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二

译两昭两穆作为四亲庙，亲尽则交替毁弃。其制度则是外面建都宫，里面各有寝庙，另有门墙。太祖在北，面朝东，左昭右穆，依次向南排列。六庙亲尽则毁弃并递次迁祧。昭常为昭，穆常为穆。附祭昭则群昭皆动而穆不移；附祭穆则群穆皆移而昭不动。并且引用《尚书》“穆考文王”、《诗经》“率见昭考”以及《左传》“文之昭也，武之穆”作为证据。大概文王为穆，那么文王的孙子及玄孙皆属穆，其子与曾孙皆属昭；武王为昭，那么武王的孙子及玄孙皆属昭，其子与曾孙皆属穆。既创立这六庙之后，新即位的君王升祔，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分明不可混乱。这是立庙的制度。诸侯、大夫其迁毁的次序与天子相同。《仪礼》所说的“以其班祔”，《檀弓》所说的“祔于祖父”就是这个意思。有主张在七庙之外，宗庙没有固定数量的说法。王肃说：“周代的文王、武王是受命之王，是不迁之庙，这是权宜之礼所施行的，不是常庙的数量。”殷代的三宗，尊崇其德行而保留其庙，也不把它算在数量内。王舜、刘歆也这样说。《左传》说：“名位不同，礼也有不同的数量。从上到下，递减以两，这是礼。”七，是正统的法数，可以常数的。宗不在这个数量中，宗是变通。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量。所以在殷代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周公作《无逸》的告诫，列举殷代三宗来劝勉成王。王肃由此说宗没有定数。那么用来劝勉帝王的功德就广博了。而郑玄非难他，说七庙从夏到周，少不少于五，多不超过七。《礼器》说：“周代旅酬六尸，一人发爵，那么周代七尸七庙就明白了。”现在如果让文武不在七数之内，难道是礼吗？所以卢植、尹更始都说天子七庙，是依据周代。又石渠阁议、白虎通说周代以后稷、文武特别有七庙。张融也说：“曾子问，孔子说周代的事情而说七庙无虚主。”如果王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的庙与文武而共九主，应当有九。孔子为什么说七庙无虚主呢？其后唐明皇创立太庙九室，胡致堂深深非难他，说：“宗庙之礼，是由子孙不忘而建立的，不忘是仁。或七庙，或五庙，或三庙是礼。其有功德无功德，不是子孙所应当附祭迁祧而隆杀之的。”所以天子只有七庙罢了。有祧庙，不担心数量盈满；有禘祭，不担心缺乏享祀。明皇开始为九庙，是取法于什么？认为有功德的庙不毁，那么九又怎么足以尽之？一概以先王之礼为准，不敢在其中增减，这才是礼的极致。我曾经综合众说而折衷，四庙习于近而忘其远，五庙沿袭相同而昧于区别，七庙这就尽制了，但没有办法安置那些有功德而亲尽者。至于如朱子说初立一昭一穆，也是百世不迁，那么如果不是德如文武，怎么足以当之？所以不如宗无常数的说法在道理上更长。如果拘泥模仿文武二世室的制度定为九庙，那就太不经了。陈祥道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从虞到周是不变的。”所以虞书“禋于六宗”以见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宫，那么虞周七庙就可以知道了。伊尹说七世之庙，是商礼。礼记、荀卿、谷梁都说天子七庙，不只是周制。那么从虞到周七庙，又可以知道了。然而存亲立庙，是亲亲的至恩，祖功宗德，是尊尊的大义。古人思念其人而爱其树，尊崇其人则敬其位，何况庙呢？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也祀之，何况祖宗呢？于是礼以义起，而商代的三宗，周代的文武，汉代的孝文孝武，唐代的神尧文皇，其庙都在三昭三穆之外，历世不毁，这就是所谓不迁之庙，不是说祧庙。郑康成之徒，以周制七庙，文武将为二祧，亲庙只有四。那么文武不迁之庙在七庙内，这是臆说。王肃《圣证论》说：“礼从上到下，递减以两，如果天子诸侯都亲庙四，那么就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别了。”又王祭殇五，而下及无亲的孙，上不及无亲的祖，不也奇怪吗？王舜、刘歆在汉代论述，韩退之在唐代论述，都与肃相同。大概道理所在，没有不同的。又说：“父昭子穆而有常数，是礼；祖功宗德而无定法，是义。”所以周代在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庙；鲁代在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鲁公的世室。看《春秋》传称襄王致文武胙于齐候，《史记》称显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候，当时文武固然已经远了。襄王、显王尚且祭祀他们，那么其庙不毁就可以知道了。《家语》孔子在陈，听说鲁庙火，说：“大概是桓僖吧？”认为桓僖亲尽，无大功德，而鲁代不毁，所以天灾之。其言虽然涉及怪异，而理或许有之。如果这样，那么鲁公

译那些宗庙在所不毁，是可以知道的。王舜、刘歆、王肃、韩愈等人，都认为天子“祖有功、宗有德”的宗庙不在七世之列。只有郑玄依据《周礼》中守祧有八人、《小记》中王者立四庙的说法，认为周朝的制度是七庙，文王、武王作为两个远祖之祧，亲庙只有四座罢了。这是不知道周公制定礼制的时候，文王、武王还算是近亲之庙，他们之所以被尊为“宗”的礼仪，只是从后代才开始兴起的。如果尊为“宗”的原因在于七庙之内，假使继位的祖先同样拥有丰功盛德，不低于文王、武王，也处于可尊为“宗”的行列，那么亲庙的数量又要减少吗？道理上必然不是这样。《祭法》说：“远庙称为祧。”那么祧就是兆的意思。天子以五世、六世的祖先作为祧，这就是所说的有两个祧。诸侯以始祖作为祧，这就是所说的先君之祧。郑玄认为祧是超越去除的意思，这个“超”字是错误的。既然已经称为祧了，又认为文王、武王是不毁的祧，这是什么原因呢？详细观察几种说法，七庙的意义就更加明白了。然而周朝自武王受命以来，七庙从后稷往下，究竟从哪一代开始，经典中没有明文记载。根据《周礼》考证，守祧奄有八人，注疏认为天子七庙，连同姜嫄为八庙，每庙一人，所以是八人。这固然没错。《夏官》仆职又记载：“掌管五寝的清扫洒扫之事，祭祀时修缮寝宫。”郑玄注解说这是五庙的寝宫。前面说庙，后面说寝。周天子七庙中只有祧没有寝，易氏认为郑玄的说法是错误的。成王时期，七庙虽然建立但尚未完备，用天子的礼仪进行六享的有五座：后稷、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这就是五庙五寝。我认为，易氏的话非常可信。唐中宗时，太庙也只有六室。周朝追封王号只到大王，那么从大王往上都不能列入七庙之中。等到成王、康王去世，周朝才完备七庙，这就是《执竞》这首诗所作的原因。然而成王去世，周人在庙中祭祀他，有《昊天有成命》和《下武》两首诗；而康王祭祀庙宇的诗却没有听说。《执竞》这首诗是为成王、康王所作，但只是一首诗却将两位君王并提，这让我心中疑惑。于是恍然大悟，这就是所说的日祭之诗。《周语》中祭公谋父说：“先王的制度，邦内为甸服，邦外为侯服，侯卫为宾服，蛮夷为要服，戎狄为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馆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朝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这是先王的训诫。”刘歆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礼仪有所递减，所以祖、祢则日祭，曾祖、高祖则月祀，二祧则时享，郊祀则岁贡，大禘则终王。德行盛大而恩泽广布，亲近亲属的礼仪有所递减。越远越尊贵，所以大禘最为隆重。韦昭的说法大体相同，而《楚语》中观射父也说：“古时候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省去日祭，卿大夫省去月享，士庶人省去时类。”汉初陵园中各有寝宫和便殿，在寝宫日祭，在庙宇月祭，在便殿时祭。寝宫每天四次进献食物，庙宇每年二十五次祭祀，大概还保留着古意。到了唐贞元年间，中书舍人武儒衡议论说：“日祭，就是进献新物。意思是物品有可以进献的就进献，不必占卜选择时间。所以叔孙通说：‘古代有尝果的习俗，现在樱桃刚熟，可以作为进献’。因此惠帝取来进献宗庙，这是不占卜日期的。当叔孙通说话时，还说有尝果，足以证明古礼不是汉代的制度。”月享，就是告朔。《论语》中子贡想去掉告朔的活羊，孔子认为不可以，那么告朔必定具备牺牲是显而易见的。《春秋》又讥讽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庙中朝见。这就是月祭，殷商、周朝以后都有。在园寝进献食物，始于秦代，汉代沿袭它，又有所改变。君主三年的丧制，以日代月，丧期既已在二十七日结束，那么朔望的奠酬就不再亲自执行。所以安葬之后，移到园陵。又各陵祠殿每月游历衣冠，既然象征生前，务必追求丰盛洁净，所以陵寝在朔望进献食物与太庙日祭月享本意不同。朱熹说：“《左传》说特祀于寝，而《国语》有日祭的文字，这是主牌回到寝宫，还像每天进献食物一样。然而主牌既已回到寝宫，那么它的几筵是等待临祭时才设置呢？还是常设而不撤除呢？”现在考察日祭的典制，虽然在其他经典中没有见到，但《国语》两次提及，刘歆、韦昭等人也都阐明了其说法，那么古代确实有这种礼仪。《五经异义》也说：“仔细考察叔孙通，宗庙有日祭的礼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么成王对于昭王是祖，康王对于昭王是祢，《执竞》这首诗，应当是在日祭进献食物时歌唱的，所以将两位君王并提。篇中在八音中只列举金、革、石、竹四种，也可以看出它与大祭祀不同，所以在音乐上有所不备。

译执竞（《周礼注》作“傹”）武王（阳韵），无竞（《五经文字》作“倞”）维烈，不（丰氏本作“丕”）显成康（阳韵），上帝是皇（阳韵）。自彼成康（同上），奄有四方（阳韵），斤斤其明（叶阳韵，谟郎翻，赋体）。

“执”，郑玄说：“持也。”“竞”通作“倞”，《说文》说：“强也。”执竞，指以德行刚健，言恭敬胜过懈怠，道义胜过私欲，纯粹坚守此心，如同执持而不失一般，《易经》所谓“自强不息”即是此意。此诗本为祭祀成王、康王而作，而以武王发端，是追溯我周朝拥有天下的起始。无竞维烈，以兴起王者的功业。言“烈”本有火猛之意，功业光明且盛大者，也以“烈”命名。言武王功业显著盛大，无人能与之争强。李氏说：“看武王伐纣而得天下，拱手指挥，虽强暴之国无不听命驱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则其功业之烈为莫强矣。”周昌年说：“功业皆由德性中发挥作用，有是德故有是功。”朱克升说：“刚健而加悠久，乃能成莫大之功。”武王秉承肃敬将顺之志，十三年始一怒而安天下，培养勇力非一日之功，宜其功业之烈无人能比矣。“不”通作“丕”，《说文》说：“大也。”“显”者，头明饰之义，故《尔雅》训为“见”，郑玄训为“光”也。“丕显”亦以德而言，成王之日就月将，学问有缉熙于光明，康王之敬忌天威，对扬文武之光，郑玄之训是也。上帝即天也，程子说：“以形体言谓之天，以主宰言谓之帝。”朱子说：“君也。”成王、康王有丕显之德，故天命其继世以君临天下。徐士彰说：“创业之君，开天辟地，其为天心所属，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多凭藉旧业耳。今成康以德凝聚天命，是其为君，亦天所造就，与武王之聪明作后不殊也。”“自彼”者，追数昔日之辞。“奄”，《说文》说：“覆也，大有余也。”奄有四方者，居高位以临四方，如天覆然也。“斤斤其明”，亦以业而言。“斤斤”，《尔雅》说：“察也”，舍人说：“物情详之察也”，孙炎说：“重慎之察也。”按“斤”者，所以权轻重之数，十六两为斤。班固以为“斤”者明也，十六两者四时乘四方之象。以轻言明者，礼乐刑政所以流布四方者，纤悉毕具，锱铢不爽，察之义也。一说谓明察如斧斤之断，亦通。我疑“斤”只当通作“昕”。《说文》说：“旦，明日将出也。”周之方兴，亦如明初出地之象故拟之曰“昕昕”耳。以兼举成康，故重言之。

钟鼓锽锽（阳韵，《汉书·风俗通》俱作“锽锽”），磬管锵锵（叶阳韵，资良翻。《汉书》作“锵锵”，《说文》作“□□”，《风俗通》作“鎗鎗”），降福穰穰（阳韵），降福简简（叶铣韵，九件翻），威仪反反（叶先韵，甫脔翻。《潜夫论》作“板板”），既醉既饱，福禄来反（同上，赋体。上章颂成康之德业，至此乃言日常祭祀之事。八音中独举钟、鼓、磬、管四者，皆燕乐所用也。“锽”当依《汉书》当作“锽”。《说文》说：钟声也。“管”，陈奂说：笙之管也。“锵”当依《说文》通作“□”，云行貌。按《周礼》钟师掌金奏，凡祭祀飨食，以钟声鼓奏燕乐。磬师掌教燕乐之声磬。笙师凡祭祀飨射，供其钟笙之乐。燕乐亦如之。此诗篇言日常祭祀上食之礼，非大祭祀意，但与飨食礼同，故止用燕乐，而燕乐用之器，其见于《周礼》者惟有钟、鼓及钟磬、钟笙四者而已。四以钟为主。郑玄解金奏之乐，谓先考钟，次鼓，鼓与钟相间为节，所先闻者钟声耳，故诗篇但以“锽锽”为言。“锽锽”者，钟声也。按大司乐职云：王食三宥，皆令奏钟鼓。日常祭祀上食，犹之乎大食也，其奏钟声鼓宜矣。钟磬者，应钟之声磬；钟笙者，应钟之声笙。钟先作而磬笙自后从，如人之行而相就者然。故《说文》引此诗篇曰：磬管“□□”。荀卿所谓从以磬管是也。《荀子》云：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鼓似天，钟似地，磬似地。又竹音亦有名管者，然与钟声鼓相聚为类，则于经无文。陈奂亦知此管为笙之管矣，而但泥笙磬同音之说，谓钟与鼓应，则磬当与管应。今考《周礼》眂了掌击笙磬，固应声笙之磬也，而无燕乐用之文，《诗》不应错举及之，不敢从也。陈奂云：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则祀。祭之以其物有养而亲之意，所以致爱也。祀之以其道，有而宁之意，所以致敬也。燕之为礼，虽与祭祀不同，要之亦不过致敬而已。“降”《说文》云：下也。“穰”《说文》云：黍□已治者。按□乃黍茂之义，故借为

译谷物丰收的样子。《诗经》中“丰年穰穰”，《史记》中“穰穰满车”说的就是这个。日常祭祀的礼仪，就是唐代武儒衡所说的“进献新谷”，就像《月令》所载“进献麦子、进献黍子、进献谷物、进献稻米”之类，所以祖先降下丰收的福泽，使当时和年丰。《汉书》说：“万物不夭折，天地顺遂而美好的应验降临，所说的就是降下丰收的福泽。”“简”字通作“柬”。《说文解字》说：“是分别的意思。”就像“简在帝心”的“简”，与“威仪反反”和“宾之初筵”的解释相同。祭祀过于频繁就容易亵渎，每次行礼的时候，必须周详地反复审视，遵循礼仪没有差错。既醉既饱，是说神灵享用了祭品。福禄，是广义的说法，凡是各种福泽的事物都包括在内。万尚烈说：“‘反’就是出自你，回报给你的‘反’”，即《楚茨》所说的“报以介福”。承接上文说日常祭祀的礼仪既已实行，那么祖先应当降下丰收的福泽，然而这福泽的降临，不是随意施予的。先在冥冥之中，用它来简阅审视，如果威仪能够谨慎，那么神灵就歆享祭品，方才回报以无限的福禄，不仅仅是丰收而已。王符说：“德义没有违背，神灵才享祭，鬼神接受了享祭，福祚才兴隆。”所以《诗经》说：“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严仪态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返。”这是说人的德义茂美，神灵歆享而醉饱，于是回报以福泽。又《荀子》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那么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像河海，暴暴像丘山，不及时焚烧，无处藏放。天下哪里还担心不足呢？”所以儒术真正实行，那么天下大而富，使有功业。撞钟击鼓而和谐，诗曰：“钟鼓喤喤，磬管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满，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返。”说的就是这个。《韩诗外传》说：“重叠色彩而成文采，累积味道而备珍馐，这就是圣人用来区分贤愚、长幼、明暗、贵贱的方法。”所以道义得当，恩泽就流布于众生而福泽归于王公。恩泽流布于众生，那么下层安定而和谐；福泽归于王公，那么尊贵而荣耀。百姓都怀有安定和谐之心，而乐于拥戴他们的君主，这就叫做下层治理而上层通达。下层治理而上层通达，颂歌之所以兴起的原因。《诗经》说：“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且饱，福禄来返。”以上两条都牵强附会，与《诗经》的主旨无关】

译《执竞》第二章，每章七句【旧本作一章十四句】桓宽《盐铁论》说：“周文王、武王尊重贤人，接受劝谏，恭敬谨慎而不懈怠，纯厚的德行受到上天的嘉许，神灵因此赐福。”《诗经》说：“降下丰盛的福泽，降下广博的福泽。”然而篇中只提到武王，从未提及文王，却在论疏中将文武并称。《诗序》及蔡邕《独断》都说这是祭祀武王时所唱的歌，然而“成康”自彼“成康”等语，又该如何解释？毛亨《毛传》强行解释说：“成，是大功而使之安定。”像这样解释字义，难道合乎文理吗？即使苏辙也迎合他的说法，认为周朝完全拥有四方，并非从成康之时才开始。朱熹驳斥他说：“这是拘泥于词句而损害了原意的错误。”《皇矣》这首诗，在王季一章中本来就有这句话了，又怎能因为时间太早而另外为之解释呢？成康明显是两位王的谥号，然而如果依照《诗序》，这固然是祭祀武王的诗，下文却提及成康，这是为什么呢？范祖禹说：“祭祀武王而述及成康，是显示子孙善于继承。”吕柟也说：“自从成康以来，他们的功绩能够尊崇天下，他们的德行能够和敬地奉祀祭祀。武王必定会享用这些祭品。”这种说法似乎也能讲通。然而既然以成康二王为言，那么这首诗必定作于昭王时期。周公在成王时，制礼作乐已经极其完备，不应祭祀武王的歌直到昭王时才有。朱熹根据诗词直接认为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较为接近事实。子贡传在《执竞》下空缺六字，又有“成康”二字，怀疑也是同朱熹的说法。然而三后合祭，礼制上未曾听闻。邹忠倚说：“周朝制度，先公的庙在岐山，文王的庙在丰邑，武王的庙在镐京，成康二王也附祭于武王庙。”可知这次祭祀既不是祫祭也不是禘祭，所以只提及三位王罢了。朱克升也说：“祭祀三王没有先例。”然而武王有世室，那么必定有专祭了。难道昭王以后祭祀武王世室而配以成康吗？假如说文王世室没有诗，那么孔子正乐于在残缺之余，只保存所存在的罢了。两种说法终究都是凭主观猜测，没有考证依据。申培的说法直接认为是昭王在明堂禘祭康王的诗，那么将篇中的武王、成王置于何地呢？其荒谬本来无需辩驳。又按《周礼》注引吕叔玉说此诗名“繁遏”，即《国语》“三夏”之一。认为“繁”是多，“遏”是止，说福禄止于周之多，所以说“穰穰”“简简”。杜预、韦昭又说此诗名“遏”，是九夏中的“韶夏”，其详情都见于《时迈》篇小序下，今按《九夏》见于《周礼，自周公时已有之，而此诗却作于康王以后，那么周公从哪里预定这些歌章呢】

《鼓钟》，昭王南游，在淮水之上宴饮作乐，君子忧伤而作此诗【出自《诗说》。韩诗说昭王之时所作，郑玄《中候握河纪》注也说昭王时《鼓钟》之诗所为何作。子贡传只保存“昭王南”三字而其余缺文。按《史记》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猎不返，死在江边，其死讯不向朝廷报告，是忌讳此事。《外纪》说昭王南巡狩猎，返回渡汉水，汉水边的人用胶粘合船。王到河中央，胶液使船解体，王及祭公溺水而死。两种说法都以昭王为南巡，而《竹书》则记载昭王十六年伐楚，渡汉水遇到大兕。又记载十九年祭公辛伯跟随王伐楚，天大昏暗，雉兔都惊动，在汉水丧失六师。《大纪》也说王在位久，不能强于政治，风化稍微衰微，有五色光，贯穿紫微，井水溢出。这一年王征伐荆蛮，军队返回渡汉水，桥梁败坏，王及祭公坠入汉水。王右辛余靡救王北渡，又返回救祭公。王因此发病去世。《吕氏春秋》说周昭王亲自率领征伐荆楚，辛余靡高大且多力，做王的右护卫。远返渡汉水，桥梁败坏，王及祭公死于汉中，辛余靡救王北渡，又返回救祭公，周公于是封他在西翟，实为长公。《水经注》则说昭王南征，船人用胶粘合船让他渡河，渡沔水中流而沉没，所以地有左桑、大敛口、横桑、死�之称。左桑，是说百姓在此协助昭王丧事；大敛口，是说昭王在此殡敛；横桑，是说得到昭王丧处的地方；死沔，是说昭王在此渡河而死，所以有死沔之称。以上诸说都以昭王为南征。所以《左传》齐桓公责备楚国的话说：“昭王南征而不返，寡人过问此事。”又屈原《天问》有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唯河，逢彼白雉。”其说法都颇与《竹书》相应，想也是乘巡游之便而因此为征伐之举罢了。王南行过淮，凡两次往一次返，此诗不知作于何时。郝敬说这次战役未必没有朝会，而诗只说鼓钟淮水，以讽刺其荒乐远游，不再有先王修礼辑瑞、柴望祭告的典礼，与秦政隋广先后一辙，所以为刺。邹忠倚说：“自从楚泽胶舟，王灵衰替，有识之士已在淮上之游中预卜宫声之不旋了。”夫克诘戎兵，陟禹迹而方征天下，周公立政之训固然如此，戢而时动，则威；观则

译震动。何况在水边驻扎的地方，作为徘徊从容观赏的场所，将要瞻仰光辉、宣扬功业，这说得通吗？在野外举行欢乐的仪式，也与灵台上的奏乐、公侯在山阿间射箭时的音乐不同。喜爱这种德行，并非诗人所为。哀悼当今、怀念往昔，不禁令人悲伤。其言辞隐晦，其意旨微妙，所以说：“思念而不有二心，怨恨而不直言。”这是周朝德行衰微的缘故吧？唉！成王、康王去世后，德行如昭王一般，颂歌之声怎能不消歇？难道只是颂歌吗？就连雅诗的消亡，我认为不是在《黍离》之时，而是在《赋鼓钟》之日就已经消亡了。又说：“记载说：快乐不可达到极点，快乐到了极点就会生出悲哀。”大夫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创作了《鼓钟》，似乎具有先见之明。

译鼓声铿锵，淮水浩荡，心中忧伤。美好的君子，怀念诚信，永志不忘。击鼓为鼓而击钟，也称鼓，是因为击打的义理相通。字从攴，攴是小击，从又为意，以卜得声，与乐器之鼓从支部不同。支部从手持半竹，也象其手击之形。从壴者，象陈列乐器直立而上见之形。孔颖达说：“以鼓瑟鼓琴类推，所以鼓钟就是击钟。”钟当作钟乐之钟。字从童，因为它是秋分之音，万物成熟之时，与酒器之钟不同。那个字从重，是慎重的意思，所以寓含警戒，解释见《关雎》篇。孔说：“乐器很多，必定以钟为首而先言它，是因为作乐必定先击钟。”《左传》称之为金奏，是先击金以奏诸乐。按《周礼》钟师职说：“掌管金奏，凡是乐事用钟鼓奏九夏。”镈师职说：“凡是祭祀鼓其金奏之乐，飨食宾射也如此。”陈旸说：“金音铿锵，是立秋之气，先王作乐用它，作为金奏。”《礼》说：“内金示和。”又说：“入门而金作，示情。”“奏金而鸣之内，以示情，外以示和。”又说：“十二辰之钟，以应十二月之律，是大钟。”大钟特悬，《诗》《书》《尔雅》所说的镛就是它，不是十二辰之钟则编悬，《周礼》所说的编钟就是它。将通作锵。《说文》说：“钟，声也。”因为它连击而声不断，所以说将将。淮水名，《尔雅》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水径》说：“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经过桐柏山，到广陵淮浦县入海。”《广雅》说：“淮，均也。”《春秋说题辞》说：“淮者，均其势也。”按淮的训均，其义未喻，当是字从准省，准之言平也，言水流平均也。汤汤，盛大的样子，《书》说：“汤汤洪水”就是。兴起下文“淑人君子”意正在此，言其流长远，以兴起先王已逝，而其至德遗韵至今尚为人所思。伤，痛也，《说文》说：“创也。”创者，刀伤心之痛，有类似之也。郑玄说：“为之忧伤者，嘉乐不野合，今乃在淮水之上作先王之乐，失礼尤甚。”严粲说：“当时祸变将作，曾不觉悟，反而远离京师为从流忘反之乐，诗人为之寒心，忧而且伤，知祸之必不免。”凌蒙初说，此诗之刺，最为微婉，若非忧心一句，后人必以为升歌雅乐矣。淑人君子，解释见《鸤鸠》篇，言此淑人之君子，指文王武王。严粲说，周家以仁厚立国，所以以善人君子称其先王，怀思诚信。子贡说，闻其乐而知其德，乐作于先王而用以后王，闻其声者感焉，因是以思其人且信其有是德，虽至于历世之久，而终不能忘。然此章犹未明言，至下章言德不回，乃道其实。

鼓声喈喈，淮水湝湝，心中悲伤。美好的君子，其德不邪。喈喈，徐邈说，声众且和。湝，《说文》说，水流。徐邈说，众水之貌。按，湝字水旁加皆当是以意兼声，徐解谓众水貌是也。《禹贡》导淮自桐柏东防于泗沂，而《水经》所载入淮之水其流甚多，所以以湝湝言兴意，亦取流水朝之义。先王有盛德以来诸侯，所以诸侯咸归之，不如王之以逸豫灭德，致使下国携贰而致勤兵于远。悲，《说文》说，痛。一云心非为悲，心之所以非则悲矣。回者邪曲之义，与正道相反。乐以象德观其乐之有节，即知其德之不回，且用之各有其地，施之必于宜焉。有游逸淫乐如王今者，在淮水之上奏乐乎？

鼓钟伐鼛，淮有三洲，心中且妯。美好的君子，其德不犹。鼛，《说文》说，大鼓也，亦作鼛。鼓以音同通用耳。《考工记》说，韗人为鼛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按，长一丈二尺者，谓长一丈二尺，鼓四尺者，谓鼓面径四尺也。倨言其直，勾言其曲，磬折谓中高而两头下，如磬之圆折，即今之鼓式。《周礼》地官鼓人职说，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制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

译击鼓以指挥军事，用鼛鼓来督促劳役，用晋鼓来配合金奏之乐，用金錞来调和鼓声，用金镯来节制鼓点，用金铙来停止鼓声，用金铎来传达鼓令。凡是军队在夜间击鼜鼓，军队行动时就击鼓召集众人，田猎劳役也是如此。查考鼛鼓是劳役时所用的鼓，《诗经·绵》篇所说的“鼛鼓弗胜”即是此意。根据这首诗，开头说击钟，结尾说琴瑟笙磬，这自然是金奏之乐，那么应当使用晋鼓，而这里却说击鼛鼓，难道是因为周王在淮上有兴师动众、征发劳役的事情，比如修缮离宫别馆之类的吗？因此想起《淮南子》说：“尧、舜、禹、汤、周武王击鼛鼓而进食，奏《雍》乐而撤席，吃完饭就祭祀，可以说是尊贵到了极点。”然而他们却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许慎认为鼛鼓是王者进食时的乐鼓，《诗经》中“鼓钟伐鼛”就是证明。《雍》则是吃完饭后撤席时演奏的乐曲。《周礼》大司乐的职掌中说：“君王大宴时三次宥（劝酒），都命令演奏钟鼓。”这就是前两章只说击钟，这一章说击鼓的原因。三洲，《毛传》说：“是淮河上的地方。”吕祖谦说：“作诗的人赋写当时所见的景象。”洲，古时写作州，指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水退去形成洲，看到水涨水落的无常，兴起世事多变的感慨，临流之际，感慨随之而来。这与下文“其德不犹”相互照应。“妯”，《说文解字》说：“动也。”《子华子》说：“忧心有妯，心因此而动。”《方言》说：“扰乱。齐宋地区称妯，郑玄说：妯的意思是悼。”查考“妯”字从女，解释为动、扰乱、悼，在文义上虽然相近，但最终与造字从女的意义无关。《尔雅》注说：“娣姒或者叫妯娌”，那么“妯”字自有其解释。《说文解字》引用这首诗时，“妯”写作“怞”字，从心，说“朗也”，用朗来形容忧愁，这是心境明朗所见，只有忧愁这一条路，就像所说的“耿耿小明忧”的样子。“其德”就是“不囘”的德行，“犹若”也，“似也”。查考“犹”是兽名，生性多疑，所以借用来表示恍惚的意思，“不犹”是说与后来的人不相类似。第一章只是虚泛地言怀，第二章才说所怀的是先王“不囘”的德行，到这里就隐隐讽谏到君王身上了。】鼓钟钦钦【侵韵】鼓瑟鼓琴【侵韵】笙磬同音【侵韵以雅【丰本作正】以南【叶侵韵，乃是林翻】又《后汉书·陈忠传》引用这首诗，在这句下有“韎任朱离”四个字】以籥【丰本作龠】不僭越【叶侵韵，千寻翻，这是赋的手法】钦，《说文解字》说：“欠貌”，大概是震栗的样子表现在打哈欠伸懒腰上。所以又借用来表示恭敬。钦钦，《毛传》说：是说使人乐于进取。孔颖达说：这也是钟声。说使人乐于进取，是因为陈述先王的正乐、正声之美，使人听到音乐而向善。鼓瑟、鼓琴，详见《关雎》《鹿鸣》篇章。《乐书》《琴瑟论》说：古代瞽蒙掌管琴瑟。《诗经·鹿鸣》“鼓瑟鼓琴”，《尚书》说：“琴瑟以咏。”《大传》也说：“大琴练〇达越，大瑟朱〇達越。”《尔雅》说：“大琴叫做离，大瑟叫做洒。”《明堂位》说：“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四代的乐器。”古人制作音乐，声音相应相保而和谐，大小不逾越而平稳。所以用大琴一定要用大瑟配合，用中琴一定要用小瑟配合，然后大的不凌驾，小的不压抑，五声就和谐了。后世有雅琴、雅瑟、颂琴、颂琴，难道它们的声调符合雅颂吗？又说：“考察《虞书》‘琴瑟以咏’，那么琴瑟的声音是用来应和歌唱的。”歌者在堂上，那么琴瑟也应该放在堂上。又说：“《关雎》先说琴瑟后说钟鼓，”这首诗先说鼓钟后说琴瑟，大概琴瑟是音乐的常规，钟鼓是音乐的盛大。《关雎》主旨是乐于得到淑女，至诚有加而没有止境，所以从常规到盛大。鼓钟主旨是讽刺喜好音乐而不满足，所以先说盛大的，用来极力讽刺。笙、磬居于八音中的两种，笙的解释也见于《鹿鸣》篇。笙是匏音，堂下的音乐。《礼记》说：“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毛亨因为笙磬连言，就认为是磬名，这是错误的。查考《周礼》眂了掌管击颂磬、笙磬。大射礼说：“乐人预先悬挂在阼阶东，笙磬西面，它的南边是笙钟，它的南边是鑮，都向南陈列。”又说：“西阶的西边，颂磬东面，它的南边是钟，它的南边是鑮，都向南陈列。”解释的人说磬在东方者名叫笙，因为东方是生出的方向；在西方者名叫颂，因为西方是成功的方向。颂或者写作庸，庸是功的意思。两磬对立，没有理由单独举笙磬来说，所以知道这是错误的。陈旸说：“大射仪，笙磬西面，它的南边是笙钟。”大概笙是艮音，在方位上是阳；钟是兑音，在方位上是阴。《周官》笙师掌管教吹笙，提供钟笙之乐，用来教祴。《夏书》说：“笙镛以闲。”这是鼓应和笙的钟，而笙也应和它。眂了掌管击笙磬，磬是干音，与笙同为阳声，这是击应和笙的磬，而笙也应和它。笙磬则是不同的乐器而相同的声音，笙钟则是不同的声音而相同的音乐。《仪礼》有众笙的名字，而簜

译在建鼓之间，大概众笙是用来完备和奏的。协调百种礼仪，难道仅仅是为了应和钟磬的声音吗？《鹿鸣》篇所说的“鼓瑟鼓琴，吹笙鼓簧”，是应和琴瑟的笙；《宾之初筵》篇所说的“籥舞笙鼓”，是应和鼓的笙；《檀弓》篇记载孔子十天完成笙歌，《仪礼》中“歌鱼丽，笙由庚”之类，是应和歌声的笙。那么笙的用途，难道不很完备吗？

磬是用石发出的声音，《虞书》所说的“击石拊石”就是如此，也有用玉制作的，《虞书》所说的“戛击鸣球”就是如此。堂上的乐器，《考工记》说：“磬氏制作磬，其形状弯曲与直角的比例为一矩半。”按照磬的形状像“人”字，以上部弯曲且折角的部分称为“句”，下部左右两角不弯曲，只用直线称为“倨”，“矩”是方形的器具。从这个“倨句”的磬形来说，就像是一个长方形加上半个长方形。有人说磬形四方像一个完整的矩形，内部缺少一个角，也就是说在一个矩形之内包含大部分。《尔雅》说：“大磬称为毊，单独敲击的磬称为寋。”《释名》说：“磬，就是罄，它的声音罄罄然，坚实致密。”《明堂位》说：“叔所制的离磬。”《世本》说：“母句氏制作磬，母句是尧的臣子。”《广雅》说：“母句氏的磬有十六枚。”张萱说：“世人有的说是黄帝让伶伦制作磬，又说是尧实际上让叔制作磬。”我按：单独悬挂的称为离磬，就是大磬叫毊。母句氏和伶伦所制作的是编磬。只是编磬只有十二枚，以应合十二律。汉成帝时，在犍水边得到石磬十六枚，这是后世工匠附会二少二变的说法，郑康成也跟随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陈云说：“磬是立秋之音，属于夷则之气。”如果编在一起则杂乱而小，单独悬挂则特异而大。叔的离磬是专门悬挂的特磬，不是十二件组成的编磬。《周官》说：“磬师掌管教习击磬，击编钟”，既然提到编钟，就知道有编磬了。大的单独悬挂，小的编组悬挂。《仪礼》说：“鼗倚靠在颂磬西边的纮上”，所谓的“纮”，大概是编磬的绳子吧。又说：“应和笙的磬称为笙磬，应和歌声的磬称为颂磬。”笙磬在东边而面向西，颂磬在西边而面向东。颂磬在西边歌唱，是南面或北面，以西方为上，所以尊重人声。笙磬在东边吹奏，是以东方为下，所以轻视匏竹之乐。大射礼中“鼗倚靠在颂磬西边的纮上”，颂磬在西边而有纮，说明编磬在西边而以颂磬命名。特磬在东边而以笙磬命名。然而说到笙磬接着是钟鏄，这是应和笙的钟鏄。笙师共同演奏笙钟之乐就是这样。说到颂磬接着是钟鏄，这是应和歌声的钟鏄。《左传》中的歌钟，二肆就是这样。我按：笙磬同音，专门指笙磬相和而言。旧说都总括上面琴瑟来说，不对。所谓“以雅以南”，是用雅乐和南乐来演奏二雅和二南。郑樵说：周代没有名为“南”的乐，只有《鼓钟》诗中说“以雅以南”。《左传》记载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的。详细考察，“南籥”是二南的籥，“象舞”是颂中的《维清》，“箾”的舞，“象籥”的奏，“南”在当时看到的古乐就是这样。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谓的“胥鼓南”，那么“南”作为乐名，是很古老的。程大昌说：“南”、“雅”、“颂”是乐名，如同现在乐曲属于某个宫调。“南”有周南、召南，“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本来是根据它们所得到的地方，再用来系属其国土。二雅唯独没有系属，因为它们纯粹属于周代，没有特别标志区别。都是雅音一类，既然相同，又自己区别为大小，那么声调必定有丰俭，廉肉也如同十二律一样，既有大吕，又有小吕。至于邶、鄘、卫等十三国的诗，都可以采集，但声音不入乐，就直接以徒诗记载在本地。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士赋诗表达志向的，凡是诗杂取无选择。等到考察其入乐，则从邶到豳，没有一首诗在享宴之用中，《鹿鸣》、乡饮酒的笙由，《庚》、《鹊巢》、射礼的奏《驺虞》、《采苹》等这类，没有超出“南”、“雅”之外的。然后才知道“南”、“雅”、“颂”是乐诗，而各国的是徒诗。杜预解释《左传》，也知道“南籥”应当是文王之乐了。只是习惯流传已久，不敢明确指出是二南。刘炫解释《鼓钟》，虽然怀疑“雅”、“南”应当是二南，也不敢自信，只能微微露出疑意，说“南”如同周南的意思而已。诸儒既然不敢主张二南作为“南”，而《钩命决》之书叙述记载四夷凡乐恰好有名为“南”的，郑氏于是采纳用来传授，凑足其数。孔颖达等人率皆因袭其说。凡是六经之文涉及“南”的，都指南夷、南乐，以迎合古制，非常无理。况且周代完备古乐如《韶》、《夏》、《濔》、《武》，各取一代极盛者使用，哪有文王象舞而独自采用夷乐来配合这些的？其谬误不必辩驳就明白了。假设当时想要广泛选取以完备，那么四夷之乐只取其一，何名为完备？这就是我敢于违背诸儒说法的原因。

译古语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使《雅》和《颂》各归其位。”既然《雅》、《颂》在乐正之后才各得其所，这难道不是音乐吗？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了《周南》、《召南》吗？”这里的“为”字，含有创作、制作的意思。既然说是创作，那么就有乐器和声音，不仅仅是歌唱吟咏罢了。在音乐中称为“作”，在南方称为“鼓”。对照《论语》中的用法，就像“三年不为乐”中的“为”字一样，我据此综合论述，知道《二南》、《二雅》、《三颂）作为音乐是毫无疑问的。

邹云按语：《仪礼》、《礼记》中凡是音乐都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歌唱。乐工进入升堂，歌唱《鹿鸣》、《四牡》、《皇皇华》，这称为升歌三终。与之相配的，是由瑟手弹奏而口中和唱。第二阶段是吹笙。笙工进入堂下，演奏《南陔》、《白华》、《华》，这称为笙入三终。辅助笙乐的则是磬，所谓磬手南北面站立。于是堂上间或歌唱《鱼丽》，则堂下吹笙《由庚》；堂上间或歌唱《南有嘉鱼》，则堂下吹笙《崇丘》；堂上间或歌唱《南山有台》，则堂下吹笙《由仪》，这称为间歌三终，歌唱与吹笙交替进行，所以叫“间”，这是音乐的第三阶段。于是上面歌唱《关雎》，笙吹《鹊巢》与之合奏；上面歌唱《葛覃》，笙吹《采蘩》与之合奏；上面歌唱《卷耳》，笙吹《采苹》与之合奏；堂上下歌唱、瑟及笙同时演奏，这称为合乐三终，这是音乐的第四阶段。

《燕礼》中又有所谓的“下管新宫”，《大射仪》也说“新宫三终”；《乡射礼》又说“演奏《驺虞》的间歇，如果击瑟击琴，笙磬同音，用《雅》和《南》来配合”，说的就是这个。用籥，孔颖达说是指吹籥而舞蹈。《简兮》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羽”，有人称之为羽舞。郑玄说：“籥舞，是文舞”，解释见《简兮》篇。《周礼·籥师的职掌》说：“掌管教导国子舞羽吹籥，祭祀时就击打羽籥之舞，宾客宴饮时也如此。”僭就是乱的意思，不僭专门针对籥舞而言。音乐的篇章有诗歌，音乐的仪容有舞蹈，用籥来协调音律，舞蹈的快慢有节制，这就叫做不僭。这一章完全没有讽刺的词句，言外之意可见音乐并非不古雅，只是制作音乐的人不同于古人罢了，这就是我所忧虑的原因。

译《鼓钟》共四章，每章五句。《诗序》说：这首诗是讽刺周幽王的。然而史书中没有周幽王东巡的记录。又有人说淮水为害，周幽王却作乐而不加体恤，这种说法更是穿凿附会。还有人说这首诗是徐偃王所作，似乎也接近事实，但因为没有确凿依据，不敢轻信。

《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三

明代 何楷 撰

周共王时期的诗一篇

《绸缪》是讽刺密康公的诗。密康公跟随周恭王在泾水边游玩，有三个女子投奔他。诗人假托他母亲的话来讽刺他。《国语》记载：周恭王在泾水边游玩，密康公跟随，有三个女子投奔他。他的母亲说：一定要把他们献给君王。野兽三只成群，人三个成众，女子三个成粲。君王打猎不取成群野兽，公侯出行不凌驾众人，君王宠幸不参杂一族。那粲，是美好的事物。众人把美好的事物献给你，你凭什么德行来承受呢？君王尚且承受不起，何况你这样的小国君主？小国君主备齐了灭亡的征兆，必定会灭亡。密康公没有献出女子，一年后周王灭掉了密国。《列女传》称密康公的母亲姓隗。查考《路史·国名记》记载，赤狄潞氏都是隗姓，潞氏后来被晋国所灭。这首诗本是周王畿内的诗，却归入《唐风》，难道也是因为密康公母亲的家族后来并入晋国吗？诗中说到三星，说到粲，又说到邂逅，如果不是三个女子一同投奔的事，又是什么呢？

绸缪束薪【真韵，丰氏本作“新”】三星在天【叶真韵，汀因翻】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真韵】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同上】这是赋兼兴的手法。《说文解字》说“绸”就是“缪”。《说文解字》说“缪”是十束麻绳。现在按，“绸”右边是“周”，“周”意为紧密。绸缪连用，应当是用十束麻绳紧密地捆绑。毛传所说的“犹缠绵也”就是这个意思。孔颖达说绸缪是捆绑柴薪的样子，柴薪的解释见《汉广》篇。曹氏说诗人常常用柴薪比喻婚姻，如“翘翘错薪”、“析薪如之何”就是如此。捆绑柴薪，是将分散的柴草在此处合拢，有婚姻结合的含义。苏辙说合异姓以为婚姻，就像错取众薪而捆绑在一起一样。柴薪这种东西，捆绑就结合，松开就解散。所以必须绸缪牢固，才能期望它们结合。对三星的解释有两种，毛传说是参宿，参宿为白虎星宿，十月出现而正月居中。郑笺和朱传都认为指心宿，心宿为明堂火星，三月出现而六月居中。现在不知道这首诗究竟指哪颗星。在天，是说黄昏初临时分开始出现在东方。严粲说二十八宿半隐半现，所以以初现东方为在天。绸缪束薪，仰头看见三星，则三星在天。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语意与此相同。取三星为兴，也是暗示三女同奔的情况。妻象月，妾象星，《嘒彼小星》中“三五在东”，正是同样的道理。今夕，指今夜三星在天的夜晚。说“何夕”，是惊讶的语气，后面仿此。良人，指丈夫。《孟子》说良人，是女子仰望而终身依靠的人。子兮子兮，是称呼女子的语气，因此女子来投奔，所以重复说，以表达讽劝之意。男女同居，是人伦大道，现在不遵循正道，而妄自委身于人，虽然称他为良人，恐怕未必最终成为你的良人。将如何对待这样的良人呢？《易经》说“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绸缪束刍【叶尤韵，侧鸠翻，也叶有韵，楚九翻】三星在隅【叶尤韵，鱼侯翻，也叶有韵，语口翻】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叶尤韵，户钩翻，也叶有韵，狼口翻。《释文》丰本俱作“觏”，下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同上】这是赋兼兴的手法。《说文》说“刍”是割草，字形像包裹束草的样子，配合不正就像捆绑乱草一样。隅，毛传说是东南角。朱子说，黄昏可见的星星到了这里，说明夜已深了。邂逅二字，《说文》合解，说不期而遇。见此邂逅，指密康公与三女并提。子兮子兮，上面的“子”指密康公，下面的“子”指三女。如此邂逅，怎么知道必定不能善终呢？

绸缪束楚【叶麌韵，读如“取此主”翻】三星在户【麌韵】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叶麌韵，当古翻？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同上】这是赋兼兴的手法。《说文说》“楚”是丛生的树木，一名荆。解释也见《汉广》篇。楚在众薪中特别翘起，所以用来兴起粲者，显示她美于其他女子。《汉广》诗说：“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虽然取意不同，但寓意相似。户，朱子说是室门。门必朝南，黄昏可见的星星到了这里，说明夜已过半。粲通作“粲”，《说文》说，三女为“粲”，粲意为美。子兮子兮，是晓悟密康公的话。小国君主备齐灭亡的征兆，终究必定灭亡。将如何对待这样的粲者呢？先说女子来投奔，所以首章说良人；接着说密康公与三女相见，所以次章说邂逅；最后说密康公接受三女投奔，所以末章说粲者。黄省曾说，密康公的宗室长久以来，又滥取投奔的女子而不听从母亲的告诫，那么他的宗族覆灭，是理所当然的。

《绸缪》共三章，每章六句。《诗序》认为这是讽刺晋国混乱。国家混乱，婚姻就不能适时。申培的解释也说：晋国混乱，百姓穷困，婚姻失时，君子哀伤而作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