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五十五

译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有四项：井田、肉刑、封建、学校。如今都废亡了，只有学校还勉强存在。古代办学有四项作用：大的方面是选取士人、议论政事，小的方面是弦歌诵读。如今这些都废亡了，只剩下诵读而已。舜说：“众多顽劣而好进谗言的人，如果不在射侯时考察他们、用鞭打记住他们，书写下来加以识别；希望同他们共同生活；让乐工把他们的言论收集起来，按时传播；能够改过的便举荐他，任用他；不能改过的便威惧他。”‘格’的意思是改过。《论语》说：“有羞耻心并且能够改过。”‘承’的意思是荐举。《春秋左传》说：“奉献并接受齐国的牺牲。”对于众多顽劣而好进谗言、不遵循这种教化的人，舜都有相应的处置办法。使恶人改变，没有比推进善人更好的办法，所以选择那些可以进用的人，用射侯的礼仪来举荐他们。对于极其不遵守教化的人，就鞭打；罪行较轻的，便书写记录下来，并不是憎恨他们，而是希望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忧乐。这些人是有罪却还不能抛弃的士人，所以让乐工采集他们歌谣讽议中的言语并传播出去，以观察他们的内心。能够改过的便举荐并任用；不肯悔改的便加以威惧、屏退、流放、安置等。这就是舜的学校政治。射中与射不中，同善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要在射侯时考察他们呢？” 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射箭可以聚集众人，并据此评议士人。众人聚集之后，评议才能确定。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大概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满四周；他让弟子举起酒杯，依次宣布淘汰者三次，最后仅剩下少数人。由此看来，通过射箭聚集众人，众人集合以后再评议士人，这种做法由来已经很久了。《诗经》说：“在泮宫献俘。”又说：“在泮宫献上敌人的左耳。”《礼记》说：“在学校接受战功报告。”郑国人到乡校游览，议论执政得失；有人问子产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不可以。好的我就实行，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孔子听说后，称子产为仁人。古代选取士人、议论政事，必定在学校进行。有学校却不选士、不议政，仍然等于没有学校。学校的兴盛没有超过东汉，当时士人有数万人，能够使将要枯死的重新焕发生机，从三公九卿都屈尊礼敬他们。三府征召任用官员，常常出自他们的建议；在选士论政方面，可以说接近古制。然而最终却造成党锢之祸，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只是王政的形式。圣王没有出现，士人却凭个人意愿在下位推行王政，遭到祸败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次着意于学校，即使荒远地区的郡县也必定有学校。何况南安位于江西南部，崇尚儒术的士人与闽、蜀相当；太守朝奉郎曹侯登又以治理郡政著名，所到之处必定建立学校，所以南安的学校在江西最为出色。曹侯是仁人，又勇于行义。他建立这所学校，亲自承担责任，不论事情繁难容易，都以一定办成它为目标。士人因此感奋，不用劝说便努力出钱，交给官府的钱有九万三千；民间的资助无法计算，建成房屋一百二十间。礼殿、讲堂的规模，比照诸侯的居所。凡是学校所需的器物，没有不庄严齐备的；又用剩余的钱增加置办廪给，供养数百人。学校始建于绍圣二年冬，完成于绍圣四年春。学校建成后曹侯离任，如今任潮州官。我从海南返回，经过南安，因此详细听见并了解了这件事。士人对曹侯感恩不已，于是把事情的始末全部列出，带着粮食跟随我走了三百多里，希望我把真实情况记载下来。学校，是圣王的事业，所以开头先把舜的学校政治告诉他们。然而舜的时代太遥远，不能希望达到那样的境界；有贤能的太守，仍然可以成为郑国的子产。求学的人努力吧，只要不使自己愧对古人就够了。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苏轼书。仁宗御飞白记【欧阳修】治平四年夏五月，我将要前往亳州，借道汝阴，因而得以在子履的书房中阅览书籍；只见天子的墨迹光彩灿烂，辉映日月，我不禁整理衣冠、肃敬容色，拜了两拜以后才敢抬头仰视。这大概是仁宗皇帝亲笔书写的飞白体吧。我说：“这是宝文阁收藏的东西，为什么会在您的书房里呢？”子履说：“从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群臣，并把飞白书赐给臣下，我有幸也得到一幅。我在世间困顿已久，年轻时便不得志于时，遭受流离、贬逐、斥退十多年；之所以没有老死在江湖之上，大概是因为遇到了政治清明的时代，天子向往学问，乐于培育天下人才，不遗漏一个地位低微的人，使我得以同群贤一起游处于儒学之馆；同时天下太平，年年丰收，百姓万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亲近声色，正同群臣从容享受翰墨之乐；我在这个时候侥幸得到这份赏赐，不只是一个臣子的荣耀，也是朝廷一时的盛事。您替我把它记下来吧。”我说：“仁宗的恩德润泽万物四十多年，即使田夫野老这样没有知识的人，尚且能在田间悲歌思慕他，何况那些儒臣学士得以仰望圣明、受到恩宠、登上金门而进入玉堂的人呢？” 于是我们相对流泪，把这件事写了下来。美玉藏在石中，珍珠藏在深渊里，但它们的光气常常显露在外面。所以山中发出白虹般的光辉，水变成五彩之色，都是至宝所在的征兆。如今这幅御赐书法收藏在子履的书房里，我知道将来一定会有善于望气的人说，有荣光升起并连接到天上的地方，必定就是御赐书法所在之处。御书阁记【欧阳修】醴陵县往东二十里有一座宫观，叫作登真宫。宫前有山，世代相传仙人王乔曾在这里炼制丹药。唐开元年间，神仙道家的学说兴盛，天子亲自书写六个大字，赐给宫观悬挂。太宗皇帝时，下诏搜求天下前代的名山奇迹，又特别喜爱书法，听说登真宫有开元年间所赐的字，十分奇异，便取到京师观看，不久又送还，并另赐御书飞白字，让宫中收藏。后来登真宫遭遇大火，唯独飞白书法保存下来。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打开自己的私藏，变卖财物购买建筑材料，完全恢复了宫观的旧貌。他建造了若干尺高的楼阁，用来收藏御赐书法，我把这件事记下。故友处士任君向我讲述此事，来请求我写文作记，前后请求十多次仍不懈怠。我所掌管的职方部门，掌握天下图籍，于是考查地图加以验证。醴陵县供奉老子、佛祖的处所共有八十处，所说的登真宫，情况都与记载相合，于是为它作记。老教和佛教在世间流行已经很久了，作为它们门徒的人，常常互相诋毁攻讦，仿佛彼此不能在世上共存。两家的学说都受到我们儒者排斥，本来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用力以抵御外部，却反而彼此攻击，只怕不能削弱对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关于死生和性命的学说互相冲突，所以才这样吗？

译所以，两家教法的兴衰，总是各自随着一时的好恶而变化，即使善于辩说的人，也不能把两种学说调和为一。至于喜欢建造宏大宫室来向世人夸耀这一点，两家所做的事情却相同。然而佛教能够控制人的情感，并用祸福来鼓动他们，趋附它的人常常很多而且势头炽盛；老氏却只喜欢讲清静远离，讲灵仙飞升变化之术，这些事情幽深难以实证考察，所以一向以淡泊无为为宗旨。因此，凡是佛教发动人心、兴建作为，力量很容易形成；而道家若不是遇到君主的偏好和崇尚，就不能独自兴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凭自身力量而不至于废弃的，难道不是比一般道家门徒更贤明吗？彭知一就是这样的人。仁宗皇帝御书飞白字【苏轼】要考察天下的治乱，必定要观察当时的人；要考察人的贤能或不肖，必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判断。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这个人，可以吗？”因此，评论一个人也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合抱的大树，不会生长在一步见方的小土丘上；拥有千金的公子，也不会出自三家杂居的小市集。我曾经亲自侍奉仁宗皇帝，凭我的愚钝，当然不足以测知圣德所达到的境界；只是私下观察四十多年间，在皇帝身边前后左右的人，大的固然光明俊伟、深厚雄杰，无法窥测比较；小的也还能够敦厚朴实、和乐平易、安靖恭谨、持重稳健，被称为长者。正在那个时候，天人和谐，上下同心欢悦；才智之士虽未充分施展，世间却很有道德；功业大得难以言说，福禄无穷。仁宗升遐以来，已经十二年了，无论臣子还是百姓，无论内地还是外地，直到深山穷谷中的老妇幼儿，远至四海之外的边裔夷族君长，只要见到当时的人、听到当时的事，没有不流泪叩首的。这难道只是皇上的恩泽吗？凡是在朝廷任职的人，也都出过力。太子少傅安简王公，名叫举正，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本人，却了解他的为人。他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留下来的习俗之所以值得称道，正是因为可以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考察。熙宁六年冬天，我因公事来到姑苏，他的儿子诲拿出庆历年间赐给王公的两幅端敏字和一枝飞白笔给我看，并且对我说，希望我把它们记下来，将来刻在石上流传后世。我任职于太常，职责又属于太史，按法令可以为此作记；而且我认为，得到乌号弓却不如收藏这枝笔，得到曲阜的鞋却不如流传这幅字。考察追蠡来讨论声音，还不如推究这些御书以了解仁宗使用它们的心意；保存昌歜来追寻他的嗜好，还不如借着这些褒贬之语想见他所交往的人。它们或者收藏在名山，或者流传到四方。凡是看到这些遗物的人，都应当肃然振作，如同望见旄头星的尘影、听见属车的声音一样，共同勉励自己成为忠厚之人，以浮薄为可耻，或许就可以由此达到这个目的吧。上清储祥宫碑【苏轼】元祐六年六月丙午，诏命我苏轼：上清储祥宫已经建成，应当把这件事书写在石碑上。我苏轼拜手叩首说道：“我因为书法受到任用，待罪于北门，记述事情的成败本来是我的职责。然而我愚昧，不知道这座宫观为何兴废，也不知道各种材料和费用从哪里取得，冒死请求询问。”于是命有关部门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准备好，用诏书告诉我。当初太宗皇帝凭借圣明的文治和神武的武功，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即位以后，把太祖所赐的金帛全部用来建造上清宫，宫址在朝阳门以内，用来彰明兴王的功业，并且替五代战乱之后的遗民百姓向上帝祈请。至道元年正月宫观建成，百姓没有感到劳苦，天下人都称颂它。到了庆历三年十二月，有关部门没有防备火灾，一夜之间宫观化为灰烬，从此成为长满荆棘、堆积瓦砾的场地，共三十七年。元丰二年二月，神宗皇帝才开始命道士王太初居住在宫观旧址，用法箓和符水为百姓禳除灾祸，百姓纷纷归附他，逐渐凭自己的力量修复祠宇。后来诏令采纳择日者的说法，认为宫观所在之地关系国家子孙，于是赐名为上清储祥宫，并赐给度牒以及佛寺神祠的遗余收入，共计钱一千七百四十七万，又拨给官田十四顷。又仿照汉代张道陵所使用的印章，刻制玉印，并把他所穿的冠帽、佩剑、鞋履等物赐给王太初，用来宠信他的礼数十分完备。宫观还差十八项工程没有完成，王太初便去世了。太皇太后听说后，叹息道：“不能劳累百姓，不能役使军队，也不能动用大司徒的钱财，但先帝的遗志又不能不完成。”于是下令宫中供奉的物品务必一律节约减损，卖掉珠玉，所得以万计；凡是所谓供天下奉养的财物，全都归入储祥宫的积蓄和防备费用。所赐钱财共一亿七千六百二十八万，宫观于是建成。宫中又拿出白金六千三百多两，用作香火和瓜果花卉的费用。召道士刘应贞继承施行王太初的法术，命入内供奉官陈衍主管此事，从元祐四年春天动工，到六年秋天完工。建有三座门、东西两廊、中间大殿三座、旁边小殿九座、钟楼经楼两座、石坛一座；在东面建斋殿，以等待皇帝临幸；在西面筑道馆，让道士居住，共七百多间。建筑雄伟华丽、幽静深邃，成为天下壮观，而百姓没有受到劳扰，有关部门也没有参与。唉，这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我谨按道家这一流派的源流考察，它本来出自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根本，以虚静明察、顺应万物为作用，以慈爱、节俭、不争为行为准则，符合《周易》所说的“何思何虑”和《论语》所说的“仁者静寿”，不过如此而已。自秦汉以来，才开始采用方士的说法，于是有了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的法术、太上天真等名号，木公金母等称谓，延康、赤明、龙汉、开皇等纪年，天皇、太一、紫微、北极等祭祀，下至丹药奇技、符箓小术，全都归入道家。学者不能断定这些究竟有无，但我曾私下评论说：黄帝、老子的道，是根本；方士的说法，是末流。修治根本，末流自然会相应。所以，如果仁义不能施行，即使演奏《韶》《濩》之乐，也不能使天神降临；如果忠信不能树立，即使举行射乡礼，也不能招致刑罚废止。汉朝兴起时，盖公以黄老之术治理，曹参师法他的言论，认为治理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用这个原则施政，天下人歌唱道：“萧何制定法令，明确得像一张图一样整齐划一；曹参接替他，守住法令而不使它丢失。继续实行清静之政，百姓因此安宁专一。”此后文帝、景帝的太平治理，大体依循黄老之道，清净内心，减少政事，减轻赋税，放宽刑狱，不谈用兵而天下富足。我观察皇上和太皇太后治理天下的方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约束自身来规范万物，所以不发怒也有威严；舍弃私利来施予百姓，所以不藏财物却能富足；克制自己来消弭战争，所以不作战也能取胜；虚心观察世事，所以不必苛察而能明白。

译即使是黄帝、老子，又怎么能超过这样呢？根本既已树立，于是又穿粗劣的衣服，吃粗淡的食物，降低宫室的规格，使器物简陋，斥卖多余财物来建成这座宫观。对上，是为了完成先帝尚未实现的志愿；对下，是为了成为子孙无穷的福祉。宫观建成那天，百姓大为和乐，击鼓歌舞，欢声传到天上；天地欣喜回应，神灵前来降临，祝史不必有所祈求，福禄自然到来。愿千年万年，永远作为神灵的居所。所以说“修治根本，末流自然相应”，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写完事情的经过后，皇帝仿佛说道：“太祖的功劳、太宗的德行、神宗的志愿，以及圣母太皇太后使它完成，真是伟大啊！你作铭诗，我亲自题写篇首，题为《上清储祥宫碑》。”我苏轼拜手叩首献上铭文说：苍苍的天，正是本来的颜色吗？它俯视下界，也同样如此吗？我建造上清储祥宫，并没有凭借外力，它愿意来帮助我吗？元祐年间的政事，使上下和悦，哪里需要修治，哪里需要营造？回答说：这是因为四方面都已经具备：百姓感念它的仁爱，官吏服从它的廉洁，鬼神畏惧它的正直，神灵赞许它的谦逊。皇帝既然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就应当像看待子女一样看待他们。怎么能侍奉上天，却使自己的子民贫瘠呢？圣明的文德太后，以公心消除私心，建造千柱大宫，百姓起初竟不知道。在那光明伟大的祖宗神灵那里，他们都在皇帝身边；驾着风马云车，跟随皇帝前来巡视，查看新宫，察听百姓的言论，保佑我文德太后。等到孝顺的孙子到来，孝顺的孙子前来享祭，身边有年高德劭的老人辅佐；没有人争竞，只有众人和顺，以此安乐地辅佐我们的后代。众多贤士就是祥瑞，文德太后所培养的事业，我承受下来，坚定地使它成就。用千石重的钟、万石重的簴来相互配合铭诗，使声名震动四海。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碑记【韩愈】掌书记这个职务，也很难担任。元帅整顿三军将士，统辖治理所属百姓，用来镇守国家，辅佐天子施行教化；对外还要同宾客和四邻往来，处理朝觐、聘问、慰问、荐举、祭祀、祈祷等文书；至于所属地区的政务、三军的号令、官员的升降，以及一切文章辞令方面的事务，都由掌书记负责。如果没有宏大善辩、通达敏捷、才干胜过常人的资质，就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不过掌书记都由元帅自行征召，然后再由天子任命。如果主帅没有文学修养，那么他征召的人有时不恰当，也是情理中事。南阳公从御史大夫、濠寿庐三州观察使接受节度使之职，调任镇守徐州，十一年间掌书记有三人。第一人叫高阳许孟容，入朝任职，如今是尚书礼部郎中；第二人叫京兆杜兼，如今是尚书礼部员外郎、观察判官；第三人叫陇西李博，原先以乡贡进士身份授任秘书省校书郎，正在担任掌书记。南阳公的文章天下闻名，他所征召的人确实都是所谓宏大善辩、通达敏捷、才干胜过常人的人才。后人如果不了解南阳公的文章，我请他看看这三位君子；如果不了解这三位君子的文章，我请他看看南阳公的文章，这样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彼此文采茂盛，互相光辉照耀，志趣相同而气质相合，正如鱼在川中游泳、鸟在云间飞翔。我为这宾主之间彼此投合而高兴，所以请求刻石记载此事，并把石碑嵌置在墙壁之间，使后来的人能够观看。蓝田县丞厅壁记【韩愈】县丞这个职务，是在一县之中辅佐县令，凡事都应当过问。丞以下还有主簿、县尉，主簿和县尉才各有分掌的职务。县丞地位高，却又受到牵制，按照惯例因为避嫌而不能对事情表示可否。文书由小吏抱着已经办成的案卷送到县丞面前，小吏把卷子前端卷起，用左手夹住，右手捏住纸尾，像雁鸭排队一样走来。平身站定，斜眼看着县丞说：“应当署名。”县丞拿起笔，在指定位置签署，而且只敢谨慎地签署。他看着小吏问可不可以，小吏说：“签好就退下，不敢稍有省略。”县丞茫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官位虽然尊贵，实际权势反而在主簿、县尉之下。民间谚语每每说到怠慢，必定说：“县丞到了，正好互相讥讽。”设置县丞这个职务，难道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博陵人崔斯立，积累学问，写作文章，以此蓄积才华；他的学问文章深厚流转，一天天增长而更加纵横。贞元初年，他带着自己的才能到京师参加科举，两次应试，两次被别人压倒。元和初年，他凭原任大理评事的身份上书陈述得失，因获罪贬官，几经转调而成为本县县丞。刚到任时，他叹息说：“官职本没有卑贱，只是我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职务。”后来又因受禁锢而不能施展，于是叹息说：“县丞啊，县丞啊！”我没有辜负县丞这个职位，而是县丞辜负了我，那么我就完全削去棱角和锋芒，沿着旧路走一遍，打破自己的界限来任职。县丞厅原来有一篇记文，已经破坏、漏水、污秽得无法阅读。崔斯立更换椽木和瓦片，粉刷修整墙壁，把前任县丞的姓名全都写了上去。庭院里有四行老槐树，南墙边有上千竿大竹，整齐挺立，仿佛彼此对峙。水流沿着台阶潺潺作响。崔斯立亲自痛快地打扫、灌溉，在树旁又种了两株松树，每天在树间吟诵。有来询问的人，他总是回答：“我正在办理公事，你暂且离开。”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凤鸣驿记【苏轼】当初我在丙申年考中进士，经过扶风，向驿馆管理人请求住宿。进去以后，发现无法居住，只好出来住在旅店。六年以后，我担任府中属官，来到这里几天，在驿馆拜访客人，看到客人居住的地方以及各种供给使用的物品，像官府，像庙观，也像几代富人的住宅；四面八方来的人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个个快乐得舍不得离开。临走时，车已经驾好，连马也回头看着马槽嘶鸣。我把驿馆官吏叫来询问，官吏说：“这是如今太守宋公新建的。”辛丑年八月宋公才到任，到任一个多月便开始兴工，五十五天就建成了。使用民工三万六千人；木材按根计算，竹子按竿计算，瓦、砖、坏钉各按枚计算，草秸按石计算，共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八，而百姓始终没有察觉劳役。我听说后，心里赞许这件事。第二年，县令胡允文准备好石碑，请我书写此事。我认为其中有值得记载的地方，于是写道：“古代君子不挑剔居所，在哪里都能安居；安居便快乐，快乐便欢喜做事；任职时能使人都欢喜，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值得治理的呢？后世君子常常有自己不屑做的事情，于是要么浮躁，要么懒惰。浮躁就会妄作，懒惰就会废弛。既妄作又废弛，那么天下不能治理的原因常常由此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宋公如果计算自己历来的经历，累积自己的劳绩，使自己在世上没有什么坎坷，那么现在本来可以做什么，为什么还要担任这个官职呢？然而他从未有过轻视小事的心。他治理扶风，看见倾斜不稳的就使它安稳竖立，发现蔓草丛生的地方就加以疏通整理；不只是驿舍，凡是比驿舍更小的事情，宋公也从来没有不尽心的。曾经吃过肉食的人，很难再满足于吃蔬菜；曾经穿过锦衣的人，很难再满足于穿布衣。曾经做过大事，就不屑做小事，这是天下共同的弊病。《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所谓贵在和乐平易，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不挑剔居处而能安居，安居而快乐，快乐而欢喜做事吗？修建驿舍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但从修建驿舍这件事看出宋公不挑居处而安居、安居而快乐、快乐而欢喜做事，那么这才真正值得记载。”

译永州铁炉步志【柳宗元】江边凡是船只可以系泊、可以上下的地方，都叫作“步”。永州北郭有一个渡口，叫铁炉步。我乘船来到这里居住了九年，往来探寻它为什么叫铁炉步，却没有人能够回答。当地人说：“大概曾经有打铁的人住在这里，后来那个人离开了，炉子毁坏了，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只有这个名称沿袭下来而保存着。”我说：“唉！世上固然有事情已经消失、名称却仍然存在，并且像这样冒充下来的吗？”铁炉步的人说：“你为什么偏偏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如今世上有些人凭借祖先的姓氏站立在天下，说：‘我家门第高大，别人不能与我匹敌。’问他的地位和德行，他说：‘我家祖先的地位和德行高，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仍然说：‘我家门第高大，世人也都说某氏高大。’这种借名称冒充的情况，和这个渡口有什么不同呢？假如有人听到铁炉步这个名称，却没有锅、鼎、钱、镈、刀、斧等铁器，带着钱财而来，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吗？那么到那种人的家族那里寻求地位和德行，得不到它们，也正像这样。只有地位存在而德行全无，尚且足以使他的门第显得高大；然而竟然还有人乐意做他的下属，你为什么不责怪那些人，却只责怪这个渡口呢？大的方面，桀可以冒充，禹也可以冒充；纣可以冒充，汤也可以冒充；幽王、厉王可以冒充，文王、武王也可以凭借旧名号傲视天下。这都是因为不推究根本，只姑且扩大旧有的名号，直到失败，成为世人的笑柄和羞辱，这才是最应当畏惧的。如果来寻求铁炉步的实际事物，却得不到锅、鼎、钱、镈、刀、斧等铁器，那么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又有什么损害呢？你竟为这种末节小事惊讶，实在太过分了。”我认为古代太史有观察民风、采集民言的职责，百姓说出这样的话，便算有所收获了。我赞赏这些话值得采录，于是写下来作为志。全义县修复北门记【柳宗元】贤能的人兴办事业，愚昧的人却使它废弃。已经废弃而重新恢复，这是对的；习惯于旧状而沿袭不改，这是错的。普通人尚且知道这个道理，实在不值得特别列举。然而要恢复一件事情，必定要依靠贤能的人。把这个道理类推到政事上，这样的事情难道可以少吗？贤能的表现没有比取得成功更大的，愚昧的表现没有比吝啬而且欺骗更大的。桂州中部山岭间有一座县城，叫全义。卫公在城南越地筑城，以平卢遵为全义县令。他察看县城，发现北门堵塞，只另凿城墙上的一处雉堞作为出口。向守门的人询问，守门人说：“我守在这里已经一百年了。”有人说：“巫师说这里不吉利，对县令不利，所以堵塞了。”有人说：“因为宾客旅人太多，担心耗尽供给他们的粮食，想让他们绕道，所以堵塞了。”平卢遵说：“这不是吝啬而且欺骗吗？”贤能的人做事，是考虑给百姓带来利益；反过来这样做就是罪过。我还是把它恢复吧。他向群吏询问，群吏都赞同他的计划。他把意见上报大府，大府认为这样对邑人有利，便批准了。乡里欢呼起舞，居住的人想着整治自己的家园，出行的人乐于走出这条道路。难道从此这条道路会废弃吗？任用贤者、舍弃愚者，并把这个道理推广来革新事物，百姓能够像这样获得苏醒，如果不把它记载下来，大概就不是孔子的门徒了。因此作记。桂州新城记【王安石】侬智高在南方反叛，出入十二州。十二州的守吏，有的战死，有的没有死，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州城。难道他们的才干全都不足吗？大概是因为城郭没有设置，铠甲兵器没有戒备，即使有智谋勇力，也仍然不能胜过一天之内发生的变故。天子也认为承担这项罪责的不只是守吏，所以特意推恩，褒奖扩大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并且一概赦免他们失职的罪过。于是选拔士大夫们所议论的有才能的人，把他们交给经略使治理。如今尚书户部侍郎余公靖主持广西事务。寇乱平定的第二年，蛮越地区和睦，于是大规模修筑桂州城。城的周长为六里，木材、砖瓦、石料按枚数计算，达到四百多万；使用人工按工数计算，达到十多万。凡是守城所需的器具，没有一样提出要求后得不到供应的。至和元年八月开始修筑，至和二年六月建成。这项工程确实很大。大概是因为余公取信于百姓已经很久，而所花费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所劳役的是为了使他们的力量得到休息。因此虽然有很大的费用和劳力，人们却没有谁认为这是劳苦。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礼义一旦丧失，夷狄就会横行而窥伺中原。当时中原并不是没有城郭，最终却因为逐渐衰败、毁坏、陷落、灭亡而无人救治。既然如此，那么城郭是先王曾经设置的，却不是依靠城郭便可以求得国家存续的东西。等到人们叹息着觉悟，振作起来恢复旧日政事时，修治城郭又何尝敢说可以拖到以后呢？只是有了祸患，想要谋划解决，却没有相应的器具；有了器具，想要守卫，却没有合适的人；有了合适的人来治理，却没有相应的方法。能够长久保存而不败亡的情况，过去从未听说过。所以文王兴起时，面临四方的祸患，便在北方修筑城池，并任用南仲；宣王兴起时，面临诸侯的祸患，便在东方修筑城池，并任用仲山甫。这两位大臣的德行与君主相合，对于治国的根本和末节以及事情的先后次序，可以说都明白了。用忧劳而细密的筹划，创发显赫的声名；用谨慎勤勉的劳作，继承光明显著的功业。最终之所以能够平定战争，使中原完全安定，大概就是因为君臣如此，并且守卫之具也已经具备。如今余公也凭文武兼备的才干，正当圣明天子承平日久、想要补救弊端、建立废弛政事之时，镇抚一方，修筑防御来保护百姓。他今天的勤劳，与周代有南仲、仲山甫时大概相等。这实在应该记载。因此他的将领和属吏共同商议，前来请我写文，准备刻在城角，以告知后世之人。至和二年九月丙辰，郡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记。钱塘六井记【苏轼】潮水避开钱塘向东流去，冲击西陵，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原先低湿盐碱的土地，后来变成种桑植麻的地区，久而久之又形成城邑聚落。如今本州的平地，全都是江水过去流经的地方。这里的水苦涩难饮，只有靠近山麓凿井，才能得到甘泉，但能够供应的范围不广。唐代宰相李长源公开始修建六口井，引西湖水来满足百姓使用。后来刺史白乐天公治理西湖、疏浚水井，并在湖边刻石记载，直到今天人们还依赖它。起初李长源所建的六井中，最大的一口在清湖中，叫相国井；它的西面是西井，稍向西又向北是金牛池；再向北、向西靠近城墙的是方井，是白龟池；再向北、向东到钱塘县衙南面的是小方井。金牛井却已经废弃很久了。嘉祐年间，太守沈文通公又在六井南面截断河流向东，到美俗坊修建南井。水从涌金门出来，沿湖向北，有三座水闸，把水引入石沟，贯穿城池向东；南井、相国井、方井的水都从这里流出。至于西井，是相国井分出的支流；白龟池和小方井则都是藏在湖底的暗沟，没有使用水闸。这就是六井的大概情况。熙宁五年秋天，太守陈述古公刚到任，询问百姓困苦的事情，百姓都说六井没有修治，大家得不到充足的水。

译南井的沟渠低而井口高，水在地下流动，通常不能顺利流入。陈公说：“唉，事情太严重了！我在这里，难道能让百姓想求水却得不到吗？”于是命令僧人仲文、子珪办理这件事。仲文、子珪又带领他们的同伴正思、坦来帮助自己。总共有二十多人出力协助官府。于是挖开沟渠，更换井壁砖石，修补完好裂缝和渗漏之处，相国井的水大量涌来，水坑装满后溢出，向南流入河中；千艘船可以轮流装载，转眼之间就能得到百斛水。又认为方井靠近污浊之处，便把它向西稍微迁移，走不到五步便找到了原来的井基。父老们惊讶地说：“这是古代的方井啊。”百姓李甲把井迁到这里，已经六十年了。又疏浚涌金池，分为上池、中池、下池，使洗衣、洗马的水不能流入上池；在门外设置两座水闸，一座通向三池并让水流入河中，一座把水收入石槛。又把竹子编成五根水管引水出去，沿河向东，截断三座桥使水进入石沟，流入南井。由于来水处在高处，南井常常水势充盈。总共设置四座水闸，全都筑墙并加锁，以防守护。第二年春天，六井全部修好，正好遇上大旱。从江淮直到浙右，井水全都干涸，百姓甚至用瓦罐和陶缶储水互相馈赠，像馈赠酒和甜酒一样；而钱塘百姓凭肩膀和双脚所能负担、凭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南到龙山，北到长河、盐官和海上，都可以用六井的水饮牛马、供人沐浴。这时，汲水的人都诵念佛号来祈祷。陈公对我说，水是人最急需的东西，而旱灾以至于井水干涸，并不是每年都会有的事。正因为它不是经常发生，便忽视了人最急需的东西，这是天下共同的弊病。难道只有水是这样吗？所以我详细记述这些话，告诫后人，使这件事即使经过久远而废坏，仍然有据可考。石钟山记【苏轼】《水经》说：鄱阳湖的湖口有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山下临近深潭，风吹起巨浪，水和石头互相撞击，声音像大钟。这种说法，人们曾经怀疑。如今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发声，更何况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开始探访它的遗迹，在水潭边找到两块石头，敲击它们听声音，南边的声音含混，北边的声音清越；鼓槌停止敲击，声响还在空中回荡，余音慢慢消失。李渤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然而这种说法，我更加怀疑。石头铿锵作响的地方到处都是，为什么唯独这里用“钟”来命名呢？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我从齐安乘船前往临汝，长子苏迈将要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此得以观看所谓的石钟山。寺院僧人让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挑选一两块敲击，发出硿硿的声音。我本来就笑他而不相信。到了晚上月色明亮时，我独自和苏迈乘小船来到陡峭的山壁下。巨大的山石侧立，高达千尺，像猛兽和奇异的鬼怪，阴森森地仿佛要扑向人。山上栖息的鹘鸟听见人声也惊起，在云霄间发出磔磔的叫声。又有像老人在山谷中一边咳嗽一边大笑的声音，有人说那是鹳鹤的叫声。我正心里惊动想要回去，水面上却发出巨大的声音，像钟鼓一样噌吰不断，船夫大为恐惧。慢慢观察以后，才发现山下全是石洞和裂缝，不知道它们有多深；细微的水波进入其中，回旋激荡，于是形成了这种声音。船绕回来，行到两山之间，将要进入港口时，有一块大石横在水流中央，可以坐下百人；石头中空而有许多孔洞，和风、水相互吞吐，发出窽坎镗鞳的声音，与刚才噌吰的声音相互应和，仿佛奏起了音乐。于是我笑着对苏迈说：“你知道其中的道理吗？噌吰的声音，是周景王的无射钟；窽坎镗鞳的声音，是魏献子的歌钟。古人没有欺骗我。”事情如果不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却凭主观臆断它有或没有，可以吗？郦道元所见所闻，大概与我相同，只是叙述得不详细。士大夫终究不肯乘小船在夜里停泊于陡峭山壁之下，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渔夫船工虽然知道，却不能用文字说明，这就是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可是浅陋的人竟用斧头敲击石头来探求它，自以为找到了真实情况。我因此记下这件事，大概是叹惜郦道元记载简略，也嘲笑李渤见识浅陋。零陵郡修复乳穴记【柳宗元】石钟乳是药饵中最好的东西。楚地、越地的山中多有出产，连州和韶州的石钟乳尤其闻名天下。连州人说石钟乳已经采尽，已经五年了；如果需要进贡，就只能到其他州购买。如今刺史崔公到任，过了一个多月，洞穴采掘人来报告说石钟乳又有了。当地人很高兴，认为这是祥瑞。众人纷纷唱道：“百姓和乐，是因为崔公到来；崔公的教化已经传播到这里。”我因土石崩裂而认为他们说得不可信，便起身去看乳穴。洞穴采掘人笑着对我说：“你哪里知道什么叫祥瑞呢？先前我认为刺史贪婪暴虐、贪图利益，只让我们服劳役却不给我们货钱，因此我就隐瞒实情来欺骗他，使他为难。如今我们的刺史法令严明、志向清廉，先使我们获利，然后才让我们出力；欺骗诬罔的行为消失了，诚信和顺从，安宁融洽，所以我才把实情告诉你。”况且乳穴必定在深山穷林之中，是冰雪积聚的地方，也是豺狼虎豹栖息的地方。进入其中的人，要碰到昏暗的雾气，防备龙蛇；要束着火把才能看清东西，系着绳子才能记住返回的道路。他们辛苦到这种程度，出来以后又得不到应有的价钱，我怎么能不把实情全部告诉呢？如今我终于诚实地告诉你，正是因为我们的刺史如此，所以这有什么祥瑞可说呢？士人听到这件事后说：“歌谣所说的祥瑞，正是他们所说的怪异现象；采掘人嘲笑的不是祥瑞，才是他们所谓真正的祥瑞。君子所说的祥瑞，在于政治治理而不在于怪异，在于对事物诚实、对道理守信。” 百姓乐于听从命令，和乐地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正是政治治理的成效，难道唯独不能算作祥瑞吗？庄子祠堂记【苏轼】庄子是蒙地人，曾经担任蒙地漆园的官吏，去世已经一千多年了，却从来没有人为他祭祀。县令、秘书丞王兢才开始修建祠堂，请我写文章作记。我谨按《史记》考察：庄子和梁惠王、齐宣王处在同一时代，他的学问没有不窥探的领域，但根本上归依于老子的学说。因此他所写十多万字，大体都是寓言。他写《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门徒，说明老子的道术。这只是了解庄子粗略的一面。我认为庄子其实是帮助孔子的，只是终究不能把他的说法当作准则。楚国公子穿着丧服逃亡，守门人阻拦他。他的仆人拿着鞭子骂道：“奴才没有尽力，这是守门人放他出去的事！”本来就有倒行逆施的人；如果因为仆人不爱护公子，便说他不能办事，那是不对的。但公子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可取。因此庄子的话，实质上处处赞许孔子，表面上却处处不赞许；表面上排挤，暗中却在帮助。他直接说出的正意大概没有多少。至于他诋毁孔子，却没有一次不隐约显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论述天下的道术，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等人，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自是一家学说，却唯独不把孔子列入其中，这正是用这种方式尊崇孔子。实在高明！

译然而我曾经怀疑，《盗跖》《渔父》似乎确实是在诋毁孔子；至于《让王》《说剑》，都浅薄鄙陋，不合乎道。反复观看以后，才领会到它们寓言的用意。篇末说：阳子居向西游历到秦国，遇见老子。老子说：“你那种傲慢自大的样子，谁愿意和你相处呢？”最洁白的东西好像蒙受污辱，盛大的德行好像还不足。阳子居惶恐地改变了脸色。他先前出行时，住宿的人家准备迎接他，主人亲自拿席子，妻子亲自拿巾帻和梳子；同住的人为他让开席位，烤火的人为他让开炉灶。他回来时，住宿的人却同他争席位了。删去《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把它们同《列御寇》篇合在一起。篇中又说：“列御寇到齐国去，走到半路返回来说：‘我受惊了！我在十家卖浆的人那里吃东西，其中五家先送给我食物。’后来醒悟过来，笑着说：‘这本来就是一篇文章了。’”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昏昧的人便把这些内容割取出来，塞进他的言论中。我不能不加以辨明。凡是分章、命名篇目，都出自后世俗人，并非庄子的本意。李太白碑阴记【苏轼】李太白是狂放之士，又曾经在永王李璘那里失去节操，这难道是能够拯救世人的人吗？可是毕文简公却认为他有辅佐君王的才干，不也太过分了吗？回答说：士人固然有夸夸其谈却没有实际才能、只有虚名而不适合任用的，但不能因此衡量天下所有士人。士人以气节为主。正当高力士掌权时，公卿大夫争相侍奉他，而李太白却让高力士在殿上为自己脱靴，这本来已经是气概压倒天下了。假如让他得志，他一定不肯依附权贵宠臣来取得容身之地，难道会肯跟随昏庸的君主吗？夏侯湛赞美东方朔说：“心胸开阔，明达豁然，包容宏大；压倒卿相，嘲笑豪杰；气势笼罩一切，无人能在他前面；践踏权贵势力；得意时不骄显，失意时不忧愁；把皇帝看作同僚朋友，把同列之人看作草芥；雄伟的节操超过常人，高尚的气概压倒天下，可以说是从同类中超拔出来、遨游在世俗之外的人。”我认为李太白也正是这样。李太白跟随永王李璘，必定是由于受到胁迫；否则，李璘的狂妄放肆和浅陋鄙俗，即使普通人也知道他必然失败。李太白能够认识郭子仪是人中豪杰，却不能看出李璘不会成事，这是按道理绝不可能的。我不能不为此辨明。齐州闵子庙记【苏辙】历城以东五里有一座丘墓，叫闵子之墓，有坟墓却没有祠庙，按制度举行的祭祀也没有到达，地方百姓对此不得安宁；守土官吏中曾有人想要兴办此事，却没有成功。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人李公来镇守济南。过了第二年，政事修明，事务治理妥当，地方上的老人一同前来告诉他说：“本地旧来有像闵子这样的人，却没有祠庙享受祭祀，难道不是很大的缺失吗？”李公说：“只是我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哪有不整治的道理？”李公说：“唉，确实可以把它办起来。”于是召集工匠修建祠堂，并且让人每年春秋按时举行祭祀。祠堂建成，备齐三献礼，笾豆陈列有序，傧相各有位置。荒废了一百年的事情，一天之内便兴办起来。学士大夫在祠堂下观看礼仪，感叹流泪，有人说：“孔夫子生在乱世，在齐、鲁、宋、卫之间周游，没有一个国家不去出仕；他的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些人，也都出仕于各国：宰我在齐国出仕，子贡、冉有、子游在鲁国出仕，季路在卫国出仕，子夏在魏国出仕。出仕的弟子也很多。然而被称道为德行高尚的有四人，只有仲弓曾经担任季氏的家宰，其余三人都不曾在季氏那里出仕。季氏曾想让闵子骞担任费邑宰，闵子骞辞谢说：‘如果有人再来召我，我一定会到汶水北岸去。’ 况且凭孔夫子的贤德，尚且不认为出仕是污辱；那么这三个人不肯出仕，究竟是为什么呢？”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回答说：“您难道没有见过前往东海的人吗？远望东海，浩渺无边，不知道边际；靠近它，水势漫无边际，深不可测。能够渡海的船，像遮天的山一样高大；它的桅樯像浮在天空的云，然后才能驾着风涛航行，碰到蛟龙海怪也不恐惧。若是用江河中的船只去渡东海的险滩，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走一百里就会沉没，不足以承受航行万里的灾难。周朝衰落之时，礼乐崩坏，天下大乱，而有人想要挽救它，就像渡海一样，困难更甚。现在孔夫子不顾艰难而出仕，是因为他的船足以依靠；那些弟子急切地出仕而忘记返回，大概也只是有一条简陋的船，想试着渡海，那么也只能做到他们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罢了。至于那三个人愿意做孔夫子所做的事，却没有能力达到孔夫子的境界；回头看着其他弟子，认为他们所做的还不值得做，因此停下来等待时机。”孔夫子曾经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鲁国那个独居的男子。”我对这三个人也这样认为。众人说：“对。” 张益州画像记【苏洵】至和元年秋天，蜀地人传说有敌寇将至，边军连夜呼喊，田野间没有居民，谣言四处流传，京城震动惊恐，朝廷正准备选派将帅。天子说：“不要养成乱象，不要助长变乱。”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但我的意志已经确定：外部的乱子没有发生，变乱却将从内部兴起；既不能只用文告来制止，也不能以武力争胜。那么，只有我手下的一两个大臣，谁能够处理这种文武之间的局面呢？于是下令前往安抚我的军队，大家只说：“张方平公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亲属之事为由推辞，不被允许，于是启程。冬十一月，到达蜀地。到任当天，就遣返屯驻的军队，撤除守备，并派人对郡县说：“敌寇来犯，有我在这里，不要使你们劳苦。”第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蜀人像往常一样互相庆贺，于是平安无事。又过了一年正月，蜀人互相商议，要把张公的画像留在净众寺中，张公无法禁止。眉阳人苏洵对众人说：“没有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后也容易治理。有了动乱的萌芽，却没有动乱的形势，这叫作将要动乱。将要动乱时最难治理，不能因为已有动乱的迹象就急躁，也不能因为还没有动乱的形势就松懈。”至和元年秋天，局势就像一件倾斜的器物，还没有坠落到地上；只有你们张公安然坐在它旁边，面色不变，慢慢起身把它扶正；扶正以后，神色自然地退下，并没有自矜的神态。

译作为天子牧养小民而不知疲倦的，只有你们张公啊。你们能够获得生存，全靠你们的父母。张公还曾对我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性情，只看上面的人怎样对待他们。”人人都说：“蜀人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心态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律约束他们；百姓吓得两脚重叠、屏住呼吸，官府又用砧斧般严酷的刑罚发号施令，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把自己这副父母妻子所依赖的身体，抛给盗贼，所以常常发生大乱。用礼来约束他们，用法律来驱使他们，只有蜀人容易做到；至于逼迫得太急而使他们发生变乱，即使齐、鲁之地也会如此。我用对待齐、鲁人的方式对待蜀人，蜀人也就把自己当作齐、鲁人来对待。至于放纵地越出法律之外，用威势劫持普通百姓，我是不忍心这样做的。唉！像张公这样深深爱护蜀人、厚待蜀人，自张公以前，我还从未见过。众人都拜了两拜叩头说：“对。”苏洵又说：“张公的恩德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还会留在子孙心中；他的功业在史官笔下，不必再用画像来纪念。何况张公本人也不愿意，又能怎样？”众人都说：“张公为什么要过问这件事呢？”虽然如此，我心中还是不能释然。如今平日里听到一件善事，一定要问那个人的姓名、乡里所在，甚至问清他的长处、短处、身材大小和美丑，有时还追问他一生的爱好，以便想象他的为人；史官也会把这些写进他的传记。用意是让天下人心中思念他，于是先把他的形象留在眼前；形象留在眼前，所以也就能留在心中。由此看来，画像也并非毫无帮助。苏洵无从反驳，于是为这件事写下记文。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有高尚的节操，以宽宏的气量称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可以把它托付给张公。于是作诗说：天子正在位，岁在甲午。西方人传说城墙边有敌寇，武臣和谋士多得像云一样。天子说：“唉！任用我的张公。”张公从东方来，旗帜舒展飘扬。西方人聚集在街巷道路上观看，说张公威严盛大。张公缓缓而来，对西方人说：“安定你们的家庭，不要有任何谣言。”传播谣言是不祥的，赶快回去恢复你们的日常生活吧；春天修整桑树，秋天清扫场地。西方人叩头说：“您是我们的父兄！”张公在西部园囿中，草木茂盛成行。张公宴请他的属吏，鼓声深沉有力。西方人前来观看，祝愿张公长寿万年。有美丽的女子，闺房安静；有呀呀学语的儿童，也已经能够说话。从前张公没有来时，我们都担心会抛弃你们。禾苗和麻长得茂盛，粮仓高大充实。可怜我们的妻子儿女，都为这一年的丰收而欢乐。张公在朝廷，是天子的股肱。天子说：“回来吧！”张公岂敢不奉命。于是建造庄严的堂屋，有廊庑，有庭院。张公的画像在堂中，身穿朝服，头戴冠帽，冠缨整齐。西方人互相告诫，不敢放纵荒怠。张公回到京师，张公的画像留在堂中。道州毁掉鼻亭神庙记【柳宗元】鼻亭神的塑像和祠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后来因循不加铲除，修整完好而常常翻新，相传已经有一千年了。元和九年，河东人薛公由刑部郎中出任道州刺史，清除污秽，革除邪祀，把和顺之政施行于百姓。州中疲惫的百姓离开祸乱而走向治理，把呻吟变成歌谣，如同瘫痪后重新站起，如同蒙昧后突然明白；他们欢腾相视，彼此欢悦，完全归顺，已经达到了治理的境地。薛公于是考察民风，翻阅地图，找到了这座祠庙，惊骇地说：“象这个人，作为儿子就是傲慢，作为弟弟就是凶恶。君主有鼻子，而天子的官吏实际在治理这里；却让这种恶德之人专享世代祭祀，恐怕不是教化我们百姓的本意吧！”于是命令立即拆除。就这样拆掉祠屋，夷平地基，把神主沉入江中。薛公又担心楚地习俗崇尚鬼神，难以晓谕，于是遍告众人说：“我听说鬼神不享用非同类的祭祀，又说淫邪的祭祀不会带来福祉。凡是天子任命刺史到地方，并不只是让他专管土地疆界、督促财货贿赂罢了；大概还要教导孝悌，除去奇异邪妄，使这些百姓敦厚忠诚、亲爱友善，恭敬严肃、守信谦让，以顺从正道。我斥除这座祠庙，是为了彰明教化。假如它背离正道，即使违背了千年的旧俗，我也有权改变它，何况是今天呢？假如有不善，即使是异代的鬼神，我也有权驱逐它，何况是这些百姓呢？” 州民明白了这些道理，便一同歌唱说：“我们有年老的薛公，他使我们的身体感到温暖；我们有病弱的薛公，他使我们衰弱的身体重新站起。头发未束的顽童，薛公实在使他们变得聪明；鳏夫孤儿处境极其艰难，薛公实在使他们获得安定。谁会尊崇恶德之人？那种人已经远去了！自古以来谁会羡慕淫乱昏昧之徒，竟让我们这些盲昧之民承受千年的祸患？薛公为我们打开门户，我的儿子和孙子，世世代代都会怀着仰慕。”柳宗元当时被贬谪在永州，靠近薛公治理的州，听到了这首歌，认为古代的正道很少有人施行，幸而靠薛公才得以保存；他只是斥除一座祠庙，却使两方面的教化都兴起了。把刑罚施行于鬼神，使和乐平易之政通达蛮夷，不只是禁止淫祀、黜退异类而已。我愿意写下这篇记文刻在山石上，使人知道教化的根本。樊侯庙遭灾记【欧阳修】郑地的盗贼有人进入樊侯庙，剖开神像的腹部；不久便刮起大风，下起暴雨和冰雹，郑地附近田里的麦苗全都死了。人们都惊骇地说：“樊侯发怒，才造成了这件事。”我认为，樊侯原本凭借屠狗的身份建立军功，辅佐沛公直到他成为皇帝，被封为列侯，食邑在舞阳，剖分符节传封爵位，与汉朝长久相存；这就是礼制所说的有功德于百姓，便应当祭祀的人吧？舞阳离郑地并不远，而且汉、楚两国过去常在荥阳、京、索一带苦战，这也是樊侯平生提戈杀敌、建立功勋的地方，所以在那里建庙祭祀他是适宜的。樊侯当初作为沛公的车右，在鸿门局势危急时，瞪眼一看就使项羽丧失气势；他的勇力足以超过常人，所以后世谈到雄武便称樊将军，他应当确实有聪明正直的遗留神灵。然而盗贼把刀刺入他的腹中时，他难道偏偏不能保护自己的心、腹、肾、肠吗？反而把怒气施加给无罪的百姓，来逞其暴戾，为什么呢？难道活着时能够抵敌万人，死后却不能庇护自身吗？难道他的神灵不能显神威来抵御盗贼，反而能在平民面前显灵来惊吓他们的耳目吗？风雷雨雹，是上天用来震耀威严、施行惩罚的东西，难道樊侯又能滥用它们吗？我听说阴阳二气发怒时，就迫近冲击而形成风雷；其中不和谐到了极点的，凝结起来便形成冰雹。如今这一年已经久旱，潜伏的阴气不能兴起，强盛的阳气刚烈干燥；恐怕有不和谐的气凝结起来，难道这正好是在防止百姓自取灾祸吗？不然的话，若樊侯发出低沉的怒喝，使风驰雷击，那么樊侯的威灵岂不是太暴烈了吗！《文编》卷五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五十六 明代唐顺之编 永州新堂记【柳宗元】如果要在郊外城邑之中造成高山深谷、嵁岩深潭的景象，就一定要搬运山石，疏通沟涧壑谷，越过险峻阻塞之处，使人力疲惫到了极点，才可能办成。然而要寻求天然生成、土地自然形成的景象，就全都得不到了。使人们免于劳苦，顺应原有地势，保全天然形态；从前难以做到的事情，如今在这里实现了。永州正处在九疑山的山麓，当初测量土地的人，环绕山势修筑城墙。那里有石头，被深草遮蔽；有泉水，埋伏在泥土中；是蛇蝎盘踞、狸鼠游走的地方。茂盛的树木、恶劣的杂木、美丽的花、毒害人的草，杂乱交错地争相生长，被称作污秽的废墟。韦公来到这里，过了一个多月，政务很清闲。他望见那块地，觉得它非同寻常，才下令除去杂草，疏通道路，把草木堆成丘状，又把它清理得明净流畅。焚烧、疏导之后，奇异的地势接连显现，清浊各有质地，美丑各处其位。看那里所种的植物，清秀而舒展；看那里积蓄的水，荡漾回旋而深远。怪石森然排列，环绕四角；有的排列，有的像跪伏，有的挺立，有的仆倒。石窍深邃曲折，土丘突兀怒张。于是建造屋宇，用来游观。所有景物无不顺合形势，在堂屋廊庑之下各自施展姿态。外面相连的山岭高原、林木山麓和山崖之间，或隐或现，远近相间；延伸到田野的绿色和远方的景色，混合着天空的青色，全都收纳在谯门之内。后来又请客人进来观赏，接着设宴娱乐。有人赞叹并祝贺说：“看见您建造此堂，就知道您的志向。您因顺应土地而获得美景，难道不想因顺应民俗而完成教化吗？您舍弃恶秽而取用美好，难道不想除去残暴而扶助仁爱吗？您清除污浊而使清流通行，难道不想废除贪婪而树立廉洁吗？您居于高处而眺望远方，难道不想使每家每户都受到抚慰并明白道理吗？如果这样，那么这座堂难道只是草木、土石、水泉带来的适意，或山原、林麓带来的景观吗？它还将使后来继承您治理的人，从细小之处看出大的道理。”柳宗元请求把这些话记在石上，置于墙壁，并编成二千石官员的楷模。” 潭州东池戴氏堂记【柳宗元】弘农公任潭州刺史三年，凭借东泉修成池塘，周围九里；丘陵、林木、山麓一直连接到池岸，堤岸、岛屿、洲渚交错分布在池中；池岸突出的地方被水环绕，像玉玦一样。池塘的美景在这里最为突出。弘农公说：“这样的地方，不是脱离尘世、以道为乐的人不应拥有。”最终把宾客中最出色的一个、谯国戴氏名简的人，授予此地，让他建堂居住。堂屋建成后，景色更加奇异；远望像连在一起的船只随着波浪上下，走近观看，万物仿佛颠倒错落，辽阔而缥缈。种上松、柏、杉、楮，铺满菱、芡、芙蕖，草木郁然成荫，花朵灿然盛开。凡是观望、漂游的美景，都集中在戴氏这里。戴氏曾因文章和品行，多次被连率以宾客之礼礼待，被贡举到泽宫，但他的志向不愿做官。他与人交往取法退让，接受诸侯的宠遇却不因此自大。他算是脱离尘世了吗？他喜爱孔子的书，也兼涉庄子的文章，没有不把“至虚”作为最高境界，从而获得受益之道。他算是以道为乐了吗？贤者的举荐，一定要与弘农公的选择相称；而且要独自享有此地的美景，难道容易得到吗？地方虽然优美，若有合适的人住在那里，山仿佛更加高，水仿佛更加宽广；堂屋不必装饰，就已经焕然一新。戴氏把泉池当作住宅，把云霞景物当作朋友，每天从中抒发幽情、发扬精粹，与它们一同娱乐，那么品行应当更加高尚，文章应当更加峻拔，道术应当更加兴盛；这些正是彼此促进的事。如果他的内在修养更加充实，又在当时得到声誉，我担心他脱离尘世的志向就不能实现了。君子说：弘农公治理潭州取得了政绩，建东池获得了胜景，把它授予戴氏获得了合适的人，这难道不是行动合乎时宜、中正得当吗？从戴氏堂这件事上，可以看见弘农公的德行，因此不能不记下来。夷陵县至喜堂记【欧阳修】峡州治所在夷陵，地方靠近长江。虽然有椒、漆、纸可以同商人通商，但民俗俭朴鄙陋，通常只求自给，不依赖四方；小贩所卖的不过是干鱼、腐鲍，都是百姓所爱吃的东西。富商大贾都没有理由到这里来，地方偏僻而贫穷，所以夷陵是下等县，峡州是小州。州城没有外郭，通行大道不能容纳车马；市场没有各种货物的陈列，卖鲍鱼的店铺也让人无法进入。即使地方长官经过市场，也一定常常下车，捂住鼻子快步走过；百姓居住之处，灶、粮仓、厕所、水井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一间屋子里，上面住父子，下面养猪；屋顶都用茅草竹子覆盖，所以每年常有火灾。当地风俗又相信鬼神，互相传说：“建造瓦屋的人会遭遇不利。”夷陵是楚国西部边境，因《春秋》记载称荆而把它视作夷狄，诗人也说“蛮荆”。难道这种鄙陋风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景祐二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理这个州，开始栽种树木，加高城墙，增砌砖石；修建南北街道，设置市场门和市场区域，又教百姓建造瓦屋，分开灶房和粮仓，区别人与牲畜，以改变当地风俗。后来又命夷陵县令刘光裔治理该县，建起敕书楼，修饰公事厅，翻新官吏住宅。景祐三年夏天，县里的工程完工。我因获罪来到这个州，朱公与我有旧交，又怜悯我因获罪而来，亲自到县署，选取公事厅东面的位置建造这座堂，规划得清洁、高大、明亮，让我每天住在那里，以舒展心情。堂建成后，又同宾客一起到来举行落成礼。按理说，有罪的人应当被丢在恶劣的地方，处在穷困险阻之中，使他憔悴忧思，从而知道悔恨自己的过错；如今我却依靠朱公得到好地方，苟且享受安逸，懵然忘记自己获罪的忧愁，这似乎都违背了我被送来的本意。然而夷陵地处偏僻，陆路经过荆门、襄阳到京师，共二十八驿；水路沿大江，穿过淮水到汴河东水门，共五千五百九十里。因此做官的人大多不愿远来，居住在此的人往往不能按期替换，到了任期届满，有的甚至自行离去。不过他们不知道，夷陵风俗朴实而不粗野，盗窃争斗很少；如今每日食物有稻米和鱼，还有橘、柚、茶、笋，四时都有美味；江山秀美，城邑修缮整齐，没有什么不可喜爱。这不仅能使有罪的人忘却忧愁，凡是来此做官的人，也没有不初来时不高兴、到了以后反而喜爱的。因此作《至喜堂记》，收藏在堂壁上。县令官职虽低，却拥有土地和百姓，应该记下当地风俗变化的善恶，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而已。韩魏公醉白堂记【苏轼】

译故魏国忠献韩公在私人宅第的池塘边建堂，命名为“醉白”，取白居易《池上》诗的意思，作《醉白堂》之歌。他的意思似乎是对白居易有所羡慕而又自认为不及；天下士人听说后都感到疑惑，认为韩公既然已经无愧于伊尹、周公，却还羡慕白居易，为什么呢？苏轼听说后笑着说：“韩公难道只是羡慕白居易而已吗？他正希望做一个平常而不被人知晓的人，却又不能做到。上天生下这样的人，是要让他承担天下的重任；于是寒冷的人向他求衣，饥饿的人向他求食，一切没有得到的都来向他求取。只要他有办法给予，就将应付不尽人们的请求。因此他终身处在忧患之中，行走在利害交织的道路上，难道这是他所想要的吗？”忠献公已经辅佐三位皇帝，使天下安定，正要浩然回家养老，但天下人共同挽留他，不肯放他离去。在这个时候，他对乐天有所羡慕，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如果考察白居易一生，再比较韩公所得的厚薄深浅、白居易有而韩公没有的东西，那么后世的评价是不能欺骗的。韩公以文章实现太平，以武力平定乱局，谋划安定宗庙却不把它视为自己的功劳；急于任用贤才，轻视爵禄，士人却不知道感念他的恩德；杀伐果断而六军安定，四方八蛮都希望听闻他的风采，天下把他的自身看作安危所系。这些是韩公所有而乐天没有的。韩公在身体强健时请求退休，退居十五年，每天同朋友赋诗饮酒，尽情享受山水园池的乐趣；官府有多余的丝帛，粮仓有多余的粮食，家中有歌伎舞女供奉。这些是乐天所有而韩公没有的。忠言嘉谋在当时得到施行，文章才华在后世显扬；无论死生、穷达都不改变操守，道德高于古人。这些是韩公和乐天共同拥有的。韩公既不以自己所有的东西自满，也不因自己没有的东西而自卑，想要推举他们共同拥有的方面来寄托自己。他暂且把身体寄托在一次醉酒之中时，就把得失看成一样，忘掉祸福，混同贵贱，平等看待贤愚，与万物同体，同造物者遨游，不只是把自己比作乐天而已。古代君子对自身的评价很厚道，对取得名声很谦逊，所以实际成就超过名声，世人传诵他们的美德而不感厌倦。孔子这样的圣人，还自比于老彭，自同于左丘明，自认为不如颜渊。后世君子实际成就达不到，却都有自我夸大的心。臧武仲自认为圣人，白圭自认为禹，司马长卿自认为司马相如，扬雄自认为孟轲，崔浩自认为张良，然而世人最终没有一个认可他们。由此看来，忠献公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韩公曾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儿子。韩忠彦将要向我苏轼求文，把它作为堂记，却没有来得及。韩公去世，安葬以后，忠彦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不能推辞，于是流着泪写下这篇文章。盖公堂记【苏轼】起初我住在乡里时，有人患寒病而咳嗽，向医生询问，医生认为是蛊病，不治就会杀人，收取他百金来治疗，给他服蛊药，攻伐他的肾肠，烧灼他的皮肤，又禁止他吃美味的食物。一个月后，各种疾病一齐发作，体内发热、怕冷，咳嗽不停，身体衰弱，果然像患了蛊病。他又去求医，医生认为是热病，便用寒凉药治疗；早晨让他吐药，晚上让他泻药。于是他开始不能进食，害怕了，反过来向医生求治；医生又把钟乳、乌喙等药混杂着一起使用，结果漂疽、痈、疥疮、头晕眼花等症状无所不至。换了三位医生，病反而更加严重。乡里的老人教导他说：“这是医生的罪过，也是药物的过错，你有什么病呢？人的生命以气为主，以饮食为辅助。如今你整天药不离口，外来的气味搅乱了身体，百种毒物又在体内攻战；使作为根本的气劳损，又隔绝了作为辅助的饮食，所以才生病。你回去停止这些治疗，辞谢医生，拒绝药物，进食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等气恢复充足，饮食香美，那么良药就可以一次服用而见效。”他听从了，一个月后病就完全好了。从前治理国家的人也是这样。我观察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直到秦始皇，设立法令、更改制度，用这些来雕刻、磨炼、锻打百姓，可以说到了极点。萧何、曹参亲眼看见秦法摧残百姓的祸害，又在百战之后收拾百姓，知道他们厌恶困苦、憔悴无力，不能同他们有所作为，所以一概让他们休养生息，于是天下安定。起初曹参做齐国相国时，召集长老和各位先生，询问安定、聚集百姓的方法。齐国原有的儒生多达几百人，说法人人不同，曹参还不知道应该决定采用哪一种。听说胶西有位盖公，善于讲治国的黄老之道，便派人请他来。盖公讲述治国之道，认为贵在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安定，并把这一类道理详细说明。曹参于是避开正堂，把正堂让给盖公居住，采用他的话治理齐国，齐国大治。后来曹参又用治理齐国的方法治理天下，天下直到今天还称赞他贤能。我任胶西太守，知道盖公是当地人，想寻找他的坟墓和子孙，却没有找到，感慨地怀念他；我学习他的话，想象他的为人，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像盖公这样的人。我在黄堂北面修建新的寝室，改换它的破败简陋，疏通它的闭塞之处，重重门户洞然敞开，从城南到城北都能相望，好像用绳子牵引一样，于是把它命名为“盖公堂”。我时常带宾客和属吏到这里游息，却不敢自己占有它，等待像盖公那样的人到来。曹参是汉朝的宗臣，盖公是他的老师，这可以说是盛事；可是史书没有记载盖公最后的去向，难道他是古代得道而不死的至人吗？胶西东面连接大海，像列在九仙之中，北面连接牢山，其中有很多隐居的君子；他们有的可以听说却不能见到，有的可以见到却不能招致，怎么知道盖公没有往来于其中呢？” 我又哪里足以见到他呢。有美堂记【欧阳修】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任杭州太守。临行时，天子以诗宠赐他。于是梅公开始建造有美堂，大概取赐诗首章中的话来命名，以此作为杭州人的荣耀。然而梅公非常喜爱这座堂，即使离任后也不能忘记。今年他从金陵派人奔赴京师，命我为它作记；来请求了六七次，仍不厌倦。我于是为他写道：把天下最美的景物全都占有，同时又享受它们的乐趣，是大多不能兼得的。因此，要穷尽山水登临之美，就一定要到宽阔闲静的野外、寂寞偏远的地方才能得到；要观览人物繁盛、夸耀都市雄伟富庶，就一定要处在四方交通汇聚、舟车往来的要冲才足够。前者把心意放在尘世之外，后者在繁华中娱乐心情，二者各有适意之处，却不能兼得。如今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的广大，三峡的险峻，被称作东南奇异、壮伟、秀丽、绝胜的地方，竟然都在下等州、小县和偏僻鄙陋之地；这是幽居隐士、困顿忧愁的被放逐之臣所喜爱的地方。至于四方人群聚集、各种货物交汇、物产繁盛、人口众多而成为大都会，又能兼有山水之美来资助富贵之人的游乐，只有金陵和钱塘。

译然而这两个地方都曾在天下混乱时僭越窃据；等到圣宋受天命，天下统一，金陵因为后来归附而被诛罚，如今它的江山虽然还在，但颓墙废墟、荒烟野草，使经过观看的人没有不徘徊悲伤的。唯独钱塘自五代时便知道尊奉中原，表示臣服顺从；到它灭亡时，叩头请求保全性命，不劳烦刀兵。如今钱塘百姓幸而富足、完整、安定、快乐，又因风俗习惯精于工巧，城邑房屋华丽，大约有十多万家；湖山环绕，左右相互映衬；闽地商人和海上商贾，乘着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幽暗的景象之间，可以说十分繁盛。来到这个州任职的，必定都是朝廷的公卿大臣，或天子的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作为宾客，所以都喜欢占据形势优胜之地，修建亭台楼榭，共同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然而在所取舍的事物中，从这里得到一些，必定会在那里失去一些。唯独所谓有美堂，把山水登临之美、人物城邑居处的繁盛，一眼之间全部收尽。钱塘兼有天下的美景，而这座堂又尽得钱塘的美景，梅公当然会非常喜爱而难以忘怀。梅公是清廉谨慎、喜爱学习的君子，从他所喜爱的东西，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相州昼锦堂记【欧阳修】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以后回到故乡，这是人情所认为的荣耀，也是古今相同的事情。士人正处于困顿之时，在乡里受困，普通人和小孩子都可以轻视、欺侮他。就像苏秦不被嫂嫂礼待，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旦乘坐高车、驾着四匹马，旗帜仪仗在前面引导，骑兵在后面簇拥，道路两旁的人便肩挨着肩、脚跟着脚地观看叹息；那些所谓的庸夫愚妇则奔走惊恐，汗流满面，羞愧低头伏地，在车尘马蹄之间悔恨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一个普通士人当时得志、意气盛大的情形，古人把它比作穿锦衣回乡的荣耀。唯独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公是相州人，世代有美德，是当时著名的卿相；从年轻时起就已考取高科，登上显要官职，天下士人听到他的声名、仰望他的余光，大概也已经多年了。所谓将相和富贵，都是公平素所应有的，并不像困顿之人偶然在一时得志，出乎愚夫愚妇意料，用来惊骇、夸耀他们。因此，高大的牙旗和大纛不足以成为公的荣耀，桓圭、衮冕不足以成为公的尊贵；只有德泽覆盖百姓、功业施于国家，刻在金石上，传播在歌诗中，光耀后世而流传无穷，才是公的志向，也是士人对公的期望。难道只是为了在一时夸耀、在一乡荣耀吗？公在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到相州治理，于是在后园建造昼锦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上留给相州人。诗中说，把快意于恩仇、夸耀名誉看作可鄙，大概不是把古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荣耀，而是把它作为警戒。从这里可以看出公如何看待富贵，而他的志向又哪里容易估量呢？所以他能够出入将相之位，勤劳王室，处于平安或险难时操守始终如一；遇到重大事情、裁决重大议论时，垂着衣带、端正手板，声色不动，却能使天下安稳如泰山，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他丰厚的功勋和盛大的功业，足以铭刻在钟鼎上、配入弦歌的，乃是国家的光荣，不是乡里的荣光。我虽然没有能够登临公的堂，幸而曾私下诵读公的诗，乐于看到公的志向实现，也高兴替天下人宣扬。因此写下这篇记。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墨君堂记【苏轼】凡是世人彼此称呼，尊贵的人就称“公”，贤能的人就称“君”；在这以下便称“你”“我”。即使是公卿那样尊贵的人，如果天下人表面敬畏而内心不服，进见时称他为君、为公，退下后称他为你、为我，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唯独王子猷称竹子为“君”，天下人都跟着称它为君，没有不同意见。如今文与可又能用墨来描绘竹子的形貌，建堂让竹子居住，并嘱托我写文章来赞颂竹子的品德，那么文与可对竹子的情意确实深厚。文与可为人端正沉静而文雅明达，聪慧而忠诚。士人中修养高洁、博学多闻，早晚磨炼洗濯自己、希望同文与可交往的，不止一人；但他唯独如此厚待竹子。竹子又疏朗简朴、挺拔刚劲，没有声音、颜色、气味和滋味可以用来取悦人的耳目鼻口；那么文与可厚待竹子，必定是因为他认为竹子贤能。世上能够使人因寒暖而感受喜怒的人，其气势也还没有达到霜雪风雨那样直接刺痛肌肤的程度，但士人很少不因此感到忧喜、丧失自己的操守。从植物来说，四季的变化也很大，但竹子独自不为之动心。即使没有文与可，天下难道还有谁不认为竹子贤能吗？然而只有文与可能够深刻体会竹子，知道竹子为什么贤能。他从容谈笑，挥笔迅疾，把竹子的品德全都表现出来；竹子幼嫩、强壮、枯老时的形态，披折、偃仰的姿势，风雪猛烈时显示的操守，山崖岩石崎岖不平时体现的节操，都描绘了出来。得志时就繁茂而不骄傲，不得志时就憔悴瘦削而不受辱；群居时不倚靠别人，独立时也不恐惧。文与可对于竹子，可以说真正掌握了它的情态而充分表现了它的本性。我虽然不足以了解竹子，希望跟随文与可，求取竹子兄弟、子孙、族属和朋友的形象，收藏在我的屋子里，把它作为竹子的别馆。张君墨宝堂记【苏轼】世人共同喜爱的，无非是美味饮食、华丽衣服、悦耳声色罢了。有人自以为高雅，反而嘲笑这些爱好；又有人弹琴下棋、收藏古代书法图画，客人来了就拿出来夸耀观看，自以为达到极致。于是又有人嘲笑他们说：古人用来在后世显现自己的，是言语文章；这些东西有什么值得喜爱？豪杰之士又互相嘲笑，认为士人应当凭功名闻名于世。至于只施用于空洞言语，却不能见诸实际行事，这是不得已之人的作为。所谓功名，最低不过是自己知道效力于一个官职，逐层上推，直到伊尹、吕尚、稷、契所经营的事业，刘邦、项羽、商汤、周武王所争夺的天下，已经达到顶点了。可还是有人免不了嘲笑说：“这些小事，哪里值得一提？”许由却把这种事当作难以做到而辞让，孔丘却知道它的价值而认为广博。由此说来，世人之间互相嘲笑，哪里有尽头呢？士人正专心于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时，即使是小事，也有人愿意捐躯忘亲去追求它。所以有人喜爱书法，却得不到其中的法度，便捶胸吐血，几乎死去而勉强存活，甚至剖坟斫棺来求取书迹。这难道是有声色气味足以动摇人心吗？正当他以此为乐时，即使自己的嘴也不能说清楚，又何况是别人呢？”

译人只因为自己不喜爱某物，就嘲笑别人所喜爱的东西，那便错了。毗陵人张希元，世代喜爱书法，收藏古今人的遗迹很多，把它们全都刻在石上，建造屋室收藏，并嘱托我写记。我是蜀人，蜀地有句俗语说：“学书法耗费纸张，学医术耗费人命。”这话虽小，却可以说明大道理。世上有喜爱功名的人，凭尚未验证的学问，突然把它施行于政事之中，那么他所耗费的人命，难道只是学医者所耗费的人的数倍吗？如今张君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但官位不配他的才干，整年悠闲度日，没有事情来役使他的心智，于是以书法自我娱乐。然而在我看来，张君哪里会长久闲居？收藏积累到极点而贯通之后，必将把它充分施展于政事。张君既然知道政事耗费人的生命远甚于医术，那么希望把我所说的话作为鉴戒。王君宝绘堂记【苏轼】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外物上，却不可以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把心意寄托在物上，即使是微小的东西也足以成为乐趣，即使是珍奇之物也不足以成为祸患；把心意滞留在物上，即使是微小的东西也足以成为祸患，即使是珍奇之物也不足以成为乐趣。老子说：“五色使人眼睛昏花，五音使人耳朵聋，五味使人口味败坏，驰骋田猎使人心神发狂。”然而圣人并未曾废弃这四件事，也只是姑且把心意寄托在其中罢了。刘备有雄才，却喜欢编织头巾；嵇康通达，却喜欢锻铁；阮孚旷达，却喜欢给木屐上蜡。这些难道是声色气味吗？但他们终身乐在其中而不厌。凡是可喜爱的东西，能够使人喜悦却不足以改变人的，莫过于书法和绘画。然而如果对它们滞留心意而不能舍弃，那么它们造成的祸患就不可胜言。钟繇甚至因书法呕血、挖掘坟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甚至因此彼此猜忌。桓玄乘快船，王涯设置复壁，都因为把书画当作儿戏而危害国家、使自身遭祸。这就是滞留心意所造成的祸患。起初我年轻时曾经喜爱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只怕失去；别人所有的，只怕他不肯给我。后来我自己笑着说：“我轻视富贵，却厚爱书法；轻视死生，却看重绘画，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失去了本心吗？” 从此以后，我不再喜爱见到可喜爱的东西；即使偶尔又收藏一些，但被别人拿走，也不再感到可惜。譬如烟云掠过眼前、百鸟鸣声传入耳中，难道不会欣然接受它们吗？它们离去后也不再挂念。这样一来，书法和绘画常常给我带来快乐，却不能给我带来祸患。驸马都尉王晋卿虽然身在皇亲之中，但他的衣着举止符合礼义，学习问道、诗书，常常同贫寒士人较量高下；他摒弃膏粱厚味，远离声色，专心从事书画。在私人宅第东面建造宝绘堂，用来收藏自己的藏品，并请求我写记。我担心他不幸像我年轻时那样沉溺于所爱，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希望他能够保全其中的乐趣而远离它的祸患。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画舫斋记【欧阳修】我到滑州三个月后，就利用官署东边的一间屋子，把它修整成宴饮休息的居所，命名为画舫斋。斋屋宽一间，深七间，彼此用门相通。凡是进入我的屋子的人，好像进入船中。温暖屋子的深处，就在屋顶开孔来采光；空旷屋子通风疏朗的地方，就在两旁设置栏杆，作为坐立时的依靠。凡是在我的斋中仰卧休息，也好像在船中仰卧休息。山石高峻，佳花美木栽种在两檐之外，又好像泛舟在水流中央；左边的山、右边的树林相互映照，都很可爱，所以借船来命名。根据《周易》的卦象，到了面临险阻、踏过艰难的时候，总说“涉川”。船这种东西，是用来渡过险难的，不是用来安居的。如今我在官署中修建斋屋，作为安逸休息之所，却反而用船来命名，难道不是相违背吗？何况我又曾因获罪奔走江湖之间，从汴水穿过淮水，漂泊在大江上，到达巴峡，再转而进入汉水、沔水；计算水路行程，差不多有几万余里。我困顿穷苦而又不幸，最终遭遇风浪的恐惧，常常呼号祈求神明，以求保全片刻的性命，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当时正恐惧时，回头看看前后，船上的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人；于是我私下叹息，认为如果不是为了冒险求利，或者因为不得已，谁肯来到这里呢？” 幸赖上天的恩惠，使我保全性命；如今得以除去从前的罪过，在朝廷列为官员，又来到这个州，吃着官府的粮食，安居在官署中。追想从前经过的山川，舟船所遇的危险，蛟龙鼍鱼的出没，波涛的汹涌急骤，本应使我睡觉惊醒、做梦惊恐；如今却忘记了那些险阻，仍然用“舟”来命名我的斋屋，难道我真的以住船为乐吗？然而我听说古代有人逃离尘世远走，在江湖之上终身不肯回来，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乐趣。假如不是在险地冒利，不是因为获罪而不得已，而是顺风平浪，傲然安卧在枕席之上，一天就能行驶千里，那么乘船出行难道不是快乐吗？只是我确实没有空闲；而“舫”是宴饮嬉游之船。姑且用它来命名我的斋屋，有什么不合适呢？我的朋友蔡君谟擅长大字书法，写得颇为奇伟，我将请求他写大字题在楹柱上；又担心他误解我命名斋屋的原因，所以把这些话详细说明，并且将它们置于墙上。东斋记【欧阳修】官署东面有一座阁，用来宴饮休息；有人称它为“斋”，说的是在这里闲居、平心静气以涵养思虑，如同在此斋戒，所以叫作“斋”。河南主簿张应之住在县署中，也修理了一间小斋。河南虽是赤县，但征收赋税的百姓只有七八千户，田地所产大多每亩还不到一钟；人口稀少，土地也不肥沃，因此争讼很少；幸而年景没有大灾，也没有拖欠租税。主簿所掌管的事务非常简少，所以从来不担忧吏责，能够从容游乐。张应之平素又体弱多病，正适合通过闲居来平心养性。张应之虽然有病，却努力求学，常说：“我的病是气滞留而不能运行，血液凝滞而逆流，所以咳血。”然而每当身体不适，他有时取出六经诸子百家的书，或古人述作的文章，诵读它们，喜爱其中深厚博大、通达雄富、宏伟华丽的论说；于是必定茫然沉思，心情畅达平和，释然忘记身体有病，因而在斋中收藏许多古书文字。稍微休息，便拿来阅读。世上善于治病的医生，必定多收藏金石、百草等药物，用毒性来攻治疾病，直到病人昏沉之后才痊愈。张应之却能独自在这间斋中安居，以此涵养思虑，又用圣人之道使心情平和而忘掉疾病，他真是古代所说的以善为乐的人吗？” 旁边有一个小池，四周环绕着竹子和树木。张应之常常带客人到那里坐着，饮酒谈笑，整天不知疲倦。我曾经跟随张应之来到这里，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墙上。眉州远景楼记【苏轼】

译我们州的风俗有三点接近古代：士大夫重视经学而看重氏族，百姓尊敬官吏而畏惧法律，农夫结成搭档互相帮助，大概保留了三代、汉、唐的遗风，这是其他郡所不能比的。起初朝廷以声律取士，天圣以前的学者还沿袭五代的弊端，唯独我们州的士人通晓经学、学习古文，以西汉文章为宗师。当时，四方都指责他们迂腐空疏，后来连郡县的胥吏也都带着经书和笔，言谈应对、举止进退都有可观之处。大姓显贵以门第相互抬高，推定等级甲乙都有固定品第，称为“江乡”。不是这个族类，即使富贵，也不能通婚。百姓侍奉太守、县令如同古代臣下侍奉君主，官员离任后，百姓就画像来祭祀他们。贤能的官员，百姓还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作为谈资，四五十年都不会忘记。商贾和小民常常储存优良物品，另行收藏，以等待官吏索取。家家收藏法律政令，往往能够熟记，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即使是轻微刑罚、小的罪过，也有人终身不敢触犯。每年三月，农事开始；四月上旬，谷苗还嫩而杂草已经茂盛，除草的人全部出动，几十、上百人编成一队，竖立标志、漏壶计时，击鼓召集众人。选出同伴中大家敬畏并信服的两个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劳作、停息全听从这两个人的指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击鼓召集却不到，到了却不出力，都要受罚。丈量田地、计算功劳，事情结束后还要防止有人作弊。田多而人丁少的，就出钱补偿众人。七月十六日以后，谷物成熟而杂草衰败，便放倒鼓、倒掉漏水，取出罚金和补偿众人的钱，买羊、猪和酒醴祭祀田祖，奏乐饮食，大家喝醉吃饱后离去，每年都以此为常规。他们的风俗大致如此，所以百姓都聪明有才智，专心务农而努力劳作，容易治理却难以屈服。太守、县令刚到任时，观察他们的言语举动，便能了解其为人。那些明智能干的官员，不再拿政事来试探他们，整天安静无事。如果官员不按正确方法办事，他们就陈述义理、执守法律来讥刺规劝，因此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他们难以治理。如今太守黎侯希声，是我先君子的友人；他简朴而有文才，刚正而仁慈，明察而不苛刻，众人都认为侍奉他很容易。他任期届满将要由人接替时，百姓不忍他离去，便相率上书请求挽留，朝廷没有驳回他们的请求。他留任三年后，百姓更加信任他，于是地方终于无事，便在官署北墙边增筑楼台，建成远景楼。他每天和宾客、僚吏在楼上游乐相处。我当时正在治理徐州，我们州的人以书信往来，从来没有不称道黎侯的美德，并请求我写文章作记。唉！我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所谓远景楼，虽然能够想象它所在的地方，却不能说明它的详细情形了。然而州人之所以为这座楼建成而高兴，并且希望我为它作记，难道不正是因为上面有容易侍奉的长官，下面有容易治理的风俗吗？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有所阙文的时代。”有马的人还肯借给别人骑，这种事如今已经没有了。这两件事对于大道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损益，但尚且要记录下来。如今我们州接近古代的风俗，唯独能够历世相传而不改变，大概是年长者和古人的和乐恩泽，以及贤能太守、县令不断抚慰教导的力量，难道可以不记录吗？至于登临观览的乐趣、山川风物的美景，等我将来回到故乡山丘养老，穿布衣、戴幅巾，随同地方长官登上楼去，酒意酣畅、音乐响起时，拿笔写下文章，来歌颂黎侯遗留下的恩爱，那时也还不晚。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李君藏书房记【苏轼】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等奇异珍贵的物品，能够使人的耳目愉悦，却不适合实际使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等六类材料，适合使用，但使用它们就会损耗，取用它们就会枯竭。既能使人的耳目愉悦又适合使用，使用它不会损耗，取用它也不会枯竭，贤能或不肖的人所能得到的，各自取决于自己的才干；仁者、智者所见的道理，各自随其分量而不同。才干和禀分各不相同，而能够有求必得的，难道只有书吗？自从孔子这位圣人以来，求学必定从读书开始。当时，只有周朝的柱下史老聃藏书最多。韩宣子到鲁国以后，才见到《易象》和鲁国的《春秋》；季札出使中原诸国以后，才得以听到《诗经》的风、雅、颂；而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够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多少人，他们的学习可以说很困难了；然而他们都学习礼乐，对道德的造诣深厚，不是后世君子所能赶上的。自秦、汉以来，著作者越来越多，纸张和字形日益趋于简便，书籍也越来越多，世上没有地方没有书。然而求学的人反而越来越苟且简略，这是为什么呢？我还见过老儒先生，他们自己说年轻时想求得《史记》《汉书》却得不到，后来幸而得到，都是亲手抄写，日夜诵读，唯恐来不及。近些年，书商相互翻刻，各家诸子百家的书每天传播成万张，求学者得到书既多又容易，既然这样，他们的文词和学术本应比古人强许多，可是后来的科举士子都把书捆束起来不看，只作没有根基的空谈，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僧舍读书。公择离去后，山中人思念他，就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李氏山房，收藏书籍九千多卷。公择已经涉入学问的流派，探究它的源头，采撷剥取其中的精华和成果，咀嚼其中的精髓滋味，把它们化为自己的所有；这些都表现在文章中，见于他的行为，因此在当世闻名。可是书籍本身依旧完好，没有减少一点，将来要留给后来的人，供他们无穷的求知需要，使各人都得到自己才分所应得的东西。因此，他不把书藏在家中，而藏在从前居住的僧舍里，这正是仁人的心意。我已经衰老多病，对世间没有什么用处，只希望得到几年的闲暇，把他所藏而我未曾见过的书全部读完；庐山本来就是我想游览却未能去的地方，大概要在那里终老了。我将把公择的藏书全部打开，捡取其中剩下的、被弃置的来补益自己，希望或许能有所裨益吧。公择请求我写文章作记，于是我写下这番话，使后来的人知道古代君子见书困难，而如今的学者有书却不读，实在可惜。燕喜亭记【韩愈】

译太原人王弘中在连州和学佛的景常、元慧交游。一天，他跟随这两个人在居所后面的荒丘间行走，登高远望，发现一处奇异的地方。他们砍去茅草，显露出排列的佳树；掘开石头，清泉激流而出。用车运走粪土，烧掉杂乱的枯木。退后站立观看，凸出的地方突然形成山丘，凹陷的地方豁然成为山谷，低洼处成为池塘，缺口处成为洞穴，仿佛有鬼神和奇异之物暗中前来辅佐。从此王弘中和这两个人早晨前往，直到晚上忘记回来，于是建屋来避风雨寒暑。屋子建成后，韩愈请我为它命名。那座丘叫“俟德之丘”，被古代遮蔽而在今天显现，含有等待有德者的道理。那座石谷叫“谦受之谷”，瀑布叫“振鹭之瀑”；谷以德而言，瀑布以容貌而言。那座土谷叫“黄金之谷”，瀑布叫“秩秩之瀑”；谷以容貌而言，瀑布以德而言。洞叫“寒居之洞”，记载进入它时的情形。池叫“君子之池”，空虚时容纳美好，充盈时排出邪恶。泉的源头叫“天泽之泉”，从高处流出而施惠于下方。把这些名称合起来给屋子命名，叫作“燕喜之亭”，取《诗经》中所说鲁侯宴饮欢喜的意思来赞颂它。于是州里的老人听说后，一同前来观看，说：“我们州的山水名闻天下，然而没有一处能和燕喜亭相比。” 在它旁边营造经营的人接连不断，却没有谁能给这块地方定出合适的价值。难道不是上天造就、土地藏护它，来留给它的主人吗？王弘中从吏部郎贬官降秩来到这里，按他道路所经过的地方排列：从蓝田进入商洛，渡过浙湍，靠近汉水，登上岘首山远望方城，走出荆门，顺岷江而下，经过洞庭湖，溯湘水而上，行走在衡山脚下，从郴州翻越山岭，那里是猿猴居住、鱼龙潜藏的地方，尽览了幽深遥远、瑰丽奇诡的景观。他本应对山水见闻饱足而厌倦观看，如今他的兴致却好像仍未满足。古书说：“智者喜爱水，仁者喜爱山。”王弘中的德行和他的爱好，可以说相互符合了。他用智慧来谋划，用仁德来居处。我知道他离开这里，在朝廷中成为羽仪之臣，已经不远了。于是刻石作记。丰乐亭记【欧阳修】我治理滁州的第二年，夏天才开始饮用滁州的水，觉得甘甜；向滁州人询问，才知道水源在州城南面不到一百步的地方。泉水上面是丰山，高高耸立而独自挺拔；下面是幽谷，幽深地隐藏着。中间有清泉，水气盛大的泉流向上涌出。俯仰之间，向左向右环视，觉得这里十分可爱。于是疏通泉水、凿开石头、开辟土地建造亭子，和滁州人往来游览其中。五代战乱之时，滁州是用兵之地。从前太祖皇帝曾经率周军在清流山下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外生擒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是平定滁州。我曾经考察这里的山川，查阅图籍记载，登高远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擒的地方，可是当地的老人已经没有在世的了。大概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唐朝失去政权，天下分裂，豪杰纷纷起兵争夺，到处成为敌国的地方，哪里数得清？等到宋朝承受天命，圣人出现，四海统一，凭借险要地势的势力被削平消磨；百年之间，只能茫然看见山高水清。想询问当年的事情，可是遗老全都不在了。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舟车商贾和四方宾客都不到这里来，百姓见不到外界的事情，安于田地和衣食，以生养为乐、安送死者，又有谁知道君上的功德，以及休养生息、涵养温煦百年的深厚恩泽呢？我来到这里，喜爱它地处偏僻而事务简少，又喜爱它风俗安闲。后来在山谷之间发现这眼泉水，便每天和滁州人仰头看山，俯身听泉，采摘幽香的花草，在高大的树木下乘凉。无论风霜冰雪，景物都显得鲜明、清秀，四季的景色没有不可爱的。我又庆幸百姓为年成丰收而高兴，也乐意和我一起游玩。于是推究这里山川的本源，说明这里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能够安享丰年的快乐，是因为有幸生活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君上的恩德，和百姓共同欢乐，是刺史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亭子命名。峡州至喜亭记【欧阳修】蜀地在五代时是僭越自立的国家，以险要为保障，以富足自给自足，舟车的踪迹五十九年不通到中原。宋朝承受天命，统一天下，四方依次平定。太祖改元的第三年，才平定蜀地。此后，蜀地丰富的丝麻和织锦，供天下人穿用；贡品运输和商旅往来，陆路用车经过秦州、凤州，水路经过岷江，绵延万里而不绝。岷江来水汇合蜀地各条河流，流出三峡成为荆江，江流曲折回旋，冲撞激荡；水道狭窄便形成急流，碰撞便打转旋涡。顺流而下的船只顷刻之间行驶数百里，来不及回头观看，稍有毫厘差错，撞上山崖石壁，就会粉碎、漂没，踪迹全无。因此，凡是蜀地可以充入内府、供给京师、调运到各州的物资，都从陆路运出；至于多余而不急需的物品，才顺江而下，仿佛把它们丢弃一样。这里的险恶和不可预测，就是如此。夷陵为州，正处在三峡出口，江水流出峡口才开始漫延成为平缓水流，所以船夫到这里后，必定洒酒再拜，互相庆贺，认为自己获得了重生。尚书虞部郎中朱公再次治理这个州三个月后，在江边渡口建造至喜亭，作为船夫停留的地方，也用来记载天下最大的险地到这里才变得平坦安全，以表达行人的欣喜和幸运。夷陵本来只是下等州，仓廪供给和俸禄都很微薄，而且偏僻遥远，即使有好的政绩，也不足以形成声誉来资助仕进。朱公能够不因这里鄙陋而安于此地，他又为人们离开忧患、趋向快乐平易而高兴，正是《诗经》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自从朱公到来，每年多次大丰收；凭借百姓的余粮，才有力量兴建亭子。它惠及往来之人，用来接待他们、慰劳他们，行动又不违背农时，使人们有所依赖。这些都应该记录下来。因此朱公的属官们相互谋议，请我作文记述。岘山亭记【欧阳修】

译岘山临近汉水，远望若隐若现，大概只是群山中较小的一座，可是它在荆州特别著名，难道不是因为山中的人吗？那人是谁？就是羊祜，字叔子；杜预，字元凯。晋国和吴国交战时，常常倚重荆州，而这两个人相继镇守此地，终于凭此平定吴国，成就晋朝事业，他们的功勋已经盖过当世了。至于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流余韵，广泛流传在长江、汉水之间，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思念他们，其中对羊叔子的思念尤其深。大概杜元凯凭借功业，羊叔子凭借仁德；两人的作为虽然不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我很疑惑，他们为什么反而急切追求后世的名声呢？传说羊叔子曾登上这座山，感慨地对属下说，这座山常在，而前代的士人都已经湮没无闻；于是回头顾念自己而悲伤，却唯独不知道这座山正等待着他而获得显著名声。杜元凯把功勋刻在两块石碑上，一块放在山上，一块投入汉水深处；他知道山陵和深谷会发生变化，却不知道石头也有被磨灭的时候。难道他们都是过分喜爱自己的名声，因而替它作了无穷的忧虑吗？还是对自己期许很厚重，而所思考的又很长远呢？山上原来有亭，世代相传说是羊叔子游息的地方，所以它屡次废弃又屡次重建，是因为后世仰慕他的名声、思念他这个人的人很多。熙宁元年，我的朋友史君中煇以光禄卿的身份来镇守襄阳。第二年，他依照旧亭扩建并翻新，四周建起壮观的回廊，又扩大后轩，使它与亭子相称。史君名闻当世，所到之处都有声望；襄阳人安于他的政令，也乐意跟随他游览。于是用他的官名为后轩命名为“光禄堂”，又想把此事刻在石上，使它和叔子、元凯的名声一同流传久远，他怎么也劝阻不住，于是来请我作记。我认为史君知道仰慕叔子的风范，并且继承他的遗迹，那么他的为人以及志向所在就可以知道了。襄阳人如此爱戴史君、以他的治理为安乐，那么史君治理襄阳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这些正是襄阳人希望记录的。至于亭子周围山川的优美形势，以及草木云烟在空旷的有无之间隐约出没的景象，足以供诗人登高吟咏、让吟咏《离骚》的人极目远眺，观览者自然会得到自己的感受。至于亭子屡次兴废，有的自有记载，有的未必需要追究详情，我都不再叙述。熙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泗州先春亭记【欧阳修】景祐二年秋，清河张侯以殿中丞的身份来镇守泗州。到任后，他询问百姓平素苦于什么，并治理其中最严重的祸患。百姓说：“最大的祸患没有超过淮河泛滥。”第二年春天，他在城外修筑堤坝，因循旧堤并加以扩建，估量修成长一万九千二百尺，使用人力八万五千。泗州百姓说：“这是有利于我们的事，却是大工程。”不过，役夫由州中士兵出，石料取自南山。兴建大工程却不使百姓劳苦，这是执政者体恤我们的表现。百姓不出一分力便享受大利益，不能不共同拿出一千三百石米来供给役夫。堤坝建成后，高三十三尺，土层坚实，石头牢固，可以抵御洪水、防备灾害，长久而不会毁坏。他又说：“泗州是四方通达的州，宾客到来应当有礼相待。”于是利用从前蒋侯堂的亭子加以翻新，作为慰劳、饯行的场所，命名为“思邵亭”，并且把美名推归前人，记载百姓的思念。又说：“泗州是天下水运的关防，每年漕运都必须在这里储粮。”于是修整常丰仓西门的两间夹室，一间用来查看粮食出入，叫作“某亭”；一间作为船夫的住宿处，叫作“通漕亭”。然后又说：“我也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吗？”于是就在州署东城墙上筑建先春亭，用来俯临淮水、远望西山。这一年秋天，我被贬到夷陵，经过泗州，于是知道张侯很善于治理政事。从前周朝的单子出使楚国，经过陈国，看见道路污秽、河流湖泽没有堤岸，客人到来却没有安排馆舍，羁旅之人没有寄居之处，于是知道陈国必定灭亡。大概城郭、道路、旅舍和寄寓之所，都是三代治理政事的方法，《周官》尤其谨慎地把它们详细记载下来，作为防备。如今张侯兴建这些设施，先想到百姓防备灾害，进而想到宾客往来，然后才想到自己休息，因此说他懂得治理政事。此前一年发生大水，州城几乎被淹没，前司封员外郎张夏镇守这个州，筑堤防御洪水；如今所说的因循旧堤，就是指这件事。这项工程中，堤坝最为重大，所以我详细记述其中重大的部分。游鯈亭记【欧阳修】大禹所治理的洪水有七处，岷山疏导长江，是其中一处。长江流出荆州，汇合沅水、湘水，又汇合汉水、沔水，输送到海中。它形成浩瀚无边的水面，是蛟龙和水中生物凭借的地方；风涛昏暗、险阻变化的奇异景象，壮观啊，这正是勇士所应观赏的景象。我的哥哥晦叔为人慷慨，喜爱义气和勇敢，怀有远大志向，能够阅读前代史书，了解盛衰兴亡的迹象，听他说话，心胸豁达开朗。他困于官位卑微，无法施展才能而终老，但胸中的气概也已经很壮盛了。有气概者的快乐，如果不是登上高峻的山丘，面对奔流万里的江河，就不足以称为适意。如今我的哥哥家在荆州，临近大江；他舍弃那浩瀚无边、壮观而为勇者所观的江水，却把一块方形地面挖成池塘，池面只有几丈，在池上建亭，反而以此为乐，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击壶歌唱，解衣饮酒，陶然自得，不因江水浩瀚而觉得广大，不因池子方丈而觉得局促；这样一来，他的心难道不是浩然广大吗？面对富贵而不动心，处在卑微困顿中而心境浩然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既然如此，那么水波的涟漪、游鱼的上下游动所带来的适意，和庄周所说惠施游于濠梁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呢？哪里还用得着蛟龙游鱼和风涛变怪来构成壮观呢？所以把这座亭命名为“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记。陈氏荣乡亭记【欧阳修】

译什邡县有汉族人家若干，能够服役的有若干家，承担里胥职务、供给官府差事的又有若干家，其中豪强又有若干家。县境广大而富足，官吏和百姓尤其蛮横凶恶，狡猾骄纵，善于贿赂，成为法律的蛀虫和祸害。中原人凡是到蜀地做官的，都是远来的客人、孤身寄居者，只想着熬满任期回去，能够没有过失地离开就是幸运。做官时间既不长，又不能彻底了解当地风俗，常常来不及整治清理，就被调任离去；而县中大吏都是久任的老吏，他们的势力根基牢固、盘根错节，作为长官，如果不是特别明察锐利，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攻破。因此一个县的政事，常常由官吏把持并上下操纵。然而当地人尤其不喜欢秀才、儒生，因为他们能够接近官府，了解自己的长处短处，官吏害怕秀才把这些告诉别人，认为这会成为自己的祸患。每当有穿儒服、拿名帖到县门求见的人，官吏就坐在门下讥笑喧骂、倚坐侮辱他，使他羞惭离去；严重时还暗中利用乡里的无赖来使他受苦，设计把他陷入法律罗网，一定要彻底毁掉他才罢休。百姓向来富足安逸，乡里不急于靠做官求禄，又苦于官吏的所作所为，所以从来没有人以儒生的身份和服饰出游。那些爱好学习的人，不过专攻一部经书，擅长吟诗作歌，悠闲自守，做个乡里的长者罢了。近几年蜀地士人以进士身份参加有司考试的逐渐增多，而什邡却极少。陈君是什邡的乡里长者，有一个贤能的儿子名叫岩夫。岩夫从小喜欢读书，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勤奋学习，很有志向；然而他也从来不敢穿儒生的衣冠到县门求见，出入乡巷时必定穿平常服装，乡里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久，州里奉下天子的诏书，征求乡里推荐的秀才，岩夫才改换衣服到县门应诏，官吏正在惊讶，却也无法阻止。州试之后，他被送往礼部，即将出发时，陈君告诫并约定说：“唉，我知道人们厌恶进士的弊病，却不知道进士也可以成为荣耀。你此行若能到达并被有司选中，我将设法表彰你的志向，使我们乡里获得荣耀，以此来劝勉人们。”于是召来工匠，准备材料，好像要建造亭子。第二年，岩夫考中丙科回来，陈君建成这座亭子，和乡人在亭下设宴。县里的官吏后悔并感叹说：“陈家有贤能的儿子，我们乡里又有才华出众的进士，难道不是荣耀吗？”岩夫起初任伊阙县主簿时，我任西京留守推官，他曾这样告诉我，并希望我把这件事记下来。岩夫做县吏，有才干而且内在品行端正，不向上官求取知遇；上官推荐和任用下级官吏中的能干者，每年没有名额限制，但最终也没有轮到他。唉！岩夫作为乡里的进士，乡人起初竟不知道他，最终却能够以他为乡里争得荣耀。作为下级官吏，本来有可以升迁的机会，却不肯稍微出卖自己的长处来求取上官的提拔，由此可以知道他坚守正道、修养自身的品格。陈君有这样的儿子，也是一位贤能的长者。我既然了解岩夫，却遗憾不能登上这座亭子，前去拜访陈君，同时也借此认识那个地方的长者。又嘉许岩夫果然能够使乡里获得荣耀，因此用“荣乡”来命名这座亭子，并把这件事记下来。李秀才东园亭记【欧阳修】我的朋友李公佐在住宅东园中有一座亭子，今年春天寄信到洛阳，让我为它作记。李氏世代居住在随州。随州在春秋时期号称汉东大国，是鲁桓公的后代；后来楚国开始强盛，随州靠近楚国，常常与楚国成为交战之国，互有胜败。然而奇怪的是，它的山川土地既没有高深雄壮厚重的形势，疆域的广度又和郧、蓼相接，只有一二百里，并没有古代强大诸侯的制度，却能成为大国，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春秋时代，它从未同中原诸国通盟、会盟、朝聘，僖公二年才见于经书，而且是因讨伐而被记载；到哀公元年才约集诸侯会盟一次，随后便很少出现了。它偏僻地处荆蛮之间，大概在蒲骚、郧、蓼这些小国之间，只是显得特别大而已。因此到了今天，虽然名义上是藩镇，实际上只是下等州；山泽所产没有优良材料，土地所贡没有上等物品。朝廷的达官贵人从闽地边远地区和岭南边境出来而显达的，往往都是这些地方的人；而随州靠近天子千里之内，近一百年间竟没有出一个士人，难道它的闭塞、贫困、浅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吗？我年轻时因粮食问题来到江南，在这里居住过，能够说出它的风土：土地既贫瘠枯竭，百姓供养生活也不宽裕，即使丰年，大族和积蓄丰厚的人家，也从来没有树林池沼的游乐，用来作为一年四时闲暇时的嬉游。只有城南李氏是著名的大姓，家中藏书很多，用学习来教育子孙。我小时候和李家孩子们在他们家玩耍，看见李家正在整治东园，四处寻找美好的花草，一株株亲手栽种，巡视并培土护树，天天往返园中，十分勤勉。李氏去世后，公佐继承家业，又在园中建造亭子，更加修整先人留下的事业。我长大后也不再到他家去，后来离开这里客居汉水、沔水之间，又游历京师，过了很久才回来。再次经过城南时，公佐带我登亭；向周围看去，正是童年时我所见的地方：树木的萌蘖已经抱合成昔日树木那样粗大，树桩旁萌出的草木已经茂盛，丛生的根芽如今也已经结果。问起当年一起游玩的孩子，已经有了和我童年年龄相仿的孩子。我们共同回算过去的时间，距今已经过了七个闰年。然而往事恍惚如同前一天，我于是感叹徘徊，不能离去。唉！我正在仕宦道路上奔波，不知道再次来到城南、登上这座亭子还要经过几个闰年；即使有幸再次到来，东园中的事物又会改变多少呢？想来亭子的梁木大概已经蛀坏，瓦砖大概已经漏水，石头上的东西大概已经剥蚀了吧？随州虽然鄙陋，又不是我的故乡，但它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怎么能对随州没有感情呢？公佐好学而有品行，乡里人都推重他；他和我成为朋友，大概是在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苏氏族谱亭记【苏洵】我听说过普通人却能教化乡里人的事。国家有君主，城邑有大夫，发生争讼的人都到他们门下申诉；乡里有庠，里中有学校，求学行道的人都到他们家去。乡里有人在家中做了不善之事，父兄总是相互恐惧地说：“我们先生恐怕要听说这件事了。”唉，那个人究竟修养了什么，才能得到这样的声望呢？想来他的积累有本有末，而施行教化有先后次序吧？如今我们族人还穿丧服相联系的不过一百人，每年举行蜡祭、社祭时不能彼此尽情欢乐、亲爱和洽，稍远一些的甚至互不往来，这样就无法向乡党邻里显示我们的风尚。于是我编写《苏氏族谱》，在高祖墓地的西南建亭，并把族规刻在石上。完成后告诉族人说：“凡是在族谱中的人，死了一定要报丧；举行冠礼、娶妻一定要告知；年幼而成为孤儿，就由年长者抚养成人；贫穷而无所归依，就由富裕者收养。不能这样做的，是族人共同讥笑责备的对象。”每年正月，族人一同到墓下拜祭。祭祀完毕，排列坐在亭中。年长者回头看着年轻人叹息说：“你们已经赶不上亲眼见到我们乡邻风俗美好的时代了。自从我年轻时，看见有人做不义之事，众人就一同厌恶他，如同看见怪物一样，战栗不安。后来风气稍有衰落，大家还会一同嘲笑这种人；

译如今却只是彼此安然接受罢了。这种变化是从某个人开始的。这个某人，是乡里的名望人物，却大大败坏了我们的风俗。因此，他诱导别人堕落很快，造成的祸害很深。自从这个人驱逐哥哥留下的孤儿而不加怜恤，骨肉亲情就变得淡薄；自从这个人多占先人的财产田地、欺负各房孤儿，孝悌的行为就有了缺失；自从这个人被各房孤儿告上官府，礼义的节操就废弛了；自从这个人让妾凌驾于妻子之上，嫡庶的区别就混乱了；自从这个人沉溺于声色，父子混杂居处，喧闹而没有严肃的规矩，家庭内的治理就混乱了；自从这个人贪求财物没有满足，只把富有的人看作贤能，防止无耻行为的道路就被堵塞了。这六种行为，是我们过去所说的极大羞耻、不能容忍的行为。如今无知的人却都说：‘某人是什么人？他尚且这样做。’他的车马显赫，婢妾美丽，足以动摇迷惑乡里的小人；他的官爵和财势足以撼动州府县衙；他的矫饰欺诈和修饰言辞足以欺骗蒙蔽君子。他就是州里最大的盗贼。我不敢把这些话告诉乡人，只私下用来告诫族人。凡是略微有这个人的一种行为，希望不要走过我家的门。”我听了这些话，既害怕又请求把它写下来。老人说：“把事情写下来，却删去他的姓名，使别人看见时不知道说的是谁，而那个人自己看见时却面红耳热、内心惭愧，流汗而吃不下饭。”这样既不公开彰显他的姓名，或许他会有所悔悟吧？我说：“是的。”于是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喜雨亭记【苏轼】这座亭子以雨命名，是为了记载喜悦。古人遇到喜事就用它来给事物命名，表示不忘。周公得到嘉禾，用它命名自己的书；汉武帝得到宝鼎，用它命名年号；叔孙战胜狄人，用它给儿子命名。他们所得到的喜事大小不同，但表示不忘这一点是相同的。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修治官舍，在堂屋北面建亭，在堂屋南面开凿池塘，引水种树，把那里作为休息的地方。这年春天，岐山南面降下麦雨，卜占认为将有丰年。后来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正为此忧虑。过了三个月，到乙卯日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认为还不够；丁卯日下了大雨，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庭院中共同庆贺，商人们在市场上共同歌唱，农夫们在田野里共同欢喜。忧愁的人因此快乐，生病的人因此痊愈，而我的亭子恰好也建成了。于是我在亭上举酒，向宾客劝酒并告诉他们说：“五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没有麦子。”“十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没有禾苗。”没有麦子、没有禾苗，一年将接连发生饥荒，诉讼就会大量兴起，盗贼也会更加猖獗；那么我和你们几位即使想在这座亭子里悠闲游乐，难道能够办到吗？如今上天没有遗弃这些百姓，刚开始旱就赐给他们雨，使我和你们几位能够共同在这座亭子里悠闲游乐，这全都是雨的恩赐，难道又可以忘记吗？既然已经用雨给亭子命名，又作歌唱道：“假如上天降下珍珠，寒冷的人也不能把它做成短衣；假如上天降下美玉，饥饿的人也不能把它当作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太守！”太守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把它归于天子。天子说：“不是这样。”于是把功劳归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而归给苍穹。苍穹幽深无声，无法给它命名，所以我用“喜雨”来命名我的亭子。放鹤亭记【苏轼】熙宁十年秋天，彭城发大水。云龙山人张君的草堂，水淹到了半扇门那么高。第二年春天，水退了，他把居所迁到旧居东面、东山脚下的地方。登高远望，发现一处奇异的境地，便在上面建亭。彭城的山，冈岭四面环合，隐约像一个大圆环，唯独西面缺了一处；山人的亭子正好对着这个缺口。春夏交替时，草木高耸接天；秋冬之际，雪和月光使千里景色浑然一色。风雨昏明之间，俯仰左右，景象千变万化。山人有两只鹤，十分驯顺而且善于飞翔。早晨就望着西山的缺口把鹤放出去，任它们飞到哪里：有时立在池塘田地之间，有时飞翔到云层之上；傍晚便沿东山飞回来。因此给亭子命名为“放鹤亭”。郡守苏轼有时带着宾客和僚吏前往，看见山人在这座亭中饮酒，便为他的快乐而高兴。他向山人作揖并告诉他说：“您知道隐居的快乐吗？即使面南而王的君主，也不能拿它来交换。”《易经》说：“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幼鹤应声和鸣。”《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大概鹤这种动物清雅深远、闲适放达，超然于尘世污垢之外，所以《易经》和《诗经》的作者都用它来比喻贤人君子；有隐德的士人亲近并玩赏它，似乎应当只有益处而没有损害。然而卫懿公喜爱鹤，却因此亡了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都以酒足以使人荒废迷惑、败坏混乱来告诫人们，没有什么像酒这样；可是刘伶、阮籍一类人，却借此保全自己的真性，并使名声流传后世。唉！面南而王的君主，即使喜爱像鹤一样清雅深远、闲适放达的事物，也尚且不能这样做。喜爱它就会亡国；而隐居山林、逃避尘世的士人，即使喜爱像酒一样能使人荒惑败乱的事物，也仍然不会造成祸害，更何况是放鹤呢？由此看来，他们的快乐不能相提并论。山人欣然笑着说：“确实如此！”于是作《放鹤》《招鹤》之歌说：鹤飞去了啊，飞向西山的缺口。高高飞翔又向下俯看啊，选择自己适宜的地方。忽然收拢翅膀，仿佛要降落啊，突然看见了什么？又振翅高飞。独自在整天的山涧峡谷之间啊，啄食青苔，踩踏白石。鹤飞回来了啊，飞向东山的北面。山下有一个人啊，戴着黄冠、穿着草鞋，身穿葛衣，正在弹琴。他亲自耕种来养活自己啊，剩余的粮食拿来让你吃饱。回来吧，回来吧啊，西山不可以长久停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墨妙亭记【苏轼】

译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人孙莘老从广德调任吴兴太守。第二年二月，他在府第北面、逍遥堂东面建造墨妙亭，把吴兴境内自汉代以来的古文遗刻全部搜集来充实其中。吴兴从东晋以来就是优美的地方，号称山水清远；当地百姓依靠鱼、稻、蒲、莲的利益而生活富足，要求少而且不争，除非有特别的事务，宾客一般不会到这里来。因此历任郡守大多以吟风啸咏、投壶饮酒为事。自孙莘老到任后，恰逢一年大水，上等田地都没有收成，湖区百姓大饥荒，将要相率逃亡。孙莘老大力开仓赈济，劝导富户分财，亲自抚慰巡行，慰劳招徕都出于至诚；富裕有余粮的人家全都争相拿出粮食来帮助官府，救活的人多得数不清。当时朝廷正改革政治、制定新法，使者往来频繁，认为孙莘老应当日夜办理文书、赶赴期限，不能再像旧日那样从容自得；可是孙莘老反而更加喜欢宾客，赋诗饮酒作为乐事，又利用闲暇搜罗散佚文献，得到前人的诗赋数百篇，编成《吴兴新集》。那些刻字尚存却倒卧、断裂、残缺在荒坡野草间的碑刻，也全都搜集到这座亭子中。这年十二月，我因公事来到湖州，周览之后感叹不已，孙莘老请求我作文作记。有人对我说：凡是有形之物最终都必然归于毁灭，依仗形体来求坚固的尤其不能长久；即使金石坚硬，也很快会改变败坏。至于功名文章，它们流传后世，还可以保存得相对久一些；如今却把它们托付给这些碑刻，是长久保存的东西反而要借助容易毁坏的东西。这样的做法已经是古人的迷惑，而孙莘老又将建造深檐大屋来把它们禁锢保存；推究这种意思，他岂不是近于不知道天命吗？我认为，知道天命的人一定先尽到人的努力，然后道理才能完备而没有遗憾。事物有形成就必然有毁坏，就像人有出生就必然有死亡，国家有兴盛就必然有灭亡。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君子保养身体时，凡是可以延长生命、推迟死亡的事情没有不做；治理国家时，凡是可以保存国家、挽救灭亡的事情没有不做，直到实在无可奈何才停止，这才叫知道天命。这座亭子的建造是非无须争辩，但其中的道理不能不辨明，所以我把这番说法完整记载下来，并把它的名称和事物列在下面。黄州快哉亭记【苏辙】长江流出西陵峡，才开始得到平地。江水奔腾纵放，浩大无边，向南汇合湘水、沅水，向北汇合汉水、沔水，水势更加盛大。到了赤壁之下，波涛漫流，仿佛与大海相连。清河人张梦得被贬居住在齐安，就在他居所的西南面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江流的壮美。我的兄长子瞻给它题名为“快哉”。大概从亭上望去，南北可达百里，东西约一舍之地；波涛汹涌，风云开合。白天，船只在亭前往来出没；夜晚，鱼龙在亭下悲鸣长啸。江流变化迅疾，令人心动目骇，不能长久注视。如今却能在几席之间把它尽情观赏，抬眼便可看个满足。向西望武昌群山，冈陵起伏，草木成行；云烟消散、太阳升起时，渔父樵夫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数清。这就是亭子使人感到快意的原因。至于长洲之滨、古城的废墟，曹孟德、孙仲谋曾在那里纵目相视，周瑜、陆逊曾在那里驰骋争战；他们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俗，也足以使世俗之人感到快意。从前楚襄王陪宋玉、景差在兰台宫游览，有一阵凉风飒然吹来，楚王敞开衣襟迎风，说：“这风真快意啊，是寡人能够同百姓共同享有的吗？”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罢了，百姓怎么能够同享呢？” 宋玉的话更有讽刺意味。风并没有雄风、雌风的区别，而人的遭遇却有得意和失意的变化。楚王感到快乐、百姓感到忧愁，都是人的遭遇不同罢了，风又有什么关系呢？士人生活在世上，如果内心不能自得，那么到哪里去不会感到忧患？如果内心坦然，不因外物损伤自己的本性，那么到哪里去不会感到快意？如今张君不把被贬当作忧患，窃取防守事务之外的余暇功劳，自由自在地放情山水之间，他的胸襟应当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使住在蓬草做门、破瓮作窗的简陋居处，也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何况还能洗濯于长江清流，迎揖西山白云，尽情享受耳目所能看到的美景，以自我适意呢？否则，连绵的山岭、幽深的峡谷，长长的树林、古老的树木，经清风吹拂、明月照耀，都是骚人诗士因此悲伤憔悴、不能承受的景物，哪里能看出它们有什么快乐呢？《道山亭记》【曾巩】闽地原来隶属于周朝。到了秦朝开发这片土地，把它列入中原版图，开始合并设置为闽中郡。它向西南以粤地的太末和吴地的豫章为通路。道路在闽地境内，陆路一出行便受困于两山之间，群山相连没有间断，经过好几个驿站才得到一块平地；小的设置为县，大的设置为州。然而四面望去仍然全是山。道路有时是迎面的陡坡，像攀援绳索；有时是垂直的山崖，像一根头发；有时是从不可测的溪流上方侧身曲折伸出的险径。到处石棱尖峭突出，必须选择落脚处才能迈步。背负货物的人即使是当地人，也要侧着脚才能前进；不是当地人，很少有不跌倒的。水路行船时，水都从高处奔向低处，石头交错突出其中，像树林耸立，又像士兵骑马遍野；上下延伸千里，看不见首尾。水流穿过石缝，有时横冲直缩、蜿蜒纠结，有时逆流奔走、向旁边飞射；形状像蚯蚓盘结，像雕镂的纹理，回旋如车轮，冲激如飞箭。船只逆流顺流行驶，都要寻找便利的水道，稍有差错便会撞破沉没。即使是当地临水而居的人，如果不是生来熟悉水性，也不敢把驾船当作自己的本领。这地方水陆道路的险阻就是如此。汉朝曾把这里的人迁置到江淮之间，使当地空虚，大概就是因为这里狭窄而多险阻；哪里是真的空虚呢？福州的治所设在侯官县，在闽地居中，就是所谓的闽中。

译这里在闽地中最为平坦，因为向四面展开的群山都很遥远，长江在南面，大海在东面。城内城外都是道路，道旁有沟渠，沟渠与潮汐相通，载货的船只昼夜不断地来到门前。山麓多有高大优良的树木，木匠大多技艺精良，人们以房屋高大华美互相夸耀，即使最贫穷的人也一定把住宅建得宽敞。佛教、道教的信徒，他们的寺观又特别壮盛。城中有三座山：西面叫闽山，东面叫九仙山，北面叫越王山。三山像鼎的三足一样耸立，依附三山修建的佛寺道观有几十、上百座，那些瑰奇诡异、不同寻常的形状，大概已经用尽了人的力量。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任此州长官，在闽山高峻险要的地方建了一座亭子。这里山川的胜景、城邑的广大、宫室的华美，不用离开席席之间，便可尽收四面景色。程公认为它位于江海之上，是登临观览的胜处，可以同道家所说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山相比，所以命名为“道山之亭”。闽地因为险阻而且遥远，所以做官的人常常害怕前往。程公能够利用这里的优越地势，寄托自己的耳目之乐，不仅忘却了路途遥远险阻，还将把自己的志趣提升到尘俗之外，他的志向多么壮盛啊！程公在此州以治理有方闻名，已经修整了城池，又修整了学校，余下的功绩又及于这座亭子。大概任期届满后，他调任广州，又被授予谏议大夫，继而授予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如今任越州知州。字公辟，名师。孟云。《凌虚台记》【苏轼】国家位于终南山脚下，按理说日常起居饮食都应当同山相接。四方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都邑中最华美的地方，没有比扶风更接近终南山的。以最接近的地方寻求最高的山，它的形势必然能够得到；可是太守居住的地方，却从来不知道有山。虽然这并不是事情得失的关键，但事物的道理中有不应如此的地方，这就是修筑凌虚台的原因。台还没有修筑时，太守陈公拄杖穿鞋在山下悠闲游走，看见从树林上方露出的山峰，一个接一个，像有人在墙外旅行，只露出头发髻，便说：“这里一定有奇异之处。”于是让工匠在台前挖成方池，用挖出的土筑堤，堤高到超过房屋的屋檐才停止。这样以后，登上台的人恍惚间不知道台子很高，反而以为是山峰跳跃奋发着从地面上冒出来。陈公说：“这应当命名为‘凌虚’。”便把此事告诉他的属官苏轼，请我写文章作记。苏轼答复陈公说：“事物的兴废、成毁，是无法预知的。从前这里是荒草野田，霜露覆盖，狐狸毒蛇藏身，那时哪里知道会有凌虚台呢？兴废成毁相互接替，永无穷尽，那么这座台子将来重新成为荒草野田，也同样无法预知。请试着同您登台远望：东面是秦穆公的祈年宫、橐泉宫，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宫、五柞宫，北面是隋朝的仁寿宫、唐朝的九成宫。” 计算它们各自在当时的盛况，宏伟杰出、奇异华丽、坚固而不可动摇，难道只是这座台子的百倍而已吗？然而几代以后，想寻求它们一点相似的遗迹，只有破瓦颓墙，已经没有一处留存，全都化为禾黍荆棘、丘墟田亩了，何况这座台子呢？台子尚且不足以凭借而长久存在，何况人事的得失，忽然来、忽然去呢？有人如果想以此向世人夸耀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值得凭恃的东西，但不在于台子的存亡。”已经把这些话告诉陈公后，我退下来为他写了这篇记。《超然台记》【苏轼】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之处，只要有可观赏之处，就都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不一定非要奇异瑰丽的东西不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瓜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饱。由此类推，我到哪里会不快乐呢？人之所以求福而躲避祸患，是因为认为福值得欢喜、祸值得悲伤。人的欲望没有穷尽，而外物能够满足欲望的却有限。美与丑在心中交战，取舍的选择又同时摆在眼前，于是可快乐的事常常少，可悲伤的事常常多，这就叫求取祸患、躲避福分。求祸避福，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只是外物已经把人的心困住了。那些只在外物之内游走、不能超出外物的人，并不是外物本身有大小不同；从外物内部观看，没有什么不显得高大。他们挟持着外物的高大来压迫我，于是我常常眼花心乱，反复观看，就像从缝隙中看人斗争，又哪里知道胜负究竟在哪里？因此美丑横生，忧乐由此产生，难道不可悲哀吗？我从钱塘调任胶西太守，舍弃船只的安适而承受车马奔劳，离开雕墙的华美而住进遮盖着杂木椽子的房屋，背离湖山的美景而行走在种桑种麻的田野。刚到的那天，连年歉收，盗贼遍野，诉讼充满，到斋厨一看空空荡荡，每天只能吃枸杞和菊花，人们本来都怀疑我不会快乐。在那里住了一年，我的面容反而更加丰满，头发中白的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民风淳朴，官吏百姓也安于我的拙朴。于是整治园圃，打扫庭院房舍，砍取安丘、高密的木材，用来修补破败之处，姑且使它完整。园子的北面，依靠城墙建成的台子原来就有，我稍加修缮，使它焕然一新。时常和众人一起登台游览，放开意趣，纵情游赏。向南望马耳山、常山，时隐时现，若近若远，几乎像有隐居的君子在那里；向东望是庐山，秦人卢敖曾从那里逃遁；向西望穆陵，隐约如同城郭，师尚父、齐威公留下的功业声迹仍有存留；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感慨长叹，追思淮阴侯的功劳，又哀悼他未能善终。台子高而稳固，深而明亮，夏天凉爽，冬天温暖。下雨下雪的早晨，有风有月的夜晚，我没有不在这里的时候，客人也没有不跟随的时候。采摘园中蔬菜，捕取池中鱼，酿造高粱酒，煮去皮粗米来吃，说：“游赏真快乐啊！”这时我的弟弟子由正好在济南，听说后作赋，并且给这座台子命名为“超然”，用来表明我无论到哪里都能快乐，大概是因为能够超然游于外物之外。《拟岘台记》【曾巩】

译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治理抚州的第二年，依城东角建了一座台供游览，并命名为“拟岘台”，说它山溪的形势像岘山。裴君多次同属官和寄居州中的宾客游览，有时独自来请我写记。起初，州城东面，城墙依凭大丘修建，护城壕依凭大溪开凿，城角又借着客土高出溪上。城外连绵的山、高大的丘陵、野生的树林、荒僻的溪流，远近高下，壮阔宏大、开张无边，奇异可喜的景观环绕着抚州东南，坐在这里便可以看见。然而雨水冲毁、积水损坏，许多景物被掩藏、弃置在荆棘丛和茂草之间，从来没有人靠近并喜爱它们。裴君发现这些景物后很高兴，增添砖石和泥土，修换破损残缺的地方，除去荆棘杂草，使高敞明朗的景色显露出来；四周围上横栏，盖上高大的屋脊，于是建成此台，以脱离尘埃浊气，隔绝烦扰喧嚣，升出云气之上而面对风雨。这样以后，溪流平缓的沙滩和漫流，微风与远处的声响，以及波浪汹涌、冲破山岭、拔起树木的奔放景象，直到高桅劲橹、沙鸟水兽上下浮沉，全都显现在脚下。山色苍翠、岩壁秀美，峰顶悬崖拔地而起，挟着日光云影逼近星辰。至于平坦的山冈和长长的陆地，虎豹蹲踞、龙蛇奔走，以及荒僻小路、丛聚的村落，树影幽暗，游人旅客时隐时现、前后相续的景象，也都收在席席之内。至于烟云聚散，日光出没，四季早晚，雨天晴天、明暗变化，各种不同的景象，即使看它也不会厌倦，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形态。有时饮酒的人酣畅淋漓，歌唱的人声情激烈；有时安静地观看、轻轻漫步，徘徊倚立。这样从耳目得到的快乐和从内心得到的快乐，虽然寄托快乐的方式不同，却都各自得到适合自己的满足。抚州不是交通要道，所以显贵之人和蓄积财货的商人不来游玩；良田很多，所以水旱灾害、蝗虫灾害很少；百姓乐于耕田植桑，能够自给自足，因此山谷中放牧的牛马不必收进栏里，郊野中堆积的五谷不必筑墙防护，安闲平静，不知道有击鼓警报、征召服役之事。裴君既依据当地风俗，以简约安静的方式治理，所以能够在闲暇时日休息，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这里。州中士人和百姓女子喜爱这里安定太平的生活，又得到游览观赏的美景，也将同他一起享受这种快乐。因此我为此写下这篇记。《文编》卷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五十七 明代唐顺之编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柳宗元】法华寺位于永州地势最高的地方，有个和尚叫觉照。觉照住在寺院西边的廊屋下，廊屋外有数万竿大竹，再向外山势便向下断绝；可是柴草、细竹交错丛生，遮蔽拥塞。我想把它们砍掉清除，那里一定会有景物显现。觉照对我说：“这片竹林下面有池塘和荷花，再远处有湘水流过和群山环绕。果真除去这些东西，视野就会开阔遥远。”于是命仆人拿刀斧，聚集起来砍伐。丛生的杂草倒下，各种景物都显露出来，空旷无边，苍茫开阔。天空因此显得更高，大地因此显得更加开阔，丘陵山谷的高峻、江湖水泽的广大，都仿佛有所增加扩展。这个地方的奇特景观，必定应该留给后人，不能让它空置。我当时被贬为州司马，是编外官员，心中没有事务，于是拿出官俸修建了这座亭子。它的高度和宽度，大约相当于两个方丈室。有人奇怪觉照住在这里，为什么早不这样做。我认为，从前的高僧早晨起来安坐，便足以观察空与色的真实，游历万物的始终；他的心照会更加寂静，他的觉悟会更加深广。那么从前遮挡视线的东西，果真是障碍吗？如今开辟出来的地方，果真就是开辟吗？所谓觉悟而能照见的人，我怎么知道他不是沿着这条道路达到的呢？难道不像我们这类人那样，拘拘执着于通达或阻塞、有或无的分别，从而使自己狭隘吗？有人说：“既然如此，就应当把它写下来。”于是我把它刻在石上。《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柳宗元】游览的适意，大体有两种：开阔和幽深，仅此而已。地势高峻险阻，走出幽闭郁塞，空旷辽远，适合开阔；到了小丘土阜之间，伏身于灌木杂草中，空间逼仄、曲折回合，适合幽深。依凭开阔之地，即使增加高台长阁，环绕日月星辰、登高俯瞰，风雨也不能损害它的敞亮；依凭幽深之地，即使增添茂树丛石，穹窿如洞穴山谷，茂密如林麓，也不能损害它的深邃。如今所说的东丘，正是适宜幽深的地方。起初它是佛龛外的弃置空地，我得到后把它整合起来，连接到大堂北边。凡是低洼、凹处、土丘、岸边的形状，都不废弃原来的样子；用茂密的竹子遮挡，以曲折的廊梁连接。种植桂树、桧树、松树、杉树、楩树、楠树，几乎三百株，又以美好的花草、奇美的石头加以点缀布置。俯身进入绿色繁茂、幽暗浓荫汇聚之处，脚步交错迂回，不知将走向哪里。温和的风不会使人燥热，清新的气息自然到来。水边亭子、狭小房舍，各处都有幽深的趣味。然而到这里来的人，往往把它太深邃当作缺点。唉！龙兴寺是永州的佳寺。登上高大的殿堂可以望见南极星，打开大门可以俯瞰湘江，这就是它的开阔之处。至于这座小丘，如果也要把它剥开铲平，那么我所说的游览有两种，岂不是会缺少一种，从而丧失这个地方本来适宜的特点吗？小丘幽静深远，可以在这里休息；小丘深邃幽暗，可以在这里观察玄妙。暑热湿气逃到小丘之下；天地和谐之气不迁不移，聚集在小丘之巅。这个小丘多么幽深啊，谁能同我一起游览？我没有召公那样的德行，害怕砍伐会殃及这里，所以写下此文，祈望后来的君子保护它。《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欧阳修】湘潭县药师院新修佛殿，是县民李迁所做的。李迁在江湖间经商，每年出外经商一次，收入有数千万。李迁谋划说：“百姓依靠劳作来生活。用力多、劳苦重的人，所得就丰厚；用力少、偷懒的人，所得就微薄。按照所得的丰厚或微薄，一定要看他用力的多少，使二者相称，然后各自享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才没有惭愧。读书人不是我的同类，至于工匠和农民，都是同我们一样的人。琢磨煎炼，调理筋骨、柔软皮革，这是工匠尽力劳作；砍伐锄削、平整土地，开沟耕作、种植庄稼，这是农民尽力劳作。这样以后，他们所得的都不过超过他们的劳苦。如今我却不是这样，只是侥幸遇到货物价格涨跌，随时权衡轻重，操纵奇货牟利，游荡嬉戏于江湖之上，用力极少却安逸，所得反而超过他们，我对他们感到惭愧。凡是有人诚信与我交易而不欺骗我，使我的斗、斛、权、衡公平而不超过我，在关市出入时不为难我，我能做什么呢？这些都在于上位者主持政事来庇护我。我用什么来报答呢？我听说佛教徒行善，其教法说：‘有人能够舍弃自己所有的财物来崇饰庄严佛事，我就暗中帮助他，凡有所求都能如愿。’于是我说：‘何不把我所得的财物用在这里施舍，以此报答他们？’ 而且也算是行善。”于是他得到这座寺院废弃的佛殿，把它修缮一新；又按照佛法塑造释迦佛和十六罗汉像，全都完备。总共花钱二十万，从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日开始，到三年二月甲寅日完成。这年秋天，我将赴夷陵，从真州借了他的船，行船停泊在浔阳，看见有人买了一块石头，磨治后装上船，便问他想用来做什么。他于是详细说了所做的事情，又说：“我想回去后请人记下开始建造的年月。”我看他的神色像是想请我写记却不敢开口。于是我认为他以经商为生，却知道用力少而获利多是侥幸；又知道在上位者庇护自己，便想着有所报答；回头看他所作所为，心志又趋向行善，这些都值得欣喜，于是为他写了这篇记。问起这座寺院最初修建的缘由和年月，他都无法说清。《明因大师塔记》【欧阳修】明因大师道诠，姓卫，是并州文水县百姓家的孩子。他出生于太平兴国辛巳年，死于明道癸酉年正月，享年五十三岁。他起初做童子，辞别家人，进入洛阳妙觉禅院，跟随真行大师惠璿学习佛法。咸平五年，他才除去俗姓、剃发，列入僧籍。过了二十四年，赐给紫衣，于是主持僧众。又过了四年，赐号明因，并兼领右街教门事务。他一共做了三十一年和尚，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子把他的遗骨葬在城南龙门山下。起初道诠还没有死时，我经过他的住处，问他年纪多大，他说：“五十二岁了。”我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说：“本来是太原的农家子弟。”于是同他谈道：“《诗经·唐风》说晋国本来是唐尧遗风的地方，百姓受到尧的德化。而且《诗经》多以俭朴来讽刺人，但晋地百姓勤于谋生，生活俭朴、厚重而纯正坚固，最能保存古代遗风。如今你能说说当地的风俗吗？当地民俗究竟怎样，确实像《诗经》所说的那样吗？《诗经》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了，那里还像《诗经》时代一样吗？还是也随着时代迁移变化了呢？”他说：“种麻来穿衣，用陶瓦器皿来吃饭，筑土为房，甘愿承受辛苦和淡薄的滋味。

译一年年耕作，每天积累，有余粮就挖窖收藏起来，通常千百年也不轻易拿出来。他们勤劳而俭朴，确实有古代遗风，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他又说：“我小时候听长辈说，晋地从春秋时就是强盛国家，到唐朝时也一同兴盛。世代作为北京；到朱氏拥有中原以后，后唐依靠并州成为强国，最终也建立王朝。后来晋祖又凭并州建立后晋，接着又建立后汉，遭逢时局变化，接连出现三位天子。刘崇父子又自行建国，因此百姓熟悉战争、运送军粮，死战劳苦，几百年不得休息。后来圣人出现，四方相继平定。有一天军队兵临城门，俘获继元而归，并州百姓这才受到政教，弃武务农，休息劳苦，成为太平时代的幸运。并州平定两年后，我才出生；幼年又依附佛门，出生时没有见过战争，长大也没有拿过农具；不穿麻衣，不吃瓦器中的粗食，不住土屋，不劳作收获却能安享休息，这是并州人的另一种幸运。”如今我老了，又患病，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我喜爱他说话质朴而详细，后来再次经过他的住处，却没有见到他。询问后得知：“已经死了。”我因此感到悲伤。等到他下葬时，他的弟子有人请我记述他的生平始末，于是把他平常对我说的话一并写下，并记明年月罢了。《彭州圆觉禅院记》【苏洵】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一定应当有在这里的快乐。居住在这里却不快乐，就不应当居住；居住而不快乐，既不快乐又不离开，是自欺，也是在欺骗上天。君子以享用俸禄却没有功劳为可耻，以穿着官服却不了解职责为可耻。所以居住而不快乐，我也不过吐出所吃的食物、脱下所穿的衣服，以逃避天下人的讥笑罢了。上天把形体赐给我，又让我用心来驾驭它。今天想去秦地，明天想去越地，天下谁能阻止我？所以居住而不快乐，既不快乐又不离开，就是连自己的心都不能驾驭形体，何况能驾驭别人呢？自唐代以来，天下士大夫争相把排斥佛教、道教当作言论，所以佛教徒想在士大夫中求得知遇，往往背叛自己的老师，以求得到我们的容纳；而士大夫也喜欢他们来投靠，以礼相待。灵师、文畅一类人，饮酒吃肉，用来同自己的教法断绝关系。唉！等你们回到父子身边、恢复自己的家庭，然后我才允许你们背叛老师。父子不能团聚、家庭不能恢复，却先背叛老师，这样的人一天也不能立足于天下。《传》说：臣子不能在外私交。季布忠于楚国，虽然不如萧何、韩信那样早有先见，但同丁公的反复相比，还是高明得多。我在京师时，彭州和尚保聪来求见我，非常殷勤。到了蜀地，听说他从京师回来，穿布衣、吃蔬食，给他的弟子做了若干年表率，而他所居住的圆觉院也治理得很好。有一天，他向我讲述先师平润的事迹，以及他的院子得名的缘由，请我写记。我赞许保聪没有为了讨好我而背叛老师，所以写道：彭州龙兴寺和尚平润讲解《圆觉经》有奇特因缘，寺院因此得名。寺院起初破败而没有修缮，平润来后，才得到一块空地建造堂宇。经过两位和尚，传到保聪；保聪又把邻近几间僧房并入寺院，才形成今天这样。谨作此记。《大悲阁记》【苏轼】大悲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变化身。观世音从听闻而觉悟，开始于听闻，进而能够达到无所听闻；开始于无所听闻，进而能够无所不闻。能够无所听闻，即使没有身体也可以；能够无所不闻，即使有千万亿个身体也可以。何况手和眼呢？然而，没有众多身体，就无法施展千万亿身体的作用；没有千万亿身体，也无法显示无身的极致。所以分散开来成为千万亿个身体，聚合起来成为八万四千只母陀罗手臂和八万四千只清净宝眼。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从前我曾观察过这种情形：我的头发数不胜数，身上的毛孔也数不胜数。牵动一根头发，头部就会随之转动；拔掉一根汗毛，身体就会随之变化。既然如此，所有头发都是我的头，所有毛孔都是我的身体。但它们虽然都是我的头，却不能发挥头部的作用；虽然都是我的身体，却不能具备身体的智慧，这是因为外物扰乱了它们。我将让世间人左手挥斧，右手拿削刀；眼睛数飞雁，耳朵配合鼓声的节拍；头向旁人点头，脚却辨认梯级。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有顾不上来的地方，何况千只手拿着不同东西、千只眼各自观看呢？等到我安闲静坐，心念凝聚沉静，清澈得像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在我面前，色、声、香、味交错接触着我的身体。我的心虽然不起分别念，但没有一样外物不能与之接触；一经接触，必定有相应的道理，这就是千手的伸出、千眼的运转。虽然还不能实际看见，但其中的道理已经具备。佛和菩萨也是如此：虽然一个身体不能成为两个佛，但一个佛能够遍及恒河沙数的诸国。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接触外物而不被扰乱，外物到来便能够应对。道理本来必然如此，又为什么唯独怀疑大悲菩萨呢？成都西南是大都护府，佛事最为兴盛，但还没有见过高大杰出的千手观音像。有位法师名叫敏行，能够阅读佛教内外经典，广泛通晓其中义理，想用如幻三昧成为一方的首领。于是用大块旃檀木雕刻菩萨像，端庄严整、精妙华丽，具备慈悲怜悯的性情。手臂交错伸出，有的开合，有的捧持，有的弹指，有的抚摩，千般姿态全都具备。每只手都有一只眼睛，没有一只手是妄自举动的。又建造大阁覆盖菩萨像，雄伟高峻，工程同佛像相称。都城百姓前来礼拜，因恭敬而生起觉悟。我游历四方二十多年了，虽然还没有能够归来，却想象可以看见那个地方。敏行派他的弟子法震来请我写文，说明其中的道理，并且作颂说：我观察世间人，只有两只眼睛、两条手臂，外物到来却不能应对，狂乱迷惑而不知所措。有人想要应对，便颠倒地思索筹划；思虑并不真实，同没有手眼没有区别。菩萨的千手千眼，同一手一眼的作用相同；外物到来，心也随之到来，从不经过思虑，按照应当应对的方式应对，没有不得当的。弓、白羽箭、剑、盾等各种器械，经卷以及香、花、钵、水、杨柳枝、珊瑚、大宝炬、白拂、朱藤杖，所遇到的无不拿持，所拿持的没有一样迟疑。为什么能够没有疑惑？因为我没有分别心。如果仍然有心，千只手就应当有千种心；一个人有千种心，内心彼此争夺，哪里还有空闲应对外物？千只手没有一颗分别心，每只手都各得其所。叩拜大悲尊者，愿您度脱一切众生，使众生都证得无心之法，都具备千手千眼。《大悲阁记》【苏轼】

译羊肉、猪肉用来作肴馔，五味用来调和，黍稻用来酿酒，曲和酒药用来制作，这是天下共同的做法。材料相同，水火的调配相等，寒暖燥湿的条件也一样；可是两个人制作出来，美好与恶劣却不相同，难道美好的效果不可以通过一定的数目和尺度取得吗？然而古代制定方法的人，从来没有遗漏这些数目和尺度。有能力的人依照这些数目便能取得精妙，没有能力的人遵循这些数目也能得到大略。它们的出处本来相同，只是有能有不能，于是精粗便显现出来。人们看见结果有两种，便想在数目之外求精妙，抛弃具体方法去追逐玄妙，说：“我知道酒食为什么美味，却把分量配比略去，舍弃度数，认为美味不在这些方面。”如果一概凭主观意念制作，那么不被人呕吐抛弃的东西就很少了。如今我们这些求学者的弊病也是这样。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室庙宇、服饰器物、冠礼婚礼、丧葬礼制，春秋时期的取舍，礼法所许可的、刑法所禁止的，历代兴废的原因，以及人的贤能与不肖，这些都是求学者应当竭力学习的。可是有人说：“这些都不值得学，应当学习那些不能写在书中、只能口头传授的东西。”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掌握的，这就可以称作好学了。” 古代的求学者，他们所不知道的和所掌握的，都可以一二数清，并且每天每月都能看出来。如今世上的求学者，他们所不知道的究竟是什么，所掌握的究竟又是什么呢？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由此看来，废弃学习而只是空想，是孔子所禁止的，却是当今世人所推崇的。难道只有我们求学者如此，连修佛的人也是这样。斋戒持守戒律，讲解诵读佛经，崇饰塔庙，这些都是佛教日夜教导人的事。然而有些佛教徒认为，斋戒持戒不如无心，讲诵佛经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他们内心无所用心，口中不说话，身体不做事，就只是吃饱饭后嬉游罢了，这是用“大”来欺骗佛法的人。杭州盐官安国寺的和尚居则，九岁出家，十年后得了重病，快要死时向佛发誓，愿终身持戒，并且塑造千手千眼观世音像，诵念他的名号千万遍。病愈后力量不足，便缩衣节食三十多年，一点一点积累，直到完成佛像。佛像高九仞，又建造四重高屋来安置它，请我写记。我曾经把这些话告诉东南士人，大概只有很少人听从；我唯独喜爱居则，勤苦从事实践，坚定意志、守持节操，老了也不衰退。他不同于那些以“大”欺骗佛法的人，所以为他写下此记，也借此勉励我们这些人的同道。《胜相院经藏记》【苏轼】元丰三年，岁在庚申，有位大比丘惟简，号宝月，在蜀地成都大圣慈寺原中和院修行如幻三摩钵提，寺院赐名胜相。经藏用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和各种香料庄严装饰。佛的言语和菩萨的言语构成一座大宝藏，从海中涌起；有大天龙背负着它出现，还有许多小龙纠结环绕。各种化身菩萨和护法神镇守门户，天魔鬼神各自拿着器物来抵御不祥。这些珍宝和诸佛弟子，光彩、声音、香气相互摩擦激荡，灿烂芬芳，玲珑曲折，生出各种形相，变化无穷；不借助言语，自然显现苦、空、无我等无量妙义。凡是看见、听见的人，随着各自根性不同，都有所获得。就像许多饥饿的人进入大粮仓，虽然还没有得到食物，却已经有了饱意；又像病人游历药市，闻到各种药香，疾病自然减轻；更能取米做成无碍饭，任意食用直到饱足，自然不会饥饿，又能取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疾病都有尽头，而药物无穷无尽，顷刻之间，便没有疾病需要治疗了。由于这种因缘，度脱了无量众生。当时凡是看见、听见的人，都争相捐献布施；富人出钱，壮人出力，巧人出技艺，都舍弃自己所爱以及各种烦恼习气，来成办佛事，求得脱离烦恼、浊恶、苦海。有一位居士，他的祖先是蜀人，同这位比丘有深厚因缘。他离开故国，流浪在江淮之间，听说这位比丘正在做这样的佛事，便想随着众人舍弃自己所爱和积习。他仔细查看自己的身体和住宅，寻找可以舍弃的东西，却完全没有一物，如同焦谷不会发芽、石女不会生子，甚至没有一根毫发可以舍弃。他私下想道：我如今只有从无始以来形成的烦恼习气和口业，妄言、绮语，议论古今是非成败。由于这种业力，我说出的话像钟磬声、黼黻纹章一样，悦耳赏目；就像善于赌博的人，天天有胜有负，自以为技艺高明，却不知道这正是业障。如今舍弃这种业，作一首宝藏偈，希望我现在作完这首偈以后，直到未来世，永远断除各种业障、客尘、妄想和理障；一切世间都无所取、无所舍，无所憎、无所爱，没有什么可行，也没有什么不可行。”当时这位居士向西叩首，吟诵偈言：我游历众宝山，看见了山，却看不见宝；岩谷和草木，虎豹以及龙蛇，虽然知道宝物所在，想要取它却无法得到。又有求宝的人，自称已经得到宝物，只看见宝物，却看不见山，也同样没有得到宝物。所以譬如梦中的人，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一旦知道是梦，所梦之境便随即消灭。只看见我而看不见梦，便把我当作觉悟，却不知道真正的觉悟是觉与梦两者都不存在。我观察这座大宝藏，就像用蜜来说明甜味，众生不能领会，所以又用甜味来说明蜜；甜和蜜互相说明，千劫也说不完。从蜜说到甘蔗、渣梨、橘子、柚子，说甜却得到酸，又说到咸、辛、苦，忽然反过来亲自品味，舌根便有了甜的感觉。我自己默默地明白，不烦劳再互相解说。我如今说这首偈，在道理上也还很遥远。正如眼睛自己能看见，眼睛却不是我所拥有的；应当有一个没有耳朵的人来听它，并非舌头在一弹指间说出，却能洗除我千劫的罪业。《中和胜相院记》【苏轼】

译佛道很难成就，说起来令人悲酸愁苦。最初学习佛道的人，都进入山林，踏过荆棘和毒蛇，赤身暴露于霜雪之中；有时割肉屠宰、焚烧烹煮，把肉喂给虎豹、鸟兽、蛟龙、蚊蚋，没有什么不做，吞食苦味、含着辛酸，经历百千万亿次生命，然后才能成就。做不到这些的人，也还要抛弃亲骨肉，穿麻布衣，吃草木果实，白天劳作来供应柴火、饮水、粪除之事，夜深拿着灯火熏香，侍奉老师如同侍奉活人；务必使身体消瘦劳苦，身、口、意没有不受禁戒的，大略有十条，详细内容数不胜数，终身念诵，睡觉吃饭时都能看见，做到这样才勉强可以称作沙门比丘。虽然名义上说是不耕作而食，但他们的劳苦卑辱远远超过农民工匠。计算其中利害，这不是侥幸求便的小民所喜欢的。如今为什么弃家、毁坏衣服、剃除毛发的人这样多呢？想来也有对他们便利的地方吧？寒天耕作、暑天锄草，官府又召集他们服役，百姓所忧患的事情，我都可以免除。我们老师所谓的戒律，是为愚昧而未通达的人设置的。像我这样的人，何必用它呢？只是除去其中的祸患，专门取得其中的利益，不过如此罢了。他们又爱惜和尚这个名号，整理荒唐的言说，整衣登座，泰然自若地回答问题，把这种人称作长老。我曾经探究过他们的言论，大抵只是务求说出不可知的东西，设置机关来应付敌人，隐藏形迹以防备失败困窘；一旦这样做，就推入浩荡茫然之中，使人无法捉摸，不过如此罢了。我游历四方，见到他们便反复诘问、使他们困窘，推测他们准备逃避的地方，预先堵住道路，往往弄得他们面红耳赤。然而既然已经选择了这种道路，情势上不能用恶言反驳我，便笑着说：“这是外道魔人。”我对和尚轻慢侮辱、不予相信，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宝月大师惟简，竟然拿他所居院落的本末，请我写记，难道不是荒谬吗？但是我早年初游成都时，见到文雅大师惟度，器宇洒落可爱，是个浑厚的人，能够讲述唐末五代传记没有记载的事情，因此同他交游很熟。惟简是他的同门友人。惟简为人精明敏捷，超过常人，侍奉佛、整顿僧众，谨慎严肃得像官府。这两位和尚都是我所喜爱的人；而且这座院里还有唐僖宗皇帝的画像，以及他的文武从官七十五人。他们奔走逃亡、丧失国土，以及国家将要灭亡却没有立即灭亡的情状，已经足以令人感慨长叹；画像又都精妙绝伦、冠绝当世，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我勉强写下这篇记。最初居住在这里的是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到第六代，就是惟度和惟简。惟简姓苏，是眉山人，是我的远房宗亲。如今主持这座院子，而惟度已经去世了。《清风阁记》【苏轼】文慧大师应符住在成都玉谿上，在那里建了一座阁，题名为“清风”，写信来请求我作一篇记文。信来五次，越来越恳切，我无法推辞，便故意用佛家的话问他说：“所谓身体，是你寄居的地方；所谓阁，是你寄托所寄托之物的地方。身体和阁，你都不能真正拥有，那么名称又施加给谁呢？名称既无处施加，又何必作记呢？”虽然如此，我还是替你放下心意、遗弃形体而勉强说这些话，你也放下心意、遗弃形体而勉强听这些话。树木生长在山上，水流入深渊，山和深渊尚且都不能算是自己所有，人却把它们据为己有，不也很迷惑吗？天地相互摩擦，虚空同有形之物相互推荡，于是风便产生了。想抓住它却抓不住，追赶它也赶不上。你建造居室并给它命名，我又替你作记，不也是大大的迷惑吗？即使如此，世人所谓拥有而不感到迷惑的事，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也可以叫作拥有，那么即使说你拥有这风也可以；即使你建造居室并给它命名，我又替你作记，也可以，并不算迷惑。风从苍茫之间兴起，在山泽间徘徊，在城郭道路间激荡飞越，缓缓地流动、泛漾在你的轩窗、栏楯和帷幔之间，久久不去。你倚着几案观察它，或许也会有所领悟吧？力量产生于受激发之处，却不是自己制造力量，所以不劳累；形态产生于所遇之物，却不是自己制造形态，所以没有穷尽。请试着从这个道理来观察它。《分宁县云峰院记》【曾巩】分宁人勤于谋生，却吝于施舍；轻视道义，却喜欢争斗，这是当地的风俗。从府城到达分宁县有五百里，县在山谷的尽头。当地人经营农桑事务，通常几口人家只留一人守屋、送饭，其余人全都在田里。田地有高有低，有瘠有肥，因地制宜地杂种五谷，没有荒废的土地。妇女们养蚕织布从不懈怠；茶、盐、蜜、纸、竹、箭材、芦苇等货物，无论细小还是巨大，都有人加工，无不竭尽自身的力气。他们勤劳到这种程度。富人兼并田地达千亩，粮仓充实，钱财藏到多年也不动用；然而看见捐出一文钱就能救人性命，却宁愿人死也不肯捐钱。他们对于施舍是怎样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不能因为像稊米那样微小的利益而稍有让步，父子、兄弟、夫妻相互离弃，如同下棋一般。对自己的亲人尚且如此，对道义厚薄的态度也就可知了。长幼相互挨坐，乡里之间聚集谈论法律的意图；稍有小小过失，便互相告发；结党营私，捏造事情，托人说情，以动摇官府的视听。严重的还刻制金属、木头的印章，摹写文书来欺骗官吏。站在县衙门下，变造伪诈的事情一天之中就会出现成百上千件。所以即使遭受鞭打、杖责、徒刑、死刑，也前后相接，却没有一件能使他们真正放在心上。他们喜欢争讼，难道是其他州县能比的吗？百姓虽然勤劳，却习惯于这样做，渐渐深入骨髓。因此贤能的县令、县长和佐吏接连任职，也常常忧虑这种风俗不容易治理教化、使之改变。云峰院在县城最西边的边界上，没有登记在图籍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建立。景德三年，乡里的僧人道常治理这座院子并加以扩建。门窗幽静深邃，殿堂寝室高大整齐，供客人居住的房屋、斋堂、厨房、仓库和库房分列在两旁。佛寺所用的铙、鼓、鱼、螺、钟、磬等成套器物，一百种器具都齐备完好。我听说道常气度体魄伟岸，虽然考察他的学问及其归宿，还不能说完全合乎道义；但是经营生计的事情并不废弃，他的勤劳也符合当地风俗。有了多余财物，便立即散发出去，从不因积少成多而吝惜。他乐于过清淡简朴、没有牵累的生活，似乎又能独自胜过当地人吝于施舍、喜欢争斗的心态，这一点是可以称道的。有人说：“假使这个人不沉溺于自己的学问，最终完全合乎道义，那么在全县人中卓然出众的，必定是道常吗？”这件事我还不敢肯定。庆历三年九月，他和弟子商量说：“我清除蓬蒿荻草来修治这座院子，没想到竟能建成这样。如今我老了，恐怕默默无闻地消失，使后人无法知道；我们共同谋划，把文字写成，买石刻下，让它永远和这座院子一同流传，是否可以？”众人都说可以。于是推举他的弟子子思来请我作记，我便前来，没有推辞，申述其中值得称道的地方，赞美嘉奖道常，使它刻石展示给县中人看，也希望借此有所激励。《庐山文殊像现瑞记》【王安石】

译番阳人刘定曾经登上庐山，来到文殊金像沉没的山谷，看到光明云气等祥瑞景象。他把图画拿给临川王某看，请求我记述这件事。我说：“以有来观察空，所谓空也是幻；以空空来观察有，所谓幻也成了实。幻和实果真有区别吗？既然如此，像你所看到的事情，可以记，也可以不记。那么记和不记果真也有区别吗？”虽然如此，你既然已经把它画下来了，我也不能不作记。刘定在熙宁元年四月十日、熙宁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看到这些景象。我在元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作记。《游黄溪记》【柳宗元】向北到晋地，向西到豳地，向东直到吴地，向南到楚越交界之处，这一带以山水著名的州有数百个，永州最好。环绕永州州治，向北一百里到浯溪，向西到湘江的源头，向南到泷泉，向东到黄溪、东屯。这一带以山水著名的村落也有数百个，黄溪最好。黄溪距州治七十里，从东屯向南走六百步到黄神祠。祠堂上方，两座山像墙一样耸立，仿佛丹青绘成的花叶成排并植，随山势一起升降；山势缺口处便成为陡峭的崖壁和岩窟。水中全是小石子平铺着。由黄神祠向上涉水八十步到初潭，景色最为奇丽，几乎无法形容。大略像剖开的巨大瓮器，侧立千尺，溪水汇聚于此。青黑色的水像膏脂般停蓄，流来时如白虹，深沉寂静无声。有几百条鱼正从石头下面游来。向南再走一百步到第二潭。石头都高高耸立在深流旁边，像人的下颏、面颊和牙床。潭下大石分散排列，可以坐在那里饮食。有一种鸟红头黑翅，大小像天鹅，正面向东方站立。从这里再向南走几里，地势全都相似；树木更加粗壮，石头更加瘦削，水声都铿锵作响。再向南走一里到大冥川，山势舒展，水流缓慢，有田地。黄神最初作为人时，就居住在这里。传说说：“黄神姓王，是王莽时代的人。” 王莽死后，黄神改称黄氏，逃到这里，选择深邃险峻的地方潜居。起初王莽曾说：“我是黄帝、虞舜的后代，所以给我的女儿称作黄皇室主。”黄与王的读音相近，而且又有这样的本源，因此传说也更加得到验证。黄神居住在这里以后，百姓都安定下来，认为他有道；他死后，人们便用俎豆祭祀他，为他建立祠堂。后来祠堂逐渐迁到靠近百姓的地方，现在的祠堂在山的北面、溪水之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回来以后写下这篇记，来启发后来喜爱游览的人。《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自从我成为获罪受辱的人，居住在这个州，始终忧惧不安。遇到空闲时间，便缓步而行，漫无目的地游览。每天和同伴登上高山，进入深林，走尽曲折的溪流，幽深的泉水、奇异的石头，无论多远都没有不到的。到了那里就拨开草坐下，倒尽壶中的酒喝醉。醉了便互相枕着睡卧，心意所到之处，梦也和它一样。醒来便起身，起身便回来。我以为这个州所有山中有奇异景色的地方，都已经被我游遍了，却始终不知道西山的奇特。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因坐在法华西亭，望见西山，才开始觉得它奇异。于是命令仆人渡过湘江，沿着染溪前行，砍去丛生的荆棘，烧掉茅草，直到登上山的最高处才停止。攀援而上，张开两腿坐着远望，只见几个州的土地全都在座席之下。它们高低起伏的形势，有的像张开的山谷，有的像低洼之地，有的像蚁垤，有的像洞穴；方圆尺寸之内竟可见千里，山地聚集、紧缩、层层堆积，没有什么能够逃脱隐藏。青山环绕，白云缭绕，远处同天际相接，四面望去全都一样。这样以后才知道这座山突出独立，不与小土丘同类；它悠远无边，与浩荡元气同在，没有谁能找到它的边际；它广大盛大，与造物者同游，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举起酒杯斟满，颓然醉倒，不知道太阳已经落山。苍茫的暮色从远处到来，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却仍然不想回去。我的心凝聚不动，形体仿佛得到解脱，与万物的变化融合为一。这样以后才知道我先前根本没有真正游览过，真正的游览从这座西山开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这一年是元和四年。《钴鉧潭记》【柳宗元】钴鉧潭在西山的西面

译。起初大概是冉水从南面奔腾而来，冲到山石上，曲折地向东流。水流上游和下游的地势险峻，冲击越来越猛烈，侵蚀河岸，因此潭边宽而中间深，直到全是石头的地方才停止。水沫旋转成轮，然后才缓缓流行。水清而平的地方将近十亩，四周有树木，还有泉水悬挂而下。潭上有居住的人，因为我屡次来游览，有一天敲门告诉我说：“我承受不了官租和私人债券堆积的负担，已经砍除山上的草木，准备迁居，希望把潭上的田地卖掉换钱，以暂缓祸患。”我很高兴，便照他的话做了，于是增高潭台，延伸栏杆，使泉水从高处落入潭中，发出潨潨的声响。尤其适合在中秋观月，在这里可以看见天空的高远和空气的开阔。是什么使我乐于居住在夷地而忘却故乡的呢？难道不是这座潭吗？《钴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发现西山八天以后，我寻找山口向西北走了二百步，又发现了钴鉧潭。向西二十五步，在水流湍急而深的地方，有一座拦水捕鱼的鱼梁。鱼梁上面有一座小丘，生长着竹子和树木。那些突兀暴起、俯仰曲折，从土中冲出、争相呈现奇异形状的石头，几乎数也数不清。那些弯曲相叠向下的，像牛马在溪边饮水；那些冲起、像角一样排列向上的，像熊罴登山。小丘很小，不到一亩大，几乎可以用笼子把它整个罩住。询问它的主人，说是唐氏丢弃的土地，卖出去却没有人买。问价钱，说：“只要四百多。”我怜惜它，便买下了。李深源、元克己当时也一同游览，都高兴得出乎意料，立即各自取来器具，铲除杂草，砍去坏树，放火烧掉。好树挺立出来，美竹显露出来，奇石显现出来。从中间向外望去，山的高耸、云的浮动、溪水的流淌、鸟兽鱼类的游动，全都欣欣然回旋变幻、展示技巧，来向这座小丘呈献它们的美。躺在枕席上，清冷的景象与眼睛相会，潺潺的声音与耳朵相会，悠远空旷的境界与精神相会，深沉寂静的气氛与心灵相会。不到十天，就发现了两处奇异的地方，即使古代喜好游览的人，也有可能没能到达这里。唉！凭借这座小丘的美景，如果把它放在沣、镐、鄠、杜一带，那么贵游子弟争着购买，每天加价千金，反而更加无法得到。如今这座小丘被弃置在这个州，农夫和渔父经过它都觉得鄙陋，标价四百多钱，连年也卖不出去，而我和深源、克己却独自庆幸得到它；难道它果真是遭遇不凡吗？把这些话写在石上，是为了庆贺这座小丘终于得到知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步，隔着竹林，听到水声，像玉佩玉环碰撞的声音，心里很喜欢它。砍倒竹子开出道路，向下看见一个小潭，潭水格外清澈寒冽。潭底全是石头，靠近岸边的石底翻卷着露出来，形成坻、屿、嵁、岩。青翠的树木和藤蔓，覆盖、缠绕、摇曳、连接在一起，参差不齐地披散着。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都像在空中游动，没有什么依托。阳光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映布在石头上，静止不动；忽然又向远处游去，来来往往轻快迅疾，好像在和游人相互取乐。向潭的西南方望去，溪流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样蜿蜒，时隐时现。溪岸的形状像狗牙一样参差交错，无法知道它的源头。坐在潭边，四面被竹子和树木环绕，寂静空旷，没有人迹，使精神凄清、肌骨寒冷，幽静深沉，令人忧伤。因为这里的环境过于清冷，不能长久停留，于是记下它便离开了。同游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玄，跟随我们来的还有崔氏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恕己，一个叫奉一。《袁家渴记》【柳宗元】从冉溪向西南沿水路走十里，山水中值得观赏的地方有五处，没有能比得上钴鉧潭的。从溪口向西走陆路，值得观赏的地方有八九处，没有能比得上西山的。从朝阳岩向东南沿水路到芜江，值得观赏的地方有三处，没有能比得上袁家渴的。这些都是永州境内幽深秀丽、奇特的地方。楚越之间的方言，把水流回旋的地方叫作“渴”，读音像衣褐的“褐”。渴的上游与南馆的高山相合，下游与百家濑相接。其中有重叠的洲岛和小溪，清澈的深潭、浅滩，彼此间隔，

译曲折交错；平缓处的水深黑，陡峭处的水沸腾般洁白。船行到仿佛已经走到尽头的地方，忽然又出现无边的水面。有小山露出水面，山中全是美石。石头上生长着青翠的草丛，冬夏常常茂盛。旁边有许多岩洞，下面有许多白色砾石。树木多是枫、楠、石楠、楩、槠、樟、柚，草则有兰、芷；又有一种奇异的花草，像合欢而蔓生，纠缠在水石之间。每当风从四面山上吹下来，便震动大树，吹伏众草，使纷纷的红花、惊动的绿叶交相错落，浓郁的香气冲击水涛、回旋的急流，退聚在溪谷中，摇曳着繁茂的枝叶，随时令推移变化。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我无法穷尽它的形态。永州人从未到这里游览，我发现了它，不敢独自占有，便出来把它传给世人。这个地方世代由袁氏掌管，所以用它命名。《石渠记》【柳宗元】

译从袁家渴向西南走不到一百步，发现了石渠，百姓在上面架桥。有一股泉水幽幽流淌，声音忽大忽小。石渠的宽度，有时一咫，有时两咫；长度大约十多步。水流冲到大石上，潜伏着从石下流出，越过石头向前，便有一个石洼，菖蒲覆盖着它，四周青翠鲜明。水流又折向西行，从旁边陷入岩石下，向北流入小潭。小潭方圆不到百尺，清澈深邃，里面有许多鯈鱼。水又向北曲折蜿蜒，好像没有尽头，最后却流入袁家渴。渠旁全是奇形怪状的石头和树木，奇异的花草、美丽的竹子，可以排列坐下在这里休息。风吹动树梢，声韵震荡山谷。看它已经觉得幽静，听它时才感到声音传得遥远。我跟随州牧发现了这里，清除遮蔽和腐朽之物，疏通泥土石块；既加高了水道，又烧掉阻塞物；既分流了水，又使水流充盈。惋惜它从来没有被传述，所以把它所属的情况逐一记下，留给当地人，刻写在石渠的南面，使后来喜爱奇景的人寻找它时，能够更容易找到。元和七年正月八日，我疏通石渠直到大石；十月十九日，越过大石发现石洼小潭，石渠的美景到这时才算穷尽。《石涧记》【柳宗元】石渠的景致已经探寻完毕，向上经过桥向西北走下去，土山的北面，百姓又架了一座桥。这里的水量比石渠大三倍。横亘的石头作水底，一直连接到两岸，像床，像厅堂，像铺陈的筵席，又像隔断内外深处的门槛。水平铺在石头上，水流像织出的花纹，声响像弹奏琴瑟。提起衣服、赤脚走去，折竹子扫除积叶，排开腐木，可以排列安放十八九张胡床。交错汇聚的水流、撞击激荡的声音，都在石床下面。翠羽般的树木、龙鳞般的石头，均在上面投下阴影。古代的人，难道也曾以此为乐吗？后世来这里的人，有谁能够追随我的足迹呢？发现这处胜景的日子，和发现石渠是同一天。从袁家渴来的人，先经过石渠，后经过石涧；从百家濑上游来的人，先经过石涧，后经过石渠。石涧可以探寻到底的地方，都在石城村东南。其间值得游乐的地方，有好几处。上面是深山幽林，越往上山势越陡，道路越险越窄，无法穷尽。《小石城山记》【柳宗元】从西山道口径直向北走，越过黄茅岭下山，有两条路。一条向西伸展，寻找却没有得到什么；另一条稍向北再向东走，不过四十丈，土层断开，溪流分叉。有堆积的石头横在尽头，上面形成像城墙女墙、屋梁椽檩的形状，旁边突出如堡垒，有的地方像门。向里面窥看，一片漆黑，投进小石头，洞中传来水声。那声音激越响亮，很久才停止。环绕着山石可以登上去，远望景色极远。没有土壤，却生长着美好的树木和竹子，越发奇异而坚固。它们疏密相间、俯仰错落，好像是有智慧的人精心安排的。唉！我怀疑造物者是否存在已经很久了，到了这里更加认为他确实存在；又奇怪他为什么不在中原造就这样的景物，却把它排列在夷狄之地，经历千百年也不能让人赏识自己的技艺，这实在是劳苦而无用。神明如果不应当如此，那么造物者果真不存在吗？有人说，是为了安慰那些贤能却受辱于此地的人；有人说，是这里的灵秀之气，不为伟大的人物所用，却独自造就了这些事物。所以楚地南部人口少而石头多。这两种说法，我都没有相信。《菱溪石记》【欧阳修】菱溪的石头有六块，其中四块被人取走，一块稍小而尤其奇异，也被藏在百姓家里；最大的一块横卧在溪边，因为难以搬动，所以独自保存下来。每年寒霜降落、水流干涸而石头露出时，溪边的人看见它奇怪，往往祭祀它，把它当作神。菱溪按图籍和经书都没有记载，唐会昌年间，刺史李濆作《荇溪记》，说水源出自永阳岭西，经皇道山下；按地理寻找，今天已经没有所谓荇溪了。向滁州人询问，他们说这条溪就是荇溪。杨行密占有淮南时，淮人为避讳他的嫌名，把“荇”改作“菱”，这道理或许是这样的。溪边好像还有遗址，据说是故将刘金的住宅，所以这块石头就是刘氏的旧物。刘金是伪吴时期的贵将，和杨行密一起在合淝起兵，被称为三十六英雄之一，刘金便是其中之一。刘金本是武夫悍卒，却能够懂得爱护、赏玩奇异之物，像女子儿童一样喜爱它们，难道不是因为身逢乱世，功成志得，便骄纵于富贵的安逸欲望而造成的吗？想来他的池塘台榭、奇树异草，和这块石头相称，也算一时的盛况吧！如今刘氏的后代散落成为普通百姓，仍有居住在溪边的。我感慨人物的兴衰，惋惜这件可爱的东西被弃置，于是用三头牛把它拖到幽谷中；又寻找那块小石头，从白塔百姓朱氏家得到，便把两块石头分别立在亭子的南北。亭子背靠城墙而且靠近城边，建来供滁州人在岁时节日游乐。事物奇异，如果被遗弃埋没在偏僻遥远的地方，实在可惜；放在人的耳目所及之处，喜爱它的人又免不了把它取走。唉！刘金虽然不值得多说，但也可以称作雄健勇猛之士；他一生的志向难道不宏伟吗？等到他的后世荒废零落，甚至子孙也湮没无闻，何况还想长久拥有这块石头呢？由此可以给富贵者作一个警戒；喜爱奇物的人听说这块石头，能够欣赏一次也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把它取走呢？《浮槎山水记》【欧阳修】浮槎山在慎县南面三十五里，有人称作浮阇山，有人称作浮巢。这两座山的名称和传说，都出自佛教徒、道家徒众那些荒诞怪异的说法。山上有泉水，自古以来论水的人都没有提到它。我曾经读《茶经》，喜爱陆羽善于谈论水。后来得到张又新的《水记》，记载刘伯刍、李季卿所排列的水的等级，说是从陆羽那里得知的。但拿《茶经》来考察，却全都不相合。张又新是狂妄、轻险、诡诈的人，他的话难以相信，我很怀疑并非陆羽的说法。等到发现浮槎山的泉水之后，才更加相信陆羽确实是懂得水的人。浮槎山和龙池山都在庐州境内，比较水的味道，龙池水远远不如浮槎水。而张又新所记把龙池列为第十，却把浮槎水弃置不录，由此可知他遗漏的地方很多。陆羽却不是这样，他说：“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山水之中，以乳泉、石池、漫流之水为上。”他的话虽然简略，但关于水的论述已经完备了。浮槎山的水，是李侯首先发现的。嘉祐二年，李侯以镇东军留后出任庐州太守，因游览金陵，登上蒋山，饮用了那里的水。后来又登上浮槎山，到山上有一座石池，泉水涓涓流出，十分可爱，大概就是陆羽所说的乳泉漫流之水。

译饮起来甘美，于是查考图籍和记载，向故老询问，得知了它的事迹，便把这种水寄给在京师的我。我回复他说：“李侯可以称得上贤能了。穷尽天下万物，没有得不到自己欲求的东西，这是富贵者的快乐。至于在高大的松树旁休息，借着丰茂的草地坐卧，听山间水流潺潺，饮石泉滴滴之水，这是山林人的快乐。而山林之士看天下的快乐，心中一点也不会被它打动。有些人心中有欲望，只是顾虑力量达不到而停止，才可以退居山林，在这里得到快乐。那些富贵者能够得到天下物质，却唯一不能兼得的，就是山林之乐。只有富贵者不能兼得山林之乐，贫贱之士才有凭借以自我满足而高出世俗。他们不能两者兼得，难道也是道理和形势使然吗？如今李侯生长在富贵之家，已经厌倦了声色耳目的享受，又知道山林是快乐的；至于攀援上下、深入幽隐穷绝之地，凡是别人不能到的地方，他都能到达。他从万物中兼得的东西，可以说很多了。李侯降低身份勤奋好学，喜爱结交贤士，处理政务敏捷，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名。凡是事物不能自己显现、要等待人来使它显扬的，是有的；事物本身未必珍贵，却因人的关系而显得贵重的，也有。所以我为他记述这件事，使世人知道这眼泉水是从李侯开始被发现的。” 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庐陵欧阳修记。《木假山记》【苏洵】树木生长，有的刚生出嫩芽便夭折，有的长到两手合抱便早亡。幸运地长到可以作为栋梁，就会被砍伐；不幸被风拔起、被水冲走，有的折断，有的腐烂。幸运地没有折断、没有腐烂，又会被人看作有用之材，遭受斧斤砍伐。最幸运的，是在湍急的泥沙之间漂流、沉没、埋藏，不知经过几百年，受到水流冲击、射击、侵蚀、吞噬之后，偶然大致像山的形状，才被喜好奇物的人取走，强行加工成山，这样才可以脱离泥沙，远离斧斤。然而荒江水边这样的木头有多少呢？没有被喜好奇物的人看见，却被樵夫、乡野之人当作柴薪的，又哪里数得尽？这样看来，即使在最幸运的木头中，也还有不幸的。我的家中有三座木峰，我每次想到它们，就怀疑其中是否有命数存在。它们既然发芽而没有夭折，长到合抱而没有早亡，能够作为栋梁却没有被砍伐，被风拔起、被水冲走却没有折断腐烂，没有折断腐烂却没有被人当作材料，以至没有遭受斧斤；从湍沙之间出来又没有被樵夫野人当作柴薪；然后才得以保存到现在，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并非偶然。然而我喜爱它，不只是喜爱它像山，而且还有所感慨；不只是喜爱它，而且还对它有所敬意。我看见中间的一峰高大雄伟，傲然蹲踞，气势端庄厚重，好像足以使旁边两峰服从。那两峰庄重严肃、峭拔锋利，令人凛然不敢侵犯；虽然形势上服从于中峰，却高峻挺立，决没有阿谀依附的意思。唉，这难道不值得敬重吗！这难道不值得有所感慨吗！《画记》【韩愈】杂有古今人物的小画共一卷。骑马站立的五人，骑马、穿铠甲、携带兵器站立的十人。一人骑马手执大旗站在前面；骑马、穿铠甲、携带兵器行走并且下马牵马的十人。骑马而且背负物品的二人，骑马手执器物的二人，骑马拥着田犬的一个人，骑马而牵马的二人，骑马驱赶牲畜的三人。手执缰绳站立的二人，骑马下地、倚着马臂上停着隼而站立的一人，骑马驱赶牲畜涉水的二人。徒步驱赶、放牧的二人，坐着指挥的一个人。穿铠甲、手持弓箭、斧钺而站立的七人，穿铠甲、手持旗帜而站立的十人。背负物品的七人，仰卧休息的二人，穿铠甲坐着睡觉的一人，正在涉水的一人，坐着脱脚上物品的一人，寒冷而靠近火取暖的一人。杂行役事、手执各种器物的八人，捧着壶和箭的一人，停宿并准备食物的十一人，舀取并倾注液体的四人。牵牛的一人，驱赶驴子的四人。一人拄杖背负物品；妇女用车或其他方式载着、可以看见幼儿的六人，载着幼儿上下行走的三人，嬉戏的幼儿九人。总计人的动作三十二种，人物大小一百二十三人，没有一个姿态相同。大马九匹；马的姿态又有上、下、行、牵、涉、陆行、翘首、回顾、鸣叫、睡卧、嘶鸣、站立、人立、啃食、饮水、排尿、登高、下降、蹭树止痒、喷气、嗅闻、互相欢戏、发怒互相踢咬、吃草料、骑乘、奔驰、奔跑、驮载衣物、驮载狐兔等。马的姿态总共有二十七种，大小马匹共八十三匹，没有一匹相同。牛大小共十一头，骆驼三头，驴子和骆驼数目相同而又多一头。隼一只，狗、羊、狐狸、兔、麋、鹿共三十只。毡车三辆，各种兵器以及弓、箭、旌旗、刀、剑、矛、盾、弓袋、箭囊、铠甲、头盔之类；瓶、盂、簦、笠、筐、筥、锜、釜，饮食和服用器物；壶、箭以及博弈器具，共二百五十一件，全都曲尽精妙。贞元甲戌年，我在京师，十分清闲。同住的有独孤申叔，刚刚得到这幅画，和我下棋，我幸而取胜，便得到这幅画。我非常珍惜它，认为不是一个工匠所能独自构思，大概是汇集许多工匠的长处而成。即使百金也不愿意交换。第二年离开京师到河阳，和两三个客人谈论画的品格，于是拿出来观看。座中有赵侍御，是一位君子；他看见画后悲伤，仿佛有所感触，过了一会儿上前说：“唉，这是我亲手摹画的，丢失它将近二十年了。我年轻时常常有志于此事，得到一幅国本，超出常人的作品，摹画了它；后来游历闽中时丢失了。闲居独处时，时时在我的心中来往，因为当初制作它付出了辛劳，又因为平日喜爱得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如今虽然又遇到了它，我的力量已经不能再摹画了，只能让工匠保存它的大致形貌。我本来非常喜爱它，又感念赵君的往事，于是把它赠给赵君，并记下画中人物的形貌和数量，时时拿出来观看，以此自我排遣。《石氏画苑记》【苏轼】

译石康伯，字幼安，是蜀地眉山人，原紫微舍人石昌言的小儿子。他考进士没有中，便放弃仕进；按恩荫本可以得到官职，也不去就任，只读书作诗来自娱，不求别人知道。唯独喜爱名家法书、名画、古器和奇异之物，遇到所见之物，甚至脱下衣服、停止吃饭也要设法求取，不管自己有没有钱。居住京师四十年，出入街巷，从未骑马。在人群密集之中，他的耳目总是警敏明察，专心寻找自己喜爱的东西。他身长七尺，肤色黑而有胡须，像世人所画的道人、剑客；却徒步走在尘土中，仿佛在经营某件事情，不知情的人会把他当作异人。他又善于说诙谐话，巧妙地揭示隐微而切中要害，旁人拍掌大笑，幼安却神色淡然不变。他和人交游，知道朋友有急难，比对待自己的事情还要尽心；有客人在京师生病，他总是把人抬到自己家中，亲自供给饮食，死了就替他备棺收殓，从不显出为难的神色。凡是认识幼安的人，都知道他如此，只有我对他了解得尤其深。幼安的见识和谋虑十分长远，只是口头不说罢了。今年六十一岁，容貌像四十多岁的人；胡须三尺，浓密茂盛，没有一根白的，这难道会是毫无缘故的吗？曾任亳州职官、与富郑公一同获罪的，是他的儿子夷庚。他家中的书画有数百轴，把其中最细小、最零碎的作品编成册子，称作《石氏画苑》。幼安和文与可交游，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很多。我也擅长画古木丛竹，于是把画赠给他，让他放在画苑中。子由曾说：“画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像真实事物。相似尚且可贵，何况是真实的事物呢？我行走于都城乡邑和田野之间，所见的人物全都是我画箱中的材料。没有见过的，只有鬼神罢了。鬼神应当依靠图画来认识；然而人又何必一定要见鬼呢？”这话确实有道理。如今幼安喜爱绘画，便是他的一种毛病，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这里只记述他为人的大致情形罢了。《洛阳牡丹记》【欧阳修】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产于丹州，延州东边出青州，南方也出产于越州；但出产于洛阳的，如今是天下第一。洛阳所说的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都是当地最杰出的品种。然而到了洛阳，也只够作为众多花中的一个品种，排列品第不超过第三等，不能独立与洛阳花相抗衡。越州的花因为路远而少有人知，甚至不列入品评之中。但即使是越州人，也不敢自我夸赞，拿它和洛阳花争高下。这样说来，洛阳花果然是天下第一。洛阳也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都不比其他地方出产的差；但洛阳人并不十分珍惜，只称它们为“果子花”，说某花、某花。到了牡丹，却不称它的名字，直接叫“花”。他们的意思是，天下真正的花只有牡丹，它的名声显著，不必说“牡丹”二字也可知道。他们珍爱看重牡丹到了这种程度。谈论的人多说，洛阳在三河之间，是古代的好地方；从前周公用尺寸考察太阳出没，测知寒暑风雨的顺逆，也是在这里。这大概是因为洛阳位于天地中央，草木花卉得到中和之气的很多，所以独独和其他地方不同。我很不以为然。洛阳在周朝所有的土地中，四方进贡的道路里程均等，才算九州之中，处在天地、昆仑山气势弥漫流转之间，却未必就是天地正中。何况天地的和气，应当普遍覆盖四方上下，不应局限在中央而自私自利。所谓中和，是有常态的气；它推及万物，万物也应当形成有常态的形状。具有常态的事物，不会特别美，也不会特别丑。等到元气发生病变，美与丑彼此隔绝，不能相互调和，于是事物中便有极美和极丑的，这都是得到偏斜之气的结果。花聚集了美，和瘿木聚集了丑，丑美虽然不同，但得到偏斜、病变的气却是一样的。洛阳城方圆几十里，邻近各县的花都比不上城里的；出了洛阳境内便不能栽种。难道偏斜之气中美好的一部分，恰好只聚集在这几十里的土地上吗？这又是天地广大而无法考察的地方。凡是本来不常有、却给人造成祸害的，叫作灾；本来不常有、只令人惊异而不造成祸害的，叫作妖。古语说：天违背时令叫作灾，地违背常物叫作妖。这也是草木中的妖异，是万物中的一种怪异。不过与瘿木臃肿相比，牡丹只是偏偏聚集了美，因此被人宠爱。我在洛阳见过四次春天。天圣九年三月才到洛阳，到达时已经很晚，所以只见到了晚开的花。第二年恰逢和友人梅圣俞游览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回来时已经来不及观赏。再下一年，我遭逢悼念亡亲之悲，没有时间观赏。又下一年，我任留守推官任期届满，解职离去，只看到了早开的花；我从来没有见过牡丹最盛的时候，然而眼睛所看到的美丽，已经让人无法承受了。我住在府中时，曾经到双桂楼下拜访钱思公，看见他座后立着一面小屏风，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思公指着它说：“我想编定花品，这是牡丹的名字，一共有九十多种。”我当时没有时间读完，但我亲自见过、如今人们又多称说的，才三十来种。不知道思公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名称的？估计其余的品种虽然有名称却不著名，也未必特别。因此如今所记录的，只选取那些特别著名的，依次排列。《文编》第五十七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第五十八卷 明代唐顺之编 唐代故去的太原王公神道碑铭：王公曾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获授上柱国勋官并赐紫金鱼袋，死后追赠左散骑常侍【韩愈】王氏都是王者的后代，居住在太原的属于姬姓。春秋时期，王子成父击败狄人有功，因此被赐予王氏。后来世代居住在太原。到了东汉，隐士烈博士被征召而不肯就任，居住在祁县，于是把他所居住的乡称为君子乡。王公就是君子乡的人。魏、晋直到隋代，世世代代都有名人。本朝王公的曾祖父玄暕历任御史台三院属官，止于尚书郎；生景肃，镇守三郡，最终任凉王傅；生政，任襄州、邓州等州防御使、鄂州采访使，死后追赠吏部尚书。王公是尚书的第几个儿子。王公名仲舒，字宏中，年少丧父，奉养母亲，家居江南，读书作文，声誉盛大。当时的名公都不顾官位和辈分，愿意同他交往。贞元初年，他参加射策，授任左拾遗，和阳城共同阻止裴延龄担任宰相。德宗起初对他很不满意，后来却嘉奖他。此后入阁，德宗回头看着同列对宰相说：“排在第几位的人，一定是王某。”果然，过了一个多月，特意改任右补阙，升任礼部、考功、吏部三司员外郎。在礼部时，他的奏议详细雅正，省中官员都佩服他的才能；在考功、吏部时，他处理事务简明严谨，所以旧吏无法欺骗他。同列中有仗恃恩宠、得意自满的人，众人都谄媚奉承，王公憎恶他的为人，不肯正眼看他，因此被贬为连州司户，又调任夔州司马，再调往荆南，因辅佐节度使处理事务而任参谋，获得五品官服。他被放逐在外，累计四年。元和初年，朝廷收罗俊杰贤能之士，征召授任吏部员外郎。不久任职方郎中，掌管制诰。友人获罪被斥逐，后来他的家人和亲友经过王公门前都缩着脖子不敢看，唯独王公前去慰问，为他筹划商议，上书申辩，替他洗雪冤屈，因此出任峡州刺史，转任庐州刺史，还未到任便遭逢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又任婺州刺史。当时瘟疫和旱灾非常严重，百姓死亡将尽；王公到任后采取多种办法救活百姓，天于是降雨，瘟疫平息。过了几年，乡里才恢复完整。制使出巡时，百姓挤满道路迎接，彰显王公的功德；事情全部上报，朝廷立即加授金紫，转任苏州刺史。他改造房屋居处，防止火势蔓延；修筑松江堤路，消除阻塞；秋夏两季征收赋税，他亲自写信告知百姓，希望官吏不必上门催收。政绩成为天下刺史中最突出的一人。天子说：“王某的文章值得思考，最适合撰写诰命，有古代风格，怎么可以长久让他被吏务役使呢？”于是又授任中书舍人。到了京师，同辈已经没有在朝中的，看到同列都仿佛是遥远的年轻人，更加悲伤，便对人说：“难道还可以在他们中间重新执掌笔砚吗？”皇上如果还没有抛弃我，就应当任用我的长处；我久居外地，完全了解各地风俗的利弊，假使让我治理它们，应当不会惭愧。”宰相把这些话上奏，王公于是得以出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他上奏请求罢除榷酤钱九千万；军队利息无休无止，掌管它的官吏因而败坏家产。即使是囚犯，王公仍不肯轻易释放；到了可以脱去刑具的时候，也不再追问。百姓遭遇水灾、旱灾，赋税困窘。王公说：“我暂且减少宴饮娱乐，断绝其他用度，这些钱够不够？”于是拿自己的钱代替征收。又罢除军队的利息钱，禁止佛教徒欺骗诱导百姓，拆毁他们的房舍来修缮官府。三年以后，法令大为成功，钱财有余于府库，粮食有余于仓廪，百姓安享于田地房舍，在道路上歌唱。天子再次想起他，并准备征召他来代替空缺的吏部左丞之位，等待时机。长庆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公在洪州去世，享年六十二岁。皇上悲伤哀痛，停止上朝，追赠左散骑常侍。某日归葬于某处。某人已经把王公的德行刻石并埋藏在墓中。王公的儿子初又请求作诗来题刻其上，诗辞说：治理百姓，根本在于这种文化。有些人只处理末节，却忘了根源，所作所为浅近昏昧鄙陋，道因此被堵塞；有些人有志于根本，却拘泥于古法和陈旧的当务之论，施行起来迂曲乖戾，不能通达。这两种做法相比较，过失同样存在。赞美王公志在儒学的根本，通晓士人的经典，循序积累，深沉涵养；光彩如花英，却不自夸、不自满。谁传播他的馨香，谁发扬他的光明？有一位卓然独立的居士，以朋友身份尽力宣扬他。文章呈给皇帝，因忠诚而升入侍从之列，或远或近的名篇有的直言，有的讽谏，辨析阻遏，坚定恳切。巨奸邪佞不得任用，他从班列中脱颖而出，于是引起皇帝注意。皇帝阅览他的奏章，感到他竭尽心力，对他的恩遇日益深厚；他在郎官署中飞腾，又升入宫禁之内。传达皇帝的命令，简洁古雅而文采茂盛，不同于权宜之文。他以正直结交朋友，触犯、抵拒并挫败邪曲之人，最终遭到斥退奔走。长期滞留在外，历任大藩镇守。他所到之处都极尽心力，必定详尽查明民生利弊、衰败枯槁之处，用恩泽温暖困苦者，用清明开阔的政令使人醒悟、使道路敞开；一定断绝弊害的路径，疏浚它、澄清它，使百姓安然生活。皇帝思念他的文章，又命他掌管诰令。公私下对人说：“这个职位应当少任一些，难道没有衰敝的郡可以让我施展才力吗？”皇帝查考他的实际才干，使他统辖洪逋所除治的地方，革除奸伪，改变风气，消除蒙蔽，使百姓看得明白，解除自身的负担。在他所管辖的地方，禁绝浮屠之教，风调雨顺，秔稻满田，百姓各得其所，安闲而歌唱。教化已经成就，任期也到了，他想着让自己休息，于是空出职位等待继任者。转眼之间岁月滔滔流逝，只有他的德行和功绩，铭刻在这块石上，日子越久越显得崇高。唐故相权公墓碑【韩愈】宪宗元和六年，宰相中有一位权公，名德舆，字载之。他的先祖出自殷帝武丁，武丁的儿子被降封于权；权，是江汉之间的国家。周朝衰落后，权国并入楚国，子孙便以权为氏。楚国灭亡后，迁到秦地，居住在天水略阳。苻秦统治中原时，它的臣子有安丘公权翼，是有大臣才干的人。后来过了六代，到平凉公权文诞，任唐朝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长史，卓有声望功业。平凉公的曾孙名倕，追赠尚书礼部郎中，因才艺学问同苏源明友善，死于羽林军录事参军任上。他是权公的祖父。郎中生下追赠太子太保、名臯的人，他以忠孝取得盛大声名，多次因官府征召而不肯出仕，死后追谥贞孝。这就是权公的父亲。权公任宰相三年，后来以吏部尚书出任山南节度使，六十岁时去世，追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公。权公三岁便懂得辨别四声，四岁就能作诗。七岁时贞孝公去世，前来吊唁哭泣的人见到他的神色、声音和仪容，都互相说：权氏家族世代都有这样的人。长大以后，他好学、孝敬、祥和恭顺。贞元八年以前，他任江西府监察御史；被征召授予博士，朝廷官员都因得到人才而相互庆贺。改任左补阙，章奏接连不断，讥刺排斥奸邪幸臣，同阳城互相援助。

译后来升任起居舍人，接着掌管制诰。凡是撰写诏命文辞，元和九年按类别汇集成五十卷，天下都称赞他的才干。元和十八年，他以中书舍人主持贡士考试，授尚书礼部侍郎。有人向公推荐士人，只要推荐之言可信，他就不会因为对方是平民而不用；如果推荐之言不可信，即使是大官和有势力的人一同来说，也丝毫不因此改变心意。他上奏扩大每年所取进士、明经的人数，认为选拔人才不应受名额拘束。后来转任户、兵、吏三曹侍郎，任太子宾客，又任兵部侍郎，升太常卿，天下更加推重他为大人物。长德年间，天子认为宰相应当任用有道德的人，于是授他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已经辞谢，皇帝不许；他所制定的措施和举动，必定以宽大为根本，以接近教化；多方辅助、维持、匡正、调和，使事情不失正中而合于和节。他不追求声名文饰，因善良而亲近贤者，也不自夸以为只有自己正确。以吏部尚书留守东都时，东方各位将帅有利弊不能自行上奏的，公常常替他们防备陈述，不用露布张扬。又任太常卿，转任刑部尚书，考订新旧法令格式，编成三十编，提出可以长期施行的制度。他在山南、河南任职时，勤于选任官吏、治理政务，以和缓简易对待人民，使他们安宁便利；后来因病请求还京。元和十三年某月甲子日，在洋州白草道去世。奏报传到，天子悲痛，为他不上朝。郎官前来致赠，赠官之礼高于常例。下诏吊唁哭祭，大家都说：“善人死了！”这一年某月某日，葬在河南北山，位于贞孝公墓东五里。公从陪属官员升入显列，年年升迁，直到做宰相，人人听到都高兴，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没有人因此嫉妒他。于頔因为儿子杀人获罪，丢掉职位而自行囚禁，亲戚没有谁敢到他门前探望，朝廷上也没有人敢替他说话。公将要留守东都时，替他向皇帝说：“于頔的罪既然已经赦免而没有追究到底，就应该趁此下宽赦诏书。”皇帝说：“好。”公替我前去晓谕他。于頔因此不再忧惧而死。前后经他考核等第的进士，以及在朝廷策试中考取的士人，接连有人做到宰相和高官，同公相继并列；其余散布在台阁和外府的，共有一百多人。他从开始学习直到生病以前，没有一天不读书。公既然凭文章才辞闻名朝廷，又为卿大夫多次撰写铭文颂扬功德；但他治理家产不看账簿，从不问财物有无，花费不留余蓄。公娶清河崔氏之女，她的父亲崔造曾任德宗朝宰相，号称名臣。下葬以后，他的儿子监察御史璩穿着丧服前来请求，于是作铭文说：权氏在商周时代，世代延续；楚灭亡后，迁到秦、嬴、刘氏之间。自甘泉初封侯，直到安丘公，斥责浮屠，辅佐皇极；贞孝公出生时，凤鸟没有出现，爵位难道很多吗？半途因赋税而夭折，长寿的人难道很多吗？只是他没有留下恩惠给后代，因此生下宰相权公，成为朝廷德行的首要人物。他施行世祖的文德，成为世人的师表；往来任职于六官，出入辅弼之地，没有党羽，也没有仇敌，天下没有人能挑剔他。别人所畏惧去做的事，公勇于去做；别人争相追逐的东西，公绝不窥视。谁能真正了解他？德行将存于此处，所以刻诗在墓碑上，使他的德行永远流传。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韩愈】河东节度使、赠尚书右仆射郑公，葬在荥阳索水之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日，太史、尚书比部郎中韩愈为他刻墓碑说：“司马氏迁到江南，有个郑豁，在慕容垂的国家做官，任太子少保。他的孙子郑简当拓跋魏时，任荥阳太守。郑简的后代，称他的族人为南祖。南祖这一支的郑氏进入唐朝，有人任利州景谷县令，名叫嘉范，是郑公的曾祖。嘉范生郑抚俗，任泗州徐城县令。徐城生郑公的父亲，名洪，死于凉州户曹参军任上。公名儋，年少时依靠母亲李氏家族，举止不同于寻常儿童。他的舅舅吏部侍郎李季卿，认为他一定能够使郑氏再次兴盛。稍稍长大后，能够自行督促学习，通晓《左氏春秋》，以进士身份选任太原参军事。参加直言策试，授京兆府高陵县尉。考核府中进士时，能够据实排定高下，不向樊泽、仆射隐瞒真实情况。樊仆射以襄阳军队同淮西作战，公以参谋身份留在府中，能够承担后续事务。公的父亲洪死于凉州，凉州已被西戎占据。自景谷、徐城三代以来，都未能返回荥阳安葬。公解除官职，举起五块墓表，修建三座墓，将父祖葬在索水以东。徐城墓没有墓表，公能够感受长久的悲哀，内心不安，寻访旧人指示，终于找到墓地所在。后来任大理丞、太常博士，升任起居郎、尚书司封郎中、吏部员外郎和郎中，任官时都能显扬他的名声。德宗晚年把储备的将领安排在军中，任公为河东军司马；他能不存私心地处理嫌疑和间隙，最终因此取得成效。贞元十六年将领去世，诏令授公为司马，节制河东军；又授他工部尚书、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任司马时，凭宽厚、廉洁、公平、正直取得吏士之心；升任大帅后，坚持这条原则不变。部将有人凭借贵人关系请求要职，公不任用；任用年老而有功、没有势力而被远置的人，削减四邻交往的馈赠，减少浮华嬉游的大宴，考察、讲习民事，施政不等待时日，能够用十个月完成治理；百姓的赋税负担得到宽减，军队供给也充足。十七年因病不能理事，八月庚戌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天子因此三日不上朝，当年十月辛卯日便葬在索水之上。公将死之前，医生接连来问候；将要下葬时，吊唁、赠赐和奉使者接踵而来。河东军的将士、太原的百姓官吏，以及附近九郡百邑的鳏寡和编入府中统辖的外地百姓，听到公去世，都哭着说：“我们今后怎么办啊！” 公同宾客朋友游玩饮酒，必定大醉；投壶、博弈，整日整夜不停，好像只知快乐而不厌倦。平日居住时，他靠着几案坐在帘阁中，整天不知道外面有人，自号白云翁。名人俊士，很少有不与他交好的。他喜爱提携后进，凡登门求见的都接纳引导，给予恩意。起初娶范阳卢氏，生仁本、仁约、仁载，三人都有文章和品行。后两人考中进士，都早早去世。仁本作为继承人独存，却不喜欢参加科举选任，三十多岁才开始佐理河阳军务。后来娶赵郡李氏，生三女；两位夫人共生三男五女。长女嫁给辽东李繁，李繁也是名臣，儿子有才学。临终遗命两位夫人分别各自修墓，不要合葬。系说：士人常常忧虑自己地位低微，不能把功德推及他人；又常常忧虑贫穷，无法供养自己想要供养的人。像郑公这样的人，辛勤一生才得到相应的地位，却从来没有片刻真正享有过它。即便如此，看看他已经建立的功业，也就可以明白了。唉，悲哀啊！唐朝已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前的神道碑（韩愈撰）

译少府监胡公，名珦，字润博，七十九岁时死于任上。第二年八月十四日，葬于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赵氏附葬。其子逞、廼、廵遇、述、迁、造，以及公的女婿广文博士、吴郡人张籍，把公的族属、出仕经历、历任官职、享年写成文章，派人从京师向南奔走八千里，到闽南两越交界之地，请我为公作铭刻在墓碑上。潮州刺史韩愈说：“胡姓本出安定，后来迁到清河，至今以清河为宗族之地，城属贝州。祖父名秀武，后唐时因文章才干被征召为麟台正字。父亲胡宰臣，以进士身份出仕，死于平阳冀氏县令任上，追赠潭州大都督。公早年丧父，能够自行勉励学习，树立节操气概；不是靠自身力量取得的衣食，便不接受。两次参加进士考试，第二次即通过吏部选试，都凭文章列于上等。乐于节俭勤劳，自我约束，不求取于人，以此矫正时俗弊病。任富平县尉时，一府都称赞他的决断。建中四年，侍郎赵赞任度支使，推荐公为监察御史，主管渭桥以东军队的粮饷；他廉洁奉职，不把一文钱借给别人。贼乱平定后，有关部门考核众官，多数因罪被贬甚至死去，只有公因为清廉勤苦、能够检点整饬而没有过失，升任河南仓曹。魏公贾耽以节度使镇守郑滑，任公为观察佐官，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公刚直不屈，不阿附权贵，因此触犯权贵，被授为献陵令。他居住在陵下七年，买置田地住宅，专心种树谋生以自给，并教授子弟。贞元十一年，吏部大规模升迁，因公考察选人的才艺学问有功，升任奉先令；又因治理有成绩升为尚书膳部郎中，改任坊州刺史。坊州经过战乱，没有孔子庙，公到任便命令修筑学宫、制造祭器，率博士和学生按时依法讲读；祭祀时人吏聚集观看，都感叹不已。升任舒州刺史，舒州当年大丰收，麦子一茎数穗，乡里歌舞庆祝，考功官把此事上报，公升为尚书驾部郎中。公多次因事情触犯尚书李巽。李巽当时主管盐铁事务，富有而骄横，倚仗权势，把话说给宰相听，于是公被降为凤翔少尹。李巽死后，升任少大理，改任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认为公年老而还能亲自尽力，任事不懈，值得嘉奖，授少府监兼知内中尚。第二年因病去世。公起初以进士身份独自旅居长安，后来做到九卿，成为名门大家；七个儿子都有学问和操守，女儿嫁给名人；年近八十，刚强坚毅而不衰退，事迹值得传述，可以说是成就了德行。铭文说：勇健刚正的胡公，既果敢又方正，并且怀有才艺；参加科举，每次都像有人向人求取一样受到重视，而我已经替他把这些写下。从开始到终结，他从不降低脸色、辞气。因任官而建立功业，随处都有值得记载的事情。他从主管军饷起步，却遭到府中人的谗毁，离职居住在陵下；做官或隐居，坊州、舒州的政绩，在这里都留下了光彩。任驾部郎中时，声名上升而官位反倒受屈；升到少府监，品秩和事物都很相宜，只是没有配上他的君子品德，实在令人惭愧。少府监是古代的卿职，公的才能足以胜任；刻文于碑石之上，以彰显公的品行。愿公的后人不要懈怠，继续承受福庆。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上柱国襄阳郡王平阳路公神道碑【韩愈】路氏的世系源远流长，从隋朝尚书兵部侍郎路衮传四代而到冀公。冀公名嗣恭，因任小县萧关令而声名显著，开元年间受到赐名，载入太史；治理灵州，最终在南方建立功业，享有大福，继承并开拓家业，官至兵部尚书，封冀国公，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名应，字从众，是冀公的嫡子。凭大臣之子的身份谨慎自持，升至侍御史、著作郎；出任防州刺史，分割雩都余地设置安远县，以利于百姓。凿开败滩的礁石，平治赣江险阻；烧制砖瓦筑城，不再使百姓屡次修筑；诏令承袭冀国公封爵，又加尚书屯田郎中，提升服色，后来治理温州，修筑岳城堤坝，横阳界内两个县得到上等田地，水患也被消除。授尚书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军司马，改任庐州刺史，又用砖修筑州城，百姓不必年年修补草苫。入朝任尚书职方郎中兼御史中丞，辅佐盐铁使，出使江东，半年便建立功劳；历任常州刺史，升为宣歙池观察使，进封襄阳郡王。到任后，拿出仓米按原价一半出售给饥民；蜀地发生叛乱，诛杀行军一千五百人于蜀。李锜将要反叛，他把情况上报，并设置乡兵一万二千人；李锜反叛时命令将领约定率军救援湖州、常州，因而被困在江东；李锜认为没有援助而失败，把他绑在响山亭，在其左右驻扎军队。权丞相认为他的主张好，在响山石上刻下这件事。他在宣州任职五年，因病离任；查核仓库，所得粮食五十万余石，府库所得钱八十万贯。公治理州郡时，遇到水旱灾害，便高兴地以低价出售物资给百姓；年成丰收时，又因积储而常有余利，所以任职之地百姓不为饥荒所困，官府也有积蓄。元和六年，天子怜悯公的病情，认为不能再以职事劳烦他，便就在他居住之处授任左散骑常侍；享受此官俸禄，当年九月十五日死于东都正平里的宅第，享年六十七岁。第二年葬于京兆万年县少陵原，夫人荥阳郑氏附葬。下葬后，他的儿子临汉县男路贯和弟弟路赏贞商议说：“应当有碑刻。”便告诉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观察使路恕，又通过族弟进士路群前来请我作铭，于是根据这些事写下铭文。冀公封国来之不易，在襄阳建立功业，继承并大大开启福庆；从自身开始防守，直到温州延续其事业，既有所建树，又做到职方郎中，终于成为一方长官。早晚处理人事，使下属得到安定、上级获得实效；军队在乡邻防地受逼迫屈抑时，驻守响山的城墙屋舍，修治施行，表彰功劳，刻下丞相的文辞；接受替代者而还家叙述防务，直到疾病临近、不能继续享受俸禄，终于以通常寿数终世。大家都难以保全家业，但他既显达又遂愿，仍须警惕最终的过失。这位襄阳郡王能够谨慎行事，使疆界得以延续；后代没有不遵守他的法度。在原野上有他的坟墓，树木立在经久之地，以此告知无穷后世，博士为他铭刻。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韩愈】

译韩氏以姬为姓，以封国为氏。他的先祖有人从颍川迁到阳夏，那个地方如今是陈州太康县。太康的韩氏，声名大概由来已久；然而从许公开始才真正显赫。公名宏，父亲名海，为人身材魁伟、沉着坚毅，凭武勇在许州、汴州之间游历任职，少言而自立，不与人交往，众人推许他为大人物、长者。官至游击将军，死后追赠太师。娶乡邑刘氏之女，生下公，这就是齐国太夫人。太夫人的哥哥名玄佐，建中、贞元年间建立功勋，任宣武军节度使，拥有汴、宋、亳、颍四州之地，军士十万人。公年轻时依靠舅舅，读书并学习骑射，侍奉亲人孝顺谨慎，刚正自持，不放纵自己像一般子弟那样奢华游荡。出入侍奉长辈时恭敬谨慎，军中人都注意到他。曾经一次到京师参加明经考试，退出来说：“这不足以使我扬名成业。”于是又离开，跟随舅舅学习；统率几百人时，能完全辨识他们的才能、鄙陋、怯懦和勇敢，所指派的任务必定适合其才。司徒玄佐惊叹他的奇异，士卒都归心，诸位老将也都自认为不如他。司徒去世后，他出任宋州南城将。过了六七年，汴军接连作乱，局势不安。贞元十五年，刘逸淮去世，军中都说：“这支军队是司徒所建立的，必须选择他的骨肉中为士卒所爱戴依赖的人来统领。” 如今在世的人没有谁比韩甥更合适，而且他的功劳最大，才能又最出众。”于是当即把军权授给他，同时请天子下令。天子认为对，便从大理评事授任工部尚书，代替刘逸淮任宣武军节度使，完全拥有他舅舅司徒玄佐的军队和土地。当时陈许节度使曲环去世，吴少诚反叛，亲自率军围攻许州，向刘逸淮求援。公把陈州归还汴州的军队留在馆舍，全部驱出斩杀。选精兵三千人，防备各军攻击吴少诚，吴少诚在许州城下失势逃走。河南平安无事后，公说：“自我舅舅去世以来，汴州发生过五次叛乱，我像拔苗除草、梳理头发一样把它们几乎清除干净；然而如果不全部剪除，便不足以使人震惊恐惧。”命刘锷率三百士兵在门前待命，数说他们多次参与叛乱、自以为有功，并将他们全部斩首示众，鲜血流满道路。从此直到公入朝京师的二十一年间，没有人敢在城郭中喧闹叫喊。李师古编造说辞发动事变，在曹州屯兵，以恐吓滑州节帅，并且告知想借道。公派人对他说：“你难道能越过我的边界去做盗贼吗？我已有办法对待你，不必说空话。”滑州节帅告急，公派人对他说：“我在这里，你不必害怕。”有人报告说：“正在砍除荆棘、平整道路，敌军就要来了，请作准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人〕 公说：“军队来了却不清除道路，也不必应战。”李师古的欺诈计谋无计可施，只得拖延后撤军队。吴少诚把牛皮靴的材料送给李师古，李师古用盐资助吴少诚；吴少诚暗中经过公的辖境，被发觉后，货物都被扣留并运入仓库，公说：“按照法律，不能把这些东西私下互相馈赠。”田弘正开辟魏博时，李师道派使者来告诉说：“我家历代都同田氏约定互相保护援助。如今田弘正不是田氏族人，又首先改变两河的形势，这是您也厌恶的事情。我将同成德联合出兵讨伐他，特来告知。”公对使者说：“我不懂什么利害，只知道奉诏行事。如果军队向北渡过黄河，我就出兵向东攻取曹州。”李师道害怕，不敢行动。田弘正因为济州方面诛讨吴元济，朝廷命公总领各军，说：“不要亲自行进，以便遏制北方。”公请求派儿子公武率一万三千兵进攻蔡州，向下游运送财物和粮食以接济各军，最终擒获蔡州叛贼。于是任公为侍中，任公武为鄜坊丹延节度使。李师道被诛讨时，公率军向东进发，先围攻考城，攻克后继续进军平定曹州。曹州守军请求投降，郓州一带平定，公说：“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事情了，应当入朝京师。”天子说：“大臣不可以在暑天出行，等到秋天再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三千人〕 公说：“君主施行仁德，臣下尽忠，就可以了。”于是启程。到京后，进献马三千匹、绢五十万匹，其他锦、纨、绮、缬又三万匹，金银器一千件；而汴州仓库和马厩中的钱，按贯计还剩一百多万，绢也合计一百多万匹，马七千匹，粮食三百万斛，兵器多得无法计数。当初，公接管经历五次叛乱后的汴州，掠取赏赐的余物，边收取边供给，常常没有隔夜的储备；到这时公私仓廪充盈，甚至堆积在露天而不用筑墙围护。册拜司徒兼中书令，入殿朝见时允许扶持、赞礼；他元老般的体制不拘泥于细微末节，天子敬重他。元和十五年，当今天子即位，公任冢宰，又授河中节度使。在河中镇守三年，因病请求归还，复任司徒、中书令；病重不能上朝，长庆二年十二月三日死于永崇里宅第，享年五十八岁。天子为他罢朝三日，追赠太尉，赐布帛粮食，丧葬物品由有关部门和官府供给，京兆尹监护办理。第二年七月某日，葬于万年县少陵原，距京城东南三十里，楚国夫人翟氏附葬。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名肃元，任某官；次子公武，任某官。肃元早死；公将死时，公武又突然患病先死，公为此悲伤，一个多月后也去世。公武没有儿子，便以公武的子孙绍宗作为继承人。汴州南面是蔡州，北面是郓州，这两个盗贼成为祸患；公居于两者之间，对他们十分不利，于是他们降低身份、用谄媚言辞求与公交好，献女请求婚姻，使使者每日到来。既然无法达到目的，便散布谣言、诱取诽谤，想离间并玷污我。公预先观察他们的情势，破坏他们的机谋，使奸计不能发动；王朝因此诛讨他们，完成了最大的功业，功劳次序也就确定了。谁能同他比较高下？公的儿子公武与公同时接受弓钺，镇守藩镇任将领，疆土彼此相望。公武因母亲丧事离开镇所，公的同母弟充从金吾将军任上代替他统领渭北。公以司徒、中书令治理蒲州时，弟弟公充从郑滑节度使任上平定宣武的叛乱，以司空身份镇守汴州；自唐朝以来，没有谁能同他们相比。公治理政务，严明却不烦琐，只除去祸害的根本，不制定许多条文。同人交往必定守信，官吏各得其职，赋税收入没有丝毫漏失，百姓因此安乐。任职之地富足，公同人相处有界限，不嬉戏亲狎；百姓能得到他一笑，其分量胜过金帛赏赐。他判处杀人罪时，不显露声色，只问法律应当如何，不自行加减轻重，所以没有人敢犯法。铭文说：

译在贞元年间，汴州军队像五只凶猛的恶兽；找到合适的人统领，众人才暂得安宁。这个人是谁？是韩姓的许国公。肢解那些枭狼般的叛贼，用恩威风雨般养育百姓，桑树谷物茂盛伸展，土地获得大丰收。贞元皇帝的后代，命令他整顿我们的疆宇。公作为臣下的宗主，处在适宜的位置；河流和雨水漫延，盗贼结伙成群，强盗相互呼应，首尾如同一身。公居于其中，为皇帝督察奸邪，观察他们的愁苦和呻吟以及窥伺顾盼；他们向左看便失去主张，向右看便跪伏。先讨平蔡州，后讨平郓州，三年之间便使其荒芜破败。四方呼喊，终究没有谁敢再沾湿道路。常山、幽都两地，谁来相伴，谁来扶助？上天施加的刑罚不会停留，讨伐罪人也不会迟延。许公参与其中，他得到的赏赐又是怎样呢？天下四方，既广大又绵长，再没有外患。朝廷治理安定，许公入朝，车马兵戈，是将帅还是宰相？威仪如此盛大，他作将帅已经如此，作宰相则位列三公。解散十万军队，归来居于朝廷，皇帝正处在服丧忧患之中。公谦让太宰之位，退居蒲坂休养。万国无人可与之相等，有弟有子，提兵镇守藩方。一时之间三位诸侯并立，没有人敢攀比。活着时没有人能同他争荣，死后也没有人能同他争美名。刻下这篇碑文，以扩大他的福庆。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欧阳修】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日，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在殿中奏事，不久便哭泣着说：“臣的先父王旦，辅佐真宗皇帝十八年；如今臣王素又得以充任侍从之臣。只是先父的教诲、遗留下来的功业和余烈，臣实在不肖，不能使它显扬，而墓碑至今还没有文字可以刻上。希望陛下哀怜，不忘先帝的臣子，借此给王氏以恩宠，并勉励他的子孙。”天子说：“唉！只有你的父亲王旦侍奉我的父亲真宗，和合德行，同心一意，能够终结他的职位，有始有终，可以说是德行完备的元老了。你王素应把这些刻在碑上。”王素拜谢叩头而出。第二天，有诏命史馆修撰欧阳修说：“王旦的墓碑还没有树立，你可以为他作铭文。” 臣欧阳修谨按：故推诚保顺同德守正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应宫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魏国公、谥文正的王公，名旦，字子明，是大名府莘县人。皇曾祖名言，任滑州黎阳县令，追封许国公；皇祖名彻，任左拾遗，追封鲁国公；皇父名祜，任尚书兵部侍郎，追封晋国公，三代都累次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曾祖母姚氏，鲁国夫人；祖母田氏，秦国夫人；母亲田氏，徐国夫人；边氏，秦国夫人。公的父亲以文章显扬自己，在汉、周之际，接连侍奉太祖、太宗，是名臣。他曾劝杜重威不要反叛汉朝，拒绝卢多逊谋害赵普的计策，又以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无罪，所以世人多称王氏有暗中的德行。公的父亲还亲自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代一定有人能做到三公。”这就是他留下的志愿。公年轻时好学而有文才，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任大理评事、知临江县，监潭州银场；两次升迁为著作佐郎，参与编纂《文苑英华》；升殿中丞，任郑州、濠州通判。王禹偁推荐他的才干，任命他为转运使，驿马召他到京师，他辞谢不接受，只进献自己所作的文章，于是通过考试任直史馆，升右正言、知制诰；主持淳化三年礼部贡举，升虞部员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铨，主持考课院。右谏议大夫赵昌言参与知政事，公因他是自己的女婿而避嫌，请求解除职务；太宗嘉奖他的操守，改任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赵昌言罢职后，公又掌管制诰，仍兼修撰、判院事，召入赐金鱼袋和紫衣。过了很久，升任兵部郎中。在任期间真宗即位，授中书舍人；几天后召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事。公为人严肃庄重，能够担当大事，避开远离权势，不能以私事求动他，因此真宗更加知道他的贤能。钱若水以善于识人闻名，常称公说：“这是宰相的材料。”钱若水任枢密副使，罢职后在苑中被召见，皇帝问谁可以重用，若水说公可以，真宗说：“我本来已经知道了。”咸平三年，又主持礼部贡举；过了几天，授给事中，知枢密院事。第二年，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再升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侵犯边境，真宗亲临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却突然得病，于是命公骑马急赴行在，代替元份留守。景德二年，升尚书左丞；景德三年，授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契丹刚请求结盟，赵德明也接受誓约，愿意守住河西旧地，两边的军队都停止使用。真宗于是想在无事中治理天下，公认为宋朝兴起已经三代，祖宗的法度都在，所以他任宰相时致力于遵行旧例，谨慎改变制度；升降任用人才，赏罚都一定恰当。真宗日久更加信任他，凡他说的话无不听从；即使其他宰相大臣有所请求，也必定说：“王某认为怎么样？”事情无论大小，不是公说过的便不作决定。公任宰相十多年，外部没有侵犯骚扰的忧患，兵器不用，天下富足，百官各司都各得其职，所以天下直到今天仍称他为贤相。公任用人不看名声，必定求取实际；如果确实贤能有才，必定让他久任其官，等众人都认为合宜后，才迁任某职。他所推荐引进的人中，曾有寇准任枢密使将要罢任时，使者私下请求公让他做使相，公大惊说：“将相的职任，怎么可以请求呢？

译况且我不接受私下的请求。”寇准因此深深怨恨他。不久诏令下来，授寇准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入见时流着泪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臣，我怎么能得到这个职位？”真宗详细说明公推荐寇准的原因，寇准这才惭愧叹息，认为自己不该那样。故参知政事李穆的儿子李行简有贤良品行，以将作监丞身份居家，真宗召见慰劳他，升太子中允。起初派使者召他时，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真宗命人到中书询问“王某”，后来人们才知道李行简是公所推荐的。公从知制诰到做到宰相，推荐士人尤其多。公去世以后，史官修撰《真宗实录》，从宫中发出的奏章中才知道，朝廷官员中有许多是公推荐的。公同人交往少言少笑，说话虽然简短，却能以道理折服人；常常整天沉默，没有人能窥测他的内心。到殿前奏事时，群臣意见不同，公慢慢说一句话便能作出决定。当今皇帝还是皇太子时，太子谕德拜见公，称赞太子读书有法度，公说：“谕德的职务就只是这些吗？”赵德明说百姓饥荒，请求粮食一百万斛，大臣都说：“赵德明刚刚接受誓约却敢违背，请用诏书责问他。”真宗询问公，公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在京师准备一百万斛粮食，下诏让赵德明前来领取。真宗非常高兴。赵德明得到诏书，惭愧地拜谢说：“朝廷有贤人。”大中祥符年间，天下发生严重蝗灾，真宗派人到野外捉到死蝗来给大臣看；第二天，其他宰相有人把死蝗藏在袖中进献，说：“蝗虫确实死了，请在朝廷展示，率百官庆贺。”公独自认为不可。过了几天才奏事，飞蝗已经遮蔽天空。真宗回头对公说：“如果让百官刚刚庆贺，而蝗虫却这样多，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吗？”宦官刘承规因忠诚谨慎受到宠幸，病将死时，请求授任节度使。真宗把这件事告诉公说：“刘承规得到这个职位，死也可以瞑目了。”公坚持认为不可，说：“以后将会有人请求做枢密使，那该怎么办？”直到现在，内臣的官职也不过留后。公长期任事，有人在皇帝面前诽谤他，公总是主动承担过失，从不为自己辩解。至于别人有过错，即使君主十分愤怒，只要可以辨明，公也一定替他辨明，必须使其获得应有处理才停止。荣王宫失火，延烧到前殿，有人说这不是天灾，请求设置狱案审问失火之事，应当判死罪的有一百多人。公独自请求进见说：“开始失火时，陛下以自责的诏书告示天下，而我们大臣也都上章待罪，如今反过来把罪责归于人，凭什么向天下显示信用？况且火灾即使有迹象，怎么知道不是上天的谴责呢？” 因此本来应当获罪的人全都获免。有个术士上书谈论宫禁中的事情，因罪被杀，抄没他的家产，搜得朝廷官员同他往来、占问吉凶的言辞。真宗大怒，想交给御史审问案情。公说：“这是人的常情，而且言语没有涉及朝廷，不足以获罪。”真宗怒气未消，公于是亲自取出过去占问过的书进献，说：“臣年轻卑贱时，也免不了做这种事；如果一定认为这是罪，请把臣也一并交付狱官。”真宗说：“事情已经揭发，怎么可以免除？”公说：“臣身为宰相，执掌国法，怎么可以自己做这种事？幸好事情没有被揭发，却要因此治罪别人。”真宗的心意这才释然。公到了中书，便把搜得的书全部焚烧。不久真宗后悔，又急忙派人取回，公说：“臣已经烧掉了。”因此获免的人很多。公累次升官至太保，因病请求罢职。入见滋福殿时，真宗说：“朕正要把大事托付给卿，而卿的病竟这样重。”于是命皇太子向公行拜礼。公称赞皇太子有盛大德行，一定能够承担陛下的事业，并推荐十多个人可以任大臣。后来没有做到宰相的，只有李及、凌策二人，但他们也都成为名臣。公多次因病请求退职，真宗不得已，授公太尉兼侍中，每五日入朝处理政事。遇到军国大事，公不能按时入朝参与裁决，便更加惶恐，于是卧床不起。他因病恳切辞职，册拜太尉、玉清昭应宫使。公患病以后，使者每天来问候，常常一天三四次；真宗亲手调和药物赐给他。病情危急时，真宗立即亲临他的宅第，赐白金五千两，他辞谢不接受。天禧元年九月癸酉日，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一岁。真宗亲临哭祭，停止视朝三日，在苑中发哀；他的子弟、门人和旧日属吏都受到恩泽。同年十一月庚申日，将公葬于开封府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公娶赵氏，封荣国夫人，死在公之后五年。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司封郎中王雍，次子赞善大夫王冲，次子王素。四个女儿：长女嫁太子太傅韩亿，次女嫁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苏耆，次女嫁右正言范令孙，次女嫁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吕公弼。公侍奉寡嫂谨慎，同弟弟王旭友爱恭敬，尤其深厚；把家事交给弟弟处理，自己一概不过问，却致力于以节俭约束勉励子弟，使他们身处富贵而不知道骄奢。兄长的儿子王睦想参加进士考试，公说：“我常常以家势太盛为忧，怎么可以同寒士争夺仕进之路呢？” 到公去世时，儿子王素还没有做官，遗表也没有请求恩泽。公有文集二十卷。干兴元年，下诏让公配享真宗庙庭。臣欧阳修说：“景德、祥符年间，盛大极了！看公所以能够做宰相，以及先帝所以任用公的情形，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因此君主英明、臣下贤能，德行显著、名声尊贵，活着时一同享有荣誉，死后长久配享宗庙，可以说有始有终，正如明诏所褒扬的那样。从前《烝民》《江汉》推重大臣辅佐君主的事迹，是用来显示任用贤能的功效。虽然说的是仲山甫、召穆公的诗，实际上歌颂的是周宣王的德行。臣谨慎考察国史和实录，又从士大夫、故老的传闻中取得公一生始终的操守，记录其中值得纪念的事，便撰写铭诗，昭示后世，以彰显先帝的明察，来称扬圣恩对王氏的褒显，使其恩泽流传子孙，与宋朝无穷无尽的意思。铭文说：威严显赫的魏公，辅佐我真宗，配享真宗庙庭。恭敬谨慎的魏公，配享公卿，辅佐真宗。他不以言语自我表白，而以亲身实践；当时遇到大事，大事有重大疑难时，不用占卜，也不用筮问，魏公就是决疑的蓍龟。魏公身居宰相之位，整天沉默不语，却询问内外包藏的兵革之事，询问卿士百工各自的职掌，也询问百姓耕作、纺织、衣服和饮食之事。辅佐朝廷施行赏罚，有功必赏，有罪必明正；辅佐朝廷决定罢黜和升迁，只看是否称职、是否有才，掌握权衡，使万物得到公平。谁不侍奉君主，怎么能保证忠信？谁不做宰相，又有谁能始终如一？魏公死在任上，享有太尉的崇高地位。天子怀着孝思，来到清庙进献祭品，佐助祭祀我圣明的先考。正当这位元老之时，天子念及他的功劳，以隆厚的礼遇报答魏公。春秋两季随同享祭，万年祭祀永无穷尽。于是作诗歌，用来告知庙中的乐工。太子太师致仕、赠司空兼侍中文惠陈公神道碑铭（并序，欧阳修）

译颍川公已经葬在新郑，他的儿子尚书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准备了关于陈公生平事迹的材料、太常寺的行状和祁伯的铭文，前来告诉我说：“陈氏世代都有显达人物。我先父正文惠公历事太宗、真宗，又辅佐当今天子，他一生出处始终的大节，像这样可以考证而无可怀疑，所以冒昧请求在墓道上立碑。”我为他考察世系，了解到陈氏所以在早期奠基、中期兴盛、晚期有成，并且能把盛业广泛施及后代的原因，说：“确实如此！陈氏承载德行，或隐晦或显达，都顺应时势；他们积蓄深厚，流传久远，所以能够事业宏大而流泽绵长。”陈公五世以上，是博州人。皇高祖翔，五代时任王建的掌书记。王建想在蜀地称帝，皇高祖以逆顺祸福向他说明，他不听，于是在阆州以西的西水弃官，遂成为西水人。皇曾祖齐国公名诩，皇祖楚国公名昭汶，皇考秦国公名省华，都任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自翔以下三代在蜀地都不显达，到秦公才开始侍奉圣朝，任左谏议大夫。他的妻子是燕国太夫人冯氏。陈公是秦公的次子，名尧佐，字希元。考中进士，累次升任太常丞，任开封府录事参军，因审理案件有能绩，升为府推官；因议论政事直率激切，被贬为潮州通判。从潮州回来后，献上诗数百篇，大臣们也推荐他的文学才能，于是任直史馆，知夀州、庐州，提举府界各县公事。秦公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任判三司都察院、两浙转运使，调任京西、河东、河北三路纠察，在京审理刑狱。天禧三年，编排御试进士，因错误排定名次而获罪，被贬为监鄂州茶场。还未到任，又遭逢燕国太夫人去世。第二年，黄河在滑州决口，天子想到非陈公不能堵塞，于是起用他知滑州。干兴元年，修建永定陵，调任他为京西转运使，负责办理此事。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调任副度支，授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同知天圣二年贡举，知通进银台司，升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调任并州，知审官院、开封府，授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天圣七年，授枢密副使。同年八月，任参知政事。在任三年间，三次请求罢职。明道二年，罢为知永兴军，经过郑州时，被狂人诬告，御史中丞范讽辨明陈公无罪；调任知庐州，又调知同州，再调知永兴军，又调知郑州。官职累升至户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入朝廷，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公为人刚强坚毅、忠厚笃实，喜好古代学问而且博学。无论任职大小，所到之处必然留下声誉。潮州有恶溪，鳄鱼吞食人，不能靠近。陈公命人捕捉鳄鱼，在市场击鼓示众，用文章告谕后杀掉它。鳄鱼的祸患于是平息，潮州人赞叹说：“从前韩公晓谕鳄鱼，鳄鱼就听从；如今陈公杀鳄鱼，鳄鱼就害怕。所作所为虽然不同，但都能使异类丑物改变而有利于百姓，这一点是相同的。我们潮州隔了三百年才得到两位这样的公，真是幸运！”陈公在潮州修建孔子庙和韩公祠，率领州中才俊入学求学。任知夀州时，遇上严重饥荒，陈公亲自拿出米煮粥给饥民吃，官吏和百姓因为陈公的缘故，都争相拿出米来，共同救活了数万人。陈公说：“我难道是把这当作私人的恩惠吗？只是认为用命令率领人，不如自己先做，使他们乐意跟从。”钱塘江堤用竹笼装石来抵御潮水，但潮水侵蚀竹笼，不到几年就常常毁坏，只得重新修治。陈公叹息说：“堤坝本来是用来抵御祸患的，反而使百姓受害，于是应当商议改用柴薪和泥土修筑。”但危害陈公政事的人向朝廷进言，认为这样不妥。当时丁晋公任参知政事，主张进言的人便借此排斥陈公。陈公争辩不止，于是朝廷调他到京西；后来仍用竹笼装石修堤，几年也没有成功，百姓的力量因此大为困乏。最终还是采用了陈公的意见，堤坝才修成。河东土地寒冷，百姓贫困，陈公上奏请求取消石炭税，每年减少官营冶铁的课额数十万，以便利百姓。他说：“转运使是征取利益的官，利益有根本和末节。下面有余裕，上面自然充足，我难道要做庸俗的官吏吗？”太行山处在河东、河北两路交界，陈公认为晋国自古以来成为险要之国，常常先叛乱后归服，就是凭借这个缘故。他在河东开凿泽州道路，后来调到河北，又开凿怀州道路，从此太行山险阻之处能够通行，百姓都感念陈公，以为有利。陈公说：“我难道只是为今天谋利吗？”黄河决口冲毁滑州，水势非常凶猛，每当退回低洼处，水流就湍急激荡，和水一起淹没的人不计其数，连遗留下的踪迹也看不见。陈公亲自冒着风吹日晒，昼夜督促，创制木龙，用巨木排列成齿状，使它浮在水面上下，削弱水势，堤坝才得以修成。又修筑长堤防御外水，滑州人得以恢复居所，彼此告诫说：“不能让后人忘记我们的陈公。”于是把这道堤称为“陈公堤”。开封府治理京师，陈公认为治理繁杂事务的方法，是用威势打击强暴，全面察访以防奸邪，这就像激起水流却想使它澄清一样。因此陈公施政一概以诚信为本。每年正月夜间放灯时，就把恶少年全部登记，拘禁起来。陈公召集少年训诫说：“府尹把你们当作恶人，你们怎么能成为善人？我把你们当作善人，你们难道还会作恶吗？”于是把他们全都释放了，五个夜晚竟没有一个人犯法。太常博士陈诂知祥符县，县吏厌恶他的明察，想找事情陷害他；但发现陈诂为官清廉，找不到可乘之隙，于是想用奇异的做法震动京师，从录事以下，整整一个县的人都逃走了。京师果然喧传陈诂政令苛刻暴虐。当时章献明肃太后仍然听政，因而怒责陈诂，想加罪于他。陈公任枢密副使，极力为此争辩，认为如果治罪陈诂，就会使奸人得逞，也会打击能干的官吏；陈诂因此获免。陈公十次主管大州，六次任转运副使，常常以方正严肃约束下属，使人知道畏惧而重视犯法的后果。至于他们的过失，陈公多加保护，所以从未查办、贬黜过一个下属。陈公被贬潮州时，所议论的事情，大概都是臣下难以说出口的。他一生上奏论防务的奏疏尤其多，全都烧掉了草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庐编》《潮阳编》《愚丘集》，大多仰慕韩愈的文章。曾参与修撰《真宗实录》，又修撰国史旧事。任知制诰的人，通常要先考验文辞，天子因为陈公的文学才华天下皆知，不再命他应试。自本朝以来，不经试而任知制诰的，只有杨亿和陈公两人而已。陈公任官不随意求取升进，任太常丞十三年没有升迁，任起居郎七年也没有升迁。

译自从议论钱塘江堤一事以来，陈公被丁晋公驳倒。后来丁晋公更加掌权，专擅威福，他的故旧和子弟因为陈公长期在外任职，多次劝他谋求进取。陈公说：“只有任职时间长了，才能看出我的操守。”这样过了十五年，当今天子即位，丁晋公事情败露，被投置海外，陈公才被召回任用。陈公最初任宰相时，拿唐代刘蕡的对策进呈，说：“天下的治乱从朝廷开始，朝廷的赏罚从近臣开始。”刘蕡所详细论述的，都是当今的弊病；这些正是臣下想说而陛下应当实行的，也是我们这些臣子的职责。天子嘉许并采纳了。陈公任宰相不久，那年冬天雷鸣地震，星象多次发生变化。陈公说王随的职位在自己之上却患病不能办事，程琳等人的职位都在自己之下，于是援引汉代旧例，以灾异自我责备，请求罢职，奏章共上了四次。第二年三月，授淮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郑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师致仕。诏令大朝会时按宰相的班次站立，于是陈公居住在郑州；他的起居饮食安康，像年轻人一样。又过了四年，八十二岁时，因病死于家中。陈公在家以俭朴节约为准则，虽然已经显贵，仍常让子弟亲自做卑贱的杂事，说：“孔子本来就多能做鄙俗的事情。” 他作了劝善箴言来告诫子孙。临死前口述数十句话，亲自为自己的墓志作了文字。陈公先娶杞国夫人宋氏，后娶沂国夫人王氏。儿子十人：长子述古，次子比部员外郎求古，主客员外郎学古，虞部员外郎道古，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书省正字履古，光禄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袭古，太常寺太视象古。秦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尧叟，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幼子尧咨，任武信军节度使；他们都曾考中进士第一名。陈公的第三子已经显贵。秦公还健在时，每当宾客到他家，陈公和长子、幼子都侍立左右，宾客坐着很不自在，纷纷请求离去。秦公笑着说：“这不过是些学生罢了。”因此天下人都把秦公教子作为典范，并以陈氏世家为荣耀。陈公有孙四十人，曾孙二人；合计长子、幼子之后的子、孙、曾孙，共六十八人；女儿以及孙女、曾孙女共五十四人。其中在朝廷做官的人，多以才干闻名于当时。唉，真可以说是兴盛了！铭文说：陈氏的高尚节操，处在污浊之中仍保持纯洁；幽深而完美的德行，隐伏的光辉等待时机而发扬。它的发扬恰逢其时，是从陈公开始的。英姿勃勃的长子和幼子，接踵而来、共同前进；宰相车驾高大威严，武臣的节操雄健，车上高幢林立，车轮巨大。四代之中有六位公爵，世代都有封爵。秦国、楚国、齐国的封号，尚书、中书的官职，开府仪同三司、太师的荣宠，都集中于此。祖先在前，曾孙满后。陈公处于其中，长子、幼子在左右。凭着早年的勤勉，享有晚年的成就；凭着能守俭约，才拥有丰厚。美盛的功劳和显著的声名，传播美誉于家族和国家。把久远的遗泽留给后代，把宏大的事业交给继承者。刻下这首诗流传声名，作为凭证告示后来的子孙。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并序，欧阳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在徐州去世。同年十一月壬申，葬在河南尹樊里万安山下。公名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际，范氏世代居住在苏州，侍奉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出土地，公的父亲随钱俶入朝京师，后来任武宁军掌书记而去世。公生下两岁便成孤儿，母夫人贫困无所依靠，改嫁给长山朱氏。公长大后，知道自己的世家出身，感伤哭泣着离开母家，到南都进入学舍，打扫一间房屋，日夜讲习诵读。他的起居饮食，是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而公反而更加刻苦。住了五年，深通六经的旨趣，写文章、作论说，一定以仁义为根本。祥符八年，考中进士，礼部选为第一名，于是考取乙科，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最初回家迎接母亲来奉养。等到公显贵后，天子追赠公的曾祖苏州粮料判官梦龄为太保，祖父秘书监赞时为太傅，父亲墉为太师，母亲谢氏为吴国夫人。公年轻时就有大节操，对于富贵贫贱、毁誉和忧乐，不能有任何事动摇他的内心；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己诵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他侍奉君上、对待他人，始终凭自己的信念行事，不因利害而选择趋避。他所做的事情，一定竭尽自己的方法，说：“凡是由我自己决定去做的事情，就应当这样；至于能否成功，有些因素不在我掌握之中，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我怎么能苟且从事呢？”天圣年间，晏丞相推荐公的文学才能，公以大理寺丞任秘阁校理。因议论政事触犯章献太后，被贬为河中府通判。过了很久，皇上记得他的忠诚，召入授右司谏。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时，恰逢冬至大朝会，前殿上将率领百官为太后祝寿，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妥当。公上奏说：“天子不应面向北方臣服，而且这样会给后世削弱君主、使太后强盛埋下祸根。”这件事于是作罢。他又上书请求把政权归还天子，没有得到答复。太后去世后，进言的人少有替她说话的，反而多追究太后当政时的事情，想把她治罪治得很重。只有公认为太后受先帝托付，保护圣上，始终十年没有显著过失，应当掩盖她的小过，以保全她的大德。当初太后有遗命，立杨太妃代替自己为太后，公劝谏说：“太后是母亲的称号，自古没有代替册立的。”因此停止了册封。那年大旱并发生蝗灾，公奉命出使安抚东南；回来后，遇到郭皇后被废，便率领谏官、御史伏在阁门前争辩，未能成功，被贬为知睦州，又调任苏州。

译一年多以后，授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朝廷，更加议论时政的缺失。但大臣和受宠幸者多嫉妒厌恶他，过了几个月，让公知开封府。开封一向号称难以治理，公治理得很有声誉，政事日益简明；有空时就更多地取古今治乱安危之事向皇上陈说，又绘制百官图进献，说：“任用官员各按其才能，那么百官职责都能得到整治，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于是指着官员升迁快慢和次序说：“照这样做，可以是公事，也可以是私事，却不能不加以考察。”因此吕丞相发怒，甚至在皇帝面前交相争论。公请求当面对辨，言辞激切，因此获罪，被降为知饶州。第二年吕公也被罢职，公调任润州，又调任越州。赵元昊在河西反叛后，皇上又召回吕公任宰相，于是任命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升龙图阁直学士。当时刚刚失去大将，延州危急，公请求亲自守卫鄜延抵御贼寇，于是任知延州。元昊派人送信请求和好，公认为无缘无故请求和好，难以相信，而且信中使用僭越的名号，不能上报，于是亲自写信，详细说明叛逆与顺从、成功与失败的道理。因擅自答复而获罪，被削夺一官，知耀州。不到一个月，调任知庆州。后来四路设置统帅，任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屡次升任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公做将领，务求持重，不急于求取眼前的小功小利。他在延州修筑青涧城，开垦营田，恢复承平、永平两座废寨，归附并恢复产业的熟羌有数万户。在庆州修筑大顺城以控制要害，又修筑细腰城、胡芦城。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都离开贼党，为中原所用。边防制度长期废弛，到了兵士和将领常常互不相识，公才开始把延州军队分为六将，训练整齐，各路都以此为法。公所在的地方，贼寇不敢侵犯。有人怀疑公遇到敌情时如何应变，等到他修筑大顺城时，突然带兵出发，诸将都不知道去向。军队到了柔远，公才下令告知目的地，派他们前去筑城；至于版筑所需的大小器具，全都准备齐全，而军中起初并不知道。贼寇带三万骑兵来争夺，公告诫诸将交战，等贼寇逃走后不要越过黄河追赶。不久贼寇果然逃走，追兵没有渡河，而河外果然有伏兵；贼寇的计谋失算，只好退去。于是诸将都佩服公，认为无人能及。公对待将领和官吏，一定使他们畏惧法令而又爱戴自己；所得的赏赐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分赐给诸将，让他们自己上表谢恩。各部族送来的人质，任其自由出入，没有一个逃走的。部族首领来拜见时，公召他到内室，屏退旁人，撤去守卫与他交谈，毫不疑惧。公任职三年，士卒勇敢，边境充实，恩德和信誉广泛流布，于是决定谋取横山，收复灵武。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请求和好，皇上也召公回朝了。当初西部人被登记为乡兵的有十几万人，后来刺面编入军队；只有公所统辖的部众只刺手臂，公离任后军籍撤销，他们独得恢复平民身份。公在两路任职时，已经得到熟羌为己所用，就让他们守边；又把驻屯的汉兵迁到内地就粮，因而减轻西部百姓运输粮饷的劳苦。他的各项措施，在他离任后百姓仍感念他，遵守他的制度，不敢改变，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如此。自从公因吕公之事被贬，群士大夫各自坚持两位公的曲直，吕公为此忧虑，凡是替公说公道话的，都指为朋党，有的还因而获罪被放逐。等到吕公再次任宰相，公也再次起用，于是两公欣然约定，合力平定贼寇，天下士人都因此称许两公。然而朋党之论也随之兴起，不能止息。皇上既认为公贤能、可以大用，所以最终置群议于不顾而任用他。庆历三年春，召任枢密副使，五次推辞都未获允许，于是上路赴任。到任数月后，任参知政事，每次进见皇上，都以实现太平来责勉自己。公叹息说：“皇上任用我的恩意已经很深了，然而事情有先后，革除长期安逸造成的弊病，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完成的。”不久，皇上再次赐下亲笔诏书，催促他分条陈述天下事务；又打开天章阁召见他，赐座，并给他纸笔，让他当面陈奏。公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才分条列举当时应当优先办理的十几件事，进呈皇上。诏令天下兴办学校，选取士人先看德行，不专重文辞；改革磨勘按例升迁的制度，以区别能干与无能；减少任子人数，裁除滥官；按照农桑成绩考核郡守县令等事，正在施行时，磨勘、任子之法使侥幸得官的人都感到不便，于是彼此喧嚷诋毁，而嫉妒公的人也幸而有了外部的言论，乐于替他们助势。边境奏报有警，公立即请求出行，于是任公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到任后上书请求恢复守边，随即授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他任参知政事才一年就被罢免，有司把公先前推行的措施全部奏请罢止，恢复旧制；进言的人于是借机以危险的事情陷害他。幸亏皇上察知他的忠心，没有听从。此时夏人已经称臣，公便以疾病请求知邓州，在邓州任职三年，又请求知杭州，后调任青州，病情更加严重；又请求知颍州，乘肩舆到徐州，终于卧病不起，享年六十四岁。公病重时，皇上赐药并派人慰问；去世后，皇上停止视朝一天，因为他的遗表没有提出请求，便派人到他家询问家属有什么愿望，追赠兵部尚书，哀悼和优恤极为厚重。公为人外表和厚而内心刚强，乐于行善，广泛爱护他人。他奉养母亲时家境尚且贫困，终身除非有宾客来，家中从不摆两样肉食；面对财物乐于施舍，心胸豁达。等到退居下来查看私产，妻子儿女仅仅够穿衣吃饭。他所到之处施政，百姓多为他建立祠庙、绘画像；他的品行和临事作为，从缙绅、处士到乡里、田野百姓，下至妇女儿童，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乐于谈说他的事迹的人很多。至于他的世系、官爵，已经记在墓志、谱牒以及有司所藏的文书中，所以不再论述。记载那些关系天下国家大事的内容，大概也是公的志向吧？铭文说：范氏在吴越时，世代实际上只是陪臣；钱俶献纳山川和士民，范氏才开始来到北方，中间几乎沉寂无闻。公奋发于自身，恰逢时势而起；事情有罪有功，言论有违逆有顺从，难道都是公个人能够决定的吗？天子任用公，他经历艰难劳苦，始终如一。西夏小儿在边境跳梁，乘官吏懈怠而来，安定天下的皇帝命公前往处理；他们骄横顽固，不肯听从，就铲除其巢穴根本。公在那里任职三年，使怯弱者变得勇敢，使毁坏者得到修复，像爱护孩子、驯服野兽一样，最终使他们来归顺称臣。夏人在朝廷之中，朝廷正议论此事，皇帝催促公回来，以共同成就我的治理。公拜谢叩首，这确实艰难啊！开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到最后。群言纷纷，最终几乎破坏已成的事业；他们并非厌恶事业成功，而是只想倾覆公。公不被倾覆，国家就不危险，这是天子的明察；生前有显赫荣耀，死后有追赠和谥号，且能庇荫子孙，恩宠及于后世。愿百官都受到劝勉，不要懈怠。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中书令程公神道碑铭（并序，欧阳修）

译文简公下葬两年后，他的儿子嗣隆哭着向朝廷进言说：“先臣有幸得以位列将相，官阶品秩第一，爵位勋阶第二，请求依照法令立碑。”于是天子说：“唉，你的父亲程琳对我的国家有功劳，我怎么可以忘记呢？”于是亲笔大书“旌劳之碑”几个字，派中贵人到他家赐下诏令说：“用这个名称命名你父亲的碑。”又诏令史臣欧阳修说：“你来为他作铭。”我欧阳修过去曾与文简公交往，了解他的为人，又曾为他作墓志，还曾在冀公太师碑中叙述他的世德，对他的世系、官爵封赠、功业品行了解得最为详细，因此不敢推辞。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名新，追赠太师。曾祖母齐氏，赠吴国夫人。祖父名赞明，追赠太师中书令。祖母吴氏，赠秦国夫人。父亲名元白，曾任袁州宜春令，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冀国公。母亲楚氏，赠晋国夫人。公考中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词学高第，试任秘书省校书郎、泰宁军节度推官，改任著作佐郎，知并州寿阳县，任秘书丞，监左藏库。天禧年间，诏令选拔文学才能和品行操守兼优的人，召来考试，任直集贤院。当今天子即位后，公升任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参与修撰《真宗实录》。由于起居注有缺漏，命公追补修撰大中祥符八年以后部分，书成后，便修撰起居注；升任祠部员外郎，提举诸司库务，以本官任知制诰，同判吏部流内铨。契丹曾派使者来祝贺皇上即位，命公迎接。使者妄自发言，公以道理驳斥，使者于是屈服。后来契丹又派使者祝贺天圣五年乾元节，天子想到公从前曾折服契丹使者，于是任公为馆伴使。使者果然说，契丹接见中国使者时，契丹使者坐在殿上较高的位置，而中国接见契丹使者时，契丹使者的位置较低，应当升迁。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小事，可以答应；即使天子也将准备答应。公争辩说，契丹之所以同中国交好，是因为遵守先帝的约定，一切都应当按照旧例办理；如果答应它的小要求，就会开启它的大要求。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作罢。年中升任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丞相张文节公很少称许别人，却最了解公；刚任命公为中丞时，张文节负责起草制书，高兴地说：“这下没有辱没我的笔了。”第二年，授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公性情方正持重，少言少笑，凡是筹划事情，常常预先考虑并谨慎防备，所以条目无论大小都非常详尽。到了临事之时，他处理简明严厉，同僚和属吏都不能窥知他的底细。他曾在夜里张灯，约集五门的州民；城中却发生火灾，官吏按照公的教导，不先来禀报而立即前往救火并扑灭。宴会结束，百姓离去，才稍稍知道发生了火灾。监军听到报告，以为军队谋反，害怕地进来。公笑着对他说：“哪里有这种事？”监军惶惑不安，不敢离开。公说：“军中的动静，我自己知道。如果真有谋反，不能隐瞒我。”不久果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其他事情也大多如此。蜀地有妖人自称李冰神的儿子，擅自任命官属吏卒，用来恐吓蜀人。公捕捉并斩杀了他，但诽谤者说公擅自杀人，蜀地将要大乱。天子派使者骑快马前去察看。使者回来报告说：“蜀人认为公的政令有利，正安乐，却因为诛杀妖人而止住了祸乱。”因此天子更加知道公贤能，召任给事中，知开封府。从前任开封府府尹的人苦于政务繁剧，有的不到一年就被罢免，否则就遭到谏诤讥刺，或者因事情获罪离职。只有公任职数年，时间越久治理越精明，盗窃和诉讼稀少，监狱屡次空虚。诏书多次下达称赞他，升任工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代理御史中丞。过了很久，天子思念他的治理，又召任翰林学士，再次知开封府。第二年任三司使，公对此并不高兴。如果有利可图，他也不贪求眼前的功效。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百姓的税目太多，官吏得以从中作弊，想取消各项税目而合并为一项。公认为，合并后使税目的名目消失，只是当时的便利；以后如果有兴利的臣子，必定会再次增加税目，这就会使百姓受到更重的困扰，议论者无人能够驳倒他。对于财物出入，他尤其谨慎。宫禁中有时要取用物品，他从来不肯给予。宦官发怒，说：“陛下即使有所欲取，东西在程某手里，怎么能得到？”公说：“臣正是替陛下爱惜这些东西。”天子认为他说得对，屡次升任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任参知政事，公更加自信而不疑惧。宰相有想徇私的事情，他总是当众加以驳斥，他的话直到今天士大夫还能够传述。当初，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触犯大臣，被贬为饶州知州。不久皇上悔悟，想重新任用他，稍稍调为知润州。但厌恶范仲淹的人立即捏造事情诬陷他，话传入皇上耳中，皇上发怒，急忙命令把他安置到岭南。自范仲淹被贬后，朋党之论兴起，朝廷士人受到牵连而被逐，凡是谈到范仲淹的人，都被指为党人。公独自为皇上详细说明，皇上的怒意才消解。此时元昊在河西反叛，朝廷多有变故，公在政务上的补益尤其多，但小人和侥幸得利者都感到不便，于是借事陷害他，公获罪被贬为光禄卿，知颍州。不久调任知青州，又调知大名府。在任一年间，升任户部侍郎、吏部侍郎、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北京建成后，于是任留守。宦官皇甫继明正得势，主持修建行宫事务，扩大规制来收买恩宠。公加以裁减抑制，便与皇甫继明互相上章。天子派一名御史前去察看，回来后证明公是正确的。天子于是罢免皇甫继明，单独把建都事务交给公。公曾任参知政事，因为议论处事不偏私而被嫉妒贬斥；后来稍稍恢复任用，便又与皇甫继明争辩是非，因此更加不随意迎合世俗。虽然不再受到重用，但契丹当时不断派使者来，屡次提出要求；朝廷征讨元昊还未成功，西北驻扎着重兵。公在这时，天子常把河北、陕西的重任交给他；他留守北京共四年，升任工部尚书、资政殿大学士、河北安抚使。庆历六年，授武昌军节度使、陕西安抚使，知永兴军府事。第二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经略使、马步军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陕西安抚使。皇祐元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留守北京。他在东西两边边境，威望、恩惠和信誉都很显著，尤其熟悉敌人的虚实、山川的险易以及用兵制敌的关键。

译他在延州时，夏人有几百人赶着牲畜来到边界，请求投降，说契丹军队已经到达元昊营帐，国内将要大乱，希望自行归附。公说：“契丹军队到了元昊帐下，就应当举国攻取元昊，哪里会容许有人前来投降？”他听说夏人正在捕捉叛乱的部族，这些人是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否则就是来诱骗我们的。于是拒绝接受。不久夏人果然带着几万军队逼近边界，公告诫各堡寨不得频繁出兵，夏人以为宋军已有防备，便撤退，此后不再窥伺边境。公在河北任职时间最长，百姓爱戴他，为他建立生祠。第二年，改任武胜军节度使，仍留在北京。又改任镇安军节度使，在镇安任职四年，仍然上书说：“镇安不过一个郡，不足以让我尽力，希望再次守卫边境。”奏书尚未得到答复，便得了疾病，于至和三年闰三月七日己丑死于陈州的正寝，享年六十九岁。天子停止视朝两日，追赠中书令，谥号文简。第二年祫祭太庙，推恩加赠公太师、尚书令。公的官阶累升至开府仪同三司，勋号上柱国，爵位广平郡公。封户七千四百户，实际食邑二千一百户，赐号推诚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公娶陈氏，封卫国夫人。儿子四人：嗣隆，任太常博士；嗣弼，任殿中丞；嗣恭，任太常博士；嗣先，任大理寺丞。女儿五人，都嫁给了良善的家族。谨按程氏的先祖出自重黎，到了休父任周的司马，封国在程地，后来子孙便以程为氏。自秦汉以来，世代都有杰出人物。程氏必然显达，各自又因居住地而形成著姓，后世沿袭了这种情况。到了唐代尤其兴盛，号称中山程氏的，都以魏安乡侯昱公为祖先；昱公是中山博野人。世代积累德行，到公才开始大为显达。我听说古代有功德的大臣，进朝接受国家的恩宠；退朝后把功德铭刻在器物上，不只是为后代私藏，也是为了不忘记君命，显示国家有人才。诗人又把他们的事迹声名传播在歌咏之中，使之流传无穷。如今距离古代久远，制度也不同了，但仍有幽堂中的墓石、墓道上的碑，可以用来记载德行、彰显功烈。又幸而承蒙天子亲自书写碑名，用来照耀程氏，这种恩宠荣耀远远超过古代。我又能在碑下刻写铭文，这是我的职责，只怕不能称述其德。铭文说：程氏以国名为姓，世代久远，支派分散，各因居住地而形成著名家族，各自凭借人物而显扬。公属于中山程氏，过去已有声誉。到了公才使家族大为兴盛，声名因此振扬。于是执掌国家权柄，于是接受将帅的符节；出仕入朝都勤劳不懈，处险境与平地始终如一。皇帝说：“唉！我有功劳卓著的臣子，用什么来表彰他呢？”碑文灿然，这就是我的功臣，确实与我同心同德。他把忧虑国家放在心中，并非只凭体力劳作。东西两边边境都有战事，诸将没有功绩，使我这位老臣不能在中央安居闲息。临近藩镇，或许可以稍稍休息身体；但请求尚未得到答复，忽然就走完了人生，直到死后才停止。这样才可以说是忠诚，只有皇帝的褒奖能够说明。铭文言辞很简，刻铭来叙述他的事迹，使万世永远显扬。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并序，欧阳修） 至和元年六月，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临淄公因病回到京师。八月，病情稍有好转，入朝拜见天子，天子说：“唉，这是我过去学习时的臣子啊。”于是留下公在迩英阁侍讲，诏令每五日到前殿朝见一次。第二年正月，病情发作，不能上朝，皇帝命令太医早晚前往诊视，有司清理道路，准备亲临他的家。公叹息说：“我没有什么功劳，竟然因为疾病使我的君主忧虑。”立即快马奏报说：“臣的病情稍有好转，正在逐渐痊愈。”皇帝于是停止前往。那个月丁亥日，报告公去世。天子震惊悲悼，急忙亲临其丧，因为没有及时去看望公而感到遗憾。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元献。有司请求停止视朝一天，诏令特意停止两天。同年三月癸酉，将公葬在许州阳翟县麦秀乡北原。下葬后，赐给他的墓道一块碑，碑首题为“旧学之碑”。后来又命令史臣欧阳修考订公的事迹，全部书写在碑下。我伏读国史，看见真宗皇帝时，天下没有大事，天子正推让功德，祭祀天地山川，讲习礼乐来文饰歌颂太平的声誉；而儒学、文章方面才俊卓异的人，又从公这样的世家中出现。江西临川人，年仅十四岁，一日之间从田野出身，进见天子。当时皇帝正亲自考阅天下贡士，殿廷中有一千多人，连同宫廷大臣和卫官簇拥排列，围着观看。公神色不变，执笔作文，立即写成献上。天子嘉奖称许，赐同进士出身，于是进入馆阁，掌管诏命，凭文章成为天下士人所尊崇的人。等到陛下在东宫修养德行，先帝选拔任用属臣，就把公留给了陛下。公从王官、宫臣，最终升任宰相。他辅佐引导圣德、忧劳国家，既有旧日资历，又有历年功劳，从开始到去世五十多年。公去世后，先帝的名臣和陛下东宫时期的旧臣都已不在，理应给予他超过甘盘那样的褒奖和恩宠。我有幸任史官执笔，奉明诏，谨冒死陈述临淄公的事迹：公名殊，字同叔，姓晏氏。他的世系有时隐晦、有时显达，迁徙也不固定。自高祖墉起，唐咸通年间考中进士，死于江西任上，才开始在高安入籍。此后三代不显达。曾祖延昌，又把户籍迁到临川。祖父郜，追封英国公。父亲固，追封秦国公。自曾祖以下，都因公显贵，屡次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张氏，陈国太夫人。

译祖母傅氏，许国太夫人。母亲吴氏，唐国太夫人。公七岁时就懂得学习和写文章，乡里称为神童。故丞相张文节公安抚江西时，发现公的才华，报告朝廷，真宗召见公。赐同进士出身两天后，又召来考试诗、赋、论。公从容启奏说：“臣曾经私下练习过这篇赋，不敢隐瞒。”真宗更加惊叹诧异，于是另出题目考试，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置于秘阁，使他能够遍读秘书。命故仆射陈文僖公考察他的学业。第二年，公献上自己所作的文章，召到中书省考试，升为太常寺奉礼郎。封禅泰山时，推恩升为光禄寺丞。数月后，充任集贤校理。第二年升著作佐郎，因父亲去世服丧离职。不久真宗思念他，便从他家起复，命淮南发运使备船送他到京师。参加太清宫的从祀，赐绯衣银鱼。同判太常礼院时，又遭母亲丧事，请求离职守丧，服丧期却不被允许离职。当今天子起初封为升王，公经选拔任王府记室参军。两次升迁后任左正言，直史馆。当今天子成为皇太子后，公以户部员外郎充任太子舍人，赐金紫，任知制诰，判集贤院。升任翰林学士，充景灵宫判官，任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礼仪院。晏公既以道德文章辅佐太子，真宗每逢有所咨询，多用方寸小纸密写来询问他。由此他参与机密事务，凡是所答复的，一定先把自己的稿子进呈给皇帝阅览，绝不泄露。后来真宗把阁中的遗书全部阅览一遍，得到晏公所进呈的稿子，共有八十卷，收藏在宫禁之中，世上没有人见过。起初，真宗遗诏规定章献明肃太后暂时听理军国大事，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单独觐见，然而奏事的大臣没有人敢决定这件事。晏公建议：“群臣向太后奏事时，应当垂帘听政，任何人都不得与太后相见。”这项议论于是定了下来。干兴元年，授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升任给事中、景灵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铨；改任侍讲崇政殿，升礼部侍郎，知审官院，任枢密副使，升刑部侍郎。皇上防备有人议论张耆不应任枢密使，晏公因此违逆太后的意旨；又因用笏板击打太后的仆人，误使其折断牙齿，被罢职留守南京。他大力兴办学校，教育各地生员；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的兴废，从晏公开始改变。召回授任御史中丞，改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主持天圣八年礼部贡举。第二年任三司使，又任枢密副使，尚未正式拜官，改任参知政事，升尚书左丞。太后拜谒太庙时，有人请求她穿衮服、戴冕旒，太后拿这件事询问晏公，晏公依据《周官》所载的王后服制回答。太后去世后，执政大臣都被罢免，晏公任礼部尚书，知亳州，调任知陈州，升刑部尚书，后又恢复原职。召任御史中丞，又任三司使、知枢密院事，授枢密使，再加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三年三月，于是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居于宰相之位，充集贤殿大学士，兼任枢密使。自晏公再次被召用以后，赵元昊反叛，军队出征陕西，天下因战争而困敝。晏公多次陈述利害，请求撤销监军，并把阵图交给各位将领，使他们能够根据敌情决定攻守；又请求制定财政支出的原则，使财物收支有法可循。这些意见天子全都施行了。宫禁先行节俭以率领天下，财赋事务也全归有关部门办理，最终能够通过谋臣使赵元昊听从约束，于是归还了他的王号。晏公为人刚正简朴，待人必定真诚；虽处在富贵之中，却像寒士一样，面对一樽酒便能与人欢饮。他发现别人的一个长处，便称赞得如同出自自己。当时知名的士人，如范仲淹、孔道辅等，都出自他的门下。等到任宰相后，他更加致力于举荐贤能。当晏公居于宰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都得到任用，台阁之中也聚集了许多一时贤才。天子已经厌倦西方的战争，怜悯天下的困敝，奋然有意改变政局，于是想借助群才更新治理，多次诏令大臣分条陈述天下事务，准备施行；但小人和受宠幸的权贵都认为这对自己不利。第二年秋天，诬陷晏公因事罢职，范仲淹等人也相继离去，这件事于是停止。晏公罢相后，以工部尚书知颍州，调任知陈州，又调任许州，三次升任户部尚书，授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充一路都部署安抚使，调任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多次晋升官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上柱国，爵临淄公，食邑一万二千户，实封三千七百户。晏公享年六十五岁。他从年轻时就笃志学习，直到病势危急，手里仍不放下书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曾奉诏修撰《上训》和《真宗实录》，又汇集古今文章编成《集选》二百卷。他处理政务敏捷，务求简便；对百姓和对家中子弟都很严厉。有时侍奉年长的姐姐，孝顺谨慎，从不替子弟求取恩泽。他在陈州任职时，皇上问宰相：“晏某在外任职，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请求，他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要的吗？” 宰相把这话告诉晏公，晏公自己写表章，只问候皇帝起居而已。因此他去世时，天子格外悲痛哀悼，赏赐比通常加厚；任命他的儿子承裕为崇文院检讨，孙子和外甥中尚未做官的九人，也都下令授予官职。晏公最初娶李氏，是工部侍郎李虚己的女儿；后来娶孟氏，是屯田员外郎孟虚舟的女儿，封钜鹿郡夫人；再娶王氏，是太师、尚书令王超的女儿，封荣国夫人。共有八个儿子：长子居厚，任大理评事，早年去世；次子承裕，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宣礼，任赞善大夫；崇让，任著作佐郎；明远，任祗德，以上几人都曾任大理评事；几道、传正，都任太常寺太祝。六个女儿中，长女嫁给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次女嫁给礼部侍郎、三司使杨察；其余四女尚未出嫁。孙子十二人。晏公乐于行善，又被称为善于识人。朝廷上显达的士人，多是他推荐提拔的。至于选择女儿的夫婿，又得到这样两位贤人，可以说他确实贤明了。铭文说：

译姜太公的后裔，后来在齐国成为晏氏。齐国处于春秋时期时，晏氏在诸侯中显赫。传记记载，晏桓子、晏婴都受到孔丘称道；此后便没有听说什么了。这个家族没有灭亡，只是勉强留存，后来终于有了光彩。自从晏公以来声名振起，真正辅佐了天子，使晏氏的显赫声名得到发扬。天子说：“唉！我考察真宗时期，只有许多著名大臣，才达到了盛隆的局面。你最初侍奉我，在东宫任王官，直到后来辅佐我做宰相。自始至终都以一身辅佐我，以德行帮助我，对国家有功劳。”晏公在外地患病，从洛阳回来。天子说：“留下你吧，你是我过去的老师。如今在朝廷中，没有谁像你这样是我的旧臣。我还能把什么托付给谁呢？只有我的圣明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谁来做我的老臣？我拿什么赠给你呢？”于是授司空、侍中，礼遇也格外加厚。我对他的思念哪里有穷尽？已经把这些话镌刻在碑首。天子的褒奖，史官奉诏撰写铭文加以叙述，使它永远昭示后世。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并序，欧阳修）。始兴襄公安葬在曲江的第二年，他的儿子仲荀从亳州赶来告诉我说：“我们余氏世代是闽人，五代之际为逃避战乱迁居韶州。自曾祖、祖父以来一直隐晦行迹、安贫退处，直到博士府君才开始有俸禄仕进，襄公又继承了他。大概曲江偏僻地处岭表，自唐代始兴张文献公在此声名显著，成为贤相，直到襄公再次出世成为宋朝名臣。余氏迁居韶州历经四代，才有显赫的仕宦；而曲江沉寂三百年后，才又有闻名之人。唯独襄公位登天台，官阶正为三品，于是有了爵位和封地，以始兴郡为开国之地，继承并光大前代贤哲，成为韶州人的荣耀。至于诏令褒奖、赐予赠官、赐谥等，始终受到的恩宠已经很盛了。褒奖有诏书，旌表有实物，赠官有告身，谥号则由考功审议并具备事状；把这些合在一起记载，秘藏于墓中，有铭文就可以说完备了。只是墓道上应当竖立螭首龟趺的碑石，把事迹显明给后世，并昭示给子孙，却还缺少碑文，所以恭敬地来请求。”谨按：余氏是韶州曲江人，曾祖名某，祖父名某，都没有做官。父亲名某，任太常博士，屡次追赠至太常少卿。公名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军州事，兼广南东路兵马钤辖经略安抚使，柱国，始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实封二百户。治平元年，他从广州入朝京师，六月癸亥因病在金陵去世。天子悲悯，停止视朝一天，赐给丧葬费粮食和丝帛，追赠刑部尚书，谥号为襄。第二年七月某甲子，归葬于曲江龙归乡成山的原野。公为人朴实持重、刚强劲直，说话温和谦恭，不显露喜怒。从年轻时便博学强记，对于历代史书、杂家小说、阴阳律历以及佛教、老子的书，没有不通晓的。天圣二年考中进士，任赣县尉，因书判出众，改任将作监丞，知新建县；又升任秘书丞，刊校三史，充集贤校理。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因上书论事触犯宰相获罪，谏官、御史都不敢说话，公上书为他辩论，因此获罪，贬为监筠州酒税，后稍稍调任泰州。不久天子醒悟，立即重新任用范公，因范公而被贬斥的人也都召回，只有公以便于侍奉亲属为由请求知英州，升任太常博士。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返回，任集贤校理、同判太常礼院。景祐、庆历年间，天下因长期安定而懈怠，官吏习于因循，多有失职。等到赵元昊以夏州反叛，军队出征很久没有功效，官府财力困竭，百姓更加困苦，天子赫然决心振兴颓败，整治各项制度。朝廷已经重新起用几位大臣，又增设四名谏官，让他们议论天下事务，公是其中一人。随即改任右正言供职。公感激奋发，遇到事情便立即进言，无所回避。奸佞谄媚和受宠幸的权贵都屏息畏惧他，他所起的补益很多；但也承受不住那些人的怨恨嫉妒。庆历四年，赵元昊接受誓约请求和解，朝廷将要加以封册；而契丹却带兵逼近边境，派使者说要替中国讨伐贼人，并且告知出兵日期，请求停止与夏和议。朝廷对此忧虑，想听从契丹而重重断绝与夏人的关系，但这样军队不能停止；不听契丹，又会在北方边境引起事端，议论尚未决定。公独自认为：“中国厌恶战争已经很久了，这正是契丹所希望的。如果让我们停止用兵、休养兵力，对契丹并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借此扰乱我们罢了，不能听从。”朝廷虽然认可公的意见，仍暂时扣留给夏的册书不派遣，同时授公谏议大夫之职，让他出使答复契丹。公带着十多名骑兵奔驰出居庸关，在九十九泉与敌使相见，从容坐在帐中，往复辩论数十次，终于使对方理屈，取得其谈判要点后回来。朝廷于是发出给夏的册书，赵元昊臣服，西部军队解除戒严，北部边境也平安无事。这一年以本官知制诰、史馆修撰，后来契丹终于自行攻打赵元昊。第二年契丹派使者来告知胜利，又派公前往答复；公因学习蕃语获罪，出知吉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怨恨他的人趁机以事情构陷他，他被降为将作少监，分司南京。公怡然回到乡里，闭门谢绝宾客，断绝人事，整整六年。天子常常想起他，多次想任用他。有大臣不喜欢他，只把他调为在家供职的光禄少卿，又任命他为某卫将军、寿州兵马钤辖，他辞谢不接受。皇祐二年，祭祀明堂施恩，升任卫尉卿。第二年知蕲州，因父亲去世离职。蛮贼侬智高攻陷邕州，接连攻破岭南州县，围困广州。于是朝廷从丧庐中起用公为秘书监、知潭州，他当天便快马赶路；又改任知桂州、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公上奏说：“贼在东边，却把我调往西边，这不是我的志愿。”天子嘉奖他，立即下诏让公统筹制御广东、广西的盗贼，于是他赶往广州，而侬智高又向西逃到邕州。侬智高刚起兵时，交趾请求出兵协助讨贼，诏令不许。公认为侬智高是交趾的叛徒，应当允许交趾出兵，不应阻止它的好意；他多次上书论说，却没有得到答复。到这时公说：“邕州与交趾接壤，现在不接受它的出兵请求，交趾必然愤怒，反而会帮助侬智高。”于是根据事宜权宜催促交趾出兵，又招募侬、黄诸姓的酋长豪强，以官职笼络他们，并与他们订立誓约，使他们听从节制。

译有人怀疑这些人不能任用，公说：“只要使他们不与侬智高联合就够了。”等到侬智高进入邕州，果然没有外援；后来宣抚使狄青防守公所统率的军队，在归仁击败贼军，侬智高逃入海中，邕州平定。公请求恢复原来的防区，不获允许。各位将领班师时，因为侬智高还在，请求留下公在广西，委托他处理后续事务。升任给事中。谏官、御史接连上书说：“公的功劳很多而赏赐太薄。”于是再次升任尚书工部侍郎。公留在广西一年多，安抚整顿，使地方恢复安定，岭海肃然。他又派人进入特磨，袭取侬智高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俘送京师，斩首。授集贤院学士。过了很久，调任知潭州，又调任青州，再升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侵犯邕州，杀死五名巡检。天子认为：“在岭外显著施行恩信、为交趾所畏惧的人，就是公。”于是用驿马召公任广西体量安抚使，调发荆湖军队随行。公到任后，移送檄文给交趾，召见其臣费嘉祐加以责问。费嘉祐惊恐地回答：“部落侵犯边境，罪当处死；愿意回去捕取首恶献上。”随即把五人戴上刑具送到钦州，在边界上斩首。公回来时，邕州人拦在道路上挽留他，使他不能立即离去。第二年，以尚书左丞知广州。英宗即位，授工部尚书。任满回朝途中，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公统筹治理五管，前后十年，共治理六州，所到之处都有恩惠爱护。即使身处战事之中，手也不放下书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议五卷、《三史刊误》四十卷。娶林氏，封鲁郡夫人。儿子三人：伯庄，任殿中丞，早年去世；仲荀，现任屯田员外郎；叔英，任太常寺太祝。六个女儿，都嫁给士族。孙子四人，孙女五人。铭文说：余氏迁居曲江，世代都不显达；自襄公奋起后，声名远播。始兴开国，继承并光大前代；两位贤人相隔三百年相继出现，伟大啊！襄公是国家的正直之臣，开始登朝任官，担负进言的职责，辅弼君主、进献意见，使奸佞谄媚之徒屏息。庆历年间的治理，确实有许多补益。适逢时局有事，奔走南北，功绩载入史官，名声传到异域；出入艰苦勤劳，无论险阻平坦，始终保持同一德行。小人的谗言使公被废置在千里之外，一方有警报，公便从家中起身；威望施行，信义结聚，岭海幽远之地都有公的踪迹。皇帝本不必亲自南顾，为什么又召公回来？公却在途中去世，灵柩归来。韶州人背土伐石，把碑文刻在墓门，留给后世，不只是留给韶州人。尚书度支郎中、天章阁待制王公神道碑（并序，欧阳修）。公名质，字子野，他的先祖是大名莘县人。自唐同光初年起，公的高祖鲁公考中进士第一名，在当时声名显赫，官至右拾遗，历仕晋、汉、周三朝；到了公的祖父晋公，又凭文章享有盛名，侍奉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真宗时，伯父文正公在中书任职二十多年，天下称他为贤宰相。如今到了天子庆历三年，公和他的弟弟素都任天章阁待制。从同光到庆历，大约一百二十多年，王氏连续四代，世世都有显达之人，有的凭文章，有的凭功德。公出生于累世富贵之家，但操守品行超过寒士；性情笃厚孝悌，待朋友深厚，乐于施舍周济别人，而妻子儿女常常不能自给；把荣华利禄看得淡薄，仿佛毫不在意。平日深受疾病困扰，退缩自持，好像不能胜任自己；到了面对事情时，却表现出仁者的勇气和君子的刚强。见到别人的善行，就像出自自己一样高兴。起初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被贬到饶州，当时正严厉惩治党人，公独自抱病带领子弟到东门为他饯行，留连数日。大臣有人责备公说：“长者也做这种事吗？何苦自己陷入朋党之中？”公慢慢回答：“范公是天下的贤人，只是我哪里敢仰望他？” “然而如果能够被列为党人，那就是范公给予我的厚重恩惠了。”听到这话的人都替公缩紧了脖子。公任待制的第二年，出任陕州知州；又过一年，小人连续构成大案，因而被贬斥废黜的有十多人，都是公一向认为贤能的人。公听说后悲愤叹息，有时整天不吃饭，因而多次纵情饮酒至大醉。公本来就长期患病，又加上饮酒，终于去世。公起初因恩荫补任太常寺太祝，监都进奏院；进献自己的文章后，奉召考试，赐进士及第，校勘馆阁书籍，遂任集贤校理，通判苏州。州守黄宗旦自负才华而得意，颇因公是新进而轻视他在议事中的意见，便说：“年轻人竟然要和长者争论事情吗？”公说：“我奉命辅佐您，事情有应当争论的地方，这是我的职责。”宗旦虽屡次折辱公，但政务常常因此没有失误，渐渐感激公的帮助，对他更加礼敬。宗旦抓获一百多个私铸钱币的人，拿来向公夸耀。公说：“事情发生却没有证据，凭什么抓到他们？”宗旦说：“我用方法把他们钩取出来的。”公忧伤地说：“仁者的政治，却用术数诱捕人，把人置于死地，反而还值得高兴吗？”宗旦惭愧服气，把他们的案件全部缓办释放，这才大力称赞公说：“真是君子！”公任判尚书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刚到任，便揭发一个大奸吏，将他罢免；依法惩治豪强奸猾之徒；与转运使争论是非，凡是下达而不便民的事务，都抵制不执行。除去那些妨害政务的人以后，便兴办学校，一概以仁慈宽恕治理下属。他处理政务懂得宽严相济，一定使官吏畏惧、百姓爱戴。他任其他州的州守时，事情大而难以治理，却总能施行善政；凭借这些政绩入朝任开封府推官。不久，他的哥哥雍任三司判官，公说：“省、府都是要职，我怎么可以兄弟二人同时居此？”于是请求知寿州，调任庐州。有盗贼杀死同伙并侵吞其财物，公将他捕获，依法处置。大理寺驳回说：“依法应当宽免。”公认为，盗贼杀死同伙而自首的人可以宽免，是因为担心破坏盗党、开启他们自新的道路；如果杀人而不自首，既已被捕还可以宽免，那么公然做盗贼的人只要杀死一个人，既能得到并吞其财物，又可以用来赎罪；没有被捕就任意做盗贼，被捕后又引此例为自己求免。这样盗贼就无法禁止，不合乎法律本意。公上奏三次仍不能争回，叹息说：“我敌不过执法的官吏了。”于是上书自我弹劾，请求不要连坐属吏。公因此获罪，贬为监灵仙宫。后来议论者重新确定不自首的罪罚，最终认为公的意见正确，但公仍未被召回。资政殿学士郑戬、翰林学士叶清臣为公申诉无罪，朝廷才起用他知泰州，升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正值西方用兵、急需财用之时，唯独他不进献羡余，赋税征收接近宽平，按通常法令治理；所以其他各路不堪其弊，而荆湖百姓安然如故。

译代理知荆南府时，有百姓因婚事诉讼，说：“家贫没有钱财，所以错过了婚期。”公问需要多少钱，便拿俸禄钱给他，让他成婚。捕到一个偷窃别人衣服的人，那人说：“我是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公怜悯他，取衣服给他穿上，放他离去。荆州人把公比作子产。召任史馆修撰，随后授天章阁待制，判吏部流内铨，号称称职；但对选官法从未有所更改。有人问他，公说：“选官法已经完备，就像秤一样，只在于执掌的人不欺骗它的轻重罢了，何必屡次更改法令？”这一年天子开启天章阁，召大臣询问天下事务，又亲自下诏责问范公等人。议事者争相陈说天下利害，务求改革各项事情，唯独公没有说一句话。问他原因，他说：“我病了，不能这样做。”公本来就把荣华利禄看得淡薄，面对祸福不因此喜惧；他看待世事，仿佛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动摇内心，唯独以天下善人君子的通达或困厄作为自己的忧乐。他最终因此去世，这样的志向难道小吗？难道真是因为疾病而不能进言吗？公确实一向有病，但只要把事情交给他，他所到之处必然都有作为。假使他长寿不死而得到任用，也一定会有所作为；难道他只是不愿意说空话吗？唉！公享年四十五岁，官至度支郎中，阶官朝奉大夫，勋上护军，爵平晋男。娶周氏，封某县君，生有一个儿子。曾祖名某，祖父名某，都追赠太师、尚书。中书令考名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贤德行为，追赠户部尚书。公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陕州，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处祖茔旁。铭文说：做官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为了施行仁德；身处富足却自处俭薄，以此保持自身清白。他的仁德谁会思念？不只在官吏和百姓之中。他的清白谁能相比？要把它留给子孙。用铭文彰明此事，告诫后人。司马温公神道碑（苏轼）。皇上即位第三年，朝廷清明，百官各得其序，百姓安于生业，风俗为之一变。往日那些刻薄之人和鄙陋之人，都洗心革面、改变品德，努力做到忠厚；人人自重，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中原没有战事，四方夷狄叩首请求听命。只有西羌和夏人时而叛乱、时而归顺，心怀恶意而自相猜疑，屡次入境作乱。皇上命各位将领按兵不战，向他们显示我方的形势。不出几个月，就生擒大首领果庄青伊结，押到朝廷。夏人十多万人侵犯泾原，抵达镇戎城下，五天没有得到什么，某夜逃走。西羌兀征声延又率领族人一万人来投降。黄河起初在曹村决口，堵筑灵平后，又在小吴决口，横流五年，朔方骚动不安。而今年秋天，连绵阴雨达一个月，黄河没有大规模泛滥。到冬天，水流入地下更深，又有河道向北流入大海，重新显现大禹治水的形势。凡是皇上所希望的，不必求取就能获得；凡是皇上所厌恶的，不必驱逐就自行离去。天下明白地知道天意与皇上相合，或许可以重新看到太平盛世的成就，家家富足、人人充足，刑罚可以搁置不用，如咸平、景德年间一样。有人问我苏轼：“皇上和太皇太后究竟施行了什么安排，才能达到这种局面？”我回答说：“《易经》大有卦上九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 孔子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理的人，世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诚信，思考顺从天理，又崇尚贤能。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不利。如今二位圣主亲身实行诚信和顺从，以此率先天下，又任用司马公来招致天下士人，这正合乎诚信、顺从、尚贤三种德行。’况且据我看来，公是仁人，上天正在帮助他。我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公凭文章闻名天下，又凭忠义使君主信任他，朝廷知道这件事是可以的，四方之人凭什么知道呢？士大夫知道是可以的，农夫、商人和奔走服役的人凭什么知道呢？中原知道是可以的，九夷八蛮凭什么知道呢？当公退居洛阳时，寂寞得像颜子住在陋巷，孤独得像屈原处在湖泽，与百姓相忘已经很久了，可是名声震动天下，像雷霆、银河，又像家家户户每天都能看见他一样。听到他名声的人，即使愚昧无知如妇女儿童，勇悍难化如军士卒徒，乃至奸邪小人，即使厌恶他损害自己的利益、把他当作仇敌而憎恨他，也无不整理衣襟、改变脸色，叹息长太息，有的甚至流泪。元丰末年，我从登州入朝，经过八州到达京师，百姓知道我与公友善，便在各地聚集数千人，拦在马头前呼喊说：‘请代我们问候司马丞相，千万不要离开朝廷，要多加保重自己，以使百姓能够活下去！’ 像这样的呼喊，大约绵延一千多里没有断绝。到了京师，听士大夫说，公刚入朝时，百姓拥住他的马，直到马不能前行；卫士中见到公便跪下流泪的，多得数不清。公害怕了，回到洛阳。西羌、夏人派使者入朝，和我国派往他们国家的使者相遇时，他们必定询问公的起居；西羌人还告诫边境官吏说：‘中国已经以司马公为宰相了，谨慎不要制造事端，开启边境的裂隙。’后来公去世，京师百姓停止交易前往吊唁，卖掉衣服来置办祭品，在街巷中哭着送过灵车的，大约以千万计。皇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回去安葬。赵瞻等回来后，都说百姓哭吊公十分悲哀，就像哭自己的亲人。四方前来送葬的，大约有数万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互带领前来祭奠，并举行佛事为公荐福，祭文尤其悲哀。把香火举在手顶上送公下葬的，共有一百多人。天下到处都有为公画像、建立祠堂的。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是上天在帮助他。一个平民能够感动上天，也一定有他的道理。若不是至诚而专一，谁能使百姓如此呢？《礼记》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 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了。

译《尚书》说：‘只有伊尹亲身与商汤同心同德，都具有专一的德行，才能承受上天的心意。’ 《尚书》又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祥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危险的。’有人拿千金给别人，别人却不高兴；有人只用一句话命令别人，别人便为他而死，原因就在于真诚与不真诚。遮天的暴雨不能持续一早晨，而一条细流却能穿透石头，原因就在于专一与不专一。真诚而专一，古代圣人也不能在这上面增加丝毫，何况司马公呢？所以我论说公的德行，认为它能够感动人心、震动天地，崇高伟大到如此地步；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诚’和‘一’。公名光，字君实，先世是河内人，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安平王的后裔、征东大将军司马阳开始葬在今天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曾祖名政，因五代衰乱没有做官，追赠太子太保。祖父名炫，考中进士，试任秘书省校书郎，最终任耀州富平县令，追赠太子太傅。父亲名池，是宝元、庆历年间的名臣，最终任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追赠太师、温国公。曾祖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亲聂氏，都封为温国太夫人。公最初以进士甲科侍奉仁宗皇帝，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开始提出重要议论，请求立宗室之子为皇位继承人，以安定宗庙。宰相韩琦等因他的意见，终于确定了大计。侍奉英宗皇帝时，任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论说陕西刺义勇军给百姓造成的祸患，以及内侍任守忠的奸邪弊害，请求斩杀任守忠以向天下谢罪。任守忠最终因贬谪而死。又论说濮安懿王应当按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办理，天下人都认为他有义。侍奉神宗皇帝时，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将嵬名山想率横山部众投降，公极力论说不能接纳，否则后来必成为边患，不久果然如此。他劝皇帝不要接受尊号，于是成为万世法则。王安石任宰相后，开始施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等法，称为新法。公首先指出它们的危害，以自身与之争论。当时士大夫不依附王安石、认为新法不便的人，都依靠公来增强声势。皇帝任命公为枢密副使，公因自己的意见不能实行而不接受任命，于是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随后留在御史台任职，并提举崇福宫，退居洛阳十五年。皇上即位后，太皇太后摄政，起用公为门下侍郎，升正议大夫，继而升任左仆射。公首先修改诏书以开通言路，区别邪正，进退其中最严重的十多人。不久便废除保甲、保马、市易以及各道新实行的盐、铁、茶法，最后又废除助役法和青苗法。当时正议论选拔士人、选择郡守县令和监司来养育百姓，期望使百姓富足而受到教化，眼看就要达到太平盛世。可是公卧病不起，于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恸不已，皇上也感动流泪。当时正举行明堂祭祀，礼成后没有举行庆贺。二位圣主都亲临公的丧所，哭得十分悲哀，停止视朝，追赠太师、温国公，赐一品礼服入殓，谥号文正。任用他的亲属十人。公娶张氏，是礼部尚书张存的女儿，封清河郡君，先于公去世，追封温国夫人。三个儿子：童、唐都早亡，康现任秘书省校书郎。两个孙子植、柏，都任承奉郎。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在陕州夏县涑水南原的某村。皇上亲自用御笔篆书在墓道上题写“忠清粹德之碑”，碑文命我苏轼撰写。我曾经写过公的行状，端明殿学士范镇又取它来记述公墓，所以详细情况不再重复，只单独论述大概。议论的人只看见皇上和太皇太后迅速起用公、充分任用公，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对公了解得多么深。从士人、庶民直到卿大夫，彼此成为宾客、老师、朋友，道义足以互相信任，但权力不足以使彼此共同休戚；即便如此，意见相同便亲近，意见不同便疏远，还没有听到过错就高兴、接受教诲而不生气的人，更何况君臣之间呢？熙宁年间，朝廷的政事与公所说的没有一件不相违背；公上书几十次，都极尽直言而不避讳。这些话连公的敌人以下的人都不能忍受，而先帝却安然接受，不只是不生气，还想任用公作为左右辅弼之臣，甚至为公所著的书作序，在迩英阁亲自阅读。不深入了解公，能够做到这样吗？二位圣主了解公，是在意见已经相同之后；先帝了解公，却是在意见正相反的时候。因此我认为先帝最难得。过去齐神武皇帝病重，告诉他的儿子世宗说：‘侯景在河南专擅十四年了，各位将领都不能抵挡他，只有慕容绍宗可以制伏他。我故意没有重用、留住慕容绍宗，把他留给你。’唐太宗也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德，我现在把他从外地召回来，你应当授他仆射之职。’于是将李勣从叠州都督任上召回。齐神武、唐太宗虽然还不足以和先帝的盛德相比，慕容绍宗和李勣也不是司马公这一类的人。然而古代君主替子孙作长远打算、深谋远虑，大多都是这样。宁愿自己不承受善于识人的名声，也要让子孙专享得到贤人的利益。先帝既然这样了解公，最终却没有充分任用他，怎么知道其中的用意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呢？我既然记下这件事，于是拜手稽首作诗说：伟大的上帝啊，慈爱地对待我的百姓，谁能承受并顾念天意？只有圣明而仁慈的人。圣明的君子承受天命，如同尧帝初年；神圣的太皇太后下诏安排，不急不缓。圣明的神灵无所偏私，谁来辅佐左右？百姓自己选择宰相，我兴起并授予他。这个宰相是谁？就是太师温公。公从西方而来，一匹马、两个童仆，万人环绕着他，如同口渴的人奔向泉水。谁不想见公？没有人比二位圣主更早；他们忘却自己，只以公为法式。公也不以我为念，只以百姓为度。百姓说：‘快乐啊！司马公已经做了宰相。’你在道路上经商，我在田野里耕作。士人说：‘时机到了！君实已经得到任用。’我这一代在后，子孙在先，时机不可错失。公如麒麟凤凰，不凶猛搏击；群臣都来朝见，强横狡猾者全都顺服。执政一年，其中一半时间患病，功劳却已经很多。百年之后仍会思念公，后世在意见相反时了解公，在细微处识别公；这不是公自己的期望，而是神宗皇帝心中所怀念的。愿天子万年，四方来朝，荐祭于清庙，这正是神宗皇帝的功绩。《文编》第五十八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第五十九卷。明代唐顺之编。《南海神庙碑》（韩愈）。海在天地之间，是形体最大的一类事物；自三代圣王以来，没有不祭祀海的。考察传记，南海神的地位仅次于北海、东海、西海三神以及河伯之上，号称祝融。天宝年间，天子认为古代爵位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所以祭祀海岳时，牺牲、币帛的数量都仿照公侯的规格，以此向大神表示极其崇敬。如今神王也有王爵，但祭祀海岳仍沿用公侯的礼制，空有王者仪制而不采用，这不合乎表示极度崇敬的本意。因此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祝文称号、祭祀仪式和班次都一并提升，又在原有旧庙的基础上改建新庙。庙在今天广州城东，距南海道八十里，在扶胥口、黄木湾。通常在立夏节气到来时，命广州刺史到庙中主持祭祀，事情办完后通过驿站上报。刺史常常还节制五岭各军，并兼任所辖郡邑的观察使，南方事务没有不统辖的。地方广大而遥远，所以常选用地位重要的人任职。他们既尊贵又富有，而且不熟悉海上事务；又每逢祭祀时海上常有大风，前往时都忧愁恐惧，进庙观看后更惊恐心悸，所以常常以生病为借口，把事情委托给副职。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因此明亮的宫室、斋舍和居所上面漏雨、旁边受风，没有遮蔽；牲畜和酒又瘦又酸，临时才取得祭品；水陆各类供品杂乱地摆在笾豆之间，进献、灌鬯、起身、俯身都不合仪式，属吏更加不供职，神灵也不顾临享用，狂风暴雨无节制地发作，人们害怕它造成灾害。元和十二年，朝廷才下诏任用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鲁国孔公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镇抚南方。孔公正直端方，内心严肃而性情和易，恭敬谨慎地履行职务；治理百姓明察，侍奉神灵真诚；内外都竭尽心力，不做表面铺张。到任第二年，夏季祭祀用的册书从京师送到，属吏按时报告。孔公于是斋戒沐浴，察看册书，并向各位官吏宣誓说：“册书上有皇帝的名号，是皇帝亲自署写的，其中说：‘继承天命的皇帝某，谨慎地派遣官员某恭敬祭祀。’既然如此恭敬而严肃，谁敢不奉行？”第二天我将留宿在庙下，以供奉清晨的祭祀。第二天，属吏以风雨为由报告，孔公不听。于是州府文武官吏一百多人，轮番进见劝谏，都作揖退下。孔公随即登船，风雨稍稍停息，船夫奋力划船，阴云渐渐散开，阳光从云隙间透入，波浪平伏而不起。察看牲畜的那天晚上，时而晴朗，时而阴暗。将要举行祭祀的夜里，天地开朗清明，月亮和星星明亮密集。五更鼓已经响起，牵牛星正在中天。孔公于是穿上盛服、手执笏板进入庙中。祭祀开始后，文武官员和宾客属吏都低头按照职位站立，各自履行职责。牲畜肥美，酒香浓郁，樽爵安静洁净，升降进退都有一定的次序。神灵吃得饱、喝得醉，海中的各种神灵和隐秘怪异之物全都恍惚出现，蜿蜒盘曲而来享用祭品。全庙祭祀完毕，船只回转，祥和的风送着船帆；旗帜、旄麾飞扬，朦胧的雾气中，铙鼓轰鸣，髙管喧噪。武士奋力划桨，工匠相互唱和，大龟和长鱼前后跳跃。天地四方，开阔明朗地显现出来。祭祀的那一年，风灾平息，百姓不再以鱼蟹为食，五谷全都成熟。第二年祭祀归来，又扩建并扩大庙宇，整治庭院坛场，改建东西两廊和斋房、厨庖，各种设施都修治齐备。次年祭祀之时，公又坚持前往，毫不懈怠；于是更加防备，年成接连大为和顺。老年人歌咏说，公到任之初，便全部免除了其他名目的赋税，停止了官府中可以废除的衣食供给。四方使者来往，不靠财物结交，而以自身作表率。宴饮都有规定的时间，赏赐也有节度。公家储藏的私蓄，上下都得到充足供给。于是免除了所属州县拖欠的缗钱，大约有四万；米三万二千斛。征收金钱的州县，每年耗费八百，困窘得无法偿还的，也都予以豁免。增加西南守长的俸禄，惩治其中尤其不善、又不听命令的人；从此人人都自重谨慎。对因犯法而流落南方、不能归去的人，以及流徙者的子弟，共有八族百余人，任用其中有才德的，给无所依靠者发放粮禄。其女子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便给她们钱财，使她们不致错过婚期。刑罚与恩德并行，方圆数千里之内，竟不再知道盗贼为何物；在山中行走、海边住宿，也不必挑选处所。侍奉神灵、治理百姓，可以说已经做到最完备了。众人都希望把他的美德刻在庙碑上，并附上一篇诗。因此作诗说：‘南海阴暗的旧地，是祝融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祭祀他。上帝命令南伯治理此地，官吏懒惰而不亲自履职；从今以后，正因为公明察而施行治理，才使祭祀得以享用，神灵赐福庇佑我邦。只有圣明的天子，只有谨慎地任用使者。我的公在任，神灵和百姓都获得喜悦。海岭的角落，既丰足又滋润，为什么不把恩泽均匀而广泛地施行？让公掌握政事的枢要。公出行不要迟延，公也不要匆忙归去。我并不是私自挽留公，实在是神灵和百姓都依赖您。’ 《处州孔子庙碑》【韩愈】从天子到郡县的守长，能够普遍得到祭祀并遍及天下的，只有社稷和孔子是这样。但社是祭祀土地，稷是祭祀谷物，句龙和弃只是作为陪祭者，并不是专门主祭的神；而且他们的神位没有建屋，只设坛祭祀，哪里能像孔子那样用王者的礼仪奉祀，巍然端坐在正位，让门人陪祀呢？从天子以下的人，都面向北跪拜祭祀，进退之间诚恳恭敬，礼仪就像亲自面对亲弟子一样。句龙、弃凭功劳，孔子凭德行，本来就有等级次序吗？自古以来，有许多人凭功德取得神位，却不能享受永久祭祀。句龙、弃、孔子都没有取得帝王之位，却享有永久祭祀；然而他们的祭祀都不如孔子盛大。所谓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像孔子这样的人，他的贤德远远超过尧、舜，这就是成效吗？郡县都有孔子庙，有的不能认真办理祭祀事务；虽然设置了博士和弟子，有的却被有司役使，名义存在而实际废弛，失去了所学习的事业。唯独处州刺史邺侯李繁到任后，能把此事放在首要位置，既重新建造孔子庙，又命工匠改塑颜子至子夏十人的像；其余六十弟子以及后世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伏生、毛公、韩生、董生、高堂生、扬雄、郑玄等数十人，也都画在墙上。选取博士弟子，必须都是合适的人，又为他们设置讲堂，教他们行礼，让他们在那里学习操练；设置本钱和廪米，使这一制度能够持续下去，以守护并成就庙学。亲自率领官吏和博士弟子入学，举行释菜礼，老年人感叹赞美，他们的子弟也都兴起求学。邺侯崇尚文教，对于古代记载没有不贯通的，所以他治理政务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实在值得歌颂。于是作诗说：‘只有这座庙学，是邺侯建造的。起初在府库下面，神灵没有像样的屋宇；先生和学生居住其中，也困窘于寒暑。如今重新建造这座宫室，神灵降临并接受祭献。讲读有固定常规，不必告诫便能受到劝勉。光明杰出的贤哲，具有为师的尊严；群圣庄严肃穆，大道由此保存。塑像画像都极其相像，全都在这座堂中；让人瞻仰、效法，使人不至于有所遗忘。后来的君子，不要废弃已经成就的美事；把颂词刻在碑石上，赞美这项事业的创始。’ 《道州文宣王庙碑》【柳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