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集説卷十七
末见之，否则于他篇附之。故虽未必尽如其所谓以从简便之说，而其于记文亦皆包括而无所遗也。然以记者之意攷之，则亦不爲无少异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説耳。若亦用此法，则其所遗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旧贯之爲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爲也。鲁人所谓「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尔。夫岂敢有求异之心哉！且夫《易》之爲书也，更四圣而后成。伏羲画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辞，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辞。其始也，四圣之书或前或后，各居一处，不相杂也。后世学者乃各分而合。之以从简便，及至朱子，复厘正之，以复古经之旧。夫文言与彖象之辞，可以附于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犹且正之，盖不欲其相杂也，而况此记之文，有不可尽入于本篇每条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则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冝矣，又何足怪焉？大徳辛丑仲秋望日，长乐敖继公书。
译末尾未见其文，否则在其他篇章中附录它。因此，虽然未必完全按照那种主张从简的说法，但其中对于《记》文的记载也都包含在内，没有遗漏。然而，根据记录者的本意来考察，也并不是没有少许差异。我所撰写的，只是十七篇的集说罢了。如果也采用这种方法，那么所遗漏的内容不是就太多了吗？所以，不如保持原有的编排更为妥当，而不敢效仿朱子《通解》的做法。鲁国人所说的“以我的不可，去学柳下惠的可”，我是有所取法的。哪里敢有追求不同的心思呢！况且《易经》这本书，经过四位圣人之后才完成。伏羲画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辞，孔子作《文言》、《彖》、《象》的辞。起初，四位圣人的著作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各自独立，互不混杂。后世的学者于是各自分开又合并它们，以追求简便，等到朱子时，又加以厘正，以恢复古经的原貌。《文言》与《彖》《象》的辞，可以附在每一卦每一爻之下的，朱子尚且加以纠正，大概是不想让它们混杂，何况这些《记》文的文字，有不能完全放入本篇每条之下的呢？由此说来，我不敢采用《通解》的方法，也是适宜的，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大德辛丑年仲秋望日，长乐敖继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