安然满足，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用尧来继承尧，又有什么变化呢？圣人如果不是在太子中，而是在三公中出现，那么天下就会像归宿一样安定，仍然恢复并振兴旧有秩序。天下安然满足，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用尧来替代尧，又有什么变化呢？只是迁移朝廷、改变制度很困难，所以天子活着时，天下便统一隆盛，使天下顺从而得到治理，评定道德而确定等级；天子死后，能够承担天下责任的人必定会有。礼义的等级既已完备，哪里还用得着禅让呢？有人说：因为年老衰弱而禅让，这也不对。血气和筋力会衰退，至于智慧、谋虑以及取舍判断，却不会衰退。有人说：年老的人不能承受劳苦，所以退位休息；这又是害怕承担事情的人所说的话。天子的地位最为尊重，形体最为安逸，内心最为愉快，意志没有什么屈曲；形体不受劳苦，尊贵至高无上。穿衣时，服饰采用五彩交错的间色，衣上重叠文绣，再用珠玉加以装饰；饮食时，陈列多重太牢，备办珍奇食物，使气味芬芳而食物丰盛，祭祀五祀时进献并撤去祭品，执掌进献的人有一百人，在西房侍候。居处则设置帷帐和屏障，背靠屏风而坐，诸侯在堂下趋走；出户时有巫觋办理事务，出门时有宗祝办理事务。乘坐大路车，用越席使身体安适，车旁载着芳香的睾芷以养鼻，前面有交错的车衡以养眼；和鸾的声音与行步合乎《武》《象》的节拍，驺车的铃声合乎《韶》《濩》的节拍，以养耳朵。三公捧着车轭并扶持车前的纳，诸侯扶着车轮、夹持车舆，前面由大侯的马匹编列，后面跟着大夫，再后面是小侯和元士；庶士披甲坐在道路两旁，百姓躲藏起来，不敢抬头观看。居处像大神一样尊严，行动像天帝一样威严。即使扶养年老、照顾衰弱的人，也还有比这更善于奉养的吗？即使是不老的人退居，也能有这样的安乐恬愉吗？所以说：诸侯可以衰老，天子不能衰老；可以有让出诸侯国的事，不能有让出天下的事。古今都是一样的。有人说尧、舜禅让，这是虚妄的话，是浅陋者的传说、鄙陋者的说法；他们不知道逆顺的道理，也不知道大小、至与不至的变化，不能同他们谈论天下的大道理。世俗中发表这种说法的人说：尧、舜不能教化百姓，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朱、象没有被教化，并不是这样。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教化的人，他们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百姓没有不震动、顺从、服从并受其教化的；然而只有朱、象没有被教化。这不是尧、舜的过错，而是朱、象的罪过。尧、舜是天下的英杰，朱、象是天下的怪异之人，是一时的瑕疵。如今世俗的说法不责怪朱、象，反而非难尧、舜，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种说法就叫作怪异之论。羿、逢蒙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却不能用弯弓曲箭射中靶心；梁、造父是天下善于驾车的人，却不能用疲弱的马和破坏的车到达远方；尧、舜是天下善于教化的人，却不能使怪异琐屑之人受到教化。哪个时代没有怪异之人？哪个时候没有这种瑕疵？自太皞、燧人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所以上位者有所作为却不明智，学习者就会受到祸害；非难正道的人反而得到庆幸。《诗经》说：“百姓的灾祸，不是从天而降；众人喧哗、背后憎恨，完全是由于人的争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世俗的说法说：“上古时代薄葬，棺材只厚三寸，衣衾只有三领，墓地不妨碍耕田，所以没有人盗掘。如今社会混乱而厚葬，棺材装饰华美，所以才被盗掘。”这是没有达到懂得治国之道的程度，也没有考察那些论说盗掘与否的人。凡人盗窃，一定是因为有所求取，并不是因为物资不足；物资充足时，反而是由于有剩余而加重盗窃。圣王养育百姓，使人人都得到丰厚优待，但又使他们知足，不让有余财超过限度，因此盗贼不偷窃，强盗不刺杀，狗和猪吃剩下豆粟，农民和商人都能把财物相互谦让；风俗美好，男女自然不会在道路上私相取夺，百姓也以拾取遗失物为羞耻。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盗贼大概会首先改变吧？”即使珠玉布满身体，文绣充满棺材，黄金装满外椁，再用丹砂涂饰，用曾青加重，拿犀角、象牙做成树，用琅玕、龙兹、华觐等宝物充实其中，人们仍然不会去盗掘它。

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追逐利益的愿望受到阻滞，而违犯名分的羞耻很大。如今社会混乱，情况反过来了：在上位者无法可依，在下位者无度而行；有智慧的人不能谋虑，有才能的人不能治理，贤能的人不能被任用。这样一来，上面失去自然条件，下面失去地利，中间失去人和，所以百事荒废，财物匮乏，祸乱兴起。王公在上面忧困，不能满足；百姓在下面受冻挨饿，瘦弱困苦。于是桀、纣一类的人群聚在一起，盗贼攻打劫夺，以此危害上位者。人们安于禽兽般的行为，像虎狼一样贪婪，所以竟有剖取巨人之肉、烧烤婴儿的事情。到了这种情形，还有什么责怪盗掘人的坟墓、剖开人的嘴来求利的呢？即使把尸体裸体埋葬，也必定会被盗掘，哪里还能谈得上安葬呢？他们甚至要吃尸肉、啃尸骨。上古薄葬，所以不被盗掘；如今社会混乱而厚葬，所以被盗掘。这是拿奸人的错误来制造混乱的言论，欺骗愚昧的人，并乘机诱陷他们以偷偷获取利益。这种人就是大奸。《传》说：“使别人陷入危险而自己得到安全，伤害别人而自己取得利益，说的就是这种人。”子宋子说：“明白受侮辱并不算羞辱，就能使人不争斗；人们都把受侮辱看成羞辱，所以才争斗。”有人回答他说：“如果知道受侮辱并不算羞辱，就不会争斗。”又问他：“那么，难道也可以认为人的本性并不厌恶受侮辱吗？” 回答说：“厌恶受侮辱，但不把它看作羞辱。”又问：“如果这样，必定达不到你所希望的目的。”凡人争斗，一定是因为厌恶对方的行为，而不是因为把它看成羞辱。如今俳优、侏儒以及亲狎的同伴互相辱骂，却不争斗，难道是因为他们知道受侮辱并不算羞辱吗？他们不争斗，是因为并不厌恶。如今有人进入别人家的沟渠，偷走他的猪，主人便拔剑追赶，连死伤也不顾。这难道是因为保护猪会感到羞辱吗？他不怕争斗，是因为厌恶这种偷盗。即使把受侮辱看作羞辱，只要不厌恶也不会争斗；即使知道受侮辱不算羞辱，只要厌恶也一定争斗。那么，争斗或不争斗，难道在于羞辱与不羞辱吗？并不在于羞辱与否，而在于厌恶与不厌恶。如今子宋子不能解释人们厌恶受侮辱的心理，却致力于劝人不要把它看作羞辱，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即使把金舌头堵住他的嘴，也还是没有用。他不知道这样做没有用，就是无知；知道没有用却还这样欺骗人，就是不仁。不仁不知而又不知羞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认为这样对人有益，那么实际上只会对人无益，自己受到大辱后退去。说法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子宋子说：“受侮辱并不算羞辱。”有人回答说：“凡是议论，必须先确立崇高而正确的标准，然后才能进行。没有崇高正确的标准，是非就不能分辨，争辩诉讼也不能裁决。所以我听说：“天下最大的标准，是非的界限，以及等级、职分、名分和制度的起源，都是王者的制度。”因此，凡是谈论、议定、命令和判断是非，都应以圣王为准则；圣王所规定的荣辱，就是标准。荣辱有两类：有由义而来的荣，有由势位而来的荣；有由义而来的辱，有由势位而来的辱。志向端正，德行深厚，智慧谋虑明达，这是从内心产生的荣，叫作义荣。爵位等级尊贵，俸禄丰厚，形势优越，上面做天子、诸侯，下面做卿相、士大夫，这是从外部到来的荣，叫作势荣。放纵淫乱、污秽怠慢，违犯名分、扰乱义理，骄横暴虐、贪图利益，这是从内心产生的辱，叫作义辱。辱骂侮弄、揪打搏击，捶打鞭笞、砍断脚膝，斩截肢体、肢解尸体，借助轻慢的言辞侮辱，这些是从外部到来的辱，叫作势辱。这就是荣辱的两类。所以君子可以有势辱，却不能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却不能有义荣。有势辱不妨碍他成为尧，有势荣不妨碍他成为桀。义荣和势荣，只有君子才能兼有；义辱和势辱，只有小人才会兼有。这就是荣辱的区别。圣王把它作为法则，士大夫把它作为道义，官吏把它作为守则，百姓把它作为成俗，万世不能改变。如今子宋子却不这样，独自屈曲自己的仪容来思虑此事，一旦改变这种说法，他的学说必定无法实行。譬如这就像用砖块和泥土去堵塞江海，用焦侥小人去背负泰山一样，跌倒、破碎、折断，片刻都等不到。你们这些比子宋子贤明的人，大概不如停止劝说他，否则恐怕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子宋子说：人的本性欲望很少，却都把自己的欲望看得很多，这是错误。因此他率领门徒，辩说他的学说，阐明他的比喻，想使人知道人的欲望很少。有人回答说：那么，是否也可以认为人的本性不想要眼睛所看见的极美之色，耳朵所听见的极美之声，口所尝到的极美之味，鼻所闻到的极美之气，身体所享受的极度安逸？这五种极度欲求，也可以说人的本性不想要吗？子宋子说：人的本性确实想要这些。回答说：如果这样，你的学说必定不能实行。把人的本性说成想要这五种极度享受，却又不想要更多，譬如把人的本性说成想要富贵却不想要财货，说喜欢美人却厌恶西施。古人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想要多而不想要少，所以用富厚来奖赏，用杀戮、减损来惩罚。这是历代圣王共同的做法。因此，上等贤人俸禄可以达到天下，次等贤人俸禄可以达到一国，下等贤人俸禄可以达到田邑，愿意谨慎诚实的百姓则衣食完备。如今子宋子认为人的本性想要少而不想要多，那么先王岂不是用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来奖赏，用人们想要的东西来惩罚吗？没有比这更混乱的了。如今子宋子神情严肃却喜好辩说，聚集门徒，建立师学，形成文章和曲说来宣讲，结果不免把最高的治理说成最高的混乱，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文编》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编》卷二十三 明代唐顺之编 《徐无鬼》【庄子】有的人温暖自得，有的人拘泥苟安，有的人曲身屈从。所谓温暖自得的人，学习一位先生的一句话，就暖暖然、姝姝然地私下自我欣悦，自以为已经足够，却不知道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接触万物的道理，所以称为温暖自得的人。拘泥苟安的人，就像猪身上的虱子，选择猪毛稠密的地方，便自以为拥有宽广的宫室和大的园囿；寄居在猪蹄弯曲处、毛发弯曲处、乳房之间和大腿脚部之间，自以为是安稳舒适的居所，却不知道屠夫有一天伸臂铺草，拿着烟火一烧，自己就会和猪一起被烧焦。这种人随着处境而进退，这就是所谓拘泥苟安的人。曲身屈从的人，就是舜。羊肉不羡慕蚂蚁，蚂蚁却羡慕羊肉，因为羊肉有膻味；舜有令人追随的德行，百姓喜欢他，所以他三次迁徙之处都形成了城市，到了邓地的废墟，竟有十万户人家。尧听说舜贤能，便把他举用到荒芜的地方，说希望得到他来到这里后所施加的恩泽。舜被举用到荒芜之地时，年纪已经大了，聪明也衰退了，却仍然不能退下来休息，这就是所谓曲身屈从的人。因此神人厌恶众多的人群，达到极多时，就不能亲近；不能亲近，就没有好处。所以对任何人都不过分亲近，也不过分疏远，保持德性，涵养和气，顺应天下，这叫真人。对蚂蚁舍弃智巧，对鱼顺应其计，对羊舍弃主观意念；用眼睛看，眼睛用耳朵听，耳朵用心来回应内心。像这样的人，安定时随物而防守，变化时顺其自然。古代的真人，以天道来对待事物，不把人为因素强加进天道。古代真人得到这种道理就生存，失去它就死亡；得到它也可以死亡，失去它也可以生存。药物中，有堇菜、桔梗、鸡头、豕零之类。处在这种时代而成为帝王的人，哪里能说尽呢？勾践有三千副铠甲和盾牌，退守会稽；只有文种知道亡国为什么能够复存，只有文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忧愁，所以说猫头鹰的眼睛有适宜之处，鹤的腿有一定的节制，若强行解除这种限制，反而令人悲哀。又说，风吹过河面，河水也会有所损失；太阳照过河面，河水也会有所损失。假如只是让风和太阳一同守在河边，而河水却以为它们从未侵扰过自己，那是因为河水依靠源头不断流去。水守护土地非常严密，影子依附人也非常严密，万物依附万物也非常严密。因此眼睛追求明察就危险，耳朵追求聪敏就危险，心追求殉身也危险；凡是能力施用于内府，也会有危险。危险一旦形成，就来不及挽救；改变祸患的根源会使祸患滋长，越是聚集，反而越会走向反面；沿着功劳追求结果，等候久了，人们便把它当作自己的珍宝，难道不可悲吗？所以有亡国、戮民的事情，却始终不知道原因，追问的就是这个道理。脚踩在土地上，即使确实踩着土地，也要依靠那些没有被踩到的地方，才能广泛行走。人的知识很少，即使少，也只有特意守住自己所不知道的部分，才能认识上天所说的道理。懂得太一，懂得太阴，懂得大目，懂得大均，懂得大方，懂得大信，懂得大定，就达到最高境界了。太一使万物贯通，太阴使万物解脱，大目使万物得到观察，大均使万物顺势运行，大方体现宏大的法则，大信考察宏大的真实，大定把持一切。有天道的循行，有光明对幽冥的照察，有万物的枢纽和开端。有了这些，它们的解说似乎像没有解说，它们的知识似乎像没有知识。不知以后才真正知道；追问它，不能有边际，也不能没有边际。纷乱交错却有真实内容，古今不相替代，也不会有所亏损，这难道不能说是有伟大的彰明吗？何不也追问这个道理呢？为什么还要迷惑呢？用不迷惑来解除迷惑，重新回到不迷惑，这才是最大的明白。《王命论》【班彪】从前帝尧禅让时说：“啊，你呀，舜！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身上了。”舜也把天命传给禹；子稷、子契等人，都辅佐唐、虞，光大并成就四海。世代累积德行，到了汤、武便取得天下。虽然他们所遭遇的时代不同，禅让和取代的方式不同，但顺应天命、顺从民心这一点，原则是相同的。因此刘氏承继尧的福祚，刘氏宗族世代显著的事迹，见于《春秋》。唐朝凭借火德而兴，汉朝继承它；汉高祖最初起于沛地泽中，于是神母夜间哭号，以显示赤帝的符命。由此说来，帝王的福祚，必定有明圣显美的德行、丰厚的功业和长期积累的事业，然后精诚才能通达神明，恩泽才能流布于百姓，所以能够得到鬼神的福佑享用，天下也归附于他。从未见过没有根本、功德没有记载，却能突然兴起而处在帝王之位的人。世俗的人看见汉高祖从平民中兴起，却不能通达其中的缘故，以为只是恰逢暴乱，于是拔剑起事；游说之士甚至把天下比作逐鹿，只要幸运获胜便能得到它。他们不知道帝王之位有天命，不可以凭智慧和力量求取。可悲啊！这就是世上乱臣贼子很多的原因。像这样的人，难道只是昏暗而不明白天道吗？他们也没有从人事中看出这个道理。那些饥荒流离的人，在道路上受饥受寒，只希望有一件粗布短衣、一石粮食的储备，所求不过一金，最后却还是辗转死在沟壑之中。为什么呢？贫穷也是命中注定的。何况天子那样的尊贵、拥有四海那样的富足，以及神明所赐的福祚，难道可以妄自占据吗？所以，即使遭逢灾祸困厄，窃取了权柄，勇猛如韩信、英布，强悍如项梁、项籍，成功如王莽，最终也还是会受到烹煮，身伏砧上受刑，被烹割剁碎。更何况那些微末小人尚且比不上这几个人，却想暗中奸乱帝位呢？因此，劣马所驾的车，不能奔驰在千里道路上；燕雀一类的鸟，不能奋展六翮的力量；短小的椽柱之材，不能承担栋梁的重任；器量狭小的人，不能掌握帝王的重权。《易经》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饭食，是因为不能胜任它的职责。”秦朝末年，豪杰共同推举陈婴，让他称王。陈婴的母亲阻止他说：“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以来，家世一直贫贱，后来突然富贵起来，这是不吉祥的事。不如把军队交给别人，事情成功了就少分得一些利益，事情不成功，灾祸也有归属。”陈婴听从了母亲的话，于是陈氏家族得以安宁。王陵的母亲也看出项氏一定会灭亡，而刘氏将要兴起。当时王陵是汉军将领，他的母亲被楚军俘获。汉军使者到来后，王陵的母亲见到他，对他说：“希望你转告我的儿子，汉王是仁厚长者，一定能够取得天下；你要谨慎地侍奉他，不要有二心。”说完，她便当着汉使的面伏剑自杀，以坚定地勉励王陵。

译秦始皇东游以压制东方的王气，吕后望见云气便知道汉高祖所在的地方。汉高祖开始接受天命时，有白蛇被斩断；向西进入函谷关时，五星聚集。因此淮阴侯、留侯都说这是上天授予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得到的。考察古今成败得失，验证人的行为成败，考究帝王的世运，再检验上述五项条件。取舍如果不合适，位置、符命和瑞应就会不同；如果不衡量这些而昏昧于权势，越级妄自占据帝位，对外不估量力量，对内不知道天命，就一定会像秦二世、保国之主那样失败，失去天下长久的福祚，遭遇鼎足折断的凶险，伏受斧钺诛杀。英雄如果真正觉悟，就应把这种事情看作祸患的警戒，超然远望，深沉地认识其中的道理；接受王陵、陈婴母亲所明白的名分，断绝韩信、英布的非分企图，拒绝把天下比作逐鹿的盲目说法，明察帝王神器确有受命归属。不要贪图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被两位母亲讥笑；这样福祚就会流传子孙，天赐的禄位也能永远延续。《法象论》【徐干】树立法度和仪表，是为了造就君子。所谓法象，没有比端正容貌、谨慎威仪更重要的。因此先王制定礼制，制作冠冕、衣服和五彩纹章来彰显身份，制作佩玉和鸣璜使其发出声响，是想使人尊贵，想使人庄重，怎么可以懈怠轻慢呢？容貌是人的仪表。容貌端正，所以性情得到治理；性情得到治理，所以仁义得以保存；仁义得以保存，所以盛大的德行显著。因此能够成为法象，这才叫君子。君子没有一尺土地的封地，百姓却尊敬他；没有刑罚的威势，百姓却畏惧他；没有羽籥之乐，百姓却因他而快乐；没有爵禄的赏赐，百姓却怀念他。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原因是同一个。孔子说：“君子威严而不凶猛，安泰而不骄傲。”《诗经》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这是百姓的法则。”如果懈怠自己的威仪，轻率地看待事物，忽略自己的言辞，却希望百姓以自己为准则，从来没有这种事。没有人把他当作准则，必定是因为轻慢他。小人受到轻慢，便把怨恨归于别人，只忧虑自己的卑微，却不思考造成卑微的原因，可悲啊！所以《尚书》说：“只有圣人不思考，才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够思考，才会成为圣人。”人的本性容易忽略的地方，在幽隐处；人的情感容易忽视的地方，在独处时。幽隐处是显明行为的根源，独处时是行为显露的端绪，怎么可以轻视？怎么可以忽略？所以君子敬慎对待独处，谨慎对待幽隐，即使处在隐蔽之处，鬼神也不能看见他的破绽。《诗经》说：“兔网肃肃，张设在林中。”说的就是独处时的自守。又有身处颠沛却不能扰乱自己的人，成王、季路就是这样的人。从前成王将要去世，身体病重，仍然穿戴冕服，然后发布临终遗命。季路遭遇变乱，先端正帽子、系好帽带，然后才死于白刃之难。以将死的困顿、白刃加身的危难，尚且不忘恭敬，何况游宴之时呢？所以《诗经》说：“到了深水处，就用方舟渡过；到了浅水处，就游泳渡过。”意思是一定能够渡过去。君子没有戏谑的言语，说话必有法度；没有戏谑的行为，行动必有约束。说话有法度，行动有约束，所以即使妻妾也不能轻慢他，即使朋友也不能同他过分狎昵。因此不必发怒，教化也能施行于闺门；不必进谏论说，良好的声誉也能流传于乡党。传记所说“伟大的人端正自己，万物也就端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以普通人的身份居处尚且如此，何况得志后治理天下呢？唐尧为帝，诚信恭敬而能够谦让，光辉遍及四方；成汤不敢懈怠安逸，于是完全拥有九州；周文王恭敬畏惧，于是建立了那个华夏地区。《易经》说：“观察洗手而不举行献祭，诚意充实而神情严肃。”说的是下位者观察上位者便受到感化。祸患和失败的由来，常常以轻薄怠慢为阶梯，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从前宋闵公在棋局旁被砍碎头颅，陈灵公因戏言被箭射中，阎、邴二人因互相辱骂而造成叛乱，子公因尝食鼋肉而引发弑杀。因此君子处身谦逊，对敌人谦让，面对下属庄重，侍奉上级恭敬。这四点具备，怨恨祸咎就不会发生，福禄也会随之而来。《诗经》说：“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只亲近正直的人。神明听见这些，就会把福善赐给你。”君子同人交往，欢乐却不轻薄，和谐却不盲从，喜爱却不谄媚，学习虚诈之术却不做虚妄之事，容易亲近却难以讨好，宽恕多而责怪少。所以即使断绝交往，也不会留下过失和背叛。《尚书》说：“谨慎开始，恭敬终结，就不会陷入困境。”礼，是人最急需的东西，可以终身思考，却不能片刻忘记。片刻离开礼，轻慢的行为就会出现；片刻忘记礼，轻慢的心就会产生。何况没有礼，怎么能够始终如一呢？礼，是恭敬的纲纪；恭敬，是礼的实质。没有恭敬就无法实行礼，没有礼就无法节制恭敬。道理不能偏废，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因此能够完全保持恭敬而遵循礼的人，叫作成人。越过礼法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就会灾祸及身。从前晋惠公因为轻慢祥瑞而没有子嗣，晋文公因为严肃奉行命令而使国家兴盛。郤犫因为傲慢地享宴【缺】因恭敬而得到妻子接受服饰；子圉因为大肆张扬而招来祸乱，防罢因为已经醉酒却能守住禄位；良霄因为《鹑奔》之乐而遭祸，家子展因为《草虫》之德而使家族昌盛。君子感念这些警戒，像那样怀抱敬意，看见这些吉祥的德行，因此站立时像磬石弯曲，坐下时一定像抱鼓；周旋符合圆规，转身符合矩尺；目光不离开衣襟和衣带之间，言语不越过朝廷标志所在的位置；声音气息悦耳，精神神态可爱，俯仰举止足以为人所宗仰，揖让进退值得称贵；做事有方，行动和静止都有常规。师法礼制而不荒废，所以成为众人的希望。《胠箧》【庄子】如果准备防备那些撬箱子、探口袋、打开柜子的盗贼，就一定要收紧绳结，牢固地关好门闩和锁。世俗所谓的聪明就是这样。然而大盗一来，就背起柜子、掀起箱子、挑着口袋逃跑，只怕绳结、门闩和锁不够牢固。这样看来，先前所谓的聪明，岂不是替大盗积聚财物吗？所以试着讨论一下：世俗所谓的聪明，有没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呢？所谓圣人，有没有不替大盗守护财物的呢？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齐国邻近的城邑彼此相望，鸡鸣狗叫互相听见，张网捕鱼、耕地锄田的范围方圆二千多里，四境之内用来建立宗庙社稷、治理城邑村落乡里的制度，哪一样不是取法圣人呢？然而田成子一旦杀死齐君而盗取齐国，他所盗取的难道只有齐国吗？连同圣人的智慧和法制也一起盗取了。因此田成子有盗贼的名声，自己却享有尧、舜般的安稳；小国不敢非难，大国不敢诛讨，十二代拥有齐国。这难道不是窃取了齐国，并连同圣人智慧和法制一起窃取，用来守护自己的盗贼身份吗？再试着讨论：世俗所谓最高的智慧，有没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呢？所谓最高的圣人，有没有不替大盗守护财物的呢？

译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关龙逢被斩，比干被剖心，苌弘被剖腹，伍子胥被碎尸，所以这四位贤人虽然贤能，身体仍然免不了被杀戮。因此盗跖的门徒问盗跖说：“做盗贼也有道吗？”盗跖说：“到哪里会没有道呢？”能够猜测屋内藏有什么，这是圣明；进入时走在前面，这是勇敢；出来时走在后面，这是义气；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智慧；分配赃物均等，这是仁慈。五者不能齐备，却能成为大盗，天下没有这种事。由此看来，善人不得到圣人的道就不能立身，盗跖不得到圣人的道也不能横行。天下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那么圣人给天下带来的利益就少，带来的祸害反而多。所以说：“嘴唇干裂，牙齿就寒冷；鲁国的酒太薄，邯郸就遭到围困。”圣人一出生，大盗就兴起；打击圣人，放纵盗贼，天下才开始得到治理。河流干涸，山谷就空虚；丘陵夷平，深渊就充实；圣人死了，大盗就不会兴起，天下平安而没有祸患。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即使推重圣人来治理天下，也只是在加重盗跖的利益。制作斗斛来计量，就连斗斛一起偷走；制作权衡来称量，就连权衡一起偷走；制作符节印玺来取信，就连符节印玺一起偷走；制定仁义来矫正人们，就连仁义一起偷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偷窃腰带钩的人要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内还保存着仁义。这难道不是连仁义、圣智一起偷窃吗？所以追逐大盗、拥立诸侯，窃取仁义并连斗斛、权衡、符玺的利益，即使有轩冕的赏赐也不能鼓励他们，即使有斧钺的威势也不能禁止他们。这是加重盗跖利益而使他无法禁制，正是圣人的过错。所以说：“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给人看。”圣人就是天下的利器，不是用来彰明天下的。断绝圣人之道，抛弃智慧，大盗才会停止；抛弃玉器，毁坏珍珠，小盗才不会兴起；焚烧符节、打破印玺，百姓才会朴实粗野；毁掉斗斛、折断权衡，百姓才不会争夺。尽行毁弃天下所谓圣人的法则，百姓才可以开始自由议论。扰乱六律，熔毁并断绝竽瑟，堵住师旷等盲乐师的耳朵，天下人才开始各自保持自己的听觉。消灭文饰，散去五彩，使离朱的眼睛失去作用，天下人才开始各自保持自己的视觉。毁坏钩绳，抛弃规矩，扭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才开始各自具有本来的技巧。所以说：最大的技巧反而像拙劣。削除曾参、史鱼的操行，钳住杨朱、墨子的嘴，抛弃仁义，天下人的德性才开始归于玄同。人们各自保持自己的明察，天下就不会被炫耀的光彩损伤；人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听觉，天下就不会被声色劳累；人们各自保持自己的知识，天下就不会迷惑；人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德性，天下就不会偏僻。曾参、史鱼、杨朱、墨子、师旷、工倕、离朱这些人，都是在外部树立自己的德性，从而炫惑扰乱天下的人，都是法则所不需要的。你难道不知道最高德治的时代吗？从前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在位时，百姓编结绳索来使用，认为食物甘美，服装漂亮，以风俗为快乐，以居处为安适；邻国彼此相望，鸡鸣狗叫相互听见，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相互往来。像这样的时代，就是最高的治理。如今竟使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说：“某地有贤人。”于是带着粮食奔向那里；对内抛弃亲人，对外离开君主的职守，脚印连接到诸侯国境，车辙延伸到千里之外。这就是上位者喜好智慧所造成的过错。上位者如果确实喜好智慧却没有道，天下就会大乱。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弓弩、弹射、捕鸟器械的机巧越多，鸟就在天空中越混乱；钩、饵、网、罾、笱等捕鱼的技巧越多，鱼就在水中越混乱；削尖木格、设置罗网、罝罘等捕兽方法越多，野兽就在沼泽中越混乱；欺诈、毒害、诡辩、坚白之论、混同异同的辩术越多，风俗就越被辩说迷惑。所以天下常常大乱，罪过就在于喜好智慧。天下人都知道追求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却没有人知道追求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都知道非难自己认为不善的事，却没有人知道非难自己已经认为善的事，因此天下大乱。上面违背日月的光明，下面损伤山川的精气，中间破坏四时的运行。微小柔弱的虫子、细小飞动的动物，没有不失去本性的。喜好智慧扰乱天下，实在太严重了！从三代以后就是这样。舍弃各种细密机巧，却喜爱奔波劳碌的谄佞；放弃恬淡无为，却喜爱喋喋不休的言论。喋喋不休已经扰乱天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五蠹》【韩非子】上古时代，人口少而禽兽多，百姓抵挡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圣人出现，架木筑巢，让百姓躲避各种祸害，百姓因此喜爱他，拥立他统治天下，称为有巢氏。百姓吃瓜果、蚌蛤，食物腥臊恶臭，伤害腹胃，百姓多有疾病。有圣人出现，钻木取火，用火改变腥臊，百姓因此喜爱他，拥立他统治天下，称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生大水，鲧、禹开通水道。近古时代，桀、纣暴虐混乱，汤、武出兵征伐。如今如果在夏后氏的时代架木筑巢、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讥笑；如果在殷、周的时代还开通水道，一定会被汤、武讥笑。既然如此，如今若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办法，一定会被当代新圣人讥笑。因此圣人不要求一味修习古法，不墨守固定的做法，而是考察时代的事情，因势制宜地准备相应措施。宋国有个耕田的人，田里有树桩；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了。于是他放下耒，守着树桩，希望再次得到兔子。兔子没有再得到，自己却成了宋国人的笑柄。如今想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百姓，都是守株待兔一类的人。古时候男子不耕田，草木的果实就足以供给食物；妇女不织布，禽兽的皮就足以供给衣服。

译不用辛劳便能满足养生需要，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百姓不争；因此厚重的赏赐无须实行，严厉的刑罚无须使用，百姓自然能够治理自己。如今一个人有五个儿子还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于是人口众多而财物减少，劳作辛苦而供养微薄，所以百姓争夺，即使加倍赏赐、累加刑罚，也不能免除混乱。尧统治天下时，茅屋屋顶不加修剪，栋梁只用粗木不加砍削，吃粗米饭，喝藜藿汤，冬天穿麑皮裘，夏天穿葛布衣，即使看守门户的人的衣食，也不比这更差。禹统治天下时，亲自拿着耒耜，做百姓的先导，大腿没有肉，胫骨不生毛，即使臣仆的劳苦，也没有比这更辛苦的。由此说来，古代把天子之位让出去，不过是舍弃看门人的供养、离开奴仆般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如今的县令一天死去，子孙却能世代乘坐洁净的车马，所以人们看重县令之位。因此人们对于让出天子之位，可以轻易辞去；对于放弃今天的县令职位，却很困难，这是因为利益的厚薄实质不同。住在山上而到谷中汲水的人，在岁时祭祀时互相赠送礼物；住在水泽之地而苦于水质的人，就雇人开通沟渠。所以饥荒年春天，幼小的弟弟也没有粮食可分；丰收年秋天，远方的宾客也一定得到食物。这不是兄弟骨肉不爱过路客人，而是因为物资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易让出财物，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如今争夺财物，不是因为品行卑劣，而是因为财物少；轻易辞去天子之位，不是因为地位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争夺土地和财物，不是因为身份低下，而是因为权力重大。所以圣人考察物资的多少，根据利益的厚薄来制定政治；刑罚轻并不是慈爱，诛杀严也不是暴戾，而是衡量风俗后实行。事情随着时代而变化，防备措施也应适合事情。古时候，周文王处在丰、镐之间，土地方圆百里，施行仁义而使西戎归附，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处在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施行仁义，割地来朝见的国家有三十六个。荆文王害怕徐国危害自己，发兵攻打徐国，终于灭掉它。因此文王施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使国家灭亡。可见仁义适用于古代，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就不同。舜在位时，有苗不服，禹准备讨伐。舜说：“不可以。上位者的德行还不够深厚就使用武力，不合乎道。”于是修治教化三年，手持盾牌和大斧起舞，有苗才归服。共工之战中，铁制锋利的兵器能够伤及敌人；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害身体。可见盾牌和大斧适用于古代，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事情不同，防备措施就应当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上古时代争的是道德，中古时代争的是智谋，如今争的是气力。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人说：“你的言辞不是不善于辩说，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言辞所能解决的。”于是齐国发兵攻打鲁国，距离鲁国城门十里处便划定界线。因此徐偃王有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有辩才智慧而鲁国土地被削减。由此说来，仁义和辩智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除去徐偃王的仁义，停止子贡的智慧，按照徐国、鲁国的力量来防守；即使面对万乘之国，齐国、楚国的欲望也不能在这两个国家实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五百里、三年〕 《有度》【韩非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有度》（《韩非子》） 国家没有永远强盛的，也没有永远衰弱的。奉行法治的人强，国家就强；奉行法治的人弱，国家就弱。荆庄王兼并二十六国，开拓土地三千里。庄王死后，荆国的社稷被毁灭，荆国也因此灭亡。齐桓公兼并三十国，开拓土地三千里。桓公死后，齐国的社稷被毁灭，齐国也因此灭亡。燕襄王以黄河为边界，以蓟为国都，袭击涿地，修筑方城，摧残齐国，平定中山。有燕襄王时，燕国的地位就受重视；没有燕襄王时，燕国的地位就被轻视。襄王死后，燕国的社稷被毁灭，燕国也因此灭亡。魏安厘王攻打赵国以援救燕国，夺取河东土地；魏国的土地和军队又用来攻打齐国，私下使平陆的都邑归顺；在淇水下攻打韩国的防管胜；在睢阳交战时，荆军疲老而逃往蔡国；在召陵交战时，荆军被击破，军队分散到天下各处，威势遍行于诸侯国家。安厘王死后，魏国也因此灭亡。所以，有荆庄王、齐桓公，齐国、荆国就可以称霸；有燕襄王、魏安厘王，燕国、魏国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灭亡了，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致力于制造混乱，而不致力于治理。国家已经混乱衰弱，却又都放弃国法而偏私于外部关系，这就像背着柴草去救火一样，混乱衰弱得更加严重了。所以在当今时代，能够去除私心邪曲、遵行公法的，百姓就安定，国家就治理得好；能够去除私自行径、实行公法的，军队就强大，敌人就弱小。所以，审察得失而有法度制度的人，把他置于群臣之上，君主就不会被欺骗；审察得失而有权衡称量的人，用他来听断远方事务，君主就不会被天下事物的轻重蒙骗。如今如果凭声誉提拔贤能，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向下结党；如果凭朋党举荐官员，百姓就只顾交结私党而不求依照法令取得功名。因此，官员失去任用贤能的原则，国家就会混乱。把赞誉当作赏赐，把诋毁当作惩罚，那么那些喜欢赏赐、厌恶惩罚的人就会放弃公行而实行私术，互相结党营私。忘记君主而对外结交，以便提升自己的党羽，那么臣下用来事奉君主的原则就薄弱了。结交的人众多、党羽广泛，内外结成朋党，即使犯下大罪，也会因遮蔽者众多而被掩盖。所以忠臣常因无罪而陷入危亡，奸邪之臣却无功而安享利益。忠臣因不是自己的罪过而遭危亡，贤良之臣就会潜伏不出；奸邪之臣无功而安享利益，奸臣就会得到进用。这就是国家灭亡的根本。这样一来，群臣就会废弃法令而行私事，把公法中本应区别的轻重混同起来。臣下多次到有能力者的门下，却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百般谋划私家的便利，却一次也不为君主谋划国家。属官数目虽然很多，却不是尊重君主的办法；百官虽然齐备，却不是任用国家的办法。这样，君主只有君主的名义，实际权力却寄托在群臣之家。

译所以我说，灭亡国家的朝廷中是没有人的。说朝廷没有人，并不是说朝廷衰败了，而是各家只顾彼此得利，不顾使国家富厚；大臣只顾互相尊崇，不顾尊崇君主；小臣拿俸禄来供养交游，不把任官办事当作自己的职责。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君主不能在上面依照法令裁断，而听任臣下替他行事。所以明君让法令选择人才，而不亲自举荐；让法令衡量功劳，而不亲自估量。能干的人不能被蒙蔽，失败的人不能被粉饰，受赞誉的人不能仅凭声誉进用，有过失的人也不能仅凭诋毁罢退，那么君臣之间就能明白辨别，治理也容易了。所以君主以法令为准则是可以的。贤人作为臣子，面向北方朝拜而献上信物，心中没有二意；朝廷不敢推辞卑贱的职务，军队也不敢推辞艰难的任务；顺从上级的作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而不任意发表是非。所以作为臣下的人，好比手对身体：向上修治头部，向下修治脚部，清、暖、寒、热出现时，不能不救治。镆铘宝剑刺入身体，也不敢不搏斗。不要偏私贤哲之臣，不要偏私有才干之士，于是百姓不必越过乡里去交结权贵，不会有百里之外的忧患；贵贱互不逾越，愚者和智者都能平等站立，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如今那些轻视爵禄、容易离去逃亡、借此选择君主的人，我不称他们为防范欺诈的学说；违背法令、背叛君主、强行进谏的人，我不称他为忠臣；施行恩惠、给予利益、收买臣下以博取名声的人，我不称他为仁者；离开世俗隐居而以非难君主为义的人，我不称他为义士；对外出使诸侯，对内耗损本国，窥伺国家危急险要之处来恐吓君主，说“没有我，交往就不能亲密；没有我，怨恨就不能解除”，君主却把国家交给他并听信他；他贬低君主的名声来显扬自己，毁坏国家的富厚来有利于自己的家族，我不称他为智者。这几种做法，都是乱世的言论，也是先王法令所摒弃的。先王的法令说：“臣下不得擅自作威，不得擅自谋利，要遵从君王的意旨；不得擅自作恶，要遵从君王的道路。”古代社会安定时的百姓奉行公法，废弃私术，专心实行一种原则，完备地等待任用。作为君主，如果亲自察看百官，时间就不够，力量也不能胜任。况且君主若依靠眼睛，臣下就会粉饰外表；君主若依靠耳朵，臣下就会粉饰言声；君主若依靠思虑，臣下就会预先防备言辞。先王认为这三种办法都不足，所以舍弃自己的才智而依据法令和制度，审察赏罚。先王所守持的是要领，因此法令简明而不可侵犯，能够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人不能施展欺诈，险诈浮躁的人不能逞用巧言，奸邪之人没有凭借。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不敢改变自己的言辞；即使身处郎中之位，也不敢隐蔽善行、粉饰过错；朝廷中的群臣和属下都直接集中在单一的防范之下，不敢彼此逾越，所以君主用于治理的力量不必过度消耗，而每天都有余力；这是君主凭借权势任用臣下所造成的。臣下侵害君主，好比地势变化，逐渐发展下去，使君主失去准则，东西易位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司南来端正早晚的方向。明君使群臣不得在法令之外放纵心意，也不得在法令之内擅施恩惠；一举一动都不违背法令，法令就是用来压制越轨和法外私行的。严刑是用来使命令得以实行、惩罚臣下的。威势不能宽赦过错，权力控制不能有共同的门户。威势和控制若被众人共同掌握，各种邪恶就会显露。法令不被信守，君主的行动就会危险；刑罚不能果断执行，邪恶就不能被制服。所以说：巧匠即使只凭眼力和心意也能看出是否合乎墨线，但一定先以规矩为尺度。最高明的人防止举措失当，也一定以先王的法令作为准绳。因此墨线直了，弯曲的木材就被削去；水平器平了，高出的地方就被削平；秤的权衡悬定，重的就会显出多余、轻的就会显出不足；斗斛设置好了，多出的就减去、少的就补足。所以用法令治理国家，不过是按法令施行举措罢了。法令不偏袒贵人，墨线也不因弯曲而改变。法令所加之处，智者不能推辞，勇者不敢争辩。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善行不遗漏平民。所以纠正君主的过失，查究臣下的邪行，治理混乱、裁决谬误，削减过分、整齐非正；要统一百姓的行为轨道，没有比法令更好的；要统摄官吏、威服百姓，制止放纵懈怠、阻止欺诈伪饰，没有比刑罚更好的。刑罚严重，臣下就不敢以尊贵身份改变卑贱者所受的处罚；法令审明，君主就尊贵而不受侵犯。君主尊贵而不受侵犯，君主就强大而能守住要害。所以先王重视法令，并把它流传下来。君主放弃法令而任用私意，上下就没有区别了。《刻意》【《庄子》】刻意追求高尚的操行，离开世俗而标新立异，高谈阔论、怨恨诽谤，不过是追求高亢罢了。这是山谷隐士、与世俗不合之人以及憔悴赴渊者所喜好的。谈论仁义忠信、恭敬节俭、推让谦逊，不过是追求修养罢了。这是太平时代的士人、教诲之人以及游学者所喜好的。谈论建立大功、树立大名，讲究君臣之礼、端正上下秩序，不过是追求治理罢了。这是朝廷之士、尊崇君主、强盛国家以及建立功业、兼并土地者所喜好的。走近沼泽水边，处在闲旷之地，钓鱼闲居，不过是追求无为罢了。这是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以及追求闲暇者所喜好的。吹气、呼吸，吐出旧气、吸入新气，像熊一样攀援、像鸟一样伸展，不过是追求长寿罢了。这是修炼导引、保养形体以及彭祖那样追求长寿者所喜好的。至于不刻意追求高尚却自然高尚，不谈仁义却自然修养，不求功名却自然得到治理，不身处江海却自然闲适，不行导引却自然长寿；没有什么不忘却，也没有什么不具备。淡泊无极，而众多美德都随之而来。这就是天地的道和圣人的德。所以说：恬静淡泊、寂静空漠、虚无无为，是天地的平和状态，也是道德的本质。所以说：圣人安闲自得，便平易自然；平易自然，便恬静淡泊；平易而恬淡，忧患不能侵入，邪气不能袭击。所以他的德性完整，精神不会亏损。所以说：圣人活着时，顺应天道运行；死去时，随万物变化。静止时与阴同其德，行动时与阳同其波。不先追求福，也不首先招致祸；受到感应后才回应，被逼迫后才行动，不得已后才兴起。抛弃智巧和旧习，遵循自然的规律。所以没有天灾，没有外物的牵累，没有人的非难，也没有鬼神的责罚。他活着如同漂浮，死去如同休息；不思虑，不预先谋划。光明却不炫耀，诚信却不强求别人相信；睡觉不做梦，醒来没有忧愁；精神纯粹，防守而不疲惫。虚无恬淡，于是合乎天德。所以说：悲哀和欢乐，是德性的邪曲；喜悦和愤怒，是道的过失；喜爱和厌恶，是德性的丧失。因此内心不受忧乐影响，是德的最高境界；专一而不改变，是静的最高境界；没有什么相抵触，是虚的最高境界；不与外物交涉，是淡的最高境界；没有什么相违逆，是纯粹的最高境界。所以说：形体劳累而不休息，就会疲敝；精神使用而不停息，就会疲劳；疲劳就会枯竭。水的本性，不混杂就清澈，没有扰动就平静；郁闭而不流动，也就不能清澈。这正是天德的形象。所以说：纯粹而不混杂，宁静专一而不改变，淡泊而无为，行动时顺应天道，这就是养神的方法。

译有干越宝剑的人，把它装在匣中收藏起来，不敢使用，这是把它看到了极点。精神向四方通达并流行，无处不到；上达于天，下盘踞于地，化育万物，无法用形象描述，这种境界名为与帝同一。纯朴之道，唯独守持精神；守持它而不丧失，与精神合为一体；一的精气通达，合乎天道的纲纪。民间俗语说：“众人看重利益，廉士看重名声，贤士崇尚志向，圣人珍贵精神。”所谓纯朴，是说不与其他东西混杂；所谓纯粹，是说不使自己的精神亏损。能够体现纯朴纯粹的人，叫作真人。《缮性》【《庄子》】在世俗的学说中修治本性，想求得恢复本初；在世俗的思虑中放纵欲望，想求得达到明彻，这叫作蒙蔽。防之民，古代治理道的人，以恬静来养护智慧，生来便不把智慧用于作为，这叫作用智慧来养护恬静。智慧和恬静相互滋养，于是和谐的道理从本性中产生。德就是和谐，道就是条理。德无所不容，就是仁；道无所不治理，就是义。义理明白而与万物亲近，就是忠；内心纯实而返回真情，就是乐；诚信表现在行为和仪容上而顺合礼文，就是礼。礼乐片面推行，天下就会混乱。那些自以为正直而蒙受自己的德性，德就不会冒进；一旦冒进，万物必然失去本性。古代的人处在混沌蒙昧之中，与整个时代共同得到淡泊。当时阴阳和谐宁静，鬼神不来扰乱，四时合乎节度，万物不受伤害，各国君主不夭折。人虽有智慧，却无处使用，这叫作至一。当时没有人刻意作为，一切总是自然。等到德性逐渐衰落，到了燧人、伏羲开始治理天下，于是顺应而不能专一。德性又进一步衰落，到了神农、黄帝开始治理天下，于是安定而不能顺应。德性又进一步衰落，到了唐、虞开始治理天下，兴起治理教化的流派，□淳厚、离散朴质，离开道而追求善，以险诈的德性施行作为，然后舍弃本性而顺从心意。心与心互相认识和知晓，却不足以安定天下，于是又给它附加文饰，以博杂的文章来增益它；这样就灭除了本质、沉溺于博杂，百姓从此开始迷惑混乱，无法返回自己的性情、恢复本初。由此看来，世俗防碍道，道也防碍世俗，世俗与道彼此互相防碍。道中的人凭什么由世俗兴起？世俗又凭什么由道兴起呢？道没有办法由世俗兴起，世俗也没有办法由道兴起。即使圣人不在山林之中，他的德也已经隐没了；隐没，所以并不是自己故意隐遁。古代所说的隐士，不是隐藏身体而不让人看见，不是闭塞言语而不说出来，也不是藏起智慧而不发挥，而是时运和命运极其错乱。遇到时运、命运而能大行于天下，就返回本一而不留下踪迹；不遇时运、命运而困穷于天下，就深深扎根、安定到底，等待时机。这是保全自身的方法。古代保全自身的人，不凭辩说粉饰智慧，不凭智慧使天下困窘，也不凭智慧使德性困窘；安然处在自己的位置，返回本性罢了，又有什么作为呢？道本来就不会小范围推行，德本来就不会只被浅陋认识。浅陋的认识损伤德，狭小的作为损伤道。所以说：端正自己罢了，这就叫保全快乐；保全快乐，就叫作得志。古代所谓得志，不是指显贵的车马冠冕，而是说没有什么能够增加他的快乐罢了。如今所谓得志，却是指拥有显贵的车马冠冕。车马冠冕加在身上，并不是人的本性和命运，而是外物偶然寄托而来的东西。寄托而来时无法阻挡，离去时也无法挽留，所以不因拥有车马冠冕就放纵志意，也不因困穷贫约就迎合世俗；无论处在显贵还是困穷的境地，他的快乐都相同。因此只是没有忧愁罢了。如今外物寄托离去，便不再快乐。由此看来，即使有快乐，也未尝不是荒废。所以说：把自己寄托于外物，在世俗中丧失本性，叫作颠倒错乱的人。《人间世》【《庄子》】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向仲尼请教说：“楚王派遣诸梁这件事非常重要，齐国接待使者，大概会非常恭敬，却不会立即答应。普通人尚且不能轻易使他改变，何况诸侯呢？我对此非常恐惧。”孔子曾对诸梁说：“凡是事情，无论大小，很少有不按照人情圆满完成的。事情若不成功，一定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事情若成功，也一定会有阴阳方面的祸患。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事后都没有祸患，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我吃饭只吃粗食，不求精美；睡觉时没有欲望，是清静的人。如今我早晨接受使命，晚上就饮冰水，难道我是内心发热吗？我还没有达到事情的实情，却已经有阴阳方面的祸患了。事情若不成功，一定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这是两方面的祸患。作为臣下的人承受不起，你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吗？”仲尼说：“天下有两件最大的戒律：一件是命，一件是义。你爱自己的父母，这是命，内心无法解除；臣下事奉君主，这是义，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没有君主，也无法逃离天地之间，这就叫最大的戒律。因此，事奉父母的人不选择地点，只求使父母安适，这是孝的最高境界；事奉君主的人不选择事情，只求把事情办妥，这是忠的最高境界；修养自己内心的人，不让悲哀和欢乐改变自己面对的处境，知道事情无可奈何，便像顺从命运一样安处，这是德的最高境界。” 做臣子的人，本来就有不得已的事情；依照事情的实情去做而忘记自身，哪里还有时间顾及贪恋生命、厌恶死亡呢？你只管照这样去做吧。”我丘再把所听到的告诉你：“凡是与人交往，关系近的必然用诚信互相亲近，关系远的必然用言语向对方表示忠诚，而言语一定会有人传递。传递双方都高兴或都愤怒的话，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双方都高兴，往往有过分赞美的话；双方都愤怒，往往有过分诋毁的话。凡是过分的话大多虚妄，虚妄的话若有人相信，传话者就会遭殃。所以古代法言说：‘传达通常的实情，不要传达过分的话，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保全了。’况且凭巧智和力量争斗，开始时往往公开张扬，最后常常转为暗中较量，发展到极点就会产生许多奇巧；按照礼节饮酒，开始时有条理，最后常常混乱，达到极点便会产生许多奇怪的快乐。凡事也是这样，开始时还讲诚信，最后常常变得鄙陋；开始时很简易，临近结束时必然扩大。言语像风波，行动像真实的灾祸。风波容易使人动摇，真实的灾祸容易使人陷入危险。所以愤怒一旦没有缘由地被激发，出现巧言和偏辞，就像野兽将死时不再选择声音，气息勃然，于是双方同时生出严厉的心意；一旦苛刻追究到了极点，必然有不肖之心回应它，而自己却不知道原因。如果竟然不知道原因，又有谁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呢？所以古代法言说：‘不要擅自改变命令，不要强行促成事情；超过限度而有所增益，’ 擅自改变命令、强行促成事情，是危险的事。美好的结果要经过长久才能形成，坏的结果形成后就来不及改变，能不谨慎吗？况且顺应外物来游放心意，寄托于不得已来养护内心，这就达到最高境界了。”那么应该怎样答复使命呢？不如把君命传达给他。这正是困难之处。《文编》卷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四 明代唐顺之编 《天运》【《庄子》】天是在运行吗？地是安处不动吗？太阳和月亮是在争夺自己的位置吗？是谁主宰并推动这一切？是谁维系并统摄这一切？是谁安闲无事却推行着这一切？或许它有精巧的机关而不得不如此运转吗？或许它自行运转而不能停止吗？云是为了降雨吗？雨是为了形成云吗？是谁使它们兴盛和施布？是谁安闲无事却纵情推动这一切？风从北方吹起，忽而向西，忽而向东，时而向上盘旋。是谁在吹气和吸气？是谁安闲无事而使它披拂？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巫咸祒说：“来，我告诉你。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应它们就能治理，违背它们就会凶险。九洛的事务，治理成功、德行完备，监察照临下土，天下拥戴他，这叫作上皇。”北门成向黄帝请教说：“帝在洞庭的原野演奏《咸池》之乐，我开始听时感到恐惧，再听感到懈怠，最后听却感到迷惑，心神浩荡而沉默，竟然不能自得。”黄帝说：“你大概确实是这样吧！我用人的情感来演奏它，用天道来验证它，用礼义来运行它，用太清来建立它，然后调理四时，使万物达到大和。四时交替兴起，万物顺着时序生长；一盛一衰，是文武的次序和常规；一清一浊，是阴阳的调和；流动的光彩化为它的声音。蛰伏的虫子开始活动，我用雷霆惊动它们。” 它的终结没有尾端，它的开始没有首端；一会儿死亡，一会儿生长；一会儿倾覆，一会儿兴起；它的常规没有穷尽，而“一”又无法等待和把握。你所以感到恐惧，正是因为这个。我又用阴阳的和谐来演奏它，用日月的光明来照耀它；它的声音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而归于齐一，不拘守旧有的常规。它在山谷中就充满山谷，在坑洼中就充满坑洼；填塞空隙而守持精神，以万物作为尺度。它的声音舒展宏大，名称叫作高明。因此鬼神守护其幽深之处，日月星辰按照各自的规律运行。我把它止于有限之处，又使它流行于无穷之中。你想用思虑探究它，却不能知道；想看见它，却不能看见；想追逐它，却不能追上。茫然站在四方空旷的道路上，倚着枯桐吟咏；眼力已经达到想看的极限，力量也耗尽于想追逐的事物。我既然追不上它，也就算了；形体充满空虚，终于达到委蛇的状态。你处在委蛇状态，所以感到懈怠。我又用无所懈怠的声音演奏它，用自然的命运调和它，所以它仿佛混沌中万物纷纷生长，形成林木般的快乐却没有固定形体；布散挥发而不受牵引，幽暗昏冥而没有声响，运动没有固定方位，停留在幽深冥暗之中。有人称它为死，有人称它为生，有人称它为实，有人称它为荣；它流行、消散、迁移，不固定于一种声音。世人对此疑惑，便向圣人求证。所谓圣人，就是通达事物实情而顺遂天命的人。天机不张扬而五官都具备，这叫作天乐。不说话却内心喜悦，所以有焱氏为此作颂说：“听它，听不见它的声音；看它，看不见它的形体；它充满天地，包容六极。你想听它，却无法接触到它，所以才感到迷惑。”音乐开始于恐惧，因为恐惧而使精神受到震撼；接着是懈怠，因为懈怠而逃避；最后归于迷惑，因为迷惑而愚昧，因为愚昧而接近道。道可以承载着它，并与它一同前行。《齐物论》【《庄子》】南郭子綦靠着几案坐着，仰头向天叹息，神情淡漠，仿佛失去了自己的配偶。颜成子游站在他面前侍奉，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形体固然可以使它像枯木，内心难道也可以使它像死灰吗？如今您靠几案的样子，已经不是从前靠几案的样子了。”子綦说：“偃，你问得不是很好吗！刚才我忘了自己，你知道吗？你听到过人籁，却没有听到地籁；你听到过地籁，却没有听到天籁。”子游说：“请问其中的道理。”子綦说：“大地吐出的气叫作风。它若不吹动便罢了，一旦吹动，所有孔窍都会愤怒地发出号叫，你难道没有独自听过那呼呼的声音吗？山林高低错落，大树百围之粗的孔穴，有的像鼻子，有的像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柱孔，有的像圆环，有的像臼，有的像深洼，有的像污坑；有的声音像急流冲击，有的像箭啸，有的像呵斥，有的像吸气，有的像呼叫，有的像号哭，有的像幽咽，有的像咬啮。前面的声音发出呼声，后面的声音随之发出应声。微风时声音小而相和，旋风时声音大而相和；猛烈的风停止后，众孔窍都归于空寂，难道你没有看见枝叶轻轻摇动的样子吗？”子游说：“地籁就是众多孔窍发出的声音，人籁就是排箫之类的乐器发出的声音。那么请问天籁呢？”子綦说：“风吹万物，声音各不相同，却使它们各自发出声音；一切都是自己取得的，发出怒声的究竟是谁呢？” 大的智慧广大开阔，小的智慧拘泥琐碎；大的言论盛气凌厉，小的言论絮絮叨叨。他们睡梦中精神交错，醒来时形体舒展；与外物接触便构成纠葛，每天都用内心争斗。迟疑的、隐晦的、紧密防守的，内心小有恐惧而战栗，大有恐惧则茫然无措。他们发言像弩机发射的箭，是在掌管是非；他们停留不动像诅咒盟誓，是在固守胜势。他们的衰败像秋冬一样由言语造成，日渐消耗。他们沉溺于自己的作为，无法使自己恢复；他们厌倦时如同封闭起来，说明精神已经衰老枯竭。临近死亡的心，再也不能使它恢复阳气。喜怒哀乐、思虑叹息、变化和躁热、轻浮放纵和各种姿态，像从空虚中产生的音乐，像蒸气中长出的菌类，日日夜夜在眼前交替，却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萌生。算了吧，算了吧！早晚都处在这种状态，难道就是它们产生的原因吗？没有它们就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可取舍的对象；这已经接近道了，却不知道是什么使它如此。仿佛有一个真实的主宰，却只是找不到它的迹象；它确实可以运行，却看不见它的形体；它有实情却没有形状。人的百骸、九窍、六脏都完整地存在，我究竟应该亲近哪一个？你们都喜欢它们吗？还是各自有所偏爱？如果这样，它们都只是臣妾吗？臣妾不足以互相治理吗？还是它们交替互为君臣？难道其中真有一个真正的君主存在吗？即使求得它的实情，对它的真实又有增益或损害吗？” 一旦承受了形体，就只能不死亡地等待生命耗尽；与外物互相伤害、互相摩擦，行动如同奔驰，却没有什么能够使它停止，这不是很可悲吗？终身劳碌而看不见成功，疲惫不堪地服役却不知道归宿，难道不可哀吗？人们称这种状态为不死，又有什么益处？形体变化，内心也随之变化，难道不能说是最大的悲哀吗？人的生存本来就这样茫然吗？只有我茫然，还是别人也有不茫然的呢？既然顺着已经形成的心意把它当作老师，谁会没有自己的老师呢？哪里只有懂得变化、由内心自行取舍的人呢？愚人也有。内心还没有形成就已经有了是非，这就像今天才到越国，却说昨天已经到了。于是把无说成有，把有说成无，即使有神禹也不能弄清，我又能怎么办呢？言语并不只是像风吹一样发出声音，发言者是有意在说话，而所说的内容却还没有确定。果真有言语吗？还是从未有过言语？言语以为自己不同于雏鸟的叫声，真的有区别吗？还是没有区别？道为什么会隐蔽而产生真伪？言语为什么会隐蔽而产生是非？道到哪里去而不存在呢？言语存在于哪里而不可取呢？道隐蔽在小的成就中，言语隐蔽在浮华中。所以有儒家、墨家的彼此是非：以自己的正确判定对方错误，以自己的错误判定对方正确。若想判定对方错误为正确、判定对方正确为错误，不如用明彻的智慧。

译万物没有不是彼，也没有不是此。从彼的一面看，就看不见；从自己所知的一面看，就能知道。所以说：彼由此显现，此也因彼而存在。这是彼此同时产生的说法。虽然如此，刚刚产生就刚刚趋于死亡，刚刚死亡就刚刚产生；刚刚可以就刚刚不可以，刚刚不可以就刚刚可以。因为此而认为是，因是而认为非；因非而认为是，因是而认为非。因此圣人不沿用这种分别，而从自然的角度照察，也只是因顺此理罢了。此也就是彼，彼也就是此；彼有一套是非，此也有一套是非。究竟真有彼和此吗？究竟真没有彼和此吗？彼和此找不到相对的对应物，这叫作道的枢纽。枢纽开始能够处在环的中心，以应对无穷变化。是也是一种无穷，非也是一种无穷。所以说不如用明彻的智慧。用手指来说明：说手指不是手指，不如用非手指来说明手指之所以不是手指。用马来说明马不是马，不如用非马来说明马之所以不是马。天地就是一个指，万物就是一匹马。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吗？不可以。道被实行就形成，万物被称说就成为如此。为什么如此？因其如此而如此。为什么不如此？因其不如此而不如此。万物本来各有其所以如此，万物本来各有其可以。没有一样物不是如此，也没有一样物不可以。因此即使举出小草茎和大柱子、丑陋的厉和美丽的西施，以及广大、诡异、虚幻、怪诞之物，道都把它们贯通为一。万物有所分别，就形成成毁；有所形成，就有所毁坏。其实万物没有真正的形成和毁坏，最终都重新贯通为一。只有通达的人知道贯通为一。因此不凭人为造作，而寄托于日常功用。所谓庸，就是使用；所谓使用，就是贯通；所谓贯通，就是有所获得；恰好获得，就接近道了。因顺此理而止，不再追问为什么，这就叫道。劳费精神去把万物强行归为一，却不知道它们本来相同，这叫作朝三。什么叫朝三？狙公给猴子橡子，说：“早晨三个，晚上四个。”众猴都愤怒。又说：“那么早晨四个，晚上三个。”众猴都高兴。名义和实际并没有减少，猴子的喜怒却因此产生。运用也只是因顺此理罢了。所以圣人用是非调和万物，而安处于自然的均衡，这叫作两行。古代人的知识有达到极点的，达到哪里呢？认为未曾有万物的人，达到极点，完备到不能再增加。其次认为有万物，却未曾有界限。再次认为有界限，却未曾有是非。是非显明，正是道有所亏损的原因；道有所亏损，正是偏爱形成的结果。究竟有形成和亏损吗？究竟没有形成和亏损吗？有形成和亏损，所以昭文弹琴；没有形成和亏损，所以昭文不弹琴。昭文弹琴，师旷鼓瑟，惠子靠着梧桐树辩论，三人的知识，几乎都达到了盛极的境地。所以把这些事记载到晚年，只是因为他们喜爱这些事，想借此区别于别人。他们喜爱这些事，是想把它们说明白；但把对方本来不应说明的东西强行说明，所以最终陷入坚白论的昏昧，他的儿子又陷入文辞的纠缠。终身没有成就，像这样能叫作成就吗？即使我也有所成就，像这样难道又不能叫作成就吗？万物和我都没有真正的成就。因此，混乱而含混的光彩，正是圣人所要把握的。因而不凭人为造作，而寄托于日常功用，这就叫作明彻。现在这里姑且有一段言语，不知道它与这个相同吗？还是与这个不同吗？相同和不同相互结合而成为相同，那么它与那个就没有区别了。虽然如此，请让我试着说说：有开始，有未曾有开始，有未曾有未曾有开始。有有，有无，有未曾有无，有未曾有未曾有无。不久便有了有和无，却不知道有无之中究竟谁是有、谁是无。如今我已经有所说了，却不知道我所说的究竟真有所说，还是其实无所说。天下没有比秋毫末端更大的，而泰山却是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孩子更长寿的，而彭祖却是夭折的。天地与我同时生成，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既然已经合为一体，还能有所言说吗？” 既然已经把它称为“一”，还能不说话吗？“一”和言语合起来就是“二”，“二”和“一”合起来就是“三”。从此以后，即使巧妙的历算者也无法推算，何况普通人呢？所以从无到有，达到三，何况从有到有呢？不要再有所趋向，因顺此理罢了。道从未有过界限，言语从未有过固定常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界限。请让我说说它的界限：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别有辨析，有竞争有争执，这叫作八种德行。天地四方之外，圣人保存而不谈论；天地四方之内，圣人谈论而不争辩；《春秋》所记载的经世之事、先王的志意，圣人议论却不加以辨析。所以所谓分别，也有不分别；所谓辨析，也有不辨析。为什么呢？圣人把它们包容在心中。众人却通过辨析来互相炫示，所以说，所谓辨析，也有看不见的地方。大道不必称说，大辨不必言语，大仁并不执着于仁，大廉并不自满，大勇并不伤害别人。道一旦显耀就不再是道，言语一旦争辩就不能穷尽，仁一旦固定就不能成就，廉一旦清显就不被信任，勇一旦伤害别人就不能成就。这五者圆满，却几乎又趋向方正。所以知道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停止，这就是最高境界。谁知道无言的辨析、无道的道呢？若有人能知道这个，就叫作天府。向其中注入而不会充满，从其中取用而不会枯竭，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这叫作保守光明。从前尧问舜说：“我想讨伐宗脍、胥敖，面向南方治理天下，却不能释然，是什么缘故呢？”舜说：“这三个人还存在于蓬草艾草之间，你为什么不能释然呢？”从前十个太阳一同出现，万物都被照耀，何况德性超过太阳的人呢？齧缺向王倪请教说：“您知道万物共同认定的正确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呢？”“您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吗？”“我怎么知道呢？”“那么万物都没有知觉吗？”“我怎么知道呢？”“虽然如此，还是请让我试着说说：怎么知道我所谓的知不是不知？怎么知道我所谓的不知不是知？况且我曾经试问您：人睡在潮湿处就会腰痛甚至半身不遂，鱼也是这样吗？树上栖息就会战栗恐惧，猿猴也是这样吗？人、鱼、猿猴三者，谁知道什么才是正当的居处？人吃牲畜，麋鹿吃草，蜈蚣喜欢吃蛇，鸱鸦喜欢吃老鼠；这四种动物，谁知道什么才是正当的味道？猿猴以猿为雌，麋与鹿交配，鱼与鱼同游。毛嫱、丽姬，是人所认为的美人；鱼见到她们便潜入水底，鸟见到她们便高飞，麋鹿见到她们便飞奔。这四者，谁知道天下真正的美色呢？从我看来，仁义的开端、是非的道路，纷然混杂、错乱不堪，我怎么能知道其中的区别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译齧缺说：“您不知道利害，难道至人本来就不知道利害吗？”王倪说：“至人神妙极了！大泽焚烧不能使他感到炎热，黄河、汉水冻结不能使他感到寒冷，猛烈的雷霆震裂山岳、狂风振动大海也不能使他惊恐。像这样的人，驾着云气，骑着日月，遨游于四海之外；死与生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何况利害的端绪呢？”瞿鹊子向长梧子请教说：“我听先生说过：圣人不从事于世俗事务，不趋求利益，不逃避祸害，不喜欢有所求取，不沿袭通常的道路；不把无说成有，也不把有说成无，在尘世之外遨游。先生认为这是荒诞之言，我却认为这是玄妙之道的实行。您认为怎么样？”长梧子说：“这连黄帝听了都会感到迷惑，孔丘又哪里足以知道呢？况且你也计划得太早了，看见鸡蛋就想求取报晓的公鸡，看见弹丸就想求取烤鹗。让我姑且向你妄言一番，你也姑且妄听；何不让日月、宇宙相互依傍，使万物彼此吻合？把混乱昏暗的状态安置在其中，使彼此相互尊重；众人忙忙碌碌，圣人却混沌无知。把三万年看作一个整体，使万物都归于纯一，万物全都如此，并因此彼此包藏。我怎么知道以生为乐不是迷惑呢？我怎么知道厌恶死亡不是像弱小的鼠类一样，不知归宿呢？” 丽之姬是艾地封人的女儿。晋国刚得到她时，她哭泣得泪水沾湿衣襟；等到她到了君王的住所，和君王同睡在床上，吃着牲畜肉，后来就后悔当初哭泣了。我怎么知道死去的人不会后悔当初祈求活着呢？梦中饮酒的人，早晨醒来却哭泣；梦中哭泣的人，早晨醒来却去打猎。正做梦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在梦中又占验自己的梦；醒来以后才知道那是梦。还要有大觉醒，才知道现在的一切是一个大梦。可是愚人自以为醒着，私下里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究竟谁是君主，谁是牧人？真是固陋啊！孔丘和你都在做梦。我说你在做梦，其实也是梦话。这种说法叫作吊诡。万世以后如果遇到一位大圣人，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那就像早晚相逢一样难得。假如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我没有胜你，果真就是你对、我错吗？我胜了你，你不能胜我，果真就是我对、你错吗？或者有时双方都对，有时双方都错？或者双方都对，双方都错？我和你不能互相知道真相，那么世人本来就处在昏暗中，我们让谁来裁正呢？让和你相同的人来裁正，既然与您相同，怎么能裁正呢？让和我相同的人来裁正，既然与我相同，怎么能裁正呢？” 让与我和你都不同的人来裁正，既然与我和你都不同，怎么能裁正呢？让与我和你都相同的人来裁正，既然与我和你都相同，怎么能裁正呢？这样看来，我、你和世人都不能互相知道真相，难道还要等待另一个人吗？什么叫用自然的分际来调和？就是说：这是，不是；这样，不这样。假如确实是这样，那么“这样”不同于“不这样”，也没有什么可辨别的；假如确实如此，那么“如此”不同于“不如此”，也没有什么可辨别的。让变化的言语彼此相待，又仿佛彼此不相待；用自然的分际来调和它们，顺着无穷的变化而行，这样就可以终其一生。忘掉年岁，忘掉义理，在无穷境界中振作精神，所以把自己寄托于无穷。罔两问影子说：“刚才你行走，现在你停止；刚才你坐着，现在你站起，为什么没有独立不变的操守呢？”影子说：“我是有所依待才这样的吗？我所依待的东西又是有所依待才这样的吗？难道我所依待的是蛇的鳞片、蝉的翅膀吗？我哪里知道为什么这样，又哪里知道为什么不这样呢？”从前庄周梦见自己成为蝴蝶，栩栩然是一只蝴蝶，自以为适意快乐，不知道自己是庄周。忽然醒来，便惊惶不定地成为庄周。不知道是庄周梦见自己成为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成为庄周？庄周和蝴蝶必然有所区别，这就叫作物化。《天道》【《庄子》】天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万物得以生成；帝王之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天下归附；圣人之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四海之内服从。明白天道，通达圣道，完全贯通、四方通达于帝王之德的人，自然会如此，昏昧而无所不归于宁静。圣人的宁静，并不是刻意追求宁静，而是因为善于处置事物所以宁静。万物没有什么足以扰乱他的心，所以宁静。水宁静就能明察，照见人的眉毛胡须；水面平正就合乎水平，大匠以它为取法的标准。水宁静尚且如此明澈，何况人的精神呢？圣人的心宁静吗？它是天地的明镜，是万物的镜子。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是天地的平和状态，也是道法的最高境界，所以帝王圣人安息于此。安息就虚静，虚静就充实，充实就合乎条理。虚静就能宁静，宁静就能行动，行动就能有所获得。宁静就无为，无为，任事的人就能各尽职责。无为就和乐舒缓，和乐舒缓，忧患就不能停留，寿命也会长久。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是万物的根本。尧把这一点明白后面向南方而治，这就是尧做君主的情形；舜把这一点明白后面向北方朝拜，这就是舜做臣子的情形；以此处在上位，是帝王天子的德；以此处在下位，是玄圣素王的道；以此退居而在江海山林间闲游，士人也会服从。”}], 按照这个道理进取并治理世事，那么功业就会盛大，声名就会显著，天下也就归于一统。静止时成为圣人，行动时成为王者；无为却尊贵，朴素而天下没有谁能与之争美。能够明白天地之德的，这就叫作根本中的大根本、宗旨中的大宗旨，是与天相和的。用来调和天下，就是与人相和。与人相和，叫作人乐；与天相和，叫作天乐。庄子说：“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啊！使万物各自发挥作用，却不以此为乖戾；恩泽施及万世，却不以此自称仁爱；寿命长于上古，却不以此自称长寿；覆盖承载天地，雕刻塑造各种形体，却不以此自称技巧，这就叫天乐。”所以说：“懂得天乐的人，活着时顺应天道运行，死后随万物变化；静止时与阴同德，行动时与阳同波。”因此，懂得天乐的人，不受天的怨恨，不遭人的非难，不被万物牵累，不受鬼神责罚。所以说：“他行动时像天，静止时像地。”一心安定而统治天下，鬼怪不能作祟，防备也不会疲劳。一心安定，万物就会服从。意思是把虚静之心推及天地，贯通万物，这就叫天乐。天乐，就是圣人的心用来蓄养天下的状态。帝王的德，以天地为宗本，以道德为主宰，以无为作为常道。无为，就能役使天下而力量有余；

译有所作为，就会被天下役使而力量不足。所以古人看重无为。君上无为，臣下也无为，这是臣下与君上同德；臣下与君上同德，臣下就不会自以为臣属。臣下有所作为，君上也有所作为，这是君上与臣下同道；君上与臣下同道，君上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主宰。因此君上必须无为而役使天下，臣下必须有为而被天下役使。这是不变的道理。所以古代统治天下的君王，智慧虽能覆盖天地，却不亲自思虑；辨识虽能雕琢万物，却不自我炫耀；能力虽能穷尽海内，却不亲自作为。天不直接生产，万物却自行化生；地不直接生长，万物却自行养育。帝王无为，天下却能成就功业，所以说：没有什么比天更神妙，没有什么比地更富足，没有什么比帝王更伟大。因此说：帝王的德可以匹配天地。这就是驾驭天地、驱使万物、役用人群的道理。根本在君上，末节在臣下；要旨在主上，详务在臣下。三军五兵的运用，是德的末节；赏罚利害和五刑的施行，是教化的末节；礼法、度数、形名、比较详察，是治理的末节；钟鼓的声音、羽旄的仪容，是音乐的末节；哭泣、丧服以及丧服等级的厚薄，是哀悼的末节。这五种末节，都要等到精神的运行、心术的发动之后，才会随之出现。末节性的学问，古人也有，但不是首先应当讲的。君在前，臣在后；父在前，子在后；兄在前，弟在后；长者在前，年少者在后；男子在前，女子在后；丈夫在前，妻子在后。尊卑先后的关系，是天地运行的秩序，所以圣人取法于此。天尊而地卑，是神明所处的位置；春夏在先，秋冬在后，是四时的次序。万物化生，萌芽各有形状，盛衰有不同的程度，是变化流行的规律。天地最为神妙，尚且有尊卑先后的次序，何况人间的道理呢？宗庙崇尚亲亲，朝廷崇尚尊贵，乡党崇尚年长，行事崇尚贤能，这是大道的次序。谈论道却违背它的次序，就不是道；谈论道却违背它的道理，还到哪里去取道呢？所以古代明白大道的人，先明白天道，然后才谈道德；道德明白了，然后才谈仁义；仁义明白了，然后才谈名分和操守；名分和操守明白了，然后才谈形名；形名明白了，然后才谈因材任用；因材任用明白了，然后才谈推究和省察；推究和省察明白了，然后才谈是非；是非明白了，然后才谈赏罚；赏罚明白了，然后使愚者和智者各处其宜，使贵者和贱者各安其位，使仁者、贤者、不肖者各循其本性；一定要分辨各人的才能，一定要依据各人的名分。用这些来侍奉君上，用这些来蓄养臣下，用这些来治理万物，用这些来修养自身；智谋不必施用，最终必归于天性。这就叫太平之治的最高境界。所以《书》说：“有形有名。”形名之学，古人也有，但不是首先应当讲的。古代谈论大道的人，经过五次转变，才可以谈形名；经过九次转变，才可以谈赏罚。突然就谈形名，是不懂它的根本；突然就谈赏罚，是不懂它的起点。颠倒大道的次序来谈论，违背大道来解说，那只是用来治理人的手段，怎么能够治理人呢？突然谈形名赏罚，是有治理工具的知识，而不是懂得治理之道；可以拿来治理天下，却不足以驾驭天下。这种人叫作辩士，只是执守一端的人。礼、法、数、度、刑名、比较详察，古人也有。这些只是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手段，不是君上用来蓄养臣下的根本。《庚桑楚》【庄子】老聃的门徒中有一个叫庚桑楚的人，偏得老聃之道，向北居住在畏垒山。他把门客中卖弄聪明的人赶走，把妾中矫饰仁慈的人疏远。和朴拙笨重的人居住，让忙碌能干的人办事。住了三年，畏垒获得大丰收。畏垒的百姓相互议论说：“庚桑子刚来时，我们只是觉得惊异。如今每天计算，收获还嫌不足；按一年计算，却绰绰有余。他或许是圣人吧？您为什么不让我们共同奉他为尸主来祭祀，把他作为土地神和谷神来祭祀呢？”庚桑子听到后，面向南坐着，心中很不安。弟子们觉得奇怪。庚桑子说：“弟子们，你们为什么对我感到奇怪？春气发动，百草生长；到了秋天，万物的果实都成熟。春天和秋天，难道没有所得才这样吗？这是天道已经运行的结果。我听说至人像尸一样居住在环堵之室中，而百姓纷纷奔走，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如今畏垒这些微贱的百姓，却偷偷想把我列在贤人中间祭祀，难道我是那种贪取功名的人吗？因此我不能忘记老聃的话。”弟子说：“不是这样。普通深浅的沟渠，巨大的鱼没有回旋身体的余地，小鱼却能在其中受到限制。高不过六尺的丘陵，巨大的野兽无处隐藏身躯，小狐狸却能把它当作祥瑞之地。况且尊重贤者、授予能者，把善行和利益放在前面，自古尧舜就是这样，何况畏垒的百姓呢？先生也可以听从他们了。”庚桑子说：“小子，过来！能装下车子的野兽，一旦披甲离开山林，就不能免于罗网之患；能吞下船只的鱼，一旦跳跃离开水，就连蚂蚁也能使它受苦。所以鸟兽不厌恶高处，鱼鳖不厌恶深水。保全形体生命的人，藏身也只是不厌其深远隐僻而已。况且那两个人，又哪里值得称扬呢？他们在辩说方面，只会妄自凿开墙壁，种上蓬蒿。梳理头发、整齐梳子，数着米粒做饭，偷偷摸摸地做这些事，又哪里足以拯救世道呢？举用贤人，百姓就会相互倾轧；任用有智谋的人，百姓就会相互盗取。这些办法不足以使百姓厚实。百姓对于利益极其勤求。儿子可以杀父亲，臣下可以杀君主；大白天做盗贼，正午在墙上打洞。我告诉你，大乱的根源一定产生于尧舜时代，而大乱的后果会延续到千世以后。千世以后，一定会有人吃人的。”南荣趎惊惧地端正坐姿说：“像我这样年纪已经大了的人，将把事业托付给什么，才能达到您说的境界呢？”庚桑子说：“保全你的形体，不要让你的思虑像这样忙碌，三年就可以达到我说的境界。”南荣趎说：“眼睛和形体，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不同，但盲人不能亲自看见；

译耳朵和形体，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不同，但聋人不能亲自听见；心和形体，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不同，但狂乱的人不能自得其心。形体和形体之间也有差异，难道还有外物从中隔开它们吗？”他想相互寻求却不能相互获得。如今庚桑子对南荣趎说：“保全你的形体，守护你的生命，不要让你的思虑这样忙碌。”南荣趎努力听闻，已经把道听进耳中了。庚桑子说：“我的话说尽了。”又说：“飞奔的小蜂不能化育藿蠋，越地的鸡不能孵鹄卵，鲁地的鸡却能做到。鸡与鸡之间，它们的本性并没有不同，但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是因为它们的才能本来就有大小。如今我的才能太小，不足以化育你，你为什么不向南去见老子呢？”南荣趎带着干粮走了七天七夜，到了老子的住处。老子说：“你是从庚桑楚那里来的吗？”南荣趎说：“是。”老子说：“你为什么带着这么多人与我一同来呢？”南荣趎惊惧地回头看身后。老子说：“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南荣趎低头惭愧，抬头叹息说：“刚才我忘了该怎样回答，因此也忘了我的问题。”老子说：“这是什么意思？”南荣趎说：“没有智慧吧？别人说我愚蠢；有智慧吧，反而使我的身体忧愁。不仁，会伤害别人；仁爱，又反过来使自身忧愁；不义，会伤害别人；讲义，又反过来使自己忧愁。我怎样才能逃脱这些而获得安宁呢？这三句话，是我所忧患的。我愿意借庚桑楚的话来请教您。”老子说：“刚才我从你的眉睫之间看出你的神情，因此就了解了你。如今你又开口说出并相信这些话，拘拘然像在水边看见父母竖起竹竿，到海中去寻找他们一样。你真是迷失的人啊，惶惶然的！你想返回自己的性情，却没有进入的途径，可怜啊！”南荣趎请求进入屋舍，召集自己所喜欢的，抛弃自己所厌恶的，十天后自行忧愁，再次拜见老子。老子说：“你自己洗涤清理得纯熟了吗？内心郁郁然，但其中仍津津然，还残留着厌恶。外在被束缚的东西，不可繁杂地抓取，否则会转而束缚内在；内在被闭塞的东西，不可用曲折的方式抓取，否则会转而束缚外在。外内都被束缚，道德尚且不能持守，何况背离大道而行的人呢？”南荣趎说：“乡里有人生病，乡里人去问他；病人能够说出自己的病，但那个认为自己有病的人，其实还没有真正得病。像我这样听闻大道，就好比服药反而加重病情。我只愿听闻保养生命的纲要。”老子说：“保养生命的纲要，是能抱守一吗？能不失去它吗？能不依靠占卜而知道吉凶吗？能止息吗？能停止吗？能舍弃向别人求取而向自己求取吗？能自由舒展吗？能浑然无知吗？能像婴儿吗？婴儿整天号哭，喉咙却不嘶哑，这是和气达到极点；整天握拳，手却不僵硬，这是与德同一；整天注视，眼睛却不眨，这是心神不偏向外物；行走时不知道要到哪里，居处时不知道要做什么，随着万物委曲周旋而与它们同波流，这就是保养生命的纲要。”南荣趎说：“这样说来，这就是至人的德了吗？”老子说：“不是。这只是所谓冰消冻解。至人，与万物共同从大地取得食物，与天地共同享乐；不因人与物的利害而互相牵扰，不彼此视为怪异，不彼此谋划，不彼此从事经营，自由舒展地前往，浑然而然地归来，这才叫保养生命的纲要。”又说：“这样就算达到至境了吗？”答道：“还没有。我本来告诉过你：‘能像婴儿吗？’婴儿行动时不知道要做什么，行走时不知道要到哪里，身体像枯木的枝条，心像死灰。像这样，祸患也不会到来，福气也不会到来；既没有祸福，哪里还会有人为的灾害呢？胸宇宽泰而安定的人，发出天光；发出天光的人，别人才能看见他的真实本性。人有修养，才会有恒常；有恒常的人，世人会舍弃他，天会帮助他。世人所舍弃的人，叫作天民；上天所帮助的人，叫作天子。学习的人，学习那些不能靠学习而学到的东西；行事的人，实行那些不能靠行为而实行的事情；辩说的人，辩说那些不能靠辩说而说明的道理。能够在不可知之处止步，就达到最高境界了。若有不合乎这一点的，天道的均衡就会毁坏他。备办万物来养护形体，藏起意外之患来使内心安定，恭敬守持内心以通达外物。若这样做而万般恶事仍然到来，那都是天命，不是人为。不能让它扰乱成就，不可让它进入灵台。灵台有所持守，却不知道所持守的是什么；而不可执持的，才是真正不可执持的东西。还没有看清它的真实，就已经发动；每次发动都不恰当，事情进入心中却不肯舍弃；每次改变做法都造成过失。在众目昭彰之处作恶，人可以诛罚他；在幽暗隐秘之处作恶，鬼可以诛罚他。明白人的作用，也明白鬼的作用，然后才能独自行走。券内之人，行动于无名之境；券外之人，心志在求取功费。行动于无名之境的人，只有平庸而有光彩；心志在求取功费的人，只是商贾。人们看见他踮脚而立，仍然觉得他高大魁梧。与外物相穷极的人，外物就进入他的内心；与外物姑且相处的人，连自己的身体也容纳不下。能够容纳别人，却不能容纳不能容纳之物的人，就没有亲近之人；没有亲近之人，就穷尽了众人的武器。没有比心志更厉害的武器，镆鎁剑还在其次；没有比阴阳更大的盗贼，天地之间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不是阴阳损害了人的心，而是人自己使心受其驱使。道贯通万物的分际；万物有所成，也就有所毁。人们厌恶分际，是因为分际使事物完备；之所以厌恶完备，是因为完备之中有所凭借。所以一旦出去便不返回，显现其鬼神之迹而有所获得，这叫作获得。死亡消灭而仍有真实存在，鬼神也是如此。用有形之物来象征无形之物，于是就安定了。它出去没有根本，进入没有孔窍；有真实存在却没有固定处所，有绵延长久却没有根本起点。有迅疾的流出而没有孔窍的，是实在；有实在却没有固定处所的，是宇；有绵延长久却没有根本起点和迅疾流出的，是宙。有生，有死，有出，有入；出入之间看不见它的形体，这叫天门。天门就是无有。万物出于无有；有不能凭借有而成为有，必定出于无有，而无有本来是一。圣人把自己藏在无有之中。古代的人，认识已经达到很高境界了。达到哪里呢？认为从未有过万物。达到极点了，彻底了，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其次的人认为万物已经存在，把生看作开始，把死看作返回，因此有了分别。再次的人说：起初没有，后来才有；生命相继产生，转眼又死亡；以无有为首，以生为身，以死为尾。谁知道把有无、生死守持为一，我愿意同他交友。这三种说法虽然不同，却同属公族：昭、景两族，著戴一族，甲氏一族，著封一族，并不完全相同。

译有一个叫生黬的人，披散着头发说：“移是！”曾经说过“移是”并不是我所说的。即使如此，也是无法知道的。腊祭之时有膍胲，可以分散，也可以不分散。观察房屋的人，先周遍寝宫和宗庙，又到它的厕所；因此提出“移是”，请让我再谈谈“移是”。这种说法把生看作根本，以知识为老师，借此乘驾是非；果然有了名实，便把自我作为凭据，使人把它当作自己的节操，又用死亡来偿付节操。这样的人，把有用看作聪明，把无用看作愚蠢，把通达看作名声，把困穷看作耻辱。这就是所谓“移是”，是当今的人；这与蜩和鸴鸠同属于拘泥于一端。踩到市人的脚，就用放纵傲慢来道歉；若是兄长，就加以抚慰；若是尊亲，事情就到此为止。所以说：最高的礼不拘泥于人情，最高的义不把万物当作对象，最高的智慧不谋划，最高的仁爱没有亲疏。最高的诚信能破除金钱，贯通志意；能解开心灵的纠结，除去德行的牵累，打通大道的阻塞。贵、富、显、严、名、利这六者，是扰乱志意的东西；容貌、动作、脸色、条理、气息、心意这六者，是使心灵错乱的东西；厌恶、欲望、喜悦、愤怒、悲哀、欢乐这六者，是使德性受累的东西；离开、接近、取、给予、知、能这六者，是堵塞大道的东西。这四组六种事物，如果不在胸中荡动，就会端正；端正就会安静；安静就会明澈；明澈就会虚静；虚静就能无为而无所不为。道，是德所尊崇的；生命，是德发出的光；性，是生命的本质。性发动，叫作作为；作为而流于人为造作，叫作失真。知识是与外物接触，知识又是谋划；知识所不能知的，就像斜视一样。以不得已而行动，叫作德；行动没有不是出于自我的私意，叫作治理。名义彼此相反，实际却彼此相顺。羿善于射中细微目标，却不善于使人，因此没有自己的声誉。圣人善于顺应天道，却不善于迎合人事。善于顺应天道而又不拙于人事的，只有全人能够做到。只有虫才能成为虫，只有虫才能顺应天性。全人厌恶天，也厌恶人为的天，何况我自身的天性和人事呢？一只鸟飞到羿的射程内，羿一定能射中它，这是威势。若把天下作为鸟笼，鸟就没有可逃之处。因此商汤用厨人伊尹作为笼络手段，秦穆公用五张羊皮笼络百里奚。所以如果不根据对方所喜爱的事物去笼络，就没有能够得到的人。介者把画移到外面，这不是声誉。胥靡登上高处而不害怕，是把生死遗忘了。反复诵习而不馈赠，忘却他人，因而就成为天人。所以受到敬重而不喜悦，受到侮辱而不愤怒，只有与天和同一的人才能这样。发出愤怒却不陷于愤怒，那么愤怒就出自不愤怒；有所作为却出于无为，那么作为就出自无为。想要安静，就调和平气息；想要神明，就顺应本心。有所作为时想要恰当，就应当顺着不得已而行。顺应不得已，是圣人的道。《大宗师》【庄子】知道天所作的事，知道人所作的事，就达到最高境界了。知道天所作的事，就是顺应天而生；知道人所作的事，就是用自己的知识所能知道的，来养护自己的知识所不能知道的，终享天年而不在中途夭折。所谓天，就是知识的最高境界。即使如此，知识仍有忧患：知识要有所凭借，然后才能恰当，而它所凭借的东西恰好还没有确定。怎么知道我所说的天不是人，我所说的人不是天呢？况且有了真人，才有真正的知识。什么叫真人？古代的真人，不违逆少数，不以成就自雄，不谋求士人的赞誉。这样的人，犯了过错却不后悔，做得恰当也不自鸣得意。这样的人，登高不战栗，入水不沾湿，入火不感热，这是因为他的知识能够达到道的境界。像这样，古代的真人，睡觉不做梦，醒来没有忧愁，饮食不贪求滋味，呼吸深沉。真人用脚跟呼吸，普通人用喉咙呼吸。屈服的人说话时喉咙像哇哇作响，嗜欲深重的人，天然的机能就浅薄。古代的真人，不知道喜欢生，也不知道厌恶死；出生不抗拒，入死不拒绝，自由舒展地来去而已。不忘记自己的开始，不追求自己的终点，接受一切而喜悦，忘却一切又归返于它；这叫不以心智损害大道，不以人为帮助天，这就叫真人。这样的人，心神若有所忘，容貌寂静，额头宽广，凄清如秋，温暖如春；喜怒如四时运行，与万物相宜，却没有人知道他的极限。所以圣人用兵，即使使国家灭亡，也不失去人心；利益恩泽施及万世，却不是出于偏爱某些人。以通达万物为乐，并不是圣人的亲爱；顺应天时，并不是贤能；对利害不能贯通，不是君子；行为和名声违背自身，不是士人；丧失自身而不真实，不是役使人的人。像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它、申徒狄，都是被别人役使其劳作，迎合别人的适意，却没有使自己适意的人。古代的真人，形貌端正而不结党，像有所不足却不接受外物，与世相合而有棱角却不坚执，敞开虚空而不浮华。明朗快乐，好像很喜悦；高峻肃然，好像出于不得已；深沉充实，显现我的神色；从容自得，止息我的德性。严厉啊，好像与世俗相同；傲然而不可控制；绵延啊，好像喜欢闭藏；闷然啊，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言语。把刑罚作为身体，以礼作为翅膀，以知识把握时机，以德作为遵循。把刑罚作为身体，所以宽缓而少杀；把礼作为翅膀，所以能够行于世间；把知识作为时机，是在事情上顺应不得已；把德作为遵循，是说他与有脚的人一同走到丘陵，而人们却真以为他在勤苦行走。所以他喜欢某事时是专一的，不喜欢某事时也是专一的；他的一致是一样的，他的不一致也是一样的。他的一致，是与天为类；他的不一致，是与人为类。天与人互不相胜，这就叫真人。死和生是命运，如同夜与旦有常规，这是天道。人有不能参与的地方，都是万物的实情。那个人只把天当作父亲，尚且亲爱自身，何况那卓绝的天呢？人只认为有君主胜过自己，却尚且愿意为君主而死，何况那真实的道呢？泉水干涸，鱼相互处在陆地上，用湿气相互呼吸，用唾沫相互润湿，不如在江湖中彼此忘却。与其称誉尧而非难桀，不如两者都忘掉而化合于大道。大地承载我而给予形体，使我因生命劳苦，使我因衰老安逸，使我因死亡休息。所以善待我的生，也就是善待我的死。把船藏在山谷，把山藏在泽中，认为这样就牢固了；然而半夜有大力士把它们背走，昧者却不知道。藏小藏大各有适宜，仍然有被逃脱的可能。如果把天下藏在天下之中，使它没有可以逃脱的地方，这才是万物永恒的大实情。只是偶然获得人的形体，却还为之喜悦；像人的形体这样，经历万般变化而从未有终极，这种快乐哪里数得尽呢？

译所以圣人将游于万物不能逃脱而一切都存在的境界，善待夭亡，善待衰老，善待开始，善待终结；人尚且会效法他，何况万物所系属的根本和一切变化所依待的道呢？道有实情有本性，无为而无形；可以传达，却不能由人授受；可以得到，却不能看见。它以自身为本、以自身为根，在天地尚未产生以前，自古以来就固定存在。它使神鬼神明、使帝王神圣，使天地生成；处在太极之先却不算高，处在六极之下却不算深；先于天地产生却不算久远，长于上古却不算衰老。狶韦氏得到它，用来提挈天地；伏戏得到它，用来承接元气之母；维斗得到它，终古不差；日月得到它，终古不停息；堪坯得到它，用来承接昆仑；冯夷得到它，用来游于大川；肩吾得到它，用来居于大山；黄帝得到它，登上云天；颛顼得到它，居处于玄宫；禺强得到它，立于北极；西王母得到它，坐在少广山。没有人知道它的开始，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结。彭祖得到它，上可以达到有虞氏时代，下可以达到五霸时代；傅说得到它，因而辅佐武丁，拥有天下，乘着东维，骑着箕尾，位列星辰之间。杨权【韩非子】凡是听察的道理，要从言论的出处反过来考察它的归宿，所以审定名分来确定位置，明辨职分来区别类别。听取言论的方法，应当像醉得很深一样含混，让对方自己显露，我便由此了解他。各种是非纷纷汇集，君上不要参与构合。喜欢某人就会增加事情，厌恶某人就会产生怨恨，所以要去掉喜爱和厌恶，虚心以守道。舍弃固执闭塞，关起内门，像从室内观看庭院一样。该赏的就赏，该罚的就罚。像地像天，何者疏远，何者亲近？能够取法天地。凡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是臣下不能窥测，刑名周密相合，百姓才会守职。舍弃这一点而另求他法，就是最大的迷惑。狡猾的百姓会越来越多，奸邪之人充满身边。所以说：不要使富人凭借财富放贷，不要使贵人凭借权势逼迫，不要专门信任一个人而失去整个国家。小腿肚大于大腿，就难以快走。君主失去精神，虎狼就会跟在后面。对方向我索取，我若把斧头借给仇人；不能借给他，他就会拿自己的斧头来砍我。黄帝说过：“君臣上下每天要交战百次。臣下隐藏自己的私心，用来试探君上；君上掌握度量，用来裁割臣下。所以树立度量，是君主的宝物。”君上稍有疏忽，臣下就会得到很大的空隙。内部的要求一旦外泄到边境，君主必定亲自掌握自己的度量。对厚重者削弱它，对薄弱者磨损它；削弱和磨损都要有尺度，不要让百姓结党营私、共同欺骗君上。削弱它要像月亮逐渐亏缺，磨损它要像受热逐渐消耗。简化命令，谨慎诛罚，必须把刑罚用尽。不要松弛弓弦，不要让一处巢穴有两只雄鸟；一处巢穴有两只雄鸟，它们的争斗就会不停。豺狼在牢中，羊群就不会繁殖。做君主的，应当多次修剪树木，不要让树枝过于疏散。树枝过于疏散，就会堵塞公门，私门将会充实，公庭将会空虚，君主也将被壅塞。多次修剪树木，不要让树枝向外抵拒；树枝向外抵拒，就会逼近君主所居之处。多次修剪树木，不要让枝条大而根本小；枝条大而根本小，就不能承受春风；不能承受春风，枝条就会伤害树心。防止这种情况的方法，是多次修剪树木，不要让枝条茂盛。树枝多次修剪，党羽就会离散。挖断它的根本，根本就不会神强。填塞它的深渊，不要让水清澈。探查他的内心，夺去他的威势。君主使用这些方法，应当像闪电雷霆一样迅疾。《文编》卷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