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述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 《读易述》卷十二，明代潘士藻撰，《系辞上传》圣人能够观察天下万物的复杂情状，把它们比拟为相应的形貌，取法它们各自的物性，所以称为“象”。述说：龚氏说：“卦，是用来显示象的。所以圣人能够观察天下万物的复杂情状，其中所藏的道理可以探究出来展示给人。上下内外，就是所谓把它们比拟为相应的形貌。静止而有法则的是形，运动而有仪态的是容。阴爻象征阴类事物的性质，阳爻象征阳类事物的性质，阴阳杂合的也同样如此。这就是称为象并形成卦的原因。”郑氏说：“像乾的健、坤的顺、震的动、离的文，以及取法马、牛、龙、雉之类，都是因为象确实仿效了它们，所以称为象。” 圣人能够观察天下万物的运动，考察它们的会合与通达，用来实行常法和礼制，并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述说：天下万物的运动，并不是一开始就说《易》的运动。事情来到面前，自己心中刚萌生一个念头，想要处置它，这就是运动。所谓会合与通达，是在众多道理汇聚之处加以观察，寻求能够通达有利的道路而实行常法和礼制，也就是所说的选择中庸。典礼，是常道的节制和文饰。吉凶产生于运动，而礼能够以一理贯通万事，所以用来判断吉凶。会合通达而合乎典礼，就吉；会合通达而违背典礼，就凶。郑氏说：爻，就是九、六的数。会，是万物彼此相见；通，是气相融合而亨通。典，是常道；礼，是礼制。所谓变而成辞，是用来规定事物的。万物正在安静时，各自辨别并端正自身；后来如果不再省察四方，君子到了日暮也只会收敛休息，就没有可供效法的了。天下的时势到了会合通达之处，如果没有道理来驾驭，就会处在萃卦聚集之时而忘记防备意外，处在既济卦已经安定之时而没有防患意识，难道能够保证一定没有凶吗？所以要有典来经纬它，有礼来规范它。顺从它的吉，违逆它的凶，再系上文辞来作判断。天下的运动，这才可以知道。比如否、泰、损、益各不相同，而消息盈虚又不能违背，这正是爻效法变化的缘故。说明天下最复杂幽隐的事物，却不会使人厌恶；说明天下最剧烈的运动，却不会使人混乱。述说：象是从万物幽隐不可见之处命名的，所以说它说明天下最幽隐复杂的事物。辞是从变化不可穷尽之处使之贯通，所以说它说明天下最剧烈的运动。卦名和卦辞都是言说。乱，就是纷乱。最幽隐复杂的事物隐藏而难以寻求，容易使人厌恶；圣人把它说得清楚明白，切合人心，所以不会使人厌恶。最剧烈的运动纷杂而容易扰乱，圣人把它说得井然有序，各有条理，所以不会使人混乱。这承接上文，说明圣人所说的最幽隐和最剧烈的道理，都根本出于真实的观察，因此能使人心安定。郑玄说：‘天下最幽隐复杂的事物距离人的情感很远，似乎令人厌恶；但象所说的每每合乎道理，人们就会乐于玩味它。天下的运动纷纷扰扰而不整齐，似乎容易混乱；但爻所说的每每适合实际事情，人们就会安处其中而心安。’ 苏氏说：‘象就是卦。在万物交错的状态中，事情难以言说。圣人有所见，把它们比拟成形貌，取法各自物性，画成卦。刚柔相互交合，上下彼此错综，六爻在其中进退屈伸。它们的进退屈伸无法预先确定，但顺从它便吉、违逆它便凶，却是可以确定的。可以确定的地方，就是会合通达之处。看清会合通达之处，典礼就可以实行。所以卦是最错综的，爻是最变化的；最错综之中有遵循的道理，不可厌恶；最变化之中有常守的原则，不可混乱。’ 杨诚斋说：‘固然有谈论天下最幽隐复杂之事而使人厌恶的，那就是异端所说的玄虚寂灭。可是《易》不是这样：龙血玄黄，究竟降落在什么地方？正午看见北斗，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一车鬼魂，究竟由谁来证明？然而众人不认为它是欺骗，君子也不认为它怪异，为什么？因为那只是象，不是实际事物。固然有谈论天下最剧烈的运动而使人混乱的，那就是诸子关于坚白、同异的争辩。可是《易》不是这样：一卦有五个阴爻，阴已经很多了；一个阳爻统率它们，它们却必定服从；一卦有五个阳爻，阳已经很杂了；一个阴爻主持它们，它们却必定听从。为什么？因为其中有关键和主宰，并不是放荡无所归依。’ 先比拟它，然后才发言；先审议它，然后才行动；通过比拟和审议来成就自己的变化。述说：彭山说：‘这是针对学习《易》的人说的。拟，是把所见确定下来；议，是对所拟之象作详细审察。伏羲拟取所见的幽隐复杂之理，用言语确定卦象的名称，所以言辞简略；文王、周公审议所见的运动，用卦辞、爻辞阐发卦爻的意义，所以言辞详细。这是希望人们体会《易》而在言语行为上谨慎。因此学习《易》的人，比拟卦象后再发言，心志就专一了；审议卦辞后再行动，心思就精密了。变化的成就，实际上由精专和专一而来，所以不能不先拟议。这样看来，拟议的功夫，难道只存在于《易》《书》的言辞之间吗？’云峰胡氏说：‘圣人对于象，要先比拟然后形成；学习《易》的人，怎么能不比拟之后再发言？圣人对于爻，必定观察会合通达之处来实行典礼；学习《易》的人，怎么能不审议之后再行动？所谓成就变化，就是学习《易》者自身的变化。’ 朱氏说：‘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这就是变化。爻象的变化效法天地，所以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言语行动的变化，是体会《易》的道理。上章所说的不断保存，是根本功夫；本章所说的拟议，是言语行动上的功夫。只有不断保存本心，拟议才能自然明白；只有认真拟议，不断保存本心的功夫才能更加成熟。这两者必须相互配合而合为一体。’

译‘鹤在幽暗之处鸣叫，它的幼鹤应和它。我有美好的爵位，愿与你共同享有。’孔子说：‘君子居处在自己的屋内，发出的言语善良，那么千里之外也会有人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居处在自己的屋内，发出的言语不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有人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到百姓；行为从近处发生，显现于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枢纽。枢机一发动，荣辱就由此决定。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述说：居处在屋内，就是“在幽暗处”的意思；发出言语，就是“鹤鸣”的意思；千里之外响应，就是“幼鹤应和”的意思。在幽暗处，是鹤鸣隐微的地方；居室，是君子隐微的地方。质卿说：言语善恶只是在居室中说出，为什么却能在千里之外产生响应或违背呢？因为君子的言语不只是从自身发出；从自身发出的言语一定会影响百姓，影响百姓的言语一定会表现在行为上，从近处发生的行为一定会显现于远方。因此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枢机。门的运转全靠门轴，弩的发射全靠机括；门轴转动，门必定打开；机括发动，箭必定射远。君子的运动变化全在言语和行为。言语行为一旦发动，自然会影响百姓并显现于远方，无法停止。’ 荣誉和耻辱是言语行为的宾客，言语行为是荣辱的主人。主人善良，宾客自然美好；主人招来什么，宾客自然聚集什么。认识荣辱的人，首先要辨明谁是主人。远近都是天地之心，荣辱都是天地之道。辨明了主人，就知道能够感动天地的，正是这些言语行为。这样看来，怎么能不谨慎呢？同人卦：先号哭，后来欢笑。孔子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可以切断金属；同心之言，其气味如同兰花。’ 述说：胡氏说：‘同人卦九五，起初有三、四爻的阻拦和祸难，所以不能与六二相应，这就是先号哭。但六二、九五最终以至诚相互感应，终于相遇相合，这就是后来欢笑。’朱氏说：‘气味如兰，是说它的话可以令人佩服、信服。’ 初六：用白茅草垫在下面，使用它来承托，没有灾祸。孔子说：‘如果直接把东西放在地上也可以，却还用茅草垫着，能有什么灾祸呢？这是谨慎到了极点。茅草这种东西本来很薄，但它的用途却可以很重要。把这种谨慎的方法坚持下去，就不会有什么过失了。’ 述说：诚斋说：‘把物品放在地上，却不用东西垫着，可以吗？没有比茅草更薄的了，但没有比用茅草垫着更郑重的了。所以没有币帛便不能通婚，没有贽礼便不能求见，不行百拜便不能成礼；饮酒也都要有所承垫。这是谨慎到了极点。秦国想要完全去掉先王所用的白茅，而推行一切从简的政令，假如这样就算可以，那么过失又怎么办呢？’ 劳苦而谦逊的君子，最终获得吉祥。孔子说：‘劳苦而不夸耀，有功劳而不以德自居，这是厚重到了极点。’这句话是说有功劳却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下的人。说德，是说它日益盛大；说礼，是说它恭敬。所谓谦，是用极其恭敬来保有自己的地位。述说：胡氏说：‘谦卦九三，以阳爻居阳位，处在下卦的上位。从位置来说，它居得正；从身份来说，它处在人臣的极高位置。对上侍奉君主，对下位居百官之上。地位极其尊贵，职责并不轻微。因此对上要劳苦谦逊地侍奉君主，对下要劳苦谦逊地接待众人，不把勤劳看作负担，而常常怀有不能胜任职守的忧虑。像这样，才是劳谦而有终的君子。’小人的本性有时也会谦逊顺从，但心意容易改变，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所谓‘德言盛’，取的是‘日新’的意思；所谓‘礼言恭’，取的是恭敬顺从的意思。朱氏说：‘保有自己的地位，并不是固守地位而求长久吉祥，而是明白说明言行应当谦逊。’ 亢龙有悔。孔子说：‘地位尊贵却没有实际职位，高高在上却没有百姓，贤人在下位却没有人辅佐，因此一行动就会有悔恨。’ 述说：‘上文既然说以谦德保有地位，这里便引用乾卦上九。刚强过度、亢极自满，不懂谦逊退让的道理，所以一行动就有悔恨，这是违背谦道的缘故。’ 不走出门户庭院，没有灾祸。孔子说：‘祸乱产生的地方，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君主言语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言语不严密，就会丧失自身；机密事情不严密，就会使事情遭到损害。’因此君子谨慎严密，不把话说出去。述说：姜廷善说：‘不走出门户庭院，含有对言语谨慎的象征。因为口舌也是人的门户。’ 孔子说：‘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道理吧？’《易》说：‘背负东西，又乘坐车舆，招致盗寇到来。’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坐车舆，是君子的器用。小人却乘坐君子的器用，盗贼就想着夺取它；在上位者轻慢，在下位者暴虐，盗贼就想着讨伐它。慢待财物、疏于收藏，是教盗贼来偷；打扮妖冶，是教人来淫乱。《易》说：‘背负东西，又乘坐车舆，招致盗寇到来。’这就是招来盗贼。述说：《纪闻》说：‘小人却乘坐君子的器用，以及在上位者轻慢、在下位者暴虐，都是《春秋》中诸侯所做的事。夺取它、讨伐它，确实是这样的结果，但夺取讨伐者未必就是盗贼。然而这些行为都没有遵奉天子的命令，所以称为盗。想要夺取，就是盗；想要讨伐，也是盗。盗贼乘着漏洞而来，如果没有裂隙，盗贼怎么能够侵犯？所谓知盗，就是知道盗祸从哪里发生：轻慢、懈怠、疏忽，忘记防备、暴躁而不思虑，轻率发动而使人和物受到伤害。强行夺取叫作夺；执持理由而讨伐叫作伐。讨伐者虽然免不了带有盗的性质，但招致讨伐的原因在于我自己。所以说：“慢待财物而教盗贼，责任就在教盗的人。”’ 张邦奇说：‘最幽隐复杂的事物并不和万物混杂，所以不会令人厌恶；最剧烈的运动都归正于一，所以不会造成混乱。中孚卦说，使自身诚信，万物自然响应；同人卦说：’ 端正自己的内心，人们自然会亲近。白茅说过度谨慎，劳谦说达到谦逊，亢龙说。厌恶处于亢极，门户庭院告诫人谨慎，言语机密告诫人严密，背负而乘车告诫人守分，轻慢告诫人戒慎；这些都是引导人反省自身、保持敬畏。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有五个，地数有五个，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各自相合。天数总和为二十五，地数总和为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的原因。

译述说：河图中，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梅氏《古易考原》说：天下一切数目从一开始，到十完成，不过十个数而已。在它上面加一就是十一，加十就是二十。十由此成为百、千、万、亿，都是从十以外推演出来的。若按河图之数，则不是这样。天一就是一；到天三时，把天一和天三相加为四，一得到它的一，三得到它的三，三与一相合。到天五时，又同一、三相得相合，总数为九；到天七时，又同一、三、五相得相合，总数为十六；到天九时，又同一、三、五、七相得相合，总数为二十五。说五，是天数的正数；说二十，是由此推演出的数。虽说推演出二十，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天数五之外。地二就是二；到地四时，把地二和地四相加为六，二得到它的二，四得到它的四，二与四相合。到地六时，又同二、四相得相合，总数为十二；到地八时，又同二、四、六相得相合，总数为二十；到地十时，又同二、四、六、八相得相合，总数为三十。说五，是地数的正数；说二十五，是由此推演出的数。虽说推演出二十五，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地数五之外。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说十，是天地的正数；说四十五，是天地推演出的数。推演出的数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十数之外。没有超出十数之外，却能推演出五十五的数。由此可见，天数本来是奇数，但阳变化而化为阴；地数本来是偶数，但阴变化而化为阳。凭借这五十五个数来完成变化的屈伸往来，其中的妙处无穷。凭借这五十五个数来使万物流行，伏羲圣人怎能不以它为法则，制定大衍之数，用来揲蓍求卦呢？质卿说：‘河图本来具有从一到十的数，阳为奇，阴为偶，仿佛天造地设，彼此各自成立而不相借用。天数有五个，地数有五个，这就是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各自相合。因为偶数不能不求合于奇数，奇数也不能不与偶数相合；这是阴阳相感的自然常理。河图所列的数彼此相得而相合，妙处就在这里。五个奇数相加为天数二十五，五个偶数相加为地数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所谓成就变化，是成就阳变阴、化成一岁气运周行的过程。有这种变化，就有这种鬼神。所谓成就并运行它们，就是彼此相得而相合的妙用。变化的运行、鬼神的运行，虽然未必需要借助这些数，却自然灵妙。五十五这个数虽然不是专门用来施行变化、运行鬼神的，但它与相得相合的关系，恰好和河图之数相符合。因此，通过它来成就变化、运行鬼神，就能够有所看见，这大概就是河图最为精妙的地方。’ 大衍之数是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把它分成两部分，以象征两仪；取出一根，以象征三才；按照四来揲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到扐，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所以要两次归扐，然后才挂起。述说：梅氏《古易考原》说：“这是承接上文而言。伏羲依据河图之数，用揲蓍法求取卦象。河图的天数有五个，推演为二十五；地数有五个，推演为三十。然而，这还没有穷尽推演的极数。因此，伏羲依据河图再作大衍，于是又得到九十九。所谓大衍，是一与二相加为三，二与三相加为五，三与四相加为七，四与五相加为九，将三、五、七、九合计为二十四。由此，五与六相加为十一，而一居于其中；六与七相加为十三，七与八相加为十五，八与九相加为十七，九与十相加为十九。再将三、五、七、九合计，又是二十四。十一之十、十三之十、十五之十、十七之十、十九之十，凡是十的数共有五个，这就是大衍之中的体数。因此说‘大衍之数五十’。前面的二十四与后面的二十四，再加上居中的一，共四十九，这就是大衍之中的用数。因此说‘其用四十有九’。虽然推演为九十九，也没有超出天一至地十的范围。这就是依据河图的衍数，并把它推演到大衍极数的原因。” 孔夫子提出一个“衍”字来发明河图的意义，又加上“大”字来阐明伏羲依据河图的意义。圣人的笔法如同造化，妙处无穷，却又简易明白，难道不确实如此吗？揲蓍的方法，取其变化有余数，取其卦辞；取其作用有变化，取其本体。五十虽是河图的大衍之数，但仍属于变化中的静、作用中的体，所以置而不用。四十九则是变化中的变、作用中的用，因此特意用它来揲蓍求卦。从一开始向左右数，都是一、三、五、七、八、九，其中一、三、五、七、九为天数五，象征乾卦纯粹精一，没有阴柔偶数的驳杂；前后二十四，是分二的象。中间的一，是挂一的象。说三、五、七、九有四个，是揲四的象；又说三、五、七、九有四个，是再次揲取的象。这些全都出于天机自然的法象，不是人力私智能够从中经营造作一丝一毫的。由此可以看出伏羲制作卦法的神妙，有非常情所能窥测的地方。连山氏、归藏氏以及夏、商、周历代都遵循而使用它，虽然卦序有所杂糅，但在义理上并没有越出范围，这是有道理的。质卿说：“所以，依据这些数来制定筮法，取中宫天五乘地十之数，再作大衍，所得之数为五十。就在这五十之数中，置一不用，于是实际使用四十九。不用，正是为了发挥其所用；使用，正是为了成为不用之用。开始时把它分为二，以象征两仪，因为一不能不分为二。随后挂一，并把它归于左边而置于所用之数中，同时又显示有一不用，以象征三才，因为三不能不成为三。接着在左边按四数揲取，在右边也按四数揲取，以象征四时，因为三不能不成为四。于是揲取左边，把余数归到左边，以象征闰月；又揲取右边，把余数归到右边，以象征再次置闰。余数归入蓍策，四十九策的揲取过程，到这里就完成了。然后另起一挂，以象征再闰之后另行积累分数。这正是揲蓍之策，合乎造化生成万物、功业完成的过程。”

译大衍之数取法于天地之数，为什么不把天地之数全部用尽？宋咸《易难》说：天地之数是自然形成的数，大衍则是推演出来的数。五，是蓍数的小衍；因此五十，是蓍数的大衍。推演以一这个数为起点，所以大衍五十之数，虚置其中的一而不用。王弼注说：“推演天地之数，所凭借的是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于是有一不用。虽然不用却正因它而发挥作用，借此使万物贯通；虽不是具体数目却成为数，借此使万物成就。这就是《易》的太极。”四十九，是数的极限。凡是无形无象的事物，都不能单凭无来说明，必须借助有来说明，所以应当在具体事物达到极限时，说明它所由来的根本。乾卦的蓍策数为二百一十有六，坤卦的蓍策数为一百四十有四，合计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日数。上下两篇的蓍策数合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述说：计算过揲所得的蓍策数，凡是卦象得到乾卦、六次揲取都得到九，其蓍策数就是二百一十有六；凡是卦象得到坤卦、六次揲取都得到六，其蓍策数就是一百四十有四。两者合计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日数。又以乾卦的蓍策数总计上下两篇的阳爻，以坤卦的蓍策数总计上下两篇的阴爻，合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这些都与造化一年功业的数目相应。筮法如此精妙，如果不是数，怎么能够据此施行并成就万物呢？所以，经过四种营作而成《易》，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一卦，八卦便形成初步的体系。由此引申伸展，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天下所有能够做的事情就都包括在内了。它能够显明天道，使德行神妙，因此可以用来与人应对酬酢，也可以用来辅助神明。孔子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了吧？” 述说：营，就是经营、制作。四营，是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易，是变化。《易》的变化，从开始第一次揲取就产生了。三次变化形成一爻，十八次变化就是两个三爻卦，形成内外两个卦体，这就是大成之卦。若只由三爻组成八卦，就是小成之卦。大成之卦，都是由小成之卦引申伸展而来。从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随着刚柔的类别画出六爻的变化，这就是触类旁通、不断增长，直到无穷。于是由六十四卦又发展为四千九十六卦。从八卦到六十四卦，从六十四卦到四千九十六卦，足以总括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凡是人能够做的事情，全都包括在其中了。至于如何运用，则取决于人。必须是能够显明天道、使德行神妙的人才行。所谓道，就是一阴一阳的道，运行在象数之中并由此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使隐微幽深的道显明出来，并使它与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帝则相同，而不是凭借仁智的主观见解。所谓德，就是易简至善之德，在道义的作用中发动而显出神妙。也就是说，进而成为成德之行，使它与鬼神出入无形相同，而不是依靠有形的迹象相合。这样，就可以与人酬酢交往而对越上天没有惭愧，可以辅助神明、幽赞造化而没有疑惑。卜筮的方法，是人与神相交；酬酢感通，是其中的根本。神要等待人才能显灵，不是合适的人，就还不能与神相交。因此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了吧？知道神明所做的事的人，就是在人身上体现神明的人。若不是乾卦所说的“知大始”之知，谁能够知道这些呢？王宗传说：营，就是求取。使用蓍草的方法，是以四为单位揲取，形成《易》的数。因为用四来求取，所以老阳之数为九，以四求取，蓍策数就是三十有六；老阴之数为六，以四求取，蓍策数就是二十有四；少阳之数为七，以四求取，蓍策数就是二十有八；少阴之数为八，以四求取，蓍策数就是三十有二。阴阳老少，是六爻的根本。所以说“四营而成易”。至于乾坤之策以及上下两篇的蓍策数，也都是用四求取而得到的。这就是《易》这部书由四营而成的原因。卦策之数为八，是天地的体，所以小成之卦为八，大成之卦也以八为基础。天地的作用在六，所以爻止于六；六十四卦除去四个正体，六乘六为三百六，这也是蓍策数的极限，所以用它来象征。卦一经确立，道就显现；卦一经运用，德行便能发挥神妙作用。变指阳，化指阴。爻，是卦画自然形成的妙用。吴澄说：“从大衍说到能事毕，说的是蓍策变化的神妙；显道、祐神，说的是蓍占的神妙。这一切都是神明所做的事，但变化和占筮归根到底只是阴阳两种卦画，也就是天地阴阳的变化。”崔子钟说：“旧说用五行解释变化，荒诞而没有根据；用屈伸解释鬼神，疏陋错误而没有凭据，而且与蓍草产生的意义没有关系。” 胡经说：道寄托在器物之中，却不受器物局限；天理自然，本来极其微妙，而卦爻辞能够把它显明出来。阐发天地的深奥，揭示吉凶的征兆，说明天下的事理而不可厌恶，说明天下的运动而不可混乱，这是多么显明啊！德行，是从心中获得并在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是人事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看起来似乎也有形迹。卦爻的数能够使它显出神妙，穷尽数理以知未来，通达变化以成就事情；知道吉便趋向它，知道凶便避开它，这又是多么神妙啊！这样，明处可以与人酬酢，幽处可以赞助神明；接受神命如同回声应声，预先为民生的使用提供依据，彰明过去、察知未来，并揭示造化的秘密，这就是所谓人谋与鬼谋。圣人并不存有私心，造化也不需要施加力量。数，是气的尺度；法，是数的准则；神，是道的枢纽，也是数与法的根本。能够知道变化之道，那么他的心就能静而不滞于静，动而不滞于动，这就是所谓默默成就、不必言说而自然取信，关键在于德行。难道这不是知道神明所做的事吗？赵人斋说：‘显道神德行’这一条，关键在于人的自身。因此，神明如果遇不到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运行；如果没有至德至道，德行也不能凝聚成就。” 《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表达的，重视卦辞；用行动施行的，重视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用来卜筮的，重视占断。述说：辞，是彖辞；变，是爻的变化；象，是卦象；占，是指所占的动爻。《易》道极其精微而又极其变化。彖辞说明卦的总体，爻辞又说明它的变化运动而不停滞。卦具备完整的象，就可以据此制作器物；卜筮是用来决断疑惑的。根据占筮所得的辞，可以知道未来。说圣人的道有四种，是希望人们逐一尊崇重视，不可忽略。制器，也就是建立事业。下系辞以象说明事理，因而可以认识器物；事情有确定的形态，而心中实际所见的一切，也都是《易》的象。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便向《易》询问，并借助卦辞来获得回答；《易》接受询问后所作的回应，就像回声应声一样迅速。无论事情相距远近、处于幽深之处，都能于是知道未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谁能够做到这样呢？

译述说：质卿说：‘卦辞、变化、卦象、占断，是圣人制定的方法，天下后世尊崇它们，然后才能得到圣人的深意。对于君子来说，也应当能够由此认识并通达其中的道理。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不敢苟且行事。于是通过筮法询问《易》，借《易》来获得言语上的指示。蓍草接受询问而作出回答，如同回声响应声音，回应极其迅速。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由此知道未来的事物，回应又极其详尽。像这样，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谁能够做到呢？因为不是精微就会粗疏，不达到最精微就仍未脱离粗疏。若不是天下最精微，即使精微也还可以用其他事物比拟；若要达到这里所说的境界，就必不能显现出这样灵通的作用。君子又凭什么来作为有所作为、有所行动的依据呢？’ 参伍交错以造成变化，错综安排其数；通达这些变化，于是形成天地的文理；穷尽这些数，于是确定天下的卦象。若不是天下最为变化的道理，谁能够做到这样呢？述说：君子正当询问《易》并取得言辞回答的时候，所使用的蓍草，已经通过参伍交错来穷尽其变化，又通过错综来显明其数。由参伍所形成的变化加以贯通，那么阴阳老少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于是形成天地的文理。由错综所得之数而推究到极致，那么卦爻的动静就明显显著，于是确定天下的卦象。像这样，若不是天下最为变化的道理，谁能够做到呢？因为没有变化就会停滞，不达到极度变化就仍然没有脱离停滞。若不是天下最为变化的道理，即使有变化，也还可以用具体事物来比拟；若要达到这里所说的境界，就必不能成就接受神命如同回声应声的妙用，也不能知道远近幽深的未来事物。邵二泉说：“‘参伍以变’，依据挂、揲、扐而言；这里所说的变，是数尚未形成。‘错综其数’，总括挂、揲、扐而言；这里所说的数，是变化已经形成的数。这两句互相成就，只是说一次变化贯通其变化而形成文理，是就成一爻而言。老少不超出阴阳二象，所以说‘天地之文’；穷极数理、确定卦象，是就成一卦而言。动静实际上涵盖万物，所以说‘天下之象’；‘至变’是说其数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因为重视卦象必然要由变化而来，而变化达到极致，正是为了确定所重视的卦象。”《纪闻》说：“参伍、错综，总括了揲蓍求卦的事情。在参伍错综之中，每合三次变化来说，就叫作‘通其变’；总合十八次变化来说，就叫作‘极其数’。因为必须每三次变化之后才能形成一爻，所以说‘通其变’；必须总合十八次变化之后才能形成一卦，所以说‘极其数’。” 《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有所感，便能通达天下万事万物的情状。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道理，谁能够做到这样呢？述说：所谓最精微，是没有蓍策数目却不可错乱；所谓最变化，是体统一而无所不周。这难道是象数本身所能达到的吗？其中必定有更为神妙的东西。《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在尚未感应时，卦辞存在于书册，卦象存在于卦画，蓍草存在于匣中，寂静不动，仅此而已。等到有所感应，天下一切事物和万事万物的吉凶悔吝之理，就没有不能通达的。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道理，谁能够做到这样呢？神妙之中又极其神妙，称为‘至神’。所以，寂静之时没有一刻不在感应，感应贯通时也没有一刻不处于寂静。所谓精，是精微于此；所谓变，是变化于此。考察上面四节，第一节说卦辞、变化、卦象、占断，虽然说有四者，但下面所讨论的全都是占断。从‘君子将有为也’到‘天下之至精’，说的是所占的事情；从‘参伍以变’到‘天下之至变’，说的是占筮的方法；从‘易无思也’到‘天下之至神’，说的是占筮的道理。孙淮海说：寂与感说的是人的心。寂感之间，就是圣人所说的一以贯之。虽然处于寂静，天下万事万物的情状未尝不在感应之中；虽然有所感应，本然的真实也未尝不寂静。因此寂与感不是两件事。这两句话说明的，正是此心的本体。周濂溪说：有动而没有静、有静而没有动，是物；动而不滞于动，静而不滞于静，是神。物就不能贯通，神则能神妙地化育万物。我的心之所以神妙，只是因为万物处于寂静不动时，一有感应便能贯通。中庸论述看不见、听不见以及没有比它更明显的道理，最后把功夫归结于慎独。孟子论述有所作为却不预先期待的道理，把要点归结于不助长、不忘记。不助长、不忘记，就是慎独。慎独，寂感自然合一；寂感合一，就如洪钟含有声音、明镜蓄藏光照，不主动迎接外物，外物一来便应对；应对之后不留痕迹，本体始终不动，思量拟议无法达到，思虑也无从施用，这就达到极点了！” 周濂溪说，寂静就是诚，感应就是神；动而尚未显出形迹、处于有无之间的状态就是几，并不是在寂与感之外另有一个几。《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几微的。正因为深，所以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几，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正因为神，所以不用急迫却能迅速，不需行走却能到达。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述说：这样看来，《易》就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几微的。深奥之理若不是圣人不能穷极；只有凭借以筮法询问《易》的方法，才能像回声应声一样接受神命，对未来事物全都知道，从而把最深的道理究竟穷尽。假如不是圣人，天下就会昏昧不明，没有人能测知它的意旨，怎么能究明它的归宿？所以，圣人所以能够穷极深奥，是因为有《易》。几微之理若不是圣人不能研求；只有凭借穷极数理、通达变化的方法，才能形成文理、形成卦象，并通过趋吉避凶审察几微之理，从而把它研求穷尽。假如不是圣人，天下就会茫然无知，没有人能辨明端绪，谁能严密辨别事物的细微差别？所以，圣人所以能够研求几微，也是因为有《易》。《易》正因为深，所以深奥之理一经穷极，便能贯通天下人的心志；人将要有所作为、有所行动时，就好像有人启发他一样。《易》正因为几，所以几微之理一经研求，便能成就天下的事务；顺应时势、利用万物，就好像有人鼓舞他一样。《易》正因为神，所以它贯通心志、成就事务，都不用急迫却能迅速，不需行走却能到达；它无思无为，却一有感应便能贯通。深奥之理可以穷极，却不是圣人凭自身造作出来的；几微之理可以研求，却不是圣人凭自身造作出来的；几微和神妙可以贯通，却也不是圣人凭自身造作出来的。神妙都是《易》的妙用，也是圣人所成就的才能。没有圣人，《易》本来就无从泄露；如果没有《易》，圣人又凭什么显明自己的作用？这就是《易》在天下所显现的最精、最变、最神妙之处。因此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也正因为如此，君子揲蓍而不能穷尽它，天下人尊崇它而不可忽视它。

译吴羔说：“穷极尚未显形的道理，称为‘深’；察知刚刚发动而极其微妙的端绪，称为‘几’。所谓穷极深奥，是凭借《易》的至精来穷尽天下的至精；所谓研求几微，是凭借《易》的至变来察究天下的至变。不穷极其深奥，就无法研求其几微。深是体，几是用，但二者都是神明所为。变化之道，不待人为造作而自然如此。因此，知道变化的人，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 蔡汝柟说：“穷极深奥、研求几微，总称为神。所谓神，就是圣人对于天道的把握，不是假借思虑所能达到的，所以不用急迫却能迅速，不需行走却能到达；寂然之时没有一刻不感应，感应贯通之时没有一刻不迅速。如果在感应贯通之前先有思虑和作为，那么感应就都会受到思虑和作为的扰乱，于是处处触及便处处形成滞碍。” 杨诚斋说：“《易》为什么神妙？圣人穷究天下万物的道理而得到其中的深奥，研求天下万事的微妙而得到其中的几微；把这些聚集在一心的精微之中，就称为神。正因为深，所以能以自己的先知通达他人的后知，以自己的先觉通达他人的后觉，从一心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几，所以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就知道祸乱，把将乱变为治理；在灭亡尚未到来时就知道灭亡，把将亡转为保存，从一心成就天下的事务。把深与几合起来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成为不可测知的神妙，这就是它能够不用急迫却迅速、不需行走却到达的原因。然而，圣人的神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心的精微。难道只有心能够神妙吗？事物的道理也有这种作用：磁石吸引针，琥珀吸取芥末，戎盐堆叠鸡蛋，獭胆使水盆中的水分开。这是同一类事物的道理彼此感应，有不用急迫却能迅速的情形。难道只有物理如此吗？人的气也有这种情形：母亲咬自己的手指，孩子心中便有所感动。母亲未曾前往，孩子未曾到来，只是同一个人的气相通，就有不需行走却能到达的情形。何况圣人的心之神妙呢？所以，它可以范围天地，而一念之间不超过时机，难道还要借助急迫才迅速吗？它可以经纬万种变化，而一脚步也不出门户，难道还要等到行走之后才到达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是心的神妙。圣人把天地的神妙聚集于一心，又把一心的神妙推行到《大易》之中。这就是易道之所以神妙。孔子说：“《易》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易》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包容天下之道，不过如此而已。因此，圣人借它贯通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惑。” 述说：《易》的创作，是凭借神异之物来求取天地之数，而它的作用非常广大。百姓刚开始出生时，懵懂无知，不开启他们内心的蒙昧，谁来为他们开启？我看《易》确实能够开启万物。开启万物，就是知道尚未发生的事情。事情刚开始发生时，昏暗不明，不决定它的发展趋向，谁来使它成就？我看《易》确实能够成就事务。成就事务，就是确定事情本来应当如此的方向。天下的道理，前面有已经过去的，后面有将要到来的，没有穷尽；如果不显示它的归宿，就会统摄而没有根本，研求而没有源头。我看《易》确实能够包容天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天下一切事情和百姓的始终，没有能够超出这一范围的。因此，圣人凭借它开启万物的作用，贯通天下人的心志；凭借它成就事务的作用，确定天下的事业；凭借它包容天下道理的作用，决断天下的疑惑。彭山说：这句话说明易道广大，能够佑助百姓；圣人用它教化天下，大概是从卜筮方面兴起的。因此，蓍草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有智慧，六爻的义理能够变化并向人告示。圣人凭借这些涤荡自己的心，退藏于隐密之处，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凭神妙可以知道未来，凭智慧可以藏纳过去，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大概就是古代聪明睿智、具有神武之德而不靠杀伐的人吧。述说：蓍数为七，七乘七为四十九，象征阳而圆；卦数为八，八乘八为六十四，象征阴而方。韩注说：圆，是运转不穷；方，是安定而有分界。这是说蓍以圆象征神妙，卦以方象征智慧。随着变化所趋向的方向，无论什么数都能周遍，所以说圆。卦排列、爻分布，各自有其形体，所以说方。贡，就是告示。六爻有吉凶的义理，能够通过变化来告知人。圣人体现蓍的德性，使人知道向神明求取指示，借此涤荡万物之心，收敛隐藏于清静幽密之处，与易道共同保持洁净。心的本体本来寂静，所以称为密。蓍的神妙显现在卦爻之中，于是吉凶显现。告知吉，唯恐它不能真正吉祥；告知凶，唯恐它终于陷于凶险，所以说与百姓共同忧患。圣人只是通过揲蓍求卦，启示人的心神，使人知道天地万物将来的道理，在尚未成形时便判断吉凶悔吝的几微，预先审慎地决定趋避；又把天地万物已经过去的道理藏在其中，使祸福利害成为明确的验证和昭著的警戒。这就是所谓无为而百姓自然受到教化。因此说，谁能够做到这样呢？上古聪明睿智、具有神武而不杀伐之德的人，大概就是如此。涤心是贯通心志，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是成就事务，知道未来、藏纳过去是决断疑惑。” 《纪闻》说：知道后来有吉有凶，就预先知道应当怎样防备；把已经过去的吉凶藏纳在心中，就使人内心战战兢兢而不敢忘记，总希望事情如同吉象，只怕事情如同凶象。聪明睿智，是上等智慧的资质。所谓神武，是《易》中圣人神明而刚决的作用；用吉凶的威势使万民畏服，而不借助刑罚杀戮。比如知道“亢龙有悔”，就决不敢使自身处在亢极的位置，以免触犯盈满之害；比如知道“履霜，坚冰至”，就一定应当在祸患尚处微小时加以防范，以消除弑逆的端绪。” 彭山说：“神妙在几微处觉察，因而说‘知来’；智慧泯灭于无形无迹之中，因而说‘藏往’。武，就是威武；不发怒而自有威势，使百姓的心志产生最大的敬畏。这是神道自然的应验，所以说‘神武’。” 孔颖达疏说：“蓍在开始时确定数，在卦看来就是将要到来的卦；卦在最后形成象，在蓍看来就是已经过去的卦。以蓍来观察卦，就是知道卦象所表示的未来之事；以卦来观察蓍，就是聚集蓍所象征的已经过去之事。” 因此，圣人明白天道，察知民情，于是兴起神异之物来引导百姓的日常使用。圣人凭借这些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起来。述说：这句话承接上文，向上说明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向下察究天下利害、真伪的实情。天道之中，没有比神异之物更灵妙的；百姓的使用之中，没有比趋吉避凶更紧要的。兴起神异之物来引导百姓使用，这就是卜筮产生的原因。有思虑就会同外物混杂，所以要斋；斋，是用来整齐不齐之思的。有作为就会同外物相对抗，所以要戒；戒，是用来警惕意外祸患的。人的心本来神妙、本来明澈，本来能够与鬼神共同感通吉凶。如果不使自己的德性神明起来，凭什么开启神异之物的灵妙？如果不亲自斋戒，凭什么能够使自己的德性神明？圣人凭此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起来，是要用这种方法教导天下。德性神明了，蓍卦的作用也就神妙了。”

译彭山说：“深沉纯一叫作斋，严肃警惕叫作戒。人知道要通过卜筮求取神明，就一定会斋戒、竭尽诚意，以建立虚静明澈的本体，然后便能有感必应。神明启发他的内心，于是吉凶悔吝的几微，没有不能自行觉察的。德性根本在自己这里，使它神妙而明澈，并不是从外界获得的。由此可见，卜筮的方法只是用来开启、明澈人的心，所以说《易》是为卜筮而作的。难道像后世那样，只把它当作计算吉凶、谋求利害的工具吗？因此，它所承担的教化作用极其重大。” 龚氏说：“刚柔变化，是自然的道理。它的本体幽深而遥远，所以要使它明白，就要说明吉凶悔吝所以发生的原因；它的作用显著而切近，所以要加以察究。蓍草竖立起来便能显示数，龟甲发动便能显示象，都是神异之物。它们的作用则要得到合适的人之后才能兴起。”吴澄说：“它的德，就是上文所说的蓍与卦的德。能使它神妙而明澈，关键在圣人。否则，枯草朽茎，怎么会成为神异之物呢？” 彭山论卜筮：先儒说《易》是为卜筮而作，并没有错。但所谓卜筮，是以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引导百姓使用为主，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样只讲利害。圣人因为百姓迷惑于吉凶的原因，虽然有父兄临教，有师保训诲，有官府法令治理，他们仍然不知道畏惧；他们所畏惧的，只有鬼神。比如蛮夷、氐、羌，虽然没有君臣的秩序，也有用来决断疑惑的卜法，有的用金石，有的用草木。国家不同，习俗各异，但都各自相信其神明，以此知道将来的事情，何况百姓呢？所以圣人顺着他们已有的明知来加以贯通，用卜筮先使他们斋戒，从而使其德性神明起来。德性已经神明，内在的几微就容易触发；之后卜筮之师用言语告知他们，便没有人不听从相信，于是趋吉避凶，身体安宁，所作所为也有利。这就是圣人所以依据神道设立教化的原因。后世不知道《易》设教是为了开启、明澈人的心，却拘泥于卦象和占断，制定固定的断例，那不过是用卜筮推测利害的粗浅迹象罢了。先师说过：‘蓍本来就是《易》，龟也本来就是《易》，由此可以知道蓍和龟。如果离开《易》的义理去谈蓍和龟，那么那些话难道不是多余的吗？’ 因此，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闭一开叫作变化，往来不穷叫作通达。显现出来叫作象，形成形体叫作器；加以制作并使用叫作法，利用它出入行动而百姓全都使用它叫作神。述说：上文说圣人运用《易》来教化天下，这里进一步说明易道存在于天地之间，而圣人运用《易》，不过是穷尽乾坤变化的神妙罢了。因此，关闭门户称为坤，坤主闭藏；打开门户称为乾，乾主开发。关闭与开启相互循环，阴阳交替到来。有时阳变为阴，打开之后又关闭；有时阴变为阳，关闭之后又重新打开，这就叫作变。需要往去时，就把来变为往；需要来时，就把往变为来。往来变化没有穷尽，始终能够流通，这就叫作通。乾坤的变化与通达，全都是《易》。易本来不可见，显现出来才称为象。所谓显现于揲蓍，是说三次变化显出奇偶，形成刚、柔、太刚、太柔的象。形成形体才称为器。十八次变化形成内外、上下的卦体，形质具备，于是依照其形质命名为具体事物和器物。制作并使用它，就是卜筮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来行动出入，凡是不明白、不知道的百姓，也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就叫作神。到了这个境界，乾坤开合变化的妙处就在百姓的日常使用之中，而斋戒、神明德性的作用，也就从圣人的心通达到天下后世。朱氏说：‘知道开合变化通达，就是明白天道；’ 知道利用出入、使百姓都能使用它，就是察知民情。开合，以一年而言，就是寒暑；以一日而言，就是昼夜；以一身而言，就是呼吸的出入、生死的变化。没有关闭就没有开启，没有静止就没有运动。这就是《归藏》以坤为先的原因吗？卦象之中，门户本来是一，开合它就成为二；阴阳的动静也不过是一气而已。蔡介夫说：‘关闭门户的坤，笼统地说是阴静；分别阴阳来说，就是乾的静专、坤的静翕。打开门户的乾，笼统地说是阳动；分别阴阳来说，就是乾的动直、坤的动辟。’变化，是动静相互产生。郭子和说：‘就是既能开启，又能关闭。’通达，就是开合不停。象，是认识大始；器，是制作完成具体事物；法，是圣人成就才能；神，是百姓能够共同运用这种才能。苏氏说：‘开合之间，产生阴阳二物。因此，变把它分为二，通把它合为一。如果不能合一，那么过去的事物就会困滞于伸展，将来的事物就会困滞于屈缩。’ 章氏说：“一阴一阳叫作道，阴阳变化不可测知叫作神。阴阳就是乾坤，神道难道很难知道吗？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闭一开叫作变，往来不穷叫作通。我们人的往来和变化通达，没有一样不是乾坤神道的体现，只是人特别不去察觉罢了。所以说：‘谁能够出入而不经过门户？什么事情又不遵循这条道呢？’” 因此，《易》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伟大的事业。述说：上文说凭借蓍草而产生卦，这里则进一步说明卦画由什么产生。整句话的重点在“《易》有太极”一句。汝吉说：‘太，就是大的意思；只有一才是大，只有一而且大，才是至极，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所以画出横贯的一画，把它象征为太极，作为气的本元、天中的天。这个一真实而神妙，是万物万形产生的根源。因此《易》有太极，就是以一命名而称为乾。一生出二，但这个一仍是一，只是成为二的根基。以一配一，称为两仪。“仪”就是匹配的意思。太极本来没有相对者，只是从所形成的形态来比拟，好像有一个相对者罢了。两仪生四象：奇数象征刚的七，偶数象征柔的八，重叠象征太刚的九，交错象征太柔的六。四象生八卦。项氏说：凡是《系辞》所说的八卦，也就是六十四卦。八卦彼此上下重叠而成为六十四卦，所以通常以八卦来称说。伏羲开始画八卦，也可以说就是六十四卦。朱氏说：八卦确定吉凶，是开启万物；吉凶产生大业，是成就事务。’

译梅氏《古易考原》说：“易，是揲蓍、营度之易。极，是屋脊栋梁；屋栋在上，四方的椽木都向栋梁集中，因此称为极。太，是至大的意思。四十九根蓍草混然未分，而一次变化、三次变化、九次变化、十八次变化所形成的《易》，都已经森然齐备于其中，这就是至大的极点。所以说‘《易》有太极’。太极产生，就是从这里劈开、开始分别而产生。关闭门户，是坤仪；打开门户，是乾仪。二者相互配合，各自具备其德，所以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是指揲蓍所产生的四象。四象中的七、八、九、六，用来象征刚柔老少：少刚为七，少柔为八，太刚为九，太柔为六。分别为老少，是用来显示给人的。因此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各自专主一类，八卦于是排列形成。举出内卦的八卦，外卦的八卦不说也可以知道。八卦确定吉凶，是十八次变化之后内外八卦都具备了；然后占者呈现卦象，因而可以占察卦象，玩味爻辞来确定吉凶。吉凶产生大业，是吉凶既已确定而没有疑惑，于是产生趋向吉利、避开凶险的行动，成就极大的事业功业。” 彭山说：极，是至极的名称，就像至道、至德、至圣、至诚中的“至”，是说把天理穷尽到极点，没有一丝一毫私心虚伪夹杂其中。称为太极，就进入无的境界；如太虚、太清、太上等说法，如果不是无，就不能称为大。周濂溪说：‘无极而太极’，是用无极来命名太极。太虚、太清、太上，道家也曾这样说过；但把“大”说到极点，在义理上就是实在的。因为所谓理，不过是仁、义、礼、智、信。太极发动而生阳，是仁、礼显现的原因；太极静止而生阴，是义、智藏纳的原因。阴阳分别开来，两仪于是建立，这就是所说的道理。合起来说，就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一动一静，互相成为根本，这就是所说的道理。知道太极就是理，就应当把它归于阳明一面的主宰，而阴暗晦冥的一面则属于气。“易”是不偏于阴阳的名称。阴阳不偏，就能动而不滞于动，静而不滞于静，然后才称为变易。这样，理就达到极致。因此说：“《易》有太极，太极发动而生阳，静止而生阴。”能够产生的，都是阳；动，是产生作用向外发出的机括；静，是产生作用向内收敛的机括。从太极来说“生”，全都是理，于是只是生出阳而已。所以阳在外面产生，阴就藏在里面；阳中的阴，是动达到极点；阴向外通达，阳就在里面产生；阴中的阳，是静达到极点。因此说：“动达到极点就转为静，静达到极点又转为动。”复，是返回、复归的意思，如一阳在五阴之下复生的复卦。因此这里说的是静中有动，并不是重复的意思。如果按重复来解释，那么所谓动极、静极，起初还没有达到极点，必须到了最后才算达到极点吗？这就不是太极的意义了。因此，法象之中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通达之中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挂在天空而显明光亮的象，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崇高尊贵之中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备具万物、使其发挥作用，建立完成器物而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探究事物的端绪，搜索隐微之理，钩取深奥，达到遥远，以此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没有比蓍和龟更大的。《述》说：因此，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以下所说的重点便归结到蓍龟的伟大作用上。邵二泉说：天地、日月、四时，这三者把造化的道理都包括了；富贵、圣人，则把人事的道理都包括了。富贵是从势力方面说的，圣人是从道方面说的；这二者都是用来造化天下的。因此，没有天地，万物不能建立；没有日月，万物不能滋长；没有四时，万物不能运行；没有富贵者，尊位不能确立；没有圣人，教化不能取信。天下吉凶纵横交错、千变万化，总不出这几项。因此，蓍龟也参与其中。蓍龟，是用来穷尽人事变化的。苏氏说：天地、四时、日月，是天的事情；天事所不能达到的，由富贵者加以制约；富贵者所不能制约的，由圣人加以贯通；圣人所不能贯通的，由蓍龟来决断。梅氏《古易考原》说：因此，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这是承接“两仪生成形象”而言的；所谓法，是乾所效法的，所谓变通，是坤所体现的。没有比四时更大的，这是承接“一阖一辟、往来不穷”而言的；所谓“用四来揲蓍”，就是取象于四时。悬挂于天而显明的形象，没有比日月更大的，这是承接“显现出来才称为象”而言的。所以，至刚之物象征太阳，至柔之物象征月亮。崇高尊贵，没有比富贵更大的；上句说吉凶，这一句承接“大业”而言。既有可以达到目标的资质，又有能够达到目标的势力。吊慰百姓、讨伐罪人，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哪一项不是大业？尤其应当询问蓍筮。备具万物而使之发挥功用，建立成器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圣人具备蓍这种器物，以预先供百姓使用；建立卦象，制造成用的器物，使天下能够尊重并取法占筮和卦象，大业因此成就。只有聪明睿智、神武而不嗜杀的圣人才能做到。所以说：能够极尽探求幽隐、索取隐秘，钩取深奥、达到远处，以此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向前的事业，没有比蓍龟更大的。这是极力说明蓍龟的神妙，以显示圣人给天下带来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下文又重复申明并收束这一层意思。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万物都有奇偶的法象，而天地的法象最大；万物都有九六的变通，而四时的变通最大；万物都有爻象的显明，而日月的显明最大。这三者具备，易道就完备了。一家、一乡、一个国家，各自都有占筮；但能够处在最高尊位、制作天下之易的，是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人。山野巫祝也都能占筮；但具备完整神智、能够成为天下之利益的，是圣人。折断竹茎、削制竹签，烧毁瓦片、灼烧鸡骨，都可以用来占筮；但具有探求幽隐、钩取深奥的神妙，具有决断疑难、成就事务的智慧，能够供圣人使用的，是蓍龟。这三者具备，易的器物便制成了。这六句说的是成就器物所由建立的根由。彭山说：“‘▯’是藏在隐微深处的奥妙，所以‘▯’与‘隐’属于同一类，是就不可见的道理而言。‘探’，如同把手伸入里面取物；‘索’，就是把所求的东西全部搜取出来。深奥之处，是从遥远之源头发端的，所以‘深’与‘远’属于同一类，是就不可穷尽的道理而言。‘钩’，如同把钩垂下去取物；‘致’，就是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极处。这大概就是所谓不论远近幽深，都能于是知晓未来事物的意思。”

译《纪闻》说：“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是说人遇到疑惑而不能决定时，便会停滞不前，不肯向前行动。有了疑惑阻碍，既然得到卜筮，知道了吉凶，自然就会勉力前进，不能停留。那么，使人勤勉不息的原因，就是卜筮成就了它。”《诗经》说：“勤勉不息的文王，美好的声誉没有终止。”这样看来，“亹亹”就是成就德行。如果蓍龟只能成就事务，却不能成就德行，又凭什么包揽天下之道呢？因此，上天生成神妙的事物，圣人便取法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便效法它；上天垂示形象，显现吉凶，圣人便取法这些形象；黄河中出现河图，洛水中出现洛书，圣人便取法它们。《述》说：蓍龟建立起来，天道和人事的功用便完备了，这难道不是神妙至极吗？因此，所谓上天生成的神妙事物，就是蓍龟。圣人取法它，于是建立卜筮。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便效法它。变化就是变通；效法天地，使门户一阖一辟，效法变化，使一阖一辟而往来不穷。上天垂示形象，显现吉凶，圣人便取法这些形象。垂示形象就是悬挂形象，显现吉凶就是使形象明显；这是用来向人显示吉凶征兆的。当时，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现，神龟背负洛书从洛水中出现。九宫、八卦都在其中显示它们的数，阴阳的进退也都处在其中，于是道的变化以及吉凶的征兆便由此显明。上天大概把这个道理显现在图书之中，用来示人，圣人便取法它。心易的推演，就是顺应天道自然的流行。传说：圣人凭借蓍龟，确信天地、四时、日月的象数；又凭借河图、洛书，确信蓍龟的象数，因此确信无疑，于是创作《易》。象数说蓍草丛生，每茎百枝，取其一半，正合大衍之数五十。龟背的纹理中间有五，两旁各有四，周围有二十四，腹部有十二，合起来对应大衍用数四十九。河图具有九宫，洛书以五行为首。诸儒认为，河图、洛书出现在世间，伏羲因此得到它们而画出八卦。《钩深图》说：河图合有四象之数，可以确定八方的位置；洛书具有五行之数，可以完备八卦的形象。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彭山说：“河图、洛书本来相互表里，只是并不像世俗儒者所说的那样讲经纬，而是取‘以图画卦、以书叙畴’的意义。又有人说：河图是阴阳推行的正道，洛书是阴阳混合的中道。合而为一，正就在其中；分而为二，中也就在正之中。它们的道理未尝不同。即使把河图称为洛书、把洛书称为河图，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一篇专门讲蓍的神妙。然而，蓍之所以神妙，是因为它能够取出卦的方术，了解六爻的变化，以贡示于人，确定吉凶的占断，使人能够创立大业。这就是它神妙的原因。《易》中有四象，用来显示事理；在卦爻之下系上辞，用来告知人；用吉凶来确定，用来作出断决。《述》说：“《象》说，《易》有四象，即阴阳太少，这是伏羲先天之易。系上辞而确定吉凶，则是文王、周公之易。” 朱氏说：“《易》有四象，是圣人用来显示吉凶的。给它系上辞并命名，是用来告知吉凶的。《易》论吉凶，有从利害方面说的，有随人情迁移的，也有按照义理和天命而应当吉、应当凶、应当否塞、应当亨通的；一概以正道取胜而不顾其他，非圣人不能确定。所谓确定，就是为了作出断决。” 《易》说：“上天从旁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佑，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人所帮助的，是诚信。践履诚信，思考顺道，又尊崇贤能。因此，上天从旁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 《述》说：上天从旁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人所帮助的是信。天地与人都是无心而相应，却各自有其自然的道理，正如水流向湿处、火趋向干燥之处一样。孔子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终究不能显现吗？”孔子说：“圣人建立卦象来完全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完全表达真实和虚伪，系上辞来完全表达言语，通过变化而使之通达来完全实现利益，用鼓动和舞动来完全表现神妙。” 《述》说：朱氏说：“语言的困难，在于论说者不能把它完全形诸书本；心意的困难，在于传述者不能用语言把它完全显现出来。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最终不能显现在天下后世吗？”凡是有心意，就有名称；有名称，就有形象。心意极其幽微，圣人却能在无形之中建立有形的象，由象得到名，由名得到意，于是语言不能显现的东西就都能显现出来了。质卿说：“建立卦象来完全表达心意。”这是指最初劈分奇偶两画：建立一条奇画来象征阳，命名为乾；建立一条偶画来象征阴，命名为坤。自从有了阴阳两画，语言不能宣说、心意不能穷尽的内容，没有一样不包含在其中。由此依照两种象设为八卦，再重叠为六十四卦，用来完全表达真实与虚伪。从两种象出发系上卦辞，又系上爻辞，用来完全表达言语。爻发展到变化通达，用来完全实现利益；辞发展到能够鼓舞人心，用来完全表现神妙。这样，圣人的心意就没有剩余而未被表达了。朱氏说：“君子和小人，不过是真情和虚伪而已。真情就彼此相应，虚伪就彼此违背。圣人陈列卦象给人看，用中正之道作出判断，君子和小人便显现出来；然后彰显真情、去除虚伪，于是心意就真诚了。” 系上卦辞，又系上爻辞，用吉凶明白地告知人；再与卦象相互配合，于是书本不能完全描画出来的内容也都能表现出来了。所谓变通，就是阴气发展到极点便变为阳，阳气发展到极点便变为阴。到了应当变化的时候就变化，便能通达；不变化，便会困穷。困穷不是通达。经过变化而通达，就没有什么不利，道也就能够运行了。所谓鼓舞，就是在这里鼓动，在那里舞动，行动和停止都合乎节拍，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它这样。横渠说：“辞如果不能鼓舞人心，就不足以完全表现神妙。”

译《象》说：《晋阳秋》中荀粲说：微妙的道理，不是具体事物的形象所能举示的。建立卦象来完全表达心意，并不是把心意之外的内容也贯通了；系辞来完全表达言语，也不是谈到了系辞之外的言语。象之外的心意、系辞之外的言语，本来都蕴藏着而没有显露出来。真正领会它，就是忘掉象、忘掉言语。这大概就是王弼遗留下来的说法吧。阴阳发展到老极，必然穷尽；穷尽便发生变化。陆绩说：使三百八十四爻发生变化，彼此相通，以完全实现天下的利益。荀爽说：鼓，就是发动；舞，就是运行。人心没有疑惑，做事不知疲倦，就像随着鼓声而作出舞姿。鼓声越急，舞姿也越急；鼓声不停，舞姿也不停。自然而然，不知究竟是谁在使谁行动，这就是所谓完全表现神妙。项氏说：从“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到“用鼓动和舞动来完全表现神妙”，是这一章的纲领。建立卦象、设置卦、系辞三项，说的是创作《易》而形成其体；通过变通来完全实现利益，说的是人运用《易》处理事务；通过鼓舞来完全表现神妙，说的是人运用《易》成就德行。这两方面，都是体察《易》的妙用。建立一奇一偶、二奇二偶、三奇三偶的形象，是用来比拟健、顺、动、入、陷、丽、止、说的意义；设置六十四卦，是用来具备忧、乐、求、与、见、伏、轻、重、久、速、聚、散等情状。系上彖辞、爻辞，是为了阐明吉凶、悔吝、元亨、利贞等言语。这三项，是创作《易》者的事情。使用《易》的人观察卦爻的变化，玩味它的占断，用来处理事务的变化，实行它关于时势通塞的原则，就足以完全实现顺应时势、成就事务的利益，并在事业功效中表现出来。观察卦象、玩味卦辞，内心得到它，身体实践它，如同鼓声发动而舞者随之奔赴，心术和血气都随之成就，这就足以完全体现阴阳不可测度的神妙，并在德行中成就它。这两种完全实现，是使用《易》者的事情。虞翻说：神，就是《易》。阳从震而为鼓，阴消阳而为舞。所以说“用鼓动和舞动来完全表现神妙”。既然完全实现了利益、完全表现了神妙，那么圣人的心意难道还会蕴藏着而不显露吗？” 乾坤大概就是《易》的蕴藏吧？乾坤排列成列，《易》便建立在其中了。乾坤毁坏，便无法显现《易》。《易》不能显现，乾坤或许也就要停止生息了。《述》说：乾、坤二卦，是圣人观察天、地而摹写出来的。有天地，雷、风、山、泽、水、火便都包含在其中；有乾坤，六子以及各卦各爻的变化便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说：“乾坤大概就是《易》的蕴藏吧？”乾坤未曾毁坏，《易》也未曾不存在。只是卦画不建立，就无法看见变化之理，也无法看见乾坤功用的全部内容。《易》不能显现，是说心意不能完全表达。这就是为什么不得不建立卦象、设置卦、系上辞，以完全表达其变通之道。《象》说：乾坤，是指奇偶之画；蕴藏，是指它周流于六虚之中。俞氏说：乾坤蕴藏在六十四卦之中，并不是说《易》蕴藏在乾、坤两卦之中。蕴，是衣服里面的絮胎。所谓成列，是指上下两篇的卦，奇偶之画分布其中，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吴氏把它单独指作奇偶相对，不对。所谓《易》，吴氏说是奇偶彼此交相变化，这就是两仪；一变成四象，再变成八卦，也不对。朱氏说：除去太阳便没有一年，所以乾坤毁坏，《易》就无法显现。《易》无法显现，乾就成为孤立的阳，坤就成为孤立的阴，生生不息的功用便停止了。因此，形而之上称为道，形而之下称为器。使事物发生变化并加以裁制，称为变；推演并使之运行，称为通。把它举出并施行于天下百姓之中，称为事业。《述》说：形，是指运动而可以看见的层面。从此以上没有具体形体，所以称为道；从此以下有具体形体，所以称为器。“道”“器”二字，清楚说出了乾坤、阴阳、奇偶的妙理。乾的阳，是道理的运行；坤的阴，是气的凝聚。仲虎说：理是一而神妙，气分两而化生。圣人顺着自然的变化加以裁制，所以称为变。道理无穷，卦画的产生也无穷。圣人于是裁制为六画，分为上下、内外。裁制有确定的形体，运行却没有固定的功用。例如乾卦的变化，应当潜藏时就以潜藏为行动，潜藏的事情就是通；应当显现时就以显现为行动，显现的事情就是通。事情，是事业尚未完成的状态；事业，是事情已经显著的状态。苏氏说：道，是器向上通达的方面；器，是道向下显现的方面。它们的根本是一个。使之变化的是道，加以裁制的是器；推演而使之运行，就是使一贯的道理得到落实。龚氏说：有道、有器，乾坤便完整而《易》也显现。因此，使之变化并加以裁制称为变，这是《易》与万物一起变化；推演并使之运行称为通，这是《易》随时势而运行。有道器作为体，有变通作为用，所以说，把它举出并施行于天下百姓之中，就称为事业。龚氏认为，形而上就是乾生成形象，形而下就是坤效法天地，由此区分道和器。熊氏《象》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与汝吉讨论《易》有太极之义时说：“张文饶也认为乾就是一个太极。”《易·乾凿度》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为二，所以生成天地。”这与汝吉的说法相合。彭山说：“乾元亨利贞，往来不穷，这是形而上的道，主宰阳的光明，所以归属于天。至于气机所化，凝聚成形质，刚的成为坚硬，柔的成为柔软，这就是形而下的器，主宰阴的幽暗，所以归属于地。凡是地上有形的坚硬和柔软，都是天上无形的刚柔所化成的。”又说：“凡是说天理的，都是指不夹杂的阳刚本体，能够主宰气的方面，这就是乾道，也就是所谓无极之真的本体。”这些说法都把乾的一画看作太极，因此形而上就是乾生成形象的意思，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龚氏又说：“刚柔有形体，奇偶有数目，左右有方位，这些都属于形。形而之上，就是一阴一阳，以至一刚一柔，所以称为道。形而之下，就是仁义、礼乐；分别来说各有守持，落实来说各有名称，所以称为器。这种说法得到阴阳之理，也就得到道的意义了。” 关于道器的五句话，关键在“变通”二字。为了申明变化而通达的意义，所以说变、说通；说变通，是指变通的义理存在于变化，变通的功用存在于通达。其关键在于通；不通就不足以成就变化。处置得当便不会困穷，通达便不会困穷，不通达便会困穷。如“亢龙有悔”，就是因为不通达了。处置得当而没有悔恨，便是通达。

译因此，所谓象，是圣人看见天下的幽隐之理，把它比拟为形状容貌，象征它所适宜的事物，所以称为象。圣人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它的通塞，以此施行常典和礼法，系上辞来断定吉凶，所以称为爻。《述》说：“质卿说：‘圣人创作《易》的开始，只是建立卦象而已。卦象建立，心意便由此完全表达；所以先得到圣人的心意，然后得到圣人的卦象；得到卦象以后，才能得到圣人的爻。’”因此，这里的“象”承接上文，是进一步说明卦象建立的由来。张氏说：“不说‘所以爻’，因为爻是依象而系辞的，不能与象并列。”《象》说“典礼”，依姚信本作“典体”。“典”通“典体”，说的是体和用。既然说“《易》没有固定的体”，又怎么能施行其典体呢？所谓无体，是显明神妙变化的奥妙；所谓典体，是显明天则的常道。穷尽天下幽隐之理，在于卦；鼓动天下的运动，在于辞；使事物变化并加以裁制，在于变；推演并使之运行，在于通；使神妙之理明白显现，在于其人；默默地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取信，在于德行。《述》说：《象》说，象是圣人建立卦象以完全表达心意，爻是圣人系辞以完全表达言语；为了说明设置卦可以完全表达真实和虚伪，所以又从“象”说到“卦”。所谓幽隐的形而上之理、运动的形而下之事，都在卦的变化之中；刚柔彼此推移，都在卦的通达中表现为出入、互相作用。建立卦象，可以完全表达道的心意；建立卦辞，可以完全表达器的言语。使之变化的是道，加以裁制的是器；裁制有确定的形体，运行没有固定的功用，这些都属于所谓心意。道存在于变，功用存在于通。卦爻的妙处，本来就是如此。使神妙之理明白显现，关键在于其人；而人之所以能使它神妙而明白，在于德行。说“默默成就”，就是得到心意而忘掉卦象，贯通道与器，具有浑然完整的妙处。说“不言而信”，就是冥然契合幽微之理。前文说“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断”，这里却说“默默成就”；前文说“有疑问就询问，接受命令如回声响应”，这里却说“不用言语却能取信”。有这样的人，《易》道才不会落空，圣人建立卦象的心意才开始完全显现。从形而上的道推广到事业，是由幽微达到显著；从最幽隐之处达到德行，是由显著返回幽微。体和用同出一源，显著和幽微没有间隔，真是微妙啊！使神妙之理明白显现，关键在于其人。朱氏认为，革卦要靠商汤、周武王来体现；明夷卦要靠周文王来体现；箕子所象征的复卦，要靠颜氏之子来体现。张氏说：“神明是我心的本体，神妙地化育万物，怎么会被卦象所局限？神无所不通，怎么会被卦象所拘束？变化、裁制、推演、施行，不过是我心的作用罢了。这样的人，只有默默成就它，不用言语而能取信，才在德行中体现出来。凡是通过神悟而在心中真实获得的道理，凡是与道神妙契合而在心中真实体认的道理，必定不以言说为事。”这里把成就德行看作实践，所以说“德行”。章氏说：“圣人对于《易》，只要建立卦象、系上辞，就足以概括它。因此乾坤排列成列，《易》便运行在其中。乾坤毁坏，就无法显现《易》。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乾坤的象和辞。建立卦象、系上辞，就是形而下的器；完全表达心意、完全表达言语，就是形而上的道。所谓象，是圣人看见天下的幽隐之理，把它比拟为形状容貌，象征事物所适宜的情状。所谓辞，是圣人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通塞，施行常典，以断定吉凶。通过变通和鼓舞完全实现利益、完全表现神妙，通过变化裁制和推演施行而使事业完备，关键只在于其人。” 一篇文字虽然杂糅而成，但揭示其大旨，不过是说：圣人建立卦象来完全表达心意，使神妙之理明白显现，关键在于其人。这里的心意，是指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的心意。李鼎祚按语说：九师《易》说：“默默成就”，是说阴阳各处其位；“不用言语而能取信”，是说阴阳彼此相应。德，是有实际；行，是彼此相应。崔氏按语说：伏羲成就六十四卦，不用言语说明，而用卦象来阐明，人们也因此信服；关键在于它合乎天地之德和圣人之行。苏氏说：“有卦象辞说这些工具，却没有相应的人，那么形式虽存在而神妙已经消亡；有相应的人，却平素不修养真诚，那么我不能默默成就它，百姓也不能默默领会它。”关朗说：“日月的光明在于天，而使它显明的条件在于地。《易》的神妙在于道，而使它显现的条件在于人。所以说：‘使神妙之理明白显现，关键在于其人。’又说：‘如果没有相应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运行。’神妙没有固定方所，道理没有形迹，人没有达到极致，这样才可以谈论《易》。” 《读易述》卷十二 《经部·易类·读易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