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二十七

译《书》【苏轼】我读《史记·商君列传》，看到商君改变法令、变更秦国风俗，杀死数千名议论新法的秦人，给太子的老师施黥刑，杀死太子的傅，之后法令才大为推行。我未尝不认为他的勇敢果断十分壮烈。我说：唉！世俗之人不能谋划事情的开端，却喜欢看到事情的成功。假使天下人各自陈述所知、固守所学，来议论天子的事情，那么事情将会有受到阻碍而不能成功的。可是考察三代的典籍，到了将要纠正、改变世俗的时候，它们告谕天下的言辞总是恳切激烈，反复不倦，务必要使天下人完全知道君主的心意，又进一步消除他们不服从的想法，使天下人都相信事情确实应当如此，然后才开始行动。那些言辞曲折婉转，就像平常人彼此议论、追问是非一样。我读后对此感到疑惑，认为它近于迟疑迂缓、迂远而缺乏决断。然而，它能使天下人乐于服从，不带有勉强和不得已的意味；事情既已发动，也没有纷纷扰扰、各执异说的争论，这正是王者的用意。所以我常常认为，在尧舜时代，君臣彼此相得的心情，欢悦融洽而没有隔阂，彼此在朝廷中发出赞叹、应答和感慨，唯唯诺诺，亲密得不亚于朋友。即使他们之间有相互评判、争辩是非曲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到了汤、武征伐的时候，他们反复周旋，说明自己用兵的意图，以使天下明白，这也是形势所决定的。只是天下已经安定以后，君民之间的地位相距遥远而且不同，天下有想要做的事情，而普通男女百姓各自持有不同意见，来抵触君上的谋划；君上发布命令，他们却不肯听从。这时如果用刑罚驱迫、用权势压制，天下谁敢不听从？但上位者仍然从容耐心地譬喻开导，使他们相信之后才服从。这不是王者的胸怀，谁能够这样处置并耐心等待而不厌倦呢？盘庚迁都时，天下人都叹息而不高兴，盘庚于是称述先王盛大的德行和光明圣明，说他们尚且五次迁都才到今天；如今如果不能继承古人的事业，恐怕上天会断绝、抛弃你们的命运，不救你们的死亡。又担心他们不服从，于是再说：“你们若不和我同心，我的先王和后王将降罪于你们；连同你们的祖先父辈，也将向我的先祖高后报告，说你们要在我的后代中制造大杀戮。”他开启百姓尚未觉悟的心，向他们说明事情为什么当然应当如此，竟然这样详尽。商君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只要让你们获得利益，哪里还顾虑我所采取的做法呢？因此，他不寻求众人的议论，也不向天下反复告谕，然而事情最终也获得成功。于是后世的评论认为，三代的治理柔弱、怯懦而缺乏决断；但这正是王道与霸道的不同。三代的君主，只是不忍轻视百姓、欺骗百姓，所以天下有事情时，他们的议论会涉及百姓，以观察民意的趋向；等到百姓的意见不能听从时，又反复开导他们，把道理说尽，使他们心中不服的地方得以折服，因此百姓亲近并爱戴他们。唉，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不同啊。《诗》【苏洵】人的嗜好欲望，有些爱好甚至超过对生命的珍视；而愤恨、遗憾、怨怒发作时，也有人顾不得死亡。于是，礼的权力又穷尽了。礼法说：“不可好色；做人臣、做人子、做人弟，不可以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假使天下人都不好色，都不怨恨君主、父亲、兄长，岂不是很好吗？假使人的情性都淡泊无欲、平和柔顺地去做这些事，那么天下本来就会大治。然而人的情性又不可能全都如此：好色之心在内驱迫，是非不平之气在外攻逼，怒火炽烈地生起，顾不得利害，直到趋向死亡才停止。唉！礼的权力只到死生为止。天下的事情若没有达到可以用生命换取的地步，人就不敢冒死来违背我的法令。如今，人好色的欲望以及对人和事的是非不平之心，在内心勃然发作，认为这样做可以换取生命，却先把自己置于死亡之地，那么死生的关键本来就已经失去了。死生的关键既然失去，礼便没有权力；偏偏拿没有权力的礼去强迫人做其不能做到的事，混乱就更加严重，礼也更加败坏。如今我告诉人说：“一定不要好色，一定不要怨恨君主、父亲、兄长。”他们难道会就此听从我的话，而忘记自己内心本来具有的情感吗？他们做不到。既然不能完全实行我的法令，就会干脆把它大大抛弃而不顾。我的法令既然被彻底抛弃，人好色以及怨恨君主、父亲、兄长的心便会荡然无所限制，交换内室、偷娶妻妾的变乱，以及弑杀君主、父亲、兄长的灾祸，反而一定会公开地在天下流行。圣人对此忧虑，说：“禁止人好色，结果会使人陷于淫乱；禁止人怨恨君主、父亲、兄长，结果会使人陷于叛逆。”祸患产生于责备人过于周密。好色不能断绝而怨恨也不加禁绝，那么他们反而不会达到作乱的地步。所以圣人的道路在礼上严格，在诗上通达。礼说：“一定不要好色，一定不要怨恨君主、父亲、兄长。”诗说：“可以好色，但不要达到淫乱；可以怨恨君主、父亲、兄长，但不要达到叛逆。”用严格的标准对待天下的贤人，用通达的方法保全天下的普通人。我看《国风》委婉变化、柔和妩媚，但最终仍守正，是好色而不至于淫乱；《小雅》悲伤而多有怨责，但君臣之情最终不忍舍弃，是怨恨而不至于叛逆。因此天下人看了会说：“圣人本来就允许我好色，也不责怪我怨恨君主、父亲、兄长。”允许我好色而不淫乱，可以做到；不责怪我怨恨君主、父亲、兄长，那么他们即使虐待我，我也可以公开讥刺、公开怨恨，使天下人都明白知道，这样我的怨恨也就合乎情理；但不叛逆，也是可以做到的。背弃圣人的法则，自己陷入淫乱和叛逆境地的人，确实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走向决裂的开始，产生于不能克制自己。人不能战胜自己的愤怒，然后就忍心抛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诗》的教化，不使人的情感达到不能自制的地步。桥之所以能使船安全，是因为有桥可以通行；水势暴涨时，桥一定会被冲毁，但船却不至于必然毁坏。因此船就是用来渡过桥所不能通行之处的。唉！礼的权力，穷尽于使人容易通达时，还有《易》来补救；穷尽于后世不再相信时，还有音乐来补救；穷尽于强迫人时，还有《诗》来补救。唉！圣人考虑事情，大概真是周详啊。《春秋论上》【欧阳修】

译有些事情不幸发生在久远以前，流传下来却有两种说法，那么应该听从哪一种？回答说：听从其中可信的。既然如此，又怎么知道哪一种可信而听从它呢？回答说：根据说话的人来相信他，也可以。众人的说法是那样，君子的说法是这样，就舍弃众人而听从君子。君子博学多闻，但他的传述也不可能没有错误。君子的说法是那样，圣人的说法是这样，就舍弃君子而听从圣人。世上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唯独学习《春秋》的人偏偏不同。孔子是圣人，万世所应取信的，只有他一人。公羊高、穀梁赤、左氏这三个人，虽然博学多闻，但他们的传述也不可能没有错误。孔子对于经，三人对于传，如果有所不同，学者却宁可舍弃经而听从传，不相信孔子而相信三人，这是多么糊涂啊！经书记载鲁隐公的事情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他死时又说：“公薨。”孔子始终称他为公。三人却说：“他不是公，只是摄政。”学者不听从孔子称他为公，反而听从三人称他为摄政。关于晋灵公的事情，孔子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夷皋。” 三人却说：“不是赵盾，是赵穿。”学者不听从孔子，相信是赵盾所为，反而听从三人，相信是赵穿所为。关于许悼公的事情，孔子记载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人却说：“不是弑杀，买患病而死，只是止没有亲自尝药罢了。”学者不听从孔子相信是弑君，反而听从三人相信只是没有尝药。他们为什么舍弃经而听从传呢？经文简约直截，传文新奇；简直的文字不讨人喜欢，新奇的议论多令人喜爱，所以学者乐于听闻，也容易受迷惑。我不敢说自己不受迷惑，但我对孔子的信任是坚定的。经书所记载的，是我所相信的；经书没有说的，我就不知道。有人诘难说：“你的话只是因为有意激愤才这样说。”三人都是向圣人学习的，传是用来解释经的。经文含蓄而意义深，三人顺着经文加以发明，所以经文没有说的，传能够详细说明，并不是另有两种说法。我说：“经文没有记载的，三人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推究事情的前后可以知道，而且他们还从所传闻的材料中得到依据。”国君一定要即位，而隐公没有记载即位，传便由此知道他是摄政。弑君的人不再见于经文，而赵盾又见于经文，传便由此知道弑君的不是赵盾。国君被弑，叛贼没有受到讨伐，就不记载其葬；而许悼公却记载了葬，传便由此知道世子止并非真正弑君。经文含蓄，传曲折而通畅地解释它，学者便认为三人的说法揭示了圣人的深意，因此听从他们，并不是说舍弃孔子而相信三人。我说：“既然如此，那么妄自揣测圣人、迷惑学者，只是三人的过错罢了。假使学者一定相信三人，我不能强行改变；假使他们只是寻求事实本身，我就不得不替他们辨明。” 《春秋论下》【欧阳修】弑君叛逆，是最大的罪恶。犯这种罪，罪行无法赎免；对于人伦，不可容忍；按照法律，不能赦免。法律施加于人，即使是小事也必须慎重，何况把大法施加于大恶呢？既随意加罪，又随意赦免，就是自己侮辱法律，从而使人不再畏惧。《春秋》使用法律，并不像这样轻率。三人的说法是：《春秋》记载赵盾，是因为他没有讨伐叛贼，所以给他加上大恶；后来又因为赵盾并非真正弑君，便重新让他见于经文，以说明赵盾无罪。这就是先随意加罪、又随意赦免。认为赵盾没有弑君之心，难道可以轻率地给他加上大恶吗？认为赵盾没有讨伐叛贼，情理上可以责备他，适宜给他加罪吗？那么后来他顽固地始终不讨伐叛贼，既没有改过来赎罪，为什么又突然赦免他，使他与无罪之人一样？无论进退都说不通。这不是《春秋》的本意。赵穿弑君，是大恶；赵盾不讨伐叛贼，不能替君主报仇，又使下级失去刑罚约束，这两种罪的轻重显然不同。即使赵盾可以责备，赵穿怎么能免罪呢？如今反而赦免首恶，使他成为善人，却让无辜者承受大恶，这决不可能是事实。《春秋》的法则，是使作恶者不能侥幸逃脱，使有疑似之处的人得到辨明，这就是公正地判断是非。按照三人的说法，当初晋灵公想杀赵盾，赵盾逃走而免祸。赵穿是赵盾的族人，于是弑杀晋灵公，而赵盾没有讨伐他。他的行迹涉及参与弑君，这是疑似而难以辨明的事情，圣人尤其应当追究实情、责求事实，把它说明白。假使赵盾果真有弑君之心，那么罪自然在赵盾，不能说他只是为了法律而承受恶名，却还称赞他的贤德。假使他果真没有弑君之心，就应当替他辨明：必须先确认赵穿的罪恶，使罪责有所归属，然后再责备赵盾放纵叛贼；这样赵穿的大恶不能侥幸免除，赵盾疑似的行迹得到辨明，而不讨伐叛贼的责任也不能推辞。这样一来，是非善恶就都清楚了。如今作恶者反而免罪，疑似之人却陷于大恶，这决知不可能如此。若说赵盾不讨伐叛贼，是怀有侥幸弑君之心，与亲自弑君相同，所以宁可舍弃赵穿而治罪赵盾，这只是执法官逆料奸诈、严酷偏激的做法，不是孔子以忠恕之道、以王道治理人的《春秋》法则。孔子忧虑旧史是非错乱、善恶不明，所以修订《春秋》。即使旧史果真如此，他难道会顺从而不加以纠正吗？难道会顺从而称美，还教人越境逃避罪恶吗？由此可以知道，这是错误的传说。问者说：“那么夷皋究竟是谁弑杀的？” 回答说：“孔子所记载的是正确的：赵盾弑杀了他的君主。”如今有一个人，父亲病了，他亲自送药却没有尝药；又有一个人，父亲病了，他没有亲自送药；两个父亲都死了；还有一个人，拿着刀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让官吏来审理他们。这三个人的罪相同吗？即使是平庸的官吏，也知道不能相同。亲自送药却不知道尝药的人，有爱父亲的孝心，只是不熟悉礼法，这值得哀怜，只是无罪之人；没有亲自送药的人，确实不孝，虽然没有爱亲之心，却还没有杀父亲的意图。即使是善于审理案件的官吏，也应当把他与持刀杀父者分列不同罪等，何况有亲自送药的孝行，反而要与持刀杀父者同罪呢？这是平庸官吏也不会做的事。那么，假如许世子止确实只是没有尝药，孔子决不会记载说“弑君”。孔子既然记载为“弑君”，止就决不是仅仅没有尝药。有人诘难说：“圣人是借止的事来垂示教诲。”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借止来垂教，不过是想让人知道应当尝药。圣人明白地用一句话告诉人，便是万世的法则。何必给孝子加上大恶的名声，而文辞中最终又不出现尝药的事情，使后世只知道止是弑君，却不知道药物应当尝呢？”

译这种教诲还没有垂示天下，却已经使人防止犯下大恶了。圣人垂示教诲，不会这样迂曲。若果真说这是责备止，也不至于这样苛刻。有人诘难说：“那么赵盾为什么又重新见于经文？许悼公为什么记载‘葬’？弑君的臣子不见于经文，这只是三人的说法罢了。果真是圣人的法则吗？关于悼公的‘葬’，又怎么知道不是因为没有讨伐叛贼却仍记载其葬呢？止以弑君之罪见于经文后四年，吴国击败许国军队；又过了十八年，到定公四年，许男才开始见于经文而不称名。许国在经文中的记载本来就很简略，止的事迹已经无法考知了。有人诘难说：“三人的说法并非凭空臆测，他们是从传闻中得到这样的依据。既然如此，传闻难道都不可信吗？”回答说：“传闻怎么能全部相信？《公羊传》《穀梁传》把尹氏之死说成正卿之死，《左氏传》却把君氏之死说成隐公的母亲之死；一个认为是男子，一个认为是妇人。从传闻中得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难道可以全部相信吗？” 《春秋》【苏洵】赏罚，是天下共同拥有的权力；是非判断，却是一个人的私人权力。权位所在之处，圣人凭借自己的权力代表天下施行赏罚，天下人因此受到惩戒和劝勉；道义所在之处，圣人凭借自己的权力作一己的是非判断，天下人因此得到荣誉或耻辱。周朝衰微时，权位不在孔子身上，而道义在他身上。孔子凭借他的权力，便可以替天下判断是非。然而《春秋》奖赏人的功劳，赦免人的罪过，削去人的族籍，断绝人的国家，贬低人的爵位；诸侯有时记载名字，大夫有时记载字，并不只依据既定法则，而依据圣人的用意；不只是说这个对、那个错，然后便施加赏罚。这样，孔子本来就是在说：“我可以赏罚人了。赏罚人的事，是天子、诸侯的职权。”孔子忧虑天下的诸侯、大夫僭越天子、诸侯的职权，所以撰作《春秋》罢了；既然如此，他凭什么责备天下人？权位是公权，道义是私权。私权不能胜过公权，道义就不能胜过权位。权位的权力可以施行赏罚，道义的权力不过是判断是非。道义在我，却不能做有权位者才能做的事情，那么天下人都会说：“权位是不能僭越的。”如果不是这样，天下谁不会说：“道义在我，那么道义就是权位的祸害。” 有人说：“孔子难道真能实行赏罚吗？只说自己赏罚罢了，又有什么妨碍？”回答说：“我不是君主，也不是官吏，只是拉住路上的人告诉他说：‘某人行善，某人作恶’，这样可以；接着又说：‘某人行善，我奖赏他；某人作恶，我诛杀他’，那么世上有人不笑我吗？”孔子的赏罚与此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凭什么称为孔子？凭什么称为《春秋》？回答说：“孔子作《春秋》，并没有说这是孔氏的书，也没有说是我作的；赏罚的权力并不是据为己有。”又说：“这是鲁国的史书。鲁国撰作它，有善行便奖赏，说‘这是鲁国奖赏他’；有恶行便惩罚，说‘这是鲁国惩罚他’。”怎么知道呢？回答说：“孔子作《易》的《系辞》，便称为《系辞》；讲孝道，便称为《孝经》，都由他自己命名，这是把它们视为私作。而《春秋》是鲁国给史书所取的名称，孔子寄托于其中，所以把它视为公作。既然以鲁国史书的名义公之于世，赏罚的权力本来就在鲁国。《春秋》的赏罚从鲁国推广到天下，这是天子的权力。鲁国的赏罚不能出国境，却把天子的权力交给它，为什么呢？” 回答说：“天子的权力在周王室，孔子不得已才把它交给鲁国。武王去世时，天子的位子本应属于成王；成王年幼，周公认为天下不能没有赏罚，所以不得已摄行天子之位，用来赏罚天下、保存周王室。周朝东迁时，天子的权力本应属于周平王；平王昏乱，所以孔子也说：‘天下不能没有赏罚。’而鲁国是周公的国家。居处在鲁地的人，应该像周公那样，不得已借用天子的权力赏罚天下、尊奉周王室，所以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鲁国。那么，借用天子的权力，应当怎样做？回答说：‘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就可以。’孔子希望鲁国像齐桓公、晋文公，却没有实现；为什么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齐、晋呢？齐桓公、晋文公表面上尊奉周王室，实际上想使自己的国家富强，所以孔子赞同他们的事业，却不赞同他们的内心。周公心中保存王室，即使他的子孙不能继承这种志向，孔子仍思念周公，允许鲁国借用天子的权力赏罚天下；他的意思是：‘有周公的心，才可以实行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这就是不把权力交给齐、晋而交给鲁国的原因。孔子也知道鲁君的才能不足以实行周公的事业，只是认为如今的天下没有周公，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因此把天子的权力交给周公的子孙，用来显示自己思念周公的心意。” 我看《春秋》的法则，都是周公的法则，而且对国内详尽、对国外简略，这表明它想让鲁国效法周公的作为，并且先治理自己、再治理他人，意图很清楚。孔子感叹礼乐和征伐从诸侯手中发出，而田常弑杀其君时，便斋戒沐浴，请求讨伐他。那么，天子的权力，孔子本来就是明确交给鲁国的。子贡之类不了解孔子的意图，续写经文而记载“孔丘卒”。孔子已经告老，按规矩大夫告老后去世不应记载，唯独孔子被记载下来。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公之于天下，难道会偏私一个孔丘吗？唉！孔子把它当作鲁国的史书，而子贡之类却把它当作孔氏的书吗？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有是非判断而没有赏罚，那是史官的体例，本来就应当如此。后世仿效孔子作《春秋》的人，我感到疑惑。《春秋》具有天子的权力；天下有君主，《春秋》就不应再作；天下没有君主，那么天子的权力，我不知道应当交给谁。天下人中，若不能找到像周公后代那样可以授予权力的人，却仍交给某人，天下就会混乱；不交给人而自行占有，就是僭越；既不交给人，也不自行占有而无所归属，天下就会离散。唉！后世的《春秋》究竟是僭越吗？是混乱吗？是离散吗？《礼》【苏洵】

译人的性情安于平常所做的事，无缘无故改变他的习俗，按情势他必定不会服从。圣人最初制定礼时，如果不借助那些能够使人危亡、困辱的情势来压服人心，而只是想让人轻易舍弃旧习、乐于遵行自己的法令，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无缘无故让人侍奉君主，无缘无故让人侍奉父亲，无缘无故让人侍奉兄长；他们起初并不像今天的人那样知道君、父、兄长本来就应当侍奉，却忽然翻然改悟而听从我，是因为我用羞耻压服了他们的心。他是我的君主，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兄长。圣人说：“他是我的君主、父亲、兄长，和我有什么不同？”于是让君主、父亲、兄长坐着，自己站在他们旁边，并且在他们面前低头屈膝，以此作为礼，称作拜；率领天下人，使他们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假如无缘无故让天下人拜君主、拜父亲、拜兄长，天下人就会再次讥笑这种做法迂腐怪异而不肯服从。可是君主、父亲、兄长又不能得不到臣、子、弟的跪拜，却只徒有君父兄的名分。于是圣人又有办法压服人心，使人肯拜君主、父亲、兄长。那么圣人究竟用了什么办法呢？只是使人感到羞耻罢了。古代圣人想用礼治理天下百姓，所以先约束自身，使天下人都相信他说的话：“这个人是这样，他既然这样说，就一定不能不这样做。”因此圣人说：“天下有不拜君主、父亲、兄长的人，我不和他同列；还要让天下人也说：‘他将不和我同列。’”于是人们相互带领着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以求在圣人那里取得同等地位。即便如此，圣人为什么一定要天下人拜君主、父亲、兄长呢？因为要防止权力失去。君主是我的君主，父亲是我的父亲，兄长是我的兄长。假如圣人的拜礼不施行于世，我和他们都坐在这里，都站在这里，并肩走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同；我一旦发怒，挥手举棍来搏击驱逐他们，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总以为自己和我同类，看不见自己与我的不同。圣人知道人安于安逸而苦于劳累，所以让尊贵者安逸，让卑贱者劳累；又知道坐着是安逸，站立并行拜礼是劳累，所以让君主、父亲、兄长坐在上面，使臣、子、弟站在下面行拜礼。第二天，他们心中也许会生起怒气，慢慢自己想一想，一定会说：“这就是我先前坐着向他拜礼、并站在他下面的人。” 圣人本来让他安逸，却让我劳累，这说明我的地位低于他。挥手举棍去搏击驱逐他，我心里便不安。雕刻木头做成人形，早晚向它拜礼；过些日子把木像劈开当柴烧，却还要有所忌惮。它起初只是木头，已经向它拜过了，仍然不敢把它当柴烧。所以圣人利用人们防止权力失去的心理，使天下人尊敬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而这种权力又不能直接告诉人，所以先用羞耻来引导他们。唉！事情就是这样，君主、父亲、兄长才能安稳地保持尊贵，直到今天。如今的普通男女，没有不知道拜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的，却说“拜、起、坐、立，是礼的末节”，不知道圣人当初教百姓拜、起、坐、立，是如此辛劳。这正是圣人所思虑的，于是作《易》来神妙地施行这种教化。《礼》【苏轼】从前商、周之际，礼为什么实行得这样容易？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簋，以及献上的牛羊、酒醴，交错陈列在堂上；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往来，作揖谦让，献酒回敬，行礼百拜；音乐在堂下奏起，礼仪在堂上施行，雍容和穆，整天也不混乱。古人多么懂得礼，实行起来又多么不劳苦啊！在那个时候，天下人只是习惯了这些而没有疑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全是平常使用的东西。因此人进入其中，耳目灵敏，手脚没有抵触，身体安适地适应礼仪的曲折，心也不乱，因而能够深思礼乐的意义，纯厚的神色显现在脸上，充沛的气象从自身发出。这样才能让天下人观看他们的行为，从而压制粗暴鄙野的气质。到了后世，风俗不断变化，经过几千年直到今天，天下的事情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天下人仍然都记载三代礼乐的名称，详细讲求其中的节文，学习俯仰行礼，戴古代的帽子，穿古代的衣服，使用古代的器皿，在宗庙、朝廷中弯腰曲身，辛劳不堪，却拘谨局促而不能掌握秩序，交错纷乱而不合节度，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所使用的东西，并不是平素所习惯的。后世喜好古代，真是太过分了。从前上古时代，曾经有人住在巢上、住在洞中，用污尊盛酒、用手捧着饮用，烧黍米、裂剖小猪，使用草编的鼓槌和土鼓，认为这样就足以养生送死。到了后世的圣人，认为这些还不够，所以用宫室替代巢居穴处，用笾、豆、鼎、俎等器具更新原来的器物，完全去掉太古的法则；只有祭祀鬼神时，才开始献上牲畜的血和毛，把豚肢解后以腥体献祭，再煮熟它，并不是认为这样有损于根本，也不是认为后世的礼器不值得使用。因此退下来宰割犬、豕、牛、羊，把簠、簋、笾、豆、铏羹装满，以尽显当世的美好，从没听说他们受上古说法牵制而迟疑不决。况且还有一件极不安的事：宗庙祭祀，是圣人用来追求先祖的神灵，希望能够得到他们来享用祭品，以安定孝子的心意。所以要思考先祖平生起居饮食的情形，设置他们生前使用的器物，献上他们生前食用的酒食，都按照他们生前的方式，希望他们能够降临而获得安适。可是后世宗庙祭祀全都使用三代器物，那么先祖终究无法得到安适。大概三代时席地而食，所以各种器物都根据使用方便来制作，形成高低大小的制度。如今的礼制是坐在床上、在床上进食，所以器物不得不有所改变；即使假定三代圣人生在今天而使用这些器物，也会认为这样方便安适。因此，三代看待上古，正如今天看待三代。三代的器物已经不能恢复使用了，但制定礼制的用意仍然可以依照仿效，作为法则。宗庙祭祀，献上血和毛，以体牲为贵，这样的祭品还保留了一些古代遗风；其余器物可以改用三代器物，改用今天便利的东西，以顺从鬼神所安适的方式。只有春秋祭祀、社稷祭祀、释奠、释菜，以及凡是用来享祭古代鬼神的礼仪，都依照古代器物。大概周人祭祀蜡神和田祖时，吹苇籥、击土鼓，这也是各自依从鬼神所安适的方式。《乐》【苏洵】

译礼刚开始制定时，困难却容易实行；已经实行之后，容易却难以维持。很久以来天下人不知道君主为何为君主、父亲为何为父亲、兄长为何为兄长，圣人便为他们确立君、父、兄的名分。天下人还没有把君主、父亲、兄长与普通人区别开来，圣人便教他们拜、起、坐、立。天下人不肯一齐顺从我的拜、起、坐、立，圣人便亲自以羞耻来率先教导他们。唉，这也真困难啊！天下人厌恶死亡，已经很久了。圣人招呼他们说：“来，我使你们获得生命。”后来他的法则果然能够使天下人保全生命。天下人看见先前那样危险，如今却这样安稳，那么应当听从谁呢？所以在当时，礼虽困难却容易实行。礼已经实行以后，天下人把君主、父亲、兄长看得如同头和脚，不必等到分辨清楚才知道；把拜、起、坐、立看得如同睡觉、吃饭，不必等到告知说明才去做。即使如此，一百个人听从，一个人不听从，形势也不能立刻发展到死亡。天下人不知道当初没有礼就会死亡，却看见现在没有礼也没有马上死亡，于是说：“圣人欺骗了我。”所以在当时，礼虽容易实行却难以维持。唉！圣人用来战胜天下劳逸问题所依靠的，只有死生之说。死生之说不被天下人相信，劳逸之说就会出现并战胜它。劳逸之说一旦胜出，圣人的权力就消失了。酒中有鸩毒，肉中有堇毒，然后人们才不敢饮酒吃肉；药物可以决定生死，然后人们才不敢因为药苦而忌讳服用。去掉鸩毒，除去堇毒，那么酒肉的权力本来就会胜过药物。圣人开始制定礼时，大概也预先知道形势必然会如此。他说：“把真实情况告诉人，然后人才能相信。”幸而在当时，我告诉人的道理真实，事情也确实如此，所以人们认为可信。我知道其中的道理，天下人知道事情的表象；事情有未必如此的地方，我的道理就不足以折服天下人的议论。这就是言语教诲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言语教诲达不到的地方，必须有办法暗中驱使、潜移默化地引导。于是观察天地之间，取得其中极神妙的机理，暗中把它用来制作音乐。雨，我看见它使万物湿润的作用；太阳，我看见它使万物干燥的作用；风，我看见它使万物运动的作用。隐隐轰轰而被称为雷的东西，它有什么作用呢？阴气凝聚而不消散，万物收缩而不能舒展；雨不能使之湿润，太阳不能使之干燥，风不能使之运动，雷一震动，凝聚的阴气就散开，收缩的万物就舒展。称雨、称日、称风，是依据它们的形体和作用；称雷，是依据它的神妙作用。没有什么比声音更神妙。因此圣人依据声音制作音乐；用它来表现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是礼。礼所不能达到而音乐能够达到的地方，正声进入耳中，人们便都有侍奉君主、父亲、兄长的心，那么礼本来就是我心中所有的东西，圣人的学说又怎么会不被相信呢？《史中》【苏洵】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虽然在事实和文辞上见长，但也兼有道义和法则，因此有时能够得到仲尼遗留下来的意旨。我现在从他们的著作中选出四种不能仅凭文字理解、却可以凭意旨通达的地方，全部把它们说明白。第一种叫“隐而彰”，第二种叫“直而宽”，第三种叫“简而明”，第四种叫“[原文‘防’字疑误]而切”。司马迁写廉颇的传记，没有记载他议论救援阏与的过失，却在赵奢传中表现出来；写郦食其的传记，没有记载他谋划动摇楚国权势的错误，却在留侯传中表现出来；班固写周勃的传记，没有记载他汗流浃背的羞耻，却在王陵传中表现出来；写董仲舒的传记，没有记载他议论和亲的疏失，却在匈奴传中表现出来。廉颇、郦食其、周勃、董仲舒，都是功劳有十而过失有一的人；如果列举一个过失来玷污十项功劳，后世庸人一定会说：“智慧如廉颇，辩才如郦食其，忠诚如周勃，贤能如董仲舒，十项功劳还不能抵偿一项过失。”这样，后世的人就会以行善太难为苦而不再努力。因此在本传中隐去过失，在其他传记中发明出来，这对善人的维护不也是“隐而彰”吗？司马迁评论苏秦，称赞他智慧过人，却不让他独自承受恶名；评论北宫伯子，多称许他爱人而有长者风范；班固赞扬张汤，肯定他推举贤能、宣扬善行，在《酷吏传》中也给其中人物以一定褒扬，而不是只暴露他们的恶行。秦伯子、张汤以及《酷吏传》中的人物，都是过失有十而功劳有一的人；如果列举十项过失来抹杀一项功劳，后世凶恶之人一定会说：“苏秦、北宫伯子、张汤以及酷吏，即使有善行也不会被记载，我还希望什么呢？”这会堵塞他们自我更新的道路，坚定他们肆意作恶的意志。因此在传记中详细记载，在评论和赞语中又加以说明，这对恶人的惩戒不也是“直而宽”吗？司马迁编列《十二诸侯年表》，开头是鲁国，结尾是吴国，实际记载了十三国，却没有越国。以“十二”命名篇目，却记载十三国，这是为什么？因为不把吴国计入其中，它们都是诸侯；唯独不计算吴国，为什么？是为了尊重周礼。不计算它却又记载它，为什么？因为吴国是周王室的后裔，并且在诸侯盟会中称霸。春秋记载哀公七年，鲁公在鄫会见吴国；记载十二年，鲁公在槖皋会见吴国；记载十三年，鲁公与晋侯、吴子在黄池会盟，这就是吴国虽不列入计算却仍得以记载的原因。至于越国，不过是南方偏远夷族，与豺狼狐狸杂居，不参加中原的会盟来观摩华夏风俗，却用夷狄的名号来报告事件，所以君子便按照它自称的名称来定罪。春秋记载定公五年，于越入侵吴国；记载十四年，于越在檇李击败吴国；记载哀公十三年，于越入侵吴国，这就是《春秋》把它当作蛮夷禽兽对待的原因。假如司马迁把越国列在诸侯表的末尾，那么西戎、猃狁也许也会有希望列入其中。因此干脆断绝而抛弃它，要让后世君主看到并说：“不知道中国礼乐，即使像勾践这样贤能，也不能免于被断绝、被抛弃。”这样尊重王室的意义，不也是简明吗？班固的表有八篇，其中王侯六表，人物条目一定写作“某土某王或侯某”；若是功臣、外戚，就加上他的姓，并在条目前写“号、谥、姓名”，这是异姓列侯的体例。诸侯王的条目只写号、谥，难道是因为他们尊贵，所以不写名字吗？不写名字却实际写了名字，难道是因为不写名字便不能显明吗？这是同姓诸侯王的体例。王子侯的条目分为两类：上面写“号、谥、名”，明列其名，却又标作“名”，身份降了一等，这是同姓列侯的体例；到了下面却写“号、谥、姓名”，既按同姓列侯的体例，又加上异姓的体例，为什么？考察其中缘故，大概是元始年间，王莽假意褒奖宗室而封他们，并非天子亲近同姓而封他们。宗室不是天子亲自封的，而是由王莽封的，所以依从异姓的体例，也表示天子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同姓。要让后世君主看到并说：“权力归于臣下，即使同姓也不能拥有名位器物，实在不可以把权力借给别人。”

译那么，它防止僭越，不也是深刻而切中要害吗？唉！隐而彰，后人就乐于得到行善的利益；直而宽，后人就知道有悔过自新的余地；简而明，君主就知道中国礼义的可贵；[原文“防”字疑误]而切，君主就知道强臣专制的祸患。用力少而成效广，它能够继承《春秋》，并使后世史书都无法赶上，原因就在这里。《本论》【欧阳修】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一千多年，世上那些卓然不惑而又有力量的人，没有谁不想除掉它。曾经一度除掉过，后来又大规模聚集起来攻击它；暂时击破，它反而更加坚固；扑打它还没有消灭，它反而更加炽盛，最终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果真是不能除掉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方法。医生面对疾病，必定推究病因，然后治疗患病的部位。疾病乘人体气虚而侵入，善于治病的医生不去强攻病邪，而专门努力调养元气；元气充实，疾病就会消失，这是自然的功效。所以挽救天下的祸患，也必须推究祸患从哪里来，然后治理受祸患侵害的地方。佛在最西方，距离中国最远，但有佛已经很久了。尧、舜和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教化充满天下，即使有佛，也没有途径进入。等到三代衰微，王政缺失，礼义废弛，过了二百多年，佛才来到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王政缺失、礼义废弛的时候而来；这就是祸患所受的根本。补足缺失，修复废弛，使王政清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也没有办法施加于我们的百姓；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从前尧、舜和三代施行政事，设置井田制度，登记天下人口，根据人口数量给每个人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拥有田地而耕种的；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并区别征赋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的力量全都用在南亩上，没有空闲顾及其他。然而又怕他们劳累懈怠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牢、酒醴来养护身体，设置弦乐、匏器、俎豆来愉悦耳目，在他们不耕作、休息体力的时候教他们礼仪。因此，因田猎而制定搜狩之礼，因嫁娶而制定婚姻之礼，因死亡埋葬而制定[原文“防”字疑误]祭之礼，因饮食聚会而制定乡射之礼。不只是为了防止混乱，又借此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这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关系。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办法，都顺着人的欲望制定加以修饰的事物，采集材料、使之文饰，用来使人喜悦，让人容易趋向正道；顺应人的性情而加以节制，用来防止他们过度。然而仍然担心这样还不够，又设立学校来讲明这些道理。因此上自天子郊外，下至乡党，没有不设学校的；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来学习，使他们相互传告劝导，诱发并鼓励那些愚钝懒惰的人。唉，多么完备啊！大概他们考虑百姓的心意极其精细，治理百姓的工具极其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极其周密，诱导百姓的道路极其深厚。施行这种教化时勤勉不懈，因而能广泛影响万物；逐渐浸润，便深入人心。这样看来，百姓生来难道是不肯用力吗？他们在田间劳作时，就从事于礼乐；不在家中，便在学校之间。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无非是仁义，于是乐意趋向它而不知疲倦。一生都没有见过别的事物，又哪里有闲暇去羡慕外物呢？所以说：即使有佛，也没有途径进入人心。到了周朝衰微，秦兼并天下，把三代的法度全都废除，王道由此中断。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强自己治理国家，教化的工具又不完备，防止民心渐变的措施也不周全。佛教便在这时乘隙而出；在一千多年之间，传来的佛法日益增多，而我们所做的事情日益败坏。井田制最先废除，于是兼并土地和游惰的奸邪之事兴起。此后，所谓搜狩、婚姻、防祭、乡射等礼，以及一切用来教化百姓的办法，也相继全部废弃。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余暇去做别的事情；那些善良的人，也茫然不知礼义对自己的作用。奸邪的百姓有余力，就会想做邪僻之事；善良的百姓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当趋向何处。佛教正是在这时乘着空隙，鼓吹它荒诞而夸大的学说来牵引百姓，百姓便不得不跟随它而归依。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带头推崇并驱使百姓归依，说道：佛才是真正可以归依的对象；既然这样，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可疑惑而不归依的呢？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正怒气冲冲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要拿起武器把它赶走。又说：我要提出一套说法来排斥它。千年以来的祸患遍布天下，哪里是一人一天所能改变的？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原文疑字〕，不是靠口舌争辩所能胜过的。那么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过去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扰乱天下，孟子为此忧虑，便专门宣扬仁义。因此仁义的学说胜出，杨、墨的学说便废弃了。汉代时，各家学说一同兴起，董仲舒为此忧虑，退而修明孔子的学说。因此孔氏之道彰明，各家学说便止息了。这就是所谓修治根本以战胜它的效果。如今有八尺高的男子，披着铠甲，背着盾牌，勇力超过三军；可是见到佛便下拜，听到佛的说法便产生敬畏仰慕之情，这是什么缘故？他确实身材壮美，但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东西，所以才会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材〔原文疑字〕，柔弱怯懦，进退行走都畏缩胆怯；可是听说有宣扬佛道的人，便把义愤显现在脸上，不但不向他屈服，反而想驱逐并断绝佛法，这又是什么缘故？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学问明白，礼义熟习，内心有所守持，足以胜过佛教。既然如此，礼义就是战胜佛教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教屈服；假使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能战胜它了。这就是自然形成的趋势。《太古》【王安石】太古时代的人，不和禽兽结为同类。圣人怎么会厌恶这种情形呢？于是创制礼法，用来把人和禽兽区别开来。后来世道日益下衰，衣裳越来越多，宫室越建越壮丽，极力满足耳目的观赏，以此扰乱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不能各得其所。这样一来，仁义不足以滋润人的本性，礼乐不足以约束人的情感，刑罚政令不足以整饬人的邪恶，人们便荡然无存地重新和禽兽成为同类了。圣人不再出现，愚昧的人又不知道教化的方法，只是反过来把人引导回到太古时代。太古时代的道路，果真可以施行于万世吗？如果不能，圣人为什么还要在其中创制礼法？既然一定要创制礼法，就说明太古之道本来不能实行于后世。只是想把人引回太古，这就是离开禽兽而走向禽兽，对教化又有什么补益呢？我认为，真正懂得治乱的人，应当说明教化的方法；如果只说要把人引回太古，那不是愚昧，就是欺骗。《文编》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八 明代唐顺之编 《正统论下》【欧阳修】凡是论述正统的人，都想让帝统相承而不断；到了正统中断、承接不上时，便勉强找一个假托的人来接续，所以他们的论说曲折而不通。占据天下正位，使天下归于一统，这才是正统。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就是这样。他们起初虽然未必完全合乎正道，最终却能使天下归于一统。统一天下而居于上位，就是天下的君主，这样便可以称为正统。晋、隋就是如此。天下大乱，上面没有君主，僭越和盗窃帝位者一同兴起，正统无所归属。在这种时候，奋然而起，共同争夺天下；有功劳的强大，有德行的称王，威势恩泽都施加于百姓，号令都行于当世；如果幸而能以大的兼并小的、以强的吞并弱的，终于统一天下，那么强大者可以称为正统，也还说得过去。不幸的是双方并立，不能相互兼并；考察他们的事迹都合乎正道，比较他们的义理也不分高下，那么正统究竟应当给谁、夺谁呢？东晋和后魏就是这样。有的从始至终都不能合乎正道，又不能统一天下，这也可以称为正统吗？魏和五代就是这样。既然如此，如果不幸处在这样的时代，正统也会有时中断。所以正统的次序，是上自尧、舜，经过夏、商、周、秦、汉而中断；晋得到正统又中断，隋、唐得到正统又中断。自尧、舜以来，正统三次中断而又重新接续；只有既有中断又有接续，然后是非才会公正，取舍才会恰当，正统才会清楚。然而各位儒者的论说，到了秦以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大多各不相同。是谁厌恶秦而排斥它，把它看作闰统呢？这是汉人的私见，是沉溺于非圣贤的曲学之说的人。其说法不过有三条：说秦灭弃礼乐，使用严酷的刑法；又说秦的兴起不应合于五德运行的次序罢了。五德之说可以搁置不论，前两条也只是秦始皇的事情而已，但都没有追究秦兴亡的始末。过去尧把天下传给舜，舜传给禹；夏朝衰落，商汤取代它而称王；商朝衰落，周代替它而称王；周朝衰落，秦代替它而称王。它们兴起，有的凭借德行，有的凭借功劳，大体都是乘着前朝的弊病而取代它。起初，夏代衰落，夏桀昏乱暴虐，商汤拯救乱局而兴起，逐渐整治诸侯并讨伐夏桀；《尚书》说“汤征自葛”，这说明他后来终于攻打桀而灭亡夏朝。到了商代衰落，商纣昏乱暴虐，周文王、周武王拯救乱局而兴起，也整治诸侯并讨伐商纣，《诗经》所说的“崇密”就是这件事；后来终于攻打纣而灭亡商朝。推究秦的兴起，它的功德固然有高下之分，但它的事迹难道与此有什么不同吗？秦国的史书说：“秦的先祖大业出自颛顼的后裔，到孙子伯翳时辅佐禹治理洪水。”他在唐、虞之间有功，被赐姓嬴。到了非子为周王养马有功，秦仲才开始担任命卿；襄公参与拥立平王，于是接受了岐、丰之地的赏赐。当时周朝的衰落本来已经很久了。祸乱始于穆王，接着又有厉王、幽王的灾祸。平王向东迁都，于是和列国同列；齐、晋是大诸侯，鲁、卫与周同姓，它们擅自相互攻伐，共同兴起而削弱周朝，并不只是秦暴虐造成的。秦在这时已经平定犬戎，便取得周王赐给它的岐、丰之地；从穆公以来，又开始向东侵占晋国土地，进至黄河，全部灭掉各个戎族，拓展国土千里。此后关东诸侯中强大而僭越的越来越多，周的疆域越来越狭小，直到再也没有天子的制度，只剩下天子的名号而已。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的君臣叩头自行归服于秦。到了秦的后代，终于灭掉诸侯而统一天下；这就是秦兴起的始末经过。它的德行虽然不足，但它的功劳和实力难道还不如魏、晋吗？秦刚兴起时，致力于用武力取胜；到始皇时，便悖逆地抛弃先王的典礼，又自行推尊水德，更加任用严法而少施恩惠；它的制度和文饰都不合古制，却自以为是。这就是它被排斥的原因。始皇没有德行，不过像夏桀、商纣一样；既然桀、纣并没有因此被废除夏、商的正统，那么始皇也不可以废除秦的正统。偏袒东晋的人说：“周朝迁到东方，天下于是不能再统一；然而孔子作《春秋》，偏偏尊崇周王而贬斥吴、楚，难道不是因为正统所在吗？”晋迁到东方，和周没有不同，如今却排斥晋，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这里有道理，是比较它们的德行和事迹后才这样做的。”周朝最初兴起时，来历久远；当它强盛时，方圆天下有大小不同的国家，广泛分封诸侯，以维系王室，确定名分，让它传给子孙并守护下去，作为万世的谋划。到了厉王之乱，周王室十四年没有君主，天下诸侯却不敢存侥幸之心，窥伺周室；由此可见周德的深厚，也可见文王、武王、周公的作为确实是圣人的事业。何况平王迁都时，国土虽已缩小，但周德仍存在于人心之中，人们还没有厌弃它，约束天下的法制也没有改变。平王以儿子继承父亲，从西方迁到东方，并没有走出王畿范围，所以正统仍在周；推究它的德行和事迹，可以不必怀疑。晋成为晋国，和周成为周朝不同；它维系天下的德行和法制，并没有万世的谋划，也不是圣人的事业，只是因为接受魏的禅让，并使天下归于一统，推究比较它的事迹，只能说它正而有统罢了。从惠帝之乱到愍帝、怀帝之间，晋国的正统还像一根丝线一样，仅仅因为继承的君主世代相传，考察其事迹，也可以说它是正统。建兴年间晋国灭亡，从此晋的正统便中断了。周向东迁，是以周的身份向东迁；晋向南迁，难道还算是以晋的身份向南迁吗？自从愍帝死在贼臣手中，琅邪王在江南起兵，他既不是嗣君，正统也不是世代继承，只是因为晋的臣子有不忘晋国之心，出于忠义而起兵，却没有成功，实在令人悲伤。如果因此就窃取正统的名号，难道可以吗？《春秋》的说法是：君主被杀而贼人没有受到讨伐，就认为这个国家没有臣子。假使晋的臣子遇到圣人，正好会受到《春秋》的诛责，何况还想求取天下的正统呢？至于国家已经灭亡，只由宗室子弟在一方自行建立政权，最终又不能重新统一天下，那么晋的琅邪与后汉的刘备、五代汉的刘崇有什么不同？刘备和刘崇从未成为正统，东晋也就可知了。偏袒后魏的人说：魏的兴起由来很久。自昭成帝建立国家、改元以来，乘天下衰败的机会，奋力在中原争雄。传至第七代孝文帝，舍弃旧俗而趋向华夏，改换姓氏，建立都城，于是平定天下的乱局，然后修明礼乐，兴起制度，使国家文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