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九（1/2）

译上天使我具有某种东西，这叫作命；命落实在我身上，就叫作性；性落实在万物上，就叫作理。朔易，是说阳气从北方产生，到北方终尽，这叫作变易循环。春天阳气得势，所以多旱；秋天阴气得势，所以多雨。元有两种；一种是产生天地的开始，即太极；另一种是万物各自具有的开始，即产生它们的根本。天地之心，就是产生万物的根本；天地之情，就是情态，与鬼神的情态相同。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观。庄子说：“鲦鱼出游得悠然自得，这就是鱼的快乐。”这正是推究自身的性，进而能够推知万物的性。不只是鱼如此，天下万物都是如此。像庄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通达万物了。老子是懂得《易》之体的人。无思无为，是神妙而归于一的境地。圣人凭借这一点洗涤心灵，退藏于深密之处。太极，是道的极致；太玄，是道的本元；太素，是色的根本；太一，是数的开始；太初，是事物的开端；它们最终取得的成就则都是一。太羹可以调和，玄酒可以漓〔原文如此〕，那么造化也同样可以调和、可以漓〔原文如此〕。换一个处境来看，便没有自我了。诚，是主宰性的凭借；它没有端绪，也没有方所。伟大啊，留侯，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素问》《密语》这一类著作，在术数的道理方面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瞽瞍要杀舜，舜把抛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鞋一样；他背着父亲逃走，沿着海滨居住终身，欣然快乐而忘掉天下；圣人即使拥有天下之大，也不能改变对天性的爱。有人问：“把仁显现出来，把作用隐藏起来，” 回答说：“像日月照临大地、四时成就一年，这就是显现仁；至于其中度数如此，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这就是隐藏作用。” 君子对于《易》，玩味卦象，玩味数，玩味卦辞，玩味其中的意。兑就是喜悦；其他事情都各有妨害，只有朋友之间讲习没有妨害；在这件事上感到喜悦，所以说它达到了喜悦的极致。中庸并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的；衡量事物的道理，体察人的情状，按照自己所安适的去做，这就算得到了中庸。元、亨、利、贞这四种德，各自都包含吉、凶、悔、吝之事。即使施行的是德，如果违背时势，也可能导致凶。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却不把这看作弑君；正如孟子所说，男女之间不亲手传递物品，是礼；嫂嫂溺水，就伸手援救，是权。所以孔子既尊崇伯夷、叔齐，也赞许汤、武；伯夷、叔齐体现的是仁，汤、武体现的是义；然而只有汤、武这样做才可以，若不是汤、武，就是篡夺。阴是阳的影子，鬼是人的影子。秦穆公对周有功，能够迁善改过，是诸伯中最杰出的；晋文侯世世代代勤于辅佐周王，又把平王迁到洛邑，次于秦穆公；齐威公九次会合诸侯，不使用兵车，又次于晋文侯；楚庄王势力强大，又次于齐威公；宋襄公虽称霸而力量微弱，会合诸侯时被楚国擒获，不值得评论。研究《春秋》的人，如果不先确定四国的功过，那么叙事就没有纲领条理，也不能理解圣人的心意。《春秋》时期，有功的人没有谁超过这四国，有过的人也没有谁超过这四国；所以这四国是功劳之首，也是罪过之魁。有人说《春秋》不是讲性命的书，不对。至于记载郊祀所用牛的嘴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又死了，于是便不举行郊祀，却仍然举行三望，这是根据鲁国的事情加以贬责；圣人哪里会存有私心呢？正因为没有自我。所以这难道不是由性命之理而发言吗？又有人说，《春秋》都是根据事情本身来褒贬，难道会容许个人特意树立私意吗？又有人说，《春秋》是圣人的笔法，删削取舍而成为天下最公正的著作，却不知道圣人之所以公正的原因。比如根据牛嘴受伤这件事，便知道鲁国过去暗中举行郊祀；根据第一次献上六羽，便知道从前暗中使用八佾；根据新建雉门，便知道从前没有雉门；这些都不是圣人在其中存有意图，所以说《春秋》是穷尽性理的书。《易》这部书，是要顺应性命之理，也就是遵循自然。孔子摒弃四种私心，顺从本心，以一贯通万事，是达到了命的境界；颜子以心斋修养自己，心境屡屡达到空明，是好学的人；子贡积累许多知识来求学，反复推测来求道，却不能剖空内心、消除成见，把自身完全交付给理，因此没有承受天命。《春秋》遵循自然之理而不树立私意，所以是穷尽性理的书。初爻与上爻相同，但上爻处于亢极状态，不如初爻能够进取；二爻与五爻相同，但二爻的阴中不如五爻的阳中；三爻与四爻相同，但三爻处在下卦的上位，不如四爻接近君位。人的尊贵，在于兼有万物的特性；能够自我尊重并获得尊贵，所以能够役使万类。至理之学，如果没有至诚，就不能达到。《素问》《阴符》，是战国七国时期的书。把仁显现出来，把作用隐藏起来，孔子难道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吗？庄子、荀子一类的人，失误在于好辩。伯夷以义为重，不肯吃周朝的粮食，直到饥饿将死，也只得成就仁而已。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作为老师的人；进而结交一乡的贤者、天下的贤者；即使认为天下的贤者还不足，又进而尊崇评论古人，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的了。义看得重，内在就看得重；利益看得重，外在就看得重。能够医治常人所患的疾病，还不能称为良医；能够医治常人无法医治的疾病，才是天下的良医。能够处理别人无法处理的事情，也就能够做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人的祸患在于自满，自满就会停止不前。所以禹不自满；假使凭借这些便自认为贤能，即使学习，也应当总觉得自己不足，不可以站在深处便以为自己高明。人如果用心去做，必定会有所收获，只是收获有多少的不同，智慧和见识有浅深的差别。穷究理之后，才知道性；穷尽性之后，才知道命；知道命之后，才知道至理。凡是把失去放在获得之前来面对，那么获得时也不会欣喜；如果把获得放在失去之前来面对，那么失去时就难以承受，必然会陷于陨落和失意。人必须重视内在；重视内在，便轻视外在；如果轻视内在，必然重视外在，贪好利益、名声，什么都做得出来。天下说自己读书的人不少，真正会读书的人却少；如果获得了天理的真正快乐，那么什么书不能读，什么坚固之物不能攻破，什么道理不能精通？天时、地理、人事，这三者要认识并不容易。资质禀性得自上天，学问得自人的努力。资质禀性，是从内向外发出的；学问，是从外向内进入的。由诚而明，是性；由明而达到诚，是学。伯夷、柳下惠各自得到圣人的一个方面；伯夷得到圣人的清，柳下惠得到圣人的和；孔子有时清，有时和；有时行动，有时停止，所以得到圣人的时。《太玄》中九日相当于两卦，其余一卦相当于四日半。用兵的原则，必须等到人民富足、粮仓充实、府库充盈、兵力强盛、名分正当、天时顺利、地利具备，然后才可以出兵。老子五千言，大体上都是阐明事物之理。如今有人登上两座台子，如果两座台子一样高，就看不出它们的高低；其中一座高了，才知道另一座是低的。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道理都是相同的；能够治理好自身，就能治理好家庭；能够治理好家庭，就能治理好国家；能够治理好国家，就能治理好天下。心是人的根本，家庭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天下的根本。心能够支配身体；如果心里不愿意，身体怎么能够去做呢？人的精神贵在收敛而使用它；如果把精神炫耀在外，少有不失败的。

译这就像锋利的刀刃，物体送到面前就切割它；如果仗恃刀刃锋利而主动寻找物体去切割，那么刀刃和物体都会受伤。言语发自真诚，内心就不劳累而安逸，久而久之人们就会信任他。弄虚作假、依靠权术，暂时或许可以欺骗人，但维持长久必然失败。人贵在有德；小人有才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才不能依仗，德却不能没有。天地日月，不过是长久存在罢了。所以人应当存有长远的眼光，不可只看眼前。君子处在田野乡间，就做田野乡间的事；居于朝廷，就做朝廷的事，所以无论处于什么地方都能自得其乐。智谋权术或许能够施用于一时，但终究有穷尽的时候；只有至诚才能与天地一样长久。天地如果可以没有，至诚也就可以止息；如果天地不能没有，那么至诚也不会止息。在房屋里制造车子，天下都可以通行，是因为车轨和车辙相合；如果顺应义理、合乎人情，那么凡是日月照耀之处都可以施行。汇聚天下的善行，范围就广大；只凭自己的力量行事，范围就狭小。汉代儒者把反经合道看作权，只是得到了其中一个方面。权，是用来衡量事物轻重的；圣人行使权变，斟酌事情的轻重而施行，只求合乎适宜罢了。所以拘守中道却不知权变，仍然算是偏颇。王通谈到《春秋》中的王道权变，除了王通，没有人能够达到这种见解。所以权在一个人身上，就有一身之权；在一个乡里，就有一乡之权；推及天下，就有天下之权；虽然运用的范围不同，但权变的道理是相同的。弓本来就有强弱之分；然而同一张弓由两个人来拉，有力的人认为弓弱，无力的人认为弓强；所以有力的人不应因为自己的力量有余，就认为弓弱；无力的人也不应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就认为弓强，这不是太不加思考了吗？同一张弓并没有强弱不同，只是两个人的力量强弱不同。现在有一杯食物放在面前，两个人都非常饥饿而看见了它；如果彼此谦让，两个人就都能得到食物；如果彼此争夺，就会发生争斗；不只是要争斗，有时还会因此谁也得不到食物。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的常情，但了解它的人很少。懂得这一点，就会知道天下的事情都如此。先天学以真诚为主旨；至诚可以与神明相通，不真诚就不能得道。良药不能离手，善言不能离口。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能够量力，所以才能长久。学习以研究人事为大；今天所见的经典，就是古代人的人事。除《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的著作也可以一并研治。季札的才华接近伯夷；叔向、子产、晏子的才华相当；管仲运用智谋权术，晚年才认识事物的道理，大体上说，他的才能和力量超过常人。五霸，是功劳的首位，也是罪过的魁首；《春秋》，是孔子的刑法之书；功劳和过错不能相互遮掩；圣人先褒扬他们的功劳，后来又贬斥他们的罪过；所以有罪的人即使有功，也一定要记录下来，不能不予宽恕。新建两观，这里的“新”是贬斥；因为责备鲁国过去没有两观；开始献上六羽舞，这里的“初”是褒扬；因为鲁国过去暗中使用八佾舞。某人从尹师鲁那里学习《春秋》，尹师鲁又从穆伯长那里学习；某人后来又批评伯长，说：《春秋》没有褒扬，都是贬斥。田述古说，孙复也说过：《春秋》有贬斥而没有褒扬。回答说：《春秋》时代礼法废弛、君臣关系混乱，其中有人能够做一些小善，怎么能不予以进取和表彰呢？何况五霸确实对天下有功，而且五霸固然比不上王道，难道不仍然胜过暗中窃取王权的人吗？怎么能不予以承认呢！研究《春秋》的人，如果不能辨明名分与事实，不能判定五霸的功过，就还不能说是在研究《春秋》。先确定五霸的功过，再研究《春秋》，大意就确立了；如果逐件逐事地求索，就会毫无头绪。凡是人做学问，弊病在于自作主张过分。平王名义上是王，实际上还不如一个国家的诸侯；齐、晋名义上是诸侯，实际上暗中行王道；这都是《春秋》中名与实的情况。子贡想去掉告朔时供奉的饩羊；羊只是名，礼义是实。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消亡，仍然胜过名与实都消亡。如果保留这个名义，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王者兴起呢？因此还要有所等待。《春秋》是为君弱臣强的时代而作的，所以称为辨明名分的书。圣人的难处，在于不丧失仁义忠信而成就事业；怎样才能做到？关键在于杜绝四种弊病。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骑，是舍弃自己而顺从别人。有人问：“才难”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遇到大事之后，才会看出才干是多么难得。” 问：“为什么只说才？” 回答说：“才，是上天赋予人的优良资质；学习，是用来成就这种才质的。” 问：“古人中也有不经过学习却能建立功业的，为什么一定要说学习呢？” 回答说：“周勃、霍光能够成就大事，正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所以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人如果没有学问，就不能明察事理；不能明察事理，就会固执而不通达。人有超出常人的才干，必然有刚强克制的一面；内心刚强，就足以建立事业、处在患难之中；如果把这种刚强用在别的方面，反而会成为邪恶。所以孔子说申枨“哪里称得上刚强”；既然怀有欲望之心，就一定不是真正的刚强。君子明白义，是贤人；小人只明白利。义和利都能忘却，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君子敬畏义，所以有些事不去做；小人只是根本不畏惧义。圣人一举一动都不逾越规矩，还需要畏惧什么义呢？做学问、涵养心性，最担心的是不走正直的道路；去除利欲，走正直的道路，任凭至诚发挥作用，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天地之道只是正直罢了，应当用正直去求取；如果运用智谋权术，走旁门小径去求取，就是使天地之道屈曲而顺从人的欲望，岂不是很难吗？事情无论大小，都有天道和人事的道理；修养自身属于人事，是否遇合属于天命；得失不能动摇内心，是顺应天道；冒险侥幸，是违逆天道。求取它属于人事，能否得到它属于天命；得失不能动摇内心，是顺应天道；强行夺取、必求得到，是违逆天理；违逆天理，祸患灾难必然到来。鲁国的两观、郊祀天帝和大禘，都不合礼。诸侯如果有四时的禘祭，把它作为常祭还可以；至于五年一次的大禘，就不可以举行。仲弓可以面南而立、主持政事，也就是说可以让他治理政事。谁能出门而不经过门户呢？门户，就是道。没有不经过道而能够成功的。不经过门户的，就像从锁孔和缝隙一类地方出去。多听闻之后，要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即使听闻很多，也一定要选择善的来遵从；多看见之后，要加以识别；“识”就是辨别。即使见闻很多，也一定要有所辨别。落下闳把颛帝历改成太初历，子云依据太初历制作《太玄》；共八十一卦，九分合为二卦；大体上每一五间隔一四，细分则四分半相当于一卦；气从中心开始，所以以中卦为首。元、亨、利、贞，是变易而不恒常，属于天道的变化；吉、凶、悔、吝，是变易而没有定准，属于人道的应验。一阴一阳，就叫作道；道没有声音、没有形体，不能直接看见，所以借用道路的“道”来命名。人有所行动，必定要经过道路。一阴一阳，是天地的道；万物由此产生，由此成就。显现在仁中的，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功德，所以人可以看见；至于造成万物的根本作用，人却不能看见，这就是把作用藏起来。

译十干属于天，十二支属于地，干支配合起来，体现天地的作用。《易》起始于三皇，《书》起始于二帝，《诗》起始于三王，《春秋》起始于五霸。从乾、坤到坎、离，讲的是天道；从咸、恒到既济、未济，讲的是人事。人的谋划属于人事，鬼神的谋划属于天意；天、人共同谋划而都能相合，事情就会成功而吉利。随时而变，以便利天下的事情，却不失礼的大原则；随时而变，以顺应天下的道理，却不失义的大权变，这就是君子之道。关于五星的学说，始于甘公、石公。人的智慧增强，事物所显的智慧就减弱。庄子写作《盗跖》篇，是为了说明极端的邪恶；即使圣贤也不能教化这种人，大概是因为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都不会改变。“鲁国的儒者一人”，说的就是孔子。天下的事情，开始时即使过于看重，最后仍可能变得轻视；开始时即使过于厚待，最后仍可能变得淡薄；何况那些一开始就轻视、一开始就薄待的呢？所以，很少有因过于看重而失误的，多数是因过于轻视而失误；很少有因过于厚待而失误的，多数是因过于薄待而失误。因此君子不担心过于看重，常担心过于轻视；不担心过于厚待，常担心过于薄待。庄子的《齐物论》也没有免于比较计量；有比较计量就会争执，有争执就不平，不平就不和。无思无为，是神妙而归于一的境地；圣人以此洗涤心灵，退藏在幽密之处。面对仁义，即使是老师也不谦让，这是推进仁道的做法。秦穆公攻打郑国失败后，留下了悔过并自我发誓的话。这已经不只是成就霸业之人的事情了，几乎接近王道；能够悔过，就不会有过失。这就是圣人把它记载在书末的原因。刘绚问什么叫无为。回答说：时机恰当了才说话，别人就不会厌烦他说的话。感到快乐了才笑，别人就不会厌烦他的笑。合乎义理了才取用，别人就不会厌烦他的取用；这就叫无为。文中子说：容易快乐的人必定多有悲哀，轻易施舍的人必定喜好夺取。有人说：天下人都争逐利益、舍弃义理，难道只有我对此无可奈何吗？文中子说：舍弃他们所争逐的，取得他们所舍弃的，这不就是君子吗？像这一类，是讲理义的话；内心与行为的分别，早就存在了。像这一类，是讲造化的话。庄子的气势豪迈，像《吕梁》故事那样，是言说达到极致的例子。《盗跖》说到事情有时实在无可奈何，即使圣人也无法改变它。《渔父》说到事情有时不能强求，即使圣人也不能强行改变它。这些话说明有为与无为的道理：顺应事理就是无为，勉强行事就是有为。金属要经过百炼才会精纯，人也是这样。佛氏舍弃君臣、父子、夫妇的道理，难道是自然的道理吗？所谓志于道，概括地说，“志”就是潜心于此的意思。“德”是自身所得到的，因为有形，所以有所依据。德以仁为主，所以说“依”。庄子说：厨师即使不料理厨房的事，尸祝也不能越过祭器去代替他。这就是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职位，安于自己的处境而行事的道理。晋国的狐射姑杀了阳处父，《春秋》却记作“晋杀其大夫阳处父”。这是因为晋君泄露了言语；君主如果不能守密，就会失去臣下，所以记作晋国杀了他。人得到中和之气，刚与柔就会均衡。阳气多就偏于刚，阴气多就偏于柔。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道理吧？圣人知道天下万物的道理，并用一个根本原则把它们贯通起来。以尊贵者面对卑下者叫作“临”，从上面观察下面叫作“观”。不凭空臆测，不预先限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合起来说就是一，分开来说就是二。合起来说就是二，分开来说就是四；从有意念开始，到形成自我为止。先有意念，然后才有必然的执着；“必”产生于“意”。先有固执，然后才有自我；“我”产生于“固”。一有意念，内心就会先行预期；固执而不改变，就会形成自我，也就是有了自己的成见。只靠记诵和答问的学问，还不足以成就事业。学习在于不停止，所以王通说：直到终身结束才算完。《皇极经世书》，邵雍撰。《观物内篇》。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皇极经世书》，邵雍撰。

译《观物篇》五十一。万物中最大的，没有什么能超过天地；然而天地也有其穷尽之处。天的广大，由阴阳穷尽地表现出来。地的广大，由刚柔穷尽地表现出来。阴阳发展到尽头，四时便形成；刚柔发展到尽头，四维便形成。四时、四维，就是天地极其广大之处；凡是说到广大，都不能超过它们。天地也从未把广大自视为所得，所以能够成就其广大，难道不是最伟大、最伟大的吗？天由动而产生，地由静而产生。一动一静相互交替，天地的道理就全部包含在其中了。运动开始时阳产生，运动达到极点时阴产生。一阴一阳相互交替，天的作用就全部表现出来了。静止开始时柔产生，静止达到极点时刚产生。一柔一刚相互交替，地的作用就全部表现出来了。运动大的叫作太阳，运动小的叫作少阳。静止大的叫作太阴，静止小的叫作少阴。太阳就是日，太阴就是月，少阳就是星，少阴就是辰；日、月、星、辰相互交替，天的形体就全部表现出来了。静止大的叫作太柔，静止小的叫作少柔。运动大的叫作太刚，运动小的叫作少刚。太柔就是水，太刚就是火，少柔就是土，少刚就是石；水、火、土、石相互交合，地的形体就全部表现出来了。日代表暑，月代表寒，星代表昼，辰代表夜；暑、寒、昼、夜相互交替，天的变化就全部表现出来了。水代表雨，火代表风，土代表露，石代表雷；雨、风、露、雷相互交合，地的化育就全部表现出来了。暑改变万物的性，寒改变万物的情，昼改变万物的形，夜改变万物的体；性、情、形、体相互交合，动植之物的感应就全部表现出来了。雨化育走兽，风化育飞禽，露化育草，雷化育木；走、飞、草、木相互交合，动植之物的应变就全部表现出来了。走兽感应暑而发生变化，这是走兽的性。走兽感应寒而发生变化，这是走兽的情。走兽感应昼而发生变化，这是走兽的形。走兽感应夜而发生变化，这是走兽的体。飞禽感应暑而发生变化，这是飞禽的性。飞禽感应寒而发生变化，这是飞禽的情。飞禽感应昼而发生变化，这是飞禽的形。飞禽感应夜而发生变化，这是飞禽的体。草感应暑而发生变化，这是草的性。草感应寒而发生变化，这是草的情。草感应昼而发生变化，这是草的形。草感应夜而发生变化，这是草的体。木感应暑而发生变化，这是木的性。木感应寒而发生变化，这是木的情。木感应昼而发生变化，这是木的形。木感应夜而发生变化，这是木的体。性应合于雨而发生变化，是走兽的性。性应合于风而发生变化，是飞禽的性。性应合于露而发生变化，是草的性。性应合于雷而发生变化，是木的性。情应合于雨而发生变化，是走兽的情。情应合于风而发生变化，是飞禽的情。情应合于露而发生变化，是草的情。情应合于雷而发生变化，是木的情。形应合于雨而发生变化，是走兽的行。形应合于风而发生变化，是飞禽的行。形应合于露而发生变化，是草的行。形应合于雷而发生变化，是木的行。体应合于雨而发生变化，是走兽的体。体应合于风而发生变化，是飞禽的体。体应合于露而发生变化，是草的体。体应合于雷而发生变化，是木的体。走兽的性擅长表现为色，走兽的情擅长表现为声，走兽的形擅长表现为气，走兽的体擅长表现为味。飞禽的性擅长表现为色，飞禽的情擅长表现为声，飞禽的形擅长表现为气，飞禽的体擅长表现为味。草的性擅长表现为色，草的情擅长表现为声，草的形擅长表现为气，草的体擅长表现为味。木的性擅长表现为色，木的情擅长表现为声，木的形擅长表现为气，木的体擅长表现为味。走兽的性与耳相应，飞禽的性与木相应，草的性与口相应，木的性与鼻相应。走兽的情与耳相应，飞禽的情与目相应，草的情与口相应，木的情与鼻相应。走兽的形与耳相应，飞禽的形与目相应，草的形与口相应，木的形与鼻相应。走兽的体与耳相应，飞禽的体与目相应，草的体与口相应，木的体与鼻相应。人这种存在，没有不受暑、寒、昼、夜变化影响的，没有不受雨、风、露、雷化育的，没有不感应性、情、形、体的，没有不应合走、飞、草、木的。因此，眼睛擅长辨识万物的色，耳朵擅长听辨万物的声，鼻子擅长感知万物的气，口擅长品尝万物的味。人比万物更有灵性，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观物篇》五十二。人之所以能够比万物更有灵性，是因为他的眼睛能够收纳万物的色。耳朵能够收纳万物的声，鼻子能够收纳万物的气，口能够收纳万物的味。声、色、气、味，是万物的体。目、耳、鼻、口，是人类的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体没有固定的用，只以变化为用；用没有固定的体，只以化育为体。体与用相互交合，于是人物之道就完备了。既然如此，人也是物，圣人也是人。有只包含一物的物，有包含十物的物，有包含百物的物，有包含千物的物，有包含万物的物，有包含亿物的物。还有包含兆物的物。作为包含兆物的物，难道不就是人吗？有只包含一人的人，有包含十人的人，有包含百人的人，有包含千人的人，有包含万人的人，有包含亿人的人。有能成为兆民之人的人。能成为兆民之人的，难道不是圣人吗？所以，能够认识人的人，是万物中达到极致的存在；圣人，是人中达到极致的存在。万物中达到极致的存在，才可以称作万物中的至物；人中达到极致的存在，才可以称作人中的至人。所谓万物中的至物，就是达到极致的物；所谓人中的至人，就是达到极致的人。以一个至物与一个至人相当，那么他不是圣人又是什么人呢？若说他不是圣人，我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说的是他能够用一颗心观察万人的心，用一身观察万人的身体，用一物观察万物，用一世观察万世；又说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心代替天意，用自己的口代替天言，用自己的手代替天功，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天事；又说的是他上能认识天时，下能穷尽地理，中能穷尽万物的情状，通晓并照察人事；又说的是他能够包容贯通天地，出入于造化之中，推进或退守于古今之间，表里洞察人物。唉！所谓圣人，如果不是世世代代都有圣人的效法，我就无法亲眼见到他。即使如此，虽然我不能亲眼见到他，但考察他的心，观察他的事迹，探究他的本体，潜察他的作用，即使经过亿千万年，也仍然可以依据道理认识他。有人告诉我说：天地之外另有天地万物，与这里的天地万物不同，那么我就无法知道它们。不只是我无法知道，圣人也无法知道。凡是说“知”，是指他的心能够得到并认识它；说“言”，是指他的口能够得到并把它说出来；既然心尚且不能得到并认识它，口又怎么能够得到并把它说出来呢？对于心不可能得到而自称知道它，这叫作妄知；对于口不可能说出而自称说出了它，这叫作妄言。我又怎么能跟随妄人，去实行妄知妄言呢？《观物篇》第五十三 《易》说：穷尽事物的道理，尽知人的本性，以达到对命的认识。之所以称为理，是因为它是万物的道理；之所以称为性，是因为它是天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