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二十八

译考察它逐渐积累起来的根基，其道德虽然比不上三代，但它建立的功业与王者兴起有什么不同？如今只因为它不能兼并晋、宋的一方，就以小小的不完备排斥它的大功，使它不能承接百王的正统，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拿圣人的标准来验证，这是没有疑问的。如今替魏辩护的人，不过说它功劳多、国家强大罢了。但圣人有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地方。《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可以说很有功劳；吴、楚的僭越势力，也曾相继强于诸侯。圣人在《春秋》中所尊崇的却是周。既然这样，功劳和强大并不是圣人所取的标准。论者又说：秦从夷狄地区兴起，因为能够灭周而统一天下，所以进列正统；魏也像秦一样，只因不能灭掉晋、宋而被排斥。这样就是根据成败来决定毁誉，难道是最公正、最确切的论断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只是各自偏袒自己的对象罢了。周、秦兴起的道理，我已经详细说明过了。魏兴起时，刘渊以匈奴起兵，慕容氏以鲜卑起兵，苻生以氐族起兵，姚弋仲以羌族起兵，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类，都是四方异族中的雄杰。力量不足的便弱小，有余力的便强大，其中最强的是苻坚。在苻坚的时候，除晋以外，天下没有不属于秦的。苻坚停止战争，兴办学校，希望刑罚政令能够走上正轨；不幸没有多久便失败而陷入混乱。再强一些的称为魏，从长江以北，天下都成为魏的势力范围。幸而传了几代以后才发生动乱。这样说来，魏不过才能胜过苻坚罢了，难道能够干预正统吗？五代取得国家的那些人，都是靠贼乱而得国的。他们都是君主，却独独把伪梁排斥掉，是因为沿袭了憎恶梁的私见。唐自僖宗、昭宗以来，不能把命令施行于四海，各地藩镇的军队便兴起。不久，小的被大的兼并，弱的向强的屈服，其中最强的朱氏以梁、李氏以晋，都起兵窥伺唐朝。梁先取得天下，李氏又借此，以讨伐贼人的名义同梁争夺中原，最终取得天下。按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把梁视为伪朝。继承梁之后的政权又沿袭这种说法，使梁独自承担伪朝的名号。梁固然不能算正统，那么唐、晋、汉、周为什么可以算呢？如今把它们都排斥掉，可论者仍对汉朝感到疑惑，认为契丹灭掉晋后，天下没有君主，而汉从太原兴起，逐渐进军进入汴京，这与梁、唐、晋、周的事迹不同，如今却把它们一概而论，可以吗？回答说：比较它们的内心和事迹，只是小有不同而大体相同罢了。况且刘知远是晋的大臣。当晋国遭遇契丹之乱时，刘知远竭尽力量救援，力量不能胜任，不能保全晋国，是出于无可奈何；这样或许可以和其他四国稍有不同。汉却不是这样：契丹与晋交战已经三年，汉独自高枕拱手旁观，如同齐人旁观越人一样，最后只是侥幸等到晋灭亡便夺取它。契丹向北撤退时，把中原交给许王刘从益而离去。刘从益的形势虽然不能保全晋国，但如果忠于晋的人能够奉他为主，仍可以希望有所作为。汉却杀掉刘从益之后才进入中原；以此比较他们的内心和事迹，汉与其他四国相差多少呢？何况它们都没有真正统一天下，对于它们不能列入正统，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正统论上》【苏轼】正统是什么呢？是名分，还是实际？关于正统的说法是：所谓“正”，是用来纠正天下不正的；所谓“统”，是用来使天下不再分裂的。不幸的是，有人拥有天子的实际却没有天子的名位，有人拥有天子的名号却没有天子的德行；这两种人并立于天下，天下凭什么得到匡正，又凭什么归于一统？正统的论说也就由此确定了。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有人得到这个名号，同时又拥有这种实际，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天下固然有不具备实际却得到名号的情况，圣人对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让实际损害名号，也不让名号最终损害实际，所以名号较轻而实际较重。不让实际损害名号，所以天下不会争夺；名号较轻而实际较重，所以天下会趋向实际。天下有人不贤却说自己贤能，却没有卑贱的人说自己尊贵。天下的争端，从贤与不肖开始；圣人为此忧虑，不敢扰乱贵贱的秩序，所以天下人知道贤能不能夺走尊贵。天下尊贵的人，圣人无不跟随而尊崇他，是因为还要依靠贤与不肖的分别存在。轻易地把尊贵名号授予别人，贤能胜过天下之后，人们才知道尊贵不如贤能；知道贤能不能夺贵，所以不争夺；知道尊贵不如贤能，所以趋向实际。使天下不争而趋向实际，这也就足够了。正统，不过是名号所在罢了。名号所在却不能给拥有它的人带来益处，然后名号才轻；名号轻了，实际才会受到重视。我想使天下重视实际，于是首先轻视正统。任凭正统名号由他们自行取得的有十个：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为了保存教化，只承认其中可以承认的六个：魏、梁、后唐、晋、汉、周。这样一来，尧、舜、三代的君主之所以贤于后世君主，就都不在于正统。后世君主如果不是以他们的道取得天下，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和尧、舜、三代相比的地方。这样实际便受到重视了。《正统论中》【苏轼】正统的论说始于欧阳修，霸统的说法始于章惇。对于这两人的论说，我不能不与章惇争辩，以便完整保存欧阳修的学说。欧阳修的学说完整了，我的学说也因此更加明白。章惇说：“把秦、梁列入正统是错误的，列入魏则不对。”这是章惇不知道名分和实际各自所在。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正统果然只是名号，又怎么能知道实际呢？只看天下共同承认谁为君主而加给他名号，又怎么能知道其他情况呢？章惇认为魏不能统一天下，不应给予它正统。魏虽然不能统一天下，却没有谁比魏更强。吴国虽还存在，却不是双方并立的形势，为什么不把正统给魏呢？章惇不使五代的正统中断，也只是因为当时天下没有可以和它抗衡的对手罢了。如今却使魏的正统中断，魏怎么会没有理由辩解呢？正统，是在天下没有君主时才产生的。所以天下虽然没有统一，但还没有达到双方并立的程度，君子就不忍心让它断绝，使天下陷于无君。况且德行相同、力量相等时，不做臣属也是可以的。如今因为天下不幸不能统一，德行又没有谁胜过谁，而弱者又不肯臣服于强者，于是便不把正统给任何一方，这也就是看重天下的不幸，反而帮助那些不肯臣服的人。

译章子说：“乡里人尚且以同盗贼为伍为耻，圣人难道能和篡位的君主同称正统吗？”我将说：“这个乡里人和这个盗贼，在百姓这一点上都是百姓，在士这一点上都是士，在大夫这一点上都是大夫，那么也要和他一起被列入同样的等级吗？如果形势使人不得不和他同列，那么乡里人为什么要以此为耻呢？圣人取得天下，篡位的君主也取得天下，只是形势使人不得不和他同称正统，圣人又有什么可耻的呢？我将认为圣人以篡位的君主为耻，而篡位的君主又怎么能使圣人蒙耻呢？”章子说：“君子最重要的是居于正位，却让不正当的人占据正位，这说明正与不正之间的差别还没有远到彼此截然不同的程度。”而且，章子所说的“正”究竟是什么呢？是以一个人的正当为正，还是以天下有君主为正？一个人的正当，是天下的私正；天下有君主，是天下的公正。我不取私正。天下没有君主，篡位的君主出来统治天下；汤、武去世以后，我到哪里去取正呢？所以，篡位的君主也只是当时的正而已。章子说：“祖父和孙子虽相差百岁，但如果儿子五十岁，儿子就不能算作长寿。汉和晋虽取得天下，但魏不能统一天下，魏就不能算作拥有正统。”我将说：“如果他的哥哥四十岁就死了，那么他的弟弟五十岁算长寿，弟弟算长寿吗？他的哥哥魏算拥有正统吗？这只是当时的情形而已。章子把这比作妇人称丈夫的宠妾为婆婆，我将说：“舅父既然把她当作妻子，妇人为什么偏偏不能把她当作婆婆呢？”把妾当作妻子，是舅父的过错；妇人称她为婆婆，大概并不是妇人的罪过。把天下全部授予魏、晋，也只是汉、魏的过错而已。和他们一起承认正统的人，难道有什么罪过吗？不过，欧阳子的论述，仍有和我说法不同的地方：欧阳子所承认的，正是我所承认的；但他承认它的理由，并不是我承认它的理由。欧阳子重视承认它，而我轻视承认它。他还说：“秦、汉以来，正统多次断绝，而得到正统的朝代很少；正因为得到它的很少，所以正统这个名称就格外尊贵而重要。”唉！我并不以得到正统的朝代少为好事，只是幸而得到它的少，所以才有办法尊重这个名称；如果不幸各朝都能得到正统，欧阳子难道还敢有所不承认吗？而且，他越是看重正统，把这种看法施用于篡位的君主，就确实好像过分了。所以章子有理由启发出这种说法。文王终身未能取得天下，而魏、晋、梁却取得了天下；如果取得正统果真是值得重视的事，那么文王将要对魏、晋、梁感到惭愧了。一定要使正统这件事不能算作圣人的盛德，那么得到它也就没有益处；既然得到它没有益处，所以即使把正统授予篡位的君主，也不算过分。使文王未能得到而魏、晋、梁得到的那些东西，都成为我所轻视的东西；这样，魏、晋、梁就没有什么可对文王惭愧的，文王也没有什么可对魏、晋、梁惭愧的。《正统下》〔苏轼〕 始终能够取得正当的地位，天下能够统一，这两件事一定都是用正当的方式取得的吗？也可能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取得的吧？可惜，有人不以正道取得它，于是却把它整个归入正统之名。欧阳子说：“都属于正统，这是从名分上说的。”章子说：“正统，又称霸统，这是从实际情形上说的。”欧阳子从名分上说，完全拘泥于名分；章子从实际情形上说，却又不能完全依据实际。章子的意思，是认为霸统重在实际，却不知道轻视实际正是从霸统开始的；使天下的名分都不能超过实际，本来就是章子的意思。天下的名分果真不能超过实际，那么我就认为章子超过了圣人。圣人出于不得已，不能用实际去损害名分；章子却能这样做。而且，我难道不知道占据正位所得的正统，不如至公大义所代表的正当吗？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缘故罢了。对于章子的说法，我将寻求它的完整含义。尧、舜凭德取得正统，三代凭德与功取得正统，汉、唐凭功取得正统，秦、隋、后唐、晋、汉、周凭武力取得正统，晋、梁凭弑君取得正统。不说魏，是因为要依据章子的说法同他辩论。从实际情形说，德与功不如单纯的德，功不如德与功，武力不如功，弑君不如武力。这样，从尧、舜以后取得正统的，前后总共经历了四层不如，后来才到了晋、梁；而章子却认为天下的实际情形已经穷尽于正统和霸统之间了。欧阳子完全拘泥于名分，所以不知道实际止于何处；章子把名分和实际混杂在一起，所以即使晋、梁弑君这种天下所不能容忍的罪恶，实际地位反而也没有超过霸统。他们起初取得了正统的虚名，却不知道实际罪行所达到的程度。章子便告诉他们说：“你们只是霸者。”用弑君的方式取得天下却仍不失为霸者，那么章子的说法本来就便利了篡位者。难道章子是说弑君者在实际上只不过是霸者吗？大概是已经把实际情形列举出来，并给它加上了名称；这样即使想再加罪名，也办不到了。王者去世而霸者对天下有功，我认为这种情形用于汉、唐是合宜的；即使不得已而让秦、隋、后唐、晋、汉、周取得正统，我仍然感到遗憾，怎么能把正统授予弑君的人呢？唉！我不吝惜名分，却吝惜实际。霸者和王者的关系，好比兄长和父亲的关系。假如听说天下的父亲曾有人称作“尧”，便说“必须像尧才配称父亲”，稍有不如尧就降为兄长，那么瞽、鲧恐怕会降到奴仆、妾婢的地位。天下将要有把父亲降到奴仆、妾婢地位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遵从章子说法的弊端，确实会达到这种地步。所以说：不如完全从名分上说。完全从名分上说，因此晋、梁取得天下，就称作正统；而他们弑君的实际罪行，只由天下后世来加以惩处，我不替它规定轻重等级。这样一来，晋、梁的罪恶难道还不会受到天下人的充分诛责吗？实际情形反而不会因此更重了吗？章子说：“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夏称氏，商、周称人。古人对君主分轻重，有这样的情况。至于霸统的说法，不过是执取圣人的一个方面来替自己借口，这样还有什么说法不能成立呢？我也将说：孔子删定《书》，而虞、夏、商、周都称为《书》；汤、武、周王、伯禽、秦穆公的文告都称为《誓》。如果我都称为正统，这种说法谁能说不可以呢？”圣人对待实际，是不损害名分以后才顺从实际。帝也是天子，王也是天子；氏也是人，人也是氏。名分有什么可损害的呢？像章子所说的霸统，是损害名分而丧失实际。《商》〔苏辙〕

译商朝拥有天下传了三十代，周朝传了三十七代。商朝衰落后又复兴的有五位君王，而周朝衰落后重新振兴的只有宣王一人。商朝贤君很多，似乎应该比周朝统治得更久，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周朝贤君不如商朝多，统治天下的时间却比商朝长了几百年，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周公治理天下，致力于用繁复华美的礼制，使刚强坚毅的百姓变得温和柔顺、驯服安定。因此他的治道以尊敬尊长、亲爱亲族为根本，尊重老人、慈爱幼儿，使百姓父子相爱、兄弟和悦，从而没有冒犯上位、难以控制的气势；他施行极其柔和的政策，来调和天下人的乖戾之心，消除他们刚强果断的意志。所以周朝享有天下的时间极长，但诸侯从内部侵逼，京师日益衰弱，最终沦为极其弱小的国家。为什么呢？宽缓、柔和、平易可以使国家长久，却不能使国家强盛。至于商人治理天下的办法，已经无法再次看到了。试着从《诗》《书》中考察，诗篇中宽缓和柔的，书文中委婉曲折而繁重的，几乎都是周朝的；而商人的诗篇迅疾激越、严厉峻切，他们的书文简洁明白、严肃整饬。商人的风俗，大概就在这里。正因为天下有刚强不屈的风俗，所以商朝后世才能在衰败之后自行振作；然而到了它败亡的时候，却一败而不能再止。大概事物强硬的容易折断，而柔韧忍耐的可以长久保存。柔弱的可以长久保存，却常常困于不能取胜；强硬的容易折断，但到最后反而可能有所建立。这就是商朝不能长久、周朝不能振兴的原因。唉！圣人谋划天下，也只能使它有所成就罢了，不能使它完全没有弊端。使国家能够长久却不能强盛，能够自行振作却不能发展到远方，这两件事就取决于后世君主的贤能与否。太公封在齐，尊重贤人而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世一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周公治理鲁，亲爱亲族而尊敬尊长；太公说：“后世将逐渐衰弱了。”尊重贤人、崇尚功绩，接近于强盛；亲爱亲族、尊敬尊长，接近于柔弱。最后，齐国发生了田氏篡齐的祸乱，鲁国人则困于盟主的命令。大概商朝的政道接近齐国，而周公治理周朝的办法，也就是他治理鲁国的办法；所以齐国强而鲁国弱，鲁国尚未灭亡而齐国已经灭亡了。《书》中说，伊尹离开亳地前往夏，既然认为夏国可耻，后来又回到亳地。大概伊尹曾在莘野耕作，已经以处士的身份跟随汤了。等到他前往夏国，并不是私自行动，汤一定知道这件事。他们君臣的心意认为，与其跟随汤讨伐桀来挽救这个时代，不如让伊尹侍奉桀，以制止他的祸乱。即使夏朝不灭亡、商朝不兴起，也没有什么遗憾。等到夏已经不能再辅佐，于是舍弃它返回罢了。后来文王侍奉纣，也亲自担任纣的三公；直到将要被囚禁、杀害，才抛弃纣而向西归去。大概汤对于桀、文王对于纣，不愿立即夺取其天下，就是这样。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汤、文王，而后世之人不能赶上的地方。《六国》〔苏洵〕 六国灭亡，并不是兵器不锋利、作战不得法，弊病在于向秦国割地求和。向秦国割地求和，自己的力量就削弱了，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都是因为向秦国行贿吗？”回答说：“没有行贿的国家因为行贿的国家而灭亡，大概是失去了强有力的援助，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向秦国行贿。”秦国除了通过攻打夺取土地以外，小的得到城邑，大的得到城池。比较秦国因割地得到的土地和通过战胜得到的土地，实际多出百倍；诸侯所丧失的土地和战败丧失的土地，实际也多出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本来就不在战争上。想到他们的祖先父辈，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得到尺寸之地；子孙却看得并不十分珍惜，全部拿来送给别人，好像丢弃草芥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这样以后才能换得一夜安睡；早晨起来察看四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如此，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送给秦国的越多，秦国侵犯得就越急，所以不用交战，强弱胜负就已经判定了。发展到国家覆亡，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薪去救火；柴薪不烧尽，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对了。齐国人不曾向秦国割地求和，最终却也跟随五国迁徙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它亲附秦国，却不帮助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燕、赵两国的君主起初有长远的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从道义上说不向秦国割地求和，所以燕国虽是小国，却后来才灭亡，这就是善于用兵的效果。等到燕太子丹把荆卿刺秦作为计策，才开始迅速招来祸患。赵国曾经同秦国交战五次，两次失败，三次胜利。后来秦国两次进攻赵国，李牧接连击退他们。等到李牧因谗言被杀，邯郸成为秦国的郡，只可惜赵国使用武力却没有坚持到底。况且燕、赵处在秦国几乎把其他国家革除殆尽的时期，可以说智谋和力量都孤单危急；战败而亡，实在是不得已。假使韩、魏、燕三国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人不依附秦国，荆轲不去刺秦，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命运、存亡的道理，应当可以同秦国较量，或许还不能轻易判定。唉！如果把贿赂秦国的土地拿来封赏天下的谋臣，把侍奉秦国的心意拿来礼遇天下的奇才，合力向西进攻，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食物都咽不下去。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土地一天天削减、一月月割让，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自己被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啊！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势力比秦国弱，却仍然有不向秦国割地而战胜它的形势。假如凭借这么大的天下，却反而重蹈六国灭亡的旧事，那就又比六国更不如了。《六国》〔苏辙〕 我曾读《六国世家》，私下里对天下诸侯感到奇怪：他们拥有五倍于秦国的土地、十倍于秦国的军队，却不能奋发向西进攻崤山以西千里的秦国，最终仍免不了灭亡。我常常为此深思远虑，认为他们一定有可以使自己安定的策略。大概我没有一次不责怪当时的士人，认为他们考虑祸患太粗疏，只看眼前利益，又不了解天下的形势。秦国同诸侯争夺天下的关键，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郊野；诸侯同秦国争夺天下的关键，也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土地。秦国拥有韩、魏，就好像人患有腹心之疾。韩、魏堵塞着秦国的要冲，遮蔽着崤山以东的诸侯，所以天下最重要的地方，没有比韩、魏更重要的了。从前范雎被秦国任用，便收服韩国；商鞅被秦国任用，便收服魏国。昭王还没有取得韩、魏的归心，就出兵攻打齐国的刚、寿二城，范雎认为这是令人忧虑的事。既然如此，秦国所忌惮的对象就可以看出来了。秦国用兵攻打燕、赵，是秦国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去攻打别国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抗，韩、魏在后面乘虚进攻，这是危险的事情。然而秦国攻打燕、赵时，却从来没有韩、魏的忧患，这正是因为韩、魏依附秦国。

译韩、魏是诸侯的屏障，却让秦国得以在它们之间进出，这难道是懂得天下形势吗？把小小的韩、魏交付给强暴的虎狼秦国抵挡，它们怎么能不折服而归附秦国呢？韩、魏折服归附秦国以后，秦国便能够把军队通向东方的诸侯，使天下普遍遭受它的祸害。韩、魏不能独自抵挡秦国，而天下诸侯借助它们来遮蔽西方，所以不如厚待韩国、亲近魏国，以排斥秦国。秦国人不敢越过韩、魏窥伺齐、楚、燕、赵诸国，齐、楚、燕、赵也因此能够在这中间自行保全。以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援助正抵御外寇的韩、魏，使韩、魏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替天下挺身而出抵挡秦军；把秦军牵制在韩、魏两国，使四国在内部休养生息，暗中帮助韩、魏应付危急。这样就可以应对无穷的变化，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不知道采取这种办法，却贪图边境上尺寸土地的利益，背弃盟约、破坏约定，彼此残杀。秦军还没有出动，天下诸侯已经自陷困境，终于让秦国得以窥伺他们的空隙，夺取他们的国家，难道不可悲吗？《秦一》〔苏轼〕 秦始皇帝十八年，攻取韩国；二十二年，攻取魏国；二十五年，攻取赵国、楚国；二十六年，攻取燕国、齐国。秦国起初兼并了天下。苏子说：“秦国兼并天下，并不是因为有正道，只不过是机巧而已，并不是侥幸。然而我认为秦国攻取齐国时机巧，攻取楚国时笨拙；它没有败在楚国手里，是侥幸。唉！秦国的机巧，也只是从智伯那里开始的。魏、韩两国彼此相连，智伯因此灭亡。秦国知道吸取智伯的教训，诸侯却始终不知道以魏、韩为榜样。秦国兼并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湣王死后，法章即位，君王后辅佐他。秦国仍然进攻齐国。法章死后，齐王建即位，到王建六年，秦国进攻赵国，齐、楚两国前去救援。赵国粮食匮乏，向齐国请求粮食，齐国却不给。秦国于是包围邯郸，赵国几乎灭亡。赵国虽然还没有灭亡，但齐国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了。秦国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四十多年没有对齐国用兵。以法章的才干，秦国却进攻他；齐王建没有才干，秦国却不进攻他，这是为什么呢？太史公说：“君王后侍奉秦国谨慎，所以没有遭受兵祸。”秦国只是想兼并天下，难道会因为齐国侍奉谨慎就放过齐国吗？所以我说：“秦国善于攻取齐国，是因为这样可以大大安抚齐国人的心，并解除齐国同三晋的联合。”齐、秦两国势不两立，秦国从未片刻忘记齐国，却四十多年不对它用兵，难道这是真实的情形吗？齐国人没有觉察，反而同秦国联合，所以秦国得以利用这个间隙攻取三晋。” 三晋灭亡，齐国也危在旦夕了。当时还剩下楚国和燕国。三国联合起来，仍然足以抵抗秦国。秦国大举出兵，攻打楚国、燕国，而齐国不救援，所以两国灭亡，齐国也被俘虏。不到一年，就像晋国夺取虞、虢一样，这难道不能说是巧妙吗？两国灭亡以后，齐国才出兵驻守西部边境，不让秦国使者通行。唉！也太晚了！秦国起初派李信率二十万人攻取楚国，没有成功，于是派王翦率六十万人进攻，这大概是倾全国之力作战了。假使齐国有中等才干的君主和称职的大臣，知道灭亡已为期不远，便倾全国边境的兵力攻打秦国，那么凭借齐国长期安定的力量，进入已经厌战、空虚的秦国，覆灭秦国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我所以说：‘秦国取楚国的方法很拙劣。’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古人夺取国家，一定有方法，就像拔乳牙，必须逐渐进行，所以牙齿脱落时孩子并不知道。如今秦国把楚国当作乳牙，以为可以防备，于是硬掰开它的嘴，一次拔取，孩子一定受伤，手指也一定会被咬。因此秦国没有灭亡，只是侥幸，并不是因为方法得当。吴国让三军轮番出击，使楚国任意疲于奔命，三年便攻入郢都；晋国平定吴国，隋朝平定陈国，也都是采用这种办法。只有苻坚不是这样。假使苻坚知道采取轮番出兵的办法，凭借百倍于敌的军队这样出击，即使韩信、白起也不能抵挡，何况谢玄、牢之这类人呢？我因此知道，两个秦国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秦始皇只是侥幸取胜，而苻坚只是没有这种幸运罢了。秦二【苏轼】秦国刚刚兼并天下时，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荆地处偏远，如果不分封诸王，就无法镇守那里，请求分封陛下的诸子。’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可行。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所分封的同姓子弟很多，后来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彼此像仇敌一样互相攻击；诸侯相互诛伐，天子也不能禁止。如今天下依赖陛下的神威，已经统一，全部设置为郡县；对于诸子和功臣，用国家的赋税给予丰厚赏赐，这样就足以控制他们。天下没有异心，这是使天下安宁的办法。设置诸侯反而不利。’秦始皇说：‘天下人共同苦于战争不止，正是因为有诸侯王。依赖宗庙神灵，天下刚刚平定，又重新建立封国，这是在培植战争的根源。还想求得安宁，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廷尉的意见正确，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郡守、郡尉和郡监。苏轼说：‘圣人不能创造时势，却也不会错过时势。时势不是圣人所能创造的，圣人只能做到不失去时势。夏、商、周三代兴盛时，诸侯没有罪过，不能强行夺取削弱，只能顺势让他们统治，即使想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又做得到吗？这就是所谓不能创造时势。周朝衰落时，诸侯相互吞并，齐、晋、秦、楚的土地都在千里以上，形势足以分封诸侯、建立屏障。到了战国七国，都称王，行使天子的权力，却始终不再分封诸侯，不再扶植强大的世袭卿族，是因为把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作为鉴戒。世人害怕诸侯之祸，已经很久了，并不只是秦始皇、李斯知道这一点。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划分郡县，设置郡守、县令，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是时势所需要，并不是个人凭借私智独自看出的。所谓不失时势，却被许多士大夫非议。汉高帝想要立六国的后代为王，张良认为不可以，世上却没有非难他的人。李斯的议论与张良有什么不同？世人只不过把成败当作是非的标准罢了。高帝听到张良的话，吐出嘴里的食物，斥骂郦食其，已经知道诸侯不可重新恢复了。然而最终还是封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为王，难道只是高帝一人的决定吗？张良也参与其中。所以柳宗元说：‘分封建国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造成的。’

译过去论述分封建国的人，有曹元首、陆机、刘颂，以及唐太宗时期的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后来还有刘秩、杜佑、柳宗元。柳宗元的论说出现后，其他人的论说就被废弃了。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它。因此我取用他的说法并加以补充说：‘凡是有血气的生命，必然会争斗；争斗必然是为了利益。利益没有比封建更大的。封建是争斗的开端，也是祸乱的开始。’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父子兄弟互相残杀，有哪一种不是因承袭封爵、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呢？自夏、商、周三代圣人用礼乐教化天下，直到刑罚搁置不用，最终仍不能消除篡位弑君的祸患。汉代以来，君臣父子之间互相残害虐待的，都是诸侯王的子孙；其余不世袭的卿大夫，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近世不再实行封建，这种祸患几乎断绝了，仁人君子难道忍心重新开启它吗？所以我认为，李斯、秦始皇的话，以及柳宗元的论说，应当成为万世的法则。三国【苏辙】天下人都怯弱而只有一个人勇敢，那么勇敢的人获胜；天下人都昏暗而只有一个人聪明，那么聪明的人获胜。勇敢的人遇到勇敢的人，勇敢就不值得依靠；聪明的人遇到聪明的人，聪明也无法施展。正因为单靠智谋和勇力不足以平定天下，所以天下的困难纷纷兴起而难以平息。我曾听说，古代英雄君主遇到有智有勇的人，往往以不显智、不逞勇来应对，这样真正的智慧和大勇才得以显现。可悲啊，世上的英雄处于世间，也有幸运和不幸运吗？汉高祖、唐太宗，是凭借智勇独超天下而取得天下的人；曹操、孙权、刘备，则是因为智勇相遇而失去天下的人。用智谋攻打智谋，用勇力攻击勇力，这就像两只老虎互相搏斗，牙齿、气力彼此不能胜过，势均力敌，只能互相扰乱，却不足以杀死对方。在这种时候，可惜没有人能够用汉高帝的办法制服他们。过去项籍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势，掌握诸侯的权柄，呵斥怒骂，发泄暴怒，向西迎击高祖，他的势头飘忽震荡，如同风雨骤至，天下人都以为从此不会再有汉朝了。然而高帝以自己不显智、不逞勇的姿态，横在项羽进攻的要冲，使他徘徊不能前进；高帝的顽钝愚鲁，足以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却最终能够摧毁项氏，等到项羽死亡，这是什么缘故呢？人的勇力一旦使用而不停息，就一定会有所耗尽；他的智虑长久不能成功，也一定会疲倦懈怠而不再行动。对方想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在一时之间制服我，而我闭门拒绝他，使他无法得到所求；他想退却离开却不能离开，这样项籍本来已经疲惫了。如今曹操、孙权、刘备三人，都知道用各自的才能夺取天下，却不知道用自己的不足来取胜。世上的议论者说：孙权不如曹操，刘备不如孙权。刘备只是智谋较短、勇力不足，所以有不如曹操、孙权的地方；但不知道凭借自己的不足来求取胜利，那也就太糊涂了。刘备的才能接近汉高祖，却不知道运用这种才能的方法。过去高祖运用自己才能的办法，大致有三条：先占据形势有利的地方，把天下的形势展示出来；广泛收罗韩信、彭越以及出奇制胜的将领，来辅助自己弥补不足；拥有果敢锐利、刚强勇猛的气势，却不把它用来深深挫折项籍的猖狂气势。这三件事，三国的君主都没有谁能够做到，只有刘备接近却还没有达到；他内心仍有自负逞强的心思，想装作愚鲁却不能纯粹，想表现果敢锐利却又不能贯彻到底，两种倾向在内心交战而没有定论。因此做事不能成功，愿望不能实现，放弃天下而进入巴蜀，那并不是有利的地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让诸葛孔明那样治理国家的才能，处在纷乱征伐的要冲上，他并不是将帅。不能忍住愤懑的心情，触犯自己的短处，亲自领兵攻打别人，这说明他的气概并不值得推重。唉！当他奔走于袁绍、袁术之间，被吕布困厄，在荆州狼狈不堪，屡次失败而志气不折时，不能说没有汉高祖的风范。然而他始终不知道运用自己才能的方法。古代的英雄，只有汉高帝是无法企及的。晋【苏辙】治理天下有一定的原则：使百姓安定来休养他们，使百姓行动劳作来锻炼他们，使他们安居却能够勤劳，安逸居处却能够忧患自警。君子们周旋应对、作揖谦让，不失礼节，同时能够耕田、射箭、驾车，亲自发挥自己的力量。平日里习惯于勉力而行，去掉骄傲懒惰，振作精神而日益坚强，经历劳苦而日益强健。身穿冠冕、佩戴玉饰的人，也不畏惧承担天下最大的劳苦。这样，天下的事务都能兴办，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畏惧，而天下的普通人也没有办法求胜于他们之上。为什么呢？天下的祸乱，常常起因于上位者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天下的小人知道上位者有所畏惧而不敢行动，就会乘此空隙，造成上位者最难应付的局面。上位者所畏惧的，难道不就是死亡、伤残和战争的祸患吗？这正是普通人所轻视、而士大夫不忍亲身尝试的事情。小人拿死亡、伤残和战争的祸患来威胁我们，而我们不能应对，那么天下因此陷入混乱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君子对于天下，不应显出畏惧，而应设法使别人看不见自己所畏惧的东西；因此遇到事情不推辞，遭受劳苦也不畏惧。过去晋室衰败，并不是天下没有君子，而是那些君子都有爱好善行的心，喜欢高谈阔论、作揖谦让，淡泊清虚，却没有慷慨激昂、奋发感动的操守；言论高大却不切实际，不能适用于事务，又害怕兵革战争。天下的英雄知道他们所忌惮的地方，便暗中乘机利用，所以他们颠沛跌倒，不能保全自己。刘聪、石勒、王敦、祖约这些人，奸诈而勇武，也是一时的豪杰。譬如山林中的人，生长在草木之间，经受大风烈日的吹打，又受霜雪饥荒的劳苦，他们筋力骨节所经受的锻炼，也已经达到极限了。假使让王衍、王导这些人以清谈来抵挡他们，这就像千金之家安然住在高堂之上，吃肉喝酒，没有经历寒暑劳苦，却想凭此抵御山林中的勇士并求得成功，这当然正是奸雄乐于进攻而且不会感到困难的对象。因此，即使有贤人君子的才干，也不能给世道带来益处；即使有竭尽忠诚、献出生命的心愿，也不能挽救国家于患难。这种弊病起因于自处太高，不熟悉天下那些屈辱而艰苦的事务。所以富贵而不能劳作，地位尊贵而不能治理。古代的君子治理天下，能够承担极其劳苦的事务而不失其尊贵，享用精美的食物而不抛弃粗粝的食物，使普通人和小人不知道怎样发挥自己的勇力，而上位者仍不失为君子。到了后世，有的承担极其劳苦的事务，却不知道如何自我恢复，因而造成秦的强盛；

译有的享用极其精美的食物，却没有办法充实自己，因而造成晋的败亡。劳苦过度，本来不是使国家安定的办法；享受过度，也不是巩固自身的办法。这就是导致丧失天下的原因啊！隋【苏辙】人对待万物，如果任凭人主动依附自己，也任凭人主动离去，那么人的地位就重，物的地位就轻。人的地位重、物的地位轻，物依附人就会牢固。物之所以离开人，四散分裂而无法禁止，是因为物重而人轻。古代圣人取得天下，不是驱赶天下人来归附自己；守住天下，也不是用劫持手段把天下人强行留下，而是让天下人自愿归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这种归附。发展我自身而不役使天下人谋利，天下人自然会到来。因此，离开或归附的权力在君主而不在百姓，这就叫人的地位重而物的地位轻。况且我对待别人，既然已经求取并得到他，不如让他来求我，然后我再接受他；已经守住并巩固某处，不如让人不忍离开我，然后再与他共同守护。所以有才智的人也许可以和他一起取得天下，却不可以和他一起守住天下。守住天下必须有宽宏的气度。为什么呢？没有宽宏气度的人，总是害怕天下离开自己，于是用权术把天下留下；用权术留住天下，天下反而就开始离开他了。过去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享有国祚长久，后世没有能够比得上。然而亡国迅速，没有像秦、隋这样快的，都是二世而亡。秦、隋灭亡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呢？自从周朝失去政治权柄，诸侯各自掌权，而秦国独得崤山以西的地方，不过千里。韩、魏厌恶秦国处在交通要冲，楚国威胁它的肩部，燕、赵窥伺它的北方，齐国则牵制它的东面。秦人披甲持兵，七代都不能解甲，逐寸侵夺、逐尺取得，到始皇时才把天下合而为一。秦国看到自己这样艰难地取得天下，便认为如果不赶紧守住，后世将会再次把天下割裂，成为敌国，因此销毁各地名城，杀掉豪杰，铸造兵器，以断绝天下人的希望。他们为防备和巩固统治所作的考虑，竟严密到这种程度。然而天下百姓愁苦无聊，没有谁不产生离开秦朝的意愿，于是陈胜、项籍趁百姓不服，长声呼喊起兵，山泽之间的人也都响应。由此看来，难道不是因为秦国过分看重失去天下，防备得太过头了吗？隋文帝时期，大概也看到天下长期不安定，因而十分看重失去已经稳定的天下。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垂、苻坚、姚兴、赫连氏等人纷纷起兵，数不胜数。到了元氏吞并攻取，北方大体都被消灭，而南方还没有归服。元氏后来分裂为北周、北齐，北周吞并北齐后把天下交给隋。隋文帝夺取梁国、灭掉陈国，天下才统一。他也看到天下长期不安定，所以得到天下众多土地以后，便害怕失去它；享受统治天下的快乐，却害怕不能长久居于万民之上，因而常怀猜疑、防备和不安之心。他认为全天下的人都有过去英雄割据的心思，于是制定严酷的法律命令，以杜绝天下的变乱。谋臣和旧将几乎都被诛灭，独有的也死于杨素之手，事情发展到大灾难，终于在隋炀帝时期天下大乱，尸横遍地却没有人能够救治。由此看来，隋朝灭亡的原因与秦朝没有不同。可悲啊！古代圣人修养德行以招来天下，天下人离开还是归附，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他们把失去天下看得很轻。因此他们心情舒缓，施政也宽厚。宽厚产生于没有忧虑，惨急苛刻产生于内心没有依托。我曾听说：周朝兴起时，太王为躲避狄人迁到岐山，邠地的百姓扶老携幼归附他，在岐山之下连绵不绝；他们丧失了原来的国家，最终却因此大大兴盛。再看秦、隋，只因不忍失去天下，反而走到了灭亡。由此才知道，圣人采取宽缓而不急迫的做法，正是他们能够深深取得天下的原因。唐【苏辙】天下的变乱，常常潜伏在偏重一方而没有加以调节的地方。因此，内里力量过重就成为内忧，外部力量过重就成为外患。古代把军队集中在京师，外部没有强臣，天下事务都由朝廷内部控制。在这种时候，叫作内重。内重的弊病是，奸臣能够在内部专擅权力，而外部没有什么可以忌惮；普通人横行四海，也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们的乱事如果不是从身边的大臣那里发生，就会产生于山林民间的英雄。所以天下的力量，不能让它专门集中在内部。古代诸侯大国，有的土地数百里，兵力足以作战，粮食足以守御，权力足以决定生杀，这样才能使四方夷狄和盗贼的祸患不能进入国内。天子的大臣有所畏惧，内部祸患便不会发生。在这种时候，叫作外重。外重的弊病是，诸侯拥有军队，而朝廷内部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由此看来，天下的力量固然不能让它在外部过重，也不能让它在内部过重。自周朝衰落以来，齐、晋、秦、楚的土地绵延千里，内部力量不能胜过外部力量，直到灭亡也无法挽救。秦人担心外部势力已经过重，于是采取了这种做法：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关中，铲平各地城池，杀戮豪杰，使天下人的命运都由天子控制。然而到了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大声呼喊起兵，郡县官吏却只是旁观逃走，没有人敢追究他们。赵高在宫廷内部专擅权力，只凭眼色示意便能随心所欲。即使李斯担任丞相，遭受五刑而死在道路上；他的儿子李由镇守三川，拥有山河险固，也不敢抗争。这两种祸患，都起因于外部力量不足，而没有力量加以制约。汉朝兴起后，吸取秦朝孤立的弊病，于是大规模分封侯王。但汉高帝在位时，叛乱先后九次兴起，其遗留的祸根和影响一直延续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形成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汉武帝分割诸侯的土地，以惩治大国的祸患；但此后百年之间，王莽终于得以在天下施展他的野心，刘氏子孙也不再有力量相抗。魏、晋时期，又进一步侵削诸侯，四方诸侯势力削弱，不再成为祸乱，而朝廷中的权臣和山林间的普通人，常常成为天下的大患。这几个君主在调节内外轻重方面，都是自己造成了相应的祸乱，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天下的力量集中在内部就成为内忧，集中在外部就成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探求形势轻重的根本和末节，却互相惩戒，追求一偏之利，所以祸患循环无穷，无法解除。

译况且天子对于天下，并不像妇人和小孩那样爱惜自己的所有物，得到天下后小心守护，不忍心把它分给别人。对普通人来说，这被认为是聪明，却不知道事情不能成功，没有不是从不肯分割开始的。因此圣人将要在天下建立大定，不是外部有权臣，就不足以镇服天下。然而后世的君主却想除去自己的爪牙，剪掉自己的臂膀，却要求取得成功，也太过分了。天下的形势，内部没有力量，就无法威慑外部的强臣；外部没有力量，就无法使内部的大臣服从，也无法断绝奸民的野心。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牵制，才能成事，不能使任何一方过轻。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后，把四方土地分配治理，把沿边地区全部设置为节度府；范阳、朔方的军队都装备着十万兵甲，对上足以控制夷狄的祸患，对下足以防备普通人的叛乱，对内足以禁止大臣的变乱，而将帅之臣常常不至于叛变，是因为内部有重兵的形势可以预先制约他们。贞观年间，天下的军府有八百多处，而关中有五百处，动员天下军队以后才能抵得上关中军队的一半。然而朝廷大臣也不至于乘机窥伺、挑起事端以求取大利，是因为外部有节度使的权力可以打消他们的野心。所以，外部的节度使制度，具有周代诸侯那样外重的形势，可以听从命令而更换，能够选择贤能或不肖的人才任用；因此君主不必劳苦征伐，天下也没有世袭大臣暴虐的祸患。内部的府兵制度，具有秦朝关中那样内重的形势，使身边的臣属谨慎整饬，没有人敢做不义之事；因此上面没有被逼迫夺权的危险，下面没有遭到诛灭的灾祸。周代的诸侯，内部没有府兵的威势，所以陷入叛逆和变乱而不能自止；秦朝的关中，外部没有节度使的援助，所以受到大臣胁迫而不能自立。兼有周、秦的优点，却没有周、秦的弊病，内里不敢发动变乱，外部不敢作乱，从来没有像唐朝制度这样得当的。可是天下的士人不考察利害的根本和末节，只凭历史上成败留下的痕迹来议论制度得失；他们只看到开元以后，强兵悍将都成为天下大患，便认为唐太宗的制度是狂妄而不审慎的计策。评论天下，如果只根据胜败的形势来判断法制的得失，不如追究胜败发生的原因。天宝年间，府兵四处调动，集中到范阳；唐德宗时期，禁军都驻守赵、魏之地，因此安禄山、朱泚能够抵达京师而无人能阻止，一次变乱使天下横遭涂炭，直到唐昭宗时，天下最终也没有安宁的岁月。内部的强臣，虽然有李辅国、鱼朝恩、王守澄、仇士良之类的人，最终却不能控制他们；唐朝曾下令诛杀王涯，杀死贾餗，自以为威势震动四方，然而刘从谏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便震恐收敛，不敢再放肆。后来崔昌遐倚仗朱温的军队诛杀宦官，撤除天下的监军，没有一个人敢与他抗衡。由此看来，唐朝衰败的弊病在于外部力量过重，而外重的弊病起因于府兵驻扎在外，并不是制度本身失误后世才不采用。五代【苏辙】过去商、周兴起，开始于稷、契，直到成汤、周武王，经历了几百年，后来才在天下实现志愿。他们取得成功非常艰难，享有天下的利益也十分迟缓。然而夏桀、商纣灭亡后，天下归附、诸侯朝见，君主自处于天子的尊位，下面没有人不服从；想要诛杀一个普通人，天下便随之安定。他们取得天下所费的力量也很容易，并不劳苦。到了秦、汉之际，英雄豪杰争逐天下的利益，只怕赶不上，争相制造天下的祸端，只怕落在后面。他们在大泽中奋臂起兵，天下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响应，整天转战，开辟千里土地。他们取得天下竟这样容易。然而天下已经安定，君臣的名分已经明确，把天下分割开来封诸将为王，想要把这种制度传之无穷。可是几年之间，功臣和大国的叛乱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这取得天下何其容易、守住天下又何其困难啊！至于五代干戈纷乱之际，那些事情虽然不值得称道，但看那些帝王从平民起兵，鞭笞天下，凭战争取胜夺取土地，而自后梁以来不到一百年，天下五次更替帝王，时间长的也不过几十年。他们的见识谋虑竟不足以考虑后世，实在令人惊异。我曾听说，后梁灭亡时，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残暴对待百姓，于是天下背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后周灭亡，正好遇到圣人兴起，所以不能自立。这两件事，是君子不会怀疑的。后唐庄宗、明宗以及后晋、后汉的高祖，都凭借特别出众的英武姿态，占据了天下太平的地位。他们的子孙才力、智谋、勇气，也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然而最终还是因失败和混乱而不可收拾。这种形势必然有他们自己造成的原因。大概后唐、后汉的祸乱起于功臣，后晋的祸乱起于边鄙，都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取得太容易所造成的过失。后唐庄宗发生变乱，后晋高祖率军奔赴夷门，后来天下由后唐明宗平定。后唐灭亡，匈奴击破张达的军队，后来天下由后晋平定。匈奴造成祸患，后周高祖提出南征的主张，后来天下由后汉平定。所以后唐灭亡于后晋，后晋因匈奴而乱，后汉灭亡于后周。功臣倚仗创业的功勋，匈奴倚仗驱逐敌人的劳绩，来要挟天子听从他们，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安定；如果诛杀他们，又足以招致天下大乱。杀掉一个功臣，天下便会一起兴起排挤他。因此后唐夺取后晋高祖的权力而灭亡后晋，断绝与匈奴的和亲而灭亡后汉，诛杀杨邠、史肇而使后周人不服，最终招致祸患。他们当初如果没有功臣、没有匈奴，就不会兴起；

译但功臣和匈奴最终却兴起并灭亡了他们。因此古代圣人有可以取得天下的资本却不使用，有可以乘天下形势而进取的机会却不顾，而是安抚教养百姓，等待天下自行归附，这并不只是为了姑且行仁，而确实是因为天下不可以轻易取得。想要取得天下，却从容易的地方求取，所以凡是有助于取得天下的事情无所不做。无所不做而取得天下，天下安定后又不改变这些做法，就不是长久之计。想要改变却又不顾后果，必然会违背天下人的心意。过去晋献公死后，公子重耳在翟国，里克杀死奚齐、卓子，召请重耳，重耳不敢回国。秦伯派公子絷前往吊唁，并且告诉他晋国正在动乱，将要拥立公子为君。重耳拜了两拜辞谢，也不敢接受。至于夷吾，听到召请便起身，以汾阳的田地百万赏赐里克，以负蔡的田地九十万赏赐丕郑，并把秦国奉为外援；又以河外五座城邑作为条件。等到他已经入国，却背弃对国内外的贿赂承诺，杀死里克、丕郑，发兵断绝与秦国的关系；军队战败，自身被俘，也没有恢复国家。后来晋文公慢慢起兵收复国土，大臣在国内援助他，秦国、楚国在外部推助他。晋文公回国后成为诸侯霸主，只因为他原本没有求取回国，却有人让他回去；他没有向国内外行贿，而自身的形势又足以使他回国，所以回国以后没有忧患。后来刘季在丰、沛之间起兵，跟随天下勇武之士进入关中，诛灭暴虐的秦朝，使子婴投降。这时他的功劳超过诸侯，形势于是足以登上帝王之位。这些都是沛公自己做成的，诸将并没有参与。然而到固陵追击项籍时，军队战败，诸将没有到来，他只好把数千里土地分给韩信、彭越，而这两个人最终辜负他的功劳，背叛而无法控制。所以取得天下不能侥幸依靠一时的利益；侥幸依靠一时利益，就一定会留下百年不能消除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不能顾及长远。《文编》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十九 明代唐顺之编 武王【苏轼】周武王战胜殷朝后，把殷朝遗民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地。周武王去世后，禄父与管叔、蔡叔发动叛乱。成王命周公诛杀他们，又把微子启封在宋地。苏轼说：‘武王不是圣人。过去孔子大概责备汤王、武王，只是自己认为是殷朝的后代而又是周朝的人，所以不敢明说，曾多次委婉表露意思，说：“伟大啊，崇高啊，尧、舜、禹！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这已经明确表明他认为汤、武有所不足。又说：“武王的美德已经完备了，却还没有达到尽善。”又说：“天下三分有其二，仍然服事殷朝，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伯夷、叔齐对于武王，大概把他看作弑君之人，极为羞耻，不肯吃周朝的粮食；孔子却赞许他们，这说明孔子责备武王是很严重的，这是孔门的传统原则。世上的君子如果自称出自孔氏，就一定应当遵守这一原则；国家存亡、百姓生死，也许就在于此，谁敢不严肃对待呢？而孟轲开始扰乱这一原则，说：‘我只听说武王诛杀独夫纣，没有听说他弑杀君主。’从此学者把汤、武当作圣人的正统，好像理所当然，都是孔氏的罪人。假使当时有董狐那样的良史，南巢的事一定会按叛乱来记载，牧野的事一定会按弑君来记载；那么汤、武是仁人，也一定会按法则承担恶名。周公作《无逸》说：‘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我们周文王，这四个人通达明智；向上比不上成汤，向下比不上武王。’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周文王时期，诸侯不用召请便自行归附，因此接受天命而称王，行使天子的职权。周朝是否称王，并不取决于纣王是否存亡。假使文王还在世，一定不会攻打纣王；纣王没有遭到讨伐，或许能够寿终正寝，或许死于动乱，殷人再拥立君主来奉行周的天命，把他作为二王之后来祭祀殷朝，这样君臣之道难道不是两全了吗？武王在孟津检阅军队后回去，假如纣王不改过，殷人便改立君主，武王对待殷朝也不过如此罢了。天下没有君王，有圣人出现，天下归附他，这是圣人无法推辞的；但用武力取得天下，放逐君主，再杀掉君主，可以吗？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豪杰纷纷起兵，荀文若是圣人一类的人，认为除了曹操没有人能够平定天下，所以起身辅佐他；他与曹操谋划的，全都是王者之事。文若难道是在教曹操反叛吗？以仁义拯救天下，天下平定后，帝王之位自然到来，将不得已而接受；没有到来就不去夺取。这是文王的道路，也是文若的心志。等到曹操谋求九锡，文若便因这件事而死。因此我过去曾把文若看作圣人一类的人，是因为他的才能像张子房，而他的道义像伯夷。杀死一个人的父亲，却封他的儿子；如果这个儿子不是人，就可以任用；如果这个儿子果真是一个有人的品格的人，就一定会为父亲而死。楚国人将要杀死令尹子南，子南的儿子弃疾担任楚王的御士，楚王哭着告诉他，随后杀死子南。弃疾的同伴说：‘走吧。’弃疾说：‘我参与杀害自己的父亲，还能到哪里去呢？’那么要侍奉楚王吗？他说：‘背弃父亲而侍奉仇人，我不忍心。’于是上吊而死。武王亲自用黄钺斩杀纣王，假使武庚接受封爵而不叛乱，难道还算是有人性的人吗？所以武庚必然叛乱，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武王封武庚，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殷朝享有天下六百年，贤明圣德的君主先后出现过六七位，纣王虽然无道，但旧家族和遗留下来的风俗还没有完全消灭。天下三分有其二，殷朝没有攻打周，周却攻打殷，诛杀殷君，夷平殷的社稷，诸侯必然有不高兴的，因此封武庚来安慰他们。这难道是武王的本意吗？所以说：武王不是圣人。平王【苏轼】太史公说：‘学者都说周武王讨伐纣王后，居住在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了洛邑，成王让召公占卜是否适合在那里居住，并把九鼎安置在那里。可是周朝仍然以丰、镐为都，直到犬戎击败周幽王，周朝才向东迁都到洛邑。’ 苏轼说：周朝最大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从周平王到周朝灭亡，并没有出现特别无道的君主。平王的神明圣达，诸侯都服从进贡，然而最终仍不能振兴周室，这就是东迁的过错。过去周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成王、周公又增修营建。周公去世后，大概由君陈、毕公轮流居住在那里，只是为了加强王室，并不是有意迁都。周公想葬在成周，成王便把他葬在那里，毕公也如此，这难道是有意迁都吗？如今富裕人家留给子孙的，不过是田地和住宅罢了。不幸家道败落，甚至靠借贷来维持生活也可以，但最终不敢商议卖掉田宅。如今平王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事业全部放弃，这是一次失败便卖掉田地住宅的人。夏、商两朝的王朝都延续五六百年，它们先王的德行没有超过周朝，而后王的败坏也不比幽王、厉王更严重。然而直到桀、纣时才灭亡；在尚未灭亡时，天下仍尊奉它们，不像东周那样名义还在而实际已经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卖掉田宅所造成的结果。盘庚迁都，是为了恢复殷朝旧业；古公迁到岐山时，周人正像狄人一样逐水草而居，迁徙有什么困难呢？’ 卫文公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只是依靠齐国才得以保存。齐国迁都临淄，晋国迁都到绛，又迁到新田，都是在国势强盛时，并不是因为有所畏惧。其余因为躲避寇乱而迁都的，没有不灭亡的；即使没有立即灭亡，也没有能够重新振兴的。春秋时期，楚国发生大饥荒，群蛮背叛，申、息两地的北门无法打开，楚人商议迁往阪高。蒍贾说：‘不可以。我能去，寇敌也能去。’于是楚国联合秦人、巴人灭掉庸国，楚国才开始强大。苏峻之乱时，晋朝几乎灭亡，宗庙宫室全都化为灰烬。温峤想迁往豫章，三吴的豪杰想迁往会稽，大家将要听从他们，只有王导不同意，说：‘金陵是王者的都城。王者不会因为丰俭而迁都；即使像卫文公那样穿着大帛之冠，到了哪里不能安居呢？否则，即便是乐土也会成为废墟。况且北方寇敌正强，一旦向他们显示弱势，逃窜到蛮越之地，名声和实际都会受损。’于是终于没有迁都，晋朝又恢复安定。王导贤明啊，可以说他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唉！平王初年，周朝虽然不如楚国强大，难道反而不比东晋更有防守能力吗？假使平王有一个王导，定下不迁都的计划，收拢丰、镐的遗民，修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教，以有利形势压服东方诸侯，那么齐、晋即使强大，也不敢怀有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