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九（2/2）

译之所以称为命，是因为它是处置理与性的；能够处置理与性的，不是道又是什么呢？由此可知，道是天地的根本，天地是万物的根本；从天地的角度观察万物，万物就是万物；从道的角度观察天地，天地也不过是万物。道之所以成为道，全部体现于天；天之道，全部体现于地；天地之道，全部体现于万物；天地万物之道，全部体现于人。人能够知道天地万物之道之所以最终体现于人的原因，然后才能穷尽民情、治理百姓。天能够穷尽万物，所以称为昊天；人能够穷尽民情，所以称为圣人。如果说昊天能够不同于万物，那就不合乎称它为昊天的意义；如果说圣人能够不同于万民，那就不合乎称他为圣人的意义。万民与万物相同，那么圣人本来就不会不同于昊天；既然如此，圣人与昊天所遵循的是同一道；圣人与昊天同一道，那么万民与万物也可以同一道，一世的万民与一世的万物既然可以同一道，那么万世的万民与万世的万物也可以同一道，这一点就很明白了。昊天穷尽万物、圣人穷尽民情，都各有四府。昊天的四府，就是春夏秋冬，阴阳在其中升降运行；圣人的四府，就是《易》《书》《诗》《春秋》，礼乐在其中兴盛或衰败。春是生育万物的府库，夏是使万物成长的府库，秋是收敛万物的府库，冬是收藏万物的府库，把万物的众多称作“万”，即使说有万万之多，难道它们能够超出昊天的这四府吗？《易》是生养民众的府库，《书》是使民众成长的府库，《诗》是收敛民情的府库，《春秋》是收藏民情的府库，把民众的众多称作“万”，即使说有万万之多，难道它们能够超出圣人的这四府吗？昊天的四府，是时；圣人的四府，是经；昊天把时授予人，圣人以经效法天，那么天人的事情应当怎样呢？《观物篇》第五十四 观察春天，就知道《易》所保存的道理了吗？观察夏天，就知道《书》所保存的道理了吗？观察秋天，就知道《诗》所保存的道理了吗？观察冬天，就知道《春秋》所保存的道理了吗？《易》中的“易”，说的是生生不息；《易》中的《诗》，说的是生长；《易》中的《书》，说的是生发与收敛；《易》中的《春秋》，说的是生发与收藏。《书》中的《易》，说的是成长与生发；《书》中的《书》，说的是成长不息；《书》中的《诗》，说的是成长与收敛；《书》中的《春秋》，说的是成长与收藏。《诗》中的《易》，说的是收敛与生发；《诗》中的《诗》，说的是收敛与成长；《诗》中的《书》，说的是收敛与收敛；《诗》中的《春秋》，说的是收敛与收藏。《春秋》中的《易》，说的是收藏与生发；《春秋》中的《诗》，说的是收藏与成长；《春秋》中的《书》，说的是收藏与收敛；《春秋》中的《春秋》，说的是收藏与收藏。所谓生生，是修养自己的意；所谓生长，是修养自己的言；所谓生收，是修养自己的象；所谓生藏，是修养自己的数。所谓长生，是修养自己的仁；所谓长长，是修养自己的礼；所谓长收，是修养自己的义；所谓长藏，是修养自己的智。所谓收生，是修养自己的性；所谓收长，是修养自己的情；所谓收收，是修养自己的形；所谓收藏，是修养自己的体。所谓藏生，是修养自己的圣；所谓藏长，是修养自己的贤；所谓藏收，是修养自己的才；所谓藏藏，是修养自己的术。修养意，说的是三皇；修养言，说的是五帝；修养象，说的是三王；修养数，说的是五伯。修养仁，说的是有虞；修养礼，说的是有夏；修养义，说的是有商；修养智，说的是有周。修养性，说的是文王；修养情，说的是武王；修养形，说的是周公；修养体，说的是召公。修养圣，说的是秦穆；修养贤，说的是晋文；修养才，说的是齐桓；修养术，说的是楚庄。皇、帝、王、伯，是《易》的体；虞、夏、商、周，是《书》的体；文王、武王、周公、召公，是《诗》的体；秦、晋、齐、楚，是《春秋》的体。意、言、象、数，是《易》的用；仁、义、礼、智，是《书》的用；性、情、形、体，是《诗》的用；圣、贤、才、术，是《春秋》的用。所谓用，是心；所谓体，是事迹；在心与事迹之间能够权衡并有所存持的，是圣人的事业。三皇有相同的意旨而采取不同的教化，五帝有相同的言论而施行不同的教导，三王有相同的象而采取不同的劝导，五伯有相同的术而采取不同的率领方式。意旨相同而教化不同，必定是依据道；用道来教化百姓，百姓也会以道来归附他，所以崇尚自然。所谓自然，是无为、无有的意思。无为并不是完全不作为，而是不固执于作为，所以能够广大；无有并不是完全没有，而是不固执于拥有，所以能够广大。广大而一切完备，又不固执于作为和拥有的，大概只有三皇吧？因此可知，能够用道教化天下的人，天下也会以道归附他。所以圣人有话说：我无为，百姓就自行得到教化；我无事，百姓就自行富足；我喜好清静，百姓就自行端正；我没有欲望，而百姓…… 从朴开始。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三皇同样仁厚而教化方式不同，五帝同样守礼而教导方法不同，三王同样重义而劝勉手段不同，五霸同样有智慧而统率方式不同。同样守礼而教导方法不同，必定是凭借德；用德来教化百姓，百姓也会以德归附他，所以崇尚谦让。所谓谦让，就是把别人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后面；把天下让给别人而不觉得有所减轻，就好像自己本来没有它一样，接受别人所让的天下而不觉得有所增加，就好像自己本来就拥有它一样，所谓好像本来没有、又好像本来拥有，就是不把它看作是自己所无、自己所有的意思。如果认为是自己所无、自己所有，那么即使拿一根毫毛向别人取用或给予，仍会生出贪婪吝惜之心，何况是天下呢？能够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自己的天下的，大概只有五帝吧？所以，知道能够用德来教化天下的人，天下人也会以德归附他，所以圣人说过：垂下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大概取法于乾坤，说的就是这个吧？三皇同样具有共同的本性而教化方式不同，五帝同样有共同的情怀而教导方法不同，三王同样具有共同的形质而劝勉手段不同，五霸同样具有共同的体质而统率方式不同。同样具有形质而劝勉手段不同，必定是凭借功；用功业来劝勉百姓，百姓也会以功业归附他，所以崇尚政。所谓政，就是正；就是用正道来匡正那些不正的事物。天下最大的正，没有比使百姓获利更大的；天下最大的不正，没有比损害百姓更大的。能够使百姓获利的就是正，因此称他为王；能够损害百姓的就是不正，因此称他为贼。用利益来消除祸害，哪里还会有废去王者的事呢？用王道来除掉贼，哪里还会有弑君的事呢？所以，要知道王就是正；能够用功业匡正天下的不正，天下人也会以功业归附他，

译所以圣人说过：天地发生变革，四时因此形成。汤、武的革命顺应天意而响应人心，说的就是这个吧？三皇同样圣明而教化方式不同，五帝同样贤明而教导方法不同，三王同样有才能而劝勉手段不同，五霸同样有权术而统率方式不同。同样有权术而统率方式不同，必定是凭借力量；用力量统率百姓，百姓也会以力量归附他，所以崇尚争斗。所谓争斗，就是争夺利益；取利而不凭借义，然后才称作争。小的争斗以言语交锋，大的争斗以兵刃交锋，争的是强弱，却还要借助名义，把它称作曲直。所谓名，是给事物命名、使事情得以端正的称谓；所谓利，是养活人、成就事物的工具。名不以仁为基础，就无法守住事业；利不以义为基础，就无法据有功业。利益不能凭功业据有，名分不能凭事业守住，就会混乱，这就是百姓必然相互争夺的原因。五霸，是借助虚名来争夺实际利益的人；帝的名位不够，就称王；王的名位不够，就称霸；霸也不够，便沦为左衽之人了。然而，不能说五霸对中国没有功劳；若说他们达到了王道，还没有；若说超过左衽之人，则相差还很远。周朝东迁以后，文王、武王的功德到这里就完全衰尽了！但五霸仍能维系二十四位君主，使王室的统绪不至断绝如同一线，秦、楚也不敢 屠杀残害中原百姓，这都是由于五霸借用名义的力量。所以要知道，能够用力量统率天下的人，天下人也会以力量归附他。所以圣人说过：眼睛眇小却想看，跛脚却想行走；踩着虎尾，老虎咬人，凶险；武人却要去做大君之事。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所谓意，是穷尽万物本性的东西；所谓言，是穷尽万物情状的东西；所谓象，是穷尽万物行为的东西；所谓数，是穷尽万物形体的东西。所谓仁，是穷尽人的圣性的东西；所谓礼，是穷尽人的贤性的东西；所谓义，是穷尽人的才能的东西；所谓智，是穷尽人的权术的东西。穷尽万物本性的，称为道；穷尽万物情状的，称为德；穷尽万物形态的，称为功；穷尽万物形体的，称为力。穷尽人的圣性的，称为化；穷尽人的贤性的，称为教；穷尽人的才能的，称为劝；穷尽人的权术的，称为率。道、德、功、力，是存在于本体之中的；化、教、劝、率，是存在于作用之中的；本体与作用之间有变化和存续，这就是圣人的事业。所谓变，就是昊天生育万物的意思；所谓权，就是圣人生养万民的意思；如果不是生育万物、不是生养万民，又怎么能称为权变呢？《观物篇》第五十五 善于教化天下的人，以穷尽道为止；善于教导天下的人，以穷尽德为止；善于劝勉天下的人，以穷尽功为止；善于统率天下的人，以穷尽力为止。以道、德、功、力来实行教化的，才称为皇；以道、德、功、力来进行教导的，才称为帝；以道、德、功、力来进行劝勉的，才称为王；以道、德、功、力来进行统率的，才称为伯。以化、教、劝、率作为道的，才称为《易》；以化、教、劝、率作为德的，才称为《书》；以化、教、劝、率作为功的，才称为《诗》；以化、教、劝、率作为力的，才称为《春秋》。这四者，天地开始时它们就开始，天地终结时它们就终结；它们的终始随着天地而变化。古今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如同早晨和晚上那样短暂。从现在看现在，就称为今；从后世看现在，现在也会被称为古。从现在看古代，就称为古；从古代自身来看，古代也会被称为今。由此可知，古未必就是古，今也未必就是今，都是从自己的立场观察而得出的。怎么知道千古以前、万古以后的人，不会从自己的立场来观察呢？如果这样，那么皇、帝、王、伯，就是圣人所处时代的称谓；《易》《书》《诗》《春秋》，就是圣人的经典；时代有消退和增长，经典也有沿袭和变革。时代有消退和增长，《否》《泰》二卦已经把它说尽了；经典有沿袭和变革，《损》《益》二卦已经把它说尽了。《否》《泰》的道理说尽了，本体与作用便分明；《损》《益》的道理说尽了，内心与外在行迹便判然有别。本体与作用分明，内心与行迹判然有别，圣人的事业于是就完备了。所以，自古以来当世统治天下的君主，他们所承受的天命有四种：第一叫正命，第二叫受命，第三叫改命，第四叫摄命。正命，是沿袭旧制而仍然沿袭的；受命，是沿袭旧制之后又进行变革的；改命，是变革旧制之后又有所沿袭的；摄命，是变革旧制之后仍然继续变革的。沿袭之后仍然沿袭的，是不断增长而又不断增长；沿袭之后又变革的，是先增长而后消退；变革之后又沿袭的，是先消退而后增长；变革之后仍然变革的，是不断消退而又不断消退。变革之后仍然变革，是一世的事业；变革之后又沿袭，是十世的事业；沿袭之后又变革，是百世的事业；沿袭之后仍然沿袭，是千世的事业；可以沿袭时就沿袭，可以变革时就变革，是万世的事业。一世的事业，不就是五霸的道吗？十世的事业，不就是三王的道吗？百世的事业，不就是五帝的道吗？千世的事业，不就是三皇的道吗？万世的事业，不就是仲尼的道吗？由此可知，皇、帝、王、伯，是能在一个时代承当使命的称谓；仲尼，则是超越一个时代、世世相传的称谓。仲尼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其中有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其中有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世之后的情况，也可以知道。这样看来，哪里只是百世而已呢？亿万千世的情况，都可以由此推知。人人都知道仲尼之所以是仲尼，却不知道仲尼之所以成为仲尼的原因。如果不想知道仲尼之所以成为仲尼的原因，那也就罢了；如果一定想知道仲尼之所以成为仲尼的原因，那么舍弃天地，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人人都知道天地之所以是天地，却不知道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原因。如果不想知道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原因，那也就罢了；如果一定想知道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原因，那么舍弃动静，还能到哪里去寻找 呢？一动一静，大概是天地最精妙的道理吧？一动一静之间，大概是天地人最精妙之中又最精妙的道理吧？所以要知道，仲尼之所以能够穷尽三才之道，是因为他的行迹没有固定的踪迹可寻，因此他说过：我想要无言。他又说：天说过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说的就是这个吧？《观物篇》第五十六 孔子为《易》作赞，从牺轩以下叙述；为《书》作序，从尧、舜以下叙述；删定《诗》，从文王、武王以下取材；修订《春秋》，从桓公、文公以下取材。从牺轩以下叙述，是以三皇为祖；从尧、舜以下叙述，是以五帝为宗；从文王、武王以下取材，是把三王视为后代；从桓公、文公以下取材，是把五霸视为后代；以三皇为祖，是崇尚贤者；以五帝为宗，也同样是崇尚贤者；三皇以道来崇尚贤者，五帝以德来崇尚贤者。把三王视为后代，是崇尚亲近；把五霸视为后代，也同样是崇尚亲近；三王以功业来崇尚亲近，五霸以力量来崇尚亲近。唉！已经过去的时代有亿万千年，未来的时代也有亿万千年，仲尼在这中间出生为人，为什么祖宗所

译难道还要说子孙众多吗？这就是我反复赞颂尧、舜，到了禹则说：“禹啊，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仲尼在禹之后一千五百多年，如今在仲尼之后又过了一千五百多年。我虽然不敢像仲尼那样向上赞颂尧、舜、禹，难道还不敢像孟子那样向上赞颂仲尼吗？有人说仲尼可惜没有土地，我却认为不是这样。普通人以百亩作为土地，大夫以百里作为土地，诸侯以四境作为土地，天子以四海作为土地，仲尼以万……作为土地。如果这样，那么孟子所说“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也就不能说是过分了。人不能凭自己使自己富有，必须等到上天把富有给予他，然后才能富有。人不能凭自己使自己尊贵，必须等到上天把尊贵给予他，然后才能尊贵。如果这样，那么富贵在于上天，不在人自身；有求取而得到的，也有求取而得不到的，这就是取决于上天的事情。功业和德行在人自身，不在上天；可以通过修养而得到，不修养就得不到，这不是取决于上天，而是取决于人自己。人能够通过求取而得到富贵，是因为求取的是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不是自己能够得到的，就没有求取它的办法。糊涂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何求取而得到它，便说是自己有能力得到，所以自夸。求取却失去了它，便说是别人不肯给自己，所以怨恨别人。如果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够得到，以及别人凭什么能够给予，那么天下哪里还会有不知分寸的人呢？天下最富有的是天子，天下最尊贵的也是天子，难道可以妄想求取就得到吗？虽然说是天命，也未尝不是由于积累功业、累积德行；圣君历经艰难而成就它，庸君凭借暴虐而败坏它，这究竟是天的作用，还是人的作用？是天的作用，还是人的作用？由此可知，人自己造成的过错，本来就难以逃脱；如果说是上天降下的灾祸，那么举行禳解又有什么好处呢？积累功业、累积德行，是君子的本分，并不是有所求取才这样做的。有所求取才这样做，就是所谓以利益损害仁德。君子怎么会在这中间另有多余的事情呢？然而，既有幸运，也有不幸，这才可以谈论命运了。夏禹凭功业拥有天下，夏桀因暴虐失去天下。殷汤凭功业拥有天下，殷纣因暴虐失去天下。周武王凭功业拥有天下，周幽王因暴虐失去天下。这三者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成败的情形是一样的。周平王向东迁徙，没有功业来恢复王业；周赧王向西逃走，没有暴虐却丧失了王室。周王的威势号令还比不上一个小国诸侯。只能仰赖五霸而苟存罢了，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只是当时没有真正的王者出现，周王虽然保有虚名，与杞、宋相比，谁能说它们相差很少呢？在这样的时代，《春秋》的编作不也是很适宜的吗？仲尼在周平王的时候整理经书。《尚书》记载到晋文侯，《诗经》列为《王国风》，《春秋》从鲁隐公开始，《易》结束于未济卦。我并不是了解仲尼的人，只是学习成为仲尼那样的人。礼乐、赏罚本来都由天子发出，却出自诸侯，天子的尊重就丧失了。周王室的功德本来由周文王、周武王建立，却出自周幽王、周厉王，文王、武王所奠定的根基就衰败了；因此犬戎得以欺侮中原。周朝的诸侯并非只有一个，唯独晋国能够排除戎狄，迁周王到东都洛邑，借此保存王国，成为天下诸侯称霸的倡导者。那么，赐给它的秬鬯、圭瓒等礼物，难道能够避免吗？《左传》说，子贡想要废除鲁国告朔时所用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礼。” 由此可知，名义还存在而实际已经灭亡，总比名义和实际都灭亡要好。礼虽然已经废弃而羊还保存着，后世怎么知道不会再有人恢复行礼呢？晋文公尊奉周王虽然使用的是虚名，但他能够使天下诸侯知道有周天子存在，不敢用兵侵犯他。等到晋国衰败以后，秦国因此才敢灭掉周；这样看来，孔子爱惜礼的说法确实不是虚妄的。齐景公有一天曾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 景公说：“说得好！假如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够得到它来吃吗？” 当时，诸侯僭越天子的地位，陪臣掌握国家政令，俸禄被从公室夺走，政权出自私门。景公自己尚且不能向上奉事周天子，却想让臣下奉事自己，不是很困难吗？后来齐国的国运终于被田氏所取代。齐国有田氏，也就像晋国有三卿一样。晋国有三卿，也就像周朝有五霸一样。韩、赵、魏对于晋国，既建立了功劳，又瓜分了它的土地；既使晋君地位卑下，又夺取了他的国家。田氏对于齐国，既取得了它的俸禄，又专擅它的政权；既杀死它的君主，又取代了它的国运。天下的事情难道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吗？难道没有“履霜”这一戒示可以思考吗？《传》说：“王，就是使天下归往的意思。能够使天下归往的人，就可以称王。” 周朝衰败时，诸侯不朝见天子已经很久了。等到楚国与中原诸国会盟，仲尼才把楚君的爵位提升为子；对于楚国僭越称王这件事来说，不也是太浅陋了吗？凭借武力战胜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凭借武力战胜他。吴国曾经击败越国，便产生了轻视楚国的念头；等到击败楚国，又产生了骄傲地对待齐国的打算。它贪图功名利益，不顾道德义理。它侵扰欺侮齐国、晋国，专门以夷狄的行径为事，终于又被越国灭掉。越国后来又不以吴国为鉴，最终又被楚国灭掉。楚国后来又不以越国为鉴，最终又被秦国灭掉。秦国后来又不以楚国为鉴，最终又被汉朝取代。依仗强大来凌辱弱小，与豺狼虎豹有什么不同？这不是可以称为中国义理之师的做法。宋作为一个国家，是爵位高而力量卑弱的吗？结盟不衡量德行，会合不估量力量，却小小地与诸侯一起争逐中原，耻于居于诸侯之后；就它想要成为霸主而言，不也是很困难吗？周朝同姓的诸侯中，能够长久存在的，只有燕国。燕国处在北方偏远之地，距离中原特别遥远；如果不跟韩、赵、魏、齐、楚较量锋刃、争逐虚名。那么就足以修养德行，等待时机，观察诸侯的变化；秦国虽然像虎狼一样，也不容易加害于它。再延续十五六年，天下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中原的土地方圆九千里，古代没有增加，今天也没有减少。然而有的国运长久，有的国运短促；有的土地广大，有的土地狭小，这是由于攻守的原因不同。自三代以后，汉、唐最为强盛，秦朝处在周、汉之间。秦国开始在秦穆公时兴盛，中期在秦孝公时兴盛，最终在秦始皇时达到极盛；它起于西夷，迁到岐山，又迁到咸阳。它的兵力扰乱天下，鲜血流遍天下，吞并四海，改变古今局面；虽然不能与三代相比功德，却不是晋、隋可以同年而语的。它的国运不能长久，难道不是因为使用法律过于酷烈、杀人太多吗？所以仲尼编次《尚书》以《秦誓》一篇结束，其中的旨意不是很深远吗？喜爱生育、爱护生命的，是属于生的一类；喜好杀戮的，是属于死的一类。周朝爱护生命，是因为奉行义；汉朝爱护生命，也同样是因为奉行义。秦朝喜好杀戮，是因为贪图利益；楚国喜好杀戮，也同样是因为贪图利益。周朝爱护生命是因为义，但汉朝尚且比不上周朝；秦朝喜好杀戮是因为利，而楚国又超过了秦朝。这是天的道理，也是人的常情，难道还要在周、秦、汉、楚之间作什么选择吗？只是选择善恶罢了。由此可知，善的事物在天下没有敌手，天下人共同赞善它。

译恶的事物也在天下没有敌手，而天下人也共同厌恶它。这是天的道理，也是人的常情，难道还要在周、秦、汉、楚之间作什么选择吗？只是选择善恶罢了。《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第五十七。从前孔子谈到尧、舜时说：“垂衣裳而天下治。” 谈到商汤、周武王时说：“顺应天意而回应人心。”这句话可以概括古今帝王承受天命的道理。尧凭德行把帝位禅让给舜，舜凭功业把帝位禅让给禹。凭德行可以成为帝王，凭功业也可以成为帝王；但是德行再降低一个等级，就进入凭功业的范围了。商汤讨伐夏桀，是把他放逐；周武王讨伐商纣，是把他杀死。通过放逐可以成为王，通过杀死也可以成为王；但是放逐再降低一个等级，就进入杀戮的范围了。由此可知，时代有消长，事情有因革，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难道不是从同一条道路产生的吗？天与人互相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的形成，取决于在上位者所喜好的东西。在上位者喜好德行，百姓就趋于正；在上位者喜好谄佞，百姓就趋于邪。邪正的由来是有根源的。即使圣君在上，也不可能没有小人，只是使小人难以成为气候。即使庸君在上，也不可能没有君子，只是使君子难以有所作为。自古以来圣君盛世，没有像唐尧时代这样兴盛的；君子为什么这样多呢？当时并不是没有小人，而是使小人难以成为气候，所以君子很多。因此即使有四凶，也不能放纵他们的恶行。自古以来庸君当政的时代，没有像商纣时代这样严重的；小人为什么这样多呢？当时并不是没有君子，而是使君子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小人很多。因此即使有三仁，也不能完成他们的善行。由此可知，君主选择臣子、臣子选择君主，这是取决于人的。君主能够得到贤臣、臣子能够得到贤君，这就不只是取决于人，而是取决于天。贤与愚是人的本性，利与害是百姓的常情。虞舜在河边烧制陶器，傅说在岩石之下筑墙；天下人都知道他们贤能，但百官却不为他们举荐，是利害关系使他们这样做。是这样的。唉！利害聚集在内，矛戟又森然陈列在外，又怎么知道有虞舜的圣明和傅说的贤能呢？河边不是接受禅让帝位的地方，岩石之下也不是求取卿相的途径。从前他们处在亿万人之下，如今却处在亿万人之上，彼此相距是多么遥远啊！然而之所以一定要这样说，是因为尊贵的人重视名分。《易》说：“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险，往且有功，虽为无咎。” 这是因为能够自我相信，伊尹就是这样做的。由此可知，古人担心名声超过实际的情况是有的。其中有幸运和不幸，即使是圣人，也有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伊尹担任冢宰，处在承担责任、要求成效的位置；假使他为了避开“放逐君主”的名声，难道能说是不忠吗？那样天下的大事就会被耽误了！他又怎么能够匡正嗣君，成就始终如一的大忠呢？唉！假如把托付的事情交给不是合适的人，那么三年之内，嗣君将会怎样呢？那样天下的大事也会被耽误了！又哪里还会有伊尹这样的贤臣呢？“坎，有孚，维心亨”，不也正与这种情形相近吗？《易》说：“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刚健主。” 豫卦发动而有应和，群起的疑惑于是消失，这是因为能够自我奋强，周公就是这样做的。由此可知，圣人不能使别人不诽谤自己，但能够妥善处置诽谤。周公居于总摄政务的位置，自己承担着重大责任；假使他为了避开“灭亲”的名声，难道能说是不孝吗？那样天下的大事就会被耽误了！他又怎么能够保全嗣君，成就始终如一的大孝呢？唉！假如把托付的事情交给不是合适的人，那么七年之内，嗣君将会怎样呢？那么天下的事情也就消失了！又哪里还会有周公呢？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也就是接近这种境界了吗？天下将要得到治理时，人们必定崇尚实行；天下将要陷入混乱时，人们必定崇尚言谈。崇尚实行，笃实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言谈，诡谲的风气就会流行。天下将要得到治理时，人们必定崇尚义；天下将要陷入混乱时，人们必定崇尚利。崇尚义，谦让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利，争夺抢掠的风气就会流行。三王崇尚实行，五伯崇尚言谈；崇尚实行，必然归于义；崇尚言谈，必然归于利。义与利相距是多么遥远啊！既然如此，就知道把它说在口头上，不如实行在自身；实行在自身，又不如在内心把它贯彻到底。说在口头上的话，别人能够听见；实行在自身的行为，别人能够看见；在内心贯彻到底，神明能够知晓。人的聪明尚且不能欺骗，何况神明的聪明呢？由此可知，口头上无愧，不如自身行为无愧；自身行为无愧，不如内心无愧。没有口头上的过错容易，没有行为上的过错困难；没有行为上的过错容易，没有内心的过错困难；内心既然没有过错，还有什么困难呢？唉！哪里能够找到没有内心过错的人，来同他谈论内心之道呢？由此可知，圣人之所以能够立身于没有过错的境地，是因为他们善于修治自己的内心。《观物篇》第五十八 仲尼说：《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却没有尽善。他又说：管仲辅佐桓公，使他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在承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由此可知，武王虽然比不上舜那样尽善尽美，但因为他解救天下于倒悬之苦，所以只是比舜低一个等级罢了。桓公虽然比不上武王那样顺应天意、顺从人心，但因为他称霸诸侯、匡正天下，所以远远高于狄人。拿武王同舜相比，不能说没有过失；拿武王同桓公相比，不能说没有功劳。拿桓公同狄人相比，不能说没有功劳；拿桓公同武王相比，不能说没有过失。汉氏应当处在桓公与武王之间了。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天下百姓已经极其厌恶秦的暴政，即使有十个刘季、一百个子房，又怎么能改变人心呢？况且古今的时势虽然不同，但百姓爱生恶死的心情并没有不同。自古以来杀人之多，从来没有像秦这样严重的，天下哪有不厌恶它的呢？杀人多，不一定要用刀刃；使天下人没有活路可走，也就是杀人，何况又用刀刃大量杀害天下人呢？秦二世是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却想做一个平民而不能如愿。汉的刘季本是一个平民，却免不了成为君主。万乘之君与平民之间，相差悬殊。然而有时平民能够取代君主，是因为天下的利害关系有所悬隔。天道并不是要降祸于万乘之君、降福于平民，而是要降祸于无道者、降福于有道者。人的情感也不是要抛弃万乘之君而归附平民，而是要离开无道者而归附有道者。万乘之君与平民相差悬殊，然而有时平民能够取代君主，是因为天下的利害确实有足以使二者发生悬殊的因素。太阳已经落下，月亮已经望满，星星不能不显得稀疏。并不是星星真的稀少，而是星星很难发出光来；能够发出自己的光的星星，不也就很少了吗？汉、唐已经建立基业，吕后、武后已经专擅权力，臣子不能不显得稀少。并不是臣子真的稀少，而是臣子很难做到忠诚；能够做到忠诚的臣子，不也就很少了吗？由此可知，成就天下的大事容易，为天下大事而死困难；为天下大事而死容易，成就天下大事困难。如果能够成就它，又何必计较死和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