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世本古义卷三

译罢了，这也太粗疏了。金燫编写《诸史会编》，将《那》和《烈祖》这两首诗系于武丁四年的史事之下，我认为这是可信的。

译猗与那与，安放好鞉鼓，敲击鼓点，声音简简，使我们的有功烈之祖欢悦。

商汤的后人奏乐以通达神明，使我所思慕而成就的神明降临，从而使我心安。

鞉鼓的声音渊渊，管乐的声音嘒嘒，既和谐又平稳，配合着磬的声音。

显赫的商汤后人，其乐声穆穆庄严。

大钟的鼓声令人愉悦，万舞的行列盛大整齐。

我有尊贵的宾客，也不感到不愉快。

译鼓是用来演奏音乐的。鼗是用来预示击鼓开始的。说演奏鼓，那么鼗就随之而响了。《尚书》说：“堂下吹管、击鼗、敲鼓，用柷来开始，用敔来结束。”《礼记》说：“赐给诸侯音乐，用柷来引导；赐给子男音乐，用鼗来引导。”大概是因为柷用来合奏音乐，而鼗只是预示击鼓罢了，所以赐予的礼制不同。孔颖达说：“柷用来节制一曲的开始，它的作用宽泛，所以用来引导诸侯的命。鼗用来节制一唱的结束，它的作用狭窄，所以用来引导伯、子、男的命。”黄佐说：“《乐记》说：‘圣人制作了鼗、鼓、椌、楬、埙、篪，这六种是德音的乐器。’然后用钟、磬、竽、瑟来调和它们，用干、戚、旄、狄来舞蹈。这是用来在先王的庙堂祭祀的。”根据这些可以证明，这首诗首先提到鼗和鼓的意思，而鞉和鼓是两种不同的器物。“渊”通作“鼘”。《说文解字》说：“鼓，声音。”“嘒”，《说文解字》说：“小声。”“管”，竹制的乐器。《尔雅》说大的管叫簥，中间的叫篞，小的叫篎。郭璞说管长一尺，围一寸，都涂上漆，有底。郑司农说管像篪，有六个孔，其大中小尺寸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郑康成说像笛子但小些，并排两个一起吹，这是汉代大予乐所用的。《广雅》则说：管像箫，长一尺，围一寸，八个孔没有底。大概也是后世的制度，未必与古制相符，不值得相信。欧阳修说：“《尚书》说：‘堂下吹管、击鼗、敲鼓’，大概是从虞、夏以来就常用的旧物。”陈�说：“《郊特牲》说：‘歌唱者在上面，匏竹乐器在下面，这是重视人声。’《仲尼燕居》说：‘升堂歌唱《清庙》，是显示德行。’堂下吹管奏象，是显示事务。德行成就而在上，用歌声在堂上咏唱；事务完成而在下，用管乐在堂下吹奏。难道不是以无所凭借的为上，有所依赖的为下吗？”又说：“说鞉鼓接着发出‘渊渊’的声音，说管声先发出‘嘒嘒’的声音，为什么呢？大概鞉鼓必须等待演奏然后才能听到它的声音，管声与鞉鼓合奏，听到‘嘒嘒’的声音，就知道是管声罢了。这是大小不逾越，不相混乱的意思。”《疏义》说：“鼓是众音的主宰，管则是音乐中较小的。举出这两者，那么其余的乐器就在其中了。既和谐又平和，兼有堂上堂下的八音各种乐器。《周语》单穆公说：‘声音相应互相保全叫和，大小不逾越叫平。’依据《说文解字》说：‘依，倚靠，就是说互相依附。’磬，郑玄说：是玉磬。朱子说：堂上升歌的音乐，不是石磬。孔颖达说：知道是玉磬，是因为钟、鼓、磬、管同为乐器，磬不是乐器的主要部分，却说和平来依附，磬声说明这不同于普通的磬，不是石磬。”陈�说：“春秋时期，齐侯用玉磬贿赂晋军，停止战争；臧文仲带着玉磬到齐国请求借粮。《郊特牲》说诸侯宫架而击玉磬；《明堂位说四代乐器而抚摸圆玉磬。玉属于石类，玉磬则超出其同类了。《尚书》说天球在东序；《诗经》说受小球、大球。大概美好的物品没有如玉的，而球又是玉中出于自然的美者。先王因天球而制成磬，因为它作为堂上首乐之器，声音清彻，有隆盛而无衰减，是众声所寻求而依附的。《商颂》说：‘依我磬声’，本源大概就在这里吧？”又说：“商乐以磬为主，所以说‘依我磬声’；舜乐以箫为主，所以说‘箫韶九成’。”张子厚说：“玉磬是声音中最平和的，可以养心，它的声音一定，始终如一。”邹忠�说：“磬声不像其他声音可以用人力高低变化，所以依附它就显得和平。”又《韩诗外传》说：“居处整齐则脸色美好，饮食整齐则气息珍贵，言语整齐则诚信，听思整齐则成功，志向整齐则充盈。这五者整齐，那么神就居其中。”《诗经》说：‘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按此传虽然与诗义无关，但寓意深远了。“于”是叹美的词，有赫炽盛大的意思。歌者赞美汤孙所奏“穆穆”的声音，不是赞美汤孙。“赫”义本指火红的样子，五事中说属火，声音的盛大也像火性向上腾升，所以用“赫”来象征。欧阳修说：“‘于赫’是盛美的辞藻，不应该自称盛美的孙子，来夸耀他的先祖。”黄震说：“音乐用来取悦神灵，所以说‘于赫汤孙，穆穆厥声’，用夸大的言辞说音乐的美好，就像饮食说‘苾苾芬芬’，用夸大的言辞说饮食的美好。凡是用来取悦神灵，不是自夸。“穆”通作“防”，《说文解字》说：“细文。”声音怎么能用细文来称呼？《乐记》说：‘声成文谓之音。’《通志》记载汤命令伊尹作乐叫《大濩》，修九韶六律。听到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听到商声使人方正廉洁而好义，听到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听到征声使人乐养而好施，听到羽声使人恭谨而好礼。这不是‘穆穆’又是什么？“庸”通作“镛”。陈�说：“大钟叫做镛，因为能考成大功，解释见《灵台》篇。前面说了鼓，到这里才开始说镛。说镛，那么镛的演奏似乎在鼓之后。但既然说了镛，就接着说鼓，那么鼓的演奏又在镛之后。一篇之乐，以鼓始终。这也可能是所谓鼓为乐之君，而五声没有它就不和谐吧？”陈�说：“那祭祀成汤的音乐，堂上说‘依我磬声’，那么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之类的都举出了。堂下说鞉鼓管镛，那么柷敔笙箫

译之类都列举了。详于乐而略于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有功德，而音乐是象征功德的。斁，《说文》说：“解也。”钟鼓有斁，是说音乐结束的时候。万舞，是夏、商、周三代舞蹈的名称，都叫万。《夏小正》说：“丁亥日，万舞用于入学。”《商颂》说：“万舞有斁。”《逸周书》说：“万舞献祭明亮，三终。”孔安国认为禹用万人以上治水，汤用万人得天下，何休也认为武王用万人服天下，所以他们的乐舞都称万。按《书传》和《春秋传疏》都说汤因大旱在桑林之社祈祷而雨遂降，桑林之乐名叫大濩。《左传·襄公十年》：“宋公在楚丘宴请晋侯，请求用桑林舞。”师题以旌夏，而《庄子》也说“合于桑林之舞”，或许就是这万舞。奕，《说文》说：“大也。”陈旸说：“赞美其缀兆之众大。”在商代为大濩，在周代为大武，《周官》都由大司乐掌管，其规模众大可知。我按此时乐已结束而将迎牲，所以舞者都站立在行列中等待行礼而舞。嘉，《说文》说：“美也。”郑玄说：“嘉客，指二王后及诸侯来助祭的人。”蔡汝楠说：“在虞代叫虞宾，在商代叫我有嘉客，在周代说我客戾止。”圣人治理天下，都考察宾客国家的教化。夷，《说文》说：“平也。”怿，《说文》说：“悦也。”亦不夷怿，是说不敢把祭祀视为平常之事，只取悦耳悦目以为娱乐，而忘记敬谨之意。下章说温恭有恪，正与此互相阐发。又按《易》有“匪夷所思”之文，疑此“不夷”与彼“匪夷”相类，谓嘉客闻乐而悦，其喜悦至极，非比平常之悦也。人悦如此，神明喜悦可知，隐约含有先祖是听之意。这是烈祖之所以来享，而能安我思成的原因，此义亦通，学者详之】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赋也。自从也对今皆谓古在，《说文》存也。进古言昔则昔又在古之前，《礼运》篇孔子言后圣有作，然后陈其牺。

译备齐牺牲，摆好鼎俎，陈列琴瑟管磬钟鼓，修治祝辞与嘏辞，以招降上神及其先祖。然而，在往昔之时，已是中古之世，并非上古；而自古以来的古，也不过是下古而已。先民先辈之人，说圣人有所作为，陆化熙说：“作为祭礼，也是述作。”所谓温恭，就是温和恭敬，大概是安于常道而行，并非勉强。朝夕，是从早到晚。执事，是主持庙中之事。恪，本作愙，《说文》说：“敬也，恭敬之至。”如同接待大宾，所以字在心上加客。这是说尊崇祖先、敬奉宗庙，是万世通行的道理。追随我以前的古人，保留往昔先圣人所创立的祭祀之礼，在将要祭祀之前，预先考虑事情，务必预备齐全，从早到晚，常存恭敬之心，只见其温和柔顺。等到祭祀行礼时，则一人各执一事，极尽恭敬谨慎，不敢懈怠疏忽。凡是礼仪应当如此，今日汤孙的祭祀，也是遵循古之道罢了。黄佐说：“商人崇尚声乐，牺牲尚未进入乐舞，三阕之后才备齐礼物，大概这是当时的制度。”因此这首诗将乐舞悉数列于前，而“温恭有恪”的话才出现。大概也是因其崇尚而如此，这难道是后于礼吗？《鲁语》说：“齐国闾丘来盟，子服景伯告诫宰人说：‘陷入恭敬。’闵马父嘲笑景伯，问他原因，回答说：‘笑您太过自满。’从前正考甫向周乐师校定商之名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其辑成的乱辞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早晚，执事有恪。’先圣王的传承，恭敬尚且不敢专称，说：‘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现在您告诫吏人说：‘陷入恭敬’，太过自满了。陷入而后恭敬，道将如何？”按闵马父的意思，是说以恭敬立教的人，尚且要让人学习古先民的恭敬而去做，现在竟把恭敬当作陷入非道，那么将以何者为得道呢？但《说文》说：“还视也。”季本说：“尝是秋祭，烝是冬祭，以秋冬为完备，所以说祭的一定举烝尝以见其余。”我按说：“烝尝，是说烝继尝而举行，知道这是冬祭。既说予，又变称汤孙，意在强调一个孙字，显示一气流通，不是非类的祭祀。”朱子说：“奉也。”苏氏说：“说汤其尚，顾予烝尝哉。”这是汤孙所奉承的，希望祖先能顾念。钱天锡说：“音乐虽然盛大，传承恭敬虽然久远，先祖虽然降临，而孝子之心，”犹若，有不敢必定者。至于以祖孙一体来期望，商人的绥我思成，即此可想见。

《那》第三章，一章四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六句。【旧作一章二十二句，现在按闵马父引用自古四句为辑成的乱辞，则不止作一章是明显的，所以纠正它。韦昭说：辑成也。凡是作篇章意义已成，撮其大要作为乱辞。诗者，歌也，用来节制舞蹈的。曲终再变章乱节，所以称为乱。郑笺以汤孙为太甲。孔子说：殷本纪汤生太丁，太丁生太丁，太甲是成汤的长孙。孙之为言，虽可以关联后世，以其追祭成汤当在初崩之后，太甲是殷的贤主，汤的亲孙，所以知道是指太甲。《那》祀成汤，经称汤孙，则《那》之作当在太甲时。按此义也通，并存之。又韩诗序以此诗为赞美宋襄公，其说与史记宋世家谓宋大夫正考甫作商颂赞美宋襄公者合，即说宋得用天子礼乐以祀成汤。然而我有嘉客，果真是宋所宜有的吗】

《烈祖》是肜祭成汤，是《书·高宗肜日》篇之所为作。【朱传以为也是祀成汤之乐，与子贡传申培说俱同。我所以定为肜祭者，因为《那》已是祀成汤之诗，一祭不容有二诗。肜者，祭明日又祭之名。《尔雅》说：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脤。孙炎谓绎者，祭之明日，寻绎再祭。肜者，相寻不绝之意。邢昺谓复脤者，脤是祭日以祭之，旦日复陈其祭肉以飨尸。按《说文》，肜字从舟，其义则舟行，与祭事无涉。古读肜有融音，故或通作《融》。《左传》“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而张衡《思玄赋》则曰“展泄泄以肜肜”是也。又马融《广成颂》云“丰肜对蔚”，肜亦通作融。《说文》训融云“炊气上出也”，炊气上出，缕缕不绝之义。但肜本音琛，韵书收入侵韵不知何因改读曰融，殊不可晓。知道此诗为高宗诗者，以《那》诗例之，其称烈祖同，其末言“顾予烝尝，汤孙之将”同，则其为一时之作明矣。又知道为肜祭事者，以“申锡无疆”一语知之。篇中娓娓，但以降福为说，则高宗勤祀之本意，殆可想见当其亮阴三年之后，虽既免丧，而犹恐德不类，不敢发言，诚未知致治之方将安所出，

译从而向鬼神表达孝心，以此祈求福佑罢了。这也是商人崇尚鬼神的习俗使然，所以在肜祭那天出现了野鸡鸣叫的异象。他的臣子祖己说：“从前格王端正了他的政事，于是祖己训诫武丁说：‘上天监察下民，常以义理为准则，降给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并非上天使人夭折，而是人自己中途断绝了性命；如果人行为不善，不听从道德，不畏惧罪过，上天已经降下天命，端正其德行，却还说‘能把我怎么样呢’。唉！君王所掌管的是敬爱百姓，防止邪恶，祭祀不要过于丰厚而亲近私欲。’”大意是说百姓受生于天，是天的子嗣，君王所掌管的在于敬爱百姓罢了，所谓敬爱百姓，只在于致力于百姓的道义而已，这是寿命长久的道理，不要只是丰厚祭祀而想向亲近的祖宗邀福。后来傅说进谏君王，也说：“轻慢祭祀，这就是不敬，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难以契合。”从这两篇书以及《那》《烈祖》两首诗来看，那么高宗早年的过失确实存在。《竹书纪年》记载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野鸡飞来，武丁大加记载；《高宗肜日》记载高宗祭祀成汤，有飞雉的异象，君王命令用野鸡做扇子，说：“用来彰显我的过错。”而《通志》称祖己训诫君王后，武丁又自责反思道义，三年不剪头发，经过多次翻译来朝见的有六个国家。孔子说：“我从《高宗肜日》中，看到了修养德行而迅速得到回报。如果遵循正道，施行仁政，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归顺其德行。”《史记》也记载武丁修明政治施行德政，天下都欢欣鼓舞，殷商之道复兴。帝武丁去世，儿子帝祖庚即位。祖己赞许武丁把吉祥的野鸡视为修德的象征，立他的庙号为高宗。

译嗟叹啊，显赫的祖先！积累这福泽，反复赐予没有穷尽，直到您神灵所在的地方。

已经斟满清酒，赐给我所思念的成就。也有调和的羹汤，已经戒备已经平和，神灵降临没有言语，这时没有争执。安顿我长寿，黄耉没有穷尽。

译因此政令公平而不相干扰，百姓没有争竞之心。这是借《诗经》的文辞来确立义理，完全不是《诗经》本身的防微杜渐之意，而郑玄的笺注拘泥于此，也用和羹作比喻，认为助祭的诸侯有和顺之德，这是错误的。眉寿是从眉毛而言，黄是从头发而言，耉是从面容而言，这三者都是长寿的征兆。解释都见于《南山有台》篇。说庙中的人，既然都能尽到他们的诚敬，举动合乎礼仪，这样大概就能使显赫的祖先安抚我们成汤的后代，给予眉寿、黄耉的福佑，以至于没有边界。

约軧错衡【叶阳韵，户郎反】八鸾鸧鸧【阳韵，陆德明本作锵】以假以享【叶阳韵，虚良反】我受命〇将【叶阳韵，资梁反】自天降康【阳韵】丰年穰�【阳韵】来假来飨【叶阳韵�虚良反】降福无疆【阳韵】赋也。这一章说现在的祭祀，不是偶然的，实在是因为得到了人和天助，所以使得成汤的后代能够尽到孝心罢了。约軧两句的解释见《采芑》篇，但“鸧鸧”那篇作“玱玱”，应当依从它。軧衡是从诸侯所乘坐的车来说的，八鸾是从诸侯所驾驭的马来说的。假通作徦，是到的意思；享，是献的意思。欧阳修说：“以假以享者，是诸侯既已到达而助祭献享。”我指的是成汤的后代。刘公瑾说：“歌工传达主祭者的意思，从先祖的角度指称主祭者就说汤孙，从主祭者的角度说就说我、说予。立言虽然不同，所指的人则是一样的。”漙《说文》说：大也将奉也。由于我们成汤的后代承受了上天的眷命，所以天下的诸侯都乘着他们的车马前来奉行祭祀之事。郑玄说：祭祀时助我，是说得到了万国的欢心。自从降下康，安也。年成大丰收而五谷很多，叫丰年穰穰，是谷物茂盛的样子。解释见《执竞》篇。孔颖达说：从天下平安的福分，所以获得丰年穰穰。吕祖谦说：是说时和岁丰，祭礼得以完成，所谓可以备齐祭品了。曹氏说：得到万国的欢心来侍奉先王，所谓得人也；降下安康和丰年，所谓得天也。来假来飨，是指显赫的祖先说的。飨的意思是向。欧阳修说：“上面说以享，是说诸侯来助祭向神献享；下面说来飨，是说神来到而歆享。”承接上文说成汤的后代得人和得天如此，大概显赫的祖先就会到来，坐下享用，降下没有界限的福分。邹忠曰：“那以管声、磬声，其声相叶。烈祖以申锡无疆、黄耉无疆、降福无疆为节。何商文之简朴竟然如此。”

顾予烝尝【阳韵】汤孙之将�叶阳韵，资梁反】赋也。黄佐说：“上面已经说赉我思成矣，说绥我眉寿、黄耉无疆矣，说降福无疆矣。这里又说顾我烝尝为什么呢？大概祖考”

译虽然已经献祭，但孝孙心中不敢确信神灵必定享用，所以又如此反复叮咛。苏辙说：“这是说神灵还会顾念我们的蒸尝祭祀吗？”这是汤的后人所奉行的。我认为：这两句话虽然与《那》篇的结语相同，但意思略有区别。《那》篇重在“孙”字，是说以一气感通；此篇重在“蒸尝”二字，是说我们在蒸尝之礼上相继举行，如此时时勤于祭祀，应当被烈祖鉴察念及。

《烈祖》共四章，第一章四句，第二章八句，第三章八句，第四章二句【旧本作一章二十二句，现在根据朱熹分为四节，在语意脉络上非常清晰，所以依据它来确定章数。辅广说：“《那》与《烈祖》都是祭祀成汤的乐歌，然而《那》诗专门讲乐声，到了《烈祖》则涉及酒食。商人崇尚声音，难道开始作乐时歌《那》，祭祀之后歌《烈祖》吗？”季本认为这一定是祭祀成汤而接受福佑的诗。考察这两种说法也都讲得通，但如果是祭祀当天所唱的，似乎不应有“申锡”（再次赐予）这样的话。《毛诗序》说“祭祀中宗”，朱熹认为此诗看不出是祭祀中宗，《序》只是不想连篇重复，又因为中宗是商朝的贤君，不想遗漏他罢了。邹氏也说：“《那》、《烈祖》两篇结语都说‘汤孙之将’，它们都是祭祀成汤，非常明显。商朝贤圣代代出现，不止中宗，怎么知道没有歌颂他们的诗？只是正考父所得到的仅仅十二篇，何况到了孔子删诗的时候呢】

〇《高宗》是报祭上甲微的【《孔丛子·论书篇》说：《尚书》说：维高宗报上甲微。定公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这是说亲尽庙毁，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所以在每年的大尝祭时进行报祭，用来昭示他们的功德。定公说：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参与报祭吗？孔子说：我听说从前虞、夏、商、周以帝王身份行此礼的有，自此以下就不知道了。《鲁语》中展禽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祖祭颛顼，郊祭尧而宗祭舜；夏后氏禘祭黄帝而祖祭颛顼，郊区鲧而宗祭禹；商人禘祭舜而祖祭契，郊祭冥而宗祭汤；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幕能遵循颛顼之道，有虞氏报祭他；杼能遵循禹之道，夏后氏报祭他；上甲微能遵循契之道，商人报祭他；高圉、大王能遵循稷之道，周人报祭他。郊、禘、宗、祖、报，这五种是国家常设的祭祀。考察《竹书纪年》：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到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到有易国作客，有易国杀了他并放逐他；十六年，殷侯微借河伯的军队讨伐有易，杀了他们的君主绵臣。到了殷武丁十二年，报祭上甲。沈约注说：殷侯子亥到有易国作客而淫乱，有易国的君主绵臣杀了他并放逐他，所以殷上甲微借河伯的军队讨伐有易，灭掉它，于是杀了他们的君主绵臣。商朝中期衰微，上甲微复兴，所以殷人报祭他。之所以知道这首诗是报祭上甲微的乐歌，是从“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宜”这两句话知道的。自从契初封于商，鲁连子说：在大华山之南；皇甫谧说：现在的上洛商是，即现在陕西西安府的商州，因为地有商山所以得名商。契生昭明，迁到砥石，事见《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迁到商丘，《竹书纪年》记载：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发明马车，于是迁到商丘。《左传》所说的陶唐氏的火正阏伯住在商丘，相土沿袭他是正确的。唐为宋州，宋为睢阳郡，在现在是河南归德府商丘县。季本说：地名叫商丘，大概也是因为契本封于此而以名丘吧？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即冥），曹圉生冥。《竹书纪年》记载：夏少康十一年，派商侯冥治理黄河；到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中间共计三十四年。《鲁语》及《祭法》所说的冥勤于官职而死于水，冥生振。《竹书纪年》认为是殷侯子亥，大概振是名而子亥是字。他实际开始迁到殷，共计三十七年而被有易国的君主绵臣所杀，国家统系几乎断绝。振生微，字上甲，于是杀了绵臣而以殷兴起，仍然住在殷地。这样看来，殷的迁徙虽然在子亥，但振兴殷的统绪以奠定王业的却是上甲，所以殷人报祭他。皇甫谧说微字上甲，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甲日出生，所以这样。商人生子以日为名，大概从微开始。《白虎通》也说，殷道崇尚质朴，所以直接用生日命名儿子。而谯周则说死后称庙主曰甲，大概是说生前称其名，死后以其生之名为庙主，在道理上或许如此。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方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王癸，王癸生天乙，这就是成汤。《竹书纪年》记载帝孔甲九年，殷侯又回到商丘。上距微杀绵臣那年，共一百零三年。不知道所谓的殷侯叫什么名字。自从回到商丘之后，又过了二十五年，就是桀在位的十五年，实际上是成汤为商侯的第一年。于是又从商丘迁到亳。《书序》说从契到成汤八次迁徙，汤开始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所，作《帝告》、《厘沃》。现在考察所谓八次迁徙，契开始住在商是一次，昭明住在砥石是二次，相土住在商丘是三次，冥离开商丘去河治水

译天命玄鸟，降临而生下商族；居住在殷地，广阔无边。古帝命令武汤，匡正那四方疆域。天命其君，遍有九州。

玄鸟，毛传说：就是燕子。春分时节燕子降临，汤的先祖有娀氏的女儿简狄配嫁给高辛氏帝，帝率领她与她在郊禖祈祷而生下契，所以追溯其根源，说是受天命以燕子到来而生下他。孔颖达说：毛亨不信纬书，认为上天没有命令鸟来生人的道理，而《月令》仲春说：“这个月，燕子到来的日子，用太牢祭祀高禖，天子亲自前往”，这就是在燕子到来的日子祈祷而得到契。燕子在春分到来，是气候的常理，并非天命让它生下契，但上天生下契，将要让他拥有天下，所以追溯其想要受天命，以燕子到来而生下他。记录祈福的时候，赞美他得到上天的命令，所以燕子的到来并非从天上下来，而称为“降”，是重视它，好像从天上下来一样。《月令》季春“戴胜鸟降于桑”，注解说称“降”的，是好像开始从天上下来，重视它所以称降。按燕子生商的说法，言语近乎奇异而事情并不奇怪，毛亨、孔颖达的说法是正确的。于是《诗纬·含神雾》却说：契的母亲有娀在玄丘的水中沐浴，注视燕子衔卵飞过而掉落，契的母亲得到并吞下它，于是生下契。《中候·契握》说：燕子飞翔水中遗留卵，流到有娀，简狄吞下它生下契。《封礼纬》说：契姓子氏，因为他的母亲吞下燕子卵而生下他。纷纷讲述怪异，互相沿袭，总不外乎吞卵一说，而且甚至认为契没有父亲，有娀不是喾的妃子。如刘向《列女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娀氏的长女，在尧的时候，与她的妹妹姐姐在玄丘的水中沐浴，有燕子衔卵飞过而掉落，五色很好，简狄与她的妹妹姐姐争着去取，简狄得到并含在口中，误而吞下，于是生下契。”王嘉《拾遗记》说：“商朝开始时，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看见黑鸟遗卵在地上，有五色花纹，作八百字，简狄拾起它，贮存在玉筐中，覆盖以朱红色的丝带，夜里梦见神母对她说：‘你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承金德。’简狄于是怀卵一年而有孕，经过十四个月而生下契，祚运八百代，是卵上的文字。虽然遭遇旱灾，后嗣兴起。”谯周则认为契生于尧代，舜才开始举用他，必定不是喾的儿子，因为他的父亲地位卑微所以不著名。罗泌驳斥他说：《世本》、《大戴礼记》说：“从前帝喾占卜四个妃子的儿子都有天下，而稷的后代成为周朝。周人既然上推后稷为喾的儿子，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从前有娀氏有两个女儿，长女叫柬逖，次女叫建庇。柬逖是喾的次妃，就是简狄。所以屈原说：“简狄在帝喾的台上，为什么适宜燕子赠送给你，为什么欢喜？”又说：“高辛的灵盛啊，遭遇燕子而赠送。”那些古书中保存的，说简狄未曾不及于喾。像司马迁、王逸，也已经以简狄为喾的妃子了。而一个说“三人行浴，因而吞下坠卵”，一个说“侍奉帝喾台上，嘉许坠卵而吞下它”，总之没有不同于纬书的说法。于是《吕氏春秋》更有不同，说有娀氏有两个佚女，为她们建造九成的台，饮食必定用鼓。帝让燕子前往观看，鸣声若谥隘。两个女子喜爱而争持它，覆盖以玉筐。一会儿打开观看，燕子遗留两个卵，向北飞遂不再返回。苏洵的话好啊：“史书记载简狄吞卵生契为商始祖，神奇妖滥，不也太甚了吗？如果圣人而有异于众人，天地必将储藏阴阳的和气，积累元气的精华以生，又哪里用得着这种微禽的卵呢？燕子在前坠卵，取而吞之，简狄难道丧心了吗？”欧阳修也说：“秦汉之间，学者喜欢做异说，说高辛氏的妃子陈锋氏女，感赤龙精而生尧，简狄吞咽燕子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中三个都以神异而生子。大概尧有盛德，稷契后世都王天下数百年，学者喜欢为他们称述，想要神化他们的故事所以务为奇说。至于帝挚无所称述，所以唯独没有说法。”又蔡邕《月令章句》说：“燕子感应阳气而至，它的到来主为孵化繁殖，所以重视它到来的日子，因此用它来行事。契母简狄，大概以燕子到来的日子有事于高禖而生下契。”所以《诗》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他的说法独自与毛传相合。当汉朝的时候，而有能持正论如这两人者，正不多得。如果褚先生说《诗》言契生于卵，后稷生于人迹者，想要显示他们有天命精诚的意思罢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怎么可以无父而生呢？褚先生虽然怀疑无父之说的非，而未免惑于神怪感通之事，不足以称为达识。虽然，以朱子素持正论，而犹以吞卵为可信，何况其他人呢？契为商开基之祖，所以说生契为生商。宅，《尔雅》说：“居也。”商、殷的解释，俱见本篇小引下。“宅”殷指上甲徽也。自徽时已改称殷侯，其后世反于商丘，于是复称商侯耳。“土”土地也。“芒”同作“荒”。“《尔雅》”说：“奄也

译毛亨认为“芒芒”是广大的样子。孔颖达说：“《左传》称‘芒芒禹迹’，划定九州，因此‘芒芒’是广大的意思。”上甲微已经灭掉有易氏，到帝不降三十五年又灭掉皮氏，这件事见于《竹书纪年》，那么殷朝土地的广大就可以知道了。朱子说：“犹，就是往昔的意思。”程子说：“天是从形体角度说的，帝是从主宰角度说的。”关于“武汤”，朱子说：“因为他有武德，所以这样称呼他。”曹氏说：“《尚书》说：‘惟我商王，显扬圣武。’《诗经·长发》说：‘武王高举旗帜有防备，手持斧钺。’因此称他为武汤。”“正”就是“定”的意思。“域”，《说文解字》说：“邦国。”陆燧说：“正域，是说四方的疆界，由我来匡正，使人们不能割据而纷乱。”黄光升说：“那时夏桀昏庸暴虐，诸侯不服，互相侵扰作乱，汤开始匡正他们，这是商朝王业的开端。”“方”就是东西南北四方，“厥后”指各方的诸侯。这与《尚书·舜典》篇“班瑞于群后”，《大禹谟》篇“禹于是会集群后”，《武成》篇“王这样说群后”，意义相同。严粲说：“汤秉承帝王的命令，于是随各方的情况向诸侯施行政令。”朱子说：“四方诸侯没有不接受命令的。”我认为：这是指景亳之命而言，景亳就是殷地。自从上甲微居住在殷地而国家开始强大，后来汤又在此地命令诸侯，王业由此奠基，所以诗人详细叙述此事，不仅仅是阐发祖先的功德，也是为了赞美当今定都殷地的地利。《竹书纪年》记载桀二十八年，商在景亳会合诸侯，于是征伐韦国夺取韦国，征伐顾国夺取顾国。《左传·昭公四年》，楚子会合诸侯于申，椒举对楚子说：“我听说诸侯没有归附的对象，以礼作为归附的依据。现在您刚得到诸侯，要慎重对待礼仪。霸业能否成功，就在这次会议上。”夏启有钓台之享，商汤有景渤之命，指的就是这个命令。“奄”，《说文解字》说：“覆盖，大有余。”“九有”，毛亨说：“九州。”郑玄说：“覆盖拥有九州作为君主。”孔颖达说：“‘九有’是共同拥有天下的说法，意思是把天下分为九份，都归自己所有。”又杨慎说：“《春秋命历叙》说人皇氏依据山川土地的形势划分为九州，称为九囿。囿，古文省略写作‘有’。”易氏说：“殷人九州的制度不见于经传，所以后世没有人详细知晓。”《尔雅》说：“两河之间叫冀州，河南叫豫州，河西叫雍州，汉南叫荆州，江南叫扬州，济河之间叫兖州，济东叫徐州，燕叫幽州，齐叫营州。这九州的名字以及疆域所至，与《舜典》不同，又与《禹贡》不同。后世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说法。先儒认为是殷代的制度，这种说法确实如此。由此考证，有舜代的幽、营、徐，而没有舜代的青、梁、并。这是青州并入徐州，梁州并入雍州，并州并入冀州。既划分了《禹贡》冀州的境界，又恢复舜代的幽州，又将青州并入徐州，又恢复舜代的营州。殷代的九州，清晰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也按类别列举。到了周人则又把冀州分为并州，并把营州并入幽州，恢复禹代的青州，而省去徐州并入青州。《王制》注说：‘殷汤更改制度，中国方圆三千里的疆界，划分为九州，建立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商朝的祖先受命不懈怠【叶纸韵，养里翻】，延续到武丁的子孙【纸韵】。武丁的子孙，武王没有不能胜任的【叶蒸韵，书蒸翻】。龙旗十辆【蒸韵】，大量粮食以此承接【蒸韵，赋也】。商朝的祖先，指上甲微。微作为诸侯，所以只称先后，不称先王，以‘方命厥后’为例可以看出。殆，《说文解字》说：危险。微的父亲振被有易氏所杀，国家已经危险了。微能接受上天眷顾的命令，以恢复旧业，不至于危殆，所以使汤得以有所凭借，以成就一统的基业。直到今天流传，在武丁时且延及子后之孙，孙后之子，世代数量不可限量，都是祖先微所遗留的。假使那时中途断绝而不再延续，那么汤且没有理由兴起，又怎么会有余荫惠及后人呢。武丁名昭，武丁是他的字。歌工在祖先面前，直呼其字，大概古人崇尚质朴就是这样。武王指汤。《史记》说：‘汤说我很武，号曰武王。’胜，《说文解字》说：胜任。这又是归美于成汤的话。凡是德行深厚的人流芳百世，德行浅薄的人流芳短暂，所以说君子的恩泽五世而断绝。恩泽断绝而子孙不蒙受其荫庇的，那么其精神力量到此就尽了。商朝的国命延续到武丁的子孙，没有穷尽的时候。虽然说是祖先的垂裕，也是因为成汤的丰功厚德足以承受，所以说‘武王靡不胜’。靡不，是对子孙而言。龙旗两句，指诸侯来助祭。周代觐礼，诸侯载龙旗，交龙为旗，一升一降，升象征其升朝，降象征其下复，是建在车上的。现在按此诗，商礼也不相同。十辆，郑玄说二王后，八州的大国，严粲说举诸侯中尊贵者而言，顾大韶说如果作众诸侯解，那么不应只有十辆。糦本作饎，《说文解字》说酒食，

译大糦，《韩诗》说这是大祭，承接《说文》说这是奉进。商朝的国运尚且延续到武丁的子孙，那么在武丁的时候，诸侯谁敢不服从？所以当时有十辆建着龙旗的车来助祭殷人的祭祀，作为诸侯的领袖。在祭祀的时候，都在宗庙中侍奉，进献酒食。假使王室的威灵衰微，怎么能得到这些？所以孟子说：“从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兴起，百姓归附殷朝已经很久了。久了就难以改变。”武丁朝会诸侯，拥有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邦畿千里，是百姓安居的地方。开始划定那四海的疆域，四海来朝，络绎不绝。景山四周是大河，殷受天命，一切都适宜，百福都承担。这一章说的是殷都的地势，所以更加追思上甲微的功绩。畿，毛亨说是疆界。虞夏称为服，殷周称为畿。王氏说，畿是说它有界限，服是说它服从天子的政事。邦畿是天子的都城。《王制注》说，天子所居住的州界的名称，殷称为畿。《汉书·地理志》说，殷周沿袭井田制来制定军赋，地方一里为井，十个井为通，十个通为成，成方圆十里，十个成为终，十个终为同，同方圆百里，十个同为封，十个封为畿，畿方圆千里。封是诸侯中最大的，天子所居住的就称为畿，这就是所谓邦畿千里。必定以千里为畿，是显示居重驭轻、居中图大的意思。这是指殷都而言。止，郑玄说相当于居住。《大学》引用这句话，在前面说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殷武》篇所说的四方之极。肇，通作肁，《说文》说是开始开辟，《尔雅》认为是开始。四海，指海内的土地。严粲说，邦畿之内地方千里，是百姓所安定的地方，是说民心安定。京都诸夏的根本，王畿之内人心安定，那么四海之大都在统治之内。汤本来以四方为疆域，现在说开始以四海为疆域，是因为殷道中途衰微，诸侯国有背叛的，所以疆土不是先王的旧貌，直到高宗中兴才恢复。王肃说，殷道衰微，四夷来侵犯，直到高宗然后以四海为境域。陈际泰说，商朝以兵起事，武汤之后有武丁，光复旧物，祭祀夏配天，中兴的运势，好像是他亲手开创的。虽然如此，武丁之所以能这样，是先占据山河的险要，沃野千里，掌握重势来面对诸侯，所以中兴的业绩灿烂，难道是随便就能做到的吗？假，通作徦，《说文》说是至。四海来假，说的是诸侯，就是上一章“龙旂十乘，大饎是承”。祈，通作跂，《方言》说是登。重叠使用，显示下面的国家不止一个。苏辙说，天子所居住的地方，畿内千里，自足以划定四方的疆域，四方诸侯依靠它而安定，所以到来的络绎不绝，很多。景，山名，就是现在殷所都的地方，用《殷武》篇“陟彼景山”来证明就可以看见。《括地志》说，宋州比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是汤盟誓的地方，因景山而命名。《寰宇记》说，景山在应天府楚丘县北三十八里。玉海说，高四文，现在属于拱州。按宋的应天府，就是现在的归德府，府城东南有亳城，就是景亳。拱州现在是睢州。员，朱子说，与“幅陨”意思相同，大概是说周围，说景山四周都是大河。补传说，殷都带着黄河，盘庚所说的“惟涉河以民迁”就是。辅广说，四周都是大河，它的形势盛大而居住安稳如此。我大概曾经综合商殷先后迁都的原因来观察，先前仲康时遭遇后羿的乱政，命令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靠邳侯，等到相即帝位，元年居商，而那时为商侯的是相土。国家既然被帝所居住，就不能拥有它的国家，而相土又有作乘马的功劳，所以帝把先前所居住的商丘给他，再传而让他治理黄河，长久在职，不能再居商丘，终于因为勤于政事而死，所以又迁回殷。这都是奉帝命而迁的。看它先前称商侯，后来称殷侯，大概是帝怜悯相土以死勤事，所以录用他的后人而继续封他。殷地背山带河，足以有所作为，迁殷之后就能灭有易，灭皮氏，商业从此复兴，所以展禽说上甲微能率领契，是说他能遵循契的功劳。然而微的子孙就应当长守此地，为什么又迁？唉！殷在这个时候本来有不得不迁的原因。那时帝孔甲即位，废黜豕韦，迁刘累为诸侯，一定都局促不安而迁到殷。殷方张之势，尤其被帝所忌，所以不得已又回到商丘，也是暂且避祸。到汤时势力又渐渐盛大，然而只能迁到亳，不敢问及故封。等到夏台释放之后，诸侯都宾服，克有雒，灭温，势力一天天大，因此会诸侯于旧国，而此时桀也无能为力。然而汤最终不再迁，是因为载亳而兴，正规划进取，所以不急迫于迁都。等到王业已成，就跟随先王居住，而在偃师定鼎。几传而仲丁迁嚣，难道没有缘故而离开祖都吗？当雍已的时候，商道衰微，诸侯不来。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复兴，诸侯归附。仲丁是大戊的儿子，意必大戊为他经略

译因为嚣地处于四方道路的中心，朝觐和会盟最为便利。又因为荥阳位于成皋险要之地，依山傍水，所以在此谋划迁都，确实是长远的打算。然而，这怎么能抵挡黄河决堤带来的祸患呢？从此以后，相、耿、庇、奄，都遭受黄河的肆虐，于是盘庚再次迁都到殷。这件事记载在《尚书》中，非常详细。迁都到殷之后，武丁、祖甲使商朝复兴。经过七代传到武乙，他迁都到黄河以北，被雷震死。从此以后，又再次居住在殷地，直到纣王灭亡，才迁到朝歌。季本认为，这一定是纣王在此建造离宫而居住，大概是乱世君主所做的事。《商颂·殷武》说“殷受命咸宜”，是统括前后而加以赞美的。咸，是都、全的意思；宜，是安适的意思，这两个字义都见于《说文解字》。自从上甲微以殷地兴起，而能够安稳地承受没有危险的天命。成汤虽然不以殷为都城，但曾在此会合诸侯，因而能够安稳地承受统治正域的天命。现在盘庚迁都到殷，传到武丁，又能安稳地承受四海来朝的天命，所以说“咸宜”。百禄，是泛言福气众多。何，《说文》说“儋也”，徐铉说“即负何也”？殷地对于承受天命，其相宜程度就是这样。继此以往，众多的福禄将如何？端有可为，武丁必能如此，大概是祝愿之辞。但实际上是从上甲开启了先例，怎么能不报答呢？有人问：武丁定都于殷，是因为盘庚迁都而没有祭祀，那么《盘庚》中的乐歌又是怎么回事呢？盘庚的世数未尽，仍然在太庙中列位受祭，自然与专门报答祭祀上甲的情况不同。然而《商颂》所流传的仅有五篇，又怎么知道不是本来有诗而后才散佚了呢？

译《殷武》三章，其中两章每章七句，一章八句。【旧说都认为是祭祀高宗的诗。《毛诗序》认为这是祭祀高宗的诗。然而《殷武》的《诗序》也说这是祭祀高宗，怀疑不应该有两首祭祀高宗的诗。所以郑玄认为“祀”应当是“祫”，祫就是合祭。高宗去世，开始在契的庙里合祭，歌唱这首诗。古代君主丧期三年，丧礼结束后，先在君主自己的庙里举行禘祭，然后在太祖庙里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一次禘祭，一次祫祭，春秋时期称之为大事。郑玄依据春秋时期的礼制来解释殷代的礼制，已经不足为信，何况他所引用的大多附会而不合常理，杨氏已经驳斥他有四种荒谬之处了。朱熹认为诗中有“武丁孙子”的句子，所以《诗序》以此为依据，虽然不一定正确，但这必定是高宗以后的诗。至于他的《诗集传》只说这也是祭祀宗庙的音乐，追述商人起源以及拥有天下的初期，大概不知道这首诗使用的场合，也太泛泛了。申培的解说则认为这也是禘祀的诗，其意思大概像《春秋》所说的吉禘，这就是丧礼结束后的祭祀，与郑玄所说的祫祭意思相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殷代的礼制已经失传，孔子尚且苦于没有证据，谁能凭主观臆断来确定呢？我特别因为诗中既提到商又提到殷，推测其微言大义所在，起初怀疑是高宗祭祀盘庚，但在各种书籍中找不到依据，不敢自信。后来想到高宗曾报答上甲微，又参考《竹书纪年》，才知道振兴殷朝的实际上是上甲，他与周朝的公刘、太王功劳相同，而这首诗是为报答祭祀而作，其立言的意思豁然可寻，没有再怀疑的地方，于是便写下来。又查考上甲是商汤的祖先，大禘祭追溯祖先的起源，那么这首诗以及《长发》的次序都应当排在《商颂》之前，而正考父校正《商颂》于周朝太师时却以《那》为首，为什么呢？商汤是商室开基的祖先，四季都有祭祀，上甲在每年的大尝祭和大禘祭中报答，终王时举行一次，都是根据义理而设立的，怎么能排在前面呢】

《诗经世本古义》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世本古义》卷四

明 何楷 撰

殷祖庚时期的诗一篇

《殷武》是确立高宗庙的诗。武丁修明政治，施行德政，天下都欢欣，殷道复兴。武丁去世，儿子祖庚即位。祖己赞美武丁以祥雉为德，确立他的庙号为高宗【从“武丁修政”以下都出自《史记》】。庙建成后，开始祔祭而祭祀他的诗【出自朱熹《诗集传》。武丁祥雉的事详见《那》、《烈祖》两篇小引下】。沈约说：“这是殷王的大仁啊，力行王道，不敢荒废安宁，安定殷邦，以至于大小官员没有时刻怨恨。”当时疆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却颂声大作，废弃的礼制重新兴起。庙号定为高宗。刘歆说：“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七是正法数，可以常数的。宗不在这个数目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所以在殷朝太甲称为太宗，大戊称为中宗，武丁称为高宗。周公作《无逸》的告诫，列举殷朝三宗来劝勉成王。由此说来，宗没有固定的数目。那么用来劝勉帝王功德的广泛了。或者又说中宗、高宗，是尊崇他们的道而毁掉他们的庙，名与实不同，不是尊德贵功的意思。《诗经》说：“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公所居。”思念其人尚且爱护他的树，何况尊崇其道而毁掉他的庙呢？迭毁的礼制自有常法，没有特殊的功德，本来就以亲疏关系相互推让。朱熹说：“刘歆说宗不在七庙数目中，这个说法是对的。又说商朝的三宗，如果不是另外立庙，只是亲庙时，为什么不胡乱将三个立为宗？为什么恰好限定取祖甲、太戊、高宗呢？”哪个祖先有功，哪个宗有德，天下后世自有公论，不以挑选为嫌，所以命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哪个好的自然应当宗祀，怎么能毁掉呢？我认为：在祖庚时期，武宗在七庙中正为考庙。现在如果为武丁另外立一庙，那么考庙就是虚设的主位了。难道以前居考庙的还依旧而不迁吗？然而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说在考庙祭祀武丁，又另外为武丁自立庙，那么武丁就有两个主位，更没有这样的道理。以我的意思，武丁虽然自立庙，但在世数未尽时，必定仍然居七庙中，而空出他的新庙。等到亲尽应当毁庙的日子，才开始将他的主位迁到新庙，与七庙同享祭祀，成为百世不迁的宗，而不与群祧等列罢了。又查考先儒说远庙为祧，迁主藏在那里，周朝的祧法，先公的迁主藏在后稷的庙，先王的迁主藏在文武的庙。群穆则藏在文庙，群昭则藏在武庙。所以有人说宗叫世室，也叫祧。以此法类推，如商朝的三宗，为宗则三宗以下的子孙，凡从七庙而祧的，必定各依其昭穆而分别藏其主于三宗的庙，也是礼之可行的。如果西汉每帝去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迭代毁庙。东汉宗庙的制度，代代称宗，未曾有祧迁的法度，这都是失礼的大者。刘公瑾说：“三宗的庙，不知道立在何处。”我私下认为中宗当穆，高宗祖甲当昭，各自随昭穆之位，特列其庙于太祖庙的两旁，三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