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三十三

译太史公说：“殷代以前的事情已经很久远了。周代分封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然而把伯禽、康叔分别封在鲁、卫，土地各有四百里，是亲近亲属的道义，也是褒奖有德之人。太公封在齐，兼有五侯的土地，是尊重勤劳功臣。武王、成王、康王所封的诸侯有数百个，其中同姓五十五国，土地大的不过百里，小的三十里，用来辅佐保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有的封地超过规定，有的被削减。厉王、幽王以后，王室衰弱，侯伯和强国兴起。天子防御而不能匡正，并不是德行不纯，而是形势已经衰弱。汉朝兴起后，确定两等爵位。高祖末年，不是刘氏而称王的人，如果没有功劳，皇上不予安置；而受封为侯的人，天下人都可以共同诛杀。高祖的子弟中同姓为王的有九国，只有长沙王是异姓；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多人。从雁门、太原以东直到▯阳，是燕、代两国；常山以南，太行山向左转，渡过黄河、济水，经过阿、甄以东直到海边，是齐、赵两国；从陈以西南到九疑山，东边连接长江、淮水、谷水、泗水，直到会稽山附近，是梁、楚、吴、淮南、长沙诸国。它们对外都接近胡、越，内地从北方山脉以东，几乎全是诸侯的土地。大的有五六个郡，连着几十座城，设置百官和宫观，僭越到了天子的规格。” 汉朝中央只拥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直到蜀地，北边从云中直到陇西，加上内史，共十五郡，其中还有公主和列侯得到食邑。为什么这样呢？天下刚刚平定，皇帝的骨肉同姓亲属很少，所以扩大并强化庶出的宗室，用来镇抚四海，承继并保卫天子。汉朝平定天下一百年间，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诸侯有的骄横奢侈、恐惧邪僻，臣下谋划淫乱，大的发动叛逆，小的违法失轨，因而危及自己的性命，身死国亡。天子考察上古制度，然后施加恩惠，使诸侯能够推恩，把封国分给子弟；原来的齐国分为七国，赵国分为六国，梁国分为五国，淮南国分为三国。后来天子的支庶子弟也封王，诸王的支庶子弟又封侯，有一百多人。吴、楚之乱前后，有些诸侯因为触犯禁令而被削地，因此燕、代没有北部边郡，吴、淮南、长沙没有南部边郡，齐、赵、梁、楚的支郡中名山、大泽、海滨之地，也都收归汉朝。诸侯逐渐受到限制，大国不过十几座城，小侯不过几十里土地；向上足以奉行贡赋职责，向下足以供养祭祀，以此作为藩屏辅佐京师。汉朝的郡有八九十个，交错分布在诸侯之间，像犬牙一样彼此相接，掌握险要关塞，凭借地利，形成强化根本、削弱枝叶的形势。” 这样尊卑分明，万事也各得其所了。”臣司马迁谨慎记载高祖以来直到太初年间的诸侯谱系，以及后来逐渐损益的情况，使后世能够看到形势；即使这样能够强化中央，也仍应以仁义为根本。高祖功臣年表【《史记》】古代臣子的功劳有五个等级：凭德行建立宗庙、安定国家叫作“勋”；凭言论建功叫作“劳”；凭力量建立功业叫作“功”；彰明功劳等级叫作“伐”；按任职日数积累资历叫作“阅”。封爵誓词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那样狭，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样平，国家也要永远安宁，并且延及后代子孙。”起初没有谁不想巩固根本，但枝叶后来逐渐陵夷衰落。我读高祖封侯功臣的记载，考察他们当初受封以及后来失去封国的原因，说道：“听到的情况真奇怪啊！”

译《尚书》说：“使天下万国协和，使政权迁移到夏代商代。” 有的延续数千年，大概周代分封了八百诸侯，幽王、厉王以后，在《春秋》中还能看到他们的后代。《尚书》记载唐、虞时代的侯伯，历经三代一千多年，他们保全自身以藩屏、护卫天子，难道不是因为笃守仁义、奉行君上的法度吗？汉朝兴起时，受封的功臣有一百多人。天下刚刚平定，因而大城名都人口流散，户口能够查数的只剩十分之二三，所以大侯不过万户，小侯只有五六百户。后来几代之后，百姓都回到故乡，户口逐渐繁衍，萧何、曹参、绛侯、灌婴这一类功臣的封户有的达到四万，小侯也成倍富足。子孙骄纵奢侈，忘记先人早年放纵宠幸的行为。到太初年间一百多年之间，现存的侯爵五人多，都因犯法丧命，封国也随之耗亡，法网也稍微疏松了；然而他们全都不是因为在当时的禁令面前战战兢兢而获罪。身处当今而思考古道，是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并不一定要完全与帝王相同；不同帝王礼制有别、事务各异，关键在于以成功作为纲纪，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考察他们获得尊宠的原因以及被废黜辱没的原因，也就是当世成败得失的汇集，何必只拘泥于旧闻？于是我谨慎考察他们的始终，列出并说明有关文辞，其中有些不能完全说明本末，对明显存疑之处便阙而不论。后世有君子想要推究并排列这些事，可以借此看到。” 诸侯王表【《汉书》】从前周代鉴戒夏、商二代，三位圣人制定法度，设置五等爵位，分封八百诸侯，同姓诸侯有五十多个。周公、康叔分别建国于鲁、卫，各有数百里土地。太公封在齐，也拥有五侯九伯的土地。《诗经》记载这种制度说：“贤人是藩篱，太师是城墙，大国是屏障，大宗是栋梁；怀有德行才能安宁，宗子就是城池。不要使城墙毁坏，不要让人独自忧惧。”这就是亲近亲属、尊重贤者、褒奖功劳德行，关系到国家盛衰，深固根本，使其不可倾覆的办法。因此强盛时有周公、召公辅佐治理，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衰弱时有五霸扶助其弱，与周王共同守护。幽王、平王以后，周室日渐衰微，到虖▯防河洛之间，分裂成东、西二周。有逃避责任的高台，也有被盗斧头的说法，但天下仍称周王为共主，强大的诸侯也不敢推翻他。历经八百多年，气数已尽、德行已竭，到了王赧时降为庶人，享尽天年而死。王号和帝位已经在天下断绝，但诸侯枝叶仍彼此扶持，没有人能够占据空缺的王位。天下没有君主，三十多年。秦凭借形势优越的土地，施展诡诈的军队，像蚕食桑叶一样吞并崤山以东，一举夺取胜利。于是秦自负所学，任意自称无所不知，讥笑三代，荡平毁灭古代法制，私自称为皇帝，而自己的子弟却成为平民。” 秦朝在内没有骨肉宗室作为根本的辅佐，在外没有一尺土地作为藩篱羽翼的防卫。陈胜、吴广奋起挥舞白木棍，刘邦、项羽随后将它灭亡。所以说：“周朝超过了它的历数，秦朝未能达到预定期限，都是国势造成的。”汉朝兴起初期，天下刚刚平定，同姓宗室很少；汉朝吸取秦朝孤立无援而灭亡的教训，于是分割土地，设置两等爵位，封功臣为侯的有一百多个封邑。尊奉王室子弟，大规模建立九国：从雁门以东直到▯阳都属燕国；代、常山以南，太行山向左转，渡过黄河、济水，沿着海边到达齐国，属齐、赵两国；谷水、泗水以东，全部占有▯防，属梁、楚两国；东边连接江、湖，直到防稽，属荆、吴两国；北界淮水，沿岸略取庐、衡之地，属淮南国；在汉水以北，延伸到九嶷山，属长沙国。诸侯国彼此接境，环绕周边三面，对外连接胡、越。天子自己拥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直到巴、蜀；北边从云中直到陇西，加上京师内史，共十五郡。公主、列侯也有不少封邑在其中，而大的藩国夸大到兼有州郡，连着几十座城，宫室、百官的制度都和京师相同。这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了。不过，高祖创业时日理万机，孝惠在位时间又短，高后以女主身份摄政，而天下安宁，没有狂悖奸诈之徒的忧患，最终平定诸吕之乱、成就太宗功业，也依赖诸侯的力量。然而诸侯国原本因为封地广大而强盛，后来流弊泛滥而达到溢出的地步；小的淫乱荒废、逾越法令，大的离心孤立、蛮横悖逆，因而害死自身、丧失国家。所以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分割齐、赵；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弱吴、楚；武帝实行主父偃的策略，下达推恩令，使诸侯王可以分割户邑封给子弟，不必实行贬黜升迁，藩国便自行分裂。此后齐国分为七国，赵国分为六国，梁国分为五国，淮南国分为三国。皇子最初受封时，大国不过十几座城；长沙、燕、代虽有旧日名号，却都失去了南北边郡。景帝遭遇七国之乱，压制削弱诸侯，减少并废除他们的官职；武帝经历衡山、淮南的谋反，制定左官律，设置附益法。诸侯只能取得衣食所需的租税，不参与政事。到了哀帝、平帝时期，诸王都是继承祖先的后代，亲属关系疏远，生长在帷帐宫墙之中，不被士人和百姓尊重，地位与富有之家没有区别。然而本朝存在时间短，皇统三次断绝。因此王莽知道汉朝内外都已疲敝，本末俱弱，便无所顾忌，产生奸邪之心，借助太后的权势，假托伊尹、周公的名号，专擅施行威福。在朝廷之上，不必走下台阶，便运转天下政事。” 他的诈谋已经成功，于是占据面向南方的尊位，分遣五威将军的属吏，乘驿马传车奔驰天下，颁布推行符命。汉朝诸侯王叩头至地，奉上皇帝的玉玺和绶带，只怕落在后面；有的甚至称美颂德，以求得容纳和媚悦。难道不可悲吗！因此考察事情的始终以及强弱的变化，把它作为明确的鉴戒。异姓诸侯王表【《汉书》】从前《诗经》《尚书》记述虞、夏之际，舜、禹接受禅让，积累德行功业，使百姓得到恩泽，代理君位处理政事，经数十年后才正式即位。殷、周称王，是由于禹、后稷修仁行义，历经十多代，到汤、武时才放逐并诛杀暴君。秦从襄公、章公、文公、缪公、献公、孝公、昭公、严公起，逐渐蚕食六国，历时一百多年，到始皇才兼并天下。德行像那样深厚，用力又如此艰难。秦已经称帝，担忧周朝的败亡，认为那是由于处士横加议论、诸侯争强、四夷交相侵扰，因弱小而被夺取。于是削除五等爵位，毁坏城池，销毁兵刃，箝制言论、焚烧书籍，内则铲除豪杰，外则排斥胡、越，统一威权，以求万世安定。然而十多年之间，强猛的敌人突然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戍卒强过五霸，闾巷百姓受到戎狄般的逼迫，先前对于诽谤议论的防范，反而促使人们挥臂拿起武器。秦朝过去的禁令，恰好只是帮助豪杰，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因此汉朝没有一尺土地作为基础，仅凭一把剑的力量，五年便成就帝业。史书传记所记载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古代世代更替，都承继圣王的功业；如今汉朝却只是承接孤立的秦朝留下的弊病。雕刻金石难以建立功劳，摧折枯朽之物却容易出力，形势就是这样。”

译所以根据汉朝接受天命的情况，把十八位王按月份编列；天下统一后，才按年数排列，直到孝文帝为止，异姓诸王至此全部结束。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功臣表【《汉书》】自古帝王兴起，何曾没有建立辅佐自己的大臣，和他们共同成就上天功业呢？汉朝兴起，从秦二世元年的秋天、楚陈起兵的那一年起，最初由沛公总领英雄豪杰，三年后向西灭掉秦朝，建立汉王名号；五年后向东攻克项羽，登上皇帝之位；经过八年，天下才平定，开始论定功劳、确定封爵。到十二年，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封侯。当时大城名都人口流散，户口能够查数的仅有十分之二三，所以大侯不过万户，小侯只有五六百户。封爵誓词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那样狭，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样平，国家也要永远存在，并延及后代子孙。”于是用丹书来重申信约，又以白马盟誓加以郑重，并制定十八侯的位次。高后二年，又诏令丞相陈平，全面校定列侯功劳的记录和次序，将正本藏入宗庙，副本存于有关官署。起初没有谁不想巩固根本，但枝叶逐渐凋落。所以到了文帝、景帝四五代之间，流民已经归来，户口也繁衍，列侯中大的达到三四万户，小国也成倍增加，富足程度同样如此。子孙骄纵放逸，忘记先祖的艰难，多数陷入法禁，丧命而使封国灭亡。有人说，子孙延续到孝武帝后元年间，已经一个遗留的也没有了，封国消耗殆尽，法网也稍微稀疏；但这全都不是因为他们能在当时的禁令面前战战兢兢。” 所以孝宣皇帝怜悯他们，打开宗庙府库，查阅旧日典籍，下诏命有关官员寻找他们的子孙；这些人都出身于雇工和保役之中，同时获得免除徭役，有的还加赐金帛，用以彰明中兴的恩德。到了孝成帝，又加以访察，后来逐渐衰微，延续得像一根线一样危险。杜业进献的劝说多么好啊！他说：“从前唐朝凭万国实现时世和洽的政治，虞、夏凭此拥有众多诸侯，享受恭敬无为的治理；商汤效法三位圣王，殷代于是太平；周朝分封八百诸侯，远方经过多次翻译前来祝贺。因此，内心宽厚的君主乐于继承绝后的世系，声名崇高的君主安于重建灭亡的国家。至于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德行和思念已经如此深厚。成王考察牧野之战的胜利，顾念诸侯的辛劳，知道他们的恩德凝结于民心，功劳光耀于王府。所以追述先父的志向，记录遗老的功勋，提高他们的地位，扩大他们的封域，爱敬之意无不周备，命令赏赐也十分丰厚；大孝的隆盛，在此达到了极点。等到他们去世，后世君主感叹他们的功劳，百姓没有不思念他们的；即使是他们休息过的树，也还不忍砍伐，何况他们的宗庙呢？所以燕、齐的祭祀与周朝一同流传，子继承兄位、弟承继兄长，历经年代而没有废绝。难道是没有刑法吗？是因为祖先竭尽力量，所以支庶子孙得以依赖。考察汉朝功臣，也都割符作世袭爵位，接受山河盟誓；活着时用来彰显他们的名号，死后用来显扬他们的魂魄，赏赐也不算微薄。” 一百多年间，承袭封爵的人全部消失了，有的断绝而失去姓氏，有的贫乏而无人主持祭祀；枯骨孤零零地留在坟墓中，后代子孙流落道路，活着令人怜悯，死后尸体还要辗转抛弃。以过去推想今天，实在令人悲伤。圣明的朝廷怜悯他们，下诏寻找后代，四方人心欢悦，没有不归附的。事情进行数年而没有得到省察，恐怕议论的人不思考大义，反而说这是虚妄灭亡之事；那样就会使深厚的恩德被埋没，选拔和颁布恩典也不合适，不能用来显示教化、劝勉后世。三人已经足以代表众多功臣，虽然难以全部继承封爵，也应当优先继承功劳最显著者。因此成帝又续封萧何；哀帝、平帝时期，增修曹参、周勃等人的封爵，这就合宜了。以此接续前面的记载，考察其本末，并排列位次，直到孝文帝为止，用来彰明开国功臣的侯爵名籍。” 《文编》卷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四 明代唐顺之编 儒林【《史记》】太史公说：我读到有关功令的记载，看到广泛开辟和勉励求学、任用学官的途径时，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叹息的。我说：唉！周王室衰落，于是《关雎》之乐兴起；幽王、厉王败坏，礼乐也随之毁坏。诸侯任意行事，政权掌握在强国手中。所以孔子忧虑王道废弛、邪道兴起，于是整理编次《诗》《书》，修明兴起礼乐。他到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正定乐章，使《雅》《颂》各得其所。世道混浊，没有人能够任用他，因此仲尼求见七十多个君主，却没有遇到知己。他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时间就够了。西行狩猎时捕获麒麟，他说：我的道已经穷尽了。因此依据史事作《春秋》，用来代行王法；它的文辞隐微而意旨广博，后世学者多有取法。孔子死后，七十名弟子散去，游历诸侯；其中地位高的做师傅、卿相，地位低的与士大夫交游、教导他们，也有的隐居而不出仕。所以子路住在卫国，子张住在陈国，澹台子羽住在楚国，子夏住在西河，子贡最终死在齐国。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这些人，都曾向子夏一派求学，成为诸侯的老师。当时只有魏文侯喜好学习，后来逐渐衰落直到始皇时期，天下在战国时代相互争战，儒术从此受到排斥。”}], 然而齐、鲁一带，求学的人却没有废弃学业。在威王、宣王时期，孟子、荀卿这一类人都遵循孔子的事业，并加以润色，凭借学问在当时显名。到了秦朝末年，焚烧《诗》《书》，坑杀方士，六艺从此残缺。陈涉称王时，鲁地各位儒生抱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归附陈王。于是孔甲做了陈涉的博士，最终和陈涉一起死去。陈涉从一个平民起兵，驱赶由瓦片般乌合而成的戍卒，十多天便在楚地称王，不到半年，终于灭亡。他的事业极其微小浅陋，然而缙绅先生们却背负孔子的礼器，前往陈涉那里献身为臣，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秦朝焚毁了他们的学业，他们积累怨恨，便在陈王那里发泄愤懑。等到高皇帝诛灭项籍，发兵包围鲁地时，鲁中的儒生还在讲诵经书、学习礼乐，弦歌之声不断，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下来的教化，是一个喜好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在陈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那些年轻人狂放而简约，文采斐然地形成篇章，却不知道该怎样裁剪。’齐、鲁之间重视文学，从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因此汉朝兴起以后，各位儒生才得以修习经学，讲习大射、乡饮酒等礼仪。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因而任太常；共同参与制定礼仪的诸生弟子，都成为选拔人才时的首选。于是人们慨然叹息，兴起求学之风；但当时仍有战争，要平定天下，也没有空闲顾及学校教育的事情。孝惠帝、吕后时期，公卿都是凭武力立功的臣子；孝文帝时虽颇多征召任用儒生，然而孝文帝本来喜好刑名之学；到了孝景帝，又不任用儒者，而窦太后还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各位博士只是具备官职，等待诏问，没有人得到升进。等到今上即位，赵绾、王臧等人彰明儒学，皇上也向往儒学，于是征召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此以后，在鲁地讲《诗》的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固生，在燕地有韩太傅；讲《尚书》的以济南伏生为代表；讲《礼》的以鲁地高堂生为代表；讲《易》的以菑川田生为代表；在齐、鲁讲《春秋》的有胡母生，在赵地有董仲舒。窦太后去世后，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排斥黄老、刑名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延请文学之士和儒者数百人。公孙弘凭借《春秋》所学，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的三公，被封为平津侯，天下的学士纷纷改变风气，趋向儒学。公孙弘担任学官时，哀叹儒道郁滞，于是上奏说：‘丞相、御史说：诏书说：“我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用音乐来教化百姓，婚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人伦关系。”’ 如今礼制废弛、音乐败坏，朕对此非常怜悯。因此详细征召天下方正、博闻之士，使他们都登朝任职。应命令礼官勉励学习，使学问讲论达到广博通达，兴起礼制，作为天下的先导。’太常商议，和博士弟子一道尊崇乡里的教化，以扩大贤能人才的范围。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人共同议论说：‘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道，乡里都有学校教育：夏称为校，商称为序，周称为庠。对于善行，就在朝廷上显扬；对于恶行，就施加刑罚。因此教化的推行，要从京师树立最先的榜样，再由内而外推行。如今陛下彰明最高的德行，开启大明之道，与天地相配，以人伦为根本，勉励学习、修明礼制，崇尚教化、激励贤才，以此影响四方，这是太平的根本。古代政教尚未周备时，不能完备礼制，请依照旧有官制来兴办。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太常选择民间年满十八岁、仪表端正的人补为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爱好文学、敬重长上、严肃遵守政教、顺从乡里，出入行为不违背所学的人，由县令、县长、县丞上报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谨慎察看其中合格者，应当随计吏一同到太常，可以像弟子一样接受学业。一年都要参加考试，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任文学掌故；其中成绩最高、可以任郎中的，太常登记上奏；如果有才秀出众、特别优异的人，就立即把姓名上报。’ 那些不从事学习、资质低下，或者不能通晓一门经艺的人，就立即罢免；同时请求对那些不称职的人加以惩罚。臣谨按诏书和所下达的律令，其中阐明了天与人的分际，贯通古今的道理，文章典雅，训诫言辞深厚，所施恩惠十分美善。小吏见闻浅陋，不能彻底宣扬，便无法向下明确传布；治理礼制、掌管典故的官员，应当以文学、礼义为任。官职升迁流转停滞，请选择秩禄相当于二百石以上的官员以及秩禄百石的吏员，凡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任左右内史太守的卒史；秩禄相当于百石以下的，补任郡太守的卒史，每郡都各用二人，边郡用一人。先任用诵读经书最多的人；如果人数不足，再选择掌故补任中二千石官的属官；文学掌故补任郡国属官，以补足员额。请制定功令，其余事项依照律令办理。皇帝下诏说：可以。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中，文质彬彬、富有文学修养的人就多起来了。《游侠》（《史记》）

译韩非子说：‘儒者用文章扰乱法令，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讥刺；然而学士在世上大多受到称誉。至于凭借学术取得宰相、卿大夫之位，辅佐当世君主，使功名都显著记载在《春秋》中的人，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季次、原宪，他们只是闾巷中的平民，读书而怀有独立操守、君子德义，不肯苟且迎合当世，当世人也嘲笑他们。因此季次、原宪终身住在空屋、蓬门之中，穿粗布衣，吃粗疏的食物，只是不以死为厌而已。四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弟子仍然记述他们，毫不懈怠。如今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正义，但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坚决，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诚实，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奔赴士人的困厄，已经把人的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却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也以宣扬自己的德行作为羞耻，大概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况且人的危急和缓急，是时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被困在井中，伊尹背着鼎俎，傅说藏身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管仲戴着刑具，百里奚替人喂牛，孔子在匡地受到惊惧，在陈、蔡之间面有菜色；这些都是学士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却仍然遭遇这样的灾祸，何况凭中等才质而处在乱世末流之中的人呢？他们遭受祸害，又怎么能说得尽呢？鄙俗之人有句话说：哪里知道什么仁义？’ 已经倾向于追求利益的人，就被认为是有德之人。因此伯夷以周朝为可耻，饿死在首阳山，文王、武王却没有因此被贬低为王；盗跖、庄蹻暴虐凶狠，他们的党徒却无穷无尽地歌诵他们的‘义’。由此看来，盗窃衣带钩的人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下保存着仁义，这话并不是虚言。如今拘守学问的人，或者抱持咫尺般狭小的义理，长久孤立于世间，难道比得上降低议论、迎合世俗，随世沉浮而取得虚名吗？然而平民之中那些安排取予、信守诺言，声名传诵千里，为了朋友赴死而不顾世俗的人，也有他们的长处，并不只是苟且行事而已。因此士人困窘而能够托付生命，这不正是人们所说的贤者豪杰之流吗？假使乡里的侠客能同季次、原宪相比，在当世衡量自己的力量、施展才能、建立功业，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总之，要以功业来显明自己，以言语取得信任；侠客的道义，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古代平民中的侠客，已经无法再听闻了。近世的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这些人，都是凭借王者的亲属关系，依靠拥有封地的卿相的财富，招揽天下贤士，在诸侯之间显扬名声，不能说不是贤者。就像顺着风呼喊，声音并不是自己加快了，而是凭借风势传播得更远。至于闾巷中的侠客，修养品行、砥砺名节，声名施布于天下，没有人不称他们贤能，这才是困难的事。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他们，不把他们记载下来；秦朝以前，平民侠客就湮没不见了，我对此十分遗憾。据我所听闻，汉朝兴起后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有时触犯当世的文法，但其中有些人忠于义、操守清白、能够退让，足以称道；他们的名声不是虚假树立的，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至于结党、宗族强盛，互相勾结，设置财利，驱使贫弱，凭豪势侵凌他人，任意欺凌孤弱以满足私欲，这些事情连游侠也认为可耻。我悲叹世俗不能察知他们的本意，反而冒昧地把朱家、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徒归为一类，一同加以讥笑。《龟策》（《史记》） 自古以来，圣王将要建立国家、接受天命、兴起事业，哪一次不珍视卜筮来辅助善政呢？唐、虞以前的事已经无法记载；从夏、商、周三代兴起以来，各自都凭借祥瑞征兆。涂山的征兆出现后，夏启顺势兴起；世飞燕的占卜结果吉利，所以殷朝兴起；百谷的筮卦吉利，所以周王兴起。王者遇到疑难而作决定，要参照卜筮，用蓍草和龟甲来判定，这是不变的原则。蛮夷、氐、羌虽然没有君臣的秩序，也有用来决疑的占卜，有的用金石，有的用草木。各国风俗不同，但都可以借此进行战伐攻击、调度军队以求取胜利，各自相信自己的神灵，用来预知未来。大略听说夏、殷时期，要占卜的人才取来蓍草和龟甲，占卜完毕便把它们丢弃，认为龟甲收藏起来就不灵验，蓍草使用久了就不神妙。到了周王室，卜官却常常珍藏蓍草和龟甲，而且龟甲、蓍草的大小以及使用的先后各有崇尚，归根到底等级是相同的。有人认为，圣王遇到事情没有不能决定的，遇到疑难没有不能看清的；他们设置考察神灵、求问神意的方法，是因为后世衰败之后，愚人不向智者学习，各自安于自己的教化，分裂成许多家族，道路分歧而没有边际，所以把一切归结到最高的神明，借此使精神专一。有人认为，这是昆虫所擅长的事情，圣人不能与之争胜；它们判定吉凶、辨别是非，往往多能符合人的情况。到了高祖时，沿用秦朝的太卜官。天下刚刚安定，战争还没有停止；孝惠帝在位时间又短，吕后是女主，孝文帝、孝景帝沿袭旧有掌故，没有空闲考察试验。虽然父子相传、世代担任此官，但其中精微深奥的内容，大多已经失传。到今上即位后，广泛开辟各种技艺才能的进身之路，全面延揽各方面的学问，凡通晓一种技艺的人，都可以出来施展才能；才能卓绝、超群奇异的人列为上等，不向任何人阿附。几年之间，太卜官聚集了许多人。皇上想要攻打匈奴，向西排斥大宛，向南收取百越，卜筮甚至能够预先显现征兆，先行谋划有利的方面；等到勇猛的将领推进兵锋、持符节出征，在那里获得胜利，蓍草、龟甲以及时日也对这件事起了作用。皇上尤其重视此事，赏赐有时达到数千万；像邱子明这一类人，财富极多、地位尊贵而受宠，势力倾动朝廷。甚至有人以卜筮来侦察蛊道、巫蛊之事，有时颇为应验；平时若与人有嫌隙、心中不快，便借公事施行诛杀，任意伤害他人，因而破族灭门的，多得数不清。官吏们惊恐不安，都说：‘龟策能够说出后来的事情，察觉奸邪、穷究罪恶，还会诛灭三族。’把龟策合拢以确定命数，烧灼龟甲来观察征兆，变化无穷；因此选择贤能之人而任用占卜，这可以说是圣人慎重对待大事吗？周公占卜三次，武王的病便痊愈；纣王暴虐，元龟却不为他显示占兆；晋文公将要确定襄王的君位，占卜得到黄帝的征兆，最终接受了赐予彤弓的命令；晋献公贪恋骊姬的美色，占卜时出现了像口一样的征象，他的祸患最终延续了五代；楚灵王将要背叛周王室，占卜而龟兆违逆，最终遭受干谿之败。征兆在内应验，而当时的人又从外部清楚地看到了它，难道不能说是内外两方面相合吗？君子认为，轻视卜筮、认为没有神明，是违背人道的；迷信祥瑞征兆，又会使鬼神不能处于正道。因此《尚书》说要通过稽疑来谋划五种办法，卜筮只占其中两种；五种占问以多数意见为准，说明应当明察事理，却不能专任卜筮的道理。我到江南，观察当地的做法，询问当地的长者，他们说：‘龟活到一千岁，才会游到莲叶上；蓍草一百根共同长在一条根上。而且它们所生长的地方，野兽没有虎狼，草木没有毒虫。江边人家常常饲养龟，给它饮食，认为龟能够导引气息，对辅助衰老、奉养老人有益，这难道不值得相信吗？’ 《酷吏》（《汉书》）

译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治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治百姓，百姓有羞耻之心，而且能够归于正道。’老子说：‘上等的德，不自以为有德，因此才是真有德；下等的德，不失去自以为有德的念头，因此反而没有德。’法令越繁密，盗贼越多，这话确实如此！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却不是使政治清明或混浊的根本。过去天下的法网曾经很严密，然而奸邪反而更加兴起，到了极点，上下相互欺骗隐瞒，以至于政治无法振作。在那个时候，官吏治理政事就像救火和扬汤止沸一样；如果不是武力强健、手段严酷，怎么能够胜任并取得快意呢？只谈道德的人，已经荒废了自己的职务！所以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下等士人听到这种道理大笑，并不是没有道理。汉朝兴起后，削平棱角而使之圆融，雕琢繁饰而使之质朴，法网宽疏得连吞舟的大鱼也能漏掉，但官吏治理逐渐走上正轨，不至于滋生奸邪，百姓安定。由此看来，关键在于彼处，而不在于此处。高后时期，酷吏只有侯封一人；他刻薄苛酷地凌辱宗室，侵害侮辱功臣。吕氏失败后，朝廷于是诛灭侯封全家。孝景帝时期，鼂错因为刻薄严酷而颇受任用，凭借法术辅佐自己的资质；七国之乱因对鼂错的愤怒而爆发，鼂错最终被杀。此后又有郅都、寗成这一类人。《货殖》（《汉书》） 从前先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皁隶、抱关、击柝者，他们的爵位俸禄、供养、宫室、车马服饰、棺椁祭祀，以及生死方面的制度，各有不同等级；地位低的不能僭越地位高的，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这样一来，上下秩序井然，百姓的心志也安定。于是辨别土地、川泽、丘陵、平原低湿之地各自适宜种植养殖的东西，教百姓栽种树木、畜养五谷六畜，以及捕取鱼鳖、鸟兽，利用雚蒲、木材、器械等物资，作为养生送死的用具，没有一样不加以培育。按照时令培育，使用又有节制：草木尚未凋落时，斧斤不进入山林；豺、獭尚未举行祭祀时，捕兽的网不张设在野泽；鹰隼尚未开始捕击时，弋射的箭网不施用于道路。既然顺应时令取用万物，却还规定山林不能砍伐新生的枝蘖，水泽不能砍伐幼小的草木，蝗虫、鱼、兽苗、鸟卵都有固定禁令，以便顺应时令、宣通生气，使万物繁盛，积蓄充足而供功用。这样准备周全以后，士、农、工、商四民依据土地的适宜，各自竭尽智慧力量，早起晚睡经营自己的事业，彼此交换劳动和事务，互通利益而都得到供养，不需要征发和规定期限，远近的人都能得到满足。因此《易》说：‘后王裁成、辅助天地所宜，以辅佐百姓。’使物资齐备、得到使用，制造器物来为天下谋利，没有比圣人更大的，这说的就是这种道理。管子说：‘古代的四民不能混杂居住。士人彼此在闲暇宴饮时谈论仁义，工匠彼此在官府中商议技艺，商人彼此在市场上谈论财利，农民彼此在田野里谋划耕种收获；他们从早到晚从事本业，看不到别的事物，也就不会改变志向。’因此，父兄的教诲不必严厉便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必辛劳便能掌握；各自安居而以自己的职业为乐，甘心享用自己的食物，满意穿着自己的衣服。即使看见奇异华丽的东西，也不是自己所习惯的，正如戎、狄与于越一样，彼此不能相容。所以欲望少而事务简，财物充足而不相争。在这种情况下，居于百姓之上的人用德行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齐他们，因此百姓有所取用，同时又敬重他人，尊贵仁义而轻视财利；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依照正道施行，不靠严刑而治理天下的大略。等到周王室衰微，礼法败坏，诸侯雕刻椽子、涂饰梁柱，大夫在柱头雕刻山形、在梁上绘藻纹，八佾舞于庭院，在堂上奏《雍》乐；这种流弊发展到士人和平民，没有不背离制度、抛弃根本的。务农的人少了，经商旅行的人多了，粮食不足而货物有余；这种衰败逐渐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以后，礼义彻底崩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有各国的政令，各家有各家的风俗，嗜好欲望没有节制，僭越差等没有极限。于是商人贩运难以得到的货物，工匠制造没有用处的器物，士人设计违背正道的行为，以追逐时俗的爱好、取得世间的资本；奸伪之民背弃实际而追求名声，奸邪之人侵犯他人、造成祸害而谋求利益；篡夺、弑杀而取得国家的人成为王公，侵占、夺取而成就家业的人成为雄杰。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杀不足以威慑小人。富有的人，树木和土地都披着文绣锦缎，犬马还有多余的肉和粮食；贫穷的人，粗布短衣破旧不全，只能含着豆类、饮用清水。他们同是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地位相同，却凭财力互相尊奉；即使沦为奴仆，也仍然没有愠怒之色。因此，那些粉饰变诈、从事奸邪的人，能够在一生之中满足自己；而守道循理的人，却不能免除饥寒之患。这种教化是从上面兴起的，是由于法度没有限制。所以我列举这些人的行事，把社会变迁传给后世。《外戚》（《汉书》） 《易经》阐明吉凶，说明谦逊与盈满所产生的结果；天地鬼神，直到人道，没有不遵循这一道理的。女色宠幸兴起，是由于身份极卑微的人达到最尊贵的地位，享尽富贵却没有功劳；这本来就是道家所警惕的事情，也是祸福产生的根源。我从汉朝兴起叙述到孝平帝，外戚和后宫中因姿色受宠而显名的，有二十多人。然而能够保住地位、保全家族的，只有文帝、景帝、武帝的太后以及邛成后四人。至于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她们本人都无辜早死，但家族依靠过去的恩宠，不敢放纵恣意，因此能够保全。其余的人，势力大的被夷灭，小的被放逐流徙。唉！观察这些事情，祸福变化的情形也已经很完备了。《佞幸》（《汉书》） 以柔顺姿态迎合君主心意的，不只是女德，也有男色。看籍、闳、邓、韩这些人，不止一个，而董贤所受的宠爱尤其深厚。他父子都做了公卿，可以说尊贵至极，作为臣子没有第二人。然而他们晋身不是由于正道，职位超过了才干所能胜任的范围，最终没有一个能够善终。这就是所谓爱他，恰恰足以害了他。汉朝在元帝、成帝时开始衰败，到哀帝、平帝时遭到破坏。哀帝、平帝时期，国家的祸患很多。君主患病而没有继承人，宠幸的弄臣充任辅佐；国家的根本不强，栋梁也难以支撑。一旦皇帝去世，奸臣便擅自发号施令；董贤上吊而死，丁氏、傅氏被流放，祸患还牵连到母后，皇帝的帝位也被夺去并幽禁废黜。罪过在于亲近任用便佞之人，而不是因为亲近仁贤之士。正因为如此，仲尼著《损》卦说有三种朋友会造成损害，王者不把官职私授给个人，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说的。匈奴【《汉书》】

译《尚书》告诫说蛮夷扰乱华夏，《诗经》称说戎狄应当抵御，《春秋》说有道之国的守卫在四夷，已经很久了。夷狄成为祸患，所以自汉朝建立以来，那些忠言嘉谋的臣子，哪一个不曾在朝廷上筹划防御、彼此争论呢？高祖时有刘敬，吕后时有樊哙、季布，孝文帝时有贾谊、鼂错，孝武帝时有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董仲舒。这些人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意见有同有异；但总括他们的要点，不过归于两类：缙绅儒者主张坚持和亲，披甲戴胄的武士主张征伐。他们都只是偏重一时的利害，没有彻底考察匈奴事情的始终。自汉朝建立直到现在，经历的世代和年数，比《春秋》所载还多。汉与匈奴之间，有修好文德而和亲的，有使用武力而战胜攻伐的，有降低身份而奉承侍奉的，有凭借威势使其服从、把它当作臣属畜养的；屈伸变化各不相同，强弱形势也彼此转化，所以这些情形都可以详细论述。从前和亲的主张由刘敬提出。当时天下刚刚平定，又刚遭遇平城之难，所以采纳了他的意见，约定和亲，赠送财物给单于，希望借此救助并安定边疆。孝惠帝、髙后时遵守这一政策而没有改变，但匈奴侵扰盗掠并没有因此减少，单于反而更加骄傲傲慢。到了孝文帝时，汉与匈奴互通关市，把汉朝女子嫁给单于，增加并加厚赠赂，每年达千金，可是匈奴多次背弃约束，边境屡屡遭受其害。因此文帝中年时赫然发愤，亲自穿着戎服，驾驭鞍马，带领六郡良家中有才力的人，在上林苑奔驰骑射，讲习战阵；又聚集天下精兵驻扎在广武，询问冯唐并同他讨论将帅之事，长叹说：‘回想古代名臣的见解，这正是和亲没有益处的明证，事实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 董仲舒亲眼见过四代的事情，却还想固守旧有的文辞，进一步增加和亲约束，认为道义可以感动君子，利益可以打动贪婪的人；像匈奴这样的人，不能用仁义说服，只能用丰厚利益诱导，并以对天盟誓来约束它。所以给它丰厚利益来消除它的疑虑，同它向上天盟誓来坚固约约，拿它所爱的儿子作人质来牵制它的心。匈奴即使想反复无常，又能把失去重大利益怎么办？又能把欺骗上天怎么办？又能把杀死爱子怎么办？赋税和赠赂的费用，抵不上三军的开支；修筑城郭的坚固程度，也不如守信之士所作的约定，却能使边城守境的百姓父兄宽衣安息、幼儿安心吃奶，使胡马不敢窥伺长城，使紧急军书不在中原传递，这对天下来说不是很便利吗？考察董仲舒的主张，再用实际行动验证，才知道它不合于当时，并且对后世也有缺漏。孝武帝时，虽然征伐取得了战果，但士卒、马匹和物资的损耗也大致相当；虽然开辟了河南的土地、建立了朔方郡，却又放弃了造阳以北九百余里。匈奴百姓常常来投降汉朝，单于也总是拘留汉朝使者，用来相互报复。它的桀骜尚且如此，怎么肯拿爱子作人质呢？这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如果不设置人质，只空谈和亲约定，就是重蹈孝文帝过去的悔恨，并助长匈奴无休止的欺诈。如果边城不选派有守边谋略的臣子，不修整障塞、烽燧等防备器具，不磨砺长矛和强弩等武器，只依赖我们用来防守边境的办法，却一味向百姓征税，远道运送财物，剥削百姓来供奉防御的仇敌；相信甜言蜜语，守着空洞的约定，而希望胡马不来窥伺，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到了孝宣帝时期，承接武帝奋力攻击的威势，又正赶上匈奴百年气数衰败、内部混乱而几乎灭亡的困境，汉朝因时制宜，以威势和恩德反复施行，然后单于叩头称臣，派儿子入朝侍奉，三代都向汉朝称藩，成为汉庭的宾客。当时边城安宁，关闭城门而不必戒备，牛马遍布郊野，三代没有犬吠报警之惊，百姓不再遭受战争劳役。此后六十多年间，遭遇王莽篡位，才开始打开边境的祸隙；单于因此归怨于汉而断绝关系。王莽于是杀死匈奴侍子，边境的祸患便酿成了。所以呼韩邪单于开始朝见汉朝时，汉朝讨论朝见礼仪，萧望之说：‘戎狄属于荒远之服，所谓来归服，是说他们来去荒忽无常，时而到来，时而离去，应当以宾客之礼接待，礼让他们而不要把他们当作臣下。即使后来他们的后代逃窜潜伏在中原，也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叛臣。’到了孝元帝时，朝廷讨论撤除守塞的防备，侯应认为不可，可以说是兴盛时不忘衰败，安定时必思危险，具有远见而能识察细微变化的明智了。后来单于咸竟然舍弃自己的爱子，被利益蒙蔽而不顾一切；他每年侵扰掠夺所得，多达数万，而和亲所送的财物不过千金，哪里还会有不舍弃人质、却甘愿失去厚利的道理呢？董仲舒的主张在这里有疏漏。谋划事情、提出建议，如果不考虑万世长久的稳固，只想侥幸依靠一时的办法，就不能用来治理长远。至于征伐的功效，秦、汉的事实，严尤的论述是恰当的。所以先王测量土地的中央来建立都城，划分王畿，分列九州，设置五服，依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对内对外，有时修明刑政，有时彰显文德，因为远近的形势不同。因此《春秋》把诸夏列在内，把夷狄列在外。夷狄之人贪婪而好利，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人面兽心；他们同中原在服饰制度上不同，风俗习惯不同，饮食不同，语言不通，偏居北方边远、寒露侵袭的荒野，逐草而居，随牲畜迁徙，以射猎为生；又被山谷隔绝、被沙漠阻挡，这是天地用来隔绝内外的原因。因此圣王把他们当作禽兽来畜养，不同他们订立盟誓，也不主动攻伐。与他们订约，就会耗费财物而受欺骗；攻打他们，就会劳师动众而招来寇患。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以供养中原，他们的百姓不能臣服而加以畜养。因此把他们排除在外而不纳入，疏远而不亲近，政令教化不施及其人，正朔不行于其国；他们来时就惩戒抵御，离去时就防备守卫。他们如果仰慕道义而来进贡，就以礼节和谦让接待他们；对他们羁縻而不断绝关系，使理亏的一方在他们那里。这大概就是圣王控制和驾驭蛮夷的一贯原则。西域【《汉书》】孝武帝时，谋划制服匈奴，担心它兼并西方各国、联合南方羌族，于是巡视河曲，设置四郡，开通玉门关，沟通西域，以斩断匈奴的右臂，隔绝南羌和月氐，使单于失去援助，因此远远逃走，漠南也不再有匈奴王庭。文帝、景帝玄默养民五代，天下富足，财力有余，士卒马匹强盛，所以见到犀牛角、布匹、玳瑁，就建立珠崖七郡；因听说枸酱、竹杖，就开辟牂柯、越嶲；因听说天马、葡萄，就打通通往大宛、安息的道路。从此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等珍宝充满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等马匹充满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等成群的异兽，都在外苑饲养。各地的奇异物产从四面八方到来。于是广泛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营建千门万户的宫殿，建造神明台、通天台，制作甲乙等帐幕，帐上缀饰隋侯珠和和氏璧。天子背靠黼扆，身披翠色被褥，凭着玉几坐在其中。又设置酒池肉林，来享待四夷宾客；演奏巴俞、都卢等乐舞，表演海中砀极、曼衍、鱼龙、角觝等游戏，供他们观看。至于赠赐和馈送，万里之外都来奉献，军队出征的费用更是多得无法计算。

译后来用度不足，于是专卖酒，实行盐铁专卖，铸造白金，制造皮币，并按车、船、租税以及六畜征收算赋。民力困竭，财用耗尽，又遇上灾荒之年，盗寇一同兴起，道路不通；持符节的使者开始出动，穿绣衣、持斧钺，在郡国中斩杀罪犯，然后才制服了他们。因此武帝晚年终于放弃轮台之地，并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这难道不是仁圣之主所悔恨的吗？况且通往西域，近处有龙堆，远处有葱岭；那里令人身体发热、头痛，还有县度的险阻。淮南王、杜钦、扬雄的议论，都认为这是天地用来划分区域、隔绝内外的地方。《尚书》说‘西戎即序’，禹已经使西戎归于秩序，并不是靠君上的威势强行使他们服从、取得他们的贡物。西域各国各有君长，兵众分散而势力薄弱，没有统一的统帅；虽然隶属于匈奴，却彼此并不亲附。匈奴能够得到他们的马匹、牲畜和毡罽，却不能统率他们与自己同进同退；他们又同汉朝隔绝，道路遥远，得到他们并没有益处，放弃他们也没有损失。盛大的德泽在我们自己这里，没有必要从他们那里取求。因此自建武以来，西域都思慕汉朝的威德，乐意归附内属。只有小国鄯善、车师的边界迫近匈奴，还受匈奴拘束；至于大国莎车、于阗等，屡次派使者把人质送到汉朝，请求设置都护。圣上远远考察古今，依据时势而采取适宜的办法，对他们羁縻而不断绝关系，只是辞谢而没有答应。即使大禹使西戎归于秩序、周公谦让白雉、太宗拒绝献上的骏马，这些事所体现的义理也都包括在这里了，又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做法呢？二十八将【《后汉书》】评论说：中兴时期的二十八位将领，前代认为他们在天上对应二十八宿，但其中详情没有考察清楚。不过，他们都能感应风云，奋发施展智谋勇力，被称为辅佐帝命的人，也都是各自有志向、有才能的士人。议论者多责怪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重要职务，以致他们英姿勃发、功绩卓著，却被弃置不用。然而推究他的深谋远虑，其中本来一定有原因。至于王道已经衰落、降到霸主之德的时代，尚且能够授受有序，只要有功劳、德行和才能，都按次序任用，如管仲、隰朋交替升迁，齐桓公时代先后与赵衰等并列；文王朝廷可以说是兼收并用。降到秦、汉以来，世代凭借战功立国，至于辅佐王业的，都是武人突然起身，其中也有贩卖丝帛、屠狗、轻薄狡猾之徒；有的以连城之赏尊崇，有的授以阿衡之位。因此权势相疑就会产生嫌隙，力量相当就会发生动乱；萧何、樊哙尚且被拘系，韩信、英布最终也遭到诛杀，难道不是这样吗？从此以后直到孝武帝，宰辅连续五代无不是公侯，于是缙绅通达仕进的道路被堵塞，贤能之士受到蒙蔽壅塞，朝廷有世袭相继的私心，下面多有守门小吏般的怨恨。那些怀抱道义却无人知晓、委身草野的人，又哪里数得清呢？所以光武帝鉴于前代的失误，存有矫正偏差的志向；即使寇恂、邓禹有崇高功勋，耿弇、贾复有宏大功烈，分封的土地也不过几个大县，所加的只是特进、朝请等荣誉罢了。看光武帝治理天下、临朝处理政务，考核职责、追究过失，难道正是所谓‘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吗？如果把这套办法施用于功臣，伤害就太大了。为什么呢？严格按法律裁决，就会亏损并丧失旧日的情分；徇情枉法，就会违背废弃禁典；选择有德之人，功劳未必深厚；举荐有功劳之人，品德又未必贤良；让功臣参预政务，众人的心意难以平衡；把功臣与其他官员并列任用，弊端又不会很快消失。因此不得不比较他们的长处短处，按照实际事务相互权衡。所以给功臣高官厚礼，确实用来报答开国大功；又以严峻的法令和深刻的刑法责成官吏履职。建武年间，封侯的有一百多人。至于那几位公侯，则参与国家谋议，分担同样的荣辱；其余功臣都用宽缓的科条优待，保全他们的封爵俸禄，无不最终保全功名，并把福庆延续给后代。从前▯侯认为高祖全都任用了萧何、曹参的旧日朋友，郭伋也讥刺南阳人多显贵，郑兴又告诫不要让功臣专任。偏重恩宠、只授予少数人，容易产生徇私溺爱的过失；极其公正而让众人都得到适当待遇，必然能广泛开辟招纳贤才的道路。想来不正是这样吗？永平年间，显宗追念前代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画二十八位将领的像。此外还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所以依照他们原来的次序，把他们附在篇末，以记载功臣的次序。宦者【《后汉书》】《易经》说：上天显现各种征象，圣人便取法于它。宦者星有四颗，在皇位旁边。所以《周礼》设置官职时，也具备相应的官数。阍人掌守中门的禁令，寺人掌管女宫的戒令。《周礼》又说，王的正内之官有五人。《月令》记载仲冬时节，命令阉尹审察门闾，谨慎管理房室。《诗经·小雅》中也有《巷伯》篇，用来讥刺谗言。然而宦人在王朝中的存在，来历已经很久了。大概是因为他们身体不全，气质、情性和意志较为专一，又大多是关中人，容易役使和供养吗？可是后世沿袭这种制度，任用范围逐渐扩大。有才能的宦人，如勃貂、管苏，在楚、晋建立了功劳；景监、缪贤，在秦、赵显现了功绩。到了弊端发展起来，就有竖刁扰乱齐国，伊戾给宋国带来祸患。汉朝兴起后，仍然沿袭秦朝制度，设置中常侍官，但也选用士人参加遴选；他们都佩银珰、戴左貂，在殿省供职。高后临朝称制时，才任用张卿为大谒者，使他出入寝宫，接受并传达诏令。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很受亲近宠幸。到了孝武帝，也宠爱李延年。皇帝多次在后庭宴饮，有时暗中游幸别馆，因此请示奏报机密事务，大多交给宦人掌管。元帝时，史游任黄门令，尽心纳忠，对政事有所补益。后来，▯恭、石显凭借谄媚和阴险来求进，最终造成萧望之、周堪之祸，损害并玷污了皇帝的德行。东汉中兴初年，宦官全部任用阉人，不再混杂调选其他士人。永平年间，才开始规定员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位时年幼，窦宪兄弟专擅总揽权力，内外臣僚都无法亲自接近皇帝，皇帝身边所共处的只有阉宦而已。因此郑众得以专门在宫禁之中谋划，最终除掉大恶，获得分封土地的爵位，并超常升任宫卿的职位。于是宦官开始强盛起来。自明帝以后直到延平年间，委任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人数也逐渐增加；中常侍多到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用金珰、右貂，并兼领卿署的职务。邓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处理政务，而国家的万机繁多、事务深远，外朝臣子无法参与帷幄中的谋议和裁断；她称制下令，不能超出内宫房室之间，于是不得不委任宦官，把国家命运托付给他们，使他们掌握王爵、口含天宪。这已经不再是掖庭、永巷的职务，也不再只是闺门窗牖、内室门户的差使了。后来孙程有定立顺帝之功，曹腾参与谋划拥立桓帝，接着又有五侯共同谋议，梁冀接受符节和斧钺；这些事情表面上因公正而起，实际上恩宠牢牢掌握在君主心中，所以内外服从，上下屏息。

译有人称赞他们有伊尹、霍光那样的功勋，说不逊于前代；有人说他们有张良、陈平那样的谋略，复兴之功又在当今出现。虽然有时也有忠诚公正的人，但最终仍被排斥；他们一举一动可以使山海回转，呼吸之间便能使霜露变色。阿谀奉承、曲意求取的，就使三族获得荣宠；直抒情怀、触犯意旨的，就诛灭三族、夷灭五宗。汉朝的纲纪于是大乱了。至于戴着高冠、佩着长剑、身绕朱绶、怀揣金印的人，布满宫闱；用茅土封爵、赐予虎符、面向南方统治臣民的人，大概有十多个。官府署舍和宅第馆舍，像棋子一样遍布京城内外；子弟和党羽，超过各州国的一半。南方的金玉、和氏璧等珍宝，冰蚕丝织成的纨、如雾般轻薄的縠，堆满珍藏库；嫱妃、美女、侍儿、歌童、舞女等玩乐之物，充满华丽的内室。狗马装饰雕刻，彩绘的土木建筑覆盖着缇绣，全都是剥削百姓所得，用来竞相放纵奢侈欲望。他们构陷迫害贤明之士，专门树立党羽。有人互相援引、希求依附权势强者，甚至都腐蚀自身、熏染子弟来炫耀自己。显贵者与败坏者相互帮助，因此党徒日益增多；败国蠹政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书写。所以海内百姓嗟叹痛苦，志士困顿退处。寇乱乘隙而起，动摇扰乱中原。虽然忠良怀抱愤懑，有时奋发抗争，但言语一出口，灾祸便随之而来，很快就被捕杀。于是又大规模考察钩党，彼此转相诬陷牵连。凡是被称为善士的人，没有不离散并遭受灾祸毒害的。窦武、何进身居尊崇的外戚近臣之位，乘着九服之内的喧嚣怨恨，联合群英的势力，却因为疑虑而拖延不决，终于走到覆灭失败的地步，这难道也是气运到了极点吗？即使袁绍奉行大义，铲除宦官而不留余党，但用容易变乱的办法来平定乱局，又怎么能说来得及呢？当初曹腾向梁冀进言，最终拥立了昏庸软弱的皇帝。魏武帝又利用这一局势，于是迁移了龟鼎，即取代了汉朝。所谓君主以某种办法开始，必然也以这种办法结束，确实如此。评论说：自古以来，丧失大业、断绝宗庙祭祀的王朝，其祸患逐渐形成都有来由。三代因宠幸女色而取祸，嬴氏因奢侈暴虐而招灾，西汉京城因为外戚而丧失国祚，东汉京城则因宦官而倾覆国家。成败的由来，前代史书早已反复考察过了。至于祸患从宦官开始，大概还可以略作说明。为什么呢？受过刑的残缺之人，在情理上不如身体完整的普通人；声名荣耀不能光耀门第，肌肤也不能传给后代。推究其内心，在他们还没有觉察祸害时，实际处事却容易取得信任。加上他们逐渐染指朝政，颇为熟悉典章名物，所以年幼的君主凭借他们谨慎守旧的庸常，女主凭借他们传达内外命令；君主回头询问时没有猜疑畏惧之心，宦官亲近侍奉时又有令人愉悦的姿态。有的忠厚平正，怀有谋术以纠正邪恶；有的才思敏捷、应答迅速，用巧言掩饰事实；有的借着贞良的名声，早先便得到推荐赞誉。他们并不只是苟且放纵凶恶的德行，止于横行霸道而已。然而真假邪正一同流行，表面形迹彼此错乱，所以能够回转迷惑昏暗的君主，使其视听昏乱。这大概也有其中的道理。欺诈和私利一旦滋长，朋党日益扩大；直言抗议的人，必然会在先前的话语间受到泄露。亲近的外戚因此发愤，才开启了专擅夺权的缝隙。这就是忠臣贤士所以智谋屈服、国家社稷因此成为废墟的原因。《易经》说：‘踩到秋霜，坚冰就要到来。’可见事情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如今考察它形成的原因，难道也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儒林【《后汉书》】评论说：光武帝中年以后，战争逐渐停止，专心从事经学；从此以后，这种风气在世间深厚流行。穿儒服、称述先王、游学于学校、聚徒于乡塾的人，大概遍布各地了。至于经学之士所居住的地方，他们不惜走上万里的道路，哪怕只是暂时建起精舍，也常常携带成百上千的粮食。那些以尊崇名声、高尚义理著称，开门收徒的人，登记在册的门徒不少于万人；他们都专门传授本派师说，没有谁混入讹误杂说。甚至有人在王庭之间争论，在乡里树立私党，繁琐地增添章句，穿凿探索隐微之处，以求符合一家之说。所以扬雄说：‘如今的学者，不只是给学问增添华美辞藻，还要进一步像绣花一样装饰它的细枝末节。’经书的义理本来没有两种解释，终究有共同的宗旨；然而博学之士没有谁愿意改变自己的说法，所以通达之人鄙视他们的固执。又如扬雄所说：‘喋喋不休的学问，各自学习自己的老师。’况且看看那些成名取得高科第、最终能够远大成就的人，大概也很少；而学问迂曲停滞到这种程度了。然而他们所谈论的是仁义，所传授的是圣人的法则，所以人们懂得君臣、父子的纲常，各家知道背离邪道、归向正道的道路。桓帝、灵帝之间，君主之道已经败坏偏邪，朝廷纲纪日益衰落，国家的祸隙屡屡开启；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没有谁看不清它正在崩溃离散。然而权势强大的臣子因此停止窥伺窃夺的图谋，豪杰俊士也因受到鄙陋儒生的议论而屈服，正是因为人们还在诵读先王的话语，并且下层畏惧逆顺的形势。至于张温、皇甫嵩这些人，功劳平定了天下的一半，声名传播到四海之外，只要俯仰顾盼，便足以移易天子的事业；可是他们仍然在昏庸君主手下恭敬行礼，狼狈地接受折辱性的诏命，解散军队，接受绳约拘束，却没有悔恨之心。等到汉室剥落受挠达到极点，天时人事的气数已经穷尽，群雄才乘势而起，世代积累的德业最终结束了国祚。考察衰败破灭的原因，以及汉朝竟能维持多年，这难道不是学习经学的功效吗？所以先师留下典范，孔子在《春秋》中褒扬并勉励求学者的功劳，实在深厚而切近。如果不遵循《春秋》的原则，竟至于把他们比作弑君叛逆的人，难道是另有用意吗？独行【《后汉书》】孔子说：‘如果不能达到中庸，至少也要选择狂者和狷者吧。’又说：‘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大概是不能走周全中正之道，而取法于偏执专一的一端。然而，既然有所不为，也必然有所一定要做的事；既然说积极进取，也必然有所不肯取的东西。这样一来，人的性情便各自分流，对于是非的取舍也各有不同。中世以来，偏重操守、独守一节而能成就名声、树立规范的人，大概也很多。有的人志向刚强如金石，能够抗拒强暴；有的人意志严正如冬霜，甘心坚守细小的信义。也有人结交朋友、协同交好，暗中和明处都同心；以义气凌驾险难，把生死看作同等。虽然他们的行为不是通达圆融的，但他们的风范确实有值得怀念之处。然而这些人的情性和行迹十分复杂，难以分条品评；片言只语、特殊志趣，也不足以作出区别。若把他们放在各处记载，事情又可能有所遗漏；若把他们全部载入，篇章又会贯串失去条理。因为他们的名分和形迹虽各不相同，但操守品行都很卓绝，所以总合起来作《独行篇》。希望借此补足各种散失的文献，记载那些被遗漏的事迹。方术【《后汉书》】

译仲尼称说《易经》有四种君子之道，其中说到卜筮，是说君子重视占筮。占筮是先王用来确定祸福、决断疑惑、在幽冥中借助神明、从而预知未来事物的方法。至于推演阴阳、测算历数的学问，往往见于古代坟典记载。然而神秘的经书和怪异的文籍、玉策金绳，关闭在神灵府库的门内、封藏在瑶坛之上，无法窥见。至于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的术数、师旷的书、纬候之书、钤决的符记，都用来探求幽冥，参验人间事务，有时也有可以听闻的。它的流派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等术，以及观望云气、察省气色、推测处所、辨识祥瑞妖异等方法，有时也能在实际事情上得到验证。但是这套道术隐微深远、玄妙难以推究，所以圣人不谈怪异和神灵，很少谈论性命；有时只开示末端而抑制根本，有时委婉言辞来彰明义理。这就是所谓百姓可以让他们依从，却不能让他们全都知道。汉朝自武帝开始很喜欢方术，天下怀有方术技艺的士人，无不摩拳擦掌，顺应风气而来。后来王莽假借符命行事，到了光武帝又特别相信谶言，士人中迎合时势的人，都奔驰钻研穿凿，争相谈论这些。因此王梁、孙咸因为名义上应合图谶录命，越级登上三公之任；郑兴、贾逵因为附和赞同而显贵；桓谭、尹敏因为违逆触犯而败亡。从此以后，学习内学、崇尚奇异文章、重视异常数术的人，在当时并不少。因此通达的儒者和博学之士愤恨它们奸诈妄诞、违背常经，上奏慷慨陈词，认为应当把这些书收藏起来、排斥不用。司马迁也说：‘观看阴阳之书，会使人拘束而多所忌讳。’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凡事有所偏重，就不能没有蒙蔽；即使号称大道，其弊病也相同。至于《诗经》的弊病在于使人愚昧，《尚书》的弊病在于使人虚妄，那么数术的弊病，难道会达到诡异惑俗的程度吗？如果能够温柔敦厚而不流于愚昧，这就是深得《诗经》之意；能够疏通知远而不流于虚妄，这就是深得《尚书》之意；能够穷极数理、知晓变化而不诡异惑俗，这就是深得数术之意。所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不会自行流行。’想来许多人迷失了它的根本，取舍施用又很偏颇；即使流荡夸诞，也是错误。中世的张衡是阴阳学的宗师，郎顗对灾异征兆的推究最为精密，其余也有许多明白著称的名家。他们的门徒中也有高雅才华和伟大德行的人，却未必都能穷尽这门技艺。现在大概选取他们在推演变化方面尤其擅长、能够广泛补益时政的内容，于是合并列入此篇。逸民【《后汉书》】《易经》称说：‘遁退的时义真伟大啊！’又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情看得高尚。’因此尧、舜顺应天道，不能使颍阳的高士屈服；武王的功业已经尽善尽美，最终仍保全了孤竹君子的清白。从此以后，隐逸的风尚越来越多，长久退隐的轨迹没有改变，但受到感发而隐退的原因并不只有一种：有的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有的委曲回避来保全自己的道义，有的安静自守来镇定自己的躁动，有的离开危险来谋求安全，有的以鄙弃世俗来激发自己的气节，有的鄙视外物来彰显自己的清白。然而看他们甘心处在田野之间，憔悴于江海之上，难道一定是亲近鱼鸟、喜爱林木草木吗？也不过是性情本分所达到的地方罢了。所以介子推那样以耻辱自守的宾客，多次被贬退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国家；像鲁仲连蹈海那样的节操，即使有千乘之国也不能改变他的心志。假使他们改变了出仕和退处的选择方式，就不能彼此相提并论了。他们虽然有些固执，也有类似沽名钓誉的人；然而能够像蝉蜕一样脱离喧嚣尘埃，自我成就于天地之外，难道同那些卖弄智巧、追逐浮利的人一样吗？荀卿说过：‘志向和意念修养得好，就会傲视富贵；道义看得重，就会轻视王公。’汉室中期遭遇王莽篡位，士人所蕴含的义愤非常深重。当时割裂冠带、毁弃冠冕，相互携持着离开的人，大概多得无法数清。扬雄说：‘鸿雁高飞远去，射鸟的人又能把它怎样呢？’ 这是说他们远远避开祸患。光武帝侧身空席，殷切地等待幽隐之士，唯恐求之不及；用旌帛、蒲车征召而来、加以礼遇的人，在山林之间接连不断。像薛方、逄萌被征聘却不肯前来，严光、周党、王霸来到朝廷却不能使他们屈服。各种人才都得以实现志向，志士心怀仁义，这确实就是所谓‘举用逸民，天下人便归心’吗？肃宗也以礼对待郑均，征召高鳯，以成全他们的节操。此后君主的德行逐渐衰败，邪佞和宠幸之人当朝，隐士们耿介自守，以同卿相并列为羞，甚至激愤抗争而不顾一切，很多人失去了中正之道。大概记录那些远离尘世、再不返回的人，把他们同前面所记作者归为一类，编成这一篇。西南夷【《后汉书》】评论说：汉朝征伐戎狄、经营边远地区，大概也始终同王业相伴。至于疆域倾覆、军队覆没、将领败亡的事情，不出一年。最终能够开拓四夷的境界，招致不同风俗之人的归附。至于文教约束所浸润的地方、声威教化所流布的地方，几乎将要达到太阳出没的所在。山经水志的记载，也大略涉及这些地方。虽然他们服从或反叛难以长久固定，汉朝的威势恩泽有时也会间断，但等到教化推行，他们便会渐渐缓和。像雕脚一类、住处如兽、语言如鸟的族类，没有不全族降服、回头请求设置官吏的。他们翻越海洋和险阻，经过多次翻译而归附内属。因此中郎将、校尉官署所登记的名字，都按人数编入都护、部守的官曹，动辄以数百万人计算。至于藏在山中、隐于海里的灵异之物，沉在沙中、栖息陆地的奇珍，无不呈现奇异华美的形状，雕饰覆盖在宫殿帷幄之中。又有賨幪、火毳，驯养的禽鸟、封贡的野兽，这些赋税物品堆积在内府；夷歌、巴舞以及声调特殊、节奏异样的技艺，排列在外门供人表演。这难道就是使他们柔顺归服的办法所必需的吗？但也可以说是招致远方之物。蛮夷虽然归附，却阻隔在山岩峡谷之中，大多各有土地和居处；他们连绵分布在荆州、交州地区，遍及巴、庸以外，不能估量到尽头。然而他们的凶猛勇悍若按力量计算，弱于羌、狄，所以侵凌扰乱的祸害不能太深。西南边远之地尤其低劣。所以在永昌设置关守，开始于远方离散之地；开拓土地、安置人民，到如今成为成都。西羌【《后汉书》】

译评论说：羌戎之患，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很严重。汉代与匈奴相比，羌患稍微衰弱稀少，但中兴以后，边境灾难逐渐扩大。朝廷的谋划失去了安抚驾驭的和缓，戎族将帅又失去了兑现诺言的信用。那些归附内属的人，有的在豪强手中仓促困顿，有的被迫从事奴仆般的劳役。边塞侦候暂时清静时，他们便愤怒而想制造祸患；鼓槌和战鼓刚一响动，他们就像受惊的鸟一样背着弓箭逃散。因此永初年间，各羌族群蜂拥而起，便解开旧日仇怨，结盟发誓，招引山中的豪强，转相呼啸聚集；削木作兵器，背柴作武器，驱马扬尘，在三辅地区横行；建立名号，声称实行帝制，在北地肆意妄为；向东侵犯赵、魏的郊野，向南进入汉中、蜀地的边境。边塞和湟中道路断绝，焚烧陵园，劫掠城市，人员伤亡和战败接连不断，羽书每天传来。并州、凉州的士兵尤其遭受冲击而残损死亡；强壮勇悍的男子被迫投身战场，妇女则被绳索捆缚而成为俘虏；坟墓被挖掘，尸骨暴露，生者死者都陷入泥炭般的苦难。自从西戎发动叛乱以来，从未有像这样猛烈地侵凌中原的。和帝、殇帝时期，女主亲自临朝执政，威势不能向外接连；朝廷议论者害怕兵力损耗，心中只求暂时苟安。有人认为边州难以援救，应当舍弃；有人害怕祸患像疽疮侵蚀一样蔓延，不知会到什么限度。谋士迟疑徘徊，勇士疑虑不决，于是迁徙西河四郡的百姓，把他们混杂安置在关右各县；拆毁房屋、砍伐树木，以断绝他们留恋故土的心。又焚毁、破坏他们积存的财产，以防止他们返回故土的念头。于是诸将邓隲、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等人争相提出雄伟的谋略，再次接受征讨的命令，征集士卒、聚集军队，寻找羌人的破绽；东西奔驰，首尾奔救，震动数州境内，每天耗费千金的资财。至于借用他人之力而增加赋税、借支侯王俸禄、征用金钱和缣帛等珍贵物资、征集粮食、粟米、盐铁等积储，用来赠赂、收买、赏赐以及转运、慰劳的费用，前后达数十万巨额。有时斩杀强健的酋长，摧毁攻破归附的部落，投降被俘的人满载道路，牛羊遍满山野。军书还没有奏报利害得失，离散叛乱的情状已经显现。因此所得不能补偿所失，功效不及劳苦的一半；军队暴露在外，连年征战却没有取胜，官吏和百姓都困竭，壮士愤恨而丧气。段颎接受任务，专掌军事任命，凭借山西人的勇猛性情，熟悉戎人的习俗状态，竭尽用兵的谋略，把全部锐气都投入战事。他披甲持羽而前进，亲身面对百死一生的战阵；冒着冰雪，经过千曲百折的道路，才消灭西羌诸种，最终平定东部的寇乱。至于交战、歼灭伤杀、追击逃走之处，尸体崩倒堆积，头颅断落在万丈高山之间，肢体皮肉在重重悬崖上分裂解离，数量无法核计。能够穿行逃窜于草木山石之间、从刀锋箭镞下逃脱的人，百人中不过一二。可是张奂极力称说戎狄同出一气，不应当斩尽杀绝，否则鲜血污秽原野，会损伤和气而招来灾异，这话说得多么迂阔啊！羌患虽然属于外患，实际上却是深重的内在疾病；如果攻打这种内病而不能根除，就是把疾病养在心腹之中。可惜啊！寇敌大略平定了，汉朝的国运也衰败了。唉！从前先王划分治理九州土地，区别王畿和荒服，知道夷狄与中原性情不同，难以用道义驾驭，所以把他们排斥在华夏之外，减薄他们的贡赋，只同他们约定简要事项罢了。像两汉驾驭戎族的办法，却失去了根本。为什么呢？先零羌侵扰边境，赵充国把他们迁徙到内地；内地的当煎羌发动寇乱，马援把他们迁到三辅。只贪图暂时安定的形势，相信他们一时驯服的情状，只顾眼前权宜之计，忘记治理长远的远谋，这难道是有见识者所应做的吗？所以箕子看到象牙筷子而流泪，辛有来到伊川而长叹。西域【《后汉书》】评论说：关于西域风土的记载，古代从未听闻。汉代张骞怀有招致远方的谋略，班超奋发建立封侯功业的志向，最终都能在西方遥远之地建立功勋，使外域羁縻服从。凡是被兵威肃清而服从、被财物贿赂而怀柔诱导的国家，无不献上奇异物产，送来亲爱的人质，露着头、屈肘伏行，面向东方朝拜天子。因此设置戊己校尉，分担管理西域事务；建立都护府，以都护统领其权。先归顺的赏赐黄金，赐给龟纽印绶；后来服从的则把头系住，在北阙祭告。又在肥沃的田野设置屯田，在险要道路排列驿站。奔驰传达诏命、奔走驿站，时月之间没有断绝。胡商贩客每天都来到塞下。后来甘英抵达条支，经过安息，面临西海而眺望大秦。距离玉门关、阳关四万多里，没有不周遍到达的地方。至于各地境域、风俗、性情、才智的优劣，所产物类的区别品种，河流山岭关隘的根源，气候寒暑的通隔，攀登山岭、经过栈道峡谷、靠绳索行走、渡过沙漠的道路，以及令人身体发热、头部疼痛、遭遇风灾鬼难的地域，无不详细描写形势，审慎探求根本事实。至于佛道的神异教化，兴起于天竺，而两汉的方志没有称述。张骞只记载那里多暑热湿气、乘象作战；班勇虽列举他们奉事浮图，说不杀伐而精通文字、擅长佛法，但引导通达的功劳却没有流传下来。我后来听到了后来的说法。那个国家像中原一样富盛，阴阳调和，祥瑞的圣人降临聚集，贤德美善之士挺拔而生。神迹鬼怪在道理上超出人间，感应验证明显，事情出于天外。然而张骞、班超却没有听闻这些，难道是佛道之理在过去闭塞，到后来的时代才开始显现吗？不然为什么会有这样严重的传闻失实呢？汉朝自楚王英开始盛行佛教，桓帝又修饰华盖式的佛寺仪仗，将要探求佛教义理却没有译出，只是把它当作神明之事罢了。详细考察它清心除累的训诫，空有兼容并遣的宗旨，实在是道书一类。况且它喜爱仁慈、厌恶杀戮，清除弊害、崇尚善行，所以贤达君子多喜爱它的教法。然而它喜好夸大而不合经典，奇异诡谲没有止境；即使是邹衍谈论天道的辩说、庄周关于蜗牛两角的议论，也不足以概括它万分之一。又说精灵生灭，因果报应相互追随；这种道理似乎明白却又令人昏昧，所以通达之人往往也感到迷惑。大概道术和世俗各有不同的途径，适应万物而有不同的法则；如果取其共同归宿，安置那些可疑的说法，大道也就贯通了。匈奴【《后汉书》】

译评论说：汉朝初年遭遇冒顿的凶恶狡黠，匈奴部众强盛；高祖的威势遍及四海，却困于平城之围。太宗的政治近于不用刑罚，却没有洗雪受辱的羞耻。到孝武帝屡次兴办边疆谋略，有志于制服匈奴，赫然任命将领，戎旗接连如星；侦候布列在郊野，烽火传到甘泉，匈奴的鸣镝仍然飞来，扬起尘土出入京畿以内。等到穷尽武力、单纯耗用国家财力，历经多年驱逐匈奴，匈奴虽然颇受挫败，但汉朝的疲惫损耗也大致相当。宣帝时正赶上匈奴王庭内部争斗，呼韩邪单于前来称臣，于是汉朝权宜地接纳并怀柔他，把他作为边境的屏卫；撤除关塞的警戒，停止兵民的劳苦。皇帝乘龙车、穿帝服，在清渭水上鸣钟传鼓，面向南方接受单于朝拜；北方不再有一匹战马的踪迹，已经六十多年了。后来王莽凌辱篡夺帝位，扰动戎夷，接着又有更始帝时的动乱，中原四方分裂；从此匈奴得志，狼子野心再次滋长，乘着间隙侵扰放纵，祸害流及邻近边境。到了中兴初年，汉朝重新沟通旧日友好，匈奴使者接连往来，金币财物满载道路；但单于更加骄横跋扈，内地的忧患也日益加深。世祖因为忙于治理中原各国，无暇顾及沙塞之外，只能忍受羞愧、思量祸难，徒然回报致谢罢了。于是迁徙幽州、并州的百姓，增加边地屯兵；等到关东稍稍平定、陇蜀已经清除，勇猛的武士和捍卫边疆的将领无不跺脚挥手，争相谈论卫青、霍去病的功业。皇帝当时正厌倦战争，修治文教政务，没有答应这件事。后来匈奴内部争夺王位，日逐王前来归降，希望修复与呼韩邪单于的友好关系，以抵御北方各族，奉行藩属之礼，称臣归顺，永远成为汉朝在外的屏障。天子总揽各项防务，认为这件事有利于和睦，便接受了他的请求。于是下诏命有关官署开放北方边地，选择肥沃水草丰美的地方安置他们，估量水草条件以安排居处；派遣中郎将出使，完全依照法度加以管理；制定衣服，备置礼仪器物，赐给印玺和绶带，确定单于的名号。于是匈奴分裂，开始形成南北两个王庭。双方仇怨日深，彼此窥伺机会，张弓执戈，侦察风尘动静；军队像云一样聚集，又像鸟一样散开，互相驰骋冲突，以至于边防溃败、士卒受伤，几乎没有一年安宁，而汉朝的边塞土地却安然无事。后来汉朝也多次出兵，集中军力穷追讨伐，命窦宪、耿防之辈前后并进，都采用果断而奇诡的谋略，几路军队从不同道路出发而取得同样的结果；耿防终于攻入并掩袭他们的巢穴，向北追击败逃者三千多里，终于攻破龙祠，焚烧毡幕，坑杀十角梏，阏氏刻石铭记功绩，封石为坛，欢呼而还。单于震恐，屏息躲在毡帐中，逃到乌孙的地方，漠北于是空虚了。如果能乘着当时的形势，趁北方空虚，把南方的俘虏迁回阴山，把河西归还内地，对上可以发扬光武帝权宜应变的谋略，对下可以防止戎、羯扰乱中原的变故，使耿国的谋划不至于在当时落空，使袁安的建议后来得到采纳，那么王平的平正易直，宏大也就达到这样的程度了。可是窦宪自夸三次出征的功劳，忽视了治理天下的长远规划。他凶狠暴戾，行为不正，专门施行威势和恩惠。于是又扶立北方的胡虏，使他们返回原来的王庭；把两边的恩惠合在一起，以求增益自己的福分。他蔑视上天，坐在那里树立大祸。回想起前代的事情，怎么能不感到深深的遗恨和愤怒呢？从此以后，治理安排失去方法，归顺和叛离不一。它造成的祸害毒患，哪里能够只用几句话说尽？到了后世，竟把这种做法当成惯例。最终导致外族吞并神州，使帝王的居所变成废墟。唉！千里之差，起于毫厘之间。得失的根源，百代之后也不会磨灭。

译艺文【《唐书》】自从六经被秦朝焚毁，到了汉代才重新出现，传授六经的师法中断了；竹简编册脱落、错乱、讹误、残缺，学者无法得到它们的本来面貌，于是各位儒者讲解章句的学问兴起。后来传、注、笺、解、义疏一类的著作相继讲述，于是圣人的道理大致明白了，但它们的说法本来已经繁多得无法胜数。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各代的世系、国家的兴亡始终、僭越篡伪和混乱，史官已经记载完备；而传记、小说之外，以及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等书，也都出自史官一类的人。自从孔子在世时，才修明圣人的经典来抑制错误怪异的说法；老子著书论述道德，接续周朝衰微以后的思想；战国时期那些游说放荡的人，像田骈、慎到、列子、庄子之流，各自把辩论发挥到极致；孟轲、荀卿才专门整理孔氏之学，以驳斥异端。然而诸子各家的论说各自成为一家之言，从前代以来都保存着，没有断绝。王道的踪迹消失，诗歌便衰亡；屈原作《离骚》，文辞之士便兴起。历代盛衰不同，文章也随时代而有高下，但文章的变化千姿百态，无法穷尽，为什么竟这样多呢？自汉代以来，史官列出书名、作者、篇章次第，编为六艺、九种、七略；到唐代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藏书之盛，没有比开元时期更盛的；当时著录的共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代学者自己撰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唉，可以说是盛大极了。六经的道理简明严正，平易直截，而且天道、人事都包括在内，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加明白。其他作者很多，以圣人的标准来衡量，有的相合，有的相离；然而它们精深宏博，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奇异、伟大、华美的文采往往在其中震动显现，这就是使喜爱奇异、追求博大的人不能自已的原因。然而那些作品凋零磨灭，也多得数不清，难道是因为文辞华美而内容少，不足以流传久远吗？至于俚俗的言语和说法竟然还有保存下来的，也不过是有幸与不幸的不同罢了。如今著录在篇籍中的，有书名却没有书的，大概十之五六，难道不可惜吗？梁纪【《五代史》】唉！天下人厌恶梁朝，已经很久了。自后唐以来，大家都认为梁是伪朝。到了我编次五代史时，却独独不把梁朝视为伪朝。有人讥笑我严重违背《春秋》的大义，认为梁朝犯了极大的罪恶，应当加以诛灭断绝；我反而把它列为正统，这是在奖赏篡夺，不是《春秋》的本意。我回答说：这正是《春秋》的本意。鲁桓公杀死隐公而自立，鲁宣公杀死子赤而自立，郑厉公驱逐世子忽而自立，卫国公孙剽驱逐国君衎而自立，圣人在《春秋》中都没有否定他们作为国君的地位。这就是我不把梁朝视为伪朝的原因，是采用《春秋》的原则。既然如此，《春秋》难道也奖赏篡夺吗？我说：正因为没有否定这四个人作为国君的身份，才可以由此看出《春秋》的用意。圣人作《春秋》，用意深远，所以劝善惩恶切实有力，记载的言语真实可信，然后善恶才分明。想要把他们的罪行昭示给后世，就在于不抹杀事实。他们事实上曾经做过国君，就记作国君；事实上是篡夺，就记作篡夺。各自记载真实情况，使后世相信，那么这四位国君的罪行就无法掩盖。让做过国君的人不能掩盖自己的恶行，然后人们知道恶名无法逃脱，那么作恶的人也许就会因此停止了。这就叫作立意深远而劝戒恳切，记载真实而善恶分明。桀、纣不必等到贬低他们的王号，便已经是万世共同憎恶的人。《春秋》对犯有大恶的国君不加诛绝，并不妨碍它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原则。只是不歪曲事实来昭示他们的罪行，并且让后世相信；既记载他们做过国君，又不掩盖他们的恶行，以此使世人停止作恶。能够懂得《春秋》的这个用意，然后才能懂得我不把梁朝视为伪朝的原则。晋出帝【《五代史》】唉！古代有人不幸没有儿子，而以同宗之子作为后嗣，圣人是认可的，礼经中也明确记载而不加避讳。可是后世乡里鄙俗之人却要避讳；一旦避讳，欺骗和虚伪便无穷无尽。所以他们苟且偷窃地把婴儿抱来，避讳他的生身父母，欺骗自己，认为这是我亲生的儿子。他们说：不这样做，就不能得到这个孩子一心一意地对我尽孝尽爱，他的内心一定会有两种感情。作为儿子的，也避讳自己的生身父母，断绝天性中的亲情，反而把他们看作叔伯父，用这种做法欺骗九族，扰乱人与鬼神之间亲疏的关系。凡是有生命而有知觉的东西，没有不爱自己父母的。假使这个孩子真能忍心断绝天性，那就连禽兽也不如了；假使他内心不忍，却表面上假装断绝，这就是大伪。乡里鄙俗之人考虑事情，也已经很深了。然而那些苟且偷窃、欺骗虚伪而不能作为法则的做法，是小人的事情。只有圣人不是这样，认为人道没有比使断绝的宗族得到继承更大的事，这是万世通行的制度，也是天下共同实行的原则，何必避讳呢？所谓儿子，没有不是由父母生出的。所以作为别人的后嗣，一定有生身父亲，也有承继的父亲，这是自然的道理。何必避讳呢？这种做法简易明白，不苟且、不偷窃、不欺骗、不虚伪，可以作为普遍制度共同实行，正是圣人的法则。圣人又认为，作为后嗣的人承担了继承宗庙的重任，所以为继父服斩衰之服；但并不与生身父母断绝关系，因为天性是不能断绝的。然而恩情要屈从于礼义，所以为生身父母降服一年。丧服属于外在形式，可以降等；父母的名分却不能改变，因此礼经明确说：‘作为别人的后嗣，要为自己的生身父母服丧。’自三代以来，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没有不用这个制度的，只有晋氏不用。晋出帝对于敬儒，断绝他的父亲名分，让他做臣子并授予爵位，并不只是因为按礼义他不应当立为父亲、不得已才断绝关系，大概也是因为习惯看见乡里鄙俗之人的做法。五代是干戈盗乱的时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的道理断绝，先王的制度和礼文在这时全都被扫荡殆尽。比如寒食节在野外祭祀并焚烧纸钱，天子做出乡里鄙俗之事的情况很多。晋氏起自夷狄，靠篡逆取得天下；高祖把耶律德光当作父亲，到了出帝对德光则把他当作祖父，称自己为孙；而对于自己的生身父亲，却称臣并直呼其名。这难道可以用人的常理来责备吗？朋党【《五代史》】

译唉！最初提出朋党论的人是谁呢？这比制造木偶来开坏头的人还要厉害，真可以说是不仁的人。我曾到繁城，读魏受禅碑，看见汉朝群臣称颂魏国的功德，把文字大书深刻在碑上，自己列出姓名，向世人夸耀。又读《梁实录》，看见文蔚等人做出这样的事，没有一次不为之流泪。把国家交给别人，自己还夸耀；等到终于做了宰相，这不是小人谁能做得出来？汉、唐末年，整个朝廷几乎都是小人。那么君子都在哪里呢？汉朝灭亡时，先以朋党之罪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执掌朝政的全是小人，然后汉朝就随之灭亡。唐朝灭亡时，又先以朋党之罪把朝廷士大夫杀尽，剩下的人都是庸弱无能、倾险奸诈之徒，然后唐朝也随之灭亡。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排斥其中的君子，必然要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必然要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夺取国家而把它交给别人，必然要提出朋党之说。君子本来就少有过错，小人想给他加罪，有些事情可以诬陷，有些事情不能诬陷，不可能把所有君子都牵连进去。等到想把天下所有善人找出来，按类别全部清除，唯一的办法就是指他们为朋党。所以，把亲戚故旧称为朋党可以，把交游和知心朋友称为朋党可以，把仕宦和求学经历相同的人称为朋党可以，把门生故吏称为朋党也可以。这几类人都属于同类，也都是善人。因此说：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排斥其中的君子，只要用朋党的罪名去指责他们，就没有人能够逃脱。善人彼此以善为乐，是因为志趣相同，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听到善人的人一定互相称赞，互相称赞就被说成朋党；发现善人的人一定互相推荐，互相推荐就被说成朋党。假使人们听到善行而不敢称赞，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下面有善人；看见善人而不敢推荐，君主的眼睛就看不见善人。善人一天比一天远离，小人一天比一天进用，那么做君主的就会茫然无措，还有谁同他谋划治理天下、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呢？所以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必然要采用朋党之说。只要有一个君子存在，群小人即使众多，也一定有所顾忌，有些事情不敢做。只有把国家弄得空虚而没有君子，小人才可以肆意妄为；汉、魏、唐之间就是这样。因此说：国家之所以能够被夺走而交给别人，是因为国家中没有君子；国家之所以空虚而没有君子，是因为用朋党罪名把他们排斥掉了。唉！朋党之说，君主难道可以不察看吗？

译传记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丧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难道可以不加以戒惧吗？伶官【《五代史》】唉！国家盛衰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也是人事吗？考察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以及他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世人说，晋王将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立的；契丹曾与我约定结为兄弟，却背叛晋而归附梁。这三件事，是我终身的遗恨。现在把这三支箭交给你，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志愿。’庄宗接受了箭，把它们藏在祖庙里。后来出兵，就派属官用少牢到祖庙祭告，请出那三支箭，用锦囊盛好，背着它走在军队前面。等凯旋时再把箭送回祖庙。当他用丝带捆住燕王父子，把梁国君臣的头颅装入木匣，进入太庙，把箭交还先王并报告成功时，他的意气是多么强盛，真可以说雄壮极了！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里呼喊，作乱的人便四处响应；庄宗仓皇向东逃出，还没有见到叛军，士卒就已经离散，君臣相互看着，不知道归向何处，甚至对天发誓、割断头发，眼泪流下沾湿衣襟，衰败得多么厉害啊！难道是取得天下艰难而失去天下容易吗？还是推究他成败的踪迹，其实都出在人事呢？《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忧患劳苦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 这本来就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当庄宗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没有谁能同他抗争；等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伶人便把他困住，使他身死国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祸患常常由忽视和疏漏积累起来，智谋和勇气往往被自己沉溺的事物困住，难道只是伶人才如此吗？宦官【《五代史》】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其祸根比女色造成的祸患还深，不只是女色而已。宦官的祸害不止一个方面。大概因为他们距离君主很近，习惯于专心而残忍地经营自己的意图，能够用小的善行迎合人的心意，用小的信义巩固人的内心，使君主一定信任并亲近他们。等到君主已经信任他们以后，他们便用祸福来恐吓君主、控制君主。即使有忠臣和贤士列于朝廷，君主也认为他们已经离自己疏远，不如起居饮食之间、前后左右的亲近之人可靠。因此前后左右的人越来越亲近，忠臣贤士却越来越疏远，君主的势力也越来越孤立。势力孤立，害怕祸患的心情就越来越急切，而控制君主的人也越来越牢固。国家安危取决于他们的喜怒，祸患潜伏在帷帐宫门之内；从前所谓可以依靠的人，反而成了祸患的来源。祸患已经深重才觉察，想同疏远的忠臣贤士谋划对付身边的亲近者，缓慢处理就会养成祸患而使它更加深重，急迫处理就会使宦官挟持君主作为人质。即使有圣明智慧，也不能同他们谋划；谋划了无法施行，施行了又不能成功。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就会两败俱伤。因此，大的会导致国家灭亡，其次会导致自身丧命，并使奸诈豪强得到凭借而起事。直到剖除宦官的同党，把他们全部杀掉，以快天下人的心，事情才算完结。此前史书所记载的宦官之祸，常常如此，并不只发生在一个时代。做君主的并不是想在内部养成祸患、在外部疏远忠臣贤士，大概是祸患逐渐积累，形势逼迫他如此。女色的迷惑，如果不幸不能醒悟，祸患就会随之而来；只要一旦醒悟，抓住并赶走她就可以了。宦官造成的祸患，即使想悔悟，形势也使人无法把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之祸比女色更深，说的就是这个。难道可以不加以警戒吗？司天【《五代史》】从前孔子作《春秋》，天道和人事都包括在内。我撰写本纪，只记载人的事情而不记载天象，难道我敢不同于圣人吗？虽然文字有不同，宗旨却是一致的。自尧、舜和三代以来，没有不称说上天来举行事情的；孔子删定《诗》《书》，也没有删除这些内容。圣人既不把天与人截然分开，也不把天象同人事混为一谈。把天与人截然分开，天道就会被废弃；把天象同人事混为一谈，人事就会受到迷惑。所以总是保存这些记载，却不追究其究竟。《春秋》虽然记载日食、星变之类，孔子却未曾说明它们为什么发生，因此他的弟子们也没有能够把这方面的说法流传到后世。那么天究竟参与人事吗？究竟不参与人事吗？我说：‘天道，我不知道。’拿圣人的话来验证就可以了。《易经》说：‘天道使盈满的亏损而使谦逊的增益；地道使盈满的改变而使谦逊的流行；鬼神使盈满的受害而使谦逊的得福；人道厌恶盈满而喜爱谦逊。’这是圣人极其详明地论述天人关系的话。对于天地鬼神，圣人用不可知来说明；能够知道的，只有人事。太阳到了正中就会偏西，盛衰一定会循环。天道，我不知道；但我看见它使万物有亏有益。草木成熟以后就转为衰败，落在低处的事物又会向可以流行的地方发展。天道，我不知道；但我看见它在万物中发生变化、使事物流转。人贪求满盈的多有祸患，能够守持简约的多有福分。鬼神，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人的祸福。天地鬼神的内心无法知道，就根据它们显现在万物上的迹象来推测。所以依据可以看见的迹象来说：叫作‘亏益’，叫作‘变流’，叫作‘害福’；至于人，是可以知道的，所以直接说出人的情感，叫作‘好恶’。知道与不知道不同，所以措辞也不同。把这些合起来考察，它们同人事没有什么不同。天地鬼神究竟参与人事还是不参与人事，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因为不可知，所以总是尊敬并远离它们；因为它们对人事的作用与人事没有不同，所以只修治我们自己的人事。人事，就是天意。《尚书》说：‘上天所看，是依从百姓所看；上天所听，是依从百姓所听。’从来没有下面人心喜悦而上面天意发怒的，也没有下面人事违逆而上面天道顺畅的。既然如此，王者统治天下，把百姓当作子女，布施恩德、施行政令，以顺应人心，这就叫奉行天意。至于日、月、星辰和五星经常运行不息，不可能没有盈缩、差错的变化；占候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不能把它作为恒常准则，这是有关官署的职责。本纪所记载君主的行为已经很详细，从中可以看见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治乱。至于日、月、星辰和五星运行的逆顺以及出现的变化，是有关官署所占验的事情，所以把它们按照官署分类记载，以备司天官考察。唉！圣人去世以后，异端邪说兴起。自秦、汉以来，学者被灾异之说迷惑，天文、五行的学说繁杂得无法胜数。我所撰述的内容，不得不不同于《春秋》。考察的人可以由此明白。前蜀【《五代史》】

译唉！自秦、汉以来，学者大多谈论祥瑞，即使有善于辨析的人，也不能消除他们的迷惑。我读《蜀书》，读到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世人所谓帝王的嘉瑞，竟然没有一样不全部出现在蜀国，真奇怪啊！然而考察王氏兴亡成败的原因，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有人认为一个王氏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观察当时天下的治乱，也可以明白。龙这种东西，以不被人看见为神异，以升上云中、运行于天空为得意。如今它竟然安然地显露形体，这就不神异了；不上升到天空，反而出现在水中，这就是失职了。然而为什么这样多呢？可以把它看作妖异。凤凰，是远离人世的鸟。从前舜治理天下，政事成功而百姓喜悦，命夔制作乐章，乐声和谐，鸟兽听到后都鼓舞起舞。当时凤凰恰好到来，舜的史官于是把这件事一并记下，认为是美事。后世便因此把凤凰到来作为有道之世的征兆。后来凤凰多次出现，有时是在平庸君主施行错误政令的时候，有时是在危亡大乱的时期，这果真是祥瑞吗？麒麟，是远离人世的兽。从前鲁哀公出猎捕获它却不认识，大概是搜寻后捕获的，并不是它自己出现。因此孔子在《春秋》中写道‘西狩获麟’，这是在讥刺他。说‘西狩’，并不是说狩猎的地方偏远；说捕获麒麟，是厌恶他把能捕到的东西全部搜取。狩猎一定要记载地点，但哀公驰骋所到的地方很多，不能逐一列举，所以记作‘西’，以概括众多地方，意思是他把全国西部都走遍了。麒麟是人们很少认识的兽，写这件事，是为了表现哀公穷尽山林、搜尽水泽，连不认识的兽也搜查捕获，所以说这是讥刺。圣人去世以后，异端的说法兴起，于是把麒麟说成帝王的祥瑞，又附会符命、谶纬和怪诞之说。凤凰曾经在舜时出现，把它说成祥瑞，尚且还有道理；等到后来凤凰出现在乱世，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是祥瑞。至于麒麟，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治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它一出现，恰逢乱世，那么谁知道它是祥瑞呢？龟，是玄色之物，污泥河泽中多得数不清，它死后被卜官看重，只是因为适合占卜罢了。戴氏《礼》却把龟出现在宫中池沼说成帝王难以招致的祥瑞；戴氏《礼》杂取各家说法，其中的错误已经很多了。驺虞，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诗经》说‘吁嗟乎驺虞’，贾谊认为‘驺’是文王的苑囿，‘虞’是掌管苑囿的官。当贾谊那个时代，他的说法是这样的。既然如此，把驺虞当作兽的说法，难道是出自近世吗？要破除一个人的迷惑，在他笃信的时候很难同他争辩；要等到他产生疑问以后，再趁机加以驳斥。龟、龙、麟、凤被说成帝王的祥瑞，却在五代时期全都出现，而且又都集中在蜀地；这件事即使对喜欢谈祥瑞的人来说，也值得怀疑。就根据其中可疑的地方加以驳斥，希望迷惑的人能够由此思考。《文编》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五 明代唐顺之编 论秦伯任用孟明【《左传》】文公三年，秦伯讨伐晋国，渡过黄河，焚烧船只，夺取王官和郊地。晋人不出战，秦军于是从茅津渡河，封埋殽地的尸体后返回。秦国于是称霸西戎，这是任用孟明的结果。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确实是一个善于做君主的人：选用人才周全，待人平等。孟明是他的臣子，他不善于解释，却能恐惧反省。子桑忠于秦穆公，他知人善任，能够举荐善人。《诗经》说：‘到哪里去采白蒿？在池沼和水洲之间。采来做什么？用来供奉公侯。’秦穆公具备这种德行。‘早晚都不懈怠，用来侍奉一个人。’孟明具备这种德行。‘把谋划留给子孙，使后代安乐。’子桑具备这种德行。邾黑肱来归降【《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冬，邾国的黑肱带着滥邑来归降。地位卑贱却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重视这块土地。君子说：‘姓名的记载不能不慎重，正是这样啊！有些事情已经有了名称，却不如让它就此结束。他带着土地叛变，即使地位卑贱也一定要记载；土地用来标明这个人，他终身都会留下不义的名声，不能抹去。因此君子行动就想到礼，做事就想到义，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违背义而惭愧。有人想求取名声却得不到，有人想掩盖罪行反而使名声更加显著，这是为了惩戒不义。齐豹做卫国司寇，守护嗣大夫，却起兵作乱而不义，《春秋》把他记作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带着土地出奔，只是为了求取生计，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虽然地位卑贱，仍然必须记载。这两种记载，是用来惩罚放纵、抑制贪欲的。如果有人使自己陷于艰难，以危险威胁大夫，而有显赫的名声，攻难之士就会奔走归附他；如果有人窃取城邑、背叛君主，以求侥幸获得大利，却没有名声，贪婪冒进的人就会出力帮助他。所以《春秋》记齐豹为‘盗’，记载三个叛臣的名字，以惩罚不义，数说不合礼的罪恶，这正是它的善意。故说：‘《春秋》的称述，隐微却能显明，委婉却能辨析。上位者能够使它昭然明白，善人会受到鼓励，淫乱不法的人会感到恐惧。’所以君子看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