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十九

译论述茶法的奏状【欧阳修】臣伏见朝廷近来改变茶法，本来是想挽救其中的弊端和过失，却有误国的大臣不能深思远虑，推究事情的本末，只知道谋求利益而不知道考虑危害。正当一两个大臣热衷于改革的时候，他们喜欢事情合乎自己的心意，仓促而轻率地相信，于是决意推行。命令下达那天，还担心天下有人认为不对，于是直接诋毁敢于进言的人，指他们为标新立异之人，严厉设置刑罚名目，禁止人们议论。事情已经实行后，百姓知道它不便的，大概十人中有八九人。然而君子知道时势正厌恶言论、君主心意已经危险，不肯说；小人害怕法令、恐惧获罪，也不敢说。如今实行已经超过一年，公私都感到不便，危害已经很多，但一两个大臣因为先前推行得过于果断、法令过于严厉，形势已经难以挽回，不能立即改正。士大夫中了解这件事的人，只在道路上议论，却不敢在朝廷公开进言。偏远地方的百姓每天承受它的祸害，只能在乡里怨叹，没有办法让天子听到。陛下聪明仁圣，开拓广泛的言路，过去容纳补益的意见尤其多。如今一旦下令改变制度，却先制定严厉的法规，禁绝人们的言论，朝廷内外听到后，没有不叹息惊骇的。古语说：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被堵塞后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如今堵塞百姓的嘴已经超过一年，百姓遭受祸害的也已经很多，古人的话并非虚妄，如今就看到了。臣又听说，当初改法时，商议已经确定，仍然选派了几名官员，分别前往各路，访求利弊。这样看来，一两个大臣不仅起初没有伤害百姓的意图，实际上也没有自信一定正确的心意。只是被派去的人既然看出朝廷一定要更改，不敢阻止议论，又一心想迎合上意来求取功劳赏赐。传闻他们所到的州县，不允许官吏和百姓陈述意见，只说朝廷决意一定实行，不过是来要求一份审状罢了。如果传闻属实，那么误事的只是这几个人而已。大概当初是因为轻信他人，施行得太果断；如今如果明白看出其中危害，挽救过失为什么还要迟疑？祸患没有比坚持错误更大的，过失没有比不肯改正更深的。臣对于茶法本来并不详细了解，但外间议论既然喧闹，臣听得渐渐熟悉。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允许庶人在道路上诽谤，允许商旅在市场上议论，允许士人在朝廷传达言论，正是为了这种情况。臣私下听说议论者认为，茶法新法既然实行，百姓不再有私自贩茶的罪名，每年省去受刑的人很多，这是一个好处。然而它造成的危害有五项：江南、荆湖、两浙几路的百姓，从前缴纳茶税，如今改为缴纳租钱，使百姓破产亡家，怨叹忧愁苦楚无法忍受；有的全族逃亡，有的上吊自杀，这是第一害。自从新法实行后，小商贩贩运的数量极少，大商人完全不再通行。从前制定法令，只是为了抑制豪商，不让他们过分侵夺国家利益、形成僭越奢侈罢了。至于货物财物流通，即使是夏商周三代最完善的治理，也还要划分士农工商四民，使他们彼此获利、互相供养。如今却断绝商旅往来，这是第二害。自从新法实行后，征收茶税的路分仍然有旧茶税；旧茶税断绝以后，新茶税又少，几年之间，旧茶税收尽而新茶税没有增加，国家用度便会突然亏损，这是第三害。过去官茶允许百姓掺杂，所以茶多而价格低，能够流通天下。如今百姓自行买卖，必须买真正的茶，真茶不多，价格于是昂贵。小商贩不能大量贩运，又没有空闲远行，所以靠近产茶地的地方突然只能吃贵茶，远离产茶地的地方将来更没有茶可吃，这是第四害。近年河北军粮采用现钱办法，百姓把米送入州县，再到京师三司凭票换算茶叶。为了在各茶场中选择靠前的场分，特意留下八处，专门供河北交米的人换票领取。如今茶场全部废止，但还有旧茶可以换算，所以河北和籴目前还没有妨碍。臣私下听说，从明年以后，旧茶应当全部用尽，再也没有茶可以换算；那时河北和籴实际上就需要现钱。不仅客商得了钱也无法转运周转，而且京师每年还要把钱运往河北买粮，按道理必定办不到，这是第五害。一个好处不足以弥补五种危害。如今即使想减免租钱来救济弊端，也只是使百姓得到宽解的一种办法，并没有穷尽公私之间的利害。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给主持议论此事的大臣，叫他们不要回避过去的错误，深思如今的危害，斥退坚持错误的心思，不要沿袭压制非议的做法，除去以前的法令，允许人们进献意见，赶快详细审定，精心寻求恰当的办法，这样或许可以不失去祖宗的旧制。臣冒犯禁令进言，伏候治罪。奏请户部拘收度牒的奏状【苏轼】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恭敬地看到，二圣遇到灾害便心怀警惧，忧劳天下，拯救饥民，实在已经做到极致了。两浙、淮南防赐度牒六百道，其中杭州、扬州两州各得到一百道。官吏百姓都欢欣鼓舞，歌颂圣恩。可是圣恩下达还不到几天，淮西提刑便向户部申报，说本路常平仓的斛防已经足够使用，不需要上述度牒。两浙转运使、提刑也申报说，本路今年丰收，没有流民。因此户部向都省申报，请求收回度牒所得的钱和斛，以备日后支用。都省竟不再奏报请示圣旨，便下令本路提刑司按照户部所奏实行。臣考察以往的圣恩，凡因灾害而特别赐给钱物赈济的，从来没有像这样中途改变的。如今却由都省下令追回，实在令众人震惊。淮、浙两路去年灾害严重，行路之人都知道；即使今年秋季谷物大丰收，恐怕也还不能补救灾害造成的创伤，更何况现在正值春夏交替，稻秧尚未长成？不知道各路转运使、提刑使是凭什么看出今年秋熟，便申报丰收？这显然是小臣无意于救济百姓，专门致力于献媚；而户部、都省又乐于听信这番话，立即施行，追回并废止二圣已经施行的恩泽。百姓听说这件事，都说朝廷不是怜惜饥民，而是舍不得这几百张度牒。事情做到中途又反悔，使施惠不能有始有终。臣有幸充任禁从，受恩深厚，不忍看到小臣迷惑误导执政，使已经施行的恩惠收回，损害圣德；因吝惜小小的费用，造成如丘山一般的损失。因此冒昧进言，恭敬地希望圣上察知臣孤忠，将此奏章留在宫中省览，不要发出，只作为圣意私下访察之事，告诫执政，令其迅速下达指挥，不得再收回度牒，一概依照先前降下的圣旨，全部用来赈济。这样所珍视的是，使难以食饱的百姓始终得到恩惠，也免得二圣已经施行的恩命反复追回，失信于天下。臣不胜区区之诚，论列积欠六事，并请求检核应诏四事，一并下达施行。状。【苏轼】

译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奏：臣听孔子说过：‘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从军作战了。’百姓富足之后再加以教导，这样才可以使他们从军。古代所说的善人，比圣人差得远。如今二圣临朝已经八年，仁爱、孝顺、慈祥、节俭，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国库日益困窘，农民日益贫困，商业不能流通，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凭二圣这样的天资，却没有达到善人的功效，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臣每到一处，便访问年高有德的老人和有见识的人，暗中探求其中原因，他们都说：‘如今百姓承受宽厚的政令，并没有别的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好像背着千钧重物行走，能够不倒下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有空闲抬头伸臂，在满足一饱之外谋求生计呢！’如今大姓富家，过去号称无比富裕的门户，都被市易务弄得破败，十家中剩不下一两家。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责知州、县令，知州县令督责吏卒，公文每天送到百姓家门，鞭打每天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那样的富人，也会变成柴门小户。自祖宗以来，每逢颁布敕令，必定说：‘凡是拖欠官物，没有侵吞、欺骗、盗用的，以及虽有侵盗而本家和五保人都没有产业的，一律予以除免。’ 祖宗并非不知道官物亏失而奸民侥幸免除的弊端，只是因为百姓已经贫乏枯竭，没有办法谋生，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没有所得。宽缓处理，就会被奸吏蚕食；逼迫过急，就会成为盗贼借以作乱的凭借。因此把积欠一概免除，天下便会心悦诚服；即使有水旱灾害和盗贼，百姓也不会想要作乱。这是舍弃虚名而获得实际利益。自二圣临朝以来，总是把施舍、免除旧欠作为首要事务；登极时的赦令、每次郊祀大赦，或者临时下达的指挥，都采取宽厚的办法。如今所催收的欠负，十分之六七都是圣恩已经贷免的。可是官吏刻薄，与圣意相违，舞弄文书、巧加诋毁，使本应免除的不能免除。监司把催收欠负作为职业，上面受到监司逼迫，下面又受胥吏驱使。大抵县中如果有几百上千家被监催，县里的胥徒便个个欣喜，每天都有所得；如果一旦免除，这些人就会寂寞无所得。若不是有力量的人家纳贿行赇，谁肯执行恩贷？而拖欠的人家都已经接近寒冷饥饿，哪里还有什么贿赂可给？其中贫困到一无所有、无法继续榨取的人，县中胥吏便教唆他们牵连平民，有的说是私下擅自买了抵押产业，有的即使并非私买，也说买价不当；像这一类事情，牵连蔓延，追逼骚扰，从甲牵到乙，从乙牵到丙，没有穷尽。每到期限都交不出钱。本人到了官府，有时三五个期限才能交出一二百钱，称为‘破限’。官府得到的至多只有一点，而胥徒索取的钱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民间称这些人为县胥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全都成为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贩卖货物，通常没有现钱；如果使用现钱，就没有利息，必须今年索取去年赊卖的货款，明年索取今年赊欠的货款，然后才能计算周转，彼此相互接济。如今富户先已破败，中等人家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于是商贾自然不能流通，这就是酒税课利日益亏损、城市店房日益空置的原因。各路连年水旱灾害，上下都知道，但转运司困于财用，按惯例不肯免除税收，即使免除也不完全落实。虽然没有明文指挥，却用自己的喜怒暗示官吏，谁敢违抗？所以各县按例都拖欠税赋。两税把应欠的数额与按照实际情况检核免除相比，对官府毫无益处，却使百姓遭受追逼鞭打之苦。近来诏令规定，凡积欠都分为十期催纳，总计五年缴清。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可是有关官司却说，只有已经有诏令允许缓催停阁的，才可以依十期办理，其余都要一并催缴。即使完全依照十期办理，吏卒也一定不肯因为分期而少取乞索。百姓既然没有缴足，追逼骚扰就始终存在。即使分成一百期，也和一期没有区别。臣过去任知杭州，又任知颍州，如今任知扬州，亲眼看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日益穷困局促，死亡超过一半；而欠籍仍不销除，以至于两税亏欠，课利流失，农民和商人都受苦，公私双方都困窘。由此推想，天下大概都如此。臣从颍州调任扬州，船经过濠、寿、楚、泗等州，所到之处麻麦像云一样繁茂。臣每次都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父老，他们都面带忧色，说丰年还不如荒年。天灾流行，百姓即使缺少食物、节省衣服、缩减饮食，仍然可以活下去；若逢丰年大举催收积欠，胥徒守在门口，枷棒加在身上，那么百姓想死也死不了。说完这些话，他们便流下眼泪，臣也不觉流泪。又一路所到的城邑，大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麦已经成熟，便大举催收积欠，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过去我常不相信这句话，如今看来，恐怕还有超过它的。水旱灾害杀人，超过老虎百倍；而百姓害怕催收积欠，又超过害怕水旱灾害。臣私下估计，每州负责催收积欠的吏卒不少于五百人；从天下来看，这就是常有二十多万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生？朝廷的仁政又凭什么能够施行呢？臣自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检察本州积欠作为要务。对于已经有条文规定可以免除，而官吏不肯执行的，臣便指挥本州立即予以免除。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尚无明文规定的，便暂且命本州停止催理，等待朝廷指挥。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停止催收，只好分别列举利害，上奏请取圣旨。

译论淮西事宜状【韩愈】臣恭敬地认为，淮西三州之地，自从吴少阳患病以来，从去年春夏起就已经图谋今天的事情了。有职位的人辛劳筹划，抚慰、照料被征用的人，修整器械，防守金帛、粮食和牲畜，耗费在赏赐供给上的财物很多。持兵器的士卒向四方侵掠，农夫和织妇携带幼弱，在后面为他们输送粮饷。虽然有时侵掠略有所得，但力量耗尽、筋疲力竭，所得抵偿不了费用。又听说他们蓄养了很多马，从半年以来，都已经上槽饲养。譬如有人虽然有十个人的力气，从早到晚却总是大声呼喊、跳跃不停，开始时虽然可怕，但这种势头不会长久，必然自行疲惫。趁其力气衰竭时，即使三尺高的童子也可以使他听命于死。何况淮西三个小州在残破困顿至极之后，面对天下的全部力量，它的破败可以立刻等待着看见。然而所不能确定的，只在陛下决断还是不决断。军队不多，就不足以保证胜利；要想必胜，就必须迅速作战。军队多而作战不迅速，费用必然广大。两国边界之间、战场之上，天天相互攻击劫掠，必然有杀伤。靠近贼境的州县征调徭役百端，农夫织妇不能安居乐业；有时又遭遇小的水旱灾害，百姓便忧愁困苦。在这种时候，人人都会产生不同意见，来惑乱陛下的听闻。陛下如果不能坚持，半途而废，就会损伤威势、耗费钱财，造成的弊害必定很深。因此必须先在心中决断，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事情来到时不受迷惑，然后才可以谋求成功。作为统帅的人，应当在前方竭尽力量实行；负责防守谋议的人，应当在后方尽心奉行；内外相互配合，功业才能成功。过去殷高宗是极其圣明的君主，凭天子的威势讨伐背叛的国家，三年才取得胜利，并不认为迟缓。他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不计较所耗费的财物。传记说：‘决断之后再行动，鬼神也会避开；迟疑不决，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办成事情的。’臣错误地承受了恩宠，得以掌管诏令，地位亲近、职任重要，不同于一般百官，所以随即竭尽愚诚，以求有所补益。谨将平定贼寇的事宜分条列在下面。一、各道发兵，有时只有两三千人，势力单弱，又羁旅异乡，同贼军并不熟悉，往往只能望风恐惧，很难立即前进。当地将帅因为客兵难以处置，起初不予优待抚恤；既薄待他们，又加以困苦，有时还把队伍分割，隶属于各个将领。士卒与原来的将领一旦分离，内心孤独、意志怯弱，难以建立功劳。而且他们本军都需要提供资费遣送，路途遥远，劳费加倍。士卒有远征的艰难，乡里怀有离别的忧思。如今听说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境相连之处，村落百姓都有兵器，即使发生小规模俘掠，也都能自行防御；他们熟悉战斗，了解贼军的深浅。既然是本地人，爱惜乡里，近来虽未得到处置，仍愿意自己准备衣粮，共同结聚保卫，以防贼寇。如果命令招募，立刻就可以成军；如果要增加兵力，自然可以招足。贼平之后，也容易让他们回乡务农。恭请各道先前追调到行营的士卒，全部发文遣回本本道；按照行营所追调的人数，凡有一件以上的器械、弓箭，都送到行营充用。等招募的人数足够，再加以训练，三几个月后，各道客军就可以全部撤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同征发远方之人相比，利弊相差悬殊。一、逆贼所属的州县、堡栅等处，所设置的兵马总数虽然很多，但分到各处的兵力就很少，而且彼此相距遥远，难以相互接应，所以屡屡遭受攻击劫掠，造成损失。如今如果分为四道，每道各设置三万人，选择险要之地屯聚一处，使人望上去有隐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再审度时势，乘时争取利益。可以进攻时，四道同时出兵，使他们狼狈惊惶，首尾不能相救；如果尚不可进攻，就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这样自然不必在各处设置许多防备。临近贼境的小县，可以把百姓收聚到便利安全的地方，设置行县加以统领，使他们免于流散。一、蔡州士卒受到吴元济的逼迫胁制，形势所迫，不得已于是同王师交战。推究他们的根源，都是国家的百姓，进退都只有死路，实在值得怜悯。应当明白下诏告知各军，使他们深知这个道理。交战之时，固然应当以消灭敌人为原则；如果敌方形势已经穷困，不能再作恶的人，不必过多杀戮，应当把圣德晓谕给他们，放他们回去，消除他们凶悖的心，让他们获得保全性命的幸运，自然会相继抛弃叛逆、归顺朝廷。《论语》说：‘希望迅速成功，反而达不到目的；只看重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近来征讨没有功效，都是因为希望速胜；有关部门顾虑计算费用，苟且因循，稍有不如意就请求休兵罢战。河北、淮西等地，看到承袭以前的形势，知道国家必定不能同他们长期坚持，于是合力苦战，侥幸取得一次胜利，便希望得到恩赦。朝廷没有极其忠诚、忧虑国事的人，不惜损伤威势名望，因他们有所请求，便商议罢兵。过去的事情，祸患都在这里。臣愚昧地认为，淮西三个小州的土地，吴元济又十分庸碌愚蠢，而陛下凭圣明英武的资质，使用四海九州的力量，除掉这个小小的贼寇，难易是可以想见的。泰山压卵，也不足以比喻这种形势。一、军队胜负的关键，确实在于赏罚。赏赐丰厚，可以使廉洁之士动心；惩罚严厉，可以使凶恶之人丧胆。这样才可以成就事情，不能吝惜费用，也不能害怕施行刑罚。一、淄青、恒冀两道与蔡州的情势大致相同。如今听说讨伐吴元济，人情上必定有救援的意图；但他们都昏弱，只求自保，没有工夫虚张声势，那么必定会有这种想法。至于分兵越过边界、公然作恶，也一定不敢。应当特别下诏说：‘蔡州自吴少诚以来，世代承袭担任节度使，也曾有过功效。吴少阳去世时，朕本来也打算任命吴元济，只是担心他年少不能处理政事，所以没有立即处置，想等他稍微能够整治安抚之后，再允许他承继。如今却突然自行变得狂悖，侵掠而不接受朝廷命令，事情既已不得已，所以有这次讨伐。至于淄青、恒州、范阳等道，祖父各有功业，世代承袭，任命节度使的时间已经很久，朕一定不会贪图他们的土地而轻易改易。各自都应安分守己；如果妄自疑惧，敢于互相煽动，朕就赦免吴元济而不追问，回军讨伐你们，你们自然会吓破胆，不敢妄发其他言论。’

译论刘三嘏事状【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契丹宣徽使刘三嘏带着宠妾、儿女等七口人向往王化，南来归附，如今正在广信军等待朝廷指示。臣私下担心朝廷只按通常的做法，把来归的人依例约束遣返，不予接纳。国家的大患，没有比契丹更严重的。四五十年来，智士谋臣日夜思考筹划，也没有能为朝廷想出一个奇策来坐制契丹。如今上天把机会给了我们，使契丹上下离心，而亲近贵臣忽然来归，这正是陛下威德所感，也是祖宗社稷的福分。臣私下担心忧国之臣过多思虑，认为接纳他恐怕会招惹祸患。臣请略陈接纳和拒绝两方面的利害，恭请圣上裁决。过去山遇舍元昊归朝，边臣为了国家保存信用，拒绝接纳而遣返了他。元昊对此深恨，山遇舍全族都被诛杀。因此河西人都怨恨朝廷不接纳山遇舍，又痛惜山遇舍因为忠诚而遭灭族。我们自己断绝了西方人归化的道路，坚定了他们侍奉贼寇的心。本来想保存信用来安抚元昊，最终却导致他叛逆，几乎使天下陷入困境。这说明拒绝而不接纳，不足以保存信用，反而使贼寇更加坚定人心。这已经是事实验证过的结果。后来朝廷醒悟到失策，把罪责归给郭劝，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可以作为鉴戒。恭请陛下思考，此人不应拒绝而应接纳，这是第一点。刘三嘏是契丹的贵臣，掌握节钺，兼任宣徽使，可以说是最亲近而且最尊贵的人了。一旦君臣离心，逃走归附我国，这是契丹国内极为丑恶的事情。他们必定要掩饰隐瞒，不愿让人知道，也一定不敢公开向我国索要他。这是应当接纳他的第二点。何况他是自行来投，又没有追捕者接续而来，既已断绝踪迹，另外也没有确实证据。即使契丹想向我国索取，也难以找到理由。这是应当接纳他的第三点。刘三嘏既然是他们的贵臣，契丹国内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如今他既已南来，契丹的动静虚实，我们全都可以知道。这样可以使契丹日夜害怕我国进攻，连防备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向我国索取他，自行挑起战争？如果让契丹怀疑刘三嘏确实在中国，那么三四十年之间，终究不会有南侵的忧患。这又是接纳他的重大利益，是应当接纳他的第四点。他既然穷困来归我国，如果拒绝他而遣返，使他遭受山遇舍那样的祸患，那么幽燕之间四五十年来心中想南归的人，就会完全断绝归附的道路，坚定他们对外的心思，为刘三嘏向中国报仇。这样最终也不能巩固契丹的信任，这是错误的计策，过失尤其多。况且刘三嘏在中国，契丹一定会完全怀疑幽燕的人，这就等于半个国家离心，常常担心他们倒向哪一边。契丹每次南侵，常常借助幽燕的人，使他们全部出动。既然契丹怀疑幽燕的人，就可以没有南侵的忧患，这又是接纳他的第五个重大利益。古语说：‘上天赐予的机会不取，反而会受到它的责罚。’这是不可错失的机会。至于刘三嘏，恭请迅速下达秘密指示，命富弼就近安置供养，遣送他到朝廷。只请求陛下以睿智作出决断，不要被众议迷惑，请决定是否施行。

译论契丹侵地界状【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契丹近来在边界首端增建城寨，并拘囚定州巡兵汤则，侵越银坊、冶谷等地界。臣私下听说，朝廷至今还没有明确严厉的指挥，命令边臣据理争辩。臣料想朝廷的意思，必定认为争辩恐怕会有招惹事端的忧虑；这正是考虑过度、谋划失误。敌人的本性贪婪凶狠，向来以勇悍著称，欺负弱者而害怕强者，不能向它显示怯弱。如今在事变初起时就阻止它，竭力拒绝，尚且担心不能做到；如果放纵而不争，反而诱使它前来侵犯，那才是招惹事端。何况西山道路有三十多处，都可以行兵；其中险要的扼守之处，在军城、银坊等道路。如果任由它夺取占据而不争，那么北寨、王柳等关口也会逐渐遭到侵犯，哪里还来得及争夺？这样西山的险要之地都会被它夺走。一天，敌人若以大军渡过易水，从太行山以西的平地进来，再派奇兵从飞狐的各个关口出兵向下，那么我军腹背受敌，将不知道用什么来抵御。这正是兵法上必争的地方。况且与人相邻而成为敌国，却自己放弃险要，任由对方夺取占据而不争，即使我国弱、对方强，也还必须勉强争夺；何况双方势均力敌，又违背誓约，而对方理曲我方理直呢？臣认为朝廷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没有察明敌我强弱的形势，也没有了解其中真情和虚实。臣又看到朝廷常有害怕敌人的神色，却没有忧虑敌患的心情。忧虑和恐惧，名称相近而意义不同。忧虑，是深思极虑，不敢片刻忘记；恐惧，是临事惶惑，不知道如何应对。如今边防事务的处置多次错失时机，正是因为惧敌之意太深。如果能够察明敌我强弱，了解敌人的真情虚实，那么今天的事情实在不足以畏惧，但将来的祸患却有深可忧虑之处。为什么不忧虑那些深可忧虑的事情，反而恐惧那些不足恐惧的事情呢？北方虽然以善战善射立国，但耶律氏自幼承袭父祖，在同中国通好之后，从未亲自经历战阵、遭遇强敌，谋臣旧将也都老死了。如今像贯宁这样的臣下，没有两三个。贯宁的才干还不及中等人才，却已经是契丹的杰出人物，所以他们君臣谋划事情，动不动就有很多不妥。当初他们派梁适出使河西，使河西同中国通好并商议和约，事情将要成功时，却不能稍微忍耐以谋求中国的厚利，反而同元昊争夺夹山的小部族，终于发生战争，屡战屡败，损失人口和战马，国内受到创伤，又在山前诛杀、征敛汉人，引起怨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过去他们杀汉人要受惩罚，汉人杀他们却要处死；近来听说反过来实行这两条法令，想要取悦汉人，但汉人还没有因此归心，他们自己的人却已经愤怒了。又听说今年春天，女真、渤海之类的部族到处离叛攻掠，最近才稍稍安定，正要招抚聚集逃散的人，修整完备武器铠甲。内部担心国内再次叛乱，外部又有西夏的忧患，内心自然疑惧忧虑。我国趁其空虚从北面袭击，所以他们在边界上勉强虚张声势，囚禁我国巡兵，侵夺我国地界。这其实是力量虚弱却显示强大的用兵诡计。因此臣说，只要能察明他们的强弱，知道他们的真情虚实，就没有不能取胜的道理，何必害怕那些不足以害怕的事情呢？自从国家困于西部边境，用兵时常常担心北方戎族合谋，乘虚而动。等看到两国失和、互相攻击，议论的人都说这是中国的福气。假如庆幸他们相互攻击是我国的福气，那么如果不幸他们解除仇怨、重新联合，岂不是我国的祸患吗？臣认为契丹过去败给元昊，也是因为长久不用兵，突然作战便遇到强敌。听说他们自从战败以来，君臣恐惧，日夜谋议，广泛招募成年男子，向东招募甲兵，处处开设教阅场，家家搜括粮食和马匹。凭借他们天生强悍勇猛的风俗，再加上日夜训练的勤奋，他们的力量就难以抵挡了。如今契丹虽然还没有人才，但大凡一个国家长期无事，人才就难以显现；一旦发生战争，将领自然会出现。假如他们交战频繁，谋臣猛将争相显露才能，那么夹山一战的失败就会警醒他们四十年来因循的弊病，使骄傲之心变成愤发之志，使懒惰的士卒变成强劲的军队，并因多次作战而得到勇猛将领。这是契丹的福气，不是中国的福气。这就是臣所说的将来祸患。然而两国的形势不可能长久相攻，一两年之间若不能相互吞并，就必定重新联合。假如契丹驱使新近振作起来的强兵，没有西方人的后患，转而向南窥伺河北，那么这又是将来更大的祸患。臣虽然不知道朝廷对于河北的事情究竟顾虑如何，但只拿本路今年同去年相比，也可以看出来。去年以前，河北官吏无论大小，都能够举荐人才、选择能干之人，急于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生怕有一件事谋划失误。自今年春天以来，任命官员渐渐沿袭旧弊，凡是干练敏捷、熟悉北方事务的官吏，有人举荐并请求留下，百人中没有一个被采纳。这不但使有才之臣、能干之吏不受鼓励而懈怠，也足以看出朝廷并不忧虑河北的事情能否办好。至于废除沿边官员久任的制度，调动刘贻孙，让王世文任冀州，李中吉任广信，王中庸任保州，刘忠顺任邢州。像这些人，即使任用于闲散缓慢的州军，尚且还担心败坏政事，何况让他们担任边境要地的职务呢？臣愚昧地认为，朝廷既然不把北方事务当作忧患，却又如此怯懦恐惧；既然说害怕，又在用人时仿佛忽略、不加忧虑，这正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听说契丹侵入我国冶谷，虽然已经建立了三十多间寨屋，但还拖延着不敢立即储藏兵甲，而是在等待、窥伺我国的态度；如果不赶紧毁拆，稍稍放纵它，使它用兵守住那里，就更难争夺了。这是朝夕之间不可错失的事情。至于汤则，也听说被囚禁而契丹还不敢杀害，这件事也不能不争。臣希望陛下只把将来的祸患作为忧虑，不要忘记这件事；用人时革除旧例，只选择有才干的人，不要听信小人的错误谋划，不要对忠良之臣怀疑猜忌，使上下都竭尽力量，或许可以逐渐形成防御。至于眼下的小事还没有消除，就先自行怯惧，事情的利害若说得激切，议论者便认为过分；说得不激切，听者又可能不能动心，这自古以来就是难事。何况尚未显露的事情，即使说它必然如此，又怎敢希望别人完全相信呢？恭请陛下留意听取，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这样或许可以使臣竭尽愚昧，略有补益。言西边事宜第一状【欧阳修】

译臣恭敬地看到，谅祚狂妄僭越，已经制造了很多嫌隙，不超过一年必定成为边境祸患。臣本来庸碌昏昧，不通晓时机，姑且从外部推测敌情，从内部衡量形势，鉴戒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思考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虽然用兵不能预先说定，必须等待形势显现再应变，但坐等敌人而谋求制胜，也是可以谋划的大计。谨慎地逐条陈述，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所说的从外部推测敌情，是因为谅祚世代拥有夏州，在李彝兴、李克叡以前，不过是一个镇、五个州罢了。太宗皇帝时，李继捧、李继迁开始成为边患，后来便攻陷灵州、盐州，全部占有朔方之地。大概从淳化、咸平年间用兵十五多年，既不能剪除消灭他们，便致力于招抚怀柔。正好李继迁被潘罗支杀死，他的儿子李德明于是商议归顺，而我国只用恩信恢复他的王爵，按时给予俸禄赏赐，优厚到了极点。李德明既没有南顾的忧虑，他的儿子元昊也已经长大，于是合力向西攻打回纥，拓展土地一千多里。李德明死后，土地广大、兵力强盛，元昊于是又背叛国家。从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家空虚、百姓困敝，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元昊知道我国有厌恶战争的忧患，于是又商议议和，而国家给予他的恩礼又不同于从前。名义上称他为国主，只得到他称臣；每年给予的物资是李德明时期的百倍，是契丹所得数目的二分之一。如今谅祚虽然说是狂妄的少年，但他熟悉自己家族历来的所作所为：李继迁叛乱后又恢复王爵，元昊再次叛乱而成为国主；如今如果他又叛乱，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想要把自己同契丹相比，同中国抗衡，形成鼎立之势罢了。这是臣私下推测敌情大概如此。所谓从内部衡量形势，是把庆历年间用兵时的情形，同如今防御边境的准备相比，比较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以看出胜败的形势。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在澶渊同契丹结盟，第二年才接受西夏的归顺，便致力于休兵。到宝元初年元昊再次叛乱，已经三十多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弛而不修，朝廷没有谋臣，边境没有勇将；将领愚昧，不懂战争，士兵骄惰，不识战阵；器械朽坏，城郭毁坏坍塌。而元昊是勇猛凶悍、杰出狡黠的人，他蓄积奸谋，想要窥伺中国，已经多年了。我国正安然自得，不把这当作忧虑，等到他的谋划已经形成、军备已经准备好，忽然有叛乱文书送上来，然后茫然不知所措，朝廷内外震惊，举动仓促慌乱。所以用兵开始时，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后来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把西部事务交给他们办理，他们竭力经营；勇士、锐将也因战阵而逐渐涌现。几年之间，谋略渐渐形成，武备渐渐修整，似乎可以支撑抵御了。然而天下已经困弊，所以只好委屈心意、忍受耻辱，再同他们议和，这就是庆历年间的事情。如今则不同：现在的铠甲兵器虽然还不精良锐利，却不像往年那样腐朽；城垒大致已经修缮，不像往年那样毁坏坍塌；土兵、蕃落有所增加并接受训练，不像往年那样是寡弱而骄惰的军队；大小将校中经历过战阵的往往还在，不像往年魏昭炳、夏随之类只是穿着华贵衣服的子弟；一两个执政大臣都是当时出力办理西部事务的人，对西部事务已经熟悉，不像过去的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过去是用不懂边事的谋臣，驾驭不懂战争的将领，使用骄惰的军队，拿着腐朽的器械，去抵挡强悍狡黠而新兴的敌人，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谋臣、武将、城壁、器械都不同于往年，而谅祚只是狂妄少年，远远比不上元昊。过去的错误是忽略而不思考，如今又已经有所预见，可以及早做好准备。如果他不叛乱就罢了；如果果真叛乱，未必不是中国的利益。臣认为可以趁这个机会洗雪以前的耻辱，取得后来的功劳，只看人谋如何罢了。最上策是凭借陛下的神威睿算，擒系谅祚君臣，献于宗庙社稷；其次是把夏人驱逐到黄河以北，收复朔方旧地；最下策是全部夺取山界，占据他们的险要而由我国守卫，以永远断绝边患。这是臣私下衡量形势，认为或许可以如此。臣所说鉴戒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小的过失不止一个，不能全部列举；请允许臣说其中大的。夏人善于变诈，交兵合阵时，他们假装败退来诱骗我军；我军贪图利益追赶他们，有时没有料到他们突然出击而被截击，有时前进陷入死地，困厄得只能束手就擒。这是从前屡次失败的教训，如今熟悉兵战的人也能知道。虽然这是小事，也不能忽视。所谓大计的错误，就是攻守的策略都失误了。臣考察庆历年间防御边境的准备，东起麟府，西至秦陇，地域长达一千多里，分为五路；五路又分为二十四个州军；州军又分为寨、堡、城，约有二百处，都必须布置军队守卫。因此我国军队虽然多，却不得不分散。分得既多，兵力就不得不减少；而贼军出动时，常常把全国军队聚集为一支前来，因此我国的军队虽多，分散后就变少；他们的军队虽少，聚集后就变多。以他们的多兵攻击我国的少兵，不得不失败。这种城寨防守的方法本来就不足以自守；五路大将所谓的作战部队，分散在二十四州军中，想集合出兵，就害怕后方空虚而没有防备；想各自留下守备、集合其余兵力，又因人数太少不能出兵进攻。这就是当时用兵多年始终不能出兵一次的原因。前进不能出兵攻击，后退又不足以自守，这叫作攻守都没有策略，是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臣所说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在于确定出兵进攻的策略。必须采用先发制人的办法，才可以取胜。把军队分散布置在各地防守，敌人可以乘机出动，在其间骚扰，使我军处处防备，常常像敌人就要到来；军队疲惫，粮食匮乏，我军劳顿而敌军安逸。周世宗就是用这个策略使李景困于淮南。前日元昊也用这个策略使我国西部边境困顿。兵力分散而防守力量少，是兵家的大害；这种害处常常在我方。以逸待劳，是兵家的大利；这种利益常常在敌方。所以往年贼军常能得志。

译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反过来改变这种情势，把原本加在我国身上的祸害转给敌人，把敌人所占的利益夺到我国手中，那么我国就应当先制定出兵进攻的计划，使他们疲于防守，我国也就能够得志。凡是出兵进攻，不要大举出动；我国每次出兵，他们必定呼集军队前来抵挡。他们聚集在东面，我国就另从西面出兵；我国收兵，他们便散去，我国又再次出兵，他们又再次聚集。我国用五路的兵力轮番休息、出入作战，使他们全国的军队不断聚散奔走，没有片刻停息，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不会困疲。这就是臣所说当前可以采用的谋略。过去的过失在于防守，如今的利益在于进攻。过去至道年间也曾五路出兵进攻，当时将相谋划不够周密，大概是想进攻强盛而狡黠的敌国，不先用谋略使它困疲，而直接采取一战取胜的计划，大举深入，所以不能成功。用兵是最困难的事情，因此谋划既然审慎周密，出兵就必须果断，这样行动才能有成功。至于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曲直、蕃汉兵马强弱、骑兵步卒、长兵短兵各自适宜之处，以及左右前后的一出一入、开合变化、正兵奇兵，凡是用兵的形势，有些可以预先知道，有些不能预先说定。臣希望陛下派一位重臣出巡抚慰，遍见各位将领，同他们详细谋划，以便预先确定大计。凡是山川、道路，以及蕃汉步骑出入所适宜的情况，能够预先知道的，都绘图上报方略；其余不能预先说定的，交给将领，使他们见到形势便随机应变，依据敌情取胜。至于谅祚的作为，应当稍稍委屈心意，含容迁就，既可以使他骄傲自满，也可以稍稍拖延事情，等待我国采取行动。防备要完备，并且严加戒备；五路训练军队，选拔将领，磨利兵器，准备铠甲、牲畜和粮食，常常准备出兵的计划；等到他的叛乱文书送来，早晨奏报，王师晚上出动，以震骇他的心志、夺去他的气势，使他无暇支撑抵抗，那么胜势就在我国。往年议论的人也想招抚收聚横山的蕃部，谋划夺取山界的土地；但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借助胜利和防御的威势，使他们知道中国强大，这样才肯来归附。由此说来，也应当把出兵进攻看作有利。臣所说的大略就是这些。然而臣的脚从未踏过边疆，眼睛从未见过战阵，凭一个儒生的偏见来发表意见，确实知道未必可以采用；只是正当陛下为西部事务劳心、广泛询问众议的时候，臣想竭尽愚虑，作为樵夫采薪者的一点意见罢了。论西贼议和利害状【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自从如定等人到京以来，私下听说朝廷的议论不允许西夏贼寇称我国祖先，必定要让他们称臣之后才允许议和；这是国家的大计，朝廷的谋划很正确。这是因为陛下极其圣明，不苟且顾及眼前的事情，能够考虑将来的忧患，亲自从宫中作出决断，决定这一重大议案。然而近几天听到传闻，颇有一些没有见识的人妄自陈述愚见，不考虑长远祸患，想要急于议和。臣虽然知道这一定不能惑乱圣上的听闻，但也担心万一稍微产生疑惑和沮丧，就会破坏已经形成的计策。臣的职责在于进言，按理应当辨明。自从西夏贼寇请求议和以来，众人的意见颇有不同，多数人说，朝廷如果允许贼寇不称臣，就担心北方敌人另行索要中国给予的名分，这确实是大患。然而臣仍然认为，即使贼寇肯称臣，北方敌人也还有借机邀功、索取回报的忧患；称臣与不称臣，二者都有后患。如果不得已，那么称臣而通好，仍然胜过不称臣，但后患仍不能免除。这就是有识之士、忧国之人不愿急于议和的原因。如今如果不允许通和，不过是害怕贼寇来侵犯罢了。况且这几年西部军队遭遇贼寇便失败，并不是因为贼寇善于作战，而是由于我国自己谋划错误。如今如果派范仲淹处置边防，只要稍微不失当，西夏贼寇的胜负还不能预先确定。以那支骄横疲惫的军队对付我军整齐的部队，使我军因此获胜，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即使只做到双方不互相伤害，也已经挫败了敌人的锐气。即使仲淹不幸小败，损失也不会像前后那些错误谋划造成的那么大。与通和以后另生大患相比，这样的损失仍然较少。这正是善于谋划、目光长远的人所认为的：不和的危害小，所以不怕暂时不能通和。臣认为，如今不顾羞辱而屈志、急于求和的人有五种：一是对陛下不忠的人急于求和，二是没有见识的人急于求和，三是奸邪之人急于求和，四是疲惫的军队和懦弱的将领急于求和，五是陕西百姓急于求和。自从用兵以来，身居朝廷的人辛劳于筹运物资，处在边境的人辛劳于军务。如果有人想逃避这些劳苦，只想让陛下屈节求和，自己偷享眼前的安逸，将来的后患却让陛下一人承担，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忠之臣急于求和。求和以后偷取安逸，眼前确实有利，但和议之后的大患潜伏着尚未爆发，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见识的人急于求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陛下忧劳于各项政务，如今小人只想在苟且求和之后，以太平无事为名使陛下放松政务，因而想进用他们的邪佞之徒，迷惑扰乱陛下的明察。大概古今的君主忧劳国事，正是小人所不愿看到的。这就是臣所说的奸邪之人急于求和。屡次战败的军队不知道只要用对人就能取胜，只说敌人一来就必然失败，这就是臣所说的懦弱将领和疲惫军队急于求和。这四种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听从。只有陕西百姓困苦贫乏，想来一定盼望和议，请通过宣抚使告诉他们：朝廷并不是不想求和，而是敌人还没有顺服的意思；然后再切实告诫有关官员，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样就可以了。其余一切小人的无知言论，恳请陛下以仁慈之心断然拒绝，不要听信，使国家大计不受阻挠，善于谋划的计策得以成功，这就是社稷的福分。

译论请朝廷讨论元昊通和事宜的奏状【欧阳修】臣近来曾上奏，认为今后军国大事不必秘密进行，应当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讨论。近来听说元昊再次派来的使者将要到达宫阙，是否议和，决定就在这次使者到来之时。臣私下估计，朝廷谋划应当考虑出万全之策；臣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天下的安危都系于此。如今公卿士大夫中爱君忧国的人，人人都替陛下深思熟虑，只怕朝廷谋划失误，落入小丑的奸计。众人纷纷议论，各有不同看法：有人说，天下已经困顿了，如果不和，力量将无法支撑，稍微屈服迁就可以缓解祸患；有人说，羌夷险诈，即使和议，也不敢停止用兵，那么与不和没有区别，只是白白承受屈服求和的羞辱，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效果；有人说，自从屈志讲和以后，退兵休息，训练兵卒，以便将来再作打算；然而这也一定做不到，只要看看河朔的事情就知道了。因为担心刚一和议便忘了发愤图强，因循懈怠，政事废弛，祸患反而会更加深重；有人说，即使元昊重新称臣，西部边境减少费用，不放松武备，也不忘记日后的谋划，仍然有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北方戎人将把通和之事说成自己的功劳，过分提出索求，终于兴兵动武，这样只是暂时平息关西的小患，却又在河北重新产生大患。臣忝居耳目之官，见国家有大事，旁采外间议论，所听到的意见虽有异同，但大体都认为求和很难，不和反而容易；不和危害少，求和危害多。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究竟是什么打算，准备怎样议论此事？臣看汉、唐旧例，大事必须在朝廷上讨论，这是因为朝廷要显示开阔广大，不愿把谋臣的思虑局限在狭小范围内；让臣下共同谋划，便不敢自以为是，所以办事多能得到众人的赞同，人人信服。臣私下思量，国家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常常把大事保密，起初想隐藏事情，防备泄露，不让人知道；等到处置失当，哪里还能掩盖？臣认为不如采纳最公正的意见，汇集众人的良策，等到发现众议全无长处，再采用朝廷自己的谋划也不晚。关于元昊请求和议一事，恳请在使者到达以前，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讨论。臣只是从早到晚向各处询问访察，已经听到众人有这样的意见。如果让他们一起聚集朝廷，各自陈述看法，一定会有可以补助万一的良策。谨具奏状上奏，恭候诏令裁定。

译论西部敌人议和，请用五个问题诘问大臣的奏状【欧阳修】臣伏见张子奭奉命出使敌境，近来已经到达宫阙。听说敌人虽然肯称臣，却还有几件事要索求，不知朝廷打算如何处置。臣听说善于判断敌情的人，一定要推测敌人真实的真伪虚实；能够了解敌情，才可以制定决定胜负的谋略。如今敌人并不是难以推测、难以了解，只怕为国家谋划的人缺乏长远见识，落入他们的奸计。若只贪图一时的暂安，就会招来无穷的后患，自行削弱国家，帮助敌人的奸谋。这正是《左传》所说的头痛心痛，也是贾谊因此叹息痛哭的原因。如今议论敌人肯和的意思，不过有两种而已。欺骗天下的人一定说敌人困窘所以求和；稍微懂事的人都知道敌人权诈而值得警惕。如果敌人确实困窘，正应当持重而制伏他；如果知道他在施行诈谋，哪里可以用大量金帛厚待他，帮助他成就奸计？昨天如定等人回来，只听说答应给他的不过十万；如今子奭所答应的竟是二十万，而且还听说敌人的要求没有止境，还有更多的过分索求。先朝与契丹通和，只用了三十万；一旦刘六符等人前来，又增加二十万。如今昊贼一开口就答应给二十万，到了将来他再来，又要给一二十万。假使四方看见中国朝廷的谋略和胜算，只是用金帛来应付敌人，邈川首领难道不会动心吗？一旦兴兵，又要三二十万。百姓的血汗总有耗尽的时候，敌人的贪欲却没有止境；引导得他们越来越多地索取，哪里有尽头？如今已经答应的损失既然不能追回，额外的过分要求还可以压下拒绝。现在契丹使者往来，尚且还在边境进行贸易，难道西蕃相隔遥远，反而必须一直到京师来吗？只用这个理由，就可以拒绝制止。至于放开青盐禁令，更不可答应。对我方来说损失虽不多，对敌人来说获利却非常丰厚。况且盐是民间急需之物，一旦开放禁令，公私往来就会混杂，奸细也无法区分。如果让敌人用百万盐货来收买边民，几年以后都会被盗贼利用了。以上三件事，都很难允许。如今如果只为眼前苟安打算，那何必吝惜，完全可以曲意顺从；如果是为社稷长远谋划，就不能只顾目前，必须考虑后患。臣希望陛下试着提出五个问题，询问参与议事的大臣：第一问，西部敌人并没有因失败受挫，却忽然肯通和，这究竟是因为用计困住它，使它不得不求和，还是因为它与契丹合谋，假意求和？第二问，和议以后，边防果真可以撤除，从而减轻国家费用吗？第三问，北方使者一来，就给二十万；西边的人一走，又给二十万。从今以后他们再索取，就再给他们；朝廷为国家谋划，难道只有这一条办法吗？第四问，和议以后，能够使契丹不邀功索取报偿吗？敌人一旦有所行动，能够使天下从此无事吗？第五问元昊：这一次议定给二十万，今后能够保证不再提出索求吗？将来有所索求，能够不再增加财物吗？陛下威严地把这五件事拿去询问他们，万一他们能够说出道理，那不是臣所能比及的；如果他们无话可说，那么天下的忧患就从此开始了。如今急于求和，错误的议论既然无法追回，答应给出的财物已经很多，也一定不能再减少。然而臣私下估计，元昊不出三五年，必定会另外猖狂起来，以要求增加财物；而将相大臣如果仍像今天这样谋划，也一定会再给他增加财物。如果今天一次把所有东西都给尽了，将来拿什么再增加？所以臣希望爱惜今天所要求的财物。西部敌人即使和议，所得利益也极少；如果和议后又重新发动战事，祸患将无穷无尽。臣前后并不是没有痛切进言，只是如今已经来不及了。恳请陛下留意思考。况且现在完全可以不给他；如果他确实想求和，即使不答应这些条件也可以和议；如果他确实没有和议的意思，给了他反而会留下后患。谨具奏状上奏，恭候诏令裁定。黄家贼事宜奏状【韩愈】臣去年被贬为岭外刺史，虽然我所在的州与黄家贼并不相邻，但见到往来的过客，又都熟悉岭外的事情，人们所说的情况非常详细确实。这些贼人都是夷獠，也没有城郭可以居住，依山傍险，自称洞主，衣服和语言都不像中原人。平常各自谋生，紧急时便聚集起来互相保护。近来因为邕管经略使大多没有选对人，既不能用恩德安抚怀柔，又不能用威势临制他们，反而侵夺欺凌、掳掠捆绑，因而造成怨恨。蛮夷的性情容易被激动而难以安定，于是发展到攻打劫掠州县，侵扰残害平民。有时为了私仇，有时贪图小利，有时聚集，有时离散，最终也不能成就什么大事。近来的征讨，本来是裴行立、阳旻首先发起的。这两个人本来没有长远谋略，只想邀功求赏，又因为看到贼人尚未聚集，以为他们势单力薄，立刻就能摧毁，于是争着献计，唯恐落在别人后面。朝廷相信了他们，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自从用兵以来，已经两年，前后奏报杀死、俘获的贼人，计算起来不少于一二万人。假如这些都不是虚报，贼人早应被消灭殆尽；如今贼人仍然如旧，足以说明他们欺骗蒙蔽了朝廷。邕州、容州两管因此凋敝，百姓死伤患病，十室九空，百姓的怨叹如同出自一口。阳旻、裴行立相继身亡，实在是因为他们自行邀功求赏，制造战端，为人神共同憎恨，终于招致灾祸。阳旻、裴行立的事情既已过去，如今任用的严公素也没有安抚驾驭的才能，不能另立规划，反而仍旧请求进攻征讨。这样下去不停止，臣恐怕岭南一路永远没有安宁的时候。前些时候，把邕、容两管合并为一道，十分符合实际情况。不过邕州与贼人相距很近，容州却相隔很远。如果把经略使设置在邕州，与贼人隔江相对，作为驻兵镇守之处，物力一定能够完整保存；一方面使贼人不敢轻易侵犯，另一方面也便于乘势控制他们。如今把经略使设置在容州，邕州的兵马一定减少，贼人看到形势变弱，容易产生奸心。恳请把经略使移到邕州，容州只设置刺史，这实在是最便利的办法。近来从各道调发南征的兵马，大都不熟悉山川，也不服水土，远离家乡羁旅在外，因疾病和战伤而死亡。臣从南方来，听说江西调发的士兵共有四百人，还不到一年，剩下的不到一百人；岳州、鄂州调发的总共三百人，剩下的只有四分之一。接连增添又接连死亡，以后每次调发都更加困难。如果在邕州、容州附近招募增置一千人，便把各道现供给行营的兵员、粮食和赏赐均匀调拨补足。费用既不增加，士兵又都熟悉当地情况，能够长期守备，不同于客军。防守时有威势，进攻时有优势。

译自从南征以来，贼徒也受到很大损失。观察他们的情形，厌倦痛苦一定很深。大体上岭南人口稀少而土地广大，贼人所处的地方又更加荒僻。假如把他们的人全部杀尽，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占有，对国家的谋划并没有益处。宽容赦免并加以羁縻，把他们看作禽兽，来了便防御，离去也不追赶，对朝廷的形势也没有损害。以臣愚见，如果借着改元大庆赦免他们的罪过，派一名郎官、一名御史亲自前往宣示诏意，他们一定会望风降伏，欢呼听命。仍然应当选拔有才能、有威信、熟悉岭南事务的人担任经略使，处置得当，自然永远不会再有侵犯反叛之事。登州召回水军的奏状【苏轼】元丰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臣私下看到，登州地近契丹，号称极边之地，那里山川隐约可见，顺着有利风势，一条船很快就能突然抵达城下。自国家建立以来，常常驻扎重兵，训练水战，早晚传递烽火，以便沟通紧急警报。每年四月，派兵戍守駞基岛，到八月才回来，以防备意外。自景德以后，驻兵常常不少于四五千人，除本州各军外，还从京师、南京、济、郓、兖、单等州调拨兵马驻扎。到庆历二年，知州郭志高认为各处调来的兵马编制不一，军政不严整，便筹划上奏，请求创置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加上原有的平海两指挥，共同训练水军，以防备契丹，作为京东一路的屏障。敌人知道这里有防备，所以从未发生警报。议论的人看到长久安定，便说没有事情。近年才开始调平海军六十人，分别驻屯于密州、信阳、板桥、涛洛三处。去年本路安抚司又调澄海军二百人，派往莱州一百人、往密州驻屯。查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圣旨的指挥：今后宣命抽调本城士兵到各处，只能在威边等指挥中调拨，不得抽调平海士兵。平海士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调出，但因为当初创置它，本来就是为了替代各州调来的兵马，哪里有反而允许把他们调往各处的道理？显然不应调拨。不仅会使兵力分散削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这四个指挥轮番被调出，便无处学习水战，武艺也会懈怠荒废，遇到缓急就会误事。恳请朝廷详细斟酌，明白下达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的士兵，一律不得调往别州驻屯。《文编》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 明代唐顺之编 议论学校制度的奏状【欧阳修】臣等伏见，近来向陛下谈论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办法的臣子很多：有的想建立三舍来培养学生，有的想恢复五经博士制度，有的想只举用旧制并修复废弃的制度，有的想特别创立新学并制定科条。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意图却是一样的。陛下慎重对待此事，把意见交给群臣讨论，而议论者于是想创立新学、建立三舍，借此辨别士人的才能高下，然后授予官职。开始时教他们经学和文辞，最后则根据才识和德行选用他们。听起来考察很完备，但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建立学校来培养贤才，评议才能德行来选取士人，这些都是国家的根本事务，也是帝王政治的最高境界。可是臣等说它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古今的体制不同，施行设置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制度，并不像今天的办法。古代所谓施政和施教，本来适合的快慢不同。规定期限以促成事务，考核功过并用赏罚督促，这是施政的办法，所以政事可以很快办成。至于施教，则以劝善化民、尊崇贤能、砥砺风俗为事务；它影响人的过程渐进，却能深入人心；取得效果较慢，推及其功效也很长远。所以它总是缓慢而不急迫。古代每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家有学。从天子的诸侯之子，下至国家选拔的俊秀之士，没有不入学的。从成童开始学习，到四十岁才出仕。他们学习礼乐的仪容，讲习仁义的教诲，敦厚地实行孝悌之道，用这些来奉养父兄、侍奉长辈、诚信对待朋友，面对财物时廉洁，处在众人中时谦让。他们在自身修养上的表现，推行到家庭，传播到邻里，闻名于乡党。然后向众百姓询问，又由可信赖的长老加以评定推荐，这才称为秀士。过了很久，再从中选取最优秀的作为选士；又过了很久，再选取最优秀的作为俊士；又过了很久，再选取最优秀的作为进士。然后辨析他们的言论，按照各自的才能授予官职。人活到七八十岁而死，是通常的长寿；古代却到四十岁才出仕，大概用半生时间学习、考察品行，又广泛由邻里乡党观察考核，然后才能了解这个人。这样积累德行善行，既勤苦又长久；求取贤才、审慎任官，也如此慎重而有次序。然后那些弄虚作假、谋求利益的人就不能混在其中，风俗也不会陷入轻薄。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施行设置的方法就是这样。如今的制度，是通过贡举来选取人才。过去每四年下诏举行一次贡举，议论者担心间隔太久，便改为每隔一年举行。于是来京师求学、应举的士人，大多离开了。他们离开乡里、父母妻子，只为早晚谋求功名俸禄，不像古人从成童到四十岁一直在当地庠序求学，使邻里乡党能够广泛观察、从容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古代培养士人本来从容缓慢，而现在选取人才却患在急迫，这就是施行设置不同的大概情形。臣请详细说明当前的弊端：既然要凭文学选士，又想凭德行任官。若急于选取，那么真伪还没有辨明，朝廷本来想用学校劝人修养德行，反而会用利益诱使人弄虚作假，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若迟缓选取，等到众人广泛观察、从容考核而逐步进用，那么擅长文辞的人已经先进入甲科，而有德行的人还没有进入内舍，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况且如今入学的人都是四方游士，带着一身来到京师，乌合在一起，不像古人从小到大在家、在学校中成长，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共同观察、从容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他们不过凭同舍学生一时的毁誉，以及学官几个人的品评来决定罢了。这样一来，同学之间追逐利益、争相求进，爱憎的议论必然分成朋党。从前东汉的风俗崇尚名节，但党人之祸波及天下；它最初起于处士们放肆议论、互相诋毁，这就是不可行的第三点。人的才能和品行如果不通过遇到事情来显现，就只是守常循理，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假如想要与众不同，就必然会做迂腐偏僻、奇异怪诞的事情来取得德行的名声，又发表高谈阔论来求取才识的声誉。前些年庆历年间学校的弊端，就是这样，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如今如果外地专门凭文学贡举士人，而京师却单独凭德行选人，那么实际品行和一贯操守显著于乡里的士人，以及守道隐居在山林的士人，反而都会被遗漏，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近来朝廷担心四方士人寄居京师的太多，又不了解他们的品行，于是严定法令，让他们各自回归乡里。如今却又反过来让他们聚集京师，说是要考察他们的德行。如果不用四方士人，只选取京师士人，那又向人显示朝廷的取士范围不广大，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儒者所谓能够通达古今，就在于懂得古人的用意、通晓其中的道理，并斟酌当时的适宜办法罢了。大体说来，古代教学的用意缓慢而不急迫，是要劝善兴化、培养贤才、砥砺风俗，在于历时长久，而不追求眼前的效果和急功近利。臣认为适合今天而可以实行的，建立三舍可以，恢复五经博士可以；特别创立新学，虽然不如沿用旧制、修复废弃制度，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危害，创立它也可以。教学的用意，在于敦厚根本、修治实际事务，供给足够的干粮。多储藏经籍，选取士人中优秀的，以通晓经学、有道德的人担任老师，并且考察那些有过失、没有品行的人，把他们黜退，那么在学校中的人就都是善士了。然后按照贡举的办法选取他们，等到他们做官任职、已经接触人事以后，再考察他们贤能善良的优劣，随时选取其中尤其出众的人，加以表彰，使士人知道修养自身、努力实行，并不是为了眼前一时的利益，而是可以受益于终身；这样弄虚作假的行为就不会产生，轻薄的风气也会归于敦厚。这就是所谓今天可以实行的实际办法。臣等伏见，议论学校制度的有四个人，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而朝廷又下令让臣等详细审定，这是想汇集众人的意见，采纳其中的长处。因此臣等陈述自己的全部看法，以帮助众议中的一种，并不敢故意提出异论。恳请陛下仁慈裁夺。谏请不要购买浙江花灯的奏状【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