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四十七

译我听说，智者不违背时势而放弃利益，勇士不因怕死而损毁名声，忠臣不把自身放在君主之前。如今您只为一时的愤怒而行动，不顾燕王将失去臣子，这不是忠；杀死自己、使聊城陷亡，却不能在齐国树立威信，这不是勇；功业废弃、名声毁灭，后世无人称道，这不是智。因此，智者不会反复筹划，勇士不会因怕死而退缩。如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都只在这一时之间。希望您详细谋划，不要与世俗人一样。况且楚国进攻南阳，魏国进攻平陆，齐国没有向南进取的打算，认为失去南阳的危害，不如得到济北的利益，所以决定计策并坚守济北。如今秦人出兵，魏国不敢向东，秦国的横向势力一旦合拢，楚国的形势就危险了。况且放弃南阳，防守右方疆域，保存济北，是必然要实行的计策。如今楚、魏相继退兵，燕国的援军又不到，齐国没有与天下共同谋划的打算，只和聊城共同据守；这样拖延一年造成的困顿，我已经看出您不可能取胜。齐国一定会在聊城解决战事，您不要再作别的打算。燕国遭逢大乱，君臣谋划失误，上下迷惑；栗腹带着十万军队出战，五次在外受挫，万乘之国被赵国围困，土地削减，君主困顿，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您听说了吗？如今燕王正寒心而孤立，大臣不足依靠，国家疲敝、灾祸众多，民心没有归附之处。如今您又凭聊城百姓抵抗齐国全部军队，拖延一年不能解围，这是墨翟守城的做法；让人吃人、烧骨头为炊，士卒没有回头逃跑的念头，这是孙膑、吴起用兵的情形，这些都已经在天下显现出来了。所以替您考虑，不如停止战争，休息士卒，整顿车辆铠甲，回去向燕王报告。燕王一定高兴，士卒百姓见到您就如同见到父母；交游之人挽袖挥臂，在天下议论您的功业，功名就可以显扬了。对上辅佐孤立的君主，制服群臣；对下养育百姓，资助游说之士；在天下纠正国政、改革风俗，功名就可以建立。或者您也可以舍弃燕国、抛开世俗，向东游说齐国吗？请齐国割地确定封赏，使财富可与陶朱公、魏国相比，世世代代以寡君相称，与齐国长久共存，这也是一条计策。这两种办法都能显扬名声、获得丰厚实际利益，希望您仔细谋划，审慎选择其中一种。况且我听说，拘泥于小节的人不能施行大威，厌恶小耻辱的人不能建立大声名。从前管仲射中齐桓公，箭钩住衣带，算是弑君未遂；丢下公子纠而不能随死，是怯懦；被束缚戴枷，是身体受辱。这三种行为，在乡里都行不通，世上的君主也不会任用他。假使管仲最终穷困，被幽禁而不能出来，羞惭而不敢见人，终年到死都如此，就免不了成为受辱而行为卑贱的人。然而管仲兼有这三种过错，却掌握齐国政权，使天下归于一统，九次会合诸侯，成为五霸之首，名声高于天下，光耀照及邻国。曹沫担任鲁君的将领，三战三次败退，丧失土地千里；如果曹沫的脚不离开战阵，不顾后果，出战只求必死而不求生还，那么就免不了成为败军之将、被擒的将领。曹沫若只是败军被擒，就不是勇；功业废弃、名声毁灭，后世无人称道，就不是智。因此他抛开三次败退的耻辱，退下来同鲁君深远谋划。如今齐桓公拥有天下，朝会诸侯，曹沫凭一柄剑的力量，在坛位之上劫持齐桓公，面色不变，言辞也不违悖。三次战争所丧失的土地，一天之内全部收回；天下震动惊骇，齐国的威势和信誉传到吴、楚，名声流传后世。像这两位先生，并不是不能践行小节、为小耻而死，而是认为牺牲生命、断绝后世，功名不能建立，那不是智慧。所以去除愤怒之心，成就终身的名声；消除感愤之耻，建立累世的功业。因此功业可以同三王争相流传，名声可以与天地长存。您一定要好好谋划。《薄昭与淮南王书》【《汉书》】私下听说大王刚强正直而勇敢，慈爱仁惠而厚重，贞正守信，富有才智，这是上天把圣人的资质赐给大王，十分盛美，不能不加以察省。如今大王的行为却不符合这种天赋。皇帝刚即位时，要更换在淮南的侯国封邑，大王不肯。皇帝最终还是更换了，使大王得到三县的实际封地，恩德十分厚重。大王因为从未同皇帝相见，请求入朝觐见；还没有尽完兄弟之欢，便杀害列侯来为自己树立名声。皇帝不让官吏干预其中，对大王宽赦得十分厚重。汉朝法令规定，二千石官缺额，总是上报汉廷补任；大王却驱逐汉廷所任命的人，请求自行任命二千石官。皇帝违背天下的正法而答应大王，恩德十分厚重。大王想把封国交还，做平民去守护真定的祖坟，皇帝不答应，使大王的母亲免失南面为王后的尊位，恩德十分厚重。大王应当日夜奉行法度，修治贡职，以报答皇帝深厚的恩德。如今却轻率发言、任意行事，使自己在天下蒙受诽谤，实在不是好计策。大王以方圆千里的土地为住宅，以万民为臣妾，这是高皇帝深厚的恩德。高帝经受霜露，沐浴风雨，冒着箭石，野战攻城，亲身负伤，才为子孙成就万世基业，艰难危苦极其深重。大王不思念先帝的艰苦，不能日夜警戒修身正行，奉养牺牲，丰盛粢盛，奉行祭祀，以不忘先帝的功德，反而想把封国交还而做平民，实在错得太过。况且贪图让出国家的国士之名，轻率废弃先帝的事业，不能说是孝；父亲为你打下基业而你不能守住，是不贤；不求守护长陵，却求守护真定，是把母亲放在父亲之前，是不合义；屡次违抗天子的命令，不能顺从教诫、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致使兄长显得无礼、宠臣获罪，大的设为禁防，小的施以肉刑，是不仁；看重平民的一剑之任，轻视王侯的地位，是不知好好学习大道，任性妄为，是不祥。这八件事，都是走向危险灭亡的道路，而大王却实行了它们，放弃南面为王的地位，逞用专诸、孟贲般的勇力，常常走在危亡的道路上。我所看见的，高皇帝的神灵一定不会在大王手中享受祭祀，这是明白无疑的。从前周公诛杀管叔、放逐蔡叔，以安定周；齐桓公杀死自己的弟弟，以复归国政；秦始皇杀死两个弟弟，迁徙母亲，以安定秦国；顷王失去代国，高帝夺取他的封国，以便于国事；济北王起兵，皇帝诛杀他，以安定汉朝。因此周、齐在古代这样做，秦、汉在当时也这样做。大王不察看古今安定国家、便利政事的原因，却想凭亲戚之情向天子求情，是不可能得到的。那些逃亡的诸侯、游历求官而侍奉他人的人，以及收留藏匿他们的人，按法律都要论罪。若这些人在大王封国之内，由官吏主管，也要连坐。

译如今诸侯的儿子中做官的，由御史主管；做军官的，由中尉主管；负责进出宫殿门禁的，由卫尉主管；大行令主管诸侯、蛮夷前来归附并申报户籍的人，以及逃亡后自行申报姓名户籍的人，由内史主管；县令主管那些想把相国之职交给下级官吏的人。想不让自己卷入他们的祸患，是不可能的。大王如果不改过，汉廷就会拘系大王于邸舍并论罪；相国以下的人又能怎么办呢？毁掉父亲的基业，退而做平民；所怜惜宠信的臣子都依法伏诛；被天下人耻笑，从而使先帝的德行蒙羞，这实在是我不希望大王采取的。应当赶快改变操守、改正行为，上书谢罪说：‘臣不幸早早失去先帝，年少时又孤处于吕氏当权之世，从未忘记以死报国。陛下即位后，臣依仗恩德，骄傲自满，行为多有不合轨法；追念自己的罪过，恐惧地伏在地上等待诛罚，不敢起身。’皇帝听到这些话一定高兴，大王兄弟在上面和悦欢欣，群臣在下面都能延长寿命，上下各得其宜，海内长久安宁。希望您仔细谋划，迅速实行；一旦实行时有所迟疑，灾祸就会像射出的箭一样，无法追回。《上张仆射论辰入酉出书》【韩愈】接到文书的第二天，我在使院中，有个小吏拿着院中的旧例和条目十多件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条不可接受：从九月到第二年二月底，都要早晨入院、晚上回去；除非生病或有事故，否则一概不许外出。当时因为刚接受任命，不敢说话。古人说过：‘人各有能做的事，也各有不能做的事，像这样，是韩愈所不能做到的。’如果压抑自己勉强执行，必定会发狂生病；对上不能为您办事，也会忘掉将来报答恩德的办法；对下不能自立，也会丧失自己立身的本心。既然这样，怎么能不说呢？执事选择我，并不是因为我能早晨入院、晚上回去，必定是因为另有所取。如果确实有所取，即使我不能早晨入院、晚上回去，您所取中的才能仍然存在。下属侍奉上司，事务不止一种；上司使用下属，事情也不止一种。应当量力任用，按照才干安排。对于他不能做的事，不强迫他去做；这样，下属不会因而获罪于上司，上司也不会因此怨恨下属。孟子说过：‘如今的诸侯没有大大超过别人的地方，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让人臣服于自己所教导的内容，却不喜欢让人臣服于自己所接受的教导。’如今的时代比孟子的时代又远远更差了，人人都喜欢听到命令便奔走的人，不喜欢能够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听到命令便奔走的人，是喜好利益的人；能够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是喜好义理的人。没有既贪利又爱君主的人，也没有既好义又忘记君主的人。如今的王公大人，只有执事值得听到这些话；只有我韩愈对执事，才可以说这些话。我有幸得到执事的知遇，已经有很久了。若您宽容我，使我不失去自己的本性；加以礼遇，使我足以成就名声。寅时入院，辰时完毕便退；申时入院，酉时结束便退，按此作为常规，也不会耽误事务。天下人听说执事这样对待我，一定都会说：‘执事爱好士人竟然如此，按照礼节对待士人竟然如此，使人不违背自己的道义而又能够宽容竟然如此，希望成全他人名声竟然如此，厚待旧交竟然如此。’又会说：‘韩愈懂得自己的归依竟然如此，不向富贵之人谄媚屈服竟然如此，韩愈的贤能竟能使他的主人按照礼节对待他竟然如此，那么即使死在执事门下也没有遗憾。’如果让我跟随队伍一同入院，随着队列奔走，说话不敢尽吐真情，行道有所屈从于自己，天下人听说执事这样对待我，都会说：‘执事任用韩愈，不过是怜悯他的穷困，把他收留下来罢了；’ ‘韩愈侍奉执事，不依循道义，不过是为了利益罢了。’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我每天接受千金赏赐，一年之内九次升迁官职，我会感恩，却不能因此向天下人说：‘他是知己，知己啊！’伏望您怜悯我有所不足，体恤我的愚拙，不计较我的罪过，察看我的言辞，施加仁心而采纳它。韩愈恐惧叩拜。《与鄂州柳中丞书》【韩愈】淮右的残余叛党还盘踞在巢穴之中，包围他们的军队将近十万人。他们瞪着眼睛说话艰难，自以为是武人，不肯遵循法度，互相抗衡、虚张气势，凭借势力窃取爵位、妄自尊大的人，肩挨着肩，土地连成一片。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击鼓发誓，率领众人向前进攻，只是每天派遣骑兵来索求赏赐和供应，帮助贼寇壮大声势罢了。阁下是书生，学习诗书礼乐，修养仁义，以法度约束自己；一旦弃文从武，击鼓率领三军前进，整顿军队、召集将士，亲自同他们共担辛劳，慷慨激励，与下级士卒同食，率领二州的长官来壮大士气，还斩断所骑的马来祭奠战死的士卒。即使古代名将，又有谁能超过这样呢？这完全是天赋的忠孝郁积在内心，又充分表现在外；一举一动都合乎机宜，因而在当世取胜，成为军中将领的榜样。难道是平日习惯了威暴之事，乐于战争的危险吗？我确实怯弱无能，不适合任用；听到您的声威，私下也增加了自己的气势，在朝廷之中、众人广集的场合，足以使武夫羞惭，让议论者知道，统率国家军队、掌握他人生死的人，不在那些人而在这里。面对敌人时要慎重，戒备轻率出入，实在应当善自珍重，以符合仰慕您的人的心愿，果真为国家建立大功，那就万分幸运了！不再详述。韩愈再拜。《又与鄂州柳中丞书》【韩愈】

译韩愈愚昧，不能估量形势是否可行；近来常想到淮右地区因疲敝困顿，三州之地被蚊蚋蚂蚁般的叛党聚集侵扰，他们受凶恶小人的吹嘘抚慰和饮食恩惠，牵着孩童的手，把他们安置在堂上，奉为统帅；于是拼死抵抗朝廷的明诏，与天下军队作战，乘机逐利，到处侵扰暴虐，屠杀焚烧县邑，杀害无辜，周围数千里没有不受其毒害的地方，洛、汝、陕、荆、许、颍、淮、江都因此骚动不安。丞相、公卿、士大夫为谋划此事而劳苦，掌兵的将领、熊罴虎狼般的勇士却畏缩怯懦，没有人肯拿起武器走在士卒前面。只有阁下奋勇率先，在边界上扬兵，率领二州守军，亲自出入行伍之间，与士卒共同承担辛劳，振作他们的气势；人们看见将军锋芒凛然，都有向敌的意志。您凭借儒雅的文字章句之业，使天下武夫闭口、夺去他们的气势。我起初听到这些消息时正在吃饭，不觉丢下匙箸站起，难道以为阁下真能率领孤军单独进击，与死党争夺一时侥幸的利益吗？即使果真如此，也不值得称贵；您之所以使人佩服，在于行事合宜、风采令人敬畏而又使人爱戴。所以我在前一封信中便陈述鄙诚，承蒙您眷顾，亲笔赐信答复，更使我欣喜而敬惧。若能使一支军队的人心、力量、耳目都统一，使军队所到之处如同及时雨，三代用兵也没有超出这条道路。阁下果真能充实自己所说的话，继之以不懈努力，取得有利地形，铠甲兵器足以使用，那么即使是国家过去失去的土地，也可以坐待十年而收复，何况这些小小盗贼，哪里值得挂在齿牙之间？请努力完成此事，以等待实现您的志愿，那就万分幸运。况且远征军士，出行的人有羁旅离别之愁，留守的人有怨旷骚动之忧；本军有供应军饷、耗费烦难的问题；当地人又多有姑息敷衍、顾虑情面的弊病。逼迫他们，他们就怨恨；放松他们，他们就不听命。外来军队寄居孤悬，形势日渐衰弱，又不熟悉贼情，临敌时容易惊惧，难以建功。如果招募当地人，一定能得到豪勇之士；他们熟悉贼人的情况和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不会有听到风声便惊恐的情况，爱护乡里，勇于自战。征调一万士兵，还不如招募数千人。阁下认为怎么样？如果可以，是否能够上报朝廷并实行呢？我已经同裴中丞见过面，行营事务，希望您不吝时时赐教指示，那就万分幸运。不再详述。韩愈再拜。《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柳宗元】承蒙您赐信，并把关于政理的见解以及同刘梦得书信往来的情况给我看，实在很好。这大概不是如今做地方长官的人的志向：不只是能够征收赋税、供养俸禄就满足了，而是把使百姓富足并加以教化作为重大责任，实在盛美，实在盛美。孔子说：‘我整天同颜回谈论，他从来不违背我，像个愚人。’既然如此，愚昧的人本来就难以明白，必定要劳烦反复说明，才会心悦诚服。因此还有一点疑问。兄长所说免除贫民的赋税而不增加富民的税，这确实是恰当的；承接清明政治之后，当然不能不是这样。不幸如果承接的是弊政之后，还可以这样做吗？弊政之中最大的，没有比贿赂盛行、征赋混乱更严重的了。如果这样，那么贫民没有钱财向官吏行贿，所谓实际上贫穷却得不到贫民的名分；富人拿出盈余去买通官吏，于是没有富民的名分却有富民的实际。贫民更加困苦、饥饿、死亡，却没有人过问；富人更加放纵横暴、奢侈安逸，也没有什么忌惮。兄长如果遇到的是这种情况，难道还要相信原来的办法吗？不能因为害怕扰乱人心，最终就不追问实情。一定要查问实际情况；查问实际情况，那么贫民当然应当免税，富民当然应当增加税负，怎么能坚持一个固定不变的说法呢？如果说只免贫民而不追究富民，那么侥幸冒充贫民的人就会很多，他们都拿着重利去请托贫民，仍然像是没有免税一样。如果说要审查富民，又害怕查不到实情而不能增加其税负，那么贫民也查不到实情，便不能免税。如果大家都能查得实情，却故意放纵而造成不均，那又为什么呢？孔子说：‘不担心财富少，只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只担心不能安定。’如今富人的税越来越少，贫民却不能免除搜刮而向县官缴纳，造成的不均太严重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必定服役而被像奴隶一样驱使；给他们较多田地，却取走一半，有时他们只收获一份，却要交出两三份。君主体恤百姓劳苦，有时减免他们的赋税，富人却因按户单独免税，而贫民因为服役，最终还要缴纳两三份或一半。这样，恩泽不能向下流布，百姓没有地方申诉，造成的不安也太严重了。像这样，不先确定田界、核实名实，只是姑且大规模改作，能够治理好吗？富裕人家是贫困百姓的母体，确实不可破坏；然而如果使富人过于侥幸，而让下层百姓服役，那又不可。兄长说担心富人流转为工商、浮薄苟且，大概正是税负过重而分配不均才会这样。如果富人虽然增加赋税，但实际缴纳的相当于十分之一，仍足以安居本业，即使驱赶他们，他们也不肯改业。审查得越精细，下边的人就越巧于规避。确实如兄长所说，管仲也不愿以百姓的财产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才有杀牲畜、砍伐树木的说法。如今如果不是征收市井之税，而只考察丁口和田地，推诚相待，向他们显示恩惠，同时严格依法责罚官吏，像您所说的一社一村的制度，层层以诚信相互考核，哪里会有查不到实情的呢？如果查不到实情，那么一社一村的制度也不能实行。因此，承接弊政之后，必须先确定制度，然后兄长的主张才可以实行。我所看到的也只有这些。永州处在偏僻角落，知道人事很少；兄长所代替的那个人是谁呢？是清明之政吗，还是弊政呢？如果是清明之政，您的主张就能实行；如果是弊政，我的主张又在可采用的办法之列吗？借南方来人，再郑重地向您说明这些，其他方面都很好。我愚昧，不足以议论，愿意同意刘梦得所说的话。兄长通晓《春秋》，取圣人大中的法则来治理，饶州的小政务也不值得劳烦您的思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所以只提出均衡赋税一事，希望来回讨论，消除您的疑惑。我不熟悉吏职却勉强发言，应该被长者讥笑。只是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求得最恰当的意见。明白地说明并教导后学，是君子开启后学的方法。我又听说兄长到任处理政务，三天之内就举荐韩宣英来代替自己。宣英见识通达、学问丰富，熟悉事务，正是应当举荐的贤者。如今他因获罪而被弃置，普通人尚且不敢称道他的优点，更何况要让大君听到并以二千石的资格推荐他呢？这正是超出世俗、拔出流俗，果断奉行正直之道，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兄长却做到了。宗元与宣英同样获罪，都是世俗所背弃的人。兄长一次举荐，恩德就同时施及我们二人。祁大夫没有见到叔向，如今却预先知道了这次举荐，我的过错实在太大了。信虽然写得很多，言语仍不足以表达心意，所以到这里为止。不再详述。《与吕温书》【柳宗元】

译宗元启：元生到来，得到弟弟的信，写得很好。信中所称说的各件事情，元生都告诉了我；他又拿着部中有人守护父墓时所得的石刻文字，摹下碑文给我看，说：‘似乎将要把它上报朝廷。’因此我感到害怕而产生疑问。我早年喜爱阅读古书，家中收藏的晋、魏时期尺牍相当完备；近二十年来，又遍阅长安好事贵人所收藏的书，几乎没有遗漏。因此我很懂得辨识书法，即使没有见过作者姓名，远远看去也能辨认出它的时代。况且文章的体制形态，古今尤其不同。弟弟精明敏捷、通达事理，难道会不考察到这一点吗？如今看这篇石文，题署的年代说是‘永嘉’，但文章却是今天乡野人所作的。虽然文辞支离，字形尤其不像古代；其中‘永’字等颇有仿效王氏变法的样子，而这些写法都是‘永嘉’时期所没有的。文辞尤其鄙陋浅近，像今天所谓的律诗，晋代大概从未形成这种声律，实在荒谬。又说种松树、乌鸟飞出之类的怪事，以及挖土得到石头，更加不合常理，难以相信。或者莫非是奸人伪造的呢？况且古人说葬，就是藏的意思。毁坏坟土、栽树尚且被君子认为值得非议，何况搭庐居住，哪里值得尊崇呢？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越过规制就是邪僻。因此，确立中正之道的人不崇尚异端邪说，做人贵在诚实，所以厌恶装饰和虚伪。所以，按照制度却不除去丧服，应当在庭院搭庐，却在墓旁矫饰行为的人，是违背中正之道的罪人。何况还编造怪物、诡异神道之说，来破坏大法，并借此谋利呢？用虚假的孝行来谋取奸利，仁厚的人确实不忍揭发过错，恐怕会伤害教化；然而如果允许虚伪行为、允许冒取利益，教化就会更加败坏。若是这样，不参与知悉这件事就可以了；将它压下不让流传也可以。凭大夫的政绩优良，又有您的辅佐，本来就没有缺失遗漏了。修筑东郊城郭，改造集市，除去编竹、茅草搭成的房屋，改用厚土和大木，陶工、木工、梓匠等工匠都已齐备；使不正当的火灾不能发生，改变堕落懒惰的风俗，断绝偷惰轻浮的根源；栽桑浴种，深耕易耨，农事之力得以施展；放宽徭役，珍惜财货，均衡赋税的政令，已经使这里的道路兴盛美好了。对于这些，我担心过分称赞善政而没有人省察，使诚实恳切的原则稍有损害，所以冒昧私下说这些话。即使以淮水、济水的清澈来说，若有像秋毫一样的污点，本来不算疾病；然而万一离娄子眯眼斜视，看见了它，就不如完全没有污点令人快意了。想来您已经默默处理了，事情不会外传，那就最好了。宗元启。《上杜学士书》【王安石】私下听说您奉命改任河北使者，伏望为您庆贺并表示慰问。国家东西南北各有万里土地，统摄维系它们的，不过十八道。每道数千里，转运使只有一两人；在辖区内，官吏无论尊卑，都可以考察举劾。即使将相大臣，声势显赫，受到皇上尊崇宠信，文书命令一到，形势也不允许他们任意妄为。一旦有罪过，纠察、诘问、按治随即实行；不是遇到需要大规模赦免的政令，通常都要咨询之后才决定。百姓有重大利害之事，也能够停止或实行。金钱、粮食、丝帛，仓廪、库府，舟车运输，凡是上级所需，都必须由我主持供给。这项职任的重大，确实如此。何况河北又是天下的重要地区，左边有黄河，右边有山脉；同强国相邻、排列在那里作为藩篱的，都是将相大臣驻守之处，没有不是天下的精兵悍卒。用恩惠，他们就会放纵；用威势，他们就会受挫。幸而时局无事，朝廷之上尚且向北顾望而不敢忽视；一旦有事，即使天子，忧虑也未尝不在河北。如今执事按察临视东南，不过没有多少时间，浙河东西十五州的官吏、士人、百姓尚未全部受到考察，应该施行的便利措施以及可以除去的弊害还没有办完，却突然把河北交付给执事，难道是主上和一两位辅弼大臣不只是认为必须把它交给您，而且还认为要等很久以后才能要求您取得成效吗？况且我认为，世上的士大夫没有一个值得把重任托付给他，只有您才足以担当罢了。敬想您的声名德行传布天下，才能确实得到朝廷信任，处在这个职位上，一定能够对当世有所补益。因此，虽然我蒙受您的恩德最为深厚，但有一天失去所依凭的对象而释然于心，也不敢有所怨恨，只愿保存公义而忘却个人私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二十一日，宗元敬白：承蒙您来信说想拜我为师。我所奉行的道并不深厚，学业也很浅薄，环顾自身，实在没有值得您学习的地方。我虽然曾经喜欢发表议论、写作文章，却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没想到您从京城来到这蛮夷之地，竟幸运地受到您的赏识。我自己估量，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做人家的老师。给普通人做老师尚且不敢，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吗？孟子说，人的弊病在于喜欢做人家的老师。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肯从师。如今这个世道，听说有老师的事都没有，一有便群起哄笑，认为是狂人。只有韩愈奋然不顾世俗，冒着嘲笑侮辱，招收后辈学生，写了《师说》，于是厚着脸皮做起老师来；世人果然群起惊怪、聚集辱骂，指指点点，牵连附会，增添言辞来攻击他，韩愈因此得了“狂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饭还来不及煮熟，便又匆忙向东而去，像这样已经有好几次了。屈原的赋说：“乡里的狗成群叫，是因为叫那些它们觉得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庸、蜀以南常常下雨、少有日光，太阳一出来狗就叫，认为这是夸张的话。前六七年，我来到南方，元和二年冬天，幸逢大雪越过山岭，覆盖了南越中数州；那几州的狗全都惊慌地狂吠撕咬，疯狂奔跑了好几天，直到雪停才停止，这才相信了以前听到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看作蜀地的太阳，而您又想让我成为越地的雪，岂不是要使我受困吗？不只是使我受困，也会使您受困。然而雪和太阳难道有什么过错吗？只是狗在叫罢了。想来今天天下不叫的狗有几只？又有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炫耀奇异，招来喧闹和愤怒呢？自从我被贬谪以来，志向和思虑更加少了。在南方住了九年，又添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难道可以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早晚在我耳边聒噪、扰乱我的心情吗？那样我本来就僵卧不安、烦乱昏愦，就更加不堪了。我平日无缘无故遭受流言攻击已经不少，唯独还缺少做别人的老师罢了。又听说，古人重视冠礼，是要借此要求人成为成人所应有的样子，这是圣人尤其用心的事情。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冠礼。近来有个孙昌▯，独自发愤举行了冠礼。礼成第二天，他到朝廷去，到了外廷，举起笏板对卿士们说：“某人的冠礼已经完成。”回应他的人都茫然不解。京兆尹郑叔则愤怒地拖着笏板退后站着说：“这关我什么事？”朝廷里的人都大笑起来。天下人不因为郑京兆尹的错误而责怪他，反而为孙先生感到痛快，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做了别人不做的事。如今那些任命老师的人，大多也像这种情形。您的品行深厚，文辞深刻，所写的文章都气势恢宏，具有古人的风貌。

译即使我敢做您的老师，又能增加您什么呢？假如只是因为我的年纪比您大，闻道、著书的时间也不比您晚，您确实想来往交谈，讲述彼此所知道的事情，那么我本来愿意把心中所得全部告诉您；您只管自己选择，取某些内容，舍弃某些内容，这样就可以了。若要判定是非来教导您，我的才能不足，又害怕前面所说的那些顾虑，所陈述的意见，我决定是不敢说的。您先前想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拿出来给您看，并不是要在您面前炫耀才华，只是想观察您的神色，看看您真正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如今您来信，说的话都过分夸奖了。您确实不是谄媚吹捧、胡乱赞誉的人，只是因为太爱重我，所以才这样罢了。我起初年纪还小，写文章只把辞藻工巧看作长处；年长以后，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因此本来不应当苟且追求光彩绚丽，只务求辞采华美、声调铿锵，便以为有才华。凡是我所陈述的，都自以为接近道，却不知道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道。您喜爱道而又认可我的文章，或许说明您距离道也不远了。因此我每次写文章，从未敢以轻率的心态随意写成，怕它轻薄浮泛而不能持久；从未敢以懈怠的心态改变它，怕它松弛而不严谨；从未敢以昏昧的心态写出，怕它暗昧淹没而杂乱；从未敢以自负的心态创作，怕它傲慢不羁而骄矜。压低它，是希望它深奥；提高它，是希望它明白；疏通它，是希望它通达；约束它，是希望它有节制；激发它，是希望它清晰；坚守它，是希望它厚重。这就是我用来辅助道的方法。我以《尚书》为根本来寻求质朴，以《诗经》为根本来寻求恒常，以《礼》为根本来寻求合宜，以《春秋》为根本来寻求防范，以《易》为根本来寻求变化。这就是我取法于道的源头。我参照《谷梁传》来砥砺气势，参照孟子、荀子来畅达文理，参照庄子、老子来放开文辞的端绪，参照《国语》来扩大情趣，参照《离骚》来达到幽深，参照太史公的著作来显现清峻。这就是我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而写成文章的方法。像这样做，究竟对不对？有可取之处，还是没有可取之处？希望您有幸加以观察、选择，有余力时告诉我。假如您赶快来，使这种道理得到扩充，您有所收获，那么我也就有所收获了，又何必说什么拜师呢？取用实际内容而去掉师生的名分，不招来越地、蜀地的狗因奇怪而狂吠，也不被外廷的人嘲笑，那就幸运了。宗元再拜。《答元侍御书》【韩愈】九月五日，韩愈叩首致意徽之足下：前些年承蒙您来信，谈到甄逢的父亲甄济，知道安禄山一定会反叛，便假装哑巴，离开了他。安禄山反叛后，建立名号，又强行把他召来。甄济坚持不肯起身，最终没有在安禄山父子手下受到玷污。您又说，甄逢懂得读书，约束自身、树立品行，勤勉自足，不向州县求取，把多余的财物拿出来救济百姓的急难。您因此同他结交，想让甄逢父子的名声事迹留存于史官的记载中。您因为刚直不阿、喜欢建功立事，受到排斥而不能在朝廷任职，失意也不后悔，反而更加坚定地喜欢做事。徽之啊，您安然并且乐意这样做，谨慎地把您所论述的情况按照史法加以考订。如果像甄济这样的人，本来就应当附带记载。如今甄逢又能修身行事，有幸得到地方大臣的表彰，彰明他先人的事迹，记载于天下，使天子也能听闻，于是追赠他的父亲为四品官，显赫得令人惊叹。甄逢和他的父亲都应当得到记载了。甄济、甄逢父子，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发扬《春秋》赞美君子、乐于称道别人善行的精神。假如能够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那么天下人都会弃恶从善，善人也能各得其所，这功劳实在很大。您和甄济父子都应当连带受到记载。您要勉励甄逢，使他始终如一地修养自身；而您年纪还强健，继承德行又后继有人，将来一定会被大书特书，反复记载，而不只是记载一次罢了。韩愈既然承受了您的嘱托，已经拿起笔来等待撰写。韩愈再拜。《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柳宗元】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恭敬致书太学诸生足下：起初朝廷任用谏议大夫阳公担任司业，诸位学生淳厚美善，和乐融洽，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诏书下达，要调阳公出任道州刺史；我当时在光范门登记入籍，正在书府任职，听到这件事，郁闷而不高兴。不只是替诸位学生忧伤，我也失去了自己的师表，再没有可以敬仰效法的人了。不久，有个署内小吏传来诏书草稿，我得以看到。大概皇上非常了解阳公，对他赞美、显扬、宠信，恩勤至为完备丰厚，于是我才知道皇上是想劳烦阳公到边远地区传播风教，把美好的教化广泛施行于百姓。于是心情宽慰，稍稍高兴，仿佛得到了天子的嘉命安慰。然而退下来后又感慨悲伤：有幸生在圣明、能够直言不讳的时代，却不能把自己积蓄的意见陈述出来，向执事们说明，希望稍微得到采纳而归还。阳公南行那天，第二天我从书府退出来，到司马门外送他上车，听守门掌管的人说，诸位学生爱慕阳公的德行教诲，不忍心让他离开，向西阙叩头，恳切诚挚地请求像从前一样把他留下的，有一百几十人。我不禁拍手，喜悦至极，激动得不能自安。没想到古人的风尚又在今天出现了。我曾读《李元礼传》《嵇叔夜传》，看到书中说太学生们仰望宫阙、前往申诉，我以为千百年后再也不可能听到、看到了，没想到今天竟听到并亲眼看见，实在是诸位学生给我的厚重恩赐。唉！我年轻时曾经有意到太学游学，接受老师的教诲来树立志向、修持自身。当时议论的人都说：太学生聚集成朋党，侮辱老人、轻慢贤者；有些人懒惰荒废学业，只图靠花言巧语求取衣食；有些人粉饰恶言，放纵争斗诉讼；有些人凌辱傲慢地对待长官，辱骂主管官吏。他们中能够退省自律、明显不同于众人的，实在没有几个。我听到这些话，惊恐震动，实在痛心他们身在圣人门下，却大都这样放纵无行。于是退回乡里，寄身于家塾，考察磨砺自己的志业，经过太学门口也不敢回头看一眼，哪里还敢抬头仰视那些太学生呢？如今他们竟然奋发志向、砥砺义行，超越千百年来的表现，这与听闻所见为何如此相反？难道从前议论的人说错了吗？还是时代不同、人物不同，已经没有从前那些凶暴祸害的人了？莫非是阳公长期浸润教导、明见成效所造成的吗？如果是这样，他们服从圣人遗留的教诲，住在天子的太学里，就可以无愧了。唉！阳公有宽广深厚、宏大的德行，能够容纳善人与不善之人，对来者不拒绝。从前听说有狂妄迷惑的小生依托在他门下，有时竟写文章陈述愚蠢丑陋、无赖的行为，议论的人便以此非难阳公，说他过分容纳污秽，不合做人师长的道理，这是大错特错。孔仲尼接纳我辈中的狂者、狷者，南郭献曾讥笑他，曾参的门徒也曾遭遇祸患。

译七十二人因此遭祸，负刍曾讥刺孟轲，在齐国馆舍跟随孔子的人还偷过鞋子。那一位圣人和两位贤人，后来都成为大儒，然而仍不能避免这些事情，怎么能拒绝别人呢？俞跗、扁鹊的门下不拒绝有病的人，规矩墨线旁不拒绝弯曲的木材，师儒的座席不拒绝品行偏曲的士人，这本来就是道理。况且阳公在朝廷时，四方听到他的声名，仰慕而尊敬他，那些贪婪冒进、邪僻浅薄的人，也许会因此稍稍受挫，不敢遂行恶事。即使没有师尹那样的职位，实际上人们都瞻仰他。与其让他向一个方面传播风教、把教化广施于一个州，他功德影响的远近，哪里还可以估量呢？诸位学生的话，不只是为了自己，对国家的体制实在很合宜。希望诸位学生不要把阳公私自占有，想来还会再次上书，所以我姑且在笔端稍作帮助。勉励这种美好的志向，使修史的人将来有所记述。努力，多多庆贺。柳宗元敬白。《与退之论史官书》【柳宗元】正月二十一日，某叩首。致书十八丈退之侍者之前：收到您的来信，谈论史官之事，说已经把详细意见写给刘秀才。到现在我才看到信稿，内心很不高兴。过去我同退之谈论史官之事，实在大错。如果信中所说，退之不应在史馆待一天，难道是探听宰相的意旨，认为宰相只是姑且以修史的荣耀来安置韩退之吗？如果真是这样，退之难道应该白白承受宰相的荣耀，后来又冒昧留在史馆，接近机密之地，享受俸禄供养和差役，把掌故、纸笔拿来写私人书信，以供子弟花费吗？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是这样。况且退之认为修史会遭刑罚祸害，因而躲避、不肯就任，尤其不对。史书用名分来褒贬人物，尚且使人恐惧，不敢违背正道而写。假使退之担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褒贬人物的成败，影响更加显著，那应当恐惧得更厉害了。难道又要扬扬得意地进入御史台府，美食安坐，只在朝廷上呼喝唱诺吗？做御史尚且如此。假使退之做了宰相，天下人的生杀、出入、升降黜陟都由他决定，敌对的人就更多了。难道又要扬扬得意地进入政事堂，美食安坐，只在内廷外道呼喝唱诺吗？这同不做史官却只为享有史官名号、获取俸禄有什么不同？您又说，如果没有人为的祸患，就会有上天的刑罚。如果因此责怪前代那些做史官的人，那也实在太迷惑了。凡是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应想着使自己的道正直；道如果正直，即使死也不能改变它。若要改变它，不如赶快辞去这个职位。孔子在鲁、卫、陈、宋、蔡、齐、楚受困，是因为当时诸侯昏暗，不能任用他。他不得志而死，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时，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仍然会不得志而死。至于周公、史佚，虽然也记录言语、记载事情，仍然得到君主礼遇并显达，不能把《春秋》说成是孔子的累赘。范晔行为悖乱，即使不做史官，他全族也一样会被诛杀。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不能约束下属，崔浩卖弄自己的正直来张扬国家的丑事，这些都不是中正之道。左丘明因为疾病而失明，是不幸；子夏不做史官也失明，不能拿这些作为告诫。其余的人也都不出这些情况之外。因此退之应当坚守中正之道，不忘正直，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自我恐惧。退之所应恐惧的，只是不正直、不能守中道；刑罚祸患不是应当恐惧的。大凡人们谈论二百年来的文臣武士，许多确实都像您所说的这样。如今退之说：“我只有一个人，怎么能阐明？”那么同职的人也这样说，后来接替现在的人又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是一个人。”那么最终由谁来为他们作纪传呢？如果退之只把自己听到、知道的事情勤勉记载，不敢懈怠，同职的人以及后来接替现在的人也各自把所听到、知道的事情勤勉记载，不敢懈怠，那么大概就不会失传，最终会有所明示。否则，只听信人们的口头传说，往往各有不同说法，日子越久，差异越多，那么那些所谓光明磊落、足以与天地相并的事迹，必定会沉没，而且杂乱无从考察，这不是有志之士忍心任意放弃的。果真有志向，难道应当等别人督促责备、逼迫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官守吗？又，凡是鬼神之事，渺茫荒诞，无法用确切证据说明的，都不应记述。以退之的智慧，尚且还对此感到恐惧。如今学问像退之，文辞像退之，喜爱议论像退之，慷慨自许、以正直自居也像退之，竟然还说这样的话，那么唐朝的历史记述最终难道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吗？圣明的天子、贤能的宰相，得到像您这样的史才，却又不能成事，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再想想哪些事可以做，赶快去做；如果最终因为恐惧而不敢做，那么一天就可以辞去，又何必说将要谋划呢？如今该做而不做，却又诱使史馆中的其他人和后来的年轻人也不做，这是太糊涂了。不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难啊！《与孟简书》【韩愈】韩愈敬白：我奉命出使从南方回来，经过吉州，收到吾兄二十四日写来的几封亲笔信，欣喜和惶恐交集。不知入秋以来您的睡眠饮食如何，敬想一切安好。来信说，有人传言我近来稍稍信奉佛教，这个传言是造谣。潮州时有一位老僧，号大颠，颇为聪明，懂得道理；那里偏远，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所以我从山中把他请到州城，留了十几天。他确实能够超脱形骸，以道理战胜自己，不受事物侵扰。和他交谈，虽然不能全部理解，但觉得他胸中确实没有阻滞，所以认为难得，便同他来往。后来祭神到了海边，于是又到他的住处去。到了袁州，留下衣服同他告别，这是人之常情，并不是崇信佛法、求取福田利益。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凡是君子修养自身、立身处世，自有法度；圣贤的事业，全在典籍中，可以效法，可以学习。上不愧对天，俯不愧对人，内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善恶积累之后，祸患和福庆自然各自按照同类到来，怎么会抛弃圣人的道路、舍弃先王的法度，而去信奉异端的教说，以求福报利益呢？《诗经》不是说过吗：“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路。”

译《诗经》又说：“不因威势而恐惧，不因利益而忧患。” 假如佛教真能给人降下祸祟，也不是守道君子所应恐惧的。何况万万没有这种道理；而且那个佛，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的行为像君子，还是像小人？如果是君子，就一定不会无故给守道之人降祸；如果是小人，他本人已经死了，鬼魂也没有灵验，天地神祇昭然排列，不能被欺骗，又怎么肯让他的鬼魂任意妄为，在其间施加威福呢？进退都没有根据，却仍然信奉它，也太迷惑了。况且我不帮助佛教而加以排斥，也有我的道理。孟子说：“如今天下的人不是归附杨朱一派，就是归附墨子一派；杨朱、墨子的学说交相惑乱，圣贤之道不能显明，那么三纲就会沦丧，九法就会败坏，礼乐就会崩溃，异端就会横行，距离变成禽兽还有多远呢？”所以说：“能够说话批驳杨朱、墨子的，都是圣人的门徒。”扬雄说：“古代杨朱、墨子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排斥它们，道路于是开阔明朗。”杨朱、墨子的学说流行，正道废弃，这种情况延续了几百年，一直到秦朝，最终毁灭先王的法度，焚烧、清除经书，坑杀学士，天下于是大乱。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后，过了将近一百年，仍然不知道修明先王之道；后来才废除挟书之律，逐渐搜求散失的书籍，招来学士，经书虽然稍有所得，却仍然都残缺不全，十分之二三已经亡佚。因此学士大多老死，新一代的人看不到完整的经书，不能完全知道先王的事情，各自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守则，彼此分离隔绝，意见不合，也不公允。二帝三王以及众位圣人的道，到这时已经大大毁坏，后来的学者无从寻求。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昏暗不明了。这样的祸患，是杨朱、墨子的学说肆意流行却没有人禁止造成的。孟子虽然贤能如圣人，却没有职位，空有言论而无法施行，即使说得恳切，又能补救什么呢？然而还依靠他的言论，使今天的学者尚且知道尊奉孔氏，崇尚仁义，以王道为贵、以霸道为贱罢了。那些大的经义、大的法则全都灭亡而无人挽救，破坏残缺而无人收拾，所谓千百份中保存一份，哪里谈得上使道路开阔明朗呢？然而假如从前没有孟氏，那么人们都将穿着左衽衣服，说着侏离之语了。所以我曾经推崇孟氏，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正是因为这个。汉代以来，群儒一点一点地修补，虽已百孔千疮，仍随乱而失。形势危险，好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绵延不断，逐渐微弱消灭。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在其中倡导佛教、老子之学，鼓动天下众人跟从。唉！这也太不仁了！佛、老之学的祸害超过杨、墨。韩愈的贤能比不上孟子，孟子不能在圣道尚未灭亡之前挽救它，而韩愈却想在它已经毁坏之后保全它。唉！他也太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而且眼见自身处于危险之中，却没有人救他，直到死去。即使如此，假如圣道能够通过我而得到大略流传，即使死上万万次也没有遗憾。天地鬼神在上面临鉴，在旁边作证，我又怎么能因为一次挫折，就毁掉自己的道而去跟从邪说呢？籍湜等人虽然多次指教我，却不知道他们最终能不能不背叛离去。承蒙吾兄深厚眷顾，却不能接受您的教诲，只增加惭愧恐惧，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韩愈再拜。《答周巢书》【柳宗元】承蒙收到您二月九日的来信，抚慰教诲，内容十分周备，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您以文雅之才治理政务，自从了解我以来，每天都使府政更加敦厚盛大，实在令人适意。东西往来的人都说：“海上有许多君子，周君是倡导者。”我恭敬再拜，向您表示祝贺。柳宗元因为罪过重大而被排斥废弃，居住在小州，和囚徒为伴；出行仿佛身上缠着绳索，居处仿佛戴着枷锁，徘徊而无处可去，拘束而不能放纵，枯槁得像残树，颓败得像未经雕琢的璞玉。外形固然如此，内心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然而我从未肯谈论鬼神之类的事情。如今您却极力赞誉山泽中清瘦的人，把他当作长寿之人，还把他的道术说得神奇，这似乎同尧、舜、孔子不相类似，为什么呢？您又说：“服食药物可以长寿，将分一些给您。”这本来就是我不愿得到的东西。我曾经按照君子的道来处世：外表愚拙而内心更加智慧，外表木讷而内心更加善辩，外表柔弱而内心更加刚强。出仕以后，内外如一，并且适时行动以取得适宜，合乎正道，使人的本性得到安定，使圣人的道得到光大。得到这些，即使内在的生命没有达到高寿，那道也长存了。如今那种山泽中的清瘦之人，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他把世间的乱看成治理，把伤害人的事看成利益，把违背道的事看成仁义。我长寿而生存，他短命而死亡，本来就不能触动我的肺肝。他昏昧地奔走，困顿地居处，浩然自得，仿佛还有余裕；挖掘野草、烹煮石头来私自滋养筋骨，却一天比一天更加愚昧。别人没有得到利益，自己却独自以此为快乐。像这样，越过千百年而日益加重，才是所谓的夭亡。又怎么能算高明的谋划呢？我柳宗元起初讲求道理并不专一，被蒙蔽世人的显达和利益所动，遭受奇耻大辱，因此奔逃、禁锢，受到世人的诟骂和指责。凡是我所施行的事情，都被认为是乖戾，跟随而来吠叫的人成群结队。自己尚且不能明白，又何况别人呢？然而只要守住先圣的道，从大中正道出发，即使受到万次排斥弃绝，也不会改变内心。大体上都像过去在京城西面同您谈论的那些话：我愚昧不能改变，也希望您坚守过去所持的主张并加以推广，不要被方士迷惑。做官即使没有显达，也不要忘记百姓的忧患，那么圣人的道就幸甚了。您一定还有话要陈述。《上张仆射论击毬书》【韩愈】因为击毬之事向您进谏的人已经很多了。进谏的人不停，您也不停止，这难道不是因为这种娱乐不能舍弃，而是他们的劝谏不足以使您听取吗？劝谏不足以使人听取，是因为言辞不足以打动内心；娱乐不能舍弃，是因为祸患还没有切身。如今谈论击毬危害的人，必定会说有坠落的忧患，有冲撞飞射的危险；小则伤害面目，大则损伤身体。您听见这些话却像没有听见，心里一定会说：如果马匹练习得熟，就没有坠落的忧患；躲避得灵便，就可以免除冲射的危险。小伤怎么会伤害面目，大伤又怎么会损害身体呢？我今天所说的，都不在这些方面。我的要旨，不是拿其他事情和外物来牵连类比，只是借击毬中的事情来说明罢了。马和人的情性虽然不同，但至于筋骨相互束缚、血气相互支撑，安逸时舒适、劳顿时疲倦，却是相同的。驾驭有方法，步伐有节度，马匹年少时必定没有疾病，年老时必定衰退得晚些。等到让马在球场上奔驰击毬，使它的心腹受到震荡，骨筋受到振动扰乱，气息来不及出入，奔跑来不及回旋，远的不过三四年，近的一二年，就没有一匹马能保持完整了。这样看来，击毬对人的危害是确定的。人的五脏联系和经络非常细微，坐立时尚且悬垂在胸腹之间，却还要让它颠簸奔驰，唉，那多么危险啊！《春秋传》说：过分美好的事物足以使人心志改变，如果没有德义来约束，就必定会招来祸患。即使是和乐平易的君子，有神明扶持，也应当广泛考虑、深入思考，因为这也是保养寿命的一种方法。《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柳宗元】

译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天，我和城中可以交游的人一起游览愚溪。池塘西面有座小丘，我们坐在柳树下，饮酒十分欢乐。在座的人都希望兄长能够一同来，却认为兄长自从服气以来，面容更加衰老，心中少了欢愉，不如去年以前。此时大家说起这些，都显得沮丧，斜着眼相互看，想着有什么办法使事情停止。兄长使用这种方法却没有效果，路上有一天，濮阳吴武陵最为轻快健朗，先写信说：“天地、日月、黄帝等，往下直到列仙方士，都是死亡的形状，写出来有一千多字，颇为痛快雄辩。”我暗中观察兄长，面容在笑，口中应和，精神却没有随之而来。到了吃饭的时候，偷偷看兄长调和干湿食物以及吃喝多少，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兄长表面上赞许他的话，暗中却拒绝他的忠告，像古代那些强大的诸侯一样，凭借险固、倚仗力量，敌人来了就答应，敌人离开就放纵，这是最不可改变的人。进攻不能取胜，就应当增派军队。如今吴先生的军队已经因为得到应诺而退去了。我斗胆磨砺锋刃、披上坚甲，敲响钟鼓进攻，在城下决战。只希望兄长明白地听取我的话。服气之术的一切重大弊病，吴先生已经全部陈述了。全都陈述了却不改变，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服气的书中多有美好的言辞，认为可以得到长久的大好处，那么又怎么能舍弃美言和大利而听从别人的苦口之言呢？如今我很木讷，不能多说。大体说来，服气究竟能不能使人不死？能不能？是长寿还是夭折？是健康安宁还是疾病缠身？这些问题我都不直接回答，只拿世上两件自己亲眼见过的事来类比，以说明兄长所信的书必定没有用。我小时候曾经喜爱音乐，见有人学习弹琴，却找不到高明的老师，只偶然得到琴谱，便读出音符来安排手指；早早起床便絮絮弹唱，一直到晚上，又添上油烛，蜡烛不够了，就背诵琴谱并在席上弹奏。这样过了十年，自以为技艺极高；后来到了大都市，在众人聚集的座席上弹奏，大家都大笑说：“唉，清音浊音为什么这样混乱，快慢节奏为什么这样不协调呢？”最终大为惭愧地回来。年纪稍长后又爱读书，见有人学习书法，也找不到高明老师，只得到一部古旧的传世书法作品，便伏案苦练；勤奋程度像先前学琴一样，而时间又加倍。出来后说：“我的书法已经练得这样好了。”懂书法的人又大笑说：“字形纵横失当，笔理也违逆，最终会被天下人抛弃。”于是又大为惭愧地回来。这两件事都练到了极点却反而被弃绝，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老师，只是徒然描摹外在的文字。他们无法传授的关键，最终没有得到，所以即使穷尽日夜、耗尽岁月，也越来越远离而不是接近。如今兄长用来服气的方法，究竟是谁传授的呢？起初只是看到兄长从卢遵那里得到一本讲服气的书，恭敬地读了两三天，便采用了它。后来又从李计那里得到服气的秘诀，再加以参照取用而大力施行。这本书和这个秘诀，卢遵、李计都不能真正理解。这样看来，兄长所学习的东西，并没有高明的老师。这同前面所说的两件事没有丝毫差别。宋国有人得到一张遗失的契券，秘密地数着上面的齿刻，说：“我的富贵可以等到了。”兄长的术法，或许就像这个故事吧？兄长如果不信，现在让我向天下宣布：“谁是李睦州的朋友？”如今想停止李睦州的服气术的站到左边，不想停止的站到右边，那么兄长的朋友全都站到左边了。又宣布：“谁是李睦州的门客？”如今想停止李睦州的服气术的站到左边，不想停止的站到右边，那么兄长的门客全都站到左边了。又把这话向兄长的宗族宣布，大家也都站到左边；向姻亲宣布，也都站到左边；进入内室向子弟亲属宣布，子弟亲属也都站到左边；再向奴仆婢妾宣布，奴仆婢妾也都站到左边；出门向平时担任将领、统帅和属吏的人宣布，他们也都站到左边。然后再向天下宣布：“谁是李睦州的仇敌？” 如今想停止李睦州服气术的站到左边，不想停止的站到右边，那么兄长的仇敌全都站到右边。这样一来，利害的根源就可以知道了：朋友想让这套道术长久存在，门客想让自己的利益长久存在，宗族姻亲想让亲戚关系长久存在，内室中的子弟亲属想让恩情长久存在，奴仆婢妾想让自己的生命长久存在，将领、统帅、属吏想让自己的势力长久存在，仇敌则想赶快除掉它的祸害。兄长施行这种术法，今天天下凡是希望兄长长久存在的人都感到害怕，而希望兄长赶快消失的人却独自高兴。兄长如果继续这样做而不停下，就是背叛亲近者而和仇敌站在一起。背叛亲近者而和仇敌站在一起，这种大错连不如普通人的人都知道，而兄长却安然处之吗？这正是我所深深恐惧的。兄长是否有意改变呢？希望您卓然自新。仇敌失望而战栗，亲近者满足愿望而欢喜。那么我愿意捶杀肥牛，击杀大猪，宰割群羊，为兄长平息愤怒；穷尽陇西的麦子，耗尽江南的稻米，为兄长祝寿；用东海的水制成咸醯，用敖仓的粮食制成酸味调料。穷尽五味的美好滋味，使五脏安宁，心情恬淡、志意舒展，面貌美好、身体丰腴。酒醉饭饱，放声歌唱，快乐欢欣，把声誉流传到无穷，将功业垂留而不可磨灭，这不是很快乐吗？哪里比得上丢弃美味而趋近清淡，舍弃快乐而趋近愁苦憔悴呢？皮肤一天天起皱，肌肉一天天虚弱，却固守没有老师传授的术法，尊奉不可传授的书籍；为所爱的人悲伤，为所憎恨的人庆幸，只是说我能够坚守壁垒、拒守边境，以此自以为强大，这难道是所谓的强大吗？我实在无法承受这样的疑惑和恐惧。宗元再拜。《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柳宗元】宗元敬白：先前送去的石钟乳并不是上品，听说子敬服食的也属于这一类。又听说子敬常常精神昏乱、行动异常，应当是没有得到其中的精粹美好，反而被粗劣的矿物和燥涩之物所伤；我担心会损害子敬淳厚的品德，使他继续沿袭错误，所以恳切地这样说。再次收到您的来信，承蒙您援引地理加以验证，写了数百多字，认为只要是土地所产，就没有不可服用的东西。我认为这恐怕不对。说到土地所产，固然多有良品而少有不可用的东西，但不是说全都没有不可用的。草木生长依赖土地，然而即使属于同一类，也有的生在山的阴面或阳面，有的靠近水，有的依附石头，性质便会发生变化。何况钟乳直接从石头中产生，石头的精细、粗糙、疏松、紧密，咫尺之间就各不相同；洞穴的上下、土层的厚薄、石头的高低又无法知道，因此它所依附并产生的地方，本来就不具有同一种性质。由精密处生成的钟乳，便油润清澈，光彩鲜明，孔窍光滑平整，表面细腻微润；服食后能使人容光焕发、身体温柔，气息宣通流畅，滋养胃部、疏通肠道，长寿而健康安宁，心情平和、意气舒畅，快乐和悦。由粗疏处向下生成的，便奔突结涩，忽大忽小，颜色像枯骨，有的像死灰，沉滞憔悴而没有光泽，牙状丛生、纹理堆积，沉重浑浊而顽劣如璞石；服食后会使人倨傲僵硬、胸中壅塞郁结，泄火生风，使喉咙发痒、肺部受损，幽暗闭塞而听觉不聪，心中烦躁、容易发怒，肝气上冲而性情刚烈，不能平和，所以君子对此很谨慎。

译应当取其色泽美好的，不能只凭它确实出自某种土壤来求取最精良的。大概这样做，是庆幸子敬所服食的东西近来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还可以停止服用、加以防御。假如只要是土地所产就没有不可用的，那么东南的竹箭即使旁枝歧出、弯曲揉折，也都可以用来穿透犀牛皮；北山的树木即使奇形怪状、枝液枯涸，空心而直立枯死，也都可以用来建造百尺高的楼台、渡过千仞深的水渊；冀州北部土地所产的马，凡是体大而颈短、拘挛跌跛、蹄薄而拖足的，都可以承受百钧重物、奔驰千里；雍州的璞石都可以用作磨刀石；徐州的粪土都可以用来封筑大社；荆州的茅草都可以用来滤酒；九江的黑龟都可以用来占卜；泗水边的石头都可以用来敲击奏乐。若真是这样而不成为大错的事情，就很少了。把这种道理放到人身上，那么鲁国早晨饮酒的人，以及用羊皮裹车毂、使车轮转动的人，都可以做师儒；卢地那些沽名钓誉的人，都可以做名医；西施故里的丑人即使皱眉，也都可以配得上侯王；山西那些冒险轻薄、反复无常、贪婪残忍的人，都可以开凿凶门、掌制外地；山东那些幼稚愚昧、朴拙鄙陋、只会务农桑、吃枣栗的人，都可以在朝廷上参与谋划。这样一来，实在太违背常理和正道了，同把万物都不加区别地看待有什么不同呢？因此，经书中说到丹砂，是因为它类似芙蓉而有光彩；说到当归，是因为它类似马尾、蚕首；说到人参，是因为它形似人；说黄芩，是因为它像腐烂的肠子；说附子像八角，甘遂像赤色皮肤，类似的例子数也数不完。如果果真只要适合某地土壤便是良品，那么经书就不应当说某药生于某地不好，又说某地所产的好。经书的注文又说：“始兴所产为上品，其次是广州、连州。”那么也不必一定服用正宗的始兴所产。如今我再三说明，只是想得到其中的精华，以使子敬长寿，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药石和各种技能。如果服食药物不是为了使自己获益，只是一味想胜过别人、夸耀自己的博学善辩，我平素本来就不这样看待子敬；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因此把我的意见全部说完。宗元再拜。《文编》卷四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四十八 明代唐顺之编 《移太常博士书》【刘歆】从前唐尧、虞舜衰微以后，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圣明的帝王接连出现、相互承袭，他们的道理十分显著。周王室衰微以后，礼乐不能端正，道术难以完整保存到了这样的地步。因此孔子忧虑道不能施行，周游各国接受聘用，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整理正乐，使《雅》《颂》各得其所。他修订《易》，编次《尚书》，制作《春秋》，用来记载帝王之道。等到孔子去世，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弟子去世后，大义也发生了偏差。又遭逢战国，抛弃笾豆礼仪，研究军队阵法，孔子的道受到压抑，而孙武、吴起的术法兴起。逐渐衰败到了暴虐的秦朝，焚烧经书，杀害儒士，制定挟书之法，把这些行为作为古代的罪行，道术从此便灭绝了。汉朝兴起后，距离圣明帝王的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仲尼之道又断绝，法度没有可以承袭的依据。当时只有叔孙通大略制定礼仪，天下只有《易》可以占卜，没有其他书籍。到了孝惠帝时期，才废除挟书之律；然而公卿大臣以及绛侯、灌婴一类人都是披甲戴胄的武夫，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了孝文皇帝时期，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尚书》起初从屋壁中发现，已经朽坏、折断、散失、残缺，如今现存的书，只是当时老师传授诵读的罢了。《诗经》的传授才开始萌芽，天下各种书籍也往往陆续出现，但都还是诸子百家的传说，仍然广泛设置在学官中，并为它们设置博士。汉朝的儒者，只有贾生一人而已。到了孝武皇帝时，邹、鲁、梁、赵等地才有了一些精通《诗》《礼》《春秋》的先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当时，一个人不能独自通晓全部经书，有的整理《雅》，有的整理《颂》，互相参合而成《泰誓》。后来得到博士们汇集的经书加以阅读，所以诏书说：“礼制毁坏，音乐崩解，《尚书》残缺，竹简散失，朕对此十分忧悯。”这时汉朝建立已经七八十年，距离完整的经书当然已经很远了。等到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想把它改建为宫室时，在毁坏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经书：《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天汉以后，孔安国把它们献上，却遭逢巫蛊之祸的仓促变乱，来不及施行。至于《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修订的，也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通，藏在秘府中，长期埋没而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悯学术残缺、文字脱漏，渐渐偏离了经书本旨，于是打开秘藏，校订旧文，得到这三类书，用来考察学官所传的经书，其中有的竹简脱落后仍按旧传流传，有的编次错乱后仍相沿传授。询问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传下来的学说，和这些古文相同，只是被压抑而未能施行。这正是有见识的人所惋惜、士君子所叹痛的事情。过去那些只知缀辑章句的学者，不思考经学废绝、残缺的弊病，苟且因循陋说，满足于寡闻，分解文字，琐碎烦琐地讲说，使求学者疲惫衰老，尚且不能通晓一门学问，只凭口头议论而背离传记，这是把后来的老师当作是非标准，却非难古人。至于国家将要举行大事，例如建立辟雍、举行封禅、制定巡狩礼仪，他们便幽闭自守而不知道这些制度的本源，却还想保存残缺、固守旧说，挟持着唯恐自己的见解被驳倒的私心，而没有顺从善道、服从正义的公心；有的人心怀嫉妒，不考察真实情况，彼此雷同附和，随声判断是非，压制这三种学说，以《尚书》所载为完备，称《左氏》没有传授《春秋》，这难道不可悲吗！如今圣上的德行通达神明，继承帝统，发扬功业，也怜悯经学文章错乱、学士如此，所以即使已经明白其中实情，仍然谦逊退让，乐意和士君子共同推进此事。因此颁下明确诏书，试行《左氏》，看是否可以立为学官；又派近臣奉诏带着使命，准备扶助衰弱、振兴微末，和几位君子同心协力，希望使被废弃、遗失的学说得以恢复。如今却不是这样，他们紧闭门户，坚决拒绝，不肯接受试验，竟以不背诵为由把它断绝，想堵塞其余经学道路，灭绝微弱的学术。能够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一起谋划开端，这只是普通人的作为，不是所希望于士君子的。况且这几家的学说，都是先帝亲自论定、今上亲自考察过的；其中的古文旧书都有证据，内外相互印证，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礼制失传了尚且要到民间去寻找，古文经书难道不仍然胜过民间传说吗？过去博士所传的经书中，有欧阳氏的《春秋》、公羊氏的《易》，以及则施、孟然的学说；孝宣皇帝尚且广泛设置《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学官。它们的义理虽有相反之处，仍然一并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因担心错误而废弃它们，宁可因担心错误而暂且立置它们。传文说：“文王、武王的道统还没有坠落到地上，它就在人的身上。贤者能够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者只能认识其中小的方面。”如今这几家的言论，正可以兼容大小不同的义理，怎么能偏执地加以断绝呢！如果一定要专断自守、抱残守缺，结党维护同门而嫉恨正道，那就真是违背明确的诏令、辜负圣意，陷入文吏们的非议之中，这实在是几位君子所不取的。黄州上书给文潞公【苏轼】苏轼再拜：初夏渐渐炎热，恭敬地祝愿留守太尉阁下起居万福。听说您凭借卓著功勋，正位于兵府之长，仪仗、典册完备，位列三公之首。即使像曾孙那样的遭遇，您也闭口不谈；但《金縢》之书却因事情本身而自行显明，这真是古今罕见的奇事，也是圣朝的光彩。有人从京师来，把您赐给我的一通行草书信转示于我，光彩灿然，使一只破甑、一把破扫帚也重新增加了九鼎般的分量。轼刚刚获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定，六亲也不能相互保全。然而我内心所思虑的事情，顾不上其他，只觉得平生所守的名节义理极其重要，不知道我今天所犯的罪，是不是已经被圣贤彻底弃绝，从此不能再做君子了？还是说，虽然罪过不能赦免，却还可以改正？我伏念自己从五六日到十来天，始终不能作出决定，只好又厚着脸皮忍受羞耻，修饰鄙陋的言辞，诉说往日的情谊，来向您试探请教。很快就承蒙您屈尊答复，恩惠礼遇格外深厚，难道不是因为您看出我没有别的用心，宽恕了我的不足，也如圣天子宽贷我而不杀我的意思吗？我拜读之后心情豁然，知道在我这个不肖之身尚未死去以前，还可以洗涤磨炼自己，重新进入道德的领域，追随申徒狄而向子产致谢。轼当初被拘捕押赴狱中时，有一个儿子稍稍长大，徒步跟随我；其余留在家中守候的，全是妇女和幼儿。

译到了宿州，御史的符令下达到家中取文书，州郡官员望风而动，派遣官吏和士卒包围船只搜取文书，老妻几乎吓死。官吏离去后，妇女们愤怒地骂道：“这人倒喜欢著书，书写成后究竟得到什么，竟把我吓成这样！”于是把书全都取来烧掉。等事情平定后重新寻找整理，十成中已经亡失了七八成。到了黄州，我无心做别的事，又专心思考《易》和《论语》，端坐静居，深思其中义理，仿佛有所领悟，于是根据先父的学问写成《易传》九卷，又按照自己的心得写成《论语说》五卷。处境穷苦而多灾难，寿命又不可预料，担心这些书有朝一日再次沉没而失传，便想抄写几部留在人间。想到我刚刚因为文字获罪，人们一定会把它们看作凶险衰败、不祥的书，没有人肯收藏；又想到除非是一代伟人，否则不足以托付给他来保证流传，所以不如献给明公。不过《易传》文字很多，还没有力量装订抄写，只先送上《论语说》五卷。您退朝闲暇时，请为我读一读；即使认为没有可取之处，也足以看出我处境困穷却没有忘记道义，年老而仍能学习。轼在徐州时，看见各郡盗贼成为祸患，又察觉其中许多人凶悍强横、桀骜不驯，加上饥荒，恐怕他们的祸患不止于偷盗抢掠和杀人，于是草草写成此事上奏。奏章还没有等到回报，调任湖州的命令就下来了，此事也因此停止。家中收藏的书已经大多亡失，而这部书原来被当作废纸拿来糊笼箱，唯独没有被烧掉。笼子破了才看见它，不觉惘然如同梦中之事，于是把它抄录下来。现在把原本献上，轼被废弃放逐到了这里，哪里还敢再谈天下大事？只是可惜这件事大略对世间有益，既然不再施行，仍想让您知道。这就是往日的心愿，其中尚未完全扫除的残余。您读完一次，就把它烧掉罢了。黄州食物便宜，风土也还可以安居；既然不能离开，离开了也没有归宿，我一定会老死在这里。拜见您的日子没有期限，面对纸笔不胜悲伤，只希望您时时以国家大事为重，保重自己。答史讽书【苏轼】前些日子承蒙您来访，又拿来一篇《易》说，想要我说几句话来使它得到印证。天下的大事，实在不是我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承担的。我对于《易》曾经学习过，却没有真正所得，所以虽然欣赏您的志向高远、言辞明晰，却不敢妄加评判其中义理的是非；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推演其中义理来使天下人信服呢？虽然如此，您托付我的事情实在很重，也不能没有一点说明。大概说来，学习是君子的根本职责，而教人只是圣人的余事。因此，学习就应当主动求取，教人则应当有所应答；自己有余力才应答，不足就应当求学。大概有余力却仍然求学的人是有的，却没有不足而能够教人的；有求教而不答应的人是有的，却没有不求学而能够教人的。替您考虑，也只应专心致志于学习而已。学问充足于自身，即使不能得到上层人的知晓，也一定会得到下层人的知晓；即使不能在当世流传，也一定会在后世流传。即使不幸上下都不了解自己，既不能在当世流传，也不能在后世流传，古人恐怕仍不以此为遗憾。真正了解我的，难道是上天吗？这就是《易》所说的知命。所谓命，不只是贵贱、死生，万物的兴废也都属于命。孟子说：“君子依照法则行事，只等待命运罢了。”况且您是想求得足以教人的道理；如果没有求学便教人，就是向别人索求而教人，那便丧失了道。丧失道义却想求得流传道义，那么谁还会把它取来当作道呢？请您试着思考一下。答张籍书【韩愈】韩愈起初在人群中望见您，本来就觉得您不同寻常。等到听到您的声音，接触到您的言辞气度，便产生了希望同您交往的心愿；因缘际会而有幸相逢，终于实现了愿望。哪里只是您没有遗弃我，也有我恰好遇到时机的缘故。近来我曾经有意写信，只是您缺席没有回音，便猜想是我同您交往的方式还不到位。如今终于大大实现了心愿，顿觉像沉重的疾病离开身体，又像手拿热物的人沐浴在清凉的风中。然而您所论说的排斥佛、老二教，与其喧闹多言、彼此诋毁，不如著书。我对此的看法却与您不同。所谓著书，义理终究只是落实在言辞上；用口宣讲和写在竹简上，有什么区别呢？孟轲的书并不是孟轲亲自写的，孟轲死后，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共同记录孟轲所说的话罢了。我自从领会圣人之道并诵习它，排斥前面两家已经多年了。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喜欢争辩，然而跟随我而受到感化的人也有；听到后产生疑惑的人又多一倍；至于顽固地不能接受的人，我亲自用言语开导他，仍不接受，那么他即使看我的书，本来就不会有所得。难道因为这个缘故而停止，我会吝惜自己的力量吗？不过有一条道理：感化当世的人，没有比口头讲说更好的；流传给后世的人，没有比著书更好的。我又担心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在圣人之道上已经超过了这两个阶段，却仍然害怕达不到圣人的境界，更何况我如今还没有达到，本来就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请等到五六十岁以后再做这件事，希望过错能少一些。您又讥笑我和别人辩论一些没有实际内容、杂乱无章的话，这只是我用来消遣罢了。和饮酒好色相比，不是还有区别吗？您这样议论我，仿佛同浴而讥笑别人裸露身体。至于讨论时不能放低姿态，或者确实有这种情况，我应当再想一想并为此悔改。您对我沉溺博塞的讥刺，我岂敢不接受教诲。其他事情等见面再说。傍晚前我还要到公府去，言语不能尽述。韩愈再拜。重答张籍书【韩愈】您不因为我没有才能，反而有意推引我进入圣贤的境域，拂去我的邪念，增加我所未达到的高度，认为我的资质可以达到道的境界；您疏浚源流，引导我归向正道，灌溉根本，等待我结成果实。这是德行盛大者尚且谦辞的事情，何况是我呢？或者其中确有应当再说的地方，所以不能就此停止。过去圣人创作《春秋》时，已经把文辞写得很深奥了，却仍不敢公开传授，而是口头把道理传给弟子，直到后世才把书流传出来；其中考虑祸患的用意是很深的。如今佛、老二教所尊奉、侍奉的人，下至公卿辅相，我哪里敢公开大肆宣扬排斥它们呢？我选择可以谈论的人教导他们，他们尚且时时同我违逆，声音喧嚣不已；如果我竟然把这件事写成书，那么看见后发怒的人一定很多，他们必定还会把我看作狂妄、迷惑之人。连自身都不能保全，书对我又有什么用呢？孔子是圣人，尚且说：“自从我得到子路，难听的话就传不到耳朵里。”其余辅佐、帮助他的人，走遍天下，仍然在陈国断粮，在匡地受围，被叔孙武叔毁谤，奔走于齐、鲁、宋、卫的郊野；他的道虽然尊贵，处境困穷却也十分严重。幸亏他的弟子们共同守护，最终才在天下有所立足。假如当时只有孔子一人说、一个人写，孔子之道还能希望保存下来吗？

译如今佛、老二教在中原流行，大概已经六百多年了，它们扎根牢固，流传广泛，不可能早晨下令、晚上就禁止。自文王去世后，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共同守护周道，礼乐都还存在；到了孔子时，距离文王也没有多久；从孔子到孟子，也没有多久；从孟子到扬雄，同样没有多久。然而他们仍然如此勤苦，如此困顿，后来才有所成就，我难道可以轻易地去做这件事吗？事情若做得容易，流传也不会长远，所以我不敢这样做。不过考察古人，遇到时机、实行自己的道，就没有必要著书；那些书，都是因为在当世不能实行，而在后世才得以实行，所以才写下来的。如今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会不会失去自己的志向，还不能知道；等到五六十岁再做，也还不算晚。上天如果不想让这些人获得知晓，那么我的命运就不可预料；如果上天要让这些人有所知晓，除了我还会有谁呢？实行道、著成书、感化当世、流传后世，其中一定会有合适的安排。您为什么这么快就为我的作为忧愁呢？前一封信说我同人讨论时不能低声下气，像是好胜；即使确实有这种情况，也不是喜欢让自己取胜，而是喜欢自己的道取胜。所谓自己的道，并不是私人的道，而是孔子、孟轲、扬雄所传的道。如果不能使它取胜，就无法成为道，我难道敢逃避这个名声吗？孔子说：“我同颜回谈一整天，他没有一句违背我的话，像个愚笨的人；可是他同众人辩论时，却很有自己的见解。”关于驳杂的讥刺，前一封信已经说尽了，您再回头看看吧。过去孔子也有戏谑的时候。《诗经》不是说过：“善于戏谑啊，却不成为伤害。”《礼记》说：“弓张开了却不放松，即使文王、武王也做不到。”这对道有什么妨害呢？您难道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吗？孟君将要出行，我想同您告别，希望您能来一趟。上书两制诸公【苏辙】苏辙读书读到诸子百家，面对纷纭复杂的异同争辩，以及后世精巧繁琐、穿凿分析的学问，曾经不禁长叹，认为圣人的道，就像山海、薮泽深奥广大的腹地，人进入其中，没有不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充足饱满，各自都认为已经有余，而不再羡慕外面的东西。如今班输、共工这些木工，早晨拿着斧头、斤等工具游走于丛林，拿大树做屋柱，小树做椽子，圆木做车轮，直木做车轴；长的高达云霓，短的可以遮蔽牛马；大的堆积成丘陵，小的隐伏在草木丛中。他们砍伐搬取，自以为已经搜尽山林的奇材。而猎人、渔人结网聚饵，左手持强弓，右手拿毒箭；在陆地上捕杀象、犀，在水中捕捉蛟、鳝；熊、罴、虎、豹的皮毛，鼋、龟、犀、兕的骨革，上至飞鸟，下至走兽昆虫，全都纷纷杂乱地堆积在眼前：有的折断翅膀、扭伤腿脚，有的鳞甲鬣毛委顿；肉被送上鼎俎，油脂润泽砧案，皮革、牙齿、骨头被剖裂后散置各处，覆盖在器物上。寻求珍珠的工匠，把隋侯珠、夜光珠间杂着有瑕的珠子，明亮圆润地堆满家中。寻求黄金的工匠，使黄金光辉灿烂、闪耀不定，金玉相击铿锵作响，遍制天下冠冕、佩带、饮食器具的装饰。这几种人都自以为能够穷尽山海的珍宝，然而山海的宝藏始终充盈，没有人能看见它的尽头。从前孔子以及在他活着时跟随他游学的人，大概有三千多人。这三千人没有一个不从老师那里有所获得，所以跟随他周游奔走，在宋、鲁之间受困，在陈、蔡之间挨饿，身陷困厄却没有谁离开他。颜渊从孔子那里有所见闻，出来告诉别人说：“我能够了解它。”子路、子贡、冉有出来告诉别人，也说：“我了解它。”再往下到邽巽、孔忠、公西舆、公西箴，这几个人是弟子中地位较低的，只是偷偷窥见道德的光辉，听到一些议论的末节，却都以为自己已经在当世有所收获。后来田子方、段干木之类，不能详尽讲明它，便私自把它说成虚无淡泊之论；吴起、禽滑厘之类，又据此在战国时代肆意妄行。孔子的道分散四方，后世人得到它遗留下来的波流余泽，竟到了这种地步。而杨朱、墨翟、庄周、邹衍、田骈、慎到、韩非、申不害这些人，又没有见到孔子的大道，惶惶然陷于迷乱；就像陷在大泽的岸边，荆榛棘刺丛生，道路小径全都断绝，想凭自己到达四通八达的大路却做不到，于是胡乱冒险穿过蒺藜，踩着悬崖深谷，曲折迂回而不能自行停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也各自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道。我曾经奇怪古代圣人，既然已经了解大道，为什么不立即明白告诉天下人，而要把它写在六经中。六经的论说，都只是隐约显露端绪，并不是用来彻底打破天下人的疑惑，使他们一看就醒悟的。因此世上的君子才纷纷走到今天这种地步，而不能把握大道。比如《易经》，是圣人用来穷尽天下刚柔、喜怒的情状以及吉凶、得失的关节点，从而教天下人趋利避害的。可是世上的讲《易》者，王氏、韩氏甚至用老子的虚无之说来解释，京房、焦贡甚至用阴阳灾异的术数来解释。讲《诗经》的人，不说歌咏、辛劳、酒食、宴乐之间，纵情欢乐或极度悲伤却不违背道的情形，却去谈“五际”、子午卯酉等事。讲《尚书》的人，不说君臣之间欣喜应答、叹息感慨足以深深感动天下的内容，却去议论《鲁誓》《秦誓》不该作成。孔子难道不知道后世会走到这种极端吗？他的意思是，后世学者如果没有可以据以依凭的材料，就不能受到感发而尽力发挥自己的才智；所以他才把这些内容写成六经，让后人自己去求取。他大概还希望后人深入思考而有所领会，所以不把自己的学说明白写出，使天下人各自凭借自己的长处去探求。因此说：“仁者从中看到了仁，就说它是仁；智者从中看到了智，就说它是智。”

译子贡也说：“道在人身上，贤者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者认识其中小的方面。”假如让仁者发挥他的仁，让智者发挥他的智，让贤者阐明其中大的方面而不遗漏小的方面，让只能认识小处的人乐于发挥自己的小处，以便使自己附属于大道；各人都依据自己的才智竭尽力量，去求取最精微、最细密的境地，那么天下将会有人终身钻研这些学说而不感到厌倦。到了后世，人们不明白圣人的本意，担忧的是异说太多，学者难以明白。于是有人拿圣人的微言，用个人私意加以折断解释，传注、疏解之学便在天下横行；由此学者更加懈怠，圣人的学说也更加不明白。如今假如让天下人因各家说法的异同而纵览博观，辨别是非，评议可否，推求精粗，然后达到最精微细密的境地，那么对经义的讲习应当会更加深入，守持也应当更加坚定。从前我刚开始学习时，得到一本书便伏案诵读，不寻求前人的传注，只求理解书本身；求而不得，就反复思考，直到一整天也没有看明白，然后才退下来寻求前人的传注。为什么呢？因为害怕轻易把它纳入心中，守持却不牢固。等到年长以后，才观看百家之书，纵横错杂、颠倒纷繁，有的可喜，有的可惊，没有什么不读，却茫然不知应该听从哪一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大概是晚年读了《孟子》，此后遍观百家而不再混乱。可是世上的论者说：“学者不可以读天下的杂说；一旦不幸读到它们，小道异术就会乘隙进入心中。”即使扬雄也这样，说：“我不看非圣人之书。”他们认为世上的贤人用来修养心性的东西，就像人的弱子幼弟，不应当带出去置于繁华纷扰之中。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古人所谓知道的人，邪僻的言辞进入他的心中却不能动摇他，偏颇的言辞冲犯他却不能使他屈服；爵禄不能使他骄傲，贫贱不能使他受辱。假如有人深居自闭在闺门之内，呆滞颓废，却说“我知道道，我知道道”，这就是所谓的腐儒。古人说伯夷过于狭隘，柳下惠不够恭敬；狭隘和不恭敬，都是君子不应有的。可是孔子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体；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而辱没自身，但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到了孟子，他厌恶乡原败坏风俗，却知道于陵仲子那样的行为不能成为常道；他赞美禹、稷急切地为天下奔忙，却知道颜回独自快乐也并非完全正确；他知道天下诸侯所取用的财富就是盗窃，却知道王者也不必把他们全部诛杀。他知道贤者不能被召用，却也知道接受召用、为国效力是合乎义的。所以士人谈论学问，都说孔子、孟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正懂得道罢了。如今我苏辙不过是山林中的平民，哪里敢自比孟子？然而我之所以能够泛观天下各种不同的学说，以及夏、商、周三代以来兴亡治乱的关键，并且明白地有所辨析，大概是因为我的学问出自孟子，这一点不能欺罔。今年春天，天子将要寻求敢于直言的人，而我正好来到京师接受调任，舍人杨公不了解我的不肖，取我粗陋鄙野的文章五十篇加以推荐，使我跻身明诏征召的末列。伏想阁下是当今的伟人、朝廷的名卿，谁不想一见您的面，在您左右施展一点微薄的才能呢？至于那五十篇文章，从中等以下的部分，阁下也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不敢再把它们献上，只姑且叙述我求学的方法，请阁下试着观览。上书兵部李侍郎【韩愈】十二月九日，将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谨向侍郎阁下上书：韩愈年少时鄙陋迟钝，对当时的事务全不通晓；家贫，不能养活自己，参加科举、寻求官职已经二十年了。命运浅薄而不幸，动不动就遭受谗毁，前进一寸、后退一尺，最终一事无成。我的本性喜好文学，因为困厄悲愁而无处诉说，于是得以深入研究经传、史记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沉潜于训诂义理，反复研读句读，磨炼学业，奋发写作文章。凡是唐尧、虞舜以来典籍所保存的内容，大的像河海，高的像山岳，明的像日月，幽深的像鬼神，细微的像珠玉，华美与实质的变化像雷霆风雨；奇异的辞句、深奥的旨意，没有不通晓的。只是我鄙陋迟钝，对当时事务不通晓，学问越有成就，道路反而越困窘；年纪越老，智慧反而越困顿。我私下怜悯伤感，后悔当初的志愿，头发脱落，牙齿稀疏，却没有遇到了解我的人。牛角歌的辞句鄙俗而义理拙朴，堂下人的言语也没有写入传记，齐桓公却据此提拔宁戚为相国，叔向也携手引荐人才登上高位。这样看来，并不是言语难以让人听见，而是难以遇到能够识别它的人。我伏想阁下内心仁厚、外在行义，品行高尚、德行宏大，尊重贤者、任用能人，怜悯穷困、哀惜受屈的人；自长江以西的地区，已经受到您的教化而施行仁政。如今您入朝担任内职，成为朝廷大臣，正逢天子新即位、急切谋求治理教化的时候；您的发言和举动，应当都能得到施行。既有明察而听取意见的圣明，又有振作、推行事业的力量，宁戚的歌、鬷明的言论，如果不在您面前发出，就会错过时机。谨献上旧文一卷，用来扶植、树立教化之道，使它有所阐明；又献《南行诗》一卷，用来舒解忧愁、排遣悲伤，其中杂有瑰奇怪异的言辞，迎合时俗的爱好，使人可以吟诵于口、听入耳中。如果您赐予阅览，其中也许有可取之处；冒犯尊严，伏增惶恐。韩愈再拜。答李翊书【韩愈】六月二十六日，韩愈告白李生足下：您的书信辞意很高明，可是您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如此谦下恭敬？能够这样，谁不愿意把自己的道理告诉您呢？您归向道德已经指日可待了，何况是道德之外的文章呢？不过我大概只是望见孔子的宫墙却没有进入宫门的人，难道就足以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吗？虽然如此，也不能不为您说一说。您所谓的立言，是对的。您现在所做的和所期望的非常相近，几乎已经达到了。不过我不知道您的志向，是希望胜过别人并取得别人的认可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呢？如果希望胜过别人、取得别人认可，那么您本来已经胜过别人，也可以取得别人的认可了；如果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就不要希望很快成功，不要被权势利益诱惑，要培养根本而等待果实，加添油脂而希望灯光明亮。根本茂盛，果实就会成熟；油脂丰足，灯光就会明亮。仁义之人的言语，自然和煦可亲。难道还有更困难的事情吗？我所做的文章，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虽然如此，我学习它已经二十多年了。起初，不是三代、两汉的书我不敢看，不是圣人的心志我不敢存于心中。安居时仿佛忘记一切，行动时仿佛遗忘一切，庄严认真，像在思考，茫然无定，像在迷失。当它从心中取出、流注到手上时，只求去掉陈旧的说法，那真是艰难啊！

译别人看我的文章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讥笑就是讥笑。这样过了多年，仍然不改变，然后才清楚地辨别古书的真伪，以及那些虽然正确却还没有达到境界的文章，黑白分明；于是努力把它们去掉，才渐渐有所收获。当它从心中取出、流注到手上时，文思便滔滔而来了。别人看我的文章时，讥笑我，我就把它当作喜事；称赞我，我反而把它当作忧虑，因为文章中还保留着普通人的说法。这样又过了多年，然后文气才浩大充沛。我又担心其中夹杂不纯，便迎上去排斥它，平心静气地考察，确认它全都醇正，然后才任意发挥。虽然如此，仍然不能不加以涵养。要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游息于《诗》《书》的源流之中，不迷失道路，不断绝源流，直到终身而已。气就像水，言语就像漂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漂浮的物体无论大小都会浮起。气和言语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盛，言语的长短和声音的高低就都合宜。即使如此，我难道敢说自己已经接近成功了吗？即使接近成功，把它用在人身上又有什么可取呢？不过，等待别人任用的人，难道只是像器物一样吗？是否任用，属于别人决定。君子却不是这样：内心存有道，行为有准则；被任用，就把它施行于别人；不被任用，就传给自己的弟子，写在文章中，成为后世的法则。像这样做，难道就足以感到快乐吗？还是并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有志于古道的人，实在太少了。既然有志于古道，难道一定要遗弃世俗吗？如今我确实为此感到快乐，也为此感到悲哀。我急切地称赞这样的人，是为了勉励他们，并不是敢于把该称赞的称赞、该贬斥的贬斥。向我询问文章的人很多，想到您的话不以利禄为志向，姑且为您说这些。韩愈告白。答陈商书【韩愈】韩愈告白：承蒙您惠赐书信，言语高远而旨意深厚，我读了三四遍还不能完全通晓，茫然之中更加惭愧。您又不因为我的浅陋鄙弊、没有超过常人的见识，反而把您所守持的道理告诉我，实在幸甚。我岂敢不吐露实情？不过我自己知道，这些话不足以满足您的需要。齐王喜欢竽，有个人想到齐国求仕，拿着瑟前去，在齐王门下站了三年也不能进去。齐王斥责他说：“我弹瑟，能够使鬼神上下；我弹瑟，合乎轩辕氏的律吕。”门客骂他说：“大王喜欢竽，而你却弹瑟；瑟即使弹得好，怎奈大王不喜欢呢？”这就是所谓善于弹瑟，却不善于向齐国求仕。如今在这个时代参加进士考试，是为了求取俸禄利益；想在这个时代推行道，却写文章一定要使整个世人都不喜欢，岂不是同那个拿瑟站在齐王门下的人相似吗？文章即使写得好，却不利于求取仕进；求取不到，就愤怒而怨恨，难道不知道君子一定不能这样做吗？所以我的一点私心是，每逢有人来访，凡是有意于文章而求教的，我都不推辞，便把实情全部告诉他。希望您明察。韩愈告白。答刘正夫书【韩愈】韩愈告白：进士刘君足下，承蒙您来信请教我未能达到的地方，既承受了深厚的恩赐，又惭愧于您的诚意，实在幸甚，幸甚。凡是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对于前辈的门第，哪里有不去拜访的？前辈对于后辈，只要看见后辈来到，难道可以不回应他的心意吗？来访的人我都接待，全城士大夫没有不是这样的。可是我不幸，独独有了接待后辈的名声；名声所到之处，也正是诽谤聚集之处。有人来请教，我不敢不诚实回答。有人问：“写文章应当师法什么？”我一定认真回答：“应当师法古代圣贤。”又问：“古代圣贤所写的书都完整存在，言辞也各不相同，应当师法什么？”我一定认真回答：“师法它们的精神实质，不师法它们的具体言辞。”又问：“文章应当平易，还是应当艰深？”我一定认真回答：“没有固定的艰深或平易，只要合乎正确就行，如此而已；并不是一定要让人这样写而禁止人那样写。”世间各种事物，早晚都能看见，人们通常不会特别注视；等看见奇异的事物，就一同观看并谈论。文章难道不是这样吗？汉朝人没有不会写文章的，只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写得最为出色；因此用功深厚的人，获得的声名也能流传久远。如果都随世沉浮，不自我树立，即使不被当时人视为怪异，也一定不能在后世流传。您家中的各种物品都依靠它们来使用，但您所珍爱的一定不是寻常物品。君子对于文章，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后辈写文章，能够深入探求、竭力取得，以古代圣贤为法，即使未必人人都能成功，也必定会有像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这样的人出现；他们一定由此而来，而不是由因循常规的人而来。圣人的道，如果不用文章表现也就罢了；一旦使用文章，就一定推重有才华的人。所谓有才华，并不是别的，就是能够自我树立、不因循旧习的人。自从有文字以来，谁不写文章？然而流传到今天的，一定是那些有才华的文章。我只是常常把这一点拿来说明罢了。韩愈对于您来说，惭愧地说是同道；而且我作为前辈，又常常跟随贤尊给事中游学。既然承蒙您厚赐，又怎么能不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拿出来作为答复呢？您认为怎样？韩愈告白。答窦秀才书【韩愈】韩愈告白：我年轻时在其他技艺方面愚钝怯弱，自己估量没有什么可以努力的地方，又不通晓时事，同世俗多有抵牾，想到终究无法树立成就，于是发愤专心致志于文学。学习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凡是辛苦所得的一点东西，都流于空泛的言语而不适合实际应用，又加上自己一再废弃，于是学问虽然有成，道路却更加困穷；年纪越老，智慧越加困顿。如今又因获罪而被朝廷贬黜，远赴蛮荒县邑任长官，忧愁无聊，瘴疠侵袭，惶惶不安，连朝夕都难以指望。您年少而才俊，文辞雅正，气势锐利。如今正值朝廷求贤若渴，当权者又都是贤能的官员，您拿起几寸长的笔，在盈尺的纸上写作，文章高明可以求取爵位，按次第前进，即使在甲科中也未必不能取得一席之地。如今却乘着不可预测的船，进入无人之境，把同我讨论文章当作事务；身体辛劳而事情走偏，言辞隆重而请求简约，这不是好的计策。即使古代君子积累道义、藏守德行，隐藏光芒而不显耀，紧闭嘴巴而不传道，遇到您这样恳切的请求，也将打开仓廪、倾倒粮仓，把所有所得罗列出来献给您。像我这样愚陋不肖的人，又怎么敢对您有所吝惜呢？只是您的才能足以自己奋发，而我所有的东西正如前面所说，所以临到此事反而惭愧羞耻，不敢答复。钱财不足以填补您身边的贫乏急需，文章也不足以启发您的事业；您满载而来，空着袋子回去，只希望您明白这一点罢了。韩愈告白。答尉迟生书【韩愈】

译韩愈告白尉迟生足下：所谓文章，必定在作者心中有真实的内容，所以君子谨慎对待自己的实际德行。内在真实的美丑，一旦表现出来就无法遮掩。根本深厚，枝梢就茂盛；形体宏大，声势就洪亮；行为高峻，言辞就严厉；内心醇厚，气质就和平；明白清晰的地方没有疑惑，从容舒展的地方绰有余裕。我所听闻的道理就是这样。有人向我请教，我也这样回答。如今您的文章都很好，却谦逊得仿佛还不够，反而来向我求证，我又怎敢吝惜言语呢？不过我所能说的都是古代的道理，而古代的道理未必能在当今取得功名，您为什么对它格外珍爱呢？贤能的公卿大夫在上位，肩并肩初入仕途的贤士在下位，他们能够得到功名，一定有可以凭借的原因。您想求仕吗？那就前去向他们请教；那里处处都可以学习。如果您只是珍爱这种学问，并不是为了求仕，那么我也曾经学习过它，请允许我从今以后继续谈论。与友人论文书【柳宗元】古今都说文章难写，您知道它为什么难吗？不是说比兴运用得不够，气势拓展得不远，锤炼得不精，瑕疵没有除去；而是得到它难，认识它更难。假如有人能够获得高明明朗的境界，探究深奥幽微的义理，即使其中有荒芜败坏之处，也不过像日月遭受蚀缺、璞玉有瑕疵一样，哪里足以损伤它的光明、贬低它的珍贵呢？况且自从孔氏以来，这条道路大为阐明，各家修习，人人勉励，耗尽精力、竭尽思虑，已经有几千年了。其中消耗竹简、役使心神的人，可以数得清吗？能够登上文章名录、流传到后代的，不过几十人罢了。其余的人，谁不想争相撕取锦绣，互相攀附日月，在万物之中高高自视，在百代之后雄踞一方呢？但大多都纵情放任而不能成功，徘徊不前，力量用尽、形势困窘，只好吞下志愿而埋没。因此说得到文章之道很难。唉，道的显明或晦暗，取决于幸与不幸；言论的善辩或木讷，取决于升沉；鉴识的偏颇或端正，取决于好恶；交游的广泛或狭窄，取决于屈伸。那么，那些卓然自得、在其中奋发的人，究竟是合于道还是不合于道呢？这是还不能知道的。而且尊崇古人、虐待今人的人，肩并肩、足迹相接。大多是活着时不得志，死后才留下声名的人。扬雄死后，《法言》才大为兴盛；司马迁活着时，《史记》还没有得到振兴。这两位才华之士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名声还不很显著的人呢？本来就有文章不能流传后世、声名终于在天下断绝的人。所以说认识文章更难。而写文章的人，也有很多人猎取、拼凑前人的作品，残害文史，剽取其中的意思，抽取其中的华美辞藻，放到自己的口舌之间，遇到事情便蜂拥而出，发出金声、闪耀玉光，用来欺骗聋人盲人，博取一时声誉；即使最终沉沦被弃，他们篡夺正色、扰乱雅正，造成的危害已经很大。这就是文章难写的原因之一。近来听说您想看看我的文章，我退下来打开囊笥，编次其中芜杂污秽的作品，心惊气动，思绪交集，不知哪一篇较好，所以长久耽搁而没有送去。现在送上我所写的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共四十八篇，合成一册，想来可以让治理书籍的苍头为您吟诵。敲击陶器、拍打瓦缶，也一定有可供选择的地方，只看您的鉴别如何罢了。请您回信只用一个字表示褒贬。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宗元】您封好寄给我、又拿给我看的退之的信，说想用谈论文章的事来推辞我，并且借此激励您。假如退之的才华胜过我好几个人，尚且不应向我推辞；由此可知，他并非真心这样想，只是故意借此说辞罢了。退之所敬仰的人，是司马迁、扬雄。司马迁和退之相比，本来就各有高下。至于扬雄，像《太玄》《法言》和《四愁赋》这样的作品，只是退之还没有写过罢了；一旦写出来，必定会更加恢宏奇伟。他其他文章远远超过扬雄，扬雄的文章遣词立意颇为短浅局促、艰涩滞重，不如退之那样放纵恣肆，任意创作。既然如此，即使扬雄来到这里，尚且不应推辞他，何况是我呢？扬雄喜欢称赞人的长处，认为不屈己意便是善事，不可称赞，所以故意这样谦抑地说罢了。您千万不要相信他。况且您的志向气概很高，又喜欢读《南北史》，通晓全国和朝廷的事情，贯通古今，后来的人没有谁能够与您相匹敌；而我却幼稚愚钝，最终一事无成，只不过在文章笔砚这些浅薄小事上迟疑徘徊。如今退之不以我来激励您，反而以我来激励您，这更不是适宜的做法。然而归根到底，他是希望您自己挫抑锋芒，结合当世事务来坚定正确的立场；即使是我，也知道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您年纪还很轻，了解您、赏识您的人多得像麻一样，不必担心不能显达，只须担心自己的道不能确立罢了。这是我用来激励自己的话，也是用来帮助退之激励您的话。不再详述。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柳宗元】三日，宗元敬白：收到秀才的信，知道您想让我为您的文章作序。然而我写文章，并不是随便就能轻易写成的。对于秀才您，我不敢吝惜。过去我在京都时，喜欢用文章来抬举后辈；由于我的文章而知名的人，也有不少。自从遭到斥逐和禁锢以后，更加成为轻薄小儿喧哗的众矢之的，他们结成群党，无端加以诋毁。当权者大都说我污秽而沉重，几乎都要把我赶走、远远排斥。如今若不自量而为秀才作序，秀才岂不是得不到当年那样的益处，反而承受后来那样的祸害吗？我因此感到害怕。一个洁净的人穿着盛装同背负污泥的人相处，又能依靠什么呢？然而我看秀才勤勉诚恳，志向十分长远，并不是为了片刻的私利，而是想成就文雅之业，那么我哪里敢推辞呢？我应当为秀才说几句话。但在当今世上显达的人，如果不是随流俗而被煽动的人，就应当把他显现出来给人看。这样既不会连累秀才，也不会增加我的诟骂。没有比这更合宜的办法了。如果果真能够这样，那么我的粗陋之言就可以发表了。宗元敬白。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修顿首敬白先辈吴君足下：前些时候承蒙您赐示书信和三篇文章，我打开来读，浩浩荡荡，仿佛有千万字那么多；等稍稍平静下来再看，才不过几百字罢了。若不是文辞丰富、意气雄健，洋溢着不可抵御的气势，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然而您还自己忧虑茫然无所适从，没有人启发您使您前进，这是好学者的谦虚说法。我的才干不足以在当今施展，做官也不足以在世上荣耀，我的毁誉不足以轻重人心，我的气力不足以感动别人。世上那些想借我的声誉来抬高自己、借我的力量然后求进取的人，又能从我这里取得什么呢？先辈学问精深、文章雄健，即使施用于当今，也不是要等到借我的声誉才显得重要、借我的力量才取得进步的人。然而您却屈尊前来，仿佛有所责问，莫非是急于求得圣贤之道，不选择对象便向人请教吗？求学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为了求道的，但真正达到道的人却很少。不是道离人很远，而是求学者有所沉溺罢了。大概文章这种言语之事，难以写得精工，却很令人喜爱；容易使人愉悦，也容易使人自满。世上的学者往往沉溺于此。文章一旦写得精工，便说：我的学问已经足够了。更严重的，甚至抛弃一切事务，内心不再关切，只说：我是文士，只从事文章而已。这就是达到道的人少的原因。过去孔子年老后回到鲁国，删定六经，不过是在几年之间完成的。

译然而读《易》却像没有《春秋》，读《书》却像没有《诗》，为什么用功这样少，却能达到那样高的境界呢？圣人的文章虽然不是我们能够企及的，但大体说来，道德修养充实的人，文章并不难写，自然就能达到高境界。因此孟子忙忙碌碌，没有时间著书，荀卿大概也是到了晚年才有作品。至于子云、仲淹，正在勉强模仿前人的言语，这就是道德修养不足而强作言辞的人。后世那些迷惑的人，只看见前代文章流传下来，便以为求学只是学习文章罢了，所以越用力、越勤奋，反而越达不到这种境界。您所说整天不走出厅堂，不能纵横高下都随心如意，是因为道德修养还不充足。若道充满于心，即使行走天地之间，深入渊泉之中，也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先辈的文章浩大充沛，可以说已经写得很好了；而且又有志于求道，却仍然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够广大。若不停止前进，达到孟子、荀卿的境界也并不困难。我学习求道却没有达到境界，幸而还不甘心停留在自己所喜爱的文章上，也没有沉溺于已经达到的程度。借着您不肯自我止步的努力，又来激励我稍有进步，这是非常幸运的事。修敬白。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欧阳修】某月某日，具位某谨行斋戒沐浴，奉献书信于枢密相公阁下。某听说古书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实行就不能久远。”言语用来承载事情，文章用来修饰言语；事情真实、言语有文采，才能在后世显现。诗、书、易、春秋都善于记载事情，而又特别有文采，所以流传尤其久远。荀卿、孟轲一类人也善于作文立言，但他们的道有的达到极高境界，有的尚未达到，所以他们的著作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仍然取决于当时人的好恶，因而有兴盛和衰废。其次，楚国有位大夫善于写文章，他的歌辞因此流传。汉朝盛世，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善于作文，他们的文辞因此流传。从此以后，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世道越来越浅薄，有的衰败低落；直到周、隋之间，其中也时时有文章写得好、言语因此流传的人，但都杂乱破碎，不能完全信实，所以一百篇中不能流传一篇；即使侥幸流传，也不显著，不能像前面几家那样光明显赫地流行于世。言语要流传，实在太难了！事情真实，还须有文采；文采达到极高程度，又取决于所承载的事情大小，才能看出它流传得远不远。书记载尧、舜，诗记载商、周，易记载九位圣人，春秋记载文王、武王的法度；荀子、孟子两家的著作，记载诗、书、易、春秋；楚国的辞赋记载《风》《雅》；汉代诸人各自记载当时君主声名、礼乐制度和文物盛大的情形，把它们写成文辞。后世的学者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可以承载，那么他们的言语不能完全真实、流传不能长久，形势使然。到了唐朝兴盛之时，譬如太宗的政治、开元年间的治理、宪宗的功业，他的臣下又争相用文章记录它们；他们的文辞有的配入乐歌传唱，有的刻在金石上，所以其间那些伟大人物和高尚品德、宏阔言论能够前后流传，正是依靠有所承载的文章。因此，所承载的言语内容宏大而且有文采，它的流传就显著；所承载的言语没有文采而且内容浅小，它的流传就不显著。某没有什么才德，只承守先人的余绪。先人在太宗时以文辞闻名，以进士身份因对策被举为贤良方正，后来守道纯正，成为贤良待制；适逢太平盛世，奋发立身、扬名于世，他的言语所承载的内容、文章所发挥的作用，理应宏大而且足以凭此流传。然而还未能在世上广泛流行，难道是他的后嗣不肖，不能继续守护，因而使它泯没了吗？还是另有原因？文章的流传虽然取决于它所承载的内容，却还须有所凭借。诗、书、易、春秋要等待仲尼删定校正；荀子、孟子、屈原无所等待，却还要依靠弟子来传布。汉代诸人的作品也得到史臣著作的记录；它们刚出现时，有的要等待当时有声望的人才得以传播；它们作者去世以后，有的要等待后人编年次序，才能流传。替他们编次的人，不是门人故吏，就是亲戚朋友，如刘梦得为子厚作序，李汉为退之作序。伏惟阁下学问老成、文章宏大，是当世的雄杰人物，出入三朝；能够仰望您的光辉、接续您的脚步的人，只有先君与您是旧交，那么您也就是先君所等待的人。难道是小子我敢有所请托吗？谨将家集若干卷抄写奉献到您的门下，只希望您怜悯我的诚心，幸而赐予惠助。上欧阳内翰书【苏洵】内翰执事：洵是个居处困穷的平民，常常暗自叹息，认为天下人不可能全都贤能，也不可能全都不肖，所以贤人君子处在世上，聚合必然分离，分离也必然聚合。从前天子正有意治理天下，范公在相府，富公任枢密副使，您和余公、蔡公任谏官，尹公驰骋于上下，致力于兵革之事。正在这个时候，天下人的才能，无论如毛发、丝缕、米粒般细微，都纷纷兴起，汇合成一体；而洵自己估量愚鲁无用，不能在其中奋发，于是退下来修养心性，希望自己的道将来能够成就，便可以重新见到当世的贤人君子。不幸的是，道还没有成就，范公便向西去了，富公向北去了，您和余公、蔡公分散到四方，尹公也失去权势，奔走于小官任上。洵当时在京师，亲眼看见这些事，忧思恍惚，仰天叹息，认为这些人一离去，即使自己的道成就了，也不再足以感到荣耀。后来又转念想到，从前众位君子进入朝廷，开始时必定有善人推举他们；如今也必定有小人从中阻挠。如果当今世上从此再没有善人，那也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姑且修养自己的心性，使自己的道大有成就而等待时机，这有什么妨害呢？我退居乡里十年，虽然还不敢自称自己的道已经成就，但胸中浩浩荡荡，似乎和从前不同了；而余公恰好也在南方建立了功业，您和蔡公又相继入朝，富公也从外地回来担任宰相，形势将要重新合为一体。我既高兴又自我庆贺，认为自己的道已经大致成就，果然将有机会使它显露出来。后来又回头思量，从前所仰慕、爱悦而不能见到的，大概有六个人，如今将要去见他们了；可是六个人中范公、尹公两人已经去世，于是又为他们悲伤得潸然流泪。唉，这两个人再也见不到了，而我所依赖来安慰这颗心的还有四个人，于是又这样自我排解。想到只剩四个人，便又急切地想见他们一面，把心中想说的话说出来。然而富公又做了天子的宰相，远方贫寒的士人不能马上用言语通达于他面前；余公、蔡公又在万里之外，唯独您在朝廷之中，官位也不算太高，还可以呼求援引，把话传达给您；可是我又因饥寒、衰老的疾病缠身而滞留，不能亲自到您的门下。

译怀着仰慕、盼望、爱悦那几位贤人的心情，十年不能相见，而其中范公、尹公两人已经去世；那么在剩下的四个人中，难道只有那些势位使人不能立即用言语通达的人，才可以作罢吗？怎么能因为不能亲自前往，就仓促停止呢？您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私下认为，洵对您的了解特别深，比天下一般人都深。为什么呢？孟子的文章，言语简约而意思完备，不说尖刻决绝的话，但锋芒不可触犯；韩子的文章像长江大河，浑厚浩荡，曲折流转，仿佛鱼、鼋、蛟、龙和各种怪物都惶恐迷乱；又压抑遮蔽，不让它们自行显露，使人望见其中深沉的光彩和苍然的气色，也自然畏惧退避，不敢逼视。您的文章曲折有余、周详完备，往复百折而条理通达、疏朗流畅，没有阻隔防碍；气势尽头、言语极处，急切地发言、竭力地论说，却仍从容闲适平易，没有艰难劳苦的姿态。这三个人的文章都卓然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意味暗沉而悠长，光彩油然而深幽，俯仰揖让之间，有您的神态；陆贽的文章，遣词立意，切近而妥当，有您的实际风格。而您的才华，又有过人之处。大概您的文章，不是孟子的文章，不是韩子的文章，而是欧阳子的文章。喜欢称道别人的美德而又不流于谄媚，是因为那个人确实配得上这样的称赞。不明白的人，便认为这是称誉别人来求取别人对自己的喜爱。称誉别人来求取自己的喜爱，洵也不这样做。我之所以称道您的光明盛大之德而不知止息，也只是想让您知道您所了解的我。虽然如此，您的名声已经遍布天下，即使没有看过您的文章，也本来已经知道有一位欧阳子了。然而洵不幸坠落在荒草泥涂之中，而我求知道的心又近来才粗略成形，想空手奉上一封短笺，把自己托付给您，这将使您从哪里了解我？又从哪里相信我呢？洵年轻时不学习，二十五岁才开始知道读书；跟随士君子交游时，年纪已经很晚了，又没有能够刻意磨炼品行，以古人为期许，反而看见与自己同列的人都不如自己，便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后来困顿更加严重，这才取来古人的文章阅读，开始觉察他们的用语和立意与自己大不相同。时常回过头来反省，思量自己的才华，又似乎不止于此而已。于是把从前写的几百篇文章全部烧掉，取《论语》《孟子》、韩子以及其他圣人贤人的文章，端正地独自坐着，整天阅读，已经七八年了。刚开始时，进入它们的境界便惶恐不安；广泛观察它们之外的天地，又惊骇震动。时间久了，读得越来越精细，胸中豁然明朗，仿佛这些人的话本来就应该如此。然而还不敢自己说出自己的话。时间更久以后，胸中的话越来越多，不能自我抑制，便试着写出来。写完又反复阅读，浑厚充沛，觉得它们写出来竟如此容易。但仍不敢认为这样就是正确的。近来写成《洪范论》《史论》等共七篇，请您看看怎么样？唉，我这样微不足道地自我陈说，不明白的人又将认为我是在自我夸耀、求取别人的知遇。只希望您想到我十年来的心志，知道这绝非偶然，并加以考察。上田枢密书【苏洵】上天把这些赋予我，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尧不能把天下传给丹朱，舜不能把天下传给商均，而瞽叟也不能从舜那里夺走天下。它从内心发生，从言语中说出，在事情上表现出来，确实不可改变。圣人不能把天下随意传给别人，父亲也不能从自己的儿子那里夺走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把它赋予我，并不是偶然的。上天既然把它赋予我，必定有用我的地方。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也不把它告诉别人；上天本来要任用我，我却实际把它搁置了，这叫作弃天。上天自己降低身份来求取侥幸，我却把自己的言论说得卑小来求取任用；上天把道赋予我，究竟是为什么，而我却这样做呢？这叫作亵天。上天弃我，是我的罪；轻慢上天，也是我的罪。不弃天、不亵天，但人不任用我；不任用我的人有罪，这叫作逆天。这样说来，弃天、亵天，责任在我；逆天，责任在人。责任在我，我将竭尽力量所能做的一切，来补偿上天赋予我使命的本意，求得免受天下后世的讥讽；责任在人，我哪里知道呢？我求免除自己一身的责任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替别人忧虑呢？孔子、孟轲不得志，老死在道路上却不疲倦、不怨怒、不惭愧、不沮丧，本来就是知道责任所在。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这类人，不值得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要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如果我的心意没有尽到，我恐怕天下后世就没有办法责备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这些人，而他们也将有借口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孔子、孟轲在地下的眼睛就不能闭上了。圣人、贤人的用心，本来就是这样。这样生，这样死；这样贫贱，这样富贵；上升成为天，沉下成为泉，流动成为河川，停留成为山岳；他们不参与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完成了。我私下奇怪后世的贤者不能安置自身，忍受不了饥寒穷困，便向别人呼号。唉！假使我果真死于饥寒穷困，那么天下后世的责任必定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自己承担自身的责任，把它当作忧患，而我却取来加在自己身上，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洵不肖，哪里敢把自己列在圣贤之中？但是我的内心也有一点不太轻视自己的地方。为什么呢？天下的求学者，谁不想一步就进入圣人的境界？可是等到不能成功时，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到。千金之家的子弟可以变得贫穷，贫穷的人可以变得富有；人并不是上天所赋予的，即使拥有使人贫穷、使人富有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到。

译天子的宰相，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这并不是上天所赋予的。即使凭借使人活、使人死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到。如今洵致力于圣人贤人的学术，也已经很久了。他的言语和文章，虽然不知道究竟能不能用于当今、流传后世，却只是奇怪自己得到它们竟然不费力气。正当我在心中集中思考时，仿佛有人从旁启发；从心中得到它们并写在纸上时，仿佛有人在旁辅助。这难道会连一句接近道的话都没有吗？千金之家的子弟、天子的宰相，求取而不可得的东西，一旦出现在自己身上，所以我的内心能够自负；或许上天也确实把某种东西赋予了我。从前在益州拜见您时，我当时的文章浅薄狭窄而可笑；饥寒穷困扰乱我的心绪，声律和记诵又跟着破坏文章的体制，实在不值得观赏。几年来退居山野，自料将永远被弃，与世俗日益疏远，得以把全部力量放纵地用在文章上。诗人的优柔，骚人的清深，孟子、韩愈的温厚淳正，司马迁、班固的雄健刚劲，孙武、吴起的简练切实，投向哪里都能得心应手。我常常认为董仲舒得到了圣人的经义，却失于流弊而成为迂阔；鼂错得到了圣人的权变，却失于流弊而成为诈伪。有了这两个人的才华而不流于偏失的，大概只有贾生吧？可惜如今的世上，我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于是写了《防》两篇，题为《审势》《审敌》；又写了十篇文章，题为《权书》。洵有一顷山田，不遇灾年便可以免于饥饿；努力耕种而节省用度，也足以终老。不肖的身体不值得珍惜，但上天所赋予我的东西，我不忍抛弃，也不敢轻慢。您的名声遍布天下，天下士人能否被任用，决定权在您。所以我冒昧把所谓《防》一篇、《权书》十篇奉献给您。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路途遥远，不能多带；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来已经拿来献给内翰欧阳公。您与他朝夕相处，共同议论天下之事，那么这些文章大概也有希望陈列在您面前了。至于其中言论是否可用、我这个人是否可贵，那是您的事情，也是您的责任，与洵有什么关系呢？答谢举廉书【苏轼】轼敬启：近来失于拜见，屡次承蒙您问候，详细得知您起居安好，感激欣慰之情非常深。轼天性刚直简率，学问浅陋，才华低下，因获罪而废置多年，不敢再列于士大夫之中。自从回到海北，见到平生亲友旧交，惘然如同与隔世之人相逢，何况与您没有一天的旧交，哪里敢求取交往呢？您多次屈尊来访，一见如故，实在是非常幸运、远远超出我的期望，不敢多说。您所给我看的书信、诗赋和杂文，我已经仔细读过了。大略如行云流水，起初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是常常行进在应当行进的地方，常常停留在不得不停留的地方，文章的条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实行就不能久远。”又说：“言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言语只求表达意思，似乎就可以不讲文采，这是大错。探求事物的精妙，如同系住风、捕捉影子，能够使这种事物在心中明白无误，往往千万人中也遇不到一个；何况能够使它在口头和笔下都明白无误呢？这才叫作言辞能够表达。言辞达到能够充分表达的程度，文采就有无穷的作用了。扬雄喜欢写艰深的词语，来修饰浅显易懂的学说；如果用正直明白的话来说，人人都知道了。这正是所谓雕虫篆刻，他的《太玄》《法言》都是这一类东西，为什么唯独对赋感到后悔呢？一生都从事雕虫小技，只不过改变了音节，便说它是经，可以吗？屈原作《离骚经》，大概是《风》《雅》的再次变化，即使说它可以同日月争光也行，难道因为它像赋，便能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假使贾谊见到孔子，登堂入室绰绰有余；可是扬雄却把赋看得卑鄙，把贾谊同司马相如列为一类，扬雄的浅陋竟到了这种地步。类似的说法很多，只能同有见识的人说，很难同俗人谈论。我因讨论文章，偶然说到这些罢了。欧阳文忠公说：“文章如同精金美玉，市场自有定价，不是人凭口舌就能抬高或贬低的。”纷纷多言，哪里能对您有益呢？惭愧恐惧不已。您所需要的惠力法雨堂题字，我本来不擅长写大字，勉强写也终究不好；又因船中局促狭窄，难以书写，没能依照您的吩咐办理。但我正要经过临江，应当前往游览；或许僧人想要有所记录，我可以写几句留在院中，以安慰您思念亲人的心意。如今已经到了峡山寺，稍作停留便离开，只会离您更远。希望您千万顺时自爱。不再详述。答李端叔书【苏轼】轼听说您的名声很久了，又常常从相识的人那里看到您所作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以大略看出您的为人。平常没有通书问候，怠慢的罪过还可以略过；等到您悲痛服丧时，我也不能用一个字奉上慰问。舍弟子由到先兄墓前，承蒙您惠赐书信，我又懒惰而没有立即答复，顽钝而废弃礼数，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您始终没有弃绝我，在递送信件中再次承蒙您亲笔赐书，待遇更加优厚；读信时脸上发热，汗都流下来了。您的才华高、见识明，不应当轻易赞许别人，莫非是听了黄鲁直、秦太虚一类人的话，竟真的认为那样吗？我这个人被别人憎恶，唯独这两位喜欢称誉我，就像有人嗜好昌歜、羊枣一样，不容易追问其中缘故。说这两个人是妄言，当然不可以；于是想把他们的看法移植到众人的口中，也大大不可。轼年轻时读书作文，专门为了应试而已。考中进士以后，贪求不止，又参加制科考试。其实我有什么学问呢？只是那一科号称“直言极谏”，所以每每纷纷背诵谈说古今，考察评论是非，来应合它的名目罢了。人最苦于不能自知，既然凭这些取得了功名，便以为自己真的能做这些事，于是直到今天还喋喋不休，因此获罪，几乎死去。所谓齐国俘虏凭口舌取得官职，真是可笑。然而世人于是认为轼是想树立异论、制造同异，那就错了。妄自议论利害，插话谈说得失，这正是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的习气，就像候虫、时鸟，自己鸣叫，自己停止，哪里值得说有损益呢？轼常常奇怪当时的人对我看待过重，而您又这样称说我，更加不合实际。获罪以来，我深深闭塞自己，驾一叶小舟、穿草鞋，放浪于山水之间，和樵夫渔人混居，往往被醉汉推搡辱骂，我反而常常暗自高兴，渐渐不被人认出来。平生的亲友没有一封信寄给我，即使有信给他们也不答复，只庆幸自己差不多可以免除牵累了。您却又重新推许我，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树上长瘿，石上有晕，犀角有通天纹，可以用来取悦于人，但都是事物的病态。谪居无事，我默默自我观察反省，回头看三十年来所写的文章，大多都有这些毛病。您所见到的只是从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莫非您只听到了我的声名，却没有考察我的实情，取其外表而遗弃其实质吗？还是您又从这种病态中有所取用呢？这件事若不相见，不能全部说清。获罪以后我不敢再写文章，这封信虽然算不上文章，但随手写下心中意思，不知不觉写了好几幅，也不必给别人看；您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译答刘沔书【苏轼】轼顿首敬白都曹刘君足下：承蒙您寄示书信以及编录我的诗文二十卷。轼平生凭言语文字为世人所知，也凭此受到别人的憎恶，得失相抵，还不如不写的安稳。我因此常想烧掉笔砚，做一个哑默的人；但积习和宿业还没有完全除去，也只认为它们会随手散去、像乌鸦飞没一样。不料您默默跟随在后，缀拾编纂，几乎没有遗漏；读到这些，我惭愧流汗，真可以作为多言的警戒。然而世上收藏轼诗文的人很多，大都真伪各半，而且常被庸俗之人改窜，读起来使人不平；但这也不值得奇怪，能识别真迹的人少，这是自古以来的弊病。梁朝萧统编《文选》，世人认为它编得精工；在我看来，文章拙劣、见识浅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萧统。宋玉作《高唐神女赋》，开头略略陈述所梦的缘由，像《子虚赋》中子虚、亡是公彼此问答，都已经是赋了；萧统却把它说成叙述，这同儿童的见识有什么不同？李陵、苏武在长安赠别，而诗中有江汉之语；至于李陵和苏武的书信，词句轻薄浅陋，正是齐、梁之间小儿模拟的作品，绝不是西汉文章，而萧统竟没有觉察。只有刘子玄知道这一点。范晔作《蔡琰传》，记载她的两首诗，也是不对的。董卓已经死了，蔡琰才流落在外；董卓作乱时，蔡邕尚且平安无事，可是她的诗却说因为董卓作乱而流入胡地，这难道真是蔡琰的话吗？它的笔势分明仿效建安七子，不是东汉诗。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的诗文，都被庸俗之人扰乱，真令人长叹。如今您给我看的二十卷，没有一篇是伪作，错误也很少；而且您所给我看的书信，文辞清丽婉约、雅正深奥，很有作者的风格，可知您致力于这门学问已经很久了。某如今困穷，本来就是因为文字而获罪，实在恨不得剖开身体、剥去皮肤来摆脱它，却做不到；但幼子过的文章越来越奇妙，我在海外孤寂无聊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写出一篇让我欣赏，便能高兴好几天，睡觉吃饭都觉得有滋味；由此可知文章如同金玉珠贝，不容易鄙弃。见到您的词学达到这样的程度，又高兴我同年兄龙图有了后继之人，所以勉强写这封回信，匆匆不再详述。与祖择之书【王安石】治理、教化、政令，就是圣人所说的文章。把它们写在策书中，推行并施加于天下百姓，是同一回事。圣人对于道，大概是从心中体会得到它，然后制定治理、教化、政令；其中有本末先后、权衡形势、制定制度，把这些统一到最高原则上。他们写策书，只是说明事情本来如此罢了。那些浅陋的人却不是这样，遇到一件事便采取一种办法，遇到另一件事又采取另一种办法；不是任其流失，便是拘泥不化；不是做过头，便是达不到。更严重的，舍弃根本而求取末节，把后面的事情反而放在前面，没有一件不违背最高原则。他们对于道，并不是从心中体会得到的；那么他们所写的策书，难道能不违背原则吗？所以，写策书而且内容正确，推行于天下百姓，反而不正确的情况，是不会有的。二帝三王把道理推行到天下百姓那里而且正确；孔子、孟子是写策书而且正确的人，他们都是圣人。换一个处境，也都一样。我十二岁开始求学，学习已经十四年了。圣人所说的文章，我私下有所体会；但要写策书还没有达到。间或有因事情而内心激动，发为言辞，用来警戒自己；如果施于朋友，便显得狭隘逼仄、浅陋卑下，不敢称为文章。近来执事想收纳我并教导我，让我把文章献上；我虽然自知明白，难道敢自我遮蔽吗？谨将我所作的书序、原说若干篇写出，借此叙述所听闻和所立志向，献给您，只希望赐予阅览。上人书【王安石】我曾经认为，文章就是礼教、治理和政事罢了。把这些写在策书中传给人，大体上只是归结到说明事理本来如此而已。有人说“言语没有文采，实行就不能长久流传”，这只是说言辞不能有所停止，并不是圣人作文的根本意图。孔子去世很久以后，韩子出现，在相隔百千年的时间里仰望圣人，确实卓然不凡。只有子厚的名声可以同韩子并列，但子厚不能和韩子相比。然而他的文章最终能够同韩子相配而流传，也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豪杰。韩子曾经把文章告诉别人，说：“……”子厚也说：“……”我怀疑这两个人只是把文辞告诉别人罢了，作文的本意并不止于此。孟子说：“君子希望自己有所心得。自己有所心得，便能安稳地据有它；安稳地据有它，积累便深厚；积累深厚，取用四面八方都能得到源头。”孟子说这话，并不只是用于文章，但也可以借来说明作文的本意。况且所谓文章，只不过务求对世事有所补益罢了。所谓辞，就像器物有雕刻绘画一样。假使工巧而华美，却不一定适用；假使适用，也不一定工巧华美。总之，应以适用为根本，以雕刻绘画作为外在形式罢了。不适用，便不能称为器物；不加外在形式，难道也会如此吗？不是这样。然而外在形式也不能完全舍弃，只是不要把它放在首位，这才可以。我学习文章很久了，多次拿这个说法来约束自己，起初想把它写在策书中传给人。至于把它用于实际事务，还需要等待时机。它究竟是对是错，我还不能自行确定。执事是端正的人，不会迎合自己所喜好的东西；我把杂文十篇献给您，希望您赐予指教，使它的是非能够确定。答钱公辅学士书【王安石】近来承蒙您把铭文之事托付给我。您在世上是有声望的人，力量足以取得显达，却把铭写父母的事情托付给我这篇不佳的文章，看来您的心意并不是随便的，所以我立即为您写了，没有推辞。没想到它仍然不能符合您的愿望，您还想有所增删；我的文章自有意义，不能修改，应该把它退还给我，另找能够依照您的心意来写的人。按今天的法令准则来看，恐怕您还不能建立家庙。您虽然见闻广博，也应当同有见识的人商量。如果您考中甲科，出任通判，通判官署有池台竹林之胜，这有什么足以成为太夫人荣耀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写进去呢？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果不能施行正道，也恰好足以成为父母的羞耻。何况一个科甲出身的通判，如果大致懂得写辞赋，即使市井小人也都可以得到，哪里值得说呢？哪里值得说呢？所以铭文说，闾巷之士把这些当作太夫人的荣耀，正说明天下有见识的人不会把悲欢荣辱放在心上。太夫人能够不同于闾巷之士，而同天下有见识的人一样，这正是她贤德、适合为之作铭的原因。至于几个孙子，也没有必要列入；谁家有五个儿子却没有七个孙子呢？如果七个孙子的学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本来不应略去；如果都还是儿童，贤能与否尚不能知道，把他们列入铭文，按道理有什么恰当之处呢？其他事情不一一详说，我估计您应当同有见识的人商量。您向南去得越来越远，君子只愿您顺时自爱、保重身体。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欧阳修】

译修敬启：从前我在河朔，不能让自己闲下来，曾经收集记录前代遗留下来的金石文章。自三代以来的古文、奇字，没有不收录的。其间虽然遭遇罪责和排斥，奔走于水陆之间，颠危困顿，加上人事中的吉凶、忧患悲愁、无聊仓促，我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大概从庆历乙酉年到嘉祐壬寅年，共十八年，得到一千卷；想到其中的辛勤，已经很多了，但也可以说收藏得丰富了。我又私下想，自己的爱好与世俗不同，偏偏专心收拾世人所抛弃的东西，唯恐来不及，这又很可笑。于是姑且自己叙述这件事，希望可以显现我的志向。然而回头看，我写的这篇文章鄙陋、意旨浅薄，不足以给人看。后来我又查看以前收集记录的东西，即使是浮屠、老子那些荒诞妄诞的学说，通常被我儒贬斥排绝，我却往往把它们收取而不忍心立即废弃，为什么呢？难道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字画工整吗？既然如此，文字书写的法则虽是学者余暇之事，也能帮助金石文字流传。至于浮屠、老子的学说，本应抛弃却得以保存，竟然只是凭借字画流传，这就是它们幸运地找到了寄托，哪里只是有所帮助而已呢？我的文章浅陋，本来不能凭自己流传；如果侥幸找到寄托，也未必不能流传。由此说来，为我的文章找到不朽寄托，只在君谟挥笔的一刻罢了。我私下认为，君子乐于成全善事，愿意成全别人的美好，有人听到这番话，应该认为不能推辞；所以我特意带着这个理由前来陈说，毫不怀疑，只希望您幸而察知。《文编》第四十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 《文编》第四十九卷 明代唐顺之编 答任安书【司马迁】少卿足下：从前承蒙您赐信，教导我待人接物要谨慎，把推举贤能、荐进士人作为要务；您的情意殷切诚恳，仿佛责怪我没有听从您的劝告，反而采用流俗之人的说法。我不敢这样做。我虽然才能低劣，也曾从旁听闻过长者遗留下来的风范。只是我自以为身体残废，身处污秽之境，一行动就遭人责怪，想增加益处反而受到损害，因此内心郁结，又能同谁诉说呢？俗话说：“替谁去做呢？又让谁来听呢？”大概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士人为知己者效力，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修饰容貌。像我这样，人的根本已经亏损残缺，即使才华如随侯珠、和氏璧，品行像展禽、伯夷，也终究不能以此为荣，只足以引人发笑而且自取祸患。您的来信本应答复，恰好我跟随皇上东行回来，又被卑贱琐事所逼迫，与您相见的时间很短，匆忙之间没有片刻工夫能够尽情表达心意。如今少卿身负不可预料的罪过，事情拖延了十多天，迫近季冬；我又将随从皇上前往雍地，恐怕突然发生不可讳言的变故，那么我终究不能舒展愤懑、向您说明心情，长逝者的魂魄也会暗自遗恨无穷。请允许我略略陈述自己的鄙陋见识，隔了很久没有答复，希望您不要责怪。我听说：修养自身，是智慧的府库；爱护并施惠于人，是仁的开端；取用和给予，是义的凭证；知耻，是勇气的决断；建立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境界。士人具备这五点，才可以托身于世，列入君子的行列。所以，灾祸没有比贪图利益更难防范的，悲痛没有比伤害心灵更深的，行为没有比辱没祖先更丑的，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大的。受过刑的人，不能与常人相比，这种情况并非一世才有，由来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和雍渠同车，孔子便去了陈国；商鞅通过景监求见赵良，赵良因此寒心；同子防乘坐袁丝的车，袁丝便变了脸色。自古以来人们就以此为耻。一般才能的人的事情，只要同宦官有关系，没有不感到气馁的，何况慷慨之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少人才，怎么能让一个受过刀锯之刑的人推荐天下的豪杰呢？我依靠先人的事业，得以在京城任职二十多年。因此自我反省：上不能纳忠献信，凭奇特的谋略和才干获得声誉，亲自结交明主；其次又不能拾遗补阙，招纳贤能，举荐隐居的士人；对外不能列入军伍，攻城野战，取得斩将夺旗的功劳；对下不能日积月累地建立功劳，取得尊贵的官职和丰厚的俸禄，使宗族和朋友都得到光荣宠幸。这四方面我一样也没有做到，于是苟且迎合，求得容身，没有任何长处和功效，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了。从前我也曾厕身下大夫的行列，参与外廷末议，却没有趁那时掌握纲

译纪、竭尽思虑；如今身体已经残缺，成为洒扫宫廷的奴隶，处在卑劣之人的中间，竟还想抬头扬眉，议论是非，这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当世士人蒙羞吗？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况且事情的始末也不是容易说明的。我年轻时自负有不受拘束的才华，长大后却没有乡里间的声誉。皇上幸亏念及先人的缘故，使我得以献上微薄的技艺，出入宫廷禁卫之中。我认为头顶着盆，怎么还能仰望天空，所以断绝了同宾客的交往，忘却了家庭的事务，日夜想着竭尽自己不才的力量，一心一意办理职务，以求亲近讨好皇上。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极大的错误。 我和李陵同在皇帝门下，平素并不友善；我们志趣不同，未曾举杯饮酒，互相尽欢。但我观察他的为人，认为他是个能守持操行的奇士：侍奉双亲孝顺，待士人诚信，面对财物取舍都依义而行，分配东西时懂得谦让，恭敬节俭而谦下待人，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急难献身；这些都是他平日积蓄的品德。我认为他有国士的风范。一个臣子能冒着万死而不顾一生，奔赴国家的灾难，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如今他一旦举事失当，而那些保全自身、保护妻儿的臣子便跟在后面诋毁、罗织他的短处，我内心实在为他痛惜。况且李陵率领不到五千步兵，深入匈奴的地域，足迹抵达王庭，在虎口边垂下诱饵，横向挑战强大的胡人，仰面面对亿万大军，同单于连续交战十多天，杀敌人数超过了自己的损失。匈奴救护伤员、扶持将死者都来不及了，穿着毡裘的各部首领全都震惊恐惧，于是把左右贤王以及全国能拉弓的人全部征调起来，全国共同进攻包围李陵军。双方转战千里，箭已经用尽，道路也走到了尽头，援兵没有到达，士卒死伤累累。然而李陵每次一呼喊慰劳军队，士卒没有不起身，亲自流泪的；他们含着血沫饮泣，又把空弓重新张开，冒着锋利的刀刃，向北争着去同敌人拼死作战。李陵还没有陷没时，如果有使者来报捷，汉朝的公卿王侯都会捧着酒杯向皇上祝寿；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报传来，皇上因此吃饭没有滋味，上朝也不愉快，大臣们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不考虑自己的卑贱，看到皇上悲惨凄怆、哀痛悼念的样子，实在想献上自己诚恳而愚拙的意见，认为李陵平素同士大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能够得到人们拼死效力，即使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他虽然身陷失败，但观察他的心意，他还想取得适当的机会来报效汉朝；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他所造成的损失，却也足以使他的功劳昭示天下。我心中想把这些话陈述出来，却没有门路，恰好遇到皇上召见询问，便根据这个意思推论李陵的功劳，希望扩大皇上的心意，堵住那些因一时嫌隙而发出的诋毁之辞。还没有能够把事情完全说明，英明的皇上没有深入了解，认为我是在贬低贰师将军、替李陵开脱，于是把我交给司法官处理。我拳拳的忠心最终不能自行申辩，反而因此被说成欺骗皇上，最后听从了司法官的议论。我家贫穷，财物不足以赎身；交游没有人来救助，身边的亲近之人也不替我说一句话。我不是木石，却只能独自同执法官相处，关在深幽的监狱之中，又能向谁申诉呢？这正是少卿亲眼见到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已经活着投降，败坏了他家的声誉；而我又被施以腐刑，关进蚕室，再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可悲啊，可悲啊！事情的始末，不是容易向世俗之人一两句话说清的。我的先人没有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只是掌管文史、天文、历法，地位接近卜官、祝官，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的对象，是倡优所豢养的人，也是流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受诛，就如同九头牛失去一根毛，和蝼蚁有什么不同？世人又不会把我同能够为节义而死的人相提并论，只会认为我是智谋穷尽、罪过极重，不能自行免罪，终于走向死亡罢了，为什么呢？这是平素自我树立的身份造成的。人本来都有一死，有人的死比泰山还重，有人的死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运用生命所趋向的目标不同。最高一等是不辱没祖先，其次是不辱没

译自身，再其次是不辱没道理和容色，再其次是不辱没言辞，再其次是弯曲身体接受羞辱，再其次是更换衣服接受羞辱，再其次是戴上刑具、手脚套上木枷绳索、遭受鞭打杖击，再其次是剃去毛发、戴上铁制刑具，再其次是毁伤肌肤、斩断肢体，最下等的是受腐刑，那就是耻辱到了极点。

译古书说：刑罚不施加在大夫身上。这是说士人的节操不可不磨砺。猛虎处在深山中，百兽都震惊恐惧；等到它被关进陷阱和栅栏里，便摇着尾巴求取食物，这是长期威势和约束逐渐形成的结果。所以，士人即使在地上画一个牢狱，也会因形势而不肯进入；即使削一根木头充作狱吏，也不会回答他的审问；这是因为他在极早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计策。如今手脚被捆绑，戴上木枷绳索，暴露肌肤，受鞭杖抽打，幽闭在圆形高墙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便头撞地，看见服劳役的犯人便心惊气喘，为什么呢？这是长期威势和约束形成的形势所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说自己没有受辱，那就是所谓厚着脸皮罢了，哪里值得尊重呢？况且西伯是诸侯，却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却遭受五刑；淮阴侯韩信曾是王，却在陈地受械；彭越、张敖在南面称孤，却被系于狱中定罪；绛侯周勃诛灭诸吕，权势压倒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魏其侯是大将，却穿着赭色囚衣，戴着三重刑具；季布成了朱家的带枷奴仆；灌夫遭受羞辱，被关在居室。这些人都曾身居王侯将相之位，声名传到邻国；等到罪网降临，却不能引刀自裁，身处尘埃之中。古今都是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敢和怯懦取决于形势，强大和弱小取决于处境，这已经很清楚了，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自裁，越出规矩之后，已经逐渐衰败，等到受鞭打杖击时才想守节，这不也太晚了吗？古人所重视的、把刑罚施加于大夫，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人的本性没有不贪生厌死、思念父母、顾念妻儿的；至于受到义理强烈激发的人却不是这样，只是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如今我不幸，很早就失去了双亲，没有兄弟的亲情，孤身一人，无所依靠，少卿你看我对于妻子儿女又能怎么样呢？况且勇士未必都能守节，怯懦的人仰慕义行，哪里不能努力做到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且活着，却也很懂得取舍进退的界限，怎么会沦入囚禁的耻辱中而不能自拔呢？况且奴仆婢妾尚且能够自杀，何况像我这样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呢？我之所以忍耐下来苟且求生，幽闭在粪土般的环境中而不推辞，是因为遗憾内心的志愿还没有尽情实现，担心鄙陋地死去，使文章不能流传后世。古代有许多人富贵而声名磨灭，数也数不尽，只有那些卓越不凡的人才被称道。西伯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是作《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孙子被砍去膝盖，仍编成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世上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成《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是贤人圣人抒发愤懑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心意有所郁结，不能畅通地实行自己的主张，所以叙述往事，思考后世。至于左丘明失去双眼，孙子被截断双足，最终不能再为世所用，便退下来论述书策，以舒展自己的愤懑，希望留下空文来表现自己。我私下不自量力，近来把自己寄托在无能的文辞上，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考察历史人物的行事，考究成败、兴衰、毁坏的规律，共计一百三十篇，也希望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变化，形成一家之言。草稿尚未完成，恰好遇到这场灾祸；惋惜它不能完成，因此即使遭受极刑也没有愠怒的脸色。假如我确实已经写成这部书，把它藏在名山，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并在通都大邑流传，那么我就偿还了以前受辱的责任。即使被杀戮一万次，难道还会后悔吗？然而这些话可以对有智慧的人说，却难以向世俗之人说明。况且身负罪名，处在下流，实在难以安居，下流之人又多有毁谤议论。我因为口头言语遭遇这场灾祸，又被乡党反复嘲笑，使先人蒙受污辱，我还有什么脸面再登上父母的坟墓呢？即使历经百世，污垢也只会更加深重。因此我一天之中愁肠九转，居家时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时又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每当想到这种耻辱，汗水没有一次不冒出来，浸湿脊背和衣服。我如今只是宫闱中的宦官，难道还能自行退隐，深深藏在山岩洞穴里吗？所以只好暂且随俗浮沉，随时俯仰，以求排遣自己的狂惑。如今少卿却教我推举贤才、进用士人，恐怕同我内心的真实想法相违背吧？如今即使想用修饰过的委婉言辞为自己辩解，对世俗也没有益处，只会因为不被相信而招来羞辱。总而言之，到了死后，是非才会确定；书信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所以只简略陈述自己的浅陋见解。《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宗元再拜。多次拜伏在地，恭敬地接受赐书教诲，书中的意思全都明白了。内心又厚重又欣喜，欢跃得恍惚如在梦中。捧着书叩头，惊悸得心神不能安定。我伏地想来，自从获罪以来已经五年了，从未有故旧大臣肯写信给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罪名和诽谤交相积累，众多疑忌之言压在当权者那里，实在令人惊怪而畏惧。因此我惶惶不安，忘却行动，又背负着深重的忧虑；残破的身体和余存的魂魄，聚集了各种疾病，痞结和积聚潜伏在体内，不吃东西也觉得饱。有时寒热交替，如水火同时侵袭，内里消耗肌肉骨骼，不只是瘴疠造成的。忽然奉到您的教诲，才知道自己有幸得到大君子的宽宥，您想使我这个沉沦在膏肓、陷于深渊的人重新振作起来做人。这种事情，哪里是我平素敢于奢望的呢？宗元早年同获罪的人亲近友善，起初惊异于他的才能，认为可以同他共同建立仁义，辅助教化。我过分地不自量力，勤恳努力，只把中正、诚信、义理作为志向，以兴盛尧、舜、孔子的道路、使百姓得到利益安定为职责。不知道自己的愚陋不是凭努力就能勉强达到的；平素的心愿就是这样。到了末路，困厄阻塞，事情既然壅塞隔绝，又触犯权贵近臣，狂妄疏阔而乖谬，犯下不可预测的罪过。各种议论沸腾，仿佛鬼神交相发怒；加上我本来地位卑贱，却突然出来主持政事，更是人们所不信的。那些钻营求利、谋求进身的人挤满门庭，百人之中也难有一人成功。一旦感到快意，便进一步制造怨恨和诽谤；在这些大罪之外，又加上各种各样的诋毁责骂，彼此交错地构陷煽动，便把我当作仇敌，齐心合力共同攻击，外面还联合那些强暴而失职的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事情都是您所听见、看见的，我不敢向别人说。心中不能停止忧思，所以又写在简牍上。这些人即使被诛杀一万次，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哪里还会有什么赏赐呢？如今他们的党羽幸而得到宽赦，各自取得好的职位，没有公事却白白领取俸禄，这是极其深厚的恩德。那我还怎敢再等待被除名、抛弃、废黜、永远禁锢之后，去希望得到朝廷之外的恩泽呢？年轻人意气锐盛，不懂得事变的征兆，也不明白事情不应当只是想一意直行，结果陷入刑法，都是自己求取来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宗元在众多党人中罪状最重，神明和天理降下惩罚；又不能立即死去，仍然面对别人说话，求取食物活命，迷惘而不知羞耻，日复一日。然而也有一个重大的缘故：自从得到这个姓氏以来，已经二千五百年世代作为嫡长子后嗣；如今身负非同寻常的罪过，居住在夷獠之乡，那里卑湿昏暗、瘴雾弥漫，恐怕有一天填尸沟壑，使先人的事业长久失坠。因此我悲痛怨恨，心和骨都像沸腾一样，孤苦伶仃，没有子嗣。荒僻之地士人女子很少，没有人同我婚配，世人也不肯同罪人亲近，所以延续后嗣的重任，已经危急得像一根将断的丝线。每到春秋祭祀时，我孤零零地捧着祭品，回头环顾却没有后继之人，战栗叹息、忧惧不安，恐怕这件事已经摧心伤骨，仿佛受到刀刃剖割。

译这实在是您也共同怜悯、惋惜的事情。先人的坟墓在城南，没有不同房的子弟主持祭扫，只能托付给乡村邻居；自从我被贬谪驱逐以来，坟墓的存亡消息一直不能确定。至于乡里主持守护的人，本来就因此更加懈怠；我日夜悲哀愤懑，害怕坟上的松柏被毁坏，连放牧、割草也无人禁止，最终造成大祸。近世礼制重视拜扫坟墓，如今已经缺失四年了。每逢寒食节，我便面向北方长声号哭，以头叩地，想象田野道路上士女遍布，皂隶、佣人和乞丐也都能上父母的坟墓。即使是马医、种田人等卑微之人的鬼魂，也没有不接受子孙追祭奉养的。然而这件事已经绝望了，又能说什么呢？城西有几顷田地，种着几百株果树，大多是先人亲手培土栽植的，如今已经荒芜污秽，恐怕很快就会被砍伐，再也没有人爱惜。家中有皇帝赐给的三千卷书，还在善和里的旧宅；住宅如今已经三次换了主人，书籍是否还在也不知道，都交给受托之人保管，我常常挂念在心，但也无可奈何。立身一旦失败，万事就像瓦片一样破裂；自身残破，家庭毁坏，成为世间最大的耻辱，又怎么敢再希望大君子抚慰收纳我，把我重新列入人的行列呢？因此吃饭时不知道咸淡，按节令洗浴、洗手、漱口，常常超过一年才做一次；偶尔抓一抓皮肤，指甲里就满是尘垢。实在是忧虑、恐惧、悲伤，无处申诉，才到了这种地步。自古以来贤能之士和有才之人，怀抱志向、遵守本分，却遭受诽谤议论而不能为自己申明的，只有百余人。所以有人被说成没有兄弟、偷盗、奸淫嫂嫂，有人被说成娶了孤女，有人被说成殴打岳父；但幸亏当世豪杰为他们分辨清楚，最终使他们的事迹光照史籍。管仲遇到盗贼，却被提升为功臣；匡章被蒙上不孝的名声，孟子仍以礼相待。如今我已经没有古人的实际功业，却遭受诟骂，想指望世人的明察，已经不可能了。直不疑放置金钱来偿还同舍之人的损失，刘宽下车把牛归还给乡人；这些事正说明对于疑似之处，人们确实难以辨明，不是凭口舌就能胜过的。郑詹被束缚在晋国，最终没有死在那里；钟仪带有楚国南方的音乐，最终得以返回本国；叔向被囚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获免；范座骑在危险之马上，以生换死；蒯通手扶鼎耳，成为齐国的上宾；张苍、韩信曾伏在斧锧之下，最终取得将相之位；邹阳在狱中凭书信保全性命；贾谊被排斥放逐，后来又被召到宣室；倪宽几乎被摈弃而死，后来做到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被下狱判处死刑，却成为汉代儒者的宗师。这些都是瑰伟博辩、奇特宏大的人，能够自行解脱。如今我凭着怯懦污浊的低劣才艺，又受到恐惧和宿疾的困扰，即使想慷慨激昂、挽袖挥臂，自比于古人，也更加遥远了。贤者在当世不得志，必将在后世取得尊贵。古代著书的人都是这样。宗元近来想专心做这件事，然而力量微薄、才华低劣，没有特殊才能可以解脱；即使想握笔详细叙述，精神意志也荒乱衰耗，前后遗忘，最终不能写成篇章。从前读书，自己认为还没有达到困滞的程度，如今却全都顽钝，再也不能省察记录。每读古人的一篇传记，读了几页以后，就要再三展开书卷查看姓氏，随即又忘掉。假如万一能从刑部的囚犯名册中除名，重新列入士人行列，也不能承受当世的任用。伏惟您在无用之地兴起哀怜，在不求回报之处施加恩德，只把我们两家世代相通、宗祀不绝作为念头；若有能够触动您心的地方，请您牢牢把握，不要失去。我不敢希望回乡扫祭坟墓，退居先人的房舍，以此度过余生。姑且向北迁移一点，以减轻瘴疠；成婚求子，取得可以托付后代的人，我就可以安然长辞。如果能得到安稳的睡眠，就再也没有遗憾了。书信言辞繁多曲折，无法完全自我陈述；但您只要根据文章来探求我的心志，君子本来就能看出我的肺腑。恳切眷恋到了极点，不能尽说。宗元再拜。《后十九日复上书》【韩愈】我听说，落入水火的人向别人求救，不只是因为父兄子弟对他的慈爱，才呼喊着盼望他们；只要旁边有一个人，即使是他所憎恨怨恨的人，只要还不至于希望他死去，他也会放大声音，急切呼喊，盼望那人施以仁慈。那个在旁边的人听见声音、看见情势，也不只是因为父兄子弟的慈爱才前去救全他；即使有所憎恨，只要还不至于希望他死去，也会狂奔而去，用尽气力，浸湿手脚，烧焦毛发，救他而不推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形势实在危急，情状实在可悲。我努力学习、勉力践行已经多年，不顾道路是平坦还是险阻，继续前进而不停步，以至于踏入穷困饥饿的水火之中，如今既危险又紧急，已经放大声音急切呼喊了，阁下大概也听见、看见了，您将前来救全我吗？还是安然不动而不救呢？有人到阁下那里说：有一个人看见别人溺水、遭火焚烧，明明有可以救人的办法，却始终没有去救，阁下还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仁人吗？如果不是，那么像我韩愈这样的人，也正是君子所应当动心相救的。有人说：您的话说得对，宰相也知道您，只是时势不允许；既然这样，韩愈私下却说他不懂得听取言语，难道不对吗？实在是我的才干不足以担当贤相的举荐罢了。至于所谓时势，本来就是处在上位的人造成的，并不是上天造成的。前五六年，宰相上奏举荐人才时，尚且有从平民中拔擢起来的人，难道同今天是不同的时势吗？况且如今的节度使、观察使以及防御使、营田使等较小的使职，尚且可以自行举荐判官，并不限制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的人，何况宰相是我君主所尊敬的人，难道反而说不能举荐吗？古代进用人才，有的从盗贼中选取，有的从掌管仓库的人中举荐；如今平民虽然卑贱，仍然足以同这些人相比。我情意迫切，言辞局促，不知道如何裁量，只希望您稍稍垂怜。《上宰相第三书》【韩愈】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恭敬地再拜，对相公阁下说：我听说周公担任辅相时，急于见到贤人，正值吃一顿饭的工夫，曾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正值洗一次头的工夫，曾三次握住未干的头发。当时天下的贤才都已经举荐任用，奸邪、谗佞、欺凌诈伪之徒都已经除去，四海全都没有忧患，处在荒远藩服之外的九夷八蛮都已经前来朝贡，天灾、时变以及昆虫草木的异常现象都已经消除，天下所说的礼乐、刑政、教化等制度都已经修治完备，风俗都已经敦厚，动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覆盖的程度都已经适宜，休祥吉瑞以及麟、凤、龟、龙之类都已经全部出现。而周公凭圣人的才华，依靠叔父的亲情，他辅佐治理、承受教化的功绩，又完全显著到如此地步。他所急于求见、想要进用的士人，难道还有比周公更贤的吗？不只是不能比周公贤，难道还有比当时各位官员更贤的吗？难道还有什么谋议能够补益周公的教化吗？然而周公求贤仍然如此急切，只怕耳目有所听不见、看不到，思虑有所未及，从而辜负成王托付周公的心意，不能使天下人的心同周公的心相通。假如当时辅治理政、承受教化的功绩还没有这样显著，周公又不是圣人的才华，也没有叔父的亲情，那么他将连吃饭和洗浴的时间都没有，哪里只是吐哺握发这样勤劳就算了呢？

译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今天歌颂成王的德行、称赞周公的功绩仍没有停止。如今阁下担任辅相，也差不多了；天下的贤才难道都已经举荐任用了吗？奸邪、谗佞、欺凌诈伪之徒难道都已经除去了吗？四海难道都已经没有忧患了吗？处在荒远藩服之外的九夷八蛮难道都已经前来朝贡了吗？天灾、时变以及昆虫草木的异常现象难道都已经消除了？天下所说的礼乐、刑政、教化制度难道都已经修治完备了吗？风俗难道都已经敦厚了吗？动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覆盖的程度难道都已经适宜了吗？麟、凤、龟、龙等休祥吉瑞难道都已经完全出现了吗？那些求见、希望进用的士人，虽然不足以希望他们的盛德同各位官员相比，难道他们全都处在各位官员之下吗？他们所陈说的意见，难道全都没有补益吗？如今即使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哺握发，也应当把他们引进来，考察他们的才能而决定取舍，不应当只是默默不作声。韩愈等待任命已经四十多天了，书信上了两次，心愿却不能通达；脚三次走到门前，守门人却推辞不让进。只是我昏昧愚钝，不知道逃避，所以又谈起周公的事情。阁下也请加以察看。古代士人三个月得不到任用，彼此就相互慰问；所以出使国境，一定要携带礼物作为信物。然而之所以看重自我进荐，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不能施行志向，就离开它；在鲁国不能施行，就离开鲁国；在齐国不能施行，就离开齐国；宋国、郑国、秦国、楚国也是这样。如今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四海归于一统、只有一个国家，离开这里，就成了异域，离开父母的国家。所以士人要推行自己的道，不能在朝廷实现，就只能到山林去。山林，是那些只求独善其身、自我修养而不忧虑天下的人所能安居的地方；如果有忧虑天下的心，就不能安居其中。因此我每次自我进荐，都不知道惭愧；书信多次上呈，脚数次走到门前，也不知道停止。不只是这样，我还惴惴不安，唯恐不能出在大贤门下，也请您稍稍加以察察。冒犯您的威严尊贵，惶恐不已。韩愈再拜。《应科目时与人书》【韩愈】某月某日，韩愈再拜。天池的水边、大江的岸边，有一种怪物。它不是寻常鱼类鳞介之物中的同类。它一旦得到水，便能变化风雨，上下于天空，并不困难；它若得不到水，不过是在寻常尺寸之间活动罢了，并没有高山大陵、广阔道路和绝险之处阻隔它。然而它困在干涸之地，不能自己到达水中，成为鼋鼍和水獭的笑柄，大概十有八九都是这样。假如有力量的人怜悯它的困窘，替它转运到水中，大概只是一抬手、一投足的劳力罢了。然而这种怪物因为自负与众不同，便说：宁可烂死在沙泥中，我也愿意这样快乐。如果低头贴耳、摇尾乞怜，那就不是我的志向。因此有力量的人遇到它，只是仔细看着它，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它是死是活，本来就无法知道。如今又有一位有力量的人正当在它面前，我姑且试着抬起头来鸣叫一声。怎么知道有力量的人不会怜悯它的困窘，忘记一抬手一投足的劳力，把它转移到清澈的水波中呢？怜悯它，是它的命运；不怜悯它，也是它的命运。明知这在命运，却还鸣叫求救，也是命运。如今我韩愈实在有些像这种怪物，所以忘掉自己的疏陋愚拙之罪，说了这些话。阁下也请怜悯并察看我。《与杨京兆凭书》【柳宗元】某月某日，宗元再拜，把信献到丈人座前。差役胡要返回复命，带来了您的教诲，语气壮烈激切，使我受到感发；信中铺陈宏大。开头说到推举、延请贤俊的方法，以及这些事情在今日世道中的艰难；其次谈到文章末节，又说我愚昧蒙昧，精神才力丧失衰败，没有能力守护宗族、恢复田亩，因此忧虑怜悯到了极点。您不仅把亲密故旧当作可以信任的人，还以公开的言论加以显扬赏誉，肯定我的平素志向，激发我的忠诚。因为这些，我又踊跃又敬畏，仿佛从前承受您的书信，而且比从前多得多。所以冒昧地把自己的愚见全部献给您。大体说来，举荐人才的方法，古人所谓困难，并不是只有一个困难：了解人才困难，说出人才困难，听取并相信这些话也困难。有的人明明有才德却以谈论它为羞耻，有的人有才德却乐于谈论，有的人没有才德却善于夸说，有的人没有才德却不说话，仿佛有才德。有才德而以谈论为羞耻的，是最高的一类；即使舜也难以了解，孔子也说自己错过了子羽，若说自己能够了解人才而从不看错，就是妄言。有才德并且能够说出来的，是次一等。品德如汉光武帝时的冯衍却不被任用，才能如王景略却只被任为尹纬的令史，这些人终日呼号、大声叹息，最终也没有人理会。没有才德却善于夸说的，是奸贼；赵括因此能够代替廉颇，马谡因此能够迷惑诸葛亮，如今世上像这样的人并不少。将相大臣听到他们的话，就一定能够辨别出来，也是妄想。没有才德却不说话的人，像土木一样。周仁凭重臣的身份做了二千石，许靖凭借人的誉扬而取得三公之位；近世尤其喜欢这类人，把他们当作厚道长者，最容易得到举荐和宠信。那种说话朴实愚拙而没有害处的人，如果在田野乡里做平民，即使称作长者，也是可以的；从守门击柝开始，就一定会敬重自己的职事。然而人的地位越高，所能影响的事物越大，难道还需要这种没有用处的朴拙吗？如今世俗说：某人是长者，可以做大官。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古代所谓的长者，那就一定只是土木而已。把一抔土、一根木头送到朝廷高堂之上，给它系上绶带、戴上冠冕，安排仆役在它左右奔走，这对万民的劳苦哪里有补益呢？圣人之道不能增加对世事的实际作用，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了解人才困难。孔子说：仁人的言语是迟钝难说的。孟子以不能同道而妄言为忧。那么如果对方还没有信任我，我却告诉他士人一定有三种隔阂，他将会说：他真的了解士人吗？了解文章吗？他怀疑我却不重用我，这是第一种隔阂。他又会说：他莫非是出于个人偏好吗？莫非是因为交情和利益吗？这是第二种隔阂。他还会说：他难道是认为我不如他而嫉恨我吗？这样会妨碍我的事情。

译这是第三种隔阂。害怕这些事情而不敢说，所以说说出人才困难；说出来又有这些忧患，所以说听取并相信也困难。只有明智的人才能了解其中的缘由。举荐者能够得到适合说话的时机，听取者能够得到适合听话的方法，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就不能有所希望。然而君子不会因为听取人才之言困难，就不致力于寻求人才；人才是治理的根本。假如有关官吏不信任我，而我所了解的人也不放弃，他一定还会遇到相信他的人。假如有人了解人才，即使没有有关官吏，只要人才能够显达，等到我有一天掌握任用人才的权柄，一定会有所施行。所以公卿最重大的任务，没有比寻求人才更重要的。人才不预先准备并熟悉研究，突然有一天君主询问、宰相咨询、有关官吏求取意见，他却没有办法应答，那么大臣的职责就可能有所缺失，因此不能害怕烦琐。如今世上的人谈论士人，先看文章；文章只是士人的末节。然而立言的根本也在其中，虽然是末节，却能由此掌握根本，大概十之七八，不能轻易忽略。自古以来文字之多，没有比今天更多的。如今后辈写文章，能够赶上屈原、司马相如的，或许可以数出几人；能够赶上王褒、刘向一类的，又可以数出十人；至于同陆机、潘岳相比的，更是接连不断。如果都不停地写下去，那么文章的盛大，古代从未有过，后代才可以知道。如今世俗的耳朵和眼睛没有什么可以取信的，只有卓然特异的人才能看见这一点。丈人凭文章的法度流布当世，叔仲鼎立于天下，被称为文章家。如今又有生敬之，敬之是能够赶上屈原、司马相如的人之一。天下正在得到治理，今天的文士都能够首先讲求治理；治理之道并不是只能由古人作出判断。书生老生直接趋向尧舜的大道，孔子的志向被他明白地发挥出来，这也是古代难得有的。这样看来，文章未必是士人的末节，只看采用它的方式如何。宗元自小就学习写文章，中间有幸联第甲乙科，做到尚书郎，专门掌管百官的章奏，但还没有彻底懂得作文的道理。自从被贬官以来没有事情可做，阅读诸子百家的书，上下驰骋思考，才稍微懂得文章的利弊。去年吴武陵来访，认为我年纪虽小，才气却壮健，可以振兴西汉的文章；我每天同他谈论，于是替他写了十几篇文章，希望能够铿锵有声、陶冶性情，时时见到古人的情状。然而那些古人也是人罢了，哪里有多么遥远呢？一般人可以谈论古人，却不能谈论今人。桓谭也说：亲眼见到扬子云的容貌，觉得它不能动人，怎么肯相信并流传他的书呢？假如有人的博大像庄周，哀痛像屈原，深奥像孟轲，雄壮像李斯，峻峭像司马迁，丰富像司马相如，明白像贾谊，专精像扬雄，他仍然是今天的人，那么当世的高才之士就太少了。由此看来，古人未必不曾被当世轻视，却能在后世获得荣誉。像吴武陵这样的文章，如果没有丈人，就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只担心世上才高的人不肯长久学习，不能完全通晓训诂和《诗经》《楚辞》那样的风雅之道。假如认为一个时代极其兴盛，像宗元这样的人，才力已经残缺衰败，不能远行高飞，同诸位生员摩天而上、抚临四海，在后世之人面前夸耀了，那又怎么办呢？大凡写文章以精神意志为主；自从遭到责罚驱逐，又接连遇到重大变故，精神荒乱、耗损、枯竭，再加上常年积累忧虑恐惧，精神意志就更少了。读过的书随即又遗忘，一两年之后，痞气更加严重，再加上各种疾病，行动坐卧没有常态，昏昏然受到骚扰，内心生出阴霾和雾障，拥塞而惨淡沮丧。即使有意穷究文章，疾病也夺去了我的志气。每当听到别人说大话，就气息惊蹶、震恐不安，抚摸胸口，按住胆气，不能自行停止。永州又多火灾，五年之间四次被大火逼迫，只能赤脚逃出；毁坏墙壁，凿穿窗户，才勉强免于焚烧；书籍散乱破裂，不知道散失到哪里去了。每遇火灾的恐惧，接连数日茫然失措，不能说话，又怎么能在笔砚之间充分表达心意呢？难道还要勤苦自我折磨，以损伤这衰败危险的精神吗？内心深处的诚挚郁结，全都写在所献的《许京兆丈人书》中，不能再麻烦您重复陈述。凡是被贬黜抛弃的人，都盼望有朝一日得到任用；只有宗元没有这种念头，因为我自认为罪大难以解脱，才能资质也没有施展之处，如果能够苟且活着，叙述忧虑恐惧便已经是幸运，哪里还敢有其他志向呢？伏想先君承受孝德，持守正道，高出天下之人，两次入朝做到六品官；宗元没有才能，也曾两次入朝做到六品官，怎么承受得起这种待遇呢？况且柳氏号称大族，五六代以来，没有人做朝廷士大夫，难道只有愚昧的我独自超过数百人吗？因此自我思量，官位已经超过应得的，恩宠也已经深厚了。知足和知止不同，宗元已经知足了；若要立即停止、不再接受俸禄官位，却又还做不到。如今如果再得到好官，我仍然不推辞退让，为什么呢？以别人对待我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还足以自我进取；如果达不到，也本来没有什么遗憾。进取的志向已经消失，身世孤零零的，没有什么可以建立家庭；即使受到极其崇高的宠幸，又同谁共同享有荣耀呢？只是遗憾不幸曾经托付婚姻，却早早凋零，守寡十多年；曾经有过一个男孩，却一天也没有活到，如今仍然没有可以托付后代的人，这种遗憾和痛苦常在心头。孟子说不孝有三，没有后代是最大的；如今在世上忙忙碌碌的人，只是害怕这一点罢了。上天如果不抛弃先君的德行，使我有后代，也许还希望延长寿命，等到大赦，能够回到乡里，建立家室，那么做儿子的责任就完成了。超过这个愿望之后还要争逐宠幸和利益，上天会厌弃他，上天会厌弃他！丈人早晚将要回到朝廷，再次成为大官，伏惟您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我流着泪叩头，把这些话陈列在座右，感激到了极点。宗元再拜。《投时相书》【欧阳修】我没有什么才干，身体疲弱，不能使筋骨强健，不能同工匠、农夫一起坐在市区、服役于田野，承担体力劳动的辛苦；只是喜欢取读古书文字，考察探究前代以来圣贤君子所做的事情，以及古代车旗、服饰、器物、名称、形制等，多方考察，来求取国家治理和任用贤愚的道理。遇到其中光明精妙的地方，有时也穿凿剽窃，装饰成文辞，聊以自我欣喜。然而其中的道理宏大深远、纵横广大，不是我这种愚钝迂阔的人所能穷究达到的。用功越精深，精力越不足；劳苦反而超过市区、田野中的体力劳动，而所得同它们相比确实有所不如。难道用力从事役业的人容易成功，劳心求道的人却难以达到吗？想要悔恨这种困难，返回去从事容易的事情，又惭愧于圣人所说造山只差一筐土却停止的话，不敢背弃放下。所以退下来失去了小人的事务，向前又赶不上君子的文章，内心茫然，不知道方向。仿佛丢弃车船，漂浮在水流中央，不能渡过；回头看陆地，只能徘徊张望，又重新思考这件事。有才干、怀抱道德、具有智慧谋虑而可以在世间自由施展的人，即使是圣人贤者，也未曾没有不幸。大禹有偏枯之疾，郤克跛足，左丘明失明，这是身体上的不幸；守关击柝，惶恐奔走，孟子处在战国，扬雄处在新室，这是时运上的不幸。

译有的人年少时就显露才华，求学后又不改变志向，却遭受贾谊那样的毁谤、董仲舒那样的禁锢；即使有施展才能的时机，也有遭遇不幸的机缘。如今我凭六尺之躯，生在太平有道的时代，没有求进身而获罪的恐惧，这说明我的自身、时运、机缘三方面，都是古人所没有的幸运；只是我的才干却没有达到。难道是上天所给予的不能两全吗？还是我努力还没有达到呢？伏惟明公践行正道、怀抱正直，辅佐天下；对上承接天子和社稷的大计，对下治理公卿百官各职所应做的事情。贤者就按照才能任用，不贤者就按照力气任用；从士大夫下至工商和卑贱的技艺之人，都使他们适合自己的本分，收取他们的长处。像我这样愚昧的人，既不足以凭才能任用，也不能凭力气任用，只是一直有志于学习罢了。如今有幸凭文章在有关官吏那里接受考验，于是回顾自身、时运、机缘三方面的幸运，不能默默无言而使自己惭愧，谨把所作的杂文五轴作为见面礼交给守门人，等待您决定进退。《上韩太尉书》【苏轼】苏轼已经二十二岁了。从七八岁懂得读书，到长大成人，却不能通晓、熟悉当时的事务，只喜欢观察前代盛衰的迹象，以及一个时代风俗的变化。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事情，我颇能加以评论论述。我认为西汉衰落，是因为大臣墨守寻常而不谋求远大的策略；东汉末年，士大夫大多有奇特的节操，却不遵循正道。汉元帝、成帝时期，天下没有事情，公卿将相安于自己的俸禄官位，只顾各自为子孙树立私恩，购买田宅作为不可动摇的基业，犹豫畏避，只求苟且度过岁月，却都依傍儒术，拿六经中的话，选择其中相近的说法作为口头借口。孔子说：厌恶身处下流却讥讪上位者，厌恶攻讦别人却把它当作正直。可是刘歆、谷永一类人，又彼此替他们弥补缺失、加以粉饰，所以汉朝衰落时，软弱得仿佛蛟龙失去了驾驭风云的气势，安于被豢养的享乐，最终仍不醒悟，使得自己的肩膀被剖裂、大腿被割断，登上平民的祭桌，难道不可悲吗？后来汉桓帝、汉灵帝惩戒过去的弊病，想要树立人主的威权，所以大肆使用严刑来督责臣下。忠臣义士不能容身于朝廷，于是纷纷在民间兴起，彼此竭力做出险怪、惊世骇俗的行为，使天下豪杰奔走到他们门下，能够替他们执鞭赶车，自己却高兴得不亚于获得卿相的荣耀。于是天下的士人，喧嚣一时，都拥有无用的虚名，却不适合实际功效，所以汉朝的灭亡，就像人患了狂病，不知道厅堂宫室才是安居之所，反而呼喊奔走，使自己跌倒。过去太公治理齐国，举用贤才而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世必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族而尊重尊长；太公说：“后世将逐渐形成防范之风。”汉代的事情，确实很像这种情形，难道是当时公卿士大夫的行为，以及社会风俗的刚强或柔弱，各自有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吗？古代的君子刚毅正直，却用宽厚来守持；忠诚宽恕仁慈厚道，却用义来施行。所以他们在朝廷上，士大夫都知道洗涤磨炼自己，竭尽全力办理王事，不敢做异常怪诞的行为；这正是夏、商、周三代王政兴盛的原因。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天下人如果有幸不做阿谀附和、苟且取容之事，便努力去做豪迈奇异的行为，想成为像东汉君子那样的人，唯恐赶不上他们，可悲啊！苏轼从小就听说富公和太尉都被称为宽厚的长者，但最终也不能用不合义的事去冒犯他们。后来我来到京城，恰逢二位公同时在两府任职。我愚钝，不能了解他们的内心，只敢在道路上远望他们的容貌：神色宽和，仿佛能够容纳一切；见到恶事不发怒，见到善事也不喜形于色。这难道就是古人所说的大臣吗？那些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人固然不能有所作为，而锋芒毕露的人又不是圣人的中正之道，因此我只愿见太尉一面，能够听到他一句话就足够了。太尉同令尊交情深厚，而且曾经屈尊询问我的姓名，这尤其不能不去拜见。如今事情已经迟了，不再详说。苏轼再拜。给梅直讲的信【苏轼】某官执事：我每次读《诗经》读到《鸱鸮》，读《尚书》读到《君奭》，常常暗自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后来读史，看到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却仍然不断弹琴唱歌。颜渊、仲由这些弟子相互问答，孔子说：“我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要在旷野中奔走？难道我的道错了吗？我为什么会处在这里？”颜渊说：“先生的道极其广大，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它。既然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可忧虑的？正因为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的品格。”孔子神色欣然地笑着说：“回啊，假使你拥有很多财产，我就给你做管家。”天下虽然不能容纳孔子，但他的弟子们自己也足以这样相互取乐。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有不如孔子贫贱的地方。凭召公的贤能、管叔和蔡叔的亲近，如果他们不能了解周公的内心，那么周公还能同谁共享富贵之乐呢？而孔子共同处于贫贱中的人，都是天下的贤才，也就足以同他共享这种快乐了。苏轼七八岁时开始懂得读书。听说当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像古代孟轲、韩愈这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随他交游，同他讨论、品评学术。后来年纪渐长，开始能够读他们的文章，想象他们的为人，料想他们已经飘然脱离世俗的快乐，而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当时我正在学习写讲究对偶和声律的文章，求取斗升之禄，自料没有办法到诸公面前求见，来到京城一年多了，也未曾登门。今年春天，天下的士人群集礼部，您和欧阳公亲自考试他们。我没有想到自己竟能考取第二名。后来听说，您喜爱我的文章，认为其中有孟轲的风格；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写世俗流行的文章而录取我，所以才有今天。并不是左右近臣替我预先说情，也不是亲友替我请求托付，而是过去十多年间只听过您的名声却不能相见的人，一朝之间成了您的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做人既不可苟且追求富贵，也不可徒然安于贫贱。倘若有大贤人在世，而自己成为他的门徒，那也就足以依靠了。假如只是侥幸得到一时的荣耀，带着几十名车骑，使街巷小民聚集观看、赞叹，又有什么能够换取这种快乐呢？

译古书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 这样安闲自在地生活，完全可以安然度过一年。您的声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色温和而不发怒，文章宽厚敦朴而没有怨言，这一定是因为您在这种道理中有所快乐。苏轼希望能够听闻其中的道理。给刘侍读的信【苏轼】我听说天下所缺少的并不是人才，人才遍布天下，但事情却不能办成。天下所缺少的，不是才，而是气。什么叫气？就是说不清名称的东西，仿佛有鬼神在暗中帮助他。如今事情的利害、谋划的得失，天下有才能的人都知道，却不能办理；能够办理小事，却不能办理大事，这就是气有所不足。气一发挥作用，自己便显得伟大，而万物显得渺小，于是能够承受最重大的事而不惊惧，容纳最繁多的事务而不混乱，承担最艰难的事情而不忧虑，享受最大的快乐而不放荡，这就是气。它承受于上天，得到于不可知的境界，卓然有足以胜过天下人的地方，超然处在万物之上。不凭借君长的地位，也没有杀伐、夺取、施舍、给予的权力，而天下人却环绕着归附他，这一定是因为他有所获得。才多却失败的人，是世人所说的不幸者；没有才能却常常成功的人，是世人所说的天幸者。所谓幸运与不幸，君子的议论不是用来判断成败的，而是用来判断困厄与显达的。所以凡是能够成功的，靠的是气；导致失败的，往往是才。气不能守护才能，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失败呢？世人之所以多有失败，都是只知道追求才能，却不知道考察气。像明公这样的人，想必也有所获得。我不敢用空泛的言辞和曲折的说法来奉承，确实是有所见解罢了。天下的事物各有分限，得到自己应得的分限就能安定；不是自己应得的分限，却从别人那里多取一丝一毫，人们就会群起争夺。天下有无穷的利益，从一命之官以上直到公卿宰相，它的利益令人喜爱，道路又很平坦，列成条文，等待天下人选择求取。然而天下人都抬头踮脚，成群地望着它，徘徊而不敢上前，为什么呢？因为各人的分限有止境。天下若有人没有功劳却升迁一级，众人就会指责他。被升迁的人不能为下属所容，替他升迁的人也不能为上级所容，更何况比这严重的呢？明公从平民中崛起，手执五寸长的笔，在方尺的简牍上作文，位列士大夫之上，纵横腾跃、迅速出众，压倒百官而成为表率。您仍然认为这还不够，于是又担任师友之职，把整个秦地交给您治理，土地方圆千里，这是古代方伯、连帅也不能拥有的地方。东面屏障崤山、渑池，北面跨越黄河、渭水，南面倚靠巴蜀，西面控制戎狄和华夏，这正是古代秦昭王、商君、白起等人损身害民、经过百战才占有的地方。您奋臂而取得两制的职位，不到十多年，天下却不认为升迁太快；并没有驰骋疆场的功劳，也没有治理米盐等细务的才能，便独享富贵之美，而天下也不认为不应该。您的功劳足以抗衡众人，神色自若地发表高明议论，自认为天下无可匹敌，而天下人也不认为您没有谦让；这说明您的气确实已经足以使天下人完全信服。天下本来没有什么大事；如果天下有大事，而不是气概超过常人的人，谁能真正办理呢？我是远方的鄙陋之人，游历京城，听闻明公的声望，庆幸您还没有做到公卿宰相，而我还可以称诵您才气的盛美，希望自己也能懂得识别真正的言论。可惜您将要向西离去，我不能跟随，所以请求到门下请教，借此希望能够仰见您的风采。不再详说。苏轼再拜奉上。给曾丞相的信【苏轼】我听说，想向别人有所求取，如果说法不诚实，就很难希望对方与自己相合。世上那些奇特的人，他们处身在世时，没有不做异于众人的行为；出言时，也没有不说怪诞诡异的话。他们比类引证，想要摇撼当世。如果道理不能感化人，便想用势力胁迫；还要用权术推销自己。古代有位君子，叫韩愈，他曾经说道：‘王公大人不可以让贫贱之士不居于自己身边，不能推举他们、扩大他们的声名，使他们的名声长久流传。虽然他们之间贵贱相差悬殊，但彼此急切需要的程度，不只是像左右手那样而已。’唉！如果真的采用这种说法，那么世上君子终身老死而不能遇合，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如今求见者叩门越急，接受者越怀疑；言辞越夸张，实际必定越不能相称。现在我竟认为王公大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我。对方退下来考察实际情况，那么岂不是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吗？从前汉高祖未曾喜欢儒生，却不失为明君；卫青、霍去病未曾推荐士人，却不失为贤能的公卿。我将依据我的说法，对方将依据对方的说法。双方这样互相抵拒，不能得到对方的欢心，所以贵贱之间终究不能相合，道也终究不能施行。为什么呢？因为求见者叩门太急，言辞又太夸张。卖价值千金玉璧的人，不把它拿到市肆去卖，而希望观看的人堵满门口。观看者只是叹息，主人却不说话；不是不会说，而是知道说了也不能增加玉璧的价值。如今不幸坐在五条道路交会的通衢上，却还喋喋不休地自称是稀世珍宝。路过的人不肯回头，他便拉住人的衣襟强迫观看，那么他所卖的东西是什么，也就可知了。王公大人如果对天下后世没有什么打算，又何必求取人才呢？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士人从他面前经过，有足以触动他眼目的地方，他就会提起衣裳快步追赶，将其招揽过来。因此，凡是惶惶不安、急急求进的人，都不是我的事情。过去我曾听闻明公的声望。您作为大臣的子孙，却考取了天下最高等的科第，才能足以超过常人，自己却总觉得不足，安于小官而以恬淡为乐。当您在太学时，穿着丝绸衣服，吃着粗粮，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后来德行显露而无法遮掩，声名很高而无法压制，贵为天子的少宰，自己看待自己却没有比从前增加一丝一毫。您的度量宏大通达，竟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正是最不可以用夸张言辞急切求见的原因。我不才，从开始求学到现在已经十五年，认为凡是学习中最难的，是做到没有私心；而没有私心之所以难，是因为难以通晓万物的道理。所以不通晓万物的道理，即使想做到无私，也不可能。已经喜欢的就喜欢，已经厌恶的就厌恶；以此来使自己确信，便会陷入迷惑。因此我独居静处，观察万物的变化，穷究它们自然的道理，然后在心中作出判断。凡是我认为不对的，即使是古人所谓贤人的言论，也有不接受的地方。虽然凭此使自己确信，却也凭此知道自己不为世俗所喜爱。所以我的言语文章，从未轻易送到公卿宰相门下。如今，天子选拔敢于直谏的人，两制官员却误听误取，错误地把我的姓名上报。我私下认为参与其中的人，都是想向我的君主、宰相有所求取。因此也冒昧献上文章，共十篇，并把这封信放在最前面。只请您裁量选择，实在是我的幸运。给枢密韩太尉的信【苏辙】

译太尉执事：我生来喜欢写文章，对此思考得很深，认为文章是气的外在表现；然而文章不能只靠学习就能写好，气却可以通过涵养而获得。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现在看他的文章，宽厚宏博，充满天地之间，正与他的刚大之气相称。太史公游历天下，遍览四海，登临名山大川，同燕赵之间的豪杰俊士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宕开阔，很有奇异的气势。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拿起笔来学习写成这样的文章吗？是他们的气充满胸中，流露在容貌上，活动在言语中，显现在文章里，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苏辙已经十九岁了，居家时所交游的不过邻里乡党之人，所见的不过方圆数百里之内，没有高山旷野可以登临观览来扩展胸襟。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没有不读的，但都是古人的陈迹，不能激发我的志气，我恐怕终于沉没下去，所以毅然离家远行，寻求天下奇异的见闻和壮观的景象，以了解天地的广大。经过秦、汉的旧都，尽情观览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向北眺望黄河的奔流，慨然想见古代的豪杰。到了京城，仰观天子宫阙的壮丽，以及仓廪、府库、城池、苑囿的富足广大，这才知道天下的巨大壮丽。拜见翰林欧阳公，听到他宏大明辨的议论，看到他秀美伟岸的容貌，同他的门人贤士大夫交游，这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汇聚在这里。太尉凭才能谋略冠绝天下，是天下人赖以无忧、四方夷狄畏惧而不敢发动叛乱的人。入朝时，您如同周公、召公；出征时，您如同方叔、召虎，而我还没有见到您。况且一个人求学，如果没有志向于大的方面，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我这次来京城，在山那里见到了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在水那里见到了黄河的广大深厚，在人那里见到了欧阳公，却仍然认为还没有见到太尉。因此希望能够观看贤人的光辉，听您说一句话来壮大自己的志气，然后才可以看尽天下最大的景观而没有遗憾。苏辙年轻，尚未熟悉官吏事务；先前来京并不是为了求取斗升之禄，偶然得到它，也不是自己所乐意的事。但幸而得到恩准回乡等待选用，使我可以悠游几年；将来回去后更加研治文章，并且学习治理政务。太尉如果认为我可以教导而屈尊教诲我，那就更加幸运了。《文编》卷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五十 明代唐顺之编 《与崔群书》【韩愈】自从您离开东都以来，总共两次屈尊来信，最近听说您已经到达宣州。主人仁慈贤能，同僚也都是君子。虽然怀有羁旅之思，也还可以安然度日。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乐天知命，本来就是前代修养深厚的人用来应对外物的办法。何况您的才德远远超过这许多成百上千的人，难道会因为出处远近而使心神受到牵累吗？宣州虽号称清凉高爽，但毕竟都在大江以南，风土不能同北方相比。调养身心的方法，应当先调理内心。内心闲适而没有烦恼，然后外来的忧患才不能侵入。对于风气所适宜的地方，可以谨慎预防，小小的事情也自然不会发生。凭您的贤能，即使处在困厄贫约中，仍然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快乐，何况地处很近，官位荣耀、俸禄丰厚，亲爱的人都在身边呢？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认为您是贤者，应当处在高位；寄身幕府，并不是处在合宜的位置。我提到这件事，只是亲近、敬重您的方式，并不是用来对待您的真正办法。我从年轻到现在，在朋友之间往来交游，已经十七年了。日月不能说不久，所交往认识的人有成百上千，不能说不多。其中相处得像骨肉兄弟一样的，也不少。有的是因为共同经历某事，有的是因为凭才艺相互取重，有的是仰慕对方的一种长处，有的是因为交往日久，有的是起初并不很了解，后来却同他亲密起来；以后如果没有什么大的过恶，便因而不再割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有的人虽然并非全都归于善，却已经对我很厚道，即使想后悔也不可能了。凡是交情浅的，本来不值得说；交情深的，也不过如此。至于我心中敬仰佩服的人，考察他的言语行为没有瑕疵过失，窥察他的深处而看不见界限，明白、淳厚、精粹，光辉一天比一天更新的，只有我的崔君一人。我愚昧浅陋，没有什么知识，但圣人的书没有不读的，其中精粗巨细、出入明暗，虽然不能全部认识，却也不能说没有涉猎其流派。根据这些来推求、衡量，确实知道您的才德出类拔萃，不要问我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我的情义同您相交，难道还需要说出来才显明吗？之所以说这些，是怕您认为我所交往深厚的人很多，心中不能分辨黑白罢了。既说我大体了解您，又担心您不了解我，也是过分了。近来有人说，您确实尽善尽美，但似乎仍有可疑之处。我问他：‘疑的是什么？’他说：‘君子应当有所喜爱和厌恶，喜爱和厌恶不能不分明。像清河这样的人，不论贤愚，没有不称说他的善、佩服他的为人的，我正因此怀疑他。’我回答说：‘凤凰、灵芝，贤人愚人都认为是美好的祥瑞；青天白日，奴仆也知道它清明。’ 譬如食物，到了远方的奇异滋味，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至于稻米、高粱、鱼脍、肉脯，难道听说有人不喜欢吗？那个疑惑的人于是明白了；他是否明白我的崔君，对崔君没有什么损益。自古以来贤者少，不肖者多。自从我懂事以来，又看见贤者常常不得志，不贤者却接连得到高官显位。贤者常常无法养活自己，不贤者却志得意满。贤者即使得到卑微的职位，也很快死去；不贤者有的却能长寿。不知道造物者的心意究竟如何？莫非他的好恶同人不同吗？又不知道是否根本不加省察，任凭人的死生寿夭吗？实在无法知道。人固然有人轻视卿相的官位、千乘之国的地位，甘愿吃陋巷里的蔬菜羹汤。同样是人，尚且有如此不同的好恶，何况上天同人之间，所好所恶一定不同，更是毫无疑问。合于天意而违背人情，又有什么妨害？何况有时也能两者兼得呢？崔君，崔君，不要懈怠，不要懈怠！我没有能够保全自己、养活自己的办法，只能依靠一个官职过活，处境转而更加困穷。我想在伊水、颍水之上放任身心，想来最终也一定能做到。近来尤其衰弱疲惫，左边第二颗车牙无缘无故摇动脱落，眼睛视物昏花，平常相隔不远竟分辨不出人的脸色。两鬓已经半白，头发大约五分之一也白了，胡须中也有一两根变白。我家不幸，叔父、伯父和兄长都身体健康却早早去世。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谋求长久活下去呢？因此心情恍惚，想同您见面，一起倾诉心怀。小儿女们都在眼前，能够不牵挂吗？您怎么才能回到北方来呢？我不喜欢江南，任期一满就将在嵩山脚下终老。您可以来找我，我却不能离开这里。请您珍重自爱，谨慎饮食，少些思虑，这是我唯一的愿望。韩愈再拜。《答崔立之书》【韩愈】斯立足下：我看见危险却不能停止行动，行动又常常不得时机，颠沛狼狈，失去了自己所持守的东西，困顿而不知道变通，以至于一次又一次地受辱，成为君子和小人的怜悯、嘲笑对象，成为天下人背弃而远离的人。您还认为我可以教导，于是降低身份、损抑自己的道德，甚至亲自写信来询问我，援引古事，言辞义理高远，一面进言一面劝勉；您对待故旧的道义已经尽到了。即使是我，也本来只希望得到您的看待，不敢希望得到别人的看待。然而其中似乎还有您不曾了解我的地方，难道是故意要揭发我的剩余缺点吗？不然，您为什么不以大丈夫来期待我呢？我不能默默无言，只好姑且再为自己说明。我十六七岁时，还不懂人情世故，读圣人的书，认为世上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他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谋利。到二十岁时，苦于家境贫寒，衣食不足，向亲友谋求办法，才知道做官不只是为了他人。后来来到京城，看到参加进士考试的人，世人多尊重他们，我确实羡慕，于是去求取应试的方法；有人拿礼部所试的赋、诗、策等给我看，我以为不必学习也能做到，于是到州县请求举荐。有司的取舍出于个人好恶，我考了四次以后才有一次成功，却也没有立即得到官职。听说吏部有以博学宏辞科选拔人才的考试，世人尤其认为这是才能的表现，而且能够得到美好的官职，于是又去求取应试的方法；有人拿所试文章给我看，也同礼部考试相类似。我私下对其中缘故感到奇怪，但仍然喜爱它的名声，于是又到州府请求举荐。

译我总共在吏部考了两次，第一次考中，却又被中书省黜退。虽然没有得到官职，有人却说我有才能。我退下来取出自己的试卷阅读，才发现它像俳优的言辞，脸上惭愧不安，心中也不安宁了好几个月。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就想取得成就，这就是书中所说的‘以做错事为可耻，却继续做错事’。于是又求取举荐，却仍然没有幸运，便再次怀疑自己，认为所考试的内容与实际取中的人并不相同；如果考察他们的程度以及我看到的其余情形，也没有什么值得惭愧的。所谓博学，难道就是今天所说的博学吗？所谓宏辞，难道就是今天所说的宏辞吗？假使古代的豪杰之士，如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这些人参加这种选拔，一定会知道惭愧，只是不肯自己参加罢了。假使让他们同今天善于钻营进取的人在考场的昏暗之中竞争，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受到羞辱。然而那五个人假如生在今天，他们的道虽然不能显扬于天下，他们的自负又会怎样呢？难道肯同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一个人的眼光中争论得失，并因此忧喜吗？所以我急于求取仕进，小的收获大概是想备办冬夏衣物，供养贫困孤儿；大的收获大概是想把自己所快乐的道理同别人共同享有。其他事情能不能做到，我自己已经计算过了。真正的才德，难道不需要等到别人以后才知道吗？如今您又把我比作献玉的人，认为一定要等工匠剖开玉璞之后，天下才会知道它。即使两次被砍断双脚也不认为是祸患，而且不让强者再次加害。这确实是您深厚地勉励我的意思。然而求取仕进，难道除了这条路就没有别的门径吗？您认为我一定要等这件事发生以后才会进身，尤其不是了解我的话。我的玉从未献出，我的脚也从未被砍断。您不必替我忧愁。如今天下的风俗还有不及古代的地方，边境上还有披甲执兵的人。皇上不得安乐，宰相因此忧虑。我虽然不贤，也将暗中研究这些事情的得失，把意见送给宰相，推荐给皇上；上则希望取得卿大夫的职位，下则还可以取得一处屏障之地来乘守。假如这些都不能得到，我还将到宽阔闲静的田野耕作，到寂静冷落的水边垂钓，寻求国家遗留下来的事情，考察贤人哲士的一生始末，写成一部唐代的经书，使它流传无穷；在奸邪谄谀者死后声讨他们，发掘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这两条路必定有一条可以做到。您认为我的玉献了几次，我的脚被砍断了几次？又所谓的强者究竟是谁？再次砍脚的刑罚到底是什么样？士人本来就应当相信知己，如果没有您，我就无法把这些狂言说出来。韩愈再拜。《上考功崔虞部书》【韩愈】我韩愈不才，品行和才能确实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行为已经很偏僻，姿态又同世俗不同，抱守愚见而执迷不悟，本来就不知道求取仕进的门路，却同群士争名逐利、争论得失；这是行路之人最鄙视的事，却是求取他人最看重的事，其不可取之处，即使是童蒙昏庸之人也知道。如果执事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把我从幽暗困穷中援救出来，推举到高显的位置上，那就是只知道我的文章或许可以，却不知道我的为人不适合；知道我的为人或许可以，却不知道时势不允许。既责备自己，又感叹执事所持守的同别人不同。世人废弃人才，只凭眼睛看华美和实质，不能兼顾，所以有的得到进用，有的受到斥退。况且执事考定文章的第二天，浮躁喧嚣的人已经彼此称说：‘某人取中了，某人取中了。’问他们消息从哪里来，他们一定说各有根据。一天之内，竟改变了九次说法。这次参加选拔的进士共有三十二人，其中没有被他们谈到的只有几人，而我韩愈就在其中。等到执事把姓名上报以后，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本来就已经听说过，是华美与实质兼备的人，果然最终考中，又得到升迁；另一个人却没有人听说过，实质同华美相违，品行同世俗相背，果然最终被黜退。这样便可以看出，时势所赞许的人同不被时势赞许的人，相差多么遥远。然而我所坚守的愚见终究不是偶然形成的，所以不能改变。我在京城已经八九年了，双脚没有踏进公卿的门，声名也没有得到大夫士人的称誉。起初承蒙当今宰相错误地把我列入科第，那时我只想到得失本来有天命，不在于迎合时势，便在一间屋子里俯仰自得，吟啸歌咏古人。如今却又怀疑起来：不知道上天究竟怎样，命运究竟怎样，是由人决定的吗？不是由人决定的吗？想要从事干谒，却忧虑自己不会，小小的书信困在投递名刺这一步；想学习谄媚，又忧虑自己言语迟钝、词直不曲，事情最终办不成，只会使自己局促不安，连一天也不能安处。因此劳神苦思，长久忧怀，半夜起身坐着，估量时势，揣度自己，灰心地返回；即使想去做，也没有办法了。我又常常想到，古人日益进步，今人日益退步。古人四十岁才做官，他们推行道义、学习学问，既然已经大成，却到死也不懈怠，所以事业功德年老时更加显明，死后更加光耀。因此《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的成德之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则。’这是说年老而成就深厚的人值得尊重。又说：‘快乐的君子，美好的德音永不止息。’这是说人虽死而名德不亡。如今的人专力追逐利益而遗弃道义，他们学习、求问，只是用来取得名声、求得官位罢了；得到一个名声、获得一个职位，就抛弃原来的学业，忙忙碌碌地奔走在掌权者门下，所以事业功德一天比一天被遗忘，一个月比一个月削弱，年老了更加昏暗，死后便完全消亡。我韩愈今年二十六岁，距离古人开始做官的年龄还差十四年，难道算晚吗？我将不停地实践它，坚持到死。今生不能有所获得，必定能在古代有所获得；自身不能有所获得，必定能在后世有所获得。我用这些来自我排遣，也姑且把它作为报答知己的方式。执事认为怎样呢？这些话确实如此吗？如今我所忧虑的，是贫困窘迫：没有租赁房屋、雇用仆人的钱，也没有穿粗麻袍、吃粗劣食物的供应。我骑马出门，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这条道路尚未丧失，天命不会欺骗我，难道我就这样危险了吗？难道我就这样困顿了吗？我私下想到，执事同我没有师友的交往，没有长久故旧的关系，也没有通过容貌言语形成的情谊。您突然提拔我，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某些长处。因此我把自己的志向全部坦露出来，不敢沉默。又担心执事常在尚书省，若不是公务便不敢前往，这样拜见您便无法预定，得到侍奉您的机会也没有时间。所以写下这些话，希望执事能够察看。《与陈给事书》【韩愈】

译韩愈再拜。韩愈能够拜见您，已经有些年了。起初您从未屈尊用一句话称誉我，因为我贫贱。为了衣食而奔走，不能早晚连续拜见您。后来您的官位越来越尊贵，在门墙外等候的人也越来越多。官位越尊贵，卑贱之人就越日益隔绝；等候在门墙外的人越多，您所爱护的人便越广，而感情也越不能专一。我韩愈，道德修养没有增加，文章却日益有了声名。道德没有增加，贤者就不肯同我交往；文章声名日增，同我一同求取仕进的人便嫉妒我。起初因为日益隔绝而疏远，又加上您不能专一看待我的期望，于是以不能交往者的心情，听信嫉妒者的言说。从此以后，您的门庭中便没有我的足迹了。去年春天，我也曾到您那里拜谒。您神色温和，仿佛比过去更加亲切；言语亲密，仿佛怜悯我的困穷。我退出来很高兴，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后来我到东京接取妻子儿女，又不能早晚连续拜见您。等我回来，也曾到您那里拜谒。您的神色遥远，仿佛没有察觉我的愚昧；您的言语冷淡，仿佛没有接纳我的情意。我退出来很害怕，不敢再去拜见。如今我释然明白，恍然悔悟：您神色遥远，原来是因为恼怒我来拜见不能连续；您言语冷淡，原来是为了表示您的意思。我不够敏锐，受到责罚是逃避不了的，因此不敢就此前来，只是自己说明事情的缘由，并献上近来所作《复志赋》以下十首，合为一卷，已经装裱题签；又有《送孟郊序》一篇，用生纸书写，没有加以装饰，都是有楷书、注字的地方。因为急于自我解释和道歉，不能等待；以后您若替我取其内容而略去礼节，也就可以了。韩愈恐惧再拜。《与袁相公书》【韩愈】我恭敬地听说宾客职位中还有空缺，幸而您不因我是平常之辈而了解、任用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愚昧而且卑贱，希望能有机会论述、推荐人才。我私下见到朝议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师，孝顺友爱而聪明，家中本来富有资财，自己又是长房嫡子，却把财产全部推让给各位弟弟，使弟弟们都丰足有余，而宗师的妻子儿女常常忍受寒冷、露宿和饥饿，宗师却安然处之，没有为难的神色。他深入研究经史，文章通晓，句义明白；至于阴阳、军法、声律，也都研究到根本。他又善于写文章，词句深刻，独自追随古代作者为师，不顾世俗对轻重的评判；通晓幽微，明白事理，可以同他交谈。他又熟悉官吏事务，懂得时势，知道变化，不像儒生只在文字上有一方面的长处；退处时勇敢自守，专心一意，只是还没有被治理天下的人所认识。他年近五十，仍然忙碌勤勉，希望有所施展。您如果能够引荐他来，秘密地加以考察，如果有一点不如我所说，我韩愈就是欺骗蒙蔽您；大君子正好可以在您门下判我弃绝之罪。我实在不忍心让奇异的珍宝横弃在道路旁，而您的箱笼还略有空缺、没有装满，也还足以容纳他，所以冒昧说这些。退下之后更加惭愧恐惧，谨此陈述。《替人求荐书》【韩愈】我听说，木材生长在山中，马匹站在市场上，路过却不回头看的人，即使每天有千万人，也不能因此说木材不成材、马匹不是上等马。等到匠石经过它却不斜眼看，伯乐遇到它却不回头顾视，然后才知道它不是栋梁之材，也不是超逸的骏马。我在您的门下已经不是一天，又有幸成为姻亲之后，这就像生长在匠石的园林里，成长在伯乐的马厩中。这样还不能得到知遇，即使有一千一万人知道我，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幸亏依靠天子每年诏令公卿大夫荐举士人，像我这一类人，都能够被推荐上报，因此冒昧陈述这些话，来烦扰执事，也是不自量力罢了。执事认为我是怎样的人呢？从前有人把马拿到市场上卖却卖不出去，知道伯乐善于鉴别马，于是去请求他；伯乐看了一眼，马价就增加了三倍。我同这件事颇为相似，所以从头到尾这样说罢了。《答吕医山人书》【韩愈】韩愈说：您来信责备我不能像信陵君那样为您执缰驾车。信陵君是战国时的公子，想要招纳士人，声势震动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像我这样的人，自己料想，如果世上没有孔子，就不应当列在孔子的弟子之中。您从山中出来，具有朴实厚重的美德；我担心您还没有经过世俗事务的磨炼。自从周代以后，文章衰弊，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各自成为一家，扰乱了圣人的宗旨。后来的年轻人学习流传下来的学说，杂乱而不能贯通，所以我故意设问来观察您：您已经成熟了吗？若已成熟，我将同您交友；还没有成熟吗？那我将同您讲论，除去错误而趋向正确。这不是像六国公子那样在求取贤士之道上做买卖。如今天下人进入仕途，只有靠进士、明经以及卿大夫子弟的世袭罢了。那些人全都熟悉时俗，擅长言辞，懂得形势，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意，所以天下风气日渐委靡，一天天陷入衰败，我恐怕再也振作不起来了。我努力想把您这种不顾死生、不计利害、进退取舍的人安排到朝廷中，用来争取挽救这种局面。我并不是说当今公卿之间没有像您这样有文学、有见识的人，只是不能把我同信陵君相比。然而您穿着破衣，系着麻鞋，率然敲响我的门。我接待您虽然还没有完全尽到宾主之道，却不能说没有诚意。您走遍天下，能够这样对待您的人大概很少，所以才终于能够责备我的不足。这正是我急切求取的人才。您的议论虽然还没有完全合乎节度，但您不肯阿谀曲从以侍奉人的态度，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了。我正准备让您经过三次沐浴、三次熏香，然后听从我的安排；请稍稍安心，不要急躁。韩愈顿首。《代张籍与李浙东书》【韩愈】某月某日前，某官某恭敬地向东再拜，寄书给浙东观察使中丞李公阁下：张籍听说，议论时政的人都说，如今担任古代方伯、连帅那样的职位，坐镇一方而能够在境内专断政事的人，只有阁下。您的心志和作为卓然不同于俗人，这些我本来已经藏在心中了。近来阁下的属官李协律翱来到京城，我同李君是朋友。我们已有六七年没有见面，听说他奔驰而来，就前往问候，除了问他是否平安，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先要祝贺他遇到了贤明的主人。李君说：‘您难道完全了解吗？我将把事情全部告诉您。’几天以后，我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事情，私下独自高兴，常常认为从今以后不再有像古人那样的人了，如今忽然又有了这样的人；退下来却又悲叹自己的不幸：双眼看不见东西，对天下没有用处，胸中虽然有见识，家里却没有钱财，寸步也不能凭自己走到那里。如今距离李中丞有五千里，怎么能够把自己送到他的身边，开口吐露胸中的奇异见解呢？于是饮泣不能说话。过了几天，我又自己振作起来说：‘没有才能的人，才应当因为眼盲而被废弃；有才能的人，即使眼盲，也应当被世俗之人废弃，却不应当被行古人之道的人废弃。’浙水以东七州，住户不下数十万，难道没有不盲的人吗？

译李中丞选取人才，本来应当询问他贤能与否，不应当计较他眼盲不盲。当今心盲的人到处都是；像我张籍，只能说眼睛盲，心却能够辨别是非。如果您赐我坐下而询问，凭我的口舌本来就能说话。幸好我还没有死，实在想把平生所知全部吐露出来，不知阁下能否相信我，把我招致门下呢？我又擅长作古诗，假如不让忧虑衣食来扰乱我的心，阁下有空时把我带到座旁，让我跪着进献自己的作品，阁下凭几案听取它们，未必不如听吹竹管、弹丝弦、敲金击石。盲人专心于技艺，必然精通，所以乐工都常是盲人。我张籍或许可以同这些人相提并论吗？假使我确实不因供养妻子儿女、忧虑饥寒而扰乱心志，又有钱财用来救济医药，而我的眼盲还没有严重到极点，或许能够重新看见天地日月，因而不被废弃；那么从现在直到死亡的岁月，全都是阁下的恩赐。阁下在我将绝的岁月中救济我，在我已经失明之后赐给我视觉，这恩情的轻重大小，我张籍应当怎样报答呢？请阁下裁量、衡量。张籍惭愧腼腆再拜。《与孟东野书》【韩愈】我和您分别已经很久了。凭我思念您的心情，知道您也一定深深挂念着我。我们各自都被事情牵累，不能相聚。至于我所交往的人，他们并不是您这样的人，却日日和我相处。您知道我的心情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吗？我说这些话，听的人是谁呢？我歌唱这些，和唱的人是谁呢？说话没有人听，歌唱没有人应和，独自行走而没有同伴。是非也没有人与我相同。您知道我的心情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吗？您的才华高超，气质清雅，奉行古道而处在今世；没有田产，却能维持衣食；侍奉父母身边，一举一动都没有违逆。您的用心真勤奋，处身立世也实在劳苦。您混迹于浑浊的世俗之中，唯独内心追随古人。您的道路，使我感到悲伤。去年春天我逃脱汴州的战乱，幸而没有死去，却无处归依，于是来到这里。主人和我有旧交，怜悯我穷困地居住在符离睢水之上。到了秋天将要离开时，因为被您留住，默默地留在这里，转眼已经过了一年。今年秋天我又要辞去这里，去享受江湖间余下的乐趣，能够和您最终相聚，实在是幸运。李习之要娶我亡兄的女儿，婚期在下个月，早晚应当会来到这里。张籍正在和州服丧，家境十分贫困，恐怕您不知道，所以详细写信告诉您，希望您能来看看他。从那里到这里虽然遥远，但总能坐船到达，请赶快设法前来，这是我的愿望。春天将尽，天气渐渐炎热，只愿您侍奉父母，吉祥如意。我眼病近来更加严重，十分无聊，不能再一一细说。《与李翺书》【韩愈】使者到来，承蒙收到您的信，欢喜和惭愧一齐涌来，简直容纳不下。唉，您说的话和您的用意全都正确。我即使巧于辞说，又怎么能逃避您的责备呢？然而这都是因为您爱我、看重我太深，不衡量世人待我的情形，却拿您待我的心意来要求我，使我对世人有所期待。我家本来就贫穷空乏，又遭逢劫掠，衣服没有所得，养活自己的东西也没有，家中连累的人将近三十口，带着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归依呢？舍下他们进京不行，带着他们同行也不行。您将怎样替我谋划呢？这只是一个方面。您认为我进京会有什么益处吗？即使我有儿子，还有人不知道，世人又怎么会知道我呢？坚持我所守的道义，却驱使我奔走，在公卿之间窥伺机会，开口发表议论，这怎么能够合意呢？我在京城八九年，没有取得什么资财，天天向人求取以度过时日，当时这样做还不觉得，如今想起来，才知道正如伤痛平息后的人回想当初疼痛的时刻，不知该怎样自处。今年年纪更大了，又要驱使我前往旧地，这也实在困难。京师之所以可贵，难道不正因为上有圣明天子、下有贤能公卿，谈论道义的布衣韦带之士很多吗？像我这样惶惶不安地处在其中，能够让上面听见我的声音、让下面了解我的志向吗？真正了解我的人本来就少，了解我而又爱护我、不嫉妒我的人更少；内无凭借，外无依从，最终还能做什么呢？唉，您责备我确实正确，爱护我也确实深厚。如今天下有像您这样的人吗？自尧、舜以来，士人有不得志的吗？没有。您怎么能单独使我保持清白而不受污浊，并安居在自己可以快乐的地方呢？我不是不愿意照您所说的去做，只是力量不足、形势不便罢了。我在这里难道认为自己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吗？不过是拖拖沓沓地随行，忙忙碌碌地随队，饿了吃饭，饱了嬉游罢了。我之所以停留而不离去，是因为这里的人确实有爱护我的心。然而爱护我的人少，不了解我的人仍然很多，我难道会以此为乐吗？我也不过是有所忧患，想在这里求得休息罢了。唉，您确实爱我，您责备我的话也确实正确。但我恐怕您有时没有空闲来责备我，反而为我悲伤，又没有空闲悲伤我而自责、自悲。事情临到自己身上才知道，亲自经历之后才知道困难。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那个人有圣人作为依归，又有一箪饭一瓢水足以不死，他能够不忧愁而快乐，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如果我没有依归，没有一箪饭，没有一瓢水，也没有取得资财的途径，那么就会饿死；这样还能不困难吗？您听了我的话，也会感到悲伤了。唉，您也要慎重考虑自己将要走的道路啊！我们分别很久，忽然又能回到您身边，当天十分欢喜，所以专门派人快马送信，等候您的意思，也借此为自己辩解。韩愈再拜。《答冯宿书》【韩愈】承蒙您指出我的缺失，如果不是出于最深厚的情谊，我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朋友之间相互规劝、切磋琢磨的风气已经断绝很久了。我何其幸运，竟能得到您这样的朋友！我常常忧虑时俗之人有耳朵却听不见自己的过错，战战兢兢，只怕自己听不见自己的过错。从今以后，我对您就有希望了。然而您和我交往已久，我所坚守的，您熟知得很。我在京城时，喧嚣妄为的人百般诋毁我，您当时和我同住，朝夕一同出入起居，难道也看见我有什么不善吗？可是我退下来思考，虽然没有什么足以获罪于人的地方，却也确实有得罪人的地方。我在京城一年，没有一次到达贵人的门下；别人所趋附的，正是我所轻视的。和我意气相投的，我就跟他们交游；不合意的，即使来到我的屋舍，我也不曾同他坐谈。这难道只会招来诽谤而已吗？不被人杀害就算幸运了。回想起来，真令人战栗寒心。因此到这里以后，我能够约束自己、降低姿态，即使不肖之人来访，也不敢因为相貌而怠慢他，更何况是当时世人所崇尚的人呢？我凭这些自认为或许可以没有时世的祸患，却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如此议论我。听到流言便不相信我的操守，唉，世上再没有这样的人了！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嚣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我怎么能够做到呢？

译我委曲周全，恭敬顺从，顺应风气、承受对方心意，急切地唯恐不能相合，却还是免不了这样的议论，这难道是命运，又能怎么办呢？然而子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错就高兴，大禹听到有益的忠言就下车拜谢。古人说过：“把我的过错告诉我的人，就是我的老师。”希望您不要怕麻烦，如果听到什么，务必都告诉我，我也会有所回报。您说的话，我不敢当作空话，也不敢忘记。《答侯继书》【韩愈】裴子从城中来，我收到您的一封信。第二天又在崔大人那里得到您留在陕州的信。我玩味阅读，再三读它，不能自已。不久得知您不能留任，我又受到考官的羞辱，想写一封信来开导您，也抒发自己的心情。含着用意，连缀辞句，将要写成又停下，最终不能完成自己的意思。等得到您的两封信后，凡是我想向您说明的，您都已经自己领会了。我虽然想再多说一些，料想也没有超出您的意思之外，所以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想到我将要远去，潜藏深处，和时世隔绝，即使您思念我，也无从探寻我的声望和消息，因此不得不写信作别，并不是还有什么感触要抒发。我从小喜好学问，六经以外，百家之书只要听说过，就没有不寻求的；得到之后，也没有不阅读的。但我所立志的，只在探究它们意义的归宿；至于礼乐的名目和数制、阴阳、土地、星辰、方术医药之书，我从未真正掌握其门径。即使今天求取仕进的人不重视这些学问，然而古人没有不通晓这些而能够成为大贤君子的。我的资质虽然平庸愚钝，每次读书总会因此惭愧。如今幸而不被时世任用，没有朝夕奔忙的劳苦，正好试着学习这些；力量不足时再停止，也仍然胜过急切追逐时俗所争逐的东西，最后得不到便怨天尤人。这就是我现在的志向。我担心您因为我退隐归去，便认为我不能再自我奋勉、永不停息，所以借这封信告诉您，希望您知道：我的退隐未必不是进步，而众人的进身也未必不是退步。既然卖掉马匹，就要寻找船只向东而下；这两件事都不过在后月十日以前完成。有人来问候，请替我致谢。《与萧翰林俛书》【柳宗元】思谦兄足下：昨天祁县的王师范经过永州，对我说他收到张左司的信，称思谦有着认真做官的心志，确实是帮助太平盛世的人。我听了非常高兴；不过即使没有王生的话，我难道平素不知道吗？我所高兴的，只是耳闻与内心相合，果然没有听错罢了。我很不幸，过去身处进退都不安定的形势，平日闭门不出，连口舌都难以保全，何况又有长期交游的人，竟然危险地插手其中。那些求进反而退步的人，都聚集起来结成仇怨，捏造粉饰，蔓延得更加放肆。若不是明确清楚地在内心自行判断，谁能在昏暗混乱之间辨明我呢？然而我当时年仅三十三岁，十分年轻，从御史里行升为礼部员外郎，越级取得显要美好的职位，想避免世上那些求进之人的惊怒、嫉妒和憎恨，难道可能吗？人人都想使自己显达，我先占据显要位置，才能不能超过同列，名声不能压倒当世，世人恼怒我也是应该的。我同罪人交往十年，官职又因此升迁，辱在被认为结党附会。圣朝宽宏，贬黜很轻，不能平息众人的怒气，于是诽谤的话转来转去，喧嚣叫嚷，渐渐把我说成怪异之人。那些卖弄聪明、求取仕进的人更说我用取悦仇人的心意和眼光来标新立异，务求彼此欢喜，自以为可以加快被援引的道路，而我们这些人却因此更加困顿受辱，各种罪名横空出现，连源头都不知道。我私下反省，过分承受了大恩，竟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真可悲啊！人活着很少能达到六七十岁，如今我已经三十七岁了。近来渐渐觉得日月越来越急促，一年比一年更甚，大概不过几十个寒暑，这个身体就不存在了，是非荣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这样说个不停，只会更加成为罪过。兄长知道这件事就好，不要对别人说。我长期居住在蛮夷之地，已经习惯了炎热毒气，昏暗迟钝、身体沉重，也把这些当作平常。忽然遇到北风，早晨起来，微寒侵入身体，便觉得皮肤和肌肉凄惨战栗，毛发萧疏，惊惧地凝神注视，惶恐地认为这是异常，料想自己的心情已经不像中原人了。楚、越之间的声音特别怪异，像鹈鴂般尖利嘈杂；如今听来却觉得安适自然，不再感到奇怪，已经和他们同类了。家中出生的小童都自然地叽叽喳喳，昼夜充满耳朵；听到北方人说话，便哭喊着逃走躲藏，即使病人也会惊恐害怕。出门看见前往州闾市井的人，十人中有八九个要扶杖才能站起来，自己料想还能在这里住多久呢？难道还可以不知止足，继续谈论是非长短，再次成为世人的笑柄吗？读《周易》困卦到“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来回读着更加高兴，说：“唉，我即使把一张嘴安置在家中，用来为自己辩白，也只会使诟骂更加严重罢了。”因此反而更乐于沉默，想和木石为伴，不再用心于此。如今皇帝兴起教化，辨定邪正，天下都欣欣然、和乐欢悦，只有我和另外四五个人独自沦落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命运吗？命运就是上天所定，不是那些议论能够控制的，我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只是为思谦这一类人高兴，他们逢上时运，能够谈论道义，道义得以施行，万物都能得到利益。我确实有罪，但难道不也属于万物之中的一个吗？亲身受到这种处境，亲眼看见这种时世，也就足够了。何必挽起衣袖用力争取，还自夸一切出自自己呢？如果果真自夸，又不是道义了。事情确实如此，但居处在治理太平的时代，终身成为顽劣之人的一类，心中仍有一点羞耻，还不能完全忘怀。倘若因为平定贼乱、庆功行赏之时，能够得到昭雪，使我承受天子的恩泽余润，即使我像朽木残株、腐败不能生长，也还足以蒸发出芝菌，作为祥瑞之物。只要解除废黜禁锢，把我迁到几个县以外的地方，世人一定会说我的罪过稍稍得到宽解。然后收拾魂魄，买一块土田耕种，早晚吟咏歌谣，使它们成为文章，希望采诗的木铎之人采集后献上，为圣唐《大雅》增添有法度的诗篇。即使不能得到官位，也不算白白做一个太平时代的人了。这些本在意料之外，但最终还是想替兄长说上这一番话。宗元再拜。《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柳宗元】

译收到杨八的信，知道您遭遇火灾，家中没有剩余积蓄。我起初听到时惊骇，后来产生怀疑，最后竟大为高兴。原本要写信慰问，却反过来向您道贺。路远，话说得简略，还不能完全知道灾情。如果果真烧得荡然无存、全部消失，这正是我尤其要向您道贺的原因。您勤勉地奉养父母，享受朝夕相处的快乐，只希望安闲平静、没有事故。如今却遭遇烈火焚烧、炽盛可怕的灾祸，使您震惊，而维持生活的油脂膏粱等物品也可能因此供应不上。我因此起初感到惊骇。世人的话都说：盈亏相因，祸福相伏，来去不可能永恒不变。将要大有作为时，往往先遭遇困厄震惊，于是有水火之灾，也有小人的怨怒；经历劳苦和变动以后才能显耀光明，古人都是如此。这种道理广大遥远而又荒诞宏阔，即使圣人也不能仅凭它就断定相信，所以我居中产生了怀疑。凭您的古人之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好，又精通小学，才艺如此众多，却在仕进方面不能超过众士，取得显贵，大概没有别的原因。京城人大多说您家中有积蓄，士人中喜好廉洁名声的都畏惧、忌讳，不敢称道您的优点，只是在心里自得并暗自收藏，含忍不说出口。因为公道难以说明，而世人又多猜疑；一旦说出口，嘻笑之人便会认为他收受了重贿。我从贞元十五年看到您的文章起，替您收藏文章大约有六七年，却从未说过这件事。我为自己而辜负公道已经很久了，不只是辜负您。等到做了御史、尚书郎，自以为有幸成为天子的近臣，可以放开舌头说话，便想揭示并阐明您的郁结。可是当时在同僚中称道您，仍有回头看着暗自发笑的人。我非常痛恨自己修养不够光明，平素的声誉没有树立，却又受到世俗猜嫌的压制，常和孟几道谈起此事而痛惜。如今幸而被天火洗涤荡尽，众人的疑虑全都化为灰烬；烧黑了您的屋舍，烧红了您的墙垣，用来显示您家并无积蓄，于是您的才能可以显明而不损害真实地显露出来。这是祝融、回禄在帮助您啊，那么我和几道十年的相知，还不如这一夜的火灾给您带来的声誉。宽宥您并使您显扬，让那些藏在心里的人都能张口说出，让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人授予您职位而不再害怕。即使您想像以前那样畏缩而受辱，难道还办得到吗？因此我对您有了希望，所以最终大为高兴。古代各国发生灾祸，同等地位的人都相互慰问；许国不去慰问灾祸，君子厌恶这种做法。如今我所说的就是这样，和古代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将要慰问您，却反过来向您道贺。颜回、曾参奉养父母，他们以此为乐，已经很盛大了，还有什么欠缺呢？您以前要我写古文，等积到几十幅后再一并寄去。吴二十一从武陵来，说您写辞赋和对问非常好，可以寄一本给我。我近来也喜欢作文，和在京城时很不相同，正想和您等人谈谈。只是桎梏束缚得很紧，还不能做到。借南来之人送上这封信，问候您的生死安否，不能详尽说明。宗元白。《与郭秀才书》【欧阳修】我昨天因办理官事到了汉东，秀才在叔父家会见我，带着三篇启事和门刺一同前来拜访；从宾客台阶上行礼起身，随即开门迎接，礼仪很周到；坐下交谈，答应得十分谨慎。读您的文章，文辞温润严密而又华美丰富，很是可爱。看您待我的心意十分勤恳，也很合乎道理。古人相见，必定有欢欣交接的诚意；这种诚意难以充分表达，便取羔羊、野鸡、鸭子之类来表达心意，作为贽礼。先已表达心意，又以没有文饰为羞，于是再用虎豹皮、彩绘的布来装饰，随后心意才得以充分表达、感情才得以交接。客人既送贽礼，主人也一定以礼答谢，陈设酒食、钱帛、竹篚、壶、箭和宴饮欢乐的器具来表达心意，又作诗来陈述感情。如今秀才非常好学，精通博记书史，致力于写作，不用羔羊禽鸟、皮革布帛来装饰自己，只用言辞文章来文饰自身。您的贽礼既美好，心意又如此殷勤，理应责备我回报得丰厚些。我既没有主人所应备的礼物，只有替秀才作诗。《诗经·女曰鸡鸣》的末章说：“知道您要来，便拿杂佩赠给您。”这是说知道客人要来，预先储备珩、璜、琚、瑀等美玉来送给客人。虽然我没有这些东西，仍然这样说，以表达深厚的心意。我确实没有这些礼物，可以说只是空话罢了。秀才年纪还轻，容貌敦厚而神色昂扬，志向锐利，学习敏捷。希望您不断精进学业，修饰文辞，不停地锻炼、磨炼、辑录、织构，使文章五彩润泽、光明郁盛。若把这样的文章作为贽礼去拜见当世公卿大夫，就不只是像我这样用空话赠送您了；他们一定会在庭院中分宾主行礼，增加笾豆、实物、钱帛和竹篚等礼品，延请您作为上宾。只管不停地努力吧。《与陈员外书》【欧阳修】陈君足下，您近来安好吗？最近县中干上府得到一封信，正好有些官事，来不及写信答复。后来我私下有所疑惑：我欧阳修本来愚钝而没有什么才能，实在不足以希望和您交游。然而平日同处一群士人之中，幸而能够按肩次、论年齿排列，行跪拜起居之礼，私下自居于兄弟之列。您寄信慰问，保存友爱之意，按理说应该有些委婉曲折的言辞，以表达亲近之心。为什么一张纸，前面写姓名，后面写书信，既像状文又像牒文，仿佛上呈公府？退下来仔细推想，这不是过分谦逊，就是关系疏远。这是世俗浮薄交往中表面上互相尊敬的做法，不应当是您赐给我的方式。古代写信的工具只有铅刀、竹片和木札；削木为刺，只用于通报姓名；把信写在简上，只用于抒发心意、问候安好。只有官府吏曹处理公事时，上对下称为符、檄，用于询问、传讯和列举答对；下对上称为状；地位相等者往来称为移、牒。不是公事，长官有时用自己的意思告知下属，用来告诫、整饬，称为教；下级官吏以私事向所属上达，年长者有所问候、请示、致谢，称为牋、记、书、启。因此，没有状、牒的仪式，却把它用于非公事、相互防范如今天这样，源头大概出自唐代。

译大臣有的地位尊贵，有的在当时握有权势，士大夫聚集到他们门下，为了传达问候，认为过去的礼节不足以表示敬重，便逐渐增加礼数。起初只是用名刺拜访，问候起居；后来因此写成状文。到了五代，才又把问候、请安、致谢等加上状、牒的礼仪，像公事一样，只施用于尊贵的官员和年长的官吏。这种虚伪错误的做法由来已久，世人不再考察古制，便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处在今天的社会，没有人不知道这种做法，却没有人改变它，大概是世俗习惯积累得牢固，不能更改。然而士人有的同出一师，结交往来，以道义相期许，仍有亲手写信、殷勤问候的心意，这还比较接近古风。唉！问候、请安、致谢本来不是公事，却使用状、牒的仪式来对待尊贵长官，尚且可以说不合古制，何况把它用于按肩次、论年齿、行跪拜起居之礼如同兄弟的人呢？难道您不是以道义交游来期待我，而是吝惜亲手写信的殷勤吗？还是要用受世俗习惯牵制的态度，姑且采用世俗礼节来殷勤待我吗？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用浮薄的交往在表面上相互尊敬。因此我按捺不住恳切之心，谨把这些话告诉您。恰好我因公檄前往滑台，沿途巡视驿传，行装催促得很紧；杨秀才早晨到县府中的事情，详情都可以询问。《与张秀才第二书》【欧阳修】欧阳修顿首告诉秀才足下：前几天离开后，我又取出您先前赠送的十多篇古今杂文，反复阅读。像《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论尤其高远，志向极其宏大。推究您的用意，难道不是忧虑世事、痛心世俗，探究古道、阐明道理，想援引今天来恢复古代，并削平整饬当今纷乱、驳杂、冗繁的现象吗？这样以后，我更加知道您喜好学习，是很有志向的人。然而讲述三皇太古的道理，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专务高深言论而少有事实，这是一个小过失。君子求学，重在求道。求道必定要寻求了解古代；了解古代、阐明道理之后，还要亲身实践，施行于事务之中，再见于文章而阐发出来，以取信于后世。周公、孔子、孟轲这些人所常常实践奉行的，就是这种道；六经所记载、直到今天仍被人取信的，就是这种文章。它的道理容易了解而可以效法，言语容易明白而可以实行。等到荒诞之人来谈论，就把混沌、幽暗、虚无说成道，把洪荒远古的广略说成古。这样的道难以效法，言语难以实行。尧、禹的书都说“若稽古”，傅说说“事情不以古人为师，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仲尼说“我喜好古道，勤勉敏捷地求取它”。这些所谓古代，指的都是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类的事情。孔子删定《尚书》，从《尧典》开始，而不谈它以前的事，大概是因为年代渐远、难以彰明，不可以使后世信服。唐、虞之道是百王的首要，仲尼感叹说“广大无边啊”，是说它高深宏大而无法命名。《尚书》的言论难道不高远吗？然而它所说的事情，不过是亲爱九族、使百姓平治、忧虑水患，询问臣下谁可以任用并把女儿嫁给舜，以及祭祀山川、接见诸侯、统一法度、谨慎权衡、让臣下诛杀或流放四个罪人罢了。孔子以后，只有孟轲最懂得道；然而他所说的也不过是教人种桑麻、养鸡豕，认为使百姓能够养生送死，是王道的根本。那两篇典籍的文章，难道不算文章吗？孟轲所说的道，难道不算道吗？但他们谈论的事情，正是世人最容易了解、最切近的事情，大概只是因为切合实际罢了。如今求学的人不深入探究这些根本，却专门把高远玄妙当作优胜，助长荒诞无用的说法，这难道是求学者应当尽心的事吗？应当稍稍降低过高的论调，使远处的道理接近现实，达到中正，这样或许就能有所成就。我所议论的，不过都是陈旧浅显的话，像您这样见闻广博、学问渊博的人，本不应由我来告诉您。然而我这样说，原本是想降低您过于高远的追求，使您俯身接近现实，哪里敢专门说奇异的话来抬高自己呢？希望您稍微思考一下。《与刁景纯学士书》【欧阳修】欧阳修顿首启：近来我从罢任乾德后，便住在南阳，才得以见到谢舍人。得知丈丈内翰去世的凶讯，听到消息后惊痛悲伤，不能自已。丈丈的地位和声望都很高，但平生也曾遭遇坎坷，几年来才走上通达之路，担任重要而繁剧的职务，距离得到大用只差一点罢了。难道富贵不能凭力量求取，而上天所赋予人的多少是有限的吗？上天赋予人，又究竟以什么来规定限度呢？此前的事情既无法追问，只能痛惜、感伤、哀悼而已。我从束发开始求学，起初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等到第一次登门拜见您，您便怜惜并奖掖我，开导我、引导我，殷勤不止，直到我粗略有所成就才停止。后来我虽然又和诸公交游，在众多士人中取得一席之地，虽然也有了解我的人，却没有谁在您之前。然而我也自己想到，不愿效法世俗之人，一旦得到别人的顾念，便不再以至公之心期待自己，反而奔走于门下，缩肩谄笑，严重的还献上谗言阿谀并充当使令，以卑屈亲昵来表示亲近，名义上说是报答恩德；这不只是自私，也实在是以不厚道的态度对待知己。因此我害怕这样，只想稍稍砥砺名节，希望不至于默默无闻，用来不辜负知己罢了。我的愚诚和所守的原则就是这样，但即使是您，也未必能体谅我的这片心意。自从前一年在夷陵获罪，奔走万里，生活日益困窘，踪迹日益疏远，来不及再次听到您的声音，便已经隔在生死幽明两界。唉，世俗的姿态我既不愿去做，自己愚拙而真诚所坚守的原则又未能实现，只能望着您的门第长声号哭，面对灵柩献上一奠，却连这些也没有来得及做到，遗憾又怎么说得尽呢？只能痛惜您不能长寿、未能得到更大的任用，于是和路上的人一样叹息罢了。听说您要归葬广陵，随后计划居住京城，议论的人多说不方便；但既然听说事情的道理和命运如此，必定自有原因。若要等春水涨后顺汴水而下，我在年终春初经过京师时，还可以拜见您一次，以尽微薄心意。我如今身份卑贱、力量微薄，正处在这样的时刻，本来应当有所贡献，却没有丝毫帮助，惭愧，惭愧。不再一一陈说。某再拜。《上王长安书》【苏洵】

译判府左丞阁下：天下没有战事，天子极其尊贵，公卿极其显贵，士人极其卑贱。从士人向上逆数，直到天子，积累的差距非常深厚，形成变化也极其困难。因此天子的尊贵到了不可指说的地步，而士人的卑贱到了可以被杀戮的地步。唉，只看见安定而看不见危险，不过如此罢了。卫懿公之死，不是没有人可用，而是因为他爱鹤，辞却了人与他共同作战。正当他还没有失败时，天子之下的士人都希望得到像他的鹤那样的待遇，却不可得；等到他失败时，他想把千乘之国与一个普通人共同享有，也不可得。人们如果知道结局会到如此地步，那么天子的尊贵就可以在上面战战兢兢，士人的卑贱也可以在下面放开志意，又怎么敢只凭权势说话呢？所以士人的贵贱，势在天子；天子的存亡，权在士人。世道衰败，道义丧失，天下士人学习不能明白道理，坚持不能坚定，于是才开始把决定天子存亡的权力向下交给一个普通人的贵贱之势，天下人的迷惑实在太深了！拿价值千金的玉璧去交换一只瓦罐，离把玉璧举起来扔进沟里还能有多远呢？古代的君子，道义上互相结为同道，同道之人彼此发挥作用；因此一个士人如果在这里不被任用，天下士人就会率领着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这样，居上位的人就会有失去天下士人的忧虑，随后才会有失去一个士人的恐惧。如今的君子却庆幸自己的同道不被任用，以便苟且容身；所以开始时轻率地任用他们，最后也轻率地抛弃他们。唉，这样做对他们又有什么便利呢？在当今时代，没有贤能的公卿就不能振兴前途，没有贤能的士人就不能奋发后继。我苏洵从蜀地来，明天将到长安，拜见明公后向东去。希望您俯察我的文章、考察我的内心，再据此衡量对我的礼遇，那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与李方叔书》【苏轼】屡次收到您的来信，因为拖延，一直没有裁答，惶恐不安至今。近日正值秋暑，想来您的起居很好。您抄示的《子骏行状》和几首诗，文辞和意趣整饬从容，比以前更有进步，得到它们我非常欣喜和安慰。您多次写信责备我没有为您推荐引荐，读来十分惭愧。这件事不能不全部说明：君子了解别人，务求在道义上相互勉励，不务求在利益上相互引荐。您的文章超过常人的地方不少，如《李氏墓表》和《子骏行状》之类，笔势翩翩，足以追及古代作者的境界。至于您以前给我看的《兵鉴》，我读完全文，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莫非您内心还没有真正所得，只是夸张外表吗？不然就是我年老有病、昏聩迷惑，不懂其中意趣。按我私下的看法，仍希望您积累学问而不懈怠，去掉浮华而成就真实。深深希望您成为遵守礼义的君子，不希望您财富丰厚而德行廉薄。若在进退取舍之间不能十分谨慎安静，那么对既定命运不能增加丝毫益处，对道德却会造成丘山般的损失。古代君子，贵贱相互依托，前后相互援助，这样的事本来很多。我苏轼不敢废弃这种道理；平生所认识的人，心中认为贤能的，便在众人中称誉他，或者根据他的言论来考察他的实际。实际成就达到以后，名声自然随之而来；名声不能掩盖自身的作为，能够为世所用，是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并不是靠力量强求来的。陈履常住在都城一年多，从未到贵人的门下去过。章子厚想见他，最终也没能见到。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推荐他，我也列名其中。恰好朝廷中有很多了解履常的人，所以他得到了一项官职。我孤立无援，说话分量轻，从未独自推荐过人。爵禄是君主专有的权力，宰相尚且不敢保证，难道可以责备我吗？东汉处士私下给人加谥号，不合古制，大概像左丘明成为没有官位的臣子一样，应当获罪于孔门了。孟生贞曜大概也沿袭了这种流弊，不值得效法，更何况是名字相近的人呢？我很不希望您做这类事情。我对您若不是爱得深、期望得远，绝不会说到这个地步；您还能体察我的用意吗？近来秦少游来信，也说您近来的文章更加奇异。圣明的君主求取人才唯恐来不及，难道会有终身埋没的道理吗？您只要相信道义、守住自己，应该会不求而自至。若不能深深自重，恐怕会丧失已有的一切。我说得恳切而详尽，面对信纸仍惶恐不安；未能立即会面，请千万保重爱护自己。近来夜间眼睛昏花，不能一一尽说，不能一一尽说。《与章子厚书》【苏轼】子厚防政谏议执事：初春承蒙您来信，不久便托递信人裁答致谢，不知您是否收到？近日公务之余，想来起居万福。我承蒙恩遇的情形如同往日，只是我属于获罪废弃之人，为人所鄙弃厌恶；即使您不弃绝我，我也不愿频繁通报姓名。如今再次陈述区区心意，实在是有一件按道义不能不说的事。我在徐州任职时，听说沂州丞县界内有一个叫何九郎的盗贼，图谋抢劫利国监；又有阚温、秦平等人，都是狡猾的盗贼，往来于沂州、兖州之间，想派人缉捕，却没有可派的人。我听说沂州葛墟村有个程棐，家境富裕，有心胆；他的弟弟程岳因与李逢往来，被发配到桂州牢城。程棐虽然是小人，却深厚地爱护兄弟，常想替程岳洗雪罪名，只是没有门路。我私下认为此人可以使用，于是命本州支使孟易把他召到郡中，晓谕他让自己效力，以洗刷家门的污辱；如果有了功绩，就上奏请求释放他的弟弟。程棐愿意尽力，于是我写出文帖交给他。不到一个月，我调任湖州，程棐送我出境。他说如果您再留任两个月，他一定有办法为您效力。我告诉程棐只管尽力，不要因为我离开就停止。如果有所收获，应当立即报告我，不论我在哪里、相距远近，仍按原先约定替他上奏请求。这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程棐派人到湖州，见面报告说：已经告发并捕获妖贼郭先生等人；又得到徐州孔目官以下官员关于捕获妖贼之事的状文申报，事情正如程棐所说没有错误。我正想把事情始末具文上奏，程棐之所以尽力，是为了他的弟弟。于是请求查核他弟弟程岳所犯的罪，如果只是同李逢有往来，本来没有参与谋划，便请赐予释放，以此勉励有功之人。奏草还没有上呈，我便被逮捕押往诏狱，于是最终没有发出。如今程棐又派人到黄州，见面报告说：郭先生等人都已经审讯定罪，查明属实并依法处置很久了。承蒙恩典，授予他殿直之职，并把他告发捕获的始末记录下来给我看。我推究程棐之所以勤勤恳恳为我做事，都是为了他的弟弟，因为先前我的话而对我有所期待。我固然不能再说什么，但独自想到：愚夫小人受到一句话的感发，尚且能够奋不顾身来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我却因为获罪被废弃，连一句话也不替他传达，以辜负他最初的心愿，难道不惭愧吗？况且他的弟弟程岳也是勇健过人的人。徐州、沂州之间像程棐、程岳这样凶猛勇敢的人很多；如果不收拢任用他们，命令他们捕盗，他们就会成为盗贼。应当借此事加以劝勉奖赏，使他们都羡慕告捕盗贼的利益，惩戒成为盗贼的祸患，这样或许能稍稍改变当地的风俗。

译如今程棐一定在京师防班，您可以自行依照心意召见他，询问事情始末，特别替他说一句话，释放他的弟弟程岳，或者给他一个目、牙校、镇将之类的名目，交给京东监司驱使，令其缉捕盗贼。他的才干和作用应当还超过程棐。这件事到了最后，您身为执政大臣，难道还会亲自处理吗？只是程棐对我来说，本来不是我所管辖的吏民，却能够自行效力，是因为认为我不会食言。如今既不能向朝廷进言，又不向您说一句话，就终究什么也说不成了。因此我内心惭愧，不能自已。能不能这样做取决于您，只希望您秘密处理此事，不要使我再次获罪。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自古就是用兵之地；利国监距离州城七十里，土豪有一百多家，金帛堆积如山。三十六冶生产器械，兵力防卫却很少。不幸若有十多个狡猾盗贼在其中一呼，官吏和士兵都会弃地逃走；把金帛散发出去，招集无赖乌合之众，一天之内就可以做到。我在郡中时，常命三十六冶每户集合数十名冶夫，拿着劫掠用的刀枪，每月两次到知监的庭院中操练，只是表示有所防备罢了。这个地方大概常常成为京东豪强、奸猾之徒觊觎的对象，这是您应当知道的；我借程棐这件事，又顺便提起这些。秋日寒冷，恭请您为国家保重自己。《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苏轼】恭敬地再次承蒙您示下，先父的墓表中特别载入《辨奸》一篇，我恭敬阅读，泪流不止，竟不知该说什么。私下想到先父早年沉沦，晚年才有声名；当时即使贤者知道尊敬、师法他，对于他的语言文章尚且不能完全理解，更何况他内心无法形容的地方呢？所谓完全了解他并相信其为人的，举世之中只有您一人。虽然这似乎是不幸，但了解我的人很少，正是老子所看重的。起初写作《辨奸》时，我和舍弟都曾以“唉，太过分了”进谏，不必谈别人，只有明公一见便认为与我的心意相合。您本来已经在先朝论述过这件事，又把它载入史册；如今即使有人不知道，后世也决不可能埋没。然而先父的话如果不是由您的墓表刊布出来，人们未必相信。信与不信，哪里值得我深为计较？但是如果让这个人凭一点小聪明欺骗天下，天下人都没有察觉，恐怕后世一定会有“秦国无人”的感叹。这就是墓表之所以撰写，也是我流泪再拜致谢的原因。黄叔度淡泊无为，没有显露事迹；郭林宗一句话，至今仍把他看作颜子。林宗对于人才无论大小都予以取用，所推许的不止一人；叔度的贤能没有一点显露在外，后世仍然相信他，只是因为林宗的推重。如今您的推重不亚于林宗，所推许的只有先父一人，而他的内心和行迹大致也可以看见，他在后世得到信任是必然的。说得太多也不足以表达谢意，姑且写这一两点。《福州上执政书》【曾巩】巩叩头再拜上书某官：我私下认为，先王的遗迹离今天已经很远了，但还可以大致见到的，仍保存在《诗经》中。《诗经》保存了先王养育士人的办法，以及抚慰、接待、任用他们的情意，可以说十分周备。因此，先王培育天下人才，使他们成就事业，就像萝蒿生长在大陵之上，没有不能顺遂成长的。他们把士人当宾客接待，出于诚恳真挚，就像《鹿鸣》中鹿相互呼唤一样；召唤他们的声音，并不是从外面传来的。宴请他们，就备有饮食；使他们欢乐，就有琴瑟之声；表达深厚情意，就有币帛、筐篚等赠礼。总的原则，是从来没有不在于取得士人的欢心。人才既多，列于各个职位，就像《棫朴》所说树木茂盛，可以取得木柴。任命他们为使臣，就宠爱他们出行，必定用礼乐相送，使他们在远近之地都显得光彩盛大。他们回来时慰劳他们，既了解他们的功劳，又推究他们的实情，叙述他们的辛劳。任命他们为将帅，他们出征时，既为他们送行，又知道薇蕨开始生长，担心他们归来太晚；等他们回来，既让他们休息，又追念他们内心忧愁，甚至想到仆夫的疲惫。这个时候，后妃在宫内辅助君王，也知道臣下的辛劳。他们忧思深重，以至于想到山脊、石阻和仆马之间的艰难；他们的心志专一到这种程度，即使采摘卷耳，心思也不在采摘上。大概先王时代对待天下士人，勤劳而周详到了这种地步，所以说周朝的士人受到尊贵待遇，又说周朝的士人能够舒展其志。《天保》也称赞君主能够谦下地对待臣下，以成就政事，臣下能够把美德归于君主，以报答君上。君臣上下相互对待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所谓一定要推究实情、叙述他们辛劳，在《四牡》第三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空闲侍奉父亲。”第四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空闲侍奉母亲。”最后一章说：“难道不想回家吗？因此作这首歌，把侍奉母亲的心愿来告诉君王。”解释者认为“谂”就是告诉。君主慰劳使臣，叙述他的实情说：“难道你确实不想回去吗？”所以使臣作这首诗歌，把侍奉父母的心愿回来告诉君主。既然已经使他休息了，又还这样追述他的实情，由此看来，上位者接待下位者，从来没有不担心失去他们奉养父母的心愿；下位者侍奉上位者，有了奉养父母的心愿，也从来没有不把它告诉君主的。慰劳使臣的话是这样，推广到戍守服役的人，也用“王事没有止息，使我忧念父母”来慰劳他们。先王的政治能够体察人的心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到了后世，有时任用差遣不公平，有时百姓苦于征役而不能奉养父母，于是有《北山》的感慨、《鸨羽》的叹息。有时出行服役没有止境，以至父母兄弟离散，于是有《陟岵》的思念。诗人都把自己的心意寄托在《国风》中，这就是所说的“发自真情，而止于礼义”。我恭敬地希望君主具有数千年来少有的大志，正兴起先王的治理之道，向上继承三代。我们这些宰相在这个时候都同德同心、共同谋划，那么用来对待天下士人的办法，难道会不同于古代吗？士人在这个时代出仕，难道会有不能充分施展志向的吗？我巩是什么人，竟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年轻时我尚且不敢粉饰自己固陋的资质，以求迎合当世的任用；如今头发牙齿日益衰老，耳目聪明日益衰退，已经愚钝至极，更不敢有侥幸求进之心，何况还稍有才智呢？我辗转任职于五郡，大约十年了，从来不敢说半句话、写片言只字，请求离开地方任职而希望陪侍朝廷仪制。这就是我自处的态度，我私下估计，您已经听察很久了。如今冒昧把自己微小的内心想法，斗胆陈述给您。实在是因为我年六十，老母年八十八，老母寄居在京师，而我守任闽越，我的二弟守任南越。南越是天下极远的地方。按照法令，有一人在这两个地方任职，与他同居的亲属中应当远行任职的，都可以免于前往。

译我本来不敢以自己这个不肖之身，要求比照这种情况。只是道路遥远艰险，既然无法抵御；如果老母南行，那么我不但不能早晚省视、侍奉她的容色，也无法尽到犬马般的愚诚。至于书信往来，相距大约万里，不经过几个月甚至超过时限，根本无法相通。这就是白发母子在道义上不能苟且求安、在恩情上不能随便停止侍奉的原因。去年春天，朝廷有调任此地的命令，我曾斗胆把实情报告朝廷，但诏令答复不准许。正赶上闽地发生盗贼之事，因而不敢继续请求。到了去年秋天到任后，闽地残余的盗贼有的数十人、上百人结成团伙，往往像蚂蚁聚集一样盘踞山谷。凶悍狡黠、能够煽动群众成为首领的，又有十多个，分布在州县之间。闽地的房屋没有能够安宁的，远近听说的人也无不疑惧惊骇。州的属县又有的处在饥荒旱灾之后，我在这个时候更不敢以私人的打算自我陈说。况且盗贼祸乱接连于前日的屡次失败，士气已经丧失，官吏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对于谋划处理，既不敢轻率行动，逼迫他们又不敢稍稍放松；对他们一方面晓谕招抚接纳，另一方面告诫必须剪除。后来悔悟的人彼此拘捕着归来，不肯改变的人也被士卒和官吏捉拿。那些首领，有的拘系押送来，有的歼灭清除。从冬天到春天，远近都安定下来，亭驿没有击鼓报警的惊扰，乡里有家庭团聚的欢乐。士气开始振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开始融洽。后来风雨按时而来，田地的收成增加了一倍；如今在野外行走、渡海，不必等待同伴，市场上的粮食就自行运来，价格降低了十分之七。这些全都是吾君、吾相至仁厚德所覆盖施及的结果。因此，经历盗乱和旱灾之后，还不到一年，就已经安定而富足到了这种程度。我巩和这些百姓一起，共同守护这份幸运。地方数十里之内，既没有一件事把我牵系在这里，而且任职已经满一年，那么我就可以把想要奉养母亲的心愿告诉吾君、吾相了。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机了。我恭敬地希望您推想古代先王周详对待士人的办法，思考《劳归》诗中本着士大夫的实情而推及其亲属的用意，使我能够达到人心安定的愿望。或者把我召回宫阙之下，或者安排在清闲的部门，或者调到京畿附近，或者交给我一郡，使我能够实现奉养母亲的心愿，慰藉她的高龄。那么仁政的施行，难道只是使我这个昏愚之人今日受到恩赐吗？它留下的风气和制度，将传之后世永久。后世士人也将依靠它，不再有《北山》的怨恨、《鸨羽》的讥刺、《陟岵》的叹息。这件事实行起来很容易，而对士人群体施加的恩德却十分广大。只希望您留意谋划。谨此不再详说。巩叩头。《答韶州张殿丞书》【王安石】某启：承蒙您再次赐信，谈到先君在韶州的政绩，受到官吏百姓称颂，直到今天也没有断绝。我痛惜当今士大夫不能全都了解，又担心史官不能把它记载下来，使先君接续在前代良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这个不肖的遗孤，言行不足以取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业余烈，使人人都能听闻知晓；我早晚忧愁悲痛、内心惭疚、疾首蹙额而不敢停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先人在世时，我还年轻，不能完整听闻他施政的事迹；但常常侍奉在他左右，还能记诵他教诲的余言。先君平生所存的心愿，曾经希望给天下以大恩泽，看到一件事物枯槁，就认为是自己的羞耻。大的事业既然没有机会施展，已经施行的只是其中小的部分罢了；连小的部分又将湮没而不流传，那么我这个不肖遗孤的罪过就太大、过失就太深了，还凭什么立身于天地之间呢？阁下勤恳而悲悯，把先君事迹不能流传作为忧念，若不是仁人君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怎么能考虑到这里呢？三代时候，各国都有史官，当时的史官大多世代相传，往往以身殉职，不辜负自己的志向，所以他们所记载的都可以考证。后来既没有诸侯国的史官，近世之人如果不是尊贵显赫、身居高位，即使才能雄奇、功业卓异、道德充沛深厚，不幸没有受到朝廷称许，往往就不能见于史书；而执笔记载的人又常常出自一时的贵人。在朝廷讨论是非时，人人都可以议论其正确与否，却还可能把忠诚说成邪恶，把不同说成相同；在诛杀临头时不害怕，在后世讥讽时不羞惭，只要满足自己愤怒和嗜好的心愿就停止了。何况有些人暗中凭借笔墨裁判前人的善恶，似乎可以宽贷褒扬，似乎可以附会毁谤；过去的人不能申诉是非，活着的人也不能辩论曲直，赏罚、诽谤、赞誉又不在其中发挥作用，凭借他们的私心，怎么能不在幽暗昧昧之中欺骗后世呢？善行既不能全部流传，已经流传的又不能完全相信，这样看来，只有能言善辩的君子，具有大公至正的原则，名声和事实足以取信后世；他们所见所闻，一概用文字记载下来，才可以于是永远不朽。我恭敬地希望，阁下同先人并没有一日的旧交，您所发表的评论也没有结党的私嫌，只要把发掘潜藏的德行作为自己的责任，把所听闻的事情推给能够以文章取信于世的人，使他们加以评定编次而流传，那么先君不能列入史官的记载，难道还会有什么遗憾吗？《答吕吉甫书》【李定】某启：我和您同心，以至后来意见不同，都是因为国事，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朝廷上纷纷议论，唯独您帮助我，那么我对您还有什么遗憾？有人议论您，我没有参与其中，那么您又为什么责怪我？趋附时势、迎合事务，我不懂这种说法。考察事实、推究情理，您应当明白事情就是这样。打开您多次解释的信读过之后，我感到惆怅。过去在我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细小事情值得怀疑；那么如今在您那方面，还有什么值得追念的旧日怨恶呢？然而您正当壮盛刚烈、即将进用，为圣明时代效力；而我衰弱多病，只打算在山林中终老。志趣和去留走的是不同道路，那么彼此徒然相互吹嘘，不如相互忘怀更好。想来您很快就会奉召入朝，只希望按时好好饮食，珍重自身。《文编》卷五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五十一 明代唐顺之编 《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韩愈】韩愈启：我做相公的属官已经五年，承蒙您的知遇和爱护。回想起来，我没有丝毫事情可以报答您，便日夜思考谋划，认为侍奉大君子应当依循正道，不应苟且求得容纳和欢悦，所以遇到事情从来不敢疑惑，该做就做，该停止就停止；既然得到您的容纳和察知，便不再进前道谢。我自以为这样才真正合乎侍奉大君子的道理。如今我虽然被考核裁汰，任为县令，本来仍在相公治理之下，并没有离开您的门墙；若因为做过旧属吏便拘泥于外在形迹和嫌疑，改变从前的做法，使自己疏远大君子，这本来不必等您身边的人费心说明，您也应当看得出来。有人告发别人辱骂他的妹妹和妻子，作为他的长者，能不追问此事吗？追问而不来，作为他的长者，能不发怒而杖责他吗？坐在军营中操持兵器、负责守御，又替留守出入时在前后驱车随从的，这才是真正的军人。坐在坊市中卖饼，也自称军人，那么谁不是军人呢？我以为这一定是奸人用钱财贿赂将领和官吏，盗取相公的文牒，私自把自己的姓名登记在军籍中，以此凌驾府县。这本来就是相公想要清除的人，是奉行法令的官吏所应当憎恨的；即使逮捕拘禁并杖打他们，也不过分。昨天听说相公追捕那个被告发辱骂的人，我以为大君子治理政事，应当有权宜变通，开始看似稍有不同，最终总要归于正道。军吏纷纷入见申诉冤屈，作为他们的长者，怎么能不稍微表示为他们设法的意思呢？我不敢因此仰面怀疑大君子，等到听见各位从事的说法，却发现同小人所希望相信的相差不多，似乎有些乖戾。即便如此，我哪里敢有万分之一的怀疑？一定是各位从事和将领、官吏还没有除去朋党的心思，把真相遮蔽得昏暗，不把真实情形向您说明。小人承受您的私恩，过了很久，哪里敢把它闭藏在心中作为私下的怨恨，而不把一二分实情陈述出来？恭敬地希望相公怜悯察看，幸甚，幸甚！我没有适合时势的才干，渐渐也不喜欢做官；即使得到一件事作为名义，便可以自行罢职离去，对我来说也不只是像丢弃涕唾一样毫不顾惜；但如果因此失去大君子哪怕纤芥般的情意，那分量却重如丘山。我是留在官位还是离开官位，只听凭今日您的指示。我韩愈惶恐再拜。《为分司郎官上郑尚书相公启》【韩愈】韩愈启：蒙受您的仁慈恩惠，屈尊赐信询问，我感激承受而战栗惶恐，仿佛无处容身。然而我还有内心实情，必须全部向您陈述，难道敢因为怕烦扰冒犯，便在受恩之地怀藏不满吗？我实在惶恐。三次做您的属吏，早晚不离您的门下，出入前后已有五年，我私下计量，所受恩惠与报答之心，不应落在门下各位从事之后。按照旧例，事情有应当说的，从来不敢不说；有对自己不利的，也总是立即吐露私情，这本来就是阁下所应怜悯的。分司郎官的职事，只有祠部最为烦重，我独自判理了两年，每天同宦官作对，彼此窥伺过错，过失和辱骂的话杂乱遍布，公文也不敢因此感到羞耻，实在担心陷入祸患。所以前些时候写了状文，请求同各位郎官轮换判理；用意虽然很专一，事情却似乎过于率直，加上言语精神不能把自己说明白，没有蒙受您的察知准许，便惭愧地退回。勉强天天任事，终于过了几十天，私下考虑此事应如何处理，才敢以患病为由报告。鸣鸠能够平等相处，歌咏于《国风》；从事之中唯独贤能的人，便在《雅》中以怨刺表达。恭敬地希望您俯加怜察，幸甚，幸甚。韩愈再拜上书。《上郭侍郎启》【王安石】恭敬地承蒙您过分采纳浮泛的议论，使我这个勉强充任官职的人得以借此受宠而感到荣耀；想到自己的能力边界又感到恐惧，希望您留下来公平听取，穷究我这个浅陋固执之人的内情。我在事务上迟钝拘泥，承继先父的事业，玷污太常寺的名声，在这里充数任职，多年没有成绩；能够平安任职已经是幸运，被废弃罢免本来才合宜。哪里敢说您错误地了解我、想看看我小小的尝试？我审慎处理自己的打算，追想过去听闻的道理，不越过厨师去代替他掌勺，大概是说各人有自己的职守；没有亲自操刀，却让人割肉，可以断定不会有伤害吗？我因此斗胆坚决辞谢，诚愿您改换他人任使。即使这样会在王事上犹豫违误，在名分道理上还不十分妥当，冒昧辜负您的知遇，也同我一生的本愿不合。幸而您明鉴在上，使我内心诚实得以表露；面对灾祸惶恐不安，却终于果断地获得了辞请。《贺欧阳枢密启》【苏洵】恭敬地听说您光荣地奉行皇帝诏令，入朝掌管国家枢机，士人百姓欢声喧腾，朝廷内外震动。恭敬地想，国家设置枢密这一职位，是因为天下不能忘记以威武防备外患。即使号称百年的太平，也从来没有一天没有事务。兵事不能废止，因此这个职位最难担当。专事文教会削弱国威，专事武力又会损害民政。近年以来多次更换大臣，都是从中书、枢密二府而来，用以酬答过去的功劳；一经任历二府，便超越百官。既没有高踞求取的意思，也只像找到了歇肩之处。自从听到这个任命，我的欣喜祝贺实在深厚。这是因为任命顺应了舆论的归向，满足了百姓最大的愿望。恭敬地想，某官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为举世所推重；经世济民的文章，我长久以来都衷心佩服；辅佐君主的谋略，到老也没有衰退。回顾您平日的志向，您从小官起步，何曾有片刻忘记当世？您认为天下没有大治，大概是因为贤者尚未处在适当的位置。从今以后再说，事情还有什么困难？愿您凭借千载难逢的机遇，使四海对您的期望焕然一新。苏洵受恩深重，喜悦自然应当加倍。我曾经以为，在我死前没有办法知道王道大行于天下；没想到临老之年，竟还能看见君子得到职位。只是我身在外地，不能到门下拜贺，恭敬地请求您明察，俯察我的诚意。《贺文太尉启》【苏轼】恭敬地听说您发布正式诏命，登临便殿，派遣使者，出示少府的符节，在斋坛授予斧钺；朝廷内外都惊动瞻望，军民交相庆贺。大概功业盛大，就要达到名位器物的极致才相称；只有德行气度宏大深远，所以身处富贵却好像没有一样。您成为三代以来的宗臣，难道只是当时的一件盛事吗？恭敬地想，留守太尉道德根本与天相合，德行足以为人师表；诚信传及三川的豚鱼，威势加于两河的草木。您亲自承担国家的安危祸福，您的言语足以决定轻重；开始时就像留侯张良年轻时遇到汉高祖，晚年又同太公尚父姜太公年老时辅佐武王。如今既已奉受册书，更加焕新百姓的听闻；正将威服安抚北方敌人，使他们系颈归降，约束黄河水患，使河道恢复旧日流向，然后入朝调和伊尹、傅说那样的鼎鼐，归来追随松乔仙人的游踪。舆论所期待的事情，这些话一定会实现。苏轼谪居任官有期限，无法前往侍奉，踊跃欢喜的心情，难以尽数表达。《贺韩魏公启》【王安石】

译恭敬地听说判府司徒侍中荣宠地辞去宰相，回到故乡享受荣耀，兼有两镇节度使的旌节，具备三公的礼制仪仗。尊贵达到极点、财富极为丰厚，却没有骄亢自满的牵累；功名成就而退身，又得到褒奖加封的崇高待遇。作为天下观瞻，谁不庆贺羡慕？恭敬地想，某官承受上天秀美之气，成为当世最杰出的人物，忠诚节操表率当时，德行声望冠绝近代。主管机密，总揽中枢权力。毁誉几乎达到万端，平坦险阻之中始终坚持一个意志。因此四海把您的任用或舍弃，视为一时国家的安危。您越过枢密要职，终于登上宰辅之位；把人才不能任用视为最大的耻辱，把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视为深重忧虑。说众人从未说过的话，承担大臣不敢承担的责任。等到变故发生，果然取得成功。英宗因悲哀忧病而昏乱迷惘，兹圣则谦逊自退。对内总理百官众务，对外应付万事细节，国家没有危险疑惧，人民因此安定专一。周勃、霍光对于汉朝，能够安定国家却最终使人产生疑心；姚崇、宋璟对于唐朝，善于达到治理效果却从未遭遇变故。旧史记载这些人，称为开国元功；但从来没有人独自运筹朝廷，再次安定社稷，辅佐光明三代君主，安抚四方，而您卓然处在诸公之前，光明美好如同今日。至于进退合乎义理、出处适合时势这一点，与他们相比，又格外美好。安石长久以来受到您的庇护依赖，实在也参与了您的甄别收录。我身居近臣之职，本想尽到进谏规劝的责任；但世道正当大有变更之时，又恐有下位者攀附上位者的嫌疑，因而自行断绝于高门之外。我并不敢忘记您从前的恩德，只是远远听闻新的任命，私下仰慕您的高风。《贺吕副枢启》【苏轼】恭敬地听说您近来承受诏命，入朝总理枢机，朝廷内外都惊动瞻望，朝廷的声望因此增加。我私下认为，古代治理国家，权力在于任用人才；德行厚重的人辅助才干，名望就更加隆盛；声望尊重的人即使不作什么，人们自然也会服从。因此淮南王叛乱，谋略先在长孺汲黯那里被阻止；汾阳郭子仪这样的元老，尚且能使公权柳浑改变看法。酒席之间就可以挫败敌人的谋略，粗食野菜也因此无人采食。可惜这种风流不能继续，长久以来寂寥无闻。上天也厌弃平庸的才能，皇上又想起旧日的德望。恭敬地想，枢密侍郎性情资质仁义，世代成就忠诚美善；不只是以清白节操镇定浮薄风气，本来已经能以直言切中弊病。出任治理数郡，像是打算终身如此。小人说您失时，君子却料想您将重新受到任用。等到如今显赫拜官，难道是偶然的吗？然而您承受三朝两代的恩德，应当承担《春秋》所说贤者的责任；推辞不掉，进用又令人凛然觉得艰难。像蘧伯玉那样知退，让子瑕退下，人们都期待出自您的门下；像烹杀桑弘羊、斩除樊哙那样，您在古人面前也没有惭愧。最好把从前所说的话全部实行，或许可以大大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苏轼是登门最早的人，无法前往称庆，踊跃欢喜的心情，实在超过常人。《贺杨龙图启》【苏轼】恭敬地听说您新近改任直职，提升掌管谏官机构，消息传到远近，震动人们的视听，都说这是国家巨大的福分。如今任用真正有谏诤才能的人，必定能够深切进言以补助大政。现在朝廷之上，号称没有什么不敢说，但太平的美好终究不能完全实现；台谏之列每年并不缺人，而各种弊病的根源仍有的没有除去。难道是听取意见的人只会容纳而不能采用？进言的人只是为了名声而不是为了功效？遍观古人尽忠的做法，都是根据当时情势运用智慧，不务求过分刚直，以一定能够实行作为目标。右尹子革借助三坟五典谈到《祈招》之诗，左师触龙谈到粥食而涉及长安君为人质；只是尽其诚恳之意，并不求显赫的名声。这是仁人惠及事物的美好功绩，也是忠臣爱护君主的最高职责。近年以来更换了好几个人，座席还没有坐暖就被调迁，一个接一个相继离去。这样固然足以免除个人受到的讥刺，但积累多年的弊病，应当让谁来除去？恐怕人们习惯成自然，于是因循而不能振作。我虽然处在偏僻之地，却常常暗自忧虑，认为一定要得到朴实忠诚、忧虑国事的人，同时又加上善于辩说、能够取得君主信任的方法；如果进言能够获得采用，国家大概就有希望了。恭敬地想，谏院龙图才华雄视一世，却常常好像不胜任。您的节操超过常人，却从来不以此自异；一向熟悉边疆事务，深知军队骄横的问题；近来特意主持铨选衡量，确实了解官员冗滥的问题，必定会举持大体而不计较小事，务求实际成效而不追逐虚名。苏轼最蒙受您的深知，却惭愧没有稍许补益，正侧耳等待听闻，愿意续写《书谏苑》的篇章。如果您有所等待而进言，也许能够写成争臣的论说；只是我身在外地，没有办法到门下拜见。踊跃欢喜的心情，实在超过常人。《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苏轼】恭敬地听说您上章请求退休而得到允许，放下官位说着归去；上天的眷顾虽然深厚，也不能夺去您已经作出的决定。士人群体都叹息，共同推重这种难以继承的风气；凡是受到您庇护的人，也都增加了庆幸和欣慰。我认为，把安逸看作天下人的共同忧患，是君子的难题；世上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人们却互相讥笑，而正道又胜不过想以私利保全自身的欲望。君臣的恩情在前面牵系着，妻子儿女的谋生计划在后面推着。至于山林中的士人，尚且有人到了老年还降低志向，何况朝廷旧臣，想让他在当年辞去俸禄呢？有那样的话却没有那样的心，有那样的心却没有那样的决断，愚人智者都被遮蔽，古今都是同一情形。因此，仕止进退、用舍行藏，只有孔子赞许颜回；生死存亡、进退取舍，《周易》也认为不及贤人。若不是智慧足以周知一切，仁德足以自爱，道足以忘却外物的得失，志向足以使气节盛衰始终如一，那么谁能在祸福发生之前看见征兆，脱离尘垢之外？我常担心这个时代见不到这样的人。恭敬地想，致政观文少师德行完备得难以形容，才华宏大而不拘于一器；事业是三朝所寄望的，文章是百世所取法的；功劳保存社稷而百姓不知道，亲身经历艰难而节操才显现。即使到了耄耋笃老之年，也还应当入朝接受质询，您却在还未到那个年纪时竭力辞职，退处自谦，以不能胜任为由停止仕进。大勇像怯懦，大智像愚笨；最尊贵的人即使没有轩冕也自然荣耀，最仁厚的人不靠导引扶持也能长寿。比较您所得的一切，难道不是比从前更多吗？苏轼受到您的知遇最深，听闻道理也有来源；虽然表面上替天下惋惜老成之臣离去，私下却高兴您以明智保全自身。暑气将要消退，台候如何？恭敬地希望您为时局珍重自己，稍稍慰藉舆论的期望。《贺致政赵少保启》【王安石】私下听说您上书直言，辞去宠禄，获准退休回乡享荣；从西省负责谏诤的官职，排列到东宫师保的职位。殿廷之上佩玉作响，仍然保持从前的班次；乡里居所挥金散财，刚刚实现高年养老的乐趣。恭敬地想，资政少保努力彰明贤德事业，辅佐圣明时代。像伯夷一样正直而清白，像仲山甫一样明智而有哲思。您所处的名位显赫，难道只是后人追思吗？您所展现的节操坚定高峻，正应当成为上辅，如今终于顺从高雅志愿，实在足以激励贪婪的风气。尚未能立即登门拜见，只能更加钦佩仰慕。《贺致政杨侍读启》【王安石】

译恭敬地听说您获准退休，像中楹那样告诫而归还下国，像孔戣一样致仕。议政大臣虽然希望您留下，像疏广一样请求退身，旁观者本来就会以您的离去为荣耀。正当时运昌盛，取道归去却道路遥远；有如此盛德可以作为师法，明神应当确实辅佐。恭敬地思量您的进退止行，愿您拥有吉祥福祉。恭敬地想，某官逢遇清明时代，取得显达职位，义勇不受挫折，忠诚精纯而无瑕疵；登朝充任谏官，曾经已经向后世陈告美善的谋略；奉命出使，必定会把恩泽施于百姓。您仪态端庄地参与朝会，凛然地侍从君主，功名的美誉已经光耀于将来，而宏大的智慧谋略还令人叹惜没有得到施展。您以年老为由离开职位，遵循礼法而恰到好处；只是您涵养恬淡，足以镇定浮薄风气。安石仰望您的风采并非一日，见到您的器识更为深切。私下冒昧蒙受上官深厚的知遇，唯恐做了您所不愿意的事；推扬后进的美德，我怎敢忘记？如今充任此职，只能仰望您的高尚德行而没有止境。《谢相府启》【苏洵】朝廷中的士人进身而不知道休止，山林中的人退隐而不知道返回，这两类人彼此受到世人的讥讽，求学者没有得到其中的正道。苏洵年幼时读书，本来有意于出仕；壮年却没有做官，难道是因为异于常人吗？向上矫正人君，就有法令制度在前面限制诱导；向下则有进士资格在后面驱使，常常因为用意太晚而自感惭愧。人家还不了解自己，便自我炫耀以求在世上任用；人家还不信任自己，便对做官有所期望；仰面趋附去求取，确实也很困难。我认为要想求取而不受羞辱，不如退下来听任自然。自然有一顷田地，足以供养自己；如今已经五十岁了，再将做什么呢？没想到我这个贫贱之人的姓名，偶然自行传到朝廷内外，先前承蒙两次诏命让我应试，本来就已经大大违背我的本心。况且召来考试以考察我的才能，朝廷之上仍然没有相信我可以任用；既未被信任却又向上有所求取，苏洵认为这近于强求人君，于是再次辞谢。既然已经奉到诏命，凭一个平民的卑贱身份却一定要实行自己的私意，难道对于王命的宠遇还敢希望它曲意特别照顾吗？昨天承蒙诏令恩典，赐给我休假荣宠；退下来后回顾自身，惭愧自己没有功劳。这大概是因为恭逢昭文相公在君王左右调节百官的舒缓与严急；您的德泽所流布之处，不遇阳光也能温暖，不遇寒冷也使人战栗。只是考虑到我实在没有什么才能，有人说还可以收录，不忍心把我抛弃在平民之中，于是也让我列入一命之官：对上可以慰藉天下贤侯的期望，对下可以解除我终身饥寒的忧虑。仰望思量这份恩德，什么能够报答呢？从前孟子不愿被召见，而孔子不推辞小官；他们都是想端正自己所得职位的名声，所以谨慎对待取得职位的缘由。大概孟子是不肯矫饰，孔子是甘居卑下；如果穷究他们的内心，各自都有道理。虽然我自知不肖，却常愿依附在您的高风之下；这片微小的心意，只听凭您裁择。《谢南省主文与欧阳内翰启》【苏轼】我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难在改变旧习。自五代末年以来，文教衰落，风俗衰败，一天天沉沦。圣上感慨长叹，想办法澄清源头、疏通流弊，明白诏告天下，晓谕其中的原则。于是招来雄俊杰出、敦厚朴直的人士，罢除浮华巧饰、轻佻媚俗、错杂绣采的文章，准备追继两汉遗风，逐渐恢复三代旧制。士大夫不能深刻明白天子的心意，用心过度追求，深沉的文章有时流于迂阔，务求奇异的文章则怪僻而不可读。旧日的流风还没有消灭，新的弊病又再次产生。大的作品刻在金石上以求长久流传，小的作品彼此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盛行，没有人能够禁止。唐代的古文从韩愈开始；后来学习韩愈却没有达到其境界的，是皇甫湜；学习皇甫湜却又没有达到其境界的，是孙樵。自孙樵以后，就没有值得观赏的了。恭敬地想，内翰执事是上天赋予使命的人，负责收拾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也是天下人所期待、用来启发学者的人。恭敬地承受王命，亲自掌握文坛权柄，我料想您一定会得到天下的奇才，以符合圣明诏令。苏轼是远方的鄙陋之人，居家碌碌无为，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来到京师后，长久无人知晓，正准备整顿行装西归，没想到执事却把我擢列第二。只是因为我平素积累的学问和文章没有什么足以慰藉士大夫之心的地方，所以群起嘲笑、聚集辱骂的人动辄满至千百之数。我也只是依仗执事的知遇和众位君子的议论，因此安然不为这些话动心。还幸而御试没有被有司排斥，使我能够在您门下插笏跪拜起身，感谢恩命。我听说古代士人，无论贤能愚昧，都取决于所遇的时机。乐毅离开燕国以后，不再打一仗；范蠡离开越国以后，也终于不能再有所作为。苏轼愿意长久处在您的门下，列于宾客末席，使我的微小心意长有所发抒。哪里只是苏轼的幸运，执事也将从我这里有所取用一二。《谢应中制科启》【苏轼】皇帝临轩策问士人，正在搜求极其特殊的人才；我随问献言，误占了长期空缺的名次，忽然从辅佐县政被提升到参与评判刑狱，内心回顾自己实在不能胜任，凛然不知如何处置自己。恭敬地想，治理国家的关键，最难的只是选取人才。执掌法令的人害怕有司处理不公，所以舍弃平生表现，只论一日考试；通晓权变的人又担心人才不能尽数被发现，所以详细采听而略看临时表现。这两种办法相互比较，想两全却还没有办法。把人归于考试，又在仓促间考核他，是为了不偏私；然而才能品行的踪迹无法由此深入了解，所以交给察举，并且要求长期考察，是为了不遗漏；然而请托关说的风气有时因此滋长，这就是隋唐进士制度所以有弊病、魏晋中正制度所以多奸邪的原因。只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之科，同时采用考试和察举的办法，每到中年便发布明诏，使两制大臣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在家能够孝顺恭敬，在官能够廉洁谨慎，面临患难而不改变，诱以宠禄而不回头。既然已经了解他的品行大节，然后才要求他承担当世重要的职务。学问广博的人还必须能够守约简要后才取用，文章华丽的人有时也会因为实用少而受到责备，特别要在万人之中寻求各方面都完美的人才。

译凡是得到中书召命的人，已经是天下所选取的人才；又设置不可预先测知的问题，来观察他默识的能力，设置无所不问的范围，来考察他博通的实际。到了这种程度还不离去，那么这个人的才性就可以了解了。然而还要让御史考求他的瑕疵，让谏官考察他的平素，一旦陷入清议，便成为废弃之人。因此开始用察举而没有请托公开行事的私弊，最后用考试而没有仓促审查不周的忧患。既然选取人才如此严密，那么不肖之人怎么能够容身？苏轼的才干赶不上别人，年轻时却自信；研究经学只是家学相传，写文章也不求世人知道，只是因为忧虑饥寒，出来求取斗升之禄，没想到诸位公卿过分听信，竟让我同群豪一起游处。起初我不自量力，想要施行自己的志向，于是窃居俊良的荐举之列；不知道才力有限，议论事情迂阔而不能打动人，读书疏略而不能应对诘难。被选取已经很惭愧，得到它更加惭愧。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以尧舜之道辅佐君主，以伊尹、周公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心有一个人不能尽力自效而成为朝廷的忧患，思考天下太平的方法，必定采用草野之人的意见，赶快收录末学来辅佐宏大的事业。然而志向卑微却处在高位，德行浅薄却受到厚重宠遇；遍观前辈，都是由此取得辅佐君主的资本。我怎敢不以微小的身躯，从今开始作为许身报国的起点。《登州谢两府启》【苏轼】我固守迂拙愚昧的操守，直到终身也不会改变；在被废弃放逐之后，能够归田已经是幸运。哪里想到奉承宣抚之命，忽然成为枯朽之人的荣耀？我受眷顾来到东州，这里向下临近北方边境，风俗接近齐鲁的敦厚，遗迹都是秦汉的旧迹。宾客在华丽的谯楼上迎来日出，山川光彩照耀；海边山岭传递夜间烽火，鼓角声清静安闲。回顾这种安静快乐难以用语言命名，不禁笑自己妄庸而滥居其位。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作为君主的股肱、万民的师保，才能完备却不显露德行，责任越重而道术越加深远；您认为任用有功之人不如任用犯过之人，而观察过失足以知道仁德，特意借助您的声望，曲意成全我、扶助我。苏轼怎敢不勤勉处理簿书，敬畏遵守文书？我将磨砺迟钝、勤学不辍，略微报答不同寻常的知遇；洗去受辱的痕迹，弥补自己的缺失，逐渐收拾这个无用之材。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谢中书舍人启》【苏轼】我从贬谪之地起身，还不到一年，就被提升置于朝廷班列，骤然进入侍从之列；反省自身没有什么可取，却受到宠遇，仿佛受到惊吓。我私下认为，人才进退的变化，实在是风俗兴衰的开端。一定要达到治理，关键在于不断积累贤才。即使只有一个薛居州，齐国的言论也不能改变楚国；而任用范武子，晋国的盗贼也可以使他们逃奔秦国。崔琰被进用，廉洁俭朴成为风气；杨绾被任用，奢侈淫靡改变了尺度。只要国家大计先行确定，即使民心离散也可以收拢。拔取茅草，必定连同根茎一起拔出；附着在马车栈道上的人，也必定先取其正直者。任用和舍弃一旦显现，喜爱和厌恶自然明白，人们知道趋附的方向，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结果。如今朝廷正在讲求当世事务，努力追赶前代的隆盛；即使改定法令，足以便利事务，却还不足以安定百姓；放宽赋役，足以安定百姓，却还不足以形成良好风俗。因此提拔进用年高有德之人，搜求俊秀良才，将使士人知道归向，百姓也知道羞耻。像我这样的人，是山林中的下等士人，是可以抛弃轩冕的无用之材；年轻时学习文章，本来只是声律雕虫的小技；出仕后跟随做官，却有狂狷而触犯君主的愚昧。困顿时不顾青黄不接，身处灶下也无心辨析宫商；错误地蒙受收录，已经超出优厚恩典，接连踏入禁中严密之地，实在不是平素的愿望。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德行可与前代贤哲相配，声望在本朝隆盛，名声重如圭璋。向上可以辅助朝廷的功用，言论如同蓍草和蔡草一样可以占决；向下又同卿士共同谋划，余论所及，使我的虚名更加增重。您知道我的丹心还在，怜悯我白发之年无所归宿，特意借给我宠光，以宽慰我的衰老和疾病。职位尊隆而才干低下，恩德深重而报答浅薄。若只按正道行事，恐怕并不合乎我这个愚陋不肖之人的身份；仅仅充数任职，又不足以解除卿大夫的忧虑。我早晚思考，进退都陷入困境，恐惧战栗，不知该如何裁处。《谢贾朝奉启》【苏轼】我从蜀地到京城，路程将近四千里；携带妻儿离开故国，已经大约二十年了。私下听说松树楸树已经长到可以做栋梁，经过那里便下马，徒然瞻望董相的陵墓，洒下一只鸡作为祭奠，谁能替我兑现桥公的约定呢？仕宦防碍，年岁已晚，我徒然坐在那里思念而流泪；尚未报答无可估量的恩德，哪里敢怀有何不归去的念头？常常担心樵夫牧童不加禁止，终将发生雍门子为孟尝君墓悲歌那样的哀痛。雨露已经滋润万物，我却只能徒然引颈遥望太行山。哪里料到通判某官您治理政务时，先是尊重孝义，笃厚友朋；首先推崇学校中的师儒，其次访问乡里的老人。我自己感叹来得太晚，没能听到您拔薤草那样的清廉规诫，但仍料想可以与您神交，所以特地送上新鲜青草作为祭奠。父老们感慨叹息，乡土因而增光；我穿着深衣、戴着练冠，却不能在墓道前流泪。昔日穿襦衣、今日穿袴，仍然能够在民间歌谣中歌舞赞颂。仰望感佩您的深恩，竭力写来仍难以尽述。谢王司封启【王安石】我恭敬地想，我王安石是个孤苦贫穷的人，很早便失去了依靠。虽然勉励自己尽心竭力，想求得符合古人的标准，但固陋蒙昧，动不动就与时势变化相违背。凭这样的资质在世上交游，从来没有被人宽恕过。我自己奔走在您的门下，平日承受您的教诲；您以慰藉之礼相待，以私人的情意加以称誉，我即使触犯您的严厉面容，您也不因此加以冒犯上级的罪责；即使违背您的盛意，您反而以推重公义为是。您还写信答复，亲自骑马带随从来访；不因自己是前辈便轻视后辈，不因自己是上官便轻视下属。直到您离任时，又多次烦劳相送，并且资助我的行装，使我不致滞留。我初次就任，才过了十多天，分别虽新，感念依恋却格外深切。恭敬地希望您顺应时节保养长寿，以满足众人的仰望。答试馆职人启【苏轼】恭敬地听说您通过考试进入玉堂，正要观阅文章、校订试卷；这样一来，天禄阁中便增添了儒林的秀异之士，朋党同僚也增添光彩，士大夫共同庆贺。国家求取贤才的办法，必定在闲暇无事之时进行；贤者报效国家的功业，则在缓急有事、需要作为的时候显现。平时没有培养，一旦想要任用，又凭什么办到呢？若以非常之礼相待，到了临事之时想辞退，也不可能。因此把他们收入英俊之士相互交往的场所，让他们阅读世俗所不能见的书籍。这不只是使他们学业广博、才干成就，也是将等待他们资历渐深、声望日重。某官学问优长而出仕，品行超过声名；应答从容，议论慷慨，追踪恢复正始时期的风气，文章因此焕然一新。京城中争相传写，纸墨几乎骤然贵起来。得到贤士的喜悦，我不敢私自据为己有。我苏轼衰病日深，文思荒疏零落；职掌翰苑，本应起草诏令而不能推辞，但学识并非博通儒术，恐怕品评文章不能相称。承蒙您屈尊来访，又以书信加以宠赐，我将永远把它视为巾箱中的珍宝。惭愧没有琼瑶美玉可以回报，谨此致谢，不再多说。贺徐州张仆射白兔状【韩愈】

译恭敬地听说本月五日，营田巡官陈从政献上祥瑞：这只兔子的毛色洁白，天性已经驯服。起初是在符离安阜屯得到的，屯中的役夫早晨行走时遇见它，逼近它而它没有逃逸，反而像人一样站立并拱手。我私下认为，吉凶的征兆，是上天用来启发下民的，依照同类寄托比喻，事情的细微之处不是人力所能完全推验的。若不是圣明睿智、学识广博，谁能探究明白？我虽不聪敏，请允许我试着辨析。兔属阴类；又居住在洞穴中，性情狡猾而潜伏，是悖逆的象征。如今它的颜色变白，正是脱离其群类；它的心性驯服，正是被我方德化；它像人一样站立拱手，不是禽兽的行为；改变本性而顺从人，且是服罪归顺。它在符离得到，“符离”本来就是戎国的名称，也有依附亲近之意。它不在农夫的田地里，而在军田“武德行”中；这正是不用交战而使其归来的道理，也有“安阜”这一美好的名称。恭敬地想，阁下是帝室的股肱、天下的藩屏；四方那些悖逆作乱的臣子，尚未染血于斧钺之下的同类，难道不会畏惧威势而崩溃离析，归顺我朝吗？这件事的征兆已经显现，正应当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记录，上表报告，以承受并回应上天的意旨。我才智浅薄，幸而凭借文辞略表所见，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盛美，难道敢逃避不直言的责任而默默无言吗？韩愈再拜。《文编》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五十二 明代唐顺之编 《帝王世次图序》【欧阳修】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子，可以说都是显赫的人物了。然而后世仍然失去了他们的传承，难道不是因为时代太遥远了吗？所以君子的学问，不以穷究遥远古事为能耐，而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以缺略，谨慎选择所传述的内容，避免惑乱世人。孔子时，周朝衰落，学术废弛，先王之道不明，各种异端学说同时兴起。孔子忧虑这件事，于是修订、正定《诗》《书》和史记，以止息纷乱的言论，希望所传能够真实可信。因此他对遥远的事略写，对近世的事详写；在《尚书》中从唐、虞以来开始，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世人法则的大事而已。至于三皇五帝以及君臣世系，他都不曾论述，是因为时代久远，谨慎对待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孔子去世以后，异端学说再次兴盛，周室也更加衰乱，延续到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先王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后，过了很久，《诗》《书》才逐渐出现，却并不完整。在王道中断之际，奇书异说正充斥世间并盛行，它们往往反过来假托自己是孔门弟子所传，以取得当时人的信任。学者既不能完整看到《诗》《书》的详细内容，又习惯于传诵当时盛行的异说，世上没有圣人来作为验证，自己也不知道该取什么、舍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甚至有些博学好奇的人，把见闻多当作胜人之处，于是把各种说法全都搜集起来，排列论述，起初毫不选择，只怕有所遗漏。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孔子的学说向上追述前代，只到尧、舜为止，记下大略而不谈他们以前的事。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向上追述到黄帝以来，又详细说明各代的世系；他不自量力而务求胜过前人，难怪错误很多。司马迁所作的本纪，出自《大戴礼》《世本》等书。如今依照他的说法绘制世系图来考察，尧、舜、夏、商、周都说是出自黄帝。尧去世时，帝位向下传给他的第四代孙舜；舜去世时，又向上传给他的第四代祖先禹，而且舜、禹都活了一百岁。稷、契是高辛的儿子，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如今按照这套世系向下推算，汤与王季处于同一世。汤传到第十六代成为纣，王季传一代成为文王，传两代成为武王。这样，文王便以第十五代祖先的身份臣事第十五代孙纣；武王则以第十四代祖先的身份讨伐第十四代孙并取而代之。王道怎么会荒谬到这种地步呢？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是历代帝王取法的对象。他们的盛德大业，已经在事迹中显现出来；后世想知道的事情，孔子都已经论述记载了。至于那些年代久远、难以考明的事情，后世不一定需要知道；不知道也不妨碍成为君子的事情，孔子都不去讲述。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的智慧知道什么应该取、什么应该舍，全都是如此。《后序》【欧阳修】我已经大略论述帝王世系，发现《本纪》的错误，仍说文王、武王与纣相隔十五六世，这个错误显而易见、毫无疑问；至于尧、舜、禹相隔的时代不远，还希望其中的道理或许可以贯通，于是又拿《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等书考察他们寿命的长短，却更加乖谬，无法吻合。根据《尚书》和各家说法：尧活了一百一十六岁，舜活了一百一十二岁，禹活了一百岁。尧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八十六岁才得到舜并考察任用他；两年后让舜摄政，当时舜三十岁。舜经过考察、摄政共三十年，尧去世；舜服尧丧三年完毕，才即位，在位五十年后去世。舜在位三十三年时，命禹摄政，共十七年后舜去世；禹服舜丧三年完毕，才即位，在位十年后去世。由此说来，尧得到舜时，尧八十六岁，舜三十岁；据此向上推算，尧五十七岁时，已经看见第四代玄孙出生一岁了。舜接受考察、摄政以及在位，共八十二年；而禹活了一百岁。按禹一百年间向上推算，禹即位及居舜丧共十二年，又在舜朝中八十二年，总计九十五年；那么在舜开始摄政、接受考察的第一年，禹才六岁。也就是说，舜三十岁时已经成为玄孙，却看见第四代高祖才刚出生六年。至于舜娶尧的两个女儿，按照这套世系图，她们竟是舜的曾祖姑。即使古代久远、世代不同，与今天或许有所不同，但人伦的道理是万世不变的常道，不可能像这样错乱颠倒。既然如此，各家关于世系和寿命长短的说法，凡是圣人经典没有记载的，都不足以相信，这一点可以确定了。《太祖皇帝总叙》【曾巩】唐朝的衰败，大概从天宝以后开始，纲纪逐渐毁坏，不能自行振作，以至于失去天下。五代兴起，五十多年间更换了八个姓氏、十四位君主，危亡的变故已经屡次发生。最严重时，契丹竟进入中原，擅自建立名号。当时天地五行和人事的道理全都反常错乱，所仅存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太祖受到天下拥戴，登上尊位，把养育百姓作为责任，所以劝勉农桑，减轻赋税，放宽刑罚，革除旧政中不便于百姓的部分；诏令接连不断，推究他的用心，没有一天不在百姓身上。他知道方镇会危害百姓，所以设置通判一职，使他们的征敛受到法度约束。他忧虑官吏不贤，于是多次让在位者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他担心官吏有的接受贿赂，有的不奉行法令，所以即使罪至死刑、流徙，也一概不宽贷。推究他的本意，是认为遭逢世道极度衰败的时代，如果不这样做，官吏就不知道禁令，不能把百姓从焚烧沉溺之中救出来。征伐平定各国后，必定先免除拖欠，清除烦苛，周济困乏断绝之人，洗雪冤屈积滞，惠及农民，拔擢人才；又反复命令郡县，毫不厌倦。有时遇到水旱灾害，便吃蔬食祈祷，希望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他对群臣有恩，对于旧日有功劳才能的人，按各自的本分对待；用提高地位来尊贵他们，用增加财富来富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