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九

译上天使我拥有某种禀赋，这叫作命；命落实在我身上，就叫作性；性落实在万物上，就叫作理。朔易，是说阳气从北方产生，到北方竭尽，称为变易循环。春天阳气取得主导，所以多旱；秋天阴气取得主导，所以多雨。元有两种。一种是产生天地的开始，即太极；一种是万物之中各自都有的开始，即生命产生的根本。天地之心，就是产生万物的根本；天地之情，就是情状，和鬼神的情状相同。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玩。庄子说：鲦鱼悠闲自在地游来游去，这就是鱼的快乐。这是由尽知自己的性，进而能够尽知万物的性。不只是鱼如此，天下万物都是如此。像庄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通晓万物了。老子是懂得《易》之体的人。无思无为，是神妙而归于专一的境地。圣人凭借这一点洗涤心灵，退藏于幽深隐密之处。太极，是道的极致；太玄，是道的本元；太素，是颜色的根本；太一，是数的开始；太初，是事物的开端；它们最终所成就的都是一。太羹可以调和，玄酒可以漓；那么造化也同样可以调和、可以漓。如果交换处境来对待事物，就没有自我了。诚，是主宰性的本具之物，没有端绪、没有固定方所。伟大啊，留侯，善于把自己的作用隐藏起来。像《素问》《密语》这一类著作，在术数的道理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瞽瞍杀了人，舜把抛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鞋一样。他背负着瞽瞍偷偷逃走，沿着海滨居住一生，欣然快乐而忘却天下。圣人即使面对天下这样大的事，也不能改变天性的亲爱。有人问什么叫作“显诸仁，藏诸用”。回答说：如同日月照临大地、四时运行而成就一年，这就是显现仁；至于它的度数如此运行，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这就是隐藏作用。君子对于《易》，玩味其中的象，玩味其中的数，玩味其中的辞，玩味其中的意。兑是喜悦，其他事情都各有损害，只有朋友之间讲习没有这种损害；喜悦就在这里，所以说到了它的极致。中庸并不是上天降下、大地生出的固定法则，而是揣度万物的道理，衡量人的情性，实行自己所能安处的事情，这才算是得当。元、亨、利、贞的德性，各自都包含吉、凶、悔、吝之事。即使实行合乎德性的行为，如果违背时势，也有可能遭遇凶。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却不把他们视为弑君。正如孟子所说，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是礼；嫂子溺水，就伸手去救，是权。所以孔子既尊崇伯夷、叔齐，也认可汤、武。夷、齐体现的是仁，汤、武体现的是义。然而只有汤、武这样做才可以；若不是汤、武这样的人，这就是篡夺。阴是阳的影子，鬼是人的影子。秦穆公对周有功，能够迁善改过，是诸伯中最为突出的。晋文侯世世勤勉地尊奉周王，护送平王迁都到洛邑，次于秦穆公。齐威公九次会合诸侯，不动用兵车，又次于晋文侯。楚庄王势力强大，又次于齐威公。宋襄公虽然称伯，但力量微弱；他会合诸侯时被楚国擒获，不值得评论。研究《春秋》的人如果不先确定四国的功过，那么对史事就没有统摄和条理，也不能理解圣人的心意。《春秋》所记的时代，有功劳的没有谁超过这四国，有过错的也没有谁超过这四国。所以这四国既是功劳最大的，也是罪过最大的。有人说《春秋》不是讲性命之理的书，这是不对的。至于记载郊祭所用牛的嘴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又死了于是停止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这是借鲁国的事情加以贬责。圣人怎么会容纳个人的私心呢？正因为没有自我。所以这难道不是由性命之理发言吗？又有人说，《春秋》都是根据具体事情来褒贬，难道容许圣人凭空树立个人的私意吗？又说，《春秋》是圣人的笔削，删削裁定而成为天下最公正的书；却不知道圣人为什么能够做到公正。例如根据牛嘴受伤这件事，便知道鲁国过去暗中举行郊祭；根据初次献用六羽，便知道从前暗中使用八佾；根据新建雉门，便知道原来没有雉门。这些都不是圣人有意在其中安排的，所以说《春秋》是穷尽人性的书。《易》这部书，是要使人顺应性命之理，也就是遵循自然。孔子摒弃四种私意而顺从本心，以一理贯通万事，是达到天命之理的人。颜子能够以心斋反复使心境虚静，是好学的人。子贡积累许多知识来求学，反复推测来求道，却不能剖空内心、消除成见，把自身交付给义理，所以不能接受天命。《春秋》遵循自然的义理而不树立私意，所以是一本穷尽人性的书。初爻与上爻相同，但上爻处于亢极之位，不如初爻能够进取。二爻与五爻相同，但二爻是阴而居中，不如五爻是阳而居中。三爻与四爻相同，但三爻处在下卦的上位，不如四爻接近君位。人的尊贵在于兼摄万物；自己看重自己并获得尊贵，所以能够役使万类。探究至理的学问，如果没有至诚，就不能达到至理。《素问》和《阴符》，是战国七国时期的书。把仁显现出来，把作用隐藏起来，孔子是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吗？庄子、荀子这一类人，失误在于好辩。伯夷因为守义而不吃周朝的粮食，直到饥饿将死，也只能成就仁德罢了。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作为老师的人；进一步则与一乡的贤者、天下的贤者交友。认为天下的贤者还不足以满足自己，于是又进一步称述和评论古人，这就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义看得越重，内在越受到重视；利益看得越重，外在越受到重视。能够医治人们能够医治的疾病，不能称作良医。能够医治人们不能医治的疾病，才是天下的良医。能够处理别人所不能处理的事情，才能够做成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人最怕自满；一旦自满，就会停止不前。所以禹不自满。假如因此而成为贤者，即使学习也应当常常觉得自己不足，不可以站在深处旁边便自以为高明。人如果肯用心，一定会有所收获，只是收获有多少不同，智慧和见识有深浅之别。穷究义理之后，才能知道本性；穷尽本性之后，才能知道天命；知道天命之后，才能知道至理。凡是把失去放在得到之前来处置的人，即使得到也不会欢喜。如果把得到放在失去之前来处置，那么一旦失去就很难承受，必然会陷于失意和挫败。人一定要在内心看重自己；内心看重自己，外物就显得轻。如果内心轻视自己，必然看重外物，贪好利益、名声，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天下说自己读书的人不少，真正会读书的人却少。如果获得了天理所带来的真正快乐，还有什么书不能读，什么坚固的疑难不能攻破，什么义理不能精通呢？天时、地理、人事，这三者都不容易知晓。人的资质禀性得自上天，学问则得自人。资质禀性，是从内在发出的；学问，是从外在进入的。由诚而明，是本性；由明而达到诚，是学习。伯夷和柳下惠，各自得到圣人的一个方面。伯夷得到圣人的清，柳下惠得到圣人的和。孔子有时清正，有时和顺；有时出仕行道，有时退处不仕，所以得到圣人的时宜。《太玄》每一卦占九日，剩下的一卦占四日半。用兵的原则，必须等到百姓富足、粮仓充实、府库充盈、军队强盛、名义正当、天时顺利、地利具备，然后才可以出兵。《老子》五千言，大体上都是阐明事物的义理。现在有人登上两座台子，两座台子一样高，就看不出哪一座高；其中一座高起来，才知道另一座低。一国、一家、一个人的道理都是相同的；能够治理自身，就能够治理一家；能够治理一家，就能够治理一国。能够治理一国，就能够治理天下。心是身体的根本，家是国家的根本，国是天下的根本。心能够支配身体；如果心所不愿意，身体还能去做吗？人的精神贵在收藏而加以运用；如果把它炫耀在外，少有不失败的。

译好比锋利的刀刃，物体来到面前便将它割开；如果仗恃刀刃锋利而主动求着去割物，刀和物就都会受伤。言语发自真诚，内心就不劳累而安逸，时间久了人们便会信任他。弄虚作假、任意使用权术，一时或许可以欺骗人，长久下去必然失败。人贵在有德，小人中也有才干的人。所以才干不可以依仗，德行却不可没有。天地、日月，不过是长久存在罢了。所以人应当存心于长远，不可以只看眼前。君子处在田野乡间，就实行田野乡间的事情；居于朝廷，就实行朝廷的事情，所以无论处在哪里都能自得其乐。智谋权术或许能够施用于一时，但终究有穷尽的时候；只有至诚能够与天地一样长久。天地如果可以没有，至诚也可以停止；假如天地不能没有，那么至诚也不会停止。在屋里制造车子，天下都可以通行，是因为车轨和道路相合。如果顺应义理、合乎人情，那么日月照耀的地方都可以通行。汇聚天下的善行，范围就广大；只凭自己的见解行事，范围就狭小。汉代儒者把反经合道看作权变，只是得到了权的一端。权，是用来衡量事物轻重的。圣人行使权变，斟酌事物的轻重而施行，只求合乎时宜罢了；所以拘守中道而不知道权变，仍然属于偏执。王通说，《春秋》体现的是王道的权变；除了王通，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见解。所以，权处在一个人身上，就有一身的权；处在一乡，就有一乡的权；推广到天下，就有天下的权。虽然运用的范围不同，但权变的道理是一样的。弓本来有强弱之分，但是同一张弓由两个人来拉，有力的人认为弓弱，无力的人认为弓强。所以有力的人不应因为自己的力气有余，就认为弓弱。无力的人也不应因为自己的力气不足，就认为弓强；为什么竟然这样不加思考呢？同一张弓并没有强弱之分，只是两个人的力气强弱不同罢了。现在有一杯食物放在面前，两个人都非常饥饿而看见它。如果彼此谦让，就能共同得到食物。如果彼此争夺，就会发生争斗；不只是争斗而已，有时还会谁也得不到食物。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的常情，但知道这一点的人很少；懂得这一点，就知道天下的事情都是如此。先天学以诚为主，至诚可以通达神明；不诚，就不能得到道。良药不可以离手，好的言语不可以离口。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才能长久。学习以人事为最重要；今天的经典，就是古代的人事。除了《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的著作也可以兼治《春秋》。季札的才德接近伯夷；叔向、子产、晏子的才德相当。管仲运用智谋权术，晚年才认识事物的义理；大体说来，他的才力超过常人。五霸，是功劳的首位，也是罪过的魁首。《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劳和过错不能相互遮掩；圣人先褒扬他们的功劳，后来又贬责他们的罪过。所以有罪的人如果有功劳，也一定要记录下来，不能不加以宽恕。新建两座观，“新”字是贬责；责罚的是过去没有建成。起初献上六羽舞，是褒扬；因为过去暗中使用八佾舞。某人从尹师鲁那里学习《春秋》，尹师鲁又从穆伯长那里学习。某人后来又攻击伯长，说：《春秋》没有褒扬，都是贬责。田述古说，孙复也说过，《春秋》有贬责而没有褒扬。回答说：《春秋》时代礼法废弛、君臣失序，其中如果有人还能做一点小善，怎么能不加以抬举呢？何况五霸确实对天下有功，而且五霸固然比不上王道，难道不仍然胜过暗中窃取王权的人吗？怎么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呢！研究《春秋》的人，如果不能辨明名与实，不能判定五霸的功过，就还不能说自己懂得研究《春秋》。先确定五霸的功过，再研究《春秋》，大意就确立了；如果逐件事情去搜求，就会没有头绪。凡是人做学问，失误在于自作主张过多。平王名义上是王，实际上还不如一个国家的诸侯。齐、晋虽然名义上是诸侯，实际上却暗中行使王权；这些都是《春秋》所说的名与实。子贡想要取消告朔时所供的饩羊。羊只是名，礼的道理才是实；名义还存在而实际内容已经亡失，仍然胜过名与实一同亡失。假如保留这个名义，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王者兴起呢？因此还要有所等待。《春秋》是因为君弱臣强而作的，所以称为辨明名分的书。圣人的难处，在于不丧失仁义忠信而成就事业。怎样才能做到？关键在于做到“绝四”。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骑，就是舍弃自己的主张而顺从别人。有人问：“才难”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遇到大事之后，才会看出才干是多么难得。” 问：“为什么唯独说才干？” 回答说：“才干是上天赋予人的良好资质，学习则是用来成就这种才干的。” 问：“古人中有不经过学问却能够建立功业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说学习呢？” 回答说：“周勃、霍光能够成就大事，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所以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人如果没有学问，就不能明察义理；不能明察义理，就会固执而不通达。人有超出常人的才干，必然也有刚强的一面；内在刚强，就足以建立事业、处置患难。如果把这种刚强用在别的方面，反而会成为邪恶，所以孔子说到申枨时，认为他“哪里能算刚强”。既然心中存有欲望，就一定没有真正的刚强。君子通晓的是义，是贤人；小人只通晓利益。义和利都能忘却，只有圣人做得到。君子敬畏义，所以有些事不去做；小人只是根本不敬畏义。圣人一举一动都不越过规矩，哪里还需要害怕义呢？做学问、涵养心性，忧患在于不走正直的道路。除去利益和欲望，走正直的道路，任凭至诚行事，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天地的道只是正直罢了，应当用正直去求取它。如果运用智谋权术，走小路去求取它，就是使天地屈从于自己而顺随人的欲望，不是很困难吗？事情无论大小，都有天道与人事的义理。修养自身属于人事，能否遇合则属于天命。对得失不动心，所以是顺应天意；冒险求取侥幸，是违逆天意。寻求它是人的事，能否得到则是天意。对得失不动心，所以是顺应天意；强行夺取而必求得到，是违逆天理；违逆天理，祸患灾难必然到来。鲁国的两座观楼，以及在郊外举行大禘祭，都是不合礼的。诸侯如果有四时举行的禘祭，把它作为常祭还可以；至于五年举行一次的大禘，则不可以实行。仲弓可以让他面向南方居位，也可以让他参与政事。谁能出门而不经过门户呢？门户，就是道路。没有不经过道路而能够成功的。不经过门户，就像从锁孔、孔隙一类地方出去。多听闻，还要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即使听闻很多，也一定要选择好的来遵从。多观察而加以记识。所谓“识”，就是辨别；即使见闻很多，也一定要有所辨别。落下闳改颛帝历为太初历，子云依准太初历而作《太玄》。总共有八十一卦，九分合为二卦；大体上五一间隔一个四一，细分则四分半相当于一卦。气从中心开始，所以以中卦为首。“元亨利贞”是变化运行而没有常态，这是天道的变化。吉、凶、悔、吝，是变化运行而没有定局，这是人道的应验。一阴一阳的变化，就叫作道。道没有声音、没有形体，无法直接看见，所以借用道路的“道”来命名。人要有所行动，就一定要经过道路。一阴一阳，是天地运行的道；万物由此产生，也由此成就。显现在仁德之中的，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功绩，因此人可以看见。至于用来造化万物的根本，人却无法看见，这就是把作用隐藏起来。

译十干属于天，十二支属于地，干支相配，体现天地的作用。《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二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从《乾》《坤》到《坎》《离》，讲的是天道。从《咸》《恒》到《既济》《未济》，讲的是人事。人的谋划，是人的谋划；鬼神的谋划，是天的谋划；天与人共同谋划而都认为可以，事情就能成功而吉祥。随着时势变化而变通，以便利天下的事情，却不失礼的大原则。随着时势变化而变通，以顺应天下的道理，却不失义的大权衡，这就是君子的道。关于五星的学说，始于甘公、石公。人的智慧增强，事物的智慧就减弱。庄子撰写《盗跖》篇，是为了说明极端的恶，即使圣贤也不能教化他；这是因为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都不会改变。鲁国的一个儒者，指的是孔子。天下的事情，开始时即使过于厚重，最终还会变得轻薄；开始时即使过于厚实，最终还会变得单薄。何况一开始就轻、一开始就薄的呢？所以，很少有失于过重的，多数是失于过轻；很少有失于过厚的，多数是失于过薄。因此君子不担心过于厚重，常常担心过于轻薄；不担心过于厚实，常常担心过于单薄。庄子讲《齐物论》仍未免有比较计较；有比较计较就会争论，有争论就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和谐。无思无为，是神妙而专一的境地；圣人以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深隐秘之处。面对仁义，即使是老师也不谦让，这是推进仁道的方法。秦穆公讨伐郑国失败后，有悔过并自我警戒发誓的话。这不只是霸者的事情，已经接近王道了；能够悔过，就不会有过失。这就是圣人把它记载在《春秋》末尾的原因。刘绚问什么叫无为。回答说：时机恰当了才说话，别人就不厌烦他说的话。感到快乐了才笑，别人就不厌烦他的笑。合乎义了才取用，别人就不厌烦他的取用，这就叫作无为。文中子说：容易欢乐的人一定多有悲哀，轻易施舍的人一定喜欢夺取。有人说：天下人都争夺利益、抛弃道义，我独自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文中子说：舍弃他们所争夺的，取得他们所抛弃的，不也是君子吗？像这一类，是讲理义的话；内心和外在行为的区别，早就已经确定了。像这一类，是讲造化的话。庄子的气势豪迈，像《吕梁》故事那样，是言论达到极致的表现。《盗跖》说的是事情有时实在无可奈何，即使圣人也无法改变。《渔父》说的是事情不能强行去做，即使圣人也不能强行去做。这些话说明有为与无为的道理：顺应道理就是无为，强行作为就是有为。金属要经过百次锻炼才会精纯，人也是这样。佛氏抛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难道是自然的道理吗？所谓志向在于道，概括地说，“志”，就是潜心于此的意思。“德”，就是自身有所获得；因为它有形，所以有所凭据。德以仁为主，所以说“依”。庄子说：厨师即使不管理厨房，尸祝也不能越过酒樽和俎豆去替他做事。这就是君子思虑不超出自己职位、安于本位而行事的意义。晋国的狐射姑杀了阳处父，《春秋》记载为“晋杀其大夫阳处父”。这是因为上位者泄露了言语；君主不谨慎保密，就会失去臣下，所以记作国家杀死了他。人得到中和之气，刚与柔就会均衡。阳气多，就偏于刚；阴气多，就偏于柔。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情形吧？圣人懂得天下万物的道理，并用一个根本原则把它们贯通起来。以尊贵者面对卑下者叫作“临”，从上面观察下面叫作“观”。不凭空猜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以自我为中心。合起来说就是一，分开来说就是二。合起来说就是二，分开来说就是四；开始于有意，完成于有我。有了主观意向，然后才有必然之见；“必”产生于“意”。有了固执，然后才有自我；“我”产生于“固”。一有主观意向，内心就会预先设定；一有固执，就不能随事变化而形成自我成见。只靠记诵问答得来的学问，还不足以用来成就事业。学习在于不停止，所以王通说：直到终身结束才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