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题《何楷诗经世本古义》

明代何楷，福建人，著《诗经世本古义》共二十八卷，依照时代先后排序，命名为《世本古义》，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等篇为首，以《曹风》《下泉》殿后。统计三代有诗歌的时代，始于夏少康，终于周敬王，共二十八位君王，因此配合二十八星宿，各自作为序目。虽然他的书在名物训诂考证方面详尽明白，但推敲字句，牵强附会史传，强行附会姓名时代，将“舒窈绍兮”解释为夏征舒，将“硕鼠”解释为魏寿余，又将《草虫》当作《南陔》，《菁莪》当作《由仪》，《缗蛮》当作《崇邱》，穿凿附会，不可胜数。况且对于孔子删定的三百篇，敢于任意颠倒，不遵循古训，妄自兴起异议，实在是索解行怪之徒，不可作为准则，只可供考证之用，正应当束之高阁罢了。

不遵循孔子删诗的顺序，世间流传的经书自出新奇，割裂雅风，遗忘偏差，排列星宿巧妙，符合何楷的规范却失去了法则，何之谓撰，造成乖谬，言辞可惜，功夫白费，束之高阁，正合于此。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诗经世本古义》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诗经世本古义》共二十八卷，明代何楷著，何楷有《古周易订诂》已著录。他论诗专门主张孟子知人论世的宗旨，依照时代先后排序，所以命名为《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的时代，以《公刘》《七月》《大田》《脯田》等篇为首，终于周敬王的时代，以《曹风》《下泉》的诗篇殿后。统计三代有诗歌的时代共二十八位君王，各自在前面作为序目，又在卷末仿照《序卦传》的例子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著明论列的意图。考察《诗序》的传承最为古老，已经不能全部得知作者的姓名，所以郑氏《诗谱》多有缺失。三家所述，如《关雎》出自毕公，《离》出自伯封等，模糊无据，儒者尚且怀疑而不传。何楷却在三千年后推敲字句，牵合史传，以此确定姓名时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懮受兮”的文字，就指认为夏征舒，这还有一字相近之处。《硕鼠》一诗毫无指实，却指认为《左传》中的魏寿余，这是谁看见的，谁传说的？将《大田》当作豳雅，《丰年》《良耜》当作豳颂，就归属于公刘的时代，这还有先儒的旧说。将《草虫》当作《南陔》，将《菁菁者莪》当作《由仪》，将《缗蛮》当作《崇邱》，是谁传说的，谁接受的？大惑不解，说的就是何楷吧。然而何楷学问博通，引证丰富，凡是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尽明白，典据精审，实在不是宋代以来诸儒所能比及的。譬如搜罗七宝，制造一个不合规矩的巨大器物，虽然百无所用，但毁掉它来取材料，那么火齐木难，片片都是珍物。百余年来人人讥讽他的书，但最终不能废弃他的书，就是这个缘故。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诗经世本古义》序

往昔孔子教化天下，道理不外乎六经，而礼乐是王者之事。当世必定各自有成书，如《周礼》《仪礼》等，不容以意为之损益。他所亲手确定的，只有《易》《书》《诗》《春秋》四种。《易》衍生十翼，《春秋》修订旧史，都是述说而有创作。至于《书》《诗》，只是以取舍见义罢了。《易》《春秋》作为书，一个阐明道理，一个记载事迹，各自并行。而《书》《诗》则兼有礼乐。因此《易》是体，《春秋》是用，垂示《书》《诗》以体现礼乐，圣人治世的痕迹，所以在体用之间流露出来。然而从道理来说，礼乐仍与《易》为一体，有本末之分。从事迹来说，《书》《诗》又与《春秋》为一道，有升降之别。不明白这一点，也没有能读书诵诗的。以《书》为兼有礼乐，与《春秋》相比，人们尚且相信。至于《诗》，只用“道性情”一句话概括就足够了，将安取此？唉！诗教失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诗》在《书》中，不过是各种制度之一，如《五子之歌》就是。各种制度各自因一事而作，适宜不能多，而《诗》则上播于声律，下形于讽咏，无处不有，无人不可以作。诗在孔子时代，古诗存留的有三千多首，也算多了。而所删存下来的仅仅只有这些，其所以存留的，必有缘故。由于其所从来不同，所以在一体中自以风、雅、颂作为区别。然而也必定都是因一事而作，那么其时代本来就可以知道。夏商两代的文献都不充足了，宋还存有商颂五篇，杞国一篇也没有。只有周室先祖的诗藏在故府，幸好没有散失。圣人认为这是两代文献尚存的，所以取《公刘》《

译《豳》等诗篇接续在《五子之歌》之后，选取歌颂王季、文王的诗篇来扩充商代颂诗的遗存，对于夏商两代来说，文治武功可谓昌盛美好。《尚书》记载截止于周穆王，《春秋》始于周平王，中间厉王、宣王、幽王三位君王时期，都是周王室重大变革的时期，但他们的史迹却模糊不清。如果不依靠《诗经》，又能到哪里去考证呢？所以《诗经》是连接《尚书》与《春秋》之间空白的纽带。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随之消亡，《诗》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历代儒者推测，都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如今根据世系来考察，《诗》消亡于《下泉》篇，正当周敬王时期，《春秋》的创作恰好有感于那个时代。大概到了这时周朝不再复兴了，平王东迁洛邑，敬王迁都下都，局势越来越衰落，圣人因此搁笔而自我废弃。圣人删定《尚书》时，心中还认为周王不够完美。说：一定要像上古帝王那样才可以。删定《诗经》则达不到上古帝王的境界，但其主要旨意所在，只是殷切期望中兴。说：谁能像夏朝的少康、殷朝的盘庚和武丁那样呢？所以在夏商两代的诗中，只选取这三位君主的时代。这尤其足以体现《春秋》假托始于周平王的用意。至于典章制度、文物礼乐、声音仪容等盛况，散见于《诗经》中，条理清晰完备，细微之处没有遗漏，繁杂之处没有混乱。对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没有不相符合的。如果有王者兴起，只需举出并施行这些即可。这又是圣人借《诗经》来保存礼乐。大概从前孔子雅言《诗》《书》，践行礼制却不及音乐。后来又说：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却不及《书》。明白举《诗》足以兼摄《书》，犹如举礼足以兼摄乐。他谈论《诗》《书》常在礼乐之前，是因为礼乐从《诗》《书》中汲取就足够了。后世儒者看待《诗》太肤浅，探求《诗》太容易，何不思考圣人广泛搜集、简约选取，著录为经典，与《易》《书》《春秋》一同流传后世，其立教应当多么精严，怎么能轻易用民间歌谣、文人词曲来类比呢？我解说《诗》，方法不止一种，先顺着文字墨迹来研究其义理，再验证于其他经典以求其确证，接着考证山川谱系以搜集其实证，接着探寻鸟兽草木以通达其意旨，接着订正字形声韵以纠正其错误，接着杂引赋诗篇章以穷尽其变化。各种说法兼收并蓄，诗中关于时代、人物、礼制、音乐的内容，都一一显现出来。于是欣喜于斯文在此，赞叹绝学没有失传。当我深思不解时，寝食都忘了，疑惑即将解开，心神如同被开导。也历时七年，手不停翻，这已经够勤奋了。书成之后，完全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命名为《世本古义》，以伸张孟子诵诗论世的旨意。全书共二十八卷，与《诗经》篇目相配，每篇仿照古序体例，重新制定小引置于篇前。那些义理尚未完备的，则附在章句之后，想让读者了解其始末，有所考证借鉴。挂一漏万的毛病，知道不能避免，纠正谬误、拾遗补阙，等待后来的贤者。崇祯十四年，岁次辛巳，夏四月丁卯，古闽何楷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世本古义卷首

明代 何楷 撰

原引

古文“诗”字写作“志”（由“言”和“之”组成），心中有所向往，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是“诗”的含义。《说文解字》说：“诗，就是志。志通过言语抒发出来。”《释名》说：“诗，就是‘之’。是心志所向往的地方。”《诗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班固说：“诵读其言语称为诗，咏唱其诗篇称为歌。”太师采集这些诗歌。《食货志》说：“孟春之月，聚居的人将要分散，行人摇动木铎在路上巡行，以采集诗歌献给太师，太师协调其音律，上报给天子。”《礼记》说：“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文中子》说：“薛收问：‘现在的百姓为什么没有诗？’孔子说：‘诗，是百姓的情性。情性会消失吗？不是百姓没有诗，而是掌管诗歌的人的罪过。’”陈傅良说：“春秋时期的衰败，是因为礼制废弛；秦朝的灭亡，是因为诗歌废弛。我曾观察过，诗歌涉及刑罚政令的苛酷、赋税徭役的重负、天子诸侯朝廷的威严，以及后妃夫妇床笫之间的隐秘。圣人作诗，让天下的平民百姓都能向上陈述意见，似乎会开启天下人轻视君主的心。然而屡次劝谏而不醒悟，公开杀戮而不收敛，大家互相扶持想要离开却又不忍心。所以商汤周武兴起时，百姓急切却不敢离开；周朝衰败时，百姓悲哀却不敢离去。这是因为他们压抑的情绪得以舒缓，而绝望的念头没有积蓄。唉！诗歌不敢创作，天下的怨恨达到极点，最终无法承受，共同起事而灭亡了秦朝。秦朝灭亡后大家才感到痛快，于是开始有了平民百姓决定天下存亡的权力。唉！春秋时期的衰败，是因为礼制废弛；秦朝灭亡，是因为诗歌废弛。我本来就知道公卿大夫的祸患来得快，而小民的祸患来得慢但后果严重。而诗歌，正是用来维持君臣之道的，它的功用很深啊。”区分诗歌的优劣，以辅助教化。《诗序》说：“纠正得失，感动天地，感通神明，没有比诗更近的了。先王用诗来端正夫妇关系，成就孝敬之道，厚植人伦道德，美化教化，移风易俗。”朱熹说：“诗，是人心感受外物而通过言语表达出来的余绪。心所感受的有邪正之分，所以言语所表达的有是非之别。只有圣人在上位，他所感受的无不纯正，而他的言语都足以作为教化。如果感受杂乱，所发出的言语不能没有需要选择的地方，那么在位的人必定思考自我反省的方法，并借此进行劝诫和惩戒，这也是作为教化的方式。”在取舍之间，官员实际上是在执政，所以将“志”改为“诗”并施加于“寺”。古文“诗”字右边是“之”，今文“诗”字右边是“寺”。“寺”，是有法度的朝廷。《说文解字》说：“寺，就是廷。是有法度的地方。”有人说：“寺”的意思是“侍”。《周礼·天官·寺人》注说：“寺，意思是侍。”《诗经·寺人孟子》疏说：“说‘寺’，是想取亲近侍奉的意思。”取其可以侍奉君主的意思。《虞书》中舜说：“我想听到六律五声八音在治理和怠慢中，以出纳五言，你听。”《左传》说：“盲人诵诗进谏，这就是用诗侍奉君主的含义。”又孔颖达说：“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曰：‘诗负之’，注谓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曰：‘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雾》说：‘诗者，持也。’那么诗有三个训释：承也，志也，持也。作者秉承君主志意的善恶，陈述自己的志意而作诗，作诗是为了持守人的行为使其不失误，所以一个名字而有三个训释。现在按：言志为诗，本来就是本训，再取‘持’的意思，已经属于迂远。至于《内则》‘诗负之’的说法，只是因‘诗’与‘持’相近而误，应当通作‘持’，强行训释为‘承’，支离破碎得很厉害。”上古质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直到舜命令夔，诗的名称才显现。郑玄《诗谱序》说：“诗的兴起，确实不在上古帝王时代，大庭、轩辕，直到高辛，那个时代有没有诗，典籍也没有记载。”《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诗。”那么诗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孔颖达说：“哀乐的产生，源于自然，喜怒的开端，不是人为的缘故，所以燕雀有啁啾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那么诗的道理先于开辟，诗的踪迹随着时运而转移。上古道质朴，所以讽喻的情意少；中古政事繁杂，所以讴歌的道理迫切。唐虞时代才见到诗的初始，伏羲轩辕时代无法测知其起始。又说：“上古之时，只有讴歌吟呼，即使有土鼓苇籥，必定没有文字雅颂之声。所以伏羲作瑟，女娲作笙簧，以及蒉桴土鼓，必定不因诗而咏唱。这样看来，当时虽然有乐舞，或许没有诗。”等到孔子时代，古诗留存下来的有三千多篇，于是去掉其繁复，选取那些止于礼义的，仅得到十分之一。司马迁说：“古时候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于礼义的，上采契和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下至幽厉之缺，始于床笫之间，所以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都为之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从此可以叙述，以完备王道，成就六艺。”朱熹说：“过去周朝兴盛时，上自郊庙朝廷，下至乡党闾巷，其言语纯粹

译没有不出于正道的。圣人本来就已经协调了声律，将其用于乡人，用于邦国，以教化天下。至于各国的诗歌，天子巡守时，也必定陈列观看，以施行黜陟的典制。从周昭王、周穆王之后，逐渐衰败，到了东迁之后，就废弃不再讲习了。孔子生在那个时代，既然没有获得官位，无法施行劝善惩恶、黜陟的政令，于是特别举出这些典籍来讨论，去掉重复的，纠正纷乱的，那些善的不足以作为法度、恶的不足以作为警戒的，就删削去掉，以追求简约，示现久远。程子说：“虞朝的君臣互相赓续唱和，记载在《尚书》中。夏、殷时代，虽然有创作的人，但流传下来的很少。到了周朝，世道更加文饰，人的怨恨喜乐必定表现在言语中，政事的善恶必定见于讽刺赞美。到了孔子的时代，所流传的已经很多了。孔子删减它们，得到三百篇，都止于礼义，可以垂范后世、建立教化。古代的人年幼时听到歌颂的声音，长大后懂得讽刺赞美的含义，所以人的学问由《诗》而兴起。后世的老师宿儒尚且不知道《诗》的含义，后学怎么能兴起呢？”著作为经典【王应麟说：“虞、夏二帝时代，乐工通过纳言，按时宣扬，将其施用于学校以教导士人，与礼、乐、书相参，称为四术。到了孔子才开始删取，著作为经典。”】多么伟大啊【《韩诗外传》说：子夏读完《诗》后，孔子问他说：‘你现在也可以谈论《诗》了。’子夏回答说：‘《诗》对于世事，明亮得像日月的光辉，清晰得像星辰的排列，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学生不敢忘记。即使住在蓬草门户之中，弹琴吟咏先王的风范，有人也乐于听，无人也乐于听，也可以发愤忘食了。’《诗》说：‘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水洋洋可以疗饥。’孔子突然改变脸色说：‘唉！你才可以谈论《诗》了。然而你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内在。’颜渊说：‘表面已经看到了，内在还有什么呢？’孔子说：‘窥其门而不入其中，怎么知道奥妙的藏身处呢？然而藏身又并不难，我常全心全意进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冷清清地这样，既已站立就罢了，不能看到内在。’大概是指精微的防备。”《论语》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又说：“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社会，可以合群，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又说：“不学习《诗》就无法说话。”又说：“背诵《诗》三百篇，授予他政事却不能通达，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背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及门的学生中能谈论《诗》的，只有子夏、子贡两位贤人曾经得到许可【《论语》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子夏，现在可以和他谈论《诗》了。”又说：“子贡啊，现在可以和他谈论《诗》了，告诉他过去的事而能知道未来的事。”】其后孟子解说《诗》最为精妙【孟子说：“所以解说《诗》的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为词句而损害意志，以心意去推求意志，这才是正确的。”】秦朝焚烧毁灭文章，而《诗》因为流传在讽诵之中得以保全【班固说：“孔子纯粹选取周诗，上取殷诗，下取鲁诗，共三百五篇，遭遇秦朝而得以保全，是因为它靠讽诵流传，不仅仅在竹帛上。”按《周礼》太师教导六诗：叫风，叫赋，叫比，叫兴，叫雅，叫颂，以六德为根本，以六律为音律。瞽蒙掌管九德六诗的歌，以辅助太师。《论语》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乐律，雅、颂各得其所。”又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结束，洋洋乎充满耳朵啊。”《乐记》子贡见师乙而问他说：“我听说声歌各有适宜，像我这样的人适宜唱什么歌呢？”师乙说：“宽厚而安静，柔和而端正的人适宜歌颂；广大而安静，疏达而诚信的人适宜唱大雅；节俭而好礼的人适宜唱小雅；正直而安静，廉洁而谦逊的人适宜唱风。”】汉朝兴起有鲁、齐、燕三家之学，都列为学官【司马迁说：“在鲁国谈论《诗》的是申培公，在齐国的是辕固生，在燕国的是韩太傅。”班固说：“鲁国的申公为《诗》作训故，而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生都为之作传。按鲁诗弟子显赫的是孔安国、韦玄成、王式、龚遂；齐诗弟子显赫的是萧望之、匡衡、翼奉、师丹；韩国生就是韩太傅名婴。”】鲁诗最先显赫【当汉高祖经过鲁地时，申公以弟子身份跟随老师入见鲁地，南宫韩婴为孝文帝时的博士，辕固为孝景帝时的博士】齐诗最先亡佚【《隋书·经籍志》说：“齐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然存在但没有传人。按现在韩诗所流传的只有外传十卷。”】鲁诗出于浮丘伯，浮丘伯是荀卿的门人，齐、燕不知道从哪里受学，而韩氏的学说乃自谓其《诗》不如《易》深【班固《艺文志》说：“韩婴推求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他的言语颇与齐鲁之间不同然而归于一体。孝宣帝时涿郡韩生以《易》被征召，说：‘曾经受学韩诗，不如韩氏的《易》深。’”】孟坚评述三家唯独赞许鲁诗为接近本义【班固说：“齐、燕、鲁或取《春秋》采杂说，都不是它们的本义，不得已鲁诗最为接近本义。”】最后毛公《诗》出，称得传于子夏，不与三家同，以授毛苌，然而其本也出于荀卿【毛公名亨，有人说他是鲁人，有人说他是河间人。序录徐整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

译子夏传授给薛仓，薛仓传授给帛妙，帛妙传授给河间的大毛公。陆玑说：子夏传授给鲁人曾申，曾申传授给魏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孙卿（荀子），孙卿传授给鲁人大毛公。《初学记》说：荀卿传授给鲁国人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传授给赵国人毛苌，当时的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诗序》流传到卫敬仲，有序文流传于世。《后汉书·儒林传》说：卫宏字敬仲，东海人。起初，九江谢曼卿精通《毛诗》，卫宏跟随他学习，作《毛诗序》，善于把握《风》《雅》的宗旨，至今流传于世。郑樵说：汉朝兴起时，有齐、鲁、韩、毛四家《诗》，《毛诗》原本没有序，只有《韩诗》带着序流传于世，《齐诗》没有序，《鲁诗》的序有无不可知。《诗》的序大概与现在的序不同，《韩诗》因为有序而更加显明，汉代儒生多推崇它，如司马迁、扬雄、范晔等人，都认为《二南》作于周朝衰微之时，这是韩学的观点。《毛诗》直到卫宏为之作序，郑玄为之作注，毛序之学才盛行，这又是韩学所不敢企及的。有人认为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这种说法不对。序有郑玄的注而没有郑玄的笺，说明它不是子夏所作是显而易见的；毛公对于《诗》只是作了传，没有作序也是显而易见的。又有人说大序作于圣人，小序作于卫宏，说小序作于卫宏是对的，说大序作于圣人是错的。篇名的大字大概出于当时采诗的太师所题写，而题下的小序则是卫宏从谢曼卿那里接受师说而作的。又有人说序的文辞委曲详尽、明白透彻，不是卫宏所能写出的。回答说：假如卫宏凭空捏造，即使是孔子也不能做到；假如卫宏是诵读师说来作的，那么即使是卫宏也绰绰有余了。大概毛氏之《诗》历代讲师的说法，到卫宏时全部加以整理编排。现在看卫宏的序，有专门选取其他书籍文字多达数句的，有杂取各家说法而辞意不坚决的，有委曲婉转依附经文以成就其义的。卫宏的序作于东汉，所以汉代文字没有引用《诗序》的，只有黄初四年，有曹丕“远君子近小人”的话，大概魏朝在汉朝之后，卫宏的序到这时才开始流行。朱熹说：“《儒林传》认为卫宏作《毛诗序》，但郑玄的序又说各序原本合为一编，毛公才分开置于各篇之首，那么在毛公之前其流传已久，卫宏只是增广润色罢了。”程大昌说：“古序与大序，现在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但有可考证的。凡是《诗》开头两句话，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称为小序的，是古序。两句话以外续写申述的，世人称为大序的，是卫宏的话。现在这续序指事喻意，凡是《左传》《国语》曾经记载的，就深切显明，历历在目。如果这两本书没有说，而古诗又没有明证，那么只能和附诗词顺畅其意，没有一个序能明确指出其人其事。这又可以看出序的起源，不是亲身生活在作诗的时代，目击赋诗的事情，自然可以审定无疑。那么说续序是卫宏所作，确实是实录了。”郑康成遵循阐发毛公的义理，特意为之作笺。郑樵说：“笺”这个词，是魏晋间用来向皇太子、诸王致辞的，郑玄以君师之礼对待毛公，所以特称笺。郑玄又申明毛公的义理，以驳难三家《诗》，三家《诗》于是废弃了。吕祖谦说：《左氏》所引《诗》多与毛氏相合。欧阳修说：毛氏序与孟子说《诗》多相合。郑玄又著有《诗谱》。《谱序》说：夷王、厉王以上年数不明，太史年表从共和开始，历经宣王、幽王、平王而得到《春秋》的次第，以此建立此谱。想要知道源流清浊所在，就顺着上下审视；想要知道风化芳臭气泽所及，就横向观察，这是《诗》的大纲。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用力则少，用思则寡，那些君子大概也乐于此吧？此后谈论《诗》的人，不超出以毛、郑为宗。到了宋代诸儒，偶尔使用自己的意见，有所发明，而朱熹《集传》多不取小序及毛、郑之说，他的书简明直截容易理解，读者觉得方便，于是古学更加衰微。近世又有伪造《鲁诗》而托名子贡传授的，意图与毛传并行，但拾取浅陋，有见识的人讥笑他。我家世代传授《诗》（先曾祖父志齐府君讳良，号绍处士；先祖父印海府君讳湛，任郡别驾）。先君（即印海府君）每次举出孟子“论世”的方法（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要论述他所处的时代），认为这是诗学的要领，说如果不能论述他的时代以了解这个人，就不能知道他的诗是从哪里产生的；不能知道他的诗是从哪里产生的，那么用来解释的话都是梦呓罢了。又引用文中子“圣人述史三焉”的说法（文中子对薛收说：从前圣人叙述历史有三方面，他叙述《书》，帝王的制度完备，所以搜索都能获得；他叙述《诗》，兴废的原因显明，所以探究都能得到；他叙述《春秋》，邪正的踪迹清楚，所以考察都能恰当），说《书》、《诗》、《春秋》原本首尾相连，《诗》就是史。小子我接受并记住这些，不自量力，广泛查考努力探求，积以岁月，才写成《诗经世本古义》一书（按：古代有《世本》十五篇，司马迁采用《世本》作《史记》；刘向说：《世本》是古代史官通晓古事者所记录，记载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的系谥、名号；又皇甫谧、颜之推都认为《世本》是左丘明所书，现在不传。所以家父借用其名，又加上“古

译在下方加上“义”二字，是为了以示区别。每篇各自撰写小引，用以标识其时代。统计三代有《诗》的时代，共有二十八位君王。这些内容都有依据，也有很多前人未曾阐发的见解，不敢说比前贤高明，只是聊以继承先人的志向罢了。至于训诂方面，郑玄和孔颖达的功劳，绝对不可抹杀。古诗有云：“读诗不到康成处，不敢高声论圣贤。”在督促进修方面，朱熹的言论，深得其中要领。朱熹说：“《诗》作为经典，人事在下贯通，天道在上完备，没有不具备的道理。学习它应当如何呢？回答说：以《周南》《召南》为根本，来探求其开端；参酌《列国》之风，来穷尽其变化；以《雅》来端正规范，来扩大其格局；以《颂》来调和，来归结其止境。这是学习《诗》的大纲。于是用章句来统领它，用训诂来记录它，用讽咏来弘扬它，用涵泳来体悟它，在情性隐微之处加以考察，在言行枢机之初加以审察，那么修身齐家、平治天下的道理，也就不必另求，而能在这里得到了。”尊崇所听闻的，践行所知晓的。愿意与诵读《诗》的人共同勉励。郑夹漈有言：“善于观察《诗》的人，应当推究诗外的意旨，如孔子、子思；善于论述《诗》的人，应当通达诗中的道理，如子贡；善于学习《诗》的人，应当取一两句作为立身的根本，如子路、南容。”这就是读《诗》的方法，我虽然不聪明，请终身诵读它。

译附录

论十五国风

朱子说：“国，是诸侯受封的疆域；风，是反映民俗歌谣的诗篇。”共有十五国风，其排列先后次序，流传的说法也各不相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郑、齐、豳、秦、桧、唐、陈、曹，这是周代太师乐歌的次序。周、召、邶、鄘、衛、王、郑、齊、桧、唐、秦、陈、桧、曹、豸，这是毛氏《诗诂训传》的次序。周、召、邶、鄘、卫、檜、郑、齐、桧、唐、秦、陈、曹、豳、王、这是郑玄《诗谱》的次序。周、南、召、南、邶、�、卫、王、齐、桧、唐、曹、郐、郑、陈、齐、豳，这是子贡传授、申培解说中的次序。周乐次序，是在孔子删定《诗经》之前；子贡、申培的书是新出的，近世郑玄的《诗谱》，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排列先后，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先儒相传，一概依照毛传，其间虽有推测，也值得观看，但未必符合圣人的本意。至于《诗经》中名为“风”的原因，有三个含义：第一，与土地相关。天有八风来宣导其气，人依靠五方土地来赋予其体质，所以五方有不同的性情，百里之内风俗各异。善良的人纠正偏差而归于中正，不善的人顺从流习而不知停止。《礼记》说：“郑国的音乐喜好泛滥，使人心志淫邪；卫国的音乐急促细碎，使人心志烦乱；齐国的音乐傲慢偏激，使人心志骄横。”可见列国的音乐也不同。天子巡狩时，列国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源于上位者。风俗不同，习尚各异，而上位者亲身率先垂范，善恶政教的好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这种风气感动于人，就像风吹动万物、渗入万物一样，于是雅俗乖和、哀乐淫思的效果，都体现在谣咏之中而形成风气。《大序》说：“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人的根本，称为风。”古代太师陈列诗歌，天子亲自到明堂临视考察政治，大概就是因为重视这个原因。第三，辨别体裁。列国的风化不齐，声气虽然不类，但体裁则是一致的。所以风的体裁轻扬和婉，寄托于物而不执着于物，指陈事理而不滞泥于事，意义虽然寓于音律之间，意趣却常超越言辞之外。《大序》所说：“上位者用风化下位者，下位者用风讽谏上位者，注重文采而委婉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足以警戒。”所以说“风”。又《史记》说：“《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风。”《乐记》说：“正直而宁静、廉洁而谦让的人，适宜歌咏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乐，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召南》，他说：“美好啊！开始奠定基业了，但还未完成。然而勤勉而不怨恨。”为他歌唱《邶》《鄘》《卫》，他说：“美好啊！深沉而忧虑，却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就是卫风吧？”为他歌唱《王》，他说：“美好啊，思念而不恐惧，大概是周室东迁时的情况吧？”为他歌唱《郑》，他说：“美好啊，但过于细碎，百姓难以忍受，这大概是先亡的国家吧？”为他歌唱《齐》，他说：“美好啊，泱泱乎是大风啊，作为东海表率的，大概是太公吧？这个国家不可限量。”为他歌唱《豳》，他说：“美好啊，荡荡乎，快乐而不淫邪，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情况吧？”为他歌唱《秦》，他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能容纳夏声就广大，广大到了极点，大概是周朝的旧地吧？”为他歌唱《魏》，他说：“美好啊，沨沨乎，宏大而委婉，节俭而易行，以德行辅助，这就是明主。”为他歌唱《唐》，他说：“思虑深远啊，大概有陶唐氏的遗民吧？不然，为什么忧虑得这么长远？如果不是美德的后代，谁能这样？”为他歌唱《陈》，他说：“国家没有君主，怎么能长久呢？”从《郐》以下就不加评论了。朱子引用旧说，二南是正风，所以用于闺门、乡党、邦国来教化天下。十三国是变风，也统领在乐官手中，按时保存演习，以备观省而垂示鉴戒。然而仅仅止于十五国，为什么呢？周朝衰微，诗篇散佚，删订只到此为止，用十五国来概括天下的风俗，大概可以看出端倪了。《诗序》说：国史明白得失的痕迹，哀伤人伦的废弛，哀叹刑政的苛酷，吟咏性情以讽谏上位者，通达事变而怀念旧俗。所以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民之性，止乎先王之泽。文中子说：列国之风，深深地巩固其人，笃实地说：我的君主不最终求我，上下相安吗？等到变化时，劳苦而散其人，大概是哀伤君恩淡薄，而不敢怨恨，说：还是我的君主，我能逃避吗？怎敢怨恨？所以说：三代之末，尚有仁义存在。为什么在雅颂之前呢？邓元锡说：风自下而起，所以诗没有比风更先的，家人风所自出，所以风没有比闺门更大的。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称为雅。雅也是风，是同风之道。颂者，赞美盛德，告成功于神明。风者，是神明之道。明白风，而三经三纬的纲纪都通达明白了。陈际泰说：国有风而天下无风，风是立于外而观察的，因此命名。有人说晋俗俭，吴俗佻，楚俗慓，没听说过有说天下之俗或俭或佻或慓的，天下未曾外于此而合

译如果把它们归为一类，那么它们的途径就混杂了，既然不能专门指定一个名称来称呼它们，而且它们都位于天下的中心。又有谁能从它们的外部来观察，并因此给它们命名呢？所以想要给天下的风俗命名的人，必定是与自己不同的，并且站在其外部的人。所以殷商站在夏朝的外部，就说夏朝崇尚忠诚；周朝站在殷商的外部，就说商朝崇尚质朴；后世站在周朝的外部，就说周朝崇尚文饰；而中原地区站在蛮夷的外部，就说蛮夷的习俗崇尚壮年而轻视老人。为什么呢？因为用专门指定的、从外部命名的趋势，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诸侯的诗歌命名为“风”，而天子的诗歌命名为“雅”和“颂”。然而《周颂》深沉而奥妙，周朝的政事喜好崇尚就体现在其中；《鲁颂》顺从而放纵，鲁国的政事喜好崇尚就体现在其中；《商颂》简练而明了，商朝的政事喜好崇尚就体现在其中。难道这些不是“风”吗？回答说：这就是所说的用专门指定的、从外部命名的情况。《雅》的正变，可以用来观察世道。然而不列入“风”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各自有统属罢了。《雅》和“风”，哪一个先于时代？《豳风》先，二南难道是先于诸侯的时代吗？正《小雅》和《大雅》，是天子的乐章，大多是周公所确定的；变《小雅》和《大雅》以及《邶风》《鄘风》以下的时候，参杂防范自周幽王、周平王时代开始，那么国风就已经有进入春秋时期的了。“风”是出于《雅》之前后的。又程大昌说：《诗经》有《南》、《雅》、《颂》，没有“国风”。所谓“国风”，不是古时的说法。孔子曾经说：“《雅》《颂》各得其所”，又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从未说过“国风”。我于是怀疑当时没有“国风”这个名称，然而又担心孔子偶然没有提到，不敢自己坚持这个观点。《左传》记载季札观乐，逐一叙述《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颂》，所有名称与现在没有不同。至于列举各国，从《邶风》到《豳风》，这类共有十三个，大都只记载国土名称，没有现在“国风”这样的品目。我因此知道古代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孔子偶然遗漏了“国风”。大概“南”“雅”“颂”是乐曲的名称，就像现在乐曲归属于某个官府一样。“南”有周南、召南；“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本于它们所从出的地方，而反过来用来系连它们的国土。二雅都是《雅》，音类相同，又自己区分为大小，那么声调必定有丰俭之别，清浊也如同十二律一样，既有大吕，又有小吕。至于从《邶风》到《豳风》这十三个国家，诗歌都可以采集，而声音不进入乐曲，就直接以徒诗著录于本土。所以季札所见的以及周朝乐工所唱的，只举国名，更没有附加的话，知道本来没有“国风”。又说：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人赋诗表达志向的，凡是诗歌杂取没有选择，至于考察它们进入乐曲，那么从《邶风》到《豳风》，没有一首诗在享宴的用途中。《鹿鸣》是乡饮酒礼的笙歌，《鹊巢》是射礼的奏乐，《驺虞》《采苹》等这类，没有超出《南》《雅》之外的。然后才知道《南》《雅》、《颂》是乐诗，而各国的是徒诗。现在考察程氏认为从《邶风》到《豳风》都不进入乐曲，认为是徒诗，这是对的。如果说诗歌没有“风”的名称，那么就不一定了。《乐记》中师乙告诉子贡，明确有歌唱“风”的话语。即使季札也说：“这是卫风吧？”又说：“浩浩荡荡，是大风啊！”《左传》说：“风有《采蘩》《采苹》。”至于《周礼》中大师教六诗，以“风”为首，那么“风”的名称不是出于古代又是什么呢？

译论二雅

【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观赏周朝音乐，听到《大雅》和《小雅》的歌唱，可见“雅”有大小之分，在孔子删定《诗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雅”本是一种鸟的名字，《说文解字》认为它是楚地的鸟，别名“卑”，又名叫“鸒”，就是《小弁》篇中提到的“鸒”。用这种鸟的名字来命名《诗经》中的“雅”，不知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诗经》中有咏叹之声，如同鸟儿鸣叫，似乎有些道理。然而《尔雅》也用“雅”来命名，但那不是《诗经》，这又从何取义呢？又说《说文解字》中有“疋”字，本义是脚，但另外引用一种说法说是“记”，并且说古文把它当作“诗”。大、疋二字，按古文“大小雅”、“尔雅”的字原本都写作“疋”。如果用“记”来解释“疋”，对于“命书”的意思很顺畅，但“疋”这个字，上面象形脐肠，下面从“止”，只适宜解释为脚，怎么会有“记”的意思呢？怀疑“疋”与“书”同音通假，用作“书”罢了。然而“书”的读音与“雅”相差甚远，读者不应该就讹误到这种程度，反复推求，终究无法解释。我的意思是，乐器中有一种叫作“雅”的，《周礼》笙师的职掌说：“舂牍、应、雅，用来教导祴乐。”祴夏之乐，是先王用来示戒的。舂牍、应、雅这四者，是用来节制音乐的。陈〇说：“雅，是法度的乐器，用来端正音乐的。”宾客出来时用雅，希望他们醉酒也不失正；乐工跳舞时用雅，希望他们迅疾也不失正。宾客出来时用雅，用祴夏来示戒，那么乐工跳舞时用雅就可以知道了。先儒说形状像漆桶而口部收敛，直径两围，长五尺六寸，用羊皮包裹，旁边有两个纽，上面画有武舞工人所执的图案，用来节制舞蹈。另一种说法是里面有椎髹，全部画成云气。我私下怀疑“雅”取义，大概本源于此。所以旧说相传，都用“正”来解释“雅”。子夏说：“雅就是正。”程子说：“雅就是正，陈述其事。”又说：“雅是陈述正理。”张子厚也说：“雅的体式，直接陈述，比兴较少，没有隐晦讽刺、委婉劝谏的巧饰。”而朱子则认为雅是正雅之歌。我按：雅的标题不叫“周”，是因为所载的都是周室的诗，完全没有异代相涉的情况，所以不说周。至于分为大小，其原因难以明了，古今相传有四种说法：有的主张以政事区分，有的主张以道理区分，有的主张以文辞区分，有的主张以声调区分。子夏说：“言说天下的事，表现四方之风，叫做雅。言说王政之所以废兴。”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有大雅。季氏说：“小雅就一件事而言，大雅则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宴请嘉宾，《四牡》慰劳使臣，《皇皇者华》派遣使臣，这是就一件事而言的。至于大雅，则泛言天下之事，如《大雅·文王》这首诗，言说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这首诗，言说文王有明德之类。朱子说：“小雅施行于君臣之间，大雅则只有人君可以歌唱。”冯时可说：“小雅，是天子恩及下臣的诗；大雅，是天子追述祖先的诗。小雅之变，哀怨刺讥的意思多；大雅之变，忧悯规正的词意深切。”以上都是从政事方面来说的。苏辙说：“小雅之所以为小，大雅之所以为大，为什么呢？小雅言说政事的得失，而大雅言说道德的存亡。政事虽然大，是形迹；道德无小，不可以形迹穷尽。大概所谓小的，是说它可以被知道，量尽于所知而没有剩余；所谓大的，是说它不可以被知道，充沛而没有边际。所以虽然爵命诸侯，征伐四国，是大事，却在《小雅》；《行苇》言说宴请兄弟耆老，《灵台》言说麋鹿鱼鳖，《荡》讽刺饮酒号呼，《韩奕》歌颂韩侯娶妻，都是小事，却在《大雅》。政事的得失利害，止于其事；而道德的存亡，所指虽小，而它所波及的却大了。”陆九渊说：“小雅主事而言，大雅主理而言。称为小的，诗虽然典正，未至于浑厚大醇；称为大的，则浑厚大醇了。”邓元锡说：“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情丽乎则；大雅性通乎命。小雅亲臣；大雅格君。这就是大小区别的原因。”以上都是从道理方面来说的。苏轼说：“季札观赏周乐，认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怒。所谓曲而有直体，是宽而不流；思而不贰，怨而不怒，是狭而不迫。由此看来，那么大雅小雅之所以不同，是取其文辞的广狭，不是取其事情的小大。”严粲说：“雅的大小，只是体式的不同罢了。大概优柔委曲，意在言外，是风的体式；明白正大，直言其事，是雅的体式。纯粹是雅体式的，是雅之大；夹杂风体式的，是雅之小。”《离骚》出于国风，言语多比兴，意思也微婉，世人将风骚并称，是说它们的体式相同。太史公称赞《离骚》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像《离骚》这样的，可以说兼有了。”说《离骚》兼有国风、小雅而不说它兼有大雅，可见小雅与风骚相类，而大雅不可以与风骚并论。吟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便识得小雅的兴趣。诵读“文王在上，于昭于天”，便识得大雅

译气象。小雅与大雅的区别，非常清楚了。以上都是主要从辞藻方面来论述的。孔颖达说：“有大雅、小雅的曲调。”《乐记》说：“心胸广大而性情沉静，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宜歌唱大雅；恭敬节俭而喜好礼仪的人，适宜歌唱小雅。”郑樵说：“小雅、大雅，只是随着它们的音律来书写罢了。律吕中有小吕、大吕，那么歌唱小雅、大雅，自然应当有区别。”程大昌也说：“《南》、《雅》、《颂》是乐曲的名称，就像现在乐曲属于某宫调一样。《南》有周南、召南，《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原本是根据它们所得来的地方，再反过来系于其国土。二雅唯独没有所系，因为它们纯粹属于周代，没有必要标别，既然都归为雅音一类，又自行分为大小，那么声音的尺度必定有丰满与减损的区别。清浊厚薄也像十二律一样，既有大吕，又有小吕。”陆深说：“大雅、小雅，就像现在所说的大乐、小乐。”又说：“曾经见过古代器物上的铭文，有筦（管乐器）称为‘小雅’，有钟称为‘颂钟’，才知道诗歌的篇名各自以声音分类，而所配合的乐器也有不同。后人失去了声音，却从名义上去探求，这不是诗歌的全貌。”以上都是主要从声音方面来论述的。这四种说法，分开来看各自都能成立，但如果固执于某一种说法，就必然难以通达。主张从政治和道理方面解释的，颇为相似。他们把小雅比作燕飨、遣劳、南征、北伐之类的，固然算是小的，但《常武》兴师，为什么比《六月》大？《卷阿》求贤，为什么比《鹿鸣》大？主张从辞藻和声音方面解释的，颇为相似。他们不外乎借助风雅之纯杂来区别大小。然而《棫朴》、《旱麓》、《灵臺》、《鳬鹥》，难道不是杂于风的吗？为什么载入大雅？《天保》、《六月》、《車攻》、《吉日》，难道不是纯乎雅的吗？为什么载入小雅？郝敬于是概括并综合说道：“小雅、大雅，都是王朝的诗。小雅多言政事而兼有风，大雅多言君德而兼有颂。所以小雅的声音飘摇和动，大雅的声音庄严典则，小大的意义尽在于此了。”而在二雅之中，又有正雅与变雅的说法。其篇次依据子夏序作为根据。郑玄说：“大雅之初起自《文王》，直到《文王有声》，依据盛隆之世推原天命，上溯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鸣》直到《鱼丽》，先言文治以治内，后言武功以治外。”这是二雅逆顺的次序，目的在于极尽贤圣之情，彰显天道之助，如此而已。大雅《生民》以下到《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以下到《菁菁者莪》，是周公、成王时期的诗。传曰：“文王奠基，武王开凿，周公充实，谓其道同终始相成，比并而合之。”所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为正经。它们用于音乐，国君用小雅，天子用大雅。然而飨宾，有时向上取燕乐，有时向下就俗乐。为什么呢？天子飨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诸侯歌《文王》，合《鹿鸣》。诸侯对待邻国之君，与天子对待诸侯相同。天子、诸侯燕飨群臣及聘问之宾，都歌《鹿鸣》，合乡乐。这些详略之处，大略见于书籍。礼乐崩坏，无法得知详情。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都称为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也是显善惩过，是正雅之后的次序。苏氏说：“从前周朝兴起，积累仁义，凡数百年，直到文王、武王，风俗纯备，所以他们的诗发而为正诗。”自成康以后，周室不兴盛，到幽王、厉王时大坏，其败坏也经历数百年，其积蓄也很深厚，所以他们的诗不再像从前那样，而称为变。邓氏说：“古代后王防朝受厘，或者燕飨，都有音乐，崇尚已久。”周公辅佐成王，制定音乐，于是制作为宾师、友燕、兄弟、洽群下、劳使臣，以至于兴贤、育士、遗将、命戍，全都根据其尊亲之义，上下之等，敬爱之则，依次列为燕飨乐歌，奏之时摭取而旁用焉，命名为小雅。那些祭毕受厘、防朝陈戒，又推原天命之明赫，祖德之盛隆，作为乐歌以格王正事，命名为大雅。所以“雅者正也，正者政也。”防朝政所自出，燕飨政所自行。曰正也。风者风也，风本于家庭而化成于国家，所以端起源于夫妇。雅者正也，政发于朝廷而通达于天下，所以纲始于君臣。风始于夫妇，所以二南风是根本，情而惟则，乐而不淫，则风移而俗易。政始于君臣，所以二雅是政的根本。君主燕飨以慈惠尽下情，臣子防朝以道德襄上志，则政善而民安。君主不尽下情，下不匡正上意，则雅道废而政为不举，诗人感伤而有作，依大小雅以为文刺，失导美而变雅作焉。所以上感动下，下感格上，没有比二雅更大的了。二雅是政的根本。风先于雅为什么呢？回答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是人道的开始，也是政的根源。小雅先于大雅为什么呢？回答说：君主先。

译下级服从上级，下级忠诚地报答上级；天在地的先，君在臣的先，其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通晓雅乐，政教就能建立；政教建立，天下就安定了。朱熹说：“《小雅》是端正的宴饮之乐，《大雅》是端正的朝会之乐，是接受福佑、陈述警戒的文辞。”所以有的欢欣和悦以尽情表达群臣的情感，有的恭敬端庄以发扬先王的德行，文辞语气不同，音节也不同，大多是周公制定时所确定的。等到雅乐发生变化时，事情未必相同，但各自用其声调附会。冯时可说：“《大雅》正经所言，是承受天命、配享上天、继承世代、守成治国；而《小雅》正经治理内部，只是宴劳群臣朋友，治理外部，只是命令将领出征，以此衡量彼，其体制不同。”所以《小雅》是诸侯之乐，《大雅》是天子之乐，太师审察其所述，自然不容混乱。至于二雅的变化，《大雅》则宏大深远而疏朗，大体以明确责任；《小雅》则过于急切而局促，多忧伤而怨诽，读者应当自己体会。邓说：“《易传》说：‘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诗也是如此。’正雅文辞多平易，变雅文辞多险涩，其平易的容易知道，可以信服保存；其险涩的难以知道，多反复隐晦情性之理。”苏轼说：“《大雅》的变化，由大臣所作，召穆公、卫武公之类是，其言天人之际，婉曲之中直率的本体存在，所以其文辞广博。《小雅》的变化，由群臣所作，家父、孟子之类是，其言天人之际，虽然看似迫切，但依然雍容，为什么呢？士大夫言词气象终究与平民不同。”国风的变化，匹夫匹妇都可以用来讽喻，清议在下，而世道更加下降。朱熹说：“雅的变化，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怜悯时弊、厌恶世俗所作，而圣人选取它们，其忠厚恻隐之心，陈述善道、杜绝邪恶之意，尤其不是后世能言善辩之士所能达到的。”孔颖达说：“王政既衰，变雅兼作，选取《大雅》的音调歌唱政事的变化，称为变大雅；选取《小雅》的音调歌唱政事的变化，称为变小雅。”又说：“变化的虽然也播于乐，或许没有固定的节拍，所用或许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音乐不常用。”以上都本于郑玄笺注正变的论述，而夹漈郑氏独自认为不是这样，他说：“正变的说法不出自孔子，不可轻信。”《小雅》《节南山》的讽刺，《大雅》《民劳》的讽刺，称为变雅可以；《鸿雁》《庭燎》的赞美，《宣王》《崧高》《烝民》的赞美，宣王，也可以称为变吗？诗的次序都以先后为序，文武成康，其诗最在前面，所以《二雅》以它们为首。厉王继成王之后，宣王继厉王后，幽王继宣王后，所以《二雅》都顺其次序。国风也是如此，那么没有正变的说法，断然不可改变。于是近代相传，有假托为子贡《诗传》、申培《诗》的，取《小雅》《大雅》而各自分为三份，其一曰《小雅》，其二曰《小雅续》，其三曰《小雅传》。《大雅》也是如此。大概本于夹漈，雅没有正变的辨别，而暗中取东莱吕氏推衍郑孔的说法。郑康成说《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唐孔氏以己意扩大它，说：“凡书非正经者称为传。”不知道此传在什么书中。吕氏说：“按《楚辞》屈原《离骚》称为经，自宋玉《九辩》以下都称为传。”以此例考证，《鹿鸣》以下，是《小雅》的经；《六月》以下，是《小雅》的传；《文王》以下，是《大雅》的经；《民劳》以下，是《大雅》的传。孔氏以“凡书非正经称为传”好，又说“不知道此传在什么书”则不对。现在详细考察《诗传》《诗说》的意思，以诗的美者分为正续，都称为经，而其余诗的刺者都归之传。于旧所列宣王诗在变雅内的，另摘出为续，而其不以续名的，即正雅；其以传名的，即变雅。既铲去正变之名，以符合樵，并铲去经的字，以区别于〇又独存传的目，以符合吕。他们自认为其偷换巧妙，而不觉得其欲盖弥彰。真是伪书。如我的意思，则并正变经传之名都去掉可以了。《小雅》八十篇内，笙诗六篇丢失，实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所以张揖说：“《诗》《小雅》的材七十四人，《大雅》的材三十一人。”我按，六笙诗非真丢失也，本都在《小雅》诸诗之中，因为用为乐章，特于篇中摘一字、二字以示其名，而读者不觉耳。《南陔》就是《草虫》也。束晢《补亡》

译“黍”也。《由庚》就是《吉日》，篇中有“吉日庚午”的话。《崇丘》就是《緜蛮》，说：山丘的弯曲处叫阿，山丘的角落叫隅，山丘的侧面就是崇丘。《由仪》就是《菁菁者莪》，其首章说“乐且有仪”。况且诗中这样的例子并不缺乏。姑且举《汉广》也是摘取篇中的两个字，《常武》也是摘取篇中的一个字，并不是在这六首诗中独创的。《史记》说古诗有三千多篇，等到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龚遂对昌邑王说：“大王诵读《诗经》三百零五篇。”王式说：“臣用三百零五篇来进谏。”以及谶纬之书，如《乐纬》《诗纬·含神雾》《尚书璿玑钤》，那些在汉代所作的，都以三百零五篇为孔子删选确定的数目，正好与现在《诗经》存在的篇数相合。那么这六首笙诗的篇目，其为衍文无疑了。又查考郑玄说《小雅》《大雅》都是周王室居住在西都丰镐时的诗，大概拘泥于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的说法，认为太平盛世东迁后雅诗就灭亡而降为《王风》了。我考订世系次序，雅诗确实有在东迁之后的。陈际泰说“《王风》是针对王城而言的，王城自有其风，这与天子的雅有什么关系呢”，他的论断可信。其他如最难详考的，又有四始五际的说法。《诗纬·泛历枢》说：“《大明》在亥，是水之始；《四牡》在寅，是木之始；《嘉鱼》在巳，是火之始；《鸿雁》在申，是金之始。”又说：“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亥是天门出入候听，卯是天保，酉是祈父，午是采芑，亥是大明。”那么亥是革命一际，亥又是天门出入候听二际，卯是阴阳交际三际，午是阳谢阴兴四际，酉是阴盛阳防五际。不知是如何排列的，而《大雅》占其一，《小雅》占其四，但这必定不是圣人的精微意蕴所在。

译论三颂

刘勰说：《诗经》四始之中，颂处于最高地位。从前帝喾的时代，咸墨作颂，用来歌颂《九韶》之乐。从商朝以下，颂的文辞义理才完备。风、雅叙述人间事务，兼有变正之分；颂主要用于祭告神明，义理必须纯粹美好。这是宗庙的正歌，不是宴饮享乐的常咏。考察“颂”字有两层含义：它的本义是字形从“页”，“页”指头，所以《说文解字》认为“颂”是“貌”的意思。它的借音则通作“诵”，“诵”即讽诵。背着文章读叫讽，按照声调节奏读叫诵。所以《周礼》中太师教导六诗，第六种就是颂。注解说：颂的意思就是诵，也就是容。子夏的《诗序》也说：颂是赞美盛德之容貌，用它来向神明报告成功。赞美盛德的容貌，就是“貌”的含义；向神明报告成功，就是“诵”的含义。《乐记》中师乙说：宽厚而宁静，柔和而端正的人，适宜歌颂。《左传》记载吴国公子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乐，为他演奏颂歌时说：达到极致了！正直而不傲慢，曲折而不屈服，亲近而不逼迫，疏远而不离弃，变化而不淫乱，反复而不厌倦，悲哀而不忧愁，快乐而不荒淫，使用而不匮乏，广大而不张扬，施予而不耗费，获取而不贪婪，静止而不防备，行动而不放纵。五声和谐，八风平和，节奏有法度，操守有秩序，这是盛德所共同具备的。颂有三种：叫周颂，叫鲁颂，叫商颂。季札都认为是盛德所共同具备的。而孔颖达认为太平德化洽和，才开始报答神明的功绩。颂诗只是叙述祭祀的状况，不说得到神明的力量，只是赞美祭祀，由此可知是报答德泽。这仅仅是周颂的情况，商颂和鲁颂则不同于此。商颂虽然是祭祀之歌，祭祀先王的宗庙，叙述他们生时的功绩，正是死后颂扬德行，并非用成功来告慰神明。它的体裁不同于周颂。鲁颂主要咏叹僖公的功德，才像变风中的美诗罢了，又与商颂不同。子夏《诗序》将三颂排在二雅之后，将鲁颂排在周颂之后，将商颂排在鲁颂之后。陈傅良说：这是区别尊卑的礼制，所以鲁颂因为是诸侯而排在周颂之后；夹杂亲疏的道义，所以商颂因为是先代而排在鲁颂之后。这是对的。孔颖达说：雅不称周，颂称周，是为了区别商鲁。周大概是孔子所加的。先代的颂必定是单独成篇，作为一代的法度。孔子论诗才将鲁商排在下面，以显示三代的法度。既然有了商鲁，必须题上周来区别它们，所以知道是孔子加了周字。有人问我：鲁是列国，怎么能有颂？有颂就是僭越。商则是先代了，而收录它的颂，为什么一定要完备三恪，那么为什么不及虞夏呢？回答说：这是孔子的私心。因此认为这是孔子所删定的诗。大概孔子最初删诗没有剔除周诗，虽然《公刘》等篇作于夏世，《关雎》等篇著于殷年，但它们是周朝的先世。孔子是鲁国人，而他的祖先则是殷商的子孙。我既然删定了诗，那么我的父母之国与我祖先拥有天下的，怎么能让他们诗篇缺失而不收录，湮灭而失传呢？所以保存鲁颂的四篇在周颂之后，又连接商颂的五篇在鲁颂之后，这是孔子自我彰显的方式。主人熟悉诵读并询问其传注，就知道这删定出于孔子。如果删诗的不是孔子，或者孔子不是鲁国人，又或者他的祖先不是殷商的子孙，就一定不会收录这两颂。于是子贡传授，只有周商二颂，而取鲁颂的诗杂糅豳诗作为鲁风。风颂体裁不同，颂怎么能作为风？这是后世浅薄儒生所伪托的，哪里值得相信呢？邓元锡说：周崇尚文雅，文雅到了极致，所以返本而接受颂。风主情，足以兴起；雅主性，足以端正；颂通神明，则达到命运的极致了。所以诗以颂终结，不深刻吗？陈际泰说：颂在诗中最为尊贵，事奉神明的道理，比起宴饮受福陈说警戒更为重要。为什么排在后面呢？风而雅，雅而颂，依次尊崇罢了。况且人事终了而鬼事开始，风用德化感化百姓，雅的君臣用慈惠尽到下情，道德襄助上志，想要祭祀夏配天，收取天下的喜悦来进献天帝享祀祖先，没有别的途径。颂的语言比雅庄重，比风尤其庄重，为什么呢？事奉神明的道理更加肃穆罢了。风叙述一事，却反复言说，即使雅也多有这种情况。风主咏叹，雅主歌咏，而颂没有这些。事奉神明的道理更加肃穆罢了。欧阳修说：古诗的创作，有天下，有一国，有神明。观察天下而形成的，个人不能私占；体现一国而形成的，众人不能违背；防范神明而形成的，万物不能欺骗。不私占，雅就显著了；不违背，风就统一了；不欺骗，颂就明确了。又考察：雅颂的篇次颇有淆乱，不依据时代，怀疑不是孔子的旧貌。然而孔子所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只是根据正乐而言，说某礼应当奏某乐，某乐的章节应当取自小雅或大雅，某乐的章节应当取自颂，都各得其所罢了，并非为了编排诗篇而发。

篇次

角部

公刘 七月 甫田 大田

丰年 良耜 载芟 行苇

亢部

长发

氏部

那 烈祖 〇鸟

房部

殷武

心部

关雎 鹊巢 桃夭

译螽斯

葛覃

尾部

采薇

卷耳

鹿鸣

南山有台

译伐木

箕部

草虫、出车、四牡、杕杜

皇皇者华

斗部

采蘩、兔罝、樛木、南有嘉鱼、羔羊、小星、江有汜、摽有梅

汉广、芣苢、野有死麕、麟之趾

殷其雷、驺虞、行露、菁菁者莪、汝坟、鱼丽、采苹、凫鹥

牛部

鱼藻、绵、旱麓、皇矣

天作、既醉、雍、思齐

棫朴、灵台、臣工、白驹

小宛

女部

闵予小子、匏有苦叶、防有鹊巢、狼跋

伐柯、九罭、假乐、载见

烈文、访落、小毖、敬之

东山、破斧、泮水、常棣

大明、文王有声、思文、生民

我将、丝衣、楚茨、信南山

潜、桑扈、蓼萧、湛露

彤弓、绵蛮、吉日、振鹭

有瞽、武、酌、赉

般、时迈、桓、有客

文王、蟋蟀、天保、清庙

维天之命、维清、斯干、泂酌

卷阿、凯风

虚部

采菽、昊天有成命、下武

噫嘻、甘棠

危部

执竞、鼓钟

室部

绸缪

壁部

还

奎部

柏舟、北门

娄部

渐渐之石、桑柔、四月、采绿

民劳、板、荡、宛丘

东门之枌、衡门

胃部

都人士、鸿雁、韩奕、六月

采芑、常武、江汉、无衣

崧高、黍苗、烝民、无羊

车攻、泛彼柏舟、庭燎、云汉

祈父、沔水、黄鸟、鹤鸣

昴部

无将大车、隰桑、大东、巷伯

鸳鸯、白华、车舝、角弓

頍弁、瓠叶、小戎、正月

瞻卬、召旻、小旻、青蝇

我行其野、小弁、蓼莪、十月之交、雨无正、北山、何草不黄、小明

匪风、素冠、逍遥、丘中有麻、隰有长楚、菀柳、巧言、苕之华

毕部

瞻彼洛矣、缁衣、车邻、裳裳者华、溱洧、东门之墠、女曰鸡鸣、出其东门

驷驖、宾之初筵、抑、淇奥

终南、蒹葭、黍离、中谷有蓷、硕人、绿衣、终风、日月

简兮、考槃、采葛、遵大路

白石、山有枢、椒聊、戍申

君子于役、葛藟、叔于田、大叔于田、将仲子、野有蔓草

觜部

燕燕、击鼓、节南山、雄雉

新台、蝃蝀、君子偕老、静女

相鼠、谷风、氓、何人斯

着、敝笱、葛屦、墓门

习习谷风、伯兮、兔爰、有女同车、鸨羽、山有扶苏、狡童、萚兮

褰裳、二子乘舟、芄兰、墙有茨

鹑之奔奔、桑中、东方未明、卢令

参部

汾之水、风雨、南山、东方之日、猗嗟、无田、载驱、何彼秾矣、鸡鸣

井部

大车、无衣七兮

鬼部

君子阳阳、防有鹊巢、伐檀、园有桃

河广、干旄、竹竿、载驰

泉水、有狐、清人、木瓜

定之方中、采苓、陟岵、葛生

柳部

有杕、权舆、十亩之间、蜉蝣

候人、渭阳、羔裘豹祛、有杕之杜、鸤鸠、羔裘、閟宫、有駜

駉、晨风、交交黄鸟

星部

硕鼠

张部

汾沮洳、株林、东门之杨、东门之池

月出、泽陂、旄丘、式微

翼部

子衿、丰

轸部

下泉

诗经世本古义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世本古义卷一

明 何楷 撰

夏少康之世诗八篇

公刘开始迁徙到豳地，夏朝的政道衰微，公刘被西戎所迫，建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