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三十五

译论鲁隐公初次进献六羽舞【《公羊传》】隐公五年，鲁国开始进献六羽舞。所谓‘初’，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始。所谓‘六羽’，是什么意思？就是舞队的人数。记载‘初献六羽’，为什么？是为了讥刺什么？讥刺鲁国开始僭越诸公的礼制。六羽舞为什么说是僭越？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什么叫诸公？什么叫诸侯？天子的三公称为公，先王的后代称为公，其他大国称为侯，小国称为伯、子、男。天子的三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辅佐。既然是天子的辅佐，为什么有三个？陕地以东由周公主持，陕地以西由召公主持，另有一位辅佐留在朝廷内部。开始僭越诸公的礼制，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这以前就有了。那么在这以前已经有僭越，为什么说从这里开始？僭越诸公的礼制，还可以说；僭越天子的礼制，就不能说了。孔父【《公羊传》】桓公二年春，周王正月戊申日，宋督杀死他的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及’是什么意思？是说孔父被连带杀死。杀死国君的事情很多，除了这里就没有被连带记载的人了吗？回答说：有仇牧、荀息，他们也都是被连带记载的。除了仇牧、荀息之外没有被连带记载的人了吗？回答说：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还要这样记载？因为孔父贤德。孔父贤在哪里？孔父可以说是把义表现在脸色上了。怎样叫把义表现在脸色上？宋督将要杀殇公时，孔父活着并且守在那里，殇公就不可能被杀，所以宋督先攻打孔父的家。殇公知道孔父一死，自己也一定会死，便赶去救他，结果两人都死了。孔父神色严正地站在朝廷上，因此没有人敢越过他去向国君发动祸难，孔父可以说是把义表现在脸色上了。桓公救卫【《公羊传》】僖公二年春，周王正月，修筑楚丘城。是谁修筑的？是修筑卫国。为什么不说‘修筑卫城’？因为卫国已经灭亡了。是谁灭亡了卫国？大概是狄人灭亡的。为什么不说‘狄人灭亡卫国’？是为了替桓公避讳。为什么要替桓公避讳？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诸侯的霸主，天下诸侯之间有互相灭亡的，桓公不能救援，这就是桓公的耻辱。那么是谁修筑楚丘的？是桓公修筑的。为什么不说‘桓公修筑楚丘’？是不赞成诸侯擅自封立土地。为什么不赞成？实质上赞成，文辞上却不赞成。文辞上为什么不赞成？诸侯按义理不能擅自封立土地。既然诸侯按义理不能擅自封立土地，那么为什么说实质上赞成呢？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诸侯的霸主，天下诸侯中有互相灭亡的，力量能够救援，就可以救援。荀息不食言【《公羊传》】僖公十年春，晋国的里克杀死国君卓子以及大夫荀息。‘及’是什么意思？是说荀息被连带杀死。杀死国君的事情很多，除了这里就没有被连带记载的人了吗？回答说：有孔父、仇牧，他们也都是被连带记载的。除了孔父、仇牧之外没有被连带记载的人了吗？回答说：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还要这样记载？因为荀息贤德。荀息贤在哪里？荀息可以说是不违背自己说过的话。他怎样做到不违背自己的话？奚齐、卓子是骊姬的儿子，荀息担任他们的师傅。骊姬是倾国美人，晋献公非常宠爱她，想立她的儿子为太子，于是杀死世子申生。申生由里克辅佐。晋献公病重将死时，对荀息说：‘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说是守信？’荀息回答：‘能够使死者复生，活着的人不因自己说过的话而惭愧，这才可以说是守信。’晋献公死后，奚齐即位。里克对荀息说：‘国君杀死嫡子而立庶子，废掉年长的而立年幼的，这该怎么办？希望和您一起谋划。’荀息说：‘国君曾经问过我，我回答说：能够使死者复生，活着的人不因自己说过的话而惭愧，这才可以说是守信。’里克知道不能同他谋划，退下后杀死奚齐。荀息拥立卓子。里克又杀死卓子，荀息为卓子而死。荀息可以说是不违背自己说过的话。毛伯来求取黄金【《公羊传》】文公九年，毛伯来鲁国求取黄金。毛伯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大夫。为什么不称说他奉使命而来？因为天子尚在服丧期内，还没有正式即位。已经过了一年，为什么还说没有即位？虽然已经即位，却还没有称王。还没有称王，怎么知道他已经即位？根据诸侯过了一年即位，也可以知道天子过了一年即位；根据天子三年以后才称王，也可以知道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三年才称子。既然过了一年就称公，为什么在自己的封国内三年才称子？这是顺应百姓臣下的心情，因为不能一天没有君主；顺应始终一贯的道理，因为一年之内不能有两个君主，也不能空缺一年没有君主；顺应孝子的心情，因为三年之内不忍心立即承担君主之位。毛伯来求取黄金，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刺。讥刺什么？王者不应有所求，求取黄金是不合礼的。既然这样，他是王者吗？回答说：不是王者。不是王者，为什么还称作王者？王者本来不应有所求。回答说：他是王者的继承者，继承文王的宗庙，遵守文王的法度。文王的法度是不求取而他却求取，所以要讥刺他。世室损坏【《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从正月开始不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世室的屋顶坏了。世室是什么？是鲁公的宗庙。周公的庙称为太庙，鲁公的庙称为世室，群公的庙称为宫。这就是鲁公的庙。为什么称作世室？世室就是世代相传的宫室，世世代代都不毁坏。周公为什么称为太庙？因为周王把鲁国封给鲁公，让他作为周公的后代。周公在前面行礼，鲁公在后面行礼，说：‘活着时奉养周公，死后让周公作为宗庙的主祭。’既然如此，是说周公到了鲁国吗？回答说：‘不是到鲁国去。’是把鲁公封为主持祭祀周公的人。那么周公为什么不去鲁国？是想使天下都统一归向周王。鲁国祭祀周公，用什么牲畜？周公用白色牲畜，鲁公用赤色公牛，群公不用纯色牲畜。鲁国祭祀周公，使用什么器皿盛祭品？周公用盛，鲁公用焘，群公用廪。世室屋顶坏了，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刺。讥刺什么？讥刺长久不修缮。晋国送接菑未能成功【《公羊传》】文公十四年，晋国人把接菑送入邾娄，最终没有成功。‘纳’是什么意思？是使他进入的意思。为什么说‘不能纳入’？是看重他们不能纳入的行为。为什么要看重不能纳入？晋国的郤缺率领军队，动用八百辆兵车，把接菑送入邾娄；力量充沛，仿佛绰绰有余，可以把他送进去。邾娄人说：‘接菑是晋国所出，貜且是齐国所出。按你所指的亲疏关系，接菑是四分，貜且是六分；若凭大国的压力来决定，就不知道齐、晋两国究竟谁更有权利。按尊贵而言，两人都尊贵；但是，貜且年长。’郤缺说：‘不是我的力量不能把他送进去，而是义理上实在不能这样做。’于是带领军队离开。因此君子称许他不能成功送入接菑。这是晋国的郤缺，为什么只称‘晋人’？是为了贬斥他。为什么贬斥？是不赞成大夫擅自废立国君。为什么不赞成？实质上赞成他，文辞上却不赞成。文辞上为什么不赞成？大夫按义理不能擅自废立国君。季札让国【《公羊传》】

译襄公二十九年，吴王派札来聘问。吴国没有国君，也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又说有国君、有大夫？是因为称许季子。为什么称许季子？因为他谦让国位。他怎样谦让国位？谒、余祭、夷昧和季子四人同母。季子年少却有才干，兄长们都爱他，都想立他为国君。谒说：‘现在如果这样仓促地把国位交给季子，季子恐怕仍然不会接受。请不要把国位给他而给弟弟，让弟弟们兄弟相继做国君，再把国位交还给季子，好吗？’季子都说：‘好。’因此凡是做国君的，都把死看得轻而表现勇敢，饮食时一定祝祷说：‘上天如果要保佑吴国，就赶快让我自身遭受祸患。’所以谒死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夷昧死后，国位按理应当属于季子。季子当时出使在外，僚是长庶子，便即位了。季子出使回来，到达吴国时，僚已经成为国君。阖庐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国位给季子而给弟弟，完全是因为季子。若要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国位本应属于季子；若不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应当立我。僚怎么能够做国君呢？’于是派专诸刺杀僚，把国位交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杀死我的国君，我却接受你的国位，这是我和你共同参与篡夺。’ ‘你杀死我的兄长，我又杀死你，这样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就会终身没有止境。’于是离开吴国，前往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所以君子认为他不接受国位是义，不亲手杀人是仁。既然称许季子，那么吴国为什么又有国君和大夫？因为如果把季子看作臣子，吴国就理当有国君。札是什么？是吴季子的名字。《春秋》称许贤者时不写名字，这里为什么写名字？因为对于夷狄的承认不能一概而论。季子是被称许的人，为什么又不能完全称许季子？因为承认他是人臣，就必须使他守人臣之道；承认他是人子，就必须使他守人子之道。许国世子止杀死他的国君【《公羊传》】昭公十九年秋，齐国的高发率军攻打莒国。冬季，安葬许悼公。杀害国君的凶手还没有讨伐，为什么却记载安葬？因为不把这件事完全算作弑君。为什么不算作弑君？因为止进献药物而药物导致国君死亡。止进药而药物杀死国君，为什么还要加上‘弑’字呢？是讥刺他没有尽到儿子的道义。他没有尽到儿子道义，怎么说呢？乐正子春侍奉病人时，增加一顿饭，病就霍然痊愈；减少一顿饭，病也霍然痊愈；增加一件衣服，病就霍然痊愈；减少一件衣服，病也霍然痊愈。止进献药物而药物使国君死亡，所以君子把这件事加上弑君之名。又说：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听取止的情况；记载‘葬许悼公’，是君子赦免止。所谓赦免止，就是免除止弑君的罪名。

译论隐公不记载即位【《谷梁传》】隐公元年，鲁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是成全他的志向。怎样成全他的志向？就是说国君之位不是他主动取得的。为什么说他没有主动取得国君之位？是因为他准备把国位让给桓公。让给桓公，正当吗？回答说：不正当。《春秋》成全人的美德，不成全人的恶行。隐公的行为不正，却要成全他，为什么？是为了显出桓公的恶。为什么要显出桓公的恶？隐公准备让位，桓公却杀了他，那么桓公就是恶人；桓公杀死隐公，而隐公本来有让位之意，那么隐公就是善人。既然隐公是善人，为什么他的做法又不正？《春秋》重视义而不重视小恩，信奉正道而不信奉邪念。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把国位给桓公，并不正当，而是邪念。虽然如此，他后来已经战胜了这种邪念，把国位给了隐公。隐公已经探知先君的邪恶意图，却仍然顺遂它而把国位交给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兄弟之情，是上天规定的亲属伦理；作为儿子，应当接受父亲的安排；作为诸侯，应当接受国君的命令。他废弃天伦，忘却君父，只实行小小的恩惠，这叫作小道。像隐公这样，可以说是轻视千乘之国，但还没有真正踏上正道。武氏之子来求取丧赙【《谷梁传》】隐公三年秋，武氏之子来鲁国求取赙赠。武氏之子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大夫。天子的大夫为什么称作武氏之子？因为丧期尚未结束，遗孤还没有得到爵位；没有爵位，却派他出使，这是不合正礼的。为什么不说他奉使命而来？因为当时没有正式的君主。送给死者的财物叫赗，送给生者的财物叫赙。说‘归’是正当的，说‘求’是不正当的。周王即使不求，鲁国也不可以不送；鲁国即使不送，周王也不可以来求。所谓求，是说最终能否得到还不能确定的措辞。周、鲁双方都受到讥刺。修筑王姬的馆舍【《谷梁传》】庄公元年夏，单伯迎接王姬。单伯是什么人？是我国大夫中奉天子命令的人。既然是奉命的大夫，所以不称他的名字。为什么不说他怎样迎接？因为按义理不能在京师接受这门婚事。为什么按义理不能在京师接受？因为鲁庄公的亲身父亲在齐国被杀，却让他主持婚姻，同齐国行婚礼，这在义理上本来就不能接受。秋季，在外面修筑王姬的馆舍。修筑馆舍本来合乎礼，但修筑在外面不合礼。为什么说修筑馆舍合乎礼？主持王姬婚事的人，如果让她从国君正门出发到宗庙，便显得过于尊贵；如果让她从寝宫出发，便显得过于卑下，所以要专门为她修筑合乎礼制的设施。为什么要修筑在宫外？这是改变通常做法而使之合乎正道。为什么说在宫外反而是合乎正道？因为彼此有仇的人，不适合举行婚姻交往；服丧穿衰麻的人，不适合同戴礼冠的人交接。为什么不说齐侯来迎亲？是不让齐侯有机会同鲁国行婚礼。在首止防止王世子出奔【《谷梁传》】僖公五年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戴为周王的世子举行防礼。为什么要同世子举行防礼来尊崇他呢？所谓王世子，就是国王的副贰。说可以用防礼来尊崇他，是什么意思？是尊崇他；为什么说是重视他呢？天子的世子，将要继承天下。因此，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戴结盟。没有发生中间的事情，却再次举出诸侯，为什么呢？这是尊崇王世子而不敢同他结盟。既然尊崇他，为什么又不敢同他结盟呢？结盟是因为彼此不信任，所以谨慎守信的人不敢把不信任加在所尊崇的人身上。齐桓公作为诸侯，不能朝见天子，这是不臣。王世子是天子的儿子，却安然接受诸侯的尊崇而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是没有尽到为子的本分。齐桓公不臣，王世子不尽子道，那么为什么又称许他们呢？这是在异常局势中恢复正道。天子衰微，诸侯不来朝享觐见。齐桓公控制大国、扶助小国、统率诸侯，却不能率领他们朝见天子，也不敢直接把天王的尊位授予世子。王世子在首戴接受诸侯尊崇，正是用来尊重天王的命令。世子承受天王的命令，防备齐桓公，也正是用来尊重天王的命令。世子可以接受这种尊崇吗？这同样是在异常局势中恢复正道。天子衰微，诸侯不来朝享觐见；世子接受诸侯的尊崇，天王的尊位也就得以尊重，所以世子可以接受。阍杀死了吴子余祭。襄公二十九年，阍杀死了吴子余祭。阍，是守门人，也就是寺人。不称他的名字和姓氏，是因为阍不能与常人同等；不称吴子为他的君主，是因为阍也不配把吴子当作自己的君主。按照礼制，国君不能任用不知羞耻的人，不能让受过刑的人接近自己，不能亲近敌人，不能接近有怨恨的人。卑贱的人不是可以尊贵的对象，尊贵的人不是可以施刑的对象，受过刑的人不是可以亲近的对象。竟然任用最卑贱的人去接近吴子，可见吴子是亲近了受刑之人。阍杀死吴子余祭，是因为吴子与他有仇。评论项羽。我听周生说过：“舜的眼睛大概是重瞳。”又听说项羽也是重瞳。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吗？为什么兴起得这样迅速！秦朝失去了政权，陈涉首先起兵，豪杰纷纷而起，彼此争夺，数也数不清。然而项羽并没有尺寸之地，凭借形势从田野间起兵，三年后就率领五国诸侯灭掉秦朝，分割天下，封立王侯，政令都由项羽发出，号称霸王。他的地位虽然没有长久维持，但近古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等到项羽背弃关中、怀念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又怨恨王侯背叛自己，事情就难办了。他自夸功劳，逞用个人的智谋而不以古人为师，认为霸王的事业应当凭借武力来征服和治理天下。五年后终于亡国，自己死在东城，还没有醒悟，也不责备自己，真是过错啊！竟然还引用“是上天要亡我，不是用兵的过错”这句话，难道不是荒谬吗！淮南王和衡山王。《诗经》所说的“抵御戎狄，惩治荆、舒”，这话确实说得对。淮南王、衡山王亲自作为骨肉至亲，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列为诸侯，却不努力遵守藩臣的职责来辅佐天子，反而专门怀抱邪僻的谋划发动叛逆，结果父子两人都两次亡国，各自都没有善终，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不只是两位王的过错，也是由于当地风俗轻薄，臣下逐渐受到浸染而造成的。荆楚之地的人轻捷勇猛而轻率剽悍，喜欢制造叛乱，这是自古以来就有记载的。评论孔子。《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使人行走。”即使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内心也向往它。我读孔氏的书，想象孔子的为人；到了鲁国，观看仲尼的庙堂、车马、服饰和礼器，诸生按时在孔子家学习礼仪，我流连徘徊，久久不肯离去。我感叹道：“天下的君王直到贤人，人数很多，在世时便荣耀显达，死后也就罢了。”孔子只是平民，学说却流传十多代，学者都尊奉他。从天子、王侯，到中原谈论六艺的人，都以孔子为标准来折中判断。可以说是至圣了。老子、申不害和韩非。老子所看重的是道，以虚无为本，因势应变，在无为中实现变化，所以他著书时文辞幽微精妙，难以理解。庄子阐发道和德，放开论说的范围，最终也归结于自然。申不害反复致力于把道施用于名实；韩非援引法度绳墨，切合实际事务，辨明是非；但推到极端，就严酷苛刻而少有恩德。他们全都源出于道德的旨意，而老子的思想更加深远。孙武和吴起。世俗所称道的，军队都讲《孙子十三篇》和《吴起兵法》；这些书世上大多已有，所以不再评论。

译至于评论他们的行为和所采取的措施，有句话说：“能实行的人未必能言说，能言说的人未必能实行。” 孙武善于筹划防御，庞涓是明白的；然而他不能在受刑以前及时挽救祸患。吴起劝说武侯，认为地形险要不如德行；但他在楚国实行这一套时，却刻薄暴虐、缺少恩德，终于丧失了性命。可悲啊！评论平原君和虞卿。平原君风度翩翩，是污浊时代的佳公子。然而他没有看清大局，俗话说：“利益能使人智昏。”平原君贪信冯亭的邪说，使赵国陷入长平之战，损失军队四十多万人，邯郸也几乎灭亡。虞卿能够推测事情、揣度人情，为赵国谋划防御，是多么高明啊！等到他不忍抛弃魏齐，最终困居在大梁，连庸人都知道那样做不可，何况贤人呢？然而虞卿如果不是穷困忧愁，也不能著书来在后世显现自己。蔺相如。知道必死却仍然勇敢，并不难；处在必死的境地而能承受死亡才难。当蔺相如拿着璧斜视柱子，以及斥责秦王身边的人时，按当时的形势不过是被杀罢了，然而有些士人却胆怯懦弱而不敢行动。相如一振奋自己的气势，威势便压倒敌国；退下来后又向廉颇谦让，声名重如泰山。他处理事情时兼有智谋和勇气，可以说二者全都具备了。[防恬]。我到北方边地去，从直道返回，沿途考察[防恬]所做的事情。秦国修筑长城和亭障，铲平山岭、填塞深谷，开通直道，实在太不顾惜百姓的劳力了。秦国刚刚灭掉诸侯时，天下人心还没有安定，受创的人还没有痊愈；而[防恬]身为名将，不能在这个时候强烈进谏，救济百姓的急难，抚养老人、保全孤儿，致力于修养百姓的和睦，反而迎合皇帝的心意来兴办功业。这样看来，他兄弟遭到诛杀，不也是应该的吗？怎么反而归罪于地脉呢！韩信。我到淮阴去，淮阴人对我说：韩信还是平民时，他的志向就与众不同。他的母亲去世时，家贫无法安葬，但他却选择了高敞的墓地，使墓地旁边可以安置一万户人家。我看他的母亲坟墓，确实如此。假使韩信能够学习道义，谦逊礼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恃才能，那么大概就可以富贵长久吧？他对于汉家的功勋，可以同周公、召公、太公一类的人相比，后世也会享受祭祀了。他不努力走这条路，却在天下已经统一之后图谋叛逆，导致宗族被夷灭，不也是应该的吗？《列子》。刘向评论《列子》一书说：“《穆王汤问》篇迂曲荒诞、宏大奇诡，不是君子的话。”现在看《穆王》篇说穆王与化人游历，所到之处像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和天帝居所；而夏革所说“四海之外、天地的边际，没有极限，也没有尽头”，这本来就是后世仙佛常说的话，也是道理自然如此，只是汉代儒者还没有听说过罢了。孟子说杨朱“只顾自己”，认为其危害达到无君的程度。杨朱的学说已经不见于世，而《列子》却时常采用。大概杨朱所谓“只顾自己”，本来一定是从大道有所听闻，却失于偏颇，所以《列子》《庄子》有时选取其中合乎道理的部分来记载。至于杨朱的篇章，因为爱护自身，竟至于遗弃礼义、毁弃名节，什么也不再顾虑，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无君。即使《列子》也不采用这一点。列子的门徒不知道他们老师学说的详细情况，以为杨朱的话全都不可舍弃，便一并记录下来，这是过错。戾太子。巫蛊之祸，难道不可悲吗！这不只是江充一个人的罪过，也有天时的因素，并非单凭人力所能造成。建元六年，蚩尤之旗出现，旗影长达天际，后来于是命令将领出征，夺取河南，设置朔方。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以后，军队征战三十年，因战争被诛杀、屠戮和灭亡的人数不胜数。等到巫蛊事件发生，京师血流成河，僵卧的尸体有数万人，太子和他的父亲都遭到失败。所以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始终相伴，怎么能只归罪于一个受宠的臣子呢？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逐四夷，死者多如乱麻，白骨暴露在长城之下，头颅相连于道路之间，没有一天没有战争。由此山东的灾难兴起，四方溃散而反抗秦朝，秦国将吏在外叛变，奸臣在内发难，祸乱从宫墙内部发生，灾祸终于降临到秦二世身上。所以说：“兵器就像火，不加收敛就一定会自焚。”确实如此！因此苍颉造字，把“止戈”合起来作为“武”字；圣人使用武力，是为了禁止暴乱、整治混乱、停止战争，并不是要把残暴当作目的而放纵战争。《易经》说：“上天所帮助的是真实守信的人，君子履行诚信而思考顺从天道，上天就会保佑他，吉祥没有不利的。”所以田千秋指明了巫蛊事件的真相，彰明了太子的冤屈。田千秋的才智未必超过常人，只是因为他消除了恶运，阻止了在衰败激烈到极点时发生的祸乱，迎来了善气，所以传说他得到天和人的保佑。萧何和曹参。萧何、曹参都从秦朝的刀笔小吏起家，当时碌碌无奇，没有什么特殊节操。汉朝兴起后，他们依靠日月末余的光辉：萧何凭借诚信谨慎守护关钥，曹参参与韩信一起征伐天下。天下平定后，他们顺应百姓厌恶秦法的情绪，顺势同百姓一道重新开始。两人同心协力，于是安定了天下。淮阴侯、黥布等人都已灭亡，只有萧何、曹参独享功名，位居群臣之首，声名流传后世，成为一代宗臣，福庆流传到后代，真是盛大啊！蒯通等人。仲尼厌恶花言巧语颠覆国家，蒯通只凭一次游说就使三个俊杰丧命，他没有被烹杀，已经算幸运了。伍被安处于危险的国家，自己成为谋划者，忠诚不能坚持到底，反而因欺诈仇敌而被诛灭，不也是应该的吗？《尚书》记载流放四罪，《诗经》歌咏青蝇，春秋以来因谗言而造成的祸败太多了。从前子翚谋划杀桓公，使鲁隐公陷入危险；栾书构陷郤氏，使晋厉公被弑；竖牛奔走于仲叔之间，导致叔孙死亡；郈伯诋毁季氏，使昭公被驱逐；费忌把女子献给楚王，使太子建逃亡；宰嚭谗毁伍子胥，使夫差灭亡；李园进献妹妹，使春申君死亡；上官诬告屈原，使怀王被拘；赵高击败李斯，使秦二世自缢；伊戾制造盟誓之祸，使宋痤死亡；江充制造巫蛊之祸，使太子被杀；息夫制造奸谋，使东平王被诛。这些都是从小处颠覆大局、由于疏远的人陷害亲近的人，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畏惧吗！司马相如。司马迁说，《春秋》从显露的事情推求隐微的道理，《易经》以隐微为根本而推演到显明；《大雅》谈王公大人，但恩德又延及百姓；《小雅》讥刺小人物自身的得失，而流传到上层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合乎德义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司马相如虽然有许多浮夸的言辞和过度的议论，但归根结底，是把它们引向节俭，这也是《诗经》讽谏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扬雄认为这种华靡的赋，百句劝诱中只有一句讽谏，像放纵演奏郑、卫之声，乐曲结束时才奏雅乐，难道不是太戏谑了吗？东方朔。刘向说，自己年轻时多次询问那些年长者和贤人中与东方朔同时代、通晓时事的人，他们都说：东方朔能言善辩、诙谐机敏，却不能坚持自己的论说，喜欢替庸人背诵讲说，所以后世流传的传闻很多；扬雄也认为东方朔的言论不纯正地师法圣人，行为也没有纯正的德行，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著作已经很少了。然而东方朔的声名超过实际，是因为他诙谐通达、花样繁多，不专守一种行为；应答诙谐，像是有才；问不倒，像是有智慧；直言规谏，像是正直；道德污秽，反而像是深藏不露。他不推崇伯夷、叔齐，却称许柳下惠；告诫儿子说，能够容忍，是首阳山人的笨拙，像柱下史老子那样才高明；吃得饱、走得安稳，以做官替代务农，依托隐逸来玩世不恭，违背时俗而不得志，他难道不是滑稽之雄吗？东方朔的诙谐、占卜、射覆之类，内容浮浅，流行于普通百姓之间，儿童和牧童没有不被它们炫惑的；后世好事之人又因此把奇异的话、怪诞的语句附会到东方朔名下，所以刘向把这些详细记录下来。司马迁。

译自古有了文字和契刻，就有史官，史官所载的典籍十分广博。到孔氏时加以编纂，上承唐尧，下至秦缪公。唐虞以前虽然有遗留下来的文字，但言语不合经典，所以关于黄帝、颛顼的事情，还不能明确说明。后来孔子依据鲁国史记作《春秋》，左丘明又辑录其中事实为《左传》，并且汇集异同作《国语》。又有《世本》，记录从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祖先的世系出处。《春秋》之后，七国相互争战，秦兼并诸侯，有《战国策》；汉朝兴起，攻伐秦朝而平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所以司马迁依据《左氏》《国语》，采集《世本》《战国策》，又叙述《楚汉春秋》，承接以前的史事，终于大汉；他所记秦、汉的事情很详细。至于采纳经典、摘取传记，分散记述各家的事情，其中疏漏简略之处很多，有时还互相抵牾；这也是因为他涉猎广博，贯通经传，纵论古今，上下数千年之间，已经十分勤勉了。而且他的褒贬有不少地方违背圣人：论大道时先推崇黄老而后尊奉六经，叙述游侠时贬低处士而抬高奸雄，叙述货殖时尊崇权势利益而以贫贱为羞耻，这就是他的局限。然而刘向、扬雄博览群书，都称说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辨析明白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字直截，事实可靠，不虚夸美化，也不隐瞒丑恶，所以称他的书为实录。唉！凭司马迁那样博学多闻，却不能用自己的智慧保全自己；既然陷入极刑之中，便在幽困中发愤著书，这本书也确实可信。考察他所以自我悲伤的原因，正是哀悼《小雅·巷伯》一类人的遭遇；只有《大雅》所说那种既明智又有见识的人，才能保全自身，实在太难了。刘向。仲尼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孔子以后，撰写文章的人很多，只有孟轲、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这几位，都博学多闻，通达古今，他们的言论对世道有所补益。传记说：“圣人不出现，其中一定有能够承当时代使命的人。” 难道刘向接近这种人吗？刘氏的《鸿范论》阐明《大传》，说明天人感应；《七略》分析判别典籍，总括诸子百家的源流；《三统历谱》考察日月五星运行的度数，似乎有意追究它们的根本。唉！刘向从前说“山陵之戒”，如今看来，真令人悲哀！他指明梓柱以推断国家的废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难道他不是正直诚信、博学多闻的古代益友吗？扬雄。扬雄的自序是这样说的：起初，扬雄四十多岁，从蜀地来到京师游历。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认为他的文章雅正奇异，召他担任门下史；又推荐扬雄待诏。一年多后，他上奏《羽猎赋》，被授予郎、给事黄门。那时他与王莽、刘歆并列。哀帝初年，又与董贤同官。在成帝、哀帝、平帝年间，王莽、董贤都做到三公，权势压倒君主。他们所推荐的人无不被提拔，唯独扬雄三代都没有升官。等到王莽篡位，谈论符命的人凭符命赞扬王莽的功德而获得封爵的很多，扬雄仍然没有封侯；因为年老且资历已久，才转任大夫。他淡泊权势利益，竟然如此。其实他喜爱古道、以求道为乐，心里想凭文章成名于后世。他认为经典没有比《易经》更大的，所以作《太玄》；传记没有比《论语》更大的，所以作《法言》；史篇没有比仓颉更好的，所以作《训纂箴》；没有比《虞箴》更好的，所以作《州箴赋》；没有比《离骚》更深刻的，所以加以反复阐发；文辞没有比司马相如更华美的，所以作四篇赋。这些作品都斟酌其根本，彼此仿效，纵情驰骋而成。他把心力用在内在修养上，不向外界求取。当时的人都忽视他，只有刘歆和范逡尊敬他，桓谭认为他超群绝伦。王莽时期，刘歆、甄丰都成为上公。王莽既然凭符命使自己登上帝位，登位以后，便想断绝符命的源头，以神化过去的事情。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又献上符命。王莽杀死甄丰父子，把刘棻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凡是因这件事受到牵连的人，立即收捕，不必请示。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上校书，治狱使者前来想逮捕扬雄。扬雄怕不能免罪，于是从阁上跳下，几乎摔死。王莽听说后说：“扬雄一向不参与这件事，为什么会在这里？”询问缘故，才知道刘棻曾跟随扬雄学习奇字，而扬雄并不知情。于是下诏不要追问。但京师有人因此说：“只有寂寞的人才从阁上跳下，凭空清净的人才制作符命。”扬雄因病免职，后来又被召为大夫。他家一向贫穷，又嗜好饮酒，很少有人登门。当时有好事的人带着酒菜来跟随他学习，钜鹿侯芭常住在扬雄那里，接受他的《太玄》《法言》。刘歆也曾看过这些书，对扬雄说：“你白白自寻苦恼。如今的学者有禄利可求，尚且不能弄明白《易经》，又怎么能弄明白《太玄》呢？我恐怕后人会把它用来覆盖酱坛子。”扬雄笑笑，没有回答。他七十岁时，于天凤五年去世。侯芭为他修筑坟墓，服丧三年。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去世，对桓谭说：“你常常称赞扬雄的书，难道它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会流传，只是您和我看不到了。凡人总是轻视眼前而重视遥远；亲眼见到扬子云的俸禄、地位和容貌，不能被他打动，所以轻视他的书。” 从前老聃写了两篇宣扬虚无、轻视仁义、非难礼学的文章，然而后世喜爱它的人仍认为它超过了五经。”从汉文帝、汉景帝到司马迁，都有这种说法。如今扬雄的书，义理极其深刻，论说也不违背圣人。假使他遇到当时的君主，又得到贤能而有知鉴之人的推重，被他们称许，那么一定会超过诸子。诸儒有的讥讽说，扬雄不是圣人却写经书，就像春秋时期吴、楚的国君僭越称王一样，实在是应当诛绝的罪过。自扬雄去世到现在四十多年了，他的《法言》已经广泛流行，而《太玄》始终没有显扬；不过篇章书籍都还完整保存着。吴汉。

译评论说：“吴汉自建武年间起，一直处在上公的地位，始终受到皇帝倚重和亲爱，大概确实是由于他质朴简约而又强健有力。”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接近仁德。”这难道不正是吴汉的情况吗？从前陈平很有智谋，却因此受到怀疑；周勃质朴忠诚，反而受到信任。仁义不足以使人彼此信任时，聪明的人会因为才智有余而被怀疑，质朴的人却会因为没有过多才智而取得信任。邓训、邓隲。评论说：汉代的外戚，从西京到东京有十多个家族；他们不只是骄横跋扈、权势达到顶点而自取灾祸，也必定有一些因为给后来的君主留下祸根而最终覆败的事例，这些还可以数说吗？为什么呢？恩情尚未真正结成，权势却先行施加；关系疏远，礼遇却过于厚重，反而违背本性去图谋。来宠刚刚被授予土地，杀害他的机会便出现了；权势一旦衰落，谗言也就胜过他。可悲啊！邓隲、邓悝兄弟，把一时的权柄托付给远方之人，为王室尽忠尽劳，却最终也没有能够免祸。这就是乐生所以哭泣而辞别燕国的缘故。窦宪。评论说：“卫青、霍去病凭借强盛汉朝的军队，连年征伐匈奴，使国家耗费过半，却还没有战胜匈奴；后世仍然传称他们是良将，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以自身的名节终其一生吗？窦宪率领羌人和边地杂军，一战便使朔方庭空虚，甚至追击败军到稽落山以外，在北鞮水边饮马；又刻石、负鼎，把功劳荐告于清庙，陈列他的功绩，兼且超过前人，这功劳已经很多了。然而后世没有称颂他，是因为他后来以罪衅降职，这才是实情。因此君子对于趋炎附势、下流自辱的行为最为厌恶。那些二三子得到富贵，不过是在宫廷帷幕之间得到的，并不是再次搜求隐居而有才德的人、经过选举而登用。等到卫青困厄、霍去病还只是奴仆的时候，窦将军想到自己的过失之日，哪还有余力施展，哪还有清晨可以等待鸣达？怎么会想到分得肥沃土地、享有尊贵名号呢？东方朔说：‘任用他时，他就是虎；不任用他时，他就是鼠。’这话确实如此！由此说来，士人怀抱美玉而投身尘埃，又怎么能够支撑下去呢！” 庞参、桥玄。评论说：任棠、姜岐，世人都称道他们清廉。筑起以破瓮作窗的简陋居室，却辞绝三次征召，他们大概就是汉阳的隐士吧？庞参亲自实行求贤的礼节，所以百姓喜爱他的政令；桥玄厉行邦君的威势，却使众人失去真情。这难道是力量不足吗？大概是另有道理在其中。如果可以忘掉这种道理，那么强横的人就会取胜。俗话说：三军可以夺去主帅，匹夫却不能夺去志向。子贡说：宁可丧失千金，也不能失去士人的心。从前段干木翻墙躲避魏文侯的征召，泄柳闭门不接受秦穆公的请求。尊贵的人必定有可以屈身之处，卑贱的人也有可以伸展志向的时候。樊英。评论说：汉代所谓的名士，他们的风尚和作风是可以想见的。即使有时在宽严取舍上并不纯正，但在刻意修饰情态、整治仪容、依凭道艺来成就声誉和身价方面，他们并不能真正通晓事物的规律、弘扬时代的事务。等到征召樊英、杨厚时，朝廷仿佛在礼待神明，最终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效。樊英的名声最高，毁谤也最厉害。李固、朱穆等人认为，处士纯粹是盗取虚名，对实际任用没有益处，所以事情才会如此。然而后来的士人仰慕他们以求成名，世上的君主礼敬他们以取得众望。推究其无用之处，也正是它发挥作用的地方；那么所谓有用，有时反而会归于无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文章灿烂，有时会违背实际功用；根本在于礼乐，但落实到末节时又可能疏略。等到它陶冶士大夫、润饰心性，使人遵行却不知道其中的缘由，难道不是道义高远而实际功用与它相违的种种表现吗？有些人忽视不去实践的远大之道，讥笑无形无用的功业，轻视排斥国家的文德，以为凭借权力和诈术就能挽救衰败，凭借文书法令就足以达到安宁太平；把智慧用尽在猜疑察验上，把道义落实到法令之中，即使能够救济万世，也将同夷狄没有区别。孟轲说过：“用夏文明改变夷狄，没有听说过反过来用夷狄改变华夏。”何况这种办法还没有成功呢？冯衍。评论说：尊贵的人依仗权势而骄傲，有才能的士人依仗才能而遗弃品行，大体上都是这样。那两个人不也是如此吗？冯衍用娶妻作比喻，说得对。娶妻时，人人都知道要选择能够责骂自己的人；可是选取士人时却做不到，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反过来嫉妒别人容易，而宽恕别人却难吗？光武帝虽然从鲍永那里得到过这种道理，却又在冯衍身上失去了它。既然这样，正直有义的人所以在过去被压抑，守节的人也就更加被后来的人情所阻隔。唉！” 丁鸿。

译评论说：孔子说：“太伯三次把天下让出去，百姓没有办法称述他的德行。” 孟子说：“听到伯夷风操的人，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至于太伯把天下让给周而离去，伯夷保持清白而离开本国，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过天下，所以也谈不上把天下让出。因此太伯被称为至德之人，伯夷被称为贤人。后世听说他们让天下而仰慕他们的风操，只追逐名声而不明白其中的宗旨，于是激发出诡异的行为，取舍也变得荒谬。至于邓彪、刘恺把职位让给弟弟以取得义名，结果只是使弟弟接受不合适的服饰而已；把名声看得比义理厚重，不也是轻薄了吗？君子立言，不是苟且求显扬自己的道理，而是要启发天下那些将要醒悟的人；立身行事，也不是只为独善其身，而是要教导天下那些将要行动的人。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开通或闭塞，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推究丁鸿的内心，大概是以忠和爱为主吧？他为什么最终能够醒悟而遵从义理呢！这不同于那几个人，倒像是追逐名声的人。马融。评论说：“马融推辞邓氏的征召，徘徊在陇、汉之间，难道曾经有意于守持正道吗？后来却以曲士的节操为羞，爱惜自己价值不菲的身体，终于放纵性情、沉溺奢侈享乐，并因结党依附而受到讥讽。看来确实很少有人能用知识和才能来匡正自己的欲望。事情困苦时，保全自身的心情淡薄；生活优厚时，安身保命的考虑就深。登上高处而不害怕，是奴隶罪人的行为；坐在厅堂边缘而不垂足，是千金之子的谨慎。推究其大体，不过是归向自己所安于的处境罢了。人与物、人与我有不同的看法，也会彼此讥笑。” 乌震。唉！忠和孝如果依据义理来处理，就可以两全，我已经说过了。像乌震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忠吗？乌震不思考，实在太严重了。吃了别人的俸禄，就要承担那个人交付的事情；如果事情由自己专门负责，国家的利害取决于自己做或不做，那么即使去做有利于国家，却会伤害自己的亲人，也还应当辞去俸禄而离开。何况那件事人人都可以做，责任又不是专属于自己，而且做与不做都不关系国家的利害呢？在这种情况下还不顾亲人，即使没有因此获利，也仍然可以说是不孝，何况还借此获利呢？能够孝敬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忠于自己的君主。像乌震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极其不孝，哪里还谈得上忠呢？燕国。燕召公的后代在蛮貊之间建立国家，礼乐十分衰微。春秋时期，燕国从未出兵参与诸侯的防礼和盟会。到了战国时期，也只是凭借耕作和作战来守卫自己，安定享乐、没有祸事，从未遭受兵灾。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进入燕国，才开始用合纵连横之事游说燕国。从此中原各国相互交战，再也没有安宁的岁月。六代之后燕国灭亡。吴国从太伯到寿梦，十七代没有同诸侯往来。自从巫臣进入吴国，教吴国用车作战、骑射，吴国便同晋、楚争强。七代之后吴国灭亡。燕、吴虽然南北相隔遥远，但兴亡的踪迹大体相似。那些说客策士，借别人的国家使自己一时快意，也就罢了；而治理国家的人却因此追随他们，猖狂恣意地行动，以至于加速灭亡，为什么呢？从偏僻鄙陋之地兴起而奋发到诸侯之上，像商、周的先王那样用德行使人归服，才可以；否则全都是灾祸。至于太子丹不听鞠武，却采用田光的计策，想凭一把匕首杀死秦王，即使让荆轲能够杀害秦王，又怎么能挽救秦国灭亡燕国呢？何况荆轲还没有成功呢？这也是苏秦所不取的做法。赵国。赵国在战国时期是强国，如果不是严重失策，不会很快灭亡。孝成王贪图上党的利益，不听赵豹而听从赵胜，使秦国发怒，这是第一次失策。假使廉颇抵抗秦军，长平能够听任秦国的反间计，又让赵括代替廉颇，这是第二次失策。赵括失败后，邯郸被围，虞卿请求用重金宝物结交楚、魏来援救赵国；对秦国显示出这种形势，秦国的和约就可以谈成，但赵王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反而听从赵豹，让郑朱进入秦国求和，诸侯因此没有人肯救赵国，这是第三次失策。累积这三次失策，以致大败，赵国仅仅能够自保。由此看来，不只是秦国能够击败赵国，赵国自己导致失败的原因也很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先确定谋划和考虑。谋划既已确定，即使发生祸乱和失败，也不至于亡国。苏秦。秦国强大而诸侯弱小，游说之士中主张连横的人容易建立功业，主张合纵的人却难以施展力量。然而合纵成功，诸侯有利而秦国受损；连横成功，秦国称帝而诸侯成为俘虏。总的说来，二者都出于权术诡计，那么合纵是否稍胜一筹呢？苏秦本来游说秦国实行连横，没有得到同意，便因受刺激而转向燕、赵，甘心去做自己本来难以做到的事情。过了一年，在洹水之上歃血结盟，难道不能说是有才能吗？然而盟誓的血迹还没有干，犀首一出面，齐、赵就背弃盟约，合纵之约全都破裂。大概诸侯各怀异心，就像绑在一起的鸡不能共同栖息一样，形势本来就是如此。但太史公认为盟约文书送入秦国后，秦人因此关闭函谷关十五年，这只是说客浮夸的言语，太史公相信它，是错误的。穰侯。秦国诛杀商君，驱逐穰侯，君臣双方都失策了。这两个人只知道得到利益，不知道失去利益；虽然凭才智足以使秦国称霸，却不能保全自身，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惠王因为怨恨而诛杀商鞅，甚至诬陷他谋反；昭王因为受到逼迫而迁逐魏冉，竟至于赶走老母、驱逐弱弟而不顾，实在太少恩义了。公子防正要报仇，本来就无暇替国家考虑；而范雎想毁掉别人来成就自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怕啊！[防恬]。[防]氏替秦国吞灭诸侯，所残害暴虐的人很多。他的子孙无罪而被杀死，这是上天的意思。[防恬]因为修筑长城的劳役耗尽民力、割断地脉，自己知道应当死；而蒙毅凭借忠信侍奉君上，自认为没有罪，直到死也不悔恨。苟且迎合、求取容悦，罪过仅次于李斯；这大概就是他们不能免死的原因吧？然而秦始皇在琅琊生病时，派蒙毅回去祷告山川，行至沙丘便驾崩了；假使蒙毅还跟随在身边，赵高、李斯废黜嫡子的阴谋，恐怕就不能发动。唉！上天废弃人的谋划，难道本来就不容许人再施展吗？荀彧。

译荀文若对于曹公，就像汉高帝的子房一样。董昭提出加九锡的建议，文若不愿意，曹公心中不能平静，以致使他死亡，君子为此惋惜。有人认为文若早先的见识还没有完全实现；有人认为文若想最终把节操献给汉室，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文若的本心。文若起初在东郡跟随曹公，施展谋略，摧灭群雄，本来就已经把帝王的事业许给他了，难道到了晚年反而怀疑而不愿给他吗？当时中原大体平定，天下内外的希望都归于曹公。即使不加九锡，天下不归于曹氏，又将归向哪里呢？文若的意思是，如果强行夺取，自己就会有争夺的嫌疑，众人心中也会产生不忍之志；不如慢慢等待，这样自己没有嫌疑，众人也没有遗憾。总之必定可以得到，又能避免争夺的牵累，这就是文若的本心。可惜曹公志在迅速取得天下，不肯等待几年，以致文若死亡。九锡虽然最终加给了曹公，但禅让代替汉朝的事情到曹丕时才完成；这是曹公的浅陋，而不是文若的过错。《文编》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六 明代唐顺之编。《改葬服议》，韩愈。经典说：“改葬穿缌麻丧服。”《春秋谷梁传》也说：“改葬的礼制是穿缌麻丧服，这是举出最低等的服制。”这些话都是说子女对于父母；其他亲属则都没有丧服。怎么知道一定是这样呢？经典依次列出五等丧服，在小功服以下，才记载改葬的制度，并没有轻重不同的区别。由此可知，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记载服制，其他人没有服制，所以不记载。如果主人应当穿斩衰，其余亲属各穿自己的服制，那么经典也会说明，不应当只说穿缌麻服。传文所说“举下缅”，缅就是远，下就是丧服中最轻的一等。因为关系疏远，所以服制轻。江熙说：礼制规定，天子、诸侯改换丧服后下葬，是认为交接神明不能完全使用凶服，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所以改葬的礼制，服丧只取轻服。这样说来，意思就很明白了。卫国司徒文子改葬他的叔父，向子思询问服制。子思说：“礼制规定，父母改葬穿缌麻服，下葬后就脱去；是不忍心不穿丧服送最亲近的人。不是父母的亲属则没有丧服，没有丧服的人只穿吊服并加麻。”这又是明确的规定。文子又问：“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下葬，应当穿什么服呢？”子思说：“三年丧期的人还没有下葬，服制不能改变，哪里谈得上除服呢？” 这样看来，改葬同尚未下葬还是有区别的。古代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个月下葬，士超过一个月下葬；没有特殊原因，从来没有超过规定时间仍不下葬的。超过规定时间不下葬，叫作不能及时下葬，《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如果有特殊原因没有下葬，即使超过三年，儿子的服制也不改变。这是孝子用来表现感情，也是先王规定必须按时下葬的道理。虽然经典有这样的文字，却没有明确记载具体的人，可知这种情况极少。所谓改葬，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坟墓，或者下葬时礼仪不完备。比如周文王安葬王季时水冲毁了墓地，鲁隐公安葬鲁惠公时因为宋国军队来袭、太子年少而仓促下葬，都是有缺失而改葬的例子。丧事只能逐步减轻，不能退回；可以改换为轻服，不能加重为重服。停柩于堂中叫作殡，埋葬在野外叫作葬。近代以来，事情同古代不同，有的人出游，有的人做官，远在千里之外；有的儿子年幼、妻子年少，不能自行回来；更有的人受阴阳禁忌的拘束，于是把亲人埋葬在当地。等到返回来改葬时，远的有的已经过了几十年，近的也超过三年，而他们穿吉服办事已经很久了。又怎么能采用尚未下葬时服制不变的例子，反过来为改葬重新穿重服呢？正在服丧、应当下葬时，尚且应该换穿轻服，何况已经相隔很久，反而穿纯凶服下葬吗？如果果真穿重服，就是所谓不应除服时却除服了，不应加重服制时却反而加重了。有人说：“丧事，与其改变礼制，不如哀痛；即使穿重服，不也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改变礼制和哀痛相比，改变礼制固然不如哀痛；即便如此，也不如合乎礼制美好。节俭和奢侈相比，节俭固然胜过奢侈；即便如此，也不如合乎礼制美好。过犹不及，大概说的就是这一类情况吧？有人说：经典只说改葬穿缌麻服，却没有记载服丧的月数，看起来似乎应当三个月后除服。可是子思回答文子时却说下葬后就除服。如今应当怎样呢？回答说：从启墓到下葬，满三个月就除服；未满三个月，就穿服到满三个月。又问：妻子为丈夫服丧怎么办？回答说：同儿子一样。又问：没有吊服而加麻，应该怎样？回答说：如今的吊服仍然就是古代的吊服。省试学生代替斋郎的议论。斋郎的职务，是供奉宗庙、社稷中的小事，大概是士人中地位低贱的人员。他们拿着祭祀用的豆、笾，快步奔走，在所属官长手下服役；不是因德行而升进，也不是因言论而显扬，只是取用他们的劳力来完成事务罢了。供奉宗庙、社稷的细小事务，拿着豆、笾快步奔走，也不可以不恭敬。因此选取大夫、士的子弟中尚未获得爵命的人，用来补足名额、填补空缺，教他们办理事务；即使劳作细小，也不能不报答他们，必须记载他们任职的年数。年数久了，于是授予他们官职、交给他们事务，这也算是有成就了。学生有的因通晓经书而被举荐，有的因擅长文章而著称；至于较差的，也达到熟习法律、懂得文字，都各自能对教化有所帮助，能够供上级驱使。如果不是天资特别优异，经过长久岁月，把所学的事业在乡里传播，使朋友称道，得到州府推荐，再升入司业，那么就不能列入国学学生之中。这样看来，供奉宗庙、社稷的小事，是任用体力的小事；能够帮助教化、供上级驱使，则是德行和才能的大事。二者显然不可以调换。如今议论的人说学生无事可做，又说斋郎是侥幸进用，不考察其中的本意，因而认为学生可以代替斋郎承担事务，并废除斋郎，这也是没有弄清道理。如今斋郎所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学生所从事的是德行和学业。既然是根据德行和才艺选拔学生，却又让他们服劳役，这是让君子去做小人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国家尊崇儒学、勉励学习、诱导人向善的办法。这是第一条不可行之处。还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宗庙社稷的事务虽然琐细，却不能不专心对待，这是敬意达到极致的表现，也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如果让学生兼任这些事务，等到规定的年岁、时日、月份，才把宗庙的礼器、罍和洗交给他们，他们的周旋行礼必定不合礼度，进退必定不得体，心思考虑必定不专一，容貌仪态必定不庄重。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这些事务而且心志不专的缘故，难道不是近于不敬吗？还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却还要让学生长久掌管这些事务，使他们荒废本业，那么学生所受的教育就更少，学生的地位就更加降低，而斋郎的实际职能仍然存在，斋郎这个名目反而或许没有了。大凡制度的更改、政令的变动，如果比旧制有十分之一以上的好处，就不能实行；何况还不如旧制呢？从古代考察，它不合训典；从当今考察，它没有好处；考察它的名目而求其实质，又失去了适宜性。所以说，主张废除斋郎而让学生参与祭祀，也同样没有道理。《讲官议》【曾巩】

译孔子教导人的话说：“不到心里想求明白却还不能明白、口里想说却说不出的程度，就不去启发他；举出一个角，他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告诉他。”孟子教导人的话说：“要有来请教和答问的人。”荀子教导人的话说：“别人没有提问便告诉他，叫作傲慢；问一个问题却回答两个，叫作烦琐。傲慢不对，烦琐也不对。君子像在回答提问一样，所以《礼》说，不能没有人来求教，却要等待别人发问；那么为师的原则，就是有人发问才告诉他。世上那些拿着书讲学的人，整天说个不停，却没有人向他们提问，他们竟不知道自己是在强行聒噪，还想把自己冒充成老师，任意施展他们的妄说。古代教导太子的办法是：太傅审慎地把父子、君臣之道教给太子，少傅侍奉太子，使他观察太傅的德行，并仔细地加以说明。这是因为向太子直接显示大道，被认为不如让他通过观察而明白，所以不这样做。何况做老师的又应当怎样呢？端正自己，使学生观察自己而受到感化罢了。因此，有的人学到了他的行为，却未必懂得他这样行为的原因；有的人听到了他的话，却未必懂得他话里的意义。越仰望越觉得高，越钻研越觉得坚固；德行达到这种程度，才算尽到了为师之道。所以天子不能把他当作臣下称呼，诸侯不能把他当作朋友对待，更何况能把他当作臣子吗？这就是伊尹、太公、子思、孟子这些人所以能够忘却人的权势，也是唐、虞、三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所以能够忘却自身权势的原因。世上那些拿着书在宫禁中讲学的人，官职以“侍”为名，那么他们所承担的职责本来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却自以为是在行使老师的职责，应该坐着讲学，以此请求皇上允许；他们的说法是：“一定要这样，才符合古人所谓坐而论道的制度。”坐着讨论政道的人称为三公，起身实行政务的人称为卿大夫。这里所说的有为和无为，是在说明职责的不同，并不是用来表示尊敬老师的方式。况且按照礼制，在朝见君王以及面对群臣时都站立，没有单独坐着的；在燕饮时都坐着，没有单独站立的。因此，坐着从来不是用来表示尊师的礼节。从前晋平公对待亥唐，亥唐说坐下便坐下；曾子侍奉仲尼，孔子说：“曾参，再坐下。”这些话，不过是老师命令学生的方式，并不能说果真把他当作老师来尊敬。只是那些人偏偏恭敬拘谨地请求坐下，那么世上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我写这篇议论来解除他们的疑惑。《晋文公问守原议》【柳宗元】晋文公从周襄王那里接受了原地以后，为谁守卫原地而为难，便询问寺人勃鞮，把这件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卫原地是国家的大政，是用来承奉天子、树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同近身的宠臣谋划，以致辱没王命。可是晋君选择重大任职，不在朝廷公开商议，却私下在宫中商议；不广泛征求卿相的意见，却只同寺人谋划。即使得到赵衰这样的贤人，足以守住国家的政务，事情没有失败；但轻视贤才、败坏政事的端绪，也由此滋长了。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进言议政的大臣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率中军，晋君却疏远他们而不询问，对外也不求助，最后竟由宦官在宫中决定。这能作为法则吗？况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事业，辅佐天子，这是宏大的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提拔竖刁而败亡；如今取得原地、开启霸业，正是开始施政、以此观察诸侯的时候，却反而背弃了自己兴盛的原因，沿袭了自己败亡的做法。这样还能称霸诸侯，不过是土地广大、力量强盛，又有天子的册命罢了。诸侯确实会畏惧他，哪里能够让他们心悦诚服呢？后来景监得以任用卫鞅为相，▯石得以杀害萧望之，造成这些错误的，正是晋文公。唉！得到贤臣来守卫大邑，并不是选人失误，而是询问人的方法失误。然而尚且使当时蒙受羞耻，使后代陷入这样的境地；何况在询问和选任两方面都失败了，又拿什么来挽救呢？所以我特意写出晋君的罪过，以附会《春秋》褒许世子止、赵盾的义例。《公族议》【曾巩】天子的嫡长子继承世系而成为天子，他的其他儿子都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世系而成为诸侯，他的其他儿子各自在本国成为卿大夫，都有采地。旁支之子的嫡长子继承世系，世代享有他的采地；他的族人百代都以他为大宗，这叫作大宗。旁支之子也各自在本国做卿大夫，他的嫡长子和兄弟以他为宗，传五代而止，这叫作小宗。大体说来，天子的嫡长子世代继承而成为天子，他的其他儿子世代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世代继承而成为诸侯，他的其他儿子各自成为本国卿大夫，世世代代享有采地，永远传承下去。难道会因为服丧关系断尽，就断绝他们的俸禄、职位、衣食和婚嫁，让他们自行谋生吗？不只是如此。从前周公兼并治理天下，分封七十一个国家，其中姬姓有五十三人。兄弟之国有十五个，姬姓之国有四十个。可以考见的，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丰、郇、邘、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等国。所谓兄弟之国十五个，是周王室的近亲；所谓姬姓之国四十个，只是周的同姓而已。他们的爵位和任命使国家传承无穷，难道会以服丧期限为断绝的标准吗？至于宗庙的数目，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而《祭法》所说虞、夏、商、周祭祀禘、郊、祖、宗以及远祖，有的追溯到数十代以前，也从来没有以服丧期限为界限。向上推，是报答祖宗的根本，直到无法计算；向下推，是扩大骨肉亲属的恩情，直到无穷。大概根基积累得深厚，流传的恩泽就长远；有建立天下功业的人，便应当接受天下的报答，这是事理和形势本来如此。难道可以拘泥于通常的见解，在微小的得失范围内加以议论吗？所以服丧期满、亲情逐渐淡薄，只是用来节制人的常情，作为大宗小宗制度的依据，怎么可以用来议论帝王的功德，作为广泛亲爱亲族的法则呢？从前武王攻克商朝，还没有下车，就分封黄帝、唐、虞的后代；下车以后，又分封夏、商的后代。他们属于不同朝代，尚且特别加以显扬，急切到这种程度；何况承受祖宗的重大功业，推究功德的来源，难道能凭天下之大，却吝惜对骨肉亲属的恩情，因而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期望吗？孟子说：“仁人对于兄弟，只是亲近他们、爱护他们罢了。亲近他们，是希望他们尊贵；爱护他们，是希望他们富裕。”

译先王把这种心意推及同姓亲族，所以给他们分土地、分百姓、分宝玉、分宝器。成王、康王说：“我不能独自享有文王、武王的功劳，这些人都没有不尽力厚待的，从来没有遵循轻薄的做法。”大概《诗经》中“裳裳者华”一篇讽刺当时抛弃贤才、断绝功臣后代之类的事情，只让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陪臣的族人流传下去。他们的后代降为皂隶，叔向也把这看作晋国的忧患。何况帝王的功德与天地相等，怎么能使七八代以后的子孙沦为里巷中的普通百姓呢？后世没有公族封国、赐采地的制度，但让他们列于朝廷，或从府库给予赏赐，这也就是亲近他们、使他们尊贵，爱护他们、使他们富裕的意思。把姓名写在宗族名册上的人繁衍兴盛，实在是国家的庆幸。有关官署即使有所耗费，也不会多于天下七十一个国家中姬姓独有的五十三国所需的费用。也不过是寻求适中的办法加以节制罢了。如今却命令除袒免亲属以外，不给他们官职、衣食和婚嫁，让他们自行谋生，这同样是不考察古制。这样做在礼法上多么粗野啊！因为世人不能辨明这个道理，所以作《公族议》，使好学的人能够详细了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三人〕 《为人后议》【曾巩】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族人就用支子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成为继承人的人，为所继承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父母降为期服。礼制之所以这样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人所知道的亲疏关系如果只到近亲，就只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如果知道得更远，就懂得尊严父亲的道理。懂得尊严父亲的道理，就知道尊敬祖先；知道尊敬祖先，就知道大宗在上承继祖先、在下收合族人，是不能断绝的，所以才有让支子作为继承人的制度。作为继承人，因为承受了这个人的重大地位，所以不能不以尊贵的丧服来服丧。既然以尊贵的丧服服丧，却不降低自己亲生父母的丧服等级，仍恐怕不足以彰明所继承者的重要；既以尊贵的丧服服丧，又为自己的父母降低丧服等级，然后才可以说彰明了所继承者的重要，承继祖先的道理也就完备了。这就是圣人制定礼制的意义。所谓收合族人，《礼记》说，是“同族人一起吃饭，按照昭穆排列，用礼义区别彼此之类”，这只是诸侯旁支之子的大宗，尚且严谨到这种程度。何况礼制所说的天子以及他始祖所出自的祖先，这是天子的大宗，是天地、宗庙和百神祭祀的主宰，是族人万世所依归的对象，怎么可以不彰明它最尊贵、最重要的地位呢？所以前代有些君主由支子继承帝位，却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给他们加上尊号，建立庙宇奉祀；这些做法都受到古今人的非难，实在是因为他们所知只限于近亲，不能割舍私人的爱，而用礼制加以节制，于是失去了奉承正统、尊奉唯一最高者的意义。如果对所继承的父亲服尊贵的丧服，又为自己的亲生父母降低丧服等级，并且把亲生父母的尊号和地位退居下来，不敢以非礼的方式加尊号；在庙中祭祀，也不敢以非礼的方式奉祀，那么亲情和大义就已经完备了。可是有人说，还应当改变亲生父母的称呼，按照所继承者的亲属关系来称呼他们，这是不知道考察礼制。礼制规定，为人后者为所继承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以及妻子等服丧；这些丧服是为所继承者而服，并不是为自己的亲属而服。为自己的父母服期服，为自己的兄弟服大功，为出嫁的姐妹服小功，都是在本来丧服等级上降低一等；这些丧服是为自己而服，并不是为所继承者而服。假如对自己的父母，丧服是为自己而服，称呼却按照所继承者来称呼，那么就是名义和事实相违背，丧服和恩情相冲突。圣人制定礼制，不会这样乖谬。况且自古为人后者，不一定都是亲兄弟的儿子，同宗族人都可以作为继承人；因此有以大功、小功亲属的儿子作为继承人的，也有以缌麻、袒免、无服亲属的儿子作为继承人的。假如应当按照所继承者的亲属关系来称呼，那么也应当按照所继承者来服丧。若按照所继承者来服丧，那么对于自己的父母，就会有应服大功、应服小功、应服缌麻、应服袒免以及无服的情况。然而圣人制定礼制，对自己的父母一律规定服期服，使它足以表明所继承者的重要，却并不是因此就认为应当改变自己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没有改变，称呼当然也不能改变。《戴德》《王肃》《丧记》说：“为人后者，为自己的父母降一等，服齐衰一年。服丧期间，居住在倚庐，言语、饮食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相同。不同的是，不举行祥祭，不举行禫祭；即使除去丧服，内心仍服丧三年。”所以直到今天，这些规定仍写在服制法令中，没有改动。丧服的制度既然如此重要，难道亲生父母的称呼反而可以断绝吗？又《崔凯〈丧服驳〉》说：“亲生亲属有自然的恩情，降低一等，已经足以表明所继承者更为重要，没有理由竟然断绝亲生亲属。既然从未说可以断绝亲属，却偏偏说可以断绝亲属的称呼，这也是糊涂。”支子所以继承大宗，是要推行尊严父亲的心意，以尊敬祖先。难道只因为尊敬祖先，就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吗？这难道是追溯亲情恩德的来源、体现先王教化天下的本意吗？礼制又规定，嫡子不能作为别人的继承人，因为他要承继本宗的大统；支子可以作为别人的继承人，因为他不承继本宗的大统。让承继大统的人继承自己的宗族，让不承继大统的人继承大宗，这种安排可以说合乎人心，使两方面的义理都得到安置。如今如果让为人后者只把自己父母的丧服降一等，便改变他们的称呼，不再称为父母，那么就不是使两方面的义理都安定，也不合乎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人道对于大宗，是最尊贵、最重要的，不能断绝尊祖尊长的关系；子女对于父母，也是最尊贵、最重要的，不能断绝亲爱父母的关系。尊尊、亲亲，道理是相同的，不能废弃其中任何一项。所以为人后者降低自己父母的丧服等级，礼制有这样的规定；至于断绝自己父母的称呼，礼制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有人认为想要断绝亲生父母的称呼，大概是厌恶同时存在两种关系，想使它归于一种，好让为人后的道理彻底完备。考察事实，有所继承的父母，也有生育自己的父母；制定丧服，有为自己亲属而服的，也有为所继承者而服的。人们都知道不能因为厌恶两种关系并存，就强行把它们合为一种。至于称呼，本来产生于事实，却不知道同样不能因为厌恶两种关系并存，就强行把它们合为一种，这也就过分了。

译即使能够强行把称呼合为一种，而事实并非一种、丧服制度也并非一种，终究不能改变，那么想要断绝亲生父母称呼的理由又在哪里呢？所以古代圣人知道不能因为厌恶两种关系并存而强行合为一种，却能使疏远的亲属彼此以重礼相待，使亲近而深厚的亲属彼此以轻礼相待，靠的只是礼义。为什么呢？对所继承者来说，他并不是自己的亲生亲属，却为他服斩衰三年，作为他的祭祀主持人，这是用义来引导自己；对生身父母来说，他们确实是自己的亲生亲属，却降服齐衰一年，不能参与他们的祭祀，这是用礼来抑制自己。用义来引导，就使关系疏远者彼此看得重要；用礼来抑制，就使关系亲近者彼此降低礼数，这样为人后的道理也就完备了。因此，要使为人后的道理完备，在于用礼义明确其内在关系，而不在于厌恶两种关系并存，强行从外部改变称呼。所以《礼》中的《丧服·齐衰不杖期章》说：“为人后者，为自己的父母服丧。”这是经典中为人后者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的明确文句。汉代蔡义认为，宣帝亲生父亲的谥号应当称为“悼”；魏相认为应当用尊号称为“皇考”，并建立庙宇。后世议论者都认为称“皇”并立庙是错误的；至于称亲、称考，却从来没有人认为错误。后来魏明帝尤其厌恶为人后者厚待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否定汉宣帝给亲生父亲加“悼考”皇号的做法；又说后来的继承人如果由诸侯进入而继承正统，都不得称亲生父亲为“皇考”，称亲生母亲为“皇后”。这也只是禁止私自加上非正统的尊号，却从未废除对亲生父母称考、妣的称呼。这见于前代的议论，是为人后者称亲生父母为考妣的明确文句。又晋代王坦之《丧服议》说：“父母恩德无穷的重大关系，不是礼制和教令能够裁割的；从前已有的称呼，也不是一天之内能够去掉的。”这说明出继之后的人仍然要为亲生父母服丧。又说：“感情不能夺去，称呼不能废除；尊崇根本、叙明恩情，所以才降低丧服等级。”由此可知，为人后者从来没有去掉所生父母的称呼。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所以王坦之引用它作为制定丧服的证据。这又见于前代议论，是为人后者称亲生父母为父母的明确文句。这样看来，为人后者的亲生父母，在经典和前代议论中都称为父母、称为考妣；其中的大义如此明确，文句如此清楚。至于其他书籍和史官的记载，也称他们为父母、考妣、私考妣、本亲、亲属，称呼不胜枚举；而称为伯父、叔父的，不仅礼制从未有过，自有典籍以来也从未有过。如今想要让为人后者按照所继承者的亲属关系来称呼，并改变自己父母的称呼，这是非常奇特的议论。不遵从经典文句和前代数千年的议论，也是非常奇特的议论。既然没有任何考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将拿什么向天下人说明呢？况且中国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和前代数千年的议论来治理和规范它。如今忽然想要抛弃这些，而伸张没有考据依据的说法，难道不是错误吗？有人说，为人后者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就成了两个正统、两个父亲，这可以吗？所谓两个正统、两个父亲，是指给亲生父亲加皇号、建立庙宇奉祀；这是不把正统归于一处、对所继承者怀有二心，用来说明这种做法的错误，并不是说要改变亲生父母的称呼。那么，给亲生父亲加皇号，与礼制和世人称为皇考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皇考这个名称，解释有三种。礼制中说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因此皇考是曾祖庙的名称。魏相认为汉宣帝的父亲应当以尊号称为皇考，既不是礼制所说的曾祖称号，又有尊号的含义，所以魏明帝认为给悼考加皇号是错误的。至于光武帝，对南顿君称皇考庙，意义也由此而来；这又是把加皇号作为尊奉亲父的称呼。屈原称“我的皇考伯庸”，又有晋代司马机为燕王写的告祢庙文说“谨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这又是把皇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通用于群臣百姓。把皇考作为曾祖庙的名称，是古代的用法；把它作为尊奉亲父的尊称，是汉代的用法；把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直到今天仍在使用。那么，这个称呼也有可以使用和不可以使用的情况吗？回答说：把皇考作为加皇号后尊奉亲父的称呼，若用于为人后的意义，就会妨碍正统；根据礼制考察，这是不可行的。把皇考作为群臣百姓对父亲死后的通称，若用于为人后的意义，并不妨碍正统；根据礼制考察，这是可以的。那么，作为父亲死后的通称，又有什么不可行的情况呢？回答说：如汉哀帝对亲父称尊号为恭皇，汉安帝对亲父称尊号为孝德皇，这又是根据礼制考察所不可行的。况且按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祭祀父亲时使用天子的礼制，但尸服仍穿士的服装；儿子没有给父亲加爵位的道理，这是为了尊敬父母。前代失礼的君主，用爵位和尊号来尊崇亲生父母，难道只是失去了作为继承人奉祀正统、尊奉唯一最高者的意义吗？他们还把儿子的爵位加给父亲，以卑下的身份命令尊贵者，这也不是尊敬厚待亲人的办法。前代尊崇非正统尊号的人，错误就是这样；后世又有人认为应当按照期亲的旧例，增加官职、扩大封国，这也可以说都不合礼制。考，是父亲去世后的称呼。但它用于礼制，只存在于朝廷典册的文辞和宗庙祝祭的言辞中。如果不加爵位尊号，就没有典册中的文辞；不建立庙宇奉祀，就没有祝祭中的言辞。这样即使纠正了称呼，哪里有实际施行的地方呢？不过是说话时不能不合乎名分罢了。前代从未认为这值得怀疑，是因为礼制规定得很明白。如今议论者纷纷扰扰，以至于耗费长久时间仍不能作出决定，大概是因为不考察礼制，而任凭自己的见解。所以我从经典中采录材料，列出其中的防范意义，希望能够用来互相商榷。《文编》卷三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七 明代唐顺之编 《答客难》【东方朔】客人诘难东方朔说：“听说苏秦、张仪一旦面对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便能自身处在卿相的地位，恩泽惠及后世。如今您先生研习先王的学术，仰慕圣人的义理，诵读《诗》《书》，诸子百家的言论多得无法记全，写在竹帛上，读到嘴唇腐烂、牙齿脱落，仍把它牢记在心而不放下。好学乐道所取得的成效，已经十分明显了。您自以为才智天下无双，可以说是博闻强记、能言善辩了。然而竭尽力量、尽忠竭诚侍奉圣明的皇帝，长久地等待，积累了几十年，官职不过侍郎，地位不过执防。莫非还有品行方面的遗漏吗？同胞之辈都没有容身之处，这是什么缘故呢？”东方先生长叹一声，仰头回答说：“这其中的缘故不是您所能完全了解的。那是一个时代，这是另一个时代，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苏秦、张仪所处的时代，周王室极度衰败，诸侯不来朝见，各凭武力争夺权力，彼此用兵擒杀，合并为十二个国家，胜负还没有确定。得到贤士的就强盛，失去贤士的就灭亡，所以游说之术能够施行。他们身居尊位，珍宝充满内外，仓廪充实，恩泽惠及后世子孙，长久享受富贵。现在却不是这样，圣明皇帝的德泽流布天下，震慑诸侯，诸侯宾服，威势震动四方，连接四海之外如同腰带，天下安定得像翻覆过来的盂一样稳固。” 天下均衡太平，合为一家，发动行动、处理事情，就像在手掌上运转东西一样容易。贤能与不肖，怎么能够相比呢？遵循上天的规律，顺应大地的利益，万物没有不得其所的。因此，安抚他，他就安定；驱使他，他就劳苦；尊重他，他便成为将领；轻视他，他便成为俘虏；扶持他，他就在青云之上；压抑他，他就在深渊之下。任用他，他就是猛虎；不用他，他就是俘虏。即使想尽忠尽情，又哪里知道前途和后果呢？天地如此广大，士人百姓如此众多，竭尽精力驰骋游说、同时进用、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的人多得数不清；他们全力仰慕皇帝，却困顿于衣食，有的甚至失去了门户。假使苏秦、张仪同我一起生在今天，也未必能做到掌故，哪里敢奢望侍郎呢？传记说：‘天下没有祸害，即使有圣人，也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上下和谐同心，即使有贤人，也没有建立功业的机会。’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即便如此，怎么可以不努力修养自身呢？《诗经》说：‘宫中敲响钟鼓，声音传到宫外；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如果能够修养自身，又何必忧虑不能显达呢？太公实行仁义，到了七十二岁，才被文王、武王任用；他的主张得到信任，被封在齐国，传承七百年而没有断绝。这就是士人日夜勤奋学习、努力实践而不敢懈怠的原因。” 譬如鹡鸰鸟，边飞边鸣叫。

译传记说：‘上天不会因为人厌恶寒冷，就停止冬天；大地不会因为人厌恶险阻，就停止它的广阔；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嚣，就改变自己的行为。’ 上天有恒常的法度，大地有恒常的运行规律，君子有恒常的行为，这就是君子的道。小人只计较功利。诗中说：‘礼义上没有过失，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水太清澈就没有鱼，人太苛察就没有同伴。冕冠前垂下旒，是为了遮蔽视线；黈纩塞在耳中，是为了阻隔声音。眼睛有所不看见，耳朵有所不听见。推举大德，赦免小过，这是不要求一个人完美无缺的道理。使弯曲的变直，让他自己得到领悟；宽缓而柔和地对待他，让他自己寻求答案；揆度并衡量他，让他自己探求。圣人的教化大概就是这样，是要让人自己有所领悟。自己领悟了，就会敏锐而且见识广博。如今世上的隐士，孤独无伴，空旷地独自居处；向上仰观许由，向下考察接舆；谋略同于范蠡，忠诚合于伍子胥。天下太平，和义理相互扶持，却少有同道者和同伴，本来就是适宜的。您为什么要怀疑我呢？至于燕国任用乐毅，秦国任用李斯，郦食其攻下齐国，游说顺利得像水流，曲折应变如同圆环，所希望的必定得到，功劳高得像山丘。海内安定，国家安宁，这是他们遇到了合适的时代。您又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俗话说：用管子窥看天空，用瓢来测量大海，用草茎撞击钟，哪里能够通晓它的条理，考察它的文理，发出它的声音呢？” 照这样看，就好比小老鼠袭击狗，孤独的小猪咬老虎，刚一接近就被打倒罢了，哪里有什么功劳呢？如今我以极其愚昧的身份，处在隐士之外，即使想不困顿，本来也是做不到的。这恰好足以说明我不懂得权宜变化，最终仍会迷惑于大道。《答宾戏》【班固】永平年间，我担任郎官，主管校订秘书，专心致志地研究儒学，以著述为事业。有人讥讽我没有功业；我又想到东方朔、扬雄曾经以自己没有遇到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时代来自比，却没有用正道来折服他们，说明君子所应坚守的原则，所以姑且再次作答。辞文说：“宾客戏弄主人说：‘听说圣人有确定不移的论断，刚烈之士有不可改变的操守，也不过是名声罢了。所以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德行如果不能惠及身后而独自盛大，功业如果背离时代也不能独自显扬。因此圣贤治理天下，忙忙碌碌，孔子的坐席没有闲暇，墨子的烟囱没有被熏黑。由此说来，取舍选择，是古人的首要事务；著书立说，不过是前列事业剩余的事情罢了。如今您有幸处在帝王的时代，亲身穿着▯冕之服，浮游于英华之中，沉浸于道德之内，研习龙虎的文采已经很久了。最终却不能舒展头尾，奋张鳞翼，振作拔出于污泥，腾跃跨越风云，使看见您的人震惊，使听见您的人震动。只是喜欢枕着经籍书册，屈身居于简陋门庭；向上没有依托，向下没有根基，只在宇宙之外抒发意趣，在细微之处锐意思考，潜心默记，年复一年。然而才能在当世不能获用，作用也不能在一世之中显现。’” “即使您的辩说像涛波一样奔涌，文采像春花一样繁盛，仍然对考核功过没有益处。您莫非只想安排朝夕之间的谋划，确定一生的计策，使活着有显赫的名号，死后有美好的谥号，这不是很好吗？”主人微笑着说：“像宾客这样的说法，是所谓只看见权势利益的光彩，却不明白道德的实质；守着洞穴深处的微弱烛火，却没有仰望天庭看见太阳。从前王道的道路荒芜污秽，周王室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诸侯并行，战国时代纵横驰骋，于是七雄咆哮争斗，分裂中原，龙战虎争。游说之士像风吹雷击一样纷纷起来挽救时局。其余像火焰飞腾、日影相附，在其中闪耀的人，多得无法记载。在那个时候，即使拿着钝锈的兵器，铅刀也能一斩而断。因此鲁仲连飞出一箭便使千金之赏落空，虞卿只用一个回顾的眼神便舍弃了相印。啁啾的声音投入曲调，能感动耳朵；如果合乎音律，便是和谐的乐声；淫邪的蛙鸣却不能听，不是《韶》《夏》那样的音乐。顺应形势而适应变化，恰逢时机的谋划，风气改变、习俗变易；如果违逆时势而不能通行，就不是君子的法则。到了合纵者联合、连横者离散之时，亡命奔波游说，寄居他乡施展辞辩。商鞅带着三种权术游说孝公，李斯奋力迎合时务而求取始皇的任用。他们都踏着风尘中的机遇，踩在颠沛的形势上，凭借险僻之道、乘着邪曲之势，来求得一时的富贵，早晨还处在荣华之中，晚上便憔悴不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福气还没有盈满眼前，祸患已经泛滥于世。凶恶之人尚且因此自我悔恨，何况贤良之士能依赖这种办法吗？”韩非设置诡辩来求取君主，吕不韦施行欺诈来经营国家；游说的困难既已显现，他本人于是被囚禁；秦国的货利既然贵盛，他的宗族也随之覆亡。因此仲尼坚持超越浮云的志向，孟轲涵养浩然之气。他们难道喜欢做迂阔之事吗？是因为道不能有二。如今大汉清除群邪，平定险阻，铲除荒乱，扩展帝王的疆域，恢复皇帝的纲纪。根基比伏羲、神农时代更加隆盛，规模比黄帝、唐尧更加广大。它统治天下，如太阳般光明，如神灵般威严，如大海般包容，如春天般养育。因此六合之内，没有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妙德泽、仰承太和之气的。枝叶相依相附，就像草木栽植在山林、鸟鱼繁育于川泽；得到气运的就繁茂滋长，失去时机的就凋零败落。这是参合天地而施行教化，哪里能说是人的遭遇厚薄造成的呢？如今您身处皇帝的时代，却议论战国；炫耀自己所听闻的事情，却怀疑眼前所见的事实；想从小土堆来衡量高大的泰山，怀抱小水坑来测量深重的深渊，也还没有达到。宾客说：‘至于商鞅、李斯这一类人，他们是衰败周朝的凶恶之人，我已经听明白您的教诲了。请问上古的士人，修养自身、实行大道、辅佐社会、成就名声，后世可以记述的，难道只是沉默不言吗？’ 主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前咎繇为虞舜谋划，箕子向周武王请教，他们的言论通达帝王之道，谋略符合神圣之理。殷的傅说因武丁的梦而在傅岩被发现，周的吕望因渭水之滨的征兆而被发现，齐国的宁戚在大路上激昂高歌而受到赏识，汉代的张良在邳地水边接受兵书。他们都等待天命而与神明相遇，并不是靠言辞能够取得信任。所以能够建立确定不移的功业，拓展无穷的功勋。近代的陆贾悠游于《新语》而使事业兴盛，董仲舒放下帷幕著述，使儒学发扬于学林；刘向掌管典籍，辨析考订旧闻；扬雄思考论说，写成《法言》《太玄》。他们都及时进入当代君主的宫门，穷究先圣深奥的道理；在学术技艺的领域里徜徉，在篇章典籍的园圃中休息，使本质得到保全、文采得以发扬，用来纳入圣德，使光辉显耀于后人。这些难道不是他们的同类吗？至于伯夷在首阳山坚持高尚操守，柳下惠降低志向而受辱做官，颜渊以箪食瓢饮为乐，孔子在西狩获麟之后完成篇章，他们的声名充满天地之间，正是我们这些人的师表。况且我听说，一阴一阳，是天地运行的法则；有文有质，是王道的纲领；有同有异，是圣贤的常态。所以说：‘谨慎修养自己的志向，守护你的天性和符命，把命运交给天而同自己的本性相合，体会大道的精美。神明会听见并鉴察，这样的名声难道会舍弃你吗？’宾客难道又没听说过和氏之璧藏在荆山的石头中，随侯之珠藏在蚌蛤之内吗？”

译“历代都没有人看重它们，不知道它们将要包藏光辉、吐露精华，经历千年而流传夜光。应龙潜藏在污浊的水泽中，鱼鳖轻慢它而看不见；它却能够奋发神灵般的德性，合应风云，超越荒远之地而飞上昊苍。所以从泥中盘伏而飞上天空，是应龙的神奇；先前卑贱而后来尊贵，是和氏之璧、随侯之珠的珍贵；一时晦暗而长久显扬，是君子的真实本性。至于师旷使耳朵在管弦乐声中清明，离娄使眼睛能看清毫厘，逢蒙在弓箭上具有绝技，般输在斧斤上发挥巧技，王良、造父在驾驭方面超过常人，乌获具有举起千钧的力量，和、扁鹊在针石医术上发挥精妙，计然、桑弘羊在无穷事务上运用心计。我也没有能力跻身他们的行列，所以默默地以这些文章自娱。” 《七发》【枚乘】楚国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问，说：“我听说太子的身体不安，现在稍微好些了吗？”太子说：“疲惫不堪，谨向客人致谢。”吴客于是说道：“如今天下安宁，四方和平，太子正当年富力强；恐怕是长久沉溺于安逸享乐，日夜没有节制，邪气侵袭逆乱，胸中仿佛结塞，纷乱沉滞，叹息烦闷，心神惶恐不安，躺下也不得安宁，内里空虚而听觉过敏，厌恶听到人的声音，精神散乱，百病一齐发生，视听昏暗，喜怒不能平和，长久固执而不能改变，生命就会倾危。太子莫非有这些症状吗？”太子说：“谨向客人致谢，依靠您的力量，这些症状时时有一些，但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吴客说：“如今贵人的儿子，一定居住在宫室、处在内闺，里面有保姆，外面有傅父，没有地方接触外界。饮食则温和甘美而肥厚；衣裳则繁多柔软、温暖炽热，暑热即使有金石般的坚硬，也将被销熔解体，何况在筋骨之间呢？所以说，放纵耳目的欲望，任意享受肢体的安逸，会损伤血脉的调和。况且出门乘车、入门乘辇，是导致足痿的根源；深邃的内室和清凉的宫殿，是寒热疾病的媒介；洁白的牙齿、美丽的眉毛，是损害性命的斧头；“甘美酥脆、肥腻浓厚的食物，是腐蚀肠胃的药物。如今太子的皮肤柔嫩，四肢软弱无力，筋骨松弛，血脉过度濡润，手脚懒惰。越国女子侍立在前，齐国姬妾奉侍在后，往来游乐宴饮，放纵于曲折的房室和幽隐的闲处，这就像以甘美的食物服毒药，戏弄猛兽的爪牙。病因积累得太深太久，长期滞留而不停止，即使让扁鹊医治内里，让巫咸医治外表，又哪里还来得及呢？如今像太子这样的疾病，只有世间的君子才能医治：他们博闻强记，趁间隙谈论事务，改变他的习惯、转变他的心意，时时不离左右，作为他的羽翼。沉溺的快乐、放纵的心情、逃避现实的志向，又怎么会有机会产生呢？”太子说：“好，病已经痊愈了，请让我奉行您的这番话。”吴客说：“如今太子的病，可以不使用药物、石针、针刺和灸疗，只用重要精妙的言语和道理来劝说，就能够离去；您不想听听吗？”太子说：“我愿意听。” 吴客说：“龙门的梧桐树，高达百尺而没有枝条，中间郁结盘曲，根部疏散分离。上面有千仞高峰，下面临近百丈深溪，急流逆着波涛冲击，又有水势荡漾。它的根一半枯死、一半存活；冬天受到烈风吹卷霰雪的冲击，夏天受到雷霆霹雳的震撼。早晨有黄鹂、黄鴠在树上鸣叫，晚上有失群的雌鸟、迷途的鸟在树上栖息。孤独的天鹅在树上清晨哀鸣，鹍鸡在树下悲鸣飞翔。于是经过秋天，进入冬天，让琴挚砍伐它制成琴，用野蚕的丝做琴弦，用孤子的钩作琴徽，用九寡的珥作为系弦的装饰。让师堂弹奏《畅》，伯子牙为它歌唱。歌中说：‘麦子抽穗了，野鸡早晨飞；面向空旷的山谷，背靠枯槐；依傍绝远的地方，俯临曲折的溪流。飞鸟听到它，收拢翅膀不能飞走；野兽听到它，垂下耳朵不能行走；小虫、蚂蚁听到它，抵住口器不能前进。’这也是天下最悲哀的音乐。太子能够勉强起身听它吗？”太子说：“我的病还不能做到。” 客人说：“肥壮牛的肥肉，用笋和蒲菜来配；肥狗肉调和烹制，用山肤菜来覆盖。楚地的禾苗饭，安胡的饭食，捣拌后仍不散，一口咽下便化开。于是让伊尹来煎煮，让易牙来调味；熊掌炖肉，芍药酱，薄切的炙肉，鲜鲤鱼脍，秋黄苏菜，白露时采的蔬菜，兰花酿的酒，斟来漱口。山梁上的珍馐，豢养豹的胎肉；小口吃饭，大口饮酒，就像用热汤浇在雪上。这也是天下最美的食物。太子能够勉强起身尝尝吗？”太子说：“我有病，不能。” 客人说：“钟岱的牡马，齿至的车，车头像飞鸟，车尾像距虚；用穱麦喂马，使它处在躁动烦热之中；车外系紧缰绳，车子附着在平易的道路上。于是让伯乐从前后察看，让王良、造父为它驾车，让秦缺、楼季在右边陪乘。这两个人，马狂奔时能够制止它，车翻倒时能够扶起它。于是让它射中千镒重的目标，争先奔驰千里；这也是天下最骏的马。太子能够勉强起身乘坐吗？”太子说：“我有病，不能。”客人说：“登上景夷台，向南眺望荆山，向北眺望汝海，左边是长江，右边是湖泊，其中的快乐无与伦比。于是让博学善辩的人，推究山川的本源，详尽说明草木的名称，比较事物、归类事理，拆分文辞、连缀类比，纵览远近景物。然后下台，在虞怀宫中摆设酒宴。回廊环绕，台城层层构筑；玄色、绿色的车道交错倾斜，护城壕与池沼曲折回环；水鸟白鹭相间，孔雀、鹍鹏、鸿鹄飞翔，鹓雏纷纷而来；翠色的鬣毛、紫色的缨饰，螭龙出没游牧，群鸟和鸣；阳鱼跳跃，振翼摆鳞；水流清幽，蓼草繁茂；蔓草和芳苓，女桑与河柳，白叶紫茎；苗山松和豫章树枝条直上云天；梧桐和棕榈连成望不到边的树林。各种花草芬芳浓郁，随五方之风交杂飘散；景物舒缓柔美，阴阳之气消长变化。” 众人依次入座，纵情饮酒，使心情荡漾欢乐。景春佐助饮酒，杜连演奏音乐；各种滋味纷纷陈列，肴馔杂乱而丰富。洁白的色彩娱悦眼目，流动的乐声愉悦耳朵。于是奏起激楚一类的曲调，吹奏郑、卫的明丽音乐；让先施、征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娵、傅予等人，穿着交错的衣襟、垂下发髾，目光含情，心意相通；她们挥动衣袖如流波交杂，杜若蒙受清尘，身披兰香，穿燕地服装来侍奉。这也是天下最奢靡华丽、明盛侈丽而广大丰富的欢乐。太子能够勉强起身游玩吗？”太子说：“我有病，不能。”

译客人说：“我将为太子驯服骐骥良马，驾飞軨车，乘牡骏之车；右手带着夏服的强劲箭，左手挽着乌号雕弓，在云林间游猎，在兰泽四周奔驰，在江边收住车驾；掩蔽青苹，游赏清风，享受阳气，荡涤春心，追逐凶猛野兽，捕集轻捷禽鸟。于是竭尽犬马的才能，使野兽疲困，使驾驭者用尽智谋；虎豹惊惧，猛禽追逐，马口喷沫，鱼跃、麋奔，践踏麇兔，蹂躏麖鹿；马汗流淌、唾沫坠落，野兽困顿伏地、窘迫不堪；没有受伤便死去的，足以充作后车的猎获物。这就是校猎最壮盛的景象。太子能够勉强起身游玩吗？”太子说：“我有病，不能。”然而阳气已经显现在眉宇之间，渐渐向上升，几乎充满了整个宅第。” 客人见太子面露喜色，就继续推导劝进说：“冥暗的火光逼近天空，兵车像雷一样奔驰，旌旗高举，羽旄肃然纷纷；纵横驰骋，争逐竞赛，争着品尝美味、抢先取食；猎场广阔无边，望去有界限；纯洁完整的牲畜献到公门。”太子说：“好，希望再听下去。”客人说：“还没有说完。”于是进入榛林深泽，烟云昏暗；犀牛和老虎一齐出现，武士勇猛无比，裸露身体逼近白刃；矛戈交错，猎获不断；主管功劳，赏赐金帛；遮蔽苹草，纵情驰骋，仿佛牧人；铺设酒席，陈列美味的炰、脍、炙肉来招待宾客。人声沸腾，众人一齐奋起，震动心神，惊动耳朵；确实使人下定决心，绝不反悔；坚贞守信的神色显现在金石般坚定的言辞中。高声歌唱，铺陈乐曲，万岁也不会厌倦。这才是真正太子所喜爱的事，能够勉强起身游玩吗？”太子说：“我非常愿意跟随，只是恐怕会成为诸位大夫的负累。”可是太子已经有了起身的气色。客人说：“将于八月十五日，和诸侯及远方来往的兄弟一同前去广陵曲江观看潮涛。到了那里，还没有看见潮涛的形状，只看水势所达到的地方，就足以使人惊骇了。看它所驾驭冲击的、所拔起的、所翻腾涌动的、所温润弥漫的、所冲刷尽净的，即使有心计和善辩的才能，也本来不能细说清楚它为何如此。恍恍惚惚，忧惧战栗；混沌汹涌，忽然慌乱；倏忽而来，浩大无边，开阔无际；意念可达南山，视线通向东海；水势贯通苍天，极力探察水涯，流动揽括没有穷尽，精神归于太阳之母。潮水乘流而下，有的不知道止于何处；有的水流纷纭曲折，忽然缭绕而去，不再回临；流过朱汜而远逝，中间空虚烦闷，反而更加疲惫。不要等到离散、天明，心中存守精神而自我持守。这样一来，可以洗涤胸中积垢，洒练五脏；使手足清爽，洗濯头发牙齿；抛弃懒散怠惰，排出污浊，分解决断狐疑，振发耳目。正当这时，即使有久病沉滞之疾，也将伸直弯腰、站起跛足，睁开盲眼、揭开聋耳来观望，何况只是身体细小的烦闷、因醉酒而病的人呢？所以说：它能启发蒙昧、解除疑惑，简直不是语言能够完全说明的。” 太子说：“好。那么，潮涛是由什么气形成的呢？” 客人说：“我没有记住。但曾听老师说：与神灵相似而又不是神灵的有三种现象：疾雷声传到百里，江水倒流，海水上涨为潮，山中冒出云气，日夜不停；水势漫溢、漂荡迅疾，波浪涌起而形成潮涛。它刚开始涌起时，洪大淋漓，好像白鹭向下飞翔；稍稍前进，浩浩荡荡，好像白车白马、张开的帷盖；波涛涌动、云气纷乱，扰扰攘攘，好像三军飞快整装；从旁边涌出奔腾时，飘飘荡荡，好像轻车整顿兵卒。六驾蛟龙在后随从，太白星纯然奔驰；浩大的虹霓前后相连，连续不断，昂昂高举，强健有力，众多而整齐；壁垒重重坚固，杂沓如军队行进，轰鸣震响，水势冲击盘旋涌动，源头不可抵挡。看它两旁，水势澎湃郁结，昏暗猛烈，感触突发；上有雷声，下有水势，好像勇壮的士卒，突怒而无所畏惧；踏击堤岸，冲过渡口，穷尽曲折，随逐隈曲，越过岸边冲出土堆，遇到它的必死，抵挡它的必坏。它最初从或围津涯发出，冲决谷地；回旋于青▯，衔枚经过檀柏；在伍子山收住气势，贯通厉骨母之地；越过赤岸篲，扶桑横向奔流；像雷电运行，确实奋发威武，如振动，如发怒；混沌浑厚，形状像奔马；水声滚滚，声如雷鼓；怒涛层层发作，清流上升飞越；后继波涛奋力振荡，在借借之口交战。鸟来不及飞，鱼来不及回，兽来不及逃；纷纷密集，波涌云乱；荡击南山，背后冲击北岸，倾覆丘陵，夷平西岸；险峻动荡，崩坏池岸，直到决出胜负才停止。” 水流急促潺湲，翻卷飞扬，横冲暴发到了极点；鱼鳖失去势力，颠倒仰卧侧翻，漂荡流转，匍匐连延。神奇怪异的景象多得无法尽述，简直使人跌倒；回旋幽暗而凄凉。这是天下奇异诡谲的景观。太子能够起身观看吗？”太子说：“我有病，不能。” 客人说：“我将为太子请来有才略的方术之士，如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这一类人，让他们讨论天下精微的道理，辨析万物的是非。孔子、老子纵观其理，孟子拿着筹策计算，也万无一失。这也是天下重要的言论和精妙的道理。太子难道想听吗？”于是太子扶着几案起身说：“畅快啊！一听圣人和辩士的言论，汗水涔涔流出，病一下子就好了。” 《晋问》【柳宗元】吴子向柳先生问道：“先生是晋地人，晋地的旧事应当很了解。”先生说：“是的。那么我愿意听听，可以吗？”吴子说：“可以。晋地原来的疆域，以太行为屏障，倚靠首阳山，起于黄河，蜿蜒延伸到大陆，逐渐铺展开来。有的高大巍峨，有的张开如深渊。霍水、汾水、浍水穿过边缘，山势仿佛变化迁移，钩连蝉联，然后融成平坦的原野。诸侯的都城在那里居处，大夫的封邑也在那里建立。山势高峻雄壮，便腾跃突起、撑持抗拒，聱牙高耸、郁结发怒，如熊罴咆哮、虎豹长啸，永远不肯退去；它攫取秦国，搏击齐国，抵挡它的便失去立足之地。燕、狄之人惊惧胆怯，如同鸡蛋将被压碎，战战兢兢，窥视关隘，徘徊门户，像奴仆妾媵一样畏惧。山势平缓低下之处，则平坦充盈、回旋延展，舒缓绵长，好像飞鸢翱翔，舞动的回流水势从容自得。用来耕种，庄稼丰硕；用来栽植，草木茂盛；用来放牧，牲畜繁多；用来畜养，家畜众多；人们因此富裕，国家也因此兴盛。至于黄河，它疏浚源头，来自昆仑，流入天渊；从无门之处流出，行于无边之地。它从匈奴以南而来，成为西部边境的屏障，冲向太华山，转过肘部向东；混浊溃决，搅动大地，浊浪翻滚如沸；鼋鼍等怪物纷纷出没，水势滚滚翻腾，越过堤岸，漫流停泊到天边；水流张口吞吐，冲摧杂乱，纷纷坠落。”

译它冲荡激越的地方，连绵山岭高低参差，广阔原野崩裂；轰声如雷，风势奋张，撼动天地；崩落的石头转跃而下，大树被拔起；水声澎湃，洞穿践踏，绵延数千里，好像万人一同砍伐。至于船只所承载的、桅杆所驾驭的，沿着河川山谷排列；云朵坠落，雨势逃散，转眼便冲下去，草木纷纷，水流滚滚，百舍之远一齐奔赴。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先生说得丰厚险固，确实是晋地的美景。然而晋人所说的‘表里山河’，只是为了说明其备受攻伐而已，并不是把它当作夸耀的壮观。吴起所说的‘在德不在险’，正是晋人的借鉴。希望听听其他方面。” 先生说：“大卤的金属，棠溪的工匠，用火冶炼、用水淬炼，制成各种完备的兵器：棘、矛、铩、钩、镝、鍭。召出太白星，征召蓐收，请来招摇星，降伏蚩尤；肃穆整齐，汇合众神灵而铸成。兵器有宽的、窄的、弯的、直的、分叉的、刚劲的、长的、短的；聚集起来像星辰，飞奔起来像雷霆，运转起来像盘绕。浩浩荡荡，光彩盛大，水光般闪耀，明亮清澈。好像雪山冰谷堆积，观看者胆战心惊，眼中冒出寒泪。兵器凌空发光，精英之气交相环绕，光芒摇荡、洞彻四射，天空全都被照白。太阳的轮廓显得很小，光芒熔化云层、冲破霄汉，连飞鸟也坠落。弓匠制弓，铠匠制甲；胶、角经过百般挑选，犀牛皮、兕皮经过七重缝合。于是让跟超、掖夹一类的人穿戴持用。向南俯视诸华，向北震慑各族。击技和节制之法，天下闻名。这是善于用兵的军队。远远望去，人本来就会蜷缩拘束；喘息流汗，脱下头盔，袒露身体，前进不敢投降，后退不敢逃窜。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兵器的使用，依靠德行就吉祥，依靠暴力就凶险。这又不能算作美好的景观。”先轸说：“军队正义便强壮，失去正义便衰老，何况只把坚甲利刃当作上等之物呢？” 先生说：“晋国盛产马，屈地就是产马之处。土地寒冷，气候刚劲，山崖裂开，山谷崩裂，草木短小收缩，鸟兽坠落隐藏，而马匹却繁衍茂盛。马群整齐众多，奔腾流动，浩荡滚滚，车马轰鸣；有红的，有黄的，有黑的，有青的，有纯色的，有杂色的；有的幽暗如阴，有的明亮如阳，好像旌旃旂帜光辉灿烂；忽而前进，忽而停止；忽而回转，忽而跃起；忽而奔跑，忽而跌倒。像江汉之水，疾风驱赶波涛，冲击山岭，荡涤峡谷，云气翻腾而不停。群马饮干水源，回头到赤色野地觅食；在河中洗浴，挤压波浪，喷吐震荡，飞洒四散，混乱奔涌。又像海神驾着白雪从天而降。看它们四散时惝恍迷离，开合变化万状。欢喜的马如喜鹊鸣叫，发怒的马如人与人搏斗；猛然聚集跳跃，相隔千里彼此争斗；风吹鬃毛，雾绕鬣毛；劈山挖谷，耳朵摇动高入层云，腹部擦过众木；幽静地远游，不到天黑便返回；抓地跳跃，骨骼坚硬，筋腱强劲；交颈互咬，怒目相视而驯服；聚集撒尿，轮流喷气，昂首张齿。小马则彼此牵连缠绕，仰头吃奶，低头啃食；像蚂蚁和蝗虫一样杂集，啾啾唧唧，结伴奔走、丛聚站立。那些资质可用的，收拢起来训练；挥手便飞快牵引，指着毛色命名，一百步之内便能套住。用荀息牵引，用王良驾驭，用范鞅使之腾跃，用栾针驾车；用来田猎，用来作战，野兽便被捕获，敌人便被摧毁。” “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依仗险要和马匹，你没有听说过吗？所以说：冀州北部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并不只属于一个姓氏。请放下这个话题，换一个说法吧。” 先生说：“晋国北山有奇异的木材。梓匠和工师建造宫室，寻求大木材的人，天下都归向那里。仲冬到来以后，寒气凝结；树木外表凋落而内里坚实，汁液沉滞不流，于是坚硬而良好。各种工匠举斧砍入，必定到岩崖倾斜之处、涧谷曲折之地，登上岏崖高处，冲刷泉源的深流。树根缠绕怪石，不凭土壤而生长；高达千寻，粗达百围，与石头同色。排列砍伐的树木，树梢高抗银河；刀刃劈开虹霓，声音震动连绵山岭，木块填满层层溪谷。丁丁当当，硠硠棱棱，好像兵车登临高地。声音传到远处，便回应出轰轰隆隆、汹汹薨薨的声响；好像上升，好像崩塌；好像螭龙争斗，风雷彼此腾跃。那些特别高大而向下倒的树，枝梢削落，山崖摧毁；霞光仿佛被扳折，闪电仿佛被劈裂。又好像共工撞击不周山，天柱折断；鹍、鹳、▯鸧哀鸣飞翔；豺、貙、虎、兕奔突冲撞，惊惧战栗，伏地无处可入，逃跑也无处可脱。然后量断、收集，削去危险的树梢，砍除繁密枝条，乘着水涝的波涛进入黄河而漂流；水势冲突，巨木转腾出没，好像秦国神人驱石填海；木材在弯曲处互相挤压，汇流如雷而溃散。前面的木材被水冲越，后面的受到逼迫而拥塞；于是下过龙门悬崖，折断、拖拉、倾覆、践踏，揪住树头，抬起树尾，轰然投入重重深渊，也不知有几百里。” 潮波回旋翻腾，山峰仿佛触及天空；水势既停又平，放眼望去辽阔悠远。过了很久，才开始高高耸立，涌溢挺拔而出；群峰林立，高峻突兀，穿入云层，遮蔽太阳；忽然分散，又重新归入行列，浑浑而去，直到应到的地方。只要高明工匠指点顾盼，丛台、阿房、长乐、未央、建章、昭阳宫那样高隆华丽、奇异独特的建筑，都可以由这些木材建成。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我听说君子忧虑没有德行，不忧虑没有土地；忧虑没有土地，不忧虑没有人民；忧虑没有人民，不忧虑没有宫室；忧虑没有宫室，不忧虑没有木材。先生所陈说的，是四种忧患之下的末事。而且虒祁宫建成以后，诸侯就背叛了。” 先生说：“黄河中的大鱼，逆着潮涛而上，罗网堵塞渡口岸边，从千里之外奔驰而来；重马拉车、轻车并进，奉君王之命，直奔那里纵观捕捞。大网截断水流，长网横贯山岭；罩网、罶网、罣网、▯网交织其中。巨舟高昂，猛烈回旋；水军轮流呼喊，声音震裂商颜山。于是擂鼓呐喊，众人纷纷聚集跟随；扼住蛟龙的喉咙，拔下鲸鱼的鳍，杀死白鼋，追逐毒螭；呵斥冯夷，站在水边，搜罗漂流的水产，捧取、收缩、推移；拦水网越收越紧，腾空扩展包围；众人摇橹、拥挤、跳跃着登船。那些越过山岭垂落的水产，如同百川归流，如同山岭崩塌，如同云朵披散。其中有乘顺变化、凭借神灵，振拔波浪，施展奇异纹理、显出怪异鳞片，腾跃飞越潮涛、向上逃逸，在龙门生出电雷的，也仍然被仰射的钓丝飞缴绊倒践踏而捕获。没有不脱角裂翼、张口喘息、匍匐在地，随后被切成肉块的；没有谁能保全龙族的名籍，统统调和五味，排列在雕饰的俎案上。风云失去势力，沮丧散去，远远逃走。至于魦、鲿、鲔、鲤、鰋、鳢、鲂、鱮等细小零碎的鱼，本来就不值得一一计数。漏过网眼逃脱的，便让它们养在水府；而三河的人已经吃得满满当当，鱼腥油脂和盐卤充溢四处；一听说脍炙的美味，反而掩鼻皱眉，认为它们比粪土还低贱，没有人顾惜。” “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一时的景观，不足以向后世夸耀；口舌的滋味，也不足以使百姓获利。我姑且想听听比这些更高的道理。”

译先生说：“猗氏的盐，是晋国最大的宝物。人们依赖它，就像依赖粮食一样。它仿佛由神灵造作，不是人力所能完成的。到了那里，只见沟、堘、畦、畹交错纵横，盘曲蜿蜒，像庄稼又像园圃；开阔而均匀，明亮而整齐，曲折绵延，纷纷相连，不知道边际。忽然决开水源，分流灌注，彼此交汇滋润；像树枝、像股流，曲折延伸铺展；水脉流泻，油脂般浸润，湿漉漉地滑行；漫过高处，淹没低处，铺满田垄，覆盖土块；水流滔滔沉沉，远近混合，冲击堤防，水势盛大充沛，平然形成深渊，浩荡形成河流。观看的人只看见浩浩荡荡的水，却不知道其中有神奇的液体从阴处渗出，甘美的卤水秘密涌起；孕育灵异，滋养大地，不吝惜其美；无声无形，迅疾诡奇。回头一瞬之间，积雪般的盐便铺满百里；洁白茂密，纷纷崩析；锻炼般的圭玉、捶击般的璧玉，翻转闪耀，明亮清澈；忽然像陨星落地，明暗交相照射；又像冰裂雹碎，山丘般堆叠增多。大的像印章层层相累，小的像剖开的珍珠；涌起的像小丘，凹下的像瓦缶；阳光照耀，晶莹闪烁，仿佛萤火惊飞、电光疾走；一步之间便绵延，方圆一尺便有数斗。于是收集聚拢，把它们堆积起来；洁白高大，像悬圃的巍峨山峰；明亮浩荡，如狂山、太白山上流淌的雪水。面对这种神奇变化，令人惊骇，最终也无法推究其奥妙。” “然后用驴、骡、牛、马运输，向西出秦、陇，向南经过樊、邓，向北到达燕、代，向东越过周、宋。各家都获得制盐的利益，人人享用六气所产生的功用；调和均衡兵器和粮食，用来征伐，用来进贡。它给予天下的利益，与海分担功劳，可以说确实有济民之功。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魏绛说过：‘靠近宝物，公室反而会贫穷’，难道说的就是这种事吗？”先生说：“即使如此，这可以使百姓获利，却还不算是百姓真正的利益。”先生说：“愿意听听什么叫百姓的利益。”吴子说：“安于日常生活而得到所希望的，服从教化而对自己有利；百姓通行于这种生活，却不知道利益从何而来；老幼亲戚彼此保护，却没有人因此自称有德；不以兵刑为苦，不因赋税徭役而忧患；这才叫百姓的利益，也就是百姓自己得到利益。” 先生说：“晋文公称霸时，援助秦国、击破楚国，囊括齐、宋、曹、魏，分割鲁、郑；震慑诸侯，在温地安定周王室；奉上册命，接受赏赐，夹辅周王、纠正远方，使自己成为诸侯之长。齐国会盟，践土盟誓；玉帛礼物有升有降。天子依靠他来拥有诸侯，诸侯依靠他来保有国家，百姓依靠他来保有妻子儿女、凭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反叛者用武力夺取，归附者用仁德安抚。推行德义，树立诚信谦让；显示有令必行，明确方向；通达禁令，统一好尚。春秋时期的事务中，公侯大夫车马文章，车马出入环绕贯通国都；于是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各有定位，左右各有秩序。禽畜牢牲、粮食馈赠交错陈列；文质相间的宴享有美乐，宴会有庭中陈设；升降进退各有美好辞赋；牺象礼器全部出现；犒劳、馈赠、贿赂，完全合乎礼制而没有失误。六卿治理军队，大戎、小戎齐备；钟鼓铿锵，用来讨伐不恭敬者。战车万辆，士卒占天下一半；击鼓便震动，挥旗便使人畏惧。号令一发动，就像水源流出、车轮旋转，没有不依照意愿实现的。当时，人人都能欢喜娱乐来奉事君上，所以晋地百姓直到今天还喜好义气、任用力量。这是凭借民力使自身巩固，借仁义来使用天下；它的遗风至今还有留存。” “像这样可以算作百姓的利益吗？”吴子说：“接近了，但还没有达到。那个霸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心上，引导大利来归于自己，又聚集别人的力量来巩固自己，而百姓反而被放在后面。他不是使百姓无须知晓便受到教化，也不是不下命令便自然统一；这与我先前所说的不同。所以说，接近了，仍然没有达到。” 先生说：“三河地区，是古代帝王反复建都的地方。平阳，是尧治理天下的地方。那里有茅草屋顶、栗木椽子和土制器皿的制度，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都很俭朴；那里有温和恭敬、能够谦让的德行，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都善于谦让；那里有众人接受赏赐、共同说‘畴咨’的治道，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都喜爱谋划而思虑深远；那里有百兽跟随起舞、凤凰来仪、天下因变革而和谐的美德，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都和睦而不发怒；那里有直言劝谏、警戒告诫的训诫，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都忧思而畏惧灾祸；那里有无为而治、不多言语、垂衣裳而治理天下的教化，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都安适愉悦。这就是尧的遗风。愿意把这些告诉您，怎么样？”吴子离开座位站起来，拱手说：“美好啊，完善啊，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这正是我想听的。俭朴，人民的财用就充足而不奢靡；谦让，人们就遵守名分、趋向善行，社会之道便不会争斗；善于谋划，就能通达长远、周全处理事务；和睦，是仁德的根本；警戒，是义理的实质；安适愉悦，就能安定长久地遵循正道。真是达到极致了！如今皇上正致力于实现太平，凡事都以尧为准则。先生的话，是治道中深奥的道理；如果果真有人把它进献给皇上，我知道那一定很容易。用晋国的风俗来统一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 我恭敬地拜了两拜，接受您的赐教。《解嘲》【扬雄】哀帝时期，丁氏、傅氏、董贤掌握权势，那些依附他们的人，往往由平民起家做到二千石。当时扬雄正在起草《太玄》，用它来守持自己，淡泊自守。有人因为《太玄》崇尚白色而嘲笑扬雄，扬雄加以解释，题名为《解嘲》。文章说：“客人嘲笑扬子说：‘我听说上古的士人，遵守人伦纲纪；如果不出仕便罢了，一旦出仕，就要上尊敬君主，下使父母荣耀；分割别人的圭玉，担负别人的爵位，怀抱别人的符节，分享别人的俸禄；身着青紫官服，车毂涂成朱丹。如今您幸而遇到光明盛大的时代，处在无所忌讳的朝廷，和群贤一同行走，出入金门，登上玉堂，已经有机会了。可是您竟不能谋划一条奇计，提出一个策略，上面说服君主，下面谈论公卿；眼睛像闪耀的星星，舌头像电光一样敏捷，一纵一横地辩论，谁也不能抵挡。您却只是沉默地写作《太玄》，五千字的篇章，枝叶繁茂，独自阐说数十万字；深的下入黄泉，高的上出苍天，大的包含元气，小的进入无间。然而官位不过侍郎，才被提升为给事黄门。难道是《太玄》崇尚白色的缘故吗？为什么做官如此失意呢？’扬子笑着回答说：‘客人只想把我的车毂涂成朱丹，却不知道一旦跌倒，将使我的宗族都染成赤色。’”

译过去周朝的纲纪解体，群鹿争相逃逸；天下分裂为十二国，又合成六七国；四分五裂，最终并立为战国。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国家没有固定的臣子；得到士人的国家富强，失去士人的国家贫弱。士人振翅展翼，任意选择自己的志向，所以有的士人带着行囊自我炫耀，有的凿坏墙壁逃遁。因此邹衍凭借与人抗衡而取得世间资望，孟轲虽然困顿失意，仍然做了万乘之国的老师。如今大汉左边抵达东海，右边抵达渠搜，前面到番禺，后面到陶涂；东南有一尉，西北有一候；用徽绳来纠束，用刑具来制约，用礼乐来疏导，用诗书来教化，用岁月来宽缓，用倚庐之制来约束。天下士人如雷震动、如云聚集，像鱼鳞一样杂沓相接，全都经营于八方地域；家家都自以为是稷、契，人人都自以为是皋陶；戴着縰、垂着缨来谈论的人，都把自己比作阿衡。五尺高的童子，也以把自己同晏婴、夷吾相比为羞耻。身居要职的人登上青云，失意的人弃置沟渠；早晨掌握权力便成为卿相，晚上失去势力便成为平民。这就像江湖的岸边、渤澥的岛屿：飞来一只大雁，并不会使它增多；飞走两只野鸭，也不会使它减少。过去三仁离去，殷朝便成废墟；二老归周，周朝便兴盛；伍子胥死去，吴国便灭亡；文种、范蠡留在越国，越国便称霸；五羖大夫入秦，秦国便欢喜；乐毅出奔，燕国便恐惧；范雎凭借反复曲折的策略使穰侯受到危害；穰侯、蔡泽一个沉默低吟，一个因此发笑；唐举当时正负责相面判断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樊哙、霍去病，就不能安定天下。天下无事时，那些拘泥章句的人彼此坐着守成，也没有什么忧患。所以世道混乱时，圣贤哲人奔走四方仍然不足；世道太平时，平庸之人高枕而卧也绰绰有余。上古的士人，有的解除束缚便做宰相，有的脱去布衣便做师傅，有的倚靠夷门而笑，有的横渡江潭而捕鱼；有的游说七十国而未遇明主，有的站着谈一番话便封侯；有的使万乘之君屈尊到陋巷，有的手持扫帚为贵人先驱。因此士人颇能相信自己的舌头、奋发自己的笔力，寻找空隙、踏着瑕疵而进，没有什么使自己屈服。如今县令不聘请士人，郡守不迎接老师，群卿不向宾客作揖，将相不低头；言论奇特的人受到怀疑，行为特殊的人遭到排斥。因此想谈论的人卷起舌头、闭紧声音，想行动的人犹豫脚步、不敢落足。假如上古士人处在今天，即使不是甲科出身，行为不合孝廉标准，举荐不合方正之名，也只能不时上疏陈说是非；最高不过等待诏命，稍有触犯听闻便被罢免，又怎么能得到青紫官服呢？况且我听说，炎盛的事物终会熄灭，隆盛的声势终会断绝；雷声和火光无论多么充盈强盛，天也会收起它的声音，地也会藏起它的热量。显贵人家，鬼神也窥伺它的屋舍；攫取争夺的人会灭亡，沉默自守的人能够保存；地位达到极点就高而危险，能够自我守持才能保全自身。” 所以，懂得《太玄》，懂得沉默，是守持正道的极致；清明而安静，是养护精神的庭院；寂静而淡泊，是守持德行的居所。世道虽有变化，人的根本之道并不不同；假如彼此交换时势，谁知道会怎样呢？如今您竟拿鸱枭来嘲笑凤凰，拿蝘蜓来讥讽龟龙，不也是有毛病吗？您只嘲笑我的《太玄》崇尚白色，我也笑您病得太重，没有遇到俞跗和扁鹊。可悲啊！”客人说：“那么，离开《太玄》就不能成名吗？范雎、蔡泽以下的人，何必要靠《太玄》呢？”扬子说：“范雎，是魏国的亡命之徒，肋骨、胫骨都被折断，才从刑具和绳索中逃脱；缩着肩、弓着背，匍匐着钻入行囊，后来激励、昂扬地说服万乘之主，借助泾阳君，抵挡穰侯而取代他，这是时势所造成的。蔡泽，是崤山以东的平民；面容憔悴，鼻梁折损，涕唾流淌；向西拜见强秦的相国，扼住他的咽喉，压制他的气势，抚摸他的后背而夺取他的职位，这是时机所造成的。天下已经安定，兵器已经平息，京城建在洛阳；娄敬丢下车子，解开挽绳，凭三寸之舌提出不可动摇的策略，使整个中原迁往长安，这是适合时势。五帝留下典章，三王传下礼制，百代不变；叔孙通从击鼓鸣钟的军旅中起身，解下铠甲、丢下兵戈，终于制定君臣礼仪，这是得到时势。刑法败坏，秦法酷烈；圣汉权宜制定制度，萧何创制律令，这是适宜。” 所以，如果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制定萧何那样的律令，就是荒谬；如果在夏、殷时期制定叔孙通那样的礼仪，就是迷惑；如果在成周时期提出娄敬那样的迁都策略，就是错误；如果在金日磾、张安世、许广汉、史高等人的时代谈论范雎、蔡泽那样的说法，就是狂妄。萧何制定规章，曹参遵循不改；留侯谋划策略，陈平出奇计，功劳像泰山一样高，功业像小丘崩塌一样显著。虽然也是因为这些人有丰富的智慧，但更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可以施展的时机，所以才能成功。在可以作为的时候去做可以做的事，就顺利；在不可以作为的时候去做不可以做的事，就凶险。至于蔺生在章台取得功名，四皓在南山获得荣耀，公孙弘在金马门开创事业，骠骑将军在祁连山建立功业，司马长卿从卓氏那里取得资财，东方朔从细君那里分得炙肉，我实在不能和这几个人并列，所以默默独自守持我的《太玄》。” 《进学解》【韩愈】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召集诸生站在馆舍下面，教导他们说：“学业由于勤奋而精进，由于嬉游而荒废；品行由于思考而成就，由于随意而毁坏。如今圣君贤臣相逢，治理国家的制度全部建立，铲除凶恶邪曲，提升尊崇俊秀善良的人。只要有一点长处，大多都能登记姓名；只要有一种才艺，没有不被任用的。搜罗、剔选人才，刮除污垢、磨砺光彩；大概有人幸运而被选拔，谁能说人才多而不被发扬呢？”诸生的学业，应当忧虑自己不能精通，不必忧虑主管官员不明察；品行应当忧虑自己不能成就，不必忧虑主管官员不公正。话还没有说完，队列中有人笑着说：“先生是在欺骗我们吗？”弟子侍奉先生已经多年了，先生口中不断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上不停翻阅诸子百家的书籍。记载事实的，必定提取其中要旨；汇编言论的，必定探究其中奥义。贪求广博，务必有所收获，细小和重大都不舍弃。燃油接续日光，长年累月勤勉不懈。先生的学业可以说是勤奋了。抵制排斥异端，驱除斥退佛教和老氏之学；弥补疏漏，阐明幽深微妙之处；寻访失传的绪脉，在旁搜远绍；阻挡百川使它们向东流，挽回已经倾覆的狂澜。先生对于儒道，可以说劳苦了。沉浸在醇厚浓郁的学问中，含英咀华，写成文章，著作堆满家中；上探姚、姒之文，浑厚无边。”

译“周代诰命、殷代盘庚之书，文字艰涩拗口；《春秋》谨严精密，《左氏传》铺陈浮夸；《易》奇特而有法则，《诗》端正而华美；下至《庄子》《离骚》，司马迁所记录的文章，扬子云、司马相如的作品，工巧相同而风格各异。先生对于文章，可以说内涵宏大而外在铺张了。年轻时开始懂得学习，勇于实行；年长后通晓事理，处处都能适宜。先生对于做人，可以说已经成就了。然而您在公事上不被人信任，在私交上不受朋友帮助，进退两难，动辄获罪。暂时做了御史，随即被流放到南方夷地；做了三年博士，职位冗杂而没有政绩。命运与仇敌合谋，失败还要到什么时候？冬天温暖，孩子却哭喊寒冷；年成丰收，妻子却哭诉饥饿。头发脱落，牙齿稀疏，最终老死又有什么益处？您不考虑这些，反而教导别人像先生这样做。”先生说：“唉，您到前面来。大木料作栋梁，细木料作椽子；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自适合自己的位置，使用它们建成房屋，这是木匠的技艺。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破鼓皮，全都收集储藏，等待使用而没有遗漏，这是高明医师的做法。选拔贤明公正的人，让聪巧和拙劣者一同进用；使迂回宽裕的成为美，使卓越特出者成为杰出；比较长处和短处，只根据才器来安排，这是宰相的办法。过去孟轲喜好辩论，使孔子的道统得以彰明；车迹遍行天下，最终老死在奔走途中。” “荀卿坚守正道，宏扬伟大的学说；为了躲避谗言逃到楚国，最终废弃不用，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吐出的言辞可以成为经典，举足的行为可以成为法则，超越同类、不同流俗，足以进入圣人的境域；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怎么样呢？”如今先生学习虽然勤奋，却没有遵循正统；言论虽然很多，却没有抓住中心；文章虽然奇特，却不能用于实际；品行虽然修养，却不能显扬于众人。还要每月耗费俸钱，每年浪费廪粟；儿子不知道耕种，妻子不知道纺织；乘着马，带着随从，安然坐着吃饭；沿着旧路辛劳奔走，窥看旧书而窃取其中文辞。然而圣明君主不加诛罚，宰相也不斥退您，这难道不是您的幸运吗？一行动就遭诽谤，名声也跟着受损；被投置闲散职位，本来就是命运应当如此。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无，计算班次资历的高低，忘记衡量自己是否相称，专指前人的瑕疵，这就像责问木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作栋梁，又讥笑医师用昌阳延年，却想进献豨苓一样。” 《获麟解》【韩愈】麒麟作为神灵之物，显而易见。它被《诗》歌咏，被写入《春秋》，又杂见于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即使妇女和小孩子，也都知道它是祥瑞。然而麒麟这种动物，家中不蓄养，天下也不常有。它的形状奇特，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既然如此，即使有麒麟，也无法知道它就是麒麟。长角的，我知道是牛；有鬣毛的，我知道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分别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无法辨认。既然无法辨认，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就合乎情理了。即使如此，麒麟出现时，必定有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能认出麒麟；这样看来，麒麟果然不能算不祥。又有人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在于德性而不在于形状。如果麒麟出现时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合乎情理。” 《难蜀父老》【司马相如】汉朝兴起七十八年，六代以来德业昌盛；威武声势浩大，深厚恩泽广大无边，众生都受到滋润，恩德洋溢于四方之外。于是命令使者向西征讨，顺着水流推进并排除阻碍；风教所到之处，没有不披靡归服的。于是使冉地来朝，使駹地归服，平定笮地，安抚卭地，夺取斯榆，攻占苞蒲；整顿车轨，回转车辕，向东行进，准备报功。到达蜀都时，年长者、大夫、缙绅先生等二十七人，庄重地前来拜访。辞礼完毕后进言说：“听说天子治理夷狄，原则不过是羁縻而不使其断绝罢了。如今停止三郡士卒的劳役，打通通往夜郎的道路，至今已经三年，但功业还没有完成；士卒劳苦疲倦，百姓无法得到充足供养。如今又接着进攻西夷，百姓的力量已经竭尽，恐怕不能完成事业，这也是使者的负累。我们私下替您忧虑。况且卭、笮西夷与中原并立为国，历年已经很多，无法记数。仁德之人不能用德行使他们归来，强力之人不能用武力兼并他们；这样看来，大概实在不能成功吧？如今割弃齐民去附会夷狄，损耗我们所依仗的力量去办理无用之事；我们鄙陋固执，实在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使者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真像你们所说，那么蜀地就不会改变服饰，巴地也不会改变风俗了。我一向厌恶听到这样的言论。不过这件事关系重大，本来不是旁观者所能看见全貌的。” 我的行程匆忙，其中详情已经来不及听闻了，请允许我为大夫大略陈述一番。大概世上一定先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有非同寻常的事；有非同寻常的事，然后才有非同寻常的功业。所谓非同寻常，本来就是普通人所感到奇异的。因此说：非同寻常的事业开始时，百姓会感到恐惧；等到它完成，天下就安宁了。从前洪水汹涌涌出，泛滥扩张，人民上下迁徙，辗转崎岖而不得安定。夏后氏为此忧虑，于是堵塞洪水、填塞源头，疏导长江、黄河，洗除沉积、平息灾害，使洪水向东归入大海，天下才长久安宁。当初这样辛勤劳苦的，难道只是百姓吗？他心中为谋虑烦劳，身体亲自承担劳作，亲身劳苦，手脚生茧，皮肤上没有一处不长出老茧，所以功业的光辉显耀无穷，声誉流传至今。况且贤明君主登上王位，难道只是拘泥于琐碎小事，拘守文法、牵制于习俗，遵循诵习传闻，求取当世的称誉罢了？一定要发表宏大的议论，开创基业、垂示传统，为万世制定法则。因此他要努力做到兼容并包，并勤于思考如何与天地相配。况且《诗经》不是说过吗：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王土；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不是王臣。因此，六合之内、八方之外，凡有生命的事物不断繁衍扩展，如果有任何东西不能沾受恩泽，贤明君主就会以此为耻。

译如今在疆域以内，戴冠束带的各类百姓都获得了美好的福祉，没有遗漏。然而那些风俗不同的夷狄国家、遥远隔绝的异族地域，舟车不能通行，人迹很少到达，政令教化还没有施加，流传的风气仍然阻隔在境外。对内则时常侵犯义理，在边境外侵害礼法；对外则邪行横作，放纵地杀害他们的君上，使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无罪而受害，幼儿孤童沦为奴隶，被捆绑拘系，号哭悲泣，面向中原怨恨地说：‘听说中国有至仁之君，德泽广大，恩惠普遍，万物没有不得其所的；如今为什么偏偏唯独遗弃我们呢？我们踮起脚跟思念仰慕他，就像久旱的土地盼望下雨；连暴戾之人也会因此流泪，何况圣明君主，怎么能停止不管呢？’所以向北出兵征讨匈奴，向南派遣使者责备劲越，德风从四面吹拂，东方、南方两地的君主像鱼鳞一样聚集而来，仰慕恩德，愿意接受册命的以亿万计。于是打通闽越、若水等地的关塞，设置徼防，凿通灵山的道路，开辟道德之途，垂示仁义的传统，将广施恩惠，远方安抚，长久驾驭，使疏远偏僻之地不再闭塞，使昏暗蒙昧之处得以照耀在光明之中；在这里停止兵甲，在那里平息讨伐，使远近成为一体，中外共同获得安宁福祉，岂不是安康吗？把百姓从沉溺中拯救出来，奉行至尊的美德，挽回衰败世道的陵夷，继承周氏中断的事业，这是天子的紧急任务。百姓即使劳苦，又怎么可以停止呢？况且王者本来没有不开始于忧劳勤勉而终于安逸享乐的；既然如此，受命的符瑞就在这里。正要增修泰山封禅，加行梁父祭祀，鸣奏和鸾之声，宣扬音乐颂歌，使上继五帝、下登三王；可是观礼的人还没有看见，防守听察的人还没有听到乐声，就像鹪鹏已经飞翔在辽阔的天空，而捕鸟的人还在注视着薮泽，真可悲啊！于是诸位大夫茫然失去心中所想，来时失去了进言的理由，长叹着一同称赞说：‘汉朝的德业确实美好，这正是我们这些鄙陋之人所愿意听到的。’百姓即使劳苦，请让我们亲自率先承担；于是都不再迟疑退避，迁延推辞的态度也消失了。《谕巴蜀檄》【司马相如】告谕巴蜀太守：蛮夷擅自作乱，长期没有讨伐他们；他们时常侵犯边境，使士大夫劳苦。陛下即位以后，存恤安抚天下，安定聚集中国的百姓，然后兴师出兵，向北征讨匈奴。单于惊恐，交臂接受命令，屈膝请求和亲。康居以及西域诸国经过多重翻译前来纳贡，叩头进献。军队转向东进，闽越彼此攻杀；右军吊伐番禺，太子入朝。南夷的君长、西僰的首领，常常进献贡物，不敢懈怠，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喁喁然都面向汉朝，仰慕义德，想要成为臣妾。只是道路遥远，山川险阻幽深，不能亲自前来。对于不顺服的已经诛杀，而行善的还没有赏赐，所以派遣中郎将前往慰问宾礼他们，征发巴蜀士卒，各五百人，携带币帛，护卫使者。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动用兵革、发生战斗的祸患。如今听说你们竟然发兵兴师，惊吓子弟，使长老忧虑；郡中又擅自转运粮食，这些都不是陛下的意思。应当出行的人有的逃亡，有的自相残杀，也不是臣下应有的节操。边郡的士卒听到烽火燃起、烽燧焚烧，个个拿起弓箭奔驰，背负兵器奔走，汗流相接，只怕落在后面；他们迎着刀刃、冒着飞箭，议定后不再回顾，决定后不再回头，人人心怀愤怒，像是要报私仇。他们难道喜欢死亡、厌恶生存吗？难道不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因而与巴蜀人有不同的君主吗？他们深谋远虑，把国家的危难放在急务上，乐意尽到臣子的道义。所以有剖符封爵、析圭授爵，官位成为通侯，居住在列侯的东第；死后还把显赫的名号遗留给后世，把土地传给子孙。他们办事极其忠诚恭敬，居位非常安逸，名声流传无穷，功业显著而不磨灭。因此贤人君子即使肝脑涂满中原、膏血滋润野草，也不推辞。如今奉持币帛的使者到了南夷，却自相残杀，或者逃亡而获罪被诛，身死而没有名声，谥为最愚蠢的人，耻辱连累父母，被天下人嘲笑。人的器量相差，难道不是很远吗？但这并不只是出行者个人的罪过：父兄没有先行教导，子弟的行为又不谨慎，少有廉耻，而风俗也不敦厚。他们遭受刑戮，不也是应该的吗？陛下忧虑使者和有关官吏竟然如此，哀悼不肖愚民竟然这样，所以派遣使者向百姓晓谕征发士卒的事情，同时列举不忠而死的罪过，责备三老没有教诲子弟的过失。如今正是农忙时节，不应再加重百姓的烦劳；我已经亲自到过附近县邑，恐怕远处溪谷山泽中的百姓还不能普遍听闻。檄文到达后，立即下达给各县、各道，使他们都明白陛下的意思，不要忽视。《为袁绍檄豫州》【陈琳】听说英明的君主预见危难以制止变故，忠臣考虑祸难以建立权柄，所以先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有非同寻常的事情；有非同寻常的事情，然后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所谓非同寻常，本来就不是普通人所能比拟的。从前强大的秦国而君主昏弱，赵高掌握权柄，专擅朝政，朝廷的权力、威福都由自己决定，当时的人受压迫胁制，没有人敢于正直进言，最终导致望夷宫之败，祖宗基业被焚毁，耻辱流传至今，永远成为世人的鉴戒。到了吕后晚年，吕产、吕禄专擅政权，对内兼领南北二军，对外统辖梁、赵，擅自裁决一切政务，决定事情时排斥禁制，臣下凌驾君上，天下人都寒心。于是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兴兵发怒，诛灭逆贼暴徒，尊立太宗，所以王道得以兴隆，光明显赫。这就是大臣建立权柄的明显榜样。司空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腾，和左悺、徐璜一起作恶，贪婪横行，伤害教化，虐待百姓。曹嵩靠乞讨而被收养，凭借赃物和贿赂取得官位，用车辆装载黄金、用车子载着玉璧，把财货输送到权贵之家，盗窃三公之位，倾覆国家重器。曹操是宦官遗留下来的丑类，本来没有美德，凶狡锋利而好协同作乱，以祸乱为乐。幕府统领军队，像鹰扬一般扫除凶逆，后来又遇到董卓侵犯官府、暴乱国家，于是提剑击鼓，向东方发出命令，招纳英雄，舍弃小过而任用人才，因此终于和曹操共同谋划，把偏师授予他，认为他有鹰犬般的才能，可以任作爪牙。

译后来曹操愚昧轻佻、谋略短浅，轻率进攻而容易退却，屡次遭受挫败，几次丧失军队。幕府就再次分拨军队、命令精锐，整修补充，表奏他出任东郡太守，兼领兖州刺史，授给他虎纹符节以助长和防护威权，希望他获得像秦军一战取胜那样的报效。可是曹操于是倚仗资势而跋扈，肆意施行凶恶暴虐，剥削百姓，残害贤人、伤害善良之士。因此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闻名，直言正色，议论不阿谀，竟被斩首悬尸，妻子儿女也遭受灭族之祸。从此士林愤怒悲痛，百姓的怨恨更加深重；一人奋臂而起，全州同声响应。所以曹操亲自被徐方击破，土地被吕布夺取，彷徨于东方边地，进退无所依靠。幕府考虑到强干弱枝的道理，又不愿把叛乱之人置于党羽之中，所以再次举起军旗、披挂铠甲，迅速出兵征讨；金鼓震响，吕布的军队奔逃溃败。幕府救了曹操的死亡之患，恢复了他的方伯之位。这样说来，幕府对兖州百姓并无恩德，却对曹操有再造之恩。后来天子回驾，群贼来攻；当时冀州北部正有边患，不能离开职守，所以派从事中郎徐勋前去征发曹操，让他修缮郊庙、辅佐保卫幼主。曹操便放纵心意，专擅行事，胁迫迁移天子，轻视侮辱宫禁和王室，败坏法度、扰乱纲纪；他凭借地位兼领三台，专制朝政，爵禄赏赐由自己任意决定，刑罚杀戮只凭口舌。所宠爱的人光耀五宗，所憎恶的人灭绝三族；公开议论的人遭受显戮，心中非议的人蒙受暗杀，百官闭口，道路上的人只能以眼神相互示意。尚书只是主持朝廷事务，公卿也只是充当名册上的人数而已。因此太尉杨彪历任三公，享有国家最高的官位，曹操却借着细小嫌隙，给他加上无罪之罪，施以杖刑和楚毒，各种酷刑无不备至，任凭个人情绪行事，完全不顾法令纲纪。又有议郎赵彦忠诚正直地进谏，所说合乎义理，本来值得采纳，因此圣朝容纳他的意见，改变脸色而加以嘉许。曹操却想蒙蔽、夺取当时的明察，堵塞进言的道路，擅自拘捕处死他，不等上报。又梁孝王是先帝的母兄，坟墓陵寝尊贵显著，桑树、梓树、松树、柏树所在之处，尚且应当肃敬；曹操却率领将吏士卒，亲自前往挖掘，破坏棺木，暴露尸体，掠取金银宝物，以至于使圣朝流泪，士人百姓悲伤。曹操又特意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到之处横冲直撞，没有一具尸骨不被暴露。他身处三公之位，却表现出夏桀、盗跖般的行径，污辱国家、虐待百姓，毒害施加于人鬼。再加上他的政令细碎而严酷，刑科禁令交相设置，罗网充满道路，坑阱堵塞道路；举手就会挂上网罗，抬脚就会触动机关陷阱。因此兖州、豫州有无以为生的百姓，帝都也有叹息怨恨。遍观史籍，无道的臣子中，贪婪残酷超过曹操的从未有过。幕府正要诘问外部奸邪，还没有来得及整顿训治，只是暂时加以容忍，希望可以弥补掩饰；可是曹操却怀有豺狼般的野心，暗中包藏祸谋，竟想摧折国家栋梁，使汉室孤立衰弱，除灭忠正之士，专门成为枭雄。过去击鼓北征时，公孙瓒是强大的贼寇和桀逆之徒，抵抗围攻达一年之久。曹操趁他尚未被攻破，暗中传递书信命令，对外假装帮助王师，对内准备袭击，因此率兵到达黄河，排列船只向北渡河；正要防止他的行动被人察觉时，公孙瓒也已被斩杀诛灭，所以使曹操的锋芒受挫收缩，他的图谋没有实现。后来大军横扫西山，屠各、左校都束手奉上人质，争着充当前锋；那些残余的犬羊之徒，消散沉沦于山谷之中。于是曹操的军队震恐，清晨起来逃跑，屯兵据守敖仓，以黄河为屏障，想用螳螂的斧子抵挡大车通过的道路。幕府奉行汉朝的威灵，在天下折冲御侮；长驱百万大军，胡骑成千上万，奋起使用中黄、育获之士，施展良弓强弩的威力。并州军越过太行山，青州军渡过济水、漯水，大军渡过黄河从正面进攻；荆州军从宛、叶而下牵制后方。雷霆般震动、虎步般推进，一起会聚于贼军营地，就像举起烈火照烧飞絮，又像倾倒沧海之水浇灭火星炭火，有什么不能消灭的呢？再说曹操军中的官吏士卒，能够作战的都出自幽州、冀州，有些是旧日营部曲属，全都怨恨长期羁留而思念归乡，流泪向北回望。其余兖州、豫州百姓以及吕布、张扬的余部，都是被覆亡的威势逼迫，暂时苟且服从，各自都带着创伤，人人彼此视为仇敌。只要回转军旗向前进发，登上高冈击鼓，挥动白旗开辟投降之路，他们一定会土崩瓦解，不必等到流血。如今汉室衰微，纲纪废弛断绝，圣朝没有一个辅弼之臣，股肱之臣也没有折冲御侮的力量。京畿以内，经过选拔训练的臣子都低头收翼，没有可以依凭的力量。即使有忠义之臣，也被暴虐之臣胁迫，哪里能够施展节操？曹操又掌握精兵七百人，包围守卫宫阙，对外托言是宿卫，实际上却拘禁天子；我担心他篡逆的萌芽会因此发生，所以才采取行动。这正是忠臣肝脑涂地的时候，也是烈士建立功业的机会，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曹操又假传诏命、假称制令，派使者征发兵众，恐怕边远州郡误听其命，给予强寇以帮助、使弱主受制，违背众军而叛乱，最终丧失名声，成为天下笑柄；明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今日幽、并、青、冀四州一同进军，檄文传到荆州，便命现有军队出动，与建忠将军联合，形成声势。各州郡整顿兵马，布置在边境，兴师扬威，一同匡正社稷，那么非同寻常的功业就将在此显现。得到曹操首级的人，封为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将、副将、校尉以及各级官吏投降的，一概不追究。广泛宣示恩德信用，颁布符命赏赐，告知天下，使人人都知道圣朝有被拘禁逼迫的危难。依律令办理。《为徐敬业讨武瞾檄》【骆宾王】伪周的武氏，性情并不和顺，出身实在寒微。从前充当太宗后宫中的下陈，曾经以更衣为名入宫侍奉。到了晚年，淫乱春宫，暗中隐藏先帝的私情，阴谋图求后宫的宠爱。她一进宫门便嫉妒他人，容貌虽美却不肯让人；掩袖进谗，尤其善于以狐媚迷惑君主。她登上皇后的尊位，使我君陷入父子共妻的乱伦之境。加上她内怀毒蝎般的心肠，具有豺狼般的本性，亲近狎昵邪僻之人，残害忠良，杀死姐姐、屠戮兄长，弑杀君主、毒死母亲。人神共同憎恨，天地都不能容忍。她还包藏祸心，窥伺窃取神器。君主所爱的儿子，被幽禁在别宫；贼人的宗族亲信，却被委以重任。唉！如果霍子孟还在，朱虚侯没有死去，事情怎会到此地步？燕子啄食皇孙，预示汉朝国运将尽；龙涎污染帝后的衣服，显示夏朝宫廷迅速衰败。徐敬业是大唐旧臣，是公侯的长子，奉行先君留下的事业，承受本朝深厚的恩德。宋微子因殷亡而悲伤，实在是有原因的；袁君山为汉室流泪，难道是徒然的吗？因此激起风云般的愤怒，立志安定社稷，因天下人的失望，顺应四海之内共同的心愿，于是举起义旗，清除妖孽。南方连接百越，北方直到三河，铁骑成群，车轴相接。

译海陵的粮仓堆满红色粮食，仓储积蓄无穷无尽；江浦升起黄色旗帜，匡复国家的功业还会遥远吗？班声一响便震动北风，剑气冲天使南斗星也失色。低沉怒吼，山岳就会崩塌；大声叱咤，风云就会变色。用这样的力量制敌，什么敌人不能摧毁？用这样的力量谋求功业，什么功业不能成就？诸位有的居住在汉地，有的与周王室有亲属关系；有的在言谈之间承受重任，有的在宣室接受先帝的顾命。先帝的话还在耳边，忠心难道能忘在心里吗？陵墓上的一抔土还没有干，六尺之孤又将托付给谁？如果能够转祸为福，共同安置过去的事业，一起建立勤王的谋划，就不要废弃大君的命令。凡是各种爵位赏赐，都以山河为誓共同享有。如果留恋困守的城池，在歧路上徘徊，白白错过先见的征兆，一定会招致后来者的诛罚。请看看今天这天下，最终究竟是谁家的天下？《送穷文》【韩愈】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日月底，主人让奴仆用木柴捆扎成车，用草捆成船，装载干粮和米粮，把牛系在车轭下，给船帆装上桅杆；向五个穷鬼作了三次揖，告诉他们说：‘听说你们出行已有日期了，我不敢问你们要走哪条路，私下准备了船和车，备足了干粮。日期吉利、时辰良好，适宜前往四方。你们吃一碗饭，喝一杯酒，携带朋友、牵挽同伴，离开旧处而前往新地；驾着尘土、乘着大风，和闪电争先。你们没有停滞不前的过错，我有资助送行的恩情。你们诸位有意出行吗？’我屏住呼吸暗中听去，仿佛听到声音，像长啸又像哭泣，突然发出呜咽低鸣；我全身毛发竖起，耸肩缩颈，怀疑似乎有声音又似乎没有，过了很久才听清。仿佛有人说：‘我和你相处四十多年了。你还是孩童时，我不认为你愚笨；你求学、耕种、求取官位和名声，我都唯独跟随你，从未改变初衷。门神、户灵，我斥责呵骂他们；即使包容羞辱、虚伪随从，志向也不在别处。你迁居南方荒远之地，那里炎热炙烤、湿气蒸腾，我本来不是那里的鬼，却被百鬼欺凌。你在太学四年，早晨吃腌菜，晚上吃盐，我始终保护你，众人都嫌弃你。从开始到结束，我从未背弃你，心中没有其他谋划，口中也绝不谈论别的事，你从哪里听说我会离开？说我应当离去，一定是先生听信谗言，同我产生了隔阂。’ ‘我是鬼而不是人，哪里用得着车船？鼻子只嗅臭味和香味，干粮米食都可以丢掉。孤单一身，谁来做朋友同伴？你如果确实都知道，能数清我有几个吗？你如果能把话全说出来，就可以算是圣明智慧了。’事情的真相既已显露，我哪里敢不避开。主人回答说：‘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你的同伴不是六个，也不是四个，而是十个减去五个，七个除以二；他们各有主张，私自立下名字。你们翻手就打翻羹汤，转动喉舌就触犯忌讳，凡是使我的面目变得可憎、语言变得无味的事情，都是你们的意志。第一个叫“智穷”，高傲挺立，厌恶圆滑，喜欢方正，羞于奸诈欺骗，不忍心伤害别人。其次叫“学穷”，轻视世俗的名数，探究幽深隐微，谦逊地吸收众家言论，掌握神妙的关键。再次叫“文穷”，不专精于一种才能，写作奇怪诡异，不能适应时用，只能自我取乐。再次叫“命穷”，影子同形体不相称，外貌丑陋而内心美好；获利时总在众人之后，受责时却总在人先。再次叫“交穷”，磨炼肌肤、敲击骨骼，吐出心肝，踮足等待，却把我置于仇怨之中。这五个鬼，就是我的五种祸患；他们使我饥饿、寒冷，制造谣言、编造诽谤，能使我迷乱，使别人无法离间我们。早晨后悔自己的行为，晚上已经再次这样做；像苍蝇般钻营、像狗一样苟且，赶走了又回来。’ 话还没有说完，五个鬼一同睁眼吐舌，跳跃跌倒，拍掌跺脚，失声大笑，彼此相看，慢慢对主人说：‘你既然知道我们的名字，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还要驱逐我们离开；你这是小聪明而大愚蠢。人生一世，能有多长久？我们会为你树立名声，使它百世不磨。小人和君子的心志不同，只是……违背时俗，才与上天相通。拿着美玉，却换来一张羊皮；饱食肥甘，却羡慕别人吃糠粥。天下了解你的人，谁能超过我们？即使遭到驱逐，也不忍心疏远你。你若不信，请拿《诗经》《尚书》来作证明。’主人于是垂头丧气，拱手称谢，烧掉车和船，请他们登上上座。《乞巧文》【柳宗元】柳子夜里从外面回来。夜间有人设置祭祠，摆着香气浓郁的食物、果蔬，交错罗列，插着竹枝；垂下彩带，剖开的瓜像犬牙一样排列；一边拜一边祈祷。柳子觉得奇怪，便询问。女仆上前说：‘今年是初秋七月七夕，天女的孙女将要嫁给河鼓星，有人请她来祭祀，希望幸运地得到她的技巧，驱除愚笨。这样手和眼就会灵巧，编织、缝纫、制作都能便利，不会在心中滞碍，所以才这样祈祷。’柳子说：‘果真如此吗？我也有很大的笨拙，倘若可以借此机会求得去除它，当然很好。’于是戴帽束带，整顿衣冠，快步收气，绕行到一旁，弯腰准备行礼；拜了两拜，叩头称臣而进言说：‘下界的臣子，私下听说天孙在天上专擅巧艺，织造璇玑的经纬，使星辰能够成就文章，绣制礼服来装饰帝王，使他临视下民。臣仰钦圣灵、仰望光耀，已经很久了。如今听说天孙不愿独自享有从玄龟占卜得到的吉兆，将要踏上石桥、来到天河渡口，和神夫匹配于银河之滨。两面旗帜展开，中间的星辰闪耀光芒，神灵之气聚合变幻。今天是吉祥的日子，幸而停下车驾，略到民间游览，来到臣的庭院，屈尊听取臣的言辞。臣有一种大的笨拙，是智慧不能改变、医术不能医治、威势不能移动、宽容也不能容纳的。天地的容量，可以包容海岳。’ 臣的身体十分狭小，连立足之地也没有。蚂蚁还能住在土堆上，蜗牛还能躲在壳中，龟、鼋、螺、蚌全都有藏身之处。臣是万物中有灵性的，却进退都只有羞辱，徘徊无所适从；遇到狂妄之人便被局势束缚，遇到谄媚之人便只能唯唯诺诺，遇到欺诈之人便显得坦荡，反而被认为有失体面。别人有了身体，举动总能合宜，周旋往来都博得欢笑；颠倒是非，也能得到嬉笑。自己所尊敬亲近的人，别人却可能恼怒；他们改变情态、迎合权势，为了谋利而抵触刑法。内心极其厌恶，却被他们认为奇特；明明仇恨，还要装作欢喜，因赞誉而改变随从。为什么偏偏控制我的心，使我始终不改变，反而认为别人是对的、自己是错的，竟不曾警惕怀疑；即使名声被贬、生命受到威胁，也不辜负自己所知的道理。有人拍手嘲笑，像是傲慢，贵人便张口大笑，臣在旁边震惊；他们不以此为耻，反而叩头匍匐，言语诡诈，使臣羞惭退缩；他们却大为高兴，臣若仿效他们，就会引来瞪眼发怒。他们实在太机巧，而臣笨拙无比。到了王侯之家，狂叫的看门狗，臣走到百步之外就喉咙喘息、颠倒流汗，睁大眼睛逆行而走，魂魄逃散；那些欣欣然的巧诈之人，慢慢进去放纵诞妄，像毛群摇尾一般，百般怒气顷刻消散。世道昏暗险恶，试探着迈步如同走在黑漆中，左边低、右边高，争斗冲撞，鬼神都惊恐，圣贤也危惧，然而他们全都直接穿行过去。无论到了哪里都一样，我独独为何如此笨拙？他们纵横行事而毫不顾忌，并不是上天特别赐予他们什么。那种智慧从哪里出来，为什么唯独吝惜不给臣？总是使臣受辱被黜，使那些人喋喋不休、骄横自得，任意开口说话，迎合揣测他人的喜怒，默默猜测他人的憎爱；嘴唇一动，便直达内心深处，像胶水粘住、钳子夹住一样，至死不改变，探取人心、扼制人胆，使人踊跃而又受其拘牵。

译他们虽然假装退让，哪里能够真正得到呢？只是把臣的舌头系住，使臣沉默压抑、含冤不言；即使掰裂眼眶流血，也不能说出一句话。为什么赋予人才能，却偏偏有这样的奇异偏差？他们炫耀文采，写些琐碎排偶的文章，抽取黄字、对用白字，咿咿呀呀地飞扬奔走，四字相骈、六字相偶，仿佛锦绣之心、美丽之口。宫调低沉，羽声振动，笙簧仿佛随手即可奏响；观看的人手舞足蹈，欢喜赞叹，夸说起来声如雷鸣。唯独使臣的内心沉溺其中，甘愿衰老丑陋，愚昧糊涂、粗疏鲁莽、朴拙迟钝、枯槁腐朽；不求一时显达，只等待长久之后。身边罗列着价值万金的文章，却不肯出售破旧的扫帚；跪着把文章呈给豪杰，却被投弃而无人收取。人家皱眉蹙额，吐唾沫、捶胸而去，臣满怀怨恨低头返回。天孙主管技巧，而穷困的臣子竟如此，最终仍不肯给我一点巧技，为什么唯独这样残酷？臣斗胆希望圣灵悔改降祸，怜悯臣独自艰难，赐给臣姿态媚好，改变臣顽钝的面容，凿开臣方正的心，使它合乎圆滑，拔除臣的拙舌，换入工巧的言辞；使文章辞藻婉转柔美，步履轻捷便利，牙齿美好，眉睫更加妍丽；使臣能够圆滑周旋、委曲求全，为世人所贤。公侯卿士以及五亲十连之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竟能长久享受富贵？话说完后，又拜了两拜，叩头俯伏等待。到了半夜，仍然没有得到答复，疲惫至极而睡着了。梦见有一个穿青袖朱裳的人，手持红色符节走来，告诉他说：‘天孙告诉你，你的言辞实在辛苦。’ ‘你所说的一切，我全都极其了解。你选择自己的道路去走，嫉恨那些不肯这样做的人；你所希望的事情，自己本来就可以期待实现。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却来欺骗我？你只是知道羞耻，宁愿显出谄媚的面貌、说淫靡的言辞，也宁愿受辱而不求尊贵，自己安于适合自己的道路。你的内心已经决定了，又为什么妄自祈求？坚定你的心志，严密守护你的操持；得到它是大事，失去它也不会玷污卑下。凡是我所拥有的技巧，都不敢施加给你。现在奉命上天，你千万不要怀疑。’唉！上天所命定的事情，不可以中途改变。柳子哭泣拜谢，欣然接受；先前悲伤，后来喜悦，终身抱守自己的笨拙，到死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圣主得贤臣颂》【王褒】穿着粗麻衣、披着兽毛衣的人，很难同他谈论纯白丝绵的华美；吃着藜羹、含着干粮的人，不足以同他谈论太牢祭品的滋味。如今臣偏居西蜀，生长在穷巷之中，长大于蓬草茅屋之下，没有见闻广博的知识，反而有极其愚昧鄙陋的缺点，不足以满足陛下的厚望、回应圣明的期许。即便如此，岂敢不略陈愚见、抒发内心真情？《春秋》记载说：‘恭敬地考察《春秋》的法则，五始的要义在于审察自身、端正统绪而已。贤人，是国家的器用。任用贤人，取舍就会简省而功效广泛；器用锋利，使用的力气少而成效很多。所以工匠使用钝器时，筋骨劳苦，整天勤劳不止；等到巧匠冶铸成干将剑的原料，用清水淬炼锋刃，用越地的砥石磨利剑口，水中可以斩断蛟龙，陆地可以剖开犀牛皮革，顷刻之间就像扫帚掠过水面、刀笔划过泥土。这样，即使让离娄监督墨线、公输班削正墨线，即便高台有五层、长宽达到百丈，也不会混乱，因为工具和使用者相得益彰。平庸的人驾驭劣马，也会磨伤马嘴、疲敝车具，却不能前进；胸口喘息、皮肤流汗，人困马倦。等到驾驭齧膝、让乘旦作骖马，由王良执缰，韩哀扶车，纵马奔驰，忽然像影子飘过都城，越国的路程疾驰如越过土块，追赶奔马如同追逐闪电、赶上遗风，周游八极，万里路程仿佛一息之间。’ 相差是多么遥远啊！这就是人和马相互配合的结果。因此穿着葛布衣服感到凉爽的人，不会苦于盛夏的闷热；披着狐貉皮衣感到温暖的人，不会忧虑严寒的凄冷。为什么呢？因为有了相应的器具，就容易具备相应的条件。贤人君子，也是圣王用来改变天下的工具。因此圣王以谦恭温和的态度接纳贤士，打开宽广裕足的道路，以招致天下的英俊之才。竭尽智慧依附贤人的君主，一定能够建立仁政；寻访人才、求取士人的君主，一定能够建立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从前周公亲自操劳，吐哺握发以接待贤士，所以有囹圄空虚的盛治；齐桓公设置庭燎以礼聘贤士，所以有匡正天下、会合诸侯的功业。由此看来，统治人民的君主勤于求贤，得到贤人后就安逸；人臣也是如此。从前贤人还没有遇到明主时，谋划事情、衡量形势，君主不采用他的谋略；陈述意见、表达忠诚，上级又不认为可信。出仕不能施展功效，被斥退又不是自己的过错。因此伊尹困于烹饪，太公困于鼓刀，百里奚自卖，宁戚喂牛，都是为了脱离这种困境。等到遇上明君、遭逢圣主，谋划符合君主的心意，进谏能够被听取，出仕或退处都能表明忠心，担任职务能够施行自己的才术；于是离开卑贱屈辱、污浊低下的处境，升入朝廷，脱离蔬食草鞋，享用膏粱美味，剖符封爵、赐予土地，使祖先荣耀，传给子孙，供游说之士称道。所以世上一定先有圣明智慧的君主，然后才有贤明的臣子。老虎长啸，山谷就刮起凛冽的风；龙兴起，就招来云气。蟋蟀等待秋天而鸣叫，蜉蝣在阴暗处出现。《易经》说：‘飞龙在天，利于见到大人。’《诗经》说：‘想起那众多的贤士，他们生在这个王国。’所以世道太平、君主圣明，俊杰贤能之士自然会到来。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得到后稷、契、皋陶、伊尹、吕望这样的臣子；贤明地立于朝廷，恭敬地分列朝班。君臣聚集精力、会合精神，彼此相得而更加彰显。即使伯牙操琴、钟子期善听，即使弯弓乌号，也不足以比喻其中的情意。因此圣主一定要等待贤臣来宏大功业，俊士也要等待明主来显扬德行。上下都怀有共同愿望，欢乐地彼此欣喜；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会合，言谈议论没有疑惑。其情形如鸿毛遇到顺风般轻快，又如大鱼进入大海深处般畅达。得意到了这种程度，什么禁令不能停止，什么命令不能施行？教化充满四方，广泛覆盖无穷。远方夷狄进献贡物，各种祥瑞一定到来。因此圣主不必遍处窥望，视力自然明察；不必竭力倾耳，听力自然聪敏。恩德随着祥风飞翔，德化和和气同游。太平的责任得以完成，优游的愿望得以实现，顺应自然的趋势，处在恬淡无为的境界。美好的征兆自然到来，长寿无穷。仪态雍容，垂衣拱手，永永远远享有万年。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像赤松子、王子乔那样吐气吸气，远离尘俗、脱离世间呢？《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这大概确实是因为贤士众多而安宁了。《子产不毁乡校颂》【韩愈】我思念古人，便是郑国的子产公孙侨。他用礼治理国家，百姓还没有安于他的教化，便到乡里的学校游学。众人喧哗议论，有人说子产如果毁掉乡校，议论就会停止。子产说：‘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样反而可以成就美善。’这难道只是喜欢多言吗？也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心志中有善意。我们施行得不善，我就躲避；究竟是善还是不善，我要在这里观察。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消灭；如果下情闭塞、上情不明，国家就要倾覆了。乡校既然没有被毁，郑国便得到治理。周朝兴盛时，养老而听取意见；等到它衰败，反而派谤者去监督。成败的迹象，明白得可以观察。子产执政的法式就在于此，只是他没有遇到时机，所以教化只止于一个郑国。如果真能遵循这条道路，辅佐天下的君主，君臣之间相互畅通，教化四处传播，施行到无边无际之处，唉！天下四海之所以不能治理，是因为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谁来继承子产这样的事业呢？我思念古人。《会圣宫颂》【欧阳修】

译臣恭敬地看到，国家仿照《汉书》中原庙的制度，在永安修建宫殿，用来作为陵园寝宫，想以此盛大陵邑的供奉，彰显祖宗的光灵，使其光辉照耀千万世，这是极其盛大的德业。臣常常思考，古代先王将要接受天命的符瑞，一定先兴起事业、建立功业，使天下百姓警醒觉悟，然后才得到君位；而继承先代、守持文德的君主，又接着使旧有事业更加显明宏大，以继承修治前人的遗业。所以他们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不忘前人，因而根基深厚、枝叶茂盛，德泽厚重而光辉流传，子子孙孙继承无穷。恭惟皇帝陛下凭借神圣的德行继承帝统，有伟大的器度，刚健正直，像离卦继承而光明。即位至今已经十年，勤劳治理国家、节俭持家，以修成太平。每天早晨到东宫，向天下显示孝道；亲自执持笾豆，三次到郊外祭祀。日月星辰运行有序，光明清润；黄河不暴怒泛滥，向东南流去。四方夷狄承受命令，欢和地作为宾客奔走万里而来。并没有刀兵相告、诏令传召的期限，而犀角、明珠、象牙、纹马、璧玉却陈列在宫阙之前，纳入厩库。正如司马相如所说，没有一处不是先后受到至德的影响；上达于天下，下至于地中，遍及人民内外，覆盖四方。昆虫以及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没有不仰戴神威圣功的。其功效显现就是这样。太祖开创基业的根本，最终成就了他的家国，这是顺应上天接受天命的功业。太宗征服天下并安抚归附者，于是统一四海，这是睿智、勇武、英明、文治的事业。真宗以礼乐文物使天子的声威更加隆盛，这是以升平告成的典礼。陛下早晚恭敬勤勉，继承并巩固宏大的事业，继续承袭衣钵、守成不懈；根基和建筑层层累积，显赫昌盛，更加宏大光明，符合太祖、太宗、真宗三位先帝的心意，可以说是极致的孝道。况且春秋岁时举行禘祭、祫祭，有宗庙和祧庙的严肃礼制；配享上天、彰显孝道，举行祭祀和告祭，有郊庙、明堂的礼位；把功德篆刻在金石上，有史官掌管；歌颂功业的诗流传于乐府，象征德行的舞蹈显现在羽旄之间。凡是国家的光辉、祖宗的事业，能够向百姓显示并流传无穷的，没有不加以宣扬彰显的。陛下承继先烈、彰显孝思，用严肃的礼制奉祀他们，无不勤勉完备。圣人的德行本来以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陛下却仍然认为还不够，于是又因陵园而修建宫室，用来迎接神灵游息于山水之间；宫室庄严而不华靡，地势高爽而洁净，屋宇宽敞而深邃。神灵幽冥，仿佛来此居住，符合礼经中孝子听见亲人咳嗽也会思念亲人的意义。臣愚昧地认为，宫殿将要建成，如果不是天子亲自前来祭享，就不能招来三位先帝的神灵。然而各郡国没有看见治理的道路，太仆也没有预先整顿车驾，安然没有听到有关部门的诏令，难道是因为发动百姓困难，所以迟迟不来吗？还是因为要经过龟卜筮占的考察，必须等到吉日以后才能行动？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只留意屋墙建筑，却到了荐祭、亲见、孝享之事，反而没有想到呢？况且这座宫殿的建制，要削平山地，从外地取土，锻冶石料、砍伐木材，征发兵卒和役夫，调动附近郡县。这样经过数年，道路上的百姓只看见兴建工程的功劳，恐怕愚昧之人不能理解皇上的心意。应当不吝惜随从车驾的费用，也不忌讳劳烦数日，慷慨地亲临这里，顺便巡视陵墓。回来以后再把孝思的诚意晓谕百姓，并让守土之臣采集风俗，询问年高之人，这也是尧舜的事业。古代天子出行，必有采诗之官；道路上童儿的话，也都能被听到。臣因此不胜恳切之心，采集西方百姓盼望皇帝临幸的心意，作成颂诗献于宫阙之下。诗辞说：高大巍峨，耸入苍穹，坐落在京城东面；有山而高大，深远的水脉是道路的源头，汇流成深潭，形成洛水之川。河川灵秀，山岳俊美，环绕左右；有高大的山丘，那山丘叫什么名字？是太祖、太宗、真宗的陵墓。陵墓的形制，依凭山势而建，隐隐隆隆；陵墓的气象，常常显出帝王之气而充满喜意，郁郁葱葱。皇帝怀念苍天，接受我们宋朝的天命；创业之初处在艰难之中，皇帝思念先祖的功烈，顾念我们这个家国，宣扬先烈之力而勤勉不懈。赫赫三位先帝，重重建立根基、累累修成宫室，已经丰盛而茂大；安定后世、留下谋略，这才是长远的图谋。传承在我身上，称祖称宗，有德有功，我确实继承了他们；能够勤勉继承，以孝道报答，我岂敢不思念？只是这园陵，是先后诸帝的居所；既然已经建成住所并且安定，后来神灵来游止，如果没有宫、没有室，神灵凭什么欢喜？于是考察河川原野，终于得到吉祥之地；地势高峻，只见丘陵，于是用荆木灼烧占卜，又询问龟宝，龟兆告说：‘好！’皇帝命令家臣主持我的事务，前往办理必须恭敬；一丝一毫，都由县官供给，不向百姓索取。砍伐洛水边的柴薪，烧制洛地的土；瓦片不粗劣破损，用我们的斧头砍伐，登上我们的山，木材既好又坚固。家臣到来，役夫一万人；三年完成，宫殿建成而整齐庄严，在陵墓旁边，等待后来的神灵降临。有门有屋，有廊有庑，有庭院有次序；殿堂深邃庄严，绣有黼纹的帷幕低垂，天子的威严可以瞻仰；庭院整齐挺立，钩盾守卫排列，仪仗卫护用以装饰。太祖是祖，太宗是弟，真宗是子，三位圣帝巍然尊严，在这里安定神位。于是会圣宫在天上，风马云车飘然而来；圣灵会聚于此，神威灵驾，使宫殿庄严肃穆。圣灵既然降临了，那么谁来迎接他呢？只有孝顺的天子，圣灵降临后应当享受祭祀，谁来进献祭品？也只有孝顺的天子，既然能够恭敬地前来祭祀，为何还要迟延，使下臣修作颂诗来讽谏呢？[原文至此疑有脱文]《文编》卷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十八 明代唐顺之编 《原道》【韩愈】把博爱称为仁，把实行而合宜称为义，由此走上前行的道路称为道，内在充足而不依赖外物称为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空泛的称谓。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德有凶德、吉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毁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狭小。坐在井里观看天空，说天空很小，不能说天空真的小，而是他把和和气气、小恩小惠当作仁，把拘守小节当作义；他所看到的狭小，所以这样说也是适宜的。他所说的道，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所实行的东西称为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把仁和义合在一起说，是天下共同认可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仁义而说，是一个人的私说。周道衰微，孔子去世，秦朝焚书，汉代崇尚黄老，晋、魏、梁、隋之间崇尚佛教；凡是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附杨朱一派，就归附墨子一派；不归附老子，就归附佛教。归入其中一方，必然排斥另一方；归入的一方奉为主，排斥的一方视为奴；归入的一方加以依附，排斥的一方加以污辱。唉！后世之人如果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听到呢？崇尚老子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信奉佛教的人也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那些替孔子辩护的人，听惯了这种说法，喜欢它的荒诞，反而轻视自己，也说：“我的老师也曾经以他为老师。”不只是口头上这样说，又把它写进书里。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寻求呢？人喜欢怪异，实在太过分了！不探求事物的根本，不追问它的末流，只想听闻怪异的事。古代的百姓分为四类，如今的百姓分为六类。古代从事教化的人占其中一类，如今从事教化的人占其中三类。务农的一家人供养六家吃粮，做工的一家人供给六家使用器物，经商的一家人供给六家资财。这样百姓怎么会不贫困并且盗窃呢？古代的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来，然后教导人们彼此生养、互相扶助的道理，替他们建立君主，做他们的老师，驱逐虫蛇禽兽，让人居住在其中。土地寒冷了，才替他们制作衣服；饥饿了，才替他们准备食物；住在树上会坠落，住在地上会生病，然后才替他们建造房屋，设置工匠来供给器用，设置商人来沟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治夭亡，设置葬埋祭祀来延续恩爱，制定礼仪来排列尊卑先后，制定音乐来宣泄郁结，制定政令来率领懈怠疲倦的人，制定刑罚来铲除强横顽梗、互相欺凌的行为，制作符玺、斗斛、权衡来使人彼此交易时守信，修筑城郭、装备甲兵来守卫他们，灾害到来时替他们作好准备，祸患到来时替他们设置防备。如今有人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剖开斗，折断秤，人们就不会争夺。”唉！这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因此，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到百姓那里的人；百姓是出产粟米、麻丝，制造器皿，流通货财，来侍奉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凭借；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凭借；百姓不出产粟米、麻丝，不制造器皿，不流通货财来侍奉上级，就要受到诛罚。如今他们的教法说：“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除去你们的父子关系，禁止彼此生养、互相扶助的道理，以求达到他们所谓的清净寂灭。”唉！他们幸亏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斥责；他们又不幸没有生在三代之前，不能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匡正。帝与王，称号虽然不同，但成为圣人的道理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饮水，饥饿进食，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的智慧是相同的。如今他们又说：“为什么不恢复太古时代的无为无事呢？” 这就像责问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把葛衣做得容易穿些呢？”又像责问饥饿时进食的人说：“为什么不把饮水做得容易些呢？”《传》中说：“古代想要使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治自己的家庭；想整治家庭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内心的人，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这样看来，古代所说的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是为了有所作为。如今却只想治理自己的内心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灭绝人的自然常理：做儿子的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做臣子的却不把自己的君主当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去从事自己的本业。孔子作《春秋》时，诸侯使用夷狄的礼仪，就把他看作夷狄；夷狄如果进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看作中国人。《经》中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诗》中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如今竟把夷狄的法则置于先王的教化之上，这样下去，距离大家一起变成夷狄还远吗？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沿着仁义前进叫作道，自身充足、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文章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制是礼、乐、刑、政；它所教化的百姓包括士、农、工、贾；它所规定的关系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人们穿麻衣、丝衣，住宫室，吃粟米、果蔬、鱼肉。它所说的道容易明白，它的教化也容易实行。因此，把它用来要求自己，就会顺畅而吉祥；把它用来对待别人，就会仁爱而公正；把它存于内心，就会和谐而平正；把它施用于天下国家，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恰当。因此，活着时能够顺遂本性，死后也能尽到正常的礼制。在郊外祭祀，天神就会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就会享用祭品。有人问：“这是什么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从前所说的老子、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一传承就断绝了。荀子和杨子有所选择却不精确，论说有所涉及却不详尽。从周公以上，往上成为君主，所以他的事业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往下成为臣子，所以他的学说能够流传。那么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它，就不会有流通；不停止它，就不会有行动。”让佛教徒仍作佛教徒，烧掉他们的书，拆毁他们的居所，用先王之道来教导他们。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有供养。这样大概就差不多可以实行了。考察人的本性【韩愈】

译所谓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所谓情感，是接触外物后产生的。本性的品类有三等，本性之所以成为本性的内容有五种。情感的品类有三等，情感之所以成为情感的内容有七种。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性的品类有上、中、下三等。上等本性只是纯善而已；中等本性可以引导它向上，也可以引导它向下；下等本性只是纯恶而已。本性所包含的五种内容是：仁、礼、信、义、智。上等本性对于这五种德性，以其中一种为主而推行其余四种；中等本性对于这五种德性，只要其中一种稍有不足，就会稍稍偏离正道，对于其余四种则混杂不纯；下等本性对于这五种德性，违背其中一种，并且悖逆其余四种。本性对于情感，要看本性的品类。情感的品类也有上、中、下三等。情感所包含的七种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本性对于这七种情感，虽有发动却能处置得合乎中正；中等本性对于这七种情感，有的过度，有的不足，但仍求使它们合乎中正；下等本性对于这七种情感，或不足或过度，只是任凭情感直接行动。情感对于本性，也要看它的品类。孟子谈本性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谈本性说：“人的本性是恶的。” 杨子谈本性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起初善而后来变恶，起初恶而后来变善，或者起初善恶混杂而如今变成善或恶，这些说法都只说到了中等本性而遗漏了上、下两等，是得到其中一面而失去另外两面的说法。叔鱼出生时，他的母亲看见他，就知道他将来一定会因为受贿而死。杨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到他的哭声，就知道他一定会使自己的宗族灭亡。越椒出生时，子文认为这是极大的忧患，知道若敖氏的鬼神将来没有人祭祀。人的本性果真是善的吗？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灾祸；他刚开始匍匐时，就显得聪慧而高大；文王在母亲腹中时，母亲没有忧虑；出生以后，辅导他的人不劳苦；学习以后，老师也不烦劳。人的本性果真是恶的吗？尧的儿子朱、舜的弟弟均、文王的儿子管和蔡，所受的习染未必不善，但最终却成为奸人；瞽瞍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所受的习染未必不恶，但最终却成为圣人。人的本性果真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孟子、荀子、杨子三人谈本性，都只说到了中等本性而遗漏了上、下两等，是得到一面而失去另一面。有人问：“那么，本性的上等和下等，最终就不能改变了吗？”回答说：“上等本性经过学习就容易明白道理，下等本性畏惧威势就会少犯罪。因此，上等本性可以教化，下等本性可以制约。” 关于本性的品类，孔子说是不可改变的。有人问：“如今谈本性的人与此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如今的说法，是夹杂佛教、老子学说来说的。既然夹杂佛教、老子学说，还有什么说法会不与此不同呢？” 论述诽谤【韩愈】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全，要求别人宽松而简约。要求自己严格周全，所以不会懈怠；要求别人宽松简约，所以别人乐于行善。听说古代有个叫舜的人，他是仁义之人。探求他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就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不断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接近自己像舜的地方。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探求他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就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不断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接近自己像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上他；周公也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上他。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要求自身严格而周全吗？他对待别人却说：“那个人是人，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成为善人；能擅长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有才艺的人。”只取他的一点，不责求他的其他方面；只看他的现在，不追究他的过去。总是惶恐不安，只怕那个人不能得到行善的益处。一件善行容易修养，一种技艺容易掌握。他对待别人，还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能够擅长这一点，也已经足够了。”这不就是要求别人宽松而简约吗？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要求别人详尽苛刻，要求自己却宽薄简略。要求别人详尽苛刻，所以别人难以行善；要求自己宽薄简略，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什么善行，就说：“我擅长这一点，这也已经足够了。”自己还没有什么才能，就说：“我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已经足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内心，稍有所得便停止了。这不就是对待自身太过宽薄了吗？他们对别人说：“那个人虽然能做到这一点，但他这个人不值得称道；他虽然擅长这一点，但他的作用不值得称道。”只抓住一点，不计较其余十点；追究他的旧过失，不考虑他的新表现。总是惶恐不安，只怕那个人有声誉。这不就是要求别人太过详尽苛刻吗？这叫作把普通人的标准用于要求自己，却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尊重自己的人了。虽然如此，这样做也是有根源的，说到底就是懈怠和嫉妒。懈怠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经试验过这件事。曾经对众人说：“某人是贤良之士，某人是贤良之士。”响应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与他疏远、没有和他分享利益的人。再不然，就是害怕他。强硬的人若不是这样，听到这些话一定会发怒；懦弱的人则一定会在脸色上表现出愤怒。我又曾经对众人说：“某人不是贤良之士，某人不是贤良之士。”不响应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与他疏远、没有和他分享利益的人。再不然，就是害怕他。强硬的人若不是这样，听到这些话一定会高兴；懦弱的人则一定会在脸色上表现出喜色。因此，事业一有成就，诽谤就兴起；德行一高尚，毁谤就随之而来。唉！读书人生活在这样的世道，还想求得名誉显耀、道德施行，太难了。将来如果有在上位者，能够得到我的这番话并保存它，他的国家大概可以得到治理吧？考察鬼【韩愈】

译有东西在屋梁上发出长啸，跟着声音拿蜡烛去照，却什么也没有看见。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没有声音。又有东西站在厅堂里，跟着去看，却什么也没有看见。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没有形体。又有东西碰触我的身体，跟着去抓，却什么也没有抓到。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没有声音和形体，怎么会有气息呢？回答说：鬼没有声音，没有形体，也没有气息。果真没有鬼吗？有形体而没有声音的，物中有这种东西，土石就是；有声音而没有形体的，物中有这种东西，风和雷霆就是；有声音又有形体的，物中有这种东西，人和兽就是；没有形体和声音的，物中也有这种东西，鬼神就是。有人问：“那么，有些怪异之物与百姓和万物相接触，这又是什么呢？”回答说：这有两种情况，有鬼，也有物。寂然无形无声，是鬼的常态。百姓如果触犯上天，违背民众，扰乱万物，违逆伦理而感应了气，于是鬼就借助形体显现形体，借助声音显现声音，以此回应而降下灾祸，这些都是百姓自己造成的。事情结束以后，它又恢复常态。有人问：“什么叫物？”回答说：由形体和声音构成的，是土石、风雷、人兽；恢复到无声无形状态的，是鬼神；不能有形有声，也不能无形无声的，是物怪。所以，物怪出现并与百姓接触，没有固定规律；有时触动百姓而成为祸害，有时触动百姓而带来福气，有时触动百姓却既不成为祸也不成为福，只是恰好遇上百姓处在那种时势中罢了。这就是我作《原鬼》的原因。考察过错【王安石】上天有过错吗？有，陵谷变迁、日月相斗和日食月食就是。大地有过错吗？有，崩塌、松弛、枯竭、堵塞就是。天地都有过错，最终却没有因此使天覆地载的秩序败坏，为什么？因为它们善于恢复常态。人处在天地之间，本来不能没有过错，最终却不妨碍人成为圣人贤人，为什么？也是因为善于恢复常态。所以太甲思考常道，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扬雄重视改过向善，这些都是同一种方法。我的朋友有过错而能够悔恨，悔恨而能够改正，别人却说：“这只是他过去一向所做的事罢了。”如今他的行为与过去的行为已经不同了，这不是他的本性，而是粉饰表面来迷惑世人。这样的人哪里懂得言论的道理呢？上天把五行播布给万物，人本来都具备它们。具备而不思考，就会丧失；思考而不实行，就会荒废。有一天责备从前的错误，充分地思考并实行它，这就是失去之后重新得到，荒废之后重新振作。反而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就是率领天下人一起残害本性。比如有人有财物，被盗贼抢走，后来又找回来了，却说：“这不是那个人的财物，因为它先前被盗贼抢去了。”可以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手中，本来尚且不如本性真正属于自己。财物失而复得，还不能说“这不是他的财物”；本性失而复得，难道可以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吗？《师说》【韩愈】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懂，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疑惑最终就不能解决。出生在我以前的人，他听闻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并拜他为师；出生在我以后的人，他听闻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并拜他为师。我所学习的是道理，哪里要去管他的年龄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所以，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龄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让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才智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跟从老师请教；如今的一般人，才智远远低于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出在这里吧？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却以从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只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得断句，有疑惑不能解决，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反而丢弃了，我没有看出这种做法有什么明智之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拜师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这样的称呼，就成群地讥笑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龄相仿，道术相近；地位低了就觉得可耻，官位高了就近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不屑与他们为伍；如今士大夫的智慧反而赶不上他们，这不是很奇怪吗？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为师，以苌弘为师，以师襄为师，以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的贤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门研究，不过如此而已。李氏的儿子蟠，十七岁，喜爱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他不受当时风气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代从师学习的道理，写作《师说》赠给他。杂论【韩愈】龙吐出气便形成云，云本来没有龙那么神灵。然而龙乘着这些云气，在茫茫苍穹中纵横无边，迫近日月，遮蔽光芒，感应雷电，神奇地变化，降下水土，使山陵深谷流动。云也真是神奇灵异啊！是云使龙能够显示神灵。如果说龙本身的神灵，那就不是云所能使它神灵的了。然而龙如果没有云，就无法使自己的神灵得到充分显现。失去它所凭借的东西，确实不行啊！奇怪的是，它所凭借的东西，竟然是自己造成的。《易经》说：“云跟随龙。”既然说是龙，云就跟随它了。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马，也只能辱没在奴仆的手里，和普通马一起死在马槽之间，不能以日行千里著称。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吃尽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却按照普通马的食量喂它。这匹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但吃不饱，力气不足，优良的才能不能显露出来，想要和普通马相等尚且做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驾驭它不按正确的方法，喂养它又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听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马鞭走到它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捕蛇者说》【柳宗元】

译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身体上有白色的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咬到人，没有什么能抵御它。然而捕捉后把它晒成干肉来制成药饵，可以治好大风、拘挛、脚蜷、脓疮，除去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三虫。起初，太医奉王命聚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条，招募能够捕蛇的人，用蛇抵充租税。永州人争相奔走去捕蛇。有个姓蒋的人，已经独自享有这个利益三代了。我问他，他却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我的父亲也死在这件事上；如今我继承这件事已经十二年了，几乎要死掉的次数也有好几次了。”说这些话时，脸上显得非常忧伤。我怜悯他，并且说：“你怨恨捕蛇这件事吗？我将把这件事告诉主管官员，更换你的差役，恢复你的赋税，怎么样？”蒋氏非常悲伤，眼泪汪汪地说：“您是要怜悯我，使我活下来吗？那么，我这差役的不幸，还不如恢复我赋税的不幸严重。假如当初我不做这差役，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家三代居住在这个乡里，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而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耗尽田地里的出产，榨尽家中的收入，哭喊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跌倒，冒着风雨，顶着寒暑，呼吸有毒的瘴气，常常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过去和我祖父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没有一家还在；和我父亲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不过剩下两三家；和我一起居住十二年的人家，如今十家中不过剩下四五家。不是死了，就是迁走了；只有我靠捕蛇独自存活。凶暴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在东西两边大声喧嚷，在南北各处横冲直撞，喧闹恐吓得人，即使鸡狗也不得安宁。我小心翼翼地起身，查看我的瓦罐，发现蛇还在，就放心地躺下。到了谨慎喂养蛇并把它献上的时候，回来后便心满意足地享用土地上的出产，以此过完我的一生。一年中冒死亡危险的，不过两次；其余时间都安乐自在。哪里像我的乡邻那样每天都遭受这种苦难呢？如今即使我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比起乡邻的死亡，我也已经死得晚了，又怎么敢怨恨呢？”我听了更加悲伤。孔子说：“苛酷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我曾经怀疑这句话，如今从蒋氏的遭遇来看，还是相信了。唉！谁知道赋税搜刮的毒害竟比这种蛇还厉害呢？《国马说》【李翱】有一个人骑着国马，和骑骏马的人并肩同行。骏马咬伤了国马的鬃毛，血流到地上。国马照常行走，神色也照常，对此不回头看，像是不知道一样。后来骏马回去后，不吃草，不喝水，战栗着站了两天。骑骏马的人把这件事告诉骑国马的人说：“它大概以这件事为羞耻。我牵着马过去开导它，这样就可以了。”于是照他说的做。国马见到骏马后闻了闻它，便和它同槽吃草。没过多久，骏马的病自己痊愈了。四条腿、吃草的，是马类；两条腿、会说话的，是人类。像国马这样，四条腿、吃草，是马；耳、目、鼻、口也是马，四肢百骸也是马；不能说话而发出的声音也是马。但看它内心所具有的东西，却是人。所以受了侵犯而不计较，是国马；有过错而能够改正，是骏马。有人放纵自己的气势来凌驾别人，别人容忍他而不加察觉的情况很多。看他的两条腿和会说话，他是人；耳目口鼻也是人，四肢百骸也是人。可是想找出他所以成为人的东西，却找不到。那种人只是凭形体躯壳成为人；国马只是凭形体躯壳成为马。那种人凌驾于国马之上，人人都认为是人骑马。我却从来没有不把这种情形说成人骑马，真令人悲哀。《稼说送张琥》【苏轼】你何曾观察过富人种庄稼吗？他们的田地肥沃而且多，粮食充足而且有余。田地肥沃而且多，就可以轮流休息，使地力得以保持；粮食充足而且有余，所以播种通常不会误了农时，收获通常也能等到成熟。因此富人的庄稼总是长得好，秕谷少而果实多，长期储藏也不会腐烂。如今我家有十口人，共同耕种一百亩田，每一寸土地都反复索取，日夜盼望它有收成。锄、耰、铚、艾等农具接连不断地在田地上使用，密集得像鱼鳞一样，于是地力耗尽了。播种总是来不及，收获总是不等它成熟，这样难道还能再有好的庄稼吗？古代的人，他们的才智并没有大大超过现在的人。他们平日用来修养自己、而不敢轻易施展，等待成就的心情，忧勤谨慎，像婴儿盼望长大一样。弱小的，就培养它直到刚强；空虚的，就培养它直到充实。三十岁以后才出仕，五十岁以后才取得爵位。在长久困顿中取得信用，在十分充足之后得到任用，在已经充盈的余裕中流传，在持守盈满的最后阶段才发扬出来。这就是古代的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也是如今的君子赶不上他们的原因。我年轻时也有志于学习，不幸过早地取得了功名，和您同年。您的成就也不能说不是取得得早。如今我即使想把自己看作不足，众人却已经妄自推重我了。唉！您还是离开这种过早求成的做法，努力学习吧！广泛地观察而简约地取用，深厚地积累而谨慎地发露。我能告诫您的就到这里了。您回去时经过京师，可以去问一问；如果有人说“辙、子由，是我的弟弟”，您也把这些话告诉他。论述作用【曾巩】万物有根才会生长，有枝条叶子才会茂盛，有芽才会像穗一样结实，有翅膀才能在天空飞翔，有脚才能在陆地行走，有喙才能鸣叫，有气息才能进食啃咬；它们的形态种类很多。难道不是有某种主宰在虚空中使它们繁殖生息吗？我看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很精密。它使万物如水一般滋润，如火一般焚烧，如雷一般震动，如风雷一般发声，如雪霜一般憔悴，如雨露一般滋长，这些作用世人当然可以知道。至于裁制万物使之形成形体，分散而成为声音，充盈而成为气息，使它们经历生死始终，就不是水、火、雷、风雷、雪霜、雨露所能做到的了。世人固然无法测知它究竟凭借什么做到这一切。然而万物彼此依存而得以生长，这种作用难道还不精密吗？如今人们成群居住，缝制衣服，钻木取火来煮食，筑造土石房屋，架设竹木建造庐舍，欲望很多。如果没有使它们受约束并统一起来的力量，争夺就会越来越多而不会停止。我看这种作用也很精密。它为人们确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秩序，制作衣食饮用之物，用礼仪加以节制，用声音沟通，用语言使人习熟，用刑罚加以束缚，这些作用世人都能知道。至于扰动人心使彼此亲近，使彼此和谐喜悦，使人厚道而互相谦让，用不争的原则团结他们，使他们乐于献出生命而不顾私利，使他们改变志向而离开利益、趋向道义，那就不是秩序、器物、礼仪、声音、气息、语言、形体所能做到的了。

译世人固然无法测知它究竟凭借什么做到这一切。然而万民彼此协调而得到治理，这种作用难道还不精密吗？我已经能够由此知道它了。使万物生长又使万物死亡的，是阴与阳。它们在内里运行，却不显露在外面，人无法穷尽地探究其中的奥妙。世人想凭水、火、雷、风、雪、霜、雨、露来探求它，是妄想。亲近并善待万民的，是仁与义。它们从上面兴起而暗中施加于下面，驯化人的内心而不能强迫，通达人的耳目，却无法辨识它们的界限。世人夸饰礼仪，繁复声音，执着器物，依靠文字，用力量驱使、用法令束缚来寻求它，越是这样越荒谬。《易》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又说：“仁显现于外，作用藏在内，善于播育万物、善于教化万民的，就是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明【苏洵】天下有大智慧，也有小智慧。人的智虑有能够达到的地方，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圣人凭借大智慧，同时兼有小智慧的功效；贤人凭借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补足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愚人不了解大智慧，却用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损害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依靠常道，贤人治理天下依靠时势。既不能守常道，又不能顺时势，可悲啊，危险啊！只有具有大智慧，才可以守常道；用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补足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然后才可以顺应时势而守常道。〔此处原文“者无治而不治者也”疑有脱文〕时势，是没有动乱而不能得到治理的；日月运行在天空中央，大的光明可以覆盖四海，小的光明有时却不能照入一间屋子的下面。它本来不必施展这微小的光明。所以天下人看待日月的光明，庄严地把它看作君父的威严；因此自有天地以来就有日月，直到今天，也从来不能有一天没有它们。天下曾经有话说：“背叛父母、违逆神明，雷霆就会从天上击打他。”雷霆固然不能替天下人把这一类人全都击打，但天下人之所以战战兢兢不敢冒犯，是因为它有时会降临而不可预测。假如雷霆每天轰轰作响，环绕天下去寻找那些背叛父母、违逆神明的人并击打他们，那么这些人未必能全部找到，而雷霆的威势恐怕反而会受到损害吧？所以，懂得日月和雷霆作用区别的人，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明察了。圣人的明察，我无法知道。我唯独喜爱贤人运用心力简约而成就广大；我唯独奇怪愚人运用心力劳苦而功业不能成功。这没有别的原因：专注于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并把它做到极致，那么达到的地方必然精确；兼顾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却也要去做，那么能够达到的地方必然粗疏。把能够达到的地方做得精确，人们会说：“这只不过是没有涉及不能达到的地方罢了；一旦涉及，就会精确。”否则，我恐怕奸雄会暗中讥笑。齐威王即位后，国内大乱了三年。齐威王一振作起来，诸侯就震惊畏惧了二十年。这是修整了什么？经营了什么呢？齐国的贤人，不只是一个即墨大夫，这一点很明白；扰乱齐国的人，也不只是一个阿大夫，以及几个在左右面前赞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人，这一点也很明白。一个即墨大夫容易查知，一个阿大夫容易查知，左右那些赞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人有几个，也容易查知。从容易查知的事情入手并把它研究精确，所以用心非常简约而功业非常广大。天下的事情，好比有十件事，我举出其中一件，人们却不知道我并不了解其余九件。逐一考察到九件而不知其中一件，不如只举出一件而使人无法测度；何况连九件都没有考察到呢？守备戒惧【韩愈】《诗经》说：“大国是屏障。”《尚书》说：“以此藩卫王室。”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护土地、奉行职贡而已，本来还应当有所作为来屏障和藩卫王室。如今有人住在山中，知道猛兽会造成祸害，就一定加高篱笆，并在外面设置陷阱来等待猛兽；有人住在城市，知道穿墙入户的人会成为盗贼，就一定加高墙垣，并在里面牢固地锁好门闩锁钥来防备。这是乡野人和鄙陋之人所能想到的，并不需要有超过常人的智慧才能做到。如今四通八达的大城市，处在强悍势力之间，却不知道替自己作准备，唉，也太糊涂了！乡野人和鄙陋之人能够做到，王公大人反而做不到，难道是才智力量有所不足吗？大概是认为不值得做，所以不去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认为不值得做更大的；才能力量不足还在其次。认为不值得做的人，敌人到了还不知道；才能力量不足的人，如果事先思考，那么他遭遇祸患就会有所不同。那些强悍势力，披甲执戈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它们连绵占地千里，并且与我国土地交错相接，中间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这样的关隘。它们又知道自己不能与天下诸侯并列，早晚踮起脚、伸长脖子，盼望天下发生事变来乘我方的便利，这比猛兽和盗贼更加凶暴。唉，为什么明知如此却不作准备呢？孟贲、夏育如果不戒备，连儿童也能抗拒他们；鲁国的斗鸡如果不预先约定，蜀地的斗鸡就不能支撑。鹿对于豹来说，不是没有高大壮硕的体形，然而最终还是被豹捕食，是因为爪牙的能力不同，勇猛怯弱的资质有别。有人问：“那么应该怎样防备呢？”回答说：“关键在于得到人才。” 释解言语【韩愈】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我从江陵法曹任上奉诏授任国子博士，第一次拜见当今宰相郑公。郑公赐我座位，并且说：“我看过你写的某些诗。当时我在翰林院，职位亲近而处所禁密，不敢同你联系。现在替我把你的诗和文章抄写一份送来。”我拜谢后退下，抄录诗文若干篇，选择日期时辰准备献上。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对我说：“你把诗文献给宰相了吗？”我说：“是的。”他说：“有人在宰相座前进谗言，说：‘韩愈说，宰相征求我的文章，我不敢隐藏。宰相难道真的了解我吗？’你可要谨慎啊。”我回答说：“我任御史时在德宗朝获罪，和我一同迁往南方的总共有三人，只有我最先被重新任用，宰相给我的恩赐太大了。百官进见宰相，有的站着说几句话就退下，而我却蒙受赐座，这是宰相待我的礼遇太过了。四海九州的人，从百官以下，想凭自己的事业传达到宰相身边的很多，都畏惧而没有人敢这样做，唯独我蒙受宰相先来求取知遇，这是知遇太深了。恩赐大、礼遇过分、知遇深厚，这三件事即使从敌对的人那里得到，也应该怎样报答，何况是从天子的宰相那里得到呢？况且人没有不知道自己的；凡是适合任用的叫作才，能够承担事务的叫作力。我在这两方面虽然每天都努力，却仍然赶不上别人；能够束好衣带、手执笏板，站在士大夫的行列中，没有因为不成材而被斥退，就已经是幸运了，我怎么敢在言语上骄傲呢？

译骄傲虽然是凶恶的品德，但一定有所凭恃才敢于表现。我的宗族亲属很少，没有可以攀连的势力；如今又不善于结交人，在朝廷没有彼此扶持、彼此舍命的朋友；没有积存多年的资财来招引声势；才智薄弱，能力衰败，不能奔走钻营、乘机投靠以求取权利，我凭什么骄傲呢？至于那些狂妄迷乱、丧失理智，跳入河中、闯入火里，胡乱说话、辱骂别人的人，世上确实有；但我知道自己没有这种毛病。即使有一百个进谗言的人，宰相也不会相信他们，我又有什么可害怕而需要谨慎的呢？”又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对我说：“有人在翰林舍人李公和裴公那里诋毁你，你可要谨慎啊。”我说：“这两位，是我的君主早晚都要询问、依靠他们治理天下并开创太平之治的人；他们在朝廷任职时是天子的心腹，在外任职时是天子的股肱。四海九州的人，从百官以下，谁不愿意效忠并希望得到恩赐？〔原文此处“望赐愈？也不狂不愚”疑有脱误〕我并不狂妄，也不愚昧，不会跳河入火，不会因风疾而胡乱辱骂，不应当像谗言所说的那样。即使有一百个进谗言的人，两位公也不会相信他们，我又有什么可害怕而需要谨慎的呢？”我这样回答来客，夜里回去后，私下责备自己说：“唉！街市上有人说有老虎，曾参的母亲竟相信曾参杀人，这就是谗言发生作用的例子。” 《诗经》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抓来，扔给豺狼和老虎；豺狼老虎也不吃，就把他们扔到北方；北方也不接受，就把他们扔给上天。”这是因受到谗言之害而极力憎恨谗言的说法。又说：“祸乱开始产生时，僭越从一开始就被容纳；祸乱再次产生，是说君子相信谗言，从最初的怀疑最终变成相信。”孔子说：“要远离奸佞之人。”奸佞之人不能远离，就会有时候相信他们。如今我仗恃正直而不加戒备，祸患大概要到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自己解说道：“街市上说有老虎，是听者平庸；曾参杀人，是因为对曾参的爱使听觉受到迷惑；巷伯受到伤害，是因为遭逢乱世。如今三位贤者正与天子谋划施政于天下、开创太平之治，他们听觉敏锐、眼光明察，公正而且宽厚。大夫聪明，听见看见就不会受到迷惑；公正，就不会亲近谗邪；宽厚广大，就能够容纳别人并加以思考。那些进谗言的人，谁敢进来进谗呢？即使进来进谗，也没有人会听信。我有什么可害怕而需要谨慎的呢？”又过了几个月，皇上命李公担任宰相，李公对我说：“你先前被一位宰相听信谗言，如今李公又做宰相而与你相处，你危险了！”我说：“先前在宰相那里诽谤我的人，翰林不知道；后来在翰林那里诽谤我的人，宰相不知道。〔原文‘投畀’后有重复、脱误，相关诗句文字存疑〕 如今两位公共同处一处并且听到这些话，如果谈到我，一定会说：“韩愈也是个人罢了。他既然敢对宰相骄傲，又敢对翰林骄傲，他究竟想求取什么？一定不是这样的。”我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祸患。后来谗言果然没有起作用。《罪言》【苏轼】我听说，享受肉食者所担忧的事，不是吃藿菜的人应当考虑的；居于府第者谋划的事，不是住在巷中的人所宜处置的。分内能力达不到的地方，义理也不会从那里产生；义理不产生的地方，利益便无所选择。触犯义理的人会迷惑，最终不能自我克制，反而制造罪过之言。万人所仰望、万人所依赖的人，并不是因为才能值得崇尚，而是因为他的器量能够包容众人。像丘山一样的遗憾，一笑便可消散；像芥蒂一样的仇怨，即使千条河流也不能冲刷掉。唉！宁可由我来容纳你，难道你就不能容纳我吗？神明若听见这些，最终会使我们和谐相同吗？借着别人的气势，决断事情是容易的；消除嫉妒、抵触和猜疑，才实在困难啊。水受到激荡便凶猛，冲伤的东西会漂流平夷；箭受到激发便飞得远，飞行之后又到哪里去追赶呢？唉！帮助人渡水的是急流，帮助人争斗的是呼喊。柴薪不能竖立，它的愚钝才可以暂且维持。爱人的心偏颇，言辞便过分美好；憎恶人的心深重，言辞便过分丑恶。只有仁人的言语，爱与憎两方面都能舍弃，广大、安恬而愉悦，上通于天。唉！善言还没有传扬，宾客已经窥伺门庭。用什么来使我的公侯承受长寿呢？天道喜欢往复循环，没有谁一定在前、谁一定在后。人事虽喜欢反复，却没有常规：从前认为对的，事情定下来后又改变；如今认为对的，后来又将怎样呢？唉！祸患不在先前，也不在上天。回转来隐藏自己的内心，便有万全之计。憎恶超过义理，美与恶便颠倒了位置。矫正弯曲却超过了正直，美与恶就混同了：这就像食物应当吃到饱，吃饱了便要适可而止；又像斟酒只取适量，过多便会荒唐狂舞。唉！有阴有阳，是神妙之理所藏；有张有弛，是人道的常理。答禹问【韩愈】有人问：“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却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是真的吗？”回答说：“是。”既然如此，难道禹的贤能不如尧、舜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适当的安排；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担忧后世因争夺天下而发生祸乱。尧、舜使百姓获利，是着眼于大的方面；禹为百姓考虑，是思虑得深远。”有人问：“那么尧、舜为什么不担忧后世呢？”回答说：“舜像尧，尧就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舜就把天下传给他。得到合适的人便传给他，这是尧、舜；没有这样的人，考虑到祸患而不传给别人，这是禹。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说明尧不了解人；禹不能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说明舜不了解人。尧把天下传给舜，是在为后世考虑；禹把天下传给儿子，也是为后世考虑。”有人说：“那么禹的思虑确实深远了。” 把天下传给儿子，假如儿子不贤良，那该怎么办呢？” 回答说：“时代越来越难以治理，把天下传给别人就会引起争夺，不能预先确定；传给儿子就不会争夺，因为可以预先确定。预先确定的继承人即使不贤，也还可以守住法度；不能预先确定而又遇不到贤人，就会争夺并且混乱。上天生出大圣人，并不常有；生出大恶人，也不常有。把天下传给众人，若得到大圣人，后来的人就没有谁敢争夺；

译把天下传给儿子，若得到大恶人，后来的人就要承受他的祸乱。” 禹死后四百年，才出现桀；又过了四百年，才出现汤和伊尹。汤和伊尹是不能等待、不能预先传位给他们的。与其传给别人却得不到圣人，因而发生争夺和混乱，哪里比得上传给自己的儿子呢？即使得不到贤人，也还可以守住法度。有人问：“孟子所说的‘上天把贤人给谁，就把天下给贤人；上天把儿子给谁，就把天下给儿子’，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孟子的本意，是认为圣人不会因为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但他寻求这件事的解释而没有得到，于是顺着这个说法替它作了解释。” 咸宜【柳宗元】兴起的君王，其臣下大多出身污浊卑贱，人们说这是幸运；灭亡的君王，其臣下大多死于寇盗，人们说这是灾祸。我认为二者都合于情理。两汉建立之初，屠夫、商贩、徒隶出身的人出来做了公侯卿相，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本来就是做公侯卿相的材料，遭逢的时机不对，所以被压抑；只是他们起初的不幸，并不是因为遇到高祖、光武，后来才成为幸运。汉、晋末年，公侯卿相遭劫被杀、困顿饥饿，藏在墙壁之间死去，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本来就是遭劫被杀、困顿饥饿的材料，遭逢的时机不对，所以显露出来；只是他们起初的幸运，并不是因为遇到董卓、孙皓以后才成为灾祸。他们困于昏乱时代，收敛志气，屈抑自身，用奴隶般的处境来平息祸难、施惠万物的德行，不能施于别人；一旦遇到适合自己的时势，他们只是进身较晚，而人们仍把这看作幸运。他们在昏乱时代伸展自己，激昂志气，放纵自身，用来傲视豪杰、残害百姓、兴起祸乱的本领，施行于天下；一旦遇到适合自己的时势，他们只是死得较晚，而人们仍把这看作灾祸。可悲啊！所以我认为这两种情形都合于情理。庖丁【庄周】庖丁为文惠君分解牛，手所接触的地方，肩所倚靠的地方，脚所踩踏的地方，膝所顶住的地方，都发出砉砉、騞騞的声响，进刀的声音也响亮，没有一样不合乎音律，合于《桑林》舞乐的节拍，也合于《经首》乐曲的节奏。文惠君说：“啊，好极了！你的技术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吗？”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过技术了。我开始分解牛时，眼中所见无非是一头完整的牛；三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完整的牛了。如今，我用精神去接触牛，而不用眼睛去看，视觉停止了，精神却想要运行。我依循牛体本来的结构，劈开大的缝隙，引导刀进入大的空隙，顺着牛体固有的结构下刀，从未碰到筋脉相连的地方，何况大骨呢？好的厨师每年更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割；一般的厨师每月更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砍折。如今我的刀已经用了十九年，所分解的牛有数千头，刀刃却像刚在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牛的骨节之间有空隙，而刀刃没有厚度；用无厚的刀刃进入有空隙的骨节，宽宽绰绰，在刀刃游动时自然有余地了。因此用了十九年，刀刃仍像刚在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虽然如此，每当遇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我看见那里难以处理，便小心警惕起来；目光因此集中，动作因此放慢，进刀非常谨慎，哗的一声，牛体就已经解开，像泥土堆积在地上一样。我提刀站立，为此环顾四周，为此犹豫踌躇，因而感到志得意满。把刀擦拭干净，收藏起来。”文惠君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话，懂得了养生的道理。” 问养生【苏轼】我向吴子询问养生之道，得到两句话：一是和，一是安。什么叫作“和”？他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天地运行寒暑吗？寒暑到了极点，会冷到折断胶、热到熔化金属，但万物并不因此受害，这是因为它们的变化有渐进的过程。寒暑的变化，白天随着太阳一同过去，夜晚随着月亮一起运行，俯仰之间屡屡变化，而人却察觉不到，这是渐变达到了极和的程度。假如这两种极端相互接连而骤然到来，那么人早就死了。什么叫作“安”？他说：我曾从牢山乘船渡海到淮河，遇上大风。船里的人像附着在桔槔上，随着它上下；又像踩着车轮行走，前后颠倒、旋转混乱，无法停止。而我的饮食起居和平日一样。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只是不和风浪争执，听任它自然运行。所以凡是使我生病的，往往并不是外物。食物中有蛆，看到它的人一定会呕吐；没有看见而吃下去的人，却从未呕吐。请考察呕吐从哪里产生。谈到八珍，人必然咽口水；说到粪秽，人必然吐唾沫，但八珍和粪秽都不曾真正接触我，唾液和咽液又从哪里产生呢？果真是由外物产生的吗？果真是由我自身产生的吗？知道它们产生于我自身，那么即使同它们接触也不会改变，这就是安的最高境界。安定了，外物感动我的力量就轻；和谐了，我回应外物就顺畅。外在感受轻微，内在应对顺畅，生命的调理就完备了。吴子是古代善于安静的人，他观察事物十分审慎，因此我私下记住他的话，时时反省、观察。续楚语【苏轼】屈到喜爱菱角，得了病，召来宗族中的老者，嘱咐他们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了祥祭，宗族老者将要供荐菱角，屈建却命令撤去。君子说：“不违背常礼才合乎道。”唐代柳宗元非难此事说：“屈到的儿子难道能忍心在父亲将死之时违背他的话吗？况且礼制规定，到了祭祀死者的日子，要追思他所喜爱的、所嗜好的东西。子木撤去菱角，怎么能算合乎道呢？柳子见识浅陋得太过分了。”子木是楚国卿大夫中的贤者，难道不知道做儿子的道理、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吗？何况是父亲临死前郑重叮嘱的话，难道能忍心弃置不用吗？这里一定有极其不忍心的事情，压倒了他的私情。人在死生关头，圣人对此十分严肃：死在正寝，不死在妇人手中；直到系结冠缨、安置手足这样的最后时刻，也不敢不努力。对于死生的变化，他们看得多么郑重啊！父子平日里的话，可以用恩情掩盖义理；到了死生这样极其严肃的关头，难道能容许以私情损害公义吗？曾子病重时，称说君子所看重的道理有三件事：孟僖子临死，让他的儿子向孔子学习礼；管仲病重时，劝桓公除去三位小人。这几位君子的话，有的以国家社稷为主，有的勤勉于道德，有的训诫子孙；虽然所趋向的事情不同，但都专心于大义，不偏私自身。

译如今楚国声势显赫，若敖氏的贤能闻名诸侯，屈到本人又是正卿，死后不忧虑百姓，却只忧虑口腹，这种鄙陋也太严重了。假使子木真的这样做，楚国人会歌颂他，太史会把它记载下来，那么天下后世不知道屈到的贤能，只听说他的鄙陋，子木难道忍心这样做吗？所以说：“这一定是有极其不忍心的事情，压倒了他的私情。”然而礼所说的“追思他所喜爱的、所嗜好的”，说的是子女追思父母的方式。曾晳喜欢吃羊枣，曾子却不忍心再吃；父亲去世后不能阅读父亲的书，母亲去世后不能拿母亲用过的器物，这些都是子女的自然感情，难道要等父母下命令吗？如今供荐菱角这件事，如果出自儿子的意愿便可以；如果是根据父亲的遗命去做，就成为鄙陋。难道可以因为饮食的缘故，使父亲蒙受最大的鄙陋吗？曾子病重卧床，曾元对更换箦席感到为难，曾子说：“君子用德来爱人，小人用姑息来爱人。”如果认为柳子的说法正确，那么曾元就是孝子，而童子却只顾礼制末节，在病危之中更换箦席，岂不是极其不仁吗？中行偃死时，脸色难看，无法含殓，范宣子洗手后抚摸着他，说：“侍奉吴国，我怎敢不如侍奉君主！” 他又看着栾怀子说：“君主如果最终不再把在齐国的事务交给我，河神可以作证！”说完才闭上眼睛。唉！范宣子知道侍奉吴国是对君主忠诚，却不知道以报答齐国来成就中行偃忧国的美德；如果这样做才算忠诚，那就更伟大了。古人把爱与憎比作美味的疾病和药石：药石还能够使人活命，疾病中越是美好可口的，毒性往往越多。由此看来，柳宗元爱护屈到，是美味的疾病；子木违背父亲的遗命，才是药石啊。” 日喻【苏轼】天生眼盲的人不知道太阳是什么，便向有眼睛的人询问。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像铜盘。”他敲击铜盘，听到了声音。另一天听到钟声，便以为那就是太阳。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他摸索蜡烛，知道了它的形状。另一天摸到钥匙，便以为那就是太阳。太阳同钟、钥匙相差很远，但盲人不知道它们的不同，因为他从未亲眼见过太阳，只能向别人求取知识。道比太阳更难以看见，而人不能通达道，同盲人没有区别。通达道的人告诉他们，即使使用巧妙的比喻和善于引导的方法，也不过像铜盘和蜡烛一样。从铜盘推想到钟，从蜡烛推想到钥匙，辗转相互推求，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世上谈论道的人，有的就以自己所见到的事物为道命名，有的自己没有见过道而凭想象揣度，这都是求道的方法错误。然而道最终就不能求得吗？苏子说：道可以达到，却不能强求。什么叫作达到？孙武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进入自己的安排，而不被敌人牵着走。”孔子说：“各种工匠在作坊里完成事业，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道。”不去强求它而它自然到来，这大概就叫作达到吧？南方有很多善于潜水的人，他们天天同水相处。七岁就能涉水，十岁就能浮水，十五岁便能潜水。善于潜水的人，难道是随随便便就会的吗？一定是掌握了水的规律。天天同水相处，所以到十五岁便掌握了水的规律。人生来不识水，即使成年后看见船也会害怕。因此北方的勇士向善于潜水的人询问潜水的方法，按照他们的话到河里试验，没有不溺水的。所以凡是不学习却一心强求道的人，都像北方那些学习潜水的人一样。从前朝廷凭声律取士，士人杂乱地学习各种东西，却不专心于道；如今凭经术取士，士人知道追求道，却不致力于学习。渤海人吴君彦律，是有志于学习的人。他正准备到礼部参加考试，我作《日喻》来告诫他。《文编》第三十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第三十九卷 明代唐顺之编 偃松屏赞【苏轼】我任中山太守时，开始食用北岳的松膏，认为它是天下第一。那里的松树木理坚密，虽然瘦弱却不枯萎，确实是植物中的英杰。后来我被贬居罗浮山下，那里天气温暖，松树很多，却不知道霜雪是什么。这就像才华高过常人的人，生长在富贵的绮罗之家，同孤臣孽子之间有很大差别。士人经历忧患，怎么知道这不是福呢？防子从南方来访，画了一幅寒松偃盖图，做成小屏风献给我。我为它作赞说：“燕南赵北，大山茂密的山麓。天空冻僵了雪峰，大地裂开了冰谷。凛然孤高清寒，却不能不在这里生长。生出这样的伟奇之物，是北方的精华。苍色的树皮，玉石般的树骨，坚硬粗砺、斑驳不平。正值春天，却不知道严寒；秀美绽发，如同幼童。刚强的气节跟随我，在炎热荒远之地的霜中仍为精英，用来洗涤我的瘴气。” 三马图赞【苏轼】元祐初年，皇上正关闭玉门关，谢绝并遣返诸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范纯仁建议派诸生游师雄巡视边境。皇帝命令整治武备。游师雄到了熙河，蕃官包顺请求带领所属熟户来消除边患，游师雄答应了，于是擒获狡猾羌人的大首领果庄青伊结，献给朝廷。百官都来祝贺，皇帝又派使者把消息告知永裕陵。当时西域进贡骏马，马头高八尺，龙一般的头颅，凤一般的胸膺，虎一般的脊背，豹一般的斑纹；它从东华门出来，进入天驷监，振动鬃毛长声嘶鸣，万马都像失去了声音。父老们纵情观看，认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马。皇上当时恭敬沉默、思考治道，八匹骏马在朝廷中，却从未看它们一眼。后来养马人起居不按时，马有死的，皇上也不询问。第二年，羌人温锡沁有良马，不敢进贡，请求边吏允许把马赠给太师潞国公，诏令准许。蒋之奇任熙河帅时，西蕃有进贡汗血骏马的官使，有关部门以不在进贡年份为由，把使者和马留在边境。蒋之奇替他们请求，请求不必拘泥于进贡的时令，事情交礼部处理。我当时任宗伯，批示说：“朝廷正要拒绝那些只会奔跑、用来粪田的马，即使是汗血马，又有什么用呢？”事情于是搁置。当时兵革不用，天下达到小康，马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而人们却稍稍安宁了。我曾私下请求承议郎李公麟，画出当时三匹骏马的形状，并让果庄青伊结加以校对，收藏在家中。绍圣四年三月十四日，我被贬居惠州，无事翻阅旧书旧画，追想到当时的事情，感叹三匹马的神骏，于是为它们作赞说：“啊！果庄一向强悍骄横，奔驰着击败贰师，奔走于嫖姚将军麾下。如今立于朝廷，身穿虎貂服，效法天上的骏马，侍立内朝。八尺高的龙马，神骏超逸，仿佛将要向西飞越燕地和瑶池。皇帝想到百姓，于是下令招来、收纳；归云飞逝，房宿之妖也消散。” 王元之画像赞【苏轼】

译传记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存在吗？” 我曾反复诵读这句话三遍，每次都不免流泪叹息。像汉代的汲黯、萧望之、李固，吴国的张昭，唐代的魏郑公、狄仁杰，都能以自身殉于义理；召唤他们不会来，驱逐他们不会走，正色站立在朝廷上，于是豺狼狐狸便彼此吞噬，所以能在祸患尚未显现时消除它，在危亡将要到来时挽救它。假如都像公孙丞相、张禹、胡广，即使有成百上千人，遇到紧急事情又哪里能够指望呢？因此翰林王公元之以雄伟的文章、正直的道义，独立于当世，足以追比这六位君子。当时朝廷清明，没有大的奸邪，但王公仍不能被人轻慢，耿介如秋霜夏日，不可亲近玩弄。等到他三次被贬，最终死去，假如不幸处在众多奸邪之间、国家安危的关头，那么王公的所作所为一定会震惊世俗，使那些器量狭小、钻营偷窃的人心惊胆裂。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起初我经过苏州虎丘寺，看见王公的画像，想象他的遗风余烈，希望能替他执鞭随行，却终究不能如愿。后来我任徐州太守，王公的曾孙汾任兖州太守，把王公的墓碑给我看，于是我追写这篇赞，附在他家的传记之后：“从前的圣贤，忧虑没有人能够了解自己；王公遇到了太宗，确实如此。当时皇帝想任用王公，王公一点也不降低自己的操守；三次被贬到穷山，最终死去，也没有遗憾。自咸平以来，他独自成为名臣；一时受到屈抑，却获得万世的信誉。纷纷而来的鄙陋之人，也来拜王公的画像，这可以从什么看出来呢？他们额头上冒汗，是王公使他们惭愧，却不能使他们停止。茫茫九泉之下，想爱护他却再也不能使他复生。文与可飞白赞【苏轼】唉，悲痛啊！与可难道只是爱好很多、喜欢奇异事物吗？还是因为没有施展，所以把技艺寄托在书法上呢？起初我看见他的诗和文章，后来又看见他的行书、草书、篆书、隶书，以为他的才能不过如此。谁知他去世一年后，我又看见了他的飞白书，美极了，丰富得几乎穷尽了万物的形态！纷纷然，像轻云遮蔽月亮；翻翻然，像长风卷动旗帜；柔美婉转，像游丝缠绕柳絮；飘摇不定，像流水中的荇带起舞；疏落相连，像远处彼此接续；收束紧密，像近处聚集却并不逼仄。他的技艺竟精妙到这种程度，而我到如今才知道，那么我了解与可，本来就没有多少；他那些我不知道的地方，大概多得数不清。唉，悲痛啊！韩干画马赞【苏轼】韩干画的四匹马中，一匹在陆地上，昂起头，奋张鬃毛，仿佛有所期待，顿足长鸣。另一匹正要渡水，臀部高高抬起，低头选择渡水的地方，拘谨局促，还没有渡成。另两匹在水中，前一匹回头顾盼，仿佛在用鼻子说话；后一匹没有回应，想喝水却停住了脚步。若说它们是马厩里的马，前面没有缰绳络头，后面没有鞭子；若说是野马，它们斜视的眼睛、竖起的耳朵、丰满的胸脯、细长的尾巴，又都符合马的标准，萧然洒脱，像贤德的大夫、尊贵的公子。它们彼此解下衣带、脱去衣帽，来到水边洗濯冠缨，终于想要远远高飞、避世远引，同麋鹿为友而终其天年，却又不能做到。大概也只是悠闲自在，姑且借此度过一年，不去经营什么罢了。狮子屏风赞【苏轼】润州甘露寺有唐代李卫公留下的陆探微所画的狮子画板。我从钱塘调任胶西太守，经过那里便去观看，叫工匠摹绘下来，放在公堂之中，并为它作赞说：“眼睛圆睁，鼻子仰起，奋张胡须，吐出舌头，威严地露出牙齿；舞动四足，耳朵向前；向左顾盼，左右踱步，欢喜得露出尾巴。虽然凶猛却温和，大概是在嬉戏。高大庄严的公堂，仿佛在防御燕几间的啼哭呼喊，使百鬼颠沛奔逃。啊，古代陆先生的技艺真妙啊！” 管防安画像赞【苏辙】我从龙川回来，居住在颍地已经十三年了。闭门幽居，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便渐渐取出旧书阅读，想要寻求古人同他们交友。在三国人物中，我大概找到了一位，就是管宁，字防安。防安年轻时遭逢乱世，渡海居住在辽东三十七年后才回来；回来后住在田园，不接受朝廷征召，八十四岁去世。他的功业没有施加于别人，我却独独取法他什么呢？取法的是他明白时势、谨慎处置自身罢了。东汉末年，士大夫崇尚风操气节，他们立志行义，比西汉士人贤明；然而当时正处于大乱之中，他们出仕应对世事，很少有人能够保全自己。颍川荀文若凭借智谋辅佐曹公，正当他擒获吕布、杀死袁绍时，都能谈笑之间办成事情；他的才华可以同张子房相比，然而到了议论九锡时，最终也不能保全自身。彭城张子布忠诚明亮、刚正简约，侍奉孙氏兄弟，成就了江东的事业；然而最终因为正直而不被容纳，竭力争论公孙渊之事，几乎使君臣之义断绝。平原华子鱼凭借德行器量受到曹氏父子的尊重，做到三公之位；然而曹公杀死伏皇后时，子鱼奉命前去，撞破墙壁使皇后出来，却又使她遭到杀害。汝南许文休以评定人物贤否闻名于世，晚年入蜀依附刘璋，先主将要攻克成都时，文休越城投降；虽然最终被任命为司徒，蜀人却鄙视他。这四个人都是一时的贤人，然而只顾正直地坚持自己的人最终害了自身，委曲自己的人最终丧失了德行；身处乱世而能够保全自己，除了防安还能有谁呢？旧史说，防安虽然年老却没有疾病，穿着白色防布短衣、裤子和布裙。他住宅后几十步有一条流水，夏日炎热时能够拄杖到水边洗手脚，巡视园囿；每逢岁时祭祀祖先，便穿上絮防布单衣，进献祭品，跪拜成礼。我想让画工凭想象大略画出他的形象。从前李公麟喜欢绘画，具有顾恺之、陆探微遗留下来的意趣；如今李公麟死去已久，遗憾没有人能完成我的心意，只姑且作赞说：防安的贤能，没有什么超过常人之处，我独独为什么称他贤呢？是因为他明白时势，谨慎处置自身，能够保全自己。防安年老时从海东回来，住在一亩大的房舍中，闭门自守，不求通达；穿着白色防布裙，在祭祀时迎风起舞；四时祭祀祖先，馈献祭奠一定亲自进行。八十四岁时，如蝉蜕般离世。他年轻时不是汉人，老年时也不是魏人，应该怎样称呼他呢？是上天遗留下来的逸民。王定国画像赞【苏轼】温润而有光泽，是道人的充实；凛然清峻，是诗人的清瘦；雍容曲折，是贵族公子的风度；短小精悍，是游侠之徒的气质。人哪里能够仅凭这些了解他呢？这些都只是他的表面。像这样的人，安泰时不骄傲，困厄时不屈挠，年老了也不枯槁。秦少游画像赞【苏轼】如果认为你将要出仕，那么你的服饰质朴，行为方正；如果认为你将要隐居，那么你的言辞文雅，精神昌盛。把你放在一边而不去寻求，你并不主动靠近；一旦接近并寻求你，你又不会隐藏自己。认为你将要出仕或将要隐居的人，都不了解你。你大概是将要带着自己的一切，乘着所遇到的时机，避身于世间，最终却返回故乡的人吧？参寥子画像赞【苏轼】

译东坡居士说：“参寥子自身贫寒而道德丰富，文章善辩而口头表达迟钝，外表柔弱而内心刚健勇武；不与人争竞，却喜欢讥刺朋友的过错；形体枯瘦、心如灰烬，却喜欢感叹时事、玩赏万物，不能忘情于世间，因此说出感情充沛的话。这是我所说的参寥子有五件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苏轼】与可的文章，是他德行的糟粕；与可的诗，是他文章的末梢。诗歌不能完全倾泻出来，便转变为书法，又转变为绘画，都是诗的余绪。他的诗和文章，喜欢的人已经很少；有没有像喜欢他的画那样喜欢他的德行的人呢？可悲啊！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序苏轼】与可是文翁的后代。蜀人还用“石室”来称呼他的家族，而与可自称笑笑先生。大概可以说，他同道一起消逝，不留存于外物之中。他曾经喜欢画竹，有客人为此赞叹说：“先生闲居独自不停地笑，问您笑什么？笑我把不是您的东西当作您的东西来观察，把我和您看成一体。”先生又笑了。笑所笑的事情，在笑笑的余韵中，以竹子来显发妙理；竹子也因得到风而自然发笑。讳辩【韩愈】我给李贺写信，劝他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并且有了名声。与李贺争名的人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应参加进士考试才是对的，劝他参加考试的人是错的。”听到这些话的人没有考察清楚，便一唱一和，用同样的话附和。皇甫湜说：“如果不把这件事辩明白，你和李贺都将获罪。”我说：“是的。法律说：‘两个字的名字，不必全部避讳。’解释的人说：‘比如说征字时不称在字，说在字时不称征字，就是这个意思。’法律又说：‘不避讳音近而意义不同的字。’解释的人说：‘比如禹与雨、丘与蓲这一类。’如今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犯了两个字名字的避讳法吗？是犯了音近字的避讳法吗？父亲名叫晋肃，儿子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如果父亲名叫仁，儿子难道就不能做人了吗？避讳开始于什么时候？制定法制教导天下的人，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不偏讳两个字的名字，《春秋》也不讥责不避讳音近字。康王钊的孙子确实名为昭王，曾参的父亲名叫晳，曾子并不避讳。过去周代有骐期，汉代有杜度，他们的儿子应当怎么办？难道避讳还要避讳音近字，甚至连自己的姓也避讳吗？还是不避讳这些音近字呢？” 汉代避讳武帝名彻，把“彻”改作“通”，却没有听说还要避讳车辙的“辙”，把它改成别的字；避讳吕后名雉，把“雉”说成野鸡，却没有听说还要避讳治理天下的“治”，把它改成别的字。如今上奏章和发布诏令，并没有听说要避讳浒、势、秉、机这些字，只有宦官和宫妾才不敢说“谕”和“机”，认为这样会触犯忌讳。士君子说话做事，应当依据什么法则、遵守什么规范呢？如今拿经书来考察，拿法律来验证，再用国家的典章来核对，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凡是侍奉父母，能够像曾参一样，就可以不受讥议；做人能够像周公、孔子一样，也就可以到此为止。如今世上的士人不努力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专门避讳父母的名字，反而想在避讳方面超过曾参、周公、孔子，这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迷惑。周公、孔子、曾参终究不可能被超越；如果把周公、孔子、曾参与宦官宫妾相比，难道宦官宫妾孝顺父母，竟然比周公、孔子、曾参更贤吗？” 桐叶封弟辩【柳宗元】古代流传的书中说：“成王拿桐叶同年幼的弟弟开玩笑，说：‘把这个封给你。’周公进来祝贺，成王说：‘这是玩笑。’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就把唐地封给年幼的弟弟。”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受封吗？周公就应该及时把这件事告诉成王，不必等他开玩笑后再以祝贺来促成它；不应当受封吗？周公却把不合适的玩笑变成事实，拿土地和人民交给年幼的人，让他做君主，这能算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成王的话不能随便说罢了，难道一定要顺着他把这件事完成吗？假如不幸成王拿桐叶同妇人、宦寺开玩笑，难道也要把它举行为事实而顺从他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样。假如还没有达到适当的程度，即使反复改变十次也不算坏事；但一旦达到适当的程度，就不能任意改变，何况只是因为一句玩笑呢？如果开了玩笑就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教成王把过错贯彻到底。我的看法是，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从容安乐的方式依循正道，使他最终归于大中之道而已；一定不会遇到他的过失就替他找借口，也不应当束缚他、驱赶他，使他像牛马一样，逼迫过急反而会失败。况且普通人家的父子，尚且不能用这种方法自我克制，何况号称君臣的人呢？这不过是小丈夫琐碎拘谨的行为，不是周公应当采用的方法，所以不可信。” 有人说：“封唐叔这件事，是史佚促成的。” 《文编》第三十九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第四十卷 明代唐顺之编 读《仪礼》【韩愈】我曾苦于《仪礼》难读，而且如今流行的版本大概很少，沿袭传抄又各不相同，想要复原也没有办法，考察它对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然而文王、周公的法制，大略还保存在这部书中。孔子说：“我遵从周礼。”说的是周代礼制文章的盛大。古书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百家杂学尚且还有可以取用的地方，何况圣人的制度呢？于是我摘取其中的大要，把奇异的文辞、深奥的义理写在篇章中，使学习的人可以观览。可惜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不能在其中进退揖让。唉，那是多么盛大啊！读《墨子》【韩愈】儒家讥议墨家，说墨家主张上同、兼爱、尊崇贤人、彰明鬼神；可是孔子敬畏大人，居住在一个国家却不非难它的大夫，《春秋》讥刺专擅权臣，这难道不是上同吗？孔子广泛爱人、亲近仁者，以广施恩惠、救济众人称为圣人，这难道不是兼爱吗？孔子尊重贤者，以四科来进用、褒奖弟子，痛恨死后姓名不能显扬，这难道不是尊贤吗？孔子祭祀时仿佛神灵真的在那里，讥刺祭祀如同没有祭祀的人，还说“我祭祀就能得到福报”，这难道不是明鬼吗？儒家和墨家都赞同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修养自身、端正内心，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为什么却不能彼此相悦到这种程度呢？我认为，争辩是末流学者产生的，各自只顾推销老师的学说，并不是两位老师的学说本来如此。孔子一定会采用墨子的主张，墨子也一定会采用孔子的主张；如果彼此不能取用对方，就不足以称为孔子、墨子。” 读《荀子》【韩愈】我开始读孟轲的书，这才知道孔子的道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实行王道容易成为王者，实行霸道容易成为霸者。我以为孔子的门徒去世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子一人。后来得到扬雄的书，更加尊信孟子；因为扬雄的书，孟子更加受到尊崇，那么扬雄也算是圣人的门徒吗？圣人的道没有在世上流传，周朝衰落时，好事之徒各自用自己的学说求取于当时的君主，纷纷杂乱，彼此扰乱，六经和百家的学说交错混杂。然而老师和大儒仍然存在；秦代有焚书之祸，汉代尊崇黄老之学，在仍存而且纯正的学者中，也只有孟轲，只有扬雄。等到得到荀子的书，于是又知道还有荀子这样的人。考察他的文辞，有时似乎不够纯粹；探究他的归旨，同孔子不同的地方却很少。他大概处于孟轲、扬雄之间吧？孔子删定《诗》《书》，笔削《春秋》，符合道的便写入，不合道的便删去，所以《诗》《书》《春秋》没有缺点。我想删去荀子不合道的部分，把其合于道的内容附入圣人的典籍，这也算孔子的志向吗？孟子是纯正中的纯正，荀子和扬雄则是大体纯正而略有小的瑕疵。读《孟尝君传》【王安石】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招纳士人，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还依靠他的力量逃脱了像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唉！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中的首领罢了，哪里谈得上能够得到真正的士人？不这样的话，凭借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就应当可以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难道还要取用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正是士人不来投奔他的原因。题逸少帖【苏轼】王逸少被王述困扰，自己发誓要辞去官职，超然置身于世事之外。他常常说：“我应当最终快乐地死去。”然而他想游历一次岷岭，竟然如此勤恳努力，到死也没有实现。这才知道游览山水、放情自然的快乐，本来就是人生中难以保证的事情。何况那些留恋市朝的人，却说要出入山林、独自远行，本来就已经很疏阔了。题唐氏六家书后【苏轼】永禅师的书法，骨力气势深沉稳健，体势兼有众多妙处；精熟到了极点，反而造就出疏淡的意味，就像观看陶彭泽的诗，起初仿佛散漫舒缓、不能收束，反复吟咏不止，才认识到其中的奇趣。如今法帖中有“ 不具释智永白”这样的字样，误收在王逸少的部分中；然而这也不是智永禅师的书法。至于“谨此代申”之类，是唐末五代流行的俗语，书法也不精工。欧阳率更的书法，妍美紧峭、拔出群伦，尤其擅长小楷。高丽派使者来求购他的书法，高祖叹说：“观看他的书法，以为他是身材魁梧、奇伟不凡的人。”这不是懂书法的人。凡是书法都能表现书写者的为人；率更容貌清瘦，聪敏颖悟超过常人，如今观看他的书法，刚劲险峻、刻厉严整，正与他的容貌相称。褚河南的书法，清远萧散，稍微夹杂隶书体势。古代评论书法的人，也兼论书写者的平生；如果不是那样的人，即使书法精工，也不值得尊贵。河南本来是忠臣，只是有诬陷杀害刘洎一事，使人感到不快。我曾考察其中实情，恐怕刘洎晚年确实有褊狭忿恨之意，实际上说过类似伊尹、霍光的话，并非被诬陷；若不是这样，马周明明说他没有这句话，太宗为什么仍然杀刘洎，却不追究马周呢？这大概是武后朝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诬陷他，而史官不能辨明。张长史的草书，颓然任性、天然放纵，略有一些章法布置的地方，但意态自然充足，被称为神妙飘逸。如今世人称赞善于写草书的人，有些却不能写好楷书、行书，这是极大的谬误。楷书产生行书，行书产生草书；楷书像人站立，行书像人行走，草书像人奔跑，从没有不能站立、行走却能奔跑的人。如今长安还保存着张长史的楷书，《郎官石柱记》中的字简洁深远，像晋宋时期的人所写。颜鲁公的书法雄健秀美，独自突出，改变了古法；如同杜子美的诗，格调和气力都是天赋纵横，兼有汉、魏、晋、宋以来的风流，后世作者大概难以再下手。柳少师的书法本出自颜鲁公，却能自出新意，一字价值百金，并非虚言。他说“端正内心，笔也会端正”，不只是用来讽谏，事理本来就是如此。世上的小人写字，即使技艺精巧，神情终究有睢盱侧媚的姿态；不知道人的情态会随着想象而显现出来，这难道不像韩子所说的那个偷斧子的人吗？还是确实如此呢？然而如果竟使人看到他的书法仍然憎恶他，那么他的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被贬居黄州时，唐林夫从湖口寄书给我说：“我家有这六个人的书法，请你替我略作评论，并写在后面。”林夫的书法远远超过我，却反过来向我求取评论，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也无法理解。

译题写《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我曾经谈论书法，认为钟王的遗迹，疏宕简远，妙处在笔画之外。到了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古今笔法，把它们充分发挥出来，极尽书法的变化，天下人一致把他们视为宗师，而钟王的法度却更加衰微。对于诗歌，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天然成就，曹植、刘桢的自得，陶渊明、谢灵运的超然，大概也已达到极高境界了。可是李太白、杜子美凭借英伟绝世的才姿，凌驾跨越百代，使古今诗人都黯然失色。然而魏晋以来那种高尚的风范、绝尘的气概，也渐渐衰落了。李杜以后，诗人接连创作，虽然间或有悠远的韵味，但才力赶不上立意。只有韦应物、柳宗元，能在简约古朴中表现纤细浓丽，把至深的滋味寄托在淡泊之中，不是其他人所能达到的。唐末司空图身处崎岖艰难的乱兵之间，而诗文仍然高雅，还有承平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他评论诗说：“梅只能达到酸，盐只能达到咸；饮食不能没有盐和梅，但它的美味常常在咸、酸之外。”大概是在说明自己的诗有所得于文字表面之外。他的《二十四诗品》，我遗憾当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妙处。我把这段话反复读了三遍，不禁为他悲叹。闽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号称善于写文章。我曾听前辈谈论诗歌，每当得到佳句妙语，总要反复品味几次，才懂得其中所说的意味。司空表圣的话确实可信：美味在咸酸之外，真可以吟诵一遍而反复叹赏三次。我后来同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防见面，得以窥览他的家集；至于子思品行笃厚、志向高远，做官时有非凡的才干，墓志中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我不再评论这些，只这样评价他的诗。书《东皋子传》【苏轼】我整天饮酒，不过五合。天下不能饮酒的人，没有比我更差的了。然而我喜欢看别人饮酒，看见客人举杯慢慢饮下，我胸中便因此浩荡开阔、疏落舒展，酣畅适意的滋味反而超过了客人。闲居时没有哪一天没有客人，客人来了没有不置办酒食的。天下爱饮酒的人，也没有比我更热心的了。我常认为，人的最大快乐，莫过于身体没有疾病、内心没有忧虑。可是我恰恰没有这两样。如果有这两样的人正在我面前，我又怎么能独自享有这种快乐呢？所以我所到之处常常储存好药，有人求取就给他；尤其喜欢酿酒来请客。有人说：“您自己没有病却储存很多药，自己不饮酒却酿很多酒，劳苦自己来成全别人，为什么呢？”我笑着说：“病人得到药，我替他感到身体轻快；饮酒的人因酒而困倦，我替他感到酣畅适意。这大概纯粹是为了自己。”东皋子在门下省任待诏，每天供给酒三升。他的弟弟静问他：“任待诏快乐吗？”他说：“任待诏有什么快乐？只是每日三升美酒，实在令人留恋罢了。”现在岭南的法令不禁止饮酒，我既然能够自己酿酒，每月用米一斛，可以得到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位太守，间或又把酒赠送给我。大略计算我所得到的酒，大概超过东皋子了。然而东皋子自称“五斗先生”，每天供给三升酒，连满足自己的口腹都来不及，哪里能够供给客人呢？像我这样的人，每天却有三升五合酒进入乡野之人和道士的腹中。东皋子曾同仲长子光交游，喜欢修养性情、服食养生之物，预先刻定死亡日期，自己撰写墓志。我大概可以在千年之后同他结为知己，也许差不多可以这样吧。《文编》卷四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四十一 明唐顺之编 《审势》【苏洵】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确定国家所崇尚的原则。所崇尚的一经确定，即使经过万千年也不改变，使百姓的耳目统一于此，使子孙有所遵守，这样就容易治理。所以三代圣人所建立的制度，后世延续得久的达到七八百年，难道只是因为百姓不忘记他们的功劳才达到这样吗？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子孙得到祖宗的法度作为依据，可以长久实行。如今天下幸而正处于安定之时，子孙万世为帝王的谋划，不能不预先在此时确定。然而万世帝王的谋划，常常先确定所崇尚的原则，使子孙能够安坐而守持旧制；等到政事出现弊病，然后改变其中的小节，而根本大体终究不能轻易改革，所以统治能够延续长久，百姓也不会苟且简慢。如今考察朝廷内外，来观察国家所崇尚的原则，我仍然有所疑惑。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有强有弱，圣人审察形势，用权宜之术应对。形势强了，强盛过度而不停下，就会折断；形势弱了，衰弱过度而不停下，就会屈服。圣人调节它，使它的强弱不至于折断或屈服，靠的是威与惠。然而不懂得强弱形势的人，即使有杀人的威势，下面的人也不畏惧；即使有使人得到生存的恩惠，下面的人也不感到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威势已经耗尽，恩惠又失去了防护作用。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必须先审慎地知道天下的形势，然后才可以谈论如何使用威和惠。不先审慎地了解形势，只说“我能使用威势，我能施行恩惠”，还不行。所以，形势强盛却再增加威势，形势衰弱却再增加恩惠，以至于折断和屈服，这是可悲的。譬如人的身体将要服用药物、针石来保养生命，必须先审察他的体质是阴性还是阳性，然后投以相应的药物针石。药石属阳却投给阴性体质，药石属阴却投给阳性体质，这样才能使阴气不至于枯竭，阳气不至于亢盛。从前周拥有天下，诸侯过于强盛，在他们强盛时，大的诸侯已经拥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而王畿之内反而不过千里，周的形势是弱的。秦拥有天下后，把地方分散为郡县，把力量集中到京师；郡守县令没有大的权力，权柄的伸缩、进退无不掌握在我手中，秦的形势是强的。然而当周成王、康王在位时，诸侯无论大小都臣服，衰弱的形势还没有显露在外。到了后世周王失去德行，诸侯像鸟兽一样逃散，各自固守本国，互相侵夺，而周王最终还没有醒悟，只守着小小的姑息之道，却希望凭此制服强国，这叫作以衰弱的政令助长衰弱的形势。所以周的天下最终亡于衰弱。秦从秦孝公时起，形势本来已经渐渐走向强大。等到他的子孙兼并天下，却也没有醒悟，只专门任用严酷法制来斩杀鞭打平民，这叫作以强暴的政令助长强盛的形势，所以秦的天下最终亡于强暴。周拘泥于施惠而不知道权变，秦勇于施威而不知道根本，两者都没有审察天下的形势。我们宋朝的治理制度，有县令、郡守、转运使，以大统辖小，像丝牵绳联一样，全部归总于朝廷。即使地方在万里之外，方圆数千里，拥有百万军队，只要天子在殿陛之间一声召唤，一个三尺高的童子快马传送诏书，召他回京，他就解下官印奔走而来，只怕赶不上。这样的形势，正是秦所凭借而强盛的形势。形势强盛了，然而天下的弊病却常常表现为衰弱。唉！有像秦一样可以强盛的形势，反而陷入衰弱，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于施惠而畏惧施威，恩惠过分而威势不足。之所以习惯施惠、恩惠过分，是因为频繁赏赐，而且把赏赐加给没有功劳的人；之所以畏惧施威、威势不足，是因为刑罚松弛、军队不振。由于赏赐、刑罚和军队没有得到正确运用，所以衰弱的实际情况显露在外。什么叫衰弱的实际情况？就是说：官吏旷职懒惰，职务废弛而不履行，对败坏政务的官吏却不严加惩罚；赎罪太多，赦免太频繁，有罪也不追究，因而法典刑律的禁令不能实行；冗余的军队骄横狂妄，凭借武力，侥幸求取赏赐，而维持姑息局面的恩典又不敢节制；将帅使军队覆没，连一匹马也没有回来，对败军的责任却不加重。羌夷强盛，凌辱压迫中原，索取金帛、增加币帛的耻辱也不感到愤怒。这一类情况，就是太过衰弱的实际表现。长久不治理，就会又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乘虚而入，国家渐渐衰微、渐渐消亡，悄无声息地崩溃，直到无法挽救。然而我认为，衰弱在于政令，不在于形势，这叫作以衰弱的政令败坏强盛的形势。如今一车柴薪燃起的火，是众人都害怕、不敢靠近的；把它举起来投入河中，它还能产生什么热量？所以，拥有强秦那样的形势，却沉溺于弱周那样的弊病，天下因此不知道它的强盛，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如此，政令衰弱并不像形势衰弱那样难以治理。假如弱周的形势，必须改变诸侯的制度之后才能强盛，这是可能的；但天下的诸侯本来就不容易改变，这也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事。至于政令衰弱，只要使用威势就行了，可以早晨改变，晚上就确定。齐国，是古代的弱国，而齐威王又是齐国贤明的君主。他刚即位时，放任政务而不治理，诸侯一同进攻，人人都不知道齐国将成为强国。

译有一天他突然发怒，裂地万家封赏即墨大夫；召来阿大夫把他烹杀，也烹杀那个一向称誉阿大夫的人；又发兵攻打赵、魏、卫，赵、魏、卫全都逃走请求讲和，齐国人人震恐，不敢掩饰过错。这是因为他确实知道政令衰弱，能够使用威势来补救衰弱。何况如今凭借天子的尊贵，借助郡县的形势，只要话从口中说出，四方就会响应；用威的条件本来已经完备。拥有天下的人，忧虑的只是自己不去做；有心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现在如果真能专心于施用威势，不被众人的是非议论牵制，使用不可预测的刑罚和不可预测的赏赐，使天下人看待它如同风雨雷电，突然来到，迅速降下，不知道从哪里发生，也无法逃避，那么朝廷这样做以后，平民就会更加致力于节俭谨慎，奸民猾吏也会常常惶恐，害怕刑法降临自身，于是收敛手脚，不敢随便犯法；这就叫作强政。政令强有力了，实行几年，天下的形势就可以重新强盛。有人说：“当今的形势，确实没有比崇尚威势更便利的办法；可是，谁知道万世以后，政令不改变而一定只说要施威呢？”我回答说：“威势，是君主凭借它成为君主的东西。一天没有威势，就是没有君主。时间久了政令出现弊病，可以改变其中的小节，再参用恩惠，使它不至于像秦那样过分，这可以；如果全部放弃威势，那就错了。”又有人说：“王者凭德，不凭刑；任用刑罚，是霸者的事，不应当这样说。”这也不是懂得道理的话。汤、武都是王，桓公、文公都是霸。周武王乘纣王暴虐之时，把百姓从炮烙、斩断肢体的境地中救出；如果又继续大量杀人、严刑治民，百姓的心就会离开他。所以他的治理完全出于礼义。商汤则不然，夏桀的罪恶本来同纣没有不同，只是刑罚没有纣王那样暴虐，而天下百姓受到他的风气影响，放纵懒惰，不遵守法度。《尚书》说：“民众全都懈怠而不协调。”又有诸侯昆吾氏首先作乱，于是诛除那些强横、怠惰、不守法的人，以平定纷乱。所以《礼记》说：“商人先施刑罚，后施赏赐。”至于桓公、文公的事情，也并非都只任用刑罚。桓公任用管仲，管仲的著作喜欢谈刑罚，所以桓公的治理常常以刑罚为主。晋文公是长者，他的辅佐狐偃、赵衰、先轸、魏犨都不赞成用刑法，他的治理也从来不以刑罚为根本，但仍然号称霸主。若说商汤不是王、晋文公不是霸主，难道说得通吗？所以使用刑罚不一定就是霸道，使用德政也不一定就是王道，只要分别观察形势，看看适合采用什么而已。《防略》一【苏轼】我听说天下的治乱都有一定的形势，所以天下即使混乱，圣人也认为没有什么难处，因为他有应对的办法。水旱灾害、盗贼横行、百姓流离，只要使他们安定下来就行；乱臣割据、天下四分五裂，只要讨伐他们就行；权臣专制、擅自施威施惠，只要诛杀他们就行；四方夷狄交相侵犯、边境不得安宁，只要抵御驱逐他们就行。这几种情况，对于危害百姓、蛀蚀国家来说并不少。然而它们造成危害都有一定表现，所以救治它们也各有方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却任其这样发展更大的了。不知道原因却任其发展，就是拱手等待动乱。国家已经一百年没有大的战争了，天下有治平的名声而没有治平的实际，有值得忧虑的形势却没有显露出值得忧虑的迹象，这正是难以预料的地方。如今的天下并没有水旱盗贼、百姓流离的灾祸，却常常听到叹息、怨恨和愤怒，好像不能安居乐业；并没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的忧患，却休养生息，常常像是不足以支用；并没有权臣专制、擅自施威施惠的弊病，却上下不相交接，君臣不亲近；并没有四夷交相侵犯、边境不安的灾难，中原却惶惶不安，常常有外患之忧。这就是我深感疑惑的地方。如今医生治疗疾病，察看脉象和面色，听声音，就能知道疾病由什么引起，说这是寒病，这是热病，或者说这是寒热相搏；至于其他病症，也没有不能判断的。现在假如有一个人，神情恍惚而不快乐，问他哪里难受，他又不能自己说出来，那么他的疾病一定深重而难以测知。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本来同常人没有差异，这正是庸医认为没有什么可忧虑，而扁鹊、仓公一望便惊惧的情况。疾病的根源既然深重，那么治疗它自然不是鲁莽、因循、苟且的办法所能消除的。可是天下的士人，正忙着拾取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补缀汉唐的旧事，把这些当作区区议论，以为可以挽救时世，难道不是太疏浅了吗？如今的形势，如果不能涤荡振作，明确地建立起一番事业，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的希望。我曾考察西汉衰落时，它的君主都没有暴横淫虐的行为，只是懒惰废弛，沉溺于宴饮安逸，害怕短期的辛劳，却忘记千年的祸患，因此一天天走向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君主，就像天一样。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是因为它运动不息。正因为运动不息，所以万物纷然各得其所，各司其职而不混乱。天的光辉成为日月，天的纹理成为星辰，天的威势成为雷霆，天的恩泽成为雨露，这一切都由运动产生。假如上天不知道运动，那么它那块然不动的形体将会腐坏，连自己都不能维持，何况还能驾驭万物吗？如果天子有一天赫然振奋，发挥刚明的威势，使天下明白君主想要建立一番事业，那么有智慧的人愿意贡献谋略，勇敢的人乐意献出生命；即使事情纵横交错、颠倒复杂，也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如果君主不先在内心自我防备，使自己有所建立，群臣即使有伊尹、吕尚、后稷、契那样的人，也无可奈何。所以我特意把君主先自我防备并想有所建树作为首要，然后再谈论建立事业的要领。《防略》二【苏轼】

译天下长久没有战事了。凭天子的仁德圣明，他想有所建树，为子孙万世谋划，实在迫切至极。只是他认为，如果发动措施不合节度，天下或许会因此受害，所以对着朝廷叹息，已经有几年了。大概从近年开始任用二三位大臣，天下人都洗心涤虑，等待朝廷的作为。然而几年之间，终于没有什么能够大大慰藉天下期望的事情，这是什么缘故呢？两边的重大忧患还没有消除，天下的治理终究无法进行。我听老师说过：应付敌人都来不及，就不能保全自己；保全自己都来不及，就不能有所建树。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都有敌国相持的忧患；他们派遣将领、出兵作战，军队在外交战，而朝廷内部没有失去立国的根本，所以军队可以战败，国家却不能动摇；力量可以屈服，志气却不可夺取。如今天下统一，两边还没有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君主、宰相却整天惶惶不安，应接各种事务都来不及，我私下认为这不是执政者应有的做法。从前大臣们的议论，不是谋划长久之计，而是采取最下等的防御，因此每年拿出金帛数十百万资助强敌；这是过去的过错，是无法追悔的事情。然而议论者现在正准备深深责怪当时的过失，却不谋求日后的办法，也没有益处。我虽然不才，还是私下谈论当今的弊病。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心有所耗费，只担心耗费没有名目；不担心耗费没有名目，只担心事情不能建立。如今一年耗费千万，不过是千万罢了；如果事业不能建立，四海都将无法保全，那么还谈什么千万呢？如今两边没有折损一支箭，也没有遗失一枚箭头，只派一个使者，快马传递几乘车马的驿传，所经过的地方便骚动不安，居民因此不得安宁；大抵都是提出非常的言辞、无厌的要求、难以满足的请求，来试探我们如何答复。于是朝廷一片喧扰，大臣们商议；事情刚过去不到几个月，边境又再次传来告急。由此看来，两边的使者不停止往来，中原就不知道何处可以歇息肩膀，更何况能够有所建树呢？所以我说：两边的重大忧患没有消除，天下的治理终究无法进行。中书，是王政发出的地方，是天子同宰相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而不问其他琐事的地方。没有极其安逸，就无法应付天下的劳苦；没有极其宁静，就无法控制天下的动荡。因此古代圣人即使有大的兵役、大兴土木，百官奔走，各自履行职责，中书的事务也不会纷乱。如今连一年的空闲都得不到，那么礼乐、刑政、教化的根本，以及使天下回心转意、向往正道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办理呢？可是这样的议论，就像有千金家产的人长久不加治理，以至于贩夫小儿都能拿着债券来追讨他所欠的债；如果有一天突然发愤，把粮仓谷仓全部倾倒出来偿还，然后再为将来谋划，那么即使只有一支簪子的本钱也足以致富，何至于惶惶不安呢？我曾读《吴越世家》，看到勾践困在会稽山上，向吴国求和，所有用来行贿的金玉、美女，多得数不清。回到本国以后，吴国要求的各种劳役没有一项不服从，还让大夫的女儿嫁给吴国大夫，让士人的女儿嫁给吴国士人，春秋两季的贡物不断送到吴国府库。我曾暗自奇怪，越国作为蛮夷之国，在败亡之后、救死扶伤之余，仍然承受如此不可胜计的贿赂和耗费，然而最终却灭掉了吴国，那么治理国家的忧患果然不在于耗费。因为越国内外事务互不干扰，所以能够有所建树，使范蠡、大夫种两人分掌国政。范蠡说：“国境四周之外，种不如我，请让我主持。凡四境之外如何对待吴国，种不知道。四境之内，我不如种，请让种主持。凡四境之内如何强国富民，我不知道。”两个人各自专精于自己的才能，各自竭尽力量，所以不用劳苦就灭掉了吴国。越国送给吴国的贿赂非常丰厚而且有节制，所以财物不会匮乏；服从吴国劳役非常辛苦但有固定期限，所以国家的根本不会动摇。这样以后，勾践才能安心施展志向，而吴国本来已经掌握在他的手掌之中了。如今天下这样广大，中书却常常有蛮夷方面的忧患，内政自然会有办不成的事。所以我认为，治理天下不如先清理中书的事务。中书事务清简了，天下的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现在天下的财赋，都归司农掌管；天下的刑狱，都归廷尉掌管；天下的军队，都归枢密院掌管；宰相只掌握大纲，听取他们治理事务的要领，然后责成他们完成罢了。这三项事务，难道比蛮夷之事少吗？如果真把它们视为不值得牵累中书，那么如今对待两边的办法，问题就在于责任过重。古代有行人这一官职，掌管四方宾客的事务。周朝强盛时，诸侯四次朝见，蛮夷荒服之地的部族也都来进献，所以行人只负责处理升降揖让的礼节、牲畜草料和储积物资的数量而已。到了周朝衰落，诸侯争强，行人的职务就变得艰难而且重大。春秋时期，秦国派使者聘问晋国，叔向命人召来行人子员、子朱，说：“子朱，你负责接待。” 叔向说：“秦、晋不和已经很久了，今天的事情幸而成功，秦、晋两国都依赖它；如果不成功，三军将暴尸荒野。”后来楚国的伍员逃奔吴国，担任吴国行人，谋划对付楚国，最终终于攻入郢都。西汉兴起以后，设有典属国。贾谊因此说：“陛下试着任命我为典属国，我一定把单于的脖子系住，控制他的命运。”把中行说压伏在地，鞭打他的背部，整个匈奴的军队都只听从皇上的命令。如今如果仿照行人、典属国的制度，专门设置一个官职，给他重大责任，然后考察他的成效；让宰相在两制官员中选拔可用的人，不要剥夺他的权力；让大司农把每年馈赠给两边的物资限定在固定数额之内，预先准备好。其余事务，朝廷不参与过问。凡是我们派使者到敌国，以及我们接待敌国使者的事情，都由他自行选择办法；对方提出的非常言辞、无厌要求、难以满足的请求，也由他自行答复。使这些议论不必上达朝廷；在有空闲时，他还可以搜罗天下俊才，研究进攻、作战、防守、抵御的准备，广泛听取意见，全面采纳建议，以周全了解敌国的虚实。凡是关系境外的事情，都交给他办理。这样，天子与宰相只根据他的能力和成败决定升降罢黜，实际上不也十分简便吗？如今从宰相以下，百官都泛泛而过，没有人承担这个责任。现在如果选出一个人授予他此职，使他日夜思考如何应付两边，应该没有不能办成的事；这样以后，宰相就可以安居静思，谋求天下的大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概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了。《防略》三【苏轼】

译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使天下的事务各归其位而不相争，使天下的人各安守本分而不相逾越，这样天子才能从容安闲、无为而治，在上面控制全局。如今却不是这样。夷狄与中原抗衡，本来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却常常因此牵累朝廷，所以朝廷犹豫不决、纷扰不安，最终不能有所建树。如今如果委任专人而责成其办事，使西北之地不过成为尚未诛灭的盗寇所在，那么中国本来就是我们的中国，哪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到了这个时候，我知道天下的治理没有什么不足为之处。请让我谈谈当今的形势。天下有两种祸患：一是立法的弊病，二是任人的过失。这两者相似而难以分辨，正是天下因此混乱的原因。立法有弊病时，君主一定说：“我任用了某人，而天下没有治理好，是某人不堪任用。”于是又更换他，却不知道是法令有弊病，反而把罪过推给那个人。等到任用人的过失出现时，又反过来责怪法令，于是法令不断变更。这样即使到了覆败灭亡接连发生的地步仍然不醒悟，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从前汉朝兴起，沿袭秦朝来治理，刑法严峻急迫，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无所依凭，恐怕后世没有可以执守的东西，所以贾谊、董仲舒感叹叹息，把立法、改制作为日后的事情。世人看见这两人的议论，便认为圣人治理天下大都如此，因此腐儒和浅薄的读书人都想妄自改变法制，以迷惑当世君主。我私下认为，当今的祸患，虽然法令也有不安妥的地方，但天下之所以没有得到大治，过失在于任用人才，而不在法制本身。国家的法令已经改变过多少次了，天下仍然没有大治，罪过究竟在哪里呢？从前大臣们议论，担心天下士人入仕不遵循正道，选取人才又不精，所以制定法令说：“到了中年才举荐，选取旧有名额的一半，并重新设置明经科。”又担心天下官吏没有功劳却升迁，取得高位而不肯谦让，所以制定法令说：“应当升迁的人由有关部门上报，自己陈述要求升迁的人有罪。”这两条法令名义上很美好，实际上并没有大益处。然而议论者想凭借这类办法使天下达到大治，我私下认为错了。法令对于人，就像五声六律对于音乐一样。法令不可能没有奸弊，就像五声六律不可能没有淫靡之乐一样。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保留法令的大略，把具体运用交给人；只要不至于危害百姓而又无法强行废除，就都不改变。因此说，过失只在任用人才罢了。有人才却不用他，或者用了他却不实行他的意见，或者实行他的意见却不能尽其心力，这些过失是一样的。古代兴起的王者只有两个人：商汤任用伊尹，周武王任用太公，都把天下交给他们，然后伊尹、吕尚才能舍弃自身，来经营天下。君主不怀疑臣下，功业成就后也没有后患，所以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实行。他想任用的人，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可以；他想诛杀的人，即使是有仇怨嫌隙的人也可以。使臣下心中没有顾虑忌惮，所以能够竭尽才力，要求他们建立成功。到了后世的君主，才开始用区区小术来约束天下的豪杰，所以即使有国士，也没有人能够被充分任用。贤人君子想要建立功业，使名声在后世不朽，这种愿望比君主还强；只是担心功业尚未完成就被人夺取，只会加速天下的混乱。晁错的事情，完全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奋不顾身、不顾一时祸患，决然只想用自身来试探君主威势的人，说明他们所怀的抱负也并不大。这种人本来还不足以共谋大事；而沉着坚毅、果敢有为的人，又一定要等待适当时机才会行动。如果君主不先消除自身那种不可预测的一面，不向他们表示自己值得信任，那么他们又凭什么行动呢？庆历年间，天子急于求治，提拔任用元老，天下人日夜盼望他们成功。当他们深思远虑、还没有提出措施时，即使天子也嫌他们迟缓。等到他们有一天突然发愤，逐条陈述天下的利害，才说了不到百分之一二，整个朝廷便喧哗起来，以至于把他们驱逐罢免，片刻之间就结束了。这就是天下士人彼此告诫、不敢深入进言的原因。处在今天的形势下，却想使天下达到大治，如果不对世俗习惯作大幅度矫正，就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唯一的祸患，就是柔弱而不振作，懈怠而不严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道长远的谋划。我认为应当像诸葛亮治理蜀地、王猛治理秦国那样，使天下人惊惧警醒，人人不敢掩饰错误，务必竭尽自己的心力。这些做法，都是庸人最厌恶的，也是谗言由此产生的原因。所以先主刘备拒绝关羽、张飞的阻挠，后来孔明才能竭尽才力；苻坚斩杀樊世、驱逐仇腾、贬黜席宝，后来王猛才能完成他的功业。天下并不是没有像诸葛亮、王猛这样的才干，君主求治的愿望也如此迫切；两方面的需要非常急迫，却难以相合，唯一的祸患只是君主不信任臣下，臣下又无法揣测君主罢了。只要天子有一天慨然明确告诉执政大臣自己想要做什么，使他们知道君主已经深切了解他们的心意，并在内心对他们信任，他们才敢在外部有所行动而不顾忌。否则，即使得到千万个贤人，一天变更一百种法令，天下反而更加无法治理。一年又一年过去，最终仍然无法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防略》四【苏轼】天子和执政的大臣既然已经彼此投合、互不猜疑，能够尽情表达心中的想法，直接按自己的意志推行正道，那么当今最应该先做的事，没有什么比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门路更重要的了；这样以后天下才可以治理。治理天下，就像治理水一样。当水奔腾冲击、决口泛滥、翻涌漂荡而无法禁止时，即使想用尽人力，求得稍稍减弱它的势头，也办不到。等到水势已经衰落退去时，又很快显得好像一天也不能维持。所以善于治水的人，不仅有难以削弱水势的忧虑，也有水势容易衰竭的忧患。他要用正确的方法疏导，逐步决开河道，疏浚旧有水道，纳入新的水流，使水不至于壅塞、腐败而失去作用。唉！人们知道江河会造成水患，却以为池塘水洼可以没有忧患，哪里知道水还可以用于行船和灌溉呢？天下没有平定时，英雄豪杰都凭自己的长处奔走竞争，争夺利益，唯恐天下有一天太平无事。因此人人都竭尽自己的才能，即使不肖之人也会自我磨炼，不至于懈怠废弃。所以勇猛的人彼此吞并，聪明的人彼此残害，使天下不得安生。治理天下的人知道，大乱的根源在于智勇之士争逐利益而不知满足，所以天下既已平定，就削去他们用来争斗的工具，压抑、疏远天下刚健而好求名的人，奖赏任用柔弱怯懦、谨慎畏惧的人。

译不过几十年，天下便普遍衰颓，再也没有从前那种喜欢做事的风气了。于是有才能的人不再自我激发，也没有机会显示才能；没有才能的人更加懈怠废弛，毫无用处。到了这时，君主想有所作为，而身边前后左右竟都没有值得使用的人，于是纲纪一天天败坏，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祸患，难道只是使英雄豪杰之士徘徊不前而已吗？圣人却不是这样。当天下长久安逸享乐时，就用办法激发它，使天下人的心始终兴奋振作，乐于行善。因此能够安定而不衰败。况且君主凭借来治理天下的，正是天下人都在做而自己不亲自去做。使天下人都去做而君主自己不做的方法，就是指出利害的开端，分别荣辱的等级，使他们踊跃奔走，都替我效力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样，君主坐在那里就能收取功效。假如天下人都想不做事却得到利益，那么天子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的祸患正正在这里。所以我说：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现在庸人的议论有两种：上位者竭力表现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下位的士人喜欢谈论中庸之道。这两种说法都是庸人彼此议论，举出先贤言语中与自己相近的部分，来替自己的无能辩解罢了。所谓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是古人面对大事而不混乱、用来镇定世俗躁动的办法，并不是隔绝上下之间的情感，养尊自安。有人称誉就受到勉励，有人非难就受到阻抑，听到善行就高兴，看到恶行就愤怒，这是三代圣人共同具有的表现。后来的君子却一定说：“受到称誉而不受鼓励，受到非难而不受阻抑，听到善行不高兴，看到恶行不愤怒，把这作为不可测度的气量，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有勉励和阻抑，有高兴和愤怒，然后才有缝隙可以进入；有缝隙可以进入，智者才能替他谋划，才者才能被他任用。后来的君子却一心造成毫无缝隙的状态，那么天下谁能够进入其中呢？古人所谓中庸，是穷尽万物的道理而不过分，所以也称为“皇极”。“极”就是穷尽。后人所谓中庸，却是循规蹈矩，只做众人都能做到的事，并把这称为中庸；这就是孔子、孟子所说的“乡原”。今天的祸患，只是不任用狂者、狷者，却全都任用乡原，所以才这样委靡而不能自立。孔子、子思是从他们那里接受中庸之道的；孟子是从子思那里接受中庸之道的。然而他们都希望得到狂者、狷者来同他们共事。既然这样，那么要使天下受到磨炼、使懒惰者振作起来，没有比狂者、狷者更贤能的了。所以我说：“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 《防略》五【苏轼】其次没有比深深凝聚天下人的心更重要的了。我听说，天子把自己一身寄托在高高的位置上，又用自己一颗心在茫茫天下中运转。安定时如同泰山，危急时如同累卵，其中不能有丝毫差别。因此古代圣人不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畏惧的资本，而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爱戴的实际；不依仗自己拥有不可动摇的形势，而依仗自己拥有使人不忍背叛的感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是天下最危险的地方。天子依靠公卿来拥有天下，公卿、大夫、士直到百姓，又层层相连，互相依靠来拥有自己的富贵。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却想用小小的名分束缚他们，用不足以依靠的形势控制他们，那么平时无事时还可以相互制约，一旦有急难，他们都只是走在道路上的陌生人，甩袖离去，哪里还能够使用他们呢？古代失去天下的君主，都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君臣之间的权力早已离去很久，正好遇上变故，于是一下子分散，再也无法收回。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天子极其尊贵，大夫士极其卑贱，奔走万里也不敢争先后；天子庄严地面向南坐着统治臣下，说：“上天还说过什么呢？”百官低头就位，收拢脚步退下，战战兢兢，只怕获罪。群臣相互带头谋求苟且安定，贤能的人既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愚昧的人也有容身之处；至于那些不肖之人，则把天下的事情听凭他们自行作为罢了。等到事情出乎寻常、变故在意料之外发生时，眼看天下没有谁同自己共同承担祸患，即使想把国家分给别人，也已经来不及了。秦二世、唐德宗，大概都是采用这种办法，直到颠沛流离仍不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天下，是一件器物；天子，是拥有这件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放在箱笼里，那么器物和人彼此不熟悉，使用时就会互相抵触，难以操持。优秀的工匠，使自己的手熟悉器物，也使器物适应自己的手；手和器物彼此信任而不猜疑，因此做事就能成功。天下的祸患，不是经营祸乱值得忧虑，而是安养太平、长期无事值得畏惧。为什么呢？担心有一天会彼此抵触而难以驾驭。从前拥有天下的人，日日夜夜磨炼百官，抚慰百姓，安排朝聘、会同、宴享来交结诸侯的情谊；按岁时、月朔的时间，教百姓诵读法令、饮酒、举行蜡祭腊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感。有大事时，从庶人以上都可以到外朝，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巡狩，在四方名山之下朝会诸侯，亲自会见各地的老人、贤士和大夫，以全面了解天下的风俗。凡此种种，并不是为了徒然使人劳苦，而是要逐步使天下人的心受到驯化、养成习惯，使其不至于彼此抵触而难以驾驭。到了后世，毁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因此养成尊贵自大的习气，专门制定严酷的法令，使天下人拱手只在表面上奉承继承，而内心并不服从。他们那些腐儒老生又出来替他们辩说：“天子不可以随便发言，史官将要把它记下来，后世还会以此讥刺他。”于是君臣彼此相看，却彼此不能了解，这样就只不过成了木偶人罢了。天下的人心既已离去，他们还茫然抱着空器，不知道英雄豪杰已经在谋划他们的后事。我曾考察西汉初年，高祖创业之时，事变的兴起已经很多了。可是高祖凭着项氏残破之后的余势，同韩信、英布等人在中原争相驰骋；这六七位公侯，都凭着超人的资质，占有土地和众多的铠甲兵器，势力足以作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安定在汉朝。传了十几代，到元、成、哀、平四帝时，四夷都仰慕归附，兵革没有动用，而王莽这个竖子竟能把天下夺走；不用一寸兵器，天下便屏息不敢动，没有人敢于争夺。这是什么缘故呢？创业的君主出身平民，他的大臣将相都与他有握手相交的欢情，凡在朝廷任职的人，都有机会互相试探、排挤，以了解各人的才干长短。

译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假如有了疼痛，手脚不用约定就会自然救助它。在这个时候，虽然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长远的祸患。等到他们的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习惯了富贵的势力，尊卑之间隔绝很远，上下之间的感情疏远；礼节繁多，君臣之间的情义淡薄。因此，他们不为眼前的忧患担心，却常常招致长远的祸患。等到祸患一旦发生，本来已经无法挽救了。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去除繁苛的礼节而致力于至诚，贬黜虚名而追求实际功效，不吝惜高位厚禄，用来招致隐居山林的人才，并且想听到切实正直、毫不隐瞒的言论，这一切都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感情。从前我太祖、太宗取得天下以后，法令简约，不故意摆出高深难近的姿态，当时的大臣将相都能从容地整日任事，彼此欢洽如同平生旧交；下至士人和平民，也都能够自行效力，所以天下称道他们的美善。直到今天，他们并没有文采辞藻的修饰，却能敞开心胸、显露真诚，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这是英明君主的奇特方法，也是驾驭天下的大权。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我愚见认为，应当每天更新并发扬盛德，以激发天下久安之后懈怠懒散的气象，所以陈述五件事，以供采纳选择：第一，将相之臣，是天子倚仗来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日夜召来谈论天下的大计，同时借此仔细观察他们的为人。第二，太守、刺史，是天子托付来治理远方百姓的人；他们罢职归来时，都应当询问他们治理政事的情况，以及民情风俗所安定的方面，也借此推测了解他们的才干能够胜任什么。第三，左右扈从、侍读、侍讲等人，本来就是用来谈论古今兴衰的大要的，不是用来应付惯例、凑足人数而已；经籍以外，如果有事情向他们询问，也没有妨碍。第四，官吏和百姓上书，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就应当都召来询问，并优厚地慰劳、保护他们，以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第五，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以上，即使地位极其卑微，也没有办法自行通达朝廷。然而人主的作为，难道真有什么不能做的吗？考察其中有善行的人，突然召来接见，使他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途径被召来的。这样，远方地位卑微的官吏也会努力自我激发而行善，不因为职位低、俸禄少、无法自行通达上层，就不修养整饬自己。使天下人习惯知道天子喜爱善行、亲近贤人、关怀百姓，像这样孜孜不倦，大家都会受到感发，知道爱戴君主，而不可以同他们一起做坏事。这样也将使贤人增多、奸吏减少；在刑法之外，还能够大大慰藉天下人的心。《防断上》【苏轼】西、北两边给中国造成的祸患，深重而且长远。天下谋臣、猛将和豪杰之士，想在西北有所施展，已经很久了。我听说兵法说：“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从前我愚见认为，西北虽然有可以战胜的形势，但中国还没有不可战胜的准备，所以私下曾认为可以特设一个官职，使他独自承担这个责任，而执政的大臣得以专心治理内部事务。假如天下的弊病无不清除，纲纪修明，粮食充足而兵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知道爱戴君主，卓然具有不可战胜的准备，那么我自然将详细论述并极力进言。天下将要兴盛时，其积累必定有源头；天下将要灭亡时，其祸患必定有门径。圣人只是知道这扇门而把它堵塞。古代亡国的情况有四种，天子无道并不在其中。或者因为诸侯强盛逼迫而亡，周、唐就是这样；或者因为平民横行而亡，秦就是这样；或者因为大臣掌握权力而亡，汉、魏就是这样；或者因为蛮夷入侵内部而亡，司马氏和石氏就是这样。假使这七代的君主都能预先知道自己灭亡的门径而把它堵塞，那么国家可以延续到今天而不废亡。只是他们忌讳谈论灭亡而不作准备，或者虽作了准备却没有找准门径，所以祸患爆发后便无法挽救。天子的势力盘结于天下、凝聚于民心，根基非常深厚，所以它灭亡时必定先有巨大的缝隙，然后一天天溃败；敌人窥伺它十分困难，夺取它也极其隐秘，经过长久的时间才能找到可乘之隙，大概不是突然有一天便出现无法挽救的祸患。因此圣人必定在国家全盛之时，就堵塞导致灭亡的门径。我认为当今的祸患，对外可怕的是西夏、契丹；对内可怕的是天子的百姓。西夏、契丹不足以成为中国的大忧患，但他们一行动，就可能招来内部的祸乱。内部百姓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存亡的权力，只是不能独自发动；他们要发动，必定要等待外部的变化，先由戎狄发动，随后由我们的百姓接续。臣所说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从前敌国的祸患起因于索求过多而不能满足，供应者有所疲倦，而索求者没有满足；以有疲倦的状态对待没有满足的索求，却想长久安然无事，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两边的祸患，只是有远近之别，而最终必定会发展到交战。敢问现在之所以交战，难道不是因为仓促发生、只在一时准备吗？况且军队没有平时确定的部署，临时出兵，在危疑扰乱之中，如果我们不能自己作出决定，那么权力就掌握在敌国手中。权力在敌国手中，那么我们想战也不能随意战，想休战也不能休战，想进攻也不能进攻；不能战而退却，不能休战，于是计策就会出于求和。求和如果由我们主动提出，那么用来求和的条件必定很重；战争之后又接着以重条件求和，国家的财用就会不足。国家财用不足，就要向百姓增加赋税；增加赋税仍不能解决，就不得不在今天施行各种暴取豪夺的办法。天下一旦动乱，变化便没有定准；国家的大忧患，必定会在这里。我曾听说：用兵有权势，权势所在的国家才能胜利。因此国家无论大小，军队无论强弱，有些小国弱兵却受到天下畏惧，只是因为权势掌握在它手里罢了。千钧重的牛，受制于三尺高的童子，低下耳朵任其驱使，竟不如猿猴在山林中奋力跳掷。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权力在人手中。我想战就战，不想战就守；战则天下没有谁能抵挡，守则天下没有谁能窥伺。从前秦国曾经运用过这一点。打开关门出兵征讨，进攻诸侯，诸侯没有不愿割让土地来求和的。诸侯向秦割地求和，秦人从不急于取得割地的利益，仿佛不得已然后才答应，所以诸侯常常想求和，而秦国常常想作战。这样，权力本来就在秦国手中了。

译况且秦国并不是比天下诸侯强大，只是秦国能够自己作出决定，而诸侯不能，所以天下虽百般变化，最终仍归于秦。诸侯的利益本来在于合纵连横之间：早晨听到陈轸的游说，便联合起来实行合纵；晚上听到张仪的计策，便解散而实行连横。秦国却不是这样，不论横向游说者想实行连横，还是纵向游说者想实行合纵，都让他们自己选择并慎重处置。诸侯彼此相顾，始终不能自行作出决定，那么权力在秦国手中，不也很应该吗？从前宝元、庆历年间，河西的战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开始时，是不得已之后才交战；最后却预先揣测敌意而同他讲和，又接着厚厚地赠送财物给他，只怕他有一天再来交战。这样，敌人常常想战，而我们常常想和；敌人并不是能够经常作战，只是保持想战的姿态，来利用我们想和的形势。敌人屡次这样做而屡次得志，所以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权力却不在自己手中。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让权力掌握在中国更好的办法；想使权力掌握在中国，没有比先出兵而后停止更好的办法，要向敌人显示不怕作战，表现出喜好作战，然后天下的权力才有所归属。如今庸人的议论却说：“不要成为祸乱的开端。”古代英雄的君主，难道是喜欢祸乱、爱好杀戮吗？唐太宗已经平定天下，却又年年出兵同突厥作战，到了晚年仍不厌倦，暴露在千里之外，亲自攻打高丽两次。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先出手而处于强势地位。当时群臣不能深刻明白他的意图，认为敌国本来没有衅端，是我们主动挑起战争。治理国家的人，使别人防备自己，权力就在我手里；使自己防备别人，权力就在别人手里。唐太宗时，四方异族像狼一样回头窥伺，防备中国，所以中国的权力很重。假如不先发制人，他们或许就会掌握这种权力。可是我们又小心恐惧地厌恶战争、喜欢停止，使敌国知道我们的忌讳，便凭此迫使我们作出决定。这样，即使拥有天下，我们又怎么能治理它呢？唐朝衰败时，正是因为厌恶用兵、害怕作战，一有失败，便战战兢兢地缩头退去。因此奸臣掌握权力，用来要挟天子。到了宪宗奋发而不顾虑，即使稍有挫折也不因此沮丧。在这个时候，天下的权力掌握在朝廷手中，讨伐它足以树立威势，放弃讨伐足以施加恩惠。所以我说：先发兵而后停止，权力就在我手里了。《防断中》【苏轼】我听说，用兵有可以预先作为几十年谋划的，有些事情却连早晨都不能拿来谋划晚上的。进攻、防守的方法，战斗的策略，一天变化百次，还算是拙劣的。这就是连早晨也不能谋划晚上的情形。古代想要谋取别国的人，必定有一个确定的计策。勾践夺取吴国，秦国夺取诸侯，高祖夺取项籍，都得到了最根本的计策并牢牢坚持。因此有利时有不利时，有进攻时有退却时，变化百端而各不相同，但那个确定的计策从未改变。勾践夺取吴国，不过是使吴王骄傲罢了；秦国夺取诸侯，不过是瓦解诸侯的合纵罢了；高祖夺取项籍，不过是离间疏远他的君臣罢了。这些最根本、不可改变的计策，即使过百年也可以预知。如今天下安宁，没有显现用兵的形势，而我认为最终必定会交战，那么进攻防守的方法、战斗的策略，本来不能预先论定、凭空断定。然而到了用兵的大计上，其中可以牢牢坚持而不改变的方面，请允许我预先说出。西夏、契丹都是中国的祸患，而西夏的祸患小，契丹的祸患大，这是天下人都明白的。管仲说：“进攻坚固的地方，瑕疵之处反而坚固；进攻有瑕疵的地方，坚固之处反而成为瑕疵。”所以二者都足以成为忧患，而我认为用兵应当先对付西方。所以先来谈谈制服西戎的大致方略。现在邹国和鲁国交战，天下人没有不认为鲁国会胜的，这是大小双方的形势不同。然而形势一旦受到激发，大国就会失去所以成为大国的条件，小国也会忘记自己所以成为小国的条件，因此也有邹国战胜鲁国的情况。大国有大的短处，小国有小的长处。土地广大而防备很多，防备越多，力量越分散。小国力量集中而大国力量分散，强弱形势就会发生反转。大国的人，譬如千金之家的子弟，自重而且多疑；小国的人，计策穷尽而无所凭恃，就会拼死作战而不顾性命。因此小国常常勇敢，大国常常怯弱。倚仗强大而不戒备，就会轻率作战而屡屡失败；知道自己弱小而戒惧，就会深思谋划而必定取胜。这也是同样的道理。百姓之所以守城作战至死不离去，是因为君臣上下处在欢欣相得的时候。国家大，君主尊贵而上下不能交往，将军尊贵而不亲近官吏士卒，法令繁多而百姓手脚无所措置。至于小国的百姓，严整得像一家人一样；有忧患就互相救济，有紧急情况就互相奔赴。以上这些，都是小国的长处、大国的短处。大国却不利用自己的长处，反而让小国总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即使百战百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大国本来确实有自己的长处：长于作战，却不长于防守。防守是由于力量不足才采取的办法罢了。拿物品来比喻，大而不用，就容易腐败。因此凡是攻击、搏击、进取，都是为了使用大国的优势。孙武的军法说：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五倍于敌就进攻它，两倍于敌就分割它，兵力相等就能交战，兵力少于敌就能逃走，力量不如敌就能避开。兵力达到与敌相等以上的，从来没有不作战的；兵力达到与敌相等以上却不作战，就是用有余的力量采取不足的计策，本来已经失去自己的长处了。大国所凭仗的，是我能够分兵而敌人不能分兵，我能够多次出兵而敌人不能应对。譬如千金之家每天拿出财物来网罗市场上的利益，而贩夫小民始终不能同它竞争，不是智慧不如它，而是财力太少。因此贩夫小民即使有杰出狡黠的才能、超过常人的智慧，势力也不得不屈服而归入千金之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长处无法拿来同千金之家较量。西戎对于中国，可以说是小国。从前只是没有利用自己的长处，所以聚集军队多年，最终也不能使它臣服。如今想利用我们的长处，没有比多次出兵更好的办法；多次出兵，没有比分兵更好的办法。我所说的分兵，不是分散驻屯，而只是把留守的人和出征的人分开。如今河西的戍卒，只担心人数太多却没有适当使用的方法，所以最便利的办法没有比分兵更好。假如每十一个人中出动一个，那么一年可以出动十次；每十二个人中出动一个，那么一年可以出动五次。每十一个人中出动一个而一年出动十次，每十二个人中出动一个而一年出动五次，也就是每个人一年出动一次。我们一年出动一次，而敌人一年要遭受十次出兵，那么人数多少不相称、劳逸不相当，也已经很明显了。用兵必定要从敌人不能应对的地方出手；我方大而敌方小，所以我方能够分兵，而敌方不能。这就是吴国能够放纵地攻打楚国、隋朝能够轻易制服陈国的原因吗？抵御戎狄的方法，不能预先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形，但它的大致方略，我没有见过有超过这一点的。

译《文编》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编》卷四十二 明代唐顺之编 《专任使》【苏轼】官吏对于百姓，犹如工匠对于器物；换了一件器物来操作，开始时没有不彼此不合、不能协调的。因此，即使有才能卓异的人，任职一早一晚便调走，也不如平庸之人任职长久而且熟练。从汉代到今天，谈论吏治的人都推重孝文帝时期，认为任用官吏不能仓促便要求他们取得成效；而且官吏三年一升迁，官吏不会为长远作打算，那么他们所施行设置的一切就会出于苟且简略。这是天下士人争相议论的事情，但我知道它还不能立即实行。天下的官吏，只是弊病很多而尚未有办法处理，所以纷纷扰扰地处在这种状态。如果任职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才升迁，那么将会有人十年都得不到调任。朝廷正要减少任子、清理冗官，那么这项制度的实行应当有所等待。但我认为当今的弊病有尤其不可忽视的地方。京兆府，是天下所仰望并受其影响的地方，是王政由此开始的地方；它处于四方的要冲、两河的交界，是舟车商贾聚集之处，也是金珠锦绣积聚之处。因此当地百姓不知道耕种织布的劳苦，受到富贵的改变，被货物利益所迷惑；所以当地百姓不知道恭敬、节俭、廉洁、谦退的风气，把书写文书的本领视作终身的能耐，把府史等卑贱官吏视作乡里的荣耀；所以当地百姓不知道儒学讲习的贤能。因此诉讼繁多滋长，奸邪无法制止；治理政事的人更加苟且敷衍，没有时间顾及教化。四方看到这种情形，使风俗一天天变得浅薄恶劣。如今担任京兆的人，戴着星星出门，见到灯烛才回家；案牍和笞棰交错摆在面前，拱手等待命令的人在庭院中脚挨着脚，拿着诉状求诉的人在门口肩碰着肩，来来往往，昏乱得不知道他们是谁；一经审问便让他们离去，获罪的人不知道自己获罪的原因，无罪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无罪的实情。这样，受刑的人不服，获得赦免的人不改，诉讼的繁多就没有止境。大司农，是天下财用盈虚的管理机构，是外部财政事务接受命令的地方。它的财赋收支，簿书交错纵横、变化多端，足以让人作奸而难以追究；上级的人不能全部了解，只好交给属吏。属吏中分掌各项职务的有几十上百人，他们的耳目能够达到我们所达不到的地方，因此有能力的人也只能粗略举出大纲，无能力的人则只听从属吏；贿赂在他们门外交错，四方有求之人聚集在他们家中。天下最大的弊病，没有超过这两处的。我私下认为，如今省府的重要职位，选人应当精审，任用人应当长久。现今各种弊病，都是因为选人不精、任用不久造成的。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天下的贤才不可能很多很多地得到；即使在贤才中找到了人，又不可能人人都能治理繁杂事务。幸而有一个这样的人，却又不能长久任职便离去。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要作长远的规划，那么他的成效不可能在早晚之间显现。开始时似乎迂远空疏，最终一定会有值得观赏的成果。如今任职一周年还没有报出政绩，朝廷就认为他是没有能力办事的人，不等他取得成效便把他调走；而那些很快获得众人称誉的人，又被认为有功，提升为两府官员。这样看来，担任省府官职的人，无论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都不能长久任职。省府事务繁杂，整年不得休息，朝廷既急急忙忙地将他们调走，他们自己也无不急于求去。那些胥吏都在本部门任职多年，在其中养育子孙；让急于求去的人来管理任职多年的胥吏，这种彼此视为客主的情势，奸弊自然无法革除。省府的职位并不卑下，假如有能力的人在这里任职多年，也不算没有被任用。古代任用人才的人，知道某人长期辛劳于职位，就时常用赏赐来鼓励奖赏他，以激励他的心志，从未听说仓促升迁来夺走他的成效。今天下的官吏，即使不能一概长久任职而不升迁，至于省府官员，也不可以仓促调离。官吏知道自己会长期任职而不会离去，那么他们的欺诈本来就会逐渐减少；而任职的人也能深思熟虑，在其中周旋办理事务，不过十年，必定会有卓然可观的成效。《无沮善》【苏轼】从前先王治理天下，必定使天下人总是欣欣然怀有无穷的进取之心，努力实行而不倦怠，没有自我放弃的意念。只有自我放弃的人，作恶才非常狠毒而无法化解，所以圣人畏惧这种人；于是设置高位厚禄来等待有才能的人，使天下人都能踊跃奋发，攀援进取而来。只是由于才能不够、力量不足，他们最终不能进入其中，并不是圣人堵塞了门户、断绝了道路。正因为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吏、乡里的平民，没有不奔走向善的，直到老死也不知道休息；这是圣人用方法驱使他们如此。天下如果有极其邪恶而不可忍受的人，圣人既然已经将他断绝，就把他屏弃到远方，终身不与他交往。这并不只是因为不仁，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断绝他，他将有一天放纵愤恨和毒害来残害我们的百姓；所以断绝他就不能任用，任用他就不能断绝。已经断绝了他，却又重新任用他，这就是把他驱向不善，反而又给他作恶的工具。天下没有任何希望却仍行善、没有任何顾惜却不作恶的人，只有一个而已。用没有希望的人来责求他行善，用没有顾惜的人来要求他不作恶，又把百姓交给他管理，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上的贤人哪里是固定不变的呢？有的出身于商贩、卑贱之人，甚至有的出身于盗贼，这种情况往往存在；而儒生贵族，是世人所期望成为君子的人，有的却放纵而不守法，反而不如平民。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在他们刚开始入仕时就预先决定他们的优劣，而是逐步观察他们试任后的成效，使天下没有必定能够得到官职的途径，也没有必定不能得到官职的道路。天下人知道官职不是一定可以得到，于是努力追求功名而不敢侥幸；知道又不是一定完全得不到，于是能够用此安慰自己的心，长久而不懈怠。唉！圣人用来鼓舞天下人，使他们每天受到教化却自己不知道的，难道就是这种方法吗？后来的执政者却不是这样，给人以必定能够得到的希望，又使人必定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本意以为这是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然而天下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制科考试达到等第、进士取得高第，都是凭一天的学习而决定终身的富贵；这虽然只是当时的文辞，却不知道他临事办事的能力，否则任用他不是太仓促了吗？天下有三种用人后却断绝其仕进道路的情况：州县的官吏，只要没有重大过错、不是绝对不能再任用，那么其他犯法的人都可以让他竭力行善来自我赎罪；

译而如今的法令规定，一旦陷入罪过，终身不得升迁，使他们无法自处而仇视百姓，放纵意志胡乱行事，没有任何顾忌。这些人在最初未必是小人，只是不幸陷入这种境地，前途穷尽而没有出路，于是就自我放弃。府史等卑贱官吏，治国的人知道他们不可缺少，所以任职年久便补授外官；但因为他们出身卑微，又限制他们能够达到的地位，那么其中即使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最终也不能列入士大夫的行列。如今出身入仕的人，本来是要追求尊贵；尊贵无法得到，便只会追求富有。形势既然如此，即使施加鞭笞、杀戮、侮辱，也不足以禁止他们贪婪。所以这两类人如果不能彻底弃置，就应当稍微给他们一些机会。用钱财捐纳而入仕的人，都得以补任郡县官吏；他们知道自己最终不能升迁，也会放纵一时的欲望，什么都做得出来。如果这些人确实不能升迁，那么只是任用他们本身的过错罢了。所以我说：断绝他就不要任用，任用他就不要断绝，说的就是这三类人。《决壅蔽》【苏轼】朝廷清明、天下太平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呢？天下人不用申诉也没有冤屈，不用请托也能得到自己所求的，这就是尧舜盛治的境界。其次，不能没有申诉，但申诉必定得到查察；不能没有请托，但请托必定得到省察。使远方卑微的官吏不知道朝廷高不可攀，使一个普通百姓也不觉得官府难以接近，然后天下才算得到治理。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一颗心、两只手，百体之中有疼痛、苛痒等感觉，即使非常细微，不足以成为祸患，手也会随即到达那里。手的到达，难道是每一件事都先听从心的命令吗？只是心平素深爱自己的身体，手平素听从心的习惯已经纯熟，所以不等命令便自然迅速到达。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众多官员、广大的四海，如果使它们的关节脉络彼此贯通成为一体，叩击它就一定能听见，触动它就一定能回应，那么天下就可以成为一个身体；天子的尊贵和士民的卑贱，可以使他们彼此相爱，忧患可以使他们共同承担，缓急可以使他们互相救助。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有人不幸而申诉冤屈，像是向上天申诉；有人不得已而请求自己的愿望，像是向鬼神祈求。公卿大臣不能查究其中的详细情形，便交给胥吏办理，因此凡是贿赂先送到的，早晨请托，晚上就能得到；空着手来的人，终年也不能得到。至于按惯例本来就是人们应当得到、毫无疑问的事情，也无不故意拖延滞留，等待请托。天下一件极小的事情，如果没有金钱就无法办成。防御，是汉、唐的弊病；法律不明确，使用法律又不严密，使官吏能够拿空疏无据的法律来约束天下人，所以小人利用无法可依来作奸。如今法令明白完备，执行又极其严密，天下人所知道的只是法律；想排斥的人，即使有一点不合乎法律，也可以指为瑕疵；想援助的人，即使有违背法令的地方，也可以借法律来作为解脱，所以小人反而利用法律作奸。如今天下之所以事务繁多，难道真的是事务本身太多吗？官吏想从中卖弄权力而尚未得到好处，于是新旧事务相互接续，纷乱地不能裁决，这就是王化所以被阻塞而不能施行的原因。从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百官各自履行职务，不等教令便能办成事情；四方宾客到来，也不必向有关部门请示。王猛治理秦国，事情即使细微琐碎，也无不全部办理，而人们不认为烦扰。史书所记载的，麻思回到冀州向王猛请示，王猛说：“赶快收拾行装上路吧！”到傍晚符令下达，等到他出了关，郡县都已经接到符令；命令施行、禁止执行，没有滞留的事情，甚至细小琐碎之事也全都如此。苻坚凭氐人的出身达到霸王之业，兵力强盛、国家富足，接近升平时代。这样的结果，是王猛所作所为造成的，本来就应该如此。如今天下安定，大官奉行法律，不敢顾及私情；但府史之类的官吏却招揽权力、贩卖法律，长官心里知道却不追问，把它当作理所当然。这种弊病只有两点：事务繁多而官员不勤勉，所以权力落在胥吏手中。想除去这种弊病，没有比减少事务、振奋精神更好的办法；减少事务没有比任用得人更好的办法，振奋精神没有比从上面率先实行更好的办法。如今所谓最繁杂的地方，是天下事务集中在其中，申诉的人多、请托的人多，没有比中书和三司更严重的。天下事务分给百官，中书只听取并处理其中的纲要；郡县钱财的弊病由转运使管理，三司接受其审计簿册。按理说这似乎不至于繁多，然而中书不等到根据奏报和考核来决定官员的升降，却插手其中的事务，这就是不信任有关部门。三司的官吏推究财物盈亏，细到毫厘来约束郡县，这就是不信任转运使。所以说：减少事务没有比任用得人更好的办法。古代圣王珍惜时间来求得治理，天刚亮就上朝视事，稍微安闲片刻，到了太阳升起时，整天办理政事还来不及。略微计算一下，一天废置一件事，一个月便可以知道；一年下来，积累的事务就数不胜数了。想使事务不繁多，就必须在开始时辛劳，最终才会安逸。早晨起身，晚上才停止；天子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私宅安享。宰相到了太阳西斜还不退朝，百官没有不震惊恐惧的，竭尽力量办理王事而不敢宴饮游乐。这样一来，细小、琐碎、隐微的事情没有不被办理的。天子求得治理的勤勉超过先王，议论者却不称道王季在宴饮间理政，而称道舜的无为；不谈文王直到太阳西斜还在处理政事，却谈论秦始皇计算竹简文书的数量。这凭什么来率领天下的懈怠者呢？所以我说：振奋精神没有比从上面率先实行更好的办法，这样壅塞遮蔽就能被消除了。《抑侥幸》【苏轼】人们所看重的君主，在于爵位和俸禄由自己决定，而不受众人议论的牵制。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不想做官的，做官的人没有不想显贵的。如果顺从他们的欲望，那么必须让天下人都显贵之后才行。正因为不能顺从，所以官职不可以轻易得到，显贵也不可以轻易达到。这并不是有所吝惜，因为爵位和俸禄出自我的决定。我认为可以给予的就给予，我认为可以夺取的就夺取。他们即使有所议论，也不必畏惧。天下有真正可畏惧的事：赋税征收不能不均平，刑罚不能不公平，郡守县令不能不慎重选择。这些才确实足以导致天下安危，是值得畏惧的。我想慎重爵赏，珍惜名位器用，而那些喧嚣之人却认为这些不值得畏惧，这哪里值得吝惜呢？国家从近年以来，官吏多而职位少，通常一个官职由三个人共同占有：在任的一人，离任的一人，等待替补的又一人。这样一个官职就有两个人无事可做却领取俸禄。而且他们任官的日子短，闲居的日子长，拿任官所得作为闲居时仰赖供给的资本，所以贪官常常很多而无法禁止，这是用人的大弊病。古代用人，取用的范围极宽，而实际任用的范围极窄；取用范围极宽，所以贤人不会被隔绝；

译实际任用范围极窄，所以不肖之人没有容身之处。《礼记》说：“司马辨析评议官员的才干，把进士中贤能的人评议出来，报告给君王，然后确定评议结果。评议确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授予俸禄。” 这样看来，被选取的人未必都会得到任用。如今的进士，二人以下的都要试任为官。所谓试任，难道是说一经考试便确定不变吗？本来就是要有所罢免和任用的。国家选取人才有制度，有制科，有进士，有明经，有词科，有任子，还有府史杂流。这些类别虽然很多，并没有妨害。一个人终身仕途升降的决定，在召见并改授官职之时；这尤其不可不爱惜并慎重对待。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过说：“增加资历考核的年限，同时要求他们达到举荐官员的数目。”这样他们也只能勉强应付。资历考核已经足够，举荐官员的数目也达到标准，就会拿着文书来强求我；即使有成百上千人同列，也没有人敢不全部给予。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弊病正是在于过分任凭法令，因此制定成一种固定制度，使天下人能够按照年限必然取得职位，实在可惜。如今最方便的办法，不如让任职六考以上的官吏都可以把姓名报给吏部。吏部根据他们资历考核的久近、举荐官员的多少，依次排列他们的姓名；然后让一两位大臣共同办理，再参考他们才干器识的优劣，确定等级，年终奏报天子。天子据此诏令天下官吏的罢免和任用；每年因死亡、犯罪、免职而空缺的官位，按照人数增减，用所奏报的等级来补授，达到数额便停止。使官吏的任用和罢免也交错出现在贤者与不肖者之间，而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那么天下官吏就不敢怀有必定得到职位的心思，将会自行奋发磨炼，以求在当时获得声誉。这样一来，从前所说的用人大弊病，也会不劳而自行消除。然而议论者一定会说：法令不固定，而按照才干优劣区别等级，这就会给个人好恶和私情留下机会。我认为不是这样。法令本来是用来保存大纲的，具体的出入变化，本来就要交给人来处理。从前唐朝拥有天下时，考取进士的人成群结队来到有关部门的门前。唐朝的制度，只信任有关部门。因此有关部门得以搜罗天下贤士，并熟悉了解他们的为人。至于一天的考试，本来就不再据此取人了。唐朝得到人才，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如今每年报送吏部的姓名不过几十、上百人，让一两位大臣得以询问、参照而考察他们的才干，即使有所遗漏，大概也已经很少。如果一定要说只任凭法令而不任凭人，天下人必定不可信，那么这种固定制度，我不知道它果真就不能被用来作奸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均户口》【苏轼】中国的土地，足够养活中国的百姓，而且还有余地；但百姓常常苦于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土地没有迁变，而百姓有聚有散；聚集时就在不足之中争夺，散开时却把有余的土地抛弃在外。因此天下常常有未被利用的利益，而百姓的生活资用却不足。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按照土地安置居民；百姓各自按照一家人口的多少，从官府接受田地。每一夫受田百亩，百姓不能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土地也不能多容一个平民，所以百姓分配均平而土地有余。周朝时期，四海之内，方圆千里的土地有九块，而京师占其中一块；其中有田百同，是九百万夫的土地。山林、丘陵、山麓、河川、湖泽、沟渠、道路、城郭、宫室等占去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夫的土地；又把上田、中田、下田三等折中计算，以二年换耕一次作为标准，那么王畿之内足以供养三百万人的需要。按九州计算，就是二千七百万夫的土地。再按下等农夫一夫的土地供养五人计算，就是一万三千五百万人可以依靠其中的产出生活。成康刑措之后，百姓最为兴盛的时候，九州户籍不过十三万四千多夫；土地是百姓数量的十倍，而百姓只居其中十分之一，所以粮食常常有余，土地的肥力也没有耗尽。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没有均平民众的办法。自从井田制废弃以后，天下百姓迁徙不定，只要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就聚集在那里，形成集市，肩挨着肩、脚挨着脚地争夺狭小的空间，携妻带子去分取升合之粮。即使遇到丰年，百姓也没有多余的积蓄；一遇水灾旱灾，弱者便辗转死于沟壑，强者则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并不是土地不够，也不是人口增加了，而是因为没有使民众均平的办法罢了。百姓不能均平，有两个弊端：上面的人轻视农业而重视工商末业，忽略旧有制度而重新制定制度，民众就不能均平。务农的百姓，没有不看重迁居的；他们的坟墓、房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都是为子孙百年生活打算的。只有那些从事各种工艺技艺、不务农耕、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人，才可以携带轻便资财，到处谋求发展。因此，上面的人轻视农业而重视末业，农民就会舍弃耒耜，游走四方，选择自己中意的地方居住；这是第一个弊端。一般人的心理，安定久了就懈怠，对新近聚集的地方反而谨慎。水旱灾害之后、盗贼之乱以后，必定会减省刑罚，减轻赋税，减轻劳役，以招徕逃亡的百姓；而对于长期安定、没有变故的地方，却不肯无缘无故加强防备。因此，上面的人忽视旧有地方而重视新兴地方，百姓就会逐渐离去，聚集到他们所重视的地方，直到人数过多而无法容纳。这就是第二个弊端。臣想要消除这两个弊端，开辟这两种有利条件，以使百姓均平。古代圣人兴办事业，必定顺应人的情感，所以容易成功；必定顺应时势，所以容易施力。现在若无故迁徙安居的百姓，把人口多的地方分散到人口少的地方，怨谤的门户、盗贼的祸端必定由此而起。百姓还没有享受到好处，就先遭受了祸害，臣愚以为，人的本性没有不眷恋故土、看重迁徙的。只有士大夫出身而做官的人，习惯了迁徙的乐趣，才会忘记故乡。过去汉朝的制度，二千石以上的官吏都迁徙到陵墓山麓。如今可以这样谋划：让天下官吏做到某一官职的，都迁徙到荆襄、唐、邓、许、洛、陈、蔡之间。如今士大夫没有不乐意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只是担心自己单独前往而不能成功。他们若看见同辈同等的人无不在那里，就只怕自己离去得太晚了。这就是所谓顺应人的情感。天下不可能年年丰收，必定有发生饥荒、百姓流亡的地方。百姓正在困苦危急之时，父子尚且不能互相照顾，又怎么会知道离开故乡是悲伤之事呢？在这种时候，招募愿意迁徙的人，让他们前往目的地，供给他们的粮食费用并不太多，而百姓却乐意前往。这就是所谓顺应时势。然而这两种办法，都要授予他们田地，借给他们耕作的器具，并且延缓征收租税，然后才可以坚定他们的意愿。这样做，天下百姓大概就会逐渐得到休息、减轻负担的机会了。《考察赋役》【苏轼】

译自从两税法兴起以后，根据土地的广狭、肥瘠来制定赋税，根据赋税的多少来制定劳役。起初大概是很均平的。向赋税较重的地方征收，那里财力足以供给；安排较重的劳役，那里民力足以承受。为什么呢？赋税和劳役的轻重厚薄，全都取决于土地，不能轻易改变。田户没有固定不变的赋税，只根据土地确定赋税；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劳役，只根据赋税确定劳役。因此，贫困者卖掉田地，赋税就减轻；富裕者增加土地，劳役就加重。这既是用来衡量民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也是用来打破土地兼并的门户、堵塞侥幸取利的根源。到了后世，年代久远，小民渐渐作奸犯科，估量官吏耳目所不能察觉的地方，于是即使有法令禁令，也公然实行而毫无顾忌。如今天下每户的赋税，官府只知道它作为赋税是多少，却不知道它原来对应的土地广狭肥瘠，为什么呢？这样一来，增减、出入，全凭官吏的意愿。官吏即使明白法令禁令，即使执行严厉，形势上也没有办法彻底制止。所以他们的奸弊，常常发生在土地交易之际。卖田的必定是穷困急迫的人，而买田的必定是富裕有余的人。富人凭借自己的富余来压价求取，穷人迫于饥寒而想迅速卖掉。因此，富人往往多取得土地，却少增加赋税。拥有田地的人正在穷困之中，只要能够缓解一时的急难，就顾不上计算日后的利害。所以富人的土地日益增加，赋税却不增加；穷人的土地日益减少，赋税却不减少。又有奸民想设法逃避赋役，就把几亩土地割出来，给它加上数倍的赋税，却只收取它少半的实际价钱。有的人也贪图这点微薄的价钱而接受了。因此几十年来，天下的赋税大都混乱不清。有土地兼并之家，赋税却非常轻；有贫弱之家，却不能免除沉重的劳役，以至于家产破败、流离迁徙，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赋税还存在而人已经逃亡的，天下到处都是。天下不可以存在侥幸。天下若有一个人侥幸逃免，就必定有另一个人不幸承受由此产生的弊端。如今天下侥幸逃免的人如此之多，那么那些不幸受害的人有多少，也就可以推知了。三代的赋税以十分之一为轻，而如今法令本来还不到十分之一的征收标准。然而天下人都嗷嗷以赋税征敛为祸患，难道不是因为年代久了奸弊滋生，赋税偏重而不均，才达到这种地步吗？即使如此，天下都知道这是祸患，却不能除去，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允许。如今若要巡行考察各地土地的广狭肥瘠，重新制定赋税的多少，那么奸吏就会借此打开受贿的门路，土地的广狭肥瘠也将全凭他们的喜怒来判定，祸患反而会更加深重。因此士大夫害怕这种做法，不敢议论。而且臣认为，这件事是最容易查明的，只是人们没有加以考察罢了。凡是买卖田地，必定有契约；契约必定写有价钱。所写的价钱，必定能够反映土地的实际广狭肥瘠，官府也必定依据所写价钱，征收这块田地交易时的税。因此想知道土地的广狭肥瘠，就可以从它的税额推知。年代太久远的情况无法再查清，但几十年以内的，都足以通过推究比较来求得，所以官府仍然可以查考。若税额多，就知道田价高；田价高，就知道田地多而且肥美。这样一来，田地多而赋税少、劳役轻，以及人已逃亡而赋税仍在的情况，就可以逐渐均平。卖田的人，都按照田价多少缴纳赋税；对这种做法严加禁止，使人不敢把不实的价钱写入契约。这样，从今以后，土地交易时作奸的人就会少一些。关键在于弄清各种土地的价值和各种赋税应当多少，再用税额加以参照。如此，只需一名掌管计算的官吏坐在账簿前，几个月内就足以全面了解四境的虚实，使百姓稍稍得到苏息。不这样做，十几年以后，祸患将无法承受：重税日益变轻税，轻税日益变重税，却不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节省费用》【苏轼】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财物。过去周朝兴起时，文王、武王的国土不过百里；当他们接受天命时，四方的君长相继来到朝廷，军队四处出动，征伐不义的诸侯，却从未担忧没有财物。那时关市不征税，山林川泽不禁止百姓取用，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不过十分之一，财物却还有余。到了周朝衰败时，内有千里土地的租税，外有千八百国的贡赋，却仍然不够使用。由此看来，财物难道有多少的固定限度吗？君主治理天下，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迁就百姓，就容易成功；抬高百姓来求助自己，就难以施行。因此，广泛征取来供给用度，不如节约用度以防止征取来得容易。臣请从小民之家推论。百姓正处于穷困时，所希望的不过是十金的资财；计算衣食费用、妻子儿女的供养，都在十金之内，宽裕而且有余。等到有一天稍稍积聚了财物，衣食已经充足，心里的欲望就逐渐扩大，收入增加了，欲望却更加不能满足；他们不知道责怪自己用度不节制，反而认为是求取还没有达到目标。因此越富越贪，索求越多，财物越不够用。这种迷惑，实在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如今天下人急切地把财物不足当作忧患，与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国家创建之初，四方割据，中原的土地十分狭小，然而年年出兵，诛讨僭越作乱的国家，南取荆楚，西平巴蜀，东面攻下并、潞，其费用之多，是现在的百倍。天下士人从来不思考当初的情况，却战战兢兢地担忧当今世道财用不足，也太迷惑了。治理国家有三种谋划：有可以维持万世的谋划，有只能维持一时的谋划，有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的谋划。古代三年耕作，必定有一年的积蓄；按三十年计算，就可以做到九年没有饥荒。每年的收入足够使用而且有余，所以九年的积蓄常常闲置不用；一旦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忧患，官府可以自行办理，百姓也不会知道。这样，天不能使它遭灾，地不能使它贫困，四方夷狄和盗贼不能使它困乏，这就是万世之计。另一种情况是，一年的收入刚好足以支付一年的支出，天下的物产仅仅够供天下使用。平时虽然不至于苛刻搜刮百姓，但有紧急情况就免不了加重赋税，所以这样的国家可以保持安静，却不能应对变动；可以享受安逸，却不能承受劳苦，这也是一时之计。

译至于最下等而没有谋略的办法，就是估量支出来确定收入；用度不够，就取得更多财物。天下安然无事、没有重大祸患时，把衰世苟且敷衍的办法全都采用，却不知道一旦有紧急情况，还能再增加什么？这就是所谓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的谋划。如今天下的利益没有不被尽数取用的，山陵、林麓没有不加以禁令的；关卡有征税，市场有租税，盐铁有专卖税，酒有课税，茶有算税。于是衰世苟且敷衍的办法，没有不被全部采用的。拿人的身体来比喻，一个人年轻力壮时，丰健勇武，才可以希望他无病而长寿。如今还不到五六十岁，衰老的征候已经全部显现而没有遗漏；若到了八九十岁，又将拿什么应付以后的情况呢？然而天下人正竭尽心思，扩大谋利的门路，认为用度已经不能再节省。臣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天下的费用中，本来有些很容易去掉而没有损失，保留下来却很困难而没有益处。臣不能全部知道，请举出我所听闻的情况，其余可以类推。没有益处的费用，名义重大而实际作用微薄，把并不急迫的实际事情加上极大的名目，所以人们疑虑而不敢废除。三年举行一次郊祀，郊祀之后实行赦免，赦免之后进行赏赐，这是县官有不得已的地方。天下的官吏和士人几天之内就等待赏赐，这确实不能仓促废除。至于高级官员，也就是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共同承担忧乐的人，难道也有不得已的理由而有所畏惧吗？天子有七座宗庙，如今又修饰老佛的宫观并为它们建立祠庙，本来已经过分了。又让大臣以使职统领此事，每年供给以数万计的巨额费用，这又是为了什么？天下的官吏已经不少了，只担心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假如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不被充分兴办的，百姓的祸患也没有不被彻底除去的。如今河水造成灾害，不让滨河州郡的官吏亲自察看灾情，却要求他们提出救灾办法，反而设置都水监。四方的水患，难道是一名官员坐在京城筹划，就能把其中所有利害都处理好吗？有转运使就够了。如今江淮之间，又有发运使，俸禄赏赐丰厚，徒役士兵众多，这样造成的费用哪里计算得过来？我曾听说，乡里有养马的人，担心牧人欺骗自己、偷盗马的草豆，又另派一个人担任马厩长。马厩长设立以后，马反而更加瘦弱。如今治理政事不求根本，却只治理枝末，天下没有益处的费用实在太多了。臣认为凡是这类费用，都应当每天查求并加以削减，从极小的数目开始，没有一项不是有益的。只要不轻视这些细微费用而任其积累，天下大概就可以稍稍得到休息。《劝导亲族和睦》【苏轼】百姓彼此亲近和睦，是王道的开始。过去三代的制度，划分土地为井田，使比闾、族党之间彼此亲爱；有急难就互相救济，有喜事就互相庆贺，死者就互相防护，患病就互相养护。因此，百姓安居无事时，往来欢欣而不发生诉讼；有外寇而作战时，同心协力，无论缓急都不相离。自秦、汉以来，法令严峻急迫，使百姓丧失亲爱欢欣之心，形成邻里之间互相告发揭露的风气。富人家的儿子成年后就外出居住，穷人家的儿子成年后就出赘到妻家。一个国家的风俗，却家家各有一套规矩；一家之中，又人人各有心思。纷纷扰扰，离散混乱，彼此不能相联，因此礼让的风气消失，而争斗的诉讼增多。天下太平时，人们专门互相欺骗倾轧来求得自身成功；天下发生变故时，人们流徙离散、彼此抛弃，只求自己生存。唉！秦、汉以来，天下为什么如此多事而难以治理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百姓不爱惜自身，所以轻视触犯法律；轻视触法，王政就不能施行。想要百姓爱惜自身，不如使他们父子亲爱、兄弟和睦、夫妻儿女相互亲善。百姓向上侍奉父母，横向和睦兄弟，向下保护妻子儿女，那么他们所依赖的生存关系就很重要，不忍心轻易拿自己的身体去犯法。三代的政治措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今想教导百姓和睦亲爱，方法必定要从宗族开始。臣想恢复古代的小宗制度，以收拢天下彼此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心。古代有大宗、小宗，所以《礼》说：“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嫡长子作为大宗，继承父亲的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也有五世之后就迁宗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以继承别子所出始祖的人为宗，就是百世不迁的大宗；以继承高祖的人为宗，就是五世之后迁宗的小宗。古代诸侯的子弟、异姓卿大夫中开始建立家族的人，不敢以父亲为祭祀对象，而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便成为大宗。族人尊奉他为宗主，即使过了百世，宗子去世，族人仍为他服齐衰九月。所以说：“以继承别子所出始祖的人为宗，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别子的庶子，又不能以别子为祭祀对象，而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便成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以后就不再服丧。继承父亲的，亲兄弟为他服丧；继承祖父的，从兄弟为他服丧；继承曾祖父的，再从兄弟为他服丧；继承高祖的，三从兄弟为他服丧。他们服大功九月，到了高祖以外亲属关系尽了，就改换宗族。所以说：“以继承高祖的人为宗，五世之后就迁宗。”小宗有四种：继承高祖的，继承曾祖的，继承祖父的，继承父亲的，加上大宗，共为五宗，这就是所谓五宗。古代建立宗族的办法是：嫡长子既然成为宗子，他的庶子的嫡长子又分别成为自己庶子的宗子。这种制度在名义上止于四代，但实际可以无穷延续。自秦以来，天下没有世代为卿、大宗世袭的制度，不能再恢复；然而可以收拢天下亲属的，小宗制度仍然存在，却没有人实行，这实在太可惜了。如今天下之所以不重视宗族，是因为有族人而没有宗子。有族人而没有宗子，宗族就无法联合；宗族不能联合，即使想使他们亲近，也没有办法。族人彼此不亲近，就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当今公卿大臣、贤人君子的后代之所以不能像古代那样长久守住家业，是因为族人散离而忘记了祖先。因此不如恢复小宗制度，使族人相率尊奉宗子。宗子死了，就为他加重丧服；触犯宗子，就按相应丧服的等级治罪。贫贱者不敢轻视宗子，富贵者也不敢凭富贵压过宗子。冠礼、婚礼必定告知宗子，丧事必定前往报丧。这并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如今良民之家、士大夫宗族，未必没有孝敬友爱、彼此亲近的心，只是宗族没有宗子，没有人替他们整顿率领，所以在形势上不能彼此亲近。

译因此世上的人有的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却彼此不来往；举行冠礼、婚礼不互相告知；亲属死亡也不前往吊丧，甚至无知的百姓到了父子分居、兄弟互相诉讼的地步。这样一来，王道从哪里兴起呢？唉！世人的弊病，在于不致力于长远的见识。古代圣人联合宗族的办法，近似迂阔，实行一周年或一月，就希望看到它产生效果。因此小宗制度并不是难以实行，而在于长久坚持、不懈怠。天下百姓若想忠厚和柔、容易治理，必定要从小宗制度开始。《敦厚教化》【苏轼】圣人治理天下，所凭借而使国家牢固不可动摇的，在于天下百姓可以共同为善，却不能共同作恶。过去三代的百姓，见到危险就献出生命，见到利益却不忘道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面前一定有爵位赏赐来劝诱，后面一定有刑罚来驱迫。他们的内心安于行善，对不义感到不安羞惭，因此有所不为。百姓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天下就没有力量可以与之抗衡，铠甲兵器不能威胁他们，利益俸禄不能诱惑他们，可以杀死他们，可以侮辱他们，可以使他们饥饿寒冷，却不能让他们参与叛乱。这就是三代享有国运长久而不衰的原因。到了秦、汉时代，百姓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见到危险却不能舍命；凡是法令禁制管不到的地方，巧诈欺伪无所不为；他们憎恨地看待长官，幸灾乐祸地盼望长官遭祸。再加上水旱灾害，盗贼滋扰，于是天下荡然无存，不再有天子的百姓了。世上的儒者曾经说过：“三代的时候，他们用来教导百姓的办法非常详备严密。学校的制度，射礼、乡饮酒礼的节仪，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规矩，明白灿然，没有一样不是有法度的。” 到了后世，教化的方法衰败了，把这些具体办法全都废弃，所以才出现这种无羞耻的状况。然而世上的儒者也曾试图用这些办法教导天下百姓，最终却没有效果，使百姓喜好形式而更加苟且，粉饰欺诈、互相夸耀；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这也是儒者的过错。臣愚以为，之所以如此，都是喜好古代却没有办法，只知道教化这个名称，却不知道名与实应当怎样保存。实际是使名义可信的东西，名义则是用来求得实际的东西。有名而无实，名义就不能推行；有实而无名，实际也不能长久。如今儒者所议论的，全都是名义。过去武王攻克商朝以后，散发财物、开仓发粮，使天下知道他不贪；礼敬贤能，使天下知道他不骄傲；封立先圣的后代，使天下知道他仁爱；诛杀飞廉、恶来，使天下知道他有正义。这样一来，他用来教化天下的实际内容，本来已经建立了。天下人受到震动，人人都有忠诚守信、知耻之心，然后再用礼乐加以文饰，用学校进行教导，用射礼、乡饮酒礼加以观察，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加以谨慎约束，百姓因此亲眼看见而心中明白，自然安稳地实行并有所获得。到了秦、汉时代，专门任用执法官吏来督责百姓，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百姓一天比一天贪婪逐利而没有羞耻；儒者才开始用三代礼制所谓的“名义”来约束他们。他们看见升降揖让、盘旋回转、俯仰行礼的姿态，便掩着嘴暗自发笑；听到钟、鼓、管、磬，以及稀疏舒缓、悠长平和的音乐，就惊讶地回头看而不感到快乐。这样还希望他们迁善远罪，岂不是太难了吗？臣愚以为，应当先充实实际内容，再推行名义，选择接近人情的事情先做。如今百姓不知道守信，就不能和他们长久安居；百姓不知道道义，就不能和他们共同处于危急之中。平时就欺骗官吏，遇到急难就背叛君主。这说明教化的实际没有达到，天下没有发生变乱，只是侥幸罢了。想让百姓知道守信，不如致力于使自己的言语成为事实；想让百姓知道道义，不如致力于除去自己的贪欲。从前西河用兵，家中的子弟都登记为军人。起初，官府告诉他们这是权宜之计，不会长期服役，事情结束后应当恢复原业。不久却都被刺了额头，没有一个人得以免除。自宝元以来，各道都以战争兴起为借口而增加赋税，直到今天仍然没有革除。这样一来，将用什么来制止百姓的欺诈呢？县官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凭借四海的财富，不必在细微末节上计较；它对待百姓宽缓，获取利益迟慢。古代圣人若不能取得某种东西，就有时故意放置不取，以表明自己不贪。为什么呢？小民不懂其中的道理，只知道贪取。如今百工天一亮就起来劳作，普通人进入市场，手拿尺和寸之类的工具，官吏还要跟随其后征税，扼住咽喉、拍打后背，搜取丝毫之利。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使百姓富足；如今设置官吏，却是为了压制百姓。赋税征收有固定期限，却把提前征收视为能干；收支有固定数额，却把多收余利视为有能力。天地之间，只要可以取得的，没有不加以禁限的。求取利益的范围太广，使用法令又太严密，所以百姓一天比一天趋向贪婪。臣愚以为，难以实行的言论，应当有一定要实行的；可以取得的利益，应当有一定不去取得的，用来教导百姓守信，向他们显示道义。若说国家用度不足、还不能这样做，那么臣恐怕失去的会多于得到的。《蓄养人才和财用》【苏轼】如今所忧虑的军队弱小而不能振作，难道是士卒太少而不够使用吗？是器械钝坏而不够使用吗？还是城郭不足以防守？军粮不足以供给？这几种情况都不是。可是军队之所以弱小而不能振作，是因为没有可用的人才。国家拥有人才，好比山泽中有猛兽、江河中有蛟龙；它们潜伏其中而威势显露在外，使人悚然有所畏惧，不敢轻慢。至于蚯蚓盘踞、猪羊躲藏的地方，即使有千仞高山、百寻深溪，人也容易轻视它。为什么呢？因为显露在外的东西不足以欺骗别人。天下如此广大，不能说没有人才；朝廷如此尊贵，百官如此众多，也不能说没有才干的人。然而区区外患，集合数州的兵力逼近中原，抗拒天子的威势，触犯天下人的怨恨，而他们的气势从未稍减，言辞从未稍挫，这说明他们心中没有畏惧。君主忧愁，臣下就感到羞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死。如今朝廷的士人不能不忧虑，而大臣却安然处之，还没有提出拒绝敌人的谋议；并不是不想拒绝，而是没有办法准备应对，因此朝廷空虚，没有可凭恃的力量。守边的百姓向西望去便战栗，牧马的士兵不敢弯弓向北，官吏和士卒尚未交战就先预期失败，这说明百姓轻视自己的上级。外面的蛮夷没有什么畏惧，朝廷内部又没有什么可凭恃的力量，百姓还自己轻视上级，这样还足以说是有人才吗？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只是忧虑求取人才的方法没有做到。古代圣人用没有实际作用的名义来招致天下的实才，又用可以看见的实际才能来考核天下的虚名，二者相互为用，不可废弃。因此一开始，天下人没有不纷纷奔走、从事于这些事情的；到了最后考察结果，不肖之人便无法欺骗上级。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先有名义、后考察实际。如果不先树立名义，只求实际，来的人就少；来的人少，就不能有所选择。等到一旦有紧急情况，却任用没有选择的人，这就是不先树立名义的过错。天子所向往的地方，就是天下人奔赴的地方。如今孙武、吴起的兵书，读它的人未必能够作战；多言善辩、喜欢谈论兵法的人，未必能够实际运用；通过武举选拔，用骑射考验，天下的奇才未必就会到来。然而要想求得天下的实才，不通过这三种途径就不能招致人才。因为认为它们未必有效就抛弃它们，那么它们可能有效的结果恐怕永远不能看到了。从前西部军队兴起时，最初正因为不以虚名广泛招致天下人才，也不加以选择来等待一旦有事时使用，所以战争兴起之际，四面张望、惶恐迷惑，不知如何应对。

译于是设置武举，征求方略，收罗勇猛强悍的人，又放开发表狂妄的言论，不吝惜高爵位和重赏赐，以求得强兵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天下喧闹不已，没有人不自以为懂得军事。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的言论也一天比一天没有根据；到了临事之时，最终都不能使用。执掌政事的大臣于是厌弃这种做法，也知道它没有益处，所以战争停止以后，就一并废除了它。如今议论的人认为，武举、方略之类的办法，只能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而天下真正的人才终究无法求得。这两种说法都有错误。既然已经采用了天下人所看重的虚名，却不以实际考察它；等到弊端出现，又把这种名义全都废除，使天下士人不再凭兵法进身，这同样是错误。天下真正的人才，不能从言语中求得，也不能仅凭武力考核，只有在作战中才能看出；可是作战又无法预先试验。因此要从训练军队中观察。子玉在蒍地训练军队，很快就结束了，鞭打七人，刺杀三人。蒍贾观察后认为他刚强却没有礼法，知道他一定会失败。孙武刚开始被召见时，用妇女试验军法，尚且足以取得阖闾的信任，使阖闾知道他可以任用。所以凡是想观察将帅是否有才能，没有比训练军队更不能弄虚作假的了。如今新招募的士兵，骄横而难以命令，勇猛强悍却不懂作战，这正足以用来观察天下的人才。把武举、方略之类的办法用来招募新兵，再让他们接受考验：观察他们神色平和，就足以看出他们的气度；号令约束坚定明确，就足以看出他们的威势；坐、起、前进、后退，各自都合乎要求，就足以看出他们的能力。这些表现全都不能强行装出来。所以说，先用没有实际效用的虚名招来人才，再用可以看见的实际才能加以考核，然后才可以得到并任用真正的人才。《制定军制》【苏轼】自三代衰落以后，井田制废弃，军队和农民分处，士兵不能在无战事时休息而转为农民，百姓也不能卸下负担而不再与军队发生关系，已经一千多年了，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极点的。三代的制度不能再恢复了。至于汉、唐两代，仍有可以谈论的地方。军队在没有战事时领取粮食，就不能让它聚集；聚集了，就不能让它无事而领取粮食。这两件事相互排斥，不能同时实行，形势就是如此。如今有百顷闲田，足以放牧千驷马匹，却不知道费用多少；聚集千驷马匹，再从百顷土地运来草料，费用就会增加百倍，这很容易明白。过去汉朝的制度有践更的士卒，却没有屯田的军队；虽然士卒都出自农民，但他们一旦当兵，就不再从事农民的事务。因此郡县没有常驻军队，京师也不过有南军、北军、期门、羽林。边境有事、诸侯发生变乱，才用虎符调发郡国军队；事情结束、军队休止，就各自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汉军虽然不从事农业，天下却不至于困弊，因为军队从未长期聚集。唐朝拥有天下以后，设置十六卫府兵，天下府兵机构有八百多处，驻扎在关中的多达五百处；然而无事时都努力耕作、积存粮食，不但可以供养自己，还能增加县官的储备。因此唐军虽然聚集在京师，天下也不至于困弊，因为他们从未无事而领取粮食。如今天下的军队不耕作，却聚集在京畿、三辅，数量以几十万计算，全都仰赖县官供给；有汉、唐的弊病，却没有汉、唐的好处，只选择其中偏颇的一面而兼用，所以没有人承担它的弊病，也没有人分担它。天下的财物，近自淮甸，远至吴、蜀，凡是船车能够到达、人力能够运送的，没有不全部取来送归京师的。天下安然无事，赋税征敛却厚重到不能再增加，而三司仍苦于供给不足；这些弊病全都起因于不耕作的军队聚集在内地，却消耗四方的贡赋。不仅如此，又有军队往来循环、驻守郡县。从前建国之初，各地分裂，有人拥兵而不服从，太祖、太宗亲自穿甲戴盔，奋力作战而攻取这些地方；既然已经降服其君主、登记其疆土，但旧有根基和残余势力仍然存在。上面的人看见天下难以统一，担心他们再次发动，于是派出禁兵驻守；大的地方到藩府，小的地方到县镇，往往都有京师的军队。由此看来，天下土地的一尺一寸，都是天子亲自派兵守卫的，难道可以长久不变吗？费用没有比养兵更大的，养兵的费用又没有比征行更大的。如今调出禁兵驻守郡县，远的有时达到数千里；除每月粮饷、每年供给之外，还要每天供应草料粮食。三年调动一次，前往的人纷纷不断，回来的人接连不断；虽然每次不过几百人结队，但总的计算起来，无异于几十万军队每三年出征一次。农夫的力量怎么能不耗尽？负责运输供给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惫？况且今天下从来没有发生战争，武夫悍卒并没有功劳可以向上级邀功，却都不能作为休息闲居、没有用途的士兵；他们的心意认为自己是替天子出外驻守。因此他们要求美衣丰食，打开府库，搬运金帛，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一旦违逆他们的心意，就想成群起身喧嚷。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已经是一家，而且有数十百年了；百姓拥戴君主，远到海边，与京畿没有什么不同，不必怀疑四方的军队，而专门信任禁兵。从前蜀地发生妖贼，以及近年贝州发生叛乱，未必不是禁兵招致的。臣愚以为，郡县的土兵可以逐渐训练，同时暗中削弱禁兵的权力；这样禁兵就可以逐渐减少而没有用处。天下武勇强健的人，难道有固定的地方才会产生吗？山川使人习惯，风气使人熏陶，四方百姓本来是一样的。过去战国时代经常采用这种办法。蜀人怯懦，吴人矮小，却都曾经用来与上国抗衡，又怎么能说必须有禁兵才能使用呢？如今土兵之所以迟钝、衰败、低劣、弱小而不能振作，是因为他们看见郡县都有禁兵，待遇又高低不同，于是自暴自弃，把自己置于低贱的奴仆役夫之列，将领和官吏也不训练他们。假如禁兵可以逐渐减少，把节省下来的军粮军饷更多地供给郡县土兵，那么他们本来就会欣喜踊跃，感到意外，感戴上级的恩德，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又怎么会很快不如禁兵呢？土兵一天比一天多，禁兵一天比一天少；除天子护卫和守卫城池之外，禁兵就没有别的用处了。这样，内部没有军队屯聚、仰赖供给的费用，外部也没有调动迁徙、供应接待的劳苦，节省的费用又超过一半了。《训练军队的实际力量》【苏轼】

译三代的军队，不用挑选就精良，原因是什么呢？军队出自农民，有固定的数额而没有固定的人。国家有事，大体上只需每家准备一名正卒，如此而已。因此老人得以奉养，患病者得以成为闲民，官府所设置的士卒，无不是壮年子弟。所以无事时打猎，从不征发老弱百姓；军队出征、运送粮食时，也从不供养无用的士卒。这样可以使士卒脚力足以通过险要，双手足以熟练使用器械，耳聪目明足以察觉旗鼓的节奏，强健锐利足以冲犯死伤之地。千乘之国的军队，人人都足以自我防卫，因此杀人少而成效多，费用省而士卒强。春秋时期，诸侯互相吞并，天下战事不断；经传中所说的“败绩”，如城濮、鄢陵之战，都不过是攻击对方的偏师、追捕游散士卒，收兵撤退，从没有像后世战争那样横尸百万、血流江河。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各自把家中强壮的人推举为士兵，形势上不可能杀得太多。到了后世，军队和百姓分离，士兵不能重新成为农民，于是才开始有老弱士卒。既然已经招募百姓成为士兵，他们的妻子、儿女、房屋、田产都已经托付在军营之中，他们的姓名也已经登记在官府名册上；出外不能经商，居家不能务农，只能依靠官府供给，直到衰老也无处归去，那么这种做法确实不能轻易废弃。因此无用的士卒，即使减少他们的粮饷，也要终身供养。一般百姓从二十岁以上直到衰老，在四十多年之间，勇猛锐利、强健有力、足以冲坚冒刃的时期，不过二十多年。如今终身供养，就是一个士卒有二十年无用而由官府供养。由此推算，供养十万士兵，就等于可以裁去五万人；驻兵十年，就等于有五年是在白白花费。百姓是天下的根本，财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有军队却不能让他们作战，叫作白白耗费财物；不能让他们作战却驱使他们作战，叫作白白牺牲百姓。臣观察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残败呢？弊病都起因于把百姓分离出来作为士兵，军队不能休息，使年老体弱、不能胜任的士卒拱手走向死亡，所以才有以百万之众被数千士兵屠杀的事情。那些优秀将领善于使用他们，不过把他们当作诱饵，丢给敌人吞食。唉！三代衰落以后，百姓无罪而死的，数也数不清。如今天下招募士兵极多，从前陕西发生战事，登记平民全部作为士兵；再加上明道、宝元年间天下的旱灾蝗灾，以及近年青、齐的饥荒和河朔的水灾，百姓因急迫而充当士兵的，一天天越来越多。查阅兵籍加以核实，近年以来，招募士兵之多，没有比今天更多的。然而这些士兵都是年老体弱、未经训练的人，不能抵得上古代士兵的十五分之一，而衣食供养的费用却是古代的百倍，这实在不是能够长久维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凡是百姓中充当士兵的，大多不是良民。他们正值年轻强壮时，赌博饮酒，不安于家，后来才能舍弃自身来当兵。等到稍稍衰老、意气沮丧时，大概也有后悔却不能再恢复平民身份的人了。臣认为，五十岁以上愿意恢复平民身份的，应当听任他们。今后，百姓中愿意当兵的都限定在三十岁以下，那么服役十年便除去兵籍。百姓三十岁入伍，十年后恢复平民身份，他们的精力和思虑还可以用来养生送死，为终身作打算。假如他们应募那天就知道服役不超过十年，并且只作十年打算，那么除去兵籍时就不会怨恨。把终身供养无用士兵的费用，用来加重招募待遇，那么应募的人一定很多。这样，县官长久不会有老弱士兵，百姓中不能胜任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罪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过十年便能重新成为平民，就会爱惜自身、慎重犯法，不至于呼喊着做无赖，把自己弃置在守边的人群中。如今天下的祸患，在于百姓不懂军事，所以士兵常常骄横强悍，而百姓一向怯弱。盗贼进攻他们却不能抵御，戎狄掠夺他们却不能抗拒。如今如果让百姓轮换服兵役，士兵又能退伍恢复平民身份，那么天下懂得军事的人就会增多，盗贼和戎狄将有所顾忌。然而还有人说，十年轮换一次，旧兵已经离去，新兵还没有训练，遇到紧急情况就会无力应付。所谓十年轮换，难道是全军同时离去吗？其中有刚到的，有已经服役很久的，有将要离去的，也有正当轮换的；新旧士兵杂居在一起训练，那么无论缓急都可以不必担忧。训练作战和守备【苏轼】如今百姓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在于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能够享乐而不能劳作。这种祸患现在还没有显现，却将在将来显现。现在不替它作打算，后来将会有无法挽救的局面。从前先王知道军事不可废除，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时节，让百姓进行田猎，以此讲习武事，教他们进退、坐作等方法，使他们的耳目习惯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混乱，使他们的心志在斩杀攻伐之际安定而不恐惧，所以即使发生盗贼变乱，百姓也不至于惊慌溃散。到了后世，采用迂腐儒生的意见，把废除军备当作君王盛大的美德，天下安定之后，便把铠甲卷起收藏起来。几十年后，铠甲兵器顿时[疑为“弊”，原字OCR有误]坏了，百姓日益安于逸乐，突然有盗贼警报，便彼此恐惧，传播谣言，不战而逃。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大治吗？只是百姓安于太平的快乐，沉溺于游戏、酒食之中，刚强之心和勇敢之气消耗殆尽，迟钝衰弱，不能再振作起来，所以区区一个安禄山一出兵乘隙进攻，四方百姓便像野兽一样奔逃、像鸟一样窜散，求着做囚徒还来不及。天下于是分裂，唐室也因此衰微了。姑且试着论说这一点，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办法，难道不是极其周到吗？

译可是他们常常苦于多病。至于农夫百姓，终年辛勤劳苦，却从来没有声称生病，这是什么缘故呢？风雨霜露、寒暑变化，是疾病产生的原因。农夫百姓盛夏努力劳作，严冬暴露在外，他们的筋骨经受冲击，肌肤受到浸润，轻视霜露而习惯风雨，所以寒暑不能成为伤害他们的毒害。如今王公贵人住在重重屋宇之下，出门就乘车，刮风便披上皮衣，下雨便使用伞盖，凡是用来防患的器具无不准备周全；由于太过畏惧寒暑、保养得太过分，稍有不合意，寒暑便侵入身体。因此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应当使身体既能安逸又能劳作，通过行走、趋跑和各种动作，使四肢习惯寒暑变化，然后才可以刚健有力，涉险而不受伤。百姓也是这样。如今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天下人骄惰脆弱，像妇人和幼儿一样，不出闺门；谈到战斗之事就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到盗贼的名字就捂住耳朵不愿听，而士大夫也从来不谈军事，认为这是惹事扰民，不能让这种风气渐渐发展，这不也是太过畏惧、保养过度吗？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意外的祸患。愚蠢的人看见四方没有事情，便认为变故没有由来，这也是不对的。如今国家每年供奉西北夷族的财物，数以百万计。供给他们的财物有限，而他们的索求却没有满足。这种形势必然会发展到战争。战争，是必然出现的形势；不是他们先发动，就是我们先发动；不是从西边发生，就是从北边发生。所不能确定的，只是迟早和远近，但总之是无法避免的。天下如果不能避免用兵，却又不逐渐训练军队，而是让百姓在安乐无事之中突然挺身踏入死地，那么由此造成的祸患必然不可预测。臣希望使士大夫尊重崇尚武勇，讲习兵法；在官府任职的平民，教他们行军布阵的规矩；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传授他们击刺的技艺。每年年终便聚集在郡府，依照古代都试的办法，有胜负，也有赏罚。这样实行久了，就按照军法办理。然而议论的人一定认为这是无故劳动态民，又用军法约束他们，百姓将不得安宁。臣却认为这正是使百姓安宁的办法。天下果真不能废除军备，那么有朝一日就会驱使未经训练的百姓去作战。无故劳动态民，即使会有小小的怨恨，但与有朝一日的危险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如今天下屯驻聚集的军队骄横自大、怨恨很多，欺凌百姓并向上邀功，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自己。如果让平民都熟习军事，使他们知道自己有所对手，那么本来就足以破坏他们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在利害关系上，难道不是也非常明白吗？倡导勇敢【苏轼】臣听说，作战以勇敢为主，以士气作决定。天子不可能有全都勇敢的将领，将军也不可能有全都勇敢的士兵。所以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优先的，倡导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这两种办法，是用兵的微妙权术，是英雄豪杰暗中使用而不对人明说、别人也无法察觉的办法。臣请求把它详细说明。所谓倡导是什么？就是士气的先导。个人有勇敢和怯懦，三军也有勇敢和怯懦。逐个比较个人，勇者和怯者的差别，像小草茎和大柱子一样悬殊。至于三军的勇怯，却相差不多，只在反复变化之间、毫厘差别的时刻发生转变。所以这种权术掌握在将领和君主手中。有人能够空手搏斗猛兽，进入刀刃之中而脸色不变；也有人看见小蛇便退走，听到钟鼓声便战栗。这就是勇怯不齐，竟达到这样的程度。然而乡里的小民争斗嬉笑，突然之间有时也会杀人。他们情绪爆发时，心意骤然改变，脸色勃然变色，像是无法停止，即使天下的勇士也不能超过他。等到退下来想到自身，回顾妻子儿女，没有不悲伤后悔的。这并不一定是勇敢的人，只是被一时的气势乘挟，夺去了本性，忘记了平日的缘故。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就在士气骤然爆发而尚未后悔的时候利用它；而不善用兵的人，却挫伤他们骤然爆发的心气，助长他们自我后悔的念头，这就是还没有交战便先自行失败了。所以说：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优先的。同样都是人，都吃国家的粮食，都承担国家的事情。天下有急难时，有一个人奋勇争先、献出生命，那么骤然奋发的人就会多起来。弓箭相互射击，剑盾彼此交锋，胜负形势还没有决定，三军士兵都注目于一个人率先登上敌阵，那么勃然奋发的人就会接连出现。天下之大，可以用名望来劫动；三军之众，可以用气势来驱使。俗话说：“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如果有人能够把这种勇气激发出来，在他们骤然奋发之间利用他们的锋锐，这就叫作倡导。倡导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天下人中，怯懦的有一百个，勇敢的只有一个。勇者难以得到；舍弃妻子儿女，抛弃自身去踏入白刃之中，是勇者也难以做到的事。让难以得到的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这一定是因为有难以报答的恩遇。天子必须有私下厚待的将领，将军必须有私下厚待的士兵，看到勇敢的人就暗中优厚地对待他。人有特殊才能，即使还没有立功，心里也无不自认为非同寻常。自己认为非同寻常，而上级却不认为他非同寻常，那么遇到缓急之事，就不能指望他出来倡导。所以凡是在紧急关头肯出来倡导的人，一定是他的上级认为非同寻常的人。从前汉武帝想向四方夷族炫耀武力，以满足无穷的欲望，不吝惜封侯的赏赐来招募勇士，并向天下发布诏令寻找奋勇出击的人，然而最终没有人响应。于是他使用严刑峻法，把人逼到死地，听任他们用深入敌境来赎罪，使那些勉强而不得已的人奔驰在死亡之地。因此他的将领投降，军队败亡，天下的祸患也达到不可预测的地步。为什么呢？事先不重视、赏识那些人，却希望他们出来倡导，不是太难了吗？私下偏爱，是天下人所厌恶的。然而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偏爱，就不能使用这种偏爱；如果因为某人比别人贤能而偏爱他，那么不用偏爱便无法成事。大概有无功也可以赏赐、有罪也可以赦免的做法，都是为了使人内心惭愧，从而要求他出来倡导。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上面也将困窘而自行停止。当西戎叛乱时，天子不是不想显赫地诛讨他们，可是将帅大臣谨守疆界，向外观望、向内顾虑，没有一个人率先奋勇献身，士卒也循规蹈矩，没有人肯尽力。不得已出兵争先，后来又恢复原样，西戎便得以肆意猖狂，而我们无力应对，形势于是不得不重金求和。

译这种祸患起于天子没有与自己共同忧患的臣子，将军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士卒。西部军队休息不用，已经十多年了。法令越来越严密，而进用人才越来越困难。贤能的人得不到特别对待，勇敢的人得不到私下厚待。天下人都致力于奉行法律、遵守命令，总之只求合乎规定便停止。臣不知道遇到紧急情况时，将由谁出来倡导呢？严明法令禁令【苏轼】从前圣人制定刑罚和奖赏，知道天下人乐于得到奖赏而畏惧刑罚。所以施行人们所乐意的奖赏，是自下而上的：百姓有一点善行，不到一天奖赏就随之而来；因此在上位的人行善，足以知道没有不受奖赏的。施行人们所畏惧的刑罚，是自上而下的：公卿大臣有一点点罪过，不到一天惩罚就随之而来；因此在下位的人作恶，也足以知道没有不受惩罚的。《诗经》说：“刚强的人也不吐弃，柔弱的人也不吞食。”天下所谓权势豪强、尊贵显赫而难以号令的人，正是圣人借来向天下人示范的对象。舜诛杀四凶而天下归服，为什么？因为这四族是天下的大族。只有圣人能够打击天下的大族，以使小民之心服从，所以刑罚最终达到可以搁置不用的境地。周朝衰微时，商鞅、韩非用严刑酷法督责天下；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施用法律从贵戚大臣开始，然后才涉及疏远卑贱的人，所以能使本国称霸。由此看来，商鞅、韩非所用的刑罚，不是舜的刑罚，但他们施刑的方法却是舜的办法。后世庸常之人不深究根本，竟把舜施刑的办法同商鞅、韩非归为一类而抛弃它，法令禁令不能实行，奸邪盗贼不能止息，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州县官吏接受贿赂、出卖案件，罪行重到要革除名籍；如果罢官还不足以赎罪，就会被套上木枷绳索、接受笞打，这也是天下最为耻辱的事了，可是士大夫中却有人冒险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有所不服。如今大官作恶，不只是文书、粮食、盐和出入账目之间的事情；他们地位越尊贵，危害就越大，权力越重，下面的人就越不敢说话。幸而有不畏惧强暴的人出力排斥他，又幸而没有被上下关系压制而使罪行终于成立，那么他的官职所受的减损也不过是罚金，大概没有什么防惩作用。罪恶明白暴露于天下，惩罚却伤不到他一根毫毛；公卿之间行事粗疏草率，对州县小吏却纤细苛察。用法如此，天下理应不会心服。施用法律却不能使人心服，即使刀锯斧钺也仍有人不避，何况木枷绳索和笞杖呢？如今法令极其繁多，看看用来防止奸邪的各种办法，抬一步脚几乎就会落入其中；而大官犯法却不至于令人畏惧，原因是什么？天下议论的人说：“古代制度规定，刑罚不加于大夫，大臣不可用法律惩处。”唉！所谓刑不上大夫，难道是说大夫以上的人有罪而不施刑吗？古代君主责罚公卿大臣极其严厉，而对待士人和平民却极其宽松。因为责罚他们很重，所以用来约束他们的办法反而更加宽缓；因为对士人和平民待遇很轻，所以用来防范他们的办法非常严密。大臣之所以可贵，只在于他们不必等到受到约束，便能免于罪过。因此约束越宽，大臣反而越敬畏法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君主并不怀疑自己，便不忍欺骗君主。如果侥幸因为君主不怀疑自己而轻易犯法，那本来就不能逃脱诛罚。所以大夫以上的人有罪，不依照审讯、鞫问、定罪、上报的程序，像对待士人和平民那样处理，这才可以说是刑不上大夫。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之官以上，任职治理百姓时如果有罪，都要记在所谓的履历上；至于馆阁大臣外放担任郡县官的，便直接罢免。这才是真正合乎圣人的意思，是想要严厉责罚他们。怎么能反而同士人和平民比较罪行轻重，又因为他们爵位高而减免刑罚呢？法律规定有罪而可以自首免罪，是为了给盗贼小人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如今卿大夫有罪也可以自首免罪，难道这是把他们当作盗贼小人来对待吗？天下只有无罪的人，才无法施加刑罚；明知有罪却特意免除惩罚，那么凭什么号令天下呢？如今大臣有不守法的行为，有人已经把他检举出来，诏令却说不要追究，这是什么意思？圣人为天下治理，难道容许这样暧昧而不作决定吗？所以说，严明法令禁令从大臣开始，那么小臣就不敢犯法了。铲除奸民【苏轼】自古以来，天下的动乱必定产生于太平安定的日子。国家休养生息，奸民得以混杂其中，积蓄力量而不发作，等待天下出现可乘之机。等到时势受到激发、形势有了可乘之处，便四面溃裂而出，不到一天，毒害就流布天下。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严明法令禁令，督促官吏负责侦察天下的奸民并把他们铲除。大乱的根本，必定从小奸开始。正因为它小而不足畏惧，所以一旦发作，常常会达到扰乱天下的地步。如今世人所忧虑、认为可怕的，必定说是豪侠大盗，这是不懂得变化规律的说法。天下没有小奸，豪侠大盗便没有凭借。况且在太平无事时，即使想做大盗，又能把自身藏到哪里去？他们残忍贪暴的心无处发泄，便时时出来做盗贼，聚集赌博，成群在市肆饮酒，在郊野呼喊。小的叫人偷鸡赶狗，大的杀牛掘墓，没有什么不做。抛弃父母，舍弃妻子儿女，彼此结伴嬉游。这些人全都不是小盗。天下一有祸患，拿着锄头、耰和棘矜，相互结伴进行抢掠的，都是先前那些小盗。过去三代的圣明君主果断而不疑，诛杀、清除、打击、驱逐他们，一个同类也不留下，用来拥护防卫良民，使他们安居。

译到了后世，刑法日益深严，但铲除奸邪的办法反而比不上三代。为什么？因为总要等罪行败露，自己陷入刑法之后才加以铲除。作恶而没有陷入刑法的人，本来就很多。有的人终身做不义之事，却无法明确指出罪名来附合法律；有的人巧妙规避，抓住官吏的短处，使人无法追问；又有的人因缘际会、侥幸防免。如果一定要等他们自己陷入刑法，那么所能铲除的就几乎没有了。从前周朝的制度规定，百姓有罪恶尚未触犯法律、却危害乡里的人，便给他戴上枷锁，关在嘉石旁；重罪服劳役一年，依次递减，较轻的罪服劳役三个月，由州里承担责任，然后宽赦释放。那些不服教化、威令不能使其改正、使乡里百姓受害受苦却还没有犯下五刑之罪的人，称为罢民。凡是罢民，不让他们戴冠着带，并施加明刑；让他们承担劳役，却不列入乡党之中。由此看来，周朝强盛时，日日夜夜整治人民，铲除他们的不善，譬如猎人整天奔驰，踩踏草木，搜寻隐藏的兔子并捕捉它，不等它自己投入罗网后才取捕。正因为这样，小恶不能容于乡里，大恶不能容于国家，礼乐之所以容易教化人民，法令禁令之所以容易实行，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天下长久安定，天子把仁慈宽恕作为本心，士大夫也一概以宽厚相称；迎合皇帝意旨的懦夫庸人，又有意侥幸把罪犯排除在惩罚之外，对外借此邀取洗雪冤屈的赏赐，对内等待阴德的报偿。臣因此知道，天下颇有一些没有被诛杀的奸民，将成为子孙后代的忧患。应当明确告诫天下官吏，让他们按照时令考察纠察奸民，把其中尤其没有良心的人迁徙处置，不必等到他们自己触犯刑法。有时还应命令使者出巡按察郡县，凡有儿子不孝、弟弟不敬兄长、喜好诉讼而屡次犯法的人，都诛杀不赦。诛杀一乡的奸民，一乡人就会高兴；诛杀一国的奸民，一国人就会高兴。关键在于诛杀少数而使多数人喜悦，那么即使尧、舜也不过如此而已。天下有三种祸患，蛮夷的忧患不包括在内：有内在大臣作乱，有外部诸侯叛乱，有平民成群起事的祸患。这三种祸患，形势常常彼此牵制。内有权臣，外部诸侯就不叛乱；外部诸侯强盛，平民成群起事的祸患就不会发生。如今内没有权臣，外没有强大诸侯，可是万世之后值得忧虑的，是奸民。臣所以说，铲除奸民，是使百姓安定的最终办法。《文编》卷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四十三 明代唐顺之编 君术一【苏辙】天下的事情，即使有非常重大而难以办理的，天下也一定有能够办理的人。如今所谓的重大祸患，不过是四夷强盛而兵力衰弱，百姓凋敝而官吏不整饬，赋税沉重而用度不足，法令严峻而奸邪盗贼不能止息。这几件事使天子坐不安席，半夜叹息而不能入睡。然而臣都认为不值得忧虑，为什么呢？天下一定有人能够替天子出力把它们办好。臣所忧虑的，在于天下有些事情是无法处置的。臣听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明白天下的实际情况，然后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方法。古代圣人正因为知道天下的实际情况，才用方法控制它。因此万物都可以被驱使，它们的生存都可以被控制；死牛服从车箱，马服从车辕，鹰隼服从臂鞲。牛不能任意触撞，马不能任意踢蹬，鹰隼不能任意扑击。这三者喜怒好恶的情绪显现在外，被人看得出来。因此顺着它们所忌惮的地方，传授给它们相应的驾驭方法，终于使它们终身受人控制而不能离开。况且治理天下，同驾驭马有什么不同？马的性情刚烈凶悍而难以控制，逼迫它就疲惫而不能胜任，放松它就任性而不肯前进。王良、造父替马安排先后、控制快慢，驱赶有方法，勒住有时机，于是马整天小步行走而不知道停止。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使每个人都发挥作用：仁慈的人使出仁慈，勇敢的人使出勇敢，聪明的人使出聪明，有力量的人使出力量。天下人虽然杂然并列在面前，难道要等到得到仁人君子之后才任用吗？即使有天下最善良的人与之共事，如果不了解他的性情，驾驭他又不能切中他的毛病，那么即使有爱好善行的心，也得不到任用善人的利益。为什么呢？他不只是供我使用；何况天下的英雄，若只想收取他们的功劳，却不控制他们的心意，怎么能行呢？从前秦汉之际，奸邪强悍的人到处成为祸患，高祖从丰沛一带起兵，边行进边收纳他们；黥布、彭越这一类人，都安抚并纳入自己麾下。他控制他们的办法十分周全：用玉帛、子女、牛羊、犬马来满足他们豪奢的心愿；用轻视钱财、乐于施舍和敦厚长者的态度来使他们屈服；用倨傲放纵、轻视侮辱来挫折他们强悍的气势。他看待天下英雄，简直像看待普通人和小孩一样，却都能取得他们的欢心，使他们竭尽死力。到了元帝、成帝时期，天下长期太平，士大夫生长在这种环境中，再没有英雄难以控制的风气；天下士人都是书生，喜好儒学，才气和勇力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低头降气，求着被任用还来不及。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也想得到天下的贤才来任用，然而不了解他们的性情，也没有掌握驾驭他们的方法。贤人君子躲避谗言、害怕讥议，远远退避离去；小人和宦官却纵横放肆，控制着政事，这实在令人怜悯。人平日居处时，在朋友之间、仆妾之中，无不有办法控制事变，这并不是什么深远难见的事情。想让人听命，就让他看见违抗的害处；想让人乐意服从，就让他看见服从的利益；想让人高兴，就给他带来使他喜悦的东西；想让人恐惧，就让他看见自己所忌惮的东西；想让人敞开心扉、显露真诚，就向他表示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想让人守死不离去，就向他表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这些道理天下人都知道，到了治理天下时却不能运用，是因为把这种方法看得太轻了。天下人认为天子的尊贵使他无须使用驾驭之术，却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只有依靠英雄才能建立大功。而世上的英雄常常苦于过分豪横而难以控制，由此看来，治理天下更不能没有方法。君术二【苏辙】臣听说，将要寻求驾驭天下的方法，必须先明白天下人的性情。不先明白天下人的性情，与没有方法有什么不同？治理天下的方法，臣已经大略说过了，现在还要冒昧谈谈天下人的性情。假如天子都能得到贤人并任用他们，难道就可以没有忧虑了吗？即使是贤人也还有各自的性情，是不能不了解的。臣听说，有的人喜好追求高尚名声，面对财物便推让给亲人，见到官位便让给下属；如果进见时天子以礼相待，他就以此为乐；如果进见时天子不以礼相待，即使强迫他也不肯接受俸禄，竭力维护防止受辱的节操，以此在天下获得高名。像这样的人，天子若不了解他的性情，却用丰厚利益供养他，他心里就会惭愧而感到不平。有的人喜好丰厚利益，见到俸禄就趋附以优待自身，见到财利就取用以丰厚家庭；良田大屋，只要把这些给他，就可以使他发挥才干。像这样的人，天子若不了解他的性情，却强迫他追求高尚名声，他心里就会缺憾而不高兴。人本来都不喜欢争强好胜；如果有人好胜而不稍加柔化他，就会愤怒争斗而不能和睦。人本来都没有相互厌恶的情绪；如果产生了厌恶却不稍作避让，就会只顾发泄私愤而不求事情成功。天性刚强的人，不要折损他；天性畏惧的人，不要强迫他。强迫刚强的人，他将无法胜任；折损他，他将不能振作。以上这些，都是为了求得使用人的才干而不伤害他的心。然而这还不是驾驭天下奸雄的方法。臣听说，天下的奸雄，他们的心思非常深沉，而外在踪迹却非常隐微。他们想在东边经营，却在西边显露形迹；想取得右边，却在左边发动攻击。古代有人想取得君主的权力，却不向君主直接求取，而是从容周旋，任凭君主去做他想做的事，使君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便油然放任自己，把天下权力放开。天下的权力既然离开君主而无所归属，然后慢慢起来收取，所以能够夺取权力而君主自己还不知道。古代这样做过的人，李林甫就是一个。人一旦取得这种权力，便想独自占有它。独自占有后，又常常害怕天下人跟随其后倾覆自己。人只有先保全自身，才可以谋划对付别人。连保全自身都来不及，却想谋划别人，实在困难。所以古代权臣常常促成天下人的争斗；天下人彼此争斗而不能解脱，那么形势上便无暇顾及我。因此可以长久居于权位而不能被赶走。古代这样做过的人，也是李林甫。世上的君主如果没有喜爱善行的心，倒还罢了；如果幸而有喜爱善行的心，那么天下的小人都将利用这种名声来作奸。

译为什么呢？因为有喜爱善行的名声，却不考察行善的实际。天下的善事，本来有可以称为恶事的；天下的恶事，本来也有可以称为善事的。他们知道我想行善，就可能先以善事引导我，最后以恶事收场；也可能指着天下的恶事，用善的说法加以粉饰。古代这样做过的人，石显就是一个。人将要制造这样的祸端、建立这样的事情，必定先取得君主的同意。想使事情成功，而君主有所不高兴，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古代的奸雄，便用君主必定不能做的事情来胁迫他。既然那件事是君主必定不能做的、无法实行的，君主就会反过来听从我所想做的事。古代这样做过的人，骊姬游说献公，使他年老后退避祸患，就是这种情况。这几种情形，是天下最真实的人情。因此圣人看见事情的开端，便推求它的结局；听到声音，便推知它的形态。正因为能够在事情尚无缘故时察看人心，所以天下没有人能欺骗他。为什么呢？表面无缘故的事情，必定有它的缘故。古代明王在上，天下的小人隐藏而不敢显露。小人难道能对天下毫无意图吗？一旦揭示他们的情实，击中他们的要害，他们便惭愧退缩，不敢进取。臣希望天子明白君子的性情，以此培养当世贤能的公卿名臣；又深入察看小人的毛病，以断绝他们逐渐进身的道路。这也是治理天下最为明智的做法。君术四【苏辙】臣听说，古代君臣之间彼此信任如同父子，彼此亲爱如同兄弟。朝廷之中从容和悦，欢然相处而没有隔阂，彼此无所不说，所说的话也无不说尽，敞开心怀、心情平和，内外都洞然明白，一生都看不见彼此的裂隙。在这个时候，天下人挺身出来侍奉君主，把性命交给上级，没有忧虑恐惧，安定精神、平稳气息来观察天下政事，心胸开阔、放手行事，有所想做的事，而上级不猜忌他。他所凭借的基础十分牢固而没有疑虑，所以士大夫都敢于进取，独自建立天下的大功。到了后世，君臣彼此猜疑，都有猜忌防备的忧虑；君主不敢把真心交给臣下，臣下也不敢直率行事。二者彼此龃龉而不能相互信任，上下互相观望，忧惧不安，不能使自己安定，又哪里有空暇顾及天下的利害？所以天下的事情常常受到扰乱而失败，不能有所成就。臣私下对此感到痛惜，认为弊病在于防禁过于深严，督责过于急迫。古代圣人极其严厉，却也有极其宽缓之处；极其平易，却也有极其险峻之处，使天下人有容易相信的地方，也有无法测度的地方；使用这些办法各得其所，不失分寸，所以天下人畏惧他的严厉，却乐于接受他的宽缓。后世君主只知道治理天下不可以过于宽松，却把这种做法用在君臣关系上，使公卿大臣整天忧惧，不能安心放开意志，在君主面前竭尽才能，却把这称为畏惧威势。又只知道治理天下不可过于严厉，却把这种做法用在法律事务上，使天下官吏欺骗上级，得以苟且免罪、求取容身，不畏惧天子的法律，却把这称为施行恩惠。他们运用这些方法，实在悖逆而不合道理，竟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的人，从上面的百官到下面的百姓，人数怎么能够穷尽？天子却把自己一人置身于其中。论人数多少，天下人极多而天子极少；论智谋、欺诈、巧伪的手段，天下人中本来一定有人超过天子。我要用天子的威势临制他们，他们便有所畏惧而不敢说话；我为他们设置很多防备来抵御变诈，他们的智慧就会有办法超出防备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古代圣人用至诚推待他们，用至威驾驭他们，用至宽容纳他们，用至平易对待他们，以君子长者之心对待天下士人，却不防备他们作诈；谈笑议论，无所不涉及，以此打开他们的欢心。所以天下士大夫都欣然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因有所惭愧而不忍欺骗。如果有人行诈，便坚决果断地处置，不流露忧惧和不敢决断的意思。他所任用的人，即使是兄弟朋友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顾忌徇私的名声；他所诛杀的人，即使是有仇怨、曾有细小冲突的人，也不顾忌被说成报仇。为什么呢？因为君臣彼此信任深厚，这就是所谓极其严厉却又有极其宽缓之处。然而大官纵横放肆，犯法而无所顾忌，成为天下所指斥、法律所应惩处的人，那么即使是天子也不能宽纵，往往释放他使他一旦进入罪法便无法解脱，然后天下才知道有所畏惧。这就是所谓极其平易却又有极其险峻之处。这两种事情虽然不同，却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因此极其宽缓，天下就没有颓惰萎靡的风气；极其险峻，君臣之间就没有猜疑防备、受逼迫的忧虑。只有能够沟通君臣的欢情，并把刑法所禁止的事情全部实行，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君术五【苏辙】臣听说，有些事情看似缓慢，而它的变化却非常急迫，天下的形势就是这样。天下人幼年学习它，长大形成它，彼此煽动而形成风气，互相接近而形成习俗，纵横颠倒、纷纷扰扰，不知道如何使自己安定。在这种时候，上面的人惩罚他们，他们就害怕；驱使他们，他们就听从，形势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力作为。然而等到它发生变化，常常达到破坏而无法抵御的地步。所以天子应当观察天下的形势，控制它所趋向的方向，使它确定最终归宿。天下人如果松弛放纵他们，拱手看着他们所作所为，那么这种形势将无所不至。它的样子像长江大河，日夜浑浑然向下奔流而不能停止；遇到弯曲处便激荡而无处宣泄，于是咆哮奔涌、溃乱四出，冲坏堤防，淹没山陵谷地，浩荡漫延而无法控制。所以善于治水的人，顺着水流进入的地方疏导它，使水势不至于激怒奔涌而不可收拾；水势已经激荡，又能慢慢把它泄导出去，使水势不至于冲决泛滥而无法停止。然而天下人常常轻视安稳无事的水流，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因而不去除掉使水势激荡的因素。等到看见水势激发、彼此挤压而溃乱，在尚未爆发之际还认为不至于引起大恐惧，不能慢慢疏泄它的怒气，于是终于横流中原而不能很快治理。

译从前天下已经安定，人们都想安坐着守成，把循规蹈矩看作敦厚，把沉默不言看作忠信。忠臣义士的气概郁结而不能发泄，豪杰俊士不忍心让自己的郁闷之情如此下去，便起身振作。世上的士大夫中，好勇而轻率进取、意气高昂而无所畏惧的人，也都乐意跟随他们，群起响应。他们直言违逆世俗而不顾，直行触犯君主而不忌。如今的君子，已经接连不断地在做这些事了。然而天下仍有不顺从他们的地方，残余的风气旧俗仍然很多，没有被除去，彼此抗拒，胜负的趋势还没有确定。邪正相互搏击，曲与正相互冲突，二者溃乱不已，不知道最终会到什么地步。大概天下的形势已经稍稍激荡，而上面的人不顺势替它冲开堵塞。臣担心天下的贤人承受不住愤怒而自行决裂。只有天子尊贵，可以有所作为而天下服从他。如今不上面替天下决断，却任凭它自行决裂，那么天下意见不同的人将愤懑不服，天下的豪杰俊士也将奋勇跳出，不顾一切地强行决裂。爆发出来却击不中目标，于是大的受到损伤，小的遭到死亡，横向溃散而无法挽救。譬如东汉的士人，李膺、杜密、范滂、张俭一党慷慨议论，本来是想纠正世俗的弊病，而当时的君主不替天下分别邪正、疏导他们的气势，却使天下士人发愤而自行决裂，于是天下终于大乱。由此看来，英雄之士的愿望不能一点也不让它得到实现。因此治水的人，只要能使水日夜流注而不停息，那么即使有蛟龙、鲸鲵这样的祸患，也会顺流奔走，奋迅欢快，来不及制造变乱。如果水被蓄积而浑浊混乱，堵塞而不疏导，那么水中的各种怪物都将勃然放肆，想要借此发泄自己的意愿，却无法抵御。所以治理天下，也不能不稍稍替它疏导，以顺应、调适天下人的意愿。臣事一【苏辙】我听说天下有专擅权力的大臣，也有身负重任的大臣。这两种人的表现有些相近，很难辨明。天下人知道厌恶专擅权力的大臣，于是世上的重臣也就不能容身于其中了。专擅权力的大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外在的表现，却不察看内里的情形；只看见他们都侵夺天子的权力，却不察看他们所作所为并不相同，因此一概嫉恨他们而没有喜爱之意，这也太过分了。专擅权力的大臣所做的事，正是重臣所切齿痛恨的；重臣所取的做法，又是专擅权力的大臣所不屑顾及的。若要成为专擅权力的大臣，必定在内迎合君主的心意，委曲求全、听从顺应而不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用黜免、升迁天下官员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埋没君主的威严和恩惠。在内能使君主欢喜宠爱、心情愉悦，对自己无不顺从，安然让他居于自己之上；在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不归附听命，争相成为自己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样专擅权力的大臣的势力就形成而不可防范了。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如果不可以一定要争辩，就会争辩；争辩不能奏效，而事情又有必定不能听从的地方，就独自执行而不顾忌。等到事情成败的迹象显现出来，君主的心意将会释然而自行明白。重臣在朝廷之中，天子会因他而畏惧不安，士大夫也不敢在他身旁放纵懈怠。爵禄、庆赏已经可以用来议论是否适当，却不把它们当作施行个人私恩的工具；刀锯、斧钺已经可以用来权衡刑罚轻重，却不把它们当作树立个人威势的工具。总之，只是要使天子有些事情不能随意而为，使群臣有所震惧罢了。不把利益据为己有，怎么能叫重臣呢？这种人不必等到天下人归附自己；而要成为专擅权力的大臣，也没有必要让天下人畏惧自己。所以只要根据他们办事的情况来观察他们的用意所在，天下还有谁可以欺骗呢？因此我说，为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况且现在假使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就只听凭天子所为，没有人能够议论可否。即使天子有采纳谏言的明察，百官却畏惧战栗，没有往日尊重正直的气势，谁肯触犯忌讳、冒犯罪过，为天下人进言呢？只有在一些小的得失上，才敢上奏章喧哗而无所顾忌；至于关系到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就会闭口离去，谁敢说出来而承受灾祸呢？这正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的君主只看见专擅权力的大臣出入朝廷时唯唯诺诺，以为这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败坏国家的原因。他们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强果断、喜欢违逆自己的意旨，就认为这是不恭顺，却不知道那是出于忧虑国家社稷。把这两类人混淆在心中，不能辨别邪正，因此祸乱接连发生却仍不醒悟，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从前卫太子刘据聚集军队要诛杀江充，汉武帝震怒，发兵进攻太子，京师甚至使丞相与太子彼此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命令天下竭尽力量追捕，剪除他的踪迹。在这个时候，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拥护并保护太子，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消解，再逐步揭示其中被蒙蔽的情形，化解皇上的愤怒，那么他们父子之间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真相，却不敢说出来。我认为，凡是治理天下，应当有办法培养重臣的威势，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顾忌，在紧急关头能够坚定忍耐、持重不改而不可动摇。我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乱，非同寻常的事情应当止息而不发生；然而到了今天考虑这件事，正可以避免将来的祸患。否则，谁能知道将来果真不会发生，而不替它筹划呢？或者我又听说，当今的弊病在于法令禁制太严密，举步稍有不合律令，执法官吏就会据此责难，而不追问其用意所归。因此即使是天子的大臣，又哪里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筹划，不如稍微放宽法令，使大臣能够有所坚持，而不被法律夺去行动的余地。从前申屠嘉担任丞相时，甚至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要被处死而无人救助，天子知道这件事，也不认为奇怪；申屠嘉最终也并不是汉朝的专擅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臣事二【苏辙】

译我听说孔子称赞管仲说：“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使他吃粗劣的饭食，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我又读《蜀志》，书中说诸葛孔明迁谪李平，诛杀廖立；等到孔明死后，这两个人都哭泣，有人甚至哭到死。我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叹古人实在难以企及。治理天下国家，只有刚强的人能够守住法令，只有公正的人能够凭刚强使天下人服从。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赏罚的权柄、取舍的事情，既然出自天子，本来没有人敢于议论。只是因为不公正，所以有一个人被杀戮而离去，即使他确实有罪，也会勃然生出不服之心。上面的人即使在这件事上十分公正，也害怕他不服，不敢公开明确地斥责他的罪过。因此，天下的不公，足以败坏天下最刚强的原则；天下的不刚强，也足以破坏天下最公正的原则。我曾私下为唐朝末年和五代的动乱悲伤：外有掌握军队、强悍暴戾的大臣，威势压倒天下，又凭借力量在内胁迫天子，天子不敢轻易违背他的意旨。他心中有一点不高兴，自己和家属上下便不能保全。在这种时候，君主只求制定保全自身的政策，不敢凭刚强的内心守护公正的政事，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如今海内太平，外面没有诸侯的忧患，内部也没有执政大臣的祸患。然而我私下观察，在政令、刑罚和赏赐之间，常常好像有所畏惧，不敢自行决定，这是什么缘故呢？朝廷中的臣子，没有罪而留任，有罪而黜退，这是做臣子的常规。所以有了罪，如果认为应当黜退，官职就一定削夺；如果认为不应当黜退，那么无缘无故把他安置到外地，也仍然不可。如今有罪而把他推到外地，反而随即增加他的爵位俸禄，这究竟是把它当作赏赐，还是当作刑罚？实在无法知道。大概是说，姑且用这种办法安抚他心中耿耿不平的情绪。他只是因为失去近臣的身份而离去，即使赏给他千金，他心中仍然有所不满。况且天下有罪的人，都想满足自己的心愿，那么作为天子，哪里还可以施行刑戮呢？然而事情不公平的地方，又不只是这些。黜退一个人，必定有另一个人出来排斥并为他辨白；如果认为被黜退者对替他辩护的人不满，就让两个人一起被黜退。这两个人的罪过究竟在谁呢？因为一个人的言论而黜退他，也因为他的言论而黜退另一个人，这只是替被黜退者报仇罢了。因此天下虽然没有强臣造成的灾祸，臣下却暗中揣测天子的心意，各自有所凭借来要挟天子。这种弊病开始于执掌权力时不刚强，最终形成于守持原则时不公正。朝廷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其中有不公正之处呢？然而我私下奇怪，每当任命官吏，民间无不私下议论，认为这个职位是某人的亲戚故旧凭关系得到的；每当有所安排，也无不认为这是按照某个人的意愿施行的。假使上面的人果真都这样做，那么人受到罪罚后不服，也就难怪了，而我也不敢把罪罚加在别人身上。《诗经》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说法：柔弱的就吞食它，刚强的就吐弃它。只有仲山甫，柔弱的不吞食，刚强的不吐弃，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人只有能够不欺侮鳏寡，之后才能不畏惧强暴。因此我说：“只有公正的人，才能凭刚强使天下人服从，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况且古代做君主的人，有一种最大的快乐，是后世不知道的。君主的快乐，不是快乐于拥有天下，而是快乐于能够和天下人一起去除邪恶、奖赏善行，以满足自己的志愿。如今假使天下有不义之臣，不能诛杀他，反而又尊崇他；尊崇他还不足以使自己高兴，又反过来黜退自己所怨恨的人，以安慰那位大臣的盛怒。这两件事，难道是做君主的快乐吗？只是事情有不能同时顺从的地方，欲望也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如今人有偏爱而不能公正，这也是人所乐意的事情。然而这种快乐会妨害做君主的快乐，所以不如舍弃那种私爱而保全君主真正的快乐。况且事情的利害，有的是已经知道却忧虑不能实行的，有的是忧虑不知道，知道以后就可以实行的。如今如果想要清白无私，实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有罪就黜退，黜退后不再姑息，使天下人都知道赏就是赏，罚就是罚。这并不是需要辛劳而难以办成的事，只是担心不肯去做罢了。管仲、诸葛孔明，不过是因为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而已。臣事三【苏辙】我听说天下有无穷无尽的人才，不叩击就不会发声，不触发就不会奋发。因此古代的圣人，迎接人们爱好善行的苗头，激发他们勉力进取的气概，反复洗涤、磨炼、淬砺，日夜不停。这一切都是为了求得充分发挥天下无穷的人才。天下譬如一件大器物，有器物不用而放在窗下，时间久了就会在里面生出虫害。所以善于使用器物的人，总是提携在手而不放下，时时洗涤灌溉，使它日益亲近于人，从而发挥尽它的力量，不让它很快败坏。有些小丈夫只知道爱护器物，却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爱护；只知道把器物放在地上很安稳，却不知道不离开自己的手才不会坏。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器物也很快腐朽。天下万物，人们都只使用它的外形，却不寻求它的精神。精神是什么？就是事物的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势。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势存在于事物之中，就会鲜明有光，坚实而能坚守。这种气势一旦消失，事物就空虚无用。这种气势时时加以激发而保存它，就会日益增长而不衰；放置不管而不知道寻求它，就会脱离而不再停留。这种气势，万物没有不存在的，而人尤其如此。天下动乱时，君子有办法自我修养而保全它；天下太平时，天子就培养它，以求得它的作用。

译如今朝廷的精明强干，战阵上的勇力，审理案件能够查尽实情，以及钱粮事务能够治理其要害之处，使天下纷繁的事物不能扰乱秩序，这些全都是这种气势所造成的。古代英明雄武的君主，只有能够激发天下人才、保存他们的气势，所以有所求就一定能得到响应，有所欲求就一定能够实现。汉武帝、唐太宗时，国家富裕、军队强盛，所求都能如意，而天下人才供他们使用，似乎没有穷尽。到了他们晚年，元老大臣和宿将死去大半，新进之士也足以办理天下事务。由此看来，天下本来有无穷的人才，只是担心上面的人不去激发、不去触动，使他们的精神松弛放纵而不能振作。臣私下观察当今的人，治理文章，熟习议论，明晓谋略，审理诉讼，凡是治理国家所需的才能，大体都具备；天下所缺少的，唯独是将帅和有武力的大臣。从前天下已经安定，先世的老将已经死去，而西方的敌寇兴起作乱；在这时候，天子茫然回顾，想得到奇才良将来统领军队，最终却没有找到。此后数年，边境日益紧迫，军势日益危急，士大夫才开始逐渐学习军事；西夏臣服直到今天，又已经十多年了，而过去所谓西部边境的良将，也已经差不多用尽。可是天下人还不知道谁可以任用为将，这实在非常值得【原文“可。虑也”疑有衍字，意当为“可虑也”】忧虑。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而当今世人所畏惧的事情，也没有比做将领更厉害的。用难事责求他们，用他们最畏惧的事情强迫他们，却不激发他们的气势，所以将帅之才像这样不可得到。曾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即使是卑贱的普通人，也无不先培养他的气势，然后求取他的作用。在尚未交战时，让他们投石、超距，以培养他们的勇气；所以后来遇到敌人就不害怕，见到危难就拼死作战。为什么呢？因为气势旺盛。如今天下有两个大弊病：因为天下太平，就轻视天下的武臣；因为天下冗官太多，就废弃天下的武举。那些人看见天下【原文“方然”疑有讹误】于是沮丧退缩，没有自我欣喜振作的意愿。如今武臣的家族，往往转而参加进士科。因此我希望恢复武举，尊重武臣，并且让天子时时亲自考试他们，用骑射来观察他们能否胜任，然后给予赏罚，仿照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旧例。即使这样还不足以尽数发现天下奇才，至少可以使他们知道上意所喜爱之处，有所自重，争相竭尽力量；这样，将帅之才就可以逐渐显现出来了。臣事四【苏辙】我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固定所在，只有看见天下的祸患并除掉它，趋向安定之处并顺应它，才能长久没有忧患。有些浅薄的人看见祸患产生在东面，就把全部力量用在东面而忘了西面；看见祸患从外部兴起，就专心对付外部而忘了内部。因此祸患在无常之处产生，变化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没有人能够挽救。从前西汉的祸患，在文帝、景帝时代，天下人无不认为一定会起于诸侯势力太强。然而到了武帝时，七国叛乱的余波逐渐衰微，天下平坦安宁，四面观察都认为没有忧患。后来逐渐衰败，到了元帝、成帝之间，朝廷中的强臣实际控制了国家命运，汉朝因此断绝祭祀。世祖、显宗平定天下后，认为世间的祸患无不在于朝廷的强臣；但东汉的灭亡，其祸患却起于宦官。由此看来，天下的祸患哪里能够预先固定防范呢？人将要死时，有的因过度劳累而病，有的因饮酒而病。天下人看见他死于这些原因，就说一定不要劳作和饮酒，这难道不是拘泥而误事吗？从前唐朝末年和五代的动乱，究竟祸根在哪里呢？海内的军队各自隶属于自己的将领，大的有数十万人，小的也不少于数万人。将领们抚慰、照料、养育士卒，给他们美衣丰食，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把他们当作子弟来养，并把自己的姓氏授给他们。所以当时军队中的士卒只知道自己的将领，不知道天子的恩惠。君主有命令，他们不听从而只听将领的；将领所做的事情，即使有极大的奸邪不义，他们也没有违抗拒绝的。因而在发生动乱时，奸臣擅自发号施令，拥兵而无法控制；而在他们不作乱时，进攻哪里哪里就一定降服，守卫哪里哪里就一定坚固。良将和精兵遍布天下，他们所摧毁、击败、灭亡的敌人，足以使天子郁结的心情畅快，也足以在外抵抗敌国。祸乱突然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士兵安于自己的将领，乐意听命效力。然而当今世人只把唐末五代的动乱当作教训，却不收取其中的功效。天下几百万人军队，竟不培植平素相从的将领。带兵的将领没有亲信爱护的士兵，士卒也没有归附依恋的对象，却想让他们为自己拼死效命。因此任命将领的那一天，士卒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都不敢抬头看他的脸。不敢抬头看脸，正是祸患的根源。这种祸患，不是被胁迫者一同起事的灾难；平时缓和时，士卒便畏惧并怨恨将领，一旦有紧急情况，又没有任何忍耐服从的意愿。这两点是用兵的大忌，当今世人其实也已经知道了。然而不敢改变，是害怕重蹈唐朝末年和五代的祸患。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有这种利益，就必然有这种害处；天下没有完全的利益，这是圣人也做不到的，能怎么办呢？圣人能够做到的，在于不要把利益发挥到尽头。利益还没有发挥到尽头，就改变方法，使它的害处尚未到来，事情已经迁移变化；因此能够享受天下的利益，而不承受它的害处。从前唐朝末年和五代的制度，难道不是对当时社会大有利益吗？只是利益已经耗尽，却不知道改变，所以害处随之产生。因此我太祖、太宗认为不能长久实行，便改易政治制度，以求一时安定。做将领的，削去他的兵权；带兵的，使士兵不知道自己的将领。这些都是为了杜绝天下将领的私人恩德，破坏他们的私人谋划。他们的意思，是认为这样足以改变五代豪强将领的风气，并不是认为这种办法可以让后世长久采用。所以我认为，当今的形势如果不改变现行制度，就无法求得成功。况且要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必然有所触犯、有所冒险。天下的危难在于想享受最大的利益，却又顾虑保持全面安稳，这样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的弊病，在于不愿有所震动，只想获得天下的利益；不愿有所劳苦，却想立即取得天下的安定。如今想使人取得成功，必须先把军队交给他。想先把军队交给他，就必须先从选择将领做起。选择将领而得到合适的人，假如确实知道他忠诚，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何况只是几万军队呢？从前唐朝的动乱，发动变乱的并不是朝廷任命的将领，而都是盗贼之徒，是不得已才任命为将领的人。所以将帅难道一定都要怀疑他们会成为奸臣吗？总之，不应害怕选择将领的劳苦，于是就因此破坏天下最大的利益。天下的祸患，难道一定在这里吗？臣事五【苏辙】

译我听说天下的勇士，可以让他使用军队，却不能让他主持军队；天下的智士，可以让他主持军队，却不能让他养育军队。养育军队，是君子的事情。所以用兵困难，养兵尤其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士气难以驾驭。举兵出征时，三军士卒的心思在号令上，气势在战斗上；停止进兵扎营时，三军士卒的心思在营垒上，气势在防御阵地上；军队遇到敌人时，三军士卒的心思在白刃相接上，气势在取得胜利上。气势所在之处，就是锋芒所指向的地方。所以军队在外时，士气在敌人那里，而不在将领身上；不在将领身上，因此抚慰他们就容易使他们高兴，给予他们东西就容易使他们满足，惩罚他们就容易使他们安定，驱使他们就容易使他们听命。上面的将领用勇气统御他们，用智慧驱策他们，那么百万大军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等到天下已经安定，三军士卒各自返回家庭，穿美衣、吃美食，安闲无事，投石、超距也不足以发泄他们的怒气，于是各自寻找上级的短处。在这个时候，军中士卒环视四周，开始变得不可忍受。因此，长久不使用他们，他们的心意就不想再作战；长久不役使他们，他们的心意就不想再服役。只是不愿意却强行役使他们，和他们出战，他们就不会高兴；让他们随军服役，他们就会作乱。这是必然的形势。古代军队出自农民，想要调动他们尤其困难。然而到了周朝末年，诸侯强盛，天下百姓天天起身操练兵器。齐、晋、秦、楚凭借战车纵横天下，走遍万里才返回，天下百姓也不敢说疲困。到了后世，平时没有事情，却常常竭尽天下财力来养士卒；一旦有紧急情况，应当得到他们的力量，他们反而傲慢【原文“傲晲”疑误】地索取赏赐，不肯立即出动。他们平时享受君上的衣食供养，有难事就起身，起身便战斗至死；有事务就服役，服役便竭尽力量。这样的情形，似乎应当比三代的农夫更好。然而如今却正为他们不是这样而忧虑，这难道不是养兵的过错吗？我观察天下的军队，数量没有比京师更多的，而士卒迟疑退缩、难以控制，也没有比京师更严重的。为什么呢？天子在位，用仁爱统御军队，士卒不知道作战，却习惯于求赏；命令稍微急迫一些，他们就瞪眼挥臂，说话不恭顺，这非常可恶。况且京师是宗庙和宫禁所在之地，却让不义之徒环绕布列在它们左右，这还凭什么能够安定呢？我听说养兵而军队骄横暴戾，责任在将领。如今京师的将领，任用的是什么人呢？不过是普通小人，按次序应当升迁，便担任什长、百长、队长之类的职务；这种人的名位，还没有脱离士卒行伍。他们上面的统属，只有三层；从太尉逐级上推，便到枢密使。这几位大臣，并不处在什伍、部曲之间，日夜训练士卒。况且士卒尚未亲近归附就处罚他们，他们便不服；不服就难以使用。如今假使大臣只控制上面，恩意不能交流，德泽不能普及，上下互不信任，只是迫于势力相从，而没有凭借道义亲附，那么还不能只用法令治理他们。要朝廷大臣弯腰屈身，亲自询问士卒疾苦，就像过去出兵行阵时那样，这在情势上又做不到。古代南军、北军设有监军，御史设有防军诸校，各军又有军正、正丞，因此任安、胡建一类忠信守节的人，可以出入军中，取得士卒欢心，然后用礼义训练他们，用法令约束他们，有办法诛杀灭除恶徒，士卒也都服从。这样以后，军队才能使用。如今为什么偏偏让凶暴乖戾的人彼此统辖，而天子只把贪婪暴虐、没有知识的普通人作为身边侍卫呢？我愚见认为，大略可以仿照汉代制度，设置各种校官，使他们常驻军中，既用来抚慰士卒，又逐渐诛杀那些强横之徒，训练士卒懂得礼义。《左传》说：“晋悼公知道栾纠能够驾驭军队，是因为他懂得政事，便任命他为戎御，让他训练驾车的人懂得义；知道荀宾有力量却不暴虐，便任命他为戎右，让他训练勇力之士。”有时应当任用过去军中的官吏，因为不亲近士卒，就不能取得他们的欢心；不能取得他们的心，即使有法令也无法施行。有法令却无法施行，士卒就不能承受劳苦，军队也不能应对突然的战事；军队不能应对突然的战事，即使有将领也不能驱使众人，这是天下最大的祸患。臣事六【苏辙】我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常常使人有勤勉不止的意愿。从下层的一个普通百姓，到所有掌管事务的人，都愿意竭尽力量来主动归附上级。上至公卿大夫，即使地位极其尊贵、志愿已实现、心意已满足、没有什么可求，也无不劳心思虑，日日夜夜求取进步而不停息。甚至有人洗一次头要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食物，顾不上吃饱，顾不上睡暖，急切地办理事务，常常好像还有事情没有做好。因此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能办成，没有废弃败坏的，居上位的人可以不劳力而万事得到治理。从前世道的兴衰，我曾经大略观察过。尧、舜时代，洪水横流，百姓没有粮食，事变繁多，灾害一齐兴起，而尧、舜本人却能够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人都替他竭力做事而不推辞。到了末世，海内安定，四方没有忧患，人生活在其中，形势使他们都有懒散怠惰的心思，各自安于现状，不愿有所兴作，所以天下逐渐衰弱疲惫而不能振兴。《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天命却不断更新。”国家之所以走到灭亡，只是因为守旧而不能使它更新吗？天下如果陈旧而不再更新，事业就会中断而不能继续。

译在这个时候，如果不知道同他们约定一种长久不停止的道路，时时激发他们懒惰的气势，天下的事情大概就要停息了。如今让路上的人赶十里，给他一百钱，他就走到十里停止；让他赶一百里，给他一千钱，他就走到一百里停止。为什么呢？因为约定的目标止于十里和一百里，利益也只止于这里。如今世上的士人和这有什么不同？出身平民的人，志向不过是一命之禄，得到任命后就忘了平民时期的学问；在州县做官的人，志向不过是得到改官的宠荣，改官以后就忘了在州县任职时的操守。从这以上，因循渐进地迁升，十多年之间，势必自然做到郡守；这不是等待特别修养就能达到的职位，于是他的志向也到头了。幸而其中有人想独自奋发努力，于是志向稍稍扩大，不肯自暴自弃而加入贪污之流；从外任漕司、刑司，到内任台谏、馆阁，最后达到两制，也又到头了。又幸而有人追求做宰相，于是志向更加扩大，做到宰相便到头了。天子用来使天下人羡慕喜爱、乐意为自己效力的职位等级，从一命之臣到宰相，依次相承的等级也不过四层而已。那些一命之官，有的对改官已经不抱希望；郡守，有的对进入两制已经不抱希望；两制官，有的对做宰相已经不抱希望；而做了宰相的人又没有更高的希望，于是各自安于现状，谁肯替天子竭尽力量呢？况且世上的士大夫这样多，仁人君子也并不少，我怎么敢妄自诋毁他们呢？我听说，如今的人已经改官以后，在防守边疆、办理政务方面的功效，常常不如在州县任职时；担任两制的人，其慷慨刚直的操守，常常不如担任漕、刑、台、谏官时。至于那些奇才伟人，卓然特立、不因利益而改变的人，本来不在此列；但世上处于这种情形的人也已经很多了。用爵禄来劝勉天下人，爵禄达到尽头，人的懈怠之心就会产生；用仕途方法驱使天下人，天下人就会终身奔走而不知道停止。从前汉代的官吏，从县令升为刺史，从刺史升为郡守，从郡守升为九卿，从九卿升为三公，从下到上达到人臣的最高位置，也不过四级。然而在那时，官吏长期任职而不知道厌倦。如今朝廷和郡县的职位，分列等级，数目多得无法计算；从最低职位逐级升任，三年升迁一次，直到终身也可以没有厌倦。而人们也都各自知道自己职位等级的终点，那些清高显贵的职位，即使到老死也不能轻易进入，因此在位的人都懈怠而不奋发。为什么呢？别人能够使君臣之间的欢情相通，坦然相处，不存在高下之间高峻绝险、不可攀援的态势；我们却不是这样。如今对于天下的小官，天子可以利用他们朝见的机会慰劳他们的辛苦，亲切地询问、告诫，启发引导他们的心志；又时时选择其中最为勤劳的人给予赏赐，使他们知道朝廷并不遥远，自己也还有希望。对于上级大臣，天子时时召见，赐给闲暇宴饮，同他们讲论政事，并以功名勉励他们，和他们相约在后世不朽的事业上，同时使他们和子孙都享有这种福祉；有时也督责他们荒怠、松弛、废弛的过错，使他们对天子的恩意感到惭愧，不在政事上倦怠。这难道不是我所说的驱使天下人奔走效力的方法吗？臣事七【苏辙】我听说圣人对待人，不依靠他们一定会怎样，而依靠我有办法使他们怎样；不依靠他们全都是贤能之人，而依靠我有办法驱使他们。假使天下人都有忠信正直的心，那么治理天下就安稳了，还要等待圣人来做什么？正因为事实不是这样，所以使役他们要有方法，驱使他们要有技巧，一天也不能废弃。如今天下的官员，无不认为可以任用之后才任用他们。上至两府大臣，下至九品卑官；近在朝廷之中，远至千里之外，上下彼此窥伺，左右彼此察觉，不能说不严密。然而朝廷内部又设置御史，外部设置漕司、刑司，让他们督察天下的奸人，纠正他们的不法。既然这样，天下怎么能依靠官员全都贤能，而预期他们必然做好呢？然而仍有未尽之处。天下的事情，任用个人不如依靠形势，改变官吏不如改变法令。法令施行而形势确立，天下官吏即使不贤，也都想勉强自己以求成功，因此天子可以不劳而得到忠良之臣。如今的弊病在于任用有弊病的法令，依靠不便利的形势；只辛苦地寻求贤人，却不知道改革法令的弊病。因此天下侥幸得到贤人，便可以依靠侥幸取得太平；不幸没有贤人，就逐渐衰颓而不能振作。况且御史、漕司、刑司，是天子依靠来了解百官能否胜任职务的机构。如今不替它们建立法令，却希望它们全都贤能，所以我所谓的未尽之处，就是指这件事。这两个官职，虽然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不同，但在攻击下属、衡量权势轻重方面，本来没有多大差别。可是近年以来，担任御史的人无不洗涤磨炼自己，显露自己的锋芒，慷慨直言，不顾天下人的怨恨，因此朝廷之中，上面没有容纳奸邪的地方，下面没有积久的欺诈，正直之士无不相互庆贺，认为也许可以大治。然而臣愚见认为，如今内部肃整而外部不振，千里之外，贪官白天就拿取百姓的钱财，却没有人加以禁止；远方百姓叹息，无处申诉，无不含泪叹息，仰头呼天。深思国家设置漕司、刑司的本意，正是因为天下有这类不平之事。如今海内幸而没有变乱，远方百姓却都忧苦于贪官的祸害，那么所谓漕司、刑司，究竟还有什么作用呢？然而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大，难道担任御史的都有嫉恶之心，而到了漕司、刑司就全变成草率苟且、宽容迁就的人了吗？大概是上面驱使他们的方法还没有做到位。

译我观察御史的职务，即使在其属吏中，假如有人能够挺身而出、舍命效力，排斥攻击天下奸邪，几年之间就可以升到两制，毫不困难；不能做到的则退斥罢免，不免成为庸碌的官吏。因此御史都努力去做揭发直言的事情。漕司、刑司的官员即使端坐沉默，不揭发事情，最终也不失为两制官；那些抗直不屈的人也不过如此，却白白招来天下人的怨恨。因此他们都喜欢装作宽仁，以博取敦厚的名声。难道国家只知道任用御史，却不知道任用漕司、刑司吗？我希望两府大臣详细考察天下漕司、刑司的官员，只有那些有所举发、敢于抗拒强暴权势的人，才让他们能够升入两制；至于不能这样做的，不免只做普通官吏。改变法令、依靠形势，使天下官吏都顺着有利的形势去办事，而上面的人能够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当然是最好的；即使不幸没有贤人，也不至于纷乱到无法治理，哪怕是庸人，也可以使他们尽力治理政事。这样，天下将会内严外明，奸吏想要自我隐藏也找不到藏身之处，天下大概就可以治理了。臣事八【苏辙】我听说天下只有掌握权力的人能够役使别人，拥有利益的人能够得到众人。权力，是天下人据以决定离开还是归附的东西；利益，是天下人据以奔走追逐的东西。能够决定是非可否的，叫作权；能够决定贫富贵贱的，叫作利。天子就是收取天下的权力而亲自掌握，聚敛天下的利益而亲自使用的人。因此天下的人，从上面的公卿大夫，到下面的乡里平民，以及府史、胥徒、僮仆、奴妾，依次相互依附、相互役使，直到疲惫劳苦、老死也不离开。事情缓急时可以让他们相互救助，遭遇危难时可以让他们彼此拼死，踏白刃、赴深谷，也可以让他们听命而不敢推辞。为什么呢？因为谁能给别人利益，谁本来就能役使别人。有千金家产的人拿出余财借给邻里的贫民，利息微薄，慢慢收取，便可以在乡里横行霸道；刺客、武士替他拼死效力，也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这就是权力和利益造成的结果。我听说天子掌握天下的权力，专有四海九州的利益；爵禄、庆赏、金玉钱币，这种富有岂只是千金之利；授予、剥夺、认可、否定、刑戮、诛灭，这种势力岂只是千金之权。古代君主得到天下的权力和利益并专有它们，所以所做的事情都能成功，所希望的事情都能实现，谋臣猛将都替他竭尽力量，宁死而没有二心。治理社稷的大臣可以让他为宗庙而死，郡县的大臣可以让他为疆土而死，文官可以让他为自己的职守而死，武官可以让他为自己的军队而死。天下人存心积虑，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因此敌寇到来而不害怕，灾难发生而不改变。平常没有事情时，天子供给他们衣食，养育他们以等待天下的事情，所以有事时为之而死，也是形势所决定的。然而如今天下的人，吃着天子的俸禄，享有天子的爵位，穿青紫官服、佩印绶，带领吏卒，纵横显赫，常常遍布天下；一旦有紧急情况，却都不肯为国而死，这实在很奇怪。从前广南发生动乱，大官据守城池、拥兵自保，贼兵到来却没有人敢出击，逃跑奔窜，躲在草莽之间以避开兵乱，甚至使蛮夷之人能够在中原横行，人民流离数千里，几乎全都变成废墟，却没有一个官吏死战。国家每年录取天下士人，士人因饥寒而求取官职离开，动辄以数百人为一批；任职六年，考核合格而没有过错，就又替他们改升爵位、增加俸禄；幸而有超群出类的才能，公卿大臣又可以把他推荐给天子，特别宠爱尊贵他；在朝廷间飞黄腾达，不出十年就可以安坐谈笑而成为两制官。这样的制度，对天下还有什么亏欠呢？可是士大夫始终没有人肯奋发而为天子效力，为什么呢？明智的君主用他的法令邀取天下人；如今天下人反而用他的法令来邀取天子。所以，邀取权力在我，奔走的人就是别人；邀取权力在别人，奔走的人就是我。如今世上的法令，难道不是想用来邀取天下人吗？任官六七次考核，要求有五六个人举荐；这些条件都具备而没有过错，然后才替他改升爵位、增加俸禄。这难道真足以用来邀取天下人吗？制定法令却不足以邀取天下人，人们就会反过来用我们的法令互相要挟。如今的官吏考核期满而没有过错，又有举荐的人，天子难道还能拒绝他吗？不得不顺从而给予他升迁。这样，天子的爵禄就不再是天子的恩惠，而成了天子的势力；士大夫凭借形势取得爵禄，所以一概不听从上级。如今本来属于天子的权力，反而落入下级手中；天子的利益，也变成轻易取得、容易得到的东西。我听说天下有两种弊病：有法令混乱的弊病，也有法令闭塞的弊病。法令混乱，就使人纷纷扰扰而无所遵循；法令闭塞，就使人受到牵制而不能自主。古代圣人遇到法令混乱，就制定法令来挽救；遇到法令闭塞，就用废除成法来应对。所谓没有法度，并不是说纵横放肆，而是居上位的人抛弃防范和规矩，使天下人没有可以执持的依据来向君主求取，这就叫没有法度。如今官吏任用的法令，大概也只是没有自行荐举和考核罢了。假使让一两位大臣详细考察他们有才无才，举荐材料完备、考核充分的，有才者任用他，无才者弃置不用；即使考核不充分、举荐材料不完备，只要确实可以任用，也还是任用他。总之，都务必使天下人无法揣测，使官吏没有可以执持的法令来向我求取，把天子的权力和利益收归上层。这样一来，议论的人将认为这是空荡荡地没有法度，大吏便容易借此作奸。我听说，人只有不作奸邪之事，才可以任用为大吏。如果天下这样广大，却没有一两个可以信任的大臣，那么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况且自唐朝末年以来，世上制定法令，开始都致力于防范大臣。唐朝兴盛时，用来考察天下士人和调选天下候补官员的办法，都没有固定的法令，而只是听从有关部门的办理。正因为这样，下属不能凭此向上级邀功，而上级又有办法役使下属。所以我说：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役使别人，只有拥有利益的人才能得到众人拥护，这一点不可不深入考察。《臣事九》【苏辙】

译我听说圣人治理天下，不致力于违背人心。人心所趋向的，就顺着它；人心所厌弃的，就废除它。所以天下人乐于服从他的施政。只有个人的欲望，不能施行于天下；实在不得已，然后才有所矫正违拂而不采用。这并不是认为天下人都不能顺应他们的心意。上古百姓初生时，一出生就有饥寒以及男女配偶方面的忧患，饮食男女是天下人共同的欲望。圣人不求断绝这种情感，又为它制定礼节制度，教给人炮、燔、烹、饪等饮食方法，以及嫁娶、生养的道理，使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天下人安于他的法令而不怨恨。后世有些小人不明白其中的本末，却认为礼义教化都是圣人创制出来用以制止天下人的邪僻行为的。只看见天下那些邪曲放纵的人都不便于礼义之法，便想一味矫正天下人的性情，舍弃他们所喜好的而施行他们所厌恶的，这真是太不加思考了！况且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特意设置什么来驱使天下人，大概只是因循天下人所安适的情形而逐渐形成法令，如此而已。假如圣人不与天下人同心，违背众人、矫正世俗来树立自己的学说，那么天下人怎么会不反叛而离去呢！如今的论说者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人的私欲必定有害于国家的公事，而国家的公事也必定会违拂天下人的私欲，于是把二者分开看待，使天下公私之间如同胡地与越地一样不能相通。不顾人情所感到的不安，只求显示自己所做的是至公无私的事情，事情之所以不能通达，没有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人的性情，如果不是他所乐意的事情却强迫他去做，就都会有怏怏不快之心。因此，所做的事情不能成功，所任用的人也不能称职。我听说如今的制度，生在南方的官吏一定安置到北方，生在东方的一定派往西方。岭南、吴越的人，却一定要冒着严寒、踏着霜雪去办理燕赵的事务；秦、陇、蜀、汉的士人，却一定要渡过江湖、冲冒雾露去守卫扬越的地方。即使上级逼迫他们前往，他们也没有不服从的；但望着自己将要去的地方，怨叹咨嗟，不能安定自己的心。官吏和士卒在道路上送往迎来，路远的跋涉数千里，财物用度耗尽，困顿疲惫在外。到了任所后，彼此的好恶不能相通，风俗也不相习惯，耳目所见、饮食所适，都不得其宜。就像寄居在异乡一样，心中总是忧劳不舒，过几天便想离去，却又不肯考虑长久的打算。百姓不喜欢他们的官吏，官吏也不喜欢当地的风俗，二者彼此抵触而不相合，因而没有余暇有所施行设置；而生在当地的官吏，没有不认为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如自己的。如今的法令规定，做官的人不得回到自己的乡里居住，即使相隔数百里，也往往不可以；又以京师所在之处来确定天下远近的次序。凡是京师人所谓的近处，都是四方人所谓的极远之地；京师人所谓的远处，有时却是四方人所谓的近处。如今想用所谓近处来优待积劳的官吏，却不知道有些人并不愿意这样做，原因就在这里。况且人生在乡里之间，亲戚和祖先坟墓不过在百里以内；至于千里以内，就如同道路上的行人，又有什么可以施展私人关系的呢？同时当地风俗彼此安适，上下互相信任，知道彼此的利害，详细了解彼此的好恶。近处的人安于居住近处，远处的人乐于得到远处的职位，双方各自得到所求，没有想离去的心，耳目开阔明敏而心神不乱，可以各自有所建树。这几件事大概也不会损害国家，只是偏偏固守这种小而无益的公道，这难道是王者的本意吗？况且夏、商、周三代时，九州之中建立的国家有一千八百个，大国不过百里，小国只有数十里。在数十里范围内，百姓中有做士的，有做大夫的，凡是用来治理本国百姓的人，也都是本国人，哪里一定要得到别国的人才任用呢？我愚昧地认为，像这一类做法都可以一概革除，以顺应天下人的愿望。如今假使天下的官吏都同样作奸，那么即使不是他的乡里，也不可以有所优容；如果认为某人可以任用，即使是他的父母之国，难道也一定要设置许多条目来防止弊端，更何况相隔数百里、上千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臣事十》【苏辙】我听说大臣的道理，实行起来可以命名，命名之后可以说明，公布于天下而没有疑惑，施行到后世而没有惭愧。堂堂正正地立于四海之间，即使是一个普通士人也没有感到不安的地方，这才是大人的道理吧？天下的人，凡是天子能够役使其劳力的，谁不为天子效力，而天下人都不敢认为这是错误的，实在是因为天子取得了可以役使他们的名义来役使他们，所以天子安坐在上面，士大夫在下面为他奔走。大臣为天子运筹谋划，治理百官，以完成大事；小吏为天子管理米盐，监察鞭笞，以供奉小职。文吏替他办理簿书会计，详细记录收入支出的数目，使天下人不敢欺骗；武吏替他披挂铠甲，操习战阵攻斗之事，使天下人不敢侵犯。劳苦他们的筋骨，耗尽他们的思虑，严重时甚至舍弃头颅，使尸骨暴露在原野而不知道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享用了天子的俸禄。至于四方田野的百姓，耕田来取得食物，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到过市井；然而到了应纳税、应服役的时候，便快步来到县吏面前，恭敬谨慎、合乎礼节，不用教导便自然习惯。至于最艰难的事情，甚至让他们斩杀捕捉盗贼，拉弓列阵防守，疲惫困顿也不敢请求免除，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食用这片土地上的收成吗？

译所以天下的人，凡是天子能够得到并役使的，都可以为这种役使找到名义。我尤其奇怪府史、胥徒，古代都有俸禄来养活家人；不足的，还都可以按人口领取田地，以补足供给。这样才能使他们竭力办理公事，同时不妨碍他们筹划私人的生计。周代所说的官田，大概就是府史、胥徒的田地。可是如今的法令，从市民中征取人员补充为吏，没有俸禄养活自身，也没有田地养活妻子儿女，又有鞭打、扑责、杀戮、羞辱的祸患，天下人却都喜欢做这种职役。他们所承担的责务十分繁杂艰难，而役使他们的名义却无法说明；更严重的是，还让他们先交纳钱财然后才补为吏。即使得以免除其他劳役，所免除的也不足以补偿他们终身的劳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天子用无名义的方式役使他们，天下人也肯用无名义的方式为之效力，这难道不应当探求其中的实情吗？天子把四海托付给自己的臣子，郡县的官员又把郡县的事务托付给下面的小吏；刑法轻重、财用多少，无不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掌管仓库的人可以借机做盗贼，审理狱讼的人可以借机作奸。作奸所得的利益，向上足以供养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们无缘无故却安心作奸，原因就在这里。因此，他们虽然没有爵位俸禄的奖励，却仍然可以被役使；虽然有刑罚、杀戮和耻辱的祸患，却不肯舍弃这种职役而离去。他们的上级驱使这些没有俸禄的人，却用有俸禄的法令来对待他们，安然不觉得奇怪。这实际上是公然使他们作奸，以代替他们本来应得的俸禄，却还认为这样就可以役使他们。如此一来，还拿什么向天下人作示范呢？我愚昧地认为，凡人在官府任职，不可以无缘无故役使他的劳力：有的应当因其纳税而役使，有的应当因其领取俸禄而役使。所以府史、胥吏，不可以没有俸禄而役使。然而我观察如今的情势，天下都苦于财用不足，日常用度也有所欠缺，势必无法顾及这一点。古代周官的制度，百姓来打官司，缴纳一束箭；来审理狱讼，缴纳一钧金。考察谁理亏，便没收其所缴之物。大概自秦、汉以来，这种法令才废弃不用。如今我也想让天下凡是进入狱讼程序的人，都向官府缴纳一些财物，以自我证明有理；没有道理的人，也都没收其所缴之物，用来作为胥吏的俸禄。分辨等级，区别多少，按时发给，以满足他们衣食的需要。这样向百姓收取并不苛刻，而作为官吏所得的利益却很广。上面对百姓，常常忧虑他们喜欢打官司却没有道理，亲自触犯法律而毫无畏惧。对他们施加刑罚，又让他们向官府缴纳财物，这是为了深深惩戒他们的内心，并且使这些所得只用来增加官吏的俸禄。这样可以表明，并不是贪图百姓的钱财。做吏的人也可以不必等待作奸，就有办法养活自己。名义端正，说法顺当，即使他们作奸，随后加以诛戮，也不会有愧于自己的内心。唉，古人所说的端正名分，大概就是这一类事情吧。《文编》卷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