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七

译周、秦以来，匈奴凶暴强悍，不断侵扰边境。汉朝兴起后，尤其受到它的祸害。臣听说，北部边塞一直到辽东，外面有阴山，东西长一千多里，草木茂盛，禽兽很多。从前冒顿单于依凭那里的险阻，在其中制造弓箭，出来侵扰边境，那就是他的苑囿。到了孝武帝时期，汉军出兵征伐，排斥并夺取了这片土地，把他们赶到幕北，修建边塞和关隘，设置亭、燧，修筑外城，设置屯戍来守卫，然后边境才稍稍安宁。幕北地势平坦，草木很少，多是大沙漠；匈奴来侵扰时，很少有可以遮蔽隐藏的地方。从边塞向南，穿过深山峡谷，往来比较困难。边境的老人说，匈奴失去阴山以后，经过那里没有一次不哭的。如果停止边塞戍卒的防备，就是向夷狄显示汉朝的大利，第一不可。如今圣德广泛施及，像上天覆盖一样对待匈奴，匈奴得到保全生存的恩惠，叩头称臣前来朝拜。可是夷狄的性情，困窘时就卑下顺服，强盛时就骄横叛逆，这是他们的天性。先前已经撤去外城，减少亭、燧，现在只裁减到足以侦察瞭望、传递烽火罢了。古人安定时不忘危险，不能再停止防备，这是第二不可。中原有礼义的教化和刑罚的惩治，愚民尚且还会触犯禁令，更何况怎能保证单于最终一定不违背约定呢？第三不可。自从中原尚且修筑关隘桥梁，用来控制诸侯，就是为了断绝臣下的觊觎之心。设置边塞关隘、安置屯戍，并不只是为了匈奴，也是为了各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来是匈奴人，恐怕他们思念旧日而逃亡，这是第四不可。近来西羌依托边塞，与汉人交往，官吏和百姓贪图利益，侵夺盗取他们的牲畜、财产和妻子儿女，他们因此怨恨，起兵背叛，世世代代没有断绝。如今停止登临边塞防守，就会产生轻慢和相互争斗的苗头，这是第五不可。过去从军的人很多埋没而不能回来，他们的子孙贫困，一旦逃亡出去，就会投奔自己的亲戚，这是第六不可。又有边地百姓的奴婢忧愁困苦，想要逃亡的人很多，每天听说匈奴境内快乐，只是无奈侦察瞭望严密；然而有时仍有人逃出边塞，这是第七不可。盗贼凶悍狡猾，同党一起犯法，如果他们因困窘急迫而逃往北方，便无法控制，这是第八不可。自从修筑边塞以来，已经一百多年，并不都是用土墙修成的，有的凭借山岩、石头和木柴，有的利用倒落在溪谷水道中的材料，逐渐把它们整治平整，再由士卒修筑治理，工程和费用历时长久，数目多得无法计算。臣担心议论的人没有深思事情的始终，只想一概节省徭役和戍守；十年以后、百年以内，一旦发生其他变故，边塞毁坏，亭、燧灭绝，就必须再次征发屯兵修缮治理；累世积累的功业，不能一下子恢复，这是第九不可。如果停止戍卒防守，减少侦察瞭望，单于自己以为可以保卫边塞、守御边境，一定会深深感激汉朝，提出的请求将没有止境；稍微使他不满意，就无法测知会发生什么，这会打开夷狄的空隙，损害中原的坚固。这不是长久保持极大安定、威服制御百蛮的上策。谷永关于接受伊邪莫演投降的议论。《汉书》汉朝兴起后，匈奴多次给边境造成祸害，所以设置以黄金和爵位为内容的赏赐，来等待投降的人。如今单于屈身称臣，列为北方藩臣，派遣使者来朝拜祝贺，没有怀有二心。汉朝接待他，应该不同于过去。如今既然接受了单于聘问进贡的诚意，却又收留他的逃亡臣民，这是贪图得到一个人的利益，却失去一个国家的心；是收容有罪的臣子，却断绝仰慕仁义的君主。假如单于刚刚即位，想要把自己托付给中原，还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暗中派伊邪莫演假装投降，来探测吉凶；接受他就会损害德行、阻塞善举，使单于自行疏远，不亲近边地官吏。或者他是故意制造反间之计，想借此产生嫌隙；接受他正好迎合了他的谋划，使他能够把过错推给汉朝，反而理直气壮地责备汉朝。这实在是边境安危的根源，军队行动与否的关键，不可不详细考虑。不如不接受他，以彰明如日月般的信用，遏制欺诈诡谲的谋略，安抚归附亲近之心，这样才有利。刘歆关于毁去宗庙的议论。《汉书》臣听说，周王室衰微以后，四方夷族一同侵扰，猃狁最为强盛，如今的匈奴就是这样。到了宣王时期才出兵讨伐，诗人赞美歌颂说：“大规模讨伐猃狁，直到太原。”又说：“战车声舒缓而盛大，战鼓声隆隆，像雷霆一样。显明诚信的方叔，出征讨伐猃狁，使荆蛮也来畏服。”所以称为中兴。到了幽王时期，犬戎前来攻伐，杀死幽王，夺取宗庙的祭器。从这以后，南方夷族和北方夷族交相侵扰，中原危急得像一根线一样不断。孔子记载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山戎。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所以舍弃齐桓公的过错而记录他的功劳，把他作为诸侯之长。到了汉朝兴起，冒顿开始强盛，攻破东边的国家，擒获月氏，兼并它的土地，土地广大，军力强盛，成为中原的祸害。南越的尉佗总领百粤，自称皇帝，所以中原虽然平定，仍有四方夷族的忧患。况且没有几年安宁的日子，一个地方发生急难，三面都要救援，于是天下都被调动而受到它的祸害。孝文皇帝用丰厚的财物与匈奴结交，实行和亲，匈奴仍然不断侵扰暴虐。严重时出动十多万军队，近处屯驻在京师以及四方边境，每年都要调发军队防备敌人；它造成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一代才逐渐形成的。诸侯、郡守勾结匈奴和百粤而成为叛逆的，不止一个人。被匈奴杀害的郡守、郡尉以及被匈奴掠取的百姓，多得无法数清。孝武皇帝怜悯中原疲惫劳苦、没有安宁的时日，于是派遣大将军、骠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向南消灭百粤，设置七郡；向北排斥匈奴，使昆邪王率领十万部众投降，设置五个属国，创建朔方郡，以夺取匈奴肥沃富饶的土地；向东讨伐朝鲜，设置玄菟、乐浪二郡，以截断匈奴的左臂；向西讨伐大宛，兼并三十六国，与乌孙结盟，设置敦煌、酒泉、张掖三郡，以隔绝婼羌，斩断匈奴的右臂。单于势孤力单，远远逃到幕北，四方边境没有了战事，拓展了遥远的边地，设置十多个郡。功业已经确定，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以使天下大为安定，使百姓富足充实。他的规模和谋略由此可以看见。又招集天下贤能俊杰，与他们同心协力、共同谋划，兴立制度，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建立祭祀天地的祠庙，举行封禅，区别官职名号，保存周王室后裔，确定诸侯的制度，使天下永远没有反叛争斗之心。直到今天，历代都依赖这些制度；单于守卫藩屏，百蛮服从，这是万世的根基。中兴的功业，没有比他更高的了。高帝建立伟大基业，称为太祖；孝文皇帝的德行极其深厚，称为文太宗；孝武皇帝的功业极其显著，称为武世宗。

译这就是孝宣帝发布德音的原因。《礼记·王制》和《春秋·谷梁传》说：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二庙。天子死后七日入殓，七个月下葬，这是丧事中尊卑的次序，也与宗庙的数目相应。经文说：“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所以德行深厚的人，流传的光辉就长久；德行浅薄的人，流传的地位就低下。《春秋左氏传》说：“名分地位不同，礼也有不同的等级。从上到下，依次递减，每次减两等。”这就是礼。七，是宗庙的正法定数，是可以按常规计算的数目。宗庙中所称的‘宗’不在这个数目之内，因为宗是临时变化而定的。如果有功德，就尊称为宗，不可以预先规定数目。所以殷代的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时，列举殷代三宗来劝勉成王。由此说来，‘宗’没有固定的数目。这样看来，用来劝勉帝王建立广大功德的道理就很充分了。若按七庙的定数来说，孝武皇帝不应毁去他的庙；若按尊为宗来说，也不能说他没有功德。《礼记·祭典》说：“圣王制定祭祀的制度，有功劳施加于百姓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挽救大灾难的就祭祀他。” 臣私下考察，孝武皇帝的功德兼具这些条件。凡是异姓之人，尚且将专门祭祀他，何况先祖呢？有人说天子只有五庙，但没有看到明文；又有人说中宗、高宗只是尊崇他们的道，而毁去他们的庙，这样名义和实际不同，不是尊重德行、看重功劳的意思。《诗经》说：“枝叶繁茂的甘棠树啊，不要剪伐它，这是召伯停留休息过的地方。”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留下的树，何况尊崇他的道却毁去他的庙呢？依次毁去宗庙的礼制，自有一定的常法；没有特殊功劳、不同寻常的德行，本来就按亲疏关系依次推移。至于祖宗排列的次序和宗庙多少的数目，经书和传文没有明文规定；对于最尊贵、最重要的事情，很难凭借可疑的文字和空泛的说法来确定。孝宣皇帝采纳公卿的议论，采用众儒生的谋划，既然已经把孝武皇帝的庙定为世宗之庙，并为万世建立，向天下公布，臣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业既然如此显著，孝宣皇帝又这样尊崇建立他的庙，就不应毁去。皇上阅览了这份议论，采纳了它。制书说：“太仆舜、中垒校尉刘歆的议论，可以。” 师丹关于为共皇建立宗庙的议论。《汉书》圣王制定礼制，取法于天地。所以尊卑的礼制明确，人伦的次序就端正；人伦的次序端正，乾坤就各得其位，阴阳就顺应其节度。君主和百姓都能共享福祐。尊卑，是用来端正天地位置的，不能扰乱。如今把定陶共皇的太后、共皇的皇后，也以定陶共皇为称号，是因为母亲随从儿子、妻子随从丈夫的道理。想要为她们设置官署和官吏，使车舆服饰与太皇太后相同，这并不能彰明尊卑，也没有两个尊上的道理。定陶共皇的名号和谥号，先前已经确定，不能再改。按照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成为天子，就用天子的规格祭祀父亲，而父亲的尸服仍穿士的服饰；这是儿子没有给父亲爵位的道理，是为了尊重父母。作为别人的后嗣，就成为所后之人的儿子，所以为所后之人服斩衰三年，而对自己的父母降服齐衰一年，这是为了表明尊重本宗始祖、重视正统。孝成皇帝的圣恩深远，所以为共王立后嗣，使其奉行祭祀。如今共皇长久作为一国的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经完备。陛下既然继承先帝的帝位，承担太宗的重任，承奉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按道理就不能再奉行定陶共皇的祭祀，把它纳入自己的宗庙。如今想在京师建立庙宇，却让臣下去祭祀，这是没有主祭者。况且亲属关系尽了就应当毁庙，这样反而空自废去一国太祖永不毁灭的祭祀，去实行没有主祭者、终当毁去的不正之礼，并不是尊重厚待共皇的办法。关于禘祫的议论。《韩愈》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追念孝敬祖宗，严肃恭敬地办理祭祀事务，凡是需要拟议的事情，都不敢独断专行，总是寻求其中的恰当原则，广泛征询群臣的意见。然而礼文繁多散漫，各人所坚持的不同；自建中初年以来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祫，都没有确定应当遵从哪一种意见。臣有幸生逢圣明之世，沉浸在恩泽之中，虽然地位卑微，不够资格参与议论，但心中一意想要效忠，如今姑且先列举众议的不当之处，然后申明自己的意见。第一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该永远收藏在夹室。臣认为不可。所谓祫，就是合祭；毁庙的神主都应当与太祖合祭。献祖、懿祖正是已经毁去宗庙的神主。如今即使收藏在夹室，到举行禘祫的时候，难道能不在太庙受祭吗？名义上说是合祭，却不祭献、懿二祖，就不能称为合祭。第二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该毁掉并埋葬。臣又认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建立七庙，另有一坛一墠；那些毁去宗庙的神主都收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掉，举行祫祭时还要陈列在太庙中享受祭祀。自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掉并埋葬神主的议论，这不是经书所依据的做法，终究不能施行。如今国家德泽深厚、流传光大，创建九庙；按照周代制度推论，献祖、懿祖尚且处在坛、墠的位置，何况要毁掉埋葬而不举行禘祫呢？第三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该各自迁到他们的陵墓所在地。臣又认为不可。二祖在京师祭祀、排列在太庙之中，已经有二百年了。如今一旦把他们迁走，哪里只是人们听说后会疑惑，我还担心二祖的神灵眷恋徘徊，不能立即在下国享受祭祀。第四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该附祭于兴圣庙，却不参加禘祫。臣又认为不可。传文说：祭祀祖先，就要像祖先在场一样。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按亲属关系说，他却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要端正景皇帝作为儿子的东向尊位，却废止对他的父亲举行的大祭，本来就不能作为典章。第五种说法是：献祖、懿祖二祖应该在京师另立庙宇。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降等，亲情也有递减，所以从正庙降为祧庙，从祧庙降为坛，从坛降为墠，从墠降为鬼，逐渐远离，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公之宫，《春秋》非难此事，认为不应当把已经毁去的宗庙中收藏的神主重新建宫祭祀；如今所议论的事情与这正相同。又即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了禘祫时，若合祭，就没有适合举行禘祭的处所；若废止祭祀，在道义上又说不通。这五种说法都不可行，所以臣广泛采集前代的说法，寻求折中的办法，认为殷代的始祖玄王、周代的始祖后稷，在太祖之上都各自作为帝来祭祀，而且他们相隔的世代已经很远，不再祭祀他们；因此太祖得以端居东向的尊位，子孙依次排列在昭穆之中。

译礼书所说的，大概只是记载一时的适宜做法，并不是传给后代的固定制度。传文说：“儿子即使齐全圣明，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这是说儿子应当对父亲屈居下位。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相对于献祖、懿祖，他仍是子孙。举行禘祫时，献祖应当处在东向的尊位，景皇帝应当列在昭穆之中。祖先因为孙辈而尊贵，孙辈因为祖先而屈居下位；从神道来考察，难道会远离人情吗？而且日常祭祀很多，合祭很少，那么太祖屈居下位的祭祀极少，伸张其尊位的祭祀却极多。与其伸张孙辈的尊位而废止祖先的祭祀，难道不是更合乎情理吗？事情不同于殷、周，礼制也随之改变，这并不是失礼。臣恭敬地认为，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议论有可取之处，大体符合上天之意，就裁定施行，这就成为礼制。如果认为其中仍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陈述得失，希望能够有所阐明。谨此议奏。关于为父报仇的议论。《韩愈》臣恭敬地接受本月五日的诏令：关于报仇，依据礼经则认为义理各不相同，依据法律则杀人者处死。礼与法这两件事都是王道教化的根本，既然有这样的异同，就应当通过讨论来辨明。应令都省集合议论，听取并上奏。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论说：臣恭敬地认为，儿子为父亲报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还见于诸子和史书，数也数不清，从来没有认为这种行为不对、应当治罪的。按理说这件事最应该在法律中详细规定，但法律却没有这一条；这不是遗漏文字，而是因为如果不允许报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违背先王的教训；如果允许报仇，人们就会倚仗法律专门杀人，使这种事无法禁止。法律虽然本于圣人，但执行法律的是主管官吏；经书所明确的，是用来制约主管官吏的。经书反复申明其中的义理，却在法律中深藏其文，意思大概是要让执法官吏完全依据法律裁断，而精通经术的人可以援引经书来议论。 《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不得报仇；如果报仇，就处死。”杀人合乎义理，就应当这样处理，这说明杀人而不合乎义理的，儿子可以报仇。这说的是百姓之间相互报仇。《公羊传》说：“父亲不应当受诛，儿子可以报仇。”所谓不应当受诛，是说罪行不应当处死；“诛”是上位者施加于下位者的说法，并不是百姓之间相互杀害的情形。《周官》又说：“凡是要为仇人报仇的，应当把事情写明报告给士；杀死仇人后没有罪。”意思是将要报仇，必须先向官府说明，这样才没有罪。如今陛下留意典章制度，考虑制定确定的制度，既珍惜主管官吏遵守法律，又怜悯孝子的心情；不独断专行，而是向群臣征询意见。臣愚昧地认为，报仇这个名称虽然相同，但事情各不相同：有的是百姓之间相互报仇，如《周官》所说，是今天可以讨论的；有的是因父亲被官府诛杀而报仇，如《公羊传》所说，今天不能实行；又有《周官》所说将要报仇而先向士报告、因而无罪的情形，如果是孤儿、幼儿、羸弱之人，怀着报仇的志向等待敌人的机会，恐怕不能亲自向官府申报，不能把这一条作为今天的裁断标准。既然如此，杀死仇人还是赦免，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制定制度说：凡有为父亲报仇的，事情败露后，应当把全部情况写明，申报尚书省；尚书省集合议论，奏报皇上，斟酌情理而加以处理。这样，经书和法律就不会失去它们的本意。谨此议奏。柳宗元关于驳斥报仇议论的文章。臣下私下见到，天后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死，徐元庆最终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杀死他，却在他的闾门上表彰，并且请求把这件事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法。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听说，礼的根本在于防止祸乱：如果说不可让贼人施暴，那么凡是做儿子的，杀人都不得赦免；刑的根本也在于防止祸乱：如果说不可让贼人施暴，那么凡是执法治人的，杀人都不得赦免。二者根本相同，施用却不同，因此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并行。该诛杀的却加以表彰，这叫作滥用刑罚到了极点；该表彰的却加以诛杀，这叫作僭越而败坏礼制到了极点。如果真的把这种做法昭示天下、传给后代，使趋向义的人不知道应当走哪条路，逃避祸害的人不知道应当站在哪里，把它作为典法可以吗？圣人的制度，是穷究事理来决定赏罚，依据实情来确定褒贬，不过是统一于一个原则罢了。假如当时考察事情的真伪，核定是非曲直，推究事情的起因来寻找源头，那么刑与礼的适用，就会分明地不同了。为什么呢？假如徐元庆的父亲并没有陷入公罪，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个人怨恨，逞其官吏的威势，残害无辜；州牧不知道他的罪，执掌刑法的官员也不追问，上下官吏互相掩饰，呼号申诉无人听见，而徐元庆能够把父亲与天地不共戴天的仇恨看作最大的耻辱，把枕戈待旦看作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地刺杀仇人的胸膛，坚定自持，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这是守礼而行义。执掌政事的人应当面有惭色，忙着向他谢罪还来不及，又怎么能诛杀他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赵师韫的诛杀也没有违反法律，那么他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难道可以仇视法律吗？仇视天子的法律而杀害奉公守法的官吏，这是悖逆骄横、凌犯上级。把他逮捕诛杀，正是为了端正国家的法典，又怎么能表彰他呢？况且陈子昂的议论说：人人都有儿子，儿子都有父母，父母子女相互报仇，这种混乱谁来挽救？这实在是严重地迷惑于礼。礼所说的复仇，是指受到冤屈、压抑和沉痛，呼号而无人申诉，并不是说一个人触犯刑法、陷入大罪，却只说‘他杀了我的亲人，所以我就杀他’，不论曲直，只是欺凌寡弱罢了。这不是违背经义、背弃圣人之道吗？《周礼》说，调人掌管处理万人之间的仇怨；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其亲属不得复仇。若复仇就处死；如果有人反过来杀死复仇者，邦国就共同向他复仇。这样又怎么能说亲属之间可以相互报仇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受诛，儿子为父复仇，可以；父亲已经受诛，儿子又复仇，这就是相互杀戮的道路。复仇若不能除去祸害，那么现在如果据此来裁断双方互相杀害的案件，就合乎礼了。况且不忘记仇恨，是孝；不吝惜生命，是义。徐元庆能够不超越礼制，守孝而死守义，这一定是通晓事理、听闻大道的人。这样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议论此事的人反而把他当作应当诛杀的人，滥用刑罚、败坏礼制，这种做法不可以作为典法，已经十分明白了。请把臣的议论下发，并附入法令。今后审断这种案件的人，不应再按照先前的议论办理。谨此议奏。《文编》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八。明代唐顺之编。刘更生论灾异的密封奏事【《汉书》】。臣先前有幸凭借骨肉亲属的身份充任九卿，奉行法令却不谨慎，竟再次蒙受恩宠。臣私下看见灾异一同发生，天地失去常态，这些征兆关系到国家，本来想始终不说。想到忠臣即使身在田野，仍然不会忘记君主，这是忠诚恳切的义理；何况臣又有骨肉亲情，加上从前的恩德尚未报答呢？臣想竭尽愚诚，又怕越过职分。然而这两种恩德尚未报答，正是忠臣的义务，所以姑且抒发愚见，退回农田，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臣听说，舜任命九官时，贤臣众多，彼此谦让，这是和谐的极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万物就会在野外和谐。所以《箫韶》演奏九成，凤凰便来起舞；敲击石磬、抚击石磬，百兽也都随着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到了周文王开创基业时，西郊聚集了众多贤人，没有谁不庄敬和睦。文王崇尚推让的风气，以消除彼此争执的诉讼。文王死后，周公思念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诗说：‘啊，清静肃穆的宗庙，庄严和谐的贤臣辅佐。贤士众多，奉行文王的德行。’当时武王、周公相继执政，朝臣在内和睦，万国在外欢悦，所以完全取得了他们的欢心，使他们侍奉先祖。诗说：‘来者和谐而至，到达时恭敬肃穆。辅佐的都是诸侯，天子庄严肃穆。’这是说四方之人都因和谐而来。诸侯在下和谐，天在上就会以祥瑞回应，所以《周颂》说：‘降下丰厚的福禄。’又说：‘赐给我嘉美的麦子。’‘厘麰’就是麦子，是从天降下来的。这些都是以和谐招致和谐，获得上天的帮助。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廷不和，彼此转相非难怨恨。诗人对此忧虑而痛心，说：‘百姓没有善心，彼此在一方相互怨恨。’许多小人身居官位，附从邪说，彼此迎合，而背弃君子。所以诗说：‘一味迎合非难，实在令人悲哀。’谋划如果好，他们全都违背；谋划如果不好，他们全都依从。君子独自守正而不屈，众多邪曲之人勉强从事王事，反而受到憎恨、毒害和谗毁。所以诗说：‘勤勉办理政事，不敢说自己劳苦。无罪无辜，却遭谗言纷纷。’在这个时候，日月被遮蔽蚀亏而失去光辉。诗说：‘朔日辛卯，太阳发生日食，实在太丑恶了。’又说：‘那月亮遭受侵蚀，今天这些百姓，也实在可悲。’又说：‘日月都聚集凶象，不按正常轨道运行。四方国家失去政道，不任用贤良。’天上的变化显现于上，地上的变化发生于下，水泉沸腾，山谷移位。诗说：‘百川沸腾，山峰突然崩塌。’ 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可悲啊，如今的人，为什么竟没有一点警戒？霜降失去时节，不在应有的时候降临。诗说：‘正月降下浓霜，我的心忧愁悲伤。百姓的讹言，也实在越来越多。’这是说百姓把是非颠倒，人数极多、势头极大。这些都是上下不和、贤能与不肖颠倒位置所造成的。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夺、杀戮和灾祸一同发生。周厉王逃奔彘，周幽王被杀。到了周平王末年、鲁隐公开始即位时，周大夫祭伯因关系破裂、不相和睦而出奔鲁国，《春秋》为他避讳，不说‘来奔’，说明周朝的祸患从此开始。此后尹氏世代担任卿而专横放恣，诸侯背叛而不来朝见，周王室日益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二次，彗星出现三次；有一次夜间经常看不见星星，有一次夜半星星像雨一样陨落；火灾十四次；长狄侵入三个国家五次；陨石坠落六次；鹢鸟倒退飞行多次；麋、蜮、蜚、鸜鹆来筑巢各出现一次；白天昏暗下雨，树木结冰，李树梅树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霜冻杀死豆类，大雨、冰雹、雨雪、雷霆失去次序而相继发生，水灾、旱灾、饥荒以及蝗虫、螟虫等一同出现。在这时，祸乱总是随之应验：弑杀君主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全社稷的，多得数不清。周王室祸患很多，晋国在贸戎败了军队，又攻打周王室的郊地；郑国使桓王受伤，戎人拘捕周王的使者；卫侯朔受召而不去，齐国反而迎接并帮助卫侯朔；五位大夫争夺权力，三个君主相继即位，却没有人能够整治政理，终于日益衰败，不能再兴盛。由此看来，和气招致祥瑞，乖戾之气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不变的常理，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基业，招纳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他们能够一同进用；可是现在贤人与不肖混杂，是非黑白不能分明，邪正杂糅，忠臣与谗臣一同进用。奏章交错送到公车，北军人满为患，朝臣意见相背，固执乖戾，互相进谗，转相毁誉，辗转传授而不断增饰，文书纷乱，前后错谬，毁誉混杂，因此用来迷惑耳目、改变心意的言辞数不胜数。他们分立曹属、结成朋党，往往群朋同心，准备陷害正直之臣。正直之臣被进用，是政治清明的表征；正直之臣被陷害，是祸乱的契机。正处在治乱的关键上，却不知道将由谁来任事，而灾异又屡屡出现，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那些凭借权力、依仗势力的人，他们的子弟像鱼鳞一样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的羽翼很多，像车轮辐条一样聚拢在他们面前；他们必定要利用毁誉，最终造成离乱的祸患，所以日月失去光辉，夏天降雪霜，海水沸腾涌出，山谷改变位置，列星失去运行次序，这些都是怨气造成的。如果遵循衰败周朝的轨迹，沿袭诗人所讥刺的情形，却想成就太平、达到雅颂的境界，就像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人一样。自初元以来已经六年了，按照《春秋》记载，在六年之中，灾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既有《春秋》所记的灾异，却没有孔子来挽救，尚且不能消除纷乱，何况灾异比《春秋》更严重呢？推究其所以然，是谗邪之人一同进用。谗邪之所以一同进用，是因为上面多疑；既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一旦有人诬陷他们，贤人便退下，善政也跟着废止。怀着狐疑之心，就给谗贼之口以机会；抱着犹豫不决的心，就打开了众多邪曲之人的门户。谗邪进用，众贤就退；群邪势盛，正士就消亡。所以《易》有否、泰二卦：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这就是否。君子之道消退，政事便日益混乱，所以叫作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之道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这就是泰。小人之道消退，政事便日益清明，所以叫作泰；泰就是通达而安治。《诗经》又说：‘大雪纷纷落下，太阳一出便消融。’这和《易》的意思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和舜、禹混处于尧的朝廷，周公和管、蔡并列于周朝的职位。当时他们交替进言、互相诋毁，流言相互诽谤，哪里说得尽呢！

译帝尧、周成王能够认为舜、禹、周公贤能，排斥共工、管、蔡，所以政治大治，荣华流传至今。孔子和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和叔孙通一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却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造成大乱，污辱也流传至今。因此，治乱、荣辱的根源，在于信任和任用谁。既然信任贤人，就应当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这是说守善应当笃定。《易经》说：‘汗水般发布大号令。’这是说号令像汗水一样，汗流出后就不会再收回。如今发布善政命令，还没有超过一个时辰就反悔，这是把汗水收回；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就罢退，这是把石头转动。《论语》说：‘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如今二府奏请说奸佞谄媚之人不应居官，他们却多年不被罢免，所以发布命令就像收回汗水，任用贤人就像转动石头，罢黜奸佞就像阻挡山崩。这样还希望阴阳调和，不也太难了吗？因此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散布流言浮文，在民间喧哗。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受到群小的怨恨。’小人成群，确实足以令人怨恨。从前孔子和颜渊、子贡彼此称誉，并不结成朋党；禹、稷和皋陶彼此引荐，也不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国家，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在上位，就会引进同类，使他们聚集在朝廷。《易》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贤人在下位，就想着与同类一同进用。《易》说：‘拔取茅草，连同同类一起拔出，出征吉利。’在上位就引进同类，在下位就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之人便远离，众多贤人便到来，这是同类相互招致。如今奸佞邪恶之人与贤臣一起处在朝廷内外，结党共同谋划，违背善人而依附恶人，彼此迎合非难，多次设置危险的言论，想以此动摇、改变君主。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预先警告、灾异之所以一再降临的原因。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没有不诛除奸邪而能够治理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诛杀两观之人的举动，然后圣人的教化才得以施行。如今凭借陛下的明智，如果确实深思天地的心意，考察两观诛杀的故事，阅览否、泰二卦，观察大雪消融的诗句，考察周、唐进用贤人的做法以为法则，推究秦、鲁排斥贤人的做法以为戒鉴，考察祥瑞应验所带来的福，反省灾异所带来的祸，用来衡量当世的变化，放逐疏远奸佞邪党，破坏解散险诈偏邪的群聚，堵塞群邪的门户，广开众多正直之人的道路，果断处理狐疑，分别清楚犹豫不决之处，使是非炳然可知，那么百种灾异就会消灭，众多祥瑞一同到来，这就是太平的根基、万世的利益。臣有幸得以托身于陛下的肺腑亲近之臣，确实看见阴阳失调，不敢不把所听闻的情况通报上来，私下推究《春秋》所载灾异来挽救当今的事情，分条说明其中不宜公开宣扬的内容。臣刘更生再次封缄奏上，冒死进言。刘向极力劝谏外戚的密封奏事【《汉书》】。臣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定却常常陷于危险、没有不想保存却常常走向灭亡的，这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掌握权柄、执掌国政，没有不造成祸害的。过去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他们经常掌管国事，世代掌握朝廷权柄，后来田氏夺取了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崔杼杀死齐君光，孙林父、宁殖赶走卫君衎并杀死卫君剽，季氏在庭院里舞八佾，三家用雍乐撤祭，并且共同专擅国政，最终驱逐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掌管朝政，扰乱王室，子朝、子猛相继即位，连续多年才安定下来。所以经书说‘王室混乱’，又说‘尹氏杀王子克’，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春秋记载成败、记录祸福，这类事情很多，都是阴气强盛而阳气衰微、臣下失去为臣之道造成的。所以《尚书》说：‘臣下若擅自施威施福，就会害及你的家，凶及你的国。’孔子说：‘禄位从公室流失，政权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危险灭亡的征兆。’秦昭王时，舅父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独揽权势，借太后的威势，三人的权力重于昭王，家产富过秦国，国家非常危险，幸赖寤、范睢的进言，秦国才重新保存下来。秦二世把政权交给赵高，任其专权放纵，壅塞蒙蔽大臣，最终发生阎乐、望夷宫之祸，秦国于是灭亡。近来的事情并不遥远，就是被汉朝取代的秦朝。汉朝兴起后，诸吕违背正道，擅自互相尊奉为王；吕产、吕禄依仗太后的宠爱，占据将相职位，兼掌南北军队，拥有梁王、赵王的尊贵地位，骄横自满而不知满足，想要危害刘氏，幸亏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尽忠诚节操把他们诛灭，刘氏才重新安定。如今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毂的有二十三人，佩青紫绶带、貂蝉冠饰的人充满宫帷，像鱼鳞一样排列在左右。大将军掌握政事、运用权力，五侯骄奢僭越而势盛，一同擅施威福，任意击杀裁断；行为污浊却假托治理之名，出于私心却托称公事，依仗东宫的尊贵，借助甥舅亲情来造成威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门下；他们掌管、控制朝廷枢机，结党营私；称誉他们的人就得到升进，违逆而被他们怨恨的人就遭到诛伤；游说之士帮助他们宣传，执政者替他们说话；排斥宗室，孤立削弱公族；有才能的人尤其受到诋毁而不能进用，远远隔绝宗室任官的机会，不让他们到朝省供职，害怕他们分割自己的权力；多次提及燕王、盖主来使皇帝心疑，又因为避讳吕、霍而不肯直称其名。内有管仲、蔡叔那样的祸根，外面却假借周公的名义；兄弟占据重要职位，宗室彼此盘结。从上古直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周朝的皇甫、秦国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等，也都比不上。

译事物发展到极盛，必然会发生异常变化，往往先以征兆显现在相关人物身上。孝昭帝时，石头在泰山上直立，柳树在上林苑中突然生长，后来孝宣帝即位。如今王氏先祖的坟墓在济南，那里的梓树柱长出枝叶，枝叶繁茂，向上长出屋顶，向下垂到地中；即使泰山立石、上林柳树突然生长，也没有这件事明显。形势不可能有两个同样强大的方面，王氏与刘氏也将不能并立。如果下面有泰山一样的安定，上面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身为皇帝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运转移到外亲手中，自己降为奴隶，即使不考虑自身，又把宗庙怎么办呢？妇女在宫内属于夫家，在宫外属于父母家，这也不是皇太后的福分。孝宣皇帝不把权力交给舅父平昌侯、乐昌侯，正是为了使他们保全安定。明智的人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创造福祉，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消除它。应当发布明确诏书，宣示美德之言，援引亲近的宗室、亲属而取得他们的信任，贬黜疏远的外戚，不把政权交给他们，全部罢官让他们回到府第，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厚待安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实是东宫的心意和外戚的福分。王氏可以长久存在，保有爵禄；刘氏可以长久安定，不失去社稷；这就是亲厚和睦内外各姓的办法，也是子子孙孙无穷的长远计划。如果不这样做，就要防备田氏在今天重新出现，六卿必将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这一点昭然明显，不能不深思，不能不及早考虑。《易经》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就会使事情败坏。’希望陛下深思圣意，审慎坚守机密，鉴览往事的警戒，折中取信，落实万全安定的措施，保全宗庙，使皇太后长久承有天下，臣就万分庆幸了。王嘉论董贤的密封奏事【《汉书》】。臣听说，皋陶告诫帝舜说：‘不要放纵教化和欲望；拥有国家，要时刻兢兢业业，一天之内要处理万种机务。’箕子告诫武王说：‘臣下不得擅自施威施福，不得享用玉食；臣下若擅自施威施福、享用玉食，就会害及你的家，凶及你的国。人民就会使用偏邪的行为。’这是说，如果这样做，就会颠倒尊卑的次序，扰乱阴阳的纲统，祸害波及君王，国家就极其危险。国人倾斜不正，百姓行事僭越而不一致，这是君主不遵循法度、上下失去秩序造成的败坏。武王亲自实行这条道路，国家盛隆达到成王、康王时期。此后放纵心意、恣意欲望，法度日渐衰败，以至于臣子杀君、儿子杀父，父子最亲的关系也失去礼义，祸患由此产生，何况异姓臣子呢？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恭敬地办理政事并守信用，节省费用并爱护人民，按时役使百姓。’孝文皇帝完全实行这条道路，天下蒙受恩惠，成为汉太宗。孝宣皇帝赏罚信实分明，施予有节制，记取人的功劳而忽略小过，因此达到太平。孝元皇帝奉守祖宗大业，温和恭敬、少有欲望；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他曾经临幸上林苑后宫，冯贵人随从来到兽圈，猛兽惊窜出来，贵人上前挡住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元帝赞美她的义举，赏赐钱五万。掖庭中受到亲近的人，赏赐有所增加，但又嘱咐有关人员不要让人数太多，以表示公平，避免偏重而失去人心。赏赐节约，所以当时外戚家产达到十万钱的还很少，少府和水衡的现钱才很多。即使遭遇初元、永光年间的灾荒，又加上西羌的变乱，对外供给军队，对内赈济贫民，最终没有倾覆危亡的忧患，因为府库内里充实。孝成皇帝时，谏臣多次谈到燕王出入宫禁的祸害，以及女宠专擅宠爱、沉溺酒色、损德伤寿的事情，他们的话非常恳切，但皇帝始终不怨恨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史育多次被贬退，家产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逐回到封国，淳于长被榜笞死在狱中；皇帝没有因私爱损害公义，所以虽然宫内多有讥刺，朝廷仍然安定，将帝位和事业传给了陛下。陛下在封国时喜爱诗书，崇尚俭朴节制；所经过的道路上，百姓都歌诵您的德行美誉，这就是天下归心的原因。刚即位时，便更换帷帐，撤去锦绣，御车只用绨缯作席边。共皇的寝庙接连兴建时，您怜悯百姓，只因费用不足，便按义理割舍恩情，往往暂且停止。如今刚开始营建宫室，驸马都尉董贤也在官署、上林苑中兴建建筑，又为董贤营造大宅，开门通向北阙，引王渠水灌溉园池，使者监工督作，赏赐吏卒超过营建宗庙。董贤的母亲生病，长安厨令供应祭祀器具，路上经过的人都得到饮食。为董贤制作器物，器物完成后奏报御前。若所制作的物品有时格外精美，也只是特别赏赐工匠；即使是贡献给宗庙和三宫，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董贤家有宾客婚礼以及亲属来访，各官署都共同赏赐，甚至给仓头奴婢每人十万钱；使者到处监视，派人取用市场上的物品，百姓商贾震动，道路上喧哗，群臣惶惑。诏书把苑囿罢除后赐给董贤，面积二千余顷，均田制度从此败坏；奢侈僭越、放纵无度，扰乱阴阳，灾异很多，百姓传播讹言，拿着筹策互相惊吓，有的披头散发、赤脚奔逃，骑马的人飞驰，天意因此受到迷惑，不能自行停止。有人认为这些筹策是上天警告灾祸将至的征兆。陛下一向仁厚明智、谨慎办事，如今却有这样的巨大讥刺。孔子说：‘处于危险而不扶持，跌倒而不搀扶，那么还要那辅佐者做什么呢？’臣王嘉有幸身居官位，内心私下悲伤，不能把愚忠完全表达出来；若以死对国家有益，臣不敢爱惜自身。希望陛下慎重考察自己独自倾向的事情，观察众人共同疑虑的事情。近来宠臣邓通、韩嫣骄横尊贵而失去法度，安逸享乐而没有满足；小人不能胜过自己的情欲，最终陷入罪过，扰乱国家、丧失性命，不能保全俸禄，这就是所谓爱他反而足以害他。应当深切鉴览前代的教训，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保全他的性命。王嘉再次论董贤的密封奏事【《汉书》】。臣听说，爵位、俸禄和土地，都是上天所有的。

译《尚书》说：‘上天把爵禄赐给有德之人，五等服饰以彰明其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君王代替上天授予爵位，尤其应当慎重。划分土地来封爵，如果不合宜，百姓就不会服从，还会感动阴阳；这种祸害实在深重。如今圣体长久不康，这是臣王嘉内心恐惧的事。高安侯董贤，是谄佞受宠的臣子，陛下倾尽爵位来使他尊贵，耗尽财货来使他富有，损害至尊的威严来宠爱他，使君主的威势因此削弱。府库已经耗竭，还唯恐不够。财物都是百姓的劳力创造的。孝文皇帝想要修建露台，因为费用要达到千金，便克制自己而不修建。如今董贤散用公家赋税来施加私人恩惠，一家人甚至得到千金。自古以来，尊贵的大臣从来没有这样过。此事流传到四方，人人都怨恨。里巷谚语说：‘一千个人指责，即使没有疾病也会死亡。’臣常因此寒心。如今太皇太后依据永信太后的遗诏，下诏让丞相、御史增加董贤的封户，又赐给三个侯国，臣王嘉私下感到困惑。山崩地动，三朝发生日食，都是阴气侵凌阳气的警告。此前董贤已经两次受封，晏商又两次增加田产，借私情横加索求，恩宠已经过于厚重，索取任意而不知满足，严重损害尊重尊长的意义，不可以拿来昭示天下，造成的祸害太深。臣下骄横，侵凌君上，阴阳失去节度，气机相互感应，祸害波及圣体。陛下卧病长久不愈，继承人尚未确立，应当思考端正万事，顺应天人之心，以求福祐。为什么轻视自身、放纵心意，不念高祖的辛劳，建立制度，想把它传给无穷后世呢？《孝经》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诤谏的大臣，即使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谨慎地把诏书封缄呈上，不敢公开露面。这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不依法约束自己，而是害怕天下听闻此事，所以不敢自行弹劾。臣愚昧刚直，多次触犯忌讳，希望陛下省察。《文编》卷八。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九。明代唐顺之编。诸葛亮《出师表》。臣诸葛亮说：先帝创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为三国，益州疲惫困苦，这确实是形势危急、决定国家存亡的时刻。然而宫廷内的侍卫之臣不懈怠，外面的忠诚将士舍生忘死，都是因为追念先帝的特殊恩遇，想要报答给陛下。陛下确实应当广泛听取意见，以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德行，扩大有志之士的气概；不应当妄自菲薄，说话引用不当，从而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表彰、贬斥，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给有关官员评议其刑罚和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严明的治理；不应当偏袒徇私，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志向思虑忠贞纯正的人，所以先帝选拔留下来辅佐陛下。臣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拿来询问他们，然后施行，一定能弥补缺失，获得广泛的益处。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善良公允，通晓军务，过去曾经试用，先帝称赞他‘能干’，因此众人商议推举向宠担任都督。臣认为，军营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拿来询问他，一定能使军队和睦，才能高低各得其所。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西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东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臣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叹息痛心、遗憾不已。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忠贞正直、愿意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可以指日而待了。臣本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想在乱世中姑且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间闻名显达。先帝不因臣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屈尊亲自来到草庐，三次拜访臣，向臣询问当时的天下大事；臣因此感动奋发，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力。后来遭逢国家倾覆，臣在军队战败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诏命，到今天已经二十一

译年了。先帝知道臣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臣接受使命以来，早晚忧劳，害怕托付的事情不能成功，损伤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也已充足，应当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自己的低微才能，铲除奸凶，复兴汉室，回到旧日都城；这就是臣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得失、进献全部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复兴汉室的成效交给臣；如果不能成功，就治臣的罪，以告慰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能够发扬德政的言论，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过失，以彰明他们的怠慢。陛下也应当亲自谋划，询问采纳正确的道理，明察并接受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臣就承受不尽恩德、感激不已。如今将要远行离开，面对这篇表章流泪哭泣，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诸葛亮《再出师表》【《三国志》】。先帝深思熟虑，认为汉贼不能两立，王业不能偏安一隅，所以把讨伐贼寇的任务托付给臣。凭先帝的英明，衡量臣的才能，本来应当知道臣讨伐贼寇是才能弱而敌人强；但是不讨伐贼寇，王业也会灭亡，坐着等待灭亡，和出兵讨伐相比哪一个更好呢？所以先帝才把任务托付给臣而不怀疑。臣接受命令那天起，睡不安席，吃不知味，思考北伐，认为应当先进入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不毛之地，几天的口粮并作一天来吃。臣并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想到王业不能偏安于蜀都，所以冒着危险艰难来奉行先帝的遗志。可是议论的人说这不是好计策。如今贼军恰好在西面疲惫，又在东面应付事务，兵法说应当趁敌人疲劳，这是进军的时机。臣谨将事情陈述如下。汉高祖英明，光明如日月，谋臣的计策深远，但仍然经历险阻、身负创伤，危急之后才得到安定。如今陛下还比不上高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用长期谋划取得胜利，坐等天下安定，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定、议说计策，动辄引用圣人，满腹疑虑，众多困难堵塞胸中。如今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等孙策坐大，最终兼并江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远胜常人，他用兵大概像孙武、吴起，然而曾困于南阳，在乌巢遇险，在祁连陷入危急，在黎阳受到逼迫，几乎在北山败北，差点死于潼关，后来才暂时假装安定。何况臣才能弱小，却想不经历危险就平定天下，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不能攻下，四次越过巢湖而没有成功；任用李服，李服却图谋他；委任夏侯，夏侯却败亡。先帝每每称赞曹操有才能，他尚且有这些失败，何况臣才智低下，怎么能保证必胜呢？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四点。自从臣到汉中，中间不过一年，但已经失去了赵云、阳羣、马玉、阎芝、丁立、白夀、刘郃、邓铜等人，以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冲锋在前、无人能挡的将士，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都是几十年间聚集起来的四方精锐，并不是一个州所有的。如果再过几年，损失掉三分之二，那时凭什么谋取敌人呢？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五点。如今百姓困穷、军队疲惫，而军事行动又不能停止；既然不能停止，驻守和进军所费的劳力财力正好相等，却不及早谋划，反而想凭一个州的土地同贼寇长期相持，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六点。事情难以预料，是因为世事本来如此。过去先帝在楚地战败，当时曹操拍手称庆，认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取得巴蜀，出兵北伐，夏侯渊丢了性命，这就是曹操决策失误，而汉室事业将要成功。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侯败亡，秭归失利，曹丕称帝；各种事情都是这样，难以事先预料。臣必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功或失败、有利或不利，不是臣的明智能够预先看见的。

译《论佛骨表》【韩愈】。臣认为，佛教不过是外国的一种教法罢了。自后汉时期传入中国，上古从来没有这种教法。过去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享年都一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还没有佛教。后来殷汤也享年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没有说他们享年达到多少；推算他们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周武王享年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一百年。当时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这些长寿并不是由于信奉佛教而得到的。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不过十八年。此后战乱灭亡接连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奉佛越来越虔诚，国祚反而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给佛寺，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白天只吃一餐，食物不过蔬菜和果实。后来终于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很快灭亡。奉佛求福，反而得到祸患，由此看来，佛不足以奉事，也可以知道了。高祖刚接受隋朝禅让时，曾议论要废除佛教；当时群臣才识浅近，不能深刻理解先王之道和古今的适宜，推阐圣明来挽救这种弊病，所以事情最终停止，臣常常为此遗憾。臣恭敬地想，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是数千百年以来无人可以相比的。陛下即位之初，就不允许度人出家为僧尼、道士，也不允许创建寺院道观。臣曾认为高祖的志愿一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如今即使不能马上实行，又怎么能放纵佛教，使它反而更加兴盛呢？如今听说陛下命令群僧到凤翔迎取佛骨，登楼观看，抬入大内，又命令各寺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一定知道陛下并不是被佛教迷惑，才这样崇奉来祈求福祥，而只是因为年成丰收、百姓安乐，顺从众人的心意，为京都士庶设置奇异的景观、供人玩赏罢了。圣明如陛下，怎么会真的相信这类事情呢？然而百姓愚昧蒙昧，容易受迷惑而难以明白；如果只看见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陛下是真心奉佛，都会说天子如此圣明尚且一心敬信，那么我们百姓还有什么人，难道还应当吝惜身体性命吗？于是焚烧头顶、烧灼手指的人，成百上千地聚成群体，脱下衣服、散尽钱财，从早到晚相互仿效，只怕落在后面，老少奔走，丢弃自己的生业；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遏制，他们还会走遍各个寺院，必然有人割断手臂、剖割身体来作为供养，败坏风俗，使四方传为笑谈，这不是小事。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同中国语言不通，服饰制度不同，口中不说先王的正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知道君臣之间的义理、父子之间的感情。假如佛身至今还在，奉本国使命来到京师，陛下容纳并接见他，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一次，设一次礼宾宴，赏赐一套衣服，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罢了。何况他的身体已经死去很久，只是一堆枯朽的骨头、凶恶污秽的遗留物，怎么适宜让它进入宫禁？孔子说：‘敬重鬼神而远离它们。’古代诸侯到别国吊丧，尚且要先让巫祝用桃枝、扫帚除去不祥，然后才进去吊唁。如今无缘无故取来腐朽污秽之物，亲自到场观看，巫祝不先行驱除，桃枝和扫帚也不用，群臣不说它的错误，御史不揭举它的过失，臣实在感到羞耻。请求把这块骨头交给有关官员，投入水中或火中，永远断绝根本，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断绝后代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寻常万万倍，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难道不是痛快的事情吗？佛如果有灵，能够制造祸害，那么一切灾祸罪咎，都应当加在臣身上。上天正在明察，臣绝不怨恨后悔。徐州祝贺黄河安流的表章【苏轼】。圣明的谋略独自运筹，上天的眷顾不可违背。四方邦国像子女归来一样，百姓却几乎告急困病。成千上万的杵声如雷鸣般响起，劳役没有超过时限，于是消除了东北地区最大的忧患。此后麦子和谷物可以得到食用，百姓不再有后患，欢喜得像重新获得生命。臣恭敬地认为，大河造成灾害，是历代都感到忧患的事情。大禹治理兖州的原野，历经十三年，才使水土归于正常；汉代修筑宣房宫，也用了二十多年才安定。还从来没有见过在洪水已经溃决之后收束狂澜、在河道将要淤塞时恢复旧道，俯仰之间便完成，神速到这种程度。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仁德极其深厚，广施恩惠，神明睿智而没有止境。您通达四方的耳目来采纳众议，弘扬孝道来安定宗庙。水本来应当向下润泽，黄河不应泛滥奔流；只是因为多年没有忧患，祸患才在疏忽之处发生。河流刚决口时，是本地官吏失于防备，并不是天意；等到河流恢复，是上天帮助有德之人，并不是人的功劳。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事情，天下都共同庆贺。丰沛地区有巨大的恩泽，实在是汴水、泗水汇聚的地方。从前洪水横流，孤城危急，仿佛一块土堆；如今水患平定，秋天的庄稼茂盛如云。灾害越广，后来获得的利益越多；忧患越深，欢喜也越加倍。虽然臣的官职守土有限，不能到外朝趋拜举杯祝贺；但百姓共同的心意，也能够抒发下情，作成颂词。《贺南郊礼毕肆赦第一表》【王安石】。精诚之意上达于天，神灵因此欢悦；盛大的恩泽遍布四方，夷夏各族都和睦相接。臣听说，道术以享祀上帝为难事，礼制以配享上天为最高境界；礼秩井然，福祉便随之而来。这样才足以使四方欢心，使胡地的珍味适时进献，而不只是九州的美味。自古以来，凡是圣人和仁人，在逢遇昌盛之时，才得以看见光明盛大的礼事。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发扬三德，施行九功，率领众多执圭奉璋的贤士，开始举行奠璧的新礼。宗庙陈笾以表达孝敬，郊祀献血以告祭幽冥；诚意既已感通穹苍，福泽于是均及万民。又振济忧苦者、怜恤寡弱者，宽赦过失灾祸。第五玉因为褒奖、封赠善人，便使富户发出三钱，庆赐贫贱之人也不落空。上天因此来享，人们也欢呼起舞。臣早年承蒙宠爱奖拔，亲自遇到这盛美的成就，虽未能参加奔走执事，实在抑制不住私下欣喜。祝贺南郊礼仪完毕并大赦天下的第二表【王安石】精微的圣意明白通达，神灵眷顾而降临；恩泽如川流，百姓欢呼而奋舞。臣听说，表达孝道的极致，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议定礼制，如果轻率不足，就不能用来享祀上帝。能够举行这些美善的礼事，实在归功于圣明之时。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宏大的教化已经显著，康乐丰年的征兆屡屡出现；主管笾豆祭器的官员有整顿治理之功，掌管洁净祭品、丰盛粢盛的官员有谨慎理财之能。礼仪在吉日完成，恩泽遍及全国。即使洛诵之类的赞美已经十分美好，仍难以譬喻称颂，哪里是我儿宽浅陋迟钝的言辞所能尽情宣扬的呢？臣早年承蒙慈爱怜恤，正遭受衰病；仰望九宾执笏的朝臣，只有自己远远不能随从；即使听见传说百兽在山林中相亲近，也还知道跟随起舞。祝贺皇帝驾临太学表【苏轼】

译车驾回到原庙，已经大力崇尚孝道；车驾停驻儒宫，又显示尊重文教的教化。礼仪举行一天，风气便震动四方。臣听说，天子临幸太学，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制度，因为天子不敢自以为圣，而盛德之人必定有通达尊贵的地位。汉代永平年间，才开始举行这种礼仪；虽然临雍拜老，符合先王的制度，但正坐讲学，却不是君主所应做的事。哪里像陛下这样明哲，退而谦让，不敢亲自奠爵，却又兴起意念，默默与先圣相通；横陈经书，询问疑难，使言论都由诸位儒者尽情发挥。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以文武作为国家法则，聪明圣哲，宽宏的气度与艺祖相合，至仁之德追配昭陵。因此举行旧日典章，以振兴盛大的礼节。臣早年忝列法从，长久侍奉经筵，永远寄托诚心，想来听见东序中众人会同的言语；我将写成灿然的颂辞，等着观看献馘西戎的盛事。请求皇帝临御正殿、恢复正常膳食的表【王安石】阳春使万物生长，偶然因时令稍有失常而降泽不均；陛下仁心体恤百姓，立即侧身自我抑制。德行已经用来消除灾变，天数有时却牵连非常之事。应当恢复常规礼仪，以使群臣安定。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以天的仁德广泛施予，以神明的睿智曲成万物，亲自忘却日夜不得进食的劳苦，坐而讲求日新月异的政事。四时秩序协调，万物获得和谐，正当化育养成的时节，理应得到涵养万物的恩泽。稍稍违背正常时令，便深深使圣心忧痛。于是退去师氏主持的正朝，约束大官进献的丰盛膳食；臣仰观陛下谦逊的德行，知道志在怜悯百姓。然而异国来朝，正应登临法宫之位；诞辰前来庆贺，也应陈列燕享的珍馔。事情有先后，礼制难以偏废。伏愿陛下仰回深远的听察，俯顺舆论民情，早日临御九筵之居，同时享用十閤所备的膳食。对上可以保全国家体统，对下可以符合臣子的诚心。请求皇帝临御正殿，恢复正常膳食。第二表【王安石】时令的恩泽偶然失常，陛下屡屡勤劳斋戒祈祷；圣心更加奋勉，竭尽忧劳，将要损抑自身以召来祥休，因而退居别次并减少膳食。朝廷百官纷纷上奏，仍没有得到回应；臣位列群臣，不敢有所闲暇，只得伏在宫门之下再次叩请。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居离明正位，禀有乾刚之德，期望调理风俗以达到安康，曾经想到百姓如临沟壑而生出忧念。七年以来，接连获得丰收；这一春以来，却有时遭受旱灾。皇上的慈爱深深忧伤，遍修群祀。恐怕监狱刑狱有所失当，亲自为囚犯忧虑；害怕礼服纹饰过于华美，亲自改变服装。又减少内厨供奉，兼且空缺正殿朝会。然而礼制贵在适宜，事情不能拘泥古制；何况刚逢诞节，正交相举行庆贺礼仪：有诸侯百官拜献万年寿酒，有异域风俗不同的使者修好两朝关系。如果损亏常制，便难以符合众人的心情。伏望陛下稍稍屈抑深心，特别听从臣的诚恳请求。请陛下临御广厦，享用日常珍膳，亲自处理法宫政事，广泛施行政治；君主享用玉食，也正好彰明尊卑等级。仰可慰藉两宫的慈心，俯可安定群臣百姓的愿望。李密《陈情表》【《晋书》】臣李密说：臣因为命运艰险，早年就遭遇忧患。出生才六个月，慈父便去世了；到了四岁，舅父强迫母亲改变守志改嫁的决定。祖母刘氏怜悯臣孤单弱小，亲自抚养臣长大。臣小时候多病，九岁还不会行走。孤苦伶仃，直到成人。既没有叔伯，最终也很少有兄弟。家门衰微、福分浅薄，晚年才生下儿子。外面没有服期亲服功服的近亲，家里没有能够应门的五尺童子，孤单地站立着，只有自身和影子互相安慰。祖母刘氏早已被疾病缠身，常年卧在床褥上。臣侍奉汤药，从未停止侍奉而离开她。等到奉事圣朝，沐浴在清明的教化中。先前太守臣逵察举臣为孝廉，后来刺史臣荣举荐臣为秀才。臣因为要供养祖母，辞谢而没有赴任。诏书特地下达，授臣为郎中。不久又蒙受国恩，授臣为洗马。以臣这样微贱的身份，竟当得以侍奉东宫，这不是粉身碎骨所能报答的。臣把这些情况全部写在表中使皇上听闻，辞谢而不就职。诏书催逼严厉，责备臣逃避怠慢。郡县逼迫，催臣上路；州官来到家门，催促急迫胜过流星飞火。臣想奉诏奔驰赴任，但祖母刘氏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想姑且顺从私情，向

译上申诉却不被允许。臣的进退，实在十分狼狈。伏惟圣朝用孝道治理天下，凡是年老旧臣，尚且承蒙怜悯养育，何况臣孤苦伶仃，实在尤其严重。况且臣年轻时曾在伪朝做官，历任郎署职务，本来只图官位显达，并不顾惜名节。如今臣是亡国的卑贱俘虏，地位极其微贱卑陋，却过分承蒙提拔，受到优厚的宠命，哪里敢徘徊观望，另有所求？只是祖母刘氏的生命已经如日将落，气息奄奄，人的寿命危浅，早晨还不能想到晚上。臣如果没有祖母，就不会有今天；祖母如果没有臣，也无法度过余年。祖孙二人相互依靠维持生命，因此我这点微小的私情不能废弃远离。臣李密今年四十四岁，祖母刘氏今年九十六岁。这样看来，臣向陛下尽节的日子还长，报答祖母的日子却短。乌鸟反哺的私情，请允许臣为祖母养老送终。臣的艰辛，不只是蜀地人士以及益州、梁州两位长官所亲眼明知，天地神明也实在共同鉴察。愿陛下怜悯臣愚拙的诚心，听任臣奉养祖母的请求，使刘氏侥幸能够终保余年。臣活着当粉身碎骨，死后也当结草报恩。臣承受不住犬马般惶恐畏惧的心情，谨此奉上表章使您知晓。请求罢免政事之职的表【欧阳修】臣听说，士人行为中最重要的是始终不改变；臣侍奉君主，最难的是进退都合乎道理。如果没有大的过错，就应当善于退处保全自身。过去做臣子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很少。臣过去侍奉先帝时，曾多次陈说这个道理。如今的恳切请求，大概正是被这种处境逼迫所致。伏想臣的见识不足以贯通古今，才干不足以谈论经国治世。幸逢盛世光明之时，早年从诸生中被提拔。那时参与儒学文章的选拔，处在掌管言语、侍从近臣之列，常常承蒙群公过分奖誉，常为虚浮名声超过实际而惭愧。到了晚年忝任重职，更可以说是得逢时机。臣何尝敢伤害一位士人的贤能？难道不乐意得到天下人的赞誉吗？然而一举一动都成为臣的忌讳，毁谤必然归到臣身上。世人的爱憎，不应突然改变臣的始终本末，难道会忽然完全不同吗？大概是因为所处位置不合适，任用又超过了才量。只是身居掌握权柄的地方，承受不住众多的指责目光。周密防备本来是为了走过危险，却反而任意疏忽；委曲迁就本来是为了随顺众人，却因笨拙刚直而难以改变。这样一来，举步便踩到祸患的机关，自身成为聚集怨恨的地方。又徘徊不去，于是毁谤议论交相兴起。谗言震动舆情，众人共同愤怒。皇上的圣明洞察一切，裁断坚定而不疑惑。孤臣终于在极大的冤屈中得到洗雪，四海共同为新政欢欣。至于依靠天地保全臣的力量，使臣脱离风波险陷的危难，即使让我披散头发住在山林，裹着幅巾居于乡巷，终身如此，也仍是幸运的人。何况如今还能拥有车盖、垂带这样的身份荣誉，当然值得欣喜；抚恤百姓、访求疾苦，所承担的责任也并不轻。只要能够在勤劳任事上有所效力，又哪里应当区分内廷外任呢？伏惟皇帝陛下曲施天造之恩，俯察臣愚昧的内心，允许臣解除繁剧的职务，安排在清闲偏僻之处。这样，事物各自回到应有的位置，或许可以终于获得安全。臣并非没有知觉，岂敢忘记报效之心。请求罢免政事之职的第二表【王安石】臣私下怀抱的恳切请求，已经全部陈述上闻。圣上的训诫丁宁周至，却还没有承蒙采纳。臣冒昧再干扰崇高的听闻，重申内心的诚恳。臣听说，任用贤人的方法，关键在于使他能够发挥作用；陈述才力的道理，止于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如果不能成就事业功效，又加上疾病反复，哪里还能忝居职位，因而连累圣明的荐拔呢？伏想臣以孤陋一身，幸遇盛世；不善估量自己，志在辅佐盛明，却失误于相信书生空论，事情渐渐成为迂阔，常使众议烦扰，也上累圣聪。早已知道平生愿望难以实现，接着又因积久的疾病使自己困顿；辞职离位，或许可以逃避尸位素餐的责罚。陛下勉励臣成就功业，臣又深受包容荒疏的恩德。虽然贪恋顺从诏命，终究害怕妨碍政事功效。伏惟皇帝陛下宏大的度量兼容并包，大明俯照万物，特加怜悯和允准，使臣得以退藏。这样，臣这个孤单进用的人，便可以在仕途末路保全性命；众人瞻仰的职位，也可以改授给当时有才的人。亳州请求致仕的第二表【欧阳修】

译臣近来进呈封章，请求归还官政。伏承诏书答复，却没有赐予允准。退下来反省自身，哪里承受得住惭惧不安。臣听说，神明的功用不自居为主宰，而万物能够各得其所地生成，只是因为顺从各物的愿望；上天的鉴察极其明白，而一句话能够感动它，在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诚心。臣斗胆倾吐虔敬至诚的心意，再次烦扰陛下高明的听察。伏想臣本是一介卑贱之人，却忝列二府。知道应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常常以自己的内心为准则。然而既没有舍身效命的功劳，又没有先见之明。任用已经超过我的本分，我却从未自量；受到毁谤不能忍受羞辱，却不知道引退离去。幸而依靠天地重新造就，得以逃脱陷阱般的危机。仍允许臣避开掌握权要的职位，使臣退处以安度晚节。如今却苦于衰老疾病，不能自我支撑。顾念难以冒受宠荣，才想收拾骸骨归田，哪里料到圣心过分忧念、上天般慈爱，以为臣虽然迫近桑榆晚景，却仍不忍把臣弃置草野。臣私下认为，古今制度沿袭各不相同。大概自两汉以来，即使处在三公的尊贵地位，每每上表归还印绶，多半亲自驾车回去。早晨离开朝廷，傍晚归回田里。一旦辞去高爵，便列入编户平民。哪里像太平盛世之朝，深厚笃实地爱惜贤才，常常显示隆重恩典，以劝导知道适可而止的人。所以即使有归还政权的名义，仍然享有终身俸禄，本来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士人，与在位时的荣宠也没有差别。然而按照臣平素的本心，虽然私下有退休的志愿，但考察臣所请求的事情，仍恐怕招来侥幸求荣的讥议。伏望皇帝陛下以深厚的仁德恻隐相待，怜悯臣极其恳切的请求，使臣解除方州的任职，终于归居环堵之内。这样固然可以悠闲度过将尽的年岁，享受太平之乐；只是臣辛苦到白头，最终没有一项善行可称，辜负了明时，也无法报答三朝的恩德。这些惭愧和遗憾，哪里说得尽。蔡州请求致仕的第二表【欧阳修】圣上的训示丁宁周至，曲加慰问晓谕。臣愚昧的内心迫切恳求，难道还敢再烦扰您吗？将要再次触犯帝王的威严，理应先伏在刑具之下。伏想臣世代只是寒微鄙陋之家，年轻时又屡遭奇异的困厄；见识不能通达古今，学问只懂得章句。名声在开始任用时便超过实际，后来显露出无能；器量狭小容易自满，一有过失便承受不住倾覆的危险。只是早年幸逢千年一遇的盛世，错误地承蒙三位圣主的奖誉知遇；宠荣既然超过极限，忧患也随之而来。天生体质一向虚弱，身体还未老便先衰。大道十分平坦，可叹力量不能前进，勉强也难以支撑。每想到不能报答恩私，又加上疾病交相侵害，于是在初守亳州时，便决定逃往漳州。到如今三次迁徙、经历了三年，又两次更换州郡符印，而犬马般的身体已经疲惫，按理说不可能再强壮起来。田园屋舍已经很近，如今正是回去的时候，所以敢再竭尽蝼蚁般的诚心，仰望天地般的恩造。何况如今时代并不缺少士人，万物都能顺遂生长；凫雁来去，本来不因多少而改变，鸢鸟飞翔、鱼儿潜游，也都各自适应飞翔潜藏的生活。如果能够获准让这残余的身体归田，或许可以稍稍偿还早年的志愿。伏望皇帝陛下哀怜旧臣，恻隐施行至仁，察看臣一向真实而非虚假的诚意，成全臣知分知止的操守，曲从臣的愿望。诏书答复说：准许。使他解除官职，离开官署，驾车回到故乡，披着皮裘、披散头发，逍遥度过将尽的年岁；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这样的荣幸，哪里说得尽。蔡州请求致仕的第三表【欧阳修】恩德深厚，如同温暖抚育，感激到了极点，眼泪不禁流下。虽然内心被危急处境逼迫，不知自我停止；但辞表已经写尽，几乎无话可说。只是凭借至诚，希望请求一定能够上达，亲自向君父乞求怜悯，不再去问蓍龟。伏想臣家世单薄平庸，资质处于中下，年轻时从事官场和学问，本来只是为了免受饥寒，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机缘，竟渐渐升到显贵的品秩。然而群才正盛，蒲柳尚未到秋天便已经早衰；众多骏马并驰，劣马却在半路先已疲乏。何况承受难以胜任的任用，私自超过本分享受宠荣，风波忧惧使思虑更加深重，疾病侵凌而衰老也已经到来。因此自从辞去机要政务，便希望谢绝车马服饰的显贵生活。承蒙圣上至仁，顾念臣这个侍奉三朝的旧臣，每每曲加训谕，长久不忍弃置。臣私下认为，臣知道侍奉君主必须以忠信为根本；说话不能顾及行动，就是欺骗。而臣嘴里每天诵说归田，身体却坐享俸禄利益，实在害怕至公的议论，哪里还容得下有惭愧的脸面？每每自我反省，惶惧得无暇起居。正因此才再三避免烦扰冒犯，却仍希望万分之一能够得到怜悯准许。伏望皇帝陛下特别忧念天慈，俯回睿听，察看臣先前的话确实可以重复，因为臣屡次请求已经多年；哀怜臣愚昧而不能改变，使臣终于实现平生志愿，顺从臣的愿望，准许臣以残年归退。臣如果能够向有关官署交还印绶，自己驾着柴车上路，晚节知道没有犯下大过，终身都将永远承荷皇上宏大的恩德。请求退职的第一表【王安石】臣忠心为国，所以进用时能够献身任事；君主宽恕体恤臣下，所以臣有病时便怜悯其劳苦而对待政事。这是古今共同遵循的通义，实在是上下相交的至情。臣冒犯昧然请求，祈望承蒙哀怜听察。臣所受才质鄙劣，却遇到盛明之时；陈述愚见偶然得到圣心，承乏任职，竟尸居宰相事务。谋划浅陋笨拙，徒然没有看见成效；操守日渐衰退，又几乎到了丧失廉耻的地步。早就应该辞位，却还苟且贪恋恩宠，难道是想养拙而违背正道吗？又加上昏乱不明而荒废政务，勉强略加陈说，仍未得到怜悯准许。勉强任事以来，疾病渐渐加重，极其害怕主管官署荒废职守，上面还要烦劳严格督责。伏惟陛下询问政事、考核言论，依照名分责求实际，有时停止夜半的睡眠，常常临朝直到日已西斜。天下众多黎民贤士，各自恭敬奉行君道；三公大夫所守的职位，怎能让它空缺失职？仰望陛下高明，俯察臣的至诚。念及臣服劳日久，怜悯臣疾病深重，趁还没有干犯斧钺刑罚之时，让臣得以解除机要权衡的职务。这不只是稍稍安慰臣个人辞退的请求，也完全符合师虞的安排。请求退职的第三表【王安石】圣恩所及，有隆重如天高地厚的施予；臣私下的道义却不能安宁，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臣私下想，成汤、高宗的时代，有伊尹、傅说这样的臣子，他们的道术能够使君主受到感化而无所疑惑，他们的政绩施加于百姓而产生改变。后来即使有当时的贤相，也都有终结。到了中世衰败以后，已经不再有古人的一点相似之处。忠诚有时不足以取得信任，便事事要等待自我证明；道义有时不足以压倒奸邪，便人人都与之为敌。凭借这种情况长期掌握权柄、身居其位，谁能守着俸禄而稍得安宁？这就是臣在受宠居位时所忧虑的危险；如今臣冒死请求均分劳任，何况抱病日久而空废职守呢？伏惟陛下道德日益升高，德行如乾天覆盖大地，怜悯一个人的失所，乐见万物都昌盛。何况陛下对臣眷顾优厚，臣劳苦已经很久，理应蒙受宽贷，使臣得到曲全。若赐给臣这个疲惫卑贱的身体一个安闲之地，那么即使破车没有用处，尚且还可以拿来烧作柴薪；即使弃置的席子，也未必不能再次铺在华美的帷帐中。

译感谢明堂大礼推恩升官表【欧阳修】天地发布号令，风雷鼓动运行；一气所均布，万物都承受其恩泽。臣于是竟得以侥幸，也参与褒奖升迁。伏想臣才干不及他人，见识不能谋虑长远，徒然有侍奉君主的操守，却不知道报效国家的方法。冒受宠爱、贪恋荣华，已经超过本分；见到利益临到自己，也从不知道惭愧。这都是因为恰逢皇帝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聪明、禹汤般的勤俭，修明前代君王的宏大典制，承述先人的志愿而继成其业。昭明地致敬精诚祭祀，亲自临幸路寝，承受上天众多福祉，又推及天下而毫不偏私。臣在这个时候受官职所限，只能讲习仪制、办理礼事，不能参加议郎博士之列；助祭陪祠，也不在诸侯进献方物的行列。既没有献上一句话，又没有执事的劳苦，只是跟随守门之臣，一同享受剩余的恩赐。普天之下，难以区别于众人而独自推辞；臣惭愧卑屈，只能抚躬自问，茫然无措。感谢朱炎传达圣旨命令臣视事表【王安石】使者很快到来，训诫诏词俯临臣身；臣哪里料到自己已经衰老多病，却还承蒙陛下眷顾留念。伏想臣承蒙陛下曲意搜求举荐，长久以来辜负托付；只要有能力，必定献出，从未挑拣事情、推辞艰难；直到没有力量可以陈献，才开始向上天呼吁请求闲退。然而正当陛下焦心谋求有所作为的时候，臣却以这样一个恩德尚未报答的身体，如果只顾谋求安逸，难道能免于惭愧恐惧吗？伏蒙皇帝陛下认为旧臣值得求取，情义不忘远方之人，于是借传诏授命的使臣，再次说明推毂任用、授予方略的心意。臣这双跛足已经没有用处，陛下实在不忍弃置；臣如朽木般无才，又哪里胜任器使？臣永远铭记奖勉，只有发誓竭尽身心以报。感谢恢复龙图阁直学士职衔表【欧阳修】恩典使臣恢复旧职，前此的诬陷也得到洗雪，感激到了极点，内心震动，眼泪随着言语流出。臣看见前代才德之士，身受君主知遇；有功有德之臣，功劳施于王室，然而尚且有时遭受一次谤毁，想要申辩却无从申辩，稍稍违忤权要，灾祸便不可测度。像臣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臣的才干不及中等之人，对当世没有功益；任用臣未见成效，罢免臣也没有什么可惋惜。何况谗言交相兴起、一齐进发，危险的形势已经形成，凭什么还能不倾覆？然而圣心不忘臣，恩意特别深厚，在暧昧处辨明诬欺，在众多仇嫉中抑制仇敌。臣虽暂时处在贬谪之中，却屡次受到升迁的优厚恩典。如今又特蒙甄别记录，重新恢复宠名。以臣的愚拙，难道比前人更特殊吗？推究臣所幸之处，大概只是亲自遇到圣主；这恩德应当怎样才能谈论报答呢？再想到臣天性孤僻笨拙，本来缺乏才能，只因勤勉学习古道，粗略懂得侍奉君主的节操。如果临危效命，尚且应当不顾自身奋勇向前，何况行善并不会受伤，又有什么可怕而不竭尽忠心报效国家的呢？臣发誓期望竭尽劳瘁，稍稍报答陛下的高明恩德。感谢宣召入翰林表【欧阳修】使者乘车进入里巷，君主的命令来到门前。闾巷惊讶相传，哪里知道这原是朝廷的旧典？士大夫们惊叹肃敬，认为这是儒者极大的荣誉。以臣的愚拙，哪里承受得起？臣私下认为，掌管文章，自古就不是轻职；待遇宠荣，甚至有称为皇帝私人近臣的说法；参与谋议、进献意见，又因此加上内相的名号。恩典既然异于常例，人就更加难以称职。伏想臣器量并不宏大远深，见识也不广博明达；学问不能通晓古今的宜当，才干不适合方圆之用。长久忝列侍从，却从未显出功劳能力。自从出任外藩，近来又遭逢家中祸患，苟且保存余生，重新列身朝官行列。十年来经历风波漂泊，如今才再次看见宫阙之间的天日；进见应对之际，头发已经因霜染而萧疏。陛下慰劳格外优厚，玉色面容中显出怜悯。形体精神已经如此，志向心意也就可知。身体已经注定早衰，内心哪里敢奢望进取？加上处境孤危，仇恨嫉妒交相攻击；进退动辄受群言牵制，议论又多次烦扰圣听。虽然承受天地般的恩造，常常得到保全；但孤独困蹇、苟且求安，常想引退离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怜旧臣，曲加宸慈；因内署有员额空缺，使臣补任承乏。臣岂敢不勉励自己，寻求旧日学问，更加勉励前人的修养？感念陛下未曾弃置臣这支遗簪，臣愿竭尽疲惫驽马般的力量。希望略微发挥微薄的功效，稍稍报答宏大的恩德。感谢宣召入院表【苏轼】诏书言语如春风般温暖，第二次命臣任职，使者奉华美的旌节从天而降，前来催促臣入院。这些旧日故事臣曾经听闻，哪里是平生敢于奢望的？反省自身实在不相称，惭愧和汗流交集。臣私下认为，起草诏令的官职，自唐代以来最为显盛；虽然职务亲近、事务机密，号称北门学士的荣耀，却俸禄微薄、处所寒苦，甚至有人请求担任京兆掾曹。哪里像圣明时代这样振兴儒风，不只是系以美好的爵禄，还兼有极其丰厚的供养？玉堂赐给印篆，仰见淳化年间更加完备的文治；宝带和重金，佩受元丰年间新近的恩泽。礼遇既然丰厚，对任职者的要求就更加困难。而臣以空疏庸散的才质，经历衰病流离之后，才从万里之外生还；坐看三次迁职，既不符合近臣的仪容，也越次处在贤豪之上。这都是因为恰逢皇帝陛下天生具备文武资质，上天赐予圣神之德；即使居丧期间不发言，仍隐含高宗的德行；而访问贤者、求取辅佐，已经开启成王的心志。首先选择辅臣，其次选求法从，知道人才难得，便采纳虚名而任用臣。臣岂敢不更加勉励初心，努力谋求日后的功效？才干不及古人，虽惭愧于内相的名号；志向常在百姓，希望可以免除皇帝私人的讥责。感谢授任侍读表【苏轼】在北门起草诏令，已经忝受儒者极大的荣耀；在西学侍奉贤者，又玷污了侍臣中最优的选拔。反省自身实在不相称，惭愧和汗水交集于心。臣私下想，讲读之臣，只以进言为职；考核官吏功绩，也没有可以记录的优劣。陈述善道、闭塞邪念，能够像膏泽一样潜移默化。像臣这样愚昧浅陋，难道也能胜任吗？这都是因为承蒙太皇太后陛下深思远虑，德业长久宏大；接受先帝托付的艰难重任，为神孙谋划长远之计。因此选择左右前后之臣，防止任用不吉之士，使他知道兴亡治乱的成效没有什么比多闻更重要。陛下认为臣虽然没有超群的才干，却知道臣大体有不欺骗君主的事实，所以使臣早晚参与讨论，奉陪长日的清闲，而臣不知道拿什么报答。臣愿至死竭尽劳瘁，始终奉献此心。感谢恢复官职并提举玉局观表【苏轼】

译被远谪七年，没想到还能保全自身；从万里之外生还，恰好是上天的幸运；骤然从囚禁之中出来，又重新列身士大夫行列。伏想臣才干不及他人，性情又多违忤世俗，刚愎偏狭、自以为是，可以说是小小的忠直；任性妄为，竟遭遇大难，都是臣自己招致的，不敢怨尤。正值圣明真人蓬勃兴起、与万物一同重新开始，而臣独自处在幽远之地，最为冥顽。到如今开始起用废弃之臣，又加倍耗费天地生成万物的力量，最终仍蒙记录，没有被彻底弃置。这都是因为承蒙皇帝陛下正位登基、顺应时势而如虎变化；神武之威而不妄杀，谁不是承受天命的祥符？清静无为，坐享消除兵祸的福分；聪明而不自作聪明，使邪正自然分明；又使臣得以同草木一同复苏，共同沾受雷雨般的恩泽。臣岂敢不更加坚定平素的操守，深深追念往日过错？直到终身，又有什么可求？不嫌弃粗陋的饭食。即使棺盖合上，忠诚仍未终止，仍怀有结草报恩之心。南京留守谢上表【欧阳修】掌守宫门钥匙，职事谨严，哪里敢忘记日夜勤勉？布置政令条目，细致周详，以此上报陛下的忧劳。所托付的任职实在不能胜任，惶恐和忧惧一齐而来。伏想臣资质庸下，命运多有奇异困厄；毁誉交相兴起，两次都超过事实。宠荣超过本分，动辄招致责怪。想到报效之心尚未伸展，岂敢不竭尽忠心、尽力劳瘁？因为害怕风波，便想着远去深藏。到如今六年之中，外任更换三处。臣学习苟且偷安而闭口不言，辜负平生志愿，内心惭愧。衰朽的身体容易衰老，牙齿头发已经凋零；美好的时机难得，却仍仰慕功名。哪里料到皇上的慈爱没有弃置旧臣？把臣从支郡提拔出来，委任治理名都。南京是别都，旧日又处在交通要道；如果在簿书文案上少尽职守，只以厨传供给取悦过路人，假如只是照着俗吏所为，虽然能够免除过错，却没有古人的大节，也不足以报答君主。亳州谢上表【欧阳修】臣没有才能辅佐政事，虽然得以全身退处，分掌善地，仍然怀有窃食俸禄的惭愧。恭敬承受宠命，只知道战栗恐惧。伏想臣只是研习章句的腐儒之学，哪里足以治理国家？器量如斗筲般狭小，哪里承受得了大任？然而忝列二府，前后八年，承受三朝误以为知己的恩遇，竭尽一心尽力劳瘁。至于机要事务本应谨慎，臣却一见事情便发言；陷阱就在面前，臣却横身而不避。臣私下查考前代，未曾有能够保全自身、避开怨恨，却被仇家构成死祸、在下层制造谤言的人。起初像含沙射影，只想暗中中伤别人；后来竟在朝廷公开宣扬，放肆发出恶毒的诬谤之声。谁听见后不会掩耳？幸赖圣人居上，日月般的光明广大照临，完全查究虚妄诬陷，于是把进谗的贼人投入惩罚。再想到臣性情实在愚钝，疏于与人交接；遇事多轻信别人，却以至诚相待。对于那样的坏人，臣因为泛泛地爱护而失察；平日与他们握手，只期望结交道义之交；在朝廷为他们扬誉，常常请人替他们说好话。然而荐举他们的墨迹还没有干，射羿的弓已经对准了臣。由此知道识别士人实在困难，世人一定会把臣当作戒鉴。常情都厌恶这样的人，人们将不肯食用他们剩下的东西；臣却与他们交游，既不善于选择贤者，又在自满时没有想到即将倾覆，自招祸患，几乎到了颠坠的地步。上赖圣明皇上的保全之力，得以始终保全名节。等到臣恳切辞去重任，更加深切感受到皇上的慈爱。臣虽然避开宠荣、辞去显位，只能离开职务，但清贵的资望和显要的品秩反而更加忝受荣宠。臣无法逃脱侥幸求荣的讥议，实在有负内心的惭愧。这都是因为承蒙皇帝陛下具有天地般的宽大度量、尧舜般的至仁，察知臣招致怨仇本来是由于孤直，怜悯臣难以勉强支撑，实在是衰老残弱所迫。既使臣免除无辜之罪，又曲从臣的私愿，使臣像万物一样各得其所，不再有失所的叹息。余生尚未终尽，臣岂敢忘记必定报效的功劳。感谢儿子雱授任中允、说书表【王安石】恩典骤然加到臣的家室，且有许多超越常例之处；事情有时会连累朝廷，实在难以冒昧接受。臣仰承烦劳圣上训示，曲意晓谕至深的心意，永远想到这种特殊的眷顾奖拔实在重大，惶恐惭愧到了极点。伏想臣早年忝受召命，得以侍奉词林；随后又承蒙赞书，使臣陪侍经筵。稍经岁月，却没有补益尘世。臣私下观察陛下圣智日益升高，反省自己见闻浅陋而知困。何况像臣的儿子这样卑贱的后代，尚且存有童心，还迷失于钻研仰慕的途径，哪里称得上招延任用的礼意？恕己量人，不敢因为私情而自行嫌弃；为官选择人才，既然如此，顾念即使已经下成命也应当改正。臣冒昧陈述可以辞谢的道理，上犯难以触犯的威严。伏惟皇帝陛下屈尊体察，优厚包容，降下精审的宠答。若说大人照临天下的道理广大，应当以蒙昧之心加以培养；小人专门诵说的才智狭小，却骤然忘记自己卑贱，褒称备至而恩厚。训诫责饬更加严厉，臣揣度实际情况并不安稳，寄托颜面也深感惭恧。再想到自古君臣相处，从来没有像臣父子这样遭遇的。正逢任用儒者之时，尤其难得承担讲论经艺的职位；典谟正在进呈，臣父子实在参与了讨论；诰誓还未结束，已经接连忝受奖拔。臣父子得以在闾巷承袭世代官位，又在朝廷继承家学。如果不是忘却自身，又凭什么报效国家？陛下知人而授官于贤者，臣却感慨自己已经误承圣明的荐拔。臣既已献身于朝廷，便要教导自己忠诚，发誓永远承担平素的操守。感谢赐给元丰元年历日表【曾巩】臣一旦远离宫阙，十次更换星历；回头看牙齿头发已经衰残，却没有丝毫报答补益。伏惟皇帝陛下推演大禹的九畴，整齐有虞氏的七政，使阴阳寒暑无不顺应时令；草木昆虫也全都顺遂本性。遵循并颁行正朔的典制，恩宠赐给分土守藩的官员。臣有幸充任守藩之臣，得以预先听闻告朔；离亲人已经很远，早已惊叹岁月更新；报国之心虽然坚定，却更加感叹功名来得太晚。愿陛下体察以民为本的心意，或许能够帮助施及万物的仁德。感谢赐《汉书》表【欧阳修】臣俯身接受诏命，顿觉眼前生辉。臣私下认为，崇尚文教以兴起教化，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事；编著记录、收藏图书，必须等到太平之世才能大备。汉室上承三代的统绪，而班固之史自成一家之书，其中文字或有错讹，大概是因为流传已经很久。如今奉诏加以刊定，使后学不再疑惑，也使方册文字焕然一新。秘书府开始进呈篇章，正经历衡石计量文书的工作。赐书的荣耀，通常只及于亲近的钧枢大臣，哪里料到臣这个远在外地的人，竟特别蒙受恩赐。这都是因为承蒙皇帝陛下曲加睿慈，俯怜臣这个旧臣，认为臣曾经列于臣邻之中，不忍骤然遗弃；又怜惜臣自己喜爱文字，便让臣以此自娱养老。然而臣的双目已经昏花，即使感叹展开书卷也很艰难；只能珍藏这部书，层层包裹，发誓传给家人，像冰玉一样珍爱。感谢赐对衣、金带、马表【苏轼】

译服饰放在箱笥中，恩泽及于衰老的臣；马衔马勒送入庭院，喜悦先于车马仆从到来。臣认为万物有所依待，天地却没有穷尽；草木哪里知道什么，竟冒受庆云般的恩泽；像鱼虾一样极其卑陋的臣，也借得沧海般的荣光。这样的恩宠虽然看起来值得观赏，终究并非臣本来所有。妻子儿女相互看着，惊讶恩赐屡次降临；道路上的人暗中窥看，有时反而增加指点议论。这都是因为承蒙太皇太后陛下聪明圣哲，广泛厚赐；能包容污垢、隐藏瑕疵而察看求贤之意，住在简陋宫室、食用粗淡饮食，却厚待士人。士人的价值难道轻如千里之遥？陛下想到臣并非合适的人选，反而使这些言语重过兼金，更应思考如何报答。感谢赐对衣、鞍马表【王安石】从大庭中赐下显贵的服装，用精美的金属束带装饰；从内厩牵出名贵骏马，传来交错华美的色彩。隆厚的恩典降临，臣这朽老的身体也知道荣耀。臣私下想到，自己力量微弱、见识浅陋，长期忧虑积病；内则忝列从官的选拔，外则分掌守将的权力，仅仅免除责罚，又蒙召还朝。参与论思、润色诏令，曾经没有为国家显示丝毫劳效；穿衣、佩带、乘马，却屡次先蒙特殊的恩数。这都是因为承蒙皇帝陛下对庆赏格外优厚，招延人才十分周详，借此显示眷顾，使臣知道奋发自励。臣发誓竭尽愚忠以报答，希望不至于有虚受恩赏的嫌疑。感谢擅自停止散发青苗钱而获赦免罪责表【欧阳修】有罪必定诛罚，这是常典；根据实情予以宽恕，则特别体现深厚的仁德。臣听到诏命，惊惧惭愧；反省自身，眼泪纵横。伏想臣以一介微薄之才，卑贱地承受三位圣主的奖誉知遇；宠禄已经丰厚，起初却没有报效，筋骨已经疲惫，仍然迟疑留连。承蒙陛下宽宏大量、兼容并包，错误地把一方之地托付给臣。任职应当安抚风俗，责任在于替陛下分担忧劳。如今正值陛下为国事日夜劳心，臣岂敢因循苟且而逃避政事？昨日国家新设官司，主管计簿者大力经营财利，以求均衡流通；分别派遣使者的车辆交驰于郡县之间，尽数发出旧日储藏的钱财，向农民取息。臣长期苦于昏聩衰老，起初没有详知其中利害；等到已经在舆论中大为喧扰，才知道不合人情。臣也曾略陈其中三种弊端，希望补益万分之一。恰逢再次办理班给之事，眼看又逼近发放期限；虽然已经具奏陈述，却先擅自停止。按照这种专擅妄为的行为，本应受到谴责。哪里料到承蒙皇帝陛下深深忧念、睿慈俯怜臣质朴笨拙，免从吏议，特意宽免刑典？臣这草木般微贱的人，怎么竟曲承天地般的施恩？臣岂敢不更加思念敬畏，进一步砥砺操守，戒惧小人把错误做到底，希望君子能够改过，谋求微薄功效，稍稍报答宏大的恩私。感谢因失于觉察妖贼而获赦罪表【苏轼】盗贼在所到之处发动，守臣本来应当受到重责；但罪情有疑，便予以赦免。圣明君主因此广施恩典，使臣自惊惧被废黜放逐以来，仍在怜悯的范围之内。伏想臣早年承蒙特殊知遇，提拔掌领大州；对上不能以道德教化百姓，在所属地区推行忠孝；对下不能以刑法整齐万物，在奸邪尚未萌发时消除祸患，致使狂妄庸人竟敢图谋僭逆。推究臣失职的罪过，哪里是诛罚所能尽？何况如今在沟壑之中，又重遭雷霆般的谴责，没有官职可以削夺，只能抚摸自身而知危惧。至于捕获斩杀群盗的功劳，原来只是邻近一位人的力量。平心静气追溯事情开始，偶然由臣发端；虽然这是替国家督察奸恶，臣常怀这样的志愿，但借助别人而成事，哪里值得说是劳绩？臣勉强把这点微末功劳列举出来，希望稍稍宽免斧钺之诛。哪里料到浩荡的恩泽，竟允许不再追究？使臣从魂魄离散般的惊恐中收回心神，借得残余生命的一点时间。退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获得的幸运何其多啊！这都是因为承蒙皇帝陛下舞动虞舜的干盾，向人显示不妄杀戮；张开成汤的罗网，给万物以求生之路。其间如果使用刑罚，本来是不得已；只要稍有可以赦免之处，无不从宽，务求考察事实、按实情宽宥，何尝只记过失而忘记善行？臣更加明白过去所获的罪责，全是臣自己招致的，感激惭愧终身不忘。想要报答却无处可报，即使穿布衣、吃粗蔬，也或许能够不死于饥寒。即使心如石、肠如木，也发誓不忘忠义。杭州谢放罪表【苏轼】臣近来因为违法将本州百姓颜益二人刺配，便上表等待治罪。奉到圣旨，特别赦免臣的罪责。臣的职分在于承宣布教，应当遵守三尺法令；事情关系利害，却擅自从权处理，幸而曲承天慈，没有按照官吏的议论治罪。伏想臣早年因为刚强笨拙，屡次招致忧患；在朝廷任职，便把逆耳的愚直意见表现在言语中；施行于郡县，便把疾恶如仇的心情表现在政事上。虽然知道这样容易招难，常常以此自我警戒，但临到事情却不能自我回转。如果不是圣明如日月，洞察臣的肝胆，臣哪里只是今日获罪，早就会在众多言论中倾覆。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深沉明智、生而知之，清明之德广泛通达；把政事委任给群臣，使臣下退处而自知不能；爱护培养人才，唯恐他们犯错。陛下知道臣想要除去一方积久的弊病，必须诛除两个奸猾以向百姓表明，因而特意屈尊法令，以保全臣这个器用之才。陛下使臣岂敢不反省过错，敬奉法令？顾念这些善良百姓，本来并没有触犯汉法，只是偶然得到宽贷赦免，使尧帝般的仁德更加广大。感谢太皇太后表【苏轼】对于扰乱群体者的诛罚，不请示便擅自决定，大概是因为平日恩威未能树立，才导致奸猾之徒敢于妄行；如今正等候责问呵斥，哪里料到会得到宽宥？臣伏思，法吏的罗网严密，大概是近年以来才有的；守臣的权力轻微，没有比今日更严重的了。观察祖宗信任臣下的本意，是把治理州郡的责任交给官员，不选择贤良的将帅，只知道用法度约束他们。平时如果只能守法，那么遇到紧急情况凭什么役使百姓？只是臣不才，难以议论此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宽仁而能听从众议，诚信顺天，以一身的至公之心，使天下万方都免于罪责。而臣始终蒙受恩遇，朝廷内外也都承蒙恩泽；陛下认为臣所做的事有专擅之处但合乎事宜，情状并无其他过失而可以宽恕，所以加以赦免，来表示宠爱安抚。朝廷的明察，大概认为臣是可以信任的，官吏百姓自然会服从，必定不用命令便能率先跟从。《文编》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 明代唐顺之编 《魏相条列国家便利事宜奏》【《汉书》】臣听说，英明的君主居于上位，贤能的辅臣处于下位，君主就能安享太平，百姓也能和睦相处。臣魏相幸而任职，却不能奉行明法、广施教化、治理四方，以宣扬圣德。百姓多背离农业而趋向工商，有的已经面带饥寒之色，这是陛下的忧患。臣魏相的罪过应当万死。臣魏相知道自己才能浅薄，不明白国家大体和时务的适宜之处，只是始终没有找到使百姓得到安定的办法。臣私下恭敬地观察，先帝圣德仁恩深厚，勤劳于天下，挂念百姓，忧虑水旱灾害使百姓贫穷，便开仓赈济，救助贫困饥饿者；派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考察风俗，推举贤良，平反冤狱；车马冠盖往来于道路，节省各种用度，减免租赋，放宽山林湖泽的禁令；给马喂料，开放酒禁；储存积蓄，以便救济急难、接济困乏，慰劳安抚百姓，便利百姓的办法十分完备。臣魏相不能全部陈述，冒死上奏。按照旧例，诏书共列二十三件事。臣谨按王法，治理国家必定以农业为根本，并致力于积聚财物，量入为出，以防备灾荒。没有储存够六年粮食，还要说是紧急。元鼎三年，平原、渤海、太山、东郡普遍遭受灾害，百姓饿死在道路上，二千石官员没有预先考虑灾难，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幸赖明诏赈济救援，才得以防止百姓重新陷入死亡。今年收成不好，谷价突然飞涨；到了秋收时，仍有缺粮的人，到了春天恐怕会更加严重，无法相互救济。西羌尚未平定，军队驻扎在外，战争接连不断，臣私下对此十分寒心。应当及早谋划防备，希望陛下留意。百姓都依靠先帝的盛德来得到抚慰。《赵充国上屯田奏一》【《汉书》】臣听说，军队是用来彰明德政、铲除祸害的。所以在外部采取行动如果得当，福泽就产生于内部，不可不慎重。臣所率领的官吏、士卒、马匹和牛，每月需要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草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战争长期不能结束，徭役不能停止，又恐怕其他夷族突然发生意外变故，彼此相连而一同起事，成为英明君主的忧患；这实在不是平素预先谋划、在朝廷决定的制胜策略。况且羌人可以用计谋轻易击破，却难以用武力彻底消灭。因此臣愚昧地认为，出兵攻打他们不便利。臣估计，临羌以东直到浩亹，羌人旧日的田地以及公田中尚未开垦的土地，可以有二千顷以上。其中邮亭有许多毁坏的，臣已让前部士卒入山砍伐木材，大小六万多根，都运到了水边。希望停止使用骑兵，留下应募的免刑罪人以及淮阳、汝南的步兵和随军的吏士，共计一万二百八十一人。每月需用粮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把他们分驻在险要之处，等冰雪融化便从水路运输，修缮乡亭，疏浚沟渠，修治湟陿以西的七十座道路桥梁，使道路能够通到鲜水一带。耕作时按户出赋，每人二十亩。到四月草木生长时，征发郡中的骑兵和属国的强健胡骑各一千人，配备副马，每十人配二匹；到草地上屯田的人，以游兵补入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巨大的费用。让大司农转运来的粮食，足以供一万人吃一年。臣谨把屯田地点和器具用物的簿册上报，请陛下裁决批准。《赵充国上屯田奏二》【《汉书》】臣听说，帝王用兵以保全自己为胜，所以重视谋略而轻视战争。即使作战百战百胜，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先造成不可战胜的形势，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条件。蛮夷的习俗虽然不同于讲礼义的国家，但他们想避开祸害、趋向利益，爱护亲属、害怕死亡，这一点是相同的。如今敌人失去了肥美的土地，接连因草场问题而忧愁，远离亲族骨肉，内心离散，有了反叛的打算。而英明的君主撤回军队、停止作战，留下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等待可以战胜的敌人。即使他们还没有立即伏罪，战争也完全可以期待在一月之内见到结果，羌人将会瓦解。前后投降的有一万七百多人，接受劝告离去的共有七十批。这正是逐步瓦解羌人的办法。臣谨慎地条列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条好处：九校步兵、吏士万人留下屯驻作为武备，借屯田取得粮食，使威势和德化同时施行，这是第一条。又借此排挤打击羌人，使他们不能回到肥沃富饶的土地，削弱并摧破他们的部众，促成羌人彼此反叛的趋势，这是第二条。当地居民可以同时耕田，不会失去农业，这是第三条。军马一个月的粮食，可以供给甲士一年，停止骑兵行动以节省巨大费用，这是第四条。到了春天减少甲士和士卒，沿着黄河、湟水运输粮食到临羌，以此显示给羌人，宣扬武威，成为流传后世、挫败敌人的办法，这是第五条。在空闲时间把砍伐的木材运下来，修缮邮亭，补充到金城郡，这是第六条。出兵是冒险侥幸；不出兵，就能使反叛的敌人逃窜到风寒之地，避开霜露、疾病、冻伤和坠落等祸患，坐享必胜的办法，这是第七条。不必经历险阻遥远地追击敌人，也没有死亡和受伤的祸害，这是第八条。对内不损害国家武威的重要性，对外不让敌人得到乘隙进攻的势力，这是第九条。又不会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它们产生其他变故的忧虑，这是第十条。修治湟陿中的道路桥梁，使道路可以通到鲜水，以控制西域，声威远播千里，能够从容调动军队，这是第十一条。巨大的费用既然节省，徭役也预先停止，以防备意外，这是第十二条。留兵屯田可以得到十二项便利，出兵则会失去十二项好处。臣充国才能低下，年老衰惫，不懂得长远策略，只请陛下明发诏令，让公卿广泛详细议论，由臣选择采用。《赵充国上屯田奏三》【《汉书》】臣听说，用兵以计谋为根本，所以筹算多的能够战胜筹算少的。先零羌的精兵如今只剩七八千人，失去土地而远居异乡，分散在饥寒之中；防开、莫须一带，他们又多次掠夺羸弱者的牲畜财产，反叛后归降的人不断，都听说天子有捕获并斩杀他们的赏令。臣愚昧地认为，敌人遭到破坏，可以在一两个月内期待其远去，因此说战争完全可以在一月之内看到结果。臣私下看见，北部边境自炖煌到辽东一万一千五百多里，依托边塞排列烽燧，只有几千名官吏士卒，敌人多次率大众进攻，却不能造成损害。如今留下万名步兵屯田，地势平坦，许多地方有高山远望的便利，各部互相守护，修筑壕沟营垒，砍伐木材，修建高楼望敌，彼此连接不断；整治兵器弓弩，修备战斗器具，防备火攻，借助地势并合力量，以逸待劳，这是用兵有利的形势。臣愚昧地认为，屯田对内有节省费用的好处，对外有守御的准备；虽然停止骑兵行动，但敌人看见万人留田，便会认为这是必定能擒获他们的力量，他们土崩瓦解而归附德化，应当不会太久。从现在到三月底，敌人的马匹羸弱消瘦，他们一定不敢抛下妻子儿女，投奔其他部族，远渡河山而来作寇；又看见屯田士卒有精兵万人，终究不敢再带着家属辎重返回旧地。这就是臣的愚计，也是臣估计敌人必将瓦解、无需交战便自行败亡的策略。

译至于敌人偶尔进行小规模抢掠、杀害百姓，其根源还不能立即禁止。臣听说，作战未必能够取胜，就不应苟且交战；进攻未必能够攻取，就不应苟且劳累军队。如果确实能使军队出动虽不能消灭先零，却能让敌人绝不再进行小规模劫掠，那么出兵也是可以的。现在情况相同，却放弃坐享胜利的办法，利用危险侥幸的形势前往，最终看不到利益，只会使国内白白疲敝，损害国家根本而自取损失，这不是对待蛮夷的办法。况且大军一旦出动，就不能再停留，湟中也不能这样空虚，徭役还要再次征发。再说匈奴不可不防备，乌桓不可不忧虑；如今长期转运，烦劳耗费，把国家防备意外的财力倾注在一隅，臣愚昧地认为很不便利。校尉统率众羌，幸而能够承受朝廷威德，奉送丰厚财物，抚慰各羌，向他们宣示明诏，他们应当都会向往归附。虽然他们先前曾说过愿意接受五年不追究，应该没有别的心思，不值得因此出兵。臣私下反复思量，奉诏出塞，率军远征，耗尽天子的精兵，把车甲散弃在山野，即使没有取得尺寸之功，却侥幸得到躲避谴责的便利，也没有留下日后的咎责，这是臣下不忠而获得的利益，并非英明君主和国家的福分。臣有幸能够奋勇率领精兵讨伐不义，长期滞留而等待天诛，罪应万死；陛下宽仁，不忍加以诛杀，使臣多次得以反复筹划，愚臣伏思，再没有比这更周密的了。臣不敢逃避斧钺诛杀之刑，冒死陈述愚见，只希望陛下审察。《刘向上星孛等奏》【《汉书》】臣听说，帝舜告诫伯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也是说商汤把夏桀作为鉴戒。圣明的帝王常常以败乱自我警戒，不避讳王朝的衰败和兴盛，所以臣敢于竭尽全力陈述愚见，只希望陛下留意察看。臣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次，襄公时尤其频繁，大约三年五月多发生一次。汉朝兴起直到竟宁年间，孝景帝时尤其频繁，大约三年一个月发生一次。臣刘向曾多次说将有日食，如今连续三年接连发生；自建始以来二十年间已经发生八次，大约二年六月发生一次，这是古今少有的。天象有大小、稀疏和密集，发生有迟有速、有缓有急，圣人正是据此来判断疑惑。《易经》说“观察天文，来考察时令的变化”。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时，一并说到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所以历法失误，摄提失去方位，孟陬失去纪法，这些都是改朝换代的变化。秦始皇末年到秦二世时，日月互相遮掩而发生薄食，山陵陷落，辰星在四孟出现，太白星经天运行，无云却打雷，枉矢在夜空发光，荧惑星侵近月亮，火灾烧毁宫殿，野禽在朝廷中嬉戏，都门以内崩塌，出现长人，临洮的石头坠落到东郡，星孛出现在大角，大角也随之消失。观察孔子的话，考察暴秦的灾异，天命确实令人畏惧。到项籍失败时，也有星孛出现在大角；汉军进入秦地时，五星聚集在东井，这是得到天下的征象。孝惠帝时有下血雨、日食发生在冲位而失去光芒、星辰显现等灾异。孝昭帝时有泰山卧石自行立起，上林苑中僵死的柳树重新生长，大星像月亮一样向西运行，众星跟随它；这些都是特别的异象，是孝宣帝兴起的征兆。天狗夹着银河向西，长时间阴天不下雨二十多天，这是昌邑王不能善终的异象；这些都记载在汉代史书中。观察秦、汉改朝换代，览视孝惠、孝昭之后的衰亡，考察昌邑王不能善终，看看孝宣帝继承兴起，天意的离去和眷顾，难道不是明明显著吗？防高宗、成王也曾有野鸡鸣叫、树木被拔起的变故，能够思考其中的缘故，所以高宗享有百年的福祚，成王得到风向反复的报应。神明的回应，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迅速，这是世人共同听闻的。臣有幸属于皇室末支，确实看见陛下宽厚明察的德行，希望能够消除重大灾异，兴起高宗、成王那样的声誉，以尊崇刘氏，所以战战兢兢，多次冒犯死亡之诛而进谏。如今日食尤其频繁，星孛出现在东井，摄提星的光焰波及紫宫，有见识的长者没有不震惊的，这是灾变中重大的事情。其中的情形难以一两件记尽，所以《易经》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此设置卦象、指明爻位，又反复说明其中的义理。《尚书》说“让人来画出天文图，难以互相说明”，臣即使把图献上，也还需要口头讲说，然后才能明白。希望陛下在清闲宴饮之间赐见，让臣指着图陈述情状。《王尊劾丞相衡等奏》【《汉书》】丞相衡、御史大夫谭身居三公之位，掌管五常九德，以统摄方略、统一事类、广施教化、使风俗美善为职责。他们知道中书谒者令显等人专擅权力、操纵威势，大肆作威作福，放纵恣意而无人制约，没有任何畏惧顾忌，成为天下的祸害，却不及时上报奏请施行惩罚，反而阿谀奉承、曲意顺从，依附下属而欺骗君上，怀藏邪心、迷误国家，毫无大臣辅政的道义，全都属于不道。在赦令发布以前和赦令发布以后，衡、谭举奏显，却不陈述自己不忠的罪过，反而宣扬先帝任用颠覆国家之徒，妄称百官害怕显，超过害怕皇上；这是贬低君主、尊崇臣下，不应当说的话，丧失了大臣的体统。又在正月皇帝临幸曲台、宴飨结束时，卫士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人在殿门下会坐，衡面向南，赏等面向西。衡又替赏铺设向东的席位，起身站立请赏入坐，私下交谈了约一顿饭的时间。衡明知皇帝临视，百官共同任职，万人聚集，却设置不合礼制的席位，使下属与上位者面对而坐，在公门之下施行小恩小惠，举动不合礼法，扰乱朝廷爵秩的座次。衡又让官府的大奴进入殿中询问皇帝起居，回来报告说已经漏刻十四刻；皇帝临近时，衡仍安坐不动，面色神情也不改变，没有惊惧肃敬之心，骄慢而不谨慎，全都是不敬。《御史中丞众等劾薛况奏》【《汉书》】薛况是朝臣薛宣的父亲，曾任宰相，两次封为列侯，却不告诫自己的属官和辅佐者，反而使骨肉相互猜疑；他怀疑薛咸都接受了薛修的言论，来毁谤薛宣。薛咸所说的都是薛宣的行为，是众人共同看见的，也是公家应当听闻的。薛况知道薛咸任给事中，恐怕他会被司隶校尉举奏薛宣，于是让公令明等人急迫地来到宫阙，在大道和众人之中拦截、刺杀近臣，想要阻塞皇上的耳目，断绝议论的开端。他们凶悍狡猾，毫无畏惧顾忌，万众喧哗，传闻四方，这种行为不同于普通百姓因愤怒而争斗。臣听说，敬重近臣就是敬重君主；对于公门和道路尚且行礼，对君主的马匹牲畜尚且敬重。按照《春秋》的义理，心怀恶意而使功业得逞，也不能免于诛罚。君主受蒙蔽的源头，是不可不畏惧的。薛况首先作恶，公令明亲手伤人，主观恶意和实际行为都恶劣，全都属于大不敬。公令明应当从重论罪，薛况也应当一同弃市。《防勋论丞相宣奏》【《汉书》】

译《春秋》的义理认为，即使是地位低微的王使，也排在诸侯之上，这是为了尊重王命。臣有幸奉命出使，以督察公卿以下官员为职责。如今丞相薛宣请求派遣属官，想让宰相府的官员督察天子奉使命出使的大夫，严重违背上下顺逆的道理。薛宣本来没有从师学习经术，只是借机立下奸诈的威势。查考浩商所犯的罪，不过是一家的祸事，而薛宣却想专擅权力、作威作福，竟然危害国家，这是不可容忍的大错。希望交付中朝官员、特进、列侯、将军以下共同审议，端正国家的法度。《翟方进劾防勋奏》【《汉书》】臣听说，国家兴盛，在于尊重尊长；爵位上下的礼制，是王道的纲纪。按照《春秋》的义理，尊称上公为宰，使天下没有不受其统摄的。丞相进见时，圣明的君主在御座上要起身；君主在车舆中时要下车。群臣都应当承受并顺应圣明教化，向四方显示。防勋身为二千石官吏，幸而奉命出使，却不遵守礼仪，轻慢侮辱丞相，贬低上卿；又屈辱礼节、失去分寸，邪曲谄媚而没有常态，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损害国家体统，扰乱朝廷秩序，不应当居于官位。臣请求交付丞相处理，免去防勋的官职。《翟方进劾陈咸等奏》【《汉书》】陈立平素行为不端，长期积累了许多不善之事，这是众人都知道的。邪臣自行结交依附，形成党羽；许多人恐怕陈立参与政事，想从中获取利益。如今陈立被斥退驱逐，前往封国，和他交结尤其深厚的人，不应当充任大臣或郡守。查考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已故光禄大夫陈咸与陈立交往深厚、关系亲善，互相作为心腹，有背弃公义、拼死结党的信念，想互相援引，至死方休。他们内心都有不仁的本性，外表却有远超常人的俊才，勇猛果断，处理事情毫不迟疑；所到之处都崇尚残害、凶暴、苛刻和惨毒，以树立威势，却没有一点爱护和施利于人的风气，天下人都知道，只有愚昧者还被迷惑。孔子说：“做人却没有仁德，礼制有什么用？做人却没有仁德，音乐有什么用？”意思是，不仁之人没有什么可以施行和任用的；不仁而又多才，是国家的祸患。这三人内怀奸猾，是国家的祸患，却与贵戚、奸臣深深结交互信，这是国家的大忧患，是大臣应当终身拼死争辩的事情。从前季孙行父说过：“看见对君主有益的善人，就像孝子奉养父母那样爱护他；看见不善的人，就像鹰鹯追逐鸟雀那样诛除他，即使翅膀受伤也不躲避。”贵戚和强党势力众多，确实很难触犯；一旦触犯，众多敌人就会一同怨恨，善恶便会相互混淆。臣有幸充任宰相，不敢不竭尽死力，请求免去朱博、孙闳、陈咸的官职，让他们回到故乡，以消除奸雄的党羽，断绝群邪的希望。《陈崇劾陈遵奏》【《汉书》】陈遵兄弟幸而蒙受恩宠，越级历任官职；陈遵封为列侯，任郡守，官阶达到州牧，奉命出使都以举荐正直、察访奸邪、宣扬圣明教化为职责。他不能端正自身、谨慎自持，起初陈遵刚被授官时，乘坐藩车进入里巷，经过寡妇左阿君家，便摆酒歌唱。陈遵起身跳舞，跳得放纵，跌倒在座席上；到了晚上便留宿在那里，由侍女扶着他躺下。陈遵明知饮酒饱宴应当有节制，礼法规定不应进入寡妇之家，却沉溺于酒宴、混杂菜肴，扰乱男女之别，轻慢辱没爵位，羞辱污损印绶。这种恶行令人不能忍受听闻，臣请求将他们一并免职。《毋将隆收还武库兵器奏》【《汉书》】武库中的兵器，是天下共同使用的公物。国家武备的修缮、治理和制造，都由大司农拨钱。大司农的钱，即使是皇帝乘舆之用，也不用来供给日常奉养；日常供养和劳赐，全都出自少府。这是因为不拿国家根本的储藏供给末流用度，不用百姓的力量供给浮泛的费用，区别公私，向天下显示正当的道路。古代诸侯、方伯有权专门征伐，才赐给斧钺。汉家的边地官吏职责在于抵御寇敌，也赐给武库兵器，都是先让他们承担职责，然后才防备他们。《春秋》的义理认为，卿大夫家中不收藏铠甲，是为了抑制臣下的威势，削弱私人的力量。如今贤等人是善于逢迎的弄臣，靠私人恩宠得到宠爱的微贱妾侍，却把天下的公物供给他们的私门，割取国家的威权兵器，供给他们家中的武备，使民力分散到近臣手中，把武器交给微贱妾侍；这样的建置很不适宜，只会助长骄横僭越，不是向四方显示正道的办法。孔子说：“三家的厅堂，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臣请求收回武库兵器。《贾让论治河奏》【《汉书》】治理黄河有上策、中策、下策。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治理土地时，一定给河川湖泽留下分流的地方，估量水势所不能到达的地带。大河不设堤防，小河可以流入堤障之间，把低洼处作为积水的湖泽，使秋季洪水有许多地方可以停息，左右游荡的水流宽缓而不急迫。土地有河川，就像人有嘴一样。治理土地却堵塞河川，就像制止小儿啼哭而堵住他的嘴，难道不是会很快停止吗？但他的死亡也会立刻可以等待了。所以说，善于治理河川的人应当疏导它使水流有道路；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应当宣泄他们的意见。大概堤防的修筑，近代起于战国，各国堵塞百川，分别为自己谋利。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边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低洼，于是筑堤离黄河二十五里；黄河水向东冲到齐国的堤，就向西泛滥到赵、魏。赵、魏也筑堤离黄河二十五里，虽然不是河水正流之处，仍有水流可以游荡；洪水来到又退去，便留下肥沃淤泥，百姓在那里耕田，有时长久没有灾害，便逐渐修筑房屋，形成聚落。大水来时漂没房屋，就再修堤防自救；又逐渐把城郭迁远，排开水泽而居，遭受淹没也是他们自取的。如今堤防狭窄的地方离水数百步，远的地方离水数里。靠近黎阳南面的旧大金堤，从河西向西北延伸到西山南头，才转向东面与东山相接；百姓住在金堤东面建造房舍。过了十多年，又修筑堤防，从东山南头直向南面，与旧大堤会合。

译又在内黄县境内有一片方圆数十里的泽地，四周筑有堤防；十多年以前，太守把它分给百姓，百姓如今已经在其中建造房舍。这是臣亲眼见到的。东郡白马的旧大堤也有好几重，百姓都住在堤防之间；从黎阳以北直到魏国边界，旧大堤离河远的地方有数十里，里面也有好几重，这些都是前代排水筑堤造成的。黄河从河内向北到黎阳筑石堤，把水冲向东面抵达东郡平刚；又筑石堤使水向西北抵达黎阳观下；又筑石堤使水向东北抵达东郡津北；又筑石堤使水向西北抵达魏郡昭阳；又筑石堤把水冲向东北一百多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逼迫狭窄到如此地步，不能安稳停息。如今实行上策，把冀州处于水冲之地的百姓迁走，在黎阳遮害亭决开堤防，放黄河向北流入大海；河水向西逼近大山，向东逼近金堤，水势不能向远处泛滥，用不了一月便会自行稳定。反对者将说：如果这样，毁坏城郭、田地、房屋和坟墓的数目将以万计，百姓会怨恨。从前大禹治水，遇到挡路的山陵也毁掉，所以凿开龙门，开通伊阙，劈开底柱，破除碣石，毁坏天地本来的形势；这些不过是人力造成的东西，有什么值得说的？如今濒临黄河的十个郡治理堤防，每年费用将近万万；等到大决口时所毁坏的数目，往往相当于数年治河的费用。何不把这些费用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法则，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灵和百姓各安其所，彼此不相侵扰？况且大汉疆域方圆万里，难道要同洪水争夺咫尺之地吗？如果这一工程建成，黄河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祸患，所以称为上策。至于在冀州境内多开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并削弱洪水的怒势，虽然不是圣人的法则，却也是挽救灾败的办法。反对者将说：河水高于平地，每年不断加高堤防，尚且还会决口泛滥，不能开渠。臣私下察看，遮害亭以西十八里到淇水入口处，有金堤高一丈；从这里起向东地势渐低，堤防逐渐加高，到遮害亭高达四五丈。过去五六年，黄河水大涨，水位增加一丈七尺，冲坏黎阳南城门，流入直到堤下；水面离堤顶只差二尺左右。从堤上向北望去，河水高出百姓房屋，百姓都逃到山上；水停留了十三天，堤防决开两处，官吏百姓一起堵塞。臣沿着堤上行走察看水势，向南七十多里到淇水入口处，水正好到达堤防的一半，估量高出地面约五尺。如今可以从淇水入口向东筑石堤，多开水门。初元年间，遮害亭下面的河道离堤脚数十步；到现在四十多年，水流正好抵达堤脚。由此说来，那里土地坚固。恐怕议论者认为大河难以控制，荥阳漕渠足以作为验证；那里的水门只用木头和泥土。如今在坚固土地上筑石堤，势必牢固安全。冀州渠道的总入口都应当仰靠这些水门。修渠并不是挖穿土地，只是在东方筑一道堤，向北延伸三百多里，接入漳水；西面则依着山脚和高地，各条渠道往往分流引水。干旱时打开东方较低的水门，灌溉冀州；洪水时打开西方较高的水门，分散河流。开通渠道有三项好处，不开通有三项害处。百姓常常疲于救水，有一半时间失去耕作；水在地面流动，水汽聚集向上侵入，百姓便患湿气；树木都站立枯死，盐碱地不能生长谷物；决口泛滥会造成毁坏，百姓成为鱼鳖的食物，这就是三害。若有渠道灌溉，盐碱会沉降到低洼处，淤泥填积使土地更加肥沃，因此种禾麦可以改种粳稻；高田的收成增加五倍，下田增加十倍，还便利漕运舟船，这就是三利。如今濒临黄河的堤防上有吏卒和各郡数千人，砍伐购买柴草石料的费用每年数千万，足以用来开通渠道、修成水门。又因百姓得到灌溉的利益，便相互带动修治渠道，虽然劳累也不会停止；百姓的田地恰好得到治理，河堤也得以修成。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撑数百年的办法，所以称为中策。至于只修缮完好旧堤，增高低处、加厚薄处，劳费没有止境，却屡次遭受水害，这是最下策。《朱博复置御史大夫奏》【《汉书》】帝王的治道不必彼此沿袭，各自根据当时的事务而定。高皇帝凭圣德承受天命，建立宏大功业，设置御史大夫，地位次于丞相，掌管端正法度，与丞相互相参预职权，总领百官，上下互相监察。这样经历二百多年，天下安宁。如今改为大司空，与丞相同等地位，却没有获得美好的结果，不能作为旧例。选取郡国守相中成绩优异的升为中二千石，再从中二千石中选为御史大夫，任职有功者任丞相，职位升迁有序，这是为了尊崇圣德、重视国家宰相。如今中二千石未经任御史大夫便直接任丞相，权力轻微，不是用来重视国政的办法。臣愚昧地认为，大司空一职可以罢除，恢复设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意竭尽力量，担任御史大夫，作为百官的表率。《朱博复置刺史奏》【《汉书》】汉家盛德广大，疆域遍及万里，设置郡县，分部刺史奉命掌管州事，督察郡国，使官吏百姓安宁。按照旧例，刺史任职于部中九年，便推举为郡守或国相。其中有特殊才能、功效显著的，便立即升擢；虽然官秩低而赏赐丰厚，人人都勉励建功、乐于进取。前任丞相方进奏请罢除刺史，改置州牧，官秩为真二千石，地位次于九卿。九卿有空缺时，便选拔成绩优异的州牧补任；中等才能的只求自守而已，恐怕功效逐渐衰退，奸邪不能禁绝。臣请求罢除州牧，像从前一样设置刺史。《丙吉奏记霍光》【《汉书》】将军侍奉孝武皇帝，接受抚养皇帝于襁褓之中的重任，担负治理天下的寄托。孝昭皇帝早逝，没有后嗣，天下忧惧，想赶快听到继承皇位的君主。发布遗诏的那天，依据大义拥立皇后；所立的人不合适，又依据大义废黜她，天下没有不服从的。如今社稷宗庙和众生的命运，都取决于将军的一次决定。臣私下听取百姓的意见，考察他们所说的话，列于诸侯宗室之中的人，还没有听说民间有人拥护。遗诏所说应当抚养的武帝曾孙，名叫病已；现在在掖庭之外的外家，臣丙吉曾经奉使住在郡邸时见过他，那时他还很小，到现在已经十八九岁了。他通晓经术，有美好的才质，行为安稳而节操温和。希望将军详细考虑大事，再参考蓍草和龟甲的占卜，难道不应当先把他褒扬显明，先让他入宫侍奉，使天下明白知道，然后再决定大计吗？天下将十分幸运。《文编》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一 明代唐顺之编 《苏代遗燕王书》【《国策》】齐国攻打宋国，宋国危急。苏代于是写信给燕昭王说：身为列在万乘之国的君主，却把人质寄托在齐国，名望低下而权势轻微；奉承齐国，帮助它攻打宋国，使百姓劳苦而国家财力耗费。毁灭宋国、削弱楚国，使淮北变得肥沃广大。这样齐国仇敌强大而本国弱小。这三件事都是国家的大败，而您却去做了，想来是要借此除去祸害、取得齐国的信任。但齐国没有因此更加信任您，反而更加忌惮燕国。既然如此，您侍奉齐国就失去了这样做的意义。百姓劳苦、国家耗费，又没有取得丝毫功劳；帮助齐国攻破宋国、使仇敌肥大，世世代代都要承担这场祸患。您把宋国和淮北送给齐国，就是增强一个万乘之国；齐国兼并它们，就等于使齐国增加一倍。北方夷地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再加上鲁、卫，这就是所谓强大的万乘之国；齐国兼并它们，就等于使齐国增加两倍。一个齐国这样强大，燕国尚且不能抵挡；如今竟让三个齐国压临燕国，祸患必定更大。虽然如此，臣听说，聪明人办事，能够转祸为福，因败而成功。齐人把紫色的布染坏了，本来是次品，却卖出十倍的价格；越王勾践困居会稽，后来却灭吴而称霸天下。这些都是转祸为福、因败为功的事。如今大王如果想转祸为福、因败为功，怎么办呢？那么不如远远地使齐国称霸而厚重尊奉它，让齐国同周王室结盟，把天下各国与秦国的符约全部焚毁。上策是攻破秦国，其次是长期留在秦国作宾客。秦国挟持宾客来等待攻破秦国，您一定会忧虑。秦国用五代时间结交诸侯，如今却要让齐国使秦国屈服。大王的志向如果只在于彻底困穷齐国，即使把一个国家的都城作为功劳也不顾惜。然而大王为什么不派平民中善于游说的人，用使齐国困穷的办法去游说秦王，对秦王说：燕、赵攻破宋国，使齐国肥大，尊奉齐国而居于它之下，并不是燕、赵愿意这样做。既然不愿意而形势却迫使他们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任秦王。如今大王为什么不派可以取得信任的人去接纳燕、赵，让泾阳君或高陵君先去燕、赵作人质？秦国一旦有变，就把他们作为人质，那么燕、赵就会信任秦国。让秦国成为西帝，赵国成为中帝，燕国成为北帝，建立三帝的格局。再命令诸侯：韩国、魏国不听从，就由秦国攻打；齐国不听从，就由燕、赵攻打。天下谁敢不听？天下服从听命后，便驱使韩、魏攻打齐国，说：一定要归还宋地，把楚国的淮北归还给楚国。归还宋地、把淮北归还楚国，是燕、赵共同有利的事；并立三帝，是燕、赵共同的愿望。实际得到利益，名义上又得到愿望，那么燕、赵抛弃齐国，就像丢掉破旧的鞋子一样。如今大王不收纳燕、赵，齐国称霸就一定会成功。诸侯拥戴齐国称王，而大王独自不跟从，这是国家遭受讨伐；诸侯拥戴齐国而大王也跟从，这是名望卑下。大王不收纳燕、赵，名望卑下而国家危险；大王收纳燕、赵，名望尊贵而国家安宁。舍弃尊贵安宁而趋向卑下危险，聪明人不会这样做。秦王听到这样的游说，一定会像心口被刺中一样痛苦。那么大王为什么不致力于派智士用这样的话去游说秦王呢？秦国必定会攻打齐国。取得秦国，是与强国结交；攻打齐国，是取得正当利益。尊重对上交往，致力于正当利益，是圣王的事业。【燕昭王认为这封信说得很好，说：先人曾经对苏氏有恩；子之之乱时苏氏离开燕国。燕国想向齐国报仇，除了苏氏没有谁可以做到，于是召回苏氏，重新善待他，同他谋划攻齐，最终攻破齐国，齐闵王逃走。】《苏代约燕昭王书》【《国策》】秦国召见燕王，燕王想前往。苏代劝阻燕王说：楚国得到枳地而国家灭亡，齐国得到宋国而国家灭亡。齐、楚得到枳地和宋国，为什么不能因此保有国家，反而要侍奉秦国呢？这是因为有功劳的国家就是秦国深深仇恨的对象。秦国夺取天下，并不是施行仁义，而是施行暴力。秦国施行暴力，正式告诫天下，对楚国说：蜀地的铠甲，乘轻舟漂浮在汶水上，借夏季涨水顺江而下，五天就能到达郢都；汉中的铠甲，乘轻舟从巴地出发，借夏季涨水顺汉水而下，四天就能到达五渚。我在宛地以东积聚铠甲，向下攻打随地，聪明人来不及谋划，勇士来不及发怒，我进攻楚国就像射取飞鸟一样容易。大王还要等到天下攻打函谷关，岂不是太晚了吗？楚王因此在十七年间侍奉秦国。秦国又正式告诫韩国说：我从少曲出兵，一天之内就能截断太行山的道路；我从宜阳出兵攻击平阳，两天之内韩国没有地方不被我攻取；我离开东周、西周而进攻郑国，五天之内就能灭亡韩国。韩国认为这话有道理，于是侍奉秦国。秦国又正式告诫魏国说：我攻下安邑，堵塞女防；韩国的太原将被卷入轵道，道路南面是南阳，封闭冀地，兼并包围东周、西周；乘夏季涨水，驾轻舟而下，强弩在前，锋利的兵器在后；决开荥口，魏国就会失去大梁；决开白马口，魏国就会失去济阳。决开宿胥口，魏国就会失去虚、顿丘。陆路进攻就攻打河内，水路进攻就消灭大梁。魏国认为这话有道理，于是侍奉秦国。秦国想攻打安邑，害怕齐国占据它，便把宋国交给齐国，说：宋王昏乱无道，制作木人来象征寡人，向木人的脸射箭。寡人同宋国土地隔绝、军队路远，不能攻打它；大王如果能够攻破宋国并占有它，寡人就像亲自得到它一样。秦国已经得到安邑、堵塞女防，便又把攻破宋国作为齐国的罪过。秦国想攻打韩国，害怕天下救援它，便把齐国交给天下，说：齐人四次同寡人订约，四次欺骗寡人，三次必定率领天下攻打寡人。有齐国便没有秦国，没有齐国便有秦国，必定要攻打它，必定要灭亡它。秦国已经得到宜阳、少曲，取得蔺、离石，便又把攻破齐国说成是天下共同的罪责。秦国想攻打魏国，又重视楚国，便把南阳交给楚国，说：寡人本来就要同韩国断绝关系，毁坏均陵，堵塞黾隘；只要对楚国有利，寡人就像自己拥有它一样。魏国抛弃盟国而同秦国联合，秦国便又把堵塞黾隘说成是楚国的罪过。秦军在林中受困，便重视燕、赵，把胶东交给燕国，把济西交给赵国。已经同魏国讲和后，又扣押魏公子延，借犀首攻打赵国；军队在离石受伤，又在马陵遭遇失败，于是重新重视魏国，便把叶、蔡交给魏国。

译已经同赵国讲和，秦国便胁迫魏国。魏国不肯割地，陷入困境后，秦国便让太后、穰侯出面讲和；一旦取胜，就同时欺骗舅父和母亲。对燕国来的人说：“把胶东给燕国”；对赵国来的人说：“把济西给赵国”；对魏国来的人说：“把叶、蔡给魏国”；对楚国来的人说：“把黾隘给楚国”；对齐国来的人说：“把宋国给齐国”。秦国一定使自己的说法循环反复，用兵就像刺杀飞虫一样。太后不能知道真相，舅父也不能约束秦国。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国杀害三晋百姓数百万人。如今活着的人，都是秦国杀死者的遗孤。西河以外、上雒地区、三川和晋国，都是祸及三晋之半。秦国的祸害如此巨大，而燕、赵中侍奉秦国的人，都用争相侍奉秦国的说法来劝说他们的君主。这正是臣最大的忧患。【燕昭王没有前往，苏代又受到燕国重用；燕国重新约合诸侯，像苏秦当时那样亲近合纵，有的国家参加，有的国家不参加，天下因此尊奉苏氏的合纵约盟。苏代最终都以长寿而死，名声显扬于诸侯。】《枚乘奏吴王书》【《汉书》】臣听说，能够保全一切的，必然昌盛；失去完整保全的，必然灭亡。舜没有立锥之地，却拥有天下；禹没有十户人家的聚落，却成为诸侯之王。商汤、周武王的土地不过百里，而他们在上不使日月星辰的光明断绝，在下不伤害百姓的心，是因为懂得王道的方法。所以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忠臣不躲避重罪诛罚，以直言劝谏，那么事情就不会留下没有考虑到的策略，功业也会流传万世。臣乘愿意敞开心腹，献上愚忠，只希望大王稍加留意，把对臣乘的恻隐之心放在臣乘所说的话上。一缕细绳所承担的，却系着千钧重物；上面悬在无穷高处，下面垂向深不可测的深渊，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怜悯它将要断绝。马正惊骇，却击鼓使它更加惊慌；绳子正要断，又加上沉重的镇压。绳子一旦在天上断了，就无法重新系结；队伍一旦陷入深渊，也难以再出来。能不能出来，间隔只在头发丝那么细的一线之间。若能听从忠臣的话，百件危险的事都一定能够脱身；如果任凭所要做的事危险得像堆叠的蛋、艰难得像登天，那么改变所要做的事，就会像翻手掌一样容易，像泰山一样安稳。如今想要享尽天命所给的长寿，享尽无穷的快乐，穷尽拥有万辆兵车的权势，本来只需像翻手掌一样容易，就能处在泰山般的安稳中，却偏偏想乘着堆蛋般的危险，走登天般的艰难，这是愚臣最为困惑的。人的本性中，有害怕自己的影子、厌恶自己的足迹的人；他转身背向影子逃跑，足迹越多，影子追得越快，却不知道走到阴凉处停下，影子就会消失，足迹也会断绝。想让别人听不见，不如不说；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不做。想使沸汤冷却，一个人烧火，一百个人扬汤，毫无益处，不如砍断柴薪、停止火势罢了。不在那边断绝祸根，却在这边救治祸患，就像抱着柴薪去救火。养由基，是楚国善于射箭的人。他在距离杨树叶百步的地方射箭，百发百中；杨树叶即使再大一些，仍然百发百中，也可以说是善射了。然而他的本领也只限于百步之内，比起臣乘来，他还不知道怎样拿弓持箭。福气的产生有根基，祸患的产生有胚胎；把福的根基接纳进来，断绝祸的胚胎，祸患又从哪里来呢？泰山上的檐水能够滴穿石头，单薄的堤防能够冲断树干；水并不是用钻石的力量，绳子也不是用锯木的力量，都是逐渐磨损而造成的。若一铢一铢地称量，称到一石时必然会有差错；一寸一寸地丈量，量到一丈时必然会有误差。用石来称、用丈来量，径直估量，反而少有差失。十围粗的大树，最初生长时像小蘖条，足以用手搔断，也可以用手拔起；把握它还没有生长的时候，先处理它还没有成形的时候。磨石砥石，看不见损耗，却终有一天会耗尽；种树畜养，看不见增加，却终有一天会长大。积累德行，不知道它的善处，却终有一天会发挥作用；抛弃义理、背弃正道，不知道它的恶处，却终有一天会灭亡。臣希望大王仔细谋划，并亲自实行这些道理；这是百世不变的法则。邹阳劝谏吴王的书【《汉书》】臣听说，秦国依靠曲台宫，威势足以制衡天下，划定疆界而人不敢侵犯，军队甚至进攻胡地和越地。到了它晚年衰败、走到末路的时候，张耳、陈胜联合纵兵据守之势，叩击函谷关，咸阳于是危急。为什么呢？因为各郡彼此不亲近，万户人家不能互相救助。如今胡人多次越过北河以外的地方，上面连飞鸟都被遮蔽，下面看不见伏兔；战事不断，救兵不到，死者相继，辇车相连，转运粮食千里不绝。为什么呢？强大的赵国在河间施加压力，六个齐国都指望惠后，城阳顾念卢博，三淮南王心中思念坟墓。大王不忧虑，我恐怕救兵不能专心，胡人的马就会继续前进，窥伺邯郸。即使越水长沙，回船青阳，假使让梁国合并淮阳的军队，下到淮东、越地和广陵，以截断越人的粮道；汉军也折向西河而下，向北守住漳水来辅助大国，敌军仍会更加推进，越地也会更加深入，这正是臣替大王忧虑的。臣听说，蛟龙昂首振翼，浮云便出来游动，雾雨都聚集而来；圣王降低身段、修养德行，游说之士便归附正义、追求声名。如今臣竭尽才智和谋议，耗尽精神、极尽思虑，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不能游说；只要收起奸诈而掩饰鄙陋的心思，又有哪个王的门下不能拖着长衣裾进入呢？然而臣之所以历经几个国王的朝廷，背离淮地千里而来投奔，并不是厌恶自己的国家而喜爱吴国百姓，而是私下仰慕大王的德行，尤其喜爱大王的义举，所以希望大王不要忽视，察听臣这番至诚的话。臣听说，一百只猛禽也比不上一个鹗。赵国完整强盛时，武力强大的壮士、穿着华美衣服聚集在樷台之下的人，一旦成了市场上的人群，却不能制止幽王的深重祸患；淮南联合山东的侠士，死士充满朝廷，也不能挽回厉王西征的失败。这样看来，计谋议论如果不得当，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安居其位，这是很明白的。所以希望大王慎重谋划罢了。当初孝文皇帝据有关中、入朝即位，内心寒惧、意志消沉，天不亮就起身求衣；自立为天子以后，让东牟、朱虚向东褒奖仪父的后代，又把土地深割出来封给年幼的婴儿为王，使自己的儿子做梁王、代王，又增加淮阳，最终使济北王倒台，把弟弟囚禁在雍地，难道不是像新垣平等人那样吗？今天的天子刚刚据有先帝遗留下来的基业，左边规划山东，右边控制关中，改变权力和形势，大臣们难以察知；大王若不察觉，臣恐怕周鼎会重新在汉地兴起，新垣平那种错误的谋划会再出现在朝廷，那么我们吴国的后代就不能期待长存于世了。高皇帝烧毁栈道，灌水淹击章邯，军队行进不停，收拢疲敝的百姓，向东奔驰到函谷关，大破西楚；用水攻便使章邯丧失城池，用陆战便使荆王失去土地，这些都是国家没有防备造成的。希望大王仔细察看这些。邹阳在狱中写给梁王的书【《汉书》】

译臣听说，尽忠没有不得到报答的，守信不会被怀疑。我过去常以为这是真的，后来才知道只是空话。从前荆轲仰慕燕丹的义气，出现白虹贯日的异象，太子却因此害怕他；卫先生替秦国谋划长平之战，出现太白星侵入昴宿的天象，昭王却怀疑他。人的精诚能够感动天地，却不能使两位君主明白自己的忠信，难道不可悲吗？如今臣竭尽忠诚、完成义行，希望得到了解，左右近臣却不能明察，最终让臣接受官吏审讯，受到世人的怀疑，这就像让荆轲、卫先生再次出现，而燕王、秦王仍然不能醒悟。希望大臣仔细察看。从前玉人献宝，楚王却杀了他；李斯竭尽忠诚，胡亥却让他受极刑。因此箕子假装疯狂，接舆逃避尘世，都是害怕遭遇这样的祸患。希望大王察看玉人和李斯的心意，再听一听楚王、胡亥的做法，不要让臣成为箕子、接舆所讥笑的人。臣听说伍子胥被剖心，尸体装进鸱夷袋；起初臣不相信，如今才知道确有其事。希望大王仔细察看，稍稍对臣加以怜悯。俗话说：有的人白头相交还像刚认识，有的人一见倾盖便如旧交，为什么呢？在于是否相知。所以樊于期逃离秦国来到燕国，借自己的首级来奉献给燕丹；王奢离开齐国到魏国，临近城下自刎，以拒绝齐国而保全魏国。王奢、樊于期并不是在齐、秦两国才是新交，却在燕、魏两国才成为旧交；他们之所以离开两个国家、为两位君主而死，是因为行动符合自己的志向，仰慕正义而没有穷尽。因此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成为燕国的尾生；白圭作战丧失六座城池，却替魏国夺取中山。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彼此有相知之情。苏秦做燕国相国时，人们诋毁他，燕王便按剑发怒，赐给他駃騠马；白圭在中山显达时，人们诋毁他，魏文侯却赐给他夜光璧。为什么呢？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都能剖心析肝地互相信任，难道会被浮泛的言辞改变吗？所以女子无论美丑，进入宫中都会遭人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进入朝廷都会遭人嫉恨。从前司马喜在宋国被削断膝盖，最终却做了中山国相；范雎在魏国被拉伤肋骨、打断牙齿，最终却成为应侯。这两个人都相信正确的谋划，抛弃朋党的私情，凭借孤独而坚定的交情，所以不能自行免除嫉妒者的迫害。因此申徒狄投进雍水，徐衍背着石头投海；他们不被世俗容纳，却不苟且取容，不在朝廷结党营私，以改变君主的心意。所以百里奚曾在道路上乞讨，秦穆公却把政权交给他；甯戚曾在车下喂牛，齐桓公却任用他治理国家。这两个人难道是平素就在朝廷做官，先借近臣的声誉，然后两位君主才任用他们的吗？他们是内心受到感动，行为彼此契合，关系坚固如胶漆，兄弟也不能离间，难道会被众人的议论迷惑吗？所以偏听会产生奸邪，独断任用会造成祸乱。从前鲁国听信季孙的说法，驱逐孔子；宋国任用子冉的计谋，囚禁墨翟。凭孔子、墨子的辩才，尚且不能自行免于谗言和奉承，而两个国家因此陷入危局。为什么呢？众人的议论足以熔化金属，毁谤积累起来足以销蚀人的骨头。秦国任用戎人由余，因而称霸中原；齐国任用越人子臧，因而使齐威王、齐宣王强盛有威。这样的两个国家，难道拘泥于世俗、受世系出身以及奇异偏颇的言辞束缚吗？公开听取、全面观察，便能把光明留给当世。所以意气相合时，秦人和越人也能成为兄弟，由余、子臧就是这样；意气不合时，骨肉也会成为仇敌，朱、象以及管、蔡就是这样。如今君主如果真能采用齐、秦的明察，而不再重蹈鲁、宋的偏听，那么五霸也不足以相比，三王的事业也容易实现。因此圣王醒悟，抛弃子之那样的心思而不喜爱他，承认田常的贤能，封赏比干的后代，修葺孕妇的墓。这样功业就覆盖天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追求善行没有厌足。晋文公亲近自己的仇敌，因而在诸侯中强盛称霸；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因而匡正天下。为什么呢？慈爱仁厚、诚心殷切，确实发自内心，不能借虚假的言辞取得。至于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向东削弱韩、魏，建立强大的天下，最后却把商鞅车裂；越国采用大夫种的谋略，擒获强大的吴国而称霸中原，最终却杀了大夫种。因此叔孙敖三次辞去相位而不后悔，于陵仲子辞去三公之位，替人灌园。如今君主如果真能去掉骄傲自大的心情，怀有报答人才的意愿，敞开心腹显露真情，倾尽肝胆施行厚德，始终与士人同甘共苦，不因他们的穷困或显达而改变，也不对他们有所偏爱，那么即使是桀的狗，也可以让它向尧吠叫；即使是跖的门客，也可以让他刺杀许由，何况凭借万辆兵车的权势、借助圣王的资质呢？既然如此，荆轲使七族沉没、要离焚烧妻子儿女的事，难道值得拿来告诉大王吗？臣听说，明月珠、夜光璧，如果在黑暗中投向道路上的人，众人无不按剑相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没有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到面前。盘曲的树木，根柢盘结奇特，却能成为万辆兵车所用的器物，是因为左右近臣先替它修整出适宜的形态。因此，没有通过适当途径来到面前，即使拿出隋侯珠、和氏璧，也只会结下怨恨而不会得到恩德。若有人先加以引荐，即使是枯木朽株，也能建立功业而不被遗忘。如今天下那些居处困穷的平民士人，身体贫弱，即使掌握尧舜的道术，怀有伊尹、管仲的辩才，心存龙逢、比干的志向，却平素没有根柢和适宜的仪态，即使耗尽精神想向当世君主表达忠心，君主也一定会照着按剑相视的旧例对待他们。这就使平民士人不能成为枯木朽株那样的可用之材。因此圣王治理天下、驾驭世俗，只在陶钧般的权衡中独自化育万物，不受卑微言辞的牵制，也不被众多人的议论夺取主意。所以秦始皇听信中庶子防嘉的话，因而相信荆轲，给了他刺杀的机会；周文王在泾水、渭水之间打猎，载着吕尚回来，使自己成为天下之王。秦国相信左右近臣而灭亡，周朝任用乌合之众般的人才却成就王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超越拘束人的言辞，放开对域外议论的限制，独自观察光明开阔的大道。如今君主沉溺于谄媚奉承的言辞，受宫帷制度的牵制，使不受拘束的士人与牛马同槽，这就是鲍焦愤恨于世的原因。臣听说，衣冠盛饰进入朝廷的人，不应因私情而玷污自己；以义磨砺、树立名号的人，不应因利益而损伤操行。所以地名叫胜母，曾子不进去；城邑名叫朝歌，墨子掉转车头。如今若想使天下旷达的士人被威严权力笼罩，被尊贵的地位和势势所胁迫，转过脸来玷污操行，去侍奉谄媚之人，以求在近臣身边亲近，那么士人就只会伏死在洞穴、岩石和草泽之中，哪里还会有竭尽忠信、奔赴宫阙之下的人呢？《文编》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二 明代唐顺之编 司马相如劝谏皇帝停止狩猎的书【《汉书》】臣听说，事物有同类却才能不同的，所以说力量要数乌获，敏捷要数庆忌，勇猛要推崇孟贲、夏育。臣愚昧地认为，人的情况确实如此，野兽也应当一样。如今陛下喜爱攀登险阻、射杀猛兽，突然遇到异常强健的野兽，惊骇之间到了无法预料的地方，冲犯皇帝车驾经过后留下的清尘，车舆来不及转回车辕，人也来不及施展技巧。即使有乌获、逢蒙那样的本领，也无法使用；即使是枯木朽株，也都会成为祸难。这样一来，戈矛会在车毂之下突然发动，羌人和夷人也会接踵而至，难道不危险吗？即使万无一失、没有祸患，这本来也不是天子应当接近的地方。况且清扫道路以后才出行，中途平坦以后才奔驰，尚且有马被衔勒绊倒的变故，何况穿越丰茂的草地，驰骋于丘陵旷野，前面沉浸于追逐猛兽的快乐，内心却没有防备突发变化的念头；这样造成的危害并不难预料。把万辆兵车的尊贵安危看轻，不以安稳为乐，却喜欢走万分之一也可能有危险的道路，以此为娱乐，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大凡明智的人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预见，聪明的人能在危险尚未显现时躲避。祸患本来多隐藏在细微之处，却从人们忽略的地方爆发。所以鄙俗谚语说：‘家中积有千金，坐着时也不靠近堂屋边缘。’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的道理。希望陛下留意，幸而察看。壶关三老上书援救太子的书【《汉书》】臣听说，父亲犹如天，母亲犹如地，儿子犹如万物。因此天平地安，阴阳调和，万物才会茂盛成长；父亲慈爱、母亲疼爱，家庭之中，儿子才会孝顺。阴阳不和，万物就会夭折受伤；父子不和，家庭就会败亡。所以父亲不像父亲，儿子就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臣子就不像臣子。即使有粮食，我难道还能吃到吗？从前虞舜孝行极为深厚，却不能得到瞽叟的认可；孝己遭到诽谤，伯奇被放逐。骨肉至亲、父子之间相互怀疑，是什么造成的呢？是毁谤积累造成的。由此看来，不能说儿子没有孝心，也有父亲不能明察的原因。如今皇子是汉朝嫡出的继承人，承继万世的基业，承受祖宗的重任；从亲属关系说，是皇帝的宗子。江充不过是平民，是闾巷里的隶臣。陛下显赫地任用他，使他承受至尊的命令，来逼迫皇太子，制造、粉饰奸诈之事，群邪交相错乱，因此亲戚之间的道路被阻塞而不能相通。太子进不能上朝见陛下，退又困于乱臣，只能独自含冤无处申诉，无法忍受愤懑之心，于是起兵杀死江充；害怕而逃亡，太子只是盗取父亲的兵力来解救危难、自求免罪罢了。臣私下认为他没有邪恶之心。《诗经》说：‘营营飞舞的青蝇，停在藩篱上。’ ‘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会交相扰乱四方国家。从前江充用谗言杀害赵太子，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罪过，本来就应当如此。陛下却没有省察，重重责怪太子，大发怒气，调动大军去搜捕他。三公亲自领兵，聪明的人不敢说话，善于辩论的人不敢进言，臣私下对此深感痛心。臣听说伍子胥竭尽忠诚却忘掉自身的名位，比干竭尽仁义却舍弃自己的生命。忠臣竭尽诚心，不顾斧钺诛杀的危险，陈述自己的愚拙心意，是为了匡正君主、安定社稷。《诗经》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捉来，扔给豺狼虎豹。’只希望陛下放宽心意，稍稍察看亲近之人的情况，不要忧虑太子有什么过错，赶快停止战争，不要让太子长久逃亡。臣不能承受这番殷切忧虑，只能冒着一旦被杀的性命，在建章宫阙下等待获罪。公乘兴替王尊申辩的书【《汉书》】王尊治理京兆，功效日益显著。从前南山盗贼凭借山势横行，抢劫良民，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道路不通，甚至城门也要戒严。步兵校尉奉命追捕，军队在外暴露，耗费时日和资财，却不能擒获制伏。两位卿因此被贬黜，群盗日益强盛，官吏的士气受到挫伤，这些消息传遍四方，成为国家的忧患。当时有人能够捕获并斩杀盗贼，关内侯宽中奉命询问原司隶校尉王尊捕捉群盗的方略，便任命他为谏大夫，代理京辅都尉，办理京兆尹事务。王尊竭尽忠节、劳心尽力，早晚思考职事，降低身份礼待士人，激励奔走退却的官吏，振作他们受到挫伤的士气。二十天之间，盗贼大党震动瓦解，首领献出首级，盗乱被清除，百姓恢复农业；他安抚贫弱，铲除豪强。长安长期横行的豪强大猾，如东市的贾萭、城西的萭章、箭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都勾结邪恶、结成党羽，包藏奸轨；对上触犯王法，对下扰乱吏治，兼并役使他人，侵夺小民利益，成为百姓的豺狼。二千石官员更换了二十年，没有人能够擒获讨伐他们。王尊依照正法审理诛杀，他们都伏罪受诛，奸邪消散，官民悦服。王尊整治剧乱，诛除暴徒、禁止邪恶，都是从前罕见的功绩，名将也比不上。即使已经授予王尊正式官职，也没有特别优厚的褒奖加在他身上。如今御史大夫上奏说王尊伤害阴阳，给国家带来忧患，承接并迎合诏书的意思；言语安静平庸却暗中违背，表面恭敬而罪恶滔天。考察这件事的起因，御史丞杨辅过去曾做过王尊的属官，平日行事阴险狠毒，言语恶劣而不守信用，喜欢用笔墨罗织罪名使人触犯法律。杨辅曾经醉酒闯入王尊的大奴利家，利家抓打他的脸，王尊的兄长之子闳拿刀想杀他；杨辅因此深深怨恨并痛恨王尊，想加害王尊。臣等怀疑杨辅内心怀有怨恨，表面借公事提出这个建议，编造奏章文字，逐渐浸润加以诬陷，以报复私怨。从前白起做秦国将领，向东攻破韩、魏，向南攻下郢都，应侯诋毁他，秦王赐他死于杜邮；吴起镇守魏国西河，秦、韩都不敢侵犯，谗人从中离间，吴起被斥逐而逃往楚国。秦国听信逐渐浸润的谗言而杀害良将，魏国相信谗言而驱逐贤能的守臣，这都是偏听偏信、不能明察而失去人才的祸患。臣等私下痛惜王尊修养自身、洁身自守，砥砺节操、奉守公义，讥刺权贵而不惧怕将相，诛除恶人而不回避豪强，诛杀不能制伏的盗贼，解除国家的忧患，功绩显著、职守修明，威信没有废弛，实在是国家的爪牙之吏、抵御冲击的臣子。如今他一旦无罪，却被仇人控制，受到诋毁欺骗的文书伤害；向上不能凭功劳抵消罪名，向下不能防备棘木下的审听，只让仇敌偏私的奏章遮蔽一切，反而蒙受共工那样的大恶名，连陈述怨恨、申诉罪责的机会也没有。

译王尊因为京师荒废、混乱，群盗一同兴起，朝廷选拔贤能、征召任用他，使他从平民起家成为卿。盗乱已经平定，豪强奸猾都伏罪，却又因为谄媚巧诈而被废黜。一身王尊，在三个任期之间，忽然被视为贤能，忽然又被视为奸佞，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孔子说：‘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着，厌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去，这是迷惑。’逐渐浸润的谗言如果不能流行，才可以说是明察。希望下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讨论并判定王尊平日的品行。臣下如果伤害阴阳，是应当处死的罪；言语安静而行为庸常却暗中违背，是应当放逐、诛杀的刑罚。如果御史章奏属实，王尊就应当伏受观阙之诛，被放逐到无人之地，不能苟且免罪；当初举荐任用王尊的人，也应承担举荐失误的罪责，不能只追究王尊。如果不如章奏所说，而是粉饰文辞、极力诋毁，用来诬告无罪之人，也应当受到诛罚，以惩戒进谗害人的口舌，断绝欺诈诬陷的道路。希望明主斟酌详察，使黑白分明。谷永等人为刘辅申救的书【《汉书》】臣听说，英明的君主施行宽容的听政，崇尚进谏争辩的官职，广泛开放忠直进言的道路，不因狂直偏激的话获罪，这样百官才能各守职位，竭尽忠诚、用尽谋略，不害怕日后的祸患；朝廷没有谄媚奉承的士人，君主也没有失道的过错。臣私下看见谏大夫刘辅，先前以县令身份请求进见，后来被提升为谏大夫；他的言论必定有卓异、奇特、切中要害而合乎圣心之处，所以才能被提拔到这里。短短十日之间，却被收入秘密监狱。臣等愚昧地认为，刘辅幸而凭公族亲属关系得到托付，位列谏臣，刚从地位低下的士人中来，还不了解朝廷的体制，只是触犯了忌讳，不值得重重责罚，小罪隐忍过去就是了。如果有重大恶行，应当公开交给主管官署，与众人共同审理。从前赵简子杀死大夫鸣犊，孔子走到黄河边便返回了。如今上天的心意还不安宁，灾异屡次降临，水灾旱灾交替发生，正应当扩大宽容、广泛询问、褒奖正直、尽量听取下情，却对进谏争辩的臣子施行惨急的刑罚，使群臣震惊，丧失忠直之心。假使刘辅不是因直言获罪，那么他所犯的罪又没有明确说明，天下人就不可能家喻户晓。同姓近臣本来就是凭借进言而显达，按照治理亲属、培养忠诚的道理，实在不应幽禁在掖庭狱中。公卿以下看见陛下急于任用刘辅，又急于摧折他，外面的人便产生畏惧，精锐之气逐渐消磨，没有人敢尽忠守节。这也不是彰明有虞氏听取谏言的做法，不能扩大德行美名的风尚。臣等深切痛惜此事，只希望陛下留神省察。梅福论王氏的书【《汉书》】臣听说，箕子在殷朝假装疯狂，却替周朝陈述《洪范》；叔孙通逃离秦朝归附汉朝，制定礼仪制度。叔孙通并不是不忠，箕子也不是不顾念自己的家族、背叛亲人，只是当时不可以进言。过去高祖接纳善言唯恐来不及，听从劝谏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听取言论不要求说话者先有才能，任用功臣也不考察其平素品行。因此陈平从亡命之徒中崛起，成为谋略之主；韩信从行伍中被拔擢，建立上将的功业。于是天下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归附汉朝，争相进献奇异才智；有智慧的人竭尽策略，愚钝的人也用尽思虑，勇士尽力施展节操，怯弱的人也勉励自己赴死。汇合天下人的智慧，聚集天下人的威力，所以举起秦国就像举鸿毛，取得楚国就像拾取遗物。这就是高祖能够在天下没有敌手的原因。孝文皇帝从代谷兴起，并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师傅，也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只是遵循高祖的法度，再加上恭敬节俭；在这个时候，天下几乎太平。由此说来，遵循高祖的法度就能治理好，不遵循就会混乱。为什么呢？秦朝实行灭亡之道，削除仲尼的遗迹，毁灭周公的法度，破坏井田制，废除五等爵制，礼制废弛、音乐崩坏，王道不能通行。所以想实行王道的人，没有谁能够取得成功。孝武皇帝喜爱忠诚的劝谏和学说，至理之言一经说出就授予爵位，不必等到考察廉洁茂才；有功劳就加以庆贺赏赐，不必等到功名显著。因此天下的平民都激励志向、竭尽精力来奔赴朝廷，自我炫耀、求取进用的人数不胜数。汉朝在这个时期得到贤才最为兴盛。假使孝武皇帝听取并采用他的计谋，太平盛世就可以达到。于是尸体堆积、白骨暴露，君主以攻打胡、越为快心；所以淮南王刘安乘机起事。其计谋不能成功、谋议泄露，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在朝廷，因此他的权势不足以压倒大臣，大臣们不敢同他结党响应。如今平民竟然窥伺国家的空隙，看到机会便起事，蜀郡就是这样。至于山阳的亡命徒苏令一伙，践踏、侵夺名都大郡，寻求党羽，招致同声相应的人，却没有逃亡隐匿的意思。这些人都轻视大臣，没有什么畏惧忌讳，是因为国家的权力轻弱，所以一个匹夫也想同皇上争衡。士人是国家的重要器物，得到士人国家就尊重，失去士人国家就轻弱。《诗经》说：‘贤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朝廷的议论，不是草野平民所应当妄加谈论的。臣实在害怕自己死后尸体涂埋在野草中，与士卒的尸体并列，所以多次上书请求进见，却总是得到停止召见的答复。臣听说齐桓公时，有人凭九九乘法来求见，桓公不拒绝他，是想由此招致更大的人才。如今臣所说的并不只是九九乘法，陛下却已经拒绝臣三次，这就是天下士人不肯前来的原因。从前秦武王喜爱力士，任鄙敲关自荐；秦穆公实行霸业，由余归附并感念其德。如今若想招来天下士人，凡有百姓上书请求进见，就让他到尚书处，询问他所说的内容；其中可以采用的，便授予升斗之禄，赐给一束帛。这样，天下士人就会发泄愤懑，吐露忠言，美好的谋略每天都能传到皇上那里。天下的条理，国家的内外，便会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四海这样广大，士人百姓这样众多，能够进言的人自然非常多；然而其中才智出众、能够指陈时事政务，言论写成文章，拿来同先圣的道理验证而不错误，施行于当世又符合时务的，也没有几个人。所以爵位、俸禄和一束帛，是天下人才的磨刀石，是高祖用来激励世人、磨砺迟钝者的东西。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一定先磨利他的器具。’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张设诽谤的罗网，把它当作替汉朝驱除异己的工具；这就像倒拿太阿剑，把剑柄交给楚国。因此如果确实能够不失去权柄，天下即使有不顺从的人，也没有谁敢触犯锋芒。这就是孝武皇帝开拓土地、建立功业，成为汉代世宗的原因。如今不遵循霸主的道路，却想用三代选举人才的方法来取得当世士人，就像只查看伯乐的图画，却要到市场上寻找千里马，当然不可能得到，这是很明白的。所以高祖抛弃陈平的过错而取得他的谋略，晋文公召周襄王，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都不因当时有益与否而顾虑逆顺，这就是所谓霸道。一种颜色构成完整的形体叫作醇，黑白混杂叫作驳。想用太平时代的办法治理暴秦留下的局面，就像用乡饮酒的礼仪治理军市一样。

译如今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言论，反而还加以杀戮。鸟巢被毁、喜鹊遭害，仁爱的鸟就会更加远去；愚人如果害怕被杀，聪明的士人就会更加退避。近来愚民上疏，多次触犯不急迫的法令，有的被交给廷尉而死去的人很多。自阳朔以来，天下把进言当作禁忌，朝廷尤其严重；群臣都顺从皇上的意旨，没有人坚持正道。怎样知道是这样呢？拿百姓上呈、陛下认为好的奏书，试着交给廷尉审理，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臣下应该说的话，是大不敬。’由此就可以看出端倪了。所以京兆尹王章，资质忠诚正直，敢于当面援引道理、在朝廷争辩，孝元皇帝提拔他以激励臣下、矫正弯曲的朝政；到了陛下时，却诛杀到他的妻子儿女，而且憎恶邪恶也只停止在杀死他本人。王章没有谋反的罪过，灾祸却牵连全家，折损正直士人的节操，封住进谏之臣的舌头。群臣都知道这样不对，却不敢争辩。天下把进言视为戒惧，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希望陛下遵循高祖的道路，堵塞亡秦的途径，多次吟诵《十月之交》的诗歌，留意其中防止逸乐的告诫；废除不急迫的法令，下达不禁忌言论的诏书，广泛阅览、兼听各方，谋议也询问卑微之人，使深切的话不被隐瞒，远方的意见不被阻塞，这就是所说的打开四方之门、使四方之目明察。况且所谓不急迫的法令，就是那些针对轻微诽谤的法令。过去的事不能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追补。如今君命受到侵犯，君主的威势被削弱，外戚的权力一天天更加隆盛。陛下看不见它的形状，希望察看它的影子。自建始以来，日食、地震等灾异，概括来说是《春秋》所记的三倍；水灾多得无法相比计数，阴气盛而阳气微，金铁之物甚至飞起，这是什么征兆呢？汉朝兴起以来，社稷三次危急，吕氏、霍氏、上官氏，都是太后家族。亲近亲属的道理，应当以保全他们为首要，应给他们贤能的师傅和良好的辅导，教导忠孝之道。如今却尊崇宠爱他们的地位，授予他们重大的权柄，使他们骄横叛逆，直到被夷灭，这是在亲亲之道上最大的过失。即使像霍光那样贤能，也不能替子孙作长远考虑，所以权臣一旦换世，后代就会危险。《尚书》说：‘不要让它像火一样，起初只是微微燃烧，后来势力凌驾于君主，权力隆盛超过君主，那时才去防范，也已经来不及了。’ 鲍宣论丁傅董贤的书【《汉书》】臣私下看见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握权力，人人牵引自己偏私的人来充塞朝廷，妨碍贤人的道路，混浊扰乱天下，奢侈过度，使百姓穷困，所以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处出现；这些危亡的征兆，陛下亲眼见过。如今为什么反而又同从前不同呢？朝廷大臣中没有博学刚正、直言不讳的儒者，没有白头年老、德高望重、魁伟特立的人，没有通晓古今、叹息之间便能触动众心、像饥渴一样忧虑国家的人，臣没有见到。敦外亲中的小童以及幸臣董贤等人，处在公门、宫省门户之下，陛下想同他们一起承受天地、安定海内，实在困难。如今世俗把不聪明的人说成能干，把聪明的人说成无能。从前尧放逐四罪，天下便服从；如今罢免一个官吏，众人反而迷惑。过去刑罚加在人身上尚且能使人服从，如今赏赐人却反而使众人迷惑；请托寄托之人趁机作奸，群小日益进用，国家空虚，费用不足，百姓流亡、离开城郭，盗贼同时兴起，官吏成为残害百姓的贼人，灾祸每年都比以前增加。百姓有七种亡失：阴阳不调，水旱成灾，这是第一种；县官加重责罚，增加赋税，这是第二种；贪吏与公家一起搜刮，收取不止，这是第三种；豪强大姓像蚕吃桑叶一样无厌地侵吞，这是第四种；苛酷的官吏征发徭役，使人失去农桑时节，这是第五种。部落擂鼓喧叫，男女被拦截阻挡，这是第六种；盗贼横行抢掠，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种。七种亡失尚且可以忍受，又有七种死亡：酷吏殴打杀人，这是第一种；审理案件深文刻法，这是第二种；冤枉陷害无罪之人，这是第三种；盗贼横行突然发作，这是第四种；怨家仇敌相互残杀，这是第五种；年成不好、发生饥荒，这是第六种；时令之气造成疾病瘟疫，这是第七种。百姓有七种亡失却没有一种所得，想望国家安定，实在困难；百姓有七种死亡却没有一种生路，想望刑罚废置不用，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国相贪婪残暴、造成这种风气的结果吗？群臣有幸身居尊官、享受厚禄，难道肯对贫苦百姓施加一点恻隐之心，帮助陛下流布教化吗？他们的心志只在经营私家，把宾客当作谋求奸利的工具罢了。他们把苟且容忍、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尸位素餐当作聪明，还说像臣宣这样的人愚蠢。陛下从山林隐士中提拔臣，实在希望臣哪怕有丝毫益处，难道只是想让臣享受美食、身居大官、使高门更加显赫吗？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对上是皇天的儿子，对下是百姓的父母，替上天牧养百姓，应当一视同仁，符合《尸鸠》诗的意思。如今贫民吃蔬菜也不能满足，衣服又破得露空，父子夫妻不能互相保全，实在令人酸鼻悲伤。陛下如果不救助他们，他们将把生命托付给哪里呢？为什么偏偏私下供养外戚和幸臣董贤，大量赏赐以万数计算，使他们的奴仆和宾客饮浆酒、吃霍肉，苍头、庐儿也都因此致富，这并不是上天的意愿。至于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侯；官职爵位不是陛下个人的官职爵位，而是天下的官职爵位。陛下授予不该授予的官位，授给不配任职的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服从，难道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煽动众人，力量足以独立行事，是奸人的首领、蛊惑世人尤其严重的人，应当及时罢免退处。至于外戚中年幼而不通经术的人，也都应让他们退下来跟随师傅学习。应当急速征召原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原大司空何武、师丹，原丞相孔光，原左将军彭宣，他们都曾任博士之位、历任三公，具有智慧谋略和威信，可以同他们建立教化、谋划安危。龚胜任司直时，各郡国都谨慎选举，三辅的输送官吏不敢作奸，可以大加任用。陛下以前因为一点不能忍耐而让何武等人退职，使海内失望。陛下尚且能够容忍没有功德的人很多，难道反而不能忍耐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心，不能只凭个人意愿快意行事。上面会受到皇天的谴责，下面会遭到百姓的怨恨。其次还有进谏争辩的臣子；陛下即使想要自我谦抑而厚待厌恶臣的人，天下人仍然不会听从。臣虽然愚钝无知，难道不知道多接受俸禄赏赐，享受美食、身居大官、拥有广阔田宅、厚待妻子儿女，不同恶人结仇来保全自身吗？实在是迫于大义，且官职以进谏争辩为职责，所以不敢不竭尽愚见。只希望陛下稍稍留意神明，阅览五经的文章，推究圣人的深意，深思天地所发出的警戒。臣宣言辞迟钝，却不能胜过内心的忧虑，只能竭尽死节罢了。鲍宣论董贤的书【《汉书》】

译陛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把百姓当作子女来养育。陛下即位以来，父亲失去光明，母亲发生震动，子女以讹言相互惊恐。今天在三始发生日食，实在令人畏惧。小民在正月初一尚且害怕损坏器物，何况太阳受亏呢？陛下深深地在内心自责，避开正殿，举荐直言之士，寻求自己的过失，罢退外戚以及在旁边尸位素餐的人；征召任命孔光为光禄大夫，揭发孙宠、息夫躬的过恶，免去官职遣送他们回封国。众人都肃然改观，没有不喜悦的。天意与人心相同，人心喜悦，天意也就解除忧怒。到了二月丙戌，白虹贯日，阴云连续而不下雨，这是上天的忧结尚未解除，百姓的怨望尚未平息。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来没有一丝亲属关系，只凭美好的脸色和谄媚的言语求进，得到的赏赐没有限度，耗尽府库财物，合并三座宅第，还认为太小，又毁坏暴室来扩建。董贤父子坐使天子的使者和将作官署替他们建造宅第，连夜工作的吏卒也都得到赏赐；上坟时有宴会，总由大官供给。海内的贡赋本应供养一个君主，如今反而全被用在董贤家，难道符合上天和百姓的意愿吗？上天不可长久违背，像这样厚待董贤，反而正是害他。若真想怜悯董贤，应当替他向天地谢罪，解除与海内的仇怨，免官遣送他回封国，收回乘舆器物归还官府。这样才可以使父子终其天性和寿命；否则董贤将成为海内共同仇恨的对象，没有人能够长久安宁。孙宠、息夫躬不应留在封国，都应免官，以此昭示天下。再次征召何武、师丹、彭宣、傅喜，开阔政局，使百姓改变看法，以顺应天意，建立重大政令，开创太平的开端。高门距离宫省门户只有几十步，臣请求进见出入已经两年，却始终没有被召见；难道要让身处海边、地位卑微浅陋的人自己远远通达吗？希望陛下赐给臣几刻时间，让臣竭尽微薄而诚恳的思虑；臣退去之后即使沉入九泉，死也没有遗憾。师丹论封拜丁氏、傅氏的书【《汉书》】古代，居丧期间君主不亲自处理政事，而听命于冢宰；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治国之道。先帝刚刚去世，灵柩还停在殿堂中，官爵、臣僚以及亲属等人，却显赫地都受到尊贵宠幸。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尚未确定，便预先封皇后的父亲为孔乡侯。又把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人调出，诏书接连下达，变更政事，仓促而毫无渐次。臣即使不能明白陈述大义，又何尝不能坚决辞让爵位，却跟随众人白白接受封侯，增加了陛下的过失。近来各郡国多有地震，洪水涌出，冲杀百姓；日月失去光明，五星运行失常。这些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混乱所应验的征兆。臣私下认为，人之常情是没有儿子，即使年纪已经六七十岁，仍然广泛娶取、不断求子。孝成皇帝深刻察见天命，明白至高的德行，在壮年时克制私情，立陛下为继承人。先帝突然舍弃天下，陛下继承帝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感到恐惧，这正是先帝的圣德，应当是合乎天意和人心的功业。臣听说，天威近在咫尺，不能违抗。希望陛下深思先帝当初立您为帝的用意，并且克制私欲，亲自实行，以观察群臣百姓是否随之受到教化。天下，是陛下的家；至亲肺腑之人，哪里还担心不能富贵呢？这件事不应当仓促办理。先帝没有审察清楚，臣愚昧地被任命为太傅；陛下把臣托付给师傅之职，所以臣没有功德却充当鼎足之臣，受封大国，又加赐黄金，位列三公，职责在于辅佐左右。臣不能竭尽忠心来弥补过失，反而使百姓私下议论，灾异屡次出现，这是臣的大罪。臣不敢多说，只请求退职归隐海滨；又恐怕被嫌疑为虚伪不诚，愧对所负的重责，所以按道义不得不把话说尽。何武论说傅喜的奏书【《汉书》】傅喜品行高尚纯洁，忠诚而忧虑国事，是朝廷内部辅佐大臣。如今因为卧病在床，突然遣送他回去，众人都很失望，全都说：‘傅氏的贤良子弟，因为议论政事与定陶太后不合，所以被斥退了。’百官没有不替国家感到遗憾的。忠臣是国家社稷的卫士：鲁国凭季友治理乱局，楚国凭子玉决定成败，魏国凭无忌抵御外敌，项氏凭范增关系到存亡。所以楚国占有南方大片土地，拥有披甲士卒百万，邻国并不认为它难以对付。子玉担任将领时，晋文公侧身而坐以示敬畏；等到子玉死去，楚国君臣却互相庆贺。百万军队还不如一个贤臣。因此秦国用千金离间廉颇，汉国散发万金来疏远亚父。傅喜立身朝廷，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傅氏兴衰所系。

译论谏官上书言事未蒙听允的奏书【欧阳修】某月某日，具官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向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上书。臣听说，自古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想成为善于治理的君主，却常常达到天下混乱的结果；没有不想成为英明的君主，却常常达到昏庸的结果。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喜欢猜疑而刚愎自用。猜疑之心在内心发动，视听就会受到外界蒙蔽；视听受到蒙蔽，忠臣和奸邪便无法区分，是非也会颠倒错乱。是非错乱，全国的臣子就都可以被怀疑。把臣子全都怀疑一遍，君主就一定会只相信自己的见解。带着疑惑错乱的心意而刚愎自用，便会多有过失。出现过失后，国家的忠臣一定会依据道理争辩。争辩得不激切，君主的心意难以挽回；争辩得激切，又会激起君主的怒气，使他更加坚持自用。于是君臣争强好胜，奸邪谄佞之臣便能够乘隙而入，迎合君主心意，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只要是君主所想要的，就跟着赞助。君主正在同臣下争胜时，遇到顺从自己的人，喜欢他帮助自己，便忘记他是奸邪之臣，反而与他合力拒绝忠臣。君主拒绝忠臣而信任奸邪，天下没有不乱的，君主没有不昏的。自古君主的用心，并不是厌恶忠臣而喜欢奸邪，也不是厌恶治理而喜欢混乱，更不是厌恶英明而想要昏庸，而是因为喜欢猜疑、刚愎自用，竟同臣下争强好胜。如果君主能够豁然除去疑心，扭转刚愎自用的意念，那么奸邪谄佞就会远离，忠言就会被采纳。忠言进入朝廷，耳聪目明而不受迷惑，万事也就都能处理得当，使天下尊奉您为英明的君主，万世仰望您为善治的君主，岂不是君臣都荣耀而快乐吗？这同拘守己见、同臣下争胜，心力越来越劳苦、政事越来越迷乱相比，相差太远了。臣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不吝惜。’又告诫商汤说：‘刚愎自用，就只能取得小小的成就。’商汤是古代的圣人，不能没有过错却能够改正过错，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凭商汤的聪明，他所做的事本不至于荒谬乖戾，然而仲虺还要告诫他不要刚愎自用。由此可见，自古君主只有能够改正过错而不敢自用，才能成为善治的明君。臣私下见到宰臣陈执中，自从执掌政权以来，一直不符合众望，屡次有过错恶行，招致人们非议，而陈执中拖延不去，至今仍玷居宰府。陛下忧劳勤政，恭谨节俭，仁爱宽厚慈和，这是尧舜般的用心。推及陛下这样的用心，天下本应早已大治，可是纲纪日益败坏，政令日益乖张，国家日益贫困，百姓日益困苦，流民遍野，冗滥的官员充满朝廷，这究竟是为什么造成的呢？这是由于陛下任用宰相没有选对人。近年来，宰相多因过失受到言官弹劾而罢免，陛下没有醒悟，反而怀疑言事者喜欢驱逐宰相。疑心一产生，视听就已经受到迷惑，于是形成了刚愎自用的意念，认为宰相应当由君主亲自罢免，不可以因为言官进言而罢免。因此宰相即使有大恶和明显过失，陛下也委屈自己去容忍他；他虽然惶恐，自己想请求离去，陛下却委屈自己把他留下；即使天灾、水旱成灾，饥民流离失所，死者倒毙道路，陛下也无暇顾及，仍然委屈自己任用他。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压制言事者罢了。言事者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呢？这使陛上不顾天灾，陛下不体恤人们的议论，把天下大事托付给一个不学无术、没有见识、谄媚奸邪而凶狠刚愎的陈执中，却甘心如此。言事者本来想对陛下有所补益，反而损害圣德的情况已经很多了。然而言事者的本意原来并不想造成这种结果，是由于陛下喜欢猜疑、刚愎自用，自己造成损害。如今陛下任用陈执中的意志更加坚定，言事者攻击他也更加急切。陛下正在思考如何战胜言事者，奸邪之臣便能够乘隙而入，必定会有迎合陛下心意的人说：‘陈执中是宰相，不可以因为小事驱逐，不可以让小臣动摇他的地位；’ 更严重的，还会诬陷说言事者想驱逐陈执中而引进别人。陛下正忧虑言事者冒犯圣聪，却乐于听到这种顺心的话，不再察辨其中的奸邪而相信它，所以拒绝言事者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更加坚定。凭万乘之尊，竟同三五个进言的小臣较量必胜之力；即使圣意果真不可挽回，言事者也只能知道困难而停止。然而天下人和后世的议论者，会认为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相，把陛下看成怎样的君主呢？前些日子御史弹劾梁适的罪恶，陛下赫然震怒，使御史台空缺并将他们驱逐；而今天御史又敢于弹劾宰相，不避雷霆般的威势，不怕权臣带来的灾祸，这才是真正忠贞的臣子，是能够忘掉自身而爱护陛下的人。陛下却嫉恨他、厌恶他、拒绝他、断绝他的进言。陈执中担任宰相，使天下水旱灾害、流民逃亡，公私财力都困竭；又不学无术、没有见识，任凭个人爱憎夹杂私情，任免更改都错乱失当，成为朝廷内外的笑柄；他家中的私生活污秽恶劣，传闻流布道路；迎合心意、顺从意旨，专门做逢迎君主的事。这正是谄媚上司、傲慢对下、刚愎乖戾的臣子。陛下却爱惜他、重视他，不忍心罢免他。陛下睿智聪明，群臣的善恶没有不能看清的，不应当如此颠倒，只是因为言事者进言过于急切，激成了陛下的疑惑罢了。陈执中不知廉耻，又出来处理政事，这本来不值得再议论，难道陛下竟忍心这样做吗？不要因为陈执中而使圣德屡受牵累，使忠臣正士在圣明时代闭口不言。臣希望陛下完全回转心意，放下疑虑，察明言事者的忠诚，了解陈执中的过失罪恶，醒悟任用此人的做法不合制度。愿陛下具备成汤改过的圣德，遵守仲虺关于不可自用的告诫，把御史前后所上的章疏全部交给外廷议论，查正陈执中的过失罪恶，罢免他的政事职务，另行任用贤能之才，以使时政安定，拯救百姓，保全圣德，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臣蒙受陛下恩宠，职责在于论议政事，心意急切而言辞狂直，罪责应当万死。臣冒死拜了两拜。

译论包拯任三司使的奏书【欧阳修】臣听说，治理天下，关键只在于懂得用人的先后罢了；用人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军队中的将士，首先看重才能；朝廷中的士人，首先看重名节。军队以取得战功为主，只怕将士不急于求取赏赐、争夺利益；把才能放在名节之前，也是形势使然。朝廷以教化为主，风俗的厚薄、治道的兴衰，都取决于用人。教化百姓，不能挨家挨户恳切教导，所以常常致力于尊重有名节的人，用他们来感化天下，激励那些偷安浅薄的人。所谓有名节的人，就是懂得廉耻，讲究礼让，不贪图苟且取得的利益，不被苟且随从之心牵制，只按照义所在的地方行事。刀刃的威势有不能使他回避的，折断树枝这样容易的事也有不能使他去做的，只守护正义所在。他们立身朝廷，进退举止，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种人极难得到，也极其值得重视。因此士人常常珍视名节来提高自身的身价；而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常常保全士人的名节，以培养造就贤善之士。臣私下见到陛下近日任命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任命下达那天，朝廷内外一片喧哗，都认为朝廷贪图包拯的才干，却不替包拯爱惜名节；但还希望包拯能够坚持节操、守护正义，坚决辞让以避开嫌疑，也替朝廷顾惜体面。几天之间，竟听说包拯已经接受任命，这实在可惜，也实在令人叹息。包拯性情喜欢刚直，天生高峻正直，但平素学问较少，对朝廷的体制有时没有思考周全。至于驱逐一个人而接替他的职位，即使起初没有这种心思，但看到职位便不能考虑义理，这些都不足以奇怪。至于会造成嫌疑的迹象，普通人都知道应该避开，难道唯独包拯没有想到吗？昨天听说，包拯在御史台任职时，常常亲自到中书省责骂宰相，指出前任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恼怒宰相不早早罢免他。后来御史台中的属官相继上章弹劾，张方平因此被罢免，由宋祁接任。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宋祁的过失；自从任命宋祁的诏令下达，御史台属官又交相上章极力陈说，宋祁也因此被罢免，于是包拯便接替了他的职位。这就是所谓踩了别人的田地还夺走他的牛，难道可以没有过错吗？既然戴正帽子、穿好鞋子，就应当避开可疑之处。像包拯这样的才干和资历，即使另行加以晋升，用人怎么会因为嫌疑而认为他不能任用呢？只是三司使这个职位不合适罢了。这不仅使他自己陷入嫌疑，对朝廷的损害也不小。臣请求推究事情的始末来说明。国家几十年来，士大夫都致力于把恭敬谨慎、安静慎重视为贤能；等到这种风气的弊端出现，便形成因循沉默、苟且敷衍、颓废懒惰、宽纵松弛的习俗，大家已经习惯了，也不认为这是错误。直到百官各项职务都不能修治，纲纪废弛败坏，时局正好没有事情，大家本来还没有觉察到它的危害。一天强敌侵犯边境，军队出征，却没有功绩，财用也空虚，公私都困弊，盗贼同时兴起，天下一片骚动。陛下奋然醒悟，考虑革除弊端，进用几位大臣，锐意进行改革。就在这个时候，才增加设置谏官的名额，以宠信用进言论事的臣子，使他们履行职责。于是修整纲纪，纠正废弛败坏的现象，进而想分别贤能与不肖、任用与斥退有才和无才之人。但长期积弊的习俗突然看到这种变化便惊骇起来，于是共同指责言事者，认为他们不对。有的说他们喜欢揭发阴私，有的说他们公开相互倾陷，有的说他们沽名激进，有的说他们谋求自身进取。各种议论纷纷，混淆了皇上的听闻。幸赖陛下极其圣明，看出这些臣子本来是舍弃自身、为国尽力，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谗言离间没有能够进入，于是他们得以受到保全。朝廷内外的人过了很久，也渐渐相信了这一点。从那以后近二十年间，御史台和谏官的选任屡屡得到正直敢言的人；期间排斥奸邪，屏绝权贵宠臣，弥补遗漏、挽救过失，数不胜数。这就是采纳谏言的好处，自古以来最难做到；自陛下即位以来，实在成为朝廷的盛德，所起的补益作用并非没有功劳。如今朝廷内外习惯于安定，上下已经信任谏官，奸邪细小之人每有举动，往往都害怕言事之臣；时政无论大小，也只听从言事官的意见。推究从最初开通言路到今天取得成效的全过程，难道容易做到吗？怎么可以不加以珍惜呢？评论别人的过错，似乎像是在激烈揭发；驱逐别人的职位，似乎像是在倾陷他人；而言事之臣能够自我表明清白，只因为他们在其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们，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到利益。如今包拯接连驱逐两位大臣，自己占据了他们的职位，使将来的奸邪之人得到借口，来迷惑扰乱君主的听闻。今后言事者不会再被人信任，也没有办法自我申明；这样，圣明君主任用谏官的功效，就会在一天之内因为包拯而败坏。没有不取非分之物叫作廉，没有不做不该做的事叫作耻。近臣的一举一动，都是人们仿效的准则；如果包拯在这个时候对于不该取得的职位能够不取，对于不该做的事能够不做，就可以用廉耻的节操来感化天下。可是包拯取了不应当取得的职位，做了不应当做的事，难道只是使自己降低身价，也会因此诱使后来言事的臣子倾陷他人、希图取得职位，彼此仿效而形成风气。这样的祸患，难道能说小吗？然而包拯所凭借的，只是自己本来没有这种心思。内心藏在里面，是别人看不见的；行迹显露在外面，是天下人都看得到的。如今包拯想让人相信自己看不见的内心，却在外面遮掩天下人所看到的行迹，这就像手伸进去拿东西，嘴上却说自己不想要；即使想让自己相信，别人又有谁会相信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不能不避开的原因。何况像包拯这样的人，年轻时有孝行，闻名乡里；晚年有正直的节操，显著于朝廷，只是学问不深，思虑不成熟，处置事情又违背适宜之道，这个人也实在令人惋惜。希望陛下另选有才干的臣子担任三司使，而给包拯安排其他职务，把他安置在京师，使包拯能够避开造成嫌疑的行迹，解除天下人的疑惑，保全包拯的名节，那就非常幸运了。臣忝居侍从，职名是论思；过去曾亲眼见到朝廷最初推行纳谏时非常困难，如今又亲眼见到陛下采纳谏言的成效已经显著。臣不愿意因为包拯而使这一成效败坏，是替朝廷爱惜它。臣言辞狂妄、谋划愚昧，恭敬地等待诛戮。通进司上书【欧阳修】

译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陛下上书。臣私下看到，自从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家进言论事的人很多。臣起初私下拟定两条策略来推测敌情，但臣是迂腐的儒生，不懂得用兵的大计，开始还犹豫，不敢相信自己。如今战争已经持续很久，敌人的形势已经显露，和臣平素所料的相当接近，所以私下认为或许可以有一点帮助，供陛下听闻阅览，谨分条陈述如下。希望陛下仁慈圣明，宽免臣狂妄的罪责，臣就非常幸运了。关西放松防备，百姓没有见到战争已经二三十年了。假如敌人在刚刚萌生叛乱时隐藏形迹、秘密谋划，突然袭来，那么我方边境屯兵少而弱，城堡没有修完，百姓长期习惯安定而容易受到惊扰，将领也不是平素选拔的，军队会败退怯懦；敌人就会像驱赶羊群、猪群一样突进，奋力深入。但国家威势尚未受挫，百姓力量尚未疲惫，敌人即使得到城池居住，也不能长久守住，抢掠后便离去，我军还可以在他们归途中截击，这是下策。所以敌人知道这一点而不采用。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祸患；攻城掠野，失败就逃走，胜利便再来，大概是他们的常态，这是中策。所以敌人把这种办法也兼而使用。至于假借僭越的名号来威服部众，先攻击我方一两个容易攻取的地方来使他们高兴，然后训练养护精锐，谋划长久之计。因此他们出兵时，即使取胜也不前进，即使没有失败也自行退去，是为了诱使我军出战并使其疲劳；有时攻击我方东边，有时攻击西边，忽然出现，忽然进入，是为了使我军分散防守、处处备战而不能稍稍休息。我军想要迅速进攻，敌人正精锐新盛，坐等交战；我军若不出战，敌人便不来。这样相持不到三四年，我军已经老疲，民力已经困乏；如果又不幸遇到水旱灾害，征调赋敛无法承受，盗贼群起，敌人便可以振奋全部精锐，攻击我方困弊之时。即使我军不能忍受困苦，愤怒而出兵进攻，决定于一战，敌人以逸待劳，也可以取胜。又或者我军苦于战争，无法想出计策，于是请求通聘，借机索取每年、按时的财物，料定我方困急，不得不答应，也可以达到目的。这就是使我方力量一旦困乏，敌人的谋略便能施行而无法抵挡；兵法所说的‘不交战而使敌军疲惫’，是上策，而敌人如今正在采用。现在有三十万军队在西部靠粮食供给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作而依靠当地百姓供养。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四五十万军队连年仰食而国家力量不困乏的情况。臣听说，元昊作为叛贼，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惧，恩惠足以使部下为他效死。他从起初僭越叛乱时，就已经送上傲慢的文书；过了一年仍不出兵，一旦出兵，锋芒便不可抵挡，拘捕劫掠蕃官，俘获我方将帅，却以礼相待而不杀害。这些都说明他蓄谋凶恶，绝不是仓促行事。为什么他能够采用上策使我军疲惫，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已经困顿了呢？他制定长久的计划来扰乱我们，难道我们没有长远策略来制服他吗？训练军队、养育将士、窥伺空隙、乘机行动、使用间谍、出奇制胜，是将帅的职责。所谓边境之外的事情君主不亲自干预，这样做是可以的。至于从外部推测敌人的谋略，从内部考察国家的形势，做到知彼知己，依据谋略制服敌人，这是朝廷的大计，也就是所谓在朝廷谋划而取胜的策略，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今敌人的谋略可以知道，不过是想用长期相持来使我们疲惫罢了；我方的形势也可以看清，关西百姓已经困苦。若真能充实财物、积蓄粮食，以此缓解关西百姓的困苦，使国家完整、军队强盛，那么敌人的谋略就会受挫，朝廷的谋划也就成功了。用兵不过攻守二事，但攻守都以财用决定强弱。防守没有财用就不能长久，这是不必多说的。请允许臣试谈进攻。过去秦国凭借压倒六国的强大力量，供给边境作战，最终却困顿天下，不能实现志愿。汉朝依靠文帝、景帝时期的富足力量，三次出兵，才得到河南。隋、唐对突厥、吐蕃，常常与中原互有胜败；有过出兵击败他们的，却从未有过一举将其消灭的。秦、汉尤其强大，它们所攻取的地方，就是如今元昊的土地。何况自从刘平陷没以后，敌人的锋芒更加炽盛锐利，从未受过挫败。攻守的策略，臣所不知道。即使天威所到之处最终一定要把敌人扫荡殆尽，但驻守边境的将领还没有听说取得敌人的破绽、挫伤他们凶猛的锋芒。这样看来，攻守都还没有休止的期限，而财用又没有长久的规划，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五十万人坐在那里仰食。可是关西的土地，物产没有增加；关东所有的物资，又无法运送过去。搜刮细碎的财物，既然没有益处，已经停止了。至于卖官让人交纳粮食，下面没有响应的人；改变法令专卖货物，商旅又不通行。这样，四五十万人只能够取足于关西百姓。关西百姓怎么会不困苦？他们困苦而没有起兵为盗，只是还没有遭遇水旱灾害罢了。外部被敌人的谋略弄得疲惫，内部又遭遇水旱等许多祸患，天下的忧患哪里说得完呢？关西的物产既不能增加，就一定要疏通漕运把物资运去；漕运已经疏通，而关东的物资又不充足，也就无法向西运输。因此臣认为，疏通漕运、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对商贾实行专卖这三种办法同时施行，就能使财用充足，关西百姓得到缓解，国力完整，军队可以长久地防守和进攻，只听陛下的差遣。那些眼前琐碎的小利，既不足以作为长久的谋划，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见效。所以，为长远打算的人，起初的办法似乎迂腐愚笨而可笑；一旦坚决实行，利益就会很广。因此臣不敢逃避被指责为迂腐愚笨，谨请陛下裁定三件便利之事，选择其中一件：第一，疏通漕运。臣听说，如今为西部筹划的人，都忧虑漕运不通。臣认为，只是没有努力寻求办法罢了。如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能向西，于是人们习惯于眼前所见，便以为不能向西运输。却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那时天下的物资都可以运到西边。山川地形并没有和古代发生改变，过去的人都能走的道路，今天的人为什么不能走？汉初每年从山东漕运粮食数十万石，那时运输道路还没有修治，漕运数量还少。后来汉武帝进一步修治渭渠，以至于每年漕运一百多万石。隋文帝时，沿水设置粮仓，转相运输安置，关东以及汾、晋的粮食都运到渭南，运输物资最多。那些遗留下来的粮仓遗迹，往往还在。然而当时仍有三门的险阻。到了唐代，裴耀卿又寻求隋代的旧路，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开山十八里改用陆运，以避开险阻，最终逆流而上进入渭水。当时每年运输不少于二三百万石。

译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的米全部漕运来充实关西。后世谈到善于经营财利、精于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居于首位。如今江淮的米每年运入汴京六百万石，如果确实能够分出一二百万石运给关西，就足够了。现在军队中靠汴京漕粮供给的士兵，出外戍守的很多，有司并不吝惜把百万石粮食分拨给他们，所忧虑的只是三门阻隔在中间。如今应当疏浚治理汴渠，使每年运输不受阻碍；然后按图寻找裴耀卿走过的旧迹，不怕十多里陆运的劳苦，那么河运就能畅通，物资可以运到，同时还可以缓解关西的困苦。既然古代没有办法而今天有办法可做，尚且应当实行；何况过去的人走过的路并不遥远，今天的人走它又怎么会困难呢？裴耀卿和刘晏起初治理漕运时，收入还很少，到他们晚年增加到十倍，这显然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这是水运的好处。臣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时，不从东关走，而取道南阳，经过郦析，进入武关。曹操等人起兵诛讨董卓时，也想从南阳经丹析进入长安。当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奔南阳，这就是自古以来用兵往来的道路。臣曾到过南阳，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从邓州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贩还常常行走。’ 当初汉高祖进入关中时，军队有十万人；既然道路能够容纳十万军队，就应当不会太狭窄险阻。只是后来以雒阳为都城，行路的人都趋向东关，这条道路久而久之便荒废了。如今如果能够考察寻找并疏通它，那么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水一带十一二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到南阳，在南阳改用轻车、人力车分段转运，招募设置递运兵，建成十五六处驿站，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就能每天进入关中而不断绝。沿汉水一带山中有很多优良木材，靠近汉水的百姓生活尚有余力，用来制造舟船车辆并不困难。前些时候陛下深切体恤有司的辛劳，曾从宫禁府库内赐出数十万钱供西部使用，但由于道路艰难遥远，车载运输超过一年仍不能全部送到。至于军装运输，又多受秋雨之苦，边州已经进入寒冬，冬衣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了这种地步。让州县的纲运吏员远道把物资运到京师，再转运经历艰难阻滞，最后才送到西部，哪里比得上衡量南阳附近各郡的远近，使道路距离与到京师相当的，特别是距离近的，都直接运送到武关？西部京师的用度如果不足，就用禁帑拿出赐给有司的钱来补充。道路迂回还是直接，利弊十分明显。这就是陆运的好处。第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臣听说，过去筹划财利容易取得成效，如今谈论财利却很难想出办法。过去百姓只承担赋税，所以财用不足时，还可以开采山矿、煮海取盐，专卖酒和茶，在关市征税并计算舟车税，尚且有可以实行的办法，来勉强供一时之用。自汉、魏直到现在，财利制度日益增加，征取也越来越琐细。如今征取百姓的办法已经用尽。过去赋税之外的征收，是为了预备有事时使用；现在却在无事之时把征取百姓的办法全部用尽，又把它们耗费在各种冗余支出上。等到突然有事，就没有办法再增加收入。然而仍有可以施行的办法：百姓从事生产并向官府输纳，已经很劳苦，而游手好闲的人正享受安逸；土地有物产，耕作却不能替代，尚有许多土地没有开垦。这就是说，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这是可以利用的。何况考察历代用兵的情况，从来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而财用不足，赵过创制畎田和人犁的方法来增加收入。赵充国进攻西羌时，议论的人争相主张出击，而赵充国深思全胜的策略，能够忍耐并等待敌人疲敝，甚至违背诏令停止进兵而治理屯田，在极远边地耕田，利用游兵防备抄掠盗寇；既然如此，他经营田地也并不容易，却仍然勉力去做。后汉时期，曹操在许地屯驻军队，强敌从四面而来；从今天看来，似乎他应该连早晚的战争都应付不暇，然而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在许地附近耕种，每年收得粮食百万石。后来各郡国都实行屯田，积聚的粮食多得无法计算。隋、唐的屯田制度尤其广泛，不能一一列举。那些形势艰难、难以屯田的地方，没有比赵充国当时所处的紧迫情势更困难的；没有比曹操所处的情况更像是无暇屯田的。然而他们都勉力实行，并没有因为迂缓而不去屯田，是因为知道土地资源十分广大，而且可以缓解百姓的劳苦。如今天下的土地，不耕种的很多。臣不能全部说明，谨举较近的地方为例。从京城向西，荒芜未开垦的土地不知有多少。这不是因为土地贫瘠而放弃，大概是因为人们不劝导农业，以及徭役沉重导致百姓逃亡。长期荒废的土地，其收益是经营屯田的数倍。如今如果督促百姓勤劳耕种，并免除他们的徭役，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利，议论的人正在谈论这件事。充当乡兵的人于是放弃农业，借口说是在训练，聚集饮酒赌博，反而从家中取得钱财供自己使用而不顾家；没有官吏加以禁止，父兄也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看成祸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这些还多少有用；像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水旱灾害发生时却恰好足以变成盗贼。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京西一向贫困，不具有山林水泽的富饶，百姓只依靠辛勤务农生活。如今三口之家有一人、五口之家有三人游手好闲。总共有十八九个州，即使少说，也有四五万人不耕种却要吃粮，这是彼此耗费、使困苦更加严重。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把他们全部驱使出来，让他们在荒废的土地上耕种，由官府借给种子，每年收获与官府平分，按照百姓应缴纳的办法办理；再招募熟悉耕田的官吏经营官田，给他们较优厚的考课待遇以诱导他们，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太宗皇帝时，曾借钱给陈、蔡百姓，让他们买牛耕作。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来经营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出自京西；如果由官府购买，不难得到。况且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士兵后，便放弃了自己的产业。如今幸好他们离开农业还不久，还可以重新驱使他们回到田地，使他们不能成群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忧患，这是百姓所愿意的。一个人的力量，以安逸的状态来说，足以耕种熟田一顷。假使四五万人都耕种，而长期荒废的土地收益又是数倍，那么每年收获的粮食就多得无法计算了。京西的地域，北面有黄河，南面到汉水，西面连接关中。如果再疏通水陆运输，哪里积存的粮食，只要陛下下诏让有司调拨使用罢了。第三，权衡商贾之利。臣听说，秦国废弃先王的法令，开启兼并之门；上面侵夺公家的利益，下面刻剥细民，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

译自汉代以来，曾经想制定法令来抑制、夺取商贾的利益，却不能做到。大概治理国家的人兴办财利的办法一天比一天繁多，兼并之人追逐利益的手段也一天比一天巧妙。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商贾坐在那里就能操纵国家的利益；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兴办财利的范围太广。兴利范围广，君主就难以独占，必须同百姓共同经营，然后财物流通才不会阻滞。然而如今议论国事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把它全部归于朝廷而独占，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更加厉害。这样做对国家的利益，反而损害更多；过去有司屡次改变法令，每改变一次，一年之间损失的财物就有数百万。议论的人不知道利益不可独占，想独占反而造成损失，只说变法不恰当；不断变法，损失就越来越多。想让十分的利益全部归于公家，结果即使亏损较少，十份也得不到三份；还不如同商人共享，常常可以得到其中五份。如今国家的财利，主要是茶和盐。茶自从变法以来，商人不再经营，每年的损失，几年也补不回来，各地积存的茶因腐朽而废弃、焚烧。前些时候议论的人屡次说三说法便利，有司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恢复这种办法，使商人有利可图而货物通行，那么上下就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如今应当暂时降低价格，诱使各地商人来买卖并把它分散出去。先发布命令说：‘三年后将恢复原来的价格。’这样，贪图利益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来聚集。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自水中，取之不竭。把它们低价出售并分散出去，三年之内价格不会降低十分之一二。二者之所以昂贵，是因为能够替国家提供钱财。如今不把它们分散出去而积存起来，实际上是在吝惜即将腐朽的东西，这有什么用呢？大商人能够使货物增多流通，难道是亲自拿着极小的货物到市场上叫卖吗？一定是由小贩和小商人前来分销。小贩小商人没有利润就不做，所以大商人不嫉妒小贩分取其中的利润；他们依靠货物多，即使每件所得利润少，只要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多。如今拥有广大国家的人，手中有取之不尽的货物，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其中的利润，宁可让货物无用地积存腐坏，这是什么缘故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利润来诱导小贩；善于经营大国的人也不吝惜利润来诱导大商人。这就是同商人共享利益、取得较少却招致更多的办法。至于由官府亲自经营市场上的销售事务，这是大商人都不会做的事，臣认为难以长久实行。如果确实能够不计较细微得失而考虑长远大计，那么积存腐朽的物资就会散出，钱币就会流通，不费劳力而财用充足。臣愚昧，不足以了解时事；至于积聚粮食和钱财、疏通运输，不出二三年国家力量渐渐富足，边兵渐渐熟悉战事，敌人的锐气渐渐受挫而出现可以乘的空隙，然后一举消灭敌人，这是万全的策略。希望陛下把那些小的便利之事责成将帅办理，谋划并实行大的战略，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至于积聚粮食和使钱财流通，疏通漕运，不出二三年国家力量就会逐渐富足，边境军队逐渐熟悉战事，敌人的锐气逐渐受挫而出现可以乘取的空隙，然后一举消灭敌人，这才是万全之策。希望陛下把小的事务责成将帅办理，谋划大计并实行它，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鼂错论说军事的奏书【《汉书》】臣听说，自汉朝兴起以来，胡虏多次进入边境；小规模入侵就取得小利，大规模入侵就取得大利。高后时期，匈奴两次进入陇西，攻城屠邑，驱赶掠夺牲畜财产。后来又进入陇西，杀死官吏士卒，盗窃之事也传闻开来。战胜的威势使百姓士气增长百倍；战败的士卒则终身不能恢复。自高后以来，陇西已经三次被匈奴困扰，百姓士气受到重创，已经没有取胜的意志。如今陇西的官吏，依靠社稷的神灵，奉行陛下的英明诏令，调和整顿士卒，磨炼他们的节操，振作受到创伤的百姓，使他们抵抗乘胜而来的匈奴，以少击多，杀死一名匈奴王，击败他的军队并取得大胜。这不是陇西百姓本来有勇敢或怯懦的不同，而是将领官吏统率方法的巧拙不同。因此兵法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百姓。’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取决于良将，不能不慎重选择。臣又听说，用兵临战、短兵相接的紧要条件有三项：第一是占据有利地形，第二是士卒服习训练，第三是器械锋利。兵法说：‘有一丈五尺深的沟，水深到能淹没战车；有山林、堆积的石块；有河流、丘陵、高地和低阜；有草木丛生的地方，这些都是步兵作战的地形。车骑二人也抵不上一个步兵。土山丘陵，地势绵延相连，平原广阔旷野，这些都是车骑作战的地形。’ 步兵十人也抵不上一个车骑。平坦的山陵彼此相距较远，中间有河流山谷，可以居高临下，这是弓弩作战的地形；短兵器士卒一百人也抵不上一个弓弩手。两军阵地相距很近，地势平坦而草浅，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这是长兵器作战的地形；剑盾兵三人也抵不上一个长兵器士卒。芦苇、竹子和萧草丛生，草木繁密，枝叶茂盛交接，这是矛鋋作战的地形；长兵器士卒二人也抵不上一个矛鋋手。道路弯曲、彼此隐伏，险要狭窄之处相互逼近，这是剑盾作战的地形；弓弩手三人也抵不上一个剑盾兵。士卒没有选拔训练，军队没有熟悉操练，起居不能精整，行动和静止不能协调，追逐利益时赶不上，躲避危险时不能周全，前军出击而后军解散，行动又同金鼓发出的号令不相合，这是没有训练约束士卒的过错；百人也抵不上十人。兵器不完备锋利，就和徒手一样；铠甲不坚固严密，就和袒露身体一样；弩不能射到远处，就和短兵器一样；射箭不能命中，就和没有箭一样；射中却不能穿入，就和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不明察兵器状况所造成的祸患；五人也抵不上一个人。’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就是把士卒交给敌人；士卒不能使用，就是把将领交给敌人；将领不懂得用兵，就是把君主交给敌人；君主不选择将领，就是把国家交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最重要的事情。臣又听说，大小有不同的形势，强弱有不同的态势，险要和平坦有不同的防备方法。降低自己的身份去侍奉强国，是小国的处世形势；联合小国去攻打大国，是敌对国家的形势；用蛮夷去攻打蛮夷，是中原的形势。如今匈奴的地形和技艺与中原不同：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原的马比不上他们；在险峻狭窄的道路上边奔驰边射箭，中原的骑兵比不上他们；经受风雨、疲劳、饥渴而不感到困顿，中原人比不上他们。这是匈奴的长处。至于在平原开阔之地，使用轻车突骑，匈奴的军队就容易被扰乱；用强弩和长兵器，稀疏地远距离射击，匈奴的弓箭就不能抵挡；穿坚甲、持利刃，长短兵器相杂，游动的弩兵往来射击，什伍编制的士卒一同前进，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抗；材官和骑兵同时发射，箭矢都射向同一个目标，匈奴的皮革铠甲和木制盾牌就不能支撑；下马在地上交战，剑盾相接，进退相逼，匈奴的步兵就不能应付。这些是中原的长处。由此看来，匈奴的长处有三项，中原的长处有五项。陛下又调动几十万军队去诛讨几万匈奴，这是以众击寡、以一击十的策略。不过，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把强大变成弱小，把强者变成弱者，只在俯仰之间。拿人的性命争取胜利，一旦失败而不能振作，后悔就来不及了。

译帝王的策略，应当从万全出发。如今投降的胡人、义渠人以及蛮夷一类归附汉朝的人，有几千人，他们的饮食和技艺与匈奴相同，可以赐给他们坚甲、絮衣、强弓和利箭，再用边郡的良马骑兵补充他们，派遣明智而能了解当地习俗、和辑其人心的将领，依据陛下的明确约束统领他们；遇到险阻，就用他们抵御；到了平地通道，就用轻车和材官制服敌人。两军彼此配合，内外相应，各自发挥长处，再用人数优势加以压制，这就是万全之策。传记说：“狂妄之人的话，明智的君主也会加以选择。” 臣下愚昧浅陋，冒死进献狂妄之言，只希望陛下斟酌选择。鼂错上奏《守边备塞事》【《汉书》】臣听说秦朝时向北攻打胡人、貉人，在黄河边修筑要塞；向南攻打扬粤，设置戍卒。他们发动军队攻打胡越，并不是为了保卫边地、拯救百姓免于死亡，而是贪图利益，想扩大疆土。所以功业还没有建立，天下就已经乱了。况且发动军队却不了解敌方形势，交战就会被人擒获，驻屯就会使士卒接连死亡。胡貉之地，是阴寒积聚的地方，树皮有三寸厚，冰有六尺厚，人吃肉、饮酪；当地人肌理紧密，鸟兽的羽毛丰厚，天性耐寒。扬粤之地阴气少、阳气多，当地人肌理疏松，鸟兽羽毛稀少，天性耐热。秦的戍卒不能适应当地水土，驻守的人死在边地，运输的人死在道路上。秦人看见被征发的人，就像看见被押往刑场的人，于是以惩罚罪人的名义征发他们，称作谪戍。先征发有罪过的官吏、赘婿和商人，后来又把曾经有市籍的人列为后发，最后把祖父母、父母曾经有市籍的人列为后发。进入里门时，抽取他们左边的头发作为标志并征发；不愿顺从服役的人深怀怨恨，产生背叛之心。百姓守城作战，直到死也不投降退逃，都是用这种办法造成的。所以作战胜利、守城牢固，就有授爵的奖赏；攻下城池、屠戮城邑，就能取得敌人的财物来使家室富裕。因此能够使士众抵挡箭石、奔赴汤火，把死亡看得像生存一样平常。如今秦朝征发士卒，有万死的祸害，却没有一铢一两的报偿；为国战死以后，连一算的免役补偿也得不到。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灾祸已经逼近自己。陈胜服戍役走到大泽乡，首先向天下发难。天下人像流水一样跟随他，是秦朝用威势胁迫百姓、强行驱使他们所造成的弊病。胡人的衣食生业不固定在土地上，他们的势力很容易扰乱边境，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胡人吃肉饮酪，穿皮毛，没有城郭、田地和住宅的归属，像飞鸟走兽一样住在旷野中；有肥美的草和甘甜的水就停留，草吃尽、水用完就迁移。由此看来，往来迁徙，时来时去，就是胡人的生业，也是中原百姓因此离开南亩的原因。如今假使胡人在边塞下面多处迁徙放牧、行猎，有时在燕、代一带，有时在上郡、北地、陇西一带，来窥伺守备边塞的士卒。士卒少，他们就入侵；陛下不救援，边民就会绝望而产生投降敌人的念头；救援时派得少了不够，派得多了，等远县的军队赶到，胡人又已经离去；军队聚集而不能解散，费用就很大，解散后胡人又会再次入侵。这样年年相连，中原就会贫困，百姓也不得安宁。陛下幸而忧虑边境，派将吏征发士卒来治理边塞，这是很大的恩惠。然而如今远方士卒守塞一年就轮换，不了解胡人的能力，不如选择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人，使他们有家室、有田地耕作，同时加以防备；再为他们修筑高城、深沟，准备擂石，布置渠答，联结成为一座城。在内城之间相距一百五十步的要害处，开通河川道路，调集设置城邑，每处不得少于一千家，在城中环绕设置虎落。先修建房屋，备齐田间用具，然后招募罪人和获免服刑、重新服役的人，让他们居住在那里。不足时，再招募愿意用成年奴婢赎罪、以及愿意输送奴婢来求取爵位的人。不足时，就招募百姓中愿意迁往那里的人，全部赐予高爵，免除其家的赋役，发给冬夏衣服和廪食，直到能够自给为止。郡县百姓可以购买爵位，自己逐级升到卿。丧失丈夫或妻子的人，由县官买来配给他们。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匹配的配偶，就不能长久安居在那里。边塞下的百姓，俸禄利益不丰厚，不能让他们长久住在危险困难的地方。胡人入侵掠夺时，能够阻止他们所掠夺物资的人，把其中一半赏给他。县官为被掠的百姓赎身。这样一来，乡邑之间就会互相救助，面对敌人时不避死亡；这不是因为感恩君上，而是为了保全亲属、获得财利。这与东方戍卒不熟悉地形、心里畏惧敌人的情况相比，功效相差万倍。趁着陛下在位，把百姓迁来充实边地，使远方不再有屯戍之事，边塞下百姓父子能够相互保全，没有被俘虏的忧患，利益施及后世，声名足以彰显圣明。这和秦朝驱使怨民的做法相距太远了。鼂错上奏《募民徙塞下事》【《汉书》】陛下幸而招募百姓相互迁徙，以充实边塞，使屯戍之事更加减少，运输供给的费用更加减少，这是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如果确实能够承当这厚重的恩惠，奉行明确的法令，抚恤迁徙来的老弱，善待他们中的壮士，和辑他们的心而不加侵扰刻剥，使先到的人安乐而不思念故乡，那么贫困百姓就会相互招募，争相前往。臣听说古代把百姓迁往远方来充实空虚地区，要先考察阴阳是否调和，尝试水泉的滋味，审察土地是否适宜，观察草木是否丰饶，然后营建城邑，划分里巷和住宅，开通耕作道路，整齐田间阡陌的界限；先修筑住宅，每户有一堂二内，关好门户，置备器物。百姓到来后有房可居，有器物可用，这就是百姓容易离开故乡、愿意迁往新城邑的原因。还要设置医生和巫祝，以救治疾病、修整祭祀；男女到了婚配年龄就为他们婚配，生者死者相互防护，坟墓彼此相连；种植树木、畜养牲畜，房屋完整安稳。这就是使百姓乐于居住在那里并产生长期安居之心的办法。臣又听说，古代设置边县来防备敌人，使五家编为一伍，伍有伍长；十伍为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一十连为一邑，邑有假候。这些人都选择本邑贤能有才之士，要求他们熟悉防御和地形，了解民心；平时教百姓练习射箭，出战时教百姓应对敌人。这样，卒伍在内部形成，军法在外部确定；让他们熟悉训练而不迁徙，防守时同游，成长后共同做事；夜战时凭声音互相辨认，足以彼此救援；昼战时用眼睛互相看见，足以彼此认识；欢乐亲爱之心足以使他们为彼此而死。这样再用厚赏来鼓励、用重罚来威慑，他们就会勇往直前，死而不回头。迁徙来的百姓，如果不是壮健而有能力，只会耗费衣物粮食，不能使用；即使有才能力气，没有好的官吏，也仍然没有功效。陛下断绝与匈奴的和亲，臣私下料想，他们冬天会南下。一旦大举整治边塞，往往会造成终身的创伤。想要树立威势，应当从胶还未折断时开始，使敌人受到困困；如果让他们养足气势后离去，就不容易使他们服从了。愚昧的臣下没有见识，只希望陛下斟酌察看。主父偃劝谏讨伐匈奴书【《汉书》】

译臣听说，明智的君主不厌恶尖锐的劝谏，因此能够广泛观察；忠臣不逃避重罚，因此敢于直谏。所以事情没有遗漏的策略，功业流传万世。如今臣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亡，来献上愚拙的计策，希望陛下幸而宽赦并稍加察看。《司马法》说：“国家即使强大，喜好战争也一定灭亡；天下即使太平，忘记战争也一定危险。”天下已经太平，天子举行大凯之礼，春季搜猎、秋季狝猎；诸侯春季整顿军旅，秋季整治兵器，这都是为了不忘战争。况且愤怒是违逆德性的，兵器是凶器，争斗是末节。古代君主一怒，必然尸体横陈、鲜血流淌，所以圣王慎重地对待用兵。致力于战胜、穷尽武力，没有不后悔的。过去秦始皇依仗战胜的威势，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天下，兼并战国，使天下统一，功业与三代相当。他一味追求胜利而不停止，想要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匈奴没有城郭居处，也没有积聚物资和守备，迁徙如鸟飞，很难捕捉和制服。轻装军队深入，粮食必然断绝；运粮随军前进，负担沉重又赶不上战事。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获利，得到他们的百姓又不能调遣和守卫。即使取胜也必定放弃那里，这不是爱民如父母的做法。使中原疲惫破败，却以攻打匈奴为快，不是万全之计。”秦始皇不听，于是派防恬带兵向北攻打胡人，夺取土地千里，以黄河作为边界。土地坚硬而盐碱，不能生长五谷，于是征发天下成年男子守卫北河；军队在外暴露，持续十多年，死者多得数不清，最终仍不能越过黄河向北推进。这难道是人数不足、兵器铠甲没有准备好吗？是形势不允许。又让天下运送粮草，从黄腄、琅邪等濒海郡县出发，转运到北河，大约运输三十钟才能送到一石。男子努力耕作，仍不足以供应粮饷；女子纺织，仍不足以供应帷幕；百姓疲惫破败，孤儿寡妇和老弱不能互相养活，道路上死者接连不断，大概天下就是从此开始反叛的。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后，他在边地略取土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以外，想要攻打他们。御史成劝谏说：“不可以。匈奴像野兽一样聚集、像鸟一样散开，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如今凭陛下盛大的德威攻打匈奴，臣私下为此担忧。”高帝不听，于是到了代谷，果然遭到平城之围。高帝后悔了，于是派刘敬前去缔结和亲，此后天下才没有了战争。兵法说：“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秦朝常常聚集几十万军队，即使有战车倾覆、将领被杀、俘获单于，也只足以结下深仇，不能抵偿天下的费用。匈奴以盗窃、侵扰和掠夺为生，这是他们的天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上自虞、夏、殷、周以来，本来就不把他们按中原人的标准督责，而是像禽兽一样畜养，不把他们视同人类。若不向上观察虞、夏、殷、周的治国传统，反而向下沿袭近世的过失，这正是臣极为恐惧的，也是百姓所受的疾苦。况且战争持续日久，变故就会发生；事务困苦，谋虑就会改变。假使边境百姓疲惫愁苦，将吏互相猜疑，并在外部进行交易，就会使尉佗、章邯得以成就私谋，秦朝政令不能推行，权力分裂在二人手中。这就是得失的明证。所以《周书》说：“安危在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在于任用什么人。”希望陛下仔细谋划并加以察看。严安论征伐书【《汉书》】臣听说周朝拥有天下，治理三百多年，成王、康王时期最为兴盛，刑罚搁置四十多年而不用；到了衰落时期，又延续了三百多年，所以五霸相继兴起。称霸者常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讨暴乱、禁止邪恶，匡正天下，以尊崇天子。五霸灭亡以后，没有贤圣之人继承，天子孤弱，号令不能施行；诸侯任意行事，强者欺凌弱者，人数多的暴虐人数少的；田常篡夺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天下并列为战国，这是百姓开始困苦的时期。于是强国竭力攻打，弱国努力防守，合纵连横，车马奔驰相撞，士卒穿着铠甲而生虱子，百姓没有地方申诉。到了秦王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天下、兼并战国，号称皇帝，统一天下政权，毁坏诸侯城池，销毁兵器，铸成钟架，表示不再使用。普通百姓得以免于战国之苦，遇到英明天子，人人都以为获得了新生。假使秦朝减缓刑罚，减轻赋税，减少徭役，尊崇仁义，鄙弃权势利益；上面敦厚笃实，下面机巧多变的风气和习俗都改变，天下受到教化，那么世世代代一定安定。秦朝不实行这种风化，反而沿袭旧俗，使玩弄机巧、追逐权利的人得到任用，使敦厚忠信的人被斥退；法律严酷、政令峻急，阿谀奉承的人众多，天天只听见赞美自己的话，心意放纵，想要在海外肆意显示威势，于是派防恬带兵向北攻打胡人，开辟土地、推进边界，在北河驻军，并让运输粮草的队伍跟随其后。又派尉佗、屠睢率领楼船军，向南攻打百越；让监禄开凿水渠运输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散，战争旷日持久，粮食缺乏断绝，越人反过来袭击秦军，秦军大败。秦朝于是派尉佗率领士卒戍守越地。当时，秦朝的祸患北面牵制于胡人，南面纠缠于越人，军队长期驻扎在没有用处的土地上，进不能前进，退不能撤走，十多年间，成年男子披甲作战，成年女子转运粮食，百姓苦得无法生活，有人在道路旁的树上上吊，死者接连不断。等到秦始皇去世，天下大规模反叛，陈胜、吴广在陈地起兵，武臣、张耳在赵地起兵，项梁在吴地起兵，田儋在齐地起兵，景驹在郢地起兵，周市在魏地起兵，韩广在燕地起兵；穷山深谷之间，豪杰一同兴起，无法一一记载。然而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不是长史一类的官吏，没有一尺一寸的权势，都是从民间巷陌中起兵，拿着棘木矛戟，顺应时势而同时发动；没有谋划却一同起兵，没有约定却共同会合，土地不断扩张，终于成为霸王，这是时势和命数造成的。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因穷兵黩武而使世代灭亡、祭祀断绝。周朝因软弱而失去天下，秦朝因强暴而失去天下，这是不知改变所造成的祸患。如今想招抚南夷，使夜郎朝见，降服羌、僰，夺取薉州，修建城邑，深入匈奴，焚烧其龙城，议论者都称赞这些事；但这只是人臣的利益，不是天下长久的策略。

译如今中原没有狗叫般的警报，却被远方的边备事务拖累，使国家疲惫破败，这不是爱护百姓的做法。放纵没有穷尽的欲望，满足一时快意，和匈奴结下怨仇，这不是安定边境的做法。祸患结成而不能解开，战争停止后又重新兴起，近处的人忧愁困苦，远处的人惊恐不安，这不是保持长久安定的做法。如今天下锻造铠甲、磨利宝剑、矫正箭杆、张弓拉弦，转运军粮，看不到停止的时候，这是天下共同忧虑的事情。战争持续久了就会发生变乱，事务繁多就会产生新的谋虑。如今外郡的土地，有的防线长达千里，排列着几十座城，地势彼此束缚、土地相互制约，又从旁威胁诸侯，这不是皇室的利益。向上看齐、晋灭亡的原因，是皇室卑弱削损，六卿过于强盛；向下看秦灭亡的原因，是法律严酷、政令刻薄深重，扩张欲望无穷。如今郡守的权力，不只是六卿当年的权重；所占土地几千里，不只是民间巷陌的资财；铠甲兵器，也不只是棘木矛戟的作用。如果遭遇万世一遇的变故，就无法说清和避免了。扬雄劝谏不接受单于朝见书【《汉书》】臣听说，六经所讲的治理，贵在尚未发生混乱时就加以防范；兵家所说的胜利，贵在尚未交战时就取得。二者都很细微，却是大事的根本，不可不察。如今单于上书请求来朝，国家却不允许而拒绝他。臣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从此就产生裂隙了。匈奴本是北方的狄族，五帝都不能使其臣服，三王都不能制服他们；不应当让他们产生裂隙，这是非常明白的道理。臣不敢远引古事，请用秦朝以来的事情来说明。凭秦始皇的强大、 防恬的威势，拥有四十多万披甲士卒，尚且不敢窥伺西河，只好修筑长城作为界限。恰逢汉朝刚刚兴起，凭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大军却在平城被困，士卒有的七天没有进食。当时奇谋诡计之士、谋划策略之臣很多，最终使军队脱险的办法，后世没有人能够说清。又有一次，高皇后曾经愤恨匈奴，群臣在朝廷议论，樊哙请求率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境内，季布说：“樊哙应该斩首，他这是妄自迎合、顺从皇上的旨意。”于是大臣们用权宜之计写信送给匈奴，这才解除了匈奴与汉朝的纠结，中原的忧患得以平息。孝文帝时，匈奴侵扰北方边境，侦察骑兵到达雍和甘泉，京师大为震惊，于是派三位将军屯驻细柳、棘门、霸上来防备，几个月后才撤军。孝武帝即位，设置马邑之计，想诱骗匈奴，派韩安国率三十万军队在有利地形设伏，匈奴察觉后离去，白白耗费财物、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俘虏都没有见到，更何况单于本人呢？此后汉朝深思社稷的谋划，制定万世长久的策略，于是大规模兴师几十万，派卫青、霍去病统领军队，前后十多年，渡过西河，穿越大漠，攻破寘颜，袭击匈奴王庭，穷尽其土地，追逐逃兵败军，登封狼居胥山，在姑衍山举行禅礼，临视瀚海，俘获匈奴的名王贵人达数百人。从此以后，匈奴震恐，更加请求和亲，但仍不肯正式称臣。况且前代难道喜欢耗尽无数的费用和劳役，把无罪的人送去送死，在狼望山以北寻求快意吗？他们认为不经过一次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永久安宁，所以忍受派出百万军队来摧折饿虎的利齿，运用府库财物，填满卢山的沟壑，也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生出桀骜之心，想掠夺乌孙、侵犯公主，于是汉朝派出五将军的军队，十五万骑兵在匈奴南面搜捕；长罗侯率乌孙五万骑兵震慑其西面。军队都到达目标后返回，当时很少有所收获，只是奋扬威武，显示汉兵如风雷罢了；即使空手出兵、空手返回，仍然诛杀了两位将军。所以北方狄族没有服从，中原还不能高枕安睡。到了元康、神爵年间，汉朝教化神明，恩德宏大而广泛；又遇匈奴内部混乱，五位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呼韩邪携带全国归附求生，匍匐称臣，但汉朝仍只采取羁縻的办法，没有专门控制他们。从此以后，愿意来朝见的就不拒绝，不愿意来的也不强迫。为什么呢？外国人天性忿怒凶猛，形貌魁梧强健，依仗力量、恃其意气，难以用善意教化，却容易用恶劣手段使其隶属。他们强盛时难以屈服，和平相处也很难得到。所以在他们尚未服从时，劳师远征，倾尽国力财物，尸体横陈、鲜血流淌，攻破坚城、击败敌人，困难就像这样；他们服从以后，又要慰问安抚、交往馈赠，讲究威仪进退，准备也像这样周全。过去曾屠灭大宛的城池，踏破乌桓的营垒，攻取姑缯的壁垒，荡平姐的战场，铲除朝鲜的旌旗，拔掉两越的旗帜。近的不过十几天、一个月的战事，远的也不超过两季的劳苦，本来已经犁平他们的庭院、扫荡他们的乡里，设置郡县加以治理，像云消散、席卷而过一样。后来没有留下什么祸患，只有北方狄族不是这样，确实是中原坚强的敌人。把三面边境与它相比，差别悬殊。前代重视它，如今更不容易对付，不能轻视。现在单于归顺汉朝，怀着诚心，想离开他的王庭，到朝廷来陈述、拜见，这正是上世遗留下来的策略，也是神灵所期望的事情。国家即使有所耗费，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却用拒绝和厌弃的话来对待他，用遥遥无期的日期加以疏远，消耗过去的恩德，开启将来的嫌隙呢？本来存有诚意，却反而使他产生裂隙，使他心怀怨恨、背弃先前的话，借着过去的言辞把怨恨归于汉朝，于是自行断绝关系，最终不再有面向北方称臣的心。既不能用威势制服，又不能用晓谕使其明白，怎么能不成为大忧患呢？明智的人能在祸患尚未显形时看见它，聪敏的人能在声音尚未发出时听见它；如果确实能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处理，防恬、樊哙的做法就不必再施行，棘门、细柳也不必再防备，马邑之计又哪里需要设置？卫青、霍去病的功劳，又何必借助五将军的威势，如何还能震慑敌人？否则，一旦产生裂隙，即使智者在内部劳心筹划，善辩者在外部奔走交涉，也仍不如事情尚未发生时。况且过去谋划经营西域，控制车师，在三十六国设置城郭、都护和防务，每年耗费以万计，难道是因为康居、乌孙能够越过白龙堆来侵犯西部边境吗？本来是为了控制匈奴。用百年积累的劳苦在一天之内毁掉，耗费十份却吝惜一份，臣私下替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于未乱、未战之时，以遏制边境祸患的萌芽。魏相劝谏攻打匈奴书【《汉书》】

译臣听说，拯救乱世、诛讨暴虐，叫作义兵；出兵合乎正义就能称王。敌人侵犯自己，不得已而起兵，叫作应兵；出兵应敌就能取胜。为小事争执、不能忍受愤怒，叫作忿兵；因愤怒而出兵就会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物，叫作贪兵；贪利出兵就会破败。倚仗国家强大，夸耀百姓众多，想在敌人面前显示威势，叫作骄兵；骄傲出兵就会灭亡。这五种情况不只是人事，也是天道。近来匈奴曾经表示善意，凡是得到的汉人都送还，从未侵犯边境；即使争夺车师屯田之地，也不足以放在心上。如今听说各位将军想要兴兵进入匈奴土地，臣愚昧，不知道这种军队应当叫什么名目。如今边郡贫困，父子共同穿犬羊皮裘，吃草木果实，常常担心不能自存，实在难以发动战争。战争之后，必定会有凶年，这是说百姓因忧愁困苦的气息，损伤了阴阳的和谐。出兵即使取胜，仍有后患；恐怕灾害的变故会因此发生。如今郡国的守相大多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风俗尤其浅薄，水旱灾害又不合时令；按今年的统计，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兄长、妻子杀丈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小小的变故。如今左右近臣不忧虑这些事情，却想为一点细小的愤怒向远方夷族出兵报复，几乎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希望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见识的人详细商议，然后再作决定。耿育上奏为陈汤申诉的书【《汉书》】延寿、陈汤为圣明的汉朝发扬探究深远、声威远播的威势，洗雪国家多年积累的耻辱，讨伐遥远边域不受约束的君主，俘获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敌人，这种功劳哪里有可比的呢？先帝嘉奖他们，接着下达明确诏书，宣扬并表彰他们的功劳，改换年号，垂示后世，流传无穷。正逢南郡进献白虎，边疆没有警报。恰逢先帝卧病，仍然挂念此事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为延寿、陈汤建立功勋的封赏。唯独丞相匡衡排斥他们，不肯给予封赏，延寿、陈汤只被封了数百户。这就是功臣和战士感到失望的原因。孝成皇帝承继开创基业的基础，凭借征伐所形成的威势，兵器不用动，国家也没有战事；然而大臣倾邪，谗佞之人在朝廷，却不曾深思事情本末的艰难，也没有吸取防患于未然的教训，反而想专擅皇帝的威权，排斥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孤独地蒙受冤屈，被拘禁而不能自行申辩，最终以无罪之身年老弃置在炖煌，正处于通往西域的道路上。这样一位以威名折服敌人的大臣，转眼间祸患就临及自身，又被郅支留下的余党讥笑，实在可悲。直到今天，奉命出使外族的人，没有不陈述诛杀郅支的事来宣扬汉国强盛的。借助他人的功劳来使敌人恐惧，却抛弃其本人来迎合谗言，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强盛时必须考虑衰败。如今国家既没有文帝多年节俭积累的富饶储备，也没有武帝时期不断招致的勇猛俊杰、擒敌之臣，只有一个陈汤而已。假使到了不同的时代，情况还不如陛下这里，我仍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封表他的墓，以此勉励后来的进取者。陈汤幸而身逢圣明时代，功业还没有过去多久，反而听任邪臣鞭打驱逐、斥退远放，使他逃亡分散，死后也没有安葬之处。远见卓识的人没有不估量认为，陈汤的功劳是世世代代都难以达到的，而陈汤所受的过错却是人情所常有的。陈汤尚且遭到如此对待，即使再次筋骨断裂、尸身暴露，仍会被唇舌所伤害，成为嫉妒之臣的俘虏。这就是臣为国家尤其忧惧不安的原因。代张方平劝谏用兵书【苏轼】臣听说，喜好兵事就像喜好美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好色的人必定死亡；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人必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取胜时享有安全的福泽，失败时也一定只是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不打却不停下来，所以取胜时变乱来得迟而祸患更大，失败时变乱来得快而祸患较小。因此圣人不计较战争胜负的功劳，而深深警戒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道路运输而濒于破产的有七十万家。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贫困，饥寒逼迫，后来必然有盗贼的忧患；死伤和愁怨积累，最终必然招来水旱灾害。上面将帅拥兵自重，产生跋扈之心；下面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叛乱的意愿。变故层出不穷，都是由用兵造成的。至于最先倡议发动事情的人，受到的责罚尤其重，大概是因为平民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充满积聚，必定要有人承担责任。所以圣人畏惧并重视战争，不是不得已，就不敢使用。自古以来君主喜欢动用干戈，由失败走向灭亡的不可胜数。臣今天不敢再说失败的情况，请为陛下说说取胜的情况：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又继续征伐胡人和越人，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即使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可是坟土尚未干，天下已经怨恨叛乱，二世被杀，子婴被擒，灭亡的惨烈，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富足有余的基础，一开始挑起与匈奴的战争，战事接连不断、不能停止，终于逐渐波及各国，年年征发，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战争祸患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达与天相齐，它出现的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战争持续三十多年，死者无数；到巫蛊之事兴起，京师流血，僵尸达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到失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始终相伴；皇帝虽然悔悟并自我克制，但临终时的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平定江南以后，继续征伐夷狄；隋炀帝继位后，这种心思没有改变。他们都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很快就灭亡了。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已经攻破消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志在建立功业，并非不得已才用兵。后来发生武氏之难，唐朝衰落不断，国势危如一线，大概就是用兵的祸患，万物的规律难以逃脱。否则，唐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克己、使百姓富裕，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可是一传之后，子孙却陷入战乱涂炭，这难道是行善应得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是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仅仅得以保存；

译秦、隋是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随即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掩卷流泪，悲伤于他们谋划的过错。假使这四位君主在刚开始用兵时就立即遭到失败，警觉地戒惧，知道用兵的艰难，那么祸败的兴起应当不会达到这种地步。不幸的是他们每次出兵都取得胜利，所以习惯于功利，考虑祸患不够深远。因此臣说：取胜则变乱来得迟而祸患大，不能取胜则变乱来得快而祸患小，这一点不可不察。过去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无意于战争，将士懒惰偷安，兵器铠甲破旧钝坏。元昊乘机突然发动，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接连三四次失败，损失动辄以万计；可是天下安定，战争停止、事情结束，百姓没有怨言，国家也没有遗留的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他没有喜好战争的心意，天地鬼神也相信他确实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如今陛下是上天赐予勇略和智慧，心意在于使国家富强；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邻国。群臣百官看出这一意图，大多谈论用兵。事情开始时，辅佐大臣掌握国命，却没有深谋远虑的心；枢密大臣主持国政，却没有考虑祸害、持守困难的见识；担任台谏官职的人，也没有提出劝善纠错、纳忠进谏的意见。事情从细微逐渐发展到显著，终于形成严重祸根。后来薛向提出横山的谋略，韩绛献上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与他们协力，军队损失失败，财物用度耗尽。和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境士兵都叛乱，京师骚动不安，陛下因此数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造成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怨恨敌人的心意，反而责怪陛下。还依赖祖宗长期积累的厚德、上天深厚的保佑，所以使军队出动没有功效，反而感悟了圣意。然而见识浅薄的人却把失败当作耻辱，竭力想求胜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构成祸端，章惇在横山制造嫌隙，熊本在渝泸发动事难。但这些人都残害已经投降的俘虏，累及年老体弱、困苦疲敝的腹心地区，夺取空虚而没有用处的土地，把它当作武功，使陛下获得这种虚名，却忽视了实际祸患，勉强自我激励，奋力追求功名。因此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气毒雾中，死亡者十人中有五六人。道路上的人死于运输财物、粮食和器械，虽然没有见到敌人，却全都耗费在用兵上；正当人们以为用兵之意必将稍微减弱时，李宪的军队又从洮州出动了。如今军队取胜，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然会产生轻视四夷、欺凌侮辱敌国的念头；天意难以测度，臣实在对此害怕。况且战争胜利以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的捷报、拜表称贺和显赫耀眼的场面罢了。至于远方百姓的肝脑涂在刀刃上，筋骨因运输粮饷而断裂，流离失所、家产破尽、卖儿卖女、眼睛被熏瞎、手臂被折断以及上吊自杀的情状，陛下一定看不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也一定听不见。这就好比宰杀牛羊、剖开鱼鳖作为膳食，食用的人觉得美味，死去的动物却极其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刀刃下哀号、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丢下筷子而不忍食用；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自己观赏、取乐呢？即使陛下的将士精强、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一样，取胜以后祸乱也正要兴起，尚且不可挽救；何况如今各地将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得远远不止万倍？而且近年来公私都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蓄已经荡然无余，州郡征税的储备也几乎全都上供，百官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南郊祭祀的赏赐拖了很久还没有办妥。凭这样的情况发动战争，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处理后果。况且饥荒和疫病之后，各地盗贼纷纷兴起，京东、河北尤其无法形容。假如一旦兴起军事行动，横征暴敛随之发生，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按这种形势，不成为大盗就无法保全自己；边事正趋严重，内部祸患又重新兴起，那么陈胜、吴广的局面就会出现在这里。这就是老臣整夜不能入睡、临食叹息，甚至痛哭而不能自止的原因。臣又听说，凡是发动大事，必须顺应天心；天所向往的，依此行事就一定成功，天所背弃的，依此行事就一定失败。天心向背的迹象，表现在灾祥、丰歉之间。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瘟疫连年不止，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的向背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陛下正断然不顾，不停地发动事情。这就像子女得罪父母，只有恭敬顺从、安静反省、承认过错并自责，才或许能够得到宽解；如今却纷纷责问，任凭奴婢肆意鞭打，像这样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能得到父母赦免的。因此臣希望陛下远察前代兴亡的迹象，深刻体察天心向背的道理，断绝动用兵革的念头，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确立社稷长久的谋划；对上使二宫能够安享朝夕供养，对下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即使臣老死在沟壑中，也可以瞑目于地下了。过去汉高祖消灭群雄，终于拥有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使汉朝祭祀与天地相配。到了白登被围，才讨论和亲的办法；谈到西域，请求派官吏就派出，若请求不合适就拒绝。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懂军事，大概是经历的变故多了，考虑祸患就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地议论讨伐，老臣庸碌懦弱，私下认为这是过错。然而臣下向君主进言，如果顺着君主已经厌倦的事情来劝他停止，就容易奏效；如果迎着君主正盛的锐气去折服他，就很难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意愿。当气势正盛时，即使是平民和卑贱的士人，也有不可夺取的意志。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通达、度量超过常人，就没有人能在奋发之中勇于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只以道义为准则。如今陛下因用武而气势正盛，形势不可扭转。臣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却仍不停献言，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明宽大，听取采纳意见而不疑，所以不敢用一般人争强好胜的常情来衡量陛下。况且臣料想，陛下将来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一定会哀痛悔恨，追究左右大臣当初未曾说过一句劝谏的话。臣也将老去并且死亡，到了地下见先帝时，也有借口可以说了。只希望陛下哀怜并察看这番话。路温舒上奏《尚德缓刑书》【《汉书》】

译臣听说，齐国有无知之祸，而齐桓公因此兴起；晋国有骊姬之难，而晋文公因此成就霸业。近世赵王没有善终，诸吕发动叛乱，而汉孝文帝成为太宗。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往往正是上天用来开启圣人的契机。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扶助衰微、振兴败坏，尊奉文王、武王的功业，使恩泽施加于百姓，功德润及诸侯；虽然比不上三王，天下却归向仁德。汉文帝永远思念至高的德行，以承顺上天之心，崇尚仁义，减省刑罚，疏通关梁，使远近相通，像敬重大宾一样尊敬贤者，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百姓，把自己内心认为安适的恕道施行于天下，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继承变革之后，必定要有不同于旧制的恩惠，这正是圣贤彰明天命的做法。从前昭帝去世而没有后嗣，大臣们忧虑焦急，共同谋划，都认为应当援引昌邑王的亲属关系拥立他；然而上天没有把使命授予他，使他的心志沉溺于淫乱，终于因此自取灭亡。深入考察祸乱的缘故，才知道这正是皇天用来开启至圣之人的安排。所以大将军接受使命，作为武帝的股肱来扶持汉国，披露肝胆，决断大计，贬黜没有义行的人，任用有德之人，辅佐上天行事，然后宗庙才得以安定，天下全都安宁。臣听说《春秋》慎重记载即位之事，是为了尊重大一统而慎重对待开端。陛下刚登上至尊之位，与上天相合，应当改正前代的过失，端正开始承受天命的统绪，涤除烦琐的文法，解除百姓的疾苦，使灭亡者得以存续、断绝者得以继承，以顺应天意。臣听说秦朝有十项过失，其中一项至今还存在，那就是掌管狱讼的官吏。秦朝时，鄙视文学，喜好武勇，轻视仁义之士，尊重治狱之吏；正直的言论被说成诽谤，阻止过错的话被说成妖言。因此，盛行先王之道的学说不能用于世，忠良的切直言论全都郁积在胸中，阿谀赞誉的声音每天充满耳边，虚假的美名熏染心灵，实际的祸患却被遮蔽堵塞，这就是秦朝丧失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依赖陛下深厚的恩德，已经没有兵革的危险和饥寒的忧患，父子、夫妻共同努力来安定家庭；然而太平之治还没有完全普及，是因为狱讼扰乱了它。狱讼关系到天下人的重大命运，死者不能复生，▯者不能复属。《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如今掌管狱讼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彼此驱迫，把苛刻当作明察；定罪深重的人获得公正之名，判决平允的人反而常有后患。因此治狱之吏都希望置人于死地，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把让别人死亡看作保全自己的办法。所以死人的鲜血流淌在街市上，受刑的人肩并肩站立，被判死刑的案件每年以万计，这是仁德圣明之人所感到痛心的。太平之治没有完全普及，原因全在这里。人的情绪安定就乐于求生，痛苦就想到死亡；在鞭笞刑罚之下，还有什么话说不出来？所以囚犯承受不住痛苦，就编造供词来迎合审问；治狱的官吏认为这样有利，便引导他们供述，再把这些供词明白地上奏。官吏害怕罪状不够，就反复锻炼、周密罗织罪名。等到奏报所定的罪案形成，即使皋陶来审理，也会认为这个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经过锻炼罗织的罪案很多，文辞构成的罪状十分明显。因此狱吏专门从事深文刻法、残害无辜而没有止境，苟且应付一切，不顾国家的祸患，这就是当世的大贼。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个监狱，议论也不进去；刻个木头狱吏，约定也不回答。”这些都是痛恨狱吏作风、表达悲痛的言辞。因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狱讼更深的；败坏法令、扰乱正道、离间亲属、堵塞道路，也没有比治狱之吏更严重的。这就是所说的秦朝十项过失中仍然存在的一项。臣听说，乌鸢的卵不被毁坏，凤凰才会来；诽谤之罪不被诛罚，良善的言论才会进来。所以古人说：“山林草莽能够藏纳疾病，河川湖泽能够容纳污秽，美玉也会隐藏瑕疵，国君应当包容耻辱。”希望陛下废除诽谤之罪，以招来切直的言论，打开天下人的口，拓宽规劝进谏的道路，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文王、武王的德行，减省法制，宽缓刑罚，从而废止苛酷治狱；这样，太平的风气就可以兴盛于世，永远享有和谐安乐，与上天同样没有尽头。天下幸甚。《文编》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三。明代唐顺之编。《准诏言事上书》【欧阳修】某月某日，臣欧阳修恭敬地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陛下上书。臣近日接到诏书，承蒙允许上书谈论政事。臣学识浅陋，不能广泛援引深远的道理，来阐明治乱的根源，只谨慎地采择当今的急务，分条列举为三项弊病、五件事情，以答应诏书所要求的内容。伏望陛下裁夺选择。臣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虽有忧劳勤勉之心，如果不知道达到大治的关键，那么心力越劳苦，事情反而越乖谬；虽有采纳谏言的明察，如果没有坚决实行的果断，那么言论越多，听取时反而越迷惑。所以做人君的，应当用琐碎事务责成臣下，对重大事情专断独决，这就是达到大治的重要方法。采纳一句可用的话，即使众人的议论也不能阻止它实行，这就是坚决实行的果断。懂得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臣看到，自从国家一动大兵，中外都骚动不安。陛下思虑社稷安危，挂念军队和百姓的疲惫困顿，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军队日益衰老，贼势日益强盛，集合九州的力量去讨伐一个西戎小国，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前进。如今又有北方强大的戎族违背盟约发动行动，将用什么来抵御他们？从来所忧虑的是西夏，如今西夏已经叛乱；所憎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已经兴起；所担忧的是水旱灾害，如今水旱已经发生；所依赖的是民力，如今民力已经困乏；所需要的是财用，如今财用已经匮乏。陛下内心的忧虑一天比一天深，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这就是臣所说的用心虽然劳苦，却不知道寻求达到大治的关键。近年以来朝廷开放言路，献计之士不下数千人，然而事情的头绪反而越来越多，连应付都来不及。从前采纳的各种意见纷纭复杂，到了遇到事情时，谁又能防止其中哪些可以采用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言论虽然很多，却不如实行时果断。臣反复思考，圣心最为忧虑、而当今最缺少的，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防御戎族的策略、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这五项，陛下担心现在没有，而臣认为如今全都有，只是陛下没有能够使用它们，是因为还没有思考使用的方法。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地域狭小，军队和百姓不多，然而尚且能够向南攻取荆楚，收复伪唐，平定闽岭，向西平定两蜀，向东攻下并州、潞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军队、财物、将领和官吏，数量有多少呢？只是善于使用，所以不觉得少。何况今天承继百年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是国初的十倍。所以臣敢于说，现在有军队，有将领，有财用，有防御戎族的策略，也有可以任用的大臣。然而陛下都不能使用它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朝廷有三大弊病。什么叫三弊？第一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第二是不明确赏罚，第三是不考核功绩实效。这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下面的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弛败坏。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势，赏罚是天子的权力。如果号令不能取信于人，赏罚不能适当，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用功绩实效来责求臣下，这样号令才不会虚发，赏罚才不会滥行。慎重发布号令，明确赏罚，责求功绩实效，这三项是帝王的奇妙方法。自古以来英武如汉武帝、聪明如唐太宗，都懂得运用这三种方法，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柄，因而所求无不得到，所想都能如意。汉武帝喜好用兵，就诛灭四夷，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以满足自己的心愿；想求得将领，就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才干，供他指挥；想得到贤士，就有公孙弘、董仲舒、汲黯等人来满足他的心意。唐太宗喜好用兵，就诛灭突厥，降服辽东，威势震动夷狄，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想求得将领，就有李靖、李勣等人听从他的驾驭；想得到贤士，就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在身边。这两位帝王，可以说所求无不得到，所想都能如意，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能够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柄罢了。伏望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过汉武帝、唐太宗，又完全拥有汉唐那样的天下；然而想要抵御边疆时常常忧虑没有军队，想要击破贼寇时常常忧虑没有将领，想要供给军队时常常忧虑没有财用，想要威服四夷时常常忧虑没有防御策略，想要任用贤能人才时常常忧虑没有人可用，所以所求都得不到，所想都不能如意。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没有运用威势权力的方法。自古帝王，有的被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于是威势和权力不能出自自己。如今朝廷没有强臣的忧患，身边也没有小人的蒙蔽和偏任之弊；内外臣民都像敬天一样尊敬陛下，像爱父亲一样爱陛下，侧耳伸颈，盼望陛下有所作为，那么陛下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赫然振作，掌握威权来统治他们，就可以使万事都办成，还担心五项事情没有办法吗？为什么三项弊病会因循不改？凡一件事情不能办成，臣请求说明这三项弊病。言论多变就不能取信，命令频繁改动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以详细审慎，施行不久便又改弦更张；用不能取信的话去行事，用难以遵从的命令办事，所以每当有处置事务时，州县知道朝廷还没有定下不变的命令，官吏就有人彼此说：“暂且不必实行，不久一定还会更改。” 有人说：“准备好礼仪发下去，大略按照应当破除的指挥办理。”但早晚之间果然又发生变化，以至将领和官吏不断更换，道路上疲于迎送，文书公牍纵横交错，上下都不能遵守；中外臣民有的听到后叹息，有的听到后暗自发笑。叹息的人有忧虑天下的心，暗笑的人有轻视朝廷的意思。号令到了这种地步，还想凭它威服天下，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的弊病。任用人的方法不过是赏罚；然而赏赐落到没有功劳的人身上，恩惠就不足以劝勉人；惩罚错过了有罪的人，威严就没有使人畏惧的对象。即使有人才，也不能使用了。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回来，功劳不小；但因犯法被贬，十年不予召用。当时正要讨伐江南，所以贬黜王全斌和其他将领，以此确立法令。太祖神武英明而果断，能够平定天下，赏罚之法都是如此。近来关西用兵已经四五年了，大将因没有功劳而被罢免的，仍旧担任官职；军中看见没有功劳的人也不妨碍得到好官，那么各位将领谁肯建立功劳呢？副将中畏惧怯懦、逗留不进的，都应当判处死罪；但有的只是暂时贬黜，不久又升迁，有的甚至不贬黜，仍旧任职。军中看见有罪的人不受诛罚，那么各位将领谁肯效命呢？这就是所谓赏赐不足以劝勉，威严没有使人畏惧的对象。

译赏罚到了这种地步，却想任用人，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不明确赏罚的弊病。自从军队出动以来，处置事务并不少，但多半有名无实。臣请求略说其中一两件，其他情况也就可知了。几年以来，戍防的军队没有断绝，各路的百姓有一半成了士兵。其中老弱、患病、矮小、怯懦的人数不胜数，这只是有戍防军队的虚名，却没有真正得到足数军队的实效。新征集的军队，所在之处不断教练、追呼，上下百姓不得安居。主持教练的没有将领的才干，所教的也没有旗鼓进退的节度。往来于州县之间，愁叹哀号之声四起。既然大多是老弱、患病、矮小、怯懦的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心练习的方法，这只是有训练军队的虚名，却没有训练军队的实际本领。各路州军分别制造器械，制作时已经劳累民力，搬运输送又使道路上的人受苦。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坚固，长短大小大多不合尺度。制造之处只求凑足数目、赶快完工，不考虑所造器械不能使用；经手的官司又没有检查责问。这只是有器械的虚名，却没有器械的实际效用。用草率的方法训练老弱怯懦的士兵，拿着钝折而不能使用的器械，百战百败，这是必然的道理。到了临事之时才醒悟，又怎么来得及呢？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草率马虎，这就是不考核功绩实效的弊病。臣因此说：三项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下面的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弛败坏。万事不能全部说尽，臣请求谈五件大事。第一件是军队。臣听说，攻打别人靠的是谋略，不是力量；用兵较量的是智慧，不是人数。前代用兵的人，兵多的常常失败，兵少的常常胜利。汉王刘邦的将领韩信等率领百万军队，遇到光武帝的九千人而失败，这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苻坚率领百万军队，遇到东晋二三万人而失败，也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曹操率领三十万青州兵，在吕布手下大败，退回许都，后来又用两万人击破袁绍的十四五万军队，这是用兵人数多就失败、人数少反而胜利的明显证明。何况对夷狄尤其难以凭力量争胜，只能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这是因为军队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够用计取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把少数军队当作多数使用；不善于用兵的人，军队虽然多，实际反而更少。现在筹划对策，增加军队就会耗费国家，减少军队又会使贼寇得胜。如今沿边军队不少于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和虚报的数目，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使用，因此七八十万军队，还抵不上七八万人使用。加上军队没有统一的统制，分散零碎，把多数分成少数，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于用兵，军队虽多反而越来越少，所以总是交战而总是失败。臣希望陛下赫然振作威势，告诫激励各位将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在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五十万精兵。考察古人用兵，能够以一当百；如今既然还做不到，只要能够以一当十，那么五十万精兵就可以抵得五百万军队使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的人能以少数变为多数，古人兵少而常胜的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不考虑实际效果，只致力于增加人数，耗费国家、耗费百姓，年复一年累积下去，即使贼寇没有到来，天下已经困苦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是将领。臣又听说古语：“将相并没有固定的种类，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等级地任用他们，才是名将。”国家求取将领的心意虽然殷切，但选取将领的道路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举荐将领，却又限制资历品级，那么身处下位的英豪之士就无法得到。考察将领才干，又以弓马只看一人之勇为限制，那么有统率万人智慧谋略的人全被遗漏了。山林中的奇才俊杰，被征召而来，却因为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授予一个主簿的借职，使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开，那么古代屠宰、垂钓、饭牛之类的杰出人才，也都会被激怒而失去。到了没有人可用的时候，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脚、庸碌怯懦、昏暗低劣的人，也都把兵权交给他们。天下三尺高的孩童都知道这会使朝廷陷入危险；前些日子澶渊的士卒几乎给国家惹出祸事，就是明证。议论的人不知道取用将领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希望陛下革除旧日弊病，振作精神，精心求取贤能豪杰之士，不必限制他们的职位低下；有智慧谋略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山林中的杰出人才，不可因为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能够用非同寻常的礼遇对待人才，臣下也将用非同寻常的功效报效国家。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一定医治疾病发生的根源，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一定寻找弊病发生的源头。如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在哪里？是因为用兵而耗费太大。汉武帝喜好穷兵黩武，耗尽历代积累的财物；当时在单于台检阅军队不过十八万，尚且能够使匈奴国力困乏，何况如今有七八十万军队，连续四五年不停止，所以耗尽天地所产生的物资，竭尽万民的膏血，财用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智者，物资也不能增加，计策也无从施展。只有减省冗余士卒的虚耗，训练精兵而迅速作战，功成之后停止用兵，自然就够用了。如今军队有可以削减的理由，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贼寇有可以迅速攻击的机会，却没有将领敢于奋勇出击。延误时机而使事情失败，只会白白耗费国家、耗费百姓。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是防御戎族的策略。臣又听说兵法说：“上等的用兵是攻伐谋略，其次是攻伐外交。”契丹与朝廷通好，已经将近四十年，不敢妄自发动行动。如今突然发动狂妄的谋划，意图在哪里？大概是看见中原屡次被元昊击败，所以敢于产生贪图之心，窥伺空隙而行动罢了。如今如果告诫激励各位将领，选练士兵、喂饱战马，迅速进入西界，只要能够痛击元昊贼军一阵，我军的威势就会大大振作，敌人的计谋也会受挫；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上等用兵在于攻伐谋略。如今议论政事的人都知道，契丹和西贼暗中谋划，想集合两国力量窥伺我河北、陕西。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先击败其中一个国家，敌人的势力就减少一半，不能独自发动进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攻伐外交。元昊土地狭小，贼兵不多，从前进攻我方时，传闻契丹常常有援兵。如今如果契丹内部正有防备集结的谋划，而元昊突然受到攻击，必然会向契丹求援。契丹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它南侵的力量；如果不援助元昊，那么两国之间就会产生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攻伐外交的防御策略。

译假如两国约定日期、分路前来侵犯，而我军能够提前大举出击，那么元昊仓皇自救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同契丹互相配合、内外呼应呢？这就是破坏他们原先定下的盟约，打乱他们约定的日期，是兵法所说的“使亲近者离散”，也是防备攻伐外交。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次获胜，常有轻视各位将领的心理。如今又看见朝廷正忧虑契丹，在河朔经营部署，必定认为我军不能向西出兵。现在趁他骄傲懈怠，正是迅速驱兵急击的时候。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是取得胜利的上等防略。前年西部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贼军气势力量正盛，我军尚未训练成熟，朝廷还允许他出师。何况如今元昊已经呈现可以进攻的形势，这个时机不可错过。他正庆幸我们忧虑河北，却没有料到我们能够向西征伐；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从四路分别设置主帅，到现在已经半年，经过训练和施恩取信，军队已经可以使用，所以近日屡次上奏请求小规模防守，这是我军逐渐振作、贼军气势逐渐受挫的表现，这也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使两个敌虏先来进攻，那么我们就没有防备了。臣希望陛下诏令主管政事的大臣，详细议论后施行。这是第四件事。第五件是可以任用的大臣。臣又听说仲尼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诚守信的人。”何况如今文臣武将分列职位，遍布天下，其中难道会没有有才智的大臣吗？陛下总理万机，既没有时间完全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亲自进用贤者、斥退不肖之人。执政大臣每每拘泥于旧例，也不敢进用贤者、斥退不肖之人。审官院、吏部、三班的官职，只掌管文书簿册和差遣任免罢了，也不敢越级进用贤者、斥退不肖之人。这样从上面的天子到下面的有关部门，没有一个人能够进用贤者、斥退不肖之人，所以贤者和愚者混杂，侥幸之人彼此容纳。三年升迁一次，再没有人加以辨别。平时没有事情，只担心官员太多而无法安排差遣；一旦遇到事情，需要人才时却常常忧虑缺少可用之人。自古任用官员的方法，没有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举荐者因此升官就是进用贤者，因犯罪而被贬斥责罚就是斥退不肖；这是不了解其中弊病的深重。大凡善恶不同的人各自按类别聚集，所以守廉洁谨慎的人，各自举荐清廉能干的人；有贪赃污浊行为的人，各自举荐贪婪污浊的人；喜欢徇私的人，各自举荐善于托请的人；性情庸碌昏暗的人，各自举荐没有才干的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举荐者的数目足够，便给被举荐者改任官职，那么清廉能干的人升迁了，贪浊的人也升迁了，请托的人也升迁了，没有才干的人也升迁了。混淆到了这种程度，难道就可以作为进用贤者的方法吗？如今贬斥责罚官吏，难道有什么澄清、纠察、举发的办法吗？只有犯有贪赃罪行、又因百姓控告申诉的人，才能够被贬黜。那些能够玩弄法律条文来求取财物贿赂的人，也是强悍狡黠的官吏，政事一定由自己说了算；所以即使剥削豪强百姓，有时还顾不上贫弱百姓。至于没有才干的人，不能主持事务，众多胥吏共同作奸欺骗，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会在一时之间遭受祸害。这样说来，贪赃的官吏和没有才干的人，危害是相等的。如今贪赃的官吏因自己败露而被贬责，十个人中也除去不了一两个。至于没有才干的人，上下都知道却不追究，宽纵姑息而容纳奸邪，弊病就是这样。难道这就可以作为斥退不肖的办法吗？贤者和不肖者既然没有区别，那么设置的官职虽多，却没有人可以使用，也就应该了。臣希望陛下明确赏罚，责求功绩实效，这样人才就都会列在陛下面前了。臣因此说：五项事情全都有，只是陛下不能使用它们，是因为有三项弊病。三弊五事，臣已经详细说明了。只希望陛下加以选择，天下的事务不过如此。如今上有天象变异，下有地理失常，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不是陛下迟疑宽缓的时候，只希望陛下为社稷和百姓多加留意。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上仁宗皇帝书》【苏洵】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平民臣苏洵恭敬地叩头拜了两拜，冒着万死之罪向皇帝宫阙上书。臣上月五日，承蒙本州抄录中书省札子及连署文书，得知臣因为两制官员议论上奏、翰林学士欧阳修奏请，将臣所著《权书》《衡论》《几防》二十二篇请求赐予甄别录用。陛下过分听信，召臣到舍人院考试防论，又命本州发遣臣赴京。臣本是田野间的普通百姓，姓名都没有登记在州里的乡闾之中，如今突然被召见，实在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够通达朝廷。接受命令后惊悸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凭陛下亲自具备至圣的资质，又有众位公卿的贤能和天下士大夫之多，像臣这一类人本来应当不少。【此处“臣无臣不加损益”文意不明。】臣不幸患有背柴劳作留下的疾病，不能奔走道路，以符合陛下搜求举拔人才的心意；忧惧惶恐，背负罪责，无地自容。臣本来是平庸之才，没有进身之路；年轻时也曾想在陛下的科举中侥幸求取功名，有司认为臣不成材，便把臣排斥落第。大概退居在家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即使想勉强扶病尽力，也自知疏陋笨拙，终究不能符合有司的心意，恐怕再次获罪而辱没明诏。况且陛下不远千里召臣，心意是认为臣能够有所阐发，希望对圣明政治万分之一有所补益。而臣从束发读书直到今天，年近五十，仍然不敢废弃学业，心意也是想在当世略尽微薄之力，以实现平生的志愿。如今虽然不能赶赴宫阙之下而给有关官员增添负担，却仍不忍默默无言地结束此事。天下的事情，其中深远而切要的，臣自知身份疏远卑贱，不敢立即谈论；至于那些浅近而容易施行、浅显而尚未被看见的，谨慎地分条列为十件，以答塞明诏。第一件是：臣听说，利益所在之处，天下人都会奔赴；所以有千金家产的人想要有所作为，百家聚集的市场也不得安宁。古代圣人掌握重大利益的权力，以此驱使天下人；意向所指之处，天下人争先恐后地去做。如今陛下拥有驱使天下人的权力，却不能运用，为什么呢？古代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受到劝勉；如今陛下增加品秩、授予官职，动辄以千计，那些人都认为官位是自己凭本领取得的，却不知道竭力报答皇上的恩德。到了遇到事情时，谁来效力呢？这是因为陛下轻易使用爵禄，使天下士人经过长久岁月便可以得到它们，譬如出卖劳力的人按工计酬；即使给他千万钱财，他哪里会感念主人的恩德呢？

译因此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只能谨慎自守。遵守规矩就足以取得高位，官吏的考核期限往往超过规定，致使陛下急切忙碌地寻找职位来安置他们都来不及，还要选择他们是否贤能，以致劳苦陛下的百姓，并耗尽大司农的钱粮；这是议论者想要革除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臣私下思考，如今驾驭天下官吏的制度，从州县令、录事、幕职到改任京官，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所以才这样纷纷杂乱。现在即使增加举荐官员的数量、延长考核期限、加重举荐官员的罪责，也只足以阻隔贤者而容纳不肖者。况且天下无事时，即使庸人也足以做到没有过错；一旦改任官职，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他的举荐者说这是廉吏、这是能吏，朝廷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廉洁、为什么有才干。幸而没有发生败坏事情，就永远被看作廉吏和能吏。即使加重举荐者的罪责，也看不出有什么益处，上下互相蒙蔽，请托公然流行。任官经历六七次考核，寻求五六名举荐者，这是谁做不到的呢？臣愚见认为，举荐人才的人，应当让他明白写出事实，说某人是廉吏，曾经因为某件事情而知道他的廉洁；某人是能吏，曾经因为某件事情而知道他的才能。虽不必有非同寻常的功劳，却都应有可以记载的事迹。如果只特别注明“廉洁能干”而已，不予受理。这样一来，庸人虽然没有罪过却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就不能混入其中。即使有人老于州县、没有特别大的功劳，也不必过分惋惜；天下的官吏必定都会努力建立值得称道的功劳，为百姓兴利除害，只怕功劳不是出自自己。这就是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争相行善的方法。有功就赏，有罪就罚，实质上是同一件事。如今降职罢任的人，必定上奏说明某人犯了某项罪，那项罪确实成立，然后朝廷才据此实行惩罚。如今如果不写明他所犯的缘由，只说这是无才的贪官，那么朝廷怎么肯凭空话加罪于他？现在为什么偏偏到了改任官职时，却听信这种空话呢？这是极其不加思考的。有人认为这样做，天下官吏就会努力做出可称道的事情，因而用心过度，制造事端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收拾。臣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圣人必定观察天下的形势而制定法令。天下刚刚平定、百姓厌倦劳役时，圣人就采用因循的政策，使百姓休养生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故，必然会有不振作的祸患，因此圣人要打破苟且的心理，振作懈怠的精神。汉代元帝、成帝只是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导致祸乱。如今天下稍微懈怠，应当有办法激发人心，使他们踊跃追求功名，以改变风俗。何况冗官已经这样纷杂，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节制，又为什么要对此迟疑呢？况且陛下与天下士人相约以功名相待，而不要苟且求取，这是对待他们最为深厚的方式。至于那些有宏大才能和远大谋略、不乐于处在小官之位而默默无闻的人，可以让两制官员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举荐他们，这样的人在天下也不过几位罢了。官吏有过错而不能升迁的，也可以让他们用功劳赎罪；这样也能表明陛下有所推恩，而不是只知道艰难地限制他们。第二件是：臣听说古代的制度，爵位俸禄都必须由孝顺、友爱、忠诚、守信、修身清洁、博学多闻，并且在乡党中有声望、能够传达到朝廷的人取得。到了后世就不是这样了，掌握曲艺小技巧的人也可以进用；然而他们取得官位仍有可凭借之处，其弊病还不如今天严重。如今任用人最没有道理的，恐怕就是所谓任子制度吧？凭借父兄的资历取得大官，又使自己的子弟获得任用；还要再任用孙辈，接着再任用自己的子孙，这样不学习而取得官位的人就没有穷尽。官位取得容易，失去时就不十分可惜；让不学习的人处在不太珍惜的官位上，他们把百姓看作草芥，本来就是应该的。朝廷从近年开始有意裁减节制，但都只是知道要减少，却没有找到应当减少什么；这叫做只控制末端而没有穷究根源，只看见粗略现象而没有认识精微之处，侥幸任官的风气虽稍有衰减，却仍然存在。圣人办事，不只是说有利就做，还必定要有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的办法。如今想要废除某项制度，必定要让天下人知道废除它的道理；这样即使全部废除，也没有人疑惑。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已经说明白了。所谓任子，也不过是说信任他的父兄而任用他的子弟罢了。那些父兄本来是因为学习才取得官位的；有学问的人任用别人，没有学问的人被别人任用，这是容易明白的。如今的制度只要侥幸使某人的官位达到可以任用别人的程度，就让他举荐任用子弟，不问他当初是凭什么取得官位的。况且他连被别人任用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够任用别人呢？这就像向一个借贷度日的人借钱，又希望他来借钱给别人，不是很困难吗？臣愚见认为，凭父兄任用而取得官位的人，即使官至正郎，也都应当不允许任用子弟；只有那些能够自行修养品行、越过常规考录次序而达到清要显贵职位的人，才允许任子。这样一来，天下的冗官必定大为减少，公卿之后代都会奋发求学，不等待父兄的资助；那些凭任子而取得官位的人知道以后不能再任用自己的子弟，也会努力，不肯终身自暴自弃地做庸人。这种益处难道只有一两点吗？第三件是：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就都有考核功绩的制度；周王室灭亡以后，这种制度才废弃断绝。自从京房提出考核官吏的议论以后，后来始终不能实行。有官职就必须有考核，有考核就必须有赏罚；有官职却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官职；有考核却没有赏罚，就等于没有考核。没有官职、没有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实在不能理解。然而经历千年，始终没有实行。即使实行，也会增加纷乱，最终仍然无法考察清楚。原因是什么？天下的官吏，不可能全部考核。如今如果想人人考核，就必须把他们纳入九等之中，这必然会颠倒错乱，还不如不设置更方便。臣考察从前实行考核功绩的制度，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天下的官职，都各自隶属于某位长官；有功有罪，他的长官都可以举荐或弹劾。如果一定要人人都由朝廷考核，那么他们的长官又有什么用呢？只有那些地位很高、没有所属长官的人，才应当由朝廷考核。考核应当加在什么人身上呢？他们地位尊贵，所以考核一个人，下面的人都可以整顿；他们人数少，所以能够完全考察其能否而不致错误。如今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守、令、丞、尉的贤能与不肖混杂，没有人辨别。守、令、丞、尉的贤与不肖不能辨别，过失在于职司不明；职司不明，过失在于没有所属，也没有长官。

译陛下把这些没有所属长官的官员，托付给一整路，他们的贤能与不肖应当让谁来察看呢？古代考核功绩，都是从司徒、司空等职官逐级到天子。古代的司职机构，就是今天的尚书省。尚书省废止以后，只有御史可以总括考察中外官员。臣愚见认为，可以让朝廷大臣议定各职司考核功绩的办法，并在御史台前设置考课机构。由中丞提出大纲，再从属官中选取一名强干明察的人，专门办理此事。以举荐、弹劾多的为上等，举荐、弹劾少的为中等，没有举荐、弹劾的为下等。等他们罢职归家时，便上奏他们治理的要点，使朝廷有依据来施行赏罚。对于非同寻常的功劳和不能掩盖的罪过，又应当另行给予补偿或惩处，使职司知道有所劝勉和惩戒；这样他们下面的守、丞、尉就不容许再有所依违，而考核的对象又不过几十人，足以查求实际。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再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实际上远方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过失全在职司。臣不敢把话说尽，陛下试着加以访察，就会知道臣的话没有虚妄。第四件是：臣听说古代诸侯把境内的人当作臣妾，而卿大夫之家也各有臣、陪臣来供其役使。他们的君主也像君主一样侍奉天子。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一境之内，能够决定生杀、给予剥夺、使人富贵或贫贱的权力，都由自己掌握，所以本来就足以把境内的人当作臣妾。后来诸侯虽然废除，但从汉到唐仍然有宰相、地方长官成为一方君主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任置官属、征辟举荐的权力，仍然足以使人臣服。所以太守、刺史坐在堂上，州县官吏拜伏在堂下，即使奔走叩伏，又有谁说不应该呢？自太祖受命以来，把天下的尊严收归京师，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皇上亲自任命。大司农以及供给衣食的机构，从宰相到州县官吏，虽然贵贱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都是与皇上并肩做臣、侍奉君主的人。因此一百多年间，天下不知道有权臣的威势；然而太守、刺史仍沿用汉唐的制度，使州县官吏像侍奉君主一样侍奉他们。他们都接受天子的爵位，都享用天子的俸禄，却不知道凭什么要把自己当作臣属。小官对于大官，不担心他们有不服从的地方，只担心他们服从得过分。如今天下以地位尊贵相互抬高，以地位低下相互谄媚，为什么还要让州县官吏奔走在太守的庭院里，简直像仆妾一样，只会唯唯诺诺、应接不暇呢？因此大官常常肆意妄为而不顾忌下属，小官不能纠正，甚至曲意顺从、阿谀侍奉，帮助大官作恶；能够保持中立而不屈服的人，实在已经很难得了。这不值得奇怪，形势本来就使他们如此。州县官吏地位低、俸禄薄，最接近百姓，也容易因此作奸；朝廷所依靠来约束他们的，只是用制度磨砺他们的廉耻节操，保全他们的气节，使他们知道有所羞耻。况且其中一定有特别杰出的人，将来要任用为公卿，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尤其不可取的是，如今让县令按照州县官吏的礼节侍奉太守。县令的官位虽然低下，但他所承担的，是治理一县的责任，与京朝官出任知县相同。他的属吏和百姓习惯看见本县长官拜伏在太守的庭院中，觉得县令如此没有威严，因而轻视他；因为轻视，就容易作奸，这就是县令处境困难的原因。臣愚见认为，州县官吏侍奉太守，可以恭敬谦逊、处于卑下，不敢抗拒就够了，不必通报姓名、赞拜行礼，也不必在太守下风处奔走服侍；这样既可以保全士大夫的节操，又可以警戒大官不要违法。第五件是：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定要有使人不能窥测的地方；因此天下有紧急事情时，不会去求取平时没有任用的人，使天下人不能趁仓促之际侥幸取得他的俸禄和职位。只有圣人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所任用的人，在缓急之际足以驱使；临到事情才选取的人，也不足以任用。《传》说：“宽缓时就宠用有声誉的人，危急时就任用披甲戴盔的武士。”如今所任用的不是平日所培养的，所培养的又不是临时所任用的。国家用兵时，悬赏征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夫、商贩中强健勇武的人，都能徒手夺取陛下的官职；而到了军队休息的日子，即使有人有超越世人的才能，却因为吝惜斗升之禄而不能任用，臣恐怕天下人会因此窥伺朝廷的虚实。如今任命为将帅的人，突然遇到危急困难而可以任使的，还有谁呢？陛下的老将，就是从前所说的能战胜敌人而善于防守的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以为，可以恢复武举，并为此制定新的制度，以革除旧有弊病。况且从前所谓武举，大概太疏略了。那些凭弓马技艺取得资格的人，不过是能拉强弓、举重物的市井粗材；那些通过防试录取的人，也只是记录、背诵章句，学习些区区无用的东西。再者，录取的人太多，天下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不应当有这么多，而朝廷对待他们又太轻薄。那些考试落第的人，不免被编入差役，所以所得到的全是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以参加这种考试为耻，不能忍心就任。应当利用贡士的年份，让两制各自推荐所听闻的人，由有关部门考试其中可用者，再由陛下亲自策问。除权略之外，还要便于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的人，不过选取一两名，授予破格的职位，用守边的职任来试验他们。文臣有制科，武臣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吗？从十个人中选取，难道会没有一两个吗？这样也就足以济事了。第六点是：臣听说，法律不足以制服天下；如果只凭法律治理天下，那么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骗它。况且法律必然有所管不到，先王知道它有所管不到，所以保存大体纲要，再用至诚来补救，使天下人不欺骗我们的原因，未必都是法律所能禁止的，也有其中有所不忍的缘故。君主驾驭大臣，不能像对待左右近臣那样一味使用法律；如果一定要等到法律具备之后才能驾驭大臣，那么那些疏远的小吏又将凭什么来约束呢？天下这样广大，却没有可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能称为国家了。臣观察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并非没有贤能俊杰之士，然而都只是奉行法律、供职守分，不犯过错罢了，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替陛下深思远虑，提出建议。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之内。臣请求列举一两件事来说：两府与两制，应当让他们日夜往来于朝门之间，以讲论当世事务，并且借此熟悉彼此为人，临事授予职任，使各人的才能不被埋没。如今法律不许他们相互往来，意思大概是要杜绝他们私下请托进言。

译君臣相处的道理不同：臣下只求自我防范，君主只求不防范臣下，因此彼此欢快相接而没有隔阂。若把两府、两制看作可信，就不应有什么请托；若认为他们不可信，他们又何愁没有地方施展私意？那么还谈什么相互往来呢？如今两制主持科举取士，免不了采用封弥、誊录制度；奏报之后，又派御史亲自前去监临，严肃得像审问大案，使人不知道是谁的文章，这也太过分了！臣愚以为，像这一类做法，应当一概撤除。那些稍有知耻知义的人，应该不忍心辜负陛下。如果他们仍然有所欺骗，那也就是天下无才无耻之人了。陛下显赫地震怒，诛杀一两个人，就可以使天下奸吏两脚并立，不敢妄动。想来听闻朝廷的风气，也一定会有卓异非凡的人才愿意为陛下所用。第七点是：臣听说，治理天下，可以把爵位和名器授予人，却不能把爵位和名器预先许诺给人。一个人的才干，不可能一日之间就看清楚，这是很久以来的道理。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四方来应试的人像集市一样多；一旦让有关部门评定他们，这本来就不能真正知道他们才干的高下大小，只不过暂且把他们收取进来罢了。将来让他们试行政治事务，观察其长久表现，必然会有很大的差别。不然的话，如今进士三人中，脱去布衣、授官的那一天，天下都希望他们将来做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一个不成为两制官的。况且他们凭一日的长处，便擅自享有终身的富贵；一经选取就把一切归给他们，好像朝廷欠了他们什么。这样一来，即使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也可能因此懈怠而不再修养；那些任意放纵行事的人，别人又会望风畏惧，不敢按察。这是为什么呢？还有更为不便的地方：先王治理天下，使尊贵者层层相尊，使高贵者世代相承，让天下仰望朝廷的尊严，像泰山高岳一样，不是凭攀附援引所能达到的。如果不是有大功劳和出众的才能，就不能轻易取得高位。因此天下知道有所忌惮，不敢觊觎。如今连五尺高的儿童，都文采斐然，人人有意于公卿之位；得到它便不知道惭愧，得不到便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习惯知道，官位一旦有机会就可以侥幸得到，并不困难。这样一来，平民就会轻视朝廷。臣愚以为，进士三人中，即使优待授予一官，也足以报答他们一日的长处。馆阁、台省等要职，非经推荐不得进入。假如他果真没有才干，怎么能进入？假如他果真有才干，又何必担心没有人推荐？这不只是为了爱惜名器，也是为了尊重朝廷。第八点是：臣听说，古代敌国彼此观察，不是观察对方山川的险要、士马的众多，而只是观察对方的人才。高山大江之间，一定有猛兽怪物，时常显露威势，所以人不敢轻慢。不必一定等到战胜之后才使对方服从，只要使他们平常就有所畏惧，不敢发动进攻，使我们平常总有所凭恃而没有怯惧罢了。如今凭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让夷狄把我们看轻；不太畏惧我们的人，竟敢多方发出烦琐言论来扰乱我们的听闻。他们心中如果不是窥伺到什么，又怎么能这样无所畏惧呢？敌国有事时，就以将帅相待；没有战事时，就以使者相互观察。如今所谓使者，也太轻视了。只说：“这是某人，任的是这个官，所以就派他出使。”今年派某人，明年应当派某人，后年又应当派某人，就像县令安排差役，只求平均轮换罢了。人的才能本来各有所短，不能强求他专门善于应对、口齿敏捷；勇敢，也不是可以仅靠学习获得的。如今却一定要强行要求他们具备这些才能，他们仓促之间失去次序，也不过是被夷狄嘲笑罢了。古代大夫出使边疆，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就专断处理。如今法令太密，使小吏拿着文书在旁边记录，稍微动一下脚便立即记下；即使有奇才辩士，又怎么能发挥作用呢？夷狄看见这种情形，就会认为在酒宴谈论之间尚且不能办事，到了军旅之际当然更没有人可用。这样将凭什么破坏他们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呢？臣愚以为，出使应当有固定的人选，只选用适合的人，不必强求平均轮换；那些不适合的人，陛下可以用文学政事方面的才能来责成他们，不必强迫他们在言语应对上办坏国家的事情，同时也应稍微放宽有关法律，使他们能够有所施展。况且如今世人的忧虑，是把出使看作艰难危险，所以才一定要平均轮换才认为可以。陛下在太平时代派遣使者，人人都能以辞免为由；以后有缓急之事，需要派他们进入生死之地，难道他们都会逃跑吗？臣这话又不只是针对出使而言。第九点是：臣听说，刑罚有赦免，来由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有八种可以议论而赦免的人，却没有可以赦免的时机。自三代衰微以后，才开始听说大规模赦免的命令；然而那都是因为天下发生非常之事，经过灾荒流离之后，盗贼横行、社会污秽之后，于是用它来大范围洗涤天下的罪过，尚且不像如今借郊祀而赦免，使天下的凶恶之民能够预先知道而侥幸犯法。平常小民畏惧法律，不敢徘徊试探；到了举行郊祀的年份，盗贼公然横行，罪人充满监狱，治理天下的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又要耗散府库钱粮来赏赐无用而冗杂的军队，一次大礼便花费万亿，赋税征敛不能减轻，百姓不得安生，全都是这个缘故。凭陛下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心意，并非不想废除它，只是认为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必定认为陛下恩薄，而凶悍豪强、无赖军士也可能借此为辞而发动变乱，这就是难以改变它的原因。大概有些事情不是不能改，而是因为担忧而终于不改；不改，忧患必然加深；改动它，祸患又会很快发生。只要既不失去推恩的本意，又能救济天下的弊病，臣愚以为，在原定举行郊祀的年份之前，可以借某件事情作为理由，特意发布重大诏令，像郊祀赦免和赏赐军士那样，同时告诉天下：“我并不是吝惜向天下推恩，只是凶残之民知道我将要赦免，便随意犯法，残害我的良民。从今以后赦免，不以郊祀之年作为常制，天下人难道不高兴吗？不是郊祀之年却得到郊祀时的赏赐，还有什么空暇顾虑以后呢？”以后过四五年实行一次，过七八年再实行一次，然后逐渐全部废除。天下安然无事而不知道，这种弊病也就一天比一天远去了。况且这种做法出现在五代以后、兵荒之间，本来只是为了姑息天下、安抚反叛者罢了。后人相继沿用而不能废除，直到今天；如今法令已经明确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害怕而不改呢？现在如果不替它筹划，使奸人猾吏把它养成盗贼的温床，然后再收取租赋来供养骄横的军队，又加上饥荒，少有不导致变乱的。到了那个时候，想再替它筹划，难道还来得及吗？第十点是：臣听说，古代之所以采纳平民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地位疏远卑贱，没有嫌疑。他们不知道爵禄可爱，所以言论公正；不知道君威可畏，所以言语直率。

译如今臣有幸还没有立身于陛下朝廷之中，没有什么需要爱惜的，只是想到心中的事情——天下的事，陛下的群臣不敢全部说尽的——臣请求冒昧说出来。陛下擢用俊杰贤能，思求达到太平，已经有几年了？事情将要成功却总是被废止，功业还没有完成便又改变方向。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陛下若知道其中的原因，那么如今在位的人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还不知道，即使得到千万名贤臣，天下最终也治理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小人的根基还没有除掉。陛下对待士大夫有礼，凡在位的人都不敢用轻慢、亲昵、戏弄、侮辱的态度来求得陛下的亲近和媚悦；然而谗言邪谋所以能够传到朝廷，天下人都认为是陛下不疏远宦官的过错。陛下只把他们看作供耳目使用、供玩弄取乐的臣子，却不知道他们阴险狠毒、险诈害人，危害最大。天下的小人没有途径到陛下面前，所以都通过宦官。用来行贿的珠玉锦绣，在道路上络绎不绝，以此离间、阻挠贤人的谋划。陛下即使不听从、不任用，大臣们也常常有所顾忌，因而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臣所以说，小人的根基还没有除掉。臣私下听说，陛下将有意除去他们并疏远他们。如果事情果真如传言所说，那是天下的福气；但臣现在反而因此忧虑，还不敢道贺。古代有些小人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激发成为天下的祸害，臣每每为此痛心。大概东汉衰微时，宦官专权，阳球任司隶校尉，发愤诛杀王甫等数人，把他们的尸体肢解后陈列在道路中。常侍曹节经过看见，便上奏诛杀阳球，于是宦官的专权超过了王甫未被诛杀以前。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掉宦官，反而因此遇害。所以汉朝的衰败终于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君子除去小人，只有彻底除尽，才不会留下后患。希望陛下思量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和天下的可畏之处，除去他们之后还要再除去，疏远他们之后还要再疏远。刀锯残余之下，必定不会有忠良之人。即使有些小小的节操，不过是供宫闱内打扫洒扫的勤劳，对政事没有益处。只有致力于彻底断绝他们的权力，使朝廷清明，忠言嘉谋容易传入，天下才会安宁。只希望陛下不要让事情应验臣的预料，使后世认为臣的话有见识，这就是臣最大的愿望。从前臣所写的二十二篇文章，大略谈论当世的要务。陛下虽然因此召臣，但臣观察朝廷的意思，只是认为文章辞采稍有可取，未必认为其中的言论可以采用。天下太平无事时，臣常常发表狂妄的言论，被世人讥笑为迂腐空疏。然而臣认为，将来一定会有时候证明它们并不迂腐空疏。贾谊的策论在孝文帝时没有被采用，却使主父偃之流能够取用其中的余论，在孝武帝时代施行。把它施行在孝武帝时代，本来就不如在孝文帝时代采用那样容易。臣虽然比不上古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一个平民的言论而忽视它；臣越级忧国，献上所见，实在感激不尽。况且若不是陛下召见臣，臣的言论没有办法传到朝廷。如今臣已经老了，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进言，所以这些话说得如此之多。只希望陛下宽容臣，臣实在惶恐惭惧，叩头叩头，谨此上书。《上神宗皇帝书》【苏轼】熙宁四年二月，具位臣苏轼谨冒万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来不自量愚陋卑贱，冒昧上呈密封奏章，谈论购买灯具的事情。自知冒犯天威，罪在不赦，便在私室铺好草席，等待斧钺诛杀。然而侧耳等候十多天，威严的命令却没有到来。询问府司，才知道购买灯具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还能够听从臣的意见，惊喜超过意料，甚至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听从善言像水向下流一样，这是尧、舜、禹、汤努力勉强而实行的事情，也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只是购买灯具这点微小过失，哪里能够上累日月般的圣明？但陛下却立即改变命令，片刻也不耽搁，这就是所谓智慧超出天下，却能听取最愚昧之人的意见；威势加于四海，却能屈从于一个平民。臣如今知道，陛下可以同尧舜一样成为圣君，可以同汤武一样成为圣君，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停止刑罚，可以使军队强大而使戎虏屈服。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只应当披露内心，抛弃肝脑，竭尽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不再顾虑其他。近来臣也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购买灯具更重大的，却偏偏先以这件小事进言，大概是因为在尚未取得信任时就进谏，圣人不赞许；交往浅而谈论深，是君子所戒惧的。所以臣试着先谈论较小的事情，而重大的事情本来要等待以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不诛杀，这就是已经允许臣进言了；既然已经允许而不说，臣便有罪。因此愿意把话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仅此而已。人没有不有所凭恃的：臣下凭恃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小民；凭恃陛下的法律，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凭恃的又是谁呢？《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凛然就像驾驭六匹马而手中的缰绳已经腐朽。”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处境了。人心聚合，就成为君臣；人心离散，就成为仇敌。聚散之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因此天下归附，称为王；人人各怀异心，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凭恃的只是人心。人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木有根、灯火有油、鱼儿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木没有根就会枯槁，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夫没有田就会饥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无法逃避的灾祸，其可怕之处自古如此。如果不是喜欢祸乱、喜好狂妄、轻率地丧失意志，哪里敢放纵胸臆，轻易冒犯人心呢？

译从前子产焚烧载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贿赂伯石来安定大贵族，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擅行事很难成功；孔子也说：“先取得信任，然后才能使唤百姓；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这是在虐害自己。”只有商鞅变法不顾众人的议论，虽然能够很快使国家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恩德；即使得到天下，也很快灭亡。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不能免于负罪逃走，诸侯不肯接纳他，秦国把他车裂示众，而秦人没有人哀悼。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因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合义，却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事情本身是非之前，先要观察众人心意是向往还是背离。谢安任用诸桓，未必完全正确，但众人乐于接受，于是国家得以安定；庾亮召苏峻，未必就是错误，但形势不允许，反而造成危辱。自古至今，从没有与众人和易相处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并不喜悦了。朝廷内外，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祖宗以来治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至今已有百年，从未误事。如今却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机构，号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名年轻人在内日夜谋划，四十多名使者在外分头经营，开端宏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新奇的法令，官吏全都惶惑。贤能之人想探求其中的主张，却无法得到答案，不免忧虑；小人则凭自己的猜测来揣度朝廷，于是把它当作谤议，说陛下以万乘之主的身份来谈求利，说执政以天子的宰辅身份来治理财用。商贾不再流通，物价飞涨，近则从淮甸，远则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纷。有的说京师的正店准备设置监官，有的说夔路的深山将实行酒禁，有的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有的说要削减军士和吏员的廪禄，类似的话多得说不完，更严重的甚至认为将要恢复肉刑。这些话一传出，百姓就会像狼一样回头顾望。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了这些话，然而都不加理会，只说：“我们没有做这些事，也没有这种意思，何必顾虑人的议论？”人的议论虽然未必全都属实，但事情只要有疑似之处，就会招致诽谤。一个人必定贪财，后来人们才会怀疑他偷盗；一个人必定好色，后来人们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忠厚，而今年的士人都轻浮吗？孔子说：“工匠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着求利的工具，却忌讳承认求利的事情；有了求利的名称，又推辞求利的本意。即使每家都安排一个人来为自己辩解，即使在街市上摆出千金收买人心，人们也一定不会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名称就是求利的名称，六七名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利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来打猎的。”这不如放掉鹰犬，让野兽自然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来捕鱼的。”这不如丢掉网罟，让人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邪说、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的根本，没有比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办法。陛下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想兴利除害。如果罢免它之后利仍不能兴、害仍不能除，那就不要罢免；如果罢免它之后天下喜悦、人心安定，而兴利除害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那又何苦不罢免呢？陛下想除去积弊、制定法律，必须让宰相充分商议之后再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制定法律不能不经过中书省，充分商议也不能不让宰相参与，那么设置这个机构岂不是多余而无名？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代的文帝、景帝，史书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事情；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传记没有什么可载录的功劳。然而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推许文帝、景帝；谈论贤能的人，都推许房玄龄、杜如晦。大概就是事情已经建立而痕迹不显，功业已经完成而人们不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一还没有取得，痕迹却已经散布天下，像泥中两兽相斗一样混乱，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如果真想使国家富裕，就选择三司的官属和漕运使、副使，与陛下和两三位大臣勤勉地研究，经过多年的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除去，而人们并不知道。只是担心立志不坚定，中途废止。孟子说：“前进过猛的人，退步也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推进。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想要快，反而不能达到；只看见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假使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就不能采用了。

译《书》说：“谋议要征询卿士，直到平民，众人欣然完全同意，才达到大吉。” 如果反对的意见多、赞同的意见少，那么静止不动还算吉祥，贸然兴作就会招致凶祸。如今上至宰相大臣，既然已经辞免而不愿担任，那么外面的议论，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意用这件事来玷污自己，而陛下却独自安心接受这个名义而不辞去，臣愚昧，实在不能理解。君臣昼夜辛劳，已经快一年了，但富国的成效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给度僧牒五千多人罢了。用这种办法，谁不能做呢？况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绣衣直指，桓帝派八名使者，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治理败坏、盗贼公然横行，朝廷无计可施，才采取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可以同文帝、景帝相比；当时只是责成郡县办事，从未派使者前往。孝武帝认为郡县行动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察。到了萧齐，这个弊病仍未革除，所以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陈说此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禁门，神情态势就已经改变；晚上住进州县，威福便可以施行，驱迫驿站，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受到烦扰，百姓不得安生。唐代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寛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头巡视天下，招抚携带户口迁徙的人，检查并责令登记遗漏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并相继被罢免。虽然获得了八千余万户的数字，实际上都是州县迎合上意，把主户说成客户，把少数说成多数。到后来让百官在都省集体议论，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不妨取来他的传记阅读，看看他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不对。近来推行均税、宽恤，官员车马接连不断，朝廷很快也觉察到那样做不对，而天下至今还把它当作谤议。还没有几年，是非已经十分明显，臣恐怕后世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况且现在派出的使者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低而权力重。身份低而权力重，人们就多不服从，有的甚至会侮慢他们而引起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没有什么可以建立功绩，势必制造事情来搪塞责任。陛下即使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是不按照明令而按照上意。如今朝廷的意向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一致而厌恶不同，意旨所在，谁敢不顺从？臣恐怕陛下的赤子从此不得安宁。至于所要推行的事情，路上的人都知道很难。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水流，自从有百姓以来，从未用来种稻。秦地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有泥数斗，既用来灌溉又用来施肥，使我们的禾黍生长。” 什么时候说过“使我们的粳稻生长”呢？如今想筑堤拦蓄并使它变清，万顷稻田必定要用千顷的堤塘，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淤满。陛下仓促听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以为陛下有意兴作，就会对上耗费府库钱粮，对下耽误农时。堤防一旦打开，水流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提议者的肉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救呢？天下长久太平，百姓和万物繁殖增长，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想凭空寻找水利，正所谓“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引导”，岂只是徒劳，必定还会造成很大的骚扰。凡是所筹划的事情，不论利害如何，只要有人提出，小的就随事给予酬劳，大的就衡量才能录用。如果官府和私人阻挠废坏，一律从重贬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宽原；如果才力不能办理兴修，就允许上奏请求更换。赏赐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轻。然而始终没有说明，各色人等如果妄自陈说，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起工程役使，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妄庸、轻浮、剽悍、浪荡的奸人，便会从此争相谈论水利。成功就有赏，败事却没有诛罚。官府即使知道这些意见疏漏，难道能够立即施行吗？于是只好压下当地事务，召集老少，察看是否可行。吏卒所经过的地方，鸡犬都会被惊扰得一空。如果不是显然难行，就必然暂且兴起劳役吗？为什么呢？因为阻挠废坏的罪很重，而错误兴办工程的过失很轻。人们大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会如此。况且古代废弃的陂塘堤堰，多被附近的人冒占耕种；年代既久，已经同永久产业一样。如果想兴复，必定要全部追收，人心或许因此动摇，这实在不是好的政治。又有喜欢诉讼的党徒和多有怨恨的人，妄说某处堤防可以改作陂渠，企图毁坏所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指认别人的旧产业为官陂，冒充租佃的诉讼，必定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苦苦要推行它呢？自古役使人民，必定要使用乡户，就像吃东西必定要用五谷，穿衣必定要用桑麻，渡过河川必定要用舟楫，在陆地行走必定要用牛马。虽然其中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但终究不是天下可以常行的办法。如今只是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用差役，便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因此废弃五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让官府出售各地的坊场，以充作衙前雇役的工钱；即使有长役，也不再给以酬劳。长役所得既然减少，从此必定逐渐衰败离散，那么州郡事务衰弱的情形就可想而知。士大夫舍弃亲戚、抛下坟墓，到四方任官，尽力办事之余，也想得到一些欢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地方凋敝破败得太厉害，厨传供应又冷落萧条，那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一点，一定不肯这样做。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管理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惩治逃亡更严的。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都要处死。然而逃亡的军队常常占天下军队的一半，不知道雇人服役与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亡，凭什么治罪？形势必然会使其罪责轻于逃军，那么他们的逃亡一定会比今天更严重，做他们的官长，岂不是很难吗？近来即使允许乡户颇多雇人，但到了所雇的人逃亡时，乡户仍要承担责任。如今如果竟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那么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也就是说租、调、庸已经一并包括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还要再收庸钱？圣人制定法律，必定考虑后世，怎么可以在常税之外另生出一项税名呢？万一不幸，后世有贪多的君主，辅以搜刮聚敛的大臣，庸钱不废，差役仍旧，使天下人怨恨痛苦；推究其由来，必定会有承担这个罪责的人。

译又想让坊郭等第的百姓与乡户一同服役，让品官、形势之家与普通百姓一起承担事务。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说，不耕种田地的人要交屋粟，住宅荒芜不植桑麻的人要交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立论的根据。”古代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他们田地却不耕种，劝他们务农却不尽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百姓没有办法谋生，只好离开去经商，这是形势所造成的，为什么还要叫他们服役呢？况且一年戍守不过三日，三日雇役的工钱是三百。如今世上三大户的差役，从公卿以下都不能免除，其费用难道只三百吗？大抵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必处处都先提出理由。如果百姓不高兴、风俗不安，即使经典有明文，也不能补救怨恨。如果推行这两件事，必定无疑会招致怨恨。女户和单丁，大概是上天所使其贫困的百姓。古代君王首先致力于救济他们，而如今陛下却首先想让他们服役。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而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有丁而尚且衰弱。如果暂且给他们几年时间，必定会长成成年而承担差役，直到老死。官府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体恤？孟子说：“最初制作俑来陪葬的人，难道没有后代吗？” 《春秋》记载“作丘甲”、实行田赋，都是因为重视它们开始成为百姓祸患的事实。青苗放贷，过去一直有禁令；如今陛下却首先制定成法，每年经常实行。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将来天下怨恨它，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购买绢帛本来使用现钱，陕西的粮草不许折兑；朝廷已有明文规定，主管官员也常常奉行。然而购买绢帛从未不折算盐，粮草从未不折算钞钱。由此可知，不许强行摊派青苗钱的说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比如治平初年拣选、刺配义勇，当时诏书安抚慰谕，明白说“永远不戍守边疆”，写在简册中，有如盟约。到现在才过了多少日子，议论已经动摇，有人想让他们代替还乡的东军，有人想让他们抵换弓手；约束难以依靠，难道还不明白吗？即使这道命令坚决施行，果真不强行摊派，计算其中自愿的户口，也一定全是孤贫而无力的家庭。若是自己有余财，哪里会同官府交易？这些人一旦鞭打催逼得急了，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之后，便把负担均摊给邻保，形势必然如此，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到极点了。它所守持的约束很简略，而所能达到的范围很广。假使有一万户的城邑已经储存了一千斛粮食，到了粮价昂贵的时候，把这一千斛粮食投放市场，物价自然平稳。一个市场的价格平稳了，一个州的粮食自然充足，就没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没有里正催逼驱使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它改成青苗法，每家贷出一斛，那么千户以外的人，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呢？况且常平的官钱，常常担心太少；如果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出借；如果留下来用于借贷，那么收购的粮食又有多少呢？由此可知，常平和青苗，形势上不能同时成立。毁坏那个来成就这个，所丧失的会更多，亏损官府而损害百姓，即使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臣私下估计，陛下想考察它的实际效果，就必然要询问人们。人们知道陛下正要竭力推行，必定会说这种办法有利无害。依臣愚见，恐怕不能凭信。怎么证明呢？臣前些时候在陕西，见到刺配义勇，提举各县，臣曾亲自前往；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田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服从，只是迎合上意以求容悦。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否则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没有察觉？南诏的失败，唐明皇为什么没有知道？如今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也只希望陛下慎重听取意见罢了。从前汉武帝时代，财力耗尽，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贾不能正常经营，盗贼日益兴盛，几乎到了发生变乱的地步。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们争相排斥这种主张，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便依从他们废除，天下归心，于是相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重新兴起。立法之初，这种说法还很浅显，只说把昂贵的货物运到便宜的地方，把近处的货物换到远处。然而大规模设置官属，拿出大量缗钱，使豪商大贾都疑惑而不敢经营，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易货物，变易一旦实行，就没有听说不与商贾争利的。商贾经营，曲折复杂，难以办理。他们买进货物时，要提前交钱；卖出货物时，要过期才收取货款；多方面互相接济，委婉周转，因此才能获得加倍的利润。如今官府购买这种货物，必定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文书、仓廪、俸禄等费用已经很大；不是优质货物不收，不行贿就不能办成。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必定比百姓购买的贵。等到出售时，弊病又和以前一样，商贾的利润又从哪里得到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些，竟然拿出五百万缗钱交给他们。这笔钱一旦出去，恐怕就不能再收回。即使其中略微有些收益，征收商税的数额所受损失也一定更多。如今有人替他的主人放牧牛羊，却不告诉主人，而用一头牛换取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获得却指称为功劳。陛下以为破坏常平法而说成青苗法的功劳，损失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与这有什么不同呢？陛下天资洞察，圣明谋略如同神明，这件事如此明显，哪里会不明白？一定是认为事情既已施行，不愿中途改变，担心天下认为自己守德不一、用人不能始终，所以迟疑拖延岁月，希望事情或许有万分之一的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谁超过汉高祖。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权力、恢复六国，汉高祖说好，催促刻印；等听到留侯的话，又吐出正在吃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章！”称好还没有多久，接着就责骂；刻印、销印，像儿戏一样，什么时候损害过汉高祖知人的明智？恰好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我之心。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这是极其圣明，不能再超过的事情。如今议论的人一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一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端；所以陛下坚持己见而不顾一切，期望一定施行。这不过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名的人所说的冒险侥幸之论。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谈阔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执着空洞的名声而招来实际的祸患；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怨恨就已经产生了。臣所谓希望凝聚人心，指的就是这件事。

译士人上书进言的已经不少了，也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告诉陛下吗？国家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于强弱；国运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而不在于贫富。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而弱小，也不妨碍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浇薄，即使强盛而富有，也不能挽救其短促灭亡。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什么该轻、什么该重了。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因国家弱小而抛弃道德，不因国家贫穷而损害风俗；有识之士观察一个国家，也一定据此来考察。齐国强盛到极点，周公却知道它后来必有篡弑之臣；卫国弱小到极点，季子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陈国大夫逄滑却知道楚国必定复兴；晋武帝已经平定吴国，何曾却知道天下将要动乱；隋文帝已经平定陈国，房乔知道隋朝不会长久。元帝斩郅支、召呼韩邪来朝，功劳多于汉武帝、汉宣帝，却贪图安逸，终于酿成王氏的祸患。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强于宪宗、武宗，却销毁兵器，终于爆发厐勋之乱。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厚植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求功，贪求富强。即使陛下富有如隋朝、强盛如秦朝，向西攻取灵武，向北攻取燕蓟，说是有功也可以，但国家寿命长短并不在这些方面。国家寿命的长短如同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命取决于元气，国家寿命取决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体格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只要元气还在，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越是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使用药物时，就选择品级上等、药性良好、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害处的药物，使五脏调和、寿命延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迟疑于吐纳导引的作用，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损伤真气却助长表面的强盛，根本已经危险，倒下死亡只是早晚的事。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防护人的元气一样。古代圣人不是不知道严酷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悍的人可以成就事情，也不是不知道忠厚近于迂阔、老成起初像是迟钝；然而他们最终不肯用前者来替代后者，是知道前者所得虽小，而后者所防止的祸患却大。曹参是贤明的宰相，说过：“谨慎，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奉行善政的官吏，说过：“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苛的做法。” 有人讥笑谢安只谈玄理而荒废政事，谢安笑着说：“秦朝任用严酷的法吏，传到二世就灭亡了。”刘晏掌管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一味追求迅速办成事情，贪利的一伙人彼此仿效，逐渐形成风气。德宗刚即位时，提拔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用道德和宽大来推行皇帝的意旨，所以建中年间的政绩声望一时显著，天下都寄予希望，差不多可以比拟贞观年间。等到卢杞任宰相，诱导皇帝用刑名之术整顿天下，逐渐发展到风俗浇薄，最终导致皇帝播迁。我仁祖治理天下时，执法极为宽厚，用人有一定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包容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有章法；但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裕。只是因为德泽深入人心，风俗知道义理，所以他升遐之日，天下人如同失去了父母，社稷能够长久延续，最终必定要依赖这些德泽。这样看来，仁祖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现在议论政事的人不考察这些，只看见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政事不能振作，于是想用苛刻督察来矫正，用才智来整齐他们，招揽新进而勇锐的人，企图一举取得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这样做的好处，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能完全协调，人谁能没有过失？国君应当包容污垢，过分苛察就不会有可用之人。如果陛下能够从多方面包容，人才依次都可以任用；如果一定要广泛设置耳目，专门搜求瑕疵，那么人人都不能自安，各自只求苟且免祸，恐怕这不是朝廷的福气，也难道是陛下所希望的吗？汉文帝想任用管理虎圈的小吏，释之认为能言善辩会损伤风俗。现在如果因为口舌应答而选取士人，因为应对迟钝而斥退人才，把虚浮荒诞而没有实质当作善于作文，把矫激而不肯出仕当作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要逐渐消散了。自古任用人才必须经过多次考验，即使有卓越非凡的才器，也一定要有已经完成的功绩。一方面可以使他经历变故而知道事情艰难，不会轻易办事；另一方面等到他的功劳高、声望重，人们自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过去先主任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却担心这件事不合乎关羽‘忠’的名望，认为黄忠的素来声望并不属于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班次爵位突然相同，关羽一定不会高兴。后来关侯果然对此提出意见。以黄忠豪迈勇猛的资质、以先主君臣之间的契合关系，尚且还要顾虑这些，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生，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意义，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生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是一时的良策；但他请求担任属国，想要拘系单于，这就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少年的锐气了。过去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在平城受困，当时的将相群臣，难道没有像贾生这样的人吗？所谓三表五饵，人人都知道它疏漏，而想靠它困住中行说，更加不可信。兵法是用兵的器具，却把它轻易说出，正如赵括轻视秦军、李信轻视楚军一样。如果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如贾生曾经经历艰难，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一定会更加精密。可惜他早死，并非他所能预料。否则，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绛侯、灌婴难道是蒙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更被称为刻薄；文帝在位时，他只任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贤相申屠嘉愤懑而死，晁错频繁更改政令，天下骚动。等到七国发动叛乱，晁错的谋略也已经穷尽了。文帝、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体说来，名位、爵禄是人人奔走追求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劳绩后再升迁，以表明它来之长久而艰难，这样人人各安本分，不敢急躁求取。现在如果多开辟突然晋升的门路，使人能够得到意外的收获，那么公卿、侍从的职位就可以近在咫尺地谋求。已经得到这些的人既不肯把侥幸得来当作自己的名声，不得的人就必定都把沉沦视为遗憾，于是使天下按常规选拔的人产生妄想，因不如别人而感到羞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译这样还想使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呢？被选拔的士人改任京官，通常必须经过十多年，屡次经历艰难险阻，计算考核细到毫厘，其中只要有一件事不顺利，常常终身沉沦而被弃置。现在却只凭一个人的荐举就授予他职位，尚且担心不相称。章服随即发给，那些靠长期积劳、按资历次序获得职位的人，怎么能心服呢？那些按常规调补的人，不是任县令就是任县丞，官员多而职位少，早已为此忧患，不能再开许多门路来等待投机进用的人。如果投机者侵夺得太厉害，笨拙老实的人就会受到逼迫而无所适从；利害相比较，就不能不察觉。因此近年以来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投机求进的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应当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来三司上言，要求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的文书，允许他们优先按次序指名占取职位作为报酬。经过几年考核后，审官院、吏部又有三百多人可以优先占缺，按常规等待补缺的人就更加困难了。此外，负责发运、均输、巡按农田水利等事务，已经振作了监司的体制，各人都怀有求进的心思。转对的官员希望凭一篇称旨的对策迅速升迁，奏课的官员希望取得优等而快速升进，彼此以力量竞争，以言辞争高下，名实于是混乱了。只希望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本心，使奸邪无从凭借，百姓的德行归于淳厚。臣所希望的厚植风俗，就是这个意思。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相互权衡。像周朝、唐朝那样，是外重而内轻；像秦朝、魏朝那样，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病，必然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病，必然有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在国家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应当先立法来挽救弊病。国家的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集中在京师。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重。只是祖宗所以深思熟虑、预先谋划的地方，本来不是小臣所能推测并全部知晓的。然而观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点，可以说是圣人过分防备的至深谋略。纵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诤言而死的人，大概有数百人。自建隆以来，却从未因一句话而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升迁。允许台谏根据传闻进言而不受长官约束，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皇帝，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政务，宰相就待罪。因此仁宗在位时，议论者讥笑宰相只不过奉行台谏的风采而已。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提拔任用台谏，固然未必人人贤能，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对；但必须养成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大权力，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为了折断奸臣萌芽，挽救内重的弊病。奸臣刚开始时，用台谏就足以折服他；等到奸臣已经形成势力，用兵戈去取缔也还不够。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绝不可能出现，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会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备奸人，不能因为没有奸人，就养一只不会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当向上思考祖宗设置这个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建立万世的防备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臣从幼年读书时的记载以及听长者谈论，都说台谏所说的通常跟随天下公议，公议赞成的，台谏也赞成；公议攻击的，台谏也攻击。到了英庙初年开始提出尊称生母的议论，这本来不是君主很大的过错，也没有礼典上的明文，不过是众人的心意尚未安定、公议不赞成，当时台谏仍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和诽谤交相而来，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可是彼此观望，不肯发言，朝廷内外都很失望。弹劾积累威势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振奋起来，发扬风采；威势消磨衰败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作的。臣恐怕从今以后习惯形成风气，台谏全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忧虑得不到；已经得到职位后，又忧虑失去。如果忧虑失去它，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臣刚读到这段话时，怀疑它说得过分，认为鄙陋之人害怕失去职位，不过是保住职位而苟且容忍罢了。后来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于是拥立二世，导致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怀光揭发他的罪恶，于是误导德宗，使天下再次动乱。他们的心本来生于害怕失去权位，祸患却发展到覆灭国家。孔子的话确实不过分。因此我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有敢于忘却自身、犯颜直谏的人，到了危难之时，才差不多会有为义而死、守节不屈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说一句话，到了危难之时凭什么要求他们为节义而死？臣下如果全都如此，天下也就危险了！君子能够和谐相处却不盲目附和，小人表面同声附和却不能真正和谐。和谐如同调和羹汤，附和如同把水混在一起。因此孙宝说过：“周公是极其圣明的人，召公是极其贤能的人，尚且彼此不悦，这件事记载在经典中，却没有损害双方。”晋朝的王导可以说是元勋重臣，他每次同宾客谈论，满座都称赞好，只有王述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如果说话没有一句不同意、没有一处不相合，彼此一唱一和，那么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夹杂其中，那么君主凭什么察觉呢？臣所说希望保存纲纪，就是这个意思。臣并不是敢于逐一诋毁新政，故意发表异议。比如近来削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整器械、检阅操习鼓旗，这些都是陛下谋划极其明智、意志极其果断之处，既然舆论已经赞同，臣哪里敢有异议？然而对于臣所进献的三句话，那不是臣个人的偏见，而是朝廷内外共同忧虑的事情，谁不知道呢？过去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放纵游乐。”舜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德。”成王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帝、灵帝，当时的君主都没有因此治他们的罪，反而把这件事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假如臣所进献的三句话说的都是朝廷从来没有的情形，那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一份功劳；如果有万分之一相似，陛下怎么能不察看呢？不过臣所谋划的这件事，也可以说是愚蠢了。凭蝼蚁一般的性命去试探雷霆的威势，积累这种狂妄愚昧，怎么可以屡次赦免？严重的会身首异处，家门破败；轻的也会削除名籍、流放荒远，漂泊道路。即使这样，陛下也一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

译臣天性极其愚拙，却一向深信自己的判断。先前参与讨论学校贡举之事，一开始就违背大臣们的本意，已经预料会被放逐，哪里敢指望保全自己？但陛下独自认为臣的话有道理，特别赐臣召对，从容谈论了很久。陛下还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陛下有生而知之的禀性，天纵的文才武略，不担心不明察，不担心不勤勉，不担心不果断，只担心求治太急，进用人才太猛，听取言论太广。’陛下又让臣详细说明其中的情状。陛下点头说：‘卿所进献的三句话，朕应当仔细思考。’臣的狂妄愚昧，并不是今天陛下才长期容忍的，难道会在开始时容忍我，到最后反而不赦免我吗？我正是依仗这一点才敢进言，并不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刺臣的人已经很多，怨恨臣的人实在不少，他们一定会用深文周纳来诋毁臣，用危险的法律陷害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做不到，这难道不是危险吗？臣不怕死亡，只恐怕天下人以臣为戒，再没有进言的人，因此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文章写成后又毁掉，反复了两三次。感念陛下听取臣的一句话，心中不能自已，最终还是进献了这番意见。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忠，最终赦免臣；臣不胜惶恐，俯伏待罪，忧惧至极。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书写。上呈皇帝书【苏轼】元丰元年十月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臣苏轼冒着万死之罪，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凭庸常的才能，充任史馆官员，出任两郡长官，所管辖的都是东方要地。臣私下认为，只是遵守法令、办理文书、按期完成事务，不足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于是臣伏下身来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中，有一两件是陛下应当知道的，草拟成文上报，请陛下选择采用。臣先前任职密州时，曾建议说：自古以来，河北与中原的分合，常常关系到社稷的存亡。京东地区是向河北输送物资的地方，瓶子里的水空了，罍也感到羞耻；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而且当地百姓喜欢做盗贼，造成的祸患最为严重。因此臣把关于对待盗贼的办法全部告诉陛下。等到调任徐州后，臣观察山川形势，考察当地所崇尚的风俗，又查考典籍，才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的关键要地，也是京东各郡安危所寄托之处。过去项羽进入关中，烧毁咸阳后向东返回，就把都城建在彭城。凭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可见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实现志愿。臣观察那里，三面有山阻隔，只有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原，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迎击敌人，精锐步兵疾驰出动，突骑像云一样纵横奔驰，真像在屋顶上倒水，水势顺着高处直泻而下。那里适宜种植粟、麦，一次成熟就足以供给数年。城池三面临水，楼橹城堞之下以汴水、泗水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那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宽广百步；如果处在用兵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檑木、炮石等各种攻守器具，使它同城池内外相互配合，再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当地百姓都身材高大，胆力超过常人，喜欢抢掠；稍有不合心意，就有飞扬跋扈的心思，并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今天徐州方圆数百里之内。这些人因此自负，桀骜不驯的气概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风俗。魏太武帝率领三十万人攻打彭城，不能攻下；王智兴凭普通士卒出身和庸常才能，在徐州肆意横行，朝廷也不能讨伐，难道不是因为当地地形便利、百姓士卒勇猛强悍吗？徐州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是冶铁官署和商贾聚集之地，当地百姓富足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炉，各冶炉的冶户都是大户人家，藏有数以万计的钱财，常常被盗贼窥伺；可是兵卫很少而且薄弱，简直同儿戏一样。臣半夜想到这些，就不寒而栗；即使凶恶的盗贼只来十多人拼死进攻，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白天进入市场，守卫就全都弃守逃跑了。当地既然出产精铁，百姓又都善于锻造；如果分散各冶户的财产，招呼召集无赖之徒，那么乌合之众所需的数千件兵器，一夜之间就可以准备齐全。顺流向南而下，早晨出发当天就能到达，于是徐州便有失守的忧患了。万一盗贼中有吕布、刘备一类的非凡才干，取得徐州后施展自己的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无法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司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器进入河北，朝廷同意了。过去楚国人丢失弓，还不能忘记弓属于楚国，孔子尚且认为这心胸太小，何况天下是一家呢？东北两座冶炉都在为国家兴利，却要夺取一方、损害另一方，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器不再向北运输，冶户都担心失业，来向臣诉说的已经有好几次。臣想借此征募冶户，作为利国监的屏障。现在三十六座冶炉，每炉有一百多人，他们采矿伐炭，多是饥寒交迫、逃亡在外、强悍凶狠的人。臣想让每座冶炉的冶户各自选出有才干、体力强而忠诚谨慎的人十名，由他们作保任用，把姓名登记在官府，授给他们郤刃、刀、槊，教他们击刺；每月两次在知监的庭院集合检阅考核。把兵刃收藏在官府，等待大盗出现；不得役使这些人，违犯者按违制论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冶户早已被盗贼盯上了，百姓都知道这件事；让每座冶炉出十个人来保护自己，是百姓乐意的事情。官府如果又解除近来的禁令，使铁器能够向北运输，那么冶户都会高兴地听从命令，奸猾之徒也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划。徐州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旧，城池又大而兵力少，遇到紧急情况不能守住。现在战兵只有一千人，臣想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骑射两指挥调到徐州；他们本来就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在徐州，营垒和物资都已齐备，只是后来迁到了南京。从前转运使分为东西两路时，因为害怕运送粮饷的劳苦，才把他们调往西路。现在两路合为一路，他们来去并不会有所损益，却足以成为徐州的重要力量。城下数里盛产无穷的优质石料，而奉化厢军现有空缺数百人，臣希望招募石工来补足这些人数，听任他们不被调出，使这数百人常年采石来修筑城墙。几年以后，城池就会坚固如金汤；只要使利国监不被盗贼窥伺，徐州就会平安；徐州平安，京东也就没有忧患了。沂州山谷重重阻隔，是逃亡者聚集的渊薮，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不认为臣没有才能，希望再让我守徐州三年，并且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臣一定能够有所效力。

译臣听说，京东的恶盗大多出自逃军。逃军成为盗贼，百姓便望风畏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熟而刑法严厉。技艺精熟就难以抵敌，刑法严厉就会拼死一搏，形势自然如此。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顿军政，士卒都精锐了，却仍然免不了逃亡，臣曾考察其中的原因。大概近年以来，押送罪犯充军的人，都不再役使民夫，而改用禁军。负责押送的军士接到文书就出发，往返通常不少于十天，路上的费用如果不借取息钱就无法办理。百姓害怕法律，不敢借给他们，即使借出也不能收回；只有所属的将校才敢借给他们息钱。军士回来后，将校就从他们的粮食赏赐中刻扣偿还，形成上下相互牵制的局面，军政因此得不到整顿，赌博下棋、饮酒等事情无所不做；穷困无聊，就逃跑成为盗贼。臣到徐州后，立即取出不属于省库的钱一百多千，另行储存；遇到押送军士时，按路程远近酌量取用，分三个月刻期偿还，不收取利息。将吏中若有敢借息钱的人，严厉依法惩治。这样整顿军政、禁止饮酒赌博，不到一年，士卒都能吃饱穿暖，训练熟练，按等级成为各郡之冠。陛下派遣敕使考察检阅时，亲眼看见了这些情况。臣希望把这项办法下达到各郡，推行实施，那么军政就会整顿，逃亡者会减少，这也是消除盗贼的一种方法。臣听说，汉相王嘉说过：‘孝文帝时，二千石和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互期望，没有苟且从事的心思。后来逐渐改变，公卿以下彼此催促逼迫，司隶校尉和部刺史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官几个月就被斥退，二千石的地位更加轻贱，官吏和百姓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陷入危境，稍不如意就产生离叛之心。’从前山阳的亡命之徒苏令纵横作乱，官吏士卒面对危难没有人肯执守节义而死，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平素已经被剥夺了。国家有急事，要靠二千石来办成；只有使他们尊贵、有威权而又不易受到危害，才能使下属效力。按照王嘉的话来考察，如今郡守的威权可以说平素已经被剥夺了。上面有监司窥伺他们的过失，下面有官吏百姓抓住他们的短处；还没有等到审问，替代他们的命令已经下达。想要督促捕捉盗贼，哪怕在法令之外寻求一文钱来使用都不可得。盗贼中有些人的情状很重而法律规定的罪行较轻，守臣便把他们发配流放；于是又要让所在的司法机关复核案情，弹劾他量刑过重。这样战战兢兢，怎么能使官吏士卒拼死效力，击破奸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之所以日益猖獗，是因为陛下给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稍加重他们的权力，只责成他们掌握大纲，对细小过错宽略处理。凡是京东盗贼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谨慎选择守臣，允许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并赐给相当数量的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然而钱财赐得多了就难以长久，少了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行拨给一二百千，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侦缉捕捉盗贼，都可以用酒来赏给他们；如果敢把这些钱用于别处，按贪赃论处。除正式赏格之外，每年还能得到数百斛酒，也足以用来驱使人了。这也是治理盗贼的一种方法。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其中更大的问题不是臣本来应当说的；想沉默不说，臣又私下想到，恰逢陛下如此英明圣达，如果有所保留而不全部说出，就不是忠臣的道义。所以臣冒死再次进言。从前用诗赋选取士人，现在陛下用经术任用人才。名义虽然不同，但都是凭文章辞藻晋身。考察所得人才，大多是吴、楚、闽、蜀人。至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就是豪杰汇聚之地，那里的百姓沉着凶猛、勇健强悍，可以任用来办事。然而若想让他们治理声律、诵读经义，同吴、楚、闽、蜀人争较细微得失，那么他们只能不肯出仕而已。因此从那里得到的人才通常很少。那些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的品格；如果德行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困于没有出仕的门路，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意为五路的士人另外开辟仕进的门路。汉代的法令规定，郡县把秀异之民推举选拔为官吏，考察品行、查验廉洁，按次序升迁补任，有的做到二千石，入朝后成为公卿。古代并不专门凭文章辞藻选人，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黄霸从卒史做起，薛宣从书佐中奋起，朱邑从啬夫中被选拔，邴吉出身狱吏；其余名臣、良吏由此进身的，数不胜数。唐朝中叶以后，方镇都选拔低级军官掌管牙兵。那时四方豪杰中不能通过科举自我显达的人，都争相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获得旄钺。虽然老奸巨盗有时也出自其中，但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类，所得人才也已经很多了。君王任用人才，就像江河一样：江河流向哪里，百川就汇聚到哪里，蛟龙也在那里产生；等到江河离开而流向别处，鱼鳖就没有地方容身，而鲵鳅反倒因此受到制约。如今世上的胥史、牙校，全都成了奴仆般的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不任用他们。现在如果要任用胥史、牙校，而胥史办理文书、刑狱、钱谷等事务，这些职责势必不能废除；如果一律鞭打惩罚，就会使豪杰不能从中产生。因此，凡是读书士人受到刑罚的就不可任用，可以任用的就不可施以刑罚。臣希望陛下采用唐朝的旧制，让五路的监司、郡守共同选拔本地人，补充牙职；都选取才干、心力足以超过常人，却不能从事科举的人，按现在的庸钱给他们俸禄，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和督捕盗贼等事。对于盗贼一类案件，从公罪杖刑以下，听凭赎罪，依照将校的法律办理。让长吏能够推荐其中有才能的人，按功劳资历排列，记载年限，使他们能够出仕，待遇可以比照任子，但不以流外官的限制来限定他们最终所能达到的职位。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秀的人，提拔任用几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就会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奸猾之徒也可以加以收罗。具体条目曲折复杂，臣不敢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各州郡都撤去武备。只有山涛论说不可这样做，皇帝见到奏议说：‘这是天下最有名的言论。’却没有采纳。到了永宁以后，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为没有防备而不能制服他们，山涛的话这才得到验证。如今臣在天下无事的时候，屡次拿盗贼来进言，臣私下的忧虑和过度谋划，也已经太过了。陛下即使能够容忍臣，也一定会被议论者讥笑；如果天下无事而臣因此受到嘲笑，那也就罢了。否则，等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就已经晚了。臣冒犯天威，罪过本来不应赦免。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进言。上呈神宗皇帝书【苏辙】

译熙宁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苏辙冒着万死之罪，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的官位疏远卑贱，朝廷的事情本来不是臣所能进言的；然而臣私下想到，虽然形势上不应当进言，至于报效国家的道义，还是有可以说的。过去仁宗亲自征求直言之士，臣因为不懂得避忌而得罪有司；仁宗怜悯臣的狂妄愚昧，极力排斥众议，使臣不至于被世间彻底抛弃。臣感激此恩，想要有所报答，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以圣德统治天下，将要大有作为以救济这个时代，而臣才能力量低下，没有办法自我效力。臣私下听取道路上的议论，得到其中一两点，想把它们传达给陛下身边的人。如果臣因惩戒过去的事情而不再上报，那么报国的诚心终身也无法表达，所以臣冒昧发表狂妄之言而不知停止。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知道事情有先后次序。先做应当先做的事，后面的事情必然能够办成；先做应当后做的事，那么先后两件事都会废弃。《尚书》说：‘想登高一定从低处开始；想走到远方，一定从近处开始。’世上没有不从低处开始却能登高、不从近处开始却能到远方的事。然而世人常常轻视低下之处、厌弃眼前之事，偏要先去做高远的事情，不知道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诗经》说：‘不要耕种大田，田中只是杂草茂盛；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劳心忧愁不止。’这是说，耕种大田而力量不够，田地就会荒芜而不能治理；还不如不耕种。思念远方的人而德行力量不足，心中劳苦却没有收获；还不如不去思念。想要耕种大田，就一定要从小田开始；小田耕种有余力，大田就可以开垦了。想要招来远方的人，就一定要从身边的人开始；身边的人已经服从，远方的人自然会来到。如果遵循正确的道路，事情的形势就可以自然实现；如果不遵循正确的道路，即使勉强追求也不能得到。臣愚昧无能，曾经冒昧议论当今世务的先后次序，私下观察陛下施政的一点一滴，认为应当先做的事情，问题在于没有去做；应当后做的事情，问题在于做得太早。然而臣不敢认为一定如此，只是所见情形有近似之处，所以根据这些近似之处向陛下深切陈说。伏望陛下自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聪明睿智，博闻通达，宏辩善论，文才足以治理天下，武略足以制伏决断，再加上勤劳，又兼有节俭。古代帝王即使历经多年也未必有其中一项，陛下一朝之间却兼备了。凭天纵的资质，再加上求治的心志，用到政事上，没有什么不能成功，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如今治理国家已经多年，但政绩没有更加进步，天下的弊病比前代日益严重，天下人不知道通向治平的道路。灾异横生，河流原野震裂，江河涌动沸腾，百姓流离失所，灾火接连发生，经过数月、时日迁延，变化仍没有停止。这正是臣日夜思考却不能明白的地方，怀疑是事情先后次序还有没有安排妥当。如今世上的祸患，没有比缺乏财用更紧迫的了。财用是国家的命脉，是万事的根本；国家所以存亡、事情所以成败，通常都由它决定。从前赵充国讨论守备边疆的计策，认为湟中谷物每斛八钱，买入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诸葛亮用兵如神，却因为粮道不能接续，多次出兵而没有功效。由此看来，如果没有财用，即使有圣贤，也不能前进半步；如果有财用，即使庸人也可以一日行千里。近来陛下因为西夏不肯臣服，赫然发愤，制定用兵的计策，招徕横山的百姓，准备夺取他们的险要、破坏他们的国家才罢休。当时夏人残暴虐待百姓，失去人心，横山百姓厌恶困苦而思念汉朝，又恰逢连续饥荒，如果在这时加以进攻，这并不是计策本身的错误。然而边疆没有几个月的粮食储备，关中没有全年积蓄，而所兴起的战事耗费极大。陛下当时却安然自若，不认为这是忧患，以为每项举措都能取得万全之功。后来边臣违犯军纪，事先轻率出兵，虽然已经攻入并践踏其国、拘捕其百姓，但陛下得到土地后却不敢收取其人，也不敢使他们臣服；虽然有了成功，却不能继续下去。最终只得罢免谋臣，讲和修好。陛下在一年以前谋划此事，出兵以后又停止，难道是认为当初安排不当而后悔吗？实在是因为没有财用来妥善处理后续罢了。而且财用不足，正是治理国家最先要办的事情。至于鞭挞四方夷狄、使异族臣服，那只是治理极盛之后的余功，是太平盛世的装饰；如今却把它放在前面，这就是臣知道先后次序没有安排妥当的原因。现在陛下吸取过去的教训，拿出秘府的财物，调拨内郡的租赋，督促转运漕运的官吏，使边疆准备三年的储蓄。臣由此怀疑陛下是否已经有意于财用了。然而臣仍认为还不够。为什么呢？秘府的财物不能取用太多，内郡的百姓也不能过度困乏；这些办法可以缓解眼前的忧患，却不能作为长久的计策。这就是臣想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财用最为紧迫，万事都依赖它，所以总是使财用的力量胜过所办的事情，而不是让事情消耗超过财用。这样财用才不会耗尽，事情也没有办不成的。财用就像车马，事情就像车上装载的东西；运载东西时，总要使马的力量胜过车的重量，使车的承载能力超过货物重量，让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才能涉过泥泞而车不翻倒，登上险峻斜坡而马不跌倒。如今四方的财物没有不被取尽的，百姓的力量已经困竭，而上面的用度仍然不足；平时战战兢兢，只能勉强维持自身，一旦发生事变，又无法预料。譬如破旧的车、瘦弱的马，却要牵引丘山一般的重载；即使侥幸没有祸患，也恐怕不能承受；如果不幸遇到阴雨变化、山陵沟谷的险阻，祸患必定有不可知的地方。因此臣深思熟虑，认为如今的计策没有比充实财用更好的。然而臣所说的充实财用，并不是寻求财物来增加它，只是去除那些损害财用的事情罢了。如果损害财用的事情没有去除，即使寻求财物来增加，财用反而会更加不足；如果损害财用的事情全部去除，即使不刻意求取更多财物，财用也不会不充足。因此臣谨为陛下说明损害财用的三件事：一是冗余官吏，二是冗余士兵，三是冗余费用。

译所谓冗余官吏，是说请考察古代设置官吏的本意：先有这样的百姓，后来才有这样的官；先有这样的官，后来才有这样的吏。根据百姓的数量设置官员，根据官员的数量选求属吏，根本全都是为了百姓。因此古代就依照官职来选取人才，郡县的职位空缺，就从百姓中选取；府寺的属官空缺，就从郡县中选取。出任地方长官，入朝成为卿相，出入之间相互承接，内外彼此贯通；一个人离去，另一个人补上，形势上不可能有白白领取俸禄的冗员。近代以来，选取人才不再依据现有官职，前来求仕的士人没有穷尽，而官职却有限，于是兼任、守任、判任、知任等办法产生，官职制度开始败坏，逐渐分散混乱，不能恢复旧制。因此上面的官吏多了，下面的士人也多了，上下彼此堵塞。譬如在不流通的沼泽中决水，前面的人还没有离开，后来的人已经到来，填塞拥挤，陷入其中便不能出来。所以平民士人多方谋求官职，已经做官的人也多方谋求升进；后面的人羡慕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又羡慕更前面的人，不以欺诈为羞愧，不以争夺为可耻，礼义逐渐消亡，风俗随之败坏，形势穷困到极点，于是到了这种地步。人的情绪得到宽舒就会快乐平易，快乐平易就会有所不去做；陷于困窘就会烦闷混乱，烦闷混乱就会无所不为。如今假使众人全都从狭窄之处出来，脚挨着脚，肩肘相碰，徘徊而不能前进，又要禁止他们奔跑争先。若要禁止他们，倒不如停止后来的人进入，拓宽那狭窄之处。现在把集市上的人驱赶进去，人数多得容纳不了，却在道路中间设置险阻使他们艰难前行，所以法令越多，争夺反而越厉害。惟愿陛下及时救治此事。请下达表示哀痛的诏书，明白告知天下；再以官吏过多为由，同他们另行制定三项法令。第一，使进士及诸科考试的应试者增加年限后再应举，录取名额不增加；多次应试者也不再给予额外推恩。理由是：如今之所以多到无法胜数，是因为取用他们太多。古人选择官吏十分精审，人们知道官吏不是可以随便求取的，所以不敢轻易去做士人。做士人的，都是品行修洁的人。如今选取人才，只要诵读文书、熟习课程，就没有不能做官吏的；求取容易，得到又很令人高兴，所以众人纷纷趋赴。如今农、工、商、贾之家，没有不放弃旧业而去做士人的。做士人的一天比一天多，可天下却更加不能治理。看看如今所谓居家不从事生产、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体恤妻子、漂泊四方、侵扰州县、制造诽谤的人，农工商贾并不参与其中。祖宗时代，士人的数量同今天相比连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都不到。然而他们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显于后世。今天的士人，连他们万分之一也不敢奢望。士人数量少于今天，功业却超过今天，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录取得极少，人们就不敢轻易做士人；所录取的，都是州郡选拔出来的人。因此制定这样的法令，使人知道皇上的意向所在。十年以后，没有实际才能的士人将不必罢黜而自然减少。况且设置科目来等待天下士人，本来就是要使有才的人能够得到职位，无才的人不能得到。我若录取他们，而他们却不能取得职位，仍说虽然不能取得，但多次应试者一定录取、不加舍弃，这就是拿官职迁就人了。况且多次应试的士人，大多已不是少年，耳目昏塞，筋力疲惫，后来才得到职位。过了几天考察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那么治理政事就没有什么可依赖的了。譬如有人养牛羊而求牧人，既选取其中强壮的，又选取其中老弱的；选取强壮的说：我取的是它们的力气；选取老弱的说：我是怜悯它们年老。若只是怜悯它们年老，那为什么还要把牛羊都收取呢？如果确实认为其中还有遗落的人才，那么如今所谓遗逸之书已经有办法收录他们了。第二，使官位达到任子资格的人，任用他的儿子作为后嗣，让他们世世代代享受俸禄、在朝廷做官，承袭簪绂、守护祭祀，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制定这样的法令，必须从二府开始；如果法令只在地位低的人中实行，却向地位高的人屈服，天下就不会服从。天下不服从，却想求法令实行，是不可能的。矫正过失来救治祸患，必然要有所过当，然后才能奏效。我并不是不知道二府不可以同一般官员一样论列。第三，使各个官署都削减其职掌，增加任职年限。理由是：百司的情况我不能全部详述，请说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三司。三司的官吏，世人一向认为人数很多而不能削减，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财计重大，簿书又多。我认为不是这样。主持大计的人，必须掌握简要纲领来统御繁杂事务；自己处理简要纲领，而把繁杂事务交给别人。自己处理简要纲领，心思就不会混乱；心思不乱，利处到来就一定知道，害处到来就一定察觉。把繁杂事务交给别人，事情就有所分工；事情有所分工，细微之处也不会遗漏，真情和伪情必然显露。现在却不是这样，整个四海这么大，哪怕一毫钱的支出，也必须由三司核验。所以三司堆积的都是案牍。案牍既然堆积，官吏就不得不多；案牍堆积而官吏又多，欺骗蒙蔽的人就多，即使有极大的利害，也不能察觉。天下的财物，从下属的郡县到转运使，层层转相钩连，

译不能只相信一方，却一定认为三司可以任用吗？这样一来，三司就没有不把责任落实到属吏身上的。难道三司的官吏就比转运使更重要吗？所以我认为，天下财物的具体事务可以分给转运使，而让三司每年总揽其纲领和要目。这样既能使三司官员有余裕治理财货的源头，又可以大为削减属吏，以杜绝扰乱法令的弊端。如果三司的官吏尚且可以削减，那么其他百司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三项法令，都是世人所谓违背世情、触犯习俗、招致怨恨而迅速招来诽谤的事情。如今将要施行它们，我并不是敢于触犯众人的愤怒而去做这种危险的事，而是认为其中有可以实行的办法。为什么呢？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每三年任用一人；自两制以上，每年任用一人，这是祖宗百年的制度，历来相承而未曾改变。仁宗时代却削减了它，三年考核政绩而无罪者便升迁官职；自唐以来也未曾改变过。英宗时代却增加了它。这两件事，难道都是适合世俗的吗？然而没有人敢怨恨，是因为人们认为官吏过多而想削减，是天下的公议；不想削减，则是天下人的私心。以私心来怨恨公议，这种怨恨就没有道理。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遵循事理而不惧怕怨恨；并不是不防备怨恨，而是知道怨恨也不能有所作为。况且如今这三项法令本来还没有实行，天下却也免不了怨恨。为什么呢？士人出身而做官吏，损害自己的生业，放弃田地乡里，把全部力量用在王事上；如今却因为官吏太多，积劳已久的人迟迟不能升迁，离任的官吏也很久不能调动，又多制定条约加以阻挠，使他们的举官资格减少，破坏他们原有的次序，使他们穷困无聊，求取进身却不能如愿。这种怨恨，难道比平民士人的怨恨少吗？两种怨恨同样都将无法避免。然而如果新进士人日益增多，国力耗竭而不能支撑，十年以后，祸患必将多得无法尽述。所以我希望陛下亲自裁断并竭力实行。假如官吏日益增加，而官吏逐渐减少，那么我还将有办法整治旧有官吏：让各道职司每年年终任命所属郡的郡守和监郡，各自任命自己的属官。规定：从今以后，过去没有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实际收入达到若干数目的；如果达到这两种情形，都由上级衡量其轻重而裁决。后来若因其他事情被揭发，就同样治罪，即使已经离职或遇到赦免，也不减免。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实际收入达到若干数目，其恶行已经很明显；上级却不能察觉，那么上级不明也就可知了。所以即使同他们一起治罪，也不过是实行今天的法律：任用人的人就承担责任。他一生中如果有罪，任用他的人终身都一同承担罪责。为任用人的一生负责，是为他将来尚未发生、又无法知道的事情负责；在年终任用人而没有过失，是为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负责。我请求把两者比较一下：为尚未发生而不可知的事情负责，即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为已经发生而可知的事情负责，即使普通人也能做到。如今既然让任用者承担圣人所做不到的责任，他已经不敢推辞了；何况让他承担普通人所能做到的责任，难道反而不可以吗？况且负责按察的官吏，也不必担心他们不知道，只担心他们知道了却未必都去按察。他们说：这对我没有损害，只不过徒然招来怨恨罢了。如今让他们也受到同样的罪责，他们势必会无所不问。陛下如果真能选择奉公守法、痛恨邪恶的大臣让他们实行此事，陛下振作精神加以察核，像除掉心腹之疾一样消除百姓的祸患，那么那些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实际收入达到若干数目的人，就不再是偶然过失，也不是恰好陷入苛细文法的人了。假如竟然放任他们回去，终身不许列于士人之中，使奸诈的官吏有所惩戒，那么冗官的弊端就可以除去了。关于冗兵，有人说：我听说本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地域狭小，兵革极少。后来荡平消灭各国，拓展土地已经很广，兵力也随之增多。雍熈年间，天下的兵力仅有三十万。当时屯戍、征讨以及各种差役同时兴起，兵力却没有困乏，从来没有兵少的忧患。自咸平、景徳以来，契丹入侵，李继迁叛逆，每当有紧急警报，将帅不问得失，动辄请求增加兵力。于是招募的兵员日益增加，兵额的数目遂超过前代一倍。后来宝元、庆历年间，元昊突然发动叛乱，又使各道把防民编为士兵，而边防屯驻的兵力达到七八十万。从此天下遂以百万作为兵额，虽然近年又没有战事，关中的兵力却达到二十八万，整个雍熈时代天下的兵力，正好只够用来防备如今关中一隅。兵力过多到这种程度，可以看清了。然而我听说如今宿迁的兵力，分属各处堡障，真正由将帅统领的战兵其实没有多少。每当遇见一次敌人，敌兵常常多，我兵常常少，众寡不敌，每战总是失败。过去将帅失利，没有不以兵少来为自己解脱的。祖宗时代的兵力极少却常常好像有余，如今的兵力极多却常常苦于不足，这两种情况不可不察。兵法有这样的说法：发动十万军队，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国家的供给，每天要花费千金；内外骚动，因道路劳顿而疲惫的百姓有七十万家。却吝惜爵禄和百金，不能了解敌情，是不仁到了极点。因此三军的事务，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赏赐没有比间谍更厚重的。间谍，是三军的司命。臣私下思量，祖宗用兵，达到了以少数兵力当作多数兵力的效果；而如今用兵，却达到了以多数兵力当作少数兵力的地步。得失的根源，全都出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听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五人，使他们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勲四人，使他们防备河东；任用赵賛、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五人，使他们防备西羌。都用关市征税的收入厚待他们，用金帛赏赐使他们富足。他们留在京师的家属，由县官供给；在道路上进行贸易的，不征问他们的商税。所以这十四个人，都富裕有余。他们把丢弃财物看得像丢弃粪土一样，把救济别人的急难看得像生怕来不及一样。因此那些愿意拼死效力的士人，贪恋他们的钱财，便舍弃生命、冒着患难，深入敌国，刺探敌人的隐秘谋划并加以报告。至于敌人的饮食起居、行动静止，没有不全部看见的。每当有入侵，总能预先知道。所以他们所防备的兵力很少，而兵力不必分散；敌人到来时，几乎都无从得逞，因为早已有了防备。

译所以在那个时候，边防的兵力，多的不过一万人，少的五六千人。凭天下这么大的地域，三十万兵力就足以供使用。现在却不是这样，一文钱以上的支出都登记在三司，有人敢擅自使用，就说是私自盗取。所谓公使钱，多的不过几千缗，百般需要都在其中；而监司又窥伺它的出入，用法律来绳治。至于使用间谍，就说由官府供给茶和防。百饼茶、几束防，显然不足以换取人的性命。因此如今做间谍的，都不值得依靠，只听传闻之言，搜集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的行动不过越出边境，所问不过是熟悉的门户。能够找到借口欺骗将帅，就停止了，并没有真正能够知道敌人真实情况的人。敌人的真实情况既无法知道，所以常常屯驻大量兵力来防备意外祸患。拥有百万兵众却常常苦于不足，原因就在这里。陛下为什么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呢？关市的征税，比茶和防的费用多；而三十万兵的供给，比百万兵的供给少。众人只知道眼前的危害，却不知道日积月累的祸患。平时不忍心舍弃关市征税来给别人，到了要供养百万兵时，却安然处之而不知道奇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过去太祖出身平民，经过百战平定天下，对于军旅之事，他思考得周详，谋划得成熟。所以臣希望陛下重新修明他所建立的制度，选择并任用将帅，用钱财厚待他们，使他们多多供养间谍之士作为耳目。耳目已经明察，即使有强敌，也不敢轻易逼近；这样即使是雍熈时代的兵力，也可以满足如今的使用。陛下如果确实重视这些困难的事情，请允许我陈述可以削减的实际情况。为什么呢？如今的强兵，没有比边防的土兵更强的；如今的弱兵，没有比内郡的禁军更弱的。禁军名位越高，俸禄越厚；俸禄越厚，才能越薄。过去西边用兵，禁军不能胜任劳役，死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羌人每次出兵，听说禁军多，便举手相互庆贺；听说土兵多，便相互告诫，不敢轻易侵犯。按实际情况比较，一个土兵的才力足以抵得三个禁军；一个禁军的俸禄供给足以养活三个土兵。假如让一万禁军在边境，他们的作用还抵不上三千土兵，却常常消耗三万人的蓄积。边郡的储备物资，比内郡价格高出不止几倍。这样权衡，土兵可以增加，禁军可以削减。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陛下如果确实听从臣的谋划，臣请求让驻扎在内郡的禁军不再轮戍边境，随着他们年老、死亡和逃亡而不再补充，使他们足以作为内郡的防备而已。逐渐裁减，在十年内实行，冗兵的弊端就可以去除。关于冗费，有人说：世上的冗费多得不可胜数。请允许我说其中大的以及臣所知道的，让陛下由此类推。臣听说，事情有必然到来的时候，恩惠有必然穷尽的时候。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就会妨害事情；恩惠穷尽后才迁改，就会伤害恩惠。过去太祖、太宗厚厚亲睦九族，以此为天下表率。当时宗室人数还不多，所以把全族聚集在京师，长久没有分开。经历五位圣主，天下太平百年了。宗室的兴盛，没有超过这个时候的。俸禄供给的费用超过百官；子孙人数又多，宫室都不能容纳。无论亲疏贵贱，没有差别等级。从刚出生的人以上，全都由县官供养；长大后授予爵位，婚嫁、丧葬，没有一样不仰赖上面的供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增长，没有人知道它的止境。这也是事情必然发展到的地步、恩惠必然穷尽的地方。然而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办法来谋划迁改。古代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为七。按照人子爱护父母的感情向上推，到祖父、曾祖，乃至百世祖先，似乎应当没有不爱的，也就应当没有不立庙祭祀的。假如顺着这种无穷无尽的心意推下去，百世祖先都立庙以后才算相称。圣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制定制度：七庙之外，若不是有功德的，就轮流毁去，不参加春秋祭祀。没有谁比天子更尊贵，没有谁比天子的祖先更尊贵，而宗庙也不增加到七庙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恩情所能达到的范围有限。为什么唯独到了宗室却不是这样呢？臣听说三代之间，公族中有因亲属关系尚未断绝而降为平民的。两汉的制度，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侯的；从侯爵以下，庶子就不再拥有爵位和土地。有的降为平民，有的本来就是平民而后来又在朝廷做官。到了唐代也是这样。因此臣认为，如今宗室应当按照亲疏、贵贱分别等级，依次让他们出外，使他们能够像异姓一样从事官职。选择其中可以任用的，逐渐试用。至于他们俸禄官秩的数目、迁升叙用的等级、黜免升降的制度、任子的法令，都同异姓一样接受按察官的监督，由属官吏掌管，以刑法禁令威慑，按时考察他们，使无才的人不至于伤害百姓，使贤能的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至于不适合做官吏的，就把他们迁出到近郡，由官府为他们建造房舍并供给俸禄，使他们可以占有田地、经营生计，同士人和平民一样。如今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用无法估量的俸禄厚待他们，用最尊贵的爵位尊崇他们，使贤能的人郁郁不得施展而老死，不贤的人居处狭窄简陋，忧惧不安而无所娱乐，实在不是好的谋划。过去唐武徳初年，封从兄弟的儿子，凡能穿衣的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怀疑这样不便，把这件事询问大臣。封徳彛说：爵位和命令过于尊崇，就会使劳役增多；把天下当作私人供奉，这不是至公的制度。于是将防属中封王的人降为公爵。从王爵降为公爵，并不是人情所乐意的事，却仍然实行了。如今让他们爵禄如旧，而让他们治理百姓，即使有内外的差别，也应当没有人怨恨。然而臣观察朝廷的议论，从来不敢谈到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想到宗室亲属分布到四方，害怕这会启发奸人的心思，产生意外的变故。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古代帝王喜欢猜疑而多设防范，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掌握尺寸的权柄，被幽囚禁锢、地位等同于普通人的，没有比秦、魏更厉害的了。然而秦、魏都经历数代便灭亡；使它们灭亡的是刘氏、项氏和司马氏，而不是它们的宗室。

译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假如失去了正确的道理，即使胡、越之人也都能谋取它；假如没有可乘之隙，即使宗室之人又有谁敢觊觎呢？惟愿陛下坦荡无疑地对待宗室，使他们依次居住在外地，像汉、唐旧例那样，这也是削除冗费的一项办法。臣听说汉、唐以来，重兵分布在四方，虽然有末大本小的忧患，但运输供给的劳苦还不至于过分。祖宗受天命建立国家，惩治了大的祸患而略去细小的过失，把重兵收拢集中在京师；根本既然强固，天下就承受命令而服从。然而转运粮草的费用于是超过古代一倍。如今东南的米，每年逆汴水而上，按石计算，达到五六百万；山林的木材都耗尽在造船上，州郡的士卒疲惫于道路，按月发放俸禄、按年供给的费用多得不可胜数。他们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常常发生侵盗，又夹杂其他物品，运到京师的米都不是完整的米了。由此看来，如今的制度只顾用人力把它运来，却不计算其中的祸患，不是好的制度。臣希望另行制定制度，把如今每年运输的数目分成四份：其中两份仍按旧法，由官府出船、出兵运输，一切照旧；一份招募六道的富人，让他们用自己的船和人运输，经过各地时免除商税；能够运送若干数量到京师而没有欺盗、毁败和损失的，就把如今二司军大将的赏赐给他们。如今江边的百姓用自己的船为官府运输，不索取官府的船价，大概是因为取得官府所收入的东西而不再核查，得到盈余来润泽自己；富人中想做官的，往往请求担任军大将。由此推想，应当会有响应招募的人。另一份由官府自己设置场所来购买；京师中应当领取米而不愿领取的士兵，按米价折算成钱偿付给他们。事物都有一定的数量，从南方取用，北方就会不足；舍弃东方，西方就会有余，这是数量必然如此、不能逃避的规律。如今官府想要购买，开始时价格难免昂贵；价格太贵，东南百姓就会争相赶来；来的人多了，价格又将转为低贱。用高价招致低价，用低价招致高价，这也是必然的规律。所以臣希望把这两种办法同旧法一起设置，试验并比较它们的利弊和可行与否；一定要有可用的办法，然后才推广实行。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项办法。臣听说使国家富足有道：没有什么不防止的，便是使国家富足的开端；认为不值得防止，便是贫困的根源。顺着可以防止的地方收取财物，没有什么不收取，保存下来的就多；顺着没有必要防止的地方放弃，没有什么不放弃，失去的就多。然而世间议论的人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的财富，却只顾区区小用，这是有司的职责而不是帝王的事情。这种说法在天下实行至今已经数百年了，所以天下的费用中本来可以停止的，常常比从前更多。臣不敢远引前代，请说近年的事情：自嘉祐以来，圣人接连兴起，而天下的官吏达到京秩以上的，两次升迁他们的官职；天下的郡守和职司，两次补用他们的亲属。自治平年间京师发生大水，以及去年河朔发生大地震，百般劳役同时兴起，国家有极其紧急的费用；而郊祀的赏赐却没有花费在百官身上。自横山用兵以来，供给物资的事务尚未安定，京西流民的慰劳招徕也未停止，官府和民间都困乏不堪，天天无暇自给；宗室的丧葬却不等待年限而举行。臣从这些事情看，知道朝廷有“不值得防止”的观念。臣确实知道事情既已过去，没有什么可做的；但假如从今以后顺着可以防止的地方加以救治，那么无益的费用仍可逐渐减少，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项办法。臣忧虑恳切，私下担忧过度，因此提出三冗的主张来献给陛下。伏惟陛下深思远谋，详尽听断，对天下的事情无不明察；臣所陈述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假如三冗不去，大体说来十年以后，天下将更加衰败耗损，难以重新治理。陛下为什么不探究它的根源，确定方略，选择任用贤能俊杰，授予他们既定的制度，使他们长期任职，然后责求他们的成效呢？如今天下的官员，大都怀着想离任、不能久任的心思；侍从之臣过了一年还不能替代，就惶惶不安而不快乐。现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都长期任职，至于各道职司、三司官吏、边防将佐，这些都是同天子共同成就事业的人。将要把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负责，却不让他们长期任职，就像开掘水源的人看不见水流，提出谋划的人看不见成功；事情因此不能办成。陛下如果确实选择人才任用，使他们同二府一起长期任职，人们知道不能苟且免除责任，就会考虑长久的谋划；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经过岁月磨炼，这样三冗的弊端才可以去除。然而这样做仍有忧患，为什么呢？如今的士大夫厌恶相同而喜爱不同，嫉恨事情成功而喜欢事情失败；假如事情不是出自自己，稍有抵牾不合，就群起排斥。比如现在让按察官任用自己的属吏，年终没有过失；照这种形势，他们必将无所不按察，获罪的人必将多于从前。这样一来，天下的议论就会纷纷非难。万一有一件处理不当，众人就会群起指责其罪；法令只要有一处不当，就不能实行。万一再三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上面的人也难免迷惑；众人在下非难，朝廷在上怀疑，攻击的人多，而坚持的人不坚定，法令就会从此失败。世上有耕田却因耕田杀人的事，有人就因此认为耕田也可以废除。杀人应当诛罚，耕田不可废除，这是两件事，怎么能因为那件事而妨害这件事呢？所以按察人而不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治罪；但法令的是非却不在这里。假如陛下确实认为可以实行，就必须先能破除天下浮泛的议论，使良法不在中途废弃；这样以后，三冗的弊端才可以去除。三冗既然除去，天下的财富就能日益增长而不受损害，百姓富足，府库充盈，陛下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希望的事情没有不如意的；集合天下的民众，任凭陛下使用，用来进攻就能攻取，用来防守就能稳固。即使有西戎、北方敌国等不肯臣服的国家，宽容它们，就成为汉文帝；不宽容它们，就成为唐太宗。伸缩进退，全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如今陛下不办理根本，却先举措末节，这正是臣大惑不解的地方。臣不胜愤懑，越级进言，雷霆般的谴责也无所逃避。臣辙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此上书。《文编》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四。明代唐顺之编。苏秦游说秦惠王【国防】。苏秦起初准备实行连横，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的富饶，北面有胡、貉和代马可供使用，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险阻，东面有殽山、函谷关的坚固。田地肥沃，百姓殷实富足，战车万辆，奋勇冲击的士卒百万，肥沃的田野绵延千里，蓄积丰厚，地势险要而便利，这就是所谓的天府，是天下雄强的国家。凭大王的贤能，士民的众多，车骑的力量，兵法的教习，可以兼并诸侯，吞并天下，称帝而治理天下。希望大王稍稍留意，臣请求陈述这件事的效验。”秦王说：“我听说：毛羽不丰满，不能高飞；文章没有成就，不能施行诛罚；道德不厚重，不能役使百姓；政教不顺畅，不能烦劳大臣。如今先生庄重地不远千里来到朝廷教导我，希望改日再谈。”苏秦说：“臣本来就怀疑大王不能采用我的意见。从前神农讨伐补遂，黄帝讨伐涿鹿而擒获蚩尤，尧讨伐驩兠，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有夏，文王讨伐崇，武王讨伐纣。齐桓公凭借战争而称霸；从天下的情况看，哪里有不经过战争的呢？古代使车辆奔驰相撞，言语相互结盟，天下成为一体；约定合纵、实行连横，兵革不藏，文士一同整治，诸侯混乱迷惑，各种事端一齐兴起，复杂得无法治理。科条已经完备，百姓却多有虚伪的姿态；文书典籍繁多混杂，百姓贫困，上下都忧愁，百姓没有可以聊赖的生活。明白宣示章法义理，兵甲反而更加兴起；言辞巧辩、服饰华美，战争攻伐不能停止；繁复铺陈文辞，天下不能治理，舌头说破、耳朵听聋，也看不见成功；推行仁义、约束信用，天下却不亲附。于是便废弃文治而任用武力，厚厚供养敢死之士，连缀铠甲、磨利兵器，在战场上求取胜利。只想安坐而获得利益，安然坐着而扩张土地，即使古代五帝、三王、五霸以及贤明君主，也常常想坐着得到这些，形势却不允许，所以用战争来接续。宽缓时两军相互进攻，急迫时拿着兵器相互冲撞，然后才能建立大功。因此兵力在外取胜，义理在内强盛，威势在上确立，百姓在下服从。如今想兼并天下，凌驾万乘之国，使敌国屈服，控制海内，使百姓安居，让诸侯称臣，非用兵不可。如今的继位君主忽视最高的道理，都迷惑于教化，扰乱于治理，迷失于言论，受惑于辞说，沉溺于辩论，淹没于文辞。由此说来，大王本来就不能实行我的主张。”游说秦王的书信递上十次，游说仍不能实行；黑貂皮袍穿破了，黄金百斤用尽，资用匮乏，于是离开秦国返回。他用麻绳捆扎行李，穿草鞋，背着书、挑着行囊，形貌枯槁，面目黑黄，神情带有惭愧之色。回到家里，妻子不停织布，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跟他说话。苏秦长叹说：“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于是连夜打开书箱，摆出几十只书箧，找到太公《阴符》的谋略，伏案诵读，反复锤炼，作为揣摩之术。读书想睡觉时，便拿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流到脚上，说：‘哪有游说国君却不能使他拿出金玉锦绣，取得卿相尊位的道理呢？’经过一年，揣摩之术练成，说：‘这些确实可以用来游说当世的君主了。’于是就敲击燕国乌集阙，在华美的宫殿下求见并游说赵王，拍掌谈论。赵王非常高兴，封他为武安君，授予相印，给他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让这些赏赐跟随在他身后。他约定合纵，瓦解连横，以此抑制强秦。所以苏秦在赵国任相时，函谷关的道路不通。在这个时候，天下的广大土地，万民的众多，王侯的威势，谋臣的权力，都想由苏秦来决定。不费一斗粮食，不劳烦一名士兵，不交战一名士卒，不断一根弦，不折一支箭，诸侯彼此亲善，比兄弟还要亲近。有贤人在位，天下就服从；任用一个人，天下就跟从。所以说：‘应当依靠政治，不应当依靠勇力；应当依靠朝廷之内，不应当依靠四境之外。’秦国声势隆盛时，黄金万镒供其使用，车轮相接、骑兵相连，在道路上光耀炫目，崤山以东的国家像风吹草偃一样顺从，使赵国的地位大为提高。况且苏秦不过是穷巷中凿门、以桑木为门扇的士人罢了。他伏在车轼上勒住马缰，横行天下，在朝廷上游说诸侯之主，堵住左右近臣的嘴，天下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他将要游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听说后，便清扫宫室、修整道路，奏乐设宴，到郊外三十里迎接。妻子斜着眼看他，侧着耳听他说话；嫂嫂像蛇一样爬行，拜了四拜，跪下谢罪。苏秦说：‘嫂嫂为什么以前傲慢，后来卑下呢？’嫂嫂说：‘因为小叔您的地位尊贵而且钱财很多。’苏秦说：‘唉！贫穷时父母不把他当儿子，富贵时亲戚都畏惧他。人活在世上，权势、地位和财富，难道可以忽视吗？’ 苏秦游说燕文侯【国防】。苏秦将要为合纵向北游说燕文侯，说：“燕国东面有朝鲜、辽东，北面有林胡、楼烦，西面有云中、九原，南面有呼沲、易水，土地纵横二千里，披甲的士卒数十万，战车七百乘，骑兵六千匹，粮食足以支撑二年。南面有碣石、鴈门的富饶，北面有枣、栗的利益；百姓即使不耕作，枣栗的果实也足够供百姓食用，这就是所谓的天府。安乐而没有战事、看不见军队覆灭、将领被杀的忧患，没有比燕国更好的地方了。大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侵犯、承受战争，是因为赵国在南面替它遮蔽。秦、赵交战五次，秦国胜了两次，赵国胜了三次。秦、赵彼此损耗，而大王凭完整的燕国控制它们的后方，这就是燕国没有遭受危难的原因。况且秦国攻打燕国，要越过云中、九原，经过代、上谷，绵延数千里；即使得到燕国城池，秦国的谋划本来就不能守住它。秦国不能伤害燕国，也很明白了。如今赵国攻打燕国，发出号令出兵，不到十天，数十万军队就驻扎在东垣；渡过呼沲，涉过易水，不到四五天就抵达国都附近。所以说，秦国攻打燕国，是在千里之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之内作战。不忧虑百里以内的祸患，却重视千里以外的祸患，谋划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因此希望大王同赵国合纵亲善，天下成为一体，那么国家一定可以没有祸患。”燕王说：“我的国家弱小，西面受到强秦逼迫，又靠近齐、赵。齐、赵都是强国，如今主君幸蒙教诲，劝我合纵来安定燕国，我恭敬地愿意让国家参加合纵。”于是带着车马金帛送给苏秦，让他到赵国去。苏秦游说赵王【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