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十七

译论军中选将的札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自从国家在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屡次遭受失败，京师的精锐士卒大多在外征战，禁卫各军极其缺少，又没有将帅来充当爪牙。如今替国家谋划的人，只顾处理外部夷狄的忧患，专心经营边疆，却完全不考虑根本之地内部空虚，朝廷势力衰弱。一旦发生事情，就没有办法支撑。如今军队统帅昏暗懦弱，不是合适的人；禁兵骄横懒惰，不能使用。这是朝廷自己已经认为忧患的事情，不等臣说也可以知道。臣又详细考察前代有国之君，往往在无事时依仗安定而忘记危险，防备祸患不谨慎，以致祸乱仓促发生、最终败亡，这样的事有过不少。然而从未有在用兵之时反而忘记武备，像今天这样。兵法说：“将帅，是百姓的司命，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如今对外让李昭亮、王克基之辈抵御契丹，对内让曹琮、李用和等人保卫天子。按照今天的形势，却把百姓的性命和国家的安危寄托在这几个人身上，怎能不被四夷耻笑、遭受他们轻侮？臣认为去年北方敌人突然发动战争，今年元昊又妄自提出要求。假使朝廷有一两个中等才干的将领，能够叩头效死，奋身请求出战，发誓洗雪君主的耻辱，稍稍增加国家威势，那么敌国不敢侵凌，朝廷也不至于受辱。为什么从朝廷内部到外部，竟连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既然没有可以依靠来据理力争的人，于是甘心使自己变得弱小。天下如此广大，难道竟没有一个人吗？并不是真的无人，只是求取得不勤奋、不周到罢了。臣私下考虑，自从用兵以来，朝廷求取将领的办法，不过是命令近臣推荐朝士来换任武官，以及选拔考试班行、方略等方面的人而已。近臣所推荐的不过是世俗官吏中有办事才能的人，班行中所选的只是有弓马之勇的匹夫；至于通晓方略的人，尤其混乱滥杂。考试合格的人仅仅能够任借职县尉、参军、齐挽等职而已。用这种办法求取将领，却想抵御当前的祸患，这正是使天下困顿、败给敌人的原因。臣不知道朝廷把这几件事当作求将的方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认为对，那么得到的是什么人？知道不对，那么为什么不考虑改革？臣又不知道朝廷认为将领容易得到，还是难以得到？认为容易得到，为什么几年都没见到一个？知道难以得到，就应当多方用心，早早考虑求取和选择，等到祸患临头时，哪里还来得及得到？伏望陛下特地下诏给两府大臣，另行议定求将的方法，全部去除沿袭常规的限制，以求非常之人。如果不是破格任用人才，就难以消除当前的大患。臣也曾有一些愚见，早就想分条陈述。如果一定要认真求取将领，也许可以参照采用。臣恭敬地看到，唐代和五代直到本朝，征伐四方、建立功勋的人，在军阵之中，名将大多出自士卒。只如西部边境用兵以来，稍微可以称道的武将，往往出自军中。因此臣认为：只在军中，就可以求取将领。现略说求将的方法，谨分条列在下面。凡是求取将领的方法，先从近下禁军直到厢军中选取年轻有力的人，不拘等级；按照他们相同的技能，每一百人编成一队来训练。比较他们的技能，最精锐勇敢的人一百人中必有一个。得到这个人，让他做队将；此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那一百人服从，任作百人之将是可以的。集合十名队将，再训练他们；比较技能，最精锐勇敢的人十人中必有一个。得到这个人，让他做裨将；此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一千人服从，任作千人之将是可以的。集合十名裨将，再训练他们；技艺和勇力已经超过千人之上，很难再以此分出胜负，就应当选择其中有见识、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十人中必有一个。得到这个人，让他做大将；此人的技艺勇力是万人中的佼佼者，又粗略懂得变通，再选择有智谋的人来辅佐他，任作万人之将就可以了。幸而有技艺勇力虽然不足，但才能见识超出万人之上的人，这就是世间少有的奇将，不是通常的制度所能求得的。臣所说的只在军中就可以求取将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真能这样，得到五七万士兵，随后又得到五七名万人之将，直到千人、百人之将，全都自行具备；然后另立军名，制定等级制度，每万人编为一军，用来准备宿卫，有事就出兵征伐，无事就坐镇以威服天下。这同用丰厚衣食和俸禄养活骄惰无用的士卒，再逐级迁补直到校官、将帅，结果全是凡庸愚昧、昏暗懦弱的人相比，得失相差万里。如果臣的说法确实可以施行，等到组成一军，就把原来的禁兵万人分散派出，使他们到外地就食；新设置的士兵从一开始就加以控制，稍微增加旧有的供给，不使待遇过于优厚，经常役使他们的力量，不让他们骄惰。等到新兵成军，旧兵全部调出，京师就能减少冗费而得到精兵，这样做的好处又远远超过旧制。以上臣所陈述的，只是选择勇将、训练卫兵的一种办法罢了。至于能够捍卫边疆、攻破贼寇、具有奇才异略的人，不能说没有。伏乞陛下早日留意，精心求取，谨慎地具奏上闻。伏候诏令。

译论边将隐瞒败亡、宪司考察不实的札子【苏轼】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近来因为眼睛昏花、手臂疼痛，坚决请求任一郡长官，大概也是自知性情刚直偏狭，是非看得太分明，难以同众人相处。伏蒙圣上慈爱，不准许臣外任，两次派遣使者前来存问慰安，天恩深厚，臣感入骨髓。臣认为这种恩德应当以死报答，不应再计较自身安危，所以又起身任职。然而职事清闲，臣不知死于何处；每当进读之时，遇到与当前事情有关的，便总是把它全部说出，希望能补益万一。昨天所读的《宝训》中说，淳化二年，皇上对侍臣说：“各州牧监的马匹大多瘦弱而死，大概是饲养喂料失时，白白导致病死。近来命令取十几槽马放在殿庭下，观察它们的草料，教导人们饲养治疗，希望革除这种弊病。”臣于是进言说：“马匹生病，是因为将领和官吏不称职，导致圉人偷盗、削减草料粮食，并且不能防止马匹饥饱劳逸失当。马不会说话，没有办法申诉，所以太宗仁慈至深，哀怜它们，把它们放在殿庭下，亲自加以督察。”百姓和马相比，轻重当然不同；但如果官吏不能任用合适的人，百姓虽然能够说话，上下隔绝，也不能自行申诉，同马没有区别。马匹饥饿、瘦弱、劳苦，就有倒毙、跌倒、逃逸的忧患；百姓困穷、无所聊赖，就有死于沟壑和成为盗贼的祸患。然而四海的百姓，不像饲养马匹那样可以放在殿庭下，只应当广泛任用忠贤之人作为耳目。如果忠贤之人被疏远，谄佞之徒在旁边，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没有办法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经攻陷三州、杀死李由，秦二世却不知道；陈后主时，隋军已经渡过长江，陈后主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昏庸的君主，不值得说。像唐明皇亲自造成太平，可以说是明主；但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杨国忠掌权，鲜于仲通带领二十万人在云南覆没，却没有上报一人，反而再三上报好消息。唐明皇不加追问，以致上下互相隐瞒；安禄山叛乱时，军队已经渡过黄河，唐明皇还不知道。如今朝廷虽然没有这样的事情，但臣听说去年夏天西夏贼寇侵犯镇戎，杀掠的人数多得数不清，有人说达到一万多人，而边将却奏报说“野外没有什么可掠夺的”。后来朝廷访察得知，交给提刑司考察，而提刑孙路只奏报十多人，请求朝廷先赐予免罪，然后再考察实际人数，至今拖延了两年，最终仍未结清。听说凡是死于战事的人家，官府都应当给予抚恤；如果隐瞒不报，那么死者生者都含冤，靠什么来役使百姓呢？这难道是小事吗？孙路掌管耳目的职司，既不随事奏报，朝廷已经实行隐瞒遮蔽，他又请求先行免罪，拖延敷衍到这种地步。臣认为这种风气渐渐不能助长，若顺着发展下去造成祸患，还有什么不会发生？这正是臣深深忧虑的。臣并非不知道陛下一定已经厌烦臣多言，左右近臣也一定已经厌烦臣多事；然而臣蒙受恩德深重，不敢和普通人一样。如果因此获罪，臣也没有遗憾，请陛下裁决。请求放还蕃官胡继谔的札子【欧阳修】臣私下看到，朝廷前些年因为延州蕃官胡继谔受到边臣怀疑，把他迁入内地，如今任亳州都监；他的儿子守清已经完全统领父亲原来的各部。听说近来胡继谔因为不适应亳州的水土，家族相继死亡，自己又患病，曾经上奏请求迁往京西一处气候凉爽的地方。臣认为如今西部边境正在用兵，朝廷应当广泛推行恩信，安抚驾驭蕃夷。既然想让守清为国死守边疆，就应当厚待继谔，保全他的家族。哪里有已经任用他的儿子，却又怀疑他的父亲的道理？继谔请求迁到内地，实际上身处异乡；虽说是做官，实际上却像被囚禁，导致他无所归依，身体患病，家族死亡。况且他起初也没有明显的过错；对继谔本人来说，已经有被幽囚、受冤枉的叹息；对守清来说，又失去了驾驭豪杰的办法。万一继谔病死而不能归去，守清父子的心中岂能没有怨恨？他们反过来把中原看成世代仇敌，必定会同边疆另生祸患，其余部族也一定离心。国家自从用兵以来，凡是谋划军事，没听说有胜算，尤其在招抚蕃夷的方法上，常常失去恩威并用的原则，以致离叛者很多，都愿意依附贼寇。对继谔的处置尤其乖谬。臣希望借他有所请求之机，把他召到京师，替他洗清从前的疑虑，厚加礼遇，放他回到本族，向他表示推诚相待。守清父子重新团聚，必定会想着竭尽节操；继谔感念国家的待遇，也必定有所作为。如果朝廷仍然认为他可疑，就请求先把这个意思诏告守清询问；臣料想他一定没有抛弃父亲的道理。如果他自己不愿父亲回来，那么以后就可以没有后患。请陛下裁决。

译论契丹索求御容的札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契丹派来的泛使专门为了御容而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前些年既然已经答应了，按道理不应中途停止，只是没有早日履行诺言，才导致他们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派使者来。可是近来早晚之间，传闻颇为不同，有人说大臣们共同商议，想最终拒绝而不给。如果这样，臣恐怕嫌隙的开端就从这里开始，祸患的兴起，也难以仓促说明。凡是替国家谋划事情，必须先明辨信义，重视曲直，斟酌人情，衡量事势；四者都做到，然后才能没有疑虑。如果有一项尚未做到，尚且担心坏事，何况四项全都失误，怎能不思考呢？契丹同中国通好结盟已经很久了，而从前宗真特别在信义友好方面表示殷勤，另有家书，随后又送来画像；圣朝接受了他的来意，答应回报画像，如今却拖延到现在，竟想食言中止。这就是对方以推诚相待来结交我们，我们却用不守信来对待他，失信伤义，实在不是中国对待远人的方法。而且理亏在我，使对方容易找到借口。南北通和以来，书信往返、互相答复时，每次报答都常常从优厚宽借。时间久了，对方心中已经骄傲。何况这次画像送来，正是特别表示殷勤之意；对于平常的礼节，厚加回报会使他更加骄纵；对于殷勤送来的礼物，却不予回报来使他受挫。他受挫必然愤怒，不获回报必然羞耻。怀着羞耻、积蓄愤怒，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是人的常情。答应给他的父亲画像，却不答应给他的儿子画像，在厚薄之间，也正是人情难以处理的地方。臣私下看到契丹来书，起初没有寒暄问候的话，直接以履行诺言、不能辜负约定为理由，意思在于一定要得到画像。如果此时使他受挫，他势必再次来找事；既然来了两三次，哪里还能坚持拒绝？如果等到他失于谦逊，已经造成嫌隙之后再给他，就会再次造成中国的耻辱，又使敌人认为中国难以用恩义结交，只能用势力威胁，于是借机引出另外的要求，那样造成的后患哪里有尽头呢？如今敌主虽然软弱，但中国的边防尚未完备，朝廷谋划也没有胜算，不可以主动生事。如果想要坚持理亏在我、对方有理的议论来发动战争、结下祸患，观察对方的形势，必然不能中止；衡量我方的形势，又不能保证一定能使他受挫。所以臣说四项条件全都失误。臣又听说敌使入境那天发生地震、星陨等异常现象，变异非同寻常；事先严加防备还恐怕来不及，因错误谋划招来祸患，怎能自己制造呢？臣希望圣上慈爱而独断，不要挫伤他们的善意，不要失去我们的信约。臣请求回信答复契丹，告诉他们依照约定，直到今冬再行办理，并借派遣通常使者的机会特别交给他们，这样在事理上稍微方便一些。伏乞迅速下令两府商议，此事关系国家利害，臣不敢不说。现在请陛下裁决。论河北守备事宜的札子【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正派使者同西部贼寇商议通和的约定，近来私下听说边臣频繁收到北界的文书，来询问西夏议和已经完成还是尚未完成。如果确实如此，事情实在令人忧虑。臣认为，天下的祸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方敌人。即使没有这些文书，他们最终也一定会给朝廷带来祸患。契丹通好仅仅四十年，彼此没有丝毫嫌隙，却突然萌生奸计，妄自提出要求。臣私下认为敌人贪婪而难以驯服，容易发动行动；遇到强者就屈服，见到弱者便欺凌。看到我们没有谋略，动不动就屈从，认为我们软弱，知道我们可以欺负，所以增加金帛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愿，又提出更高的名分要求，压迫我们一定服从。无事而来尚且如此，如果再借西部的事情把功劳包揽在自己身上，另外提出过分要求，将拿什么来堵塞他们的请求？这正是天下无论愚者还是智者，都替朝廷寒心的地方。如今如果果真有文书来催促通和之事，那么臣认为契丹的狂妄计谋已经露出迹象。不和，他们就责问我们违背诺言；既然和了，他们就论功索取回报，不出一年，恐怕就要有所行动。如果难以委曲迁就，必然会交战。至于选将练兵，既然难以仓促办成，抵御戎敌、制胜取决于事先行动。臣私下奇怪，朝中的大臣还在苟且偷安，黄河以北完全没有处置，因循懈怠，谁又把它放在心上？难道要等到敌使来到朝廷、敌军压迫边境以后，才发现无计可施，只是徒然忙于张皇失措吗？如今国家一定认为双方意见虽然不合，但还牵连着盟誓，所以边防处置不敢大张旗鼓。臣思考此事，不如精选有才干的大臣，交给他们边郡，使他们各自谋划防御，秘密办理修整完善，这是最合适的办法。何况如今边防处置百事失当，最先要做的只有选择合适的人。北边的要害州军不过十多处，在文武臣僚中选择十多人，并不难；各自把一州交给他们，使他们能够自行决定，像治理自己的家事一样，修完城垒，训练兵士，熟悉山川，积蓄粮食，所有事情自行办理，不烦劳朝廷规划安排。这样预先准备，还可以支撑局面。至于镇定一路最为关键，张存从前在延州因不能办事被罢免，如今却把镇府交给他；王克基平庸轻浮，不是将帅之才，却任用为定州长官；其余州郡也多不是合适的人。臣希望陛下特诏两府大臣，把现任边郡守臣中能够抵御敌人、守卫城池、训练士兵、等待作战的人留下，其余才干平常、不堪任边职的，全部调换。如果秋风渐渐强劲，敌人的衅端出现，陛下试想，边境的臣僚中谁能奋力作战，朝廷的将领中谁可以出兵呢？臣当初刚被授予谏官职务时，看到朝廷任用和罢黜大臣，陛下锐意求治，必定认为群臣从此会震恐戒惧，各项事务也会从此得到整顿。西北两件事情最为重大，本来就应当加以处置，不必等别人进言。等到臣就职以来，已经有几十天了，但政令发布出来，渐渐沿袭旧日弊病，只是对言事之臣拾遗补阙的意见，勉强施行其中一二项。至于讲论重大利害，端正国家纲纪，对外控制四方，对内使百姓得到宽缓，凡是朝廷和帷幄中的谋划，没有一件施行到外面。臣忝居掌管谏诤的职务，岂敢不说？伏望陛下不要忘记社稷所受的深重耻辱，不要使边境受到交相侵扰，迅速发扬天威，督促激励群臣。仍乞陛下询问两府大臣：西部边境究竟和好还是不和，能否保证契丹没有别的借口？如果有借口，能否用朝廷的谋略奇计加以阻止？如果没有办法阻止，那么训练军队、选拔将领、整备边防，等契丹到来以后再谋划，能不能不至于败坏事情？臣愿陛下不要认为去年六符来人可以用财物解决，如今他们有所请求，事情就难以顺从了；不要认为西部敌人多年为患，已经习以为常，若此事一发动，天下就会动摇。臣所说的是社稷的大计，愿陛下留意并施行，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请不要派张子奭出使元昊的奏札【欧阳修】臣私下听说昊贼来使已经议论了几天，完全没有谦逊顺服的意思。朝廷又想派张子奭再次前往贼中，还听说暂且只让他在延州等候贼人的意旨，等他们来迎接后才敢前进。不知果真有这样的议论吗？如果确有此事，非常不妥。臣认为如今双方的两种主张尚未决定，正是各自争论名分的时候，尤其不能自己损害事情的体统。元昊既然看见朝廷内部议论不一致，必定料想边防已经预先准备。他们假装用友好的言辞来迎接子奭，使我们以为有希望和好而稍稍松懈，然后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子奭或者会被拘留，或者遭受虐害，成为中国万世的耻辱，那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即使不这样，使子奭端坐在延州，对方不来过问；想回去，又担心他们迟迟不来迎接，那么寂然没有答复，进退两难，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大概元昊已经同中国商议过一次，必定知道很难达成协议。子奭此次前往，也没有别的尚未议论完的事情。他们如果不急着求见，那么臣所说的两种忧虑必有一种会发生。臣不知道朝廷认为昊贼可以使之称臣，还是不可以？如果认为可以使之称臣，自然应当以重兵压迫边境，同时选派忠厚而有智谋的人，直接进入贼中劝说，使其臣服。如果认为不可以，那么何必要派人去呢？或者只是想拖延岁月，并不拒绝他们，那么只应借如定返回时的回赐，用好听的话安抚他们，答应给他们丰厚的贿赂，告诉他们：如果能够谦逊顺服，就让他们同边臣互通意旨，等得到确实情况以后再决定议论；这样才是没有断绝他们前来之意。不能让天子的使臣听候贼人的命令才进退，万一遭到拒绝，或者被拘押，对事情没有益处，只会白白损害国威。如今的计策，不如赶快派范仲淹去，严密整备边境，慢慢放回如定等人；我们还应当自己谋划，以求得到制胜的计策，听候陛下裁决。论请不要让朝臣负责陪伴元昊来使的奏札【欧阳修】臣听说朝廷想让殿中丞任颛负责统领元昊派来的一行人等。臣私下知道元昊这次来完全没有好意，不肯称臣，索取的物品又太多，其志向不小，正是想凭借强力相互逼迫。既然朝廷不能答应他们，那么对待他们的来使，各种事情都不可过分。至于礼数的厚薄、赏赐的多少，虽然说是小事，不值得计较，但在事情的体统上所关联的意义却很大。凡是交战双方的使者来到大国，必然要窥伺将领的勇怯，察看国家的强弱。如果看到朝廷的威怒还没有消退，形势也没有削弱，那么他们必定先担心被杀戮，其次害怕被拘留；即使侥幸活着回去，也会认为是大幸。这样我们软弱的形状还没有暴露，强硬的言论仍可坚持。如今如果马上损害国威，过分加厚礼遇，先使自己显得软弱，助长他们的骄横之心，使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欺侮，那么双方的议论就更加难以合拢了。即使一定要办成这件事，也尤其须以镇定持重为先。何况他们的要求必定不能成功，实在可惜白白损害国家体统。前一次元昊来使很少，朝廷只派一班行人接待；如今来使渐多，便改派朝士。如果以后来的使者越来越多，就必定要派近侍了。这样他们反而越来越强，我们反而越来越弱。何况听说邵良佐昨天从他们那里回来，仅仅免于受辱而返，可见他们虽然是戎狄，也不能说没有谋略。如今他们的来使必定要极力施展强硬的言辞，图谋压倒我们。如果能够先减薄对他们的礼遇来挫折他们，也算是打击贼人的一个办法。对于元昊派来的使者，希望今后不再派官员负责陪伴，只把他们送到驿馆安置，不必急着询问；至于监视他们、供应酒食、传达言语等事务，办完就算，派一班行人已经足够。臣料想如今国家如果不能委曲顺从他们的意愿，那么即使尊贵宠待来使，厚加礼遇，元昊也免不了出兵侵扰，发泄他们的愤怒；既然同样是不和，又何必自己损害国家体统？不如赶紧修整边备，以求制胜的计策，听候陛下裁决。论请与元昊约定不得攻打置勒斯赉的奏札【欧阳修】臣听说鱼周询、余靖、孙抃等奉使契丹，都有相关事务要办。因为契丹中有人诘问元昊通和的意图，将来必定会因此另向朝廷制造祸患。又听说契丹已经想议论迁移边界，逐渐显露出相互侵逼的意图，祸乱的苗头已经可以看见。臣自去年春天开始，蒙受圣恩被提拔列入谏官，正值朝廷同西部敌人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先提出不可通和的意见，前后上奏状、奏札十多次加以论述，都说不和祸害少，和好祸害多，利害说得非常详细恳切。可是天下士人没有一个帮助臣说话，朝廷大臣没有一个采纳臣的意见。如今和议将要完成，祸根已经形成，而韩琦从西边回来，才说和好有不便的情形；余靖从北方回来，才知道对方急于求和的谋划。见到事情才这样迟，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提出建议的时候，众人正想急于求和，凭臣一人确实很难强行压倒众议。如今韩琦、余靖亲自见到了两国的事务，朝廷内外的人也逐渐知道通和会成为祸患，臣先前的意见似乎稍有可采之处。只愿大臣不要固执先前的意见，早些肯于回心转意，那么在将要后悔的时候，尚且还有可以挽救的道理。近来答应给贼人的物品数量已经太多，但还有禁青盐、归还侵占土地等事情，并不是贼人所希望得到的。幸好他们因此自行断绝，不再派人前来。朝廷深深警戒以前的错误，谨慎自持而采取稳重态度，借此停止议和，不落入贼人的计谋，就可以转祸为福，今后的防备也可以有所作为。如果贼人的志向更加骄横，贪心还没有满足，又派遣使者前来，提出更多要求，那么也可以借此作为名义拒绝他们。如今通和之事，对中国的祸患很大，对敌人的好处很深。万一西部敌人贪图深厚的利益而不惜侵占土地，不再提出其他要求，急忙前来求和，那么这时取舍便关系到安危。陛下应当召集主持议和的大臣，确定果断的计策，认清贼人愿意求和的意图，知道这是对我有害而对他们有利的谋划，尤其要从多方面设法拒绝。臣估计西部敌人无缘无故请求和好，不仅是想同北方敌人通谋，共同困扰中国，还想用欺诈的谋略使我们放松戒备，合力吞并置勒斯赉、摩正辖戬等部族，使土地广大、力量强盛，然后向东进攻中国。如今如果还没有别的办法拒绝他们前来求和，就应当赐给他们诏书，说置勒斯赉等人都接受朝廷的官爵，父子都是国家的藩臣。如今若要议和，就不得攻打这几个部族；而攻打这些部族正是贼人本来贪图的事情。他们听到这番话，必定难以接受约束；用这个理由，也可以解除和议。臣之所以一点点地只愿意不要和好，是因为臣愚昧的考虑认为不和的祸患较轻。《易》是用来处置和好以后祸患的，实在难以应付。臣前后奏章中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这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大计，也是圣心日夜忧虑的事情。臣作为言事之官，看见利害非常清楚，如果不极力进言，罪当诛戮。伏望圣上慈悲，特赐省察阅览，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请给西夏大斤茶的奏札【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西部敌人前来议论通和，朝廷答应给的物品数量不少。其中茶一项，原来计算为五万斤。由于中国的茶法有大斤、小斤的不同，当初拟议时，朝廷谋划不周，没有明确指定是哪一种斤数。臣私下担心西部敌人通和以后，必定要求大斤。如果五万斤按大斤计算，就是三十万小斤。这样金帛二十万，茶三十万，就是五十万。真宗时契丹大举进攻到澶州，只用了三十万。三十年后，契丹趁国家用兵之际，两国交战，才增加到五十万。如今元昊不过是一个偏隅的敌人，一开口就给他五十万。臣请略说一两件这会给国家造成大患的事情，不知为国家谋划的人将怎样处置。三十万斤茶，从南方经过水陆二三千里才运到西部边界。如今民力困乏，陛下不以屈己求和为羞，本来是为了休养百姓、使民力得到休息。如果每年运输搬运不断，仅这一项物品就能使中国公私都困乏，这是第一件大患。估计元昊境内的土地和人口，每年得到三十万斤茶，使用已经足够了。然而这样一来，两个榷场除了茶以外，还必须另外拿其他好东西去交换。贼人境内那些中国用不上的东西，就成了第二件大患。契丹一向同中国是敌国，还把元昊看作小邦。如果看见元昊得到的物品数量同它相等，就必定还要增加，我们拿什么来应付？不过会说茶不如银绢，本来只是粗物，那么它必定也要十几万大斤。中国的大宗利益不过在盐和茶罢了。如今西部敌人一年要三十万斤，北方敌人再要二三十万斤，中国怎么能不困乏？这是第三件大患。前些时候在同西部敌人开始议和时，大臣急于想把事情办成，不顾国家利害，只怕答应的物品不够多。等到和议将要完成，契丹的话泄露出来，两府才流露出后悔议和的意思。然而答应的物品已经太多，不能再追改。今天幸好还有这件事，尚且可以停止和议。臣乞求陛下特意召集两府大臣共同商议：如果能够保证长久供给四夷而中国不困，那么即使按大斤计算也不必吝惜；如果像臣所说的那样会造成祸患，并非妄言，就请早早议定计策，听候陛下裁决。

译论水洛城事务，请求保全刘沪等人的奏札【欧阳修】臣近来听说狄青同刘沪争论水洛城的事情，给刘沪等人上了枷锁，押送奏报朝廷。臣私下认为边将不和，是用兵的大患。何况狄青、刘沪都是值得爱惜的人，事情必须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听说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利处，但因为难以得到，一直没有空暇经营。如今刘沪能够取得它，那么对刘沪来说功劳不小，而秦州得到的利益也极多。近日韩琦等从西边回来，听说有奏论，并不是认为水洛城不便，只是担心难以得到、难以建成。如今刘沪既能取得，又有把它建成的志向，正应当专门委任他办理此事，要求他一定成功。狄青的看法却不同，于是造成了嫌隙。其中的利害，臣请详细说明：国家近年边兵屡屡失败，常常忧虑大将没有权威。如今如果再挫伤狄青，释放刘沪，不仅不能满足狄青的意愿，还会使沿边各将都受到挫伤，这是第一点不便。臣听说刘沪开始经营水洛城时，奋力亲身效命，付出了不少，先凭力战取得胜利，然后诱导他们归服，正因为党留等部族畏惧刘沪的威望。如今忽然看见刘沪先获罪，戴着枷锁入狱，那么新近归降的部族百姓岂不惊疑？如果使他们突然重新叛乱，那么今后边臣凭借威信招抚诱导各部族，还有谁肯听从？不仅水洛城再没有建成的期限，沿边新归附的部族也永远没有招抚的可能，这是第二点不便。自从用兵以来，各将为国家建立功业的很少。这座水洛城不只是自曹玮以来一直没能取得，也听说韩琦近来在秦州，曾经想经营而没有空暇。如今刘沪奋然努力取得，功业将要完成，却在中途获罪，于是最终一事无成，那么今后边将谁肯为国家建立事业，这是第三点不便。臣又听说，水洛城的守军虽然能够救援秦州，却必须借助渭州来供应应付。如今刘沪既然同狄青意见不同，即使水洛城筑成，以后万一有紧急情况，狄青因刘沪与自己意见不同而发怒，又想贯彻自己的偏见，只要稍不供给应援，水洛城就必定还会失守，这是第四点不便。因此把狄青调到别的路分，便是因为一个小将而调动一个部署，这是第五点不便。这就是臣所说的利害很多、最难处置的事情。臣认为如今应当派一名中使去处理鱼周询等人的事务，赶快命令他们和解，务必做到两全。必须先秘密告诉狄青：‘刘沪修筑水洛城本来有所禀报，并不是擅自役使众人筑城，不同于行军作战的时候。刘沪看见有利可图，坚定地把成功作为目标，不能因为违反节制就加罪。’ ‘刘沪应当释放，朝廷不想直接释放，是担心挫伤你的威望，你自己释放他。’这样可以使刘沪感激你的恩惠；如果以后出师临阵，有违你关于进退的命令，任凭你自行按军法处置。然后秘密告诉刘沪：‘你违背大将的指挥，本来就应当有罪。朝廷因为你在水洛有所建功，希望你成功，所以让狄青赦免你的罪责；你要完成这件事，以此自我赎罪。等到水洛的功业完成，还要告诫狄青不可因为以前曾有不同意见，便坚持不修筑，只希望它失败来证明自己的偏见。今后水洛有缓急，尤其必须尽力应援。万一有一点疏忽，就是你挟带私情故意防碍，必定要严加责罚。’这样，水洛城的利益可以实现，蕃部百姓的恩信不会丧失，边将建立功业的积极性不会懈怠，大将的威望也不会受挫。如果不这样做，就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行之处。因为既不能因惩罚刘沪而废弃水洛城，又不能挫伤狄青，也不能处理得牵涉利害，伏望圣上深思，听候陛下裁决。再次论水洛城事务，请求保全刘沪的奏札【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因为修筑水洛城的事情，虽然已经派鱼周询等人到那里察看商议，听说周询近来有奏报送来，说水洛的蕃族看见狄青给刘沪等人上枷锁，因而惊扰不安；周询反而请求把刘沪等人带到那里。这足以证明刘沪能够用恩德和信誉使当地一方归服，朝廷也必定知道水洛城有利而不想废弃，只是非刘沪守护不可。然而刘沪同狄青、尹洙已经形成了不同意见，很难让他们共同完成这件事。臣认为如果万不得已，宁可调动尹洙，不可调动刘沪。只是担心议论的人必定说不能因为小将而调动大将；如今如果只调尹洙而不动狄青，就不是专门为了调动大将了。如果改为调动一路的官员，另行升迁差遣，或者召回授予其他官职，只要不同于前后那些因事调动替换的人，就不是因为刘沪而调动。这样做，对尹洙没有损害，对刘沪可以保全其功劳，对边防也有利，三方面都得到好处。如果委曲迁就尹洙、狄青，却轻易挫伤立功的将校，那么危害有三点：大体上文武官员常常按类别分开，武官常常怀疑朝廷偏厚文臣。假如有两个人争论，实际是武人理亏，然而武人也不肯服气，只会说执政全是文臣，彼此结党庇护，轻视并挫伤武士。何况如今刘沪同尹洙争论，而刘沪确实有功劳，理并不亏。如果委曲迁就而治刘沪的罪，那么沿边武臣都会鼓动怨怒，这是第一项危害。自从有西部战事以来，朝廷提拔任用的边将很多，能够建立功劳的却极少，只有范仲淹筑成大顺城，种世衡筑成青涧城，刘沪筑成水洛城。臣还听说，这三件事中只有刘沪尤其艰苦，他的功劳并不在前两人之下。如今如果无理地加以轻视挫折，那么今后武臣就不肯为朝廷办事，这是第二项危害。刘沪如果不在水洛，蕃族恐怕认为其他人不能安抚他们，另行制造事端，那么今后的边防就永远不能招抚收编蕃部，这是第三项危害。如今三项利益、三项危害，道理非常明白；只要大臣出于公心，不对尹洙委曲偏袒，就不会给边防造成祸患，这关系到国家的利害极大。伏望圣意决断施行，听候陛下裁决。因擒获果庄论西羌、夏人事务的奏札【苏轼】

译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札说：臣私下看到，近来熙河路奏报生擒果庄，百官上表称贺，朝廷内外共同庆祝。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安危的关键正在今天。如果应对得有道理，处置得有方法，那么安定边境、使百姓休息必定从这里开始；否则将领骄横、士卒懈怠，把胜利变成灾祸，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因此臣私下想请求陈述前后招致寇患的原因，其次讨论如今对待敌人的要领。虽然狂妄愚昧，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也是臣子的常分。从前先帝用兵多年，虽然中国疲敝，但夏人困顿衰败也几乎灭亡。横山一带沿边七八百里，不敢耕种的地方达到二百多里。岁赐已经停止，和市也断绝了。敌境中的匹帛达到五十多千，其余老弱人口迁徙转移，牛羊损失败坏，所失去的东西大概数不胜数。他们在饥饿羸弱之后，才开始到边塞请求归附。当时执政大臣谋划不够深远，因中国厌恶战争，便接受了他们的使者。每来一名使者，赏赐和贸易所得不下绢五万多匹。使者回去后把这些东西卖给他们的百姓，每匹卖五六千，百姓非常高兴。一名使者所得通常不低于二千万缗。使者来了五六批，便可以把多年停止的岁赐坐收回来。这既使敌人借助我们的资财取悦他们的百姓，又使他们吃饱后生出奋发之心；还使他们窥见我们厌恶战争、希望和好的意图，因而认为是战是和的权力都在自己手中，所以轻易侵犯边境，有利就进攻，不利就再次求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当时大臣因敌人的请求，只接受他们的言辞而不接纳使者，并且下诏让边臣同他们往返商议，那么新取得的疆土是否取舍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等到他们的言辞和意图屈服，约束明确坚固，然后再接纳他们，那么敌人即使背恩反复，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迅速。敌人虽然有改变对我态度的想法，但没有得到西蕃解除仇恨、结成友好，也不敢轻举妄动。鄂特凌古是栋戬的贼臣，曾挟持契丹公主杀死栋戬的两个妻子。栋戬死后，他把事情隐藏起来没有发作；过了一年，众人平定下来，便诈称自己是继承人，假借果庄、温锡沁等人的名义写信向朝廷请求。当时执政如果暂且命令边臣审问果庄等人，说鄂特凌古本应当立而没有立；如果朝廷答应你们的请求，就授予节钺，那么鄂特凌古才真正是你们的君主。你们能够像臣服于栋戬那样臣服于他吗？如果他们无言可答，这就说明各羌部已经心服。立他以后，他必定能够统一各部族，那我们又有什么要求呢？如果他们不服，嫌隙就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爵命还没有下达，过错不在我们。他们既然一个国家有三位首领，我们就分别给予恩礼，各自授予一个接近最高等级的使额，果庄等人各自得到所希望的东西，这样大概也不会有祸患。当时执政没有深思这一点，只把省事当作安稳，因而顺着他们的妄求，便授予节钺。鄂特凌古自己知道不应当被立，担心果庄讨伐他，所以想借助西夏的力量来抬高自己。于是才开始有解除仇恨、结成友好的谋划；果庄也不满朝廷竟以贼臣为君来统治我们，所以愤怒而侵盗边境。夏人知道诸羌叛乱，因此起兵同他们交好。这就是臣所说的前后招致寇患的原因，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事情。虽然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追究，但可以作为将来的鉴戒。元昊本来怀有大志，擅长用兵；亮祚天性凶暴狂妄，轻率地动用他的军队。因此他们造成边患，往往都要经过多年才平定。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向来同别人多有不和，正忙于内部相互图谋，难道能够凭借创伤残败、呻吟困苦的余力，长久同中国为敌吗？料想他的奸诈谋略，大概不能同元昊、亮祚相比。臣意下认为，二圣在位，恭敬沉静、守成自持，仁慈宽恕的心意远近都看得明白，必定不会有动武的意图，于是他们可以放纵无厌的要求。兰防诸城、鄜延五寨，先是以好言请求而不能得到，接着用势力威胁，必定会使我们屈从。他们猖狂以后，要求没有得不到的，谋划不过如此罢了。如今臣私下听说，朝廷下诏命令各路整顿战守、勉励将士，深刻说明逆顺曲直的道理，这本来是当前的急务。然而诏书中又允许夏人自新。臣私下认为，对他们开放得太急，接纳得太快，还没有交战一场，厌恶战争、希望和好的意图已经显露在外面，这又重蹈前日的错误了。臣非常痛惜。如今如果听说果庄的事情，或者逐渐有到边塞请求归附的谋划，他们必定会先说一番既恭顺又强硬的话，接着提出没有满足的时候的要求。如果朝廷又接纳他们的使者，那么是战是和的权力全在敌人手中，有所求就必定得到，得不到就必定叛乱；即使偷得一时安宁，也必定引起无穷的祸患。因此臣愿明主在内心作出决断，严肃诏令大臣，秘密命令诸将：如果夏人到边塞请求归附，应当接受他们的言辞，却拒绝他们的使者。然后明确命令边臣：夏人承受朝廷的恩惠不可计数，却无缘无故违背顺从之道；如今虽然来请求归附，但反复无常，难以保证。如果确实改变心意而归向教化，暂且同边臣商议。如果他们的言辞和意图还没有十分屈服，约束还没有十分明确坚固，就暂且拒绝他们，以表示我们虽然不违背他们的善意，却也不急切求和。他们如果心悦诚服而来，即使我们没有接纳他们的使者，他们也一定不会在往返商议期间突然再次侵盗边境。如果不是心悦诚服，那么即使我们完全敞开心怀，像从前一样接待他们，又能保证他们不叛乱吗？今年泾原的入侵，难道是因为我们对待他们不周到吗？只要我们的军队训练有素、士卒粮食充足，侦察候望精明，敌人得不到大的战果，不过几年，必定自然衰败困顿。现在即使稍有劳苦，以后必定能够坚定安定。这就是臣所说的当前对待敌人的要领，也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事情。如今朝廷的意图在于休养百姓，不怕屈己而臣进言，却想使他们的请求经历艰难，不急于和好，似乎同圣意不同。然而古代圣贤想要推行自己的意图，必定有委曲成全的办法，从来不径直依照心意强行推行。将要收拢它，必先使它张开；将要取得它，必先姑且给予它。径直依照心意强行推行，从来没有能够实现意图的。若权衡利害，推究事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那么臣愚昧的计策对于安定边境、休养百姓，必定能够长久而稳固，同圣意起初并没有一点不同。然而臣私下估量朝廷内部，似乎想把害怕惹事当作没有事情，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治理国家不可以无端生事，也不可以因为害怕事情而回避；害怕事情的弊病同无端生事一样。譬如没有病却服药，和有病却不服药，都可能杀人。无端生事，是没有病却服药；害怕事情，是有病却不服药。近来鄂特凌古请求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不应当答应，朝廷却答应了，以求得无事，然而事情的兴起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岂不是有病却不服药吗？如今又想仓促接纳夏人的使者，这就是疾病还没有除去，药却先停止了，和前一种情形相差多少呢？臣在侍从之中，受恩最深；对于委曲周全、保全大局的事情，臣同众人尤其不同，所以才敢越出职分，在事情发生之前先行进言，内心不胜恐惧，至为待罪，听候陛下裁决。请召回边吏，不要进取，并论果庄事务的奏札【苏轼】

译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札说：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的心服从，其次使敌人的力量屈服，这样战争容易解除，功业容易完成。如果不能使其心服，只凭力量取胜，那么即使战胜，仇寇也会更加深重，何况不能取胜呢？功业虽然完成而战争不能解除，何况功业不能完成呢？近来西方用兵多年，先帝的本意完全在于吊民伐罪，而贪求功劳、无端生事的臣子只是一味杀人争夺土地，得到一寸一尺的土地也不问利害，先筑城堡，设置州县，使四夷都害怕中国，以为朝廷只是专门想取得土地，不把我们的族类全部消灭就不会停止，因此他们合力拼死抵抗，没有谁心服。如今虽然朝廷爱惜生灵、厌恶杀戮，不谋求长远扩张，但他们还没有相信这种心意，憎恨和畏惧也没有减退；内心既不服，便只有较量力量，等到力量屈服、实情显现，胜负还不可知。今天刚刚擒获果庄，威势震动边境，边臣争相鼓勇，都想建立功劳，以为河南的土地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得到。即使真的得到，也免不了筑城堡、屯兵、设置官吏、积存粮食来守卫，那么中国何时才能得到休息呢？从前王韶取得熙河，如果全军独自取胜，使王韶有长远考虑，诛杀其中叛乱的人，把其余人安置为忠顺之民，只任用他们的豪酋，那今天又会有什么事情呢？之所以战争接连、祸患结集，使中国疲惫困敝，是因为把那里的土地设置为郡县。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后悔，今后的事情又不以此为戒；如今又想取得讲武城，说这是要害之地，不可不取。唐朝强盛时，安西都护府距离长安万里；如果说到要害之地，那么从这里向西没有一处是不可以取得的。假使各羌部知道中国有不断进取的意图，那么寇患会更加深重，战争也不会解除，这种祸患哪里能够估量呢？臣愿陛下严肃诏令边吏：叛乱的就讨伐，归服的就安抚。从今以后，不要再取得一寸一尺的土地，不要焚烧房舍，不要杀害老弱。不到一年，各羌部就可以凭一纸檄文平定。然而朝廷的真正意图也难以使人知道，将帅未必会听从。即使每天发布文书，最终恐怕也没有用。应当用驿马召陕西转运使一人赴朝，面对面告诫命令他，使他回去安抚将帅，并察看有谁不依诏令行事。臣又私下听说，朝廷议论认为果庄违背顺道，罪当诛死；然而把他比作鸟兽，不值得深责，他的子孙和部族仍然足以在边境横行。保全他的首领性命来牵制他的内心，把他作为重要人质，或许可以使他发挥作用，这实在是当前的良好防范。但臣私下估计，果庄凶悍豪强，向来地位尊贵，年老有病，已经临近死亡，必定不能甘心受困受辱，以长久活下去为打算；他知道活着最终不能回去，只会使他的臣子和儿子们首鼠两端、顾虑不前，不敢再报仇，必定会绝食求死。即使不这样，他年老有病而忧愁愤懑，也不是长久求生的办法。果庄如果死去，他的臣子就会一心报仇，必定同鄂特凌古联合，向北同夏人交往；这正如吴越同舟而遇顺风的形势，他们的交结必定牢固。温锡沁夹在鄂特凌古和夏人之间，土地狭小、力量薄弱，形势必定危险。如果看到他们合并而我们不能救援，使两方面联合，从三面窥伺熙河，那么这种祸患就不能用一两件事情来计算了。依臣愚见，可以诏令边臣同果庄约定：如果他能使本部族讨伐鄂特凌古，并接纳赵纯忠，就放你生还；以天地为证，表示一定守信。果庄如果答应，就稍微给予他富贵，使他相信臣下，并晓谕朝廷的深意。果庄既然有生还的希望，就不会采取求死的计策，他的部众必定会听从。以果庄的部众同温锡沁联合讨伐鄂特凌古，势必能够取胜。取胜并接纳赵纯忠以后，即使放果庄回去，也可以没有祸患，这是必然的形势。西羌本来同夏人世代有仇，而果庄本来同鄂特凌古不和。如果答应放他生还，他的部众必定会相互攻伐；即使不能杀死鄂特凌古，也足以使这两个盗贼彼此猜疑而不能联合。从前太史慈同孙策交战，孙策杀死太史慈后又得到太史慈，释放他而不杀，放他回豫章，最终建立了奇功。李愬得到吴元济的将领李祐，替他解开绑缚并任用他，同他一起起居，最终擒获吴元济。不是豪杰名将，不能做这种超出常规的事情。议论的人有的说，果庄之所以被擒，也借用了邻近边界的豪酋之力，双方仇怨已经很深；如果放他活着回去，这些人必定没有保全的道理。臣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果庄死在中国，这些人同他的部众结仇必定更深；如果他活着回去，他们对这些人的仇恨反而会较浅。这些人依靠中国作为援助，足以保全自己。自古西羌的祸患，只怕他们解除仇恨、结成同盟；如果各处互相成为仇敌，正是中国的利益，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臣越出职分进言，内心不胜恐惧，至为待罪，听候陛下裁决。请约果庄讨伐鄂特凌古的奏札【苏轼】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札说：臣近来私下看到刘舜卿的贺表，详细说到鄂特凌古的罪状。又私下听说舜卿请求削夺鄂特凌古的官爵。又私下听说鄂特凌古上章请求朝廷授予命令。议论的人有的想答应他，让他自新。依臣愚见，这两种说法都还不妥。为什么呢？鄂特凌古凶险狡诈、反复无常，必定没有改过自新的道理。如今听说他的女儿已经嫁给梁沁布的儿子，推想长远以后，他们必定需要共同用力拼死抵抗，一同成为边患。他如今上章请求朝廷授命，大概是因为部族刚刚遭到破坏，众叛亲离，担心我们乘胜进讨，力量不能支撑，所以暂且隐藏实情、忍受耻辱，以成就大事。如果得到休息几年，积蓄力量、养精蓄锐，借用我们的爵命来威胁各羌部，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等羽翼形成，西北两方互相呼应，必定会成为中原的忧患，不只是一个方面的祸害。况且夏贼违背天意、侵犯顺民，本来就是因为轻视朝廷，以为朝廷一定不能讨伐他们。如今如果马上答应鄂特凌古的请求，那么他的估计确实没有错。西蕃的小丑，早晨叛逆，晚上就允许通和，那么夏国的请求也就没有不能答应的。两个寇贼可以肆无忌惮，想战就战，想和就和，西方的忧患就永远不会停止了。

译然而如果竟然听从舜卿的请求，削夺鄂特凌古的官爵，就必须发兵深入进行讨伐。他刚刚失去大首领，全国都戒惧不安；我们的军队深入其中，如果没有别的奇计，恐怕难以达到目的。臣愚见认为，应当让边将拿出厚重的财物，派遣善辩之士离间他的心腹，破坏他的羽翼。如今听说温锡沁等各族已经被他扣作人质，势力不能行动，而森摩凌戬就在他的身边，行动迹象相同，内心却有差异。如果采用臣前面所说的计策，让边臣同果庄约定：如果能使他的部族同温锡沁、凌戬等联合讨伐鄂特凌古，接纳赵纯忠，就答应让他生还，这正是所谓让盗贼攻打盗贼，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朝廷马上允许鄂特凌古通和，就必须推诚相待，表明真心，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不可再使用计谋来图谋这个贼人。几年以后，他必定自行飞扬跋扈，这就是所谓养虎自遗其患。因此臣愿朝廷既不接受他通和的请求，也不削夺他的官爵，暂且保存而不加论罪，把他置于常规处置之外，暗中让边臣用计谋图谋他，似乎才是较好的防备。臣屡次冒犯天听，罪当诛死，听候陛下裁决。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务的奏札【欧阳修】臣近来听说沂州军贼王伦等杀死忠佐朱进，抢劫沂、密、海、杨、泗、楚等州，拦截呼喝官吏，公开夺取兵器铠甲，横行淮海，如入无人之境。等到他们到达高邮军时，已经有二三百人，都在脸上刺着“天降圣旨”指挥字号。那个王伦还穿着黄衫，根据他的所作所为，哪里是普通盗贼？突然听到这件事，令人惊骇；深入思考，又令人忧虑。臣私下看到，自古国家发生祸乱，都是因为兵革先兴起，盗贼接着出现，最终泛滥横流。后汉、隋、唐的事情，都可以作为鉴戒。国家从最初兴兵开始，就应当知道必定会有盗贼，应该预先做好防备；然而谋划国家的大臣不明于先见，导致近年来盗贼横行，不能扑灭。尚未显形的事情，或许还来不及防备；已经显露征兆的祸患，难道可以因循不办吗？臣遍思天下各州军，没有一处做好防备。假如王伦等人在江海之上四处游走，驱使聚集罪犯和徒众，渐渐增多，向南越过闽广、截断大岭，向西奔走巴峡、窥伺两蜀，各处空虚，谁能够抵御他们？如果不多方筹划，臣私下恐怕还不能铲除他们。然而朝廷大臣还把这当作平常事情，不过派一两名使臣率兵捕捉，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处置。臣私下认为，除去祸患应当迅速，防范灾祸应当在它还微小时进行。伏望陛下深深畏惧祸患的端倪，督促责成宰辅，早早筹划，务必迅速铲除。我也有几条浅见，谨此分条列出，以备万一。一，请查访被杀的朱进是否有儿子；如果有，就授予他一个官职，让他捕捉贼人来报父仇，并且允许他乘驿马追逐，指挥、射杀，带领士兵随行。一，臣私下知道王伦在沂州、密州之间时，只有四五十人；等到高邮时，已经有二三百人，都是被他们驱使胁迫的平民。请求除军贼不赦免以外，特别赦免那些被驱迫胁从的人，先给予安抚。让他们各家的家人写信招谕，有能够杀死军贼、脱身自行归来的，按等级给予丰厚奖赏，这样可以使他们彼此猜疑离心，瓦解凶徒。一，臣私下担心江淮各处原先已有的贼盗，逐渐同王伦合并势力，那么凶徒会越来越猖獗，最终难以铲除。请求下令招募各处尚未捕获的盗贼；有能够谋杀军贼的，也按等级给予丰厚奖赏，这样可以使贼人内心自行疑惧，党徒难以聚集。一，请张榜招募各处落第举人、山林隐士以及犯过罪而流落在外的人；有能够亲自进入贼中，设计杀死首领，或设法误导贼人、把他们诱到可以击败的地方的，给予丰厚奖赏。这样贵在使凶党彼此疑虑，不肯招揽无赖之人为谋主。一，臣看到朝廷虽然派使臣率兵追捕，但凶贼已经遍地抢劫江淮，深深担心追赶不上，党徒逐渐增多。请求特别派中使骑快马先行筹划，命令沿江淮各路的州军防遏、巡检、县尉预先拦截，再调发禁兵随后追赶，以求不至于让他们逃脱。以上臣所陈述的五件事，伏乞详细选择施行。此外，先前被王伦胁迫而从贼的人中，有一百多人前来首告，其中有应当给予奖赏的，也有应当按规定分配处置的，乞请早日下令施行，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尚未决定的人。谨此具状奏闻。

译论述盗贼事务的札子【欧阳修】臣近来因军贼王伦等人的事情，屡次上奏论述。臣看见天下空虚，完全没有武备，便指出后汉、隋、唐亡国的鉴戒，都是因为战争先兴起，盗贼接着蜂起，不能扑灭，终于泛滥成灾。又看见国家纲纪毁坏，法令宽弛，赏罚不能确立，善恶不能分明，国体衰弱、形势危急，实在令人忧虑恐惧。臣希望朝廷研究防御盗贼的方法，严格实行责罚下属的法令。又听说士大夫之中忧虑国事的人很多，每天都有密封奏章，全都论说盗贼之事。臣只以为朝廷看见已经形成的祸患，听到众多人的言论，一定会有所触动，略微知道恐惧。等到听说枢密院告诫、激励进奏官，不让外人知道事情，才明白两府已经厌烦进献言论的人。又见自从和州奏报攻破王伦以后，便不再研究防御盗贼的策略，于是又知道上下已经有了苟且偷安的意思。殊不知前面的盗贼虽然消灭了，后来的盗贼却更多。如今建昌军一伙有四百人，桂阳监一伙有七十人，草贼一伙有一百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地，也各有不少强盗，全都竖旗击鼓，白天进入城池，官吏还迎接他们，供给饮食并设宴作乐。他们敢于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朝廷没有赏罚，什么都不值得畏惧。盗贼有生杀国家的力量，如今若不及时听从臣的意见，恐怕上下因循拖延，一天又一天地过去，国家的政令越来越弱，盗贼的威势越来越强，使畏惧盗贼的人越来越多，向着国家的人越来越少，天下的形势从此就要败坏了。臣私下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因为部内使臣曾与盗贼同坐饮酒，以及巡检、县尉不肯尽心办事，已经有人上奏论列，言辞十分恳切。臣过去认识张师锡，他为人安静厚道，迟缓柔弱，不肯惹事。如今尚且有这样的奏章，那么臣认为天下无论贤愚，都在为国家忧虑，唯独不忧虑的，是朝廷罢了。唉！古代的有智之士，能够思虑尚未显现的事机；如今的谋臣，却看不见已经显现的祸患，把祸患当作乐事，把危险当作安稳。看见盗贼虽然很多，却不时也有失败的，于是产生了轻侮盗寇的想法；进言论事的人多了，而听这些话也已经听惯了，于是产生了忽视人的心态。臣近来曾请求在便殿获准接见，向陛下进言，谈到盗贼之事时，陛下忧虑之色显现在脸上。等臣退下去见宰辅，他们却神情闲暇、从容自若，天下的事情实在值得深深忧虑。如今建昌、桂阳的盗贼人数不少，想来他们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王伦在远方，更应当留意。现在若从京城发兵，道路遥远，来不及赶到外地；若就近调拨兵力，各处又都没有兵。臣希望严令大臣们鉴察这种已经形成、难以挽救的祸患，迅速研究确定防御盗贼的办法，颁行天下，使四方逐渐有所防备，并且及早筹划，剪除、扑灭各处现有的盗贼。盗贼已经发生以来，群臣上言，都认为是平日法令宽松，才导致官吏不肯尽心捕盗，因此都请求严格实行法令。近来看到池州官吏各自只罚铜五斤，才知道对进言者都没有防止、听取和采纳。臣认为，大臣若是为国家谋划，宁可嫌忠言太多，也不应嫌盗贼太多；如今竟然这样办事。臣前后上奏论说盗贼的文字不少，仍希望把它们汇集起来，选择其中较好的，研究确定法制。陛下若想知道大臣不肯严厉执行国家法令来约束官吏，大概是因为陛下没有用威严刑罚责罚大臣；这正是关系社稷安危、属于陛下职责的事情。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留意实行，请决定是否施行。论江淮官吏的札子【欧阳修】臣听说江淮官吏等人，因王伦之事拟定的判案文书已经送到朝廷很久了，却还没有听说作出裁断、发遣处理；又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还想宽贷他们。臣听说近来江淮官吏，有的收取财物送给盗贼，有的望见盗贼便奔去迎接，有的献上兵器甲胄，有的与盗贼一同饮酒设宴。臣认为，王伦不过是一个叛变的士卒，偶然放肆猖狂，而官吏竟敢这样做，大概是知道盗贼值得畏惧，却知道朝廷不值得畏惧。如今如果再宽贷他们，那么纲纪就会毁坏，盗贼就会纵横天下，天下大乱将从此开始。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昨天王伦之事发生后，江淮官吏尚未发遣处理，京西官吏又已经弃城逃走，望见盗贼便迎接。如果江淮官吏不严加发遣处理，京西官吏也一定会被轻易宽恕。京西官吏看见江淮官吏已经这样，天下各路也会把这两路作为榜样，各处官吏都迎接盗贼、弃城逃走、献兵器、交纳财物了，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大乱呢？臣恭敬地思量，祖宗历经艰难创立基业，陛下忧劳勤勉地继承守护先业，而一旦四境之外叛乱、盗贼在内部进攻，毁坏它的究竟是谁呢？都是由于前后那些迂腐错误的大臣因循宽弛，使朝廷威势不能振作，纲纪于是毁坏。如今已经坏到这种地步，却还不改正以前的错误，以宽松补救宽松，拿什么来挽救弊病呢？像晁仲约等人的情节和法理都极其严重，全都应当严加惩处，议论的人没有理由曲解。有人说，这本来是朝廷平素没有做好防备，不能把罪责全加在外任官员身上。假如有人杀了父亲和兄长，难道只能说这是朝廷平素没有教化，因此不惩罚杀害亲人的人吗？又如有人抢夺活人的男女和金帛，难道只能说这是朝廷平素没有礼让，因此不惩罚抢劫人的盗贼吗？迂腐的儒生不能任用，竟可笑到这种地步。李熙古难道只是因为朝廷平素有防备的州，傅永吉难道只是因为朝廷平素训练有素的军队吗？大概是因为军队听从命令，所以才攻破盗贼。如今朝廷平素没有防御准备，作为大臣的又不责罚他们，守卫州县的人本来有罪，却又宽恕他们，天下的事情还有谁来承担责任？臣私下考虑，韩纲是大臣家族的人，父子兄弟都在朝廷担任掌握权势的官员，彼此都是相识之人，所以多方营救，因而先对江淮官吏宽贷，只希望对韩纲的发遣不要太重。如今大臣不考虑国家大体，只是在树立私人的恩惠。唯独希望陛下把天下安危作为谋划，从圣明的裁断出发，用来激励群臣，那么国家的威势或许可以略微振作，赏罚也可以合乎法度。至于晁仲约等人，臣请求按照朝廷重典严加处置，请求不要宽恕，请陛下决定。

译论讨伐蛮贼时任用人选不统一的札子【欧阳修】臣曾经忧虑朝廷考虑事情不早，等到事情临头却草率办理，仓促应急，常常造成许多失误。前些日子湖南蛮贼刚刚起事，朝廷从升州派刘沆任潭州知州，授予龙图阁学士，让他专门处理蛮贼之事。刘沆还没有到湖南，又派杨畋担任提刑，也让他专门处理蛮贼之事。杨畋还没有到，又接着派周陵担任转运使，也让他专门处理蛮贼之事。周陵的差遣诏令还没有到，朝廷又派王丝前往担任安抚使，让他专门处理蛮贼之事。王丝正在路上，朝廷又从淮南派徐的前往那里，也让他专门处理蛮贼之事。不仅任用的人不统一，难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而且这几个人同时到达那里，彼此没有统属，凡是对事情的看法各不相同，使那一方的人究竟听谁的才可以呢？如果所派的人都是有才干的，那么任用人才并不在于人数多；如果派去的没有才干，人数虽多反而足以造成祸害。这就是臣所说的临事仓促、应急草率的过失。如今刘沆任守方面，不可调动；杨畋、周陵本来就是本路的官员，也不可调动；徐的在这些人中最有才干，又是朝廷最后派去的，可以专门委托他负责并要求成效。其中只有王丝一人在那里，没有什么用处，可以先召回。近来听说王丝上奏请求把荆南的土丁全部驱赶到那里捕杀蛮贼。臣曾被贬官到荆楚，详细了解土丁的情况。如果果真这样做，必定会给国家制造祸患。朝廷已经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但从王丝处理事情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的情形了。如果王丝到了那里默默端坐，什么也不做，任由徐的等人筹划，那么王丝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完全可以召回。如果因为他本人是台官，奉行朝廷命令，耻于因无才而默坐其中，强行有所作为，臣私下担心徐的等人不能制约王丝，而州县又害怕王丝是朝廷派去的官员，便听从他的看法，那就一定会误事很多。臣还担心大臣中有人支持王丝，于是明知偏执错误仍曲意庇护王丝，不愿中途召回，以免暴露自己知人不明的过失，顾及王丝无能的羞耻，所以迟迟不肯召回。臣请求下诏告诉徐的专门办理盗贼之事，只让王丝到沿途各州军遍行安抚完毕，便立即回来，这样或许不会败坏事情。请陛下决定。

译论湖南蛮贼可以招降、不宜杀戮的札子【欧阳修】臣听到传闻，杨畋近来与蛮贼交战，杀得七八十人，取得首级，又听说进入他们的巢穴，夺取他们的粮食，挫败了盗贼的锋芒，增强了我军士气。杨畋的勇敢和谋略，当然也值得嘉奖；然而朝廷谋划事情、考虑事机，应当着眼长远。臣私下恐怕上下之心急于平定盗贼，听到这一点小胜，便显露虚浮的喜悦，不能保持镇静，对外表现得轻率。其中有两件事尤其应当深思：第一，不等取得成功便实行厚重赏赐；第二，认为蛮贼可以杀尽，便再也不肯招降。如果这样做，计策就大错，事情也会受到深重伤害。如今湖南捕盗，杀一人赏钱十千，官军贪图赏赐，看见平民也全都杀害，平民惊恐，纷纷起来做盗贼。除了邓和尚、李花脚等几十个首领外，其余随大小聚成一伙的，数也数不清。如今杨畋所攻击的只是一个洞，聚集的人已经有二千多人，在二千人中杀了七八十人，不过是二十分之一，其余人暂时四散，必定还会重新聚集。臣看自古蛮蜑为害，从未听说全部杀尽，必须采用招降办法。此前因为邵饰等人对黄捉鬼失去信用，所以恐怕今后更难招诱。如今如果借杨畋的小胜，向他们显示恩威，正是上天给予招降归服的机会，不可错过。如果让杨畋自己斟酌谋划，招降那些大首领，并借这次小胜传播声威，再把其余各处聚集的人分头招诱，凭借这样的声势，一定可以全部招降，十天半月之间，湖南就能平定。如果错过这个时机，逐渐进入夏季炎热时节，以我军不适应暑热的士兵，对付那些习惯当地水土的盗贼，稍有失败，他们的势力就会重新强盛；这不仅会危害湖南，还必定会由此给朝廷留下忧患。如今事情尚未了结，便施行厚赏，那么各处巡检、捕盗官等看到杨畋获得赏赐，就会争着杀害平民；而杨畋等人又自恃因作战得到功劳，坚持不招降的主张，朝廷也依仗杨畋的小胜，更无招抚辑安之心，上下都失去谋划，必定形成大祸。对于杨畋等人，臣恭敬地请求暂且降下诏书加以褒奖，授予他们处理事情的办法，等到蛮贼招安之后，再实行厚赏。如今湖南盗贼人数虽多，但首恶和真正的盗贼极少，其余全是无辜遭到杀戮、被逼迫胁从而成为盗贼的人，按照人情，哪里忍心把他们全部杀掉？只有能够保全、救活的人命多，功劳才更大。仍请求明确说明这个意思，告诉杨畋；赏赐典礼请求稍稍延后，这才合乎事情的实际，请陛下决定。再论湖南蛮贼应当及早招降的札子【欧阳修】臣听到传闻，湖南蛮贼近来逐渐猖獗，杀害官吏，锋芒不可抵挡。新近派去的杨畋热衷于讨伐攻击，与郭辅之意见不同，不肯招降。王丝出发时，朝廷也没有另外作出安排，臣担心王丝到了那里会与杨畋共同谋划。蛮贼只能招抚携带，最终很难靠武力剪除扑灭；而杨畋等人急于建立功效，恐怕会错过事机。如今深入进攻，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论此事的人都知道不可行。如果派兵在外围防守，等他们出来再攻击，又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蛮贼所依托的山地，处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都可以出来侵扰。官兵守在东面，他们就从西面出来；官兵守在南面，他们就从北面出来。四面都守，就要动用太多兵力；分兵拦截他们，兵力少又容易失败。这种进退之间，还没有可以攻击的便利条件。如今盘氏正蛮已经被邓和尚、黄捉鬼兄弟诱导，其余山民、莫徭之类，也都自行起来偷盗成为盗贼。听说常宁一县几乎没有平民，大小盗贼有一二百伙。推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据说莫徭的风俗、服饰、语言都与正蛮相同。黄、邓最初出动时，捕盗官吏急于讨伐攻击，遇到蛮人便杀，屡次杀害平民，于是使莫徭惊慌到了这种地步。这样说来，他们本来没有做盗贼的心思，当然有可以招降的理由。然而想让各处盗贼愿意投降，必须先得到黄捉鬼、邓和尚。此前邵饰等人最初招降黄捉鬼时，在恩惠和信用上有所失误，导致他惊慌逃走；后来恐怕捕获他，便割断他的脚筋，因而使他死亡。如今邓和尚等人如果把前事作为戒鉴，估计一定不会轻易投降。即使说暂且招降，最终恐怕也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必须拿出可信的事情给他们看，用感动人心的恩惠推行招抚。如果能够先招降黄、邓，其余人只要指挥便可以平定。如今深入进攻既不可行，等他们出来再攻击也不可行，又不能一边杀戮一边招降。臣思来想去，不如停止用兵，曲法赦免，显示信用，施加恩惠，或许招降他们就能使其听命。臣还广泛询问从南方来的人，他们说我方如果施加信用，他们并不难以招降。邓和尚等人，最高不过希望得到一班行的身份，其次不过殿侍也就够了；正蛮叛乱者得到一个团主的名号，也就足够了。莫徭之类，让他们安定地耕织，每年交纳皮张和粮食，能够成为平民，就是他们最大的幸运，并不只是满足心愿而已。如今如果不停地攻击他们，那么他们造成的危害会越来越深；逐渐接近夏季暑热，南方炎热潮湿，士卒不熟悉当地水土，必须考虑死伤；又恐怕追击得太急，潭、彬、全、邵各寨归向朝廷的蛮人也都会被诱骗胁迫而起事，那么湖南一路就会成为国家的忧患。臣请求迅速命令两府大臣深入研究招降和杀戮的利害，共同思考长远策略，决定朝廷的谋划。如果拖延到后来，导致他们更加猖獗，不幸官吏接连遭到杀害，那么朝廷的体面就很难再屈法招降他们。由于他们的罪行已经很多，必定恐怕不能取得自己的信任，于是战争长期不能停止，祸害没有尽头。恭请圣明及早作出裁断，请陛下决定。

译论监牧的札子【欧阳修】臣所统领的群牧司，近来奉到诏令，派遣吴中复、王安石、王陶等人共同考察监牧的利害。臣私下认为，国家养马的制度，是祖宗创设的；年代久远以后，主管机构失守职责，积久成习而形成弊病，并非一时之事，前后因循已久，改作十分困难。如今幸而朝廷因言事官有所陈述，选派臣僚来考察、更改。臣认为，监牧的设置有现成法制，条目已经很多，弊病也很多。如果只是依据案牍文籍，稍加增删，恐怕不足以彻底革除弊病的根源。如果想要大加变革、创立制度，那么各种利害不能凭远距离推测，必须亲眼看见、心中明白，熟悉其中的事情，然后才可以审慎详细地裁定，果断而不疑惑。况且这是臣的本职，怎么敢推辞劳苦？臣希望暂时派遣臣，仍在吴中复等三人中另派一人与臣一同到左右厢监牧的所在地，亲自查验视察，考察土地的广狭、水草的好坏、每年各时节的繁殖放牧、吏卒的勤惰，以及牝牡和马的种类各自适合什么地方，棚舍、水井的温凉，是否也有改变？过去为什么导致马匹减少？如今又为什么能够使马匹繁殖增多？既要共同追究根源，又要从各方面采纳众人的意见。这样不出三几个月，就可以周遍考察，然后再把前后臣僚提出的请求与众官详细参议、审慎处理。与其坐在这里遥远推测，仓促改动，所得和所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臣又私下思考，如今的马政都因袭唐代制度；但如今马匹的多少与唐代不同，其中的利弊很多，不能全部列举。至于唐代的牧马地，都与马的习性相适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向外直到河曲的原野，向内则有岐幽、泾宁，向东连接银夏，又向东直到楼烦，这些都是唐代养马的地方。如今考察起来，有的已经沦没于夷狄，有的已经成为民田，全都不能再得到。唯独听说如今河东岚石之间山地荒芜很多，以及汾河旁边草地也很广阔，其中草柔水甘，最适合放牧饲养。过去河东的军马常在那里牧放，如今马匹数量大为减少，闲置土地极多，这就是唐代楼烦监的旧地，可以兴建设置一个监。臣认为，沿着遗迹推求，天池、元池三监的土地，或许还希望能够得到。臣又在往年奉命出使河东时，曾经经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看见那里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多；而且河东一路山川深峻，水草极好，土地高寒，必定适合马的习性。以及京西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废的土地，数量非常广。臣希望再下令给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员就近在辖区内访求草地；凡有可以兴建设置监牧的地方，如果略见眉目，就请求朝廷派官员与群牧司官员一同前往那里实地勘察、筹划。如果可以兴建新的监牧，那么河北各监中有些土地不适合养马的地方，便可以议定废除。只有估马一司的利害最容易看见：如果国家广泛投入金帛，卖马所得利益丰厚，前来卖马的人必定很多，便可以在数量众多之中时时得到好马；如果主管机构吝惜费用，蕃部获利微薄，马匹来得就会逐渐减少，而且好马也不会来。然而招诱的办法，事情并不只有一种，也必须了解其中的曲折。臣希望特别派遣群牧司或礼宾院的一名官员，直到秦州一带，去详细询问蕃部卖马的利害。以上三件事，即使只是暂时派官员办理，等到吴中复等人检阅本司文书、研究商议尚未完成时，各方面的情况也已经可以带回来，便可相互参照考察，或许不会仓促轻率地改动。如果允许臣的请求，请赐予施行，请陛下决定。考察牧马事宜并举荐薛向的札子【王安石】臣等私下观察，自古国家马政的盛衰，都只是由于所任用的人得当或不得当罢了。汧水、渭水之间并不是没有牧场，但只有非子能在周代使马繁殖兴盛；河陇之间也不是没有牧场，但只有张万岁能在唐代使马繁殖兴盛。这是前代任用得人的明显成效。即使任用得人，却不让他长久任职；让他长久任职，却不使他专门负责此事；让他专门负责此事，却不以赏罚督察他，也同样不能取得成功。如今臣等考察陕西一路买马、监牧的利害大纲，已经全部上奏。臣等恭敬地看见，权任陕西转运副使薛向，力量强、办事果决，通达政务；他在河北主持籴粮、在陕西主持榷盐，都已经有试行成功的成效。此次考察陕西马政，他尤其详细周全。臣等前次上奏，已经请求就委任薛向提举陕西买马及监牧公事。如今想请降下一道指挥，允许他长期任职。因为此次马价多出自解池盐利，三司支出的银、绢等物，又允许他在陕西转运司兑换现钱。如今薛向既掌管解盐，又统领陕西财赋，在事务上通融调度、变换周转都很便利。臣等还访察得知，薛向在陕西有许多官府空闲土地可以兴建监牧之处，将来如果略见成效，就可以逐渐兴建设置。这是因为得到西戎的马，在西方放牧，不使它失去原有的土性，这是第一项好处；利用从未耕种开垦的土地，不损害百姓，这是第二项好处；凭借薛向已有的才干和条件，便让他着手创办，这是第三项好处。又因为河北有河防、塘泊的祸患，土地多盐碱荒瘠，戎马驻屯在那里，土地所能提供的利益不足；各监牧又多在这一路，占用的草地大多肥沃，而马匹又不适应，始终不能大量繁殖。如果陕西兴建监牧，逐渐形成规模，那么河北各监中有些可以保留的，就全部用陕西的良马换掉其中的劣种；有些可以撤除的，就全部把肥沃土地交给百姓，在土地不足而不适合养马的地方，把肥沃土地交给百姓并收取课租，以帮助军马费用；在土地有余而又适宜养马的地方，就利用从未耕种开垦的土地牧马而不损害百姓。这又是最大的好处。如果允许臣等的奏请，就请求薛向自行举荐官员并提出改正旧弊的意见，朝廷一概给予支持。成功了就不要吝惜赏赐，失败了就不要害怕处罚。这样，臣等以身家担保薛向，他一定能上报副合朝廷改革法令的意图。如果将来事情失败，臣等各自甘愿与他同罪，请陛下决定。

译论大理寺断决冤狱不当的札子【欧阳修】臣听到传闻，大理寺近来上奏判决德州的一件公案，事情是一个班行王守度谋杀妻子，却只判处杖六十、私罪。王守度所犯情理极其凶恶：起初因为过分放纵，想诱骗一个为求食而来的妇人做妻子，便亲自拿着刀杖，胁迫正妻阿马，让她诬称自己通奸；又剃去、截断她的头发，并亲自把绳索交给阿马。王守度拿刀在旁边逼她自缢，她的生命将要断绝，只因为没有棺材，才暂且把她解下来。后来又给她绳索，命令她自缢。阿马偶然得以活着逃走。臣所听到的只是大概情形，其他王守度凶恶的表现，都详细记载在案牍中，令人不忍听闻。阿马受到如此幽闭、痛苦和冤枉，而执法官吏却只判她诬告奸情，把王守度降为杖罪。臣私下认为，刑罚在于禁止邪恶，法律本来就应当推究实情。如今阿马的冤屈在情理上值得怜悯，王守度所犯的恶行则难以容忍。如果按照法家的判罪原则，举重情节来论，那么王守度诬告通奸而事实不实的罪较轻，逼迫他人去死的情节较重。推究他的用意，应当按谋杀论处。凡是谋杀之罪，情形有很多种：有的两人互相争斗结怨，理直的一方因一时愤怒而杀害理亏的一方，无论死者是否死亡，都必须处以谋杀之刑，何况王守度本身理亏？阿马本来没有与他争执，却受到极尽凌辱，并被逼迫自尽，这种虐害的情节，比谋杀还要严重得多。臣曾恭敬地读到真宗皇帝赐给谏臣的诏书说：“冤屈未能申雪，赏罚刑法超过法度的，都允许上奏论列。”如今这个受冤的妇人，是臣职责所在、应当进言的事情。哪有圣明君主在上，国家法令正在施行，却让强暴的男子胆敢逼迫人去死？臣恐怕王守度不被诛杀，那么从今以后强者凌辱弱者，疏远的人残害亲人，国家法度就会毁坏，人伦也会败坏。关于王守度这一宗公案，恭请圣上仁慈，特令中书省详细审察事实和情理；如果果真如臣所听闻的那样，就请求依法施刑，以制止奸恶凶暴。请陛下决定。

译论开挖孙村河的札子【苏辙】臣任户部右曹，兼管金部、仓部二部，职责关系到天下一半的财赋，正值内外财用困乏、无法接续的时候，日夜忧虑惶恐，常常担心误坏事情。臣私下看到，左藏库现有的现钱，一个月收入和支出的数目，大体都是五十多万，几乎没有盈余。其他金帛等物，虽然略有剩余，也不足以依赖。臣愚笨怯弱，常担心天灾流行，水旱造成灾害，西羌侵犯边境，骚扰河朔的议论失当，赋役横行兴起；三件事中只要有一件发生，国家大计就无法支撑。即使桑弘羊、刘晏重新活过来，也无计可施，何况臣如此驽劣呢？如今幸赖二圣慈仁恭俭，天地降下恩赐，各道秋季庄稼稍稍恢复成熟。虽然京西、陕西灾旱接连不断，但一方的祸患还没有成为深重忧虑。羌人困穷，随即听说他们前来归附边塞。唯独黄河向西流，议论恢复旧河道，事情拖延了一年，役使士兵二万人，积聚梢、椿等物三千余万。正当河朔遭受灾害、困顿疲敝之后，又兴起一个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官吏百姓私下叹息，劳苦已经非常严重，而更大的工程还在来年。上天启发圣意，也使人都知道民心，于是特意召来河北转运司的官吏，询问事情的得失。近来听说改道黄河的大议已经搁置不再施行，臣平日过分的忧虑顿时消除了。然而臣还听说，议论此事的人固执地坚持开河分水的策略，虽然暂时停止了大工程，但调发士兵进行的小工程竟然仍不肯停止。这样一来，河北来年的忧患与今年又有什么不同呢？如今小吴决口流入地下已经很深，而孙村开挖的宽度和深度有限，不仅不能使黄河改道，也一定不能分流水势。况且黄河的水性是，水势急就通畅流动，水势缓就淤积沉淀；既然没有东西两边都水势湍急的形势，哪里有两条河同时并行的道理呢？即使两河并行，也免不了各自修筑堤防，这样的费用消耗又要加倍于今天了。臣听说自古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行。所以君子的过错，如同日月被蚀，过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朝廷的举动，理应如此。如今谋划河道失当，知道它会伤害百姓，中途恢复原状，本来有什么可惭愧的？即使让天下人知道，也足以说明二圣深切忧民，并且有错就改而不吝惜。如今却顾惜前面的议论，不肯豁然改弦更张，明知错误仍坚持到底，改过向善却很困难，臣实在替朝廷惋惜。然而臣听说议论者当初提出开河分水的策略，有三个理由：第一，说御河淤塞消失，失去了运输粮饷的利益；第二，说恩州、冀州以北的涨水会造成灾害，使公私受到损耗；第三，说黄河迁徙没有常态，万一从北面边界入海，边防就会失去防备。凡是用来迷惑圣明听闻、阻挠公议的说法，都以这三个理由作为借口。黄河决口向西流，形势就像登屋一样不可逆转。即使这三个说法可信，也没有办法了。何况这三个说法都未必确实，臣请允许详细说明。过去大河在东面，御河从怀州、卫州经过北京，逐渐经过边郡，运输粮饷既方便，商贾也能通行。如今黄河既然向西流，御河淤塞消失，失去这个大利，谁不知道？实在是天意如此，人的力量哪里能够改变？然而议论者如果能够使黄河恢复澶渊旧河道，御河就有恢复的道理。如今黄河从小吴向北流，占压了御河的旧地。即使按照议论者的想法，从北京以南折向东流，那么御河已经淤塞的一二百里，也没有理由再出现了。这是关于御河的说法不足听信的第一点。河流经过的地方，利害各占一半。夏季暴雨使水上涨泛滥，淹没毁坏秋田，沿河几十里都因此破坏了赋税，这是它的害处。涨水退去以后，淤泥厚达数尺，粟麦的收成与其他田地相比可达十倍；百姓寄居在丘陵、坟墓之处来躲避大水，民众已经习惯这种做法，并不觉得特别劳苦，这是它的好处。如今河水在西面，情势也是如此。只需在远处修筑堤防，不与河水争夺，正合乎汉代贾让治理黄河的意思。与恢复旧河道相比，每年可以节省役夫，稍稍削减其数量就极为可观；而旧河道已经退去的土地，千里之内都可以种桑麻，赋税也能恢复，这种利益不可估量。何必违逆天地的本性，把向西流的忧患转变成向东流的祸患呢？这是关于恩州、冀州以北涨水造成灾害的说法不足听信的第二点。黄河过去在东面时，黄河以西的郡县与敌境相接，没有山河作为界限，边臣修建塘水，用来抵御戎马冲击。如今黄河向西流，那么西山一带适合戎马通行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了。它对边防的好处，不说也可以知道。然而议论者还担心黄河重新向北迁徙，那么海口就会出现在敌境之中，敌人造船搭桥，便于向南侵牧。臣听说敌境中的河流都由北向南流，注入大海，大概是地势北高，河水没有向北迁徙的道路，而且海口深浚，水势也没有迁徙改变的可能。臣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熟悉北方事务的人这样告诉臣，大略就是如此；可以派使者前往查验，绘成图画，便能知道。这是关于河流成为边界、边防失去防备的说法不足听信的第三点。臣愿意拿这些说法去质问议论者，那么开河分水的策略确实不应再实行了。臣又访察听说今年四五月间，河上的役兵劳苦得不到救济，曾有几百人拿着筑堤器械，去寻访都水使者，意图非常不善。幸亏防逻的士卒拥挡拒止，他们才散去。盛夏时节疫病严重，病死的人接连不断，使者害怕朝廷知道，便都在他们将死之时放回本郡，死在道路上的人数不知有多少。如果今年冬天放他们因结冰而停工，来年春暖又重新调发；一旦重新服役，意外的祸患又会像先前一样发生，臣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苦苦坚持而不停止这个工程。如今提出建议的大臣以没有成效为耻，却在皇上面前坚持；小臣急于求取利禄，不顾事情是否可行，便在下面随声附和。上下彼此胶着固守，用来蒙蔽朝廷。其中敢于不避权贵、直言进谏的，只有一两个人。然而因为这件事并非他们的本职，也不敢把话全部说尽。臣以户部利害休戚来考虑，责任就在这条河上。如果再闭口不言，还有谁来进言？唯愿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完全停止这项议论和工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再论改道黄河的札子【苏辙】

译臣前些日子听说朝廷议论停止改道黄河，来年应当役使士兵开河分水。臣认为天下财赋已经困乏，河朔遭受灾害之后，民力尚未恢复，不能承受这项工程，便上奏说此事不便。后来采察众议，听说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到达京城，在朝廷上倡言说：“黄河从小吴决口，顺着高处向下奔流，水势迅疾，上游堤防不再有决口暴怒的忧患；下游水流湍急，流行在地下，河床日益深浚。朝廷如果把河道之事交给臣，臣请求不役使一个人，不耗费一文钱，十年之内保证没有河患。”大臣因为他的意见与自己不同，便把他罢职遣返回原任，却派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新谋划改道黄河的计划。这三人的利益在于改道黄河，虽然说这样做便利，却也知道难以成功，所以在议状末尾又说：“如果将来河势发生变化，请求免除修河官吏的责罚。”京城内喧闹纷纷传为笑谈，成为人们取笑的话柄。改道黄河不对，实在已经可以断定了。然而近来又听说内批下发给三省，说：“如果河流不能恢复旧道，最终会成为河朔的祸患。”外廷疏远，臣不知道这句话是否真实；然而众人的心都忧虑恐惧，深怕群臣因此观望，不敢正直地说出事情的得失。臣的职责在于财赋，忧虑和责任极其深重，不敢畏惧诛杀刑戮，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如今关于改道黄河的议论，朝廷内外已经讲得很熟了；即使大臣固执坚持，心里也知道它不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借口的了。只是边防这一说法关系到安危，可以震动上下，伸张他们曲解的说法。陛下深居九重，群臣的言论不能全部传达，所以迟迟不能决定罢了。过去真宗皇帝亲自征讨澶渊，拒击并击败契丹，趁契丹败亡之际与它结成和好，从此以来，河朔几百年没有战事。陛下试想，这难道只是黄河的功劳吗？过去石晋失败时，黄河并不是不在东面；而自祥符以来，不仅河南没有边患，河北也自然没有兵患。由此看来，与外国交往，只在于德政如何，从未听说过要违逆天地的本性，把向下流的河水引向上方高积之地，兴起最大的工程，希望取得不可能成功的功劳，把它作为设置险阻的计策。过去李垂、孙氏等人号称懂得河道事务，曾经建议引导黄河向西流，恢复大禹的旧迹，认为黄河从西山向北流，向东奔赴海口，河北各州都处在河南，平日契丹的忧患，宋朝便可以不必担心。如今因为天意保佑中国，并非凭人的力量，黄河自行向西流，正好符合前人的策略。从今以后，北岸决口泛滥，逐渐波及敌境；即使将来黄河重新向北迁徙，敌人的土地也会日益缩小，我方土地也会日益宽舒。这样看来，真正应当忧虑的反而是契丹，而大臣却过度谋划，把它当作中国的恐惧，于是想要竭尽民力，把黄河引向东流。他们替契丹谋划得多，为朝廷考虑得少。议论者有的说，黄河流入敌境，敌人或许会造船搭桥，长驱向南侵牧，这对国家不利。臣听说契丹的长处在于鞍马，船楫之利本来就不是他们所擅长的。况且跨河架桥，先要在两岸推进修筑桥头，还要砍伐树木制造船只，工程并不小。契丹物力贫乏，势必不能完成。即使他们能够完成，如今两国边界修筑城栅，比旧时稍有增加，朝廷便立即发文责问，必定要他们拆毁之后才罢休，难道会坐看这样的大工程而不能出力制止吗？假设契丹终于造成这座桥，黄河上游全在我方土地；如果防守黄河的州郡多造战舰，养兵聚粮，顺流而下，那么长船巨缆可以一把火全部烧毁，形势所限制，他们自然会停止。臣私下奇怪，那些元老大臣长期更换任职，经历事务很多，却竭力陈说这种意见；想来是他们的谋划已经说出口，改过的分量太重，于是假借这种不可预测的忧患，来要求朝廷一定采纳罢了。否则，难道他们肯在天下困顿疲敝、河朔遭受灾害之后，发动几十万民夫，耗费数千万物料，去做一个万无一成的工程吗？大的工程一旦兴起，势头便不能停止；预先估计工程和物料，总是少报而不多报，官府单独办理不了，必定要摊派。官府出一份，百姓就要出数倍，公私耗费，必定有说不尽的事情。如果民力穷尽，事变一旦发生，就无法预料，饥饿相逼，百姓必定成为盗贼。过去秦朝修筑长城来防备边境，长城修成而百姓却反叛。如今想要使大河改道来设置险阻，臣恐怕河道不能改回，民众劳苦而发生变乱，这个计策还要比秦朝更差。将来即使想后悔，也不可能了。陛下这些年以来休养民力，仿佛唯恐伤害百姓。如今黄河安稳流淌，契丹没有变故，却强行制造创伤来扰乱百姓，不是好的计策。因此臣希望陛下在心中作出决断，停止这项劳役，留意审察此事。自黄河在小吴决口到现在已经九年了，不能说不久；然而契丹人的态度恭顺，与侍奉祖宗时没有不同。陛下如果确实看重违背大臣意见的困难，不妨暂且再用三年时间观察。事情经过久了，真实情形自然显现，大臣的言论与天下的公议，也可以坐在那里观察了。《文编》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八 明代唐顺之编

译论史馆日历状【欧阳修】臣恭敬地认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度。从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务的兴废，只要可以用来垂示劝戒、昭示后世的，都应当如实记载而不隐讳。因此，自前代以来，凡是建立国家的，没有不重视史官之职的。臣看见本朝修史，由宰相监修，学士负责修撰；又由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选取三馆中将要升擢的人，任命他们修撰《起居注》，这样做不能说不重视史职。然而近年来，虽然员额齐备，职事却被废弛，所撰述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件中保存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大局的事情，也都隐没不记，这实在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不过，这种弊病在于修撰官只依据各部门提供的报告，不敢记载自己所见所闻。如今《时政记》虽由两府臣僚修纂，但圣上的言语举动和有所宣谕之事，以及臣下奏议中关系得失的内容，都不予记录，只记载授官、辞见之类的事情；《起居注》也是如此，同各部门提供的公文没有区别。修撰官只据此排列次序，附上月日，称为“日历”而已。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没有办法记载。自古以来，君主都不亲自阅览史书；如今撰述完成后，必定要抄录本子进呈，于是遇到需要避讳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更不可能了。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承袭前代积压的事务，彼此因循，所以编录者常常只忙于修补多年以前的旧事；但年代已经久远，遗失的事情大多无从保存。至于眼下发生、可以根据见闻详细记载的事情，又因为忙于追修积压的旧事而无暇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病，前后相互因循，史官将永远没有履行职责的时候，使圣朝的典章法度终于废坠。臣私下听说，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叛乱直到重新称臣，始终一系列的事情都没有记载；又听说修撰官很想记录，只是因为修纂已经落后时日，想追查也无从得到材料。其他事情由此也可以知道了。臣现在想请求特地下诏，命修撰《时政记》《起居注》的臣僚，把皇帝的诏令宣谕以及臣下奏对的话都记录下来；修撰官不得像从前那样只根据各部门的报告编排授官、辞见等事，必须考核查验事实。授某官的，要写明因为什么功劳，例如狄青等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攻破王则之类；贬某职的，要写明因为什么罪过，例如近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厐籍因白草平之事获罪、近日孙沔获罪之类。凡是有文书证据、事情经过和情状明确的，都应当详细记载，使圣朝赏罚的典章能够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即使大臣徇私用情，朝廷赏罚不当，也应当记录下来作为警戒，这就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重大事情，也应允许史院根据所听闻、所见到的情况记录；如果见闻不够详细，就直接发文给有关地方，查询追问；以及臣僚公议的异同、朝廷裁决安排和处分的情况，也都要记录。以上各项事情，都应命令修撰官随时根据所得材料录成草稿，标明月份，亲自送入史院，放入柜中封锁，等各部门的报告齐全后，再修订为《日历》。还请求每到年终，命监修的宰相亲自到史院，考察检查修撰官记录事迹的情况，其中有不勤勉办事、毁坏官职、失去职责的，应奏请施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日以前的积压事务仍不停地追修之外，从今以后都命令在次月报送；如果稍有迟延，允许修撰官亲自到中书、枢密院催促。各部门拖延供报，或者史院有所查询而各处不及时答复，以致妨碍修纂的，凡属于应当办理的年度事务，也允许史院发文给开封府，拘捕追究，严加判处。《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还请求今后不再进呈本子，以便少妨碍修史职事，保存圣朝典章法度。这是臣的职分，不敢不说。论请求禁止无名氏诋毁伤害近臣的奏状【欧阳修】臣私下看见，前年宋庠等人出京任职时，京城先有一首无名氏诗，在京内外流传。不久宋庠被罢去政事之职，近来又听说外地有小人想中伤三司使王尧臣，又写了一首无名氏诗，臣大略听到其中一两句。臣自从听到这首诗，日夜疑惧惊骇，深思其中事理，不能不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耳目聪明，外地的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知道的。臣私下担心这首诗流传渐广，必定会传到圣上耳中。臣忝居陛下耳目的官职，不愿让小人的浮泛诽谤之言向上迷惑圣听，所以应当先行论列，以杜绝奸邪谗言。何况自从战事兴起多年，又接连遭遇灾荒旱灾，百姓财力困竭，国库空虚，天下的安危系于财用的虚实。三司的职责，任重而不轻。近来姚仲孙被罢免后，朝廷把积年弊病、贫困空虚、窘迫乏绝的三司交给王尧臣，仰赖他办事，这是陛下委托信任、责成他办事的时候。正是王尧臣多方施展才能、建立功效的时候。臣完全看见从前任用的官员，大多顾惜俸禄官位，宁可使国事失败，也不肯让自己承担怨恨。像王尧臣这样的人，任职以来还不到一个月，副使以下不称职的人，他全都请求调换，足见他不躲避嫌疑和怨恨，不徇私情，竭力挽救时局，以自身承担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如今如果下边容许谗言离间，上边又不为他主持公道，那么不但有才智的大臣无法施展才能，也恐怕忠义之士从此离心。臣思量写诗的人虽然不知道姓名，却私下担心朝中的臣子中有人地位名望与王尧臣相近，嫉妒他受到任用，所以想中伤他，只知道争着在一时求进，却不考虑阻碍国家的大计。自从陛下罢去吕夷简、夏竦以后，任用韩琦、范仲淹以来，天下人都欣然庆贺圣德。君子既然防止小人进用，小人自然害怕自己的道路消退，所以共同喧嚷，竭力散布谗言，想迷惑君主的听闻，阻挠好人。若不及早断绝，恐怕最终会坏事。何况如今三司的弊病已经很深，四方的匮乏已经到了极点，王尧臣必定要大加改革，才能把事情办成。他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成效，就已经遭受诽谤。臣近日已经听到流言纷纷，说王尧臣更换官吏，专擅权力，侵犯政事。如今又编造这样的诗句，摇惑众人的心情。如果不制止，那么今后陛下将无法任用臣下，忠臣也无法侍奉君主，谗言将无穷无尽，这是自古以来的忧患。一旦开启这种渐长的势头，就会煽动迷惑群小，动摇大臣，给朝廷留下祸患，什么事情不能发生？伏望特地下诏书，告诫勉励臣下，凡敢编造言语、诬陷构造隐私的人，一律禁止。如果还有人辗转传诵，就一定追查它的来源，依照朝廷法典从重处置，以求禁止谗言和巧诈，保全善良之人。

译论请求停止两制以上官员举荐转运使、副使及省府推官、判官等职的奏状【欧阳修】臣近来接到御史台的公文，说臣僚上言待制以上官员举荐省府推官、判官、转运使、副使等事，奉圣旨决定从去年起不再实行，命臣知悉。臣私下详细考察臣僚的上言，全都涉及虚妄。大概是因为近日陛下进退大臣、改革各项事务，小人迎合上意，欺骗蒙蔽圣听。臣姑且请求加以辨明。上言的人说：如果让两制以上官员保举，就会助长下属奔竞求进的道路。如今从朝廷到州县，实行保举的法令很多。比如台官，也是由两制以上官员举荐；还有大理寺详断、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等官，三路知州、知县，通判，选人改任京官，学官进入国学，班行升迁阁职，武臣充任将领，选人进入县令，以及天下各处的茶盐场务、榷场和课利较多的酒务等，凡是重要差遣，无论大小，全都采用保举的办法，却没有听说因为会引起奔竞而废止。难道唯独省府等官会助长奔竞，就可以废止吗？由此可知这是欺骗蒙蔽。上言的人又说：这样就会使端正之士一起奔走驰逐。况且驰逐奔竞的都是小人，怎么能称为端正之士？至于过去举荐官员的法令很多，难道能完全断绝小人请托求进吗？何况自从颁布新诏令以来，什么人原来是端正之士，却突然改变节操，奔走于哪一门路而得到举荐了？请赐令追究其姓名。如果确实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可知上言者是在欺骗妄说。上言的人又说：如果不是请托，人们就不肯举荐。这又是极其严重的诬陷。如今内外臣僚，无论大小，曾经受人举荐的，十人中有八九人。难道都因为请托才得到举荐吗？从两府大臣以下直到外地通判以上，人人都曾举荐过官员，难道都因为请托才举荐的吗？如果说其他举官不需要请托，只有这项诏令规定的举官必须请托，那就不是臣所知道的了。如今两制官员中好人不少，繁难紧要的地方，朝廷都已经委任信赖他们，难道他们还不如外郡通判等官，不能胜任举荐官员的责任吗？何况两制臣僚除了这项诏令外，也另行允许举荐官员，难道举荐其他官员就全都出于公心，只有依此诏令举官便突然徇私接受请托吗？由此可知这是欺骗妄说。又说：每年举荐一百五十人，导致人数太多而争夺差遣。臣计算，若一人有三个举主，才敢希望获得差遣；一百五十人必须在一年内有四百五十名两制官员作为举主。如今两制官员不到五十人，即使人人每年举荐三人，也才刚好各自成为一人的举主，怎么敢说他们便会争夺差遣呢？何况还有没有举荐过人的，或者举荐不到三人的，请赐令查核。只要查考去年年底两制以上官员举荐的人数，便可知道上言者是任意欺骗妄说。近日更改的政令很多，唯独这件事特别容易辨明，所以臣不避烦琐言辞而加以辨明，正是希望陛下由此深深认识小人迎合上意、欺骗妄说的情形。去年陛下任用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正值多年盗贼突然兴起，天下官吏大多不能胜任，因此多次提出举荐官员的建议；但这也不是他们自行创意，而是先查考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所以当初颁下的诏令开头就引用国书作为依据。那时臣僚并没有议论，近来因为范仲淹等出任外地，同朝廷筹划边境事务，进谗嫉妒的人庆幸他们不在陛下身边，便百般攻击；朝廷对这件事没有来得及审察，就同意施行。臣昨天看见富弼亲自到了河北，沿山靠海辛勤筹划，河北人都说从来没有大臣像这样尽力；他筹划办成的事情也不少，回到国门，临到入朝却被贬黜，使河北的官吏、军民看见他尽忠，却不知道他有什么罪状。小人贪图迎合上意，又不替朝廷顾惜事体，凡事攻击他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何况朝廷任用人材，屡有进退，难道一个人才刚被罢免，就不问是非，把已经实行的事情全部改掉吗？如果大臣每进退一次，政令就改换一次，这样纷乱不定，哪里会有固定的制度？伏望陛下重新审察爱憎的私情，辨明虚实的说法，凡是政令都更加慎重地改革。臣详细查考当初颁布举官诏令的本意，也是从国书中查用祖宗实行的法令。如今上言者却说，因为谏官论列导致差遣不定，所以才有改革；事情涉及臣自身，臣不敢自行辩解。但臣在谏院任职时言事无状，以致如今臣僚拿这件事作为借口，难道还可以继续冒受宠荣而不能自行弹劾吗？请允许对臣加以贬黜惩罚，以平息人们的议论。臣看见陛下圣德日盛、仁慈宽厚，保全忠正之士，在进退之间各有恩意，这正是能够使忠臣义士忘却自身、报效国家，直到死而不止的原因。今后臣僚若迎合依附而上言，攻击前两府所施行的事情，请赐令辨明，选择其中确实不便的才加以更改，这样或许可以保全大体，天下幸甚。臣恭敬看到去年八月二日原先颁下的诏令条文说：“近来从国书中选择有关治理的要旨，看到任用官员时尤其慎重外台官的选择；又说，然而他们进任时一定要属于近臣。” 如今所颁布的告示和赏罚命令，也都是三朝以来所实行的，这就是当初议定举官之事的依据，请赐予详细斟酌。臣不胜激切祈请、恭候治罪之至。

译论请求防止官员上言诬劾按察使的奏状【欧阳修】臣恭敬看到近来下发的朝廷诏令，约束各路按察使，详细列举御史台官员所上言论，意思是说按察使等所奏劾的人很多不实，有的因为迎送、文书往来之间有所缺失，便挟带私人的愤怒，冤枉奏劾平民，而朝廷全不深思，轻易相信他们的说法。臣自从听到下发这项约束，日夜忧虑叹息，私下思考国家正处在事务繁多、困难未解的时候，正是需要贵臣施展才能、建立功效之际；奖赏他们还担心他们不能竭尽力量，怀疑他们又有谁肯尽心？昨天大规模选任各路按察使时，两府聚集商议数日，完全打破常规，不按资序任用，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当时最精良的选任。凡被选中的人，也都各自具有才干事业，只是长久无人知晓，常常忧虑没有施展的地方；一旦忽然受到召用提拔，都想着竭尽力量，争相发挥所长，不仅想报答朝廷，难道不也更加希望得到进用吗？怎么能突然认为他们会欺骗蒙蔽朝廷，便顺从私情而怀疑他们？料想他们的心思必定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假如真像御史台官员所说，那么就是两府聚议数日却选得了不公正的人；如果他们不至于如此，又何必再加约束？臣私下认为，任用人才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平常能够极力为他们主持，尚且有时会有人阻挠，何况再产生疑虑，使他们各自心灰意冷？这样任用人才，怎么能成就事业？何况按察之职，是人们难以胜任的；有的是大臣推荐引进的人，有的是依靠权势侥幸得到职位的子弟。那些按察使，下要承受怨怒，上要触犯权势，却不敢躲避，只依靠朝廷为他们主持公道罢了。如今按察使所奏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施行，诋毁阻挠者的一句话却立即被轻易相信，都是因为朝廷还不知道官吏是州县的大患、按察可以有利于百姓，委任他们的意志不坚定，所以诋毁之言容易被听信。可惜的是，自从派遣各路按察使以来，虽然现在还没有取得大的成效，但老弱、患病、昏昧的官员已经望风知惧，近来告老退休的人逐渐增多，州县正要得到澄清，而朝廷自己却阻挠了这件事。臣想请求圣上慈爱，命两府把上言的御史台官员召到中书，询问他们说的是哪一路按察使挟带私怒；如果确有事实，请交给有关部门辨明；如果实在没有此人，便是妄说。近来下发的札子，请赐令收回，不要让四方看见朝廷自己削弱按察的权力，而使贪赃、衰老、昏庸的官吏感到痛快。再次论述按察官吏的奏状【欧阳修】臣自从最初忝任谏官，在第一次上殿时，首先曾经进言：如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都是因为官吏冗滥太多，请求朝廷选派按察使，纠举年老、患病、贪赃、无能四类人员，以便进行澄清淘汰。臣还详细陈述按察的方法，条目十分周详。像臣所提出的意见，本来是想让使者分赴各地，使天下人震惧，知道朝廷有赏善罚恶的意旨；然后按照文书查核事实，罪恶深重的加以罢黜，有善行的加以升迁，中等才干的人都使他们受到警戒勉励。臣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救济百姓的急切困苦，革除数十年来的弊病。如果不是遇到圣明君主锐意求治的时期，并且上下共同努力施行，就不可能做到。无奈议论此事的人害怕做事，只喜欢因循守旧，只命令各路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命令发布的那天，外间议论都说，各路之中，像魏兼那样贪赃的，像陈杲那样年老有病的，像钱延年那样污秽邪恶的，像袁抗、张可久那样庸常猥琐的，都成了转运使；这些人本来就是应当罢黜的人，必定不能履行职责。臣也两次具状论奏，但这个建议被阻止而未能施行，按察只剩下空名，如今终于废止，百姓的弊病日益令人悲哀。臣看见陛下圣德日新，忧心各种政务，近来亲自下发手诏督促勉励宰辅。然而天下的事情，积累的弊病已经很多，就像治理一团乱丝，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想要件件更改，力量又不能周全，繁琐扰民也难以实行；想要逐渐整顿，困弊又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很快见效。臣认为，如果想少用功而取得广泛利益，并且使百姓迅速得到实惠、使事情紧迫处迅速解决，那么不如精选十多名明达能干的朝臣，分头巡行天下，把官吏是否能干全部登记下来，分别升迁或罢黜，像臣以前所陈述的那样，然后才能办成。臣听说治理天下，就像农夫治理田地，不能一概而论。蒿草杂芜、长期荒废的土地，必须先大力开垦，铲除杂草，等它成为田地以后，再按时耕耘锄治。冗滥的官员使天下荒芜污秽已经很久了，必须先大力实行澄清淘汰，等各项职务大体得到治理以后，再精选有关部门的官员，常常令他们纠举查察。如今特意派出的使者，就像治理久荒之地时先铲除开辟；转运使兼任按察，则只是按时耕耘锄治而已。宽严、快慢，各有适宜。汉代的刺举，唐代的黜陟使、考课使之类，都是年年派出。祖宗朝也有考课院，大概按察升黜，是古今一贯的制度，并不是难以实行的特殊事情。如今进言的人多以高论被弃置，或者以有害、难行作为理由。像臣所说的，只不过是选十多名明达能干的朝臣，察看官吏的善恶；把确实有迹可循、容易看清的情况记入簿籍，由朝廷详细审察，罢黜其中罪恶最重的人罢了。臣自认为这些议论并不算高深，实行起来有利而无害；然而仍担心议论者不以为然，所以谨慎地分条陈述裁减冗官的六项利弊，以说明它利益广泛、见效迅速而且切实可行，没有疑问。伏望圣上慈悲，特赐裁决选择；如果有可以采纳的，请求尽早施行。第一，裁去冗官，那么百姓所负担的科派征敛，可以减少十分之九。臣恭敬看见，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公私困弊，不只是由于赋税征敛繁重，全是官吏作奸造成的。每当征派某种物品，贪婪残酷的官吏总是在百姓身上先行刻剥，年老昏庸的官吏则任由手下人肆意索取。朝廷得到一分，奸吏却取得十倍，百姓因此更加困苦，祸害就在这里。如今如果裁去这四类冗官，代之以奉公守法、善治百姓的官吏，办事根据实际情况，完全消除骚扰，使百姓只按朝廷规定的数额供纳，免除州县额外的索取。因此臣说，百姓的负担可以减少十分之九。与另行谋求裁减琐碎而无益的事项相比，这项利益广泛得多。第二，无能之人为害，比贪赃官吏更加深重。国家的法令，只有因百姓告发贪赃官吏时才予以惩办；其他无能之人，大的毁坏州，小的毁坏县，朝廷都明知却不追究。臣认为，贪赃官吏大多是强横狡黠之人，他们索取的对象主要是豪富之家，有时还顾不上贫弱百姓。无能之人不能驾驭下属，虽然他本人不能向人索取，却任由手下人共同进行搜刮剥削，贫富都遭受祸害，危害极深。既然放任他们而不追究，所以臣尤其希望把年老、患病、昏庸、懦弱的人全部清除，和贪赃官吏一样加以罢黜。

译第三，内外应当一体。外地官员如果不能得到澄清整顿，朝廷就无法实现治理。如今朝廷即使有好的号令，下达到地方，如果落到四类冗官手中，有的就会施行失当，不符合朝廷本意，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有的拖延废弛，完全不施行，又没有人纠举，最终成为空文。如果外地除去冗官，全都得到良吏，那么朝廷下达的命令即使有错误，他们也能自行纠正，或者据理奏请更改，终究不至于造成大害。这样看来，百姓的得失不只是依靠朝廷，也完全取决于官吏的善恶。由此而言，冗官怎么能不裁去？第四，裁去冗官，就会使吏员精简，差遣得以通畅流转。如今天下官职有固定员额，而入仕的人没有固定数目。既然没有升黜，冒滥任职的人就多，差遣无法顺利安排，贤能和愚劣的人都一起停滞。每有一个空缺，众人就争夺它。争得的人没有廉耻的风气，争不到的人则发出怨恨叹息的言论。官员泛滥的弊病，近世从未有过。如今如果选择裁去四类冗官，那么等待差遣的人便可以不再因滞留而怨恨。第五，裁去冗官，就可以使中等才干的人受到勉励和警惧。如今天下的官吏，难道一定全都是无能之人吗？大概是因为朝廷本来没有升黜制度，善恶不能区分。如今如果让他们看见国家考核实际、寻求治理，逐一对每个人精细辨别，那么中等才干的人都会自行努力，不敢因循敷衍。即使有贪婪残酷的人，也必须收敛手脚。第六，裁去冗官，不过一个月，百姓就能受到恩惠。如今朝廷虽然有爱护体恤疲敝百姓的心意，但上下都很困乏，必定没有多余力量广泛施惠于百姓。如果只裁去冗官，百姓便能迅速得到恩惠。臣常常看见外地州县，每替换一个昏庸官员，由一个能干的人接替，不过几天，百姓就已经歌唱称颂。如今如果全部裁去冗滥官吏，以能干官吏代替，不过一个月，百姓就能受到恩惠。这就是臣所说的，使百姓得到利益比办事更加迅速、更加切实。论杜衍、范仲淹等被罢免政事之职的奏状【欧阳修】臣听说，士人不能忘却自身，就不能称为忠；言语不能逆耳，就不能称为谏。因此臣不躲避群邪切齿痛恨的祸患，敢于触犯一个人难以冒犯的威严，只依靠陛下圣明，希望陛下加以省察。臣看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平素委任的臣子，却在一旦之间相继被罢黜。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可以罢免的罪过。臣虽在外地任职，事情不能全知，但私下看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的说法，并不难推知。想要广泛排斥善良之人，不过是指责他们结成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必定要诬陷他们专权。这是什么缘故呢？除去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想把他们全都除去，而善人过错很少，又很难从一两个人身上寻找瑕疵。只有把他们指为朋党，才可以在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得到知遇并受到信任，就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没有大的过错，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受到的委任尤其深重，忽然遭受离间，必定是有人用朋党、专权的说法向上迷惑圣听。臣请姑且加以辨明。从前范仲淹最初以忠诚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结成朋党，还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提拔这几个人，让他们同在两府任职，考察他们遇事时的表现，就可以辨明了。杜衍为人清廉谨慎，严格遵守规矩；范仲淹胸襟开阔、自信而果断；韩琦纯正质直；富弼明敏果断。四个人的性情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各自见解不同，所以议论政事时常常不能一致。比如杜衍想重罚滕宗谅，范仲淹却竭力争辩而宽免他；范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整边防，富弼却根据九件事推断契丹一定不会来，极力陈说自己

译的意见。又如尹洙也号称是范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之事，韩琦认为尹洙正确而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而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一向都知道。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天下最公正的贤人。平日闲居时，他们互相称美还来不及；为国家议事时，则公开在朝廷上据理争辩，而不徇私情。由此而言，臣看见杜衍等人真正具备汉史所谓忠臣彼此不和的操守，而小人却诬称他们结党，可说是诬陷了。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然而臣私下思量，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擅权力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躲避权力。所谓权力，是得到名位便可以施行，所以喜好权力的臣子必然贪恋职位。自从陛下把韩琦和范仲淹从陕西召回，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五六次召他们；富弼三次被任命为学士，两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都再三恳切推辞，推辞得越恳切，陛下任用得越坚定。臣只看见他们推辞得过多，没有看见他们喜好权力、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持不允许辞免，他们才敢接受命令，但仍不敢另有作为。陛下看见他们都没有办事，于是特意开设天章阁，召他们入内赐座，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然而众人都推辞躲避，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上慈意，特地下发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成富弼等人分条陈述大事并施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敢略略列举几件事。范仲淹深深熟悉世事，必定知道各种事情不能猛烈改革，所以他所陈述的志向在于长远宏大，多半显得迂缓，只想逐步施行，希望长久之后都能见效。富弼性情虽锐利，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多引用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自古君臣相互契合，意见一旦相合，遇到事情就立即施行。臣正奇怪富弼等人受到陛下这样坚定的委任、督促和反复叮咛，却仍然迟缓，自己怀疑他们做事果然不坚决。小人巧妙地进谗，已经说他们专权，这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圣朝一向常常派遣大臣，何况近年中原的威势不振，因此赵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契丹乘着这个机会违背盟约而行动，所写的文辞侮慢，甚至有“贵国祖宗”的话。陛下的愤怒和羞耻虽然深重，但由于边防没有准备，不能同他们争战，只好委屈心志换取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见中原多年受到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任用的恩典，所以各自请求前往，竭力设法洗雪国家从前的耻辱，沿山靠海，不怕辛劳，希望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威再次振作。臣看见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来抵御四方夷狄，没有看见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错。臣认为陛下睿智聪明，具有识别人才的圣明，臣下能干与否，洞察无遗，所以在众多官员之中，特别选得这几个人，迅速提拔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正是群邪所忌；谋臣不能得到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几个人一旦被罢去，就会使群邪在朝廷内部互相庆贺，使四方夷狄在朝廷外部互相庆贺，这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地方。臣认为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诚善良之人，在罢退他们时恩礼都很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的职务也并不轻，请只愿陛下拒绝群臣的诽谤，坚定委任而不加怀疑，使他尽力施展，仍然可以有所补益。如今西北两个敌国争斗不止，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治理的时机。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置于闲散之地？伏望陛下及早辨明谗言巧说，特意加以图谋任用，臣将不胜庆幸。臣从前一年被召入谏院，在十个月内七次受到圣恩，因而进入两制。正思量君主的宠遇极其深厚，却还没有报效的地方。如今群邪争相进献谗巧之言，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正是朝廷和臣下忘身报国的时候，难道可以闭口不言而躲避罪责吗？

译臣冒昧竭尽愚昧的见识，只请陛下选择采纳。臣不胜祈请上天、等待治罪的惶恐激切之至。臣欧阳修冒死再拜。再次论述水灾的奏状【欧阳修】

译臣恭敬看见近来下发的手诏，把水灾视为天变，使圣上深感忧虑。既然君主一人已经表示自责，那么百官就应当没有闲暇安居的心情。然而应诏进言的人仍然很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措施施行。难道是进言者所说的不值得采纳吗？还是终于没有人进言了？难道是有了言论却不能施行吗？如果上面下诏而下面不进言，下面有言论而上面不采用，那就全是空话。臣听说有句话说：“回应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靠文辞；感动百姓要靠行动，不靠言语。”臣近日曾经密封上奏回应诏令，私下认为水流进入国门，大臣奔走逃避，淹没社稷，毁坏都城，这是天地间的大变故。恐怕不是稍微做一点事情就可以消除的，因此替陛下陈述一两项大计；但臣所说的或许狂妄愚昧，不足以感动圣上的听闻和阅览。臣日夜思考，如今的弊病、纲纪的败坏，不是一天造成的；政事的过失，也不止一个方面。水灾如此巨大，天谴如此深重，也不是一件事情造成的。灾害和谴责到了这种地步，而后来将要应验的祸患，又不是一句话可以预料的。这样看来，过去已经存在、应当挽救的弊病很多，未来可能发生、值得忧虑的祸患没有边际，也不是只责备两三个大臣就能解决的。何况自古以来，治理天下一定要同众多贤人共同完成。《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 《尚书》记载，尧、舜在朝廷时，当时同列的大臣有防龙、稷、契一类二十多人，这还只是其中地位较高的；其他百官在位的，没有不是贤能的。如今想要挽救大弊、平息大患，像臣以前所陈述的一两项大计，既然还没有能够实行，又不考虑任用众多贤人来共同办理各种政务，那么天变如何才能平息，人事如何才能修治？所以臣又冒昧进献任用贤人的意见。臣的才识愚昧，不能识别人材，但众人所知道的人，臣也知道。臣看见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廉的节操和美好的品行，从贫贱时就已经显著；正直的言论和正确的议论，闻名于朝廷；自从列为侍从以来，补益很多。如今正是天灾人事交迫、没有贤人就无法治理的时候，包拯因为小过错被弃置在遥远之地，这是议论者所惋惜的。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瓌，沉静默然而端正耿直，外表柔和而内心刚强，学问通达，看起来像是不善言辞的人；至于见到合乎道义的事一定去做，可以说是仁者的勇气。这是朝廷的大臣，不是只适合任州郡之职的人。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是故宰相吕夷简的儿子，清静寡欲，生长在富贵之中却淡泊荣利；见识谋虑深远，文章学问优长，都超过常人，却喜欢自行隐藏沉默。这是适合在君主左右供顾问的人。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在当世闻名，守持道义而不苟且，自重其身；议论通达明白，又兼有应时的才能，才干的用途可以说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展。以上四位臣子，都是难得的人才。包拯因为小过失被弃置，其他三人也同普通人一样受到进退，这些都是世人所知的人才尚且如此，臣因此知道天下广大，埋没而不为人知的贤能之材还不少。这四位臣子的声名事迹已经显著，伏乞陛下进一步广泛询问采纳意见，赶快加以提拔，置于左右，必定有所补益。臣所说的一切，只是希望陛下听取他们的言论，使用他们的才干，来救济时局的艰难，并不是替这些人谋求私利。如果只是略微沾受恩泽、稍稍升迁差遣之类，反而足以成为这些人的牵累，也不是臣荐举贤能、报效国家的本心。臣看见近年来的灾异，不只水灾，天的谴责和警告没有一样不存在。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的败亡，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不知道自我反省，又降下怪异来使其警惧；还不知道改变，就会受到伤害而败亡。”这番话已经说到极点了。臣希望陛下切实诏令大臣，深思治乱，广泛招引贤能俊杰，同他们共同谋划议论。没有众多贤人一同进用而天下不能得到治理的，这也是救灾平患的一项重大办法。臣又私下看见，京东、京西都有大水，都应当加以存问安抚，唯独河北派遣了使者，两路却没有派人。有人说可以就近委托转运使，这只不过是徒然作出派遣的形式罢了。两路转运司只看见河北派遣使者，便认定朝廷的重视有轻有重，以为没有派使者的路分，不是朝廷急切忧虑抚恤的地方。兼且减免赋税、赈济救灾，都会耗费转运司的钱物，使他们在那里感到不便；而且转运使未必都得到合适的人选，他们的才能也未必足以救灾防患。再说一个转运司本来有常规职事，哪里能够专心安抚百姓？所以臣认为这只是徒然作出派遣的形式。伏乞在这两路各派一名使者前去安抚，即使不能大规模拿出物资赈济，至于兴利除害、临时处置、更换官吏、询问百姓疾苦等事，因为职责专一，必定有所收获；同委托转运司相比，利益要大百倍。又听说两浙大旱，赤地千里；国家运输粮米，仰赖东南，今年遭受灾伤，如果不赈济，那么明年不但百姓饥饿，国家的物资也会缺少供给，这不能不留心。臣私下听说，三司今年运往京师的粮米，除已有两年储备的数额外，还有三百五十万多石尚未漕运；今年东南既然大旱，明年纳交上供的粮米就会减少，这些尚未漕运的米实在不可不珍惜。然而暂时少拨出一些粮食来救济当前的急难，也不会造成缺乏。请下令三司查核，如果确实如臣所听说的那样，就请求酌量拨出五七十万石，供给两浙一路，命令及时赈济。一十三州只作为借贷，往后粮食成熟时，不妨归还官府。不过，这样所得到的利益十分广泛。这不是消除灾害的办法，也算是救灾的一项措施。臣愚昧狂妄，伏望圣上慈悲，特赐裁决。请求召回杭州任职、仍乞求外任一郡的奏状【苏轼】

译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奉到诏书和圣旨札子，不准许臣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的恩命，也不准许臣请求外任一郡；臣已经第三次奏请授予臣扬、越、陈、蔡中的一郡，让臣离京任职。臣私下担心区区诚意不能立即改变天意，必须把内心全部袒露出来，再次冒犯圣听，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从前在治平年间，由凤翔职官任满入朝，首先受到英宗皇帝的知遇，英宗想迅速任用臣。当时宰相韩琦认为臣年少资历浅，未经试用，所以暂且授予馆职。后来又适逢臣因父亲去世离职，等服丧期满入朝觐见，便遇到神宗皇帝召见询问，亲自赐予勉励，允许臣在本职之外进言政事。臣自认为是寄居远方的臣子，本来不应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不是因为英宗皇帝一向了解臣的缘故吗？当时王安石刚刚执政，变更法令制度，臣如果稍微加以依附，升进任用是可以预期的。但臣自念身为远方之人，受到两位皇帝非同寻常的知遇，不忍欺骗上天、辜负本心，想要详细论述王安石所作所为不可施行的情况，以求万分之一的补益。然而还没有测知圣上对臣的恩意深浅，正逢上元节有诏令，购买灯四千盏，有关部门办事无状，压低市价，臣于是上书论奏，先帝非常高兴，立即施行了臣的意见。臣由此推知先帝圣明，能够接受直言。我上疏六千多字，极力论说新法不便。后来又因主持进士考试，拟定应对御试的策问并进呈，同时说王安石不知人，不能重用。先帝虽然没有听从，却也嘉许臣愚直，起初并未责问，而王安石大怒，他的党羽无不咬牙切齿，争相想要倾陷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先竭力弹劾臣。臣丁忧回乡时，曾在船中贩卖私盐，于是朝廷下令各路查验追捕。当时他们拷问梢工、篙手等人取得证词，但因为确实没有这件事，刑讯也没有结果，便停止了。臣因此害怕遭祸，请求连续三任出任外官，而先帝对臣的眷顾不减，时常因臣奉上的贺谢表章，在左右近臣面前称赞臣。党羽怀疑臣还会被起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编造流言，策划各种办法，一定要置臣于死地。先帝起初也不听信，但这三人不断坚持上奏，所以臣获罪下狱。李定等选派强悍的官吏皇遵，带领吏卒到湖州拘捕臣，像捉拿盗贼一样。臣当即与妻子儿女诀别，留下书信给弟弟苏辙料理后事，自料必死无疑。经过杨子江时，便想投江自尽，但被吏卒监守，未能实现。到了狱中，臣就想绝食求死，但先帝派使者到狱中传达约束和敕令，所以狱吏不敢另外加以横暴虐待。臣也觉察到先帝并没有要杀臣的意思，因此又苟延残喘，活到了今天。后来臣被贬谪责罚到黄州，每次上表奏疏，先帝又在左右近臣面前称赞臣，哀怜并鼓励臣，心里想要重新起用臣，但左右近臣坚决争辩，认为不可。臣虽身在远方，也都听说了这些事。古人说过：“聚集的蚊子能发出雷鸣，积聚的羽毛也能沉没船只。”这是说少数敌不过多数。先帝如此了解臣的卓异之处，而臣最终仍不能免于患难，是因为左右近臣中憎恨臣的人太多。等到陛下即位，把臣从贬所召回，不到一年，便让我充任翰林院官员。这样的遭遇，古今没有可比。臣常常自己思量，像昆虫草木这样微小的存在，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天地养育之德；只有坚持独立、不依附权势，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才可以稍稍报答万分之一。臣起初论说衙前差役和雇役的利弊，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论，因此也和司马光意见不同。司马光起初并没有因此恼怒臣，但台谏诸臣事先揣摩司马光的心意，于是同臣结仇。臣一向又憎恶程颐的奸诈，从未对他假以辞色，所以程颐的党羽无不侧目相视。自从朝廷废黜几个大奸臣后，其余党羽仍在重要近要的位置上，暗中为他们安排便利，只是还没有发作罢了。小臣周穜竟敢上疏请求让王安石配享，来试探朝廷的态度。臣料想周穜如草芥般微不足道，却敢提出这样的建议，必定有人在暗中支持此事，因此上书迎头挫折他的奸谋锋芒，请求重重赐予处置，以破坏小人的阴谋。因此党羽更加愤恨嫉妒臣。后来臣又在经筵上极力论说黄河不可改道夺流的利弊，并且上疏争辩，于是大大违背了执政者的意旨。积累了这些事情，臣担心会另生祸患。又因为手臂疼痛、眼睛昏花，所以接连上章，竭力请求出任外官。臣私下回想，自从忝居禁近之职三年间，台谏官弹劾臣有好几次，只因臣发表策论、起草诏书，便罗织言辞，认为臣是在诽谤讥刺；本来没有丝毫可疑之处，却硬加诬陷，其中还有含糊暧昧的谗毁诬告。陛下察知这些事情没有事实，却没有下发处理的奏章，不知有多少了。若不是二位圣明的陛下仁慈明察，洞悉臣的内心，那么臣早已被党羽倾陷，首领都保不住了，哪里敢指望像先帝那样赦免臣呢？自从臣出任杭州知州两年间，才大略免除了一些人的议论。期间越过法律规定，把颜章、颜益二人刺配，实在是为了整治积弊，事情迫不得已。陛下也已经赦免臣，但言官却不肯罢休，仍不断论奏。他们的意图难道真是为了颜章等人吗？由此可知，党羽的意图从来没有一天不在倾陷臣，只是洗垢求瑕，终于找到了这件事。如今臣忽然蒙受圣恩，被召回并擢升任用，又任命臣的弟弟苏辙为执政。这两件事都不是大臣们本来的意愿。臣私下估计，党羽一定大为猜忌，磨刀等待机会，形势必然会这样。听到诏命后又惊惧不安，把福分当成灾祸，当天就上章辞免，请求出任一郡。走到半路，果然听说弟弟苏辙受到台谏官攻击，搬出官署等待治罪。又幸亏陛下曲折周详地察见了实情，他才得以保全。臣刚强偏狭，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党羽对臣的嫌恨猜忌，比对弟弟苏辙更甚，臣哪里敢凭衰病残年，再去触犯他们的锋芒？臣虽然自知没有罪可说，但如今的言官，哪里会追问是非曲直？臣私下认为，君主对待臣下，不过是用公道彼此相知。党羽要报复怨恨和嫌隙，必定会寻找巧妙的借口，在暗中加害。臣哪里敢仗恃二位圣明的陛下以公道了解臣，就轻视党羽暗中加害的祸患？所以臣不避烦琐亵渎，把自己入仕以来进退始末的情况陈述出来，是想让陛下知道，臣说话做事刚正，独立不改、触犯众怒，是由来已久的；又想让陛下知道，臣平生经历患难危险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臣剩下的年岁不多，不免有远离祸患、保全自身的想法；臣再三辞让，实在不是矫饰。柳下惠说过：“以正直之道侍奉人，哪里去而不会三次被罢黜呢？”

译臣如果贪图得到、害怕失去，随世俗俯仰，改变一贯的操守，那么陛下又何必任用臣？臣如果守住最初的志愿，始终不变，那么群小必定侧目，臣一定没有安稳的道理。虽然仰仗二位圣明的陛下深深了解臣，臣也恐怕终究敌不过众人，所以反复考虑，还是不如请求离去。臣并不是不眷恋天地父母般的恩德，只是到了衰老的年纪，羞于再同群小计较短长曲直，被世间高明长者所讥笑。伏望圣上慈悲体察臣的至诚，特赐指示。执政大臣查验臣接连上奏的情况，只说是亲属关系和嫌疑所致的回避，请早日授臣一郡之职。所有这次呈上的奏状，乞求留在宫中，不要发下，以保全臣这个臣子。臣的愿望实在无比强烈。若朝廷不因臣无能而弃置，仍想驱使臣，或者授臣一个重要而艰险的边郡，臣也不敢推辞回避。报效国家的心，至死方休。只是臣不愿身在禁近之地，使党羽猜疑，又暗中加害。臣冒犯天威，谨等候斧钺之诛。臣无法充分表达祈天请命的恳切，战战兢兢、惶恐至极。论述变更盐法事宜的奏状【韩愈】张平叔所奏关于盐法的条款 右臣奉到诏令，得知将要变更盐法，贵在精密详尽，应该命臣等各自陈述利弊和可行与否，听取后上奏。对于张平叔所上变法条款，臣从头到尾详细考虑，恐怕不能施行，现按各条分别分析其利弊如下。第一项，张平叔请求命州府派人自行出售官盐，按实际估价收取绢帛等物，盐运司按照旧例支用，自然可以获得一倍以上的利润。臣综合计算各地情况，百姓贫穷的多、富裕的少，除城郭之外，能够拿现钱买盐的百姓十家中不过两三家，大多用杂物和米谷交换。盐商获利归自己，什么东西都收，有时还赊借一升一斗的物品，约定等到收成时偿还，借此相互接济，买卖双方都方便。如今命州县的官吏坐在铺中自行卖盐，利润不归自己，犯罪却由自己承担，既不能收到现钱，又不能收到绢帛等物，恐怕损失官府利润，必定不敢卖盐。变法以后，贫穷百姓将无从得到盐来食用，谋求利润尚未得到，招致的怨恨却已经很多，自然会坐失通常所说的盐利一倍之利；臣没有见过这样的获利。第一项，张平叔又请求，对于距离州县较远的乡村，命差役把盐运到村中出售交换，不得使百姓缺盐。臣认为，偏远乡村有的只有三家五家，居住在山谷中，不可能让官吏把盐送到每家每户。带得多了，盐卖不完；带得少了，收钱不多，还要计算往返路途，只能自己补充粮食的不足。近来商人有时亲自背负一斗一石的盐，前往同百姓交换，只希望在平价之上获得三钱、两钱的利润；这不像差役奉官府之命到村后，必然索取百姓供应，获利极少而弊端很多。因此这项办法也不能实行。【“无”字一作“不”。】第一项，张平叔说：“这件事关系极其重大，必须让朝廷宰相充任使者。”臣认为，如果法令可行，不必让宰相充任使者；如果不可行，即使宰相担任使者，也没有好处。又，宰相的职责，是临察百官，考核他们政绩的优劣；如果宰相自己充任使者，即使出现过失，又派谁来举发他呢？这又是不可行的。第一项，张平叔又说：“法令实行以后，停止并削减盐务中差役的粮课，每年可以收钱十万贯。”臣认为，变法以后，弊端会随着事务发生，还恐怕达不到原来的数额，怎么还能指望有盈余呢？第一项，张平叔想让府县出售盐，每月另给京兆尹料钱一百千，司录和两县县令每月各增加五十千；其余观察使以及各州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多的每月五十千，少的每月五千、三千。臣现在计算，这样使用的钱已经很多，其余官典以及巡察的手力、差役等人的粮课，还不在这个数目之内。总计所给的费用，每年不少于十万贯，尚未看到它的利润，费用已经很大了。张平叔又说，停止盐务中各种差役的粮课，估计每年合计可以减省十万贯钱。现在臣计算他的新法，也用了不止十万贯；减省十万贯，却又使用十万贯，减少和增加相抵，没有剩余。张平叔又请求以出售盐的多少来考核刺史、县令的政绩优劣，卖得多的可以不拘常例升迁。如果缺少盐课利润，就按照条文科罚责问刺史、县令。刺史、县令的职责在于替国家分忧，如今却只以盐利多少决定升降，不再考察他们的政绩，这不是唐虞时代三年考核功绩、黜退昏暗而升用贤明的意义。第一项，张平叔请求确定盐价，每斤三十文；每二百里，每斤加收二文，作为运脚钱，根据道路远近和险易，最高加到六文；如果运脚钱不足，由官府补出。名义上是每斤三十文，实际上已经是三十六文了。如今京师盐价每斤四十文，各州则达不到这个价格。变法以后，不过是在百姓身上计较几文钱，并没有丰厚的利润。运脚费使用五文的，官府补出二文；使用十文的，官府补出四文。这样一斤盐，官府出售收钱，名义上是三十文，实际上每斤多的收到二十八文，少的收到二十六文；长处短处相抵，每斤收钱不过二十六七文。百姓长处短处相抵，每斤却要花三十四文，这样一来，公私之间每斤经常损失七八文。损失既不全落到百姓身上，也不全归官府，积累多了，无法立即计算。由此说来，并没有益处。张平叔又请求命各地在农闲时召集车辆和牛，把盐运送到都仓交纳，不得使运输中断。州县如果和雇车牛，百姓必定不愿意，事情势必要靠摊派。但即使支付运脚钱，百姓把车装上盐后，差役起初都不检查，要等聚集完毕之后，才让装运盐。到了盐院和监司请求接收时，又必须等待轮次，不能因为各户前来便全部停留在那里。输纳时还有其他人事上的麻烦，凡是和雇运输，没有不这样的。百姓宁愿替私人运货，收五文钱，也不愿替官府运货，哪怕收十文钱。不和雇，就没有人运盐；和雇，又会损害百姓利益，这也是不可行的。第一项，张平叔说，停止盐务差役，收取他们原有的粮课，每年还可得到十万贯文钱【“尚”字一作“计”】。如今他又说，既然已有巡院，就应当根据事务闲忙，在仓场留下官吏办理要务、守卫巡查，少设置人数，优厚抚恤粮料，严加把守；如有漏失、私自卖盐等事，都按照条文处分。张平叔所管盐务差役究竟有多少人？在酌量留下人员之外，收取其粮课，每年还能得到十万贯，这也不合情理。近来要害处守卫巡查的人数很多，尚且有漏失和私卖盐的弊端。如今又减少人数，却说能够断绝私盐，这在道理上也是行不通的。第一项，张平叔说：“变法以后，每年的收入计算必定会有余钱，只是日常用度恐怕还不够。请先实行一年，这期间暂且不以课利责罚；以后收入必定会成倍增加，比较起来会多得多。”这又不可行。如今国家费用通常都说不足，如果一年之内突然缺少盐课利润，危害已经很深。即使说第二年会增加，难道可以预先保证吗？这也不是在国家和民间储蓄都还很少的时候可以实行的办法。第一项，张平叔又说：寄居各地、奸猾投机的人日益富裕，土著安守产业的人日益贫穷。如果由官府自行卖盐，不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道士、僧尼以及兼具游荡懒惰之人，都按照他们所食用的数量把钱全部交给官府；各道军队、各使臣的家属亲族，彼此相互隐瞒占有、从未纳税的人，也不会有一个遗漏。臣认为，这几类人，在官府尚未自行卖盐时，向来就买盐食用，并不是等官府自行卖盐以后才吃盐【“籴”字上或有“来”字。○如今考察文意，恐怕“来”字上面还应有“从”字；现也补足。】如果官府不自行卖盐，这几类人就不买盐来吃；

译官府自行卖盐，他们才买来食用，那么确实如张平叔所说。如果无论官府自行卖盐还是不自行卖盐，他们都照常买盐食用，那么现在官府自行卖盐也没有利润。这就是所谓只知道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只看见眼前而看不见长远。国家实行盐的专卖，卖给商人；商人再缴纳专卖盐，卖给百姓，那么天下百姓无论贫富贵贱，都已经把钱交给官府了，并不一定要同国家直接交手付款，才算把钱交给官府。第一项，张平叔说：“刚确定两税时，一匹绢值钱三千文，如今一匹绢只值八百文。百姓贫穷空虚，有的先借取粟麦的价钱；到了收获时，全部拿来还债，又用来缴纳官税，一粒也剩不下。如果官府出售盐，一家五口所吃的盐价不过十文，随着每天缴纳，不用劳烦官府驱遣，那么一定不会有借债逃亡的祸患。”臣认为，百姓困苦，并不全是因为盐价昂贵。如今官府自行卖盐，与依旧让商人卖盐相比，价格贵贱相差不多。总计一家五口所吃的盐，按张平叔所说每天以十文为标准，一个月应当用钱三百文。这就是三天吃盐一斤，一个月大约十斤。新法的实际价格与旧法相比，每斤相差不超过三四文。总计五口之家，按照张平叔约定的办法计算，每天比旧价格便宜一文钱，一个月便宜三十文；人口不足五口的人家，所便宜的还更少。这样看来，改用新法，百姓仍然不能免于穷困流散。最初确定税额时，一匹绢值三千文，如今只值八百文。即使专门变更盐法，绢价也未必会变贵。五口之家因为变更盐法，每天得到一文钱的利益，难道就能立即免于负债，在收获时不受催征，缴纳官税后还有剩余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钱〕 依臣所见，百姓困苦已经很久了，只要不再用事务去扰乱他们，自然会逐渐好转，并不在于变更盐法。如今一匹绢值八百文，百姓尚且有很多人寒冷而没有衣服；如果让一匹绢值三千文，没有衣服的人必定更多。何况绢价的贵贱都不是由于盐法造成的，由此说来，盐法并不急需变更。第一项，张平叔说：各州卖盐不少，但长官有时不亲自办理公务，差役便用浮夸的言辞说“本辖区没有人买盐”。臣于是请求派遣清廉强干的巡官，查验各地实际户口，按人口编成保甲，发给一年的盐，让他们按四季缴纳盐价。人口多而卖盐少、盐价缴纳迟误的，请停止观察使现任官职，改任散官；刺史以下贬为上佐，其余官员贬往远处。这是张平叔原本请求官府自行卖盐，以宽减百姓，使他们休养生息，免得再次流亡。如今却命令按实际户口编保发盐，要求百姓按季缴纳盐价，所谓扰乱并困苦他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意图了。贫穷百姓家中吃盐很少，有时淡食，一动辄经过十天半月。如果按人口发盐，按时征收盐价，无论办得成办不成，都必须交钱。缴纳迟误或违反条款，观察使以下各级官员都要加以罪责。如果官吏害怕获罪，必定使用威刑，臣恐怕因此使各地不得安宁，百姓转而流散，这又是不可行中最严重的一项。第一项，张平叔请求规定，商人把盐缴纳给官府以后，不得随意到各军、各使那里谋求职掌，替人掌管钱财、看守店铺、防守庄园磨坊，以求得到包庇。请命各地官吏严加访察，如有违犯，把所有资财都没收入官，仍然移送府县，充作差役之人。臣认为，盐商向官府缴纳专卖税，卖盐的事业由父子相承，坐享厚利，与百姓相比确实较为优裕。如今既夺去他们的产业，又禁止他们谋求职事，甚至不许替人掌管钱财、看守店铺、守护庄园磨坊，实在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却要使他们突然陷于穷困。如果一定施行此法，富商大贾必定产生怨恨，有的会收聚贵重财物，逃入叛乱之地，资助盗贼，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第一项，张平叔说：“实行这一策略以后，两市的军人、富商、大贾，有的行贿送财，拦路喧诉，请命差役严加收捕。如果抓到首领，就地处死。联名上状、聚集众人的人，各决脊杖二十。检查责罚军司和军户所藏的盐，如有隐瞒遗漏，也按照府县的条例科罚杖责，并赏赐告发的人和差役。”这一项如果果真施行，不仅会大大失去人心，也会惊动远近。不知道出售盐能得到多少，却伤害百姓、败坏政事，弊端实在太大。请求废罢登州、莱州的盐专卖奏状【苏轼】元丰八年十二月【缺】日，朝奉郎、前任登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近来京东实行盐专卖已经获得厚利，却没有多大危害，因而认为可以实行。依臣看来，大概是因为同河北、淮南、两浙相比，使用刑罚较少，于是便认为便利。他们不知道，从前京东贩盐的小商贩无法谋生，大半离去做了盗贼；但这不是臣职分所应当说的事，所以不敢上闻。只有臣所管辖的登州，计算起来深入海中三百里，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商人不来，各地的盐货只是供居民食用。如今既把盐收归官府专卖，官府收购的价格低廉，同盐户卖给百姓相比，不及三分之一，盐户失去生计，逐渐逃亡，这是第一害。居民离大海不过咫尺，却让他们突然吃昂贵的盐；深山穷谷之中，甚至只好吃淡食，这是第二害。商人不来，盐积存而无法流通，只有流入没有流出，各处官舍都装满了，甚至堆积在露天。如果实行配卖，就会同福建、江西的祸患没有区别；如果不实行配卖，那么一两年之间，这些盐全会变成粪土，白白丢弃官府本钱，官吏受到责罚，专副官也会破产，这是第三害。官府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利益，百姓却承受三种危害，绝对可以废止。臣私下听说，莱州原来也没有客商往来贩运，情形同这里一样。臣想请求朝廷斟酌，不要采用这种办法，施行臣所说的意见；只是请求出于圣意，先废止登州、莱州两州的盐专卖，仍旧命盐户卖给百姓，官府收取盐税。其余州军，再交给有关部门详细讲求利弊后施行。论述制置三司条例司事务的奏状【苏辙】

译臣私下看见，本司近来上奏，派遣八名使者分赴天下，考察寻求农田水利以及徭役的利弊，认为如今各职司没有值得信任的人，想要兴办事业，就应当另行派遣使者。臣愚昧浅陋、见识不通，私下认为，国家任用人才，就像治理百姓的官员一样，遍布天下，兴利除害，难道还要等待别人吗？如今一有事情，就特别派遣使者。使者一出，人人不得安宁；有能力的人嫌使者侵犯自己的职权，没有能力的人害怕使者议论自己的短处，主客双方互相猜忌，情实也不能沟通，利害彼此交加，事情往往失实。使者既然知道朝廷正想兴办事业，必定认为功效可以立即建立；人人怀有这种心思，谁肯徒劳无功地返回？这样为国家制造事端，后果渐渐不可预知，只会使官府增添送迎供给的烦劳，使百姓承受变更制度、劳民扰民的弊病，所得不能补偿所失，还要他们做什么？朝廷如果一定想兴办事业来使百姓获利，臣苏辙认为职司和守令就够了。因为形势有便利之处，众人也有所安定；如今让职司治理百姓，虽然不知道他们贤能还是不肖，但众人平素服从其权势，办事容易顺利；稍加选择，便足以有所作为。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只听说选用职司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从未听说派遣使者代替职司治理事务。大概自近世政治失去旧制以来，平均税赋、宽减防务等事务，每件都派遣使者，车盖相望，最终却没有丝毫益处，非议至今也没有停止。不知道今天派遣使者有什么不同？至于派遣使者的条目，也有使臣不安的地方。为什么呢？劝勉督促农桑、开垦荒地，只要有人便可以兴办，并没有固定成法。假如职司任用得人，守令各自举办公务，废止不合时宜而无益的劳役，除去突然施加而又不急需的赋税，不夺取百姓的劳力，不损伤百姓的财物，使人知道务农是可以得到好处的，那么即使不劝，也会自然努力。如今不治理根本，却直接派遣使者，那么要使者从哪里下手呢？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如今农事没有得到治理，所以可以兴办经界、设置农官。臣苏辙看，职司以下以劝农为名的官员，和农官有什么不同？嘉祐以来关于方田的法令，和经界又有什么不同？实行多年，没有听说有什么益处，这就是臣对农田方面的主张不能明白的原因。天下水利虽然有尚未兴办的地方，然而百姓的劳逸各不相同，国家的贫富也不一样；根据百姓的力量，使用国家的财富来兴办水利，那么国家的富裕就会先显现出来。假如真正知道百姓生活的劳逸和国用的贫富，那么水利应当兴办还是废止，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何况事情突然开始，没有经过平素的讲求，不知道水利在哪里，却先派遣使者；使者所到之处，必定会向官吏寻求。官吏有不知道的，有知道却不肯说的，也有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从官吏那里得不到，就必定向百姓寻求。这样势必到田野中去搜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十分劳苦了，这就是臣对水利方面的主张不能明白的原因。关于徭役，议论的人很多：有的想让乡户出钱，由官府自行雇人；有的想让城郭等第的百姓同乡户平均承担徭役；有的想让品官之家同普通百姓一样服役。这三种主张都是只看见利益、看不见危害。服役的人不能不用乡户，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一样。乡户有田地作为生计，所以没有逃亡的忧虑；他们朴实少欺诈，所以没有欺骗怠慢的祸患。如今竟然舍弃这些人不用，却使用漂浮浪荡、没有根基的人，臣恐怕掌管财物的人必然有盗用的奸弊，捕盗的人必然有逃窜的弊端。如今国家设置捕盗的官吏，有巡检，有县尉；但比较他们所捕获的盗贼，县尉通常严密，巡检通常疏漏。这不是因为巡检愚笨、县尉聪明，而是弓手乡户与屯驻的外地军队不同。如今如果让雇来的人捕盗，就同只任用巡检没有区别，盗贼横行，必定从此开始。臣观察近年即使让乡户大多得以雇人，但到了所雇之人逃亡时，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赋税，称为庸钱，以备官府雇人。乡户旧有的法律全部废除，雇人的责任由官府自行承担。而且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敛数额来确定两税数额，这就是说，租庸调和两税已经兼并在一起了。如今两税仍旧存在，为什么又想征收庸钱？天下各郡县，上等户通常少，下等户通常多；上等户徭役频繁而多，下等户徭役简少，因此中下等户常常可以得到休息。如今不问户等高低，一概让他们出钱帮助服役，对上等户便利，对下等户却确实困难，颠倒失宜，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然而议论的人都说，助役法是要使农夫专心致力于耕作。臣考察夏商周三代之间，务农最为紧要，但战阵和田猎也都由农民承担；如果拿徭役相比，轻重便可以看出来。城郭中的百姓虽然被称为兼并之家，然而遇到紧急情况时，是郡县所依赖的力量；饥荒之年要劝他们分出财物帮助百姓，盗贼之年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抵御敌人。所以储藏在城郭中的财物，同储藏在官府中的没有不同。如今虽然天下无事，但三路军队的粮草费用，大多取自京师银绢的余 surplus，承担配卖的百姓又都在城郭中；如果再让他们服役，将靠什么来周济？所以不如稍微加以宽免，让他们得到休息，这确实是国家的利益，并不是百姓的利益。品官之家重新服役已经很久了，议论的人不考察事情的本末，只听说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边，便想让士大夫之家同编户百姓一样服役。然而一年一次的更役不过三天，三天的雇钱不过三百文。如今世上三大户的徭役，从公卿以下没有谁能够免除。拿三大户的徭役同三天的更役相比，当今的徭役已经很重了，怎么能再加重呢？自古太平时代，国子、俊造等将要任用其才干的人，都免除本人徭役；胥史、贱吏等已经使用其劳力的人，也都免除其家庭的徭役。圣人留下的旧法确实有深意：如果一方面责成他们学习而夺取他们的劳力，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用于公事而使他们的私业受损，人很难兼顾两方面，所以不征取他们的徭役。为什么到了官户，反而又要让他们服役呢？而且州县差役的法令，都是按照丁口多少确定轻重。如今已经废去乡户的徭役而改由官户承担，那么丁口增减的情况势必难以详细查明；到派定差役时，要以什么为依据？如果一定按丁口计算，州县有可能无法知道；如果不按丁口计算，那么官户的徭役就比百姓更重。如今朝廷对官户已有规定，例如租赁田宅、买断坊场、废止举贷财物、不得同众人争利等，比普通百姓多有固定禁令。如果让他们同百姓一样服役，那么过去的禁令都应当废除；废除后弊端必定更大，不废除又不如把他们当作百姓。这就是臣对徭役方面的主张不能明白的原因。臣又听说，发运使的职务如今将改为均输，常平法如今将变为青苗法。

译臣这个愚昧鄙陋的人，对此也不能明白。从前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匮乏，力量不能支持。于是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虽然说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国家财用充足，然而这种法术不正，官吏借机作奸，盘剥日益加深，百姓受到祸害。汉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桑弘羊的主张，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而废止它，天下归心，于是得以无事。不料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众说纷纭，都认为它造成的祸患一定比汉代更严重。为什么呢？如今聚敛财物的臣子，才智谋略还没有见到有谁能同桑弘羊相比，而朝廷又破坏规矩，放松绳墨，使他们能够自由驰骋，只知道贪图利益。依臣看来，它的危害必定多得无法说尽。如今刚开始立法时，主张说得非常漂亮，只说要把货物从贵的地方运到便宜的地方，在近处交换来替代远处运输。假如确实只做到这一点，似乎也可以实行。然而一旦借给他们财货，允许他们设置官吏，事情规模既然扩大，人人就会怀疑。因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允许他们变换交易，那么变换交易一旦实行，从未听说不与商人争利的。商人经营买卖，曲折复杂而难以办理；他们买入时先约定日期并付钱，卖出时到期后才收货，靠多种方式相互接济，委曲周转，获得加倍利息也由此而来。然而这种经营往往会亏损折本，也不能预先确定。如今官府购买这些货物，必定先设置官署、任用吏员，文书、俸禄和粮食等费用已经很大，然后让百姓各自缴纳自己所有的货物；不是好的货物不卖，不送贿赂就不能办成，因此官府买入的价格必定比民间贵。等到卖出时，弊端又同前面一样。这样看来，商人的利润凭什么能够取得？只能使非议沸腾，商旅不再往来。议论的人不知道考虑这些，竟想拿出数百万缗钱来实行均输法；但臣只怕这些钱一旦发出，就再也不能归还官府。如今想任用忠厚诚实的人，便担心他们拘泥迟滞、不通事务；如果想任用机巧聪明的人，又担心他们出没不定、难以考察。委任之时，尤其难以得到合适的人。这就是臣对均输主张不能明白的原因。常平法的条文和敕令，细小详尽的内容都保存着，问题只在于没有实行。非法制度造成的弊端，若要整顿，明确实行旧制，不过是在适当时节收取货物以利农民，在适当时节散发货物以利商人。收取和散发得当，物价自然平稳，在贵贱之间，官府也能获利。如今却要改变现成的法令，混入青苗法，分路设置官员，号称提举，又另立赏罚来督促盈亏。法度纷繁复杂，何至于这样？何况钱财发放到各地以后，水旱灾荒是无法预料的。收取它，就会同百姓结怨；舍弃它，官府又将依靠什么？这就是臣对青苗主张不能明白的原因。以上几件事，都是议论者所详细了解、明公所深入研究的。而臣才性朴拙，学问空疏，想法不同，动不动就形成违逆触犯。臣虽然想勉力自效，形势却没有办法。假如明公宽宏体谅臣的不足，特赐允许臣陈述，使臣能够出任外职，姑且免于获罪，那么明公选拔贤能来充任属官，两方面都得到所愿，还有什么幸运比这更大呢？《文编》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十九 明代唐顺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