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述卷十四　　　　明　潘士藻　撰

译未来，使隐微显现、幽深得到阐明，开释而使名称相当，辨别事物而使言辞正确；用断辞判定，内容就完备了。它所称举的名称虽小，取象归类却很大；它的防范深远，它的言辞有文采；它所说的话曲折而切中道理，它所叙述的事情铺陈显露而义理深藏。凭借人们的疑惑不决来救助百姓，通过实行来说明得失必有相应的报应。述说：姜廷善说：‘过去，是指阴阳消长、刚柔变化【阙】所隐藏的，人们不能明白。《易》都把它显著地揭示出来，所以说“彰往”。往来，是指吉凶尚未确定、事情将要发生而人们尚未知晓的情况；占筮中所告知的内容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说“察来”。显，是说百姓日常使用、极其显著且人人都能看见的事物；《易》却使它变得微妙，使人敬慎而不敢轻慢。幽，是说死生之说、鬼神的情状，极其幽深而人们难以看见的事物；《易》则加以阐明，使人洞然明白而没有疑惑。开释而使名称相当，辨别事物而使言辞正确，用断辞判定，内容就完备了。’ 苏氏说：道的总体本来没有名称，而《易》实际把它开显出来。给它赋予名称后，又认为名称不足，于是取法万物来寄托其意义；认为万物仍不足，又用正确的言辞说明；认为言辞仍不足，又用断辞来判定，这样才完备。用言语说明，是较为简约的辞；所谓辞，是较为幽深的言语。断辞，就是彖辞。也有人说：辨别事物、使言辞正确、用断辞判定，是后天的《易》；与先天的《易》相比，就显得完备了。它所称举的名称看似很小，但所取的类别却很大。它的防范深远，使人思考后才能得到；它的言辞有文采，使人玩味后才能领悟。它的言语曲折详尽，然后才能合于道；它所叙的事情宏大铺陈，而真实义理根本在幽隐之处。都是趁人们疑惑不决、恐惧而不敢行动的时候，来救助百姓；通过实行来说明所得与所失必有报应。明白天理的报应，那么吉凶发动时便守正于一，哪里还会有疑贰？所谓救助，就是把人从陷溺的危险中带出，送到安定吉祥的地方【阙】这就是它所以具有衰世用意的原因吗？孔颖达疏说：过去的事情必定记载，未来的事情预先占问，这就是彰明过去、察知未来。《易》的论说，是把事情起初的微小状态，说明到最后的显著结果；起初幽暗，直到末尾才阐明。从形体说，叫作使微小显现；从道理说，叫作阐明幽深。所谓开释而使名称相当，是开解卦爻的义理，使它与所取的象名相当，例如乾卦取龙象、坤卦取马象。所谓辨别事物而使言辞正确，例如辨别刚健之物，便正确地说它是龙；辨别柔顺之物，便正确地说它是马。开释而使名称相当、辨别事物而使言辞正确，这两件事用卦爻辞加以决断，就完备了。比如‘豕负涂’‘噬腊肉’之类，是用小事物来比喻大事情。比如近处说‘龙战’，远处则说明阴阳争斗，圣人改变其防范之意，所取很深远。不直接说得中而居其位，却说‘黄裳元吉’，这是言辞有文采。变化没有固定常规，不能制定一成不变的体例；它的言辞随着事物曲折变化，却各自切中其道理。《易》所记载的事情，言辞放达显露，但所论义理深邃幽隐。所谓凭借疑惑不决来救助百姓，是要使人趋吉避凶、行善而不行恶。所谓说明得失的报应，是失误便以凶报之，获得便以吉报之。质卿说：‘古代治理百姓，原则是一；如今治理百姓，原则分为两端。专一时，浑厚质朴，民心不会被多条道路迷惑；分为两端时，因疑惑而眩惑，是非常常昧于两可之间。这正是衰世的情形，也是圣人所忧虑的。既然百姓的心已经分为两端，那么趋向和躲避必然迷惑，百姓应当怎样得到救助？百姓的行为既然分为两端，那么得失必然迷乱，难道可以不把报应说明白吗？所以名称虽杂多，却归类于共同之处，目的在于说明得失的报应。报应一旦明白，行动中疑惑的人就会明白，证验也会显现在言辞中；内心分为两端的人就会受到防止，重新归于专一。圣人为世道所作的

译努力，达到极点了。’ 君子修养自身、治理行为，在得失之间，自己的内心自然知道，何必还要说报应？到了必须谈论报应的地步，世间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报应已经说明白却仍然不相信，甚至要讲到前因后果的报应，累积万言也说不尽。圣人的心情，忧伤啊！忧伤啊！《易》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是有所忧患吧？

译述说：《易》的卦爻之象，在上古伏羲时代就已经有了。但那时道理还质朴，圣道凝寂，直接观察卦象便足以垂示教化。到了中古时代，事物逐渐浮薄，不能只靠卦象施教，所以卦爻辞兴起于中古。作《易》的人难道没有忧患吗？如果没有忧患，何必思考忧虑，也不须经营制作。自身既有忧患，就必须垂示法则给后世，以防范忧患之事，所以为卦爻系上文辞，说明其中的得失与吉凶。蔡清说：‘在中古时代，世态日新，作《易》的人又亲身经历了忧患之事，所以他操持内心时戒惧不安，思虑祸患时深远周密；至于反省自身、修养德行，自然没有一样不竭尽其力。因此今天所见的《易》卦中，很多都是处理忧患之事的道理。’ 所以，履是德行的根基；谦是德行的把柄；复是德行的根本；恒是德行的坚固；损是德行的修治；益是德行的充裕；困是德行的辨别；井是德行的根地；防是德行的制裁。述说：履是德行的根基，根基如同筑土时打下的基础，是积累的开始。履卦用来建立礼，所以说是根基。苏氏说：根基，是使下部厚实而自身得以保全。谦是德行的把柄，《说卦传》说“坤为柄”，是说有形而可以执持；又说勤于做事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这就得到了它的意义。欧阳南野说：谦能使履行道德的志向不致坠落，所以是它的把柄。复是德行的根本，根本是万物产生的根。复是阳气开始生发，是乾的元始，也是善的开端，是人心刚刚显现之处，修养德行从这里开始，所以说是根本。恒是德行的坚固，坚固就是牢牢守持而不改变。恒以不改变方向为主，所以说是坚固。龚深甫说：复是复归天命、知道常道；坚固是万物不能使它倾覆。损是德行的修治，修治是治理自己的恶，损除愤怒、窒塞欲望，所以能够修身。益是德行的充裕，充裕是使善端充实增长而有余裕。益卦使人迁善改过，以增加善行。困是德行的辨别，困境使人安于天命、实现志向，内心的认识因此开明，所以说是辨别，是在内心中辨别。龚氏说：困与崇尚口舌的穷困不同。井是德行的根地，井无所丧失也无所得，动静常常安定；广大恩泽由井而流出，所以说是根地。巽是德行的制裁，制裁就是裁度处置得宜。陆氏说：有所作为的人总是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不顺应时势而制定适宜措施的人，只是拘守一端一曲的士人，不是成就德行之事。顺应时势、制定适宜措施，并不是随俗同流合污，禹、稷、颜子就是这样，所以说巽是德行的制裁。履和顺而能达到目的，谦尊卑有序而光明，复虽微小却能辨别事物，恒处在纷杂之中却不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使善日益增长充裕而不夸张，困处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其位却能迁移施益，巽有所权衡而不显露。述说：履和顺而能达到目的，是因为履以下卦兑之柔，应上卦乾之刚，所以龚深甫说，和就是能够喜悦，至就是应合乾而亨通。谦卦的成卦关键在九三，以刚爻处下而礼遇他人，上承接、下安抚，众人都归附它，所以尊贵而光明。复虽微小却能辨别事物。所谓小，是说细微；在细微处能够辨别，便能及时复归。朱子认为，复卦阳气虽微弱，却不被群阴扰乱。恒处在纷杂之中而不厌倦：人的生动、作用、应酬和事变不是单一的，普通人的情感遇到这些往往会生出厌恶，这就是不能恒守其德。能够恒守的人，如风雷交相变化而自身站立不移。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愤怒和欲望会伤害本性，损除它们很难；一旦觉察并能适宜处理，这就是本性本来如此，又有什么困难呢？益使善增长充裕而不夸张。郑氏说：自然生长而没有助长生命的祥瑞，自然成长而没有揠苗助长的祸害，自然成就而没有勉强促成的弊害；增长到充裕的地步，谁能阻挡它的益处呢？难道还要以矫饰作为事情吗？陆子说：设，是铺张夸饰；不设就是没有铺张夸饰、没有不诚实的意思，这正是益。困处穷困却能通达，是因为穷困时反归根本，德慧与才智由此产生，这就是通。井安居其位却能迁移施益，是因为井本身不动，却把养育作用普遍施于人。陆子说：君子不因他人而牺牲道，所以说安居其位；广泛施予、救助众人，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迁移。巽有所权衡而不显露。巽有权衡之义，所以能够权衡而隐微；它委婉曲折、善于进入而不显露形迹，因此成为德行的制裁。彭山说：小，是事情的细微之处；物，是机微的发动。在细小的机微处复归并能够辨别，便是以理为主。杂，是事情的繁多；厌，是内心的扰乱。在繁杂的事情中恒守而不厌倦，便是内心有常。损卦用来除去恶行，需要用力，所以开始艰难；先做艰难的事情，等待自己自然有所领悟，不计较功效。因此说后来容易。后来容易，就像说后来有所收获。益卦用来增长善行，改过是最重要的，每天更新而不停止，以求自己自然充裕，不急于施用。因此说不夸张。不夸张，就像说无须特别设施。履用来调和行为，谦用来制定礼法，复用来认识自己，恒用来专一德行，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恨，井用来辨明义理，巽用来施行权宜。述说：履以柔顺践履刚强，以喜悦应合乾，所以用来调和行为，不至于无法实行。谦能够平等施予、与事物相称，所以用来制定礼法，不至于失去节度。复用来认识自己，是内心独自觉察而不被蒙蔽。恒用来专一德行，是内心不分歧而能长久。损用来远离祸害，是损除那些伤害德行的事；益用来兴起利益，是增加有利于德行的事。减少怨恨，是困境中内心亨通的验证。困以刚中为体，内心自得，所以怨尤的意思消失。辨明义理，是井不断养人的作用。井以水向上涌出为功，不占有其作用，因此利益万物的义理便明白了。巽用来施行权宜，权就是秤锤，前进后退没有固定方向，用来衡量事物轻重，使秤达到平衡，在适当时处于中正。象传分别说明九卦的次序：履、谦、复、恒、损、益，是用来预先修治内在；困、井、巽，是用来有利于外在。根基说的是建立自身的位置，根本说的是养育的开始，根地说的是实行时所处的地方。也就是说，无论进入何种处境都能自得罢了。陆子静在鹅湖说，他的意思又是：‘复道之前先以谦和履行。履卦上天下泽，而人处在其中，首先辨明一身举止动作的缘由；再以谦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内，这颗心才可以复归。本心既然复归，谨慎开始、善始善终，便能得到常道，最终达到坚固。私欲每天消磨而成为损，天理每天澄澈而成为益。即使经历危险陷阱，所遭遇的多半达到困境，而这颗心卓然不动，然后在道上便能左右逢源。到了这里，便顺着道理行动，没有丝毫遗漏，就像巽风吹散，无处不进入。’这是从义理方面说，三次陈列都有辨别：困的辨别，是在自身上辨别；复的辨别，是在机微上辨别；井则在人与自身之间辨别两端。三次陈列的九卦，先说德，次说体，再说用。

译《易》这部书的道理不能离开现实而远求。它反复迁移、变化运动而不停留，周流于六虚之间；上下没有固定常态，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规定为固定的典要，只随变化所适而行。述说：《易》这部书的道理不可远离。所谓远，是远离内心；能够贴近，便在心中。它作为道理，取法阴阳，屡屡迁移改变而不滞留于某一事物。所以说“屡迁”。上下是从爻位而言，刚柔是从爻而言。上下没有固定常态，是因为刚柔相互变易。典如同书册中的典常，要如同形体中的纲要，这些都是说有常；一旦变化便没有固定常态。《易》的道理如此屡屡迁移，但实际上具备于心，不可远离。不居就是不停留。六虚就是六个位次，位上尚未有爻，叫作虚。卦虽有六个位次，但刚柔爻画往来如同寄寓，并不是实有固定实体，所以用“虚”来说明它屡迁无常，不能规定为典要，只随变化所适而已。它的出入都有一定法度，使人知道内外而有所戒惧。又能明白忧患，以及忧患发生的缘故；即使没有师长和保傅，也如同父母亲临在旁。述说：这里指的是《易》的道理。所谓出入，是从卦的内外卦体而言：出，是从内卦向外卦；入，是从外卦来到内卦。卦画的出入，内外各有一定法度，所以使人知道戒惧。知惧，是说在独知之处戒慎恐惧。使，是说神妙的机微自行发动，好像有力量驱使它。又辨明凶咎、灾伤以及叹息、警惕、危惧从何而来，使人明白忧患以及造成忧患的缘故；即使没有师长和保傅，也能严肃畏惧得失【阙】的报应，如同父母亲自临在面前，因而敬爱他们，这显现了圣人的情怀。蔡氏说：这是说《易》这部书不可远离。韩康伯说：‘明白出入的法度，使万物知道外内的戒惧。出入，如同行藏；外内，如同隐显。遯卦以远离时势为吉，丰卦以处于幽隐而致凶，渐卦以处于高显为美，明夷卦以处在昏暗中而利于守贞，这些都是关于外内的戒惧。’彭山说：‘师，是教导之道；保，是保全自身。这是从外在以礼法约束而言；说临父母而敬爱，是从本于天性的方面而言。由此可知，戒惧之心是道的自然表现，是不能停止的，并不是由外在严厉畏惧所产生。’ 开始依循卦辞、爻辞来推究其中的方向，就已经有典常可守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理不会凭空自行流行。述说：所谓辞，是彖辞、爻辞。开始依循这些辞来推究方向，道理虽然不能规定成固定的典要，但辞所指示的内容，可以见到开端而知道结局，观察机微而知道归宿，也已经有可守的典常了。这是从《易》的书辞中得到的。可是《易》的流行，还要等待那些始终怀有戒惧之心的人。项氏说：所命名的辞随着道理而建立，周旋曲折，都有确定的方向。但如果不是诚敬地依循道理的人，就不能信受并曲折地顺从。处在依循它的时候，叫作辞；实行它的时候，叫作道。辞所指向的，就是道所迁变的地方。人若能遵循不可远离的道理，那么屡迁的道理哪里会有不能得到的呢？杨氏说：这一章说，《易》道的作用存在于变化之中，《易》道的本体存在于常道之中，《易》道的实行存在于人。仲尼说：‘《易》这部书不可远离’，是说不可到远处去寻求。君臣、父子，视听言动，治乱安危，取舍进退，全都记载在《易》中。人若到远处去寻求，就会陷入渺茫，这不是圣人作《易》的本意。所以说：‘《易》这部书不可远离。’《易》道存在于变化，所以反复迁移而不停留，周流而没有间断。乾卦初九忽然上升而居于坤卦上六的位置，于是坤变为剥；坤卦上六忽然下降而居于乾卦初九的位置，于是乾变为姤。这是《易》的变化，是上下没有常态。乾的一阳与坤的一阴相互变易，于是震产生；坤的一阴与乾的一阳相互变易，于是巽产生。这是《易》的变化，是刚柔相互变易。这些都不能用固定典常来拘束，也不能用固定纲要来约束，只随变化所适而行，谁能控制它呢？然而《易》道有体有用，变化无常的是用，恒常不变的是体。君子学习《易》，应当通达变化而得到常道，穷尽其用而执守其体。《易》道的本体在哪里呢？回答：在于敬罢了。乾卦说：“夕惕若”，就是敬；坤卦说：“敬以直内”，也是敬。《易》的道理千变万化，最终归结于一个“敬”字。学习《易》而以一敬为根本，那么出入起居无不依循法度，外内乃至屋漏之处都只有戒惧；用这个来应对世事，遇到忧患便自然明白，遇到世故便自然通达；用这个来谨慎独处，即使没有师长保傅也能自我约束，远离父母也能自我严整。君子要修养什么、修饰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开始时依循《易》的辞而不敢违背，揣度道的方向而不敢离开，在变动不停留之中玩味，在不变的典常之中探求纲要，亲身实行并牢牢掌握，那么《易》的道理就成为自己的了。所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理不会凭空自行流行。’ 《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起始，概括事物的终结，以此作为卦的本质。六爻彼此错杂，只是因为各有其时、各有其物。初爻难以知道，上爻容易知道，因为它们分别是本与末。初爻的辞用来拟议，最终则在末尾成就其结局。述说：徐几说：质，是卦体；时，是六个位次各自的时位；物，是阴阳两类事物。推究事情的开始，概括事情的终结，以此作为一卦的本质。卦有六爻，刚柔交错，随着各自的时位辨别其事物。就是说，卦虽有整体形体，但每一爻也没有固定用法。初爻是根本开始的地方，事情尚未成形，不是知道机微的人不能拟定其象，所以难知。上爻是末尾终结的地方，事情已经成功之后，反而容易知道。所以初爻的辞要费力拟议，最终只须作出判断以成就结局罢了。崔憬说：‘质就是形体。意思是说，《易》这部书推究事情的起始，如初九“潜龙勿用”，就是推究开始；又概括事情的末尾，如上九“亢龙有悔”，就是概括终结。《易》推究开始，说“潜龙勿用”；概括终结，说“亢龙有悔”，首尾反复相互阐明，以此作为卦体。各卦也都如此，如大畜卦后来通达之类就是。’ 侯果说：‘过失在开始时还很微小，尚可拟议；但福祸过患到了事情完成的终极，便不是拟议所能达到的。所以说“最终成就其结局”。’ 至于错杂各种事物、安排各卦德性，辨别是与非，就不是中间的爻所能不完备的。述说：汉上认为，前面说初爻难知，以下说初爻和上爻；再以下全都说中间四爻。二至四、三至五的两组爻体相互交错，各自形成一卦，这就是互体。德，是卦德；‘撰’字郑玄作‘筭’，意思是数。两卦本来各有德性，从中间四爻的阴阳错杂而取互体，又形成两卦，这是分别计算它们的德性。初爻的德性是非尚未显现，上爻的德性是非已经确定，所以要用中间四爻来辨别。

译《纪闻》说：初，是有开始的意思；上，是有终结的意思。说初、说上，卦的首尾就可以看见了。卦分为两个卦体，从取象说只是两个象，从取人说只是两个人。六爻分为六位，从取象说便分为六个象，从取人说便分为六个人，与卦体整体完全不同。卦成立以后，初、四、二、五、三、上分别成为相应的位置。初、四、三、上是偏位，二、五是中位。上下两个卦体到这里才开始显著。只是因为时位不同，所取的事物也不同。例如乾卦取龙，是同一个事物，但或跃或飞的不同，是时位造成的。又如渐卦取鸿，也是同一个事物，但在水边、在树上的不同，也同样是时位造成的。所谓是非，就是当位与不当位、得中与不得中、正与不正。内外卦已经足以示人，又从互体加以辨别，是非就更加明显了。蔡清说：用互体来说明错杂事物、安排德性，例如震下坎上，其卦体如屯卦，错杂而安排。从二至四爻互成坤卦，其事物为地，具有顺的德性；从三至五爻互成艮卦，其事物为山，具有止的德性。互体为阳位而以阳爻居之，便当位而吉，当然可以辨明其是；互体为阴位而以阴爻居之，便不当位而凶，也可以辨明其非。唉！还要概括存亡吉凶，那么居止之道就可以知道了。聪明的人观察卦的彖辞，思考就已经完成大半。述说：象传中的‘要’，与‘概括终结’的‘要’相同。崔憬认为，中间四爻也能概括确定一卦中存亡吉凶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辨别是非，是推究中爻的开始；概括存亡吉凶，是推究中爻的终结。大概有了是非，位置的存亡、事情的吉凶，概括起来就可以知道。要，就是得到纲要。以辨别是非为纲要，那么存亡吉凶坐着就可以知道，不必等待行动。以彖辞为纲要，那么聪明的人观察彖辞，思考就完成大半，不必等待爻辞。大概所概括的越简约，所看见的就越容易。中爻是六爻的纲要，彖辞是一卦的纲要。质卿说：‘还要概括存亡吉凶’，是说中爻辨别是非，如果能够完备，目的无非是要人使将亡者得以保存、使凶者转为吉。保存时不忘灭亡，安定时不忘危险，《易》道以恐惧为根本。存亡吉凶是《易》的辞，而希望人保存将亡、使凶转吉，正是各条辞分别指向其所趋之处的意义。所以安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这就是纲要。因此有吉利而没有凶咎。’ 韩康伯说：‘彖辞，是总括建立卦象的纲领，论说中爻的义理，以简约概括博大，以简省兼摄众多。错杂事物、安排德性，却用一条道理贯通；形体所宗本的是道，众多事物所归结的是一。事情越繁多，就越滞留在形体上；道理越简约，就越接近道。彖辞的意义，存于一。一的作用与道相同。对形而上的道，可以由此观察。思考达到过半，岂不是很适宜吗？’ 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恐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重要的是能够无咎；它的作用在于柔中。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的等级差别。柔弱居此则危险，刚强居此则能够胜任。邪。述说：象传说：仲虎认为，错杂事物、安排德性，是指中爻互体；这里论说的是中爻本体。崔憬说：二爻主士大夫，辅助一国；四爻主公、孤、牧伯，辅助天子，都有辅治理政的功劳。三爻是诸侯，五爻是天子，同样都有治理人的功劳。所谓位置不同，韩康伯说是有内外之别。朱先生认为二、四同属阴位，三、五同属阳位，似乎与下面所说的异位相反。阴以下降为作用，并且有待于阳，所以用远近来区分，功业不能在四爻完成而在二爻完成。阳以上升为作用，不依待于阴，所以用贵贱来区分，功业不能在三爻完成而在五爻完成。赞誉、恐惧、凶、功，是从位置不同而言。柔本来不利于远处，二爻处远而有赞誉，归根结底只是无咎，并不是大吉；说它作用在柔中，是说明无咎的原因。‘柔危，刚胜’专门是对五爻说的。‘邪’是疑辞：君德以刚为根本，也有柔中而吉的情况，但这样的功绩很少。二与四、三与五，都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二、四说明它们的善处不同，是因为二、四都是臣位，可以相互比较；三、五涉及君臣关系，只称说君位，不敢把二者相互比较。潘梦旂说：‘三与五在阳位上的功用相同，但位置有贵贱的差别。三爻以臣下的卑位居下卦之上，所以多凶；五爻以君主的尊贵居上体之中，所以多功。但五是君位，柔爻居之便危险，刚爻居之便能胜任其事。所以六居五多危险，九居五多吉。’ 韩康伯说：‘三、五是阳位，柔爻不当其位，处在那里便危险；以刚健居之，便能胜任其职责。所谓贵刚，是能够防闲邪恶、保存诚意，行动而不违背节度；所谓贵柔，是含弘宽厚、居中守正，顺从而不失其贞正。如果刚强用来侵犯事物，便不是刚强之道；柔顺用来卑下谄佞，便不是柔顺之义。’侯果说：‘三、五是阳位，阴柔处之便多凶险，刚正居之便能胜任其职。说“邪”是未定之辞。有时柔爻居之而吉，是因为得到其时；刚爻居之而凶，是因为偏私于其应。’ 《易》这部书广大而无不完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三才而各加一重，所以成为六爻；六爻并不是别的，就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化运动，所以叫作爻；爻有等级，所以叫作物；万物彼此错杂，所以叫作文；文位不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

译述说：三画已经具备，再把三才重叠起来，所以成为六画。意思是说，《易》这部书内容广大，天道、人道、地道全都具备其中。陆绩说：天道有昼夜、日月的变化，地道有刚柔、燥湿的变化，人道有行止、动静、善恶的变化。圣人设置爻，用来仿效这三者的变动，所以称为爻。《干》是阳类之物，《坤》是阴类之物。古注用类别来解释等级，说爻有阴阳的类别。《易》大概以阳为贵、以阴为贱，因为其中有等级。所以说：“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万物不齐，这是事物的实情。”阳物进入阴位，阴物进入阳位，彼此交错而形成六十四卦，于是产生文采。所以称为“文”；如果颜色纯一，就不能称为文了。既然刚柔彼此交错，其中必然有当位和不当位的情况。爻就是九、六之爻；位就是初、二、三、四、五、上的虚位。不当位，是阳物居于阴位，阴物居于阳位。当位的多吉，不当位的多凶。吉凶的产生，正是变动的微妙征兆，是不能停止的。彭山说：天道、地道都是就人事而言的。三、四是忧劳勤勉、施展作为的时候，所以是人位；初、二是潜藏含蓄的时候，所以是地位；五、上是事情成就、无为而治的时候，所以是天位。其实天地人是一理。淮海说：知道三才本来是一体，圣人所以能够以主静来确立人的准则，天地之道也就归于此了。干宝说：“爻辞之所以成为文辞，是因为人的动作言语和作为，必定要考察其事情，使它与事情的意义相称。事情与意义不相称，即使有吉凶，也不是今日所说的吉凶。所以有‘元亨利贞’，穆姜却因此而死；有‘黄裳元吉’，南蒯却因此而失败。这就是所谓文辞与实际不相当。因此在经文中有‘君子吉，小人否’；在占断中则有王者、相者的旺气，君子因此升官，小人因此获罪。” 《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的末世、周的盛德之时吧？是在文王与纣王相对的事情中形成的吧？因此它的文辞带有警戒。危险的可以使它平安，轻易的可以使它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万物无不包括在内。始终保持戒惧，根本在于没有咎害。这就是所谓《易》的道理。述说：“仲虎说：‘文王怀着忧患之心作《易》，所以文辞带有警戒。因为知道危险而戒惧，所以能够安定；因为平安而怠慢轻忽，所以会倾覆。《易》的道理虽然广大而无所不备，不过是要使人始终保持戒惧罢了。开始就戒惧，尚且容易；到了最后仍像开始时一样戒惧，就很难了。乾是第一卦，却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就是始终戒惧、根本在于无咎的意思。’” 韩康伯说：“爻不当位而产生吉凶，那么保全生存的反而会灭亡，不忘记灭亡的反而能生存；已经有治理的反而会乱，不忘记危险的反而能安定。始终保持戒惧，归结于无咎。安危所由产生，是爻象的大体。文王凭借盛德而遭受灾难，却能使自己的道得到亨通，所以称说文王的德，用来阐明《易》的道理。” 邵宝说：“危险的使它平安，谁使它这样？轻易的使它倾覆，谁使它这样？道理本来如此，而《易》用这种说法表达，好像是《易》使它如此。万物无不废弃，也应当如此，因为道理没有一样事物不包含。始终保持戒惧，是心无时无刻不存有戒惧。无咎，是运用《易》的功效。” 彭山说：“殷的末世，指纣；周的盛德，指文王。所谓文辞带有危险，是说当时人心沉溺放纵，任意作恶，都是由于不知道天命值得敬畏，所以特别显示危险严厉的意味，使人知道警戒，而不致忽视凶险的征兆；并不是说遇到祸患后才开始害怕。所谓‘使’，是天理自然如此，好像有某种力量使它这样。心中感到危险而戒惧，天理就必然使他平安；心中忽视而轻慢，天理就必然使他倾覆。大概有不得不处于危险的道理，这就是文辞带有危险意味的原因。因此，《易》道广大，万物的道理全都具备其中，没有一样被废弃。而要完全实行此道，只在于戒惧之心始终如一，最终达到无咎罢了。这样看来，《易》道的广大在于人心，不必到远处去寻求。” 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它的德行永远平易，因此知道危险。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它的德行永远简约，因此知道阻碍。能够使道理悦入人心，能够精密研察人们的忧虑；能够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述说：“彭山说：刚健到了极点，却看不出刚健的痕迹，称为至健；柔顺到了极点，却看不出柔顺的痕迹，称为至顺。‘恒’，是长久而不停止。‘险’，是危险、戒惧而不安的意思；‘阻’，是退避而不前进的意思。知险，是对危险有所知，乾因此兢兢戒惧；知阻，是对阻碍有所知，坤因此谨慎自抑。”这段话说的是乾坤的德。朱子把“知险阻”专门解释为处在忧患中，所以说险是由高处临视下方之地，阻是由低处趋向高处之地，却不知道“险阻”二字都是从德上说的。如果乾不知道险，那么它的平易就不能恒久；坤不知道阻，那么它的简约也不能恒久。不能恒久地平易简约，也就不是刚健柔顺的极致了。“说”，是道理在心中得到悦服，说明爱好德行的恳切；“研”，是对忧虑之事加以精密研察，说明考核道理的精微。圣人具有易简之德，所以能疏通占问者的心，使他悦服；能顺着占问者的忧虑加以研察，使他精究；从而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判定吉凶，是把这件事剖析判断清楚；成就勤勉不息，是把这项事业做成。胡氏说：‘在卦爻之中判定吉凶，使人勤勉地从善，不陷入邪曲谄佞。’这一章的意思，专门是为判定百姓的吉凶而发。朱子把乾坤分别配属为悦心、研虑，又把悦心、研虑分别配属为判定吉凶、成就勤勉不息，未免太过支离了。金贲亨说：“乾知险，比如需卦九五所说刚健而不陷之类；坤知阻，比如剥卦所说顺势而止之类。知险、知阻，就是上一章‘始终戒惧’的意思。” 朱氏说：“乾刚健而成为万物的先导，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它，所以它的德行永远平易。坤柔顺而跟随乾，没有第二个趋向，所以它的德行永远简约。因为平易，所以知道险是艰难；因为简约，所以知道阻是疑滞。简由易产生，阻由险产生。简易，所以能使众心悦服；知道险阻，所以能研察众人的忧虑。简易是我心本来固有的，反过来得到它，怎么会不喜悦？凭借我所有的道理，考虑事情是否如此，怎么会不加以研察？天下的吉凶藏在无形之中，极难判定；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接踵而来，极难成就。能够判定并成就它们的，只是简易罢了。” 因此，变化就是言语和作为；吉祥的事情会有祥兆，观察象及其事情便能知道器物，占问事情便能知道未来。

译述说：“变化，就是乾坤闭合与开启、往来运行的变化。变化显现在人心中，就是言语和作为。人心的感应极其神妙，言语和作为运行不停，没有滞塞的痕迹，就像天道闭合开启、往来变化的自然状态。这种微妙征兆，是善事先行显现而成为吉祥端倪的，所以说吉事有祥。祥兆尚未有形，却已经在心中显现，所以称为象。象所显现的，就是事情；事情形成之后成为器物，所以说‘象事知器’。占问者根据象来占验吉凶，称为占。所占问的事情，就是象事。‘象事知器’，是不经过筮问而知道；‘占事知来’，是经过筮问而知道。”苏氏说：“这是说‘易简’之道无所不知。” 天地安排了各自的位置，圣人完成了天地的功能。人的谋虑、鬼神的谋虑，百姓都能够参与并掌握这种能力。述说：“彭山说：天地安排了位置，乾坤的变化显现出吉凶，这是天地的能力；但天地不能使天下所有人都判定吉凶。圣人体察乾坤之德而加以判定，就是完成了天地的能力。所谓人谋，是圣人设置卜筮来判定吉凶；所谓鬼谋，是天地生成神妙之物而显现吉凶的征兆。这种判定吉凶的端倪，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只要有人加以启发，人人都能趋吉避凶，归于易简，天下就没有事情了。所以说‘百姓都能参与这种能力’。” 仲虎说：“天地有这样的道理，却不能把它告诉人。圣人制作卜筮之书，显明的事情就向人谋求，幽隐的事情就向鬼神谋求。百姓也因此能够参与其中。这种能力，就是圣人完成天地能力的地方。圣人完成了天地所不能完成的能力，百姓则能够参与圣人已经完成的能力。” 韩康伯说：“人谋，大凡是与众人共同议论来判定得失；鬼谋，大凡是寄托于卜筮来考察吉凶。不劳心思考虑而得失自然明白，不费力探寻考察而吉凶自然显著。它类推万物的实情，贯通幽深的缘故。因此百姓都能参与这种能力，乐于推行而不厌倦。” 项氏说：言语和作为，就是人的言语行动。人的言语行动，就是《易》的变化。自“云为”以下四句，就是《系辞上》的四种取法。“云为”就是崇尚卦辞、崇尚变化；象事、占事就是崇尚卦象、崇尚占筮。精通变化和言语作为，就知道言语行动是吉祥显现的先兆，具有拟议的功效，而没有谄媚亵渎的祸患。所以说“吉事有祥”，正是《中庸》所说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表现在蓍草龟甲上，显现在行动和静止之中。这是把卦辞和变化落实到自身上，也就是乾的知险。精通观察卦象，就能知道制作器物的道理，如上文所说十三卦的圣人。精通占筮，就能知道将来的事情，如上文所说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知道未来之物。这是把占筮和卦象落实到事情上，也就是坤的知阻。这两方面都是圣人的知。天下有自然形成的奇偶之数，却不能像圣人一样共同忧虑。圣人取法其奇偶，文饰其作用，以完成作《易》的功业。这就是圣人在上位所能完成的事情。” 八卦用卦象来告知，爻辞和彖辞用事情的实情来说明。刚柔错杂居处，吉凶就可以看见了。述说：上古时代观察卦象就可以看见道理；后世若没有爻辞、彖辞用实情说明，就不能知道。彭山说：所谓象，是说画出爻来告知人。所谓爻彖，是指爻辞、彖辞。刚柔错杂居处，卦象彼此交错，有所得也有失，有正也有不正，所以吉凶可以看见。爻辞、彖辞之所以能够发挥，是因为人的实情不能不如此表现。刚柔交错，就是所谓变化；实情，就是所谓险阻。可以看出圣人系辞都以卦画自然的象为根本，而用人情来说明，这大概正是百姓能够参与并掌握其能力的原因吧？” 变动是从利益上说的，吉凶则随着实情而变化。因此，爱与恶彼此冲突，吉凶就产生；远与近彼此求取，悔恨和吝惜就产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就产生。凡是《易》的实情，彼此接近而不能相得，就会凶；有时会受到伤害而产生悔恨，并且产生吝惜。述说：‘变动以利言’，是说爻的变动本来是要使人趋吉避凶，没有不利。之所以有吉有凶的不同，是因为随实情而变化。大概爻辞说明人情的险阻，必须参照以下四种情况，之后才能知道如何趋向变动之利。康伯说：如果完全同心顺从，还有什么吉凶？爱与恶彼此冲突，然后顺逆才有分别，所以吉凶由此产生。苏氏说：顺从对方所爱，就称为吉；触犯对方所恶，就称为凶。如果我所爱的正是对方极其厌恶的，那么我所说的吉，对方或许认为是凶。天下纷纷不一的吉凶，都是由爱恶相互冲突产生的。‘相取’，是相互求取。远，是说两体上下相隔；近，是说比爻共同聚集，并非正应，却凭私情相互求取，称为相取。求取不合道理，所以悔吝产生。情伪，虞翻说阳为情、阴为伪。以真实感应，自己相信而别人也都相信，于是利就产生；以虚伪感应，自己不相信而事物也不能使人相信，于是害就产生。相感，是情感开始交接；利害则是吉凶悔吝的开端。所谓近，是指比爻；《易》的实情，就是刚柔相摩、变动彼此适合。阳爻乘于阴爻之上，阴爻承接阳爻，称为相得。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必然有乖违的祸患，或许会有凶，或许会受到伤害。‘曰或且’是表示这种情况的语气；不能免于悔并且吝，必然如此。受到伤害而产生悔恨，便会趋向吉和利；有吝惜而不知悔改，就会终于陷入凶。圣人不得不从利益上说明，使人知道远离祸害。所以说：圣人的实情，显现在文辞中。徐几说：“《易》的道理通过变动开启万物、成就事务，是从利益上说的。但卦爻辞有吉有凶，只是因为其中的实情有所变化。爱恶相攻，如讼卦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是因为它与初爻相爱；谦卦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师’，是因为它们与九三相爱；同人卦九三‘伏戎于莽’，是厌恶九五；九五‘大师，克相遇’，是厌恶三、四爻。” 远近相互求取，如姤卦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是远距离求取初六；解卦六三负且乘，是近距离求取九二、九四；豫卦六三盱豫，是近距离求取九四。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如中孚卦九二‘鹤鸣在阴’，是以诚意感应九五；屯卦六四‘求婚媾’，是前往以实情感应初九；蒙卦六三‘见金夫，不有躬’，是以虚伪感应九二；渐卦九三‘夫征不复，妇孕不育’，是以虚伪感应九四。横渠张子把情伪专门归于人事，这也几乎把天与人分割开了。然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有孚’等，都是阴阳的真实象和真实理，却只把它们指为人事，可以吗？”

译利害，是斟酌事情，判断应当有利还是不利；到了悔吝，就已经出现迹象了。吉凶则是事情的结果。相感是情感开始交接，所以用利害来说；相取则已经有了事情，所以用悔吝来说；相攻则事情发展到了极点，所以用吉凶来说。卦象所防范的，各爻居处都有远近；各爻的行动都有真情和虚伪；各爻的实情都有爱与恶。然而近而不相得，则爱恶相攻而生凶，虚伪相感而生害，彼此接近而相求取而生悔吝，这尤其容易看出。反过来由这三方面推论，远而作为正应，以及一卦的主爻，也必然具备这三条，并不只是比爻如此。苏氏说：悔吝产生于不弘大通达。天下哪有真正的远？从近处看它就是远。哪有真正的近？从远处看它就是近。远近相互资助以形成区别，而各自挟持自己的所有来显示不同，于是或许会受到伤害。所谓受到伤害，就是悔吝产生的根源。” 干宝说：“爻与远方相应，就不能与近爻相互求取；虚伪而没有真情，厌恶而没有爱意，感通断绝，于是产生相互攻击的裂隙。所以说凶，或许会受到伤害，产生悔并且吝。如果与近爻相比，也是同样的道理。近者因形势而得祸，远者因义理而获罪。因义获罪的人，别人能够攻击他；然而不如因形势得祸的人那样急迫。文辞说近爻，理由就是这样，并非姑且拿它作例子。变动崇尚变化，筮问崇尚占断，道理是一样的。” 邵宝说：观察变动，关键在于应爻，应是远距离的。阳唱而阴和，称为相得。所以屯卦六二的守正，君子取法它；否则就会成为比卦六三。改变顺逆，关键在于比爻，比是近距离的。阳爻乘阴爻、阴爻承阳爻，称为相得。所以复卦六二的休息安宁，君子取法它；否则就会成为遯卦九四。虽然如此，感应没有比正应更大的，而比爻未必如此。应爻已有正应，如果反而苟且求取相得，可以吗？所以说，近不一定相亲，远不一定乖离，正是这个意思。远距离相求，有如睽卦九三与上九；长久相待，有如屯卦六二与九五；变化中相守，有如同人卦六二与九五；艰难中相互救济，有如蹇卦六二与九五。这些都属于相得。如果没有正应，那么近处也有相互求取的道理。如贲卦六二，是因为承接而为须加以文饰；如复卦六二，是因为乘临而下求仁。这也属于相得。不是这样，就是相反的情况。” 邵宝说：“情与伪的发动，不是数所能完全规定的。所以有聚合与离散，如萃卦六二；有屈曲与伸展，如乾卦初九；有躁动与安静，如归妹卦九四；有刚强与柔顺，如履卦六三。这叫作卦体与实情相反，资质与愿望相违；情伪的道理，不超出这些。合散，是聚合而后离散；屈伸，是屈曲而后伸展；躁静，是躁动而后安静；柔刚，是柔顺而后刚强。” 项氏说：凡是《系辞》所称的八卦，就是六十四卦。八卦彼此上下重叠而成为六十四卦，所以概括地用八卦来称说。‘八卦以象告’，是说卦爻用卦象来示人；‘爻彖以情言’，是说系辞用言语来晓谕人。刚柔错杂居处而吉凶可以看见，这是再次说明卦象如何示人；变动从利益上说，吉凶随实情而变化，这是再次说明文辞如何以不同方式晓谕人。从彖辞来看，卦体本来由变动形成，所以彖辞专门说变化通达的利益，如‘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之类。即使睽、蹇、明夷这些很不美善的卦，它们的彖辞也都有所利，大概它们起初都是因困穷而变化，变化而形成卦，于是把形成该卦的因素说成利，所以说‘变动以利言’。从爻辞来看，根据各爻的实情来处理事情，那么吉凶都与本卦彖辞不同，所以有些在彖辞中是主爻，而在本爻中则为【阙】。如今说近，是根据比爻而言；反过来从三方面推论，远而作为应爻，也必然具备这三条。只是居处接近的爻，其吉凶尤其多，所以圣人大体以近爻来说明。” 相攻、相取、相感，以及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是人情表现在行动中的四种情况，卦爻的变动也是如此。惭、枝、多少、游、屈这六种情况，是人情表现在言语中的情况，爻辞、彖辞也是如此。所谓‘爻彖以情言’，就是这个意思；变动与文辞，正好同上文的言语和作为相应。将要背叛的人，说话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支离。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说话游移；失去操守的人，说话屈曲。述说：象防清说：“上文说《易》的文辞，都由实情产生；这里又以人为譬喻。人的言辞，也由实情产生。”现在按虞翻的说法：‘将要背叛的人，言辞惭愧，是坎人的言辞；内心疑惑的人，言辞支离，是离人的言辞；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是艮人的言辞；急躁之人的言辞多，是震人的言辞；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是兑人的言辞；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是巽人的言辞。’ 《纪闻》说：“渐卦九三所系的爻辞，是将要背叛者的言辞；睽卦上九所系的爻辞，是内心疑惑者的言辞；临卦六二所系的爻辞，是吉善之人的言辞；睽卦九三所系的爻辞，是急躁之人的言辞；中孚卦六三所系的爻辞，是诬陷善人的言辞；节卦上六所系的爻辞，是失去操守者的言辞。”六种言辞中，吉善的只有一种，而急躁、背叛、疑惑、诬陷、失守占了五种。所谓背叛，是背离事实、抛弃信用，言语与事实相违背，所以感到惭愧。内心疑惑，所以不敢明说。所谓言辞支离，就像树木有枝杈，分成两条岔路。吉善者安静，急躁者好动。背叛者没有信用，疑惑者不能自信，诬陷者败坏他人，失守者自取败亡，这些都是彼此相反的情况。守，是指所依据的东西。吴王失国，所以他的言辞对晋国显得屈曲；夷之失去辩说的依据，所以他的言辞对孟子显得屈曲。这些都是失去了所凭借的依据。将要失守，是操守还没有确定；失去操守，就已经背叛了。惭愧时还勉强能够说话，屈曲时则连勉强说话的能力也没有了。内心疑惑的人，认为是又认为不是，认为可以又认为不可以，最终没有适从之处。诬陷善人，有人说是本来没有却自己诬称为有，本来不能却自己诬称为能。由于这种诬陷，最终看不出它的归着。上《系辞》以沉默而完成其义作为结尾，下《系辞》则以各种不同的言辞作为结尾。吉人的言辞少，大概是以沉默成就事情的缘故吧？” 张邦奇说：“不知道言语，就无法了解人；不了解人，很少能不陷入险阻之中。圣人把人情拟写在彖辞、爻辞中，于是人情显现出来。君子学习《易》来了解人情，就能知道险与阻。因此平易却不轻浮简慢，也不是草率。又说：‘吉人的言辞少，是因为平易简约。’其余五种情况都不是平易简约，其中都存在险阻，难道可以不畏惧吗？”

译质卿说：“乾坤闭户开户，是从造化的运行来说；乾坤易知简能，是从造化的德行来说；乾为成就卦象，坤为效法准则，是从人的禀受来说。”这正是说乾坤知险知阻。人若没有乾坤这两种德，就无法建立立人的道理。这种德人人都有，只是体察它还没有穷尽其完整，运用它也没有穷尽其精妙。由于受到情感迁移，所以不能率循自己的本性而发，不能合乎节度。善于学习《易》的人，只在易简中明白乾坤，在险阻中验证自己所得，辨别自己所知；否则就会在艰难曲折中自己投入陷阱而不自知。《读易述》卷十四。《经部，易类，读易述》。钦定《四库全书》。《读易述》卷十五，明代潘士藻撰。《说卦传》。吴防清说：“《说卦》详细记载卦位、卦德、卦象的说法。大概古来早已有这些说法，或许《八索》一类的书中就记载着这些内容，孔子加以删削编定而成为传。前两章，是孔子总说圣人作《易》的大意，作为《说卦传》的开端。” 从前圣人制作《易》，幽深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参验天数、配合地数而建立数；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发挥刚柔的作用而产生爻；与道德相和顺，并在义理上加以条理；穷尽道理、完备本性，以达到天命。述说：象防说：‘幽赞’，是显明辅助的反面。宾主之间说话，赞者为其沟通；神明的德，圣人用大衍之法为其沟通，并推求天地之数，这就叫产生蓍草。有了蓍草，就因蓍草而起数，所以接着说数。所谓参两倚数，吴防清指的是揲蓍一变之后，挂、扐所得之数。得到天的一奇数，就取法天的圆形，围数为三；三是把奇数一的一倍作为参，所以把数三置于天一奇数旁边，称为参天。挂、扐得到地的二偶数，就取法地的方形，围数为四；四是把偶数一的两倍作为两，所以把数二置于地二偶数旁边，称为两地。有了数，就因数得到卦，所以接着说卦。所谓观察变化，是揲蓍十八变之后，观察蓍策变化所呈现的阴六、阴八、阳七、阳九，从而建立奇偶卦画；有时以阳为主，有时以阴为主，有时阴阳分开，有时阴阳杂处，都是观察其变化而作出，这就叫立卦。‘立’，是具备上下两个卦体的意思。六画完成后，就发挥所遇到的刚柔变化，产生爻来进行占断。这里所说的阴阳，就是用来形成爻的东西。又说刚柔而产生爻，是因为尚未进入实际作用时称为阴阳，已经进入实际作用时称为刚柔。” 尚未进入实际作用，所以只说观察；已经进入实际作用，所以说发挥。龚氏说：刚柔这种事物，开始隐微而最终显明，开始聚合而最终离散。正当它隐微时，使它发显；正当它聚合时，使它散开。有时以刚推动柔，有时以柔推动刚。就时间说是昼夜，就道理说是变化，就事情说是君子和小人。这就叫产生爻，于是作《易》的体制具备了。道、德、义，从《易》来说，和顺是说顺着自然，不矫强造作。‘和顺于道德’，总说一卦的卦体；‘理于义’，分别指向各爻，分说六爻的作用。如乾是天道，健是它的德，爻的潜、见、跃、飞就是它的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从运用占断来说：穷理就是穷究所治理的义，尽性就是和顺于德，至命就是和顺于道。章氏说：性命本来各自正定于乾道的变化中，尽性至命，最终都归于大始的乾元。” 和顺于道德，犹如说使道理悦入人心；理于义，犹如说精密研察人们的忧虑。道，是一阴一阳的道；德，是圆融神妙、方正明知的德；义，是六爻随时措置的义。道德出自性命之理。和，是虽有不同却不相乖离；顺，是有所相同而没有违逆。义又是道理的变动，想要治理道理，就要有条理而不混乱。穷尽天地的道理，完备万物与人的本性，以达到天命。天命本来是自然而然的，圣人制作《易》，难道是心思智虑所造作的吗？数寄托在蓍草上，但蓍草不是数，所以得到数便忘记蓍草；卦寄托在数上，但数不是卦，所以得到卦便忘记数。从前子路问孔子说：‘猪肩、羊胛可以得到兆象，萑苇、筮草也可以得到数，为什么一定要用蓍草和龟甲？’孔子说：‘不是这样。大概是取它们名称的意义。蓍的意思是年长，龟的意思是旧，说明遇到狐疑不决的事情，应当询问年长而有经验的人。’ 黄勉斋说：性与命是一回事。上天赋予的叫作命，万物所接受的叫作性。性命如果系属于气，那么上天所赋予、我们所接受的，就会有刚柔、通塞的不同，受到不齐的限制。性命如果纯粹属于德，那么上天所赋予、我们所接受的，就会中正纯粹，都源自本来固有的德。穷理尽性，不只是使德胜过气，还将使性命与天相合。天德就是天理；说德，是从实际所得来说；说理，是从本来如此来说。所以说性为天德，命为天理，其实只是一回事，并非两种事物。这样一来，气的偏颇可以改变而归于正，柔弱可以改变而变强，昏暗可以改变而变明；至于不能改变的，死生、寿夭则有一定的数。” 龚氏说：“上天使我具有这些的，就是命；命存在于我身上的，就是性。具有命和性，使它们具备并贯通的就是理。理存在于万物之中，而无不属于我的本性，所以从人的方面建立对理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穷理。穷理，是知的事情。推究它而没有遗漏，就是所谓尽性；尽性，是仁的事情。理没有穷尽，就会昧于万物，不能因此尽性；性没有尽到，就会被自身欲望役使，不能因此至命。达到天命之后，内在没有自我，外在没有万物，还分什么性和理呢？所以从这个意义说，就不能称为知，因为没有需要用明察的地方；也不能称为仁，因为没有需要用力实行的地方。这是圣人对于天道的时机。其体是神，其用是《易》。从命说，它命令万物而不听从任何对象；从道说，它引导万物而无所凭借。因此天地万物有恒常的理，有已经成就的性，这就是正命。顺应恒常之理，通达已经成就的本性，以承受正命，就是《易》的道。” 从前圣人制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因此，建立天道称为阴与阳；建立地道称为柔与刚；建立人道称为仁与义。兼备三才而各自分为两端，所以《易》有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交替运用柔与刚，所以《易》有六位而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