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四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四十四 明 唐顺之 编 《民政一》【苏辙】我听说王道施行到百姓身上，意义是很深的。贤人君子在上面自我修洁，百姓却不免有小人；朝廷之中揖让合乎礼节，百姓却不免成为盗贼。礼在上面施行，下面却兴起淫邪、偏僻、邪曲、放纵的风气而不能制止，这仍然说明王道没有完成。王道的根本，开始于百姓自得其乐，完成于百姓彼此相爱。王者从百姓那里要求的，粗浅的一端开始于努力耕田，精微的一端达到孝、悌、廉、耻的境界。努力耕田，是百姓最劳苦的事；孝、悌、廉、耻，则是普通男女所不喜爱的事情。【原文此处有疑误：‘不恱强所最劳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劝所不恱而使之有相爱之意’句意层次不明。】勉励他们去做最劳苦的事，使他们产生自得之心；劝导他们做所不喜爱的事，使他们产生彼此相爱的意愿。因此王道完成并施行到百姓身上，意义也很深。古代天下遭遇灾害，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上下不能相互保全，这种祸患起于百姓不以努力耕田为乐。天下发生动乱，盗贼放纵恣肆，战争不止，而百姓不以自己的事业为乐，这种祸患起于百姓彼此不相爱，抛弃孝、悌、廉、耻的节操。自己感到喜悦，即使有巨大的劳苦，也不会改变所从事的事业；彼此相爱，即使有强悍狠戾之心，也会顾念亲戚的安乐，不忍心自行抛弃正义。这两点，是王道的关键。如今天下人习惯于工商之利，却不喜欢务农；只有最愚昧低下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其他能力，才安于田亩而不离开山林。饥饿的百姓都有像盗跖那样趑趄窥伺的心思；闺门之内，父子互相忿恨而不知道回头。朝廷之上虽然有贤人，但他们的教化达不到下面。因此士大夫之间无不认为王道遥远而难以成就。然而我私下观察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看到《诗》，便认为王道的成就有容易之处，并不困难；人们不喜欢这种事业，是因为没有体会到其中的滋味。所以圣人作《诗》，讲述耕作、除草、播种的勤劳，又叙写年终仓廪丰实、妇女儿童欢乐的情景，以感动他们的心意。因此诗中说：‘锋利的好耒耜，开始耕治南边的田地；播下各种谷物，果实确实包含着生机。有人来观看你，带着方筐和圆筐；筐中的饭是黍米，头上的斗笠束结整齐；那锄头闪亮，用来除去荼草和蓼草。’在这个时候，百姓已经劳累了，所以诗替他们说起家人前来送饭慰劳的事情，以勉励他们完成这项事业。诗的末章说：‘荼草和蓼草腐朽了，黍和稷茂盛了；收获堆积整齐，积聚得密密实实；高得像城墙，密得像梳齿，从而打开百间仓室。’ ‘百间仓室都装满了，妇女儿童都安宁了；宰杀这头黄牛，双角弯曲而有力；用它来继续祭祀，以承继古代先人的事业。’在这个时候，一年的农功已经完成，劳累的百姓可以和妇女儿童一起因这番休息而欢乐，闲暇时饮酒吃肉，使自己在一年之中得到快意。这样，勤劳的人有办法忘掉自己的劳苦，尽力的人有办法觉得自己的劳力用得轻松，狼戾而没有亲情的人也有所羡慕喜悦而自行改变操守。这不只是在《诗》中这样，诱导他们使他们获得利益，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快乐，也应当如此。况且人的本性本来就安于自己所快乐的事，喜欢自己所得的利益，这就是我认为王道并不难实行的原因。我曾听说，诱导百姓的办法，远处没有比近处更有效的，近处又没有比他们所共同竞争的人更有效的。如今政令施行于朝廷之中，田野百姓却没有向善的心，这难道不是因为距离太远、难以达到吗？明白选择郡县官吏，谨慎执行法律禁令，受刑的人遍布市集，而顽劣百姓仍不悔改。乡里百姓看郡县官吏，自认为不是与自己同等的人，只是害怕他们施用法律，在官吏面前袒露脊背受笞打，并不以此为羞愧；这种办法可以使百姓明白什么是罪，却不能触及他们隐秘的恶行，这难道不是因为它虽近，却没有百姓可以同它竞争吗？只有里巷亲戚之间，那些幼年时一起嬉戏、成年后一起做事的人，才是彼此竞争的对象。我愚昧地认为，古代郡县设有三老、啬夫，如今可以推选百姓中孝顺兄长、没有过失、努力耕田而不懒惰、平素为百姓所敬服的人，让他们不负责办理政事，而负责讥刺、劝诫和教导那些懒惰无良的百姓；每年伏日、腊日，郡县适当设置礼仪来表彰他们，以此教化天下，使人羡慕并乐于从事这种事业，使百姓都有羞愧、耻辱、勉励自己而不愿服输的心。如今不按照百姓所共同竞争的对象来教导他们，却按照他们平素所畏惧的对象来教导；他们平素所畏惧的人，百姓不把自己看作同类，又怎么敢希望自己能有丝毫赶上呢？所以教导天下，要从百姓所共同竞争的对象开始，王道就可以逐渐施行到下面。《民政四》【苏辙】我听说管子治理齐国，首先改变周代的法制，使兵民分开居住，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又把郊外划分为五属，设置五位大夫，让他们各自治理一属的政务。国都中的士人充当士兵，郊野的百姓从事农业。农民不懂战争，士人不懂耕作，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靠自己的劳力取得食物。士兵保卫农民，农民供养士兵。出兵征战，暴露在野外战斗，农夫却不知道其中的辛劳，只管深耕快锄，汗水沾身、泥土沾脚；士兵也不知道农夫的劳苦。当时齐桓公南征伐楚，渡过汝水，越过方城，望见汶山；北伐山戎，砍伐零支，斩灭孤竹；向西抵御白狄，越过太行，渡过辟耳之溪。九次会合诸侯，修筑夷仪城，在楚丘从容往来四方。国内没有疲惫困乏的百姓，天下诸侯来往接应也忙不过来。到秦孝公想要兼并海内时，商鞅替他倡导谋划，使秦人无不拿起武器从事征战，而不能回头再做农民。他暗中诱导六国百姓，使他们专心耕种关中的田地，而不承担战攻守御的劳役。两者交替发挥作用，天下最终因此不能抵抗秦国。为什么呢？我们能够接连不断地出兵而不停止，而他们不能应战；

译我们能够在外征战而内部不缺粮食，而他们必须不参加战争然后粮食才可能充足。这两点，是管仲、商鞅的深谋远虑。自从管仲死后，他遗留下来的谋略和旧有防制，后世再没有人能够运用，只有把兵民分开的办法一直到今天没有废除。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做法确实有便于天下。如今让农夫竭尽力量开垦天下的土地，聚集他们的收获来供给天下的武士，使他们免遭死亡战斗的祸患，这种事情按照人的情性，谁会不愿意呢？然而当今天下的情势，与管仲、商鞅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古代霸王在上，仓廪丰实，百姓富足，土地的利益已经充分开发，而百姓还没有贫乏困顿，这时叫作人口有余。如今天下的田地，虽然努力耕作也不能遍及，蓬蒿、藜、莠反而占尽土地的利益，人不能把它们作为食物，却成了禽兽繁殖生息的地方，这时叫作土地有余。古代圣人，在人口有余时，致力于役使人口，所以天下人口虽然很多，却没有荒废的功业；在土地有余时，致力于开垦土地，所以天下土地虽然广阔，却没有留下未尽的力量。如今海内的田地困于有余，而上面的人却致力于役使人口，不是太过分了吗？我看京师的军队，不下数十万、百万；沿边大郡的军队，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每千人编为一队；江淮漕运的士卒更是数不胜数。这不也已经过度役使人口了吗？况且人口不足而役使人口的制度却不稍微减少，这叫违背天意、违背人情。从前齐桓公时代，人口的力量可以说有余了，但十五乡的士人不过三万人，战车不过八百辆，为什么呢？因为害怕不能长久。如今的天下，应该加强兵力的地方，不过是京师以及西边、北边的郡而已。从前太祖、太宗平定天下以后，四方偏远国家有的相隔数千里，认为远方的人险恶难测，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情实，所以让关中的士卒前往那里屯驻，以镇压使他们服从。到天下已经安定，四海成为一家，却因循日久，终于没有改变。天下的军队，没有比各自居住在本乡更好的；他们熟悉当地水土，了解地势险易，只是担心他们不懂得作战。所以如今的祸患，在于不训练乡兵，却专门任用屯戍的士卒来准备抵抗盗贼。况且天下太平，除了沿边郡县之外，即使是山林中的平民盗贼，趁他们尚未聚集便加以诛除，也可以不用大军。如果出现大盗，他们造成的变故，也不是几百、几千名戍兵所能制止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至于那些关塞要地、不可没有防备的地方，只应当增加当地土兵来代替他们罢了。我听说古代良将用兵，不求兵多，而求士卒乐于作战。如今做士兵的人，难道都乐意当兵吗？有的人是因为饥荒困顿，不能养活自己；有的人年轻无赖，入伍以后又不能自行脱身，其中常常有想回家的人。所以我想罢免那些想回家的士兵，减少屯戍的军队；即使让他们离去大半，我认为留下的人仍然足以办事。古代有余时便宽缓地役使，不足时便约束地役使。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余之后才能办成天下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智慧了。《民政五》【苏辙】我听说近代以来，天下的变故已经很充分了。世上的君子随着各种败坏而制定法令，弥补缺漏，疏理纷乱、剔除污秽，所制定的法令也已经用尽了。然而后世的弊病，常常并没有因此稍稍停息。法令制定后很快灭亡，百姓暂时享受其利益却不能长久，只能因循维持到今天。世代承受百王留下的弊病，又独自承担治理的责任，所患最为繁多。古人已经实行的遗留下来的防制，也无不全部废弃而不实行。因此建国一百多年，却不能达到天下太平，就是这个缘故。天下多灾多难，开始于井田制的灭亡。田制一败坏，民政就大坏，纷纷乱乱而无法停止。起初，兼并土地的人越来越多，贫民失去职业；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富者凭势力占有连片田地、役使贫民，收取一半以上的赋税，耕田的人困穷饥饿，不耕田的人反而得到食物。人们认为这不便利，于是制定法令说：‘限制百姓占有田地，贵族不得超过若干，贫民则足以自我养活。’这是董生的法令。天下人兼并土地而有余，就想用来追求骄奢；骄奢的风气流行天下，富人甚至耗尽自己的财产储蓄，贫人处境更加不如意，便争相作盗而不知满足。百姓都有作盗的心思，那么在上位的人就十分危险而难以安定。所以又制定法令说：‘建立制度，明确等级，使财物多的人不得超过限度，使财物少的人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以此平定风俗。’这是贾生的法令。百姓的本性是，丰年便把粮食吃掉而没有剩余，荒年便转死沟壑而无人救济。富商大贾趁百姓不足时抬高价格出售，以加重他们的灾难；又趁他们有余时低价收购，以等待他们困乏。给予和夺取的权柄归于豪强，而上面却不知道收取。粮食多得散落满地，却不加以收购；连藜藿都不能接续，却不开放粮仓赈济。所以制定法令说：‘粮价低时由官府收购，以免伤害农民；粮价高时由官府发卖，以免伤害商人。小饥荒便发放小熟年积存的粮食，中等饥荒便发放中熟年积存的粮食，大饥荒便发放大熟年积存的粮食。’这是李悝的法令。古代三代的军队，出外就是士兵，回乡就是农民。出兵面对敌人时，国家有资粮储备；战争结束、服役停止时，又没有继续养兵的费用。到后世，海内多有变故，征伐不停，为了不损害农业，才特别设置军队来办理天下的军事。开始似乎不伤害农业，但追究到最后，军队的衣食供给，农民也必然受到困扰。所以制定法令说：‘不作战时就耕田养活自己，耕作的闲暇便练习击刺，以等待盗寇。’

译这就是赵充国的法令。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可以施行于今天的很多，我不敢再把它们全部作为自己的主张。而这四种制度，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却不实行的。知道却不实行，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听说事情有的可以不用方法便实行，有的由于时势不同、事情变化，没有方法便不能实行。按名额平均百姓的田地，建立制度使众人齐一，这是不用特别方法便可以直接实行的；实行平籴来救济灾荒，实行屯田来宽减农民，这是没有方法便不能实行的。古代贤君在上，费用充足、财物不会竭尽，减少有余的部分来防备百姓的不足，而不损害一年的经费。如今岁入不足，用来支付国家的经费尚且有所不够，哪里有空暇顾及尚未发生的储备呢？古代将领严明而士兵容易役使，士兵安于劳苦，所以即使让他们务农，也不敢作乱。如今天下的士兵，能够服劳役的都不懂作战，能够作战的又都骄横而不可役使。他们衣食丰足而筋力疲惫，平时处身又十分倨傲，怎么肯做农夫的事情呢？所以屯田、平籴的利益，举世都认为不能恢复，就是这个缘故。为什么不也考虑一下相应的办法呢？我曾听说，商人经营产业，想要有所作为却没有资金，不会拿平日谋求朝夕利益的本钱来做这件事。他们从不急迫的地方取出资金，每天积蓄一点，慢慢地去做，所以产业不受损害而事情能够成功。天子的常道是食用租税，除此之外再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也不是正当的收入。茶、盐、酒、铁之类，是近世才设置的税源。古代从未依靠这四种物品取得收入，却也没有使国家匮乏断绝。我愚昧地认为，可以从其中选择一种，置于日常用度之外，每年把它作为平籴的资金。既然已经把它置于用度之外，就不必再顾惜而可以发放。轻易发放，正因为发放轻便，百姓才能得到利益；这与如今所谓的常平仓也已经大不相同了。我还曾听说，曾经牧养过马的人，不可以再让他饲养猪，因为马和猪相差并不太远，却仍然不能让他兼养。如今世上的士兵是按兵募方式招来的，却想强迫他们务农，他们不服从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想让士兵屯田，大概也应当先告诉他们将要屯田，然后再招募。人本来有无田可耕却愿意务农的，顺从他的愿望让他去做，即使劳苦也没有怨言。如果屯田的士兵已经很多而且可以使用，那么那些不耕田却吃粮的人，便可趁他们死亡而不再补充，以等待这种队伍自然衰减。唉，古人制止天下祸患的方法，大概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可是守成法的人常常竟然达到—— 懒惰而不去实行的地步，所以世上的弊病常常好像刚刚产生于今天，却不寻求古代遗留下来的法令，依靠它来治理，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民政六》【苏辙】我听说夏、商、周三代时，没有兵役的忧患。到了近世，有供养军队的困境，却没有兴发劳役的忧患。到了今天，养兵和兴役都不得其当，实在值得深切忧虑。古代军队出自农民，劳役出自百姓。有农民就不担心没有士兵，有百姓就不担心没有劳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当兵；二十岁的男子，每年服役三日。因此军队强盛而费用不增加，劳役兴起而人员本来就已具备。即使有大规模军队和劳役，也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等到战争结束、劳役停止，又没有日夜不停的费用。后来周朝衰落，井田制破坏，逐渐衰败到后世，天下不再有天子的田地，田地都成为百姓自己所有。天下百姓不食用天子的田地，所以只向他们征收赋税，却不让他们承担战斗中死亡受伤的祸患。天子有养兵的忧虑，天下却没有承担攻守劳苦的百姓，成为一大忧患。因此征调财物来供养军队，而天下的劳役，凡是转运、漕运、营造、兴建、筑城等事情，又都出自百姓。当时百姓供奉上面命令的项目有三种：一是租，二是调，三是庸。租，是土地应当缴纳的；调，是供给军队所需的；庸，是每年应当承担的劳役。因此让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作为田租；每人缴纳布帛，作为军需调赋；每年役使他们的劳力，不服役就缴纳相当于劳力价值的钱物，作为庸。农夫三项都要兼负，游惰和从事末业的人，也不能免除庸调。运输沉重物资、远途漕运，天子不知道其中的费用，却全都出自百姓。百姓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的人应当缴纳帛六十尺。百姓也不至于极其困苦。因此隋、唐之间，有养兵的困境，却没有兴发劳役的忧患。这种法令虽然不如三代军队不需天子供养，但天下的劳役仍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因为都是百姓承担的。到了后世，又不能守住这种制度，于是开始改变法令，实行两税，一直到今天。天下没有田地的人不能被役使，有田地的人的劳役也不过是奔走供役，而不参与天子的大事。天下有大规模兴建、大规模漕运时，常常忧虑没有人可以役使。因此广泛招募多余的士兵，以供应劳役的紧急需要。他们不懂击刺、战阵的方法，却坐食天子的俸禄。于是国家既有备战的军队，又有承担劳役的军队。这两种军队的供养费用，全都出自农民。而天下四处游荡的百姓，没有一尺一寸的庸调负担。务农的人却常常暗中承担古代游民所应缴纳的赋役，天子也常常兼负养兵和兴役的重大忧患。因此兵役的弊病，在当今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我愚昧地认为，天子平日无事却不停地养兵，这是出于不得已；只有干戈旗鼓、攻战的事务，才可以让军队承担责任。至于劳役，拉车拉船、修筑宫室、建造城郭，这些事情没有死亡、陷败的危险，天下百姓确实应当承担而不推辞，不应当让从事战争的人来承担，以加重天子粮仓的费用。然而如今所谓可以役使的人，不过是农民，而农民已经十分困苦。他们一向承担天下的全部费用；工商、技艺之民以及游闲无职的人，却遍布天下，整日优游而没有任何役使。周官的制度规定，没有职业的人缴纳夫家之征；如今可以让他们全都按照近世的制度缴纳庸调之赋。用庸赋来养活承担劳役的军队，用调赋来帮助农民供养武备军士。承担劳役的军队可以因年老、疾病、死亡而不再补充，让游民中的成年男子替代他们承担劳役，期限一到就停止，以免除他们本来应缴纳的庸赋。

译不服役的人也照样收取他的庸赋，不使一天有所缺漏。圣人治理天下，不只是重视苟且防范而不追求其他；只要能够缓解天下所不足的，节制那些过分幸运的人，即使有所取也不损害义。如今虽然能使游民没有劳苦嗟叹之声，却总让农民独自承担困苦。天下人都知道务农不便利，于是相率去从事末业。末业人口增多而农业衰落，天子所能独自承担的越来越少，费用也越来越不够。所以我想收取游民的庸调，使天下没有侥幸苟免的人，同时用以缓解农民的困苦。假如天下游民自己知道不能免除庸调的劳苦，那么按这种形势，不耕田就没有办法供给上面；这又可以驱使他们回到南亩务农。总而言之，千年以后，必将使农民人数增多，而工商之类逐渐衰落停息。这样以后，再使天下都实行租庸调制度，废除所谓两税，兵役的忧患就可以稍稍缓解了。《民政七》【苏辙】我听说古代天下人都是天子的百姓，田地的收益、衣食的费用以及一切养活生命的物资，都依赖天子；权力集中于一处，利益不分散给强族。百姓有奉养上面的忧劳，却没有依附豪强、受其役使的困苦，因此百姓感念天子的恩德，天下人都可以被役使来承担天子的劳役。到了后世，天子的土地逐渐转归豪民，天下百姓饥寒朝夕所系的权柄，天子不加体恤，却把它留给天下的富商。天子难道是要同小民争夺这点利益吗？但形势却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为什么呢？有田的人并不都是亲自耕作，无田的人替他们耕种；无田的人并没有可以归属于天子的关系，有田的人却把他们拘束在自己手中。天子没有田地可以赐给无田者，却想役使他们的劳力，实在困难。有田的人把田地授给他们，把他们视同奴仆来对待，却可以役使他们而不使他们有所怨恨。所以如今的农民，不是天子的农民，而是富人的农民。至于天下的游民、贩夫、贩妇、工商以及从事技艺的人，他们虽然不从事田地，却每天靠自己的劳力生活；如果没有办法维持朝夕的费用，也同样是等待别人才能生存的人。天子不防止他们缺乏，反而让富民拿出剩余，借给他们急需的财物，充当他们的父母。所以即使是游民，天子也不能役使他们，富人却独占其中的利益，每天役使他们的劳力，却不偿还相当于其劳力的价值。由此看来，天下百姓几乎都不是天子的百姓，天子只是凭借地位役使他们，并不能都得到他们的欢心。天下人中，只有拥有田地的人，才有凭借土地依附于天子的条件；这样的人数，哪里足以供养下面那些仰赖他人生活的百姓呢？这也足以看出，真正属于天子的百姓已经太少了。我愚昧地认为，按照当今的形势，应当收取天下的田地，把它们归于上面，用来安置无田的农民；防备小民的急难，夺取豪民借贷所得的利益，以收纳游手之民的劳力。因此应当顺着形势制定办法，没有比收取公田、借贷给百姓急需更好的了。陈、蔡、荆、楚一带，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土地都属于公田，只是忧虑没有人耕种；吴越、巴蜀之间，人们挤肩并足，只能争夺寻常尺寸的土地，安土重迁，依恋故土而不能离开。如果不是官府替他们谋划，趁着灾荒饥馑的年岁，利用他们愿意迁徙的心情，把他们迁到无人耕种的公田上，他们终究不能自行离去。如今应当等他们已经迁走后，收取他们原有的田地，登记他们的房屋；田地作为公田，房屋作为公室，用来授给无田的百姓，使天下即使是富庶的地区，也常常有天子的田地；又把这些登记没收而来的田地积存起来，不再出卖，招募天下的成年男子分头耕种其中，不让富民端坐着妄想取得公田遗留下来的利益，使天下农民稍稍能够免除奴仆的屈辱，得以向上依附于天子；新迁来的百姓，耕牛、房屋、饮食、器皿等物有所不足，也都可以向国家借取，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所谓借贷，虽然名义上接近商贾市井的事情，但其中的意义不能不加以审察。天下百姓没有田地务农，又没有财物从事工商，如果禁止借贷，他们势必免不了转死沟壑；假如让富民放贷，就会产生把百姓看作臣仆的心态，用不仁的办法收取大半利息。即使不是这样，也免不了让百姓脱下衣服、让出房屋作为抵押；百姓受到困苦，而上面又享受不到利益，只是让富民掌握给予和夺取的权力，倚仗势力役使乡里。因此按这种形势，不如由官府放贷来救济百姓的急难。周官的制度规定，借贷的百姓与有关官员辨别物价贵贱，以国家规定的物品作为利息。如今可以让郡县全部负责放贷，用当地土著百姓来防止借贷者逃亡潜藏的奸弊，并且规定每一个人的借贷不得超过一定数额。春天放贷，秋天收取缯帛；夏天放贷，秋天收取谷物。利息收得少一些，并宽缓对待借款人，使他们容易偿还；又不时免除本来应缴的利息，以收服他们的心，使百姓能够脱离奴仆的处境而直接归属于天子。这样，天下游民就可以役使，富民的借贷也不必禁止而自然停止。然而我认为，收取公田，利益深远，不是可以在几年、几个月之间等待它见效的；总要经过数十年、上百年，天下农民才可以大半成为天子的农民。至于所谓借贷给百姓救急，却可以早晨施行、晚上就看到利益，这是当前最应当办理的急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民政八》【苏辙】臣听说，古代建立都城和城邑，要观察丘陵、平原、低湿地的地势，利用水泉的通道；把没有的东西输通，把已有的东西加以疏导，使百姓每天取用也不会耗尽，安居在其中而不羡慕外地；各自安于本土，乐于本业，没有迁徙往来的念头。肥沃的地方，人口不会因此增加；贫瘠的地方，人口也不会因此减少；天下各户大致平均如一，都足以供给郡县的差役，不至于匮乏困顿。如今天下所谓交通便利的大都邑，方圆千里的城邑、拥有万户人家的郭城，它们的阴阳向背，以及山林、平原、低湿地的形势、陂池泉水的便利，大都是秦汉以来筹划营建，使其足以供养百姓而不致匮乏的。臣曾读《周诗》中的《公刘》篇，诗中说到公刘从戎地迁到豳地时，登高远望，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可以利用的物产，没有不说得详细周全的。诗说：‘忠厚的公刘，前往那百泉之地；眺望那广阔的平原，于是登上南冈，于是观察京地。忠厚的公刘，土地既广又长；既测量日影，又登临山冈，察看山南山北，观察流动的泉水。忠厚的公刘，在豳地建馆居住；渡过渭水架桥，取得砥石，取得锻铁之材。’古代君子居住在自己的国中，要了解百姓所需要的利益以及器物用具的出处，大概就是这样详尽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等到考察《史记·货殖列传》，其中记载各郡国的物产：东方有桑、麻、鱼、盐，南方有竹、木、鱼、稻，西方有五谷和畜牧，北方有枣、栗、皮衣、马匹。那么，一方所有的物产都可以用来准备养生送死的用品；引导得当，取用有法，百姓就会富足安乐，直到老死也没有遗憾。可是臣走遍天下，看到各地山林薮泽所生的物产和百姓所拥有的东西，往往与古代不同。大江以北、汉水两岸，在夏、商、周三代时有几十个诸侯国；楚人在荆州建都，战国时最为强大，对外抵抗群蛮，对内防御晋国，常常凭借军队纵横天下。推想它的都城所在，怎么肯使用贫瘠、盐碱、坚硬不堪的土地呢？可是如今从楚地以北直到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坦的田地绵延万里，农夫逃散，五谷不生，荆棘遍野；土地却极其肥沃，泉源、陂泽的遗迹仍然曲折相连。百姓不知道水田耕作的好处，长吏又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遇水旱灾害，百姓连蔬菜都缺乏。从前因百姓死亡、逃亡而废弃县邑、撤罢城镇的事情，大概到处都有。臣听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动用甲兵，不排斥边界，而是兴利除害，教百姓耕种，收取赋税不过其产出的两倍，就能获得兼有各地土地的好处。如今把方圆千里的土地全都抛弃成荒地，用来供养禽兽，却不十分顾惜。这同私自割让土地送给别人有什么不同？臣曾从乡野之人那里听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兵乱，驱赶百姓充作士兵；唐、邓、蔡、汝之间，原有的陂塘和旧堤于是淤塞废弃，没有治理，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其中的时间还不算太久。修复败坏、补治缺漏，也许只需十天到一个月的工夫罢了。只是担心做官的人没有把它当作事情。’至于许州，并不是处在洪河、大江的要冲，却每年盛夏众水决口泛滥，无法救治防御，因此百姓常常苦于饥饿，不能安享当地的风俗。许州是过去诸侯的国都，是魏武帝的都城，也是唐代节度使治所；如果每年都遭水灾，五谷不能成熟，那么当时军队的费用、宗庙和朝廷的用度将靠什么供给？这难道不是近世的弊病，因为因循苟且、不加治理而达到这种地步吗？然而这只是臣所见的一处，天下这样广大，又怎么能够全部了解？臣曾认为，当今的祸患，产生于过分怯懦，形成于受习俗牵制。过分怯懦，就见到有利可图也不敢去做；受习俗牵制，就只顾自己、爱惜自身。因此天下的事情全都不能成功，难道只有这件事如此吗？臣想要破除受习俗牵制的风气，壮大过分怯懦的胆气。我的意思是，凡天下贫困破败、百姓流散的郡县，都选派善于处理事务、能够干练办事的人前往担任长官；他们出发时，由天子亲自把这些道理告谕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在任稍久一些；考察那些百姓增多、田野开辟的地方，把这些政绩记载下来作为考核依据。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是难办的事情，所以不必等到有非凡才能的人才可以办成。只是因为放纵、松弛、怠惰，才导致今天的局面。如今如果确实稍微严格办理这件事，使做官的人知道上面重视它，十年之后，臣认为这里一定会成为富饶的地区；而当今天下那些负担沉重的地方，也可以逐渐减轻负担，把资源从这里取得了。《民政九》【苏辙】臣听说，治理戎事有两种办法：屯驻军队等待敌人来犯，出动军队乘敌人有漏洞时进攻。如今两边本来已经屯驻了重兵，可天下的议论认为中原军队没有出动的理由，臣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们搜刮天下的财物来供奉敌军，敌人索求没有止境，那么我们应付他们终将不能满足其意愿。大概不出几十年，用兵的祸端不是因为敌人不满而爆发，就是因为我们不忍受而爆发；这也是形势所不能逃避的。太平无事时，中原已经不得不在边境蓄养军队；等到敌人出现间隙，又必定要出兵乘其弊端。这两件事不能不预先安排。如今每年征发郡县士兵戍守边境，这是尚未交战时的谋划；但臣还不知道真正作战的办法。臣听说，古代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没有戍守边境的徭役。六国时期，燕国、赵国最受边患，而当时西面防备秦国，东面防备齐国，南面防备楚国，内部防备韩、魏；千里之国，四境没有一处不设防，那么用来防备胡人的士兵，哪里还会有专门的戍卒呢？推想也不过是沿边百姓自己编成队伍，用来抵制胡人的侵略罢了。戍守边境的办法始于秦汉，国内没有敌国的忧患；郡县的士兵、材官、蹶张，都是由百姓服役而来。按制度每月轮换担任更卒，期满后又服正卒之役，一年屯戍一次，依次承接，轮流更替。如今中原的弊病在于害怕战争。害怕战争固然会遭受许多羞辱，可百姓又不能免于贫困，既没有得到害怕战争的好处，反而片面地承受了它的弊端。加重赋税，厚重征敛，用来作为两边敌国的贿赂，国家受辱而百姓困苦。如今的弊病大概已经到了极点。贤人君子竭尽智慧思虑，想求得百姓安定，却常常受到敌军侵扰。天子想使恩泽遍及四海，国内却常常被夷狄困扰。这种弊病大概是有根源的。两边的贿赂不断，所以天下的赋税虽然知道太重，却不能减轻；天下的赋税太重而不能减轻，所以天下百姓虽然知道十分困苦，却无法安定。因此臣在论述民政的最后，特意详细说明其中的要点。如今天下的议论，无不认为两边的贿赂不能废止。只有勇敢的人说：‘宁可交战也不要送贿赂；战争未必失败，而送贿赂一定会导致贫困。’臣私下认为，这正是古代汉武帝、唐太宗坚忍不顾一切时所能实行的办法，但也会触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的百姓已经很久没有作战了，用不习战的百姓去面对必定作战的敌人，臣私下恐怕世俗之人会认为难以实行。古代霸王的臣下，往往因失败而成就功业，转祸为福，就像反掌一样容易。

译齐桓公在曹沫的威逼下被迫答应盟约，后来想背弃盟约，管仲便顺势利用这件事，使齐国因此取信于诸侯。齐桓公袭击蔡国，本来是为了惩罚少姬的罪过；管仲便顺势讨伐楚国，责问楚国不进贡包茅，于是诸侯都非常服从齐国，臣私下认为这件事做得好。如今两边的贿赂，虽然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才这样做，但形势偶然有些像战国时期，各国用谋略互相倾轧、暗中使对方崩溃。因此臣想顺势利用它，暗中削弱并攻破两个敌国。古语说：‘将要取得它，必先姑且给予它。’从前晋国取得虞国、越国取得吴国、冒顿取得东胡、石勒取得王浚，这四件事都借助了先给予对方的力量。邻国的祸患，只在于彼此猜忌、互相窥伺，因为不敢轻视对方，所以谋虑周密而难以图取。如今中原不能与敌国抗衡，也已经很久了；他们把我们看作不能有所作为，也不是一天了，但仍然没有完全放心。只有他们彻底放心而不再怀疑，才可以取得他们的国家。如今我们还在两国之间留下一些龃龉，他们认为我们仍有不服之心，所以君臣彼此警惕，不敢懈怠。古代英雄能够忍受一时的耻辱，以保全百世的利益。臣认为当今的计策，应当对他们更加恭敬，款待他们更加优厚；使者前往时，不要企图在言辞上压倒他们；他们的使者到来时，也不要以言辞冒犯他们，一切都务求不违逆其心意，暗中使他们的志气懈怠，使他们深深乐于接受我们的贿赂，而心思不放在我们身上。同时我们也要在国内整顿自己，搜集兵员、挑选战马，选择精锐而减少数量，对外显出极其弱小的形势，内部却积蓄极强的实力；以处理内政来寓含军事命令，一切都务求削弱我们强大的势势，显出衰弱的样子，使他们安然无所顾忌，越发懈怠骄傲。过不了几年，他们一天比一天没有防备，我们一天比一天充实；他们还会认为我们不值得与之抗衡，并提出无休止的要求。等他们懈怠而我们奋发、他们骄傲而我们愤怒时，再同他们交战，这就是所谓在失败的形势中取得胜利，在弱小的外表下具有强大实力。唉，如今的事情，形势也不过有两种罢了：能够奋力承受一时的劳苦，竭尽力量进攻他们，那么以后可以大为安定，但开始时免不了要辛苦若干年；能够忍受一时的屈辱，自我削弱来使他们骄傲，那么以后可以迅速取胜，但开始时免不了要蒙受若干年的耻辱。这两种办法都足以谋取别人的国家、击败别人的军队，从而取得胜利。臣私下认为，如今最可安定天下的，必定是先给予他们、使他们骄傲的办法。唉，如果有智慧、能够进攻，就用进攻洗雪天下的奇耻大辱；如果不能进攻，就使他们骄傲，谋划将来的事情。没有既不能进攻，又不能使敌人骄傲，却只是拱手等待成功的道理。如今每年拿出百万钱财送给别人，却不能使别人不再怀疑，反而使他们仍有不服之心；即使耗尽四海的财物，最终也不能成就事情，只是侥幸求得一时的安定，还想等到有空隙的时候治理天下，天下怎么能够治理好呢？《民政十》【苏辙】臣听说，抵御戎狄有两种办法：屯驻军队等待敌人来犯，出兵乘敌人有漏洞时进攻。如今两边本来已经屯驻了重兵，可天下的议论认为中原军队没有出动的理由，臣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们搜敛天下的财物供奉敌军，敌人索求无厌，那么我们应付他们终究会有不能满足其意愿的时候。大概不过几十年，用兵的祸端不是由敌人不满而爆发，就是由我们不忍受而爆发，这也是形势上不能逃避的。太平无事时，中原既不得不在边境蓄养军队；等到敌人出现间隙，又必定要出兵乘其弊端。这两件事不能不预先安排。如今每年征发郡县士兵戍守边境，这是尚未交战时的谋划；但臣还不知道真正作战的办法。臣听说，古代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没有戍守边境的徭役。六国时期，燕、赵最受边患；当时西面防备秦国，东面防备齐国，南面防备楚国，内部防备韩、魏，千里之国四境全都有所防备，那么用来防备胡人的士兵，哪里还会有呢？推想也不过是沿边百姓自己编成队伍，以抵制胡人的侵略罢了。戍守边境的办法始于秦汉，国内没有敌国的忧患；郡县的士兵、材官、蹶张都由百姓服役而来。按制度每月轮换担任更卒，期满后又服正卒之役；一年屯戍一次，依次承接，轮流更替。边境地区的百姓不能长期充当士兵，所以不得不驱使中原百姓进入塞下，抵御盗寇。因此戍边士兵年初到来，年末离去；寒暑不能相互适应，险地平地不能相互熟悉，勇敢怯懦不能彼此配合，志气也不能互相激励；上面无暇顾念坟墓，下面又不能爱护妻子，平时忧愁无聊，没有乐于守边的心；遇到紧急情况只想苟且免死，没有拼死作战的意志，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古代的谋臣鼂错、陆贽之类，已经曾经把这些作为意见提出过，何况现在的军队都是由天子供给粮食、终身供养的：在秦国就由秦国供养，在赵国就由赵国供养，一天也不能缺少，不像汉代戍卒还有休息、罢役和轮换的期限。可是人们仍然守着这种小小的、已经过去的陈旧办法，难道不是糊涂吗？况且把中原士兵全都屯驻在边境，即使没有战斗死伤的祸患，他们心里也总认为自己是在出征服役，忍受严寒、暴露在野外，为国家劳苦；国家供给他们美衣丰食来养活他们，也只是为了这些事情。因此士卒有百万之多，端坐着吃粮，不知道行军布阵的劳苦，也没有见过刀锋的危险，却都已经自以为对国家有功；这样一来，势必再也难以役使他们。这种弊病就在于使用他们不得其道。

译如今暗中等待两个敌国懈怠而出兵，在塞外追逐利益，这确实是当今最好的计策。但臣私下担心，在紧急关头，士卒都已经自以为有功而不能使用。况且人的常情是，既然已经用过自己的力气，心里便自满，不再要求报答上级。士兵没有求取报答的心，就不能同他们遭遇大难、承受大劳。只有让他们吃饱而没有机会施展，优游无所作为，眼看别人建功而自己不能效力，他们的气势才会刚劲锐利，内心也不会疲倦。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只在士卒心气尚未疲倦时使用他们，乘其锐气，因此军队能够无敌于天下。臣愚见，如今的计策是：内郡的军队应当常驻国内，不用来戍边；戍边的军队应当长期戍守边境，不等待内郡军队轮番戍边。首先征募内郡军队中愿意迁往边境的人，稍微优厚地对待他们；人数不足，就招募百姓中愿意充当边兵的人来补足，使两边拥有固定而不迁换的军队，同时大幅减少内郡的兵员。计算内外军队的人数，使总数同过去相通而止。平时没有战事，就用这些军队防备边境；一旦想进攻、夺取或掩袭敌人，就只出动内郡士卒，使两方面都想着竭尽勇力来报答上级；锐气足的就使用，懈怠的就搁置。屯驻军队多年，士兵不会怨恨劳苦；出兵千里，士兵也不会遗憾路远。军队进入边境时，出兵者可以休息，不再承受乘隙出塞的劳苦；军队出动时，守边者可以闲暇，不再承受行军服役的困顿。两者交替发挥作用，像循环一样没有终点，也不会耗尽。这同当今的办法相比——耗尽天下财力来供养守边军队，既让他们作战，又让他们不作战，因而士卒都懈怠——难道不是稍有不同吗？《文编》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四十五 明代唐顺之编 齐国佐回答晋国人【《左传》】晋军跟随齐军从邱舆进入，攻打马陉。齐侯派宾媚人用纪甗、玉磬和土地行贿；如果晋国不答应，就听凭晋国使者处置。宾媚人送上贿赂，晋国人不答应，说：‘一定要把萧同叔子作为人质，并且让齐国境内的田亩全部改为向东。’宾媚人回答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我国国君的母亲。若按身份相当来说，她也是晋君的母亲。您向诸侯宣布重大命令，却说“必须把母亲作为人质来取信”，这把王命置于何地？而且这是用不孝来命令诸侯。《诗》说：“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如果用不孝来向诸侯发令，恐怕不是同类于德行的做法吧？先王疆界治理天下，依据土地的适宜情况来施布利益，所以《诗》说：“我们划定疆界，我们治理土地，使田亩向南、向东。”如今您为诸侯划定疆界，却说“只须让田亩全部向东”，只是使您的战车得到便利，不顾土地的适宜性，恐怕不是先王的命令吧？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做盟主？晋国实在有过错。四王称王，是树立德行，帮助实现共同的愿望；五伯称霸，是勤勉努力，抚恤诸侯来奉行王命。如今您要求联合诸侯，只是为了满足无边无际的欲望。《诗》说：“施行政令宽厚从容，百般福禄都会聚集。”’ ‘您实际上并不宽厚从容，却抛弃百般福禄，诸侯有什么害处呢？如果不是这样，我国国君命令我来答复您，也有一番话：您带着国君的军队辱临敝邑，我们用不丰厚的赋税犒劳您的随从，却由于害怕君威震怒，军队受到扰乱而败退。您若施恩，求取齐国的福分，不使齐国社稷灭亡，让我们继续保持旧日友好，那么先君留下的破旧器物和土地，我们不敢吝惜。您又不答应，请允许我们收拢残余军队，背城决一死战。敝邑若能得到这样的幸运，也只能听从您的命令；何况如果遭遇不幸，难道敢不完全听命吗？’ 王孙圉回答赵简子【《国语》】王孙圉出使晋国，晋定公设宴款待他。赵简子使佩玉发出声响作为礼仪，问王孙圉说：‘楚国的白珩还在吗？’王孙圉回答说：‘在。’简子说：‘它作为宝物，恐怕很久了吧？’王孙圉说：‘它从来不

译曾是宝物。楚国所珍视的宝物是：有观射父，能够撰写训诫之辞，向诸侯办理外交事务，使别人无法拿我国国君作为话柄；又有左史倚相，能够讲述古代典章，排列说明万物，使我国国君早晚都能听到善政和败政，从而不忘先王的功业；又能上下沟通鬼神，顺着道理说明它们的欲望和厌恶，使神灵对楚国没有怨恨和痛苦；又有薮泽名叫云连徒洲，是金、木、竹、箭等物产的出产地。龟、珠、象牙、兽角、皮革、羽毛，可以用来备办赋税所需、戒备意外，也可以用来准备赠送诸侯的币帛和宴享用品。若诸侯之间交好所需的礼物齐备，又用训诫之辞引导他们，有意外时的防备，并得到神灵护佑，那么我国国君就可以免受诸侯责罪，国家百姓也能保全。这才是楚国的宝物。至于白珩，不过是先王的玩物，有什么可宝贵的呢？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宝物只有六种：圣人能够裁定万物、辅佐国家，就把他视为宝物；玉能够庇护滋养嘉谷，使它免遭水旱灾害，就把它视为宝物；’ ‘龟能够用来判断吉凶，就把它视为宝物；珠能够用来抵御火灾，就把它视为宝物；金能够用来抵御兵乱，就把它视为宝物；山林薮泽能够供给财物和日常用度，就把它视为宝物。至于喧哗炫耀的美饰，即使楚国是蛮夷之地，也不能把它当作宝物。’ 郑国的子家告知赵宣子【《左传》】晋侯在黄父举行搜会，随后在扈地再次会合诸侯。于是晋侯不接见郑伯，认为郑国对楚国有二心。郑子家派执询带信给赵宣子，说：‘我国国君即位第三年，召来蔡侯，同他一起侍奉晋君。九月，蔡侯进入敝邑，准备前往晋国；敝邑因为侯宣多的祸难，国君因此不能同蔡侯一起前往。十一月，能够减少侯宣多造成的祸患，于是跟随蔡侯朝见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我国国君的嫡子夷，到楚国请求楚国为陈侯说情，并朝见楚国诸君。十四年七月，我国国君又去朝见，以完成陈国的事情。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敝邑前往朝见晋君。前年正月，烛之武前往朝见夷。八月，我国国君又前往朝见，因为陈、蔡靠近楚国，不敢对楚国有二心，这都是敝邑的缘故。敝邑即使侍奉晋君如此，为什么还不能免罪？在位期间，曾一次朝见襄公，两次见到您；夷和我的几位臣下相继到绛地，即使我们是小国，也已经超过了应有的礼数。如今大国却说：“你没有满足我的心意。”敝邑即使灭亡，也没有比这更坏的处境了。古人说：“害怕头，也害怕尾，那么身体剩下的地方就没有多少了。”又说：“鹿到了将死的时候，连声音也顾不得选择。”’ ‘小国侍奉大国，有德行就像人一样进退有据，没有德行就像鹿一样，奔走到险境；事情紧急时，哪里还顾得选择？命令我们走到极端，我们也知道将要灭亡了。我们将拿出全部敝邑的兵赋，在鯈地等候，只听执事的命令。’鲁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日，郑国朝见齐国。四年二月壬戌日，因为齐国侵犯蔡国，郑国也同楚国达成和解。处在大国之间，服从强国的命令，难道是郑国的罪过吗？大国如果不替我们谋划，我们就无处逃避命令。晋国的巩朔到郑国求和，赵穿的女婿公孙池作为人质。晋侯派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左传》】晋侯派吕相向秦国宣布断绝关系，说：‘从前到了我国献公和秦国穆公的时候，两国相互友好，同心协力，又用盟誓重申，用婚姻加深关系。上天降祸于晋国，文公逃往齐国，惠公逃往秦国。不幸的是，献公去世。穆公不忘从前的恩德，使我国惠公能够在晋国奉祀先祖。后来又不能建立大的功勋，参与韩原之战，心中也对此后悔。于是集合军队迎立我国文公，这是穆公的成全。文公亲自披甲戴胄，跋涉山川，越过险阻，征服东方诸侯；那些继承虞、夏、商、周的后代都到秦国朝见，这也已经报答了从前的恩德。郑人对您侵扰边境感到愤怒，我国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军包围郑国。秦国大夫不向我国国君请示，擅自同

译郑国订立盟约。诸侯憎恨秦国，准备向秦国拼死进攻。文公害怕，安抚使诸侯安定，秦军得以退回，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国对西方有大恩。可惜文公去世了。穆公不为此悲悼，轻视我已死的国君，欺凌年幼的襄公，反复侵犯殽地，破坏我国的友好关系，攻打我国的保城，灭掉我国的滑国，离散我们的兄弟，扰乱我们的同盟，倾覆我们的国家。我襄公没有忘记您的旧日功勋，又害怕社稷覆亡，所以发动殽之战，仍然希望向穆公赦免罪过。’

译‘穆公不听，反而同楚国谋划攻打我国。上天诱发了他的内乱，楚成王丧命，穆公因此不能实现对我国的意图。穆公、襄公相继去世，康公即位。康公是我的外甥，却又想毁坏、剪除我国的宫室，倾覆我国的社稷，率领我国的叛贼前来动摇边疆，因此我们有了令狐之战。康公仍不悔改，进入我国河曲，攻打涑川，俘获王官，剪除羁马，因此我们有了河曲之战。通往东方的道路不通，是康公断绝了我国的友好关系。到了您继位时，我国景公伸长脖子向西望，说：“您或许会安抚我们吧？”您却不肯施恩履行盟约，利用我国遭受狄患之机，进入我国河县，焚烧箕、郜，铲除我们的农业收成，侵扰刘地和边疆。因此我们有了辅氏之战。您又后悔祸患延续，想向先君献公、穆公祈求福佑，派伯车来命令我国景公说：“我同你重新友好，抛弃过去的恶行，恢复旧日恩德，以追念先前的功勋。”誓言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世了。因此我国国君又有了令狐之祸。您又不吉祥，背弃盟誓。白狄与您同在一个州，是您的仇敌，却是我们的姻亲。您派人来赐命说：“我同你一起攻打狄人。”我国国君不敢顾念婚姻关系，畏惧您的威势，只得接受您的命令。’ ‘您又对狄人怀有二心，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既回应又憎恨您，因此把这件事告诉我们。楚人厌恶您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们说：“秦国背弃令狐之盟，又来向我国求盟。”他们向昊天上帝、秦国三公、楚国三王昭告说：“我虽然同晋国有往来，但我只是看重利益。我不喜欢它没有成就德行，所以把这些事情公布出来，以惩罚它的不专一。诸侯都已经听见这些话，因此痛心疾首，亲近归附我国。我率领他们听候命令，只求友好。您如果施恩顾念诸侯，怜悯我，并赐给我们盟约，那就是我的愿望。若能承受您的安抚，使诸侯安定后退去，我哪里敢招致祸乱？您如果不施加大恩，我虽没有才能，也不能率领诸侯退去。”我谨将这些全部告诉执事，希望执事切实谋求利益。秦桓公已经同晋厉公订立令狐之盟，却又召集狄人与楚国，想引导他们进攻晋国。诸侯因此亲近晋国。’ 郑国的公孙侨回答晋国征召朝见【《左传》】晋国人向郑国征召朝见。郑国派少正公孙侨回答说：‘在晋国先君悼公九年，我国国君在这时即位。即位八个月，先大夫子驷跟随我国国君朝见执事。执事没有以礼对待我国国君，国君害怕，因此有了这次行动。我国国君即位二年六月朝见楚国，晋国因此发动戏之战。楚人仍然争强，却对敝邑施行礼遇。敝邑想跟随执事，又害怕犯下大罪，说：“晋国恐怕会认为我们不能共同遵行礼制，所以不敢同楚国携手而怀有二心。”我国国君即位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跟随国君到楚国观察其动向，晋国于是有了萧鱼之战。我们认为敝邑靠近晋国，好比草木，我国同晋国气味相投，怎么敢有差错？楚国也没有争强，国君拿出全国的财物，加上宗庙重器，接受齐国的盟约，于是率领群臣跟随执事；为了防止年终对楚国有二心，子侯、石盂回国后对此加以追究。在溴梁会盟的第二年，子蟜年老了，公孙夏跟随我国国君朝见晋君，在尝酎之礼和执燔之礼中见到您。又过两年，听说您将安定东方诸夏，四月又来朝见以听候办事。在约定不朝见的期间，没有一年不聘问，没有一次战事不跟随。由于大国的政令反复无常，国家疲惫困乏，意外祸患接连到来，没有一天不警惕，哪里敢忘记职责？’ ‘大国如果要安定我们，我们早晚都在朝廷侍奉，何必屡次辱烦您的命令？如果不体恤我们的祸患，反而把它作为责难我们的口实，恐怕我们将无法承受您的命令，只能被迫把您当作仇敌吧？敝邑正为此害怕，哪里敢忘记您的命令？这些都交给执事，请务必慎重谋划。’ 子产回答晋国人询问献俘【《左传》】郑国子产向晋国献上战利品，穿着军服办理事务。晋国人询问陈国的罪过，子产回答说：‘从前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以职务侍奉我们的先王；先王依赖他制造的精良器用，又念及他是神明的后代，便把长女大姬嫁给胡公，将他封在陈地，使他作为三恪之一，以此表明陈国是周朝的后裔；我们直到今天仍依赖这层关系。桓公之乱时，蔡人想拥立桓公的后代，我们的先君庄公奉立五父；蔡人杀死五父，我们又同蔡人奉立戴厉公；直到庄公、宣公，都是由我国先君拥立。夏氏之乱时，成公流离失所，又是我国将他迎入，您是知道的。如今陈国忘记周王的大德，蔑视我国的大恩，抛弃姻亲关系，依仗楚国军队来欺凌敝邑，妄图肆意侵害我们，无法估量。我们因此有了去年的告诫；没有得到最终命令，便发生了东门之战。经过陈国城门隧道时，井被填塞，树木被砍伐，敝邑非常害怕，担心不能取胜而受辱。大姬使上天引导陈国改变内心，开启敝邑的心志；陈国知道自己的罪过，向我们投降，所以我才敢献上战功。’晋国人说：‘为什么要侵犯小国？’子产回答说：‘先王的命令是，罪过在哪里，就在那里对其施加惩罚。况且从前天子的土地只有一圻，诸侯国只有一同，从那以后逐渐衰微；如今大国已经拥有很多圻，如果不侵犯小国，靠什么得到这些土地呢？’ 晋国人说：‘为什么穿军服？’子产回答说：‘我国先君武公、庄公曾任平王、桓王的卿士。城濮之战时，文公下令说：“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务。”又命令我国文公穿军服，辅佐周王接受楚国的战利品。我们不敢废弃王命，所以这样做。’士庄伯无法驳斥，回去向赵文子报告。文子说：‘他的言辞合乎道理，违背合乎道理的话是不吉祥的。’于是接受了战利品。冬十月，子展辅佐郑伯到晋国，拜谢攻取陈国的功劳。子西又攻打陈国，陈国与郑国讲和。孔子说：‘《志》上有话说：“言语用来充分表达心志，文辞用来充分表达言语。”不说出来，谁能知道他的心志？说话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晋国做霸主，郑国进入陈国，如果不是文辞得体就不能算有功，应当谨慎使用言辞啊。’ 王子朝告知诸侯【《左传》】

译王子朝派人告诉诸侯说：‘从前武王攻克殷，成王安定四方，康王使百姓得到休息，并分封同母兄弟，使他们成为周王室的藩篱屏障。他们还说：“我不能独自享有文王、武王的功业；如果后人迷乱、失败、倾覆而陷入祸难，就要振兴救助他们。”到了夷王，君王自身有过失，诸侯没有不一同奔走祈望，祈求君王身体安康的。到了厉王，君王内心暴戾残虐，百姓无法忍受，把君王安置在彘地；诸侯放下职位，代行王政。宣王有志于复兴，后来才使官职恢复正常。到了幽王，上天不再保佑周朝，君王昏乱而不能顺应正道，因而败坏王位；携王奸邪地违背王命，诸侯废黜他而拥立王的后代，并迁都郏鄏。这说明兄弟能够为王室出力。到了惠王，上天不能使周朝安定，周王室生出颓叔带的祸心；惠王、襄王躲避祸难，越过王都逃走，于是晋、郑共同黜退不正当的人，以安定王室。这说明兄弟能够率先奉行先王之命。定王六年，秦人报告妖言说：“周朝将有一个颔王，也能够修治他的职务；诸侯服从并进贡，两代都共同奉事王室；如果有人侵扰王位，诸侯不加谋划而承受那场祸灾。”到了灵王，他出生时便有异常的胡须，君王非常神圣，对诸侯没有过错。’ ‘灵王、景王都能善终一生。如今王室混乱，单旗、刘狄扰乱天下，完全不合先王之道，这将如何向先王交代？常道既然如此，只凭我的内心发令，谁敢讨伐我？他们率领一群不受上天保佑的人，在王室中制造祸乱，侵夺贪求没有止境，谋取索求没有限度，屡屡亵渎鬼神，轻慢抛弃刑法，背弃、奸犯齐国的盟约，傲慢凶狠而违背威仪，歪曲诬蔑先王。晋国行事不合道义，他们加以控制、辅佐，想要放纵其无边无际的欲望。我因此震荡流离，逃窜到荆蛮之地，至今还没有安身之处。如果我的一两个兄弟、甥舅能够帮助我顺从天法，不要助长奸猾之人，来遵行先王的命令，使自己不要招致天罚，并宽赦、谋救我，那就是我的愿望。我谨将内心的话和先王的常法全部告诉诸侯，请诸侯深思熟虑。从前先王的命令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择年长者立为国君；年龄相同时凭德行，德行相同时凭卜筮。这是古代的制度：君王不偏爱所宠爱的人，公卿没有私心。”穆后和太子寿早早夭亡，单、刘却帮助私自立年少者，借此离间先王；这件事也只有伯、仲、叔、季诸位兄弟来谋划解决。’ 左史倚相劝诫申公【《国语》】左史倚相在朝廷上求见申公子亹，子亹不肯出来。左史诽谤他，举伯把这件事告诉子亹。子亹发怒出来说：‘你莫非认为我老迈昏聩，所以舍弃我，反而还诽谤我吗？’左史说：‘正因为您年老昏聩，所以想求见您来互相警戒。您如果还年轻力壮，能够经营各种事务，我倚相将奔走承办各项工作，尚且忙不过来，哪里有空来见您？从前卫武公已经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家中不断劝诫，说：“从卿以下直到师长、士，只要在朝廷任职的，不要因为我老迈昏聩就舍弃我，一定要在朝廷恭敬谨慎，早晚轮流劝诫我。听到一两句话，一定要记诵其要旨并接纳，用来教导我。坐车时有旅贲之士的规劝，处在朝位时有官师的典章，倚着几案时有诵读训诫的劝谏，居寝时有近侍的箴言，处理事务时有乐师、史官的引导，闲居宴饮时有师工的诵读。史官不能失去记载，年少者不能失去诵读，以此教导和驾驭我。”于是作成美善的戒辞，用来警戒自己。’等到他去世，人们称他为睿圣武公。公子您即使不像倚相所说的那样睿圣，有什么害处呢？《周书》说：‘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因为怜悯小民，恭敬地从事政务。文王尚且不敢懈怠。’如今您年老而掌管楚国，却想让自己安逸；如果用这种态度来应付这些事情，君王将会怎么办呢？’ ‘如果总是这样，楚国恐怕就危险了！’子亹害怕地说：‘这是我年老造成的过错。’于是急忙去见左史。敬姜论述劳作与安逸【《国语》】公父文伯退朝后，去拜见他的母亲。母亲当时正在纺绩。文伯说：‘凭我们家这样的身份，母亲还亲自纺绩，我害怕触犯季孙的愤怒。季孙会不会认为我不能侍奉母亲呢？’他的母亲叹息说：‘鲁国恐怕要灭亡了吧！难道让一个年轻人担任官职，却还没有听闻这些道理吗？坐下，我告诉你。从前圣王安置百姓，选择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使百姓劳作并使用他们，所以能够长久称王于天下。百姓劳累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放纵，放纵就会忘记善行，忘记善行就会产生恶心。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是因为安逸放纵；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义理，是因为劳作。因此天子在大采服时朝拜太阳，和三公九卿共同考察地德；日中时考察政务，处理百官的事务；师、尹以及众官安排民事。天子穿少采服在晚上祭月，和太史、司载纠察并防备上天的刑罚；日落后监督九御，使她们洁净地奉献禘祭、郊祭的黍稷，然后才安寝。诸侯早晨修治天子交付的事业和命令，白天考察本国职务，晚上省察法典，夜里警戒百工，使他们不要怠惰放纵，然后才安寝。卿大夫早晨考察自己的职务，白天讲习各种政务，晚上安排自己的事业，夜里整治家中事务，然后才安寝。士早晨接受学业，白天讲习贯通，晚上复习，夜里计算自己的过失，做到没有遗憾，然后才安寝。’ ‘从庶人以下，天明就行动，天黑就休息，没有一天可以懈怠。王后亲自织玄色的紞带，公侯的夫人再加织纮、綖，卿的内子制作大带，命妇完成祭服，列士的妻子再加制作朝服；从庶士以下，都穿着丈夫所属社里的服色，承担劳作，冬祭时献上成果。男女都要效力，有过失就要受刑罚，这是古代的制度。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是先王的训诫。从上到下，谁敢放纵心志、舍弃劳作？如今我寡居，你又处在下位，早晚处理事务，还担心忘掉先人的事业，何况懈怠懒惰，那凭什么逃避刑罚？我希望你早晚修治自身，对我说“必定不废弃先人的事业”；如今你却说“为什么不让自己安逸”，凭这种态度来承接先君的官职，我担心穆伯的祭祀会断绝。’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弟子们记住，季氏的妇人没有放纵。’ 邮无正论述筑墙培土【《国语》】

译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说：“一定要毁掉那里的堡垒土墙。我将要到那里去，如果看见堡垒土墙，就等于看见了寅和吉射。”尹铎到了晋阳，却把堡垒土墙增修得更加坚固。简子到晋阳，看见土墙，大怒说：“一定要杀了尹铎，然后才进去。”大夫们替尹铎求情，简子不答应，说：“这是替昭余祸害的仇人报仇。”邮无正进言说：“从前先主文子年轻时遭遇祸难，跟随姬氏住在公宫，因为有孝德才得以出仕；在公族中凭恭敬的德行升居官位；凭勇武的德行，避免做正卿的耻辱；凭温厚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声誉。他失掉了赵氏的法度，离开了师保，却以自身为根基，终于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景子长大于公宫，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教训就继承了职位，但也能修养自身，承受先业，在国中没有受到诽谤；用顺德来学习，选择善言来教导儿子，选择师保来辅佐儿子。如今您继承了职位，有文子的法度，有景子的教训，又有师保加以辅导，有父兄加以辅助，您却都疏远了他们，以至于遭遇今天的祸难。尹铎说：‘想到安乐便喜悦，想到艰难便恐惧，这是人的常道。泥土也可以作为师保，我为什么不把土墙增修起来呢？’因此他修筑土墙，难道不希望说可以借此鉴戒，聚集赵氏宗族吗？如果惩罚他，就是惩罚善行。惩罚善行，必然奖赏恶行，我还指望什么呢？”简子高兴地说：“防子，我防止自己不再做人了；把免除祸难的赏赐赏给尹铎。”起初，伯乐和尹铎有仇怨，尹铎把所得赏赐送到伯乐家，说：“您使我免于一死，我怎么敢不把禄赏归还给您？”伯乐推辞说：“我是替主君谋划，并不是为了您。”尹铎仍然怨恨他，像是伯乐还在怨恨自己一样。周襄王不答应，晋文公请求享有隧葬礼。晋文公在郏地安定了襄王之后，周王用土地慰劳他，文公推辞了土地，请求允许自己死后使用隧葬礼。周王不答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拥有天下，划定方圆千里的土地作为甸服，用来供奉上帝、山川百神的祭祀，准备百姓万民的用度，防备不来朝见和意外祸患；剩余的土地便平均分给公、侯、伯、子、男，使他们各有安居之地，从而顺应天地，不遭受灾害。先王难道是为了自己有所依赖吗？宫内的女官不过九御，宫外的官职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哪里敢放纵耳目心腹，扰乱各种法度？也只是把死生所用的服饰、器物和纹彩，作为统治百姓的标志，分别贵贱而颁布罢了。王有什么不同呢？如今上天把祸灾降给周室，我这个人仅仅守着王府，又不才，竟然劳烦叔父，还把先王传下的大器物拿来赏赐私人恩德；叔父确实应该得到赏赐，这也会招致怨恨，不能归咎于我一人。我难道敢有所吝惜吗？古人有话说：‘改换玉器，就要改换步法。’叔父如果能光大充裕自己的美德，改变姓氏、改换器物，创制天下的新制度，自己显扬功劳；并且缩减取用的礼物，来镇抚百姓，那么我这个人即使流放到边远土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仍然沿用姬姓，尚且可以列为公侯，恢复先王所授的职位；至于大器物，却还不能改变。叔父还是努力彰明美德吧，礼物自然会来到您身边；我怎么敢因为私人劳苦而改变先前的大典，因而使天下蒙羞呢？那将怎样面对先王和百姓？这成什么政令呢？如果不是这样，叔父有自己的土地，自己举行隧葬礼，我又怎么能知道呢？”文公于是再也不敢请求，接受土地后回去了。襄王阻止晋国杀卫侯。在温地的防邑，晋人俘获了卫成公，把他送到周王那里。晋侯请求杀掉他，周王说：“不可以。政令是从上面制定、由下面执行的；上面制定政令，下面执行而不违逆，所以上下之间没有怨恨。如今叔父制定了政令却不执行，恐怕不可以吧？君臣之间不应有诉讼。现在元咺即使有理，也不能听从。君臣都可以互相诉讼，那么父子也将互相诉讼，这是没有上下之分；叔父却听从他，这是第一次违逆。又替臣子杀死他的君主，这样还怎么施行刑罚？公布刑罚却不按同一标准执行，这是第二次违逆。一次会合诸侯却有两次违逆政令，我恐怕以后不会有好结果。否则，我对卫侯有什么私心呢？”晋人于是把卫侯送了回去。郑国的烛之武游说秦伯。晋侯、秦伯包围郑国，因为郑国曾对晋国无礼，而且又对楚国怀有二心。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南。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秦军一定会撤退。”郑伯听从了他。烛之武推辞说：“我年轻时，尚且比不上别人；如今老了，更没有能力做什么了。”郑伯说：“我没有及早任用您，如今情况危急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您也会受到不利影响。”烛之武答应了。夜里，他用绳子从城墙上吊下去，见到秦伯说：“秦、晋两国包围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对您有好处，那就冒昧来劳烦您。越过别国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边邑，您知道这是很难的，哪里用得着灭掉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呢？邻国的势力增强了，您的势力就削弱了。如果放过郑国，让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时，郑国供给他们所缺少的资粮，这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况且您曾经给过晋君恩惠；晋君答应把焦、瑕两地给您，早晨渡过黄河，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有什么满足的时候呢？它已经把郑国作为东面的疆界，又想扩张西面的疆界。如果不侵损秦国，它将从哪里取得土地？侵损秦国来使晋国获利，希望您仔细考虑这件事。”秦伯很高兴，便和郑国订立盟约，派杞子、逢孙、杨孙戍守郑国，然后回去了。臧孙谈论追究盗贼。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两地来投奔鲁国，季武子把鲁君的姑姊嫁给他，并且给他的随从都赏赐。于是鲁国盗贼很多。季孙对臧武仲说：“您为什么不追究盗贼呢？”武仲说：“不能追究，我臧纥也做不到。”季孙说：“我拥有四境之内的土地，却不能追究境内盗贼，为什么不行？您担任司寇，应该把盗贼作为务必清除的对象，怎么能说做不到呢？”武仲说：“您招来外来的盗贼，却对他们举行隆重礼遇，凭什么来制止国内的盗贼？您担任正卿，却招来外盗，叫我臧纥去除掉他们，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庶其从邾国盗窃城邑来投奔，您把姬姓女子嫁给他，又给他城邑；他的随从也都得到赏赐。对大盗举行隆重礼遇，把君主的姑姊和大城邑给他；对次一等的人给皂、牧、舆、马；对最小的给衣裳、剑和带子，这就是奖赏盗贼。奖赏他们之后又要驱逐他们，那恐怕就困难了。我臧纥听说：处在上位的人，应当洗涤自己的心，始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人，使自己的法度和信用明白可见，然后才可以治理人民。上位者所做的事，就是民众所归附的方向。上位者不做而百姓有人做了，所以才要加以刑罚，使没有人敢不受到惩戒。如果上位者所做的事，百姓也照样去做，那正是他们应做的事，又怎么禁止呢？” 吴国的蹶由回答楚王。

译楚王带领诸侯和东夷讨伐吴国，以报复棘、栎、麻三地的战事。吴王派他的弟弟蹶由犒劳楚军，楚人把他抓住，准备杀他取血来祭鼓。楚王派人问他：“你占卜来这里是吉利的吗？”蹶由回答说：“吉利。我们的君主听说您将要在我国用兵，便用守龟占卜说：‘我赶快派人去犒劳军队，请求前往，以观察楚王怒气发作的快慢，并据此做好防备，这样也许能够知道。’龟兆告诉我们吉利，说：‘可以知道了。’如果您高兴地接受使臣，反而使我国更加懈怠，忘记死亡随时可能到来；如今您奋发威怒，像雷电震动、暴怒发作一样，残暴地抓住使臣，准备杀他取血祭鼓，那么吴国就知道应当防备什么了。我国虽然疲弱，但如果及早修治完备，便可以使军队停止战事，容易做好防备，这可以说是吉利了。况且这是关系吴国社稷的大事，难道会因为一个使臣被杀来祭军鼓，而使我国知道防备以抵御意外祸患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吉利呢？国家的守龟，什么事情不可以占卜？有时吉利，有时凶险，谁能永远不变呢？从前城濮的龟兆，报应却在邲地显现。如今这次出兵，难道就不会有报应吗？”于是楚王没有杀他。景王派詹桓伯责备晋国。周国的甘人和晋国的阎嘉争夺阎田。晋国的梁丙、张趯率领阴戎攻打颍地。周王派詹桓伯向晋国申辩说：“从夏代以来，后稷、魏骀、芮、岐、毕，都是我国西部的土地；到武王灭商，蒲姑、商奄，都是我国东部的土地；巴、濮、楚、邓，都是我国南部的土地；肃慎、燕、亳，都是我国北部的土地。我们哪里有距离封国太近的忧虑呢？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建立诸侯，让同母弟弟们藩屏周室，难道也是要废弃祖先的事业吗？难道能把他们看作弃置不用的帽子和发饰，因而使他们破败吗？先王把桀骜不驯的人安置在四方边远地区，用来抵御魑魅。所以允姓的奸党居住在瓜州。伯父惠公从秦国回来，却诱骗他们前来，使他们逼近我国姬姓诸侯，进入我国郊野和甸服之地，那么戎人又能从哪里取得土地呢？戎人占有中原，究竟是谁的过错？后稷封殖天下，如今却让戎人控制它，难道不可忧虑吗？伯父请好好考虑吧！我国对于伯父来说，就像衣服有冠冕、树木有根本、河水有源头、百姓有谋主一样。伯父如果撕裂冠冕、毁掉衣服，拔掉根本、堵塞源头，专门抛弃谋主，即使戎狄拥有这些土地，我这个人还剩下什么呢？”叔向对宣子说：“文公做霸主时，难道能够改变周礼制度吗？他辅佐拥戴天子，又加以共同治理。自文公以来，晋国世代道德衰败，而轻蔑宗周，把自己的奢侈张扬给天下看，诸侯怀有二心，不也是应该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而且周王的申辩有道理，您还是好好考虑吧。”宣子很高兴。周王有姻亲去世，便派赵成到周吊丧，同时把阎田和赗赠送给晋国，归还颍地俘虏。周王又派宾滑拘捕甘大夫襄，到晋国解释这件事；晋人以礼相待后把他送回去了。陈国的芈尹盖回答吴王。楚王和西子期讨伐吴国，到了桐汭。陈侯派公孙贞子前去吊唁，公孙贞子到了良地便去世了。陈国准备带着尸体进入吴国，吴王派太宰嚭前来慰劳，并且推辞说：“由于水涝发生得不是时候，恐怕会使大夫的尸体腐坏，从而加重我们君主的忧虑，所以我们君主不敢接受。”上介芈尹盖回答说：“我们的君主听说楚国做事不合道义，连续攻打吴国，灭杀那里的人民，便派我芈尹盖充任副使前来吊唁。可是您的下属没有福气，使臣遭遇上天的忧患，大命陨落，在良地断绝了生命。我们耽误日期，勉强积聚行装，一天之内迁移到这里。如今您却命令使臣回去，说：‘不要带着尸体来到门前。’这不是使我们君主的命令弃置于草莽之中吗？况且我听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是礼。’因此有朝聘途中死亡，最终带着尸体完成使命的礼制，也有朝聘时遇到丧事的礼制。如果不带着尸体完成使命，就是遇到丧事便返回，恐怕不可以吧？用礼来防止百姓越轨，尚且还有人超越它；如今大夫却说‘死了就抛弃他’，这是抛弃礼制，又凭什么做诸侯的表率？古人有话说：‘不要玷辱虐待士人。’我作为副使，奉尸体来完成使命。假如我们君主的命令能够传达到您君主那里，即使我死在深渊之中，也是天命如此，并不是您和涉水之人的过错。” 吴人让他们进入了国境。子产回答韩宣子索取玉环。晋国的韩起到郑国聘问，宣子有一对玉环，其中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宣子向郑伯请求，子产不肯给，说：“这不是官府所掌管的器物，我们君主不知道这件事。”子太叔、子羽对​​子产说：“韩子也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晋国也不可以有二心。晋国和韩子都不能轻慢。如果有小人从中挑拨争斗，鬼神又帮助他们激发凶怒，到后悔时怎么还来得及？您何必吝惜一只玉环，而招致大国的憎恨呢？为什么不找来给他？”子产说：“我并不是轻慢晋国、怀有二心，而是打算始终侍奉晋国，所以不把玉环给他，正是忠信的缘故。我听说，君子并不担忧没有财物的困难，却担忧站立不住而没有美名；治理国家，并不难在不能侍奉大国、爱护小国，而难在没有礼义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大国的人向小国发号施令，如果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将来拿什么来供给他们？一次满足、一次拒绝，罪过会越来越大。大国提出要求，如果没有礼义地一概拒绝，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我如果只为郑国这个小地方打算，就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如果韩子奉命出使，却又索取玉石，那就是贪婪放纵得太过分了，难道不也是罪吗？拿出一块玉石，却引起两项罪过，我又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韩子成了贪婪的人，还要这块玉石做什么？况且我用玉石来买罪，不也太过分了吗？” 韩子便向商人买下了玉环，交易已经完成。商人说：“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您的大夫。”韩子向子产请求说：“先前我每天请求那只玉环，执政却认为不合义，我不敢再请求。如今我从商人那里买下了它，商人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所以冒昧来请求。”子产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桓公和商人都出自周朝，按次序相邻并肩来到这里，割除蓬蒿、藜藋，共同居住。世代订立盟誓来互相信任，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不强行买卖；你不要乞求或夺取我的有利市场、珍宝财物，我也不参与此事。’依靠这个坚实的誓约，所以能够相互保全直到今天。如今您以友好为名来辱没我们，却说敝邑强行夺取商人的财物，恐怕不是教敝邑背弃盟誓吗？您得到玉石却失去诸侯的信任，一定不会这样做。如果大国下令，而要求没有限度，即使郑国是偏僻小邑，也不会照办。”我子产若把玉石献上去，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冒昧私下把这些话告诉您。”韩子推辞玉环说：“我韩起不聪明，竟敢索取玉石来招致两项罪过，实在不敢接受。” 子产回答晋国人询问拥立驷乞。

译郑国的驷偃去世了，他的儿子子游娶了晋国大夫的女儿，生下驷丝，年纪还小。他的父兄拥立子瑕。子产厌恶子瑕的为人，又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顺序，因此不赞成，却也没有阻止。驷氏感到恐惧。后来，驷丝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舅舅。冬季，晋国派人带着礼物到郑国，询问拥立驷乞的事情。驷氏因此害怕，驷乞想要逃走。子产没有放他走，请求用龟占卜，也没有把他交出去。大夫们正谋划如何回答，子产没有等他们商量便回答晋国使者说：“郑国不受上天保佑，我们君主的几位大臣病死，又失去了先大夫驷偃。他的儿子年幼软弱，有几个父兄害怕宗主之位坠落，便私下以宗族之事谋划，拥立年长而亲近的人。我们的君主和几位老臣说：‘或者确实是上天在剥夺、扰乱郑国，这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俗话说：‘不要经过发生祸乱的人家。’百姓遇到兵乱尚且害怕经过那里，何况敢于追究上天所扰乱的事情呢？如今大夫将要询问其中的缘故，还是说我们君主实在不敢知道；究竟谁能真正知道呢？平丘会盟时，君主重申旧盟说：‘不要有人失职。’如果我们君主的几位大臣中有人去世，晋国大夫却专擅地占据他的职位，那就是晋国把郑国当作县邑来统治，哪里还成其为一个国家呢？”子产推辞了晋国使者的礼物，把答复报告给晋国使者。晋人便放弃了这件事。郑国的游吉回答士景伯。晋顷公去世，这年秋八月，郑国举行葬礼。游吉前去吊唁，并且送葬。魏献子派士景伯责问他说：“悼公去世时，您子西前去吊唁，子蟜前去送葬。如今您没有分派两个人，是什么缘故？”游吉回答说：“诸侯所以向晋君尽礼，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礼，是小国侍奉大国，大国爱护小国。侍奉大国，在于按时供给它的命令所需；爱护小国，在于体恤它的不足。敝邑处在大国之间，供给职贡，并且准备防御意外祸患，难道会忘记供奉命令吗？先王的制度是，诸侯国君去世，士前往吊唁，大夫前往送葬。只有友好国家之间的聘问、享礼和三军大事，才派卿前去。晋国举行丧事时，敝邑曾经参与，先君还曾经帮助执绋。如果不计较次数，即使士大夫也有未能多次前往的。大国的恩惠，也是庆幸我们增加礼数，而不责备我们礼数不足；明确说明实情，不过是要求我们准备礼仪罢了，这才合乎礼。”灵王去世时，我们先君简公正在楚国，我国先大夫印段确实前往吊唁，那只是敝邑的少卿。周王的官吏没有责备他，正是体恤他的不足。如今大夫说：‘您为什么不遵从旧例？旧例有丰厚的，也有简省的，不知道应当遵从哪一种。若遵从丰厚的，寡君年幼软弱，便不能承担；若遵从简省的，我游吉正在这里。请大夫考虑吧。” 晋人无法再责问他。越国派诸稽郢到吴国求和。吴王夫差出兵讨伐越国，大夫文种献计说：“大王不如用军队约战的言辞，前去求和，以使越国百姓高兴，从而扩大吴王的骄侈之心。我把这件事拿来向上天占卜：上天如果要抛弃吴国，一定会答应我们的求和，却不会使我们真正满足。吴王必然会产生宽大而想称霸诸侯的心思。等到他使百姓疲惫，又因上天夺去他的粮食，便会安然接受吴国的残余，到那时就没有天命了。”越王答应了，于是命诸稽郢到吴国求和，说：“寡君句践派下臣诸稽郢来，不敢公开陈列币帛、举行礼仪，冒昧私下告诉您的下属说：‘从前越国遭遇祸患，得罪了天王，天王亲自屈尊来到越国，存心怜悯孤句践，又宽恕赦免了我。君王对于越国，就像使死人复活、使白骨长肉一样。孤不敢忘记天降的灾祸，难道敢忘记君王的大恩吗？如今句践再次遭遇祸患，又没有善策；草野鄙陋之人，难道敢忘记天王的大德，却只想着边境上的小怨，从而再次加重对您的下属的罪过吗？句践于是率领几位老臣，亲自承担重罪，在边境叩头请罪。如今君王不体察我们的处境，任凭盛怒发作，聚集军队准备残酷攻伐越国。越国本来就是贡赋之邑，君王不必用鞭子和棰子驱使它，却使军士蒙受屈辱，命令他们像盗贼一样行事。句践请求订立盟约，送一名嫡长女拿着箕帚到王宫，作为妾侍；送一名嫡长男捧着盘匜跟随各位御者；春秋两季的贡品不断送到王府。大王难道还要屈尊裁断这件事吗？这也正是征取诸侯礼物的礼制吧？俗话说：‘狐狸埋下东西，狐狸又把它挖出来，因此不能成功。’如今天王既然封殖越国，使它的声名显扬于天下，却又把它割弃毁灭，这就是天王自己不能成就功业。即使四方诸侯，也还有什么实际理由来侍奉吴国呢？冒昧让下臣把话全部说完，只请天王权衡利害、裁度合宜。” 晋国的阴饴甥回答秦伯。晋国的阴饴甥在王城与秦伯会面并结盟。秦伯说：“晋国和睦吗？”阴饴甥回答说：“不和。小人以失去国君为耻，以亲人去世为悲，不怕出兵修治武备来拥立圉，说：‘一定要报仇，即使侍奉戎狄也在所不惜。’君子爱戴国君，也知道国君的罪过，不怕出兵修治武备来等待秦国的命令，说：‘一定要报答恩德，死也不改变。’因此不和。”秦伯说：“晋国人怎样议论他们的国君？”回答说：“小人忧愁，认为国君不能免于祸患；君子宽恕国君，认为秦国一定会送他回去。小人说：‘我们得罪了秦国，秦国哪里会送回国君？’君子说：‘我们已经知道罪过了，秦国一定会送回国君。’对秦国怀有二心，秦国便拘禁他；服从秦国，秦国便放弃惩罚他，没有比这更厚重的恩德，也没有比这更威严的刑罚。服从的人感怀恩德，怀有二心的人畏惧刑罚。凭这一次行动，秦国可以称霸。如果接纳晋侯却不使晋国安定，废黜他却不另立国君，把恩德变成怨恨，秦国难道会这样做吗？”秦伯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改变晋侯所住的馆舍，送给他七牢的食物。鲁国的展喜犒劳齐军。齐孝公讨伐鲁国北部边境，鲁僖公派展喜犒劳齐军，使他接受展禽的指示。齐侯还没有进入鲁国境内，展喜便跟随他，说：“寡君听说您亲自屈尊前来，将要使敝邑蒙受烦扰，所以派下臣来犒劳您的属下。”齐侯说：“鲁国人害怕吗？”回答说：“小人害怕，君子却不害怕。”齐侯说：“鲁国室内空虚得像悬挂着磬，田野里连青草都没有，你们凭借什么不害怕？”回答说：“凭借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是周王室的股肱，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们，并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伤害。’盟约载录在盟府中，由太史掌管。桓公因此纠合诸侯，谋划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弥补他们的缺失，匡正救助他们的灾难，彰明自己原有的职分。等到您即位，诸侯都希望说：‘他一定会继承桓公的功业。’因此敝邑不敢固守城邑。我们说：‘难道他继承君位九年，就会抛弃先王的命令、废弃自己的职分吗？那将怎样面对先君？’您一定不会这样做，我们正是凭此而不害怕。”齐侯于是回去了。定王派王孙满回答楚王。

译楚王讨伐陆浑之戎，于是到达雒水，在周朝疆域上陈列军队。定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王。楚王询问九鼎的大小和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关键在于德，而不在于鼎。从前夏朝正处在有德的时候，远方把各种物象绘成图献上来，九州牧守贡献金属，铸造九鼎，把各种物象铸在鼎上，作为百物的备览，使百姓知道神灵和奸邪。因此百姓进入川泽山林，就不会遇到不祥之物，魑魅魍魉也不能伤害他们；由此能够协调上下，承受上天的福佑。夏桀德行昏乱，鼎便迁到商朝，延续了六百年。商纣暴虐，鼎便迁到周朝。德行美好光明，即使鼎小也很重；德行奸邪昏乱，即使鼎大也很轻。上天降福给明德之人，也有一定的限度。成王把鼎安置在郏鄏，占卜周朝可以传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定的。周德虽然衰微，天命还没有改变，鼎的轻重，不是可以询问的。” 定王推辞巩朔献齐国战果。晋侯派巩朔到周朝献上攻克齐国的战果，周王不接见他，派单襄公去婉拒，说：“蛮夷戎狄不遵行王命，沉溺酒色，毁坏常法，周王命令讨伐他们，于是献上战果；周王亲自接受并慰劳他们，是为了惩罚不敬、勉励有功。兄弟甥舅之国侵扰、破坏王室的谋略，周王命令讨伐他们，只报告事情经过而已，不献上战功，是为了尊重亲近之国，禁止过度和邪恶的行为。如今叔父在齐国取得了成功，却没有派有爵位的卿来镇抚王室；所派来安抚我的人，实际却是巩伯。他在王室没有职掌，却违犯了先王的礼制。我虽然想接见巩伯，难道敢废弃旧典，使叔父蒙羞吗？齐国是甥舅之国，又是太师之后，难道可以不加以抑制，任凭它顺从自己的欲望，从而使叔父愤怒吗？难道不可以进谏劝告吗？”士庄伯无法回答。周王把这件事交给三位官员处理，按照侯伯的礼仪接待巩朔。战胜敌人后由大夫报告庆功的礼仪，比卿礼低一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戎人的驹支回答范宣子。吴国向晋国报告战败，在向地会见晋人，因为晋国曾替吴国谋划攻打楚国，所以准备拘捕戎人驹支。范宣子亲自在朝廷上数落他说：“过来，姜戎氏！从前秦人逼迫驱逐你们，才使你的祖先吾离来到瓜州。你的祖先吾离披着蓑衣，穿过荆棘来到这里，归附我们的先君。我们的先君惠公有不丰厚的田地，曾把它分给你们共同享用。如今诸侯侍奉我国君主，不如从前；如果说话泄露了机密，那就是你的责任。明天早晨的事情，你不要参与。”说完便要拘捕他。驹支回答说：“从前秦人仗恃人数众多，贪图土地，驱逐我们各部戎人。惠公施行大德，说我们戎人是四岳的后代，不应剪除抛弃，于是赐给我们南部边境的土地。那里原是狐狸居住、豺狼嚎叫的地方。我们戎人铲除荆棘，驱走狐狸豺狼，成为先君不侵犯、不背叛的臣属，直到今天没有二心。从前文公和秦国一起讨伐郑国，秦人暗中与郑国订立盟约，却留下戍守人员，于是发生了殽之战。晋军在上面抵御，戎人在下面抗击，秦军不能返回。我们戎人确实参与了这件事。譬如捕鹿，晋人从前面用角抵住它，戎人从两旁夹击它，和晋人一起把鹿扑倒；戎人怎么敢逃避呢？从那以后，晋国的每一场战事，我们戎人都相继参与，来听从执政者，仍然像殽之战那样，哪里敢离开疏远呢？如今官军出征，恐怕实际上有某些缺失，想要牵连诸侯而归罪于我们戎人吧？我们戎人的饮食衣服与华夏不同，礼物不相通，语言也不能通达，能够做什么恶事呢？没有参与向地的会盟，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驹支赋《青蝇》后退下。宣子向他道歉，派他参与向地的事务，以成全和乐亲善的关系。子产回答晋国，解释毁坏馆舍围墙的事。子产辅佐郑伯前往晋国，晋侯因为我国有丧事，没有接见郑伯。子产便派人把馆舍的围墙全部拆毁，让车马进入。士文伯责备他说：“敝邑因为政令和刑法没有修明，盗贼遍地，无法应付诸侯的属从来到寡君这里，所以命令官吏修缮宾客所住的馆舍，加高门墙，增厚墙垣，使宾客和使者不必忧虑。如今您却拆毁它，即使您的随从能够戒备，又将怎样接待其他宾客呢？敝邑既然是盟主，就应当修缮墙垣来接待宾客；如果都拆毁了，将凭什么执行盟主的命令呢？”晋君派我赵武来请示。子产回答说：“因为敝邑狭小，处在大国之间，大国的征求没有定时，所以不敢安居，搜尽敝邑的赋税来供给当前事务。恰逢您的事务繁忙，未能得到接见，又没有得到命令；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被接见，所以不敢把礼物交出去，也不敢让它暴露在外。交出去，它就会成为君主府库中的财物；如果不是正式陈列献上的礼物，我不敢交付。若让它暴露在外，又恐怕因干湿变化不合时宜而腐朽虫蛀，从而加重敝邑的罪过。我听说文公做盟主时，宫室低矮简陋，没有高台楼榭，却用来修建大诸侯的馆舍，馆舍如同公侯的寝宫。库房、马厩都及时修缮，司空按时整治；道路平坦，泥瓦工按时修补馆舍宫室。诸侯宾客到来，甸人设置庭燎，仆人巡察宫舍，车马各有停放处，宾客随从有替代人员；巾车给车轴上油，隶人照管牧圉，各自供给自己的事务；百官的属员，也都尽力办理各项事情。文公不留宾客过夜，却也没有荒废政事；与他们同忧同乐，遇到事情便亲自巡视，教导他们所不知道的，体恤他们所不足的。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中，不担心灾害，不害怕盗贼，也不忧虑干湿不宜。如今铜鞮宫绵延数里，诸侯却住在隶人的门房里，连车都容纳不下，通行也无法越过；盗贼公开横行，疫病灾害没有防备；宾客什么时候能见到君主无法确定，君主有什么命令也无法知道。如果再不拆毁这座围墙，就没有地方存放礼物，从而加重罪过。冒昧请问执事，您将要下达什么命令呢？即使君主因为鲁国有丧事，也是敝邑的忧虑。如果能够献上礼物，修好墙垣再离开，就是君主的恩惠，我哪里敢害怕劳苦呢？”士文伯回去把情况报告给赵文子，说：“确实是我们没有德行，却用隶人的墙来敷衍诸侯，这是我的罪过。”于是派士文伯向子产道歉，说自己才智不足。晋侯接见郑伯，对他更加礼遇，盛情款待后送他回国。于是修筑诸侯的馆舍。叔向说：“这种有理有据的辩辞是不能停止的，正应当如此！子产有这样的辩辞，诸侯都依赖他，怎么能舍弃辩辞呢？”《诗》说：‘言辞和顺，百姓就和协；言辞绵延，百姓就安宁。’它真是懂得这个道理啊。” 郑国的子产争取贡赋等级。

译晋国在平丘会合诸侯，举行盟会时，子产争取贡赋等级，说：“从前天子颁定贡赋，按贵贱列等；爵位尊贵的，贡赋就重，这是周朝的制度。地位卑下而贡赋沉重的，是甸服之国。郑伯是男爵，却让他按公侯的贡赋缴纳，我担心不能供给，冒昧请求减轻。诸侯以停止战争、修好关系为事务，传达政令的使者没有一个月不来，贡赋的征取没有限度，小国稍有不足，就因此获罪。诸侯修治盟约，本来是为了保存小国；如果贡赋没有止境，灭亡就可以等待了。保存还是灭亡的制度，今天就要决定。”从中午一直争论到黄昏，晋人终于答应了。盟会结束后，子太叔责怪他说：“诸侯如果要讨伐我们，盟约怎么可以轻慢呢？”子产说：“晋国政权分散在多方，忙于应付相互猜疑和苟且偷安，哪里有空来讨伐我们？一个国家不自强，别国也会来欺凌；那还算什么国家呢？”孔子评论子产这次行动说，足以作为国家的根基。子产回答晋国边吏，解释郑国登城防守。郑国发生火灾，子产发给士卒兵器，让他们登上城墙。子太叔说：“晋国恐怕要来讨伐吧？”子产说：“我听说，小国忘记守备就会危险，何况发生了灾害呢？国家不能轻视，就是因为必须有所防备。”火灾平息后，晋国边吏责备郑国说：“郑国发生灾害，晋君和大夫不敢安居，卜筮并奔走祈望，连牲畜和玉器都不吝惜。郑国发生灾害，正是寡君的忧虑。如今执事突然发给士卒兵器，登上城墙，是想要归罪于谁呢？”郑国边吏害怕，不敢不把这番话报告上去。子产回答说：“按照您的话，敝邑发生灾害，是君主的忧虑。敝邑失去政道，上天降下灾害，又害怕有谗邪之人从中谋划，给贪婪的人以可乘之机，接连给敝邑造成不利，从而加重君主的忧虑。幸而国家没有灭亡，还可以解释；不幸灭亡了，君主即使忧虑，也来不及了。郑国如果有别的国境，瞭望、奔走求援也会在晋国；既然侍奉晋国，哪里敢有二心？” 叔向祝贺韩宣子忧虑贫困。叔向拜见韩宣子，宣子正为贫困忧虑。叔向却向他道贺。宣子说：“我有卿的名位却没有卿的实际俸禄，无法和诸位卿一起办事，因此忧虑。”您为什么反而祝贺我呢？”叔向回答说：“从前栾武子没有一卒之田，官用财物也不完备，但他的宗庙器物彰显他的德行，他遵循法度，使声望超过诸侯；诸侯亲近他，戎狄怀念他。他使晋国端正，施行刑罚而心中无愧，因此免除了祸难。等到桓子骄傲奢侈，贪欲没有止境，轻视法度而任意行事，借贷取利、囤积财货，本来应该遭遇祸难，却依靠武子的德行保全到死。后来怀子改变桓子的行为，修养武子的德行，本来可以免于祸难，却因为承受桓子的罪过而逃亡到楚国。至于郤昭子，他的财富相当于公室的一半，他的家族财富相当于三军的一半；依仗富贵和宠幸，在国中骄横，自己陈尸于朝廷，他的宗族在绛地被灭。否则，郤氏八人中有五位大夫、三位卿，宠幸已经很大了，却一旦之间灭亡，没有人哀悼他们，只是因为没有德行。如今您有栾武子那样的贫困，我认为您能够拥有他的德行，所以向您道贺。如果您不忧虑德行不能建立，却忧虑财货不足，那我连吊唁您都来不及，哪里还谈得上道贺呢？”宣子拜谢叩头说：“我韩起将要灭亡，依赖您才使我得以保存。不只是我韩起，哪里敢独自承受您的恩惠？从桓叔以下的祖先，也都感谢您的恩赐。” 晋国的郤至回答楚国的子反。晋国的郤至到楚国聘问，并且参与会盟。楚王设宴款待他，子反作相礼者，在地下室中悬挂钟磬。郤至将要登堂时，下面奏起金奏音乐，他受惊而跑了出去。子反说：“天已经晚了，寡君还在等候，您还是进去吧。”宾客说：“君主不忘先君的友好，把恩惠施加到下臣身上，又赐给我隆重的礼仪，加上完备的音乐，真是上天的福佑。两位君主相见，还有什么能代替这个呢？下臣不敢接受。”子反说：“既然是上天的福佑，两位君主相见，难道只用一支箭互相赠送不成？音乐已经奏起，寡君还在等候，您还是进去吧。”宾客说：“如果把一支箭相让，那就是大祸，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福佑？天下有道时，诸侯有天子的事务要参与，便互相朝见，于是有享宴的礼仪。享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宴礼用来表示慈爱恩惠。以恭敬节俭施行礼仪，以慈爱恩惠推行政事；政事靠礼仪成就，百姓因此得以安息，百官承办事务，早晨朝见而不必忙到晚上。这就是公侯用来保护百姓的办法。所以《诗》说：‘勇武的士卒，是公侯的屏障。’到了天下动乱时，诸侯贪婪冒进、侵略贪欲，不顾忌争夺尺寸之地，以至于耗尽百姓；又掠夺勇武之士，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心腹、股肱和爪牙。所以《诗》又说：‘勇武的士卒，是公侯的心腹。’ 天下有道，公侯就能成为百姓的屏障，并且约束自己的心腹；天下混乱时则反过来。如今您的话，是导致混乱的办法，不可以作为法则。不过您是主人，我郤至哪里敢不听从呢？”于是进入堂内，完成了礼事。回来后，他把这件事告诉范文子。文子说：“无礼的人一定会食言，我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晋国的叔向赠书给子产，议论铸造刑书。郑国人铸造刑书，叔向派人送信给子产说：“起初我对您抱有希望，现在却没有了。从前先王议论事务，根据情理制定制度，并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是害怕百姓产生争讼之心；即使如此仍不能完全禁止，所以用义来防范他们，用政来纠正他们，用礼来规范他们，用信来守护他们，用仁来奉行他们。制定俸禄和爵位来鼓励他们服从，严明刑罚来威慑他们放纵。还担心这样不够，所以用忠诚教诲他们，用德行激励他们，用务实教导他们，用和谐感化他们，用敬意面对他们，用强力治理他们，用刚断决断他们。即使这样，仍然要寻求圣明睿智的上位者、明察的官员、忠信的长官、慈惠的师长，百姓这样才可以任用驱使，而不发生祸乱。百姓知道有刑法，就不会畏惧上位者，人人产生争讼之心，把争端写入刑书，侥幸求得成功，那就无法治理了。夏朝有混乱的政事，于是制定禹刑；商朝有混乱的政事，于是制定汤刑；周朝有混乱的政事，于是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在王朝衰世。如今您辅佐郑国，修筑封洫，树立招致诽谤的政令，制定三种刑法，又铸造刑书，想用这些使百姓安定，不是很困难吗？”《诗》说：‘以礼法为准绳，这是文王的典则，每日使四方安定。’又说：‘以文王为法则，万邦因此建立信任。’ 如果真是这样，还要什么刑法呢？百姓知道了争端所在，就会抛弃礼义而到刑书中寻找依据，哪怕是锥子和刀子那样微小的利益，也会争个不休；混乱的诉讼越来越多，贿赂也会同时流行。等到您在世时结束，郑国恐怕就要败亡了吧？我叔向听说过：‘国家将要灭亡，必定会制定很多制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子产回复说：“如果如您所说，我侨没有才能，不能顾及子孙；我这样做是为了挽救当世。既然不能承受您的命令，也不敢忘记您的大恩。” 卫国的祝佗争取蔡国排在前面。

译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谋划讨伐楚国。将要会见卫国时，子行敬子对卫灵公说：“会盟是为了共同面对祸难，往往会有纷杂的争论，没有人能够处理。还是让祝佗跟随君主吧。”灵公说：“好。”于是派子鱼和皋鼬率领长蔡到卫国。卫侯派祝佗私下对苌弘说：“我从道路上传闻了一件事，不知道是真是假：听说蔡国将排在卫国之前，是真的吗？”苌弘说：“是真的。蔡叔是康叔的哥哥，让蔡国排在卫国之前，不也是可以的吗？”子鱼说：“按照先王的做法来看，应当崇尚德行。从前武王灭商，成王安定天下，选择建立有明德的人，让他们藩屏周室。因此周公辅佐王室，治理天下，在周人中最为亲睦。成王把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以及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给鲁公，使他率领这些宗族，整合其分支族属，统率同类和众人，效法周公。于是他们接受周王的命令，承担在鲁国供职的职责，以彰明周公的美德。又分给他土地田产、陪敦、祝宗、卜史、完备的礼物、典策、官署和彝器，依靠商奄的民众，命伯禽治理，封在少皞的故地。成王把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以及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给康叔；又划定疆界和土地范围，从武父以南直到圃田北部边界，取有阎之地来供给王室职贡，取相土东都的土地来防备天子向东巡狩。”}], 季授给土地，陶叔授给民众，命令用《康诰》，并把他封在殷墟，都让他们从商代的政事开始施行，以周代的法度划定疆界。分给唐叔大路车、宻须的鼓、阙巩之甲、沽洗之乐器，以及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令用《唐诰》，把他封在夏墟，从夏代的政事开始施行，以戎狄的法度划定疆界。这三个人都是叔父一辈，却都有美好的德行，所以昭示他们，以分赐器物表示荣宠。否则，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兄弟还很多，为什么没有获得这样的分封呢？只是因为不崇尚年长罢了。管叔、蔡叔开始时顺承商代旧制，却图谋离间王室，于是周公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给他车七乘、徒众七十人。他的儿子蔡仲改正了行为，遵循德行，周公举荐他，任命他为自己的卿士，带他朝见成王，并命他治理蔡国。任命书说：‘王说：你为什么不像你的父亲那样违背王命呢？你怎么能让蔡国先于卫国呢？’武王的同母兄弟八人，周公做太宰，康叔做司寇，聃季做司空，另外五位叔父没有官职，难道是崇尚年长吗？曹国是文王之昭，晋国是武王之穆。曹国做伯甸之国，并不是因为崇尚年长。现在若要让它居先，就是违背先王的制度。晋文公举行践土之盟时，卫成公没有参加，夷叔是他的同母弟，尚且排在蔡国之前。盟书写道：‘王这样说：晋国的重耳、鲁国的申、卫国的武、蔡国的甲午、郑国的捷、齐国的潘、宋国。’ 王的臣子莒期把相关文书收藏在周王府中，可以查验复核。您想要恢复文王、武王的谋略，却不端正自己的德行，将怎么办呢？苌弘很赞同这番话，告诉刘子和范献子，和他们商量，于是让卫侯在盟会上居长。子产与范宣子讨论重币【《左传》】范宣子执掌政权后，诸侯进献的礼物加重了，郑国人对此感到忧患。二月，郑伯到晋国去，子产托子西带了一封信，把这些话告诉范宣子：‘您治理晋国，面对四邻诸侯，别人听不到您的美德，却听到进贡财物加重，我对此很困惑。我听说君子治理国家，不怕没有财物，怕的是没有美名。诸侯的财物聚集在国君府库，诸侯就会产生二心；如果您依赖这些财物，晋国人也会产生二心。诸侯有二心，晋国就会败坏；晋国有二心，您的家族就会败坏。为什么这样昏昧不明呢？将来要靠这些财物做什么？美名，是德行的车舆；德行，是国家的根基。有了根基就不会败坏，您不也应当致力于此吗？有德就会快乐，快乐就能够长久。《诗》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这说的不就是有美德吗？“上帝正在注视你，不要有二心。”这说的不就是有美名吗？以宽恕之心思考，以彰明德行，那么美名就会承载着德行传播开来，因此远方的人来归，近处的人安定。您难道不宁可让人说“您确实使我获得生存”，却要让人说“您搜刮我来维持生存”吗？大象因为有牙齿而招致杀身之祸，这就是财物带来的祸害。’ 子产谈论晋侯的疾病【《左传》】晋侯得了病，郑伯派公孙侨到晋国聘问，同时慰问病情。叔向问子产说：‘我们的国君患病，占卜的人说是实沈、台骀作祟，史官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神，冒昧请问，这两位是什么神？’子产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幼子叫实沈，住在旷远的树林里，彼此不能相容，天天拿起武器互相征讨。后帝不喜欢他们，把阏伯迁到商丘，让他主管辰星，商人因此奉祀他，所以辰星叫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让他主管参星，唐人因此奉祀他，用来服事夏、商两代。到了唐代末世，唐叔虞出生时，正值武王，邑姜怀孕，将要生太叔。她梦见上帝对自己说：“我命名你的儿子为虞，将把唐地给他，让他与参星相应，使他的子孙繁衍。”孩子出生时，手上有文理组成的“虞”字，于是就用它命名。成王灭掉唐国后，把唐地封给太叔，所以参星是晋国的星辰。由此看来，实沈就是参星之神。从前金天氏有个后代叫昧，担任玄冥之官，生了允格和台骀。台骀能够继承并发扬他的官职，治理汾水、洮水，使大泽得到防护，居处得以安定太原，帝因此嘉奖他，把他封在汾川，沈、姒、蓐、黄四国实际掌管他的祭祀。如今晋国主管汾水，却把他的祭祀灭掉了。由此看来，台骀就是汾水之神。’ ‘或者这两位神并没有涉及国君本人呢？山川之神，水灾、旱灾、疫病等灾害发生时才祭祀它们；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风、雨不按时发生时才祭祀它们。至于国君本人，不过是出入、饮食、哀乐等事情，山川星辰之神又能做什么呢？’我听说，君子每天有四个时段的事务：早晨听取政事，白天接见询问，傍晚修订法令，夜晚使身体安宁；借此调节和宣泄气息，不让它有所壅塞、郁结，以显露身体的状态。这样心志不清明，就会昏乱各种政事；如今恐怕是把政事专一集中在一件事上，所以才产生疾病吧。我又听说，宫内的官员不能任用同姓之人；若生育不繁殖，先天的美好德性就会耗尽，便会相互导致疾病，君子因此厌恶这种做法。所以记载说：‘买妾而不知道她的姓，就要为她占卜。’违背这两件事，是古人谨慎防范的。男女辨别姓氏，是礼制中最重要的事务。如今国君宫内确实有四位姬妾，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如果是由于这两件事，那就无法再挽救了。四位姬妾若有所省悟，还可以挽救；若没有，就一定会产生疾病。’叔向说：‘说得好！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道理，事情确实都是这样。’叔向出来后，路人挥手送别他，叔向问郑国的情况，又问子晳，路人回答说：‘他和防何一样没有礼貌，又喜欢欺凌别人，仗恃富有而轻视上级，不能长久了。’ 晋侯听到子产这些话，说：‘真是个博学多识的君子。’于是加重了送给他的礼物。子产谈论让尹何治理城邑【《左传》】

译子皮想让尹何治理城邑，子产说：‘他年少，还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子皮说：‘我愿意爱护他，他不会背叛我；让他到那里去学习，他也会更加懂得治理。’子产说：‘不可以。人们爱护别人，是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利益。如今您爱护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这就像一个还不会拿刀的人，却让他去割东西，所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多。您所谓爱护别人，只会伤害他罢了，谁还敢求得您的爱护呢？您对于郑国，就像栋梁。栋梁折断，椽子就会崩塌，我也将被压在下面，怎么敢不把话说尽？您有美丽的锦缎，不会让人临时学习裁制。大官、大邑，是自身赖以庇护的东西，却让一个学习者去裁制；这样对待美锦，所造成的损害不也太大了吗？我听说要先学习而后进入政界，没有听说拿政事来学习的。如果果真这样做，一定会有害处。譬如田猎，射箭、驾车技术熟练，才能捕获禽兽；如果从未登车学习驾车射箭，就只怕失败跌倒，哪里还有空闲考虑捕获猎物呢？’子皮说：‘说得好！我不聪敏。我听说君子致力于懂得重大而长远的事情，小人致力于懂得细小而眼前的事情。我是小人，衣服附着在身上，我知道要谨慎对待；大官、大邑是用来庇护自身的，我却把它看得遥远而轻慢。您关于尹何的话，我以前没有想到。’又过了一天，子皮说：‘您治理郑国，我治理我的家族，让它作为我的庇护，这样可以吗？’ 从今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从现在起，即使是我的家事，也请听从您的意见而实行。’子产说：‘人的心意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我怎么敢说您的面貌像我的面貌呢？只是我认为这件事危险，所以也把它告诉您。’子皮认为子产忠诚，因此把政权交给了他。子产由此能够治理郑国。赵良劝说商君【《史记》】商君辅佐秦国十年，宗室和贵戚中有很多人对他怨恨不满。赵良拜见商君，商君说：‘我鞅能够被您接见，是由于孟兰皋引荐。现在我请求和您结交，可以吗？’赵良说：‘我不敢有这样的愿望。孔丘说过：“推举贤能并拥戴他的人会进步，聚集不肖之人却自称为王的人会退步。”我是不肖之人，所以不敢接受您的命令。我听说：“不在那个职位却占有它，叫作贪恋职位；没有那个名声却享有它，叫作贪恋名声。”我听从您的道义，就怕自己贪恋职位、贪恋名声，所以不敢接受您的命令。’商君说：‘您不喜欢我治理秦国吗？’赵良说：‘反复听取意见叫作聪明，能够反观内省叫作明智，能够战胜自己叫作刚强。虞舜说过：“能够自处卑下，是最高尚的。”您不如遵循虞舜的道路，不必再问我了。’商君说：‘秦国起初奉行戎狄的教化，父子没有区别，同住一室。如今我改变了他们的教化，使男女有所分别，大规模修筑冀阙，营造得像鲁、卫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和五羖大夫相比，谁更贤能？’赵良说：‘一千张羊皮，也比不上一只狐狸腋下的皮；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也比不上一个士人直言不讳。周武王听取直言而昌盛，殷纣王沉默昏暗而灭亡。’ ‘您如果不认为武王错了，那么请允许我整天直言而不获罪，可以吗？’商君说：‘俗话说：表面的言语华而不实，至理之言真实，逆耳之言像药，甜言蜜语像疾病。您如果果真肯整天直言，就是我的药。我将侍奉您，您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赵良说：‘五羖大夫原是楚国偏远地方的人，听说秦穆公贤明，希望能拜见他，出行却没有路费，就把自己卖给秦国的客人，穿着粗布衣服，替人放牛，满了一年。秦穆公知道后，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到百姓之上，秦国无人敢与他相比。他辅佐秦国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三次拥立晋国国君，一次救援楚国的灾祸。他在国内施行教化，巴人便来进贡；对诸侯施行德政，八方戎狄前来服从。由余听说后，叩关请求进见。五羖大夫辅佐秦国时，劳累了也不坐车，炎热时也不张伞，在国内行走，不带车马随从，不拿兵器。功劳名声收藏在府库中，德行流传于后世。五羖大夫死后，秦国男女都流泪，儿童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唱劳动号子。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如今您拜见秦王，是通过宠臣景监作为引荐人，这不是树立名声的办法。您辅佐秦国，不把百姓的事情当作要务，却大规模修筑冀阙，这不是建立功劳的办法。’ ‘您施行刑罚，黥刺太子的师傅，以严酷刑法残害百姓，这是积累怨恨、蓄积祸患。教化百姓，比命令更深入；百姓效法上级，比命令传达得更迅速。如今您又违背常道、在外改变制度，这不是用来施教的办法。您又面向南方自称“寡人”，每天责罚秦国的贵族公子。《诗》说：“看那老鼠还有形体，人却没有礼；人却没有礼，为什么不快些去死？”用这首诗来看，您这样做不是求长寿的办法。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欢，黥刺公孙贾。《诗》说：“得到人心的兴盛，失去人心的崩溃。”这几件事，都不是用来获得人心的办法。您出门时，后车有十多辆，随车装载铠甲，让力气大而肋骨并列的人担任骖乘，持矛并拿着闟戟的人在车旁快走。这些装备有一件不齐备，您就坚决不出门。’

译《尚书》说：‘凭借德行的昌盛，凭借武力的灭亡。’ 您的危险如同早晨的露水，难道还想延年益寿吗？那么为什么不归还十五座都邑，到边远地方灌园呢？劝秦王起用显于山野的贤士，赡养老人、保存孤儿，敬重父兄，按功劳排列次序，尊崇有德之人，这样可以使您稍稍安稳。您却还要贪图商于的财富，贪恋秦国的政权，积蓄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再临朝，秦国用来收拾您的办法，难道还会有所顾忌吗？您的灭亡很快就可以等到了。’商君不听从。隋何劝说淮南王英布【《史记》】汉王派使臣恭敬地向大王的使者递交书信，私下奇怪大王同楚王究竟有多亲近。淮南王说：‘我面向北方，像臣子一样侍奉他。’隋何说：‘大王与项王同列为诸侯，面向北方以臣礼侍奉他，一定是认为楚国强大，可以把国家托付给它。项王讨伐齐国时，亲自背着筑城的木板，作为士卒的先导；大王应当把淮南的军队全部调出，亲自率领他们，做楚军的先锋。如今您只发出四千人援助楚国，面北称臣侍奉别人，难道本来就应该这样吗？汉王在彭城交战时，项王还没有离开齐地，大王应当调动淮南军队，渡过淮水，日夜赶往彭城作战。如今您统率万人，却没有一个人渡过淮水，只是垂手旁观，这样谁会取胜呢？把国家托付给别人，难道本来就应该这样吗？大王只带着一个空名向楚国称臣，却想把国家厚重地托付给它，我私下认为大王不应这样做。然而大王不背叛楚国，是因为认为汉军弱小。楚军虽然强大，天下人却把不义的名声加在它身上，因为它背弃盟约，杀死了义帝。可是楚王依仗战胜而自以为强大，汉王收集诸侯军队，回来防守成皋、荥阳一带，凭借蜀汉的粮食，深挖沟壕，筑起壁垒，分派士卒守卫边界、登临关塞。楚人回军，穿过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想交战却无法取胜，想攻城又力量不足，老弱之人还要从千里之外转运粮食。’ 楚军到达荥阳、成皋，汉军坚守不动，楚军进攻不能取胜，后退又不能解围。因此说，楚军不足以依靠。假使楚军战胜汉军，诸侯就会自己感到危险恐惧而互相援救；楚国的强大，恰好足以招来天下的军队。所以楚国不如汉国，其形势很容易看清。如今大王不与万无一失的汉国结盟，却把自己托付给将要灭亡的楚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困惑。我并不是说淮南的军队足以灭亡楚国。大王如果发兵背叛楚国，项王一定会留下来对付您；他被留下数月，汉王夺取天下就可以万无一失。我请求和大王带着杖剑归附汉王，汉王一定会分割土地封给大王，更何况淮南本来就是大王所拥有的呢？所以汉王恭敬地派使臣进献这个愚计，希望大王留意。’ 《文编》卷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四十六 明代唐顺之编 《与高司谏书》【欧阳修】修叩头再拜禀告司谏阁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才开始知道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还小，没有同人交往，又住在远方，只听说如今的宋舍人兄弟、叶道卿、郑天休等几个人，因为文学很有名声，被称为朝廷得人，而您也在其中，却没有特别卓越、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本来就怀疑您究竟是怎样的人。后来又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来到京师，您已经担任御史里行，但我仍没有机会见到您的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询问您的贤能与否。师鲁说您正直而有学问，是君子，我还是怀疑。正直的人不能屈曲，有学问的人一定能够辨明是非；以不可屈服的操守，加上辨别是非的明察，又担任言事的官员，却低头抬头默默无言，与普通人没有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自从您担任谏官，我才得以和您相识。您神情刚正，正色而立，谈论前代的事情，条理清楚、句句可听；褒贬是非，没有一句错误。唉！凭这样的辩才给人看，谁会不喜爱呢？即使是我，也怀疑您真是君子了。从我听到您的名字到同您相识，总共十四年，我三次怀疑您。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加以比较之后，我才断定知道您不是君子。前些日子范希文被贬官后，您在安道家中见到他，您诋毁讥讽希文的为人，我起初听说时还怀疑是戏言；等见到师鲁，他也说您深深非难希文的所作所为，我的疑惑于是完全确定了。希文一生刚正好学，通晓古今，他在朝廷任职有始有终，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如今他又因为言事触犯宰相而获罪，您既不能替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责备自己，于是跟着诋毁他，认为他应当被斥退，这真是奇怪。人的性情有刚强果断的，也有懦弱柔顺的，都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勉强；即使是圣人，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不能做到某事，就责备他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亲，自己又爱惜官位，害怕饥寒而顾惜利禄，不敢稍微违背宰相以招致刑祸，这本来就是庸人的常情，不过是做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即使朝廷中的君子，也会怜悯您不能做到，而不会责备您一定要做到。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洋洋自得，毫无惭愧畏惧，竟然毁谤范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该被斥退，希望借此掩饰自己不发言的过错。力量所不敢做的事情，是愚者能力达不到；却用智巧来文饰自己的过错，这是君子的祸害。况且希文果真不贤吗？近三四年来，他从大理寺丞升到前行员外郎，又任待制，天天准备接受皇帝询问，如今朝班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这难道是天子突然任用了不贤之人吗？如果让天子把不贤的人当作贤人，就说明天子的聪明还没有完全发挥。您身为司谏，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在皇帝突然任用他时，为什么不替天子辨明他不贤，反而默默无言，一句话也不说？等到他自己失败了，才跟着非难他。如果他果真贤能，那么今天皇帝和宰相因为违逆自己的意愿而驱逐贤人，您不能不进谏；这样，您认为希文贤能，不能免罪；认为他不贤，也不能免罪。大体说来，罪过就在于您默默不言罢了。从前汉朝杀萧望之和王章，推想当时的议论，掌权者一定不肯明说要杀贤人，必定说石显、王凤是忠臣，萧望之、王章是不贤而获罪。如今您看石显、王凤果真是忠臣吗？萧望之、王章果真是不贤吗？当时也有谏臣，却一定不肯这样自我指责。他们害怕祸患而不进谏，也一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当诛杀，不值得进谏。如今您看他们果真应当诛杀吗？这只能欺骗当时的人，却不能欺骗后世。如今您又想欺骗当代人，却不怕后世无法被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不是可以欺骗的。我私下认为，自今上皇帝即位以来，任用进谏之臣，容纳采纳言论，像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仍然受到褒奖称誉。如今范希文和孔道辅都是从进谏中被提拔任用的。您幸而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这样能够采纳谏言的圣明君主，却仍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些日子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那么可以言事的人就只有谏臣了。如果您又终于不说话，天下就没有能够发言的人了。您处在这个职位上却不说话，就应当离开，不妨让别人来承担这个职务。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等待治罪，您仍然能够厚着脸面去见士大夫，出入朝廷，自称谏官，这就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事了。可惜的是，圣明朝廷有事情，谏官不发言，却让别人来发言；这些话写在史册上，将来成为朝廷羞耻的，是您。《春秋》的法则，是对贤者要求全面。如今我还小心地希望您能够说一句话，是不忍心立即断绝您，不把您当贤者要求。假如您还认为希文不贤、应当驱逐，那么我现在说的这些话，就是一个结党邪佞之人。希望您直接把这封信带到朝廷，使朝廷辨正我的罪过并杀掉我，使天下都明白地知道希文确实应当驱逐，这也算是谏臣的一项功效。前些日子您在安道家召我去谈论希文的事情，当时座中还有其他客人，不能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尽，所以冒昧陈述我的一点意见。希望您明察。不再多说。修再拜。《上杜中丞论举官书》【欧阳修】具官欧阳修恭敬地斋戒沐浴，拜书于中丞阁下：我以前恭敬地看到您举荐南京留守推官石介担任主簿，近来听说石介因为上书议论赦令而被罢免，御史台于是又举荐其他官吏来代替他。主簿在御史台的职务中最为卑下，石介也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士人；任用不任用、是否适当，还不足以损害政事。然而值得惋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石介为人刚强果决而有气节，勤奋好学，善于辨别是非，确实是喜好义理的士人。当初您举荐他的才干，议论的人都说您有知人之明；如今听说他被罢免，大家都说赦令是天子已经施行的命令，不是疏远卑贱之人所应当议论的，因此以此给石介定罪，说他应当罢免。我却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只是不知道石介究竟是指什么事情而言。传闻都说，石介所议论的是朱梁、刘汉不应当寻找他们的后裔。如果只是这一件事，那么石介并没有过错。但又不知道您认为石介是对还是错。如果您随即认为他错了，那实在太不应该。况且主簿在御史台虽然不是言事之官，但大体上说，处在御史台的人，一定要以正直刚明、不畏惧回避为称职。如今石介的脚还没有踏进御史台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言事而被罢免，真可以说是正直刚明、不畏惧回避了。估量石介的才干，不只是担任主簿，完全可以任御史。

译这样看来，是中丞您有知人之明，而石介没有辜负您对他的了解。我曾听长者说，赵中令辅佐太祖皇帝时，太祖曾因某件事选择官员，赵中令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进呈，太祖不肯任用。后来太祖又问，赵中令再次进呈，太祖仍不用；又过了一天，太祖再问，赵中令又进呈，太祖大怒，撕碎奏章，扔在殿阶上。赵中令脸色不变，把笏板插在衣带之间，慢慢拾起碎纸，收入袖中，回到中书省。后来太祖又问，他就把碎纸缀补好再次进呈。太祖终于醒悟，最终任用了那两个人。赵中令敢这样做，大概是先审慎了解那两人确实可以任用，然后果断坚持而不可改变。如今中丞您举荐石介，也是先审慎知道他可以举荐，还是偶然举荐的呢？如果是了解后举荐的，就不应立即停止；如果是偶然举荐的，也应当先请问石介所说的话，辨明是非后再决定。如果石介虽然违抗皇上的意思，但所说是正确的，就应当帮助他辨明；如果他说错了，也应当说：‘所举荐的只是主簿，并不是言事官；等他担任主簿而不能称职时，才可以罢免。’用这个理由来申辩也是可以的。况且中丞是替天子执掌正直之责的臣子，皇上即使喜欢某人，如果那个人不肖，也应当弹劾罢免；皇上即使厌恶某人，如果那个人贤能，也应当举荐并为他申辩，并不是随着一时的好恶来决定高下。如今在任官员中，无论邪曲还是正直的人，是否应当纠察举劾，全都取决于御史台的臣子；而您起初举荐石介，说他有才干，朝廷也相信了，准备任用他；等到您认为他没有才干，又说他没有才干。这样看来，连您自己都不能坚定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以后再谈论其他事情，怎么敢希望天子相信您呢？何况如今斥退石介而另行举荐，一定也是选择贤能之人来举荐。贤能的人本来就喜欢辨论，如果举荐入御史台后又有言论，难道又要斥退而另行举荐吗？这样下去，一定要得到愚昧、昏暗、懦弱、沉默的人才会停止。恭敬地想，您如果想举荐愚昧之人，我哪里敢再说什么？如果将要举荐贤能之人，希望不要更换石介而另选别人。当今兼任御史的官员，按照惯例不参与御史台事务，所以我才敢向您陈述狂妄之言，私下献给您的门下。恭请您幸而察看。《上范司谏书》【欧阳修】某月某日，具官欧阳修恭敬地斋戒沐浴，拜书于司谏学士阁下：上个月我从进奏吏那里得到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到朝廷，授任司谏。我当时就想写一封信祝贺您，只因事情繁多、仓促匆忙，未能写成。司谏只是七品官，对于您而言并不值得高兴，而我却特意想祝贺您，实在是因为谏官一职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论。当今的官员，从九卿百官，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高贵官职可以施行自己的道义。然而县官越出县界，郡守超越郡境，即使是贤能的守长，也不能越界施政，因为各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管理兵部之事，兵部、鸿胪的卿不能管理吏部之事，光禄卿也因为各有所属的部门而不能越职。如果天下的得失、生民的利害、国家的大计，只要有所见闻而不受具体职司限制，能够施行的只有宰相，能够进言的只有谏官。因此士人学习古道、心怀道义而出仕当世，如果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职位虽然低下，却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廷上，和天子争论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陛之前，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施行自己的道义；谏官地位卑下，施行自己的言论。谏言实行了，道义也就实行了。九卿百司以及郡县的官吏，各自守着一个职务，承担一个职务的责任；宰相和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议。有关部门的法令只在当时施行，君子的讥议却会记录在典册上，明白地流传百世而不磨灭，这是非常可怕的。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又害怕百世的讥议，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干而且贤能的人不能担任。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来，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这次来，如果不做御史，就一定做谏官。’任命下来，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能；将来听说有人站在天子殿陛之下，直言正色，当面争辩、在朝廷上论说，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抬头踮脚，等待听到您的言论，最终却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事情的前面，却不能预料事情的后面吗？还是您另有等待，准备以后再做呢？从前韩退之写《诤臣论》，用来讥讽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们都说阳城当时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这样。韩退之不了解他的心意，便妄加讥讽；我却独自认为不是这样。韩退之写《诤臣论》时，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后来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并阻止裴延龄做宰相，想撕毁任命他的麻制诏书，也不过是两件事罢了。唐德宗时期，可以说事情很多了。授官任用失当，叛将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进用小人，在这样的时局中，难道没有一件可以进言的事情，却必须等待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议论陆贽更紧急的吗？按理说，应当早晨接受任命，晚上就上奏疏。幸好阳城担任谏官七年，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一次进谏就使事情停止，以此塞住自己的责任。假如只任职五年、六年就升任司业，那么他最终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离职了，有什么可取呢？如今担任官职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时一两年，甚至半年就升迁。这又怎么能够等待七年呢？今天的天子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治理清明，即使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事，但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并授任这一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喜欢忠诚直率的言语吗？然而如今还没有听说您有什么言论，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彰显我们君主有采纳谏言的明察。那些平民士人，身穿粗布衣带，困穷地居住在草野之间，坐着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能被任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务，不敢说。’有的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说。’终于可以说了，又说：‘我还有所等待。’这样最终没有一个人发言，难道不可惜吗？恭敬地希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的讥议，陈述一次正直的言论，以满足天子对您的厚望，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非常幸甚了，非常幸甚。《上田正言第一书》【王安石】

译正言阁下：我五月回到家中，八月抵达任所。每每想借西北的驿使寄一封信，陈述我的一点心意，总是因为事情耽搁。我乘舟车来到这里后，来自汴京的船车每天有几十上百，于是得以详细询问汴京的事情和您的消息。其间士大夫谈到您，说您坚定地立于朝廷，不偏不倚，十分盛美，十分盛美。但仍有人怀疑您，即使我也是如此。我学习方面，您曾教导我；仕进方面，您曾奖掖我。您了解我并不浅薄。有了疑问却不告诉您，拿什么来报答您对我的知遇呢？当初您坐在殿廊下应对方正策，指斥天下的利害，奋然直言而不避讳忌，并且说：‘希望陛下实行这些，不要让天下人说制科只是求取仕进的一条途径罢了。’在那个时候考察您的心意，难道像如今所谓举荐方正之士，只是猎取名位吗？大概是想施行自己的志向罢了。如今您兼任谏官，朝夕处在皇帝耳目之近，天子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议论。想施行自己的志向，最好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国家的弊病、百姓的疾苦，也很多了。您任职也已经很久。过去所说的弊病，如今有的已经像痈疽一样，似乎不可医治；过去所说的疾苦，如今有的已经像积久的痼疾一样，似乎不可复起。却从未听说您提出过一句话来使皇上觉醒。为什么从前指斥得那么恳切，而如今却不上奏疏呢？难道从前进言对您有利，而如今进言对您不利吗？难道不免同如今所谓举荐方正之士一样，只是猎取名位罢了吗？那些怀疑您的人，替您辩解说：‘您大概已经在皇帝面前进言，只是没有被采用，有什么办法呢？’或者说：‘您已经在皇帝面前进言了，只是我们这些疏远卑贱的人，怎么能马上知道其中的内情呢？’这都是不对的。传文所说‘在皇帝面前进言’，就是进言的内容不可能被人听见，但进言的功效天下人都能看见。如今国家的弊病、百姓的疾苦有增无减，哪里说得上进言的功效呢？又有人替您辩解说：‘您大概已经在皇帝面前进言了，既然不采用，又有什么办法？’这也不对。臣子侍奉君主，三次进谏而君主不听，就应当离去，这是礼制。您应试对策时，常常把这一道理写在篇章中。如今进言而不被采用，也已经不止三次了。虽然您有依恋不舍的情义，却不能因此不自行离去。孟子不是说过：‘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用，就应当离去。’您为什么不辞去谏官的言责呢？您不能免除别人对您的怀疑，这是必然的；即使有坚强有力的辩解，也不能替您解释。像我这样愚笨的人，只希望您不要自矜于宠幸利益，不害怕诛责，为天下发表一次正直的言论，使皇上醒悟，治好百姓的疾苦，医治国家的弊病，一心忠诚不懈，像应对策问时那样，那么人们的疑惑自然就会彻底消除。希望您考虑这些。如果不是这样，希望您赐信教诲答复。就此搁笔。《上田正言第二书》【王安石】我听说，公卿大夫的才干、名声和宠幸在世上都很盛大，一定要有伟大的功劳来相称，否则君子就会为此忧虑。您的才干谋略卓然出众，超过普通士人；考中进士甲科，举为方正第一；将要奉朝廷车驾巡视，兼举刺史之事；又陈述良策，得到玺书召见。名声和宠幸难道不是已经一同盛于当世了吗？还没有显著的，只有功劳罢了。本朝太祖用武力安定天下，真宗用文治守成，今上承接祖宗已经成就的基业，但战争没有停息已经数十年，近世从未有过这样的局面。应当设置和筹划的措施，仍然像有所缺失。又加上羌族首领阻塞边境，皇上正在阅览各方策略来解决此事，天下人都抬头注目、专心期待，您很难只用一两条计策应付。替您谋划的人说：‘朝廷即使暂时不能给您安排足以相称的职位，您也应当自己建功立业，以树立显著的成效，来回应天下人寄托给您的期望，更何况皇上这样殷切地命令您呢？’这当然是谋划建立大功的关键。但我又听说：高峻突出之物容易折断，洁白鲜明之物容易污损。您的才干、名声和宠幸，可以说是容易污损、容易折断的，必须建立大功，才恰好能与之相称罢了，难道不应当更加奋勉吗？恭敬地希望您早晚辅佐天子，掌管并修治国事，筹划应当设置的措施，使边疆百姓恢复安宁，称合皇上任命您的本意，使天下抬头注目的人都实现愿望；等到退居之后，后世史书将会争相传述您的功业，难道不是这样吗？董仲舒有这样的才干和名声，却没有获得这样的宠幸；公孙季有这样的宠幸，却没有成就这样的功业；既有这样的宠幸又能成就这样的功业，应该在您身上，不应该在别人身上。我是草野鄙陋之人，不通达大义，承蒙您厚重的奖掖教诲，怎敢不把愚见全部说出。《上蔡学士书》【曾巩】庆历四年五月某日，南丰曾巩恭敬地再拜上书给谏院学士阁下。自从朝廷更换两府和谏官以来，进言论事的人都向天下庆贺朝廷得到贤人罢了。庆贺确实是应当的，难道不庆贺就不可以吗？我常常静下心来思考天下之事：天子按照圣人的道路施政，难道不就是古代圣贤所做的事情吗？然而古今之所以困难，难道没有不同的地方吗？普通人因为事情没有使自己获利，就怨恨；庸人因为事情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就嫉妒。既怨恨又嫉妒，就编造修饰言辞，从中进行阻挠。君主不能觉察这种情形，贤者就一定会被疏远而陷入危险。所以圣贤之道往往不能实行，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如今皇上极为圣明，即使有庸人、邪人，也不能让他们从中插入。然而今天两府和谏官所陈述的事情，皇上已经完全明白并相信了吗？还是还没有呢？如果已经完全明白并相信了，仍然要担心他们所建立的认识还不深，临事时会有所差错；如果还没有完全明白并相信，就应当屡次进言陈述，等到皇上完全明白并相信，认识深厚，临事不出差错，然后才停止。成就这种美好局面的，不就在谏官吗？古代的制度很好。天子所尊重并听取意见的，是宰相。然而天子接见宰相有固定时限，不能频繁而且长久。

译只有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奏事，事情奏完，宰相退回中书省，这大概是常规。至于谏官出入朝廷、言语行动，早晚相互接触，亲近相处，却没有听说他们应当退下。这样，事情的得失早晨想到了，不必等到傍晚就可以进言；傍晚想到了，不必等到第二天就可以进言；如果皇上不明白，就可以极力辨析。反复进言陈述，应当没有比这样更详细、更切实的了。即使有邪人、庸人，也无法从中离间。所以说，成就这种美好局面的，不就在谏官吗？如今谏官与皇帝之间有了隔阂。他们不能早晚在皇帝上下之间相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禁宫中陪伴皇帝的，不过是妇女；除此之外就是宦官，以及庸人、邪人。在这层层隔阻和议论之中，难道不是很容易让他们从中施展手段吗？这样看来，我只看见今天两府谏官的危险，还没有看见国家天下的安定。我想您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如果考虑到了，那么只在于使谏官和侍臣恢复原有职分罢了。哪有不履行职务却占据职位的人呢？唉！自汉代衰乱以来，后世士人兴盛没有像唐代的；自唐太宗以后，后世士人兴盛也没有像当今的。唐太宗时有众多士人而能成就治国功业，如今有众多士人而能施行自己的道义，那么前数百年的弊病没有不能除去的。否则，后数百年的祸患又将兴起，难道不应当深思吗？我出生在遥远困厄之地，连衣食都不足以奉养父母。如今又将回到乡学任教，正逢圣贤当世，却不能到京师进一句言，所以冒昧把这些话陈述给您，并把自己所作的《通论》及杂文一编一并献上。恭敬地想，您是庄重正直的士人，是不会拒绝别人言论的人，希望您赐予阅览，并稍稍施行其中的意见。我的朋友王安石，文章非常古雅，品行也配得上他的文章。虽然他已经取得科名，但如今真正了解安石的人还很少。他确实自重，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然而像这样的人，古今并不常有。如今世间急需人才，即使不能得到许多常人，也千万不能失去这样的人。像安石这样的人，是不能错过的。您如果能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对天下有所补益；我也把他所作的文章一编送到您的左右，希望您能知道我并非妄言。《上欧蔡书》【曾巩】曾巩年少时读《唐书》和《贞观政要》，看到魏征、王珪这些人在唐太宗身边，无论事情大小，都没有不议论进谏的。当时奸邪之人和庸碌之人掺杂其中的很少；即使有封伦、李义府之类的人，唐太宗又能识别出来并疏远他们。因此，他们的意见没有不被采纳听取的，终于成就了贞观太平，使刑罚设置也不至于超过成康之世。我每每反复欣羡，继而叹息，认为三代君臣之间，不知是否曾有过这样周详的谋议往来？即使皋陶、禹、稷与尧、舜上下谋划，记载在典籍中的，也没有像这样委曲详备的。我很以为三代和尧舜时代距离现在遥远，那时即使有谋议，或许还超过贞观时期，只是他们的史书没有全部保存，所以今天无从听闻看见；这是无法知道的事，我不敢凭空断定。自汉代以后直到陈、隋，又从唐高宗以后直到五代，史书都保存得很完整，但那些君主都没有这样谋议决断的情形，所以他们的治理都在贞观之下，这是情势自然如此。我私下遗憾自己不幸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歌咏赞颂、推演阐说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又遗憾不能在他们中间升降进退，与他们反复议论。从我成年以来，便喜欢询问当世之事，所见所闻的士大夫也不少，可人人只是一味苟且畏慎，把暗中拱手、默然自处当作常态，从未有一个人看见当世的事情，哪怕只是谋划有尚未能够立即见效的，也肯奋然而起，迎上去替它筹虑，并亲自承担的。于是我又认为，过去所欣羡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大概千百年之间都不可能再赶上。近来天子赫然独出于万世之上，既更换两府，又起用二位公卿为谏官。我看到他们所条陈的意见以及四方人士所传述的事情，知道二位公卿在君上左右，为君上议论治乱得失、群臣忠邪，大小事情都不隐瞒，不计较细微得失，也不顾避开怨恨、忌妒、毁谤、辱骂和谗言构陷的祸患。我私下又振作起来，认为自古以来担负进谏责任的人，自任其事，是否有过这样周详诚恳的议论，是否有过这样多的议论，尚且不得而知；即使郑公、王珪，难道也能超过他们吗？如今即使事情还没有相合，也足以把它昭示于万世，使奸邪者恐惧，使懦弱者有所树立。何况事情是否相合，还未可确定呢？过去所谓数百千年以后便不可能再有的事情，如今幸而遇到并亲眼见到了；我的心中欢喜震动，无法用言语相比。我日夜希望，也许即使有封伦、李义府这样的奸邪庸碌之人，皇上也一定会斥退疏远他们，只听取二位公卿的意见，使今天的治理超过贞观，让曾巩这样地位低微的人得以歌咏赞颂、推演阐说以满足心愿，让地位高的人得以置身其中，说出片言半语，把自己的姓名寄托在千万世之后。这就是我对古代所期望的，古代并没有辜负我；并且也使后世听闻今天的盛况，怀疑唐尧、虞舜和三代远远比不上今天，这与今天的人怀疑唐太宗时代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如此，我也未尝不担忧，有一天在纷乱之中、议论之间出现诽谤之人，使二位公卿的主张不能得到充分施行。所以我先前写信献给二位公卿，首先就以此为言，后来果然如此。二位公卿相继离开两府，也相继遭遇改革所引发的怨恨、忌妒、毁谤、辱骂和谗言构陷之祸，一天之内一齐发作，纷纷呈现出各种情状。至于乘女子的空隙，制造非常的诽谤，想把这种诬陷加到天下的大贤身上，不顾四方人的议论，不怕天地鬼神监察自己，公然欺骗诬蔑，震惊天下人的耳目，使人感愤痛切，废寝忘食，不知如何是好。唉！二位公卿的不幸，实在也是那些头痛皱眉、忧苦不堪的百姓的不幸。虽然如此，君子对于道，既然从自己身上获得了它，就急切地务求把它施行于外；急切地务求施行于外，是在于自己的事情。至于施行到外部以后，能否实现，则有可能也有不可能，那是在对方。属于自己的事情，姑且竭尽力量去做，一直到极点然后才停止；属于对方的事情，则不能保证一定得到。我把志向寄托在那里，但君子不因为必然得到很难，就放弃竭尽力量。所以孔子所游说并求聘的有七十个国家，孟子也曾在梁、齐、滕、邾之间奔走。假如是孔子，已经求聘六十九国还不会停止；孟子在梁、齐两个大国不能实现志愿，仍然低下身来同邾、滕两国的君主谋议，直到临离开齐国时还迟迟不肯出发。

译从前孟子说：‘大王或许会改变心意，那么一定会召见我；如果任用我，难道只是齐国百姓安定，天下百姓也都会安定。’看他的心意如此，难道会因为一次不合就停止吗？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能称为孔子、孟子了。如今二位公卿本来就是暂时不合的人，他们心中难道不会说：‘天子或许会召见我并任用我，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吗？’就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竭尽力量，同时把能否任用交给对方，不因为难以必然得到任用就停止，没有比现在更大的时机了。何况今天的天子仁慈宽厚而聪明，求得治理的心从未懈怠，天下归附，四方诸侯接受号令、奔走奉行还来不及。二位公卿的意见，早晨在皇上那里得到采纳，晚上就能传遍四海；晚上得到采纳，不超过一夜便能传遍四海。难道能同求聘七十国、在梁、齐、邾、滕之间艰难奔走相比吗？姑且等待时机罢了。这不只是曾巩的希望，也是天下的希望，是二位公卿应当亲自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感愤之情不能停止，谨作《忆昨诗》一篇、《雅说》三篇，粗略地说明我的意思。后两篇还涉及其他事情，因此也一并写出寄给您；这些都是人们所厌闻的，不适宜对二位公卿说，但我是想启发、告诫、使天下那些可以告知的人觉悟，使他们明白二位公卿的志向。其次也让奸邪者、庸碌者看到它，知道世上有坚定自守的人，不向邪恶势力屈从；又希望天子的视听有所启发增益，使二位公卿的主张得以施行，那么天下嗷嗷待哺的百姓都能受到恩赐。这也是替天下谋划，并不只是针对二位公卿发言。至于二位公卿的主张究竟怎样呢？我曾私下考虑过改变贡举法，责成学使长期实行；使求学者不必等到查考天下户籍、极力搜求土著来等待举行，悖逆的人不能借此进身，这是历代的思虑都没有达到的。能同别人一起行善，是很好的。所以诗中尤其详尽地论述了善于学习的事情，恭请您赐予省察。《上文丞相书》【苏洵】昭文相公阁下：天下的事情，在开始时加以制约；开始时无法制约，就在末尾加以制约。因此君子慎重对待开端，就没有后来的忧患；在末尾补救，也不能说开始时没有谋划。从开始时失误，却想在最终挽回，天下就没有遗漏的事情了。所以古人制约事情的开端，有在百年以前就为此作准备的。比如周公经营东周，经过数百年等待周平王向东迁都。然而等到收取天下的士人、考察他们贤能和不肖的分别时，却未曾只在开始阶段就把他们的才能完全判定。曾经在诸侯那里举荐他们，在太学考察他们，引导他们到射宫，又用弓箭考验他们，这样已经十分完备了。然而管叔、蔡叔，是周文王的儿子，是周武王、周公的弟弟。他们一出生就与周公等相处，周公熟悉知道他们性情所喜所恶，加上让他们居于大学、在射宫学习，应该了解得更详细了。然而他们不肖的实际情况，最终没有在这时显露出来。等到他们出任诸侯、代天子监国，面对大事却不能自己决定，这才败露，显现出他们不肖的才能。况且张弓射箭时一次也不失仪态，这种不肖之人有时也能做到；圣人难道会认为这样就足以穷尽一个人的才能吗？大概只是先借此取得名声，收取天下士人，然后再观察他们面对事情时的表现，罢黜其中不肖的人。所以说：开始时无法制约，就在末尾制约。譬如有人在沙中寻找金子，把沙金聚拢起来再扬去沙土；正因为扬洗得精细，所以在扬洗之后再检验金子，便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了。否则，金子和沙砾都会一概不予收取。因而想求得天下所有贤能俊杰，不如放宽对他们开端的考察；想在天下官吏中考核实际成绩，不如把最终考察做得精细。如今天下的官职，从宰相府直到一县的丞、尉，数量实在多得无法计算；然而官职的大数已经确定，其余官吏却超出了官籍的编制。大臣建议减少任子、削减进士名额，以求使天下便利。我私下观察古人的制度，在开始时宽略，在末尾精细，使贤能者容易进用，而不肖者容易被发现。容易被发现，所以容易退去；容易进用，所以贤能者众多。贤能者大量进用而不肖者容易退去，又何必忧虑官员冗滥呢？如今却在开端处设置艰难，我私下恐怕贤能者难以进用，而不肖者也会因此无法辨别。现在进退天下士大夫的权力，内在御史，外在转运使；而士大夫中清白无过、可以任用为吏的人，其实没有限制。相公为什么不按照这个意思推想一下呢？往年吴中复在犍为一个月，就罢免了两个官吏。吴中复离职以后，因罪被免职的官吏，长达一年也没有一个。不过，这只是苏洵个人所见；天下如此广大，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可以推知了。国家法令十分严厉，苏洵从蜀地来，看见凡是做官和经商的人都不缴纳赋税；除非是追捕、差役和调发，其他事情都可以役使天子的百姓，因此知道天下犯法的官吏非常多。按照他们犯法的事实加以罢黜，十年以后，官职分派不足的问题将会缓解；这项权力在御史、转运使，而御史、转运使的权力实际上在相公手中，只是很容易办到罢了。如今四方士人聚集在京师，议论纷纷，没有不谈这件事的，然而都没有人肯向上进言，实在是因为担心这近于为自己谋私。苏洵是西蜀人，正在当世未被任用，幸好又不再把科举看得重要，所以能够在这件事上放言，不必担心嫌疑。恭惟相公慨然具有忧虑天下的心意，征伐四方以安定天子，坚定地立于朝廷以威服天下，声名显著、功业成就，文治武功兼备；这就是您一生所希望的享有重大功业、处于富贵极致，也再没有什么遗憾了。只是如果能够得到天下众多士人，与他们共同享受这些成就，或许可以再次激发您的志向，所以我终于把这些话告诉您的左右。希望相公明察。《上富丞相书》【苏洵】

译相公阁下：往年天子震怒，出京驱逐宰相，选用旧臣，认为他们能够托付天下，使其处在相府中同天下重新开始。而阁下的职位，实际上在第三等的位置。那时天下人都欢喜庆贺，认为阁下只是不肯做宰相，所以默默处在这里。如今正值困顿之后重新起用，起用后又恰好再次做宰相，而且又正逢这样的时机，难道还不作为吗？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待如此深厚，不作为又凭什么来符合君主的期望？所以大家都说：‘以后如果下达的命令不同于往日，一定是富公。’人们早晚等待，踮起脚抬头盼望，却一直望不见，忧惧不安而产生疑惑。唉，既然听不到，必定是相公远离了朝廷。进入京师以后，也仍然没有听到什么。不敢因此怀疑，仍然说天下人如此众多，几十年间局势如此而不改变，大家都说您是贤人。有人说：‘他内心自有道理，只是天下人从来没有看见。’然而我不能不忧虑。古代君子爱护一个人，就担心他不能成就事业。并且我曾听说，古代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与这样的人共事，大家都立于朝廷之上；只要让我们都知道他的为人，知道大家都是善人，然后才不会忧虑。一个人的身躯，却想独揽天下的事情，即使得到当世人的信任，同列之人只要说一句话使人怀疑他，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政令由别人发出而自己不害怕，事情不由自己办理而自己不嫉妒，这两点只有善人能够做到；但仍然希望得到他们的真心。至于普通人，政令由别人发出便害怕损害自己，事情不由自己办理便嫉妒别人成功，因此产生不平之心。有的人处在我之前，有的人立在我之后，而他们都有不平之心，那么自身就危险了。所以君子处在这种关系中，总要避免使他们对自己产生不平。周公站在明堂接受天下事务，召公却疑惑。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就会对重大事情疑惑，召公仍然没有相信周公的这片心意。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和蔡叔后，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使召公安定自身，也使成王安定。因此，凡是安定自身的办法，都是为了安定周朝。召公对于周公，管叔、蔡叔对于周公，这两方面也都有不平之心，认为周朝的天下周公将要最终夺取。周公诛杀那些不平之心已经无法用言语告知的人，把可以告知的事情告诉他们，来调和他们的不平之心。那么，除非事情确实绝对不能告知，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他们内心的。天下的人，从士人到卿、大夫、宰相，聚集在君主之上，将要有所作为，还有什么忧虑而不能成功呢？只是不能忍受一点小小的愤怒，因而造成不平的裂隙，就会损害大事。所以君子忍受小的愤怒，宽容小的过错，堵塞不平之心，然后面对大事听从命令。况且我的小愤怒，不值得用来改变我的大事，所以宁可对小事稍加宽容，使彼此之间没有细小的隔阂。古代君子与贤能者同处而共同欢乐，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很详细。不幸与不肖者相处，却不谋划大事而只治理细节，就会远离实际事情，对当世没有益处。因此，天下无事时，才可以同他们争论这些；否则就不能这样做。从前诸吕掌权，陈平忧惧，没有办法可想。陆贾进去见他，劝说他同周勃交好，陈平采用了这个策略，最终得到绛侯周勃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一个质朴刚强的人，不是陈平招致他，又是谁呢？所以贤能者要使不贤能者发挥作用，并不是不贤能者能够招致贤能者。过去陛下即位初年，任用莱公为相，只因为他身边有小人，不能诛除，又不能同他们相安而无愤怒，最终因此被斥退。等到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想在短短几年内把天下事情全部治理好，失误在急躁而不能忍受小的愤怒，因此群小人也急忙把他驱逐出去。一旦离去，便再也没有被任用，直到终身。恭惟阁下凭借世间罕有的才能，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您深谋远虑，必定有所安排，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苏洵是西蜀人，私下对当今世事有志向，希望能在堂上拜见您。恭请阁下深思此事，不要忽略。《应制举上两制书》【苏轼】苏轼听说古代有贵贱的界限，有圣贤的分别，这两者彼此相胜，不能混在一起，形势本来如此。只讲究贵贱的界限，就不知道圣贤的高尚；只实行圣贤的分别，就不知道贵贱的差等。从前子思、孟轲这些人，不被诸侯接见，便在野外耕作；乡里小吏到他们门前一声呼唤，他们就提起衣裳跟随而去。至于齐、鲁拥有千乘兵车的君主，拿着币帛、执持贽礼，通过门人表示愿意向他们执弟子礼，他们却闭门不接纳。这不只是故意做出奇异举动，而是要说明圣贤的分别不能同贵贱的界限混淆。所以他们提衣跟随小吏，君子不认为这是畏惧；他们闭门拒绝诸侯，君子也不认为这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各自的身份界限已经确定。士人贤能或不肖，本来各有不同。子思、孟轲不可能要求人人都达到，但贵贱的界限、圣贤的分别，这两件事总不能不知道。世道衰败，人们不能深刻明白这两点，却把它们错杂实行，施用时又不得其当，所以两方面的道理都丧失了。如今苏轼出生于草野尘土之中，长期同州县小吏相处，他的官爵势力显然不足以同世人相比。而诸位公卿的尊贵，甚至能够同君主揖让周旋而没有隔阂；大车四马来到门前的人，苏轼却徘徊不敢进去。

译苏轼没有公务却贸然来到庭前，要求以宾客之礼拜见执事，本来已经在贵贱的界限上获罪了。不过，当世君子不因为我愚昧浅陋，就让我参加制举的最后考试；朝廷之上也不因为我疏远卑贱，就让我进献狂放的议论。苏轼也就忘记自己不肖，认为这是两汉君主勤勉求取人才、亲自降低声色言辞来询问政事的做法。我的才能虽然不足以希望跻身圣贤之间，但学习圣贤之道、研究他们的言论，则是我所恪守的身份。因此我孤零零地前来，仰面不知道明公的尊贵，低头也不知道自己的卑贱，不经过介绍，不等待辞让，直接谈论当世的事情，毫不委曲，是因为我认为贵贱的界限不应当施用于这里。我听说，治理事情不如治理人，治理人不如治理法，治理法不如治理时势；时势，是国家存亡所系，也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周朝衰微时，当时的人没有不苟且偷安而不能自立的；周朝即使想使他们振作自立，也无法做到，所以周朝灭亡。秦朝衰微时，当时的人没有不贪图利益而缺乏仁爱的；秦朝即使想使他们仁爱，也无法做到，所以秦朝灭亡。西汉衰微时，当时的人没有不柔弱怯懦、谨慎畏惧的，所以君臣彼此防备而陷入危境；东汉衰微时，当时的人没有不矫饰偏激、奋发严厉的，所以贤者与不肖者不能相容，以至于天下大乱。时势难道是人们自己造成的吗？实在是王公大人造成的。苏轼将要论述当今时势的弊病，并认为这种权力在诸位公卿手中。诸位公卿所喜欢的，天下没有不喜欢；诸位公卿所厌恶的，天下没有不厌恶。所以苏轼冒昧把今天的两种忧患告诉执事：第一，使用法令过于严密，却不体察实情；第二，喜好名声过于高尚，却不合乎实际。这两点，是时势最大的祸患。什么叫使用法令过于严密而不体察实情？从前天下没有平定，法令还没有建立，人们便按照自己的私意行事，仁厚的人尽量施行仁厚，勇敢的人充分发挥勇力，君子小人无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不被规矩束缚，所以容易建立功劳，也容易造成混乱。等到天下得到治理，人们无不趋向法令，不敢使用自己的私意，只知道服从法律；因此即使贤者有所作为，也一定以合乎法令为限，不敢在法律之外另行措意。人胜过法，法就成为空器；法胜过人，人就成为占着职位的备用之人。人与法并行而互不压倒，天下才会安定。如今从一命以上直到宰相，都把奉行法令、遵守命令称为尽职，拱手任凭法律裁处，说：‘我哪里能够自由呢？’法令既然大为推行，所以人都成了占着职位的备用之人。事情成功了，事情失败了；天下得到治理了，天下陷入混乱了，所有人都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法令造成的。’法令的弊病，难道不是也太严重了吗？从前汉高帝时，留侯担任太子少傅，位次在叔孙通之后；周昌也由御史大夫降为诸侯国的相。天下有缓急之事，功臣即使被贬谪也不怨恨，这也说明君臣之间的欢洽，并不是靠法令彼此牵制。如今天下之所以任凭法令，是什么原因呢？任凭法令产生于自我怀疑，自我怀疑产生于私心太多。天下如果没有私心，才能在法律之外施展自己的才智；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有清楚的信心。唐永泰年间，奸臣执政，政事靠贿赂办成；唐德宗发愤而任用常衮，常衮一概依法办理，四方的奏请没有能够获得批准的，然而天下闭塞，贤者和愚者不能分别，君子并不认为常衮有能耐。崔祐甫做宰相，不到一年就任用了八百多个亲旧，有人以此讥刺他，崔祐甫说：‘不是亲近和旧识的人，怎么能够了解他们？只在于所任用的人是否合适罢了。’君子认为他善于运用法令。如今天下人泛泛而行，没有人深思远虑，都是任凭法令造成的过失。什么叫喜好名声过于高尚而不合乎实际？从前圣人治理天下，是使人各自发挥才能，彼此补助。才能不专一就不能专精，不能专精就不能成就自己。尧舜时代，伯夷在后稷、契等人之后，他们都不过是各自专长于一门技艺、办理一项职务，以尽自己的才能。到了他们的子孙，世代守护各自的事业而不改变；后稷不敢自认为懂得礼，契也不敢自任为播种之事。到了三代时期，也都是各自贡献才能、安于自己的习业，不相互侵犯超越。凡是典籍所记载的，除圣人之外，都止于专长一门技艺、办理一项职务，因此他们的技艺无不精湛，职务无不办好。后世所希望却不能达到的境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向下到汉代，汉代君子各自致力于自己的长处来彼此辅助，所以史书所记载的汉武帝、汉宣帝时期，从公孙弘、魏相、邴吉以下，都不过凭一种才能在当世著名。一个人各有才能，才能各有大小；才能大的安于自己的大才而不忽视小事，才能小的乐于自己的小才而不羡慕大才，因此各自适合自己的用途而不丧失所长。到了后世，上面失去了正确的治道，天下士人都有奢侈的心愿，以只凭一门技艺著名为可耻，却想穷尽天下所有的才能和事务，因此丧失自己的长处，最终变得毫无用处。如今的士大夫，实际上正患有这种毛病。做官的人没有不谈王道、论述礼乐的，都想恢复三代、追踪尧舜，最终却不能实行，于是世间事务也因此不能办成。求学的人没有不谈论天人关系、推究性命之理的，最终却不能穷尽其理，于是世间教化也因此不能彰明。自我期许过高，所要处理的事情过于广泛；期许过高就没有实际用途，范围过广就不能建立功劳。因此贤人君子遍布天下，而事情却不能建立。听他们的话，夸大宏伟而令人高兴；考察他们的成效，却空泛无边而没有切实内容。这都是喜好名声过深的过错。只有古代的圣贤，建立功业，兴办有利之事、抵御祸患，甚至对于百工和小民的事务，也都有值得观赏之处。不像今天因循苟且、粗疏冒失的情形，它的原因大概就出在这两点吧？恭惟明公才略宏伟，器量宽厚，学术广博，声名光辉，冠绝一时而震动百世。百世所仰望、所希望匡正的人，只要您的意向有所指向，天下就会奔走趋附。这样看来，您怜悯时局、忧虑世事的心情，或许会从这些话中有所取法。苏轼对此还有更深的话想说，只是不敢说了。不宣。苏轼再拜。《上昭文富丞相书》【苏辙】

译苏辙是西蜀人，今年二十二岁，有幸得到天子授予的一命之爵，饥寒穷困的忧患还没有侵入内心，身体也没有服劳役、受劳苦的忧患；所任职务不过是处理文书、米盐之类的事务，而且还没有能够从事一番事业来充分发挥自己。正当闲居时，不能胜过心中纷繁的思虑，也不忍心自我放弃，想到天子宽厚仁惠，对天下没有什么忌讳，而我苏辙不在自己强壮闲暇的时候早早有所发明来实现志向，又还能做什么呢？恭惟天子设置制策科，是要等待天下豪俊魁伟之人，因此苏辙不自量力而参加了这件事。天下的事情，上自三王以来直到当今，其论述大体已经完备了，但我心中仍有不能释然之处。古代帝王难道一定才多，必须亲自去做所有事情吗？做事有关键，居于君位也有方法。所以汉高皇帝胸襟宏阔而举止简慢，却足以吞并项氏的强大势力；汉文皇帝宽厚仁慈，是长者风范，却足以制服天下的奸诈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任用人才，人才便为他所用。所以不用劳苦亲自操持，也能成功。至于汉武帝，才力有余，聪明睿智超过汉高祖、汉文帝，然而把这些才能施用于天下时，有时反而受挫而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把事情交给别人，而是亲自使用自己的才能。由此看来，天子的责任，也只在于任用人才罢了。我私下认为，当今天下所谓有才而可以大用的人，除了明公还能是谁？在公卿之间推举出来，您最有功劳；列在士民之上，您最有德行；播扬到遥远的地域，您最有勇气。这三点，除了明公还能是谁？而明公实际担任宰相，那么我们的君主所应当履行的君主职责，大概已经完成了。古代圣人高拱无为，寄望于百世之后被称为明主贤君，大概这样也就可以了。然而天下还没有得到治理，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向下寻求郡县官吏，他们说‘不是我能做的’；向上寻求朝廷百官，他们说‘不是我的责任’。明公处在宰相这个位置上，又将用什么话推辞呢？唉，难道也曾有人用秦越人的事情来劝说明公吗？从前秦越人因医术闻名天下，天下人都把性命交给越人。越人不在，患病而死的人，没有一个不自我安慰说自己的病不是真病，自己的死也不是真死。后来有一个病人遇到越人，把自己托付给他说：‘我把身体交给您，您只需施展您的才能治疗它，不要替我另行操心。’ 越人说：‘唉，难啊！您的病虽然还不至于死亡，却很难治愈。迅速治疗，就会伤害您的四肢；缓慢治疗，治疗过程又劳苦漫长，使您不肯让它消除。我并不是不能治好，只是害怕这两种结果。伤害您的四肢之后才能除去您的病，天下人就会认为我医术不精；而病不能除去，天下人就会认为我不是医生。这两件事在我心中交战，不能释然。’不久，越人见到那个人，那个人说：‘您只是懂得行医之医，却不知道还有不按常法行医之医吗？如今不按常法行医的人，有所冒险施行而不顾后果，因此能够应对无穷的变化。如今您谨守严密的法度，处处考虑万全，那么您还只是懂得行医之医罢了。天下的事情，急着办理就会丧失，缓办反而能够取得；但过于迟缓就来不及了。孔子说：‘道难以实行，我已经知道了。聪明人超过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天下的忧患在于不知，又有知道却超过分寸的人，那么这条道确实难以实行了。从前世上的贤人担忧世人爱惜爵禄，不忍以自身去尝试艰难，所以身居上位的人奋不顾身地争取天下的公利而忘掉私利；处于下位的人也不敢爱惜自身，大声呼喊、喧闹争辩，来攻击指责上位者的缺点。这两种人可以说胜过天下的士人了，却仍然不能免于不明白道理。为什么呢？不知道保全自身就是使天下人安定，不知道重视自己的作为就是重视君子的势力，却把自己的才能轻率地用于寻常事务，这仍然只是匹夫的聪明罢了。我私下看，明公执政至今五年，天下没有听到您慷慨激烈的名声，却每天听到您敦厚的声望。想来明公大概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仍有秦越人所说的那种顾虑。苏辙读《三国志》，曾看到曹公同袁绍长期相持而不能决胜，曹公询问贾诩，贾诩说：‘您在明察上胜过袁绍，在勇敢上胜过袁绍，在用人上胜过袁绍，在决断时机上胜过袁绍。袁绍的军队多于您百倍，您划地同他相守半年，袁绍不能交战，那么您胜利的形势已经显现了。然而久久不能决战，想来只是顾虑万全的过失罢了。’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相似。如今天下人之所以抬头仰望明公，难道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希望明公稍加思考这些话，应当能够想出办法来解除天下人的期望。不宣。苏辙再拜。《上文侍中论榷盐书》【苏轼】留守侍中阁下：当今天下功勋与德行都很高，受到主上的倚重信任，声誉与实际都很盛，被士人百姓寄予厚望，没有谁像明公一样。您三代受恩，理应同社稷共同忧患；即使如今身在外地，凡是关系安危而不属于职务范围、却值得忧虑的事情，尚且应当竭力争辩，何况事情关系到本职而且忧及百姓呢？我私下想，明公一定已经进言，只是别人不知道；如果还没有进言，那么愿意献上我的愚见。近来三司使章惇建议请求在河北、京东实行盐榷，朝廷派遣使者查察，又召周革入朝觐见，已经形成决定了。章惇说：‘河北和陕西都是边防地区，只有河北不实行盐榷，这是祖宗一时错误的恩典。’苏轼认为，陕西的盐同京东、河北不同。解池广大不过数十里，既不可能放任给百姓，官府也容易把它控制收取。青盐从北方中部运来，有可以禁止的办法，但法律虽然存在，实际上仍不能实行。城门之外，公然食用青盐。如今东北沿海一带都是盐，想把它控制收取，正同淮南、两浙没有区别。苏轼在余杭时，看到两浙百姓因犯盐法获罪的，一年达到一万七千人，却没有办法禁止。

译奸民用兵器护送，官吏和士卒不敢接近他们，常常成百人结成一伙；只是他们不被当作其他盗贼办理，所以官府上下都知道，却不把情况上报。东北人的强悍远远超过淮南、两浙；平时持椎抢劫的奸民，常常在各路中最为严重，一旦实行盐榷，那么祸患就很难用一两件事情来计数。由此看来，祖宗以来唯独不在河北实行盐榷，正是因为事情适宜如此，怎么能说是错误呢？况且盐榷虽然有旧例，但总的说来并不是王政。陕西、淮南、两浙既然还不能废除，又想让京东、河北跟随实行，这就好像对患风痹病的人说：‘我的左臂已经病了，右臂为什么偏偏完整？’难道还可以用酒色去损害它吗？如今议论的人说：‘我们的办法同淮南、两浙不同。淮南、两浙的百姓不能免于私贩，灶户不能免于私卖，是因为官府收购价格低、卖出价格高。’现在我们低价收购、低价卖出；假如每斤官府用三钱买入，就用四钱卖出。盐商从灶户那里私下购买，就是贪图价格低廉。价格再低也不能低于三钱，灶户都能得到三钱。他们宁可把盐卖给官府吗？还是要卖给私商而犯法呢？这必然是不犯法的办法。这样的看法同儿童的见识没有区别。东海到处都是盐，只要民力能够达到，就没有放弃不煎制、煎制后不出售的。而近些年官府的钱财常常像是困窘不足，遇到紧急时，各种支出横生，有限的钱去购买无穷的盐；灶户有每天柴米的忧虑，而官府的钱要到一年以后才支付，那么利润必然无疑会归于私贩。人食盐的需要，不像饥饿时对五谷的需要。五谷缺乏，尚且会节省口粮、并日而食，何况盐呢？所以私贩法令严厉而官盐昂贵，百姓中贫穷怯弱的人有的就不吃盐。从前在浙中时，我见山谷中的人有几个月不吃盐的。如今将要在东北实行盐榷，当地风俗一定不像往日那样嗜咸，却还希望官府盐课不亏损，恐怕很稀奇。况且淮南、两浙的官盐本钱轻而利润重，即使有积压滞销，官府也没有受损。如今以三钱为本钱，只取一钱利润，除了官吏俸禄、收购奖赏、修筑仓廒等费用以外，所得已经没有多少了。一旦积压滞销，官府的损失哪里能够计算？失去百姓而得到财利，明智者不会这样做，何况百姓和财利两方面都损失呢？况且灾祸没有比开头渐渐形成更大的；至于用人，现在两路还没有盐禁，所以改变起来困难，致使商议经过多年仍未成功。自古以来，办事想求迅速而不采纳众议的，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然而事情仍然拖延这么久，正好说明开创之初的困难。如今既然已经实行盐榷，日后国家用度不足，便可以提高价格、贵价出售，有司会认为这是熟悉的办法，发出半纸公文就能决定。况且明公能够保证日后不会加价吗？不只是明公不能保证，如今的执政者又能自己保证吗？如果不能保证，那么两路的祸患就从今天开始了。东北的蚕丝衣被天下，养蚕不能没有盐，而议论的人却轻率地想夺取它，这就是在危害天下。明公难道不能深切悲悯并迅速挽救吗？有人认为朝廷已经形成决定，即使争辩也一定不会听从；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从前手实造簿正赫然推行法令时，苏轼曾经论说不可实行。那时太原韩公正任职政府，没有实行此法，手实最终废止，百姓依靠它稍稍得到安宁。如今执政者所想必定推行的，只有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罢了，其他事情还可以希望万一。有人又认为明公将要年老了，如果还要有所争辩，那么请求退休就困难；这也是苏轼所不能理解的。假使明公的意见幸而被听取，委屈自己稍稍留任，以保全两路百姓，又有什么不可以？不幸意见没有被听取，这是议论不合皇上心意，那么您退职就更加容易了。希望您稍稍留意此事；苏轼不过是一郡守，尚且认为这是职分上应当忧虑的事情，还冒昧把话报告给您左右，明公难道能够置之不理吗？冒犯了您的威严和尊重，我只能俯伏等待治罪。《上韩枢密书》【苏洵】太尉阁下：苏洵著书没有其他长处，一谈到军事，论述古今形势，便自比于贾谊所进献的《权书》。虽然古人已经逝去，但成败的踪迹如果能够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施用于今天，没有什么不可行。昨天因请求拜见，求您允许我进献末篇议论，太尉已经答应了。我谨慎撰写这些言论，语言朴实直率，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谈论，也没有高深难行的主张。太尉只取其中的大纲，不要责怪它不够纤细详尽。古代真正困难的，不是用兵决胜，而是蓄养军队却不使用它，这才可怕。如今水流在山上冲激，放入大海，决开它可以成为沟渠堤塍，堵塞它可以成为池沼，这些天下人都能做到。至于使长江黄河奔流，使淮水、泗水汇聚成洪波，蓄积成大湖，万世以来不泛滥，自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军队，是聚集天下不义之徒，授给他们不仁的武器，教他们做杀人的事情。只有天下还没有安定、盗贼还没有消灭，然后才有机会施展他们不义的心，使用他们不仁的武器，尝试他们杀人的事情。到了这种时候，勇敢的人没有剩余的力量，聪明的人没有多余的谋略，机巧的人没有剩余的技能；因此，他们不义的心转变为忠诚，不仁的武器用于不仁之人，杀人的事情施加在应当被杀的人身上。等到天下已经平定，盗贼已经消灭，那些不义之徒聚集而不散去；勇武的人还有余力，就想着用来作乱；有智谋的人还有余谋，就想着用来行奸；有技巧的人还有余技，就想着用来行诈。于是天下的祸患纷纷出现了。这就像虎豹整天不捕杀，就会跳跃长啸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整天不螫人，就会啃咬草木来施放毒液一样。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野之间奋臂而起，秦、楚无赖子弟成百上千地结伙，争相起兵响应的数也数不清。转战了五六年，天下厌恶战争。项籍死了，高祖也已经年老。当时，他分封诸将为王，改定律令，使天下休养生息；可是韩信、黥布等人相继起兵的共有七国。高祖死在铠甲兵器之间，也没有人能够制止这种局面。祸乱接连延续到吕氏之祸，直到孝文帝以后才安定下来。这究竟为什么起事容易而收拾困难呢？刘邦、项羽的势力，起初仿佛决堤的河水，顺流而下，确实令人欣喜；等到它崩溃四散，放纵于数百里之间，却只能拱手相看，没有人能够挽救。唉！如果没有圣人，靠什么来善后呢？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胄，防备跋涉险阻，来砍除四方的蓬蒿。

译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遍布天下；一旦卷起铠甲停止战争，传到第四代，天下仍没有变乱。这是什么办法呢？荆楚、九江一带的土地，不分给诸将；韩信、黥布之流也就没有机会萌发异心。即使如此，天下虽然没有变乱，但军队长期不用兵，不义之心积蓄起来而无处发泄，便饱食安逸，想向善良百姓逞强。他们平日无事时，尚且发出怨言来向上邀功；一旦有事，更不是给他千金就能役使的人。往年诏令天下修缮城池，西川的事情，我实在亲眼见过。凡是郡县的富民，全都登记姓名，取得数百万钱，用作酒食馈送和军饷的费用。杵声还没有停止，城墙却总是随即毁坏；这样过了几年才安定下来。事情办完，官吏彼此庆贺，役夫彼此夸耀，仿佛打了胜仗凯旋，正等着接受赏赐。近来我在京师田间小路间行走，那些人常常结伴私语，毫无忌讳；从当地人那里听说，春天时尤其不忍听闻。大概这时已经是五六月了。京师担心水患，锄头、耰、畚箕、筑土工具排列在两河岸边，官府每天耗费千万钱，传呼慰劳的声音绵延数十里；他们仍然愁眉不展、像狼一样回头张望，没有人肯出力效劳。况且，内有京师所听闻的情形，外有西川亲眼所见的情形，天下的形势如今究竟怎样呢？驾驭将领，是天子的事情；统率军队，是将领的职责。天子养尊处优，树立恩德并收取名声，与天下人共同享受欢乐。因此，天子的道术不可以用来统率军队。臣子应当执法而不求徇情，尽心尽力而不求名声，拼死效力来捍卫社稷，使天下人的心只系于一个人，而不牵涉其他。所以统率军队是臣子的事情，不可以使天子劳累。如今所忧虑的，是大臣喜好名声而害怕诽谤。喜好名声，就多施加私恩；害怕诽谤，就不能坚决执法，因此天下军队骄纵到这种地步，却没有人能够制伏。近来狄公在枢密府，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取得了他们的欢心；太尉正好接替他。那个狄公只知道驾驭外部军队的办法，却不知道治理内部军队的道理，这是边将的才干。古时候，军队在外，爱戴将军而忘记天子；军队在内，爱戴天子而忘记将军。爱戴将军，所以肯作战；爱戴天子，所以肯守卫。狄公把驾驭外军的心态施用于内军，太尉又不反过来采用相应的办法，那还凭什么治理呢？有人认为，军队长期骄纵而不能治理，一旦用法令防禁，恐怕会因此发生叛乱。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接替了他。李光弼将到任那天，张用济被斩于辕门，三军都战栗不安。凭临淮王李光弼的强悍，来接替汾阳王郭子仪的宽厚，三军将士便肃然如同婴儿离开慈母怀抱，站在严师身旁，哪里敢发生什么乱子？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即使严厉，婴儿也不敢因此怨恨父母；将相即使严厉，天下人也不敢因此责怪君主。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天子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所以天下人都盼望他使人活；等到他杀人时，天下人会说：‘这是天子杀的。’因此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子奉行天子的法令，即使杀人很多，天下也没有地方归咎怨恨。这就是先王用来威服、安抚天下的办法。伏望太尉思考天下长久安定的道理，不要希求一时的名声；竭尽至公之心，不要顾忌三军的许多议论。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团结军心，太尉施加威武来振作他们的懈怠。他们想到天子深厚的仁德，就会敬畏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太尉的威武，就会爱戴而不至于骄纵。君臣关系合乎体制，敬畏与爱戴的原则也就建立了。若不是太尉，我还能指望谁呢？《文编》卷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四十七 明代唐顺之编 《乐毅报燕王书》【《史记》】臣不才，不能奉行大王的命令，来顺从左右近臣的心意，恐怕损伤先王的英明，妨害您的大义，所以逃跑到了赵国。如今您派人列举罪状责备我，我担心侍从近臣没有察知先王收养宠信我的原委，也没有说明我侍奉先王的心意，所以冒昧写信答复。我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不会把俸禄私下给予亲近的人；谁的功劳多就赏赐谁，谁的才能相称就任用谁。因此，考察才能而授予官职，是成就功业的君主；评论品行而结交，是树立声名的士人。我私下观察先王的举动，发现他有超过世俗君主的胸襟，所以借出使魏国的机会，使自己受到燕国的考察。先王错误地提拔我，把我列在宾客之中，置于群臣之上，不与父兄商议，任命我为亚卿。我自己实在不知分量，只以为奉行命令、接受教诲，或许可以幸免获罪，所以接受命令而不推辞。先王对我说：‘我对齐国积怨很深、怒气很重，不顾力量轻弱，想把齐国作为攻击目标。’我说：‘齐国承继霸国的余业，保有最强盛的旧有势力，精通兵甲，熟悉战事。大王如果想讨伐它，必定要和天下共同谋划。要和天下共同谋划，没有比结交赵国更好的了。况且淮北、宋地，也是楚国、魏国所想要的。’ ‘如果赵国答应，并约定四国共同攻打齐国，齐国就可以受到重创。’先王认为有道理，备好符节，派我向南出使赵国。我回国复命后，便发兵攻打齐国，凭借上天的道理和先王的神灵，黄河以北的土地随着先王一并攻取。到了济水之上，济水之上的军队奉命攻齐，大败齐国的轻装精锐部队，长驱直入齐国都城。齐王逃往莒地，仅仅保住自身性命。珠玉财宝、车辆铠甲和珍贵器物全都收入燕国，齐国的器物陈设在宁台，大吕钟陈列在元英，古鼎返回磨室。蓟丘的树木，移植在汶水边的竹林中。自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赶得上先王的。先王认为志愿已经满足，所以割地封赏我，使我的地位可以比得上小国诸侯。我自己实在不知分量，只以为奉行命令、接受教诲，或许可以幸免获罪，因此接受命令而不推辞。我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功业建立后不会废弃，所以载于《春秋》；早有见识的士人，声名成就后不会毁灭，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像先王报仇雪耻，消灭万乘强国，收取八百年的积蓄；直到他抛弃群臣的时候，遗留下的教化仍未衰败。执掌政事、担任职务的臣子，修明法令，谨慎对待庶孽，恩惠施及百姓，都足以作为后世的教训。我听说：善于创作的人未必善于完成，善于开创的人未必善于收尾。从前伍子胥的主张得到阖闾听从，吴王便远行到郢地；夫差不听从他的主张，赐给他鸱夷袋，把他投入江中。吴王没有醒悟到先前采纳伍子胥的意见可以建立功业，所以沉杀伍子胥后也不悔恨。伍子胥没有及早看出君主器量不同，因此到了投江而死的地步。保全自身、建立功业，以彰明先王的事业，这是臣的上策；避开毁谤羞辱，不使先王的名声坠落，这是臣最害怕的事。面对不可预测的罪祸，却把侥幸当作有利之事，是义理所不允许的。臣听说古代君子，交往断绝也不说坏话；忠臣离开国家，也不洗刷自己的名声。臣虽不才，曾多次从君子那里接受教诲。恐怕侍从近臣偏听亲近者的言论，不能察知疏远之人的行为，所以冒昧献上此信，使您听到这些话。唯愿君王留意。《李斯谏秦王书》【《史记》】臣听说官吏们正在商议驱逐客卿，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取贤士，向西从戎地得到由余，向东从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从晋国求得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都不是秦国出生的，但秦穆公任用他们，兼并了二十个国家，于是称霸西戎。孝公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风俗，百姓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攻取三川之地，向西兼并巴、蜀，向北收取上郡，向南夺取汉中，包围九夷，控制鄢、郢，向东据有成皋的险要，割取肥沃土地，于是瓦解六国的合纵，使它们面向西方侍奉秦国，功业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王室，杜绝私门，逐步蚕食诸侯，使秦国成就帝王之业。这四位君主，都是凭借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地方呢？假使当初四位君主拒绝客卿而不接纳，疏远贤士而不任用，就会使国家没有富足的实际，秦国也没有强大的名声。如今陛下拥有昆山的美玉，佩有随侯珠、和氏璧，悬挂明月珠，佩着太阿剑，乘坐纤离马，树立翠凤旗，设置灵鼍鼓。这些珍宝没有一样产于秦国，可陛下却喜欢它们，为什么呢？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然后才可以使用吗？如果这样，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朝廷，犀角象牙制成的器物就不能供玩赏，郑国、卫国的女子就不能充实后宫，骏马和駃騠就不能充满外厩，江南的金锡就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就不能拿来彩绘。用来装饰后宫、充实后列、愉悦心意、满足耳目的东西，一定要出自秦国然后才可以吗？如果这样，那么宛地的珠簪、傅地的珠耳饰、阿地的白绢衣服、锦绣装饰就不能进献到面前，随着风俗而文雅美丽、姿态幽美的赵国女子也不能侍立身旁。敲击瓦缶、拍着大腿弹筝而歌唱，发出呜呜之声使耳朵畅快的，是真正的秦国音乐；郑、卫、桑间以及《昭》《虞》《武》《象》，是别国的音乐。如今舍弃敲击瓦缶而取用郑、卫之乐，放下弹筝而选择《昭》《虞》，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是使眼前心意畅快，适合观听罢了。如今选用人才却不是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曲直，不是秦国人就弃置，是客卿就驱逐。这样看来，所看重的是美色、音乐、珠玉，所轻视的却是人民。这不是用来横跨海内、制服诸侯的办法。臣听说土地广阔，粮食就多；国家广大，人口就多；军队强盛，士卒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够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择取细小水流，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君王不拒绝众多百姓，所以能够彰明自己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四方，人民不分异国，四时都充满美好，鬼神也降下福祉。这就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如今陛下不能这样，抛弃百姓来资助敌国，拒绝客卿来使诸侯成就功业，使天下士人退缩而不敢向西来，裹足不入秦国。这就是所谓借兵器给寇盗、送粮食给盗贼。物产不出自秦国但可珍爱的东西很多，士人不出生于秦国但愿意效忠的人很多。如今驱逐客卿来资助敌国，损害百姓来增益仇敌，使国内空虚，国外又在诸侯中树立怨恨。想求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鲁仲连遗燕将书》【《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