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七

译司马彪说：共伯和修养德行且喜爱贤才，周厉王发生祸乱时，天子之位空缺断绝，诸侯知道共伯贤能，请求拥立他为天子，共伯不肯听从，但无法推辞，于是便登上了王位。十四年后，天下大旱，房屋被焚烧，在太阳下占卜，卦兆显示是厉王在作祟。召公于是拥立宣王，共伯便回到自己的宗国，在共丘山的山顶逍遥自得。《庄子》以及《吕氏春秋》《鲁连子》都记载共伯在丘首得志，指的就是这个人。周王室灭亡后又得以存续，确实依靠了共伯的力量。这首诗的创作，应当是在他逍遥于共山的时候，所以有“行归于周，万民所望”这样的话。罗泌说：共和十四年，宣王即位，有人说周王室没有君主，周公、召公与共和王共同执政，所以称之为共和。从司马迁到司马光都没有异议，我不敢认为这种说法正确。厉王时期的周公、召公，已经不是昔日的周公、召公了。我听说厉王之后有位共伯和，以德行安抚百姓，诸侯认为他贤能，他进入朝廷代理王政十四年，天旱庐舍起火后，他回到宗国，在共山的山顶逍遥自在。宣王于是即位，因此王子朝告诉诸侯，还说：“厉王暴虐，万民无法忍受，将王流放到彘地，诸侯放弃职位来干预王政。”宣王有志向后才正式任职。这说明在宣王之前，确实有诸侯放弃职位干预天子政事的情况。那么所谓的共和，我认为是指政事由共伯主持。如果说周公、召公共同执政，我不相信。共伯的贤能，大概是干预王政而非他本意如此。向秀、郭象援引古代的说法，认为共和是周王的孙子，怀抱道义德行，在共地受封，厉王祸乱时，诸侯拥立他。宣王即位后，便废黜了他，他不因被废黜而不喜，也不愤怒，这才符合实情。《吕氏春秋》说：共伯和修养德行，喜爱贤良仁义，四海之内都以此作为准则。周厉王祸乱时，天子之位空缺断绝，天下人都来归附他，以此来说明事物之间的感应。罗苹说：查阅人表，厉王之后有共伯和，孟康认为他进入朝廷担任三公，大概是周王室没有君主，共伯以三公身份摄政，只因时间长久，所以发生了大旱的灾变。《十三州志》说共伯后来回到封国，在共山的山顶逍遥自得，如果他真是窃位篡夺，那么宣王即位后，他怎么可能在共首得志呢？共指现在的共城，即汉代的共县。《寰宇记》说：“厉王去世，共伯让诸侯奉王子靖即位为宣王，共伯又回到封国。”共山在县城北十里，这件事更加明了。而《水经注》也说：“共就是共和的故国，山在国都北面，所以又叫共北山。”

译那些都城里的士人，穿着黄狐皮袍，仪容不改，说话有条理。他们行走回到镐京，是万民所盼望的。这是赋的手法。“彼”指共伯和，“都”指西都镐京。孔颖达说：“士”是男子成年后的统称。“彼都人士”，说的是那些是我西都的人，一向以士人的品行著称，就是古人所称怀道抱德、修行好贤的人。也因为他们辞位避荣，所以只称他们为“士”。又苏辙说：“都”是美，“都人士”是指有美好品行的士人，也讲得通。“狐裘”是这些人所穿的。“黄黄”，朱熹说：是狐裘的颜色，因为皮不是同一只狐狸的腋下，所以重复说。按：黄衣狐裘，是大蜡祭的服装，所以《郊特牲》说：“穿着黄衣戴着黄帽来祭祀，是为了安抚田夫。”又说：“野夫戴黄帽，黄帽是草帽”，那么黄色的皮袍也是野人所能穿的。共伯和被废之后，逍遥于共山，与野人相同，所以也穿这种衣服。孔颖达说：狐狸颜色不同，白狐皮不是君主不穿，青狐皮及小而美的可以供公子穿，如果是黄狐皮及粗劣的，庶人也穿。那些黄色的狐狸多，黄狐皮衣，不是贵族的服装。庶人穿犬羊皮不露出内衬，所以这狐裘也不露内衬，只取其温暖舒适罢了。又按《玉藻》说：君子穿青狐皮袍，豹皮衬里，用绡衣来露出内衬，黄狐皮袍用黄衣来露出内衬，注解说君子士大夫，那么黄狐皮袍黄衣贵族也穿。但因为下一章说台笠是野人所用，所以知道这应当是野人的服装。“其容不改”，是说他的动作容貌有常度。“章”，《说文》说：乐曲终了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是数的终结。“出言有章”，是说吐辞合乎伦理，也如乐章之有节奏。这是追思他平日在位时风范如此。“周”也是镐京。“万民所望”，是盼望他从外出行而复归镐京，作为百姓的表率。《礼记·缁衣》篇：孔子说：“治理百姓的人，衣服不杂乱，举止有常度，以此来整齐百姓，那么百姓的德行就专一”，因而引用此诗。我认为这只是推言他足以成为百姓盼望的实质，衣服不杂乱，举止有常度，就是所谓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并非指这黄狐皮袍而言。又《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从伐吴回来，死了。将死时，遗言告诉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君子说子囊忠诚，国君死不忘增加自己的名声。将死不忘保卫社稷，可不说是忠诚吗？忠诚，是百姓所盼望的。诗说：“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就是忠诚。引用诗意，以不忘旧国为不忘君主、不忘社稷的比喻。旧说解释“周”为忠信，是不对的。

那些都城里的士人，戴着台草做的笠帽，戴着黑布小冠。那些君家的女子，发髻整齐如发丝。我不见他们啊，我心里不快乐。这是赋的手法。“台笠”，郑玄说：用台草皮做笠，台是草名。林兆珂说：有皮坚细滑致，可做伞笠。详见《南山有台》篇。笠用来遮暑雨，有柄的叫簦，无柄的叫笠。孔颖达说：《郊特牲》说：“大罗氏，天子掌管鸟兽的人，诸侯进贡隶属他。”草笠而至尊是野服，那么草笠是野人的服装，是贱者穿的。前面的裘是冬天穿的，这笠是夏天用的，各举其一而言。罗愿说：草服草笠，自从伊耆氏为蜡祭开始，大概已经很久了，然而还保留其衣服的制度，谨慎不敢改变。“缁撮”，毛亨说：黑布冠。“撮”，《说文》说：两指撮取。朱熹说：它的形制小，仅可撮住发髻。孔颖达说：按《郊特牲》说：“太古冠用布，斋戒则用黑布。”三代改制，斋戒冠不再用布，所以《玉藻》说：“始冠用黑布冠，从诸侯下至庶人，冠而破旧了也可以。”那么这应当是始冠而破旧的，现在作为常服，士以上冠而破旧，庶人则虽得服委貌冠，因而冠之，而节俭者服黑布冠，所以诗人举而赞美它。又《论语》“今也纯俭”注说：纯应当是缁。那么缁也可以为黑帛，怎么知道不是黑帛为冠而言？黑布者，以缁虽古布帛两名，但是字从才者为帛，从甾者为布，这里说缁故知不是帛。况且如果是帛为冠，则有制度，不得说撮。所以《士冠礼》说：“黑布冠頍项”，注说：黑布冠无笄者着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项中有绳，也是由固頍为之。现在未冠笄者着卷帻，頍是象之所生。是黑布冠制小，所以说撮，以此更明白不是委貌冠。按委貌冠即委貌，亦名冠弁。陈祥道说：黑布冠无缨，后世因为尊者不可无饰，所以加绘缨，用于始冠及大夫之卜宅与葬日罢了。庶人或以为常服，谓之缁撮，就没有梁了。季本说：“台笠出田时所戴，缁撮居家时所戴。”“彼君子女”，指贵家的女子，

译这指的是共伯的嫡妻与媵妾。后章所说的“尹吉”便是如此。又苏氏说：“‘君子女’，指那些具有君子般德行的女子，这样解释也通顺。”“绸”，《说文解字》说：“是密的意思。”“绸”和“直”都是形容头发，就像说“头发”那样，意指她的头发有如此特征。查考命妇的首饰有副、编、次三种，副的意思是覆盖，用来覆盖头部作为装饰。编则是排列头发做成假发，做成发髻的形状，戴在头上。次则是依次排列，头发的长短与自己的头发相合做成发髻，叫做髲鬄。这里只说像头发罢了。因为共伯已经自弃爵位，那么他的嫡妻和媵妾都不能穿戴命妇的饰物，所以只见到她的头发稠密而条直。《解颐新语》说：“完全保持头发的本来样子，不用假发做成高髻，就是这个意思。”共伯赞赏他的内助贤德，她也一定贤德，所以诗人思念而想见到她。“我不见兮”，是说没有见到她归来周京，所以心中思念而忧愁，并不是说没有见到这个人。如果真没有见到这个人，那么狐裘黄黄，台笠缁撮，已经明明见到她了。

那都城的人士，充耳的玉饰垂挂着美石。那君家的女子，名叫尹吉。我见不到她啊，我的心郁结难解。充耳只有冕服才有，琇通作秀，是下垂的样子。解释都见于《淇澳》篇。说琇实，王肃说：“用美石做耳塞，塞实耳朵，就是这个意思。”这与下章垂带而厉，都是追述共伯昔日作为诸侯时的服饰如此。看卫武公的诗也说“充耳琇莹”，那么他是诸侯就可以知道了。尹，是尹氏，世代担任周公的卿。吉，郑玄读为姞。《唐宰相世系》说：“吉氏出自姞姓，黄帝后裔伯某封于南燕，赐姓曰姞，又是后稷妃子的家族。”《左传》宣公三年郑石葵说：“我听说姬姞婚配，他们的子孙一定繁衍。”姞、吉人，是后稷的正妃。有的写作郅，《潜夫论》说：“郅与姞同而字异。”孔颖达说：“尹姞是世代尊贵的旧姓，是有礼法的人。”又姚宽说：“尹吉两姓都出自尹吉甫之后。”《元和姓纂》说：“尹吉甫的后代，以祖父的字为氏。”汉代有汉中太守吉恪就是如此。两种说法并存。苑，毛亨说：“是积聚的意思。”查考苑是用来饲养禽兽的地方，《风俗通》说：“苑，是蕴藏的意思，说薪柴所蕴藏。”积聚所以有积聚的意思，结是缔结。孔颖达说：像绳子束起来那样叫结。苑，用来形容思念不止；结，用来形容思念不解。意思是共伯摄政时，一定有深深契合民心的地方，所以思慕之深，达到如此程度。后两章意思相同。

那都城的人士，垂下的带子长长地飘着。那君家的女子，卷曲的头发像蝎子。我见不到她啊，愿跟随她远行。带，是大带。《小尔雅》说：带子垂下的部分叫厉。《左传》所说的鞶厉，孔颖达说：大带垂下的部分名叫绅，又名叫厉，绅是带的名称，厉是垂下的样子。季本说：随着垂下，像将要踩踏一样有危险的意思。查考礼制，绅长三尺，子游说：带子下部分为三分，绅占两份。注解说人高八尺，大带之下四尺五寸，分为三份，绅占两份，绅长三尺。卷通作鬈，《说文解字》说：头发好看。引用《诗经》：美且鬈。另一种说法是头发弯曲。虿，《说文解字》说：毒虫。字形像它奋起螫人拖着尾巴的样子，长尾的叫虿，短尾的叫蝎。陆玑说：一名杜伯愚。查考虿尾能卷曲叫卷发，像虿应当是假发髻的形状相似，就是首服中的编。罗愿说：这是说命妇的装饰，指首饰整齐。言，是发语词。迈，《说文解字》说：远行。我见不到这个人回归周京，就愿意跟随她远行。

不是她故意垂下带子，而是带子自然有余。不是她故意卷曲头发，而是头发自然有旟。我见不到她啊，为何如此张目悬望呢。伊，郑玄说：是语助词。余，《说文解字》说：是富饶。像头发于旟，是说像旌旗舒卷的样子。罗愿说：《淮南子》说郑国舞者的头发像结起的旌旗。许慎说：屈曲然后舒展。结旌就是旟的意思。郑玄说：这是说士人不是故意垂下带子，带子按礼制自然应当有余。女子不是故意卷曲头发，头发按礼制自然应当有旟。盱，《说文解字》说：是张目。云何盱矣，是说让我如何悬望呢。是说盼望得很深切。起初说不见，那么我心里不悦；接着说郁结，又比不悦更甚；接着又想跟随她远行，接着又不愿她终于远行而不归，寄托于悬望。共伯和，为什么能得到周人这样的感情呢？虽然有人说他不贤，我不相信。

译《都人士》五章，每章六句。《诗序》说：这是周人讽刺当时服饰没有定规的诗。古时治理百姓的人，服饰不杂乱，举止从容有定规，以此来统一民心，那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专一。哀伤如今再也见不到古人那样的风范了。贾谊在《新书》中采纳并推演了这种说法，说：人的本性并不像面貌形体那样有差异，同类中贵贱的区别，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就体现在外表上的。用来区别贵贱、明确尊卑的，是等级、权势、服饰和号令。如果混乱不止，放纵无度，虽然天理相同，但人事却无分别。那么所谓君臣，并不是有相互统属的器具和尊卑的常道，只是面貌和皮肤的差别罢了。亲近的人熟悉其面貌，然后才能识别，那么疏远的人就无所依从，大众就无所期望，那么下属怎么能不怀疑上级呢？君臣同属一类却地位不同，如果穿着相同的服饰，那么上级怎么能不轻视下属呢？《诗经》说：那都城的士人，穿着狐裘黄裳，行走回到周京，是万民所仰望的。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可以仰望而知其德；在下位的人，可以记述而铭记其行。这样君主就不会怀疑臣子，臣子也不会迷惑于君主。如果这些道理不能实行，就像水流没有界限一样混乱，这真是令人长叹的原因啊。现在考察，狐裘黄裳，按照台笠的例子来看，自然是野人的服饰，却以此作为治理百姓者服饰不杂乱的依据，可以吗？《诗序》不过是沿袭《缁衣》篇的成说罢了。朱熹也知道这是错误的，认为这首诗是乱离之后的人，再也见不到昔日都城的兴盛，人物仪容的美好，因此作此诗来叹息。并且说：周厉王流亡死于彘地，那时都城自然不能像从前一样，不一定是在东迁之后。他的语意也近似于子贡传中“君子怀”三个字，大意应当与朱熹的传注相同，而其余文字都已缺失。申培的说法则认为这是尹伯封所作，周朝东迁后，伯封见到西周风俗的美好，而哀伤当今不如古代，如果说是赋诗，也不过是像《黍离》篇那样的意思。我所怀疑的是，根据旧说，前二章说的是都城中地位低微的人，后三章说的是都城中地位尊贵的人，意思是盛世的人无论贵贱都美好，浓淡都适宜。然而万民所仰望，是崇高的称颂，既不是穿野服的农夫所能担当的；充耳琇实，是五冕的装饰，也不是都城中普通士人所能企及的。心中怀疑诗中所思念的，必定有一个人，先前身居高位而后沦落草野，所以作此诗来招引他。忽然想到共伯和的事情，与诗中的语意一一吻合。狐裘台笠，是当时所见的景象；琇实垂带，是追忆的言辞。称他为士，是为了表明他不是诸侯；想要跟随他远行，是为了说明他长往不返。最后说：我不见他了，怎能不忧愁呢？这仍然是“行归于周，万民所望”的意思。品味诗的辞句，既不是盛世的诗，而尹氏的贤德体现在吉父身上，姞氏的贤德体现在蹶父身上，都是宣王时的人，与厉王时相近，就确信认为如果不是共伯和，没有其他人足以当之。千年之后，必定有人以我为知言。

《鸿雁》赞美周宣王。【出自《诗序》】宣王刚即位，正值战乱离散之后，百姓没有安定的居所。宣王命令使臣慰劳招抚，使百姓回归安定，安抚聚集他们。在使臣回来时慰劳他们。【出自邓元锡《诗经绎序》说：赞美宣王。万民离散，不安居，而能慰劳招抚，使百姓回归安定，安抚聚集。以至于鳏夫寡妇，没有不得到安顿的。郑玄说：宣王承受厉王衰败混乱的弊病，兴起恢复先王的道，以安抚聚集众民为开始。《尚书》说：上天将要确立父母，百姓有政令有居所。宣王致力于这些事务。按“天将有立父母”两句，是现在《泰誓》中的文字。详细推绎诗的辞句，是宣王慰劳使臣的作品。邓元锡说：君王怜悯勤勉念功，有《皇华》篇那样的心意啊】

鸿雁飞翔，肃肃【陆德明本作“嘒嘒”】地振动着翅膀【麌韵】。这些人出征，在野外辛勤劳苦【叶麌韵，读如“羽”，王矩翻】。以及那些孤苦的人，哀怜这些鳏夫寡妇【叶麌韵，果五翻】。这是比而赋的手法。鸿雁两句用来比喻流民，下面四句则是慰劳使臣的话，后面仿照这个。鸿雁是两种鸟的名字，《毛传》说：大的叫鸿，小的叫雁。孔颖达说：鸿雁都是水鸟，所以连称。嫌它们同种而雌雄不同，所以传文加以辨析。罗愿说：按照《淮南鸿烈》说：雁是两次来的。仲秋鸿雁来，季秋候雁来。候雁比鸿雁小。现在北方有白雁，像鸿但小，秋深才来。来了就霜降，河北称之为霜信。唐代杜甫说：故国霜前白雁来，大概说的就是这个。现在《月令》和《周书》不再区分鸿雁和候雁。《月令》说：八月鸿雁来，九月鸿雁来宾。《周书》说：白露之日，鸿雁来；寒露之日，又来。既然是一种，为什么前后不一致呢？许慎注两种雁，认为八月来的是父母，九月来的是子女，羽翼稚嫩，所以在后面。现在《淮南子》都称为候雁，这应当有所依据。我认为：按照罗愿的说法，那么以鸿命名的就是鸿雁，以雁命名的就是候雁。鸿大，雁小，兼称它们，是取来比喻百姓的老少长幼。鸿雁知道躲避阴阳寒暑，树叶落下时向南飞，冰融化时向北去，所以称为随阳之鸟。雁又有一个名字叫朱鸟，扬雄说：能来能往的，就是朱鸟吧？肃肃的解释见《鸨羽》篇。鸿雁春天躲避阳热向北，秋天躲避阴寒向南，百姓躲避危险追求安定与此相似。旧说认为是迁徙不定的比喻，是不对的。

译百姓实在哀怨愁苦，寻求安身之处，怎能不思考为他们提供安居之所呢？因此需要借助这位使者。关于“之子”，欧阳修、严粲都认为是指使臣。“于”意为往，后面的“于”同“征”，意为行。“劬”字，韵书解释说：勤劳。《韩诗》说：频繁。劳，《说文解字》说：剧烈。勤劳且频繁，就称为“劬劳”。邓氏说：“劬劬地辛劳，含有父母般的心意。”“野”，《尔雅》说：牧地之外。《说文解字》说：郊外。《诗经》传注说：如果细分来说，郊外之地称为牧，牧地之外称为野。如果大致划分来说，那么“野”是郊外的通称。因为流民离散迁徙，所以命令使臣巡视郊外以招徕他们。“爰”意为曰，是王命之辞。“及”，《说文解字》说：逮及。《谷梁传》说：如同急切的样子。“矜”，通作“兢兢”，意思是危险。这些等待死亡的危殆之人，如果急忙救助，尚能有所挽救，稍迟就来不及了。鳏寡就是这些值得怜悯的人。孟子说：“年老而无妻叫鳏，年老而无夫叫寡。”刘熙说：“称为鳏，是因为他们忧愁抑郁不能入睡，眼睛常常睁着，这个字从鱼，因为鱼的眼睛总是闭不上的。”寡，意为裸露，裸露而孤单。又按，鳏虽然是年老无妻的名称，但那些未能及时成家的人，也称为鳏。舜三十岁不娶，《尚书》说：“有鳏在下”，这说明未老也称鳏。寡虽然是年老无夫的名称，但并非只有年老无夫者才称寡。史载卓文君新寡，湖阳公主新寡，都处于盛年，也有男子称寡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崔杼生了成和疆后就成了鳏夫，娶了东郭姜”，这是指鳏夫称寡。《小尔雅》：“凡无夫无妇通称为寡，鳏夫叫焭，寡妇叫嫠”，就是这样。毛传也说：“偏缺叫寡。”那么鳏是不娶的名称，寡是已娶而丧偶的名称，专指男子来说，也可以有旷夫，那么就有怨女了。总之是无家室的意思。世道混乱，百姓离散，举目无非是这类人，确实令人哀怜。重复言说以感动人心，有人说在值得怜悯的人中，只有鳏寡最为可怜，这似乎有些牵强，现在不采纳这种说法。朱善说：“体恤鳏寡，是周文王兴起的原因；富人快乐，哀怜那些孤独的人，是周幽王灭亡的原因；关爱值得怜悯的人，哀怜这些鳏寡，是周宣王中兴的原因。”《左传》文公十三年：“鲁公去晋国朝见，并且重温盟约。卫侯在沓地会见鲁公，向晋国请求讲和。鲁公回国，郑伯在棐地会见鲁公，也向晋国请求讲和。鲁公都帮他们达成了协议。郑伯与鲁公在棐地宴饮，子家赋了《鸿雁》。”季文子说：“我们国君未能摆脱这种困境。”《鸿雁》飞翔，聚集在沼泽中央（叶药韵，逹各翻）；这位使者来到墙边，百堵墙都建起来（药韵）；虽然勤劳辛苦，最终得以安居（叶药韵，他各翻）。这是比兴兼赋的手法。中泽，毛传说：“沼泽之中。”鸿雁喜欢居住在沼泽，《尚书》“彭蠡已经蓄水，阳鸟所居”就是证明。《物类相感志》说：“鸿雁夜宿洲中，鸿在里面，雁在外面，轮流惊避，防备狐狸和人的捕捉。”郑玄说：“鸿雁本性安居泽中，现在飞又聚集在泽中，好比百姓离开居所而离散，现在看到他们回归安定聚集。”垣，孔颖达说：“小墙的名称。”于垣者，先前往治理小墙的地方，将要建造房屋。于征则指使者出外而在野外，于垣则指使者已返回而在城邑。苏辙说：“使者所到之处招徕流民，使他们返回都邑，修筑垣墙而安顿他们，然后百姓才知道止息之处，如同鸿雁聚集在沼泽一样。”堵就是垣。《公羊传》说：“五版为堵，五堵为雉。”关于其高宽的规定，传注不一。有以一丈为版的，那么堵当五丈，雉当二十五丈，这是《毛传》的说法。有以六尺为版的，那么堵当三丈，雉当十五丈，这是郑笺的说法。然而郑玄又说：“雉长三丈”，大概是误将堵当作雉。孔氏认为“雉长三丈，经文中也没有依据”。有说版宽二尺的，那么一堵墙长高各一丈，一雉墙长高各五丈，这是《周礼》注的说法。然而注又说：“雉高一丈，长三丈”，那么与“五堵为雉”之数又不符合。有说八尺为版的，那么堵当四丈，雉当二十丈，这是《韩诗》传的说法。何休所谓“版长八尺，接五版为堵，接五堵为雉”就是这样。有确切说“雉长三丈”的，《郑驳异义》说：“《左传》郑庄公弟弟段居住在京城，祭仲说：‘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土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不是制度。”古代的雉制，书传各自未能详述。现在根据左氏说郑伯之城方圆五里，积一千五百步。大都不超过三分之一，那么五百步。五百步为百雉，那么知道雉五步。五步按度量长三丈，那么雉长三丈。雉的度量由此确定，可知了。这就是向《诗笺》的说法。然而顺推下去，堵应当长六尺，版只应当长一尺二寸，似乎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王愆期怀疑《公羊传》“五堵为雉”的文字，“五”应当是“三”，因为诸儒都说堵长一丈，三

译一堵长三丈，这是计算一雉的标准。既然“五版为一堵”，那么计算一丈应当长二尺，这正好与《周礼》注疏中关于版和堵的数量说法相合，较为可信。一堵高宽各为一丈，三堵为一雉，这是按横向计算而非纵向计算。陆佃说：“雉鸟飞翔如箭，一去便坠落。”雉属于鸡类，不能远飞，高度不过一丈，长度不过三丈，所以雉的高度为一丈，长度为三丈。古人计数以万为单位，度量以雉为单位。师旷《禽经》说：“雉鸟向上飞能达一丈，鷃鸟向上飞能达一尺。”所谓“上”，是说向上飞。雉鸟向上飞能达一丈，所以用雉来计算丈。“曰百”的意思是，显示这不是出自一家之言。“作”是“起”的意思。郑玄说：“百堵同时兴起”，是说急于办事。“劬劳”在这里指代“之子”，与首章的“劬劳”含义不同。前面的“劳”在于招徕，这里的“劳”在于安顿聚集，究极穷尽。犹言最终的意思。如今虽然从事版筑的辛劳，但最终能使百姓享有安居的快乐，又有什么吝惜而不做的呢？这是劝勉的话，孔颖达说希望他们不畏惧辛劳。鸿雁在飞翔，哀鸣声嗸嗸【豪韵】。只有这位明智的人，说我辛劳【豪韵】。只有那些愚蠢的人，说我显摆骄纵【叶豪韵】。起兴并比而赋，鸣叫声悲哀，叫做哀鸣嗸嗸。《说文解字》说，嗸是众口忧愁的意思。重叠说嗸嗸，是合着鸿雁来说的。君王说，我之所以派遣你们去修筑城墙，频频让你们如此辛劳，难道是不得已吗？想到这些值得怜悯的人，在流离失所之后，没有安定的住所，众口嗸嗸，都想向上控诉，也就像鸿雁的哀鸣。然而这正是让我内心反复焦劳，而不能自抑的原因。哲是智慧的意思，只有这位明智的人，是赞美“之子”的话。我宣王自称。君臣一体，君主劳心，臣子劳力。我在上面为“之子”辛劳，明智的人体恤我的心，自然应当在下面辛劳。愚，《说文解字》说是愚钝的意思。指愚人为“彼”，是鄙夷的言辞，借以对比，不一定实有其人。宣骄，就像《易经》所说的“鸣豫”。宣字从回，有转运的意思，所以训诂者认为是布散的意思。骄本是马名，是高大的马，一说马行走的样子，人的高傲放纵类似这样。说假如那等愚人不能了解我的心，看到我奔波忙碌，就只认为我身居高位而不能体恤，只是布散骄纵罢了。这是假设的话来感动他们，也是劝勉的意思。又苏辙说，兴废补败，不能自我安定，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在宣骄。严粲说，君王的事业以民为本，这首诗可以看出复兴的规模了。《左传》襄公十六年冬天，穆叔到晋国聘问，并且陈述齐国的情况。晋人说，因为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祀，百姓还没有休息，不然不敢忘记。穆叔说，因为齐国人早晚都在我国土地上发泄怨恨，所以大大请求我国急需帮助，早晨来不及等到晚上，伸长脖子向西望，说差不多吧？趁着执事的闲暇，恐怕来不及了。见到范宣子赋《鸿雁》的卒章。宣子说，匄在这里，怎敢让鲁国没有归宿呢？

译鸿雁三章，每章六句。【子贡传认为此诗是怀念流亡之人而不彰显其世系，申培的解释则说王者怀柔远方之人，流民欢喜而作此诗。朱子也说此诗是流民所作，然而开头说‘之子劬劳’，明显是指他人，结尾却说‘谓我劬劳’，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之子’是流民互相称呼，似乎说得通，但‘爰及矜人’两句终究解释不通，且没有意味。严粲则认为‘之子’是流民赞美使臣的话，并将第一章开头的‘劬劳’归于使臣，后两章的‘劬劳’则是自述。至于他解释末章大意，说哀鸣嗷嗷，乃是已有安宅之后，因生计尚未恢复，另有诉求，在明智的使臣怜悯其劳苦，就会有所抚恤；若是愚昧的使臣，必定会恼怒其索求无厌，直接以宣扬骄横看待他们了。在文理上也接近，但这样则只是赞美使臣罢了，与君王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赞美使臣，正是为了赞美君王，何不直接作为君王之言更为庄重恳切而可列入雅诗呢？郝敬说小雅自《鹿鸣》以下至此二十余篇都是朝廷制作，不应忽然采集一首民谣杂入其中，此论是对的。又纬书有四始之说，以《鸿雁》在申为金始，其理不详】

《韩奕》，宣王派遣蹶父出使韩国，韩侯前来朝见，君王赐命给他，尹吉甫作诗赞美他。【据《竹书纪年》为宣王四年之事，孔颖达说：梁山在韩国的山中最高大，是国家的镇山，所望祀的，所以赞美其高大之貌，奕奕然称为《韩奕》。《诗序》说：《韩奕》，尹吉甫赞美宣王能够赐命诸侯。邹忠曰说：韩国为武穆之后，与晋同祖，都属于望国，诸侯的向背系于它，而又邻近北国，是一方的屏障，所以没有比得到韩国更急迫的了。派遣蹶父出使韩国，确实有原因。蹶父因此缔结婚姻，而韩侯于是前来朝见，大概是沿用继世禀命的礼节。君王于是赐命他继承旧服，受命为北国侯伯，其依仗辅佐也隆重啊，而驾驭下属的权柄可以概见矣。黄震说：谢即南阳宛县，卫武公以制楚，韩扞临晋以制狄，都是天下形胜之地，所以宣王中兴，特别著此二诗。又说：此前厉王之世，诸侯不朝见入觐，赐命的典章被视为多余之物。宣王侧身修行，振举精明，一扫衰颓之迹，尊崇文武之道而恢复之，所以封申伯以怀柔南方之诸侯，命樊侯城齐以怀柔东方之诸侯，赐命韩侯以怀柔北方之诸侯，以至淮夷不服则命召虎去平定，徐方不庭则亲自率军征讨，规模宏大，即使是文武之世也不过如此】

奕奕梁山【叶真韵疏臻翻，亦叶先韵翰旃翻】，维禹甸【叶真韵他邻翻，亦叶先韵亭年翻，亦叶径韵质证翻，《周礼》注作敶】之，有倬【陆德明本作晫】其道【皓韵】。韩侯受命【敬韵】，王亲命【见上】之，纉戎【丰氏本作尔】祖考【皓韵律】，无废朕命【见上】，夙夜匪解【叶寘韵居缢 flip】，防共【音恭】尔位【寘韵律】，朕命不易【陌韵律】，榦不庭方，以佐戎【丰本作汝】辟【陌韵律。赋也，此章追述韩侯始受封时君王赐命之辞也。奕，《说文》云大也，重言之者，季本说大而叠也。梁山，据《括地志》在韩城县东南一十九里，《雍大记》说在今陕西西安府同州郃阳县北四十里，与韩城县城接界，按其地临河上，当龙门之南西隔漆沮，经耀州三水县而后到达豳，距离岐山尤其遥远，不是太王迁岐所逾越的梁山。太王所逾越的，何景明认为即是《禹贡》治梁及岐之梁，治田出谷税叫甸，详见《信南山》篇。禹平水土，使梁山之野都得以成为田地而向天子贡赋。苏辙说：禹治水时，九州之镇山无所不甸，即使是梁山也是禹所甸的。严粲说：功莫大于禹，所以诗人言人君之功多配禹，言《文王有声》，言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而继以皇王，维辟以武王之功配禹。宣王命韩侯为州牧，这是兴衰拨乱之事，此诗也以宣王之功配禹。倬，《说文》云着大也，苏说：将言韩侯，故先序其国说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这是韩侯所从朝周以受命的道路。周昌年说：厉王之时诸侯背侮，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倬处，也见中兴气象。韩国名在今同州韩城县，晋时为少梁邑，秦晋战于韩原即此地，秦国更名夏阳。《一统志》说：古韩城在县南十八里。郑说：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按《郑语》史伯谓韩为武王之子，韦昭说：近宣王时命韩侯为侯伯，其後为晋所灭，以为邑，以赐桓叔之子孙万，是为韩万，则其亡在平王时。孔说：韩是武王之子，其封当在成王之时，其命为侯伯，或成或康，不知定何时也。受命，受继世而为诸侯之命也。王亲命他，是将命他为侯伯也。纉戎祖考等七句，是君王赐命之辞。纉，《说文》云：继也。戎之言汝，音之转】

译也。后，指同祖的考，即祖父。看末章说：“以先祖受命”，则只标举“祖”而言，可见韩侯的先世曾经担任过州牧。不要废弃我的命令，就是继承戎祖考的命令。夙夜两句，是承接说明不废弃命令的实际表现。夙，早；夜，晚。匪通作非，懈怠通作懈。防，《说文》说：虎行走的样子。徐锴说：虎行走时，兢兢业业而有威势，所以把敬称为防。共通作供。《说文》说：设也。意思是说，你能早晚不懈怠，恭敬谨慎地供职你所应当尽的职责，那么我现在命令你继承祖考职位的事，就不再改变，仍然让你做州牧。这里有告诫勉励的意思。榦，徐锴说：筑墙两边的木柱。孔颖达说：就是应当挡在墙两边防止土塌的木柱。不庭，方指不来朝贡的国家，就像《易经》所说的“不宁方”。《左传》说以王命讨伐不庭，杜预注说下级侍奉上级都在庭中完成礼仪。《常武》篇说“徐方来庭”，意义都相同。佐，辅助。字本作“左”。辟，《尔雅》说：君。意思是说，如果有不来庭朝贡的方国，你应当作为桢榦去匡正它。谨守侯的度数以建立它，倡导阐明大义来昭示它，趋赴任用人才来辅助你的君主教化所不及的地方。这又是从“防共尔位”推演而言的。钱天锡说：韩地靠近边境，蛮夷的叛服不常。自从穆王以来，荒服之地的诸侯不再来朝。天子想要振兴中兴的功业，那么匡正不庭以辅助君主，能不期望于韩侯吗？体味“榦”这个字，有先自我端正而后端正他人的意思。从末章来看，那么他所匡正的也就是北方的国家罢了】四牡奕奕，孔脩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周王。周王赐给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衮赤舄钩膺镂钖，鞹鞃浅幭，防革金厄。这是赋的手法。首章是初受封时的事，这一章则是受封后再次入朝觐见的事。四牡，是用来拉车的马；是韩侯在路上所乘坐的。奕，解释同前，因为不是一匹马，所以重复言说。孔，甚也。脩，通作修。《说文》说：饰也。张，毛亨说：大也。孔颖达说：物体小的，张之使它变大。如果《左传》称张公室，意思是使公室强大，这是张为大之义。孔脩且张，是说极其装饰之美，而气象又雄伟。《周礼》大宗伯职说：以宾礼亲近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朝见曰觐，冬见曰遇。注说：觐的意思是勤，想要他们勤于王事。大行人职说：春朝诸侯而图谋天下之士，秋觐以比较邦国的功劳，夏宗以陈述天下的谋略，冬遇以协调天下的忧虑。《曲礼》说：天子当扆而立，诸侯北面而见，称为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而诸侯西面，称为朝。郑玄说：诸侯春见曰朝，在朝接受摰礼，在庙接受享礼，这是生气的文饰；秋见曰觐，在庙接受一气，这是杀气的质实。朝位于内朝而依次前进，觐位于庙门外而依次进入。王南面立于扆宁而接受。夏宗依春，冬遇依秋。《郊特性》说：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是天子的失礼。从夷王以下，按《仪礼》只有《觐礼》篇存在，其朝、宗、遇之礼都亡失了。孔颖达说：朝是四时的通名，觐则只是秋礼。诸侯朝见天子，四方时节其文不明。贾逵认为一方四分，或朝春，或觐秋，或宗夏或遇冬。马融认为在东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西方者觐秋，北方者遇冬。我认为：一方四分，殊无明据。如果马说所本，以《明堂位》记载鲁之祭礼说：夏礿，秋尝，冬烝，唯独没有春祀，明显是为朝王阙之。以鲁在东方，适宜行春朝之礼。然而此诗言韩侯奄受北国，则适宜行冬遇，何得行秋觐之礼？大概韩城本在西偏，抑或天子于此四者自依序，或各以特命行之？如欲图谋士人，则行朝礼；欲比较功劳，则行觐礼；欲陈述谋略，则行宗礼；欲协调忧虑，则行遇礼，未可知也。介，通玠。玠圭，即镇圭。解释见《崧髙》篇。申侯奉王命令为伯，而有介圭之赐，那么韩侯继祖考为伯，其也有介圭之赐可知。今以比功入觐，故持之以还报天子，如后世持节出使者，也持节反命。郑玄认为韩侯觐宣王，而奉享礼贡国家所出的宝物，引《尚书》“黑水西河”，其贡璆琳琅玕。孔颖达也说西河之地法当贡玉，韩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觐。介圭应当是奇异之大玉，可以为圭璧。按《仪礼·觎礼》篇，天子衮冕负斧扆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摈者谒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阶东北面再拜稽首摈者延之曰“升”

译升成拜后便退出来。四次献祭都用束帛加上璧玉，庭实只取各国所有之物。据此，觐礼中既有奠圭加璧之事，那么郑玄的说法似乎可信。但圭名为介圭，是天子所执持的，断没有将制成成形的圭作为贡品进献的道理。况且《崧高》篇说“赐你介圭，作为你的宝物”，其文与此吻合，那么它出自天子的赏赐是明显的。有人又认为介圭就是公侯所执持的瑞圭，尤其错误。那只是名叫桓信，怎么能用“介”来命名呢？两次提到“入觐”，上面“入觐承四牡”，是说这四匹马的出行是因为入觐的缘故；下面“入觐承介圭”，是说志在入觐之时他所执持的物品。“锡”通作“赐”，《说文》说“给予”。按觐礼之事完毕，天子赐给侯氏车服，在门外迎接，再拜重赐无数，下文所载就是此事。“淑”疑通作“儵”，《说文》说“青黑色的缯，〇白色”。“旂”是诸侯所树立的，《觐礼》说“侯氏载龙旂”，《乐记》说“龙旂九旒，是天子的旌旗”，用来赠送诸侯。陈祥道说“觐礼说天子载大旂，升龙降龙；《周志》说交龙为旂，又说诸侯建旂，那么天子诸侯的旂龙纹是一样的”。我按先儒说《周礼》所掌九旂的帛都用绛色，绛是大红色，因为周朝崇尚这个缘故。诸如交龙、熊、虎、鸟、隼等，都说画在绛帛之上。我终究不敢相信是这样。《曲礼》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已经明确写着朱、玄、青、白四色了。而巾车职也有说“大旂用来封同姓，大赤用来封异姓，大白用来封四卫，大麾用来封蕃国”。旧说认为大麾是黑色，以此合《曲礼》所载在朱、玄、赤、白四色之中已有其三，所缺的只有青色，那么大旂是青色可知。旂画交龙，它是青龙明显得很，那么大赤是朱雀，大白是白虎，大麾是玄武，又可知。况且从青到赤，到白到黑，依照四时的次序作为降杀的等级，这也是先王制礼之意可以推知的。我私下认为四旂的帛，各自跟随其方位的颜色，不必说九旂之中有通帛为旛的，是全帛皆绛，就一概以绛色为例。如此，诗言淑旂，如果以淑儵音通，那么说文所训为青黑发白之色，大概是以象青色将近于黑而尚浅于黑的样子，大体就是青色。以青白画龙于上，所谓青龙，韩国为姬姓，大旂正是封同姓所用。不然训淑为善，只说旂之善者，成何文理？“绥”通作“緌”，礼记注说：旌旗的旄。按说文训緌为系冠缨，说结缨颔下以固冠，其结的余者散而下垂。旌旗的旒类似它。孔说：徐州贡夏翟之羽，有虞氏用它作为緌，后世或没有染鸟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做之，缀于幢上，所谓注旄于竿顶者。那么绥者，就是交龙旂竿所建的章。王肃说：所以为表章也。“簟茀”详见载驱篇。孔说：茀是车的蔽，簟是席的名。陈祥道说：卫夫人之车以翟茀，齐襄方叔之车以簟茀，这是妇人男子车蔽的区别。“错”说文说：金涂也，车轭曰衡，在轭上涂金所以为文，详见采芑篇。“〇衮”，〇衣而画以衮龙也。凡冕皆〇衣纁裳，详见采菽篇。“赤舄”，冕服之舄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屦赤舄与王同也，详细见狼跋、车攻篇。“钩膺”樊缨也，马鞅在膺者，用金属为钩以拘之，详见采芑篇。“镂”说文说：刚铁可以刻镂。“钖”本作鐊，说文说：马头饰也。徐锴说：刻金华当马颔。陈祥道说：庄周言齐之以月题，月题是其象也。郑说：今当卢也。孔说：在眉眼之上。按巾车：玉路有钖樊缨，金路有钩樊缨，金路无钖有钩，计算玉路不是赐臣之物，此得有镂钖者，大概特赐之使得施于金路也。陆元朗说：皮去毛曰鞹，鞃毛说轼中也。孔说：轼者两较之间有横木可凭者也，鞉为轼中，盖相传云然。言鞹鞉者，大概以去毛之皮施于轼之中央，持车使其牢固也。“浅”毛说虎皮浅毛也，“幭”毛说覆轼也，孔说《礼记》作幦，《周礼》作防字异而义同。《玉藻》言羔幥、鹿幥，《春官·巾车》言犬防、豸防，皆以有毛之皮为幥。此云浅幥，则以浅毛之皮为幥也。兽之浅毛者，惟虎耳。陈样道说：“幥若席然，施之轼上。”“鞗”，马辔也。“革”，谓辔首之垂者，详见《蓼箫》篇。“厄”，当依释文通作搤。《说文》说：“捉也。”郑说：“以金为小环，往往缠搤之。”朱子说：“缠搤辔首也。”孔说：“往往者，言其非一二处也。”淑旂绥章，以旂言，是载于车上者。簟茀错衡，以车而言。

译衮衣红鞋，是从服饰方面说的；钩膺镂钖，是从马匹方面说的；鞹鞃浅幭，又是在车中特别指出车轼而言；鞗革金厄，又是在马具中特别指出缰绳而言。韩侯出行时举行祖祭，在屠地露宿。显父为他饯行，准备了百壶清酒。他的菜肴是什么？是烹煮的鳖和鲜美的鱼。他的蔬菜是什么？是笋和蒲草。他的赠礼是什么？是四匹马拉的马车。笾和豆丰盛饱满，侯氏欢宴尽兴。职，是官职；祖，是出行前的祭祀，祭祀行神，即累祖，详见《烝民》篇。郑玄说：“既然朝见天子后返回封国，必定要举行祖祭，这是尊重所去的地方，离开时就像刚开始出行一样。”宿，《说文解字》说：“止。”

译也，是地名。朱熹说：“有人说就是杜地。”《汉书·地理志》注说：“古杜伯国，汉宣帝葬在那里，因此叫杜陵，在长安以南五十里。”按杜有屠的读音，晋代有杜蒯，也写作屠蒯，这种说法似乎可信。但韩侯回国，不应该再从镐京以南走，想必那地方与蹶里相近。韩侯朝见天子的事办完后，打算顺便去行亲迎之礼，所以在那地方住宿。郑玄说：“在国门外举行祖祭，完毕后才出来住宿，表示出行不逗留。”就是在这里。显父不详其人，郑玄说：“是周朝的公卿。”孔颖达说：“诸侯回国，由王臣送行，送行的只有卿士。送行饮酒叫饯。”按《仪礼·聘礼》篇说：“出祖祭路神，祭酒肉干，然后在旁边饮酒。”注说出行出国门，停止陈列车马，在路神前奠酒肉干。路神，是祭祀道路之神，道路以险阻为难，所以堆土为山，伏牲在上面，用酒肉干祈祷告知。卿大夫留守的人，在这里饯行，在旁边饮酒。礼毕乘车碾过土山然后出发，住在近郊。这就是祖祭完毕后才饯行，饯行完毕才出来住宿。现在说在出宿之后饯行，是因为《诗经》先记韩侯打算住宿的地方，为下一章做铺垫。显父的饯行，应当仍在国门外。郑玄说王派显父饯行，现在以下文所赠来证明，知道必定出自王了。谢枋得说：“申伯出行，王亲自饯行；韩侯出行，王派显父饯行。礼也有等级差别。”清酒，孔颖达说：“清美的酒。”壶，《说文》说：“昆吾做的圆形器皿。”徐锴说：“昆吾是纣王的臣子，制作瓦器。”季本说：“《礼器》注说：壶大一石。”这是说大的壶。说百壶，则必定是小壶了。孔颖达说：“多到百壶，说喜爱韩侯而送酒多。”殽，通作肴。《说文》说：“吃。”孔颖达说：“食物。”炰鼈，解释见《六月》篇。郑玄说：“炰是用火煮熟。”孔颖达说：“是说蒸煮。”鲜鱼，郑玄说：“可以做脍的鱼。”孔颖达说：“新谷叫鲜，鱼腐烂就不能做脍。”防，《说文》说：“菜肴。”按《说文》无防字，当作鬻。说鼎中的食物。陈留称防为鬻，也作餗。《易经》覆公餗就是。笋，郑玄说：“竹的嫩芽。”《笋谱》说：“竹初种根，吃土向下寻求母体。等到长出笋冒土而上，爱护子体。”笋大约不过是青绿色。本草木性甲乙气。蒲毛，徐锴说：“按蒻是蒲下入泥白处，现在俗称蒲白。”郑玄说：“《周礼》注说：蒲刚生在水中的子。”按《周礼·醢人》职责说：“加豆的实物，深蒲醓。”醢笋菹鱼醓，都说用蒲笋做菹，所以孔颖达引陆玑说：“笋刚出地，长几寸，用苦酒豉汁浸泡，可以就酒及食。蒲刚生，取心中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吃甘甜脆，用苦酒浸泡，如食笋法。”这是说笋蒲做菹的方法。然而菹与防有异，《说文》训菹为酸菜，徐锴说用米粒和醋渍菜，是对的。防者，是酏食糁食之类，二者都有肉，所以郑众解《周礼》“糁食”为菜餗蒸，而郑玄解《易》“覆公餗”也说“糁谓之餗”，震为竹，竹萌为笋，笋是餗之为菜，这是八珍之食，这是笋可为糁食的证明。维蒲之为餗，没有经书记载，然而《说文》解“鬻”字下也引此诗曰“维苇及蒲”，意古必有用蒲为糁食之法，只是不传罢了。经言防，非言菹也，所以不可以不辨。赠，孔颖达说以物送人之名，郑玄说“王既使显父饯之，又使送以车，所以赠厚意也”。人君之车曰路车，所驾之马曰乘以马。按《采菽》之诗曰：“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觐礼》曰：“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注谓“路下四者乘马也，亚之者次而东也。”是可以见其出于天子之证也。孔颖达说“卿大夫无路车乘马之名，则非显父之赠”。笾竹豆，豆木豆，孔颖达说盛脯醢之笾豆，且《说文》云“荐也，陈设之义”。侯氏吕祖谦云“指韩侯也”。按《觐礼》称诸侯为侯氏，贾公彦云“言诸侯则凡之总称，言侯氏则一身不凡之也”。燕通作宴，《说文》云“安也”。胥通作□，《说文》云“通也”，□疏字同，《尔雅》训皆，《公羊》训胥为相，义当取此，彼此同，故曰皆曰相也。侯氏燕者，言韩侯与显父相燕乐，荣君宠也。韩侯取【去声，陆本作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上声】之子【纸韵】。韩侯迎【去声】止【纸韵】，于蹶之里【纸韵】。百两彭彭【叶阳韵，逋光反】，八鸾锵锵【阳韵，陆本作将将。不【丰本作丕】显其光【阳韵。诸【白虎通作侄】娣从之。祁祁如云【叶

译韩侯回头望去，只见那迎亲的队伍光彩夺目，挤满了蹶父的家门。

蹶父，孔武有力，没有哪个国家是他不曾出使到的。

为了韩姞来相配，没有比在韩地更快乐的了。

韩地的土地非常快乐。

河流沼泽广阔无边，

鲂鱼和鱮鱼肥美硕大，

母鹿成群，数量众多，

既有熊又有罴，

既有猫又有虎。

喜庆的婚配，美好的居所，

韩姞安乐闲适，称颂不已。

译“之语”，怀疑蹶父的封国原本在燕地，而在周王朝做官，因此与韩侯联姻，所以诗中叙述了他先世的事情。至于“燕胥”“燕誉”，似乎都指燕地而言，但因为缺乏明确的证据，所以不敢强行解释。相，《说文》说：省视。□，《尔雅》说：所。按□作为“所”，其含义难以详知。据《说文》以□为行水，又引用秦峄山刻石中的“汥”字与此同文，怀疑是浮泛不定的意思。用“所”来解释□，应当也是没有固定所在之地的意思。说蹶父将为女儿选择可以出嫁的地方，泛观四方，没有像韩国那样的乐土。《竹书》称“王命蹶父前往韩国”，正是这个时候。“孔”是甚的意思，“甚乐哉”，这是赞美韩国土地美好的言辞。下文正是指出其实况，“川泽”两句相连，是从水产方面来说的。川，《说文》说：贯穿流通的水。泽，《国语》说：水汇聚的地方。“訏”，是夸张的意思，所以用来表示大。“鲂鱮”的解释见于《汝坟》《鱼丽》《敝笱等篇。陆玑说：鲂鱼是美的，鱮鱼是不美的。陆佃说：鲂鱼之美，由来已久，现在更与鱮鱼连称，以彰显韩国水土的优良。“甫”通作“誧”。《说文》说：大。“麀鹿”三句，是从陆产方面说的，不提山，是因为韩国多山，所以略去。《尔雅》说：公鹿叫麚，母鹿叫麀。专说鹿，则统括公母之称。现在对“麀”说“鹿”，那么“鹿”就是公鹿。“噳”，《说文》说：麋鹿群聚口相向的样子。小《尔雅》说：鲂鱮甫甫，是说它们大；麀鹿麌麌，是说它们多。“熊罴”的解释见于《斯干》篇。罗愿说：罴属于熊类，古人说熊，往往与罴连称，如称“如熊如罴”、“维熊维罴”、“非熊非罴”，赵襄子射熊罴就是例子。现在猎人说熊有两种：猪熊，形状像猪；马熊，形状像马，各有公母。问以“熊”，则说“熊”是雄性；“罴”则是“熊”的雌性。罴的力量尤其猛烈。有人说：罴比熊大，熊是罴的雄性，而称“熊”，就像羖是羭的雄性而称“羖”，兕是犀的雌性而称“兕”一样。大概都是同类而为公母，就像麇与鹿交配，防与鱼游动一样。“猫毛”，是说像老虎浅色的毛。按《尔雅》：“虎窃毛”叫做“虦猫”，注说“窃”是浅的意思。“狻麑”像虦猫，《周书》记载武王狩猎，擒获老虎二十二只，猫两只，那么就是虎类。又捕捉防地的狸，也叫猫。然而其形状猥琐细小，不应当与熊罴、虎并列提及。而陆农师引用《记》中“迎猫、迎虎”的文字，说猫吃田间的害虫，虎吃田间的野猪，所以诗以此赞美韩国的安乐，这也太迂腐了。季云：“鲂鱮、麀鹿都可以供食用，熊罴、猫虎都可以供制裘皮。韩国物产丰富如此，其他国家比不上。”可见其先祖能控制百蛮，而人不敢在其地渔猎，所以能成为乐土。庆喜，是令善的意思。喜其已经得到这美好的居所。韩姞燕誉者，是说韩姞的心应当也安乐，而称其得其所。庆令居就相□时，说燕誉则是预先推测日后的情况而言。曹居贞说：“这一章与《硕人》卒章意思相同。齐国靠近黄河，韩国多山，各自赋写其所有，一个赞美其父母之国，一个赞美其所嫁之国。”王安石说：“韩侯娶妻，何干于王政，而诗言此？大概汾王失道，王室几乎危亡，被诸侯轻视，那么王甥赤怎能相□？只有宣王任贤使能，然后汾王的甥舅更为乐国，贤君所愿娶，而威仪备具，光显如此，才是所谓的邦之荣懐。”左成九年，季文子到宋国送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说：“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恩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受大夫之重勤。”溥【《潜夫论》作普】彼韩城，燕师所完【押先韵，夷然翻】以先祖受命，因此统御百蛮【押先韵，民坚翻】王赐韩侯，其追其貊【押陌韵，也押药韵，末各翻，《说文》作貉】奄受北国，因此成为其伯【押陌韵，也押药韵，卜各翻】实【郑笺作寝，后同】墉实壑【押药韵，也押陌韵，呼格翻】实亩实籍【押陌韵，也押药韵，穑龠翻】献其貔皮【押支韵】赤豹黄罴【押支韵，赋也。溥，《说文》说大也。韩城解释见首章，或据《水经注》圣水经过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经过韩城东，引此诗为证。王肃说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人称为寒号，不对。按方城即今顺天府固安县，是燕地，与下文言奄受北国似乎相合，然而距离梁山远矣。李氏说恐怕是方城县相近梁门界上之山，实属牵强附会。我认为寒号自是本名，其改寒号为韩侯的，王肃因这首诗有“燕师所完”一语而误，郦道元又为王肃所误】

译也。燕地，朱子说：“这是召公的封国。”按：燕国虽然是召公所封，但其地域非常广阔，如南燕、东燕、北燕等都是。《国都城记》说：“地处在燕山的原野，所以国名取自燕山。”《一统志》说：“燕山在北京顺天府蓟州玉田县西北二十里处。”完，《说文解字》说：“完整。”郑玄说：“筑城完工。”按：《竹书纪年》记载“成王十二年，王师与燕师在成韩会师”，指的就是这里。朱子说：“韩侯初受封时，召公担任司空，周王命令他率领众人修筑这座城，就像召伯营建谢邑、山甫修筑齐城那样。”吕氏说：“《春秋》中记载的修筑郢城、楚丘城、缘陵城等，都是会合诸侯一起来做的。”霸主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周朝兴盛时期命令燕国修筑韩城，本是正常的政令。“以”字，是推究其缘故的词语。先祖，毛亨说：“韩侯的先祖，是武王的儿子。”受命，孔颖达说：“接受周王的命令，担任一州的侯伯。”我按：从下文“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来看，那么所谓担任侯伯，也就是担任北方诸侯的领袖罢了。因，《说文解字》说：“就。”时，就是“是”的意思。“百蛮”中的蛮，就是《周礼》所说的“蛮畿”“蛮服”，主要用来辨别其疆界，称为畿；因为服从王室的政教，称为服。其地在侯、甸、男、采、卫之外，也称要服，因为那里的国家小而多，所以叫“百蛮”。然而这也是仅根据韩侯先祖所统率的情况而言。另一种说法认为蛮夷可以通称，北方称蛮，就像西方称夷一样，《史记·匈奴传》中“居于北蛮”就是例证，这种说法也讲得通。所以修筑韩城并让韩侯的先祖居住在那里，是因为他受命担任牧伯，实际上就是处在百蛮交界的地方，而在这里凭借武力进行压制，其规划本来就很宏大深远。“王锡韩侯”，用今天的话说，与下一章的“王锡韩侯”不同，下一章是赐予物品，这里是赐予命令。又与首章的“王亲命之”不同，首章是分封之初的命令，这里是因为入朝觐见而重申命令，是追述而下命的话。按：《觐礼》记载，事情完毕后赐予车服的时候，各位公卿捧着装有礼服的箱子，把任命书放在上面，从西阶上去，面向东。太史在侯的右边，侯上去后，面向西站立。太史宣读任命书，侯从西阶中间下来，面向北两次稽首，然后上去完成拜礼。太史把书放在礼服上，侯接受，这正是当时的情形。依照礼文的顺序，应当在第二章之后、第三章之前叙述这件事。这里因为前面都是叙述事情的成文，所以略去了。到这里，韩侯已经完成了亲自迎接的任务，将要回国了，所以再次诵读任命书，以表达叮嘱之意，这也是诗人行文的变化之处。追，《说文解字》说：“追赶。”貊，《说文解字》说：“北方的国家，豸类种族。”其追其貊，意思是驱赶他们远离，不让他们逼近中原地区。上面的“其”字，是期望的词语；下面的“其”字，则指貊而言。奄，《说文解字》说：“覆盖。”大有余。字形从大从申，申是舒展的意思，与《鲁颂》中“奄有下国”意义相同。北国，北方诸侯的国家；伯，是州牧的称号。孔颖达说：夏官职方氏正北称为并州，说接受王畿北面国家的管辖，应当是并州牧。宣王因为貊族不驱赶，那么侯国就不能安宁。期望韩侯能够驱赶北貊以安抚北国，所以就把他先世侯伯的职位授予他，希望他思考如何不负重任。这就是首章“继承祖先，不要废弃我的命令”的意思。实墉二句，先讲内部治理。“实”字，就是“是”，是音转。墉，城墙；壑，沟渠。都见于《说文解字》。城墙下有沟渠，墉和壑都是旧有的，于是加以修缮，使城墙成为城墙，沟渠成为沟渠，并不是说新筑新挖。亩田，就是亩。籍通作耤，古代借民力耕田，十分取其一，称为耤，也误写作借。孟子说：“助法就是借法。”“实亩”“实籍”，是说于是整顿田亩的疆界和什一税的税法。看“实籍”的文字，孟子说周代也是助法的话，更加可信。修缮城墙沟渠是为了巩固我们的防御，整顿田亩税籍是为了充足百姓的食物，这是立国的根本。首章所说的“早晚不懈怠，谨防你的职位”，全都在这里了。《仪礼注》说：凡进献物品叫献。貔，《说文解字》说：“豹属，出产于貊国。”《尔雅》说：“貔，白狐。”郭璞说：“一名执夷。”陆玑说：“像虎，有人说像熊。”辽东人叫它白罴。郭璞赞说：“书称猛兽，如虎如貔，貔大概是豹属，也叫执夷，说是白狐似乎不对。”罗愿说：“豹像虎而圈纹有几种。”《山海经》：泰山多赤豹。陆玑说：“毛赤而纹黑，叫赤豹；毛白而纹黑，叫白豹。”罗愿说：“有黄罴，有赤罴。”王防篇：东胡黄罴，成王进献这个。我按：豹取赤色，罴取黄色，应当是各自取其美好的，也像裘皮重视白狐一样。孔颖达说：貔皮之上说献，那么豹和罴也进献。貔说皮，那么豹和罴也进献皮。辅广说：这一章说周王把重任委托给韩侯，勉励他在政治上自强，并向周王修好职贡。只说三种野兽的皮，是因为猛兽韩国富有，所以命令进献它们的皮，也以此表明不强求进献没有的东西。我按：职贡修好，那么体制就明确了，然后才可以震慑不服从的邦国而辅佐你的君主。重申命令的话

译每一句话都与当初的任命相吻合。黄佐说：荒服之地不朝见天子，在周穆王时期就已经如此，觐见的礼制在周夷王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周宣王实现中兴，诸侯畏惧而顺服，没有谁敢不听从命令。韩侯前来朝见，固然出于忠诚爱戴的诚意，也是周宣王有德行感召所致。

译《韩奕》共六章，每章十二句。朱熹认为韩侯初即位来朝见，开始接受王命后返回，诗人作此诗送行。考察诗词前后，明显有两道命令，并非初即位时的命令。其叙述周详，正是为了宣扬中兴的气象，如果只认为是送行而作，岂不是太狭隘了吗。申培的说法则是：韩侯来朝受命将要返回，显父为他饯行，赠送此诗。然而诗中只记载显父饯行，并未说创作了诗歌，凭什么这样说呢？这真是非常浅陋。子贡传中有缺文。

《六月》，记述北伐之事。宣王五年夏六月，玁狁入侵内地，王任命尹吉甫为将，将他们驱赶出太原。军队从鄗地归来，举行饮至之礼。诗人作此诗以赞美他们。班固说：周懿王时，周王室于是衰微，戎狄交相入侵，残暴中国。到了懿王的曾孙宣王，兴师命将去征伐他们，诗人赞美并夸大他们的功绩。根据《竹书纪年》，此事发生在宣王五年。我认为：这首诗大概是当时与吉甫宴饮的朋友所作。陆化熙说：虽然赞美吉甫，但宣王善于任命将领的意思也在其中。

六月奔波忙碌，整顿戎车。四匹公马强壮有力，车上装载着旗帜和戎服。玁狁势力非常猖獗，我因此急切出兵。王将要出征，以匡正王国。这是赋。六月，朱熹说是建未之月。濮一之说诗中说六月酷暑，可知是夏历。根据《司马法》，冬夏不兴师，是为了兼爱百姓。现在记载六月，郑玄说盛夏出兵，表明情况紧急。孔颖达说征伐的诗很多，没有明显说出月份的，唯独这里说了，所以说表明紧急。黄氏说人们知道上级出于不得已，虽然是六月出兵，人们也不认为残暴，大概认为让他们劳苦，正是为了安定他们。栖栖同字，鸟宿叫栖，说栖栖，取其飞翔聚集不定的意思。《论语》“何为是栖栖者”注说：如同皇皇，言其不安。仓促兴师，人心扰攘，其景象如此。戎车是革路等，其等级有五，解释见《采薇》篇。饬，《说文》说致坚。四牡即五等戎车已驾的四牡，与第五章同。骙骙解释见《采薇》篇。载是常服者，车中有时载常，有时载服，两者并举。郑玄以韦弁服为常服，似乎难以通顺。毛传说日月为常。根据《周礼》司常职说王建太常，大司马职说若大师则建太常，比军众诛后至者，小司马职说凡小祭祀防同飨射师田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可知兴师之初，必建太常以召集军队。毛郑都拘泥于大司马职文，认为必王亲征始建太常，而郑玄又怀疑此举非宣王亲征，所以只解释常服为戎服，岂知戎服不可以常服用，而小司马职明言凡小师田掌其事也如大司马之法，那么派遣将领出师都能建太常以命令众人，不必王亲征。服，戎服也。用韎韦做弁，又做衣裳。又戎仆职说掌驭戎车及王倅车之政，整肃其服。倅车即五戎中的倅车中的将帅，甲士各有其所服的服，所以说整肃其服，不必全是韎韦。韎韦特指将帅服。所载有几，载常以召集众人，载服以备用于是，人们知道将有战事，于是告知出师的原因，如下文所说。炽盛也，我主吉甫，而说以吉甫为主将，是发令者，后章两个我字也同，急疾也。玁狁来侵，势头很盛，我因此急于征兵，顾不上炎热酷暑。于之为曰，音之近也，解释见《无衣》篇。根据毛传多训于为往，董氏说：如下一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岂是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匡《尔雅》说：正也，夷不乱华，是之谓正，王国王畿也，《周礼》方千里曰国，王者畿内谓之国，当时玁狁内侵，焦获、泾都在畿内，所以说以匡王国。这是吉甫初征兵而述王命以告知他们。《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到秦国，秦伯宴请他，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减说：“重耳拜谢恩赐。”公子下拜稽首，公下一级台阶而推辞。赵衰减说：“君称颂用来佐助天子的，命令重耳，重耳敢不拜？”《晋语》记载此事说：“君称颂用来佐助天子，匡正王国的，以命令重耳，重耳敢有懈怠之心，敢不遵从德行？”又《左传》襄公十九年，季武子到晋国拜谢军队，晋侯宴请他，范宣子执政，赋《黍苗》。季武子起身，再拜稽首，赋《六月》。

齐等四匹黑马，训练有法则。在这六月，既已制成我的戎服。我的戎服既成，前往三十里。王将要出征，以佐助天子。这是赋。比，陆德明说：齐等也，物类也，指马而言，孔说：比物者，比同力之物，《尔雅》说：戎事齐力。根据《周礼》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别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

译马匹分为田猎用的马一类，劣马一类。凡是大祭祀、朝见天子、会同诸侯时，按毛色分类来分配马匹；凡是军事行动，按马的类别来分配马匹。注解说：毛马是毛色整齐，物马是力气整齐。朱熹说：吉庆之事崇尚文采，军事之事崇尚强力。骊，是深黑色。陆佃说：马中善于配对的，母马叫騋，公马叫骊。《尔雅》说：騋是母马，骊是公马，因为稀少所以特别称呼。孔颖达说：军事行动讲究力气整齐、崇尚强力，不取颜色相同而言。四匹骊马，虽然以力气整齐为主，也不讨厌颜色相同，所以说“四匹骊马彭彭”。又说：“乘着四匹青黑色的马”，田猎时步伐整齐而说“四匹黄马”，既然驾车，这都是颜色相同的。没有相同颜色的，就取不同毛色的马，骐骝在中间，騧骊在两旁，就是这样。我认为：这四匹骊马是吉甫所乘，与一般所说的四匹公马不同。篇中“四牡”共出现三次，都是指军中驾戎车的四匹公马，如果都是四匹骊马，哪里会有那么多骊马呢？又《檀弓》说：“夏后氏崇尚黑色，军事行动乘坐骊马。”现在吉甫是周朝将领，也乘坐骊马，想必当时必有其用意，但不敢妄加推测。《书传》说：“闲之者，就是贯之。贯之者，就是习之，也就是法度。”刘彞说：“闲习久了，进退驰驱就不失法度。”说的是训练有素。我主吉甫而言“服”，那么两服的“服”，车驾四马，在内两马称为服，在外两马称为騑。服字从舟，取它可以像船一样旋转的意思。騑就是骖。前面说四匹骊马，那么服马和騑马应当各占两匹。现在专门说服马，看郑诗说：“两服马昂首在前，两骖马如雁行。”又说：“两服马齐头并进，两骖马如手辅助。”大概两服马并头在前，而两骖马稍次其后，所以服马必须用最好的马。这样举服马就可以概括骖马。郑诗说“巷无服马”就是这个意思。“比物四骊”，就是所谓“既成我服”。这首诗三次用“服”字，而意义各异。旧说指一般军士的戎服，那么军需应当早有储备，不可能临出征才制作戎服。况且敌军逼近门庭，难道不急迫吗？“于”也是“亦”的意思，是发语词。“三十里为一舍。”汉昭说：“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孔颖达说：“军法师行都以三十里为限。”《汉书·律历志》计算武王的行程，也以此为准。按《志》武王伐纣，军队初发时在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月在天驖，戎午渡于孟津。孟津离周九百里，共三十一天渡过，这是师行日三十里的明证。朱熹说：“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慢不疾，走满一舍就停止。”又见其应变之速，做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我认为周都在今咸阳县，玁狁侵犯周朝到了泾阳，考《陕西志》，泾阳南到咸阳仅三十八里，那么此诗所说“于三十里”是如实陈述。上一章“王曰出征，以匡王国”，是统率军众的话；这一章“王曰出征，以佐天子”，是责成吉甫的话。分别观看，才能知道这一章叙述吉甫承王命而出征的事。四匹公马修长宽大，它们高大雄伟。征伐玁狁，以进献大功。严肃谨慎，奉行武事，以安定王国。奉行武事，以安定王国。赋。脩，毛传说：长。《考工记》：堂长七步之长，广指横向的宽度。《檀弓》：广轮之广。《说文》说：头大。曹氏说：脩说它的身体长，广说它的腹背充实，颙说它的头大。三者相称，所以成就它的大。薄，发语词。伐，《说文》说：击。字从人持戈。《左传》说：有钟鼓叫伐，是说陈列钟鼓而击之。玁狁，解释见《采薇》篇。奏，进。肤，旧训为大，毫无根据。按《说文》无肤字，有胪字，《集韵》说：胪省作肤，其义都训皮。可见肤就是胪字。然而以皮训肤，于此诗意不当。考古文胪旅通用，《周礼》都作旅傧。《仪礼》士冠礼：面向东旅占，注说：古文旅作胪。又《史记》胪郊祀，正义说：胪读旅，旅是祭名。那么胪旅二字原以音同通用，后来才各自读音不同。现在因穷究肤字的起源而得到胪，又因通晓胪字的用法而得到旅，那么此肤字就是旅字。六书不明很久了，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谁能如此呢？程大昌说：古人旅作胪。我因读此始悟胪。《传》说：旅，传也。自殿上至殿下都数人抗声相接，使所唱的话连续远闻，那么胪传就是旅传，已经很清楚了。旅即师旅的旅。《周礼》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现在说旅，是举中而言。公，公所。毛传训为功，也无根据。此行，为伐玁狁故，乃进师旅的众于公所，将有所誓戒。

译下文有“严有翼”四句，正是吉甫誓师之辞。严，即警戒，意为不敢轻敌；翼，即恭敬，意为不敢乱行。共，朱子说：与“供”同义。《尔雅》说：具备，服侍。战争凶险危险，凡是从事军事行动的将帅士卒，都应当保持谨慎戒备，以完备武备。辅广说：兵事属阴，使用它应当以严肃恭敬为主，不严肃则队伍不整齐，不恭敬则军容不肃穆。范祖禹说：像这样恭敬地从事武备，就足以安定王国了。“定”与“匡”不同，“匡王国”是宣王的话，是从扶持君臣名分角度说的；“定王国”是吉甫的话，是从奠定内外疆域角度说的。本章叙述军队已在途中誓师之事，从下一章“元戎启行”的话来看，估计此时已逼近敌营了。

玁狁并非柔顺（或：玁狁来侵并非其所当度）【叶遇韵，读如吁俞戍】，整齐地驻扎在焦获【叶遇韵，胡故翻，《尔雅》作“防”】，侵犯镐地及方地【阳韵】，一直到达泾阳【韵】。

旗帜上织有鸟的纹章【阳韵】，白色的旗帜鲜明【阳韵】。大型战车十辆，率先出发【阳韵，寒刚翻，赋也。匪通作非，茹指茅根相牵引的样子，如《易经》泰卦“拔茅茹”之茹；整居，言整齐其众而驻扎；孔颖达说整齐驻扎在周地，无所畏惧；焦获是周地，获通作防，《尔雅》十薮中周有焦防，即此地；孙炎说周岐周也；郭璞说今扶风池阳县瓠中是，亦名瓠口，《沟洫志》韩水工郑国建议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开渠，班彪《北征赋》“夕宿瓠口之宫”，即焦获地，今在陕西西安府三原县，其地有焦吴里、焦村数处；王翺说焦吴即焦防之讹，朱子将焦获分为两地，不对；玁狁生长于此，并非扎根于中原而来，接连居住在焦获之地，所谓异族逼近，将与我争夺此地；又郑玄笺注依《尔雅》训“茹”为“度”，谓玁狁来侵并非其所当度，故焦氏《易林》有云“玁狁非度，治兵焦获”，盖古说相传旧矣，并存之；侵，《说文》云渐进也，字本作侵，从人又持帚如扫之进，又者手也，防意；又《左传》云无钟鼓曰侵，《谷梁传》云苞人民驱牛马曰侵；镐，先儒未详其所在，王肃以为镐京；王基驳斥说据下章云“来归自镐，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镐来归，犹如春秋公至自晋、公至自楚，亦从晋楚归来；故刘尚曰千里之镐犹以为远，镐去京师千里，长安、洛阳代为帝都，而济阴有长安乡，汉有雒阳县，此皆与京师生同名者；愚按：下章先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后即继之云来归自镐，则镐地必靠近太原；古文镐、鄗通用，《荀子》“武王以鄗”，《史记·周本纪》“复都丰鄗”，《汉书》“戎败我骊遂亡酆鄗”，皆以镐为鄗；若此诗之镐乃鄗地；鄗本晋邑，管仲对“鄗邑之黍”，齐桓公伐晋取鄗，《公羊春秋》桓十五年“公防齐侯于鄗”，皆此鄗；汉光武即位，鄗南始分鄗为二，名高邑县，今尚仍原名，属真定府；其地正与山西太原接壤，在汉均属恒山郡，其为此诗之镐，明矣；若镐京之镐字，当作滈，盖因滈水得名，方朔方也；以《采薇》诗观之，先言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而后即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则方非朔方而何？解见《采薇》篇；泾阳在今陕西西安府，水北曰阳，因地在泾水之北得名；郑玄云：“来侵至泾水之北，言其大恣意也。”孔颖达云：“泾去京师为近，故言大恣意。”愚按：焦获、泾阳相去仅十数里，泾阳在焦获南；盖自周穆王迁戎于太原，而太原邻近，遂为玁狁出没之地，故开始侵犯鄗地，迤逦西行，以及于灵、夏等处，将以内犯京畿；见焦获为十薮之一，其地水草丰美，遂整齐驻扎，为久驻不返之计，而时常抄掠至泾阳；去周都不过三十余里而近，其势也甚危急，安得不声罪致讨，亟驱除之？织文鸟章，前军所建，即所谓前朱雀；织、帜字通用，《汉书·地理志》“旗织”加其上，谓旗帜；《说文》云：“帜者，旌旗之属。”郑玄云：“徽织也。”孔颖达云：“言徽织者，以其在军为徽号之识，以绛为縿，又绛为斿。”书名于末以为徽识，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云物名者，所画异物则异名；属谓徽织，《大传》谓之徽号；愚按：旗之正幅名縿，属于旗下方者名斿，即斿是也，亦名旄；在斿之末者名帜；《说文》解为旌旗之属，正言其为缀属于旌旗；书名斿末以为表识，如前军、后军、左、右军之类，谓之织文，亦犹如《周礼》司常职所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译各象其号。」然而《周礼》在此上文说：「都画着它们的图像。」唐代孔颖达怀疑徽织的形制，也像所树立的旌旗那样画着图像，只是图像较小罢了。现在没有人能详细知晓了。《说文解字》又将「幑」解释为旗帜，说是把红色的徽帛系在背后。引用《春秋传》「举起幑旗的，是公室的军队」，就像现在的救火衣。而郑玄的笺注既然把「织」解释为徽织，又说：「将帅以下的衣服都系着它。」孔颖达也说现在城门仆射所披戴的，以及亭长所穿的红色衣服，都是它的旧制，三种说法相合，或许是仿照旗帜的形制，系在衣服上，就叫做徽。如果把这织文当作军中人所穿的，那么与下文「鸟章白斾」语意不连贯，肯定不是这样。「鸟章」是旟旗，毛亨说「错杂皮革鸟形为章」，解释见《出车》篇。凡是旂、旐、旟、旗之类，各有织文，这里唯独用「鸟章」来说，那么织文就是「鸟章」的织文。「白斾央央」，是后车所树立的。按照《尔雅》「继旐为斾」的说法，旐画着〇蛇，就是所谓的后「〇武」。斾只有旐有，白通作帛。孔颖达说「九旗之物都是红色」，那么这也是红色的。说「白斾」，是指红色帛，就像通帛为旃，也是红色的。又《周礼·巾车》职说「革路龙勒条缨五就，树立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有人怀疑这「白斾」就是「大白」。按照五路都是王所乘坐的，它说「即戎建大白」，正是指王亲征时所树立的，与将帅无关。「央」通作「英」，解释见《出车》篇。「元」毛亨说「大」，朱子说「戎车，军中的先锋」。《司马法》说「夏后氏叫钩车，先正；殷叫寅车，先疾；周叫元戎，先良」。孔颖达说「钩是马饰」，《周礼》革路没有钩，这里特设钩，所以用钩命名车，它行进曲直有正，所以说「先正」。有人说这车行进钩曲盘旋，曲直有正，不一定是马饰。「寅」是进，这车能进取远道，所以说「先疾」。「元戎」是大车中好的，所以说「先良」。十乘为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兵七百二十人。王安石说「元戎十乘，就是所谓的选锋」。兵法说「兵无选锋曰北」，用来先启行。郑玄说「以先前启突敌阵前行」。韩婴章句说「元戎大戎，指兵车。车有大戎十乘，指车缦轮，马披甲，衡轭之上都有剑戟，名叫陷军之车，用来冒突先启敌家的行伍」。《左传·宣十二年》「楚子进入晋军，于是出阵，孙叔说：『前进！宁可我逼近人，不要人逼近我。』诗说『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是先人。』」《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逼近他，于是急速进军，车驰卒奔，乘晋军，晋军大败」。朱子说「树立旌旗，选拔锋锐前进，声讨其罪而致讨，直而壮，律而臧，有不战必胜的了」。此章叙述吉甫军队逼近泾阳，而调度「元戎」以赴敌的事】戎车已经安稳，如轾【《说文》、潘岳赋都作□】如轩」。【元韵轩与原、闲与宪叶，都隔四句为韵，也是一体】四牡已经健壮，既健壮又娴熟【叶先韵，何甄翻，如果把以轩、闲、原、宪为一韵，那么闲当叶元韵读如烦符袁翻】讨伐玁【《史记》《汉书》都作猃】狁【《汉书》作允】到达【《汉书》作于】大【音泰】原【元韵】文王武王吉甫，万邦为宪【叶元韵，虚言论。《礼记》武坐致右宪，郑氏说宪读如轩声之误也。赋也。上章说鸟章的旟，选锋的乘，都说的是前军。到这里戎车四牡，那么大队继之了。然而以下文到达大原来看，也是玁狁已经离开焦获而我军追奔逐北的事。轾，毛传说摰也。《说文》说抵也。轩是车后重。《集韵》说前顿曰轾，后顿曰轩。郑玄说戎车之安，从后视之如摰，从前往视之如轩，然后适调。凡车之势，一低一昂。戎车下窄上宽，易于不平。这里说前后适均，可以平行而不倾跌，显示制度工巧。如轾如轩，是摹拟之辞，就像说轾如轩如。《后汉书》马援疏说：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不能令人轩。注释说为人无所轻重，就是这个意思。佶，《说文》说正也。《甘誓》说：御非其马之正，汝不共命。现在四牡既佶，就是所谓范我驰驱。闲，习也，与前解同。但前面的闲是以人闲马，这里说且闲，就是马之自闲。谢枋得说：西北平原广野，举目千里，利于车战。所以这首诗以车马为重。大原，晋地，《禹贡》既修大原是也，也叫大卤。《春秋》昭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谷梁传》说：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是对的。《春秋说题辞》说：髙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且有度。《释名》说：地不生物曰卤，卢。又名大夏。又名晋阳，在今山西大原】

译府阳曲县。该县本为汉代地名，隋初因“阳”字与杨姓读音相叶，厌恶“曲”这个名称，遂改名为阳，直到唐代才恢复现在的名称。后汉《西羌传》记载：周穆王西征犬戎，将戎人迁徙到大原。周夷王时期国力衰弱，荒远的部族不再朝贡，于是命令虢公率领六军讨伐太原之戎，到达俞泉。周宣王派兵讨伐大原戎，未能攻克。根据《左传》籍谈所说：晋国地处深山，与戎狄相邻，而远离王室，王室的威灵无法到达，戎人无暇顾及，所以大原之地被戎人占据居住。毛亨说：“到达大原，只是说将他们驱逐出去罢了。”孔颖达说：“尹吉甫讨伐玁狁，敌人不敢抵挡，于是追击溃败的敌人，到达大原之地。《采芑》、《出车》都提到抓获俘虏和战利品，这里没有这种事，明显是不曾交战。”鲁庄公三十年，齐国讨伐山戎。《公羊传》说：“这大概是战争，为什么不说‘战’？《春秋》中势均力敌者才称‘战’。齐桓公对于戎狄，只是驱逐他们罢了。其义理与此相同。”严尤说：“当周宣王时，猃狁入侵，到达泾阳，任命将领征讨，将其驱逐出境便返回。他们看待猃狁的入侵，就像蚊虫叮咬一样，驱逐罢了。所以天下称颂其明智。”陈师道说：“太王离开邠地，宣王讨伐，到达大原，都是顺应时势的适宜做法，并非不同的道理。太王是诸侯的事；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霸主，既不能抗拒，又不能离去，这是危险的做法。宣王是天子的事，拯救百姓以去除祸乱，这是用武的常道。驱逐直到边境，以划定内外界限，这是上天的制度。像鸟一样攫取，像兽一样搏斗，驱逐他们罢了。如果暴虐者这样做，就会倾覆巢穴焚烧窝窟，杀戮波及幼小的麋鹿和鸟卵，这不能称为政治。”王应麟说：“自从穆王将戎人迁徙到大原，大原就成为戎狄的居住地。宣王只能将他们驱逐出境罢了。后来在大原统计人口，百姓的祸患更加深重，郦山的祸乱已在此时显露征兆。其开端始于穆王迁徙戎人，西周的灭亡，就如同西晋一样。”尹吉甫，是当时的大将。徐光启说：“不专门称颂吉甫的武功，而先赞美他的文德，表明他能协调人心以抵御外侮，而不是强迫百姓强行作战以战胜敌人。文武只在出兵这件事上体现，比如誓师时严肃整肃，以共同从事武事，讨伐出境而不穷追不舍，这些都是他文德的表现。”《史记》记载，齐景公时，晋国讨伐阿甄，而燕国侵犯河上，齐国战败。景公为此担忧，晏婴于是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然是田氏的庶子，但他文能安抚众人，武能威慑敌人，希望君主试用他。”意思也与此说相同，北伐可见其武，《崧高》、《烝民》诗可见其文，那么“文武”二字应当连说，以文为宾，武为主，是说吉甫不仅擅长文治而且擅长武功。“宪”是表，是法，意思是像树立榜样和法则给世人看。字的训释见于《板》篇。“能文能武，到哪里不成功”，所以可以作为万邦诸侯的法则，不重在诸侯来效法，而重在吉甫本身足以成为人的法则。谢枋得说：“汉唐以后，文官武将分为两途，愚昧的儒生和武夫各持一说，不知道三代时的将帅必定是文武全才，可以作为万邦的法则。‘则’就是法则。”洪武二十五年，诏令祭酒胡季安与翰林官考定射箭方法颁布于国子监，召见国子监生询问说：“你们读书闲暇时也曾经练习骑射吗？”回答说：“练习过。”问：“熟练了吗？”回答说：“不熟练。”皇上说：“古代的学者，文足以治理国家，武足以平定祸乱，所以能出入将相而社稷安定。如今天下大致平定，你们应当致力于学问，然而武功岂可忘记呢？《诗》说‘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文武并用，是古来的道理。”吉甫燕【《汉书》作宴】喜【纸韵】既多受祉【紙韵】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叶紙韵苟起翻】饮御诸友【叶紙韵羽轨翻】炰【毛亨郑玄本俱作包】鼈脍鲤【紙韵】侯谁在矣【紙韵】张仲【《汉书》丰氏本俱作中】孝友【见上文赋也此章有二燕首二句是饮至之宴来归以下则吉甫自叙其契阔而私宴以相乐也所以定后宴为私宴者以下文有炰鼈脍鲤之语言宴礼其牲狗天子之宴不过有牢牲炰鼈脍鲤非禮所载故知为私宴也邹忠〇云若谓总是宣王宴吉甫则方叔亦尝共功岂得不与宴而偏集吉甫之诸友相与道故乎次论确矣宴天子宴之也喜吉甫自喜也中外泰宁疆场无事可喜孰如非为一已成功喜也既已事之辞祉福也郑云吉甫既伐猃狁而归天子以宴礼乐之则欢喜矣又多受赏赐也刘向曰《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燕喜既多受祉」镐解见四章“来归自镐我行永久”此吉甫意中语作诗者代写也欢侑曰“御”《曲礼》“御食于君”即此御也诸友王之诸臣与吉甫�友者也在外日久朋友情疏故进诸僚友与之饮宴凡肉置火中曰炰说文释文�谓合毛炙肉为炰《诗》�炰是也严粲云《楚辞》“胹鼈炰羔”胹煮也鼈可煮不可炰今�炰鼈谓火熟之耳鼈�虫之可食者罗愿云卵生形�而脊穹四周有帬在�

译离卦象征鳖、象征蟹、象征〇，这是因为它们的骨头在外面，肉在里面。到了《考工记》，则将外骨归为〇这一类，内骨归为鳖这一类。因为鳖外面有肉边，比起〇来算是内骨罢了。鳖又名神守，是说它可以守护鱼。又名为河伯从事，俗称团鱼。脍，《说文解字》说：是细切的肉。凡是牛、羊、鱼的腥肉，切成细丝叫做脍。枚乘《七发》说：鲜美的鲤鱼脍。陆佃说：熟了的有烤鳖，生的有脍鲤。侯毛说：维，是张仲等朋友中的一位。《尔雅》李巡注说：张是姓，仲是字。《路史》说：帝鸿氏的次妃生了挥，发明了弓矢，受封于张地，成为张氏。毛说：对父母好叫做孝，对兄弟好叫做友。王安石说：忠，是把孝移用于君主；顺，是把友移用于君主。所以说忠顺的臣子，必定涉及孝友的朋友。邹云：特意把以孝友著称的张仲放在最后。这固然夸耀吉甫有重要的客卿，也是以此显示王室多有名贤。孔云：吉甫的贤能，有这样好的朋友，因此彰显宣王任用得人。让文武之臣在外征伐，孝友之臣在内辅佐，这也是美好的。严云：孝友，是德行的根本。《卷阿》篇提到吉士说：有孝有德。宣王时期，朝廷多贤臣，张仲唯独以孝友著称，那一定是盛德之士。北伐的功业关系到夷夏的盛衰，诗人赞美其功业而用张仲孝友的话作结，大概有深意存在。难道不是培养君主德行的人，才是抵御外族、恢复疆土的根本吗？范祖禹说：宣王派吉甫征伐，而让张仲在朝廷，是用来辅助君主的德行。如果没有孝友忠信的臣子涵养君主的心志，那么即使在外征伐有功，不善的政令也会从内部产生。朝廷是心腹，戎狄是四肢。所以孝友的臣子每天引导君主向善并使之敦厚，然后戎狄可以抵御，外患可以消除了。王云：吉甫在外做将领，而内部没有忠顺的臣子与他志同道合，辅助君主的耳目并开导其心志，那么妨害功业、损害贤能的人就会到来。妨害功业、损害贤能的人到来，那么像吉甫这样的人，自身尚且难以保全，哪里还有闲暇去商议战胜敌人呢？我按：孔氏以后的各种说法，虽然不是诗人的本意，但议论都很好，所以都记录下来了。

译六月，共六章，每章八句。【《毛诗序》和《子贡传》都认为这是歌颂周宣王北伐的诗。毛亨因此认为这是赞美宣王亲自征战的诗。韦昭也说：《六月》这首诗，说的是尹吉甫辅佐宣王征伐，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然而看“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这两句话，那么宣王亲征的说法就不通了。邹氏说：六月的这次军事行动，大概是宣王中兴的第一次举动，但没有和《江汉》《常武》一起列入《大雅》的原因，是因为那两首是告祭宗庙、策封功臣，这首是防备边境、叙写战况；那两首是天子六驾亲征，这首是四马驾车出征；那两首将功劳归于天子，这首将美德归于臣子，文辞气势本来就不相同。申培的解说认为尹吉甫率领军队征讨玁狁，史籀赞美他，其他没有经过考证，本来不足以相信。金履祥《通鉴前编》将其归为宣王元年甲戌年的事，也与《竹书纪年》不合。《史记·匈奴列传》则说：周襄王与戎狄攻打郑国，戎狄驱逐了襄王，于是戎狄有的居住在陆浑，向东到达卫国，侵扰掠夺、暴虐中原，中原人痛恨他们，所以诗人歌唱道：“戎狄是膺，薄伐玁狁”，直到太原。按照尹吉甫与申伯、仲山甫同时代，读《崧高》《烝民》诗，可以看出他们正是宣王时的人，历经幽王、平王、桓王、庄王、厘王、惠王之后才到襄王，现在把这首诗当作襄王时的事，其错误是明显的。又《毛诗序》把这首诗当作变《小雅》的开始，并且说：“《鹿鸣》被废弃，那么和乐就缺失了；《四牡》被废弃，那么君臣关系就缺失了；《皇皇者华》被废弃，那么忠信就缺失了；《棠棣》被废弃，那么兄弟情谊就缺失了；《伐木》被废弃，那么朋友之道就缺失了；《天保》被废弃，那么福禄就缺失了；《采薇》被废弃，那么征伐就缺失了；《出车》被废弃，那么功力就缺失了；《杕杜》被废弃，那么军队就缺失了；《鱼丽》被废弃，那么法度就缺失了；《南陔》被废弃，那么孝友就缺失了；《白华》被废弃，那么廉耻就缺失了；《华黍》被废弃，那么积蓄就缺失了；《由庚》被废弃，那么阴阳就失去其道理了；《南有嘉鱼》被废弃，那么贤者不安，下层百姓不得其所了；《崇丘》被废弃，那么万物就不能顺利生长了；《南山有台》被废弃，那么治国的基础就坠毁了；《由仪》被废弃，那么万物就失去其道理了；《蓼莪》被废弃，那么恩泽就乖违了；《湛露》被废弃，那么万国就离散；《彤弓》被废弃，那么诸夏就悲哀了；《菁菁者莪》被废弃，那么就没有礼仪了。《小雅》全部被废弃，那么四夷就交相侵扰，中原就危险了。”这些似乎都是多余的话，完全没有意义。】

《采芑》，是记载南征的诗。宣王任命方叔为统帅，举行三年一次的大阅兵礼仪，于是讨伐荆蛮，战胜敌人后归来。诗人赞美他。【《竹书纪年》记载：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率领军队讨伐荆蛮，就是这首诗的事。按照这一年六月刚讨伐玁狁，八月就讨伐荆蛮，其用兵也真是疲惫了。《通鉴前编》把讨伐玁狁当作元年的事，讨伐荆蛮当作二年的事，与《竹书纪年》不合。然而看篇末有征伐玁狁、震慑荆蛮的话，那么南征确实在北伐之后。严粲说：《六月》这首诗事势急迫，《采芑》这首诗辞气雍容。大概北伐时四夷交相侵扰，是初次用兵；南征时北方已经臣服，中原大致安定，方叔乘着北方的威势来震慑蛮荆。陈傅良说：《北伐》、《南征》的诗，是班师时作的。《六月》的文辞紧迫，《采芑》的文辞舒缓。《六月》靠讨伐来平定，《采芑》靠威势来使敌人臣服。苏辙说：方叔的南征，先整治他的军队，既众多又整齐，于是蛮荆就臣服了。所以诗人详细描写他整治军队，而简略描写他出兵，直到最后一章才说遇到敌人。我按：前三章是大阅兵的事。《公羊传》说：大阅兵是什么？是检阅车兵和步兵。何休说：大规模检阅战车和步兵，使它们可以任用并熟悉。每年检阅步兵叫做搜，每三年检阅战车叫做大阅，每五年大规模检阅战车和步兵叫做大搜。《左传》臧僖伯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猎，都是在农闲时节来演习军事。每三年整治军队，出征时叫治兵，回来时叫振旅，归来后饮酒庆贺，以清点军需物资，彰显文采，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长幼，练习威仪。杜预说：虽然四季都演习武事，还是每三年大规模练习一次。出征时叫治兵，开始整治军事；归来时叫振旅，治兵礼仪完毕，整顿队伍返回。《谷梁传》说：出征时叫治兵，是练习作战；归来时叫振旅，是练习礼仪。用《周礼》来考证，四季演习武事各有名称：仲春教振旅以进行搜，仲夏教茇舍以进行苗，仲秋教治兵以进行狝，仲冬教大阅以进行猎，都像战时布阵，属于阴事。春天是阴气进入的时候，所以教振旅；夏天是阴气潜伏的时候，所以教茇舍。舍的意思是停止。秋天阴气开始兴起，所以教治兵；冬天阴气大盛，所以教大阅。只有大阅的礼仪最完备。等到三年大规模练习，其出征时名叫治兵，就是仲秋的礼仪；其归来时名叫振旅，就是仲春的礼仪。统而取名为仲冬的大阅，是因为凡是田猎的礼仪，只有冬猎最完备的缘故。为什么不涉及茇舍呢？《王制》说：天子诸侯无事时每年田猎三次。注解说三次田猎，是因为夏天不田猎。夏天不田猎的说法，本于《春秋运斗枢》。所以《公羊传》说：春苗，秋搜，冬猎；《谷梁传》说：春田，夏苗，秋搜，冬猎。说法各不相同，而何休认为《谷梁传》有“夏

译“苗”在字义上是指短。贾谊的《新书》也引用传文说：“夏天不狩猎，为什么呢？回答说：那是天地阴阳旺盛生长的时节，猛兽不抓取猎物，猛禽不搏击猎物，毒虫不蜇人。鸟兽虫蛇尚且知道顺应天时，何况人呢？”既然如此，《左传》所说的四季田猎，虽然与《周礼》相符，但古人对于“夏苗”之礼，也很少举行，因此不把它作为教战的手段。这首诗第一章叙述方叔奉命担任主帅，即将开始大规模阅兵；第二章讲治兵的事，治兵要辨别旗帜，所以诗中写道：“旂旐央央”；第三章讲振旅的事，末句明确说“振旅阗阗”，这就是证据。《谷梁传》说：“大阅，是什么？是检阅兵车。修明教化，彰明训诫，是国家的大道。”

译我们采割芑谷，在那新垦的田里，在这初耕的田亩。方叔莅临此地，他的战车有三千辆，这是军队威武的展现。方叔率领部队，乘坐着四匹青马驾的车，四匹青马整齐肃穆。大路车漆得红艳，竹席车帘，鱼皮箭袋，马颈上的钩带和皮革装饰。

苏氏说：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讲治理军队。薄言，是发语词。芑，《说文》说：是嘉谷。《尔雅》说：是白苗。郭璞说：是现在的白粱粟。陶景说：白粱穗大，毛多而长，壳粗扁长，不像粟那样圆，米也白而大，其香味之美仅次于黄粱。又旧说认为是菜名。陆玑说：芑菜像苦菜。朱子说：就是现在的苦荬菜，适合马吃，军队行进时采集它，人马都可以食用。按《诗经》中提到芑的地方有三处，毛传说“薄言采芑”是菜，“丰水有芑”是草，“维穈维芑”是谷，王安石都认为是谷。严氏说：新田菑畆中乡不应该指菜，大概是用田亩善于养育嘉谷，来比喻周家善于养育士卒。而李氏对此颇有怀疑，认为既然称为采，就不应该称为谷。我认为李氏的说法迂腐。《桑中》的诗说：“爰采麦矣”，麦也是谷，麦可以说采，为什么说芑不可以说采呢？新田，是新近开成的田，是三岁的田。菑畆，是田刚翻草的，是一岁的田。说法见于《坊记》郑玄注。按《尔雅》：田一岁叫菑，二岁叫新田，三岁叫畬。孙炎说：菑，是刚开始焚烧草木。新田，是新近成为柔顺的田。畬，是和顺，田地舒缓。郭璞说：现在江东称初耕地翻草为菑。孔颖达说：《臣工》传及《易》注都与此相同。只有《坊记》注说：二岁叫畬，三岁叫新田。《坊记》引用《易》的文句，其注疏道理没有不同，应当是传抄错误。《诗诂》驳斥说：现在详细考察，田一岁叫菑，刚开始翻草。二岁叫畬，逐渐和顺柔熟。三岁叫新田，是说已成田但尚新。四岁则叫田了。如果二岁叫新田，三岁就成了田，那叫什么畬？郑玄注《坊记》的说法是对的，只是对于《采芑》、《臣工》来不及辨析罢了。我认为《易》将菑畬并提，应当是两种田地形态质地相近，没有理由把新田隔在中间。如果《臣工》说新畬，则是从新田推及到畬田。《诗》的兴意最为深妙，用三岁新田来比喻三年大阅兵的情况，其义以新田为主。说“看那新田，则有芑可采”，然而它起初是由菑畆而后成，就像这菑畆一样。对彼言此，借他地来相形。新田兴起今日之简练，菑畆兴起昔日之培养。毛传说：“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后任用他们。”郑玄说：“是说和治其家，养育其身。”严氏说：“厉王之乱，天下荡荡如荒榛之地，宣王治理弊坏之天下，如耕垦荒榛之地以为田，所以说采芑谷者，于新垦之地，比喻宣王取民为兵，都是新安抚的民众。”苏氏说：“当他治田时，则劳苦，而等到采芑时，则安逸，所以宣王之南征，也是使方叔治理其军而后用之。”方叔，毛传说：“宣王卿士。”《路史》说：“周书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内地，方叔采地，涖通作临。”《说文》说：“临也，涖止率止之止皆通作止，语已辞也。”其车三千，合兵车重车而得此数，兵车一千五百，重车一千五百。兵车也叫轻车。《尚书》孔疏说：“凡出车一乘，则有两车，一曰轻，甲马四匹，甲士三人在车上，左边主射，右边主刺，中间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随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李靖说：“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一曰重车，牛十二头。《曹公新书谓之守车，炊家子十人，固守衣五人，廏养五人，樵汲五人，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车者。兵以战，大车以载辎重，车总百人也。《左传》乙卯，帅军于邲；丙辰，重至于邲。吕氏谓：“凡战兵车在前，辎重在后，重次日乃至，后兵车一日，故无之患。”愚按此诗言其车三千，内兵一千五百，计甲士步卒共得十一万二千五百人；重一千五百乘，计炊家子等共三万七千五百人，合之为十五万人，天子六乡六遂之众也，以周制乡遂制卒伍之法，考之其正与此合。六乡之内，五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二十五家也，闾有胥；四为族，

译百家组成一族，族设有师；五族组成一党，共五百家，党设有正；五党组成一州，共二千五百家，州设有长；五州组成一乡，共一万二千五百家，由乡大夫主管。六遂之内，五家组成一邻，邻设有长；五邻组成一里，共二十五家，里设有宰；四里组成一鄼，共百家，鄼设有长；五鄼组成一鄙，共五百家，鄙设有师；五鄙组成一县，共二千五百家，县设有正；五县组成一遂，共一万二千五百家，由遂人主管。《小司徒》职掌中说：“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其余的人作为预备，征用时编入卒伍。”五人组成一伍，伍设有长；五伍组成一两，共二十五人，两设有司马；四两组成一卒，共百人，卒设有长；五卒组成一旅，共五百人，旅设有帅；五旅组成一师，共二千五百人，师设有帅；五师组成一军，共一万二千五百人，由军将主管。由此可见，乡遂和卒伍的编制都以五为基数，乡遂的基数起于家，卒伍的基数起于人。《尚书》孔颖达疏说：“《周礼》司徒职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司马法》规定，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每家出一人，一乡即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出自六乡。”《周礼》又说：“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遂。”遂人职掌说：“按时令稽查人口，检阅兵器，以此命令征发役使。”那么六遂也应当出六军，乡为正军，遂为副军罢了。《礼记》疏也说：“遂出兵的法度，乡为正军，遂为副军。”那么遂的出兵与乡相同。现在考察《费誓》将鲁国的“三郊三遂”并列提及，大国在“三军于郊遂”中都征取兵力，那么天子的乡遂可以推知孔说是正确的。旧说拘泥于《周礼·小司徒职》中“颁比法于六乡”的文字，而没有详细观察遂人职掌中有“按时令登记夫家人口的多少，以及六畜车辇，以此命令缴纳贡赋，以此命令出兵田猎”的话语，于是认为王国的六军仅仅从六乡征取就足够了。从道理上讲，如果六乡的百姓人人尽用，一年没有轮换休息，而遂、县、都、鄙的百姓都在王畿千里之内，竟然无事可做，这劳逸多么不均啊？况且王国只有这六军，如果天子巡狩于四方山岳，夷狄奸宄交相侵扰窃发，谁留守都城？远近征讨，如何轮换使用？正当如孔氏所说“乡为正军，遂为副军”，观察《周礼》大司马所统辖的六军，贯通王畿千里之内，轮换休息而交替调动，所以大事征用民力用于军旅田役，大故征用余子从乡遂直到都鄙，定法都是如此。就像四时教阅的法度，旗帜物色号名，兼及州、里、野、家、都、鄙而一并陈列，可见一斑。然而六军只有七万五千人，而乡遂应服徭役的共十五万人，或许分番轮替而各用其半，以凑足六军的人数，也未可知。易氏说：“先王的军制，调兵必以五为基数，出兵必以百为基数。从五人之伍，五伍之两，直到五旅之师，五师之军，其累积的基数实起于五。百人之卒，组成一个小阵；五百人之旅，组成一个中阵；二千五百人之师，组成一个大阵；一万二千五百人之军，组成五个大阵，其累积的基数实起于百。”然而车兵与步兵赋税不同，步兵的起法基于人，车兵的起法基于田，步兵上文已说完备。车兵的赋税法度，考察《周礼》及《司马法》：六尺为一歩，百歩为一畆，百畆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这叫“匹马丘牛”。四丘为一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辆，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戈楯具备，称为乘马。又班固《汉书》说：“殷周以兵力平定天下，设立六军的众兵，依据井田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成方十里，十成为终，十终为同，同方百里，十同为封，十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收用来充足粮食，赋税用来充足兵力。一同百里，总括一万井，除去山川低洼、城池邑居、园囿道路三千六百井，确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車百乘，这是卿大夫采地中最大的，这叫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总括十万井，确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車千乘，这是诸侯中最大的，这叫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总括百万井，确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车兵万乘，所以称万乘之主。现在考察《周礼》说甸，《汉书》说成，甸方八里，四围各加一里，则成为方十里之成，这一里就是除去山川低洼等数的部分。那么计算甸就是计算成了。所谓十同为封，用开方法折算，则九同方三百里有余，一同为零数，计算方三百里外，四面各加八里，则纵横向各十六里，合之一同百里的数目，每面各三百里，每百里加八里，三乘八为二十四里，则四面共九十六里，还长四里，作为四角补空之数，每角补空”

译每方各一里。然而诸侯的封地，实际上没有这种制度，大概是依据千乘的说法，而凭主观臆断罢了，详见《閟宫》篇。甲士和步兵，既然都出自乡遂之内，每家出一人，不根据田地来确定人数，丘甸之法中所谓出甲士和步兵，大抵只是供给他们的干粮罢了。推究《汉书》中“赋税足以供给军队”的话就可以明白。又《礼记》注疏说：乡遂的民众七十五人，派遣出一辆革车，马四匹，牛十二头，恐怕不是人力所能承担的，都是国家供给的。所以《周礼》巾车的职掌说：凡是车辆毁坏折断，将赔偿物交给职币官。又质人的职掌说：凡是从官府接受马匹的人，要记录马的齿龄、毛色及其价格。司兵的职掌说：到授予兵器时，依照司马的法令来颁发，等到收回兵器时也是如此。这就是戈盾、长毂、牛马之类，都出自官府，戈盾供士卒使用，牛马用来拉车，它们的草料需求出自甸赋。《费誓》所说鲁国人三郊三遂储备好草料，不敢不充足，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用人来配备车辆，也有卒伍编制。《周礼》县师的职掌说：将要进行战争时，就从司马那里接受法令，来组织民众，防备驾车人的卒伍，由此可见车辆也有卒伍，大抵从二十五人的“两”开始计算，三个“两”就是戎车甲士和步兵的数量，一个“两”就是驾驶重车的人数。凡是出一辆战车，就加上两辆重车，共一百人，其法以二十五乘为一大偏，共计二千五百人，这是一师的编制。周朝鱼丽阵，先偏后伍就是这个道理。以十五乘为一偏，共计一千五百人，是三旅的编制。楚庄王设置广车三十乘，分为左广和右广，每广有一卒，就是这个道理。以九乘为一小偏，共计九百人，是一旅四卒的编制。申公巫臣到吴国所留下的偏军就是这个道理。孔颖达说：兵员既已集结，临时分配车辆，虽然在人员分散之前，配车的人在临战时不能回到原来的车组，道理也相近。至于乡遂丘甸的徒役赋税之外，根据《司马法》又说：十井为通，通为匹，三十家出一士，二徒；十通为成，成百井三百家出一辆革车，十士，二十徒；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出十辆革车，百士，二百徒；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出一百辆革车，千士，二千徒，这与乡遂丘甸之法不同，孔颖达说：这是天子畿内采地的制度，那是畿外邦国的制度，内外有别，所以如此。凡是出兵的法令，先征发六乡的赋税，还不够；其次征发六遂的赋税，还不够；征发公邑及三等采邑的赋税，还不够；于是征发诸侯的赋税，还不够，那么诸侯就有遍境出兵的制度。以上都是古人征兵制赋的大略。至于这首诗所咏叹的，那三千辆车，是三年大检阅车马和士兵的事情，与准备六师亲自征伐不同。乡遂各有七万五千人，合并检阅，正是为了准备六师轮休之用，此时分配到兵车和重车各应得一千五百乘，因为车辆准备供六师使用，也应当有正副之分，如《周礼》所说的五戎之倅，所以说那车三千辆。旧说都把兵车和重车合算为一乘，那么计算人数应当是三十万人，又径直说方叔率领他们南征，所以郑玄认为宣王承继乱世，羡卒全部起用，王安石认为是联合诸侯的军队，朱熹则认为这也是极言其盛，未必真有这个数目，而严粲也说就像项羽兵四十万号称百万一样，都是荒诞之论。师，指乡遂的民众。干，《尔雅》说：是盾牌。试，朱熹说：是练习，指如步伐整齐之类。师干之试，苏氏说试用民众练习抵御敌人的方法是对的。然而这也是方叔初到驻地而宣告的话，到第三章才是练习的实况，其车三千所谓检阅车马，师干之试所谓检阅士兵。又《汉书》说：五国为属，属有长官；十国为连，连有统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官；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州牧。连帅每年检阅车马，卒正三年检阅士兵，群牧五年大检阅车马和士兵，这是针对诸侯国而言的，与此不同。率本作卫，通作帅，将也，说这驻止的方叔是承奉王命而来担任大将的，或者作统率之义解释，在末章的文义上似乎不通。骐的解释见《小戎》篇。按《檀弓》说：周人崇尚红色，军事行动乘坐騵马，然而《六月》比四骊，《采芑》乘四骐，那么也不固定乘坐騵马了。根据《周礼》说军事用马而颁发，那么毛色原本不是拘泥的，而偶然有毛色都相同的，如四骊四骐，怎能不选作上等驷马，供元帅使用呢？陆佃强作解释，说骊是上驷，骐是中驷。北伐举四骊，南征举骐。者，方是时马政愈加修明，所以虽然骐也娴熟任用以供驱使，不仅四骊而已。这实在不足信。四驷为方叔驾驶路车的人，在车左右像鸟有翅膀一样，以两服马为两翼，两骖马又为两翼，所以重言翼翼。路车即革路。奭通作赩，《说文》说：是大红色。旧说认为是兵车的装饰。按《周礼》朱色只有象路有，那么这里有奭应当指戎服而言。说在车中的人有奭然的戎服，韎

译韐有奭，就是指韐。韎，是茅蒐草所染出的颜色，即赤色。韐就是韠，是芾的通称。宋代《舆服志》记载，皇祐三年下诏询问冠韦弁属于何种服饰，太常礼院奏称《周礼》司服篇说凡军事行动穿韦弁服，解释的人说：韦弁是用韎韦做的弁，又用它做衣裳。《春秋传》中晋国郤至穿着韎韦做的跗注，就是这种服饰。如今伍伯穿缇衣，是古代兵服的遗存。孔颖达说跗注，《礼记》写作不注，不读如幅注的属。说幅有属，根据这个说法，那么军事行动中凡弁、衣、裳、芾都用赤色制作，所以统称为有奭。簟笰的解释见《齐风·载驱》篇。鱼服与《小雅·采薇》篇中的鱼服不同，应当是用鱼皮装饰马服。《荀子》中蛟韅的注释说：韅，是马服的皮革，用蛟鱼皮制作。又《左传》闵公二年齐桓公归还卫国夫人鱼轩的注释也说：车用鱼皮做装饰。以上下文都讲车马的装饰，不应夹杂一个矢箙在其中。钩膺，毛亨说是樊缨，樊读如鞶带的鞶，缨是现在马鞅中挂在胸前的部分。我认为钩就是马腹带的装饰，带必有钩来约束它，用金做钩，施于胸前，就是所谓的鞶。又古代革带、大带都叫鞶，先系革带，然后加上大带，革带也用赤金做钩来约束它，就是所谓的一钩金。后世称之为钩防。《晋语》中寺人勒鞮说：干时之战，申孙的箭射中桓钩，钩靠近袖口而没有怨言。《太〇经》说：带其钩鞶锤以玉环，都是带钩。之所以确定这是马腹带而非革带，是根据上下文的类比。孔颖达用马娄环解释钩，用鞶与缨解释膺。按娄颔的钩只有金路才有，革路没有。膺是马的胸前，怎么能解释为器物？又钩膺二字连用，那么就是在胸前的钩，不是娄颔的钩，这是明显的。鞗革的解释见《小雅·蓼萧》篇。薄言采芑，见前文。于彼新田，见前文。于此中乡，阳韵。方叔涖止，见前文。其车三千，见前文。旂旐央央，阳韵。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叶阳韵户郎翻。八鸾玱玱，阳韵，陆本、丰本都作鎗。服其命服，朱芾，陆本作茀，又说或作绂，《白虎通》作绋，本作市。斯皇有玱，陆、丰本都作创，陆又说也作鎗。防，丰本作□。珩，叶阳韵寒刚翻，《礼记》作衡，《国语》注作绗。这是起兴。中乡，是六乡与六遂适中交界的地方，所以知道这首诗是为简阅乡遂的民众而作。苏辙说中乡民居在那里，所以那里的田地尤其整治。说看那新田，则有芑可以采了。然而今天，那是彼地的新田；将来，也就像这里的中乡一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田地越整治就越美，用来起兴民众越训练就越精锐。旂旐央央，文辞与《出车》篇相似，但意义各不相同。董氏说九旗的物品，太常是王所建的，旞旌是象辂、木辂所建的，其他臣子的旗旂为上，旐为下，这里说上下所建的，那么其余的就可以兼举了。按《周礼·大司马职》说：“中春教振旅，司马用旗召集民众，排列阵势如战阵，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中夏教茇舍，如振旅的阵势，群吏撰写车徒的书契，辨别号名的用途；中秋教治兵，如振旅的阵势，辨别旗物的用途；王载太常，诸侯载旂，军吏载体，师都载旜，乡遂载体，郊野载旐，百官载旟，各自书写其事与其号。”中冬教大阅，群吏用旗物、鼓、铎、镯、铙，各自率领民众而召集，天亮时撤旗诛杀迟到的人，于是排列车徒如战阵。这就是春夏都不用旗物，只有中秋治兵有，到冬天则兼用三时的礼仪。如果三年大阅在出征时，也实行治兵的礼仪，那么自然应当载旗物以辨别其用途。根据这首诗特别说旂旐央央，其为出征治兵无疑。又《司常职》说：“掌管九旗的物品名称，以等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纯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為旌。”及国家大阅，赞司马颁发旗物，王建太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旌，都画其象。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根据这个，司马所颁发的，只有常、旂二物与大司马的文字相同，其他各异，因为那是四时讲武的礼仪，这是三年大阅的礼仪，所以所建不同。这首诗也是三年大阅，但王不亲自前往，特命方叔去主持其事。九旗中，如太常、旞、�三者，因为都是王旗，不是人臣敢建的。其余六旗，始于旂，终于旐。�或为方叔所建，所谓天子之卿，视同诸侯。自方叔而下，如小司马、军司马、�司马、行司马，则是孤、卿、大夫之类，及师、都、�、里、县、鄙，无不毕至，那么尽乎六乡六遂的民众，举首尾可以概括中间，所以只说旂旐。这首诗所载典故，与《周礼》相合。约軝二句，

译承接上一章而言。车的装饰，不仅仅是竹篮和布囊、鱼皮箭袋，还有用朱色皮革包裹车毂、用金涂饰车衡等装饰。马的装饰，不仅仅是胸前的钩带和鞶革，还有八只鸾铃玱玱作响。

关于“軝”，《毛传》和《说文解字》都说是长毂的軝，用朱色皮革包裹。孔颖达说《考工记》中记载兵车和乘车的车毂比田车长，这就是所谓的长毂。说用朱色皮革包裹，是指用朱色皮革缠绕包裹车毂作为装饰。《考工记·轮人》说“陈篆必正”，注解说“篆，就是车毂的包裹物”，大概是用皮革缠绕，上面再涂上朱漆。《诗诂》说：“根据《考工记》，将车毂长度分为三份，两份在外面，一份在里面，用来安置辐条。所以车毂外面的部分长，里面的部分短。軝不是车毂的名称，而是车毂外面较长且向旁伸出的部分，凡是车轮中间贯通的都叫毂，车毂向旁伸出的部分叫軝。”

考察车轮内部有辐条，辐条内部有车毂，车毂内部有车轴，车毂是辐条汇聚的地方。将车毂长度分为三份，除去一份在辐条内看不见的部分，那两份在辐条外看得见的部分，称为軝，也就是车毂的末端。所以《尔雅》、《说文解字》解释为长毂的軝，正如《诗诂》所说，指车毂在辐条外较长的部分。孔颖达用兵车、乘车的车毂比田车长来解释长毂，这不是训诂的本意。軝是车毂的末端，而《广雅》说“軝就是毂”，这种称呼非常混乱。如果像《方言》所说“轮，韩、楚之间称为轪，或者称为軧”。軧虽然是轮内的部件，但不能称为轮，把轮称为軝，是混乱中之最混乱的。《方言》又说“关东地区叫輨，南楚地区叫轪”。现在考察《说文解字》解释“轪”为“车輨”，解释“輨”为“车毂末端的包裹物”。从意义推求，輨、轪、軧本是同一事物而名称不同。《方言》说“轪就是軧，輨就是轪”，这是讲得通的，只是认为它们是轮就不对了。包裹軝一定要用皮革。所以《说文解字》说：有的从革部写作“防”。另外《说文解字》有“軧”字，与此不同。那个字从氐部，指大车后面的部件。这个字从氏部，不可不加以辨别。

关于“错衡”，《毛传》说：有纹饰的衡。孔颖达说：错，是杂的意思。杂色的物品在衡上，是有纹饰。至于装饰的物品，不知道是什么。考察《说文解字》解释错为：金涂。车轭叫衡，在轭上涂金所以有纹饰。郑玄笺注《商颂》中的错衡也说金饰，与《说文解字》相合。

关于“鸾”的解释见《驷铁》《蓼萧》篇的注解。考察鸾有在衡上的，有在镳上的，作为铃各八个。其最初本是虞氏所制，称为鸾车。《吕氏春秋》注说：鸾鸟在衡上，和在轼上，鸣叫相互应和。后世不能再次得到真鸾鸟，就铸造铜器代替，装饰以黄金，因此称为鸾。《礼记·月令》中孟春天子乘坐鸾路就是如此。《后汉书·舆服志》说：皇帝乘坐的金根车、安车、立车，都在衡上立有鸾雀。《宋书·礼志》说：汉制皇帝乘坐的金根车，驾六匹黑马，设置十二只鸾铃，如同周代玉辂的制度。又五色安车、五色立车，驾四匹马，设置八只鸾铃，其余如同金根车的制度，还保留周代金辂的形制。据此可知八只鸾铃都立在衡上，口中各衔铃铛。大概最初制作就是这样，所以仍取名为鸾。鸾又写作銮，也是鸾字的省略写法。后来车乘制度不同，有的衡上不设置鸾铃，只在镳上设置铃铛，也仍然沿袭名为銮。所以《说文解字》解释銮说：人君乘坐的车四匹马，镳上有八只鸾铃，模拟鸾鸟的声音。朱熹说：马口两旁各一个，四匹马所以是八个，这是对的。大概乘车上的鸾在衡上，既模拟鸾鸟的声音，也保留鸾鸟的形状。戎车上的鸾在镳上，起初没有鸾鸟的形状，只是模拟鸾鸟的声音罢了。《诗经》所咏如《蓼萧》《庭燎》【此处原文似有脱漏，依文意补全】《韩奕》《烈祖》都是衡上的鸾。如《驷铁》中的鸾镳以及这里的八鸾，都是镳上的鸾。所以知道这里的鸾是在镳上的，是因为方叔所乘坐的应当是戎车。

关于“玱玱”，《毛传》说：声音。考察《说文解字》：玱，玉声。这里鸾声也说玱，是因为声音和谐如玉，所以意义可以通用。

“服其命服”以下，又赞美其服饰佩玉之美。命服，朱熹说：天子所赐的服饰。朱芾，《毛传》说：黄朱色的芾。考察黄朱即赤色，解释见《斯干》篇。芾也写作韨、韠，解释见《素冠》篇。陈祥道说：韠的颜色跟随下裳。《礼记》说：君主的朱色，大夫的素色，士的爵色，这是祭服的韠。大概君主祭祀穿冕服，冕服是玄衣纁裳，所以用朱色韠；大夫祭祀穿朝服，缁衣素裳，所以用素色韠；士祭祀穿玄端，玄裳、黄裳、杂裳都可以，所以用爵色韠。《周官·典命》说公侯伯的士一命而士的助祭，用爵弁，爵弁纁裳，所以用緼色韨，所谓一命緼韨就是这样。緼是赤黄之间的颜色，公侯伯的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出使聘问王助祭，用玄冕，玄冕纁裳，所以用赤色韨，所谓再命三命赤韨就是这样。韠这种东西，因为它遮蔽前面所以叫韨，因为它一块布就足够了，所以叫韠芾，这是韠的通称。君主的韠用朱色，而《采芑》说方叔将兵，韨也用朱色，《瞻彼洛矣》说作六师而韨用韎韐的，大概是因为军事行动，穿韦弁服，韦弁服纁裳，所以尊贵者用朱芾，卑贱者用韎韐，韎韐就是所谓的緼韨。

皇通作黄，《尔雅》说黄鸟名叫皇，所以皇是黄的通称。又黄白色叫皇。

译《鲁颂·駉》篇中有“有驈有皇”的说法，就是此意。那么“朱芾斯皇”，大概是说红色中兼带黄白色，以此区别于纯红色，也就是所谓的黄朱色。“玱”的解释见前文。防，是一种菜名。查考《尔雅》，青色称为防，大概是取象于它的颜色。珩，《说文解字》说它是佩玉上方的玉，用来节制行走停驻，通作“衡”。《玉藻》篇说，一命的人佩用暗色韦带和暗色衡，再命的人佩用赤色韦带和暗色衡，三命的人佩用赤色韦带和防衡。孔颖达说，从一命累积到三命为止，而说防珩，那么三命以上直到九命都佩防珩，并不是说方叔只有三命。《大戴礼记》说，上面有防珩，下面有双璜、冲牙，中间穿入蠙珠。孔颖达说，凡是佩玉必定上面系在衡上，下面垂下三道穿入蠙珠，前后下端垂着璜，中央下端垂着冲牙，行动时冲牙前后触动璜而发出声音，所触动的玉形状像牙齿，所以叫冲牙。璜是半璧形的玉，悬挂在两端做成牙的形状。查考礼制，凡系带必定佩玉，只有防（指防衡）否则，方叔虽然处理军事，他穿着命服而佩玉，是适宜的。曹氏错误地认为芾佩不是军服，金路不是戎车，和鸾不是戎马，认为方叔能够壮大军威，就像吴起将要作战不带剑，诸葛亮不亲自穿戎服，羊祜穿着轻裘而威名显赫，杜预不跨马自能制胜，辅氏认为方叔威仪整肃从容如此，可以断定他必定成功，这与后世那些凭一己之勇作为百姓主宰的人不同。立论虽然美好，却不是事实。又刘氏说，有人说吴起可以说懂得作战了，亲自与士卒中最下层的同甘共苦，回答说这哪里足以说他懂得作战呢？你见过乞丐吗？在大道上号哭躺卧，声音令人悲哀，不这样不足以保全性命。至于家中的长辈，五十岁可以穿丝织品，七十岁可以吃肉，这是子孙所追求的。父母的仇人，不共戴天；兄弟的仇人，不与他同处一国。这不是虚加的名声，然后才符合人情。把百姓看作子女的人，百姓回报他像父母；把百姓看作弟弟的人，百姓侍奉他像兄长，没有什么仇恨罢了。有事情就争先出力，子弟难道要等父兄已经分担了苦难，然后才肯效力吗？所以使用百姓的人，用自身来矫正他们，用爱心来顺应他们，用权术来成就他们。如果只是暂时的胜利罢了，怎么能长久呢？《诗经》说：“穿着他的命服，朱芾光明，八鸾玱玱。道路上不失去法度，下面不失去节律。驾着那四匹公马，四匹公马强壮。君子所依靠，小民所遮蔽。君子所依靠，而小民认为自己是遮蔽，哪里存在破坏上下节律的事呢？”虽然不是经文的本来意思，他的论述也很美好。那迅疾飞翔的隼，它飞翔到达天空，也聚集停息。方叔来到，他的战车三千辆。军队防御的尝试，方叔率领，钲人击鼓，陈列军队告诫士兵。显赫诚信的方叔，击鼓声渊渊，整顿军队声阗阗。隼，毛亨说：疾飞的样子，隼是鸟名。陆玑说：鹞属，齐人叫它击正，或者叫它题肩，或者叫它雀鹰，春天化为布谷鸟的就是它。查考布谷就是鸣鸠，大概是隼所化生的。《考异邮》说：阴阳气贪，所以题肩击杀。宋均注说：题肩有爪芒，是阳中阴，所以击杀。颜师古说：就是现在所说的鹘，一说鹬子，一说鹞。《酉阳杂俎》说：鹞子两翅各有后翎，左边叫撩风，右边叫掠草，带着两翎出猎，必定有收获。陆佃说：现在鹰的搏击吞噬不能没有失误，只有隼是有准头的，所以它每次发射必定命中。古代造字，以此为依据。《尔雅》说：鹰隼一类，它们飞翔叫翚。郭璞说：鼓翅翚翚，但是是急疾的鸟。戾通作丽，附着的意思，极言它飞得高，将要附着于天。郑玄说：飞乃至天，比喻士卒劲勇，能深入敌阵。集本作雧，《说文解字》说：群鸟在树上。兴起士卒之多，所以用集来说。爰是于的意思，亦集爰止，也就是聚集于它所应当停息的地方。用隼的飞翔停息有常，兴起军队的进退有节。苏辙说：隼的飞翔到达天空非常迅疾，但必定聚集于它所应当停息的地方，然后才可用。说士兵虽然勇敢，但不教导就不知道作战的节律，也不可用。师干之试，到这里才显现出来。行事下文所称是也。程子说：“钲人击钲的人，伐鼓击鼓的人，用一句话说明两件事。”郑玄说：“钲也，鼓也，各有人。说钲人伐鼓，是互文。钲，是节制鼓的器具。”《说文解字》：“镯为钲，又解钲为铙，解释铙为小钲。镯形状像小钟，铙像铃，柄中间上下通。”徐锴说：“铙镯相类，都得名钲。”查考《说文解字》既然以镯为钲，而称铙为小钷，那么钲正得镯之名，不得以小钷之铙混淆它。一名丁宁。《晋语》：“赵宣子说：‘战以丁宁儆其民’。”注谓钲也。陈旸说：“从它声音浊的角度说，叫它镯；从它儆戒人的角度说，叫它丁宁；从它正人的角度说，叫它钲。其实是一样的。”《周礼》“鼓人职”说：“用鼖鼓鼓军事，用金镯节制鼓，用金铙停止鼓。”军队行动就

译激励他的部众，田猎时的役使也与此相同。又《大司马职》说：“仲春时节教习振旅，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天子手持路鼓，诸侯手持贲鼓，军将手持晋鼓，师帅手持提鼓，旅帅手持鼙鼓，卒长手持铙，两司马手持铎，公司马手持镯，以此来教习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奏。”《周礼》注引用《司马法》说：“十人的长官手持钲，百人的长官手持铎，千人的长官手持鼙鼓，万人的长官手持大鼓。”由此可见，军中的器物不止鼓和钲，只是地位最低的人手持钲，地位最高的人手持鼓，所以列举首尾来概括全部。毛亨又说：“钲用来使部队静止，鼓用来使部队行动。”考察《周礼》中“冬季教习大阅的方法”，虞人在将要田猎的野外树立标志，每百步设一个，共设三个标志，又每五十步设一个标志。田猎那天，司马在后方标志的中间树立旗帜，众官吏拿着各自的旗帜、鼓、铎、镯、铙，各自率领所属人员到达。天刚亮时收起旗帜，斩杀迟到的人。于是排列车兵和步兵如同战阵，全都坐下。众官吏在阵前听取誓师，杀牲并在左右巡视阵前说：“不服从命令的人斩首。”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司马摇动铎，众官吏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击鼓行进并鸣镯，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就停止。击鼓三次并摇动铎，众官吏收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又击鼓三次并摇动铎，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击鼓前进并鸣镯，车兵疾驰步兵快走，到达标志就停止。坐起像最初那样，于是击鼓车兵奔驰，步兵奔跑，到达标志就停止。击鼓警戒三次，车兵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于是击鼓后退并鸣铙，且边退边鸣，到达标志就停止。坐起像最初那样，于是就进行狩猎田猎。这就是所谓的“教习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奏”。起初击鼓行进并鸣镯，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又击鼓前进并鸣镯，车兵疾驰步兵快走。接着又击鼓，车兵奔驰步兵奔跑。接着又击鼓警戒，车兵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都只用鼓而不用镯。最后击鼓后退，才鸣铙且退。所以使部队静止的是铙，毛亨说钲用来使部队静止，是不对的。五旅为一师，一师有二千五百人的部众，使用轻车和重车各二十五辆，称为大偏。这首诗咏叹其车三千辆，那就是十二军的部众，但只说陈师，大概是因为以车为阵，所以举一师的部众来阐明大偏的法则。如果全部计算，就有六十个大偏了。鞠通作鞫，毛亨说告也。孔颖达说誓师并告知赏罚，使他们服从命令。专门说旅，是因为告知众军想要详细，一偏之中又分为五旅而告知他们。《司马法》说：有虞氏在国都内警戒，想让百姓体会其命令。夏后氏在军中誓师，想让百姓先形成考虑。殷商在军门之外誓师，想让百姓先有意愿以等待战事。周朝在即将交战时誓师，以坚定百姓的意志。这首诗所说的鞠旅，也是周朝的法则。显允，是在陈师鞠旅时说的。显谓号令明确，允谓赏罚守信。伐鼓，以《周礼》考察，先击鼓起身，次击鼓行进，次击鼓前进，次击鼓奔驰奔跑，次击鼓警戒，又次击鼓后退，共六个节拍。从前进到后退，没有不用鼓的，所以只说伐鼓。渊通作鼘，《说文》说：鼓声。鼓不是一次，所以说鼘鼘。振通作整，《说文》说：整齐。治兵礼仪完毕，整顿众军而返回。孔颖达说：古代春季教习振旅，秋季教习治兵，因为军事是大事，又三年一次教习，名称不同但礼仪相同。《尔雅》说：出师为治兵，崇尚威武。入师则尊老在前，恢复常法。杜预说：出师则年轻者在前，返回则在后，这就是所谓的顺。阗，《说文》说：盛大的样子。严粲说：阗阗，众盛的样子。就像今人说的骈阗。到这里大阅之事，就完毕了。旧说认为这是咏叹方叔南征还师，那么蠢尔蛮荆一章就不应该在还师之后说。况且治兵振旅都是古代习战的名称，没听说过古代有以还师为振旅的。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谋。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荊来威。这是赋，大阅礼仪完毕而忽然有蛮荆蠢动的事故，就命令方叔为将去征伐。蠢，《说文》说：“虫动。”因为蛮荆无知妄动，所以形容为“蠢”。尔，你。蛮，服。《周礼·职方氏》职说：“辨别九服的邦国。”侯、甸、男、采、卫服之外，方圆五百里曰蛮服。又《王制》：“南方曰蛮。”《说文》：“云南蛮蛇种，字从虫。”荆，荆州，楚所封地。王安石说：“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后来才曰楚。”又《谷梁传》说：“楚为什么称为荆？是把它当作狄夷看待。”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考察《郑语》史伯说：“当成周的，南有荆蛮。荆子熊严生四个儿子，叔逃难到濮，而蛮中只有荆确实有令德。”范�《南荆传》说：“现在的长沙、武陵蛮，其在唐虞时与之要质，所以说要服。”夏商之时，逐渐成为边患；到了周世，党众更加兴盛，足以对抗诸夏。宣王中兴，命将南征，就是诗人所说的“蛮荆来威”，也似乎不妨指荆楚。

译只有《晋语》中叔向说：“从前成王在岐阳与诸侯结盟，楚国因为是荆蛮，只放置茅草和蕝草，设立望表，与鲜牟一起看守燎祭的火堆，所以不参与盟会。”这就直接以“蛮”来称呼荆楚。大抵蛮族种类繁多，荆楚是其中最大且最强盛的，它作乱必定勾结其他蛮族一起发动，所以防范它时称之为“蛮荆”。邹忠治说：《国语》中蛮夷属于要服，在侯服、卫服、宾服之外，戎狄荒服之内，也就是《周礼·巾车》所说的“用革路车去封赐四方卫服诸侯”的地方，其制度应当每年在坛墠进贡，不贡则修正名分而施加威势责让。如今竟然如此，勤王师征讨，必定是因为他们骄纵安逸不加防范，不能不施加武力吗？《史记》说荆楚人轻捷勇猛、轻率强悍，喜好作乱，自古以来就有记载，所以以高宗中兴，有事奋起征伐，殷武之歌，后世称颂其功烈；而宣王采芑的战役，也足以与之媲美。大邦，郑玄说：“指列国中的大国，也是仇敌。”孔颖达说：“荆蛮不遵从王命，侵伐邻国，动不动造成祸害，与大邦结下仇怨。”列国中的大国尚且结下仇怨，其旁小国受到的侵害就更多了。元老，“也”字从一在兀上，徐锴说：“与尧同义，防意，老以年龄而言，与下文‘壮’字相对。”郑玄毛传解释为：“五官之长出自诸侯称为天子之老，这是不对的。”方叔年老而其贤德高超出于众人，所以称他为“元老”。《盐铁论》引用此句说：“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所以商朝用少壮，周朝用老成，大概说的是商朝用年轻人而周朝用老年人。刘公瑾说：“方叔以元老身份率领军队，就是师卦所说的丈人，也就是所谓的长子，能够健壮有力。犹，即猷，同谋。”按：犹是兽名，《尔雅》说：犹如麂，善于爬树。这种野兽多疑，常居山中，忽然听到声音，每次就缘木而上，很久没有人，然后才敢下来，须臾又上去，如此不止一次，所以借用来表示谋虑之义。朱子说：“说方叔虽然年老，但谋略却健壮。”严粲说：“方叔克壮其犹，不是取他年老而勇决像矍铄老人那样。”《易·大壮》注：“壮，是威盛强猛的名称。”诗人的意思，正是说年轻俊秀之人，往往以勇力求胜，未能深谋远虑。只有方叔老成，所以能崇尚谋略而不崇尚战斗，以谋为壮，不以力为壮。方叔率止，是说方叔承命为帅而出征。执讯获丑，解释见《出车》篇。兵不血刃而大功已成，这是壮谋的效果。戎车，是还师的车。啴啴焞焞，如霆如雷都是车声。啴啴指轻车而言，焞焞指重车而言，说声音舒缓的曰啴。《荀子》所说的啴咺，《学记》所说的其声啴以缓就是如此。轻车固然啴啴，而跟随在轻车后面的有载辎重的车，则其声又焞焞然。焞�应当依陆本通作啍�，声音重迟的样子。《王风·大车》中的啍�就是如此。霆，《说文》说：“雷的余声。”铃铃所以挺出万物。陆佃说：“震雷谓之霹雳，其缓者霆。”先儒有的以霆为疾雷，大概《尔雅》疾雷谓之霆，先儒岂是读此故误吗？雷本作靁，《河图》说：“阴阳相薄为雷。”《说文》说：“从畾，象回转之形。”如霆应当承接啴�而言，以车声的舒缓似之；如雷应当承接焞�而言，以车声的重迟似之。当时凯旋而归，从容就道，所以其车声如此。显允方叔，是总括上面三章的文意。征，是上伐下的名称，所以以征伐二字连言。威通作畏。严粲说：“方叔曾与吉甫同伐玁狁，威名已经显赫，所以蛮荆听到他的名字而都来畏服。”钱天锡说：“方叔一次出征而成就北伐的功勋，这是名以功成；再次出征而成就南征的业绩，这是功以名致。”蒋悌生说：“玁狁向来桀骜，侵扰在五服之外；荆蛮向来服役，暂时背叛在五服之内。两首诗都是关于用兵，其气象大小难易也稍有不同。”朱善说：“《北伐》之诗是讲行军之法，《南征》之诗是记行军之实，不讲其法则无以见军制之复，不记其实，则无以见民数之复。想要知道宣王的复古，观看这两首诗就可以看到了。这难道说是夸耀吗？”

译《采芑》共四章，每章十二句。《毛诗序》和子贡的传文都认为这是宣王南征之事。观察诗中“方叔率止”的语句，可知并非宣王亲自征伐，这是很明显的。既然《序》认为《六月》是宣王北伐，那么宣王也没有亲自进行北伐，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申培说这首诗是史籀所作，这终究不足采信。至于纬书中关于“五际”的说法，以午位对应《采芑》，更是令人无法理解。

《常武》是召穆公赞美宣王的诗，宣王有恒常的德行来建立武功，因此以此作为警戒。然而（这一说法出自子夏的《诗序》），当时宣王亲自征伐徐戎，从即位到现在已经五次用兵了。据《竹书纪年》记载，宣王三年，宣王命令大夫仲征伐西戎；五年夏六月，尹吉甫率领军队征伐玁狁，到达太原；秋八月，方叔率领军队征伐荆蛮；六年，召穆公率领军队征伐淮夷，宣王率领军队征伐徐戎，皇父、休父跟随宣王征伐徐戎，驻扎在淮水。宣王从征伐徐戎归来，赐给召穆公策命。邹忠倚说：宣王的武功见于《小雅》的，有《六月》；见于《大雅》的，有《江汉》和《常武》。考察《竹书纪年》，六年召穆公征伐淮夷，宣王征伐徐戎，那么平定淮夷、平定徐戎，这两支军队大概是一起出发的。至于赐给召穆公策命，《纪年》也说宣王从征伐徐戎归来。徐国自从伯禽时期就与淮夷相互勾结成为祸患，所以《费誓》说：“那些淮夷、徐戎同时兴起。”穆王时期，徐夷僭越称王，率领九夷征伐宗周；厉王时期，淮夷侵犯洛水，宣王命令虢公长父征伐他们，未能取胜。淮夷、徐戎蠢动不安由来已久。自从宣王命令吉甫征伐玁狁、方叔征伐蛮荆以来，四方僭越作乱的国家依次被削平。其中一支派遣召虎，另一支由宣王亲自统领六军，是因为淮夷、徐戎相距不远，担心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们，所以分路出兵以防备他们侵扰。然而诗篇最终归结于文德，宣王似乎规劝又似颂扬，诗人的寓意大概很深了。这些都是宣王初年的事。后来征伐太原之戎未能取胜，征伐条戎、奔戎则战败，征伐姜戎到达千亩又战败，美好的功业没有善终，可惜啊！难道是因为四方平定后就产生了懈怠之心吗？周宣王尚且如此，何况晋武帝、唐宪宗呢？朱熹说：诗中并没有“常武”二字，召穆公特意以此命名篇目，大概有两层含义：有恒常的德行来建立武功，就可以把武功作为常道；如果不可以，这就有了赞美也有警戒的意思。郝敬说：虞人的箴言说：“武功不可重用，不恢弘于夏家。”《常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西周之祸不在淮夷，而在近处的西戎，这就体现了诗人进谏的忠诚。《解颐新语》说：召穆公的意思认为德行是可以恒常的，武功不可滥用，所以先极力陈述用兵的盛况以迎合他的心意，最后一章才陈述警戒的话，所以他的话容易被人接受。过去写词赋的人，有时窃取这种意思，后来的人用“曲终奏雅、劝百讽一”来讥讽他们，这是不知道他们得到了古诗的真意。我按：第四章有“王奋厥武”的话，那么“武”字本来就在篇中，所谓“常”，就是“匪绍匪游”中的“绍”字的意思。

显赫威严，光明普照，宣王的命令。卿士南仲，是太师皇父的太祖。太师皇父，整顿我的六军，以修治我的兵器。既已恭敬，既已警戒，以此恩惠南国。

赋。开篇以“赫赫明明”赞美宣王，是何等的气象！《说文》说：“赫，火赤貌。”严粲说：“赫赫，威严的样子；明明，光显的样子。”万时华说：自夷王、厉王以来，威灵不振，几乎泯灭，宣王奋起亲自统领六军，真如雷霆下击，日月重明，所以说“赫赫明明”。“王命”，宣王亲自命令。因为以皇父为大将，所以必须亲自命令他。“卿士”，是皇父所担任的官职。南仲，见于《出车》篇。郑玄说：宣王命令卿士为大将，于是任用以南仲为太祖的人，现在太师皇父就是。任命将领必追溯其祖先，是因为有世代的功勋，于是更加显赫。苏辙说：南仲是文王所派遣征伐玁狁的人，大概称颂其世代功勋以褒奖他。王应麟说：召公似乎像南仲，太祖世代继承其美德。苏东坡感慨地说：彧依附曹丕，忘却汉朝；朱熹悕然。谢枋得说：宣王任命将领多取用世臣，为什么呢？因为文事武备平时就在家庭中讲究，平定祸乱、持守危局常在其念虑之中，一旦任用，必定老成持重，不会因轻率而误国事。太师，朱熹说：是皇父兼任的官职。陈鸟飞说：自冢宰以下称为六卿，太师以下称为三公。既然说“王命卿士”，又说“太师皇父”，周朝不仅设置三公，都是兼职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任太师。孔颖达说：《十月之交》中皇父专权，或者是皇氏名父，世代称之，也未可知。“整”，《说文》说：“齐也。”一齐起发之意。“六师”，天子的六军，可知是宣王亲自出征。孔颖达说：宣王既然亲自出征，仍需任命元帅来统领六军，所以《左传》鄢陵之战，楚王虽然亲自出征，仍任命子反统领中军，就是这样。王应麟说：康王即位，同时召集六卿而命令仲桓、南宫毛，必定是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实为司马，而整顿六师的，是太师皇父。一人在内无所不统。“脩”，通作“修”，犹“饬”也。“戎”，《说文》说：“兵也。”整齐六军，具备其人数以待命，以修饬我用兵之事，言欲行天讨。“既”，是期望如此之辞；“敬”，是居处如守，行动如战；“戒”，是临事而惧，不敢轻敌。“南国”，郑玄说：淮水之旁；董氏说：征伐其暴乱，所以恩惠他们。严粲说：淮夷、徐戎作乱，南方各国都遭受其祸。宣王的军队，大概

译讨伐暴虐以安抚百姓。张文潜说：“‘赫赫’是显著地展示，‘显明’是清楚地展示，用兵之事崇尚神妙隐秘，而君王任命将领却如此明显，大概是因为将要讨伐有罪之人，百姓都想要端正自己罢了，哪里用得着隐秘呢？”既然已经恭敬，就不敢怠慢；既然已经告诫，就不敢疏忽。凭借宣王中兴的君主，皇父贤能的将领，去征讨小小的徐国土地，其慎重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兵器是凶险的工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怎么可以疏忽呢？君王明显地任命他，这是道；臣子慎重地面对它，这是法。宣王中兴如此而正。

君王对尹氏说，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陈列行列，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视察这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安排妥当。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陈列行列，告诫我军的师旅，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视察这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安排妥当。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排列队伍，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视察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已就绪。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分列队伍，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巡视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已安排妥当。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布列阵型，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考察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已经完成。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排定行列，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检阅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已齐备。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整肃队伍，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省视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已妥当。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陈设行列，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审察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已就位。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列阵前行，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查看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已处理完毕。

君王命令尹氏任命程伯休父，在左右展开行列，告诫我的军队，率领他们沿着淮河岸边，探望徐国的土地。不停留也不驻扎，三件事都已安置妥当。

译周公、鲁公仅能平定徐国。到了周穆王稍有荒淫失德，徐偃王就立刻僭越称王，傲慢地表现出朝见诸侯、统治天下的意图。等到周厉王无道，周宣王开始拨乱反正时，在南国制造动乱的，又是徐国。等到徐国开始衰弱，东南地区像鸱鸟一样嚣张、僭越窃据以争夺诸侯地位的，楚国、吴国、越国相继兴起。此后徐国更加衰弱，臣服隶属于吴、楚，无法幸免。然而吴、楚在周东周衰微之后才倔强不服，而徐国却在西周鼎盛时期就倔强反抗，可见徐国起初并非弱国。曹氏说：“《禹贡》中的徐州，东到大海，北到泰山，南到淮河，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至于淮夷，则是东夷的部族散居在淮河沿岸的人。陈氏说：“徐国强大而淮夷弱小，淮夷就是徐州的夷人，臣服隶属于徐国。”我按：徐国地处徐州，所以以徐为名。命令休父告诫整顿军队，务必沿着淮河的岸边到达徐国的境土，去巡视查看，不得故意违背节制、图谋便利、追逐私利。这是严格的号令。万尚烈说：“讨伐徐国，为什么要率领淮夷？徐国在北，淮河在南，地势相互倚靠，所以淮、徐倡乱每每同时兴起。那么淮河本来就是徐夷出没的地方，常常逃匿藏身作为作乱的巢穴。”周王军队从西北而来，如果只直接进攻，不做在东南方向截断后路的打算，他们不难渡过淮河、浮海逃逸，而天子的军队也难以指向他们。所以在任命将领时，就已经在淮河设防，军队所到之处，不是说“铺敦淮濆”，就是说“截彼淮浦”。那些徐夷，势必要被阻挡在淮南，无法南下，他们的来路相同，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周宣王谋划得当、堵塞漏洞的原因。又按：淮南之战，只任命召虎一人，这是因为亲自率领军队尚未结束，又一定要设置正副将领如此张扬，为什么呢？周朝兴起于丰、岐，淮河、徐国极其遥远，他们归顺教化则晚，倡乱则早。徐国无视周朝，是长期玩忽职守的结果。周宣王赫然中兴，讨伐玁狁，消灭蛮荆，平定淮南，差不多伸张了中国的气概，而蠢动的徐国尚且如此背叛，它作为四方的祸患，难道是小问题吗！如果不是出动全力期望彻底平定，怎么能善始善终，而称为极致的治理呢？所以不惜委屈万乘之尊，亲自前往荒远之地，正副将领，必定谆谆告诫永远安逸的防备，以及长治久安的图谋。《常武》，这是夏、商、周三代的盛大举措啊。“不留不处”两句，尹氏认为是周王命令三事大臣。留，《说文》说：停止；《尔雅》说：长久；邢昺说：停留稽留。处，《说文》也说：停止；徐锴说：《诗经》“爰居爰处”，居是定居，处是暂时停留。留如诸葛亮平定孟获，而议论者想留兵镇守；处如王全斌平定蜀地，而军队拖延不还，就是这样。按《孙子兵法》说：“只听说笨拙地求速胜，没听说巧妙地持久战。战争持久而对国家有利的，从来没有过。”《常武》所以告诫不要停留久驻。三事，指六卿与《十月》篇的“择三有事”、《雨无正》篇的“三事大夫”，意义都相同。按《周书·立政》篇说：“任人准夫牧，作三事。”《周官》篇说：“三事暨大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正。”所以知道统指六卿而言。因为六卿职掌六典，都替天子处理政务，所以称“任人”；都替天子守法，所以称“准夫”；都替天子爱民，所以称“牧”。指出他们的职业所在，不是官名。当时六卿中，休父虽然以司马身份出征，在行军途中，但国家政务的职责，也必定有人掌管。就，《说文》说：“就高也。”字从京从尤，尤是异于平常，京是高大多义。绪，《说文》说：“丝耑也。”《尔雅》解释为事，毛传解释为业。以理事建业者，如同治丝一样。《周礼·宫正》职说：“稽其功绪。”就是这样。说这次出征，周王军队所到之处，有征伐无战争，天子必定不会久居在外，你们三事诸臣为天子留守，应当各自积累事业，不要荒废官职，等待天子归来即可。赫赫业业【叶药韵，逆约翻】威严的天子，王舒缓地保卫兴起【药韵】不纠缠不游荡【尤韵】徐地方绎骚【叶尤韵，苏侯翻】震惊徐地方【阳韵】如雷如霆，徐地方震惊【叶阳韵，居良翻】赋也。赫的解释见首章，业是动而不息的意思。虡业之悬钟磬，其形象如此，所以称为业。徐光启说：在积弱之后，奋起而立功，真是威灵气焰足够动人，所以说“赫赫明明”，又说“赫赫业业”，极其摹拟。严，《说文》说：教命急也。字从吅。徐锍说：急则从二口也。我按：这所谓的严急，不是急于束缚士卒，而是急于讨伐徐方。承接上章说，大将有皇父，副将有休父，留守有三事，周王才可以出而亲征了。只见军队在途中行进，其气势赫赫，其进发业业，有严急而可畏的。天子的教命，凡在军队中的，都不敢懈怠。舒通作纾，《说文》说缓也。保安作起也。说宣王这次出征，舒缓审慎，认为必须如此，然后可以保安南国。于是兴起而为之，不是轻举妄动。匪通作非，绍，《说文》云纠〇

译也。游，本作游，《说文》说它是旌旗上的飘带。人逍遥散漫，其形象如同旌旗飘带，所以浮水出行，都称为游。绍与舒字意相反，游与保字意相反。舒缓而后行动，就不是因一时血气冲动而急迫；且行动是为了图谋保全，就不是为了远行览胜而漫游。徐地纷乱，正是探究其出兵的原因。称徐土、徐方、徐国，并非有两个地方，只是变换文辞而已。绎，《说文》说是抽丝，有相续不断的意思。骚，《尔雅》说是动，《说文》说是扰，字从马，当指扰马使之动。徐方多次兴兵扰动南国，为害已深，所以亲征之事不可停止。震，《说文》说是霹雳震动万物，即雷。《易》说震为雷惊，《说文》说马骇。人惶恐不安如同雷惊，所以也称惊。天子亲征，出乎徐方意料，也如雷声猝然发出，不可预先躲避，以此惊动徐方。如雷，就震字而言，指君王。看下一章“王奋厥武如震如怒”，可知霆是雷的余声。《采芑》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以如霆属啴啴，如雷属焴焞。此第五章也说“王旅啴啴”，那么如霆当指王旅。君王前行而六军跟随，也如雷的余声为霆。徐方震惊，是徐方听闻王师到来，胆战心惊，也如闻震雷而惊惧。朱善说：“用兵之法，攻心为上。”徐方震惊，虽然未立即顺从，但已先使其心屈服。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这是赋。上一章说徐方震惊，意此时听闻大军从西来，必越淮南逃窜，而王师恰好至淮与之相遇，所以宣王奋武而进兵。奋，《说文》说是翚。字从雀在田上，鸟鼓翅翚然迅疾。奋厥武，是奋扬其威武，命迎击而进战。震怒，只一意，如震者，如威于下文进厥虎臣见之，如怒，如天之怒而雷鸣不已于下文仍执丑虏见之。进，郑玄说：前也。如虎猛勇，如虎之将，所谓战将，不指皇父、休父而言。进厥虎臣，如遣锐骑迎敌，用奇兵邀击，其大军在后尚未动。阚，《说文》说是望。虓，《说文》说是虎鸣。《格物论》说：虎怒而吼，其声如雷，百为之震恐，而风从之生。说虎臣前行，人从后望，但见其喑呜叱咤之状如虎之虓而张威然。铺，郑玄说：陈也，解见《江汉》篇。敦通作惇，《说文》说：厚也。濆，《说文》说：水厓也。孔颖达说：布陈敦厚之阵于淮水厓之上。愚按此所谓正兵。仍，因也。执，捕罪人也。丑可恶也。虏获也。孔颖达说：虏者，囚系之名。仍执丑虏，盖正兵不动，但更番迭出，以频仍捕执其可恶之人而系之。截，《说文》说：断也，即今人所谓堵截。所处所也，献于公所之所。按“所本《伐木》声，而旧皆借为处所，其义未详，当通作“处”，音之转也。王踞地利，截断彼淮浦而居，而时分兵以迎击彼，欲拒不得，欲逸无路，此其所以服也。详此章下章，见宣王之行兵有法如此。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这是赋。严粲说：此章述移师征徐。王旅，王之师旅。声之舒缓者曰啴，解见《采》篇。啴啴，郑玄说：闲暇有余力之貌。愚按，此言其在道之容。翰，鸟羽。如飞如翰，只是一意，言其兵不滞留，如鸟之飞，又如其有两羽。即次章所谓“左右陈行”者，如江如漠，以合流言，虽左陈行，而同时俱发，绝无后先，亦如江汉之合流然。严粲说：“征淮北之夷，不繇江汉而言。如江汉者，以江汉为九州之最大，天下所共，犹《谷风》言“泾以渭浊”，亦非土风也。”苞，通作包裹。如山包裹，不可阑入，李卫所谓“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者也。川，《说文》说：“贯穿通流水也。”如

译河流长流，不可间断，这正是八阵图所说的“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头八尾，处处为首，敌人冲击其中，首尾都能相互救援”的道理。这三句话都是从阵法方面来说的，大概军队行军在路上，也必然结成阵势而行。另一种说法，孔颖达说：“兵法有动有静，静止时不可惊动，所以用山来比喻；行动时不可阻挡，所以用川来比喻。”这也讲得通。“绵绵”两句，是进一步阐述上面四句的意思。“绵”，《说文解字》说：“联防也。”“翼”，《说文解字》说：“翅也。”合流如江汉，固然可见其连绵不绝，而仔细观察，则左右分为两翼，如同鸟儿拥有羽毛翅膀一样，队伍多么分明啊！测度，即克胜。那层层包裹，就像山；那节节穿贯，就像川，已经不可测度了，既然不可测度，又谁能攻打并战胜它呢？阵法多么坚固啊！“濯”，《说文解字》说：“洗涤也。”《孟子》说：“征伐的意思就是正。”说征伐之前先要洗涤，含有诛灭首恶、胁从不问、沾染旧污的习俗，都给予改过自新的意思。又黄佐说：“《大雅》说文王的军队，像临冲般从容；《大明》说武王的军队，像牧野般浩荡，这两章都略述武事罢了。《常武》说宣王的军队，则极其铺张扬厉，好像超过了文武的威势。圣人的军队崇尚德，贤人以下的人的军队崇尚威。论德的，言辞典雅；论威的，言辞夸张。而且也可以看出盛世中兴的气象。”张文潜说：“这首诗所陈述的，大概是先王时用的兵法，可以防止祸患。王师众多，所谓以逸待劳。有飞鸟之举的，善于高超；有积水之洋的，善于守下。坚固如山，包止营垒；顺从如川，流行部位。绵绵是示弱诱敌，翼翼是整饬内部谨守法度。先王用兵，虽然行动，但以仁义来施行，有法度驾驭，用术数引导，不因为小仁末义而把人陷入死地。大概是明耻教战，务必战胜敌人，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伤、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为准则，被君子所嘲笑。”王犹【《韩诗外传》、《荀子》都作“猷”】允塞【职韵】徐方既【《荀子》作“其”】来【叶职韵，六直翻】徐方既同【东韵】，天子之功【东韵】，四方既平【叶阳韵，皮阳翻】，徐方来庭【叶阳韵，徒阳翻】，徐方不囘【灰韵】，王曰还归【叶灰韵，古囘翻】。赋也，犹本兽名，性多顾虑，所以借训为谋。徐光启说：凡是平日所为的兴衰拨乱、安内攘外、在庙堂经营、在海隅敷布者，都是王犹。允，《说文解字》说：信也。塞，《说文解字》说：窒也。字本作塞，象垒物捧着塞在屋中，所以有充塞的意思。颜师古说：满也。既来，郑玄说：已来告服。严助说：说王道很大，而远方怀念它。承接上一章说宣王正移师以临徐方，而徐方畏惧震慑，不战自服，于是推美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宣王平日经国之谋猷，确实无所不充满，所以能导致徐方来归，不是一时兵威使之如此。这是赞辞。序所说的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两种意思都见于此。《韩诗外传》说：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公平政事以齐下，然后礼义节奏齐于朝，法则度量正于官，忠信爱利平于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所以近者竞相亲近而远者愿意到来，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熏炙他们，威强足以统一他们，那么拱手作揖指挥，强暴的国家没有不趋使的，如同赤子归向慈母，为什么呢？仁刑义立教，诚爱深故。《诗》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荀子》说：用厚德音来引导，用明礼义来教导，用致忠信来爱护，用赏贤使能来依次安排，用爵服庆赏来申明，适时做事，减轻负担来调齐，长养他们如同保护赤子，政令一定，风俗一统，所以百姓归附他们如同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顺暴悍勇力之类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类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类为之化而调，这就叫做大化至一。《诗》说“王猷允塞，徐方其来”，说的就是这个。又说：“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养源。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婪之心，则下也将极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理，法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勤上之事，而安乐之。故籍敛忘费，事业忘劳，防守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器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屈，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这就叫做治平。”《诗》说“王猷允塞，徐方既来”，说的就是这个。又有人以“塞”通作“实”，其义训实“允塞”，“既来”，即至诚动物之谓。刘向《新序及《韩诗外传》皆云

译勇士一声呼喊，三军都为之退避，这是士人诚心的体现。从前楚国的熊渠子夜间行走，看见一块卧石，以为是潜伏的老虎，拉满弓射去，箭矢没入石中，箭羽都陷进去了。下来查看才知道是石头，退后再次射击，箭折断而没有留下痕迹。熊渠子看到自己的诚心，连金石都能被打开，何况人心呢？如果号召而没有响应，行动而没有跟随，其中必定有不够真诚的人。不离开席位就能匡正天下的人，是向自己内心寻求的。孔子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能推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了命令也不服从。”先王之所以拱手作揖、指挥调度就能使四海归顺，是因为诚德达到了极致，已经表现在外。所以《诗经》说：“王的道义确实充实，徐国已经来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又说：“从前赵国的中牟叛赵，赵襄子率领军队讨伐它，包围还没有合拢城墙就自行倒塌了十堵。襄子敲击钲退兵，军中官吏说：‘您惩罚中牟的罪过，而城墙自行倒塌，这是上天相助。您为什么离开呢？’襄子说：‘我从叔向那里听说：君子不趁人之危谋取利益，不逼人陷入险境，要等他们修好城墙后再攻打。’中牟听到他的道义，于是请求投降。’《诗经》说：‘王的道义确实充实，徐国已经来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与孔子的说法相同，与其他国家一同服从于王。这次战役，大将的恭敬谨慎，副将的陈列行进，勇猛将士的出力，王师军队的听命，都是天子精神所鼓舞振奋的。所以说‘天子的功绩’。荀子说：‘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智慧而能容纳愚笨，广博而能容纳浅薄，纯粹而能容纳杂驳，这就叫做兼术。’《诗经》说：‘徐国已经归同，天子的功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是借辞取义。朱子说：‘《江汉》篇，召公率领军队出征，归来报告成功，所以详细记载。’那些褒奖赏赐的辞令，这篇诗王确实亲自出征，所以在末章反复其词，将功劳归于天子。既尽也，来庭。郑玄说：‘来到王庭。’先说四方已经平定，是因为宣王向北驱逐玁狁，向西征讨羌戎，向南威慑荆蛮，向东讨伐淮夷，都已经平定，唯独徐国没有臣服，到现在才来朝。因为它的平定独自在四方之后。回，《说文》说：‘转动。’严粲说：‘不回，是说已经臣服而不再反叛。’徐国来到王庭，其心不再回转，那么天下安宁，不需要用武力。王于是告诉他们说：‘可以回去啦！’不滥用武力。王的道义确实充实。王说：‘回去！’都以此作为告诫。刘氏说：‘用武则告诫不要滥用，所以说回去，是止于道义。’我认为：这也与下一章‘不留不处’相应。

译《常武》共六章，每章八句。王肃主张毛传的观点，认为周王没有亲自出征；王基主张郑笺的观点，认为周王亲自出征。如今玩味诗词，郑笺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朱熹认为宣王亲自率领军队讨伐淮北的夷人，诗人作此诗赞美他。邹氏驳斥他说：“淮浦、淮濆，指的是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并没有特指淮夷。”有人又模棱两可地依据他的说法说：“徐方，是兼指徐地和淮地而言的，这是错误的。”申培的说法也剽窃了朱熹关于宣王亲自征伐淮北的说法，并且兼采《诗序》认为此诗是召穆公所作。《子贡传》中有阙文。

《江汉》篇，宣王命令召穆公率领军队讨伐淮夷。周王从讨伐徐地的战事归来，赏赐召穆公。命令尹吉甫作诗赞美他。根据《竹书纪年》，这是宣王六年的事。《诗序》说尹吉甫赞美宣王能够振兴衰败、拨乱反正，命令召公平定淮夷。《后汉书》说：殷商武乙时期衰微，东夷逐渐强盛，于是迁徙到淮水和岱山之间，渐渐占据中原。周公征讨他们，于是平定了东夷。厉王无道，淮夷侵入防线。周王命令虢仲征讨他们，没有成功。宣王再次命令召公讨伐并平定了他们。刘汝桢说：宣王在淮水上的战事，武功已经告成。大概《六月》篇北伐是首要之事，《采芑》篇南征是其次，所以说“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这就是证据。荆蛮已经平定，于是讨伐淮夷，所以《常武》《江汉》两篇，一篇是亲自率领军队讨伐徐地，一篇是命令将领讨伐淮地。两支军队想必是同时出发的。周王率领本国的六军，而召穆公则是征调江汉地区的军队前往。为什么呢？因为夷人在淮水的南北两岸，势力相互掎角。假如召穆公先平定淮南，那么回师北伐，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必夸大周王的亲自出征？假如周王已经平定北方的徐戎，那么淮南的夷人胆气已破，召穆公此行如同揭开蒙布一样容易，何必夸大他的功劳而如此宠信他呢？所以讨伐淮夷、讨伐徐地，通过这两首诗考证，知道必定是同时出发的。知道平定淮夷在《采芑》之后，是因为荆蛮没有平定，那么召穆公的疆域治理就不能到达南海；因为南海的北面，正是荆蛮的国家。一旦平定淮夷而疆域治理到达南海，可见南海一带的各国，没有不臣服的了。现在查考《竹书纪年》，其征伐的次序确实如此。召穆公名叫虎。

江汉水势浩大，武夫气势磅礴。不是为了安逸，不是为了游荡，淮夷前来归附。已经派出我们的战车，已经树立我们的旟旗。不是为了安逸，不是为了舒缓，淮夷前来归附。江汉，是两条水名，江发源于岷山，汉发源于嶓冢山，汉水流到大别山与江合流。杜预说：大别山在江夏郡境内。胡旦说：现在大别山北面的汉口就是，也叫沔口，也叫夏口。江东就是江夏郡。吕祖谦说：江汉合流距离淮夷非常遥远，或许是调集江汉地区的军队来讨伐他们吧？季本说：召公讨伐淮夷必定是从江汉顺流而下，所以所征调的是江淮地区的军队，并且连汉水一起提及。浮，《说文》说：泛流的样子。浮浮，毛传说：众多强盛的样子。孔颖达说：因为两水合流向东，是水势众多而强大。我认为：这固然是在赋写所经过的地方，也是以两水合流比喻诸侯会师的情况。林氏说：古代京畿的军队不出征，所以重视内部，调兵诸侯各自从其方位的便利。武王讨伐商朝，实际使用的是西土的军队，至于征讨徐地用鲁国，平定淮夷用江汉。季氏说：荆蛮已经臣服，而后召伯讨伐淮夷，所以这首诗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如果荆蛮正在叛乱，那么武夫怎么能从江汉出发呢？武夫是跟随征战的将士，滔，《说文》说：水漫盛大貌。说武夫滔滔，王安石说：因为军队众多前行。郑玄说：宣王命令将领率领士兵，让他们顺流而下，滔滔然。孔颖达说：淮水在江北，相距非常遥远，夷人在淮水之上，军队应当前往淮水而说顺流而下，是因为江东北流顺其而行，将要到达淮夷时才向北行进朝向他们。匪通作非，匪安是从心里说，此心警惕不敢安宁，不是急于争利。下面一段同理。《说文》没有游字，应当通作游。游本是旌旗的旒，人的翱翔自放类似它，所以以敖为游。匪游者，身在军中不敢有别处的游息。淮夷，朱熹说：在淮水之上的夷人。孔颖达说：淮夷在东国，昭公四年楚子会合诸侯于申，而淮夷为国号，其国君的姓名则书传中没有记载。召公讨伐淮夷应当在淮水之南，鲁颂所讨伐的淮夷应当在淮水之北，应当淮水的南北都有夷人。求，通作逑，是搜求的意思，因为他们散处潜伏，所以想要搜求而得到他们。《左传》说：“率领军队前来，只寻求敌人，就是这样。”孔颖达说：“淮夷来求，正是来搜求淮夷。”古人的语言多倒装，凡是说“来”，是根据从彼到此的辞令。车，郑玄说：“是战车。”设，《说文》说：“陈设。”《周礼》说：“画有鸟隼的旗帜叫旟。”我认为：军队行进时，朱雀旗举在前面，以此概括其余的旗帜。孔颖达说：“上面说‘来求’，已经到达淮夷的边境，这里承接下面说‘出车设旟’，表明军队到达边境而约定战场，到约定的日期而出车建旟。”兵法说停止时有营垒，是说从营垒中出来布阵。旌旗无事时收纳在套中，所以将要作战时才树立。舒通作纾，《说文》说：“舒缓。”

译既然不敢安居，所以在出兵设立旟旗的事上不敢懈怠，这与前文“匪安匪游”相呼应，可见当时从征的武夫都竞相勤勉效命。铺，陆德明说：“陈也。”查《说文解字》将“铺”解释为门上的铺首，而旧说认为汉代门上有铺首，是铺陈的意思，所以也解释为陈列。淮夷来铺，句法应当与“淮夷来求”相同，是倒装语。季本认为“来陈其罪”是正确的。郑玄说：“据此战地，所以又说‘来’。”

《江汉》汤汤【阳韵】武夫洸洋【阳韵，盐铁论作潢潢】经营四方 【阳韵】告成于王【阳韵】四方 既平【庚韵，亦叶敬韵，皮 命翻，又叶青韵，读如 萍旁经翻】王国庶定【径 韵，亦叶青韵，唐丁 翻】时靡有争【庚韵， 亦叶青韵，菑经翻， 又叶敬韵，侧迸翻】 王心载宁【青韵，亦 叶径韵，乃定翻】。这是赋的手法。汤，《说文解字》说：“热水也。”江汉说汤汤，是指水流之怒像热水沸腾一样，正与下文洸洸相照应。洸，《说文解字》说：“水涌貌也。”引用《诗经》“有洸有濆”，徐锴说：“说勇敢像水涌一样。”俗话说：“战胜之威，士气百倍。”讨伐淮夷而战胜，在洸洸一词中可见。经，本是织丝的经线，纵为经，横为纬。营也有周匝的意思，《说文解字》解释为匝，居是也。说经营者，纵横周匝而相度，正照下文“四方”说兼伐叛招携二意。当时江汉之间小国尚多，淮夷倡导叛乱，附和或观望者必非一国。看下一章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那么岂止淮夷而已？“四方”指近淮夷的四方。成，成功也。郑玄说：“召公既受命伐淮夷，平定后，又经营四方之叛国，从而讨伐，克胜则使传遽告功于王。”孔颖达说：“上言来至战地。”此言经营四方，明显是既战而胜，乃经营四方之叛国。知道不是召公亲自告王，因为下一章才说“于疆于理”，这是召公未还，所以知道是使人告。四方既平，承上“经营四方”之文。“平”犹言帖服。王国，即《周礼》所谓国畿，义与《六月》篇同。淮夷倡导叛乱，声息动摇，现在四方既平，则畿甸之内自此庶几安定。彭执中说：“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兴师，所以召公告成于王说‘王国庶定’。‘庶’云者，幸其仅然，非以是为美也。”时之言“是”，靡之言“无”，都是音之转，相侵相凌，所谓争。时靡有争，防天下言之。载之言则，亦音近。宁通作寍，《说文解字》说：安也。辅广说：“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斗，则王之心不安。”读此章，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为心。朱善说：“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争心之未息；争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洽。故必使天下无有争心，而后大臣功成，王者之心亦安。”严粲说：“周兴西北，岐丰去江汉最远，所以淮夷最难服从化，后孚倡导叛乱则先动。周人经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监以叛；其后又同奄国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厉王之时，四夷交侵。宣王命吉甫，北方旋定；继命方叔伐蛮荆；其后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则一方倡乱，天下皆危。所以至淮夷平，然后四方平，这是《江汉》《常武》所以为宣王之终事而系之宣王《大雅》之末的原因。

《江汉》之浒【麌韵】王命召 【音邵，后同】虎【麌 韵】式辟【音辟】四方 ，彻我疆土【麌韵】 匪疚匪棘【职韵】王国 来极【职韵】于疆于 理【纸韵】至于南海【 叶纸韵，虎洧翻，赋 也】浒本作汻，《尔雅》 《说文解字》皆云水厓 也。召公伐淮夷之师， 从江汉来，仍从江汉归 ，所以班师。至江汉合 流之浒，而适承王之后 命，谕以且无归。虎， 召穆公，名。《世本》 云康公十六世孙。式辟 以下四句，命之辞也。 式，发语声。辟，通作 辟。《说文解字》说： 开也。式辟四方，奨其 平淮之功。淮南诸国， 久隔化外，今始重开辟 之。云“四方”者，亦 蒙上召公告，“成中有 四方既平”之言。彻我 疆土，今日所当有事。 彻，即《孟子》所谓周 人百亩而彻者。方里而 井，井九百亩，其中为 公田，八家皆私百亩， 而同养公田，耕则通力 合作，收则计亩均分， 谓之彻。疆，《说文解 字》说：界也。与下文 “于疆”之“疆”不同， 此

译划定地界以纳入版图内的疆域，所说的“彼”是指田界。按照《说文解字》，“疆”与“畺”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字，后来被错误地混为一谈。我的意思是，“疆”字以土表示意义，以“彊”作为声旁，是“疆土”的“疆”。“畺”字由两个“田”组成，上、中、下各用一横贯穿，这是表示界限的画法。“于疆”中的“疆”应当写作这个字。说“彻我疆土”，意思是我疆域内的土地，都实行彻法。严粲说：古人讨伐叛乱、征讨二心之后，必定会废除其苛政，平定赋税征收，以安抚民心，所以这一章谈论彻法的事情。“疚”，原本写作“防”。《说文解字》说：久病。“棘”，通作“防”。《说文解字》说：急。捆束物品的急切，没有比皮革更极致的。徐锴说：屋脊的栋梁，所以有高的意义，也有中的意义。这里取中的意思。《周礼》中“体国经野，以为民极”，就是这个意思。“王国来极”是倒装句式，与“淮夷来求”的语气相同，意思是来向王国寻求中正之道。严粲说：军事刚刚平定，就实行划定疆界、治理赋税的法令，恐怕会劳苦百姓，而且显得急迫。宣王说：“我不是久病，也不是急迫，而是实行什一税，这是天下的中正之道，是我周朝的定制，希望天下都向王国寻求中正罢了。”“于疆”“于理”两句，是记录事情的言辞。苏辙说：召公于是治理那片土地，直到南海才停止。“于于”就是“往彼”的意思。“疆理”的意义与《信南山》篇相同，划定经界为“疆”，区分地理为“理”，使南亩东亩整齐，这就是所谓的“理”。吕祖谦说：淮夷在南方，所以极言其远，说直到南海。按照《左传》中楚子说：“我处在南海。”当时淮夷和荆蛮都已经平定，所以召公奉行彻法，得以到达南海。

周王命令召虎前来巡视、宣扬【先韵】。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召公是栋梁【叶先韵，胡田翻】。不要说我年幼无知【纸韵】。召公是你效法的榜样【纸韵】。开始勤勉你的功业【《后汉书》作“功”】，因此赐给你福祚【纸韵】。这是赋。武功已经完成，疆界已经划定，宣王于是赞美召虎的功劳并赐命给他。从“来旬来宣”以下到“自召祖命”，都是册命的文字。“旬”，《说文解字》说：遍。十天为一旬，周匝十天有遍的意思。“宣”，朱熹说：布。按照“宣”字从“宀”，“宀”是屋，《说文解字》解释为天子宣室，没有布的意思。我的意见应当通作“亘”，这个字上下从“一”，上天下地，中间从“回”，像回转的形状，所以《说文解字》解释说“上下所求物也”。徐锴又解释说“回风回转，所以宣阴阳也”，其意义都湮没郁结而不明，凭意思贯通它，不过说是旋转布濩于天地之间罢了。凡是训“宣”为布的，意义都应当取这个。来巡视、来宣扬，是叙述功劳的言辞，说你昔日奉王命，来到这南方，遍历淮夷之地，宣布疆理之事，都有成就和功劳。孔颖达说：上一章说“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又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那么召虎的大功就在这两件事上。现在王命召虎称颂他的功劳，那么“来旬来宣”应当指这两件事。召公，是召康公，名奭，翰是鸟羽。《白虎通》说“礼服传曰：儿子得以做父亲的臣子，是不遗忘善义的意思。”《诗经》说“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是文王的儿子。“予小子”，是宣王谦称自己。“似”，《说文解字》说：象。昔日文王武王承受天命的时候，你祖先康公实在是作为羽翼，现在我不敢说你这小子，能比肩文武，但你确实已经能够像康公了。按照康公开拓国土百里，而他宣布政教也在江汉之间，所谓“是似”，就是这个意思。“肇”，《尔雅》说：始。应当通作“肁”，《说文解字》说：始开。“敏”，《说文解字》《毛传》都说：疾。“戎”的意思是你，是音的转义。这里说“戎”，下文变说“尔”，也如同《韩奕》篇虽然称“戎祖考”“戎辟”，也变称“尔位”一样。“公”应当依据《后汉书》通作“功”，《说文解字》说：以劳定国。吕祖谦说：自从召康公之后，他的风范业绩寂寥无闻了，到穆公才开始重新勤勉从事，以继承他的业绩。“锡”通作“赐”，《说文解字》说：予。“祉”，《说文解字》说：福。徐锴说“祉的意思是止，福所止不移”。严粲说：“我用这个赐给你福”，就是下一章所陈述的内容。

赐给你圭瓒、秬鬯一卣【陆本作□，按这两句无韵，丰本于是改为“秬鬯一卣，赐给你圭瓒”。“瓒”叶才田切】。向先王报告【真韵】。赐给你山土田【叶真韵，他因翻】。在周承受天命【叶真韵，眉辛翻】。自从召祖受命【见上】。召虎拜手稽首，祝天子万年【叶真韵，奴因翻】。这是赋。孔颖达说：上面说因此赐给你福祚，这里说赐给他的事情。《释文》说：厘音赉。按照《周书》“用赉尔秬鬯一卣”，文法与此相同，应当通作赉。《说文解字》说：赐。瓒，是祭祀时酌取秬鬯献给尸的器具，它的柄用圭制成，详见《旱麓》《棫朴》。

译篇。秬，是黑黍，详见《生民》篇。鬯，是酒名，用黑黍酿酒，并调和郁金。郁金，是香草，形状像兰草，十片叶子为一贯，一百二十贯为一筑，捣碎取汁，混合黑黍米煮后酿造。黑黍是百谷中的精华，郁金是百草中的英华，其气味芬芳，调和成鬯酒，所以称为鬯。现在考察“鬯”这个字，从凵，凵是器皿，中间从乂，又有四防，象征黑黍米和郁金的形状，七是用来舀取的器具。那么鬯这种酒，是混合酿造黑黍和郁金两物而成的，以黑黍为主则称为秬鬯，以郁金为主则称为郁鬯。然而有人依据《礼记》中有“郁合鬯，萧合黍稷”的文字，就认为鬯也是香草，是另一种东西，恐怕未必正确。“郁”字本作“鬰”，罗愿说：郁和鬯都属于阴，而玉是阳物，圭璋又是东南阳方的玉，所以借用它们来避免缺乏阳气的嫌疑。如果是诸侯，则由天子赐予圭瓒，然后才能制作郁鬯，未获赐圭瓒则需向天子求取鬯酒，所以先儒解释《王度记》说：天子用鬯，诸侯用薰，意思是未获赐圭瓒则使用薰，获赐后才使用郁。因此从《诗经》《尚书》所载来看，召虎和晋文侯仇都曾接受过秬鬯和圭瓒的赏赐，只有文公重耳只提到接受一卣秬鬯，没提圭瓒，这是因为圭瓒自然与秬鬯相配，不说也能明白。获赐之后，可以自行制作鬯酒，所以又有诸侯朝见时灌地用郁鬯的礼仪。《尔雅》说：彝、卣、罍，都是器皿。卣，是中间的尊。孙炎说：尊彝在上，罍在下，卣在中间。郭璞说：卣是不大不小的器皿。考察“卣”这个字，应是象形字，而《说文解字》未收录，赵宧光怀疑应作“防”，防是小瓯，似乎不足以采信。又《说文解字》有“〇”字，读音如“调”，其字形与“卣”很相似。考察《周礼》中“鬯人庙用修”，注解说：修也有调的读音，难道“〇”就是卣吗？其义为草木果实，“〇〇”“〇”然象形，难道也是因为卣的形状上小下大，像草木悬挂果实的样子吗？书写以质朴为质，博古者孔云说：“考察春官，郁人掌管调和郁鬯，用来装满彝器陈列，那么郁应该在彝中；而这里以及《尚书》《左传》都说‘秬鬯一卣’，应当是在祭祀时才在彝中，未祭祀时则在卣中。赏赐时还未祭祀，所以用卣盛放。”毛说：“九命赐圭瓒秬鬯。”《韩诗外传》说：“诸侯有德行，天子赏赐：第一次赐车马，第二次赐衣服，第三次赐虎贲，第四次赐乐器，第五次赐纳陛，第六次赐朱户，第七次赐弓矢，第八次赐斧钺，第九次赐秬鬯。”班固说：“圭瓒秬鬯，是宗庙盛大的礼仪，所以孝道完备才赐予。秬鬯用来彰显孝道。”程大昌说：“初次赐予圭瓒，还来不及自行制作鬯酒，就一并赐予鬯酒，让他回去告祭宗庙。”

译意旨还有更进一步的，所以再次行稽首大礼来陈述。对扬两句，是自我勉励的话。天子万寿以下，是勉励君王的话。对扬王休，与《说命》篇中“敢对扬天子之休命”的语气相似。对，就是应答；扬，就是称举；休，就是美善。君王所命令的，虎臣就止步了。臣敢仰承君王的心意，反复称举，以显示自己铭记在心不忘。作召公考，是对扬的实际内容。作，就是为；考，就是成就。君王命令虎臣时，说：“召公是似。”说：“自从召祖受命以来，希望我不辱没祖先。我从今以后，应当更加努力不懈，为我的祖先召公成就其终局。”严粲说：“成，是毁的对立面。康公在王室建立了大功业，而后代子孙不能继承，那么康公的功业就会毁弃。我不敢不勉励自己，期望为康公成就功业，意思是不让他的功业毁弃。”郝敬说：“前人开创，后人继承，那么开创者就有成就了。”天子万寿，重申前面“天子万年”的祝辞，转而表达无尽的期望之意。说：我确实希望君王长寿，但我更深的愿望在于君王治理天下日益清明，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不仅仅是得到万年的长寿罢了。矢，是政教施行，充沛而不可阻挡，如同发射箭矢一样。文德，如仁爱浸润、义理切磋、礼仪陶冶、乐教美化等。洽，《说文》说：“沾润。”徐徐渗透，不是用威武来震慑。徐光启说：“令闻不已，是虚发其文德；武节飚逝，是一时的功业。协气横流，是万年的计策。至于文教普及，而治安的喜庆，永世不厌倦，令闻不已，大概就在这里吧。”严粲说：“宣王正以武功褒奖虎臣，而虎臣却以文德勉励宣王，大概是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而引导君王归于德行，意度深远。”朱子说：“说武功不可依赖，也是用来告诫君王。”礼，孔子《闲居》篇说：“三代的君王，必定先追求美好的声誉。”《诗经》说：“明明天子，令闻不已。”这是三代的德行。弛其文德，协和四方，这是太王的德行。

《江汉》六章，每章八句。朱子认为宣王命令召公平定淮南的夷人，诗人赞美此事。邹云：“《江汉》明言讨伐淮夷，《常武》明言征讨徐国，何必取南北作为篇名？说淮夷，那么淮南淮北都包括在内了。《常武》所说的淮浦淮濆，指的是所经过和驻扎的地方，未曾指淮夷。”申培的说法与朱传雷同，但只把作诗者归于史籀，毫无根据，非常荒谬。子贡传有阙文。

《无衣》，是为君王复仇。周宣王以七千兵力，命令秦庄公讨伐西戎，周人跟随征讨，士兵赋此诗。据金履祥《通鉴前编》，将此诗归于庄公，现在从之。按《史记》：周厉王无道西戎反叛，王室灭犬丘，大骆的族人。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后来秦仲死于戎人，有五个儿子，长子叫庄公。宣王于是召集兄弟五人，给七千兵力，让他们讨伐西戎，打败了戎人。于是归还秦仲的后代及其祖先大骆的土地犬丘，并占有它，作为西垂大夫。庄公居住在原来的西犬丘。

岂说没有衣服？与你同穿战袍。君王将要兴师，修理我的戈矛。与你同仇敌忾。叶尤韵，蒲侯翻。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尤韵。与子同仇。尤韵，《吴越春秋》作“讐赋也”，严粲说：子，是行伍之间互相称呼。袍，《尔雅》《说文》都说襺也。孔颖达说：《玉藻》纩为襺，缯为袍。注谓衣有着之异名。缯谓今纩及旧絮。那么纯用新绵名为襺，杂用旧絮名为袍。虽然有着不同的名称，其制度是一样的，所以说袍襺。与子同袍，就像所谓解衣相赠。王，周天子。于，《尔雅》说曰。李氏说：按《左传》栾武子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论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凯以于是曰，与此正同。修，通作修理。戈，《说文》说：平头防也，从弋一横之形象。徐锴说：谓戟小支上向则为防，平之则为弋。郑玄说：今之句孑防也，或谓之鸡呜，或谓之拥颈。句亦作钩，孑也作釨。孔说：钩孑防如防而横安刃，只是头不向上为钩。《考工记》说：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又说：戈柲六尺有六寸。按，内谓刃下接柄处，其长四寸；胡横刃即所谓钩釨，其长六寸；援直刃其长八寸；柲即柄。矛即今之枪字，也是象形。毛说：长二丈。孔说：谓酋矛也，夷矛则长二丈四寸。《考工记》谓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此言兴师以伐他国，知道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仇讐也，西戎反叛王室，又傲慢地杀害天子命吏，这是必讨之仇。当时七千士兵随征，在行者自相告语说：我平日所以与你同穿战袍，必定共无分尔我，岂真是因为尔与我无衣之故吗？正因为我辈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出则伍两军师之众，倘一日君王命令兴师，则将整顿我的兵器，与你同心

译与君父结下仇怨，因此彼此联结而不可解脱。言外之意表明，我们如今既然奉王命征讨戎狄，正是奋力抗敌之时。最终击破戎狄，收复被侵占的土地，所凭借的正是同仇敌忾的奋发精神，这是不可否认的。谢枋得说：《无衣》这首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其心忠诚而真诚，其气刚正而宏大，其词雄壮而直率，我由此知道岐山、丰水之地受文王、武王、周公教化的影响最深，可惜啊。周朝既然不能以此号令诸侯，秦国又不能以此匡扶王室，最终传到几代之后，那嚣张好战的习气，已不再是先王的百姓，真是秦国的百姓了。

谁说没有衣服，我与你同穿贴身内衣（叶药韵，“泽”字读如“药”，《说文解字》中写作“襗”）。君王将要起兵，修整我的矛和戟（叶药韵，“防”字读如“讫约”）。我与你一同行动（药韵，这是赋的手法。泽，朱熹说是贴身内衣，因为它贴近肌肤，容易沾染污垢汗渍，所以称为“泽”，又《说文解字》写作“襗”，说是裤子，孔颖达说上穿袍下穿裳，那么这也是一种衣服的名称。防，《说文解字》说是有分支的兵器，本字是“戟”，从戈从榦省，榦就是分支，今文省去写成“防”，刘熙《释名》说防就是觡，旁边有分支的觡，郑玄说就是现在的三锋戟，《考工记》说戟的头部宽一寸半，内部长度是头部的三倍，胡的长度是头部的四倍，援的长度是头部的五倍，又说车戟通常称为车戟，是因为它安装在车上，其制度长一丈六尺，晁错说两军阵势相近，平地茂草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这是使用长戟的地方，剑和盾牌三个也不抵一个戟的作用。作，《说文解字》说是兴起，仇从内心来说，作从气势来说）。

谁说没有衣服，我与你同穿下裳（阳韵）。君王将要起兵，修整我的铠甲和兵器（叶阳韵，“兵”字读如“逋旁”）。我与你一同（《汉书》中写作“皆”）前行（叶阳韵，“行”字读如“户郎”，这是赋的手法。甲是铠甲类，《周礼》注解说古代用皮革制成称为甲，现在用金属制成称为铠，《释名》说甲、介、函、铠都是坚硬沉重的名称，按蚩尤制作了铠，舆制作了甲）。

译舆，是少康的儿子。又，蚩尤用金属制作兵器。郑司农说：“车上的五种兵器：戈、殳、防、酋矛、夷矛步兵的五种兵器，没有夷矛而有弓矢。”毛亨说：“行，往也。”心意相同，气势相鼓荡，就可以一同前行了。班固说：“山西地区，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地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崇尚勇力，擅长鞍马骑射。”所以《秦诗》说：“君王兴起军队，修整我的甲兵，与你一同前行。”那里的风气习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今歌谣慷慨激昂，风流余韵仍然存在。左传定公四年，吴国攻入郢都，楚国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援兵，站立依靠在庭墙旁哭泣，日夜不停声，滴水未入口，七天。秦哀公为他吟诵《无衣》，他九次顿首然后坐下，秦军才出动。因为这首诗共三章，每章三韵，一韵对应一次顿首，所以有九次顿首之说。

《无衣》三章，每章五句。【《诗序》说：讽刺滥用武力。秦国人讽刺他们的君主喜好攻战，频繁用兵而不与百姓意愿相同。朱熹认为《诗序》的意思与诗情不协调，确实如此。然而说这是秦人习俗强悍、乐于战斗的诗，则都失之偏颇。子贡传、申培说都说：秦襄公奉王命征伐西戎，周人前往支援，赋此诗，较为接近实情。然而襄公时代，周朝西部的土地已被秦国占有，应该不再知道有周王，而此诗尚且反复以“君王兴起军队”为言，那么这本来是周人的诗。考《史记》称周宣王以七千兵力与秦庄公一起讨伐西戎，正与“君王兴起军队”的话相合，所以仁山金氏编排此诗归于庄公，并非没有见解。又按《竹书纪年》记载西戎杀死秦仲的事，在宣王六年】

《崧高》是尹吉甫赞美周宣王的诗。天下恢复太平，能够建立邦国、亲近诸侯，褒奖赏赐申伯。【出自《诗序》。《竹书纪年》记载宣王七年，周王赐予申伯任命。邹忠曰：《崧高》与《黍苗》互为表里，那首是代替服役者而言，这首则是王朝重臣赠别祖道，词气迥然不同。而且篇中虽然赞美申伯，但多叙述王命，也以此显示王权的显赫。《诗序》说赞美宣王能够建立邦国、亲近诸侯、褒奖赏赐申伯，说得对。张文潜说：《崧高》的《诗序》只说到建立邦国、亲近诸侯、褒奖赏赐申伯，《韩奕》的《诗序》只说到能够赐命诸侯。武王盛世时，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朝觐会同，不敢失时，征伐侵讨，无不如意，爵位赏赐有度，赐命有礼。难道这算是盛世吗？天子的事本来就是这样。一旦不能如此，就只是混乱罢了。而宣王所能做到的，仅仅止于褒奖赏赐申伯、赐命韩侯，而诗人如此赞美他，大概是因为周朝到厉王时混乱到了极点。王室衰微，诸侯肆意妄为，君王尚且不能保有国家，何况能建立邦国呢？诸侯背叛、结怨连祸，何况能亲近诸侯呢？赏赐命令不能上行，那么褒奖申伯就值得赞美；赐命不能下达，那么赐命韩侯就值得称善。扬子说：习惯治理则伤害初始的混乱，习惯混乱则喜好初始的治理。正当宣王之初，可以说是习惯了混乱，而宣王开始能够行使天子的职权，诗人乐于他初始的治理而喜好他，这就是赞美他的原因。郝敬说：吉甫在朝廷上应对宣扬，国史记录下来，圣人保存它以表彰亲亲、崇贤、封建复古的治理。人臣立功纪勋记载于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见于大雅。诗歌到了大雅，作者的志向更加深远，而序者的意义更加深刻。所以《云汉》不只是为了救旱以表明感格上天的德行，《嵩高》不只是为了赠行以表明亲贤的礼仪，《烝民》不只是为了赠别山甫以表明能任使的功劳，《梁山》不只是为了赞美韩封以记载驾驭福禄的权柄，《江汉》以下都可以知道了】

崧【《风俗通》作嵩】高维【《礼记》作惟】岳【陆德明本、丰氏本都作岳】峻【《礼记》、丰本都作峻】极于天【叶真韵，汀因翻】维岳降神【真韵】生下【丰本作吕，下同】及申【真韵】维申及下维【《礼记》作为】周之翰【叶先韵，胡田翻】四国于蕃【叶先韵，汾沿翻】四方于宣【先韵，赋也】崧，毛传云：高的样子。刘熙云：耸立的样子。孔颖达云：山形耸立，所以是高的样子。崧，古文也作嵩，《说文》因此解释为嵩高山。按《尔雅》说：山大而高叫崧，郭璞注说现在中岳崧高，大概是依据这个命名。然而凡是高大耸立的大山，都可以称为崧。因为中岳高大，所以取崧来命名它，并非崧专门是中岳的名字。看郭璞的注就很清楚了。岳，就是《周礼》所说的岳山，雍州的镇山。古文岳、岳通用，所以《尔雅》又作岳。天下诸山中得以专门以岳命名的，只有这座山。一名吴山，古文以为汧山，在现在陕西凤翔府陇州南八十里，唐代为西镇山，耸立五峰：一曰西颠，二曰大贤，

译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泰山在今山东济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华山在陕西西安府华州华阴县南十里；霍山即衡山，在湖广衡州府衡山西三十里；恒山在直隶真定府定州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县北十里，即《禹贡》中的外方山。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相距十七里，“嵩”是它们的总称。衡山又名霍山，与泰山又名岱山一样，都是一山有两个名字。所以孔安国、郑玄以及《孝经钩命决》、《龙鱼河图》都称衡山为南岳；而《书传》、《白虎通》、《风俗通》、《尔雅》、《广雅》、说苑等书都称霍山为南岳，衡山和霍山其实是同一座山。然而直隶庐州府六安州也有一座霍山，即天柱山，汉武帝南巡时，因为衡山辽阔空旷，便把岳神移到这里祭祀。后来因此得了霍山的名字，张揖、郭璞都认为天柱山就是南岳，这是错误的。但是考察《礼记》说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五岳的规格比照三公，而《尚书·周官》篇却说六年五服诸侯来朝见一次，又过了六年君王按时巡视，在四岳考核制度，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那么意思就是祭祀告祭有五岳，而考核功绩的地方仍然只有四岳，这本来与唐尧虞舜时期没有不同。五岳的名称虽然见于《尔雅·释山》篇，但其开头却说河南为嵩高，华山为西岳，河东为岱山，河北为恒山，江南为衡山，与五岳不同的地方，是增加了河西的岳山而不计算嵩高。而《周礼·职方氏》列举九州山镇的名字，正西称为雍州，其山镇叫岳山，嵩高也不在其中。郑玄注释《周礼》五岳，因此就取吴山与岱、衡、恒、华凑足五岳之数。而他注释《康诰》时说：“岐山、镐京处在五岳之外，周公因为那里位置不正，所以向东迁到洛邑，会合诸侯谋划建立天子的居所。”意思是西都本来没有西岳，暂且设立吴岳为西岳。《尔雅》说“嵩高为中岳，华山为西岳”，这是根据东都地处中原而言的。现在即使不知道郑玄的说法是否可信，然而这首诗说“维岳降神”，与《周礼》、《尔雅》所说的山名相合，又是雍州的镇山，依据文字探求义理，它作为岳山，毫无疑问。骏通作峻，《说文》说：“高，极。”毛亨说：“至。”是说它高耸的气势，将要到达天际。山高接近天，也是大臣接近天子的象征。五岳之所以比照三公，就是这个原因。降，《说文》说：“下。”孔颖达说：“降下其神灵和气。”甫，根据郑玄《礼记》注说：“是仲山甫。”申就是下一章的申伯。《后汉书》刘陶说：“周宣王任用申伯、甫侯来挽救夷王、厉王的荒乱。”旧说依据毛传，把岳解释为四岳之神，因为尧的时候姜氏担任四伯，掌管四岳的祭祀，申、吕都是他们的后代，所以《诗经》认为他们是岳神所生。而根据孔安国称吕侯后来称为甫侯，所以《尚书·吕刑》篇名，《礼记》引用时写作《甫刑》，因此就认为这首诗所说的甫就是指穆王时的甫侯。严粲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申伯光辅周宣王中兴，却远远取周道开始衰败时的甫侯来与他匹配，这不是用来褒扬申伯的，他的论断很确切。有人又怀疑甫、父在古文中通用，仲山甫，《国语》写作仲山父。至于像吉甫、蹶父、皇父、休父这类人，也都以甫、父作为名字，怎么能确定就是仲山甫呢？我只就诗文来证明，只有仲山甫、吉甫的字都写作甫，而其余的蹶父、皇父、休父都是父而不是甫，何必担心混淆？如果吉甫是作诗的人，必然没有自我赞美的道理，而《烝民》这首诗赞美仲山甫，篇中也明确说是吉甫所作，那么这首诗把申伯和甫并列提及，似乎是统括两首诗的开端，也可以看出甫就是仲山甫，这也毫无疑问。生甫反申，把甫叙述在申之前，或者是因为爵位，或者是因为年龄，按次序排列，都不得而知，肯定不是随意凑韵。岳山与岐山、周地相近，是开创王业的地方，推究二人由神降生的本源，是说祖宗神灵孕育了他们。黄佐说：“凡是气之灵妙的地方就成为神，神之灵妙的地方就成为人，所以说人是鬼神的中介。”韩愈论述衡山，说它蜿蜒起伏、磅礴郁积，那么白金、水银、丹砂、石英等物，都不足以匹配它的奇意，必定有魁梧奇特、有才能德行的人出生在中间。这也不过是以气之神妙而产生人之神妙罢了。严粲说：“诗人的意思，是说申伯辅佐宣王中兴，关乎国家命运，那么他的出生必定不平凡，所以假设为神异的言辞。”说崧然而高耸的是岳山。那山高大，极至于天，只有这座岳山降下神灵，来生下仲山甫和申伯。当时仲山甫为相，申伯仅次于山甫，这首诗是为了赞美申伯，而把山甫一并提及，大概是因为申伯与山甫是伯仲之间，借山甫来抬高申伯。推究本源说是岳山降神来尊崇他，就像《烝民》说天生仲山甫一样。有人怀疑甫是字，申是国名，那么名称不类同，所以认为申、甫都是国名，不知道古人的文辞难以用常例拘束。《舜典》称稷、契

译后稷以官职称呼，契以名号称呼；汉朝称绛侯、灌婴，绛侯以封邑称呼，灌婴以姓氏称呼，都不相同。至于申伯和甫侯，又先说申伯后说甫侯，是为了表明这首诗是为赠别申伯而作，自然应当以申伯为主来立论。翰，是鸟的羽毛，说他们是王室的羽翼。鸟有两翼，也说明这两人缺一不可。四国，指四方诸侯国，蕃通作藩。《国语·晋语》以蕃为军，韦昭注释说：“像篱笆一样。”王安石说：“是说扞蔽保护。”四方则是从四国之外，广泛而言；张文潜说：“四国有所界限在内，四方没有界限在外。”《民劳》篇说：“爱护这中国，以安抚四方。”那么中国就是四国，四方是外部，所以先说中国而后说四方，由此可知四国是在内的。又说：“爱护这京师，以安抚四国，”大概四国比起四方来是在内，而比起京师来是在外，京师只是君王所都的地方，所以这样说。宣，是普遍传播的意思，传播威灵、传播恩德都是如此。说这两人虽然身在王朝，但能辅佐君王控制天下，所以四国因此藩蔽患难，四方因此宣布威德，这都是指已经产生的功效而言。《礼记·孔子闲居篇》说：“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生云。”这在《诗经》中说：“嵩高是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申伯和甫侯，是周朝的栋梁，四国因此藩蔽，四方因此宣导，这是文王武王的德行。严粲说：“是说文王武王的德行，施及后世，所以天生申甫，以辅佐中兴。”魏了翁说：“大概自天地山川的神气凝聚而为人，这心清明，与宇宙之内流行发见的，实在同一本源。再推本求源，像甫申的出生，是由于十代以上，文王武王积德所感。”唉！人的这颗心，与天地山川相为流通，固然如此；而人物的出生，又系于时运气数，清明的感应，山川英灵的防范，祖宗恩德的积累，然而这难道是经常发生的吗？勤勉的申伯，君王继承前代之事，在邑在谢，南国是式。君王命令召伯，定申伯之宅，登上这南邦，世执其功。赋也，亹，《尔雅》训勉，《说文》无亹字，当通作娓，其义训顺兼此二义，见臣道无成代终的意思。申，国名，王符说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就是现在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李氏说：“按《史记·周本纪》，申是侯爵，因为他是一方方伯，所以称申伯。”严粲说：“方伯是一方的长官。”黄佐说：“召公称伯，恐怕也是如此。”王，指宣王，后文仿此。纉，《尔雅》、《说文》都说继也。李说：“王继承前代之事，如《北门》政事一埤益我于郑说徃也，下同。”邑，指申而言，王安石说：“国之所都，也称邑，作邑于丰，商邑翼翼是。”谢，国名，在今河南汝宁府信阳州，欧修谢绛铭说：“黄帝后裔，昔周灭之，以封申伯，在南阳宛罗泌。”《路史》说：“其地西甚广。”严粲说：“《西汉地理志》，申国在南阳宛县，《后汉地理志》，谢城在南阳棘阳县东北百里，申谢两地相近。”我按：当时必定是宣王命申伯在申谢之间有所经营，所以先自京师而往其国邑，继而又从其国邑而往谢，正是上文所谓王继承前代之事。于谢，或许就是命令他灭谢，只是旧史没有明文罢了。林氏说：“宣王之时，申伯以王舅大臣为南国屏翰，大概以前在王畿之内，而宣王开始分封他以干城王室。楚国经营北方，大抵用申息之师，其君主多居于申，合诸侯也在那里。秦汉之际，南阳为要地，高祖逾宛攻武关，张子房说：‘强秦在前，强宛在后，这是危险之道。’汉与楚相持，常出武关收兵宛叶间。光武起于南阳，以宛首事，申就是宛。王应麟说：‘当成周的，南有申吕。’《左传》楚子重请申吕以为赏赐田，申公巫臣说：‘不可。’这是申吕所以为邑的原因，是以为赋以御北方。大概楚国得到申吕而始强，这就是周邑的屏翰。高帝入关，光武起兵，都先取宛，其形势可见。李忠定曾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季本说：‘谢近于荆，而荆与徐连，旧曾表里为江淮诸国之患。’穆王以降，周德渐衰，至于厉王失道更甚，江淮上下，荆徐并兴。宣王命令将领伐荆，而蛮荆威自，命令将领伐徐，而淮夷服。于是派召虎疆理江汉，申在汉阳，因此派召虎彻谢土田以筑城定宅，谢是荆徐的要冲。”

译其担忧被扼住咽喉的祸患已很遥远了。南国，指南方诸侯的国家；“式”，《说文解字》说：“是效法的意思。”南国诸侯看见申伯具备在边地镇守、在内地宣化王命的才能，便都把他当作效法的楷模。孔颖达说：“根据《常武》篇的序言，可知召伯就是召穆公。”王肃说：“召公担任司空，主管修缮整治住宅。”《尔雅》说：“‘宅’就是居住的地方。”这宅第是镐京的宅第，包括宗庙、宫室、城墙等建筑。周宣王嘉奖申伯的才能，让他成为南国的楷模，想着把谢地也一并赐给他，于是派召伯重新规划申伯所居住的国家，打算让他从申地迁徙到谢地，但当时还没有明确说出，直到下一章“王命申伯”才确定所指的地方，而召伯于是便完成了这件事。“登”，《尔雅》说：“是上升的意思。”申伯在南方诸侯中，唯独承受了增加土地、晋升爵位的赏赐，这就是在南方诸侯中晋升他。“执”，是持守的意思，“功”就是镇守边地、宣化王命的功劳，希望他的子孙世代长久拥有这片土地，以持守那镇守宣化的功劳，想要他与国家共同享有美善，长久而不衰败。

周王命令申伯，让他成为南方诸侯的楷模。因此凭借这谢地的人，来成就你的功业。周王命令召伯，用彻法来整治申伯的土田。周王命令冢宰，迁移他的家臣。申伯出京，作为诸侯所治理的不过是一个国家罢了。而命令他“成为南方诸侯的楷模”，是让他担任州牧。既然让他担任州牧，就应当扩大他的封邑，所以把谢地赐给他。说“因此凭借”，是承接上一章关于谢地的文字。“作”，《说文解字》说：“是兴起的意思。”“庸”，《尔雅》说：“是劳绩的意思。”《说文解字》说：“是用处的意思。”字形从用从庚，庚，是更替事务的意思。《周礼》说：“百姓的劳绩称为庸。”根据《郑语》记载，桓公问史伯说：“谢地以西的九州怎么样？”史伯回答说：“那里的百姓贪婪而残忍，不可以凭借。”又说：“只有谢、郏之间，那里的君主奢侈骄横，百姓懈怠贪婪，他们的君主容易攻取。”注释说州是指二千五百家的州，由此推测，谢地非常广阔。那个国家刚被宣王所灭，那里的人一定有难以治理的。宣王既派申伯前往谢地来管理它，现在又让他改封在谢地来镇压它。所以命令他的话，是说“凭借这谢地的人，使他们归属你的统辖，来兴起你的功业。”“彻”，是周朝的税名，详见《公刘》篇。用彻法来整治他的土田，那么田界界限的修明，税赋的统一，都包含在其中了。这就是《黍苗》篇所说的“平原低湿之地清泉流淌”的事情。沈万钶说：《韩奕》篇说“核实田亩，登记户籍”，《江汉》篇说“整治我的疆土”，而这里说“整治申伯的土田”，大概自从厉王贪婪暴虐以来，税法已经彻底败坏了。宣王中兴的美政，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点。冢宰，郑玄说：“辅佐王治理政事，指的是冢宰。”孔颖达说：“三公有太傅，知道这里不是太傅，因为王所命令的应当有职事，三公没有具体职事，所以知道不是太傅。”僖公二十八年的《左传》说：“郑伯辅佐周王”，这是说辅佐王处理政事的人称为傅。副贰于王以治理国家政事的，只有冢宰是这样，所以知道指的是冢宰。“私人”，毛亨说：“是家臣。”孔颖达说：“相对于王朝的臣子，公人家的臣子称为私属。”《有司彻》篇说：“主人降阶献酒给私人”，注释说大夫称私人，说明不完全是王的臣子。这申伯虽然是王的卿士，也不完全是王的臣子，所以称为私人。我认为，这就是第七章所说的“徒御迁移他的私人”，意思是先确定他们的名籍等待迁移，而不是先让他们到封国去。孔颖达说他们迁移时还与申伯同行，这是对的。

申伯的功业，召伯为之经营规划。开始建造他的城墙。寝庙已经建成。已经建成，显得高大深远。周王赏赐申伯。四匹公马高大健壮。胸前的钩带光彩鲜明。功业，这里指工事劳作，与上文“世代持守其功”的“功”不同，这里指工程劳作之事。看《黍苗》篇说“肃肃谢功”，可见召伯经营其事。“营”，是周匝相度、规划的意思。规划新邑并居住其中，本是申伯的事，现在召伯则奉王命为他规划。“俶”，《尔雅》认为是开始，《说文解字》认为是善，兼有这两层意思，说创始建造而且非常好。坚固完整称为善，城墙。《说文解字》说：“用来容纳百姓。”寝庙，是宗庙。前面叫庙，后面叫寝，详见《巧言》篇。专门举出寝庙，也是营建宫室先建宗庙的意思。“既”，是事情已经完成的语气词。“成”，《说文解字》说：“是完成的意思。”城墙用来接纳百姓并抵御祸患，宗庙用来供奉祖先并凝聚人心，都是谢地工程中最重大的。下面说“既成”，只承接上文，说寝庙已经建成，那么其余较小的工程都可以一并涵盖了。“藐”，通作“邈”。《说文解字》说：“是远的。”《上林赋》“防睇绵藐”，注释也把绵藐解释为远视的样子。《左传》“以是藐诸孤”，《庄子》“说大人则藐之”，意思都相同。谢地距离周京颇为遥远，所以说藐藐。这总结了周王命令召伯为申伯确定宅第这一件事，也为下文送行发端。有人问朱子：

译《崧高》《烝民》这两首诗，都是派遣大臣出外为诸侯筑城，不知当初为何不教本地人筑城？”朱子说：“这也弄不明白，分封诸侯本是大事。”《黍苗》诗中，当初召伯带领许多车马人马去，也是劳顿扰民，古人重视不劳民这样的事，却又不然，更不可理解。如汉代修筑长安城，如今建州、南剑一带修筑城池，都去别处调人来，都弄不明白。邓元锡说：“古代君王分封诸侯，确定居处、开始筑城、建造寝庙，至于治理田地，都是司空的职责。司空掌管邦国土地。又督造工程，完工后全部交付，这是赐予土地的道理。也是嫌诸侯刚到封国，就因寝庙工程之事立刻劳役百姓，考虑得太周到了。”锡，通作赐。《说文》说：“子也。”谢邑工程既已建成，分封的日子到了，所以又赐给他车马。四牡，是用来驾车的马。蹻，《说文》说：“举足行高也。”因为不是一匹马，所以重复说，以显示其雄壮。钩膺，毛传说：“樊缨也。”详见《采芑》篇，是马腹带的装饰，不是金路马颔下的钩。按《周礼·巾车》职说：“象路朱樊七就，异姓以封。”申伯是异姓诸侯，只宜用象路罢了。濯濯，鲜明的样子。季云：这一章说营建谢邑既成，才开始命令申伯前往，不让他因工役之事烦心。】王派遣申伯，乘坐路车四马【叶麌韵，满补翻】我为你的居处谋划，没有比南土更好的【麌韵】赐给你大圭【《尔雅》注作玠】作为你的宝器【皓韵，亦叶麌韵，彼五翻]前往亲近王舅，保卫南土【皓韵，亦叶麌韵，彼五翻。（这是赋的手法。派遣申伯，孔颖达说：发遣申伯让他去封国。路车，是象路。四马叫乘，即上一章所说的四牡。上一章说马而未及车，所以这里又合车马总说。图，《说文》说：画计难也。徐锴说：规画之也，所以从口啚者，吝啬难之义。《尔雅》说：谋也。南土所包容的范围广，凡是南方之国都在其中，谢地也在其中，所以说南土曰“莫如”者，不仅仅是因为地美、人众、有酌全才、择重地的意思。圭的种类不同其制度，上圆下方，介圭居其一。介通作玠。《说文》说：大圭也。《尔雅》说：珪大尺二寸谓之玠。注释训“大”为长。郑笺训“介圭”从此说。按《考工记·玉人》说：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七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九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九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天子执瑁四寸以朝诸侯。大圭长三尺，上端削尖，下端平齐，天子服之。《周礼·典瑞》职说：王进献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据此则《尔雅》所谓玠，即所谓镇圭。镇圭与大圭长度不同。《说文》训玠为大圭混淆了。又《尚书·顾命》说：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王）只有朝日时，才执镇圭，插大圭。若见诸侯，则执瑁圭罢了。这承与奉所以不同。至于公侯伯守圭名桓、信、躬，不叫介，所以宜从郑说。宝，《说文》说：珍也。徐锴说：人所保也。以作尔宝者，是说赐此物作为你所贵重的。陈祥道说：君王的大圭长三尺，则尺有二寸，是用来赐给诸侯的。诸侯的圭长不过九寸，赐以尺有二寸，让他宝重而已。我按《典瑞》职说：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杜子春说：珍当为镇。《书》亦或为镇。以征守者，以征召守国。诸侯若如今时征郡守以竹使符也。镇者，国之所镇，诸侯亦一国之镇，所以用镇圭征之。凶荒则民有远志，不安其土，所以用镇圭镇安之。郑玄说：珍圭，王使之瑞节。王派人征召诸侯，忧虑凶荒之国，则授之执以往致王命，如今时使者持节。凡瑞节归，又执以反命。详细看杜、郑二说，才认识此诗赐介圭的意思。王命申伯镇抚南土，所以让他执介圭而往，以镇安之，如同王亲自去一样。介圭，是王的守器，申伯执此物，即王的威灵在焉，应当加宝重，不敢亵渎。又按《论语》：“言执圭鞠躬如也”，也是使臣执诸侯之圭，可以相证。往是说申伯去封国，近王舅，指南土诸国说。《说文》说：母之兄弟为舅，妻之父为外舅。称申伯为王舅，疑是后父。《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说：“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浸广博矣。又以《列女传》证之，宣后称姜后，申国姜姓而后章亦有申伯番番之语，番番者是老也，此非后父而何？保犹安。言申伯往矣，表里江淮，控制荆徐，为南方巨镇。凡地近王舅的，遍南土之诸侯，都将赖此以保安。自我图至此，都是册遣之辞。一说，万象烈说：此介圭也，自王赐

译申伯前往，与王舅朝夕亲近而不相离，以此保全这南方疆土，也通达。申伯确实启程远行，周王在郿地为他饯行。申伯返回南方，在谢地安顿，诚实地归职。周王命令召伯勘定申伯的疆土，以储备他的粮饷，使他迅速启程。这是赋的手法。迈，《说文》说：远行。信迈，就是说确实出行。饯，《说文》说：送行。郑玄说：送行时饮酒。《一统志》说：古郿城在今陕西。

译凤翔府郿县位于渭水以北十五里处。郑玄说：当时周王大概是巡视岐周，所以在郿县。孔颖达说：申国在镐京的东南，从镐京前往申国，路途不经过郿县。当时宣王大概是巡视岐周，申伯跟随周王到达岐周，周王从岐周派遣他回去，所以在郿县为他饯行。岐周是周朝兴起的地方，因为有先祖神灵庇佑，所以当时去巡视，并不是为了申伯的缘故才去的。周王先在岐周，得到召公的报告，知道营建谢邑已经完成，便在镐京召见申伯，到达岐周时才对他发布命令。严粲说：郿县就是董卓所筑的郿坞，郿和丰都在镐京的西边，两地相近。周王任命申伯为州牧，将封邑改到谢邑，必定要在文王的宗庙举行册命仪式，所以告祭宗庙完毕后，便在郿县饮酒饯行。《祭统》说：赐予爵位和俸禄必须在太庙进行。《召诰》说：周王早晨从周地出发步行，便到达丰地。注释说文王的宗庙在丰地，任命诸侯必定要到丰地，在周地告祭宗庙，在丰地的宗庙接受任命。还，许慎《说文解字》说：返回。意思是返回镐京。南，指向谢邑。还、南二字中间含有转折，从郿县到镐京，由此向南行进。根据地理形势，岐周最在西北，稍东边是郿县，再东边是镐京，而谢邑又在镐京的东南。有人错误地认为先向南返回镐京，然后才前往谢邑，哪里知道镐京在东边而不是在南边呢？诚归，是说开始成行。申伯改封到谢邑，那么谢邑就是他的本国，所以前往谢邑称为归。谢于诚归，郑玄说：确实归往谢邑。孔颖达说：古人的语言多有倒装，所以加以说明。严粲说：申伯志在王室，宣王对这位尊贵的舅舅恩宠深厚，人们怀疑他未必会前往谢邑，所以说信迈诚归，意思是果然成行。陆化熙说：说信、说诚，表明周王舍不得申伯，申伯也不愿离开周王，只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所以勉力辞别。王命召伯，这是重复追述的话，并不是说此时又再次任命。彻土疆，与上文“彻土田”意思相同，是说划定土田的疆界。意在引出下文“峙粻”一语。意思是自从周王命令召伯划定土田之时起，就已经预先储备粮草，是说征收井田十一的赋税来供给储备之用。这是总结前面周王命令召伯划定申伯土田这件事。峙本作偫，《说文解字》说：等待。徐锴说：按《汉书》记载张忠为孙寳储备物品，以等待需要取用。粻，《说文解字》说：食用的米。式，发语词。遄，《尔雅》说：迅速。式遄其行，是预计他会这样。郑玄说：从京城到封国在路上所需要的，都预先储备，以加快申伯的行程，因为路上没有缺乏的东西，所以能迅速到达。按《周礼》地官遗人的职掌说：凡是国都郊外的道路，十里设有庐舍，庐舍有饮食；三十里设有宿处，宿处有路室；路室有储备，五十里设有市场，市场有候馆，候馆有积蓄。少的叫委，多的叫积。季本说：“看申伯到这里，才出发，那么这件事可以迟缓，应当在荆徐已经平定之后了。”申伯番番【叶先韵，孚焉翻；也叶歌韵，逋禾翻】已经进入谢邑【《楚辞章句》作徐】，徒御啴啴【叶先韵，于权番；也叶歌韵，托何翻】，周朝上下全都欢喜。我们有好的辅佐【叶先韵，见首章】，显赫的申伯，是周王的尊舅，文武之道是他的法则【叶先韵，孚焉翻，赋也。番通作皤，《说文解字》说老人头发白。《秦誓》“番番良士”，意思与此相同。看他先说“询兹黄髪”，而以良士为勇力，既愆又与仡仡勇夫相对而言，那么他是高年之状就可以知道了。既入于谢者，黄佐说意思是从此地进入彼地，并非已经到达谢邑。徒御，毛亨说徒行者，御车者，声音舒缓的叫做啴，这里啴啴也取舒缓的意思，郑玄解释为安舒是对的。这是根据他离开时的仪态，如此总结前面周王命令，傅御迁移他的私人这一件事。周邦咸喜者，京师的臣民都聚集观看而欢喜。戎有良翰者，周人互相称呼的话，戎是汝的音转。古代戎有汝的读音，良，《说文解字》说善。申伯在王朝，那么王朝重要，在南土，那么王朝更加重要，因为他在外保卫南土，而内部的王朝更加安定，所以叫良翰，与首章“维周之翰”相呼应。不显三句，吉甫推究咸喜的意思而夸耀赞美。不显即丕显，以声望来说。“元”字从一在兀上，徐锴说高。舅以元称，是说辈分高尊的人，黄佐说“王之元舅”，似乎是平常事不值得说的，然而看韩信拜大将而全军都震惊，那么地位声望也不可完全轻视，所以提及。“文武”，毛亨说言有文有武。我认为“文武”是德行见于才能，这是根据申伯平日在王朝而言，文能治理国家，武能平定祸乱，蕃宣的功绩由此而来。宪，《尔雅》说法，郑玄说表，凡是法令用表悬挂叫做宪，所以宪就是“南国是式”的意思。说丕显申伯，难道只是因为他作为周王的尊舅而被人瞻仰吗？也是因为他有文武全才，足以作为南国诸侯的法则，这就是大家欢喜他作为良翰的原因。耳钱天锡说：因为亲戚关系建立贤能，怀疑是王者的私恩，因为亲戚蒙受宠幸，也不是申伯的美德。所以特别铺陈他的贤能，表明赐给他、派遣他、饯行他，以荣耀他的出行，不仅仅为了一个外戚的荣耀而已】申伯的德行【

译柔顺仁惠而且正直，以此安抚天下万国，声名传扬于四方各国。吉甫创作这首诗歌，篇幅宏大，风格美好，用来赠送给申伯。

“柔惠且直”这一层，承接上一章，说明申伯之所以具备文武之才，是因为他本于柔顺仁惠且正直的德行。柔，是相对于刚而言的名词。惠，《说文解字》说就是仁；《尔雅》说就是顺。直，《说文解字》说就是公正明察；《荀子》说：肯定对的、否定错的叫做直。只有具备柔顺仁惠的德行，所以能文；只有具备正直的德行，所以能武。中间加一个“且”字，显示出兼济天下的妙处。张文潜说：柔顺的人往往被嫌缺乏立身之本，如果不能刚强而有立身之本，那么他的柔顺仁惠，就只是软弱罢了。只有柔顺仁惠而且正直的人，外表柔顺而内心不屈服。正直，就是用来做到不屈服的。揉，《说文解字》说就是弯曲伸展木材。强者用刚强治理，弱者用柔顺抚慰，说的就是这个。这足以证明他的文武之才。万邦就是四国，列举其多就说万邦，就其方位而言就说四国。“闻”字承接“揉”字而来，意思是怀念他柔顺仁惠的人歌颂他的仁，畏惧他正直的人歌颂他的义。这都是追述申伯在王朝时的情况。看“揉此万邦”这句话就可以明白，如果是在前往谢地之后，就应当只说“揉此南邦”，不能泛泛地涉及万邦了。吉甫，毛亨说：是尹吉甫，周朝的卿士。孔颖达说：他的祖先曾经担任尹官，因而以尹为氏。《六月》篇说宣王北伐，吉甫为将，礼仪规定军队将领都由卿担任。作诵，毛亨说：创作的是工师传诵的诗歌。孔颖达说：诗歌由工师乐人传诵作为乐曲，想要让申伯的乐人经常传诵学习这首诗。孔，很；硕，大。诗中所指陈的内容很宏大，关系到天下国家。风，郑玄说：是讽谕申伯。按声音足以感动人的称为风。肆，朱熹说：遂也，取披拂四散的意思。好，《说文解字》说就是美，意旨无不详尽，文辞无不美好，足以感动申伯了。有人说这是雅诗却有风的体裁，不对。诗言志，吉甫难道是依据风雅的体裁来作诗的吗？赠，《说文解字》说：玩好相送。毛亨说：增加。孔颖达说：凡是赠送财物，是为了增加前人赠送的财物，使财富比原来增加；赠的字义，是使行为在道义上增加。用来赠送申伯，是详尽赞美他过去的德行，用来更加勉励他未来的作为。比如德行，就是柔顺仁惠而且正直；才能，就是文武双全；功绩，就是四方诸侯都来朝见，四方都来宣示王命。遵循这些而不废弃，就可以保卫这南方土地，永远作为周朝的栋梁。这是吉甫作诗送行的意思。崔灵恩说增加申伯的美好，是对的。孔颖达说：这首诗的创作，主要是赞美申伯罢了。申伯有德行，君王能建立并赞美他；申伯也因此赞美宣王，所以是为宣王作的诗。邹忠说：柔顺仁惠而且正直，安抚万国而声名传扬于四方，申伯本来就应该成为文武的典范。怎么可以因为他是君王的元舅，反而掩盖他的德行？谢地营建的功劳，又怎么可以和后世恩泽侯相比呢？至于他的后人违背节义，也不是凭借椒房之宠，在内掌握朝权，像王莽、窦宪、阎显、梁冀那样的人。唉！成为姻亲成为祸患，这其中的缘故大概难以言说。而把开端归咎于《崧高》篇就错了。又郝敬说：申伯因为君王元舅的身份受到褒奖封赐，可以说是很优厚了。不久因为幽后而被废黜，率领犬戎杀死幽王而灭亡宗周，申伯是戎首。那么宣王褒奖元舅，与后世君主宠任外戚导致改朝换代篡夺国家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天子有道，万国亲近；无道，亲戚背叛。《易经》说：“不是防范婚姻姻亲，反复之间罢了。”父子相继，宣王兴起幽王灭亡，能不畏惧吗？所以《国风》保存《扬之水》，《大雅》收录《崧高》，圣人有防范的意思。诵读的人看到它的美好而忘记它的规劝，拘泥于文辞而不逆推它的志向，怎么可以和他谈论诗呢？王应麟说：外戚执政，没有不灭亡的。汉朝亡于王莽、何进，晋朝亡于贾谧，唐朝几乎亡于杨国忠，后晋亡于冯玉愚。按《竹书纪年》：君王赐给申伯命令，在宣王七年；又记载四十一年，君王军队败于申。那么申人违背君王命令，已经在宣王末年开始了。

译说：“‘火猛也’，‘烈烈’是形容急于从事事务的猛烈状态。”“征”，是行军的意思。“师”，就是上一章“我师”中的“师”，指这支向南行进的军队。所谓“成之”，是指通过安抚和循循善诱来激励劝勉，从而成就了这种烈烈的气势。这首诗先说军队初行时，给予充分的慰劳；等到规模既定，于是人们都急于从事事务、奔赴功业，而谢邑的功业于是就可以成就了。大概说话的次序就是这样。《左传》襄公二十年，郑伯在垂陇宴请赵孟，子西赋《黍苗》第四章。赵孟说：“寡君在武，何能焉？”原隰已经平整，泉水已经清澈，召伯成就了功业，周王的心于是安宁。原隰的解释见《信南山》篇。孔颖达说五土有十等，只说原隰，是因为它们最利于人，所以特别提及。治理土地高低各得其宜，所以说“平”。泉水以水利而言，水被堵塞则流浊，既清澈如纵者为沟、横者为遂，而没有堵塞的祸患。蔡汝楠说，疏通水道所以能平整原隰。上一章说烈烈的征师，召伯成就了他们，不过是成就建城郭、治宫室等事罢了。到这里考察原隰的适宜，疏通水泉的便利，那么召伯营建谢邑的功业于是就有了成就。“载”是“则”的意思，“寜”通作“宁”，安的意思。谢是荆徐要冲之地，封申伯于此，就足以镇抚南国，宣王的心就安宁了。看《崧高》的诗，一说是“南土是保”，再说是“戎有良翰”，那么王心之所以安宁可知，不只是说足以笃厚元舅，能够符合亲亲贤贤的念头罢了。吕祖谦说，天子是万姓之父，大臣忧虑四方，方伯分管一面。申伯的体势不重，就无法镇定南服。召穆公身为卿士，怎能推辞他的忧责呢？宣王虽然深居九重，宵旰之虑固然不曾一日忘记。必定等到召公报告成功，而王心才安宁，这才是真正知道职分的人。

译黍苗共五章，每章四句。【子贡传认为这是为了修筑申城。考按申伯改封于谢地，诗中说的是经营谢地，并非说修筑申城。《诗序》认为这是讽刺周幽王，说他不能恩泽天下，卿士不能履行召伯的职责。黄震说：诗中明明是在赞美召公，而《诗序》却认为是讽刺幽王，这类情况又何必惊讶朱熹去掉《诗序》呢？杜预说这是赞美召伯慰劳招徕诸侯，韦昭也说这是说召伯巡视述职、慰劳招徕诸侯。现在考按诗中说的是经营谢地，功业完成于巡视述职之时，怎么可以说慰劳的是诸侯呢？那慰劳的，乃是南行的军队，并非慰劳招徕诸侯，这很明显。华谷严氏又说这首诗是兼美经营谢地和征伐淮夷两件事，郝敬采纳此说，大概是误把“徒御师旅”一章及“烈烈征师”两句当作平定淮夷之事。考《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六年，召穆公率师征伐淮夷，这一年周王征伐徐戎，从征伐徐戎归来，赐给召穆公命；到了第二年，才赐给申伯命。那么经营谢地的举动是在平定淮夷之后，现在篇中先说肃肃谢地之功，召伯经营它；后说烈烈征师，召伯完成它，怎么可以把征师理解为征伐淮夷呢？如果申培的说法也与朱熹的传注相同，只是说这首诗是史籀所作，也没有根据。为何宣王时代只有史籀作诗最多，我没听说过】

烝民，宣王任命樊侯仲山甫，修筑齐城，尹吉甫作诗赞美他。【据《竹书纪年》，此事发生在宣王七年。《诗序》说尹吉甫赞美宣王，任用贤能，周室中兴。我考按：贤是从德行来说，能是从才能来说。篇中说“柔嘉维则”是德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是才能。王命令仲山甫“式是百辟，纉戎祖考，王躬王保”，这就是所谓的任用贤人。王命令仲山甫“城彼东方”，这就是所谓的使用能人。陈氏说：“《崧高》《烝民》两首诗，都是尹吉甫送行的诗，而作《诗序》的人都认为是赞美宣王，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君主委任得当，而同事之间赋诗互相娱乐，那么对君主的赞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郝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王建国，这是文武的制度。”周朝衰微，诸侯强横僭越，继位不经过天子，裂土封侯，都出自自己。厉王中衰，周人把他放逐到彘，连京畿附近的诸侯都不知道有天子的存在，何况齐国远在东方，境内小小的城郭，必定要向上请示，难道不是宣王中兴的功业足以震慑他们吗？孔子删诗保留《烝民》，是春秋大义。所以说：“诗亡，春秋作。”樊，是地名，仲山甫的封地。杜预说：“又名阳樊，野王县西南有阳城。”季本说：“野王本是河内，现在属于怀庆府。”夹漈郑氏认为阳樊在济源东南三十八里，济源南边与河内相邻，就是那个地方。《晋语》说：“周王赐给晋文公阳樊的田地，阳人不服，文公包围它，将要残害那里的百姓。仓葛呼喊说：‘阳地有夏商的后嗣，典守周室的军队，樊仲在那里为官。’樊仲就是仲山甫。”毛传称仲山甫为樊侯，与《竹书纪年》相合。孔颖达说：“山甫是樊国的君主。”韦昭说“在樊地食邑”，樊在东都的京畿内。杜预说：“经传中没有见到京畿内的国家称侯男的情况，天子不以此爵位赐给京畿内的人。”如果按杜预的话，京畿内本来没有侯爵，传言樊侯不知依据什么】

天生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喜好这种美德。上天监视周朝，昭明降临于下。保佑这位天子，生出仲山甫。这是赋的手法。烝，《尔雅》说众也。考按烝本是热的意思，转训为众，是因为人众则气热曰蒸。民，是泛称天下之人。物犹事也，则，《说文》说等画物也，从刀从贝。贝是古代的物货。徐锴说则是节度，取用有节，刀是用来裁制的。我考按凡是制度品式都叫则，天理当然不可增减的也叫则。《易经》所说的天则，《诗经》所说的帝则就是如此。《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是格式的意思，有一物必有一天然恰好之格，不可过度不可不及，就是这里所说的则，也就是格。《大学》又称之为至善，分散开来是物，物的至善，合起来是统体的至善。知道它的分散就知道它的合拢，因为它极至而无以复加，这样就可以止了。这不是意识所能预先知道的，与生俱来，是我们本性本然的体。所以知道并达到这里，就知道止了，也就是所谓的知之至了。《庄子》说各有义则谓之性，真德秀说《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理，器是物，精粗的区别固然不同，然而理未曾离开物之中，知道这个就知道有物有则的说法了。大概充满天地之间的没有不是物的，而人也是物，事也是物。有此物就具备此理，这就是所谓的则。以人来说，如眼睛看，耳朵听，是物；视之明，听之聪，乃是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是物；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

译这序，就是准则。所谓准则，就是标准的意思，一旦确定就不可改变。古人把规矩、准绳、衡器称为五种准则，是因为方圆、平直、轻重都是天然确定的法则。万物之所以有这样的准则，是上天赋予人的，人只是遵循这些准则罢了。“秉”，《尔雅》解释为执持。这个字应当着重解说。《韩诗外传》说：“百姓秉持德行以效法上天。”“彝”，《说文解字》说是宗庙中的常备器物。《尔雅》将“彝”解释为常，其意义取于此。“好”，是羡慕喜爱的意思。“懿”，《说文解字》说是专一。长久而美好，称为“则”，称为“彝”，称为“懿德”，其实是一样的。从它附着于万物而言，称为“则”；从它人人相同且不可更改而言，称为“彝”，即《尚书》所说的“恒性”；从它至纯至精、不容增减出入而言，称为“懿德”。按：“德”与“惪”二字有区别，从天理中获得的称为“惪”，其字形从直从心；践行道义并在心中有所得的称为“德”，其字形从彳从惪。今文多将二者混用，这里所说的“懿德”，乃是本性中的“惪”，应当通作“惪”。苏辙说：“百姓若能秉持常道，就没有不喜好德行的；只有违背常道，才会出现不善。”孟子说：“仁义礼智，不是从外部灌输给我的，我本来就有的，只是不去思考罢了。”所以说：“寻求就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有的人相差一倍甚至无数倍，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其天赋才能的缘故。”《诗经》说：“上天生育众民，万物各有准则，百姓秉持常道，喜好这种美德。”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所以有万物就一定有准则，百姓秉持常道，所以喜好这种美德。”旧说都认为百姓自然喜好德行，这完全不了解此诗以及孔子、孟子的本意。按：此诗以这四句话开篇，其道理非常精微，意义非常深切，是将宣王和山甫都包含在“天生”之中而言。万物各有准则，只有山甫能完善他的准则，所以能给予君主以准则。看后章说“柔嘉维则”，这是山甫能够自我完善其准则；又说“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这是山甫能够给予君主以准则。凡是百姓，如果不能秉持常道而不使其放失，那么即使有与生俱来的美德，也不知道喜好德行。德行轻如毫毛，百姓很少能举起来，就是因为不能秉持常道。我谋划义理，只有仲山甫能举起来，就是因为他能秉持常道。山甫的德行如此，为了保全宣王的自身，怎么可以缺少这个人呢？“监”是监视，“临”是俯视，都见于《说文解字》。“昭”是光明，也见于《说文解字》。“假”通作“徦”，意思是至。“保”是扶持的意思。“仲山甫”，孔颖达说是字。按：《汉书·杜钦传》说：“仲山父是异姓大臣，与宣王没有亲属关系，受封于齐。”唐权德舆集说：“鲁献公的仲子，仲山甫入朝辅佐周朝，在樊地受采邑。”罗泌《路史》中樊国出现两次，一说是泰伯、仲雍的后代，一据《潜夫论》说是庆姓，都不详究竟哪个正确。然而根据第三章有“继承戎祖考”的话，怀疑权德舆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他所说的祖考指周公罢了。若其他方面，本来没有显赫的。苏辙说：“上天监视周朝，其光明确实指向下方，将要保全宣王，于是生下仲山甫来辅佐他。凡是宣王之所以能保全其本性而不丧失常道，都是仲山甫的功劳。”严粲说：“这首诗想要赞美山甫，所以说山甫是上天实际生下的。山甫死后谥号为穆，《国语》也称他为樊穆仲。”仲山甫的德行【职韵】，柔和美好符合准则【职韵】，仪态美好，面色和善【职韵】，小心谨慎【职韵】，效法古训【职韵】，努力践行威仪【职韵】，顺从天子，受命去赋职【若赋叶韵未详，丰本作职赋也】。仲山甫的德行，只用“柔嘉维则”一句话就概括尽了。君道主张刚强，臣道主张柔和，这也是万物的准则之一。臣道没有成就，所以崇尚柔和。邹忠倚说：“《易经》中坤卦代表臣道，系辞以利牝马之贞来解释。大概坤并非偏柔，而是承奉乾阳而表现为柔。”“嘉”是美好，“则”就是万物准则的“则”。万象烈说：“柔嘉维则，意思是柔和的美好之处就是它的准则。柔和不是准则，就不能称为美好。柔和而不美好，只是因为不符合准则，仅这一句就已经细致到了极点。”令，郑玄说是善。“令仪令色”，也是从他对君主的态度而言。严粲说：“令仪就是行动举止雍容，令色就是容貌温和纯粹。”“小心翼翼”与《大明》篇意义相同，做君主的心要广大，以仁为主；做臣子的心要细小，以敬为主。念念都在辅佐王室，所以说“翼翼”。辅广说：“令仪令色，是柔嘉表现于外；小心翼翼，是柔嘉存于内。”古训，郑玄说是故训。“式”，《说文解字》说是法。效法古训，谦逊志趣，崇尚学问，后章说“既明且哲，不茹柔不吐刚”，其道理都由此而来。蔡汝楠说：“之所以能保全这准则，是因为有这种学问。凡是百姓没有这种学问，就没有这种德行。上天赋予的准则，也忽明忽暗，终究称为凡民罢了。”《左传》说：“有威可畏，称为威；有仪可象，称为仪。”“力”，是以意志统领气，以精神驾驭感官，不是着力矜持的意思。严粲说：“山甫令仪令色，那么动容周旋都合乎礼了。还说‘威仪是力’，为什么呢？有德行的人固然有威仪自然显现，而谨慎威仪，也是为了检束修养其德行。所以用礼来治理自身，那么庄重恭敬的外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之心就会进入，能不勉励吗？”愚按：效法古训，努力践行威仪，也见出山甫能时时秉持其常性，处于这种境地，所以他有柔嘉的德行，而能尽到做臣子的准则。天子两句引出下两章。“若”，《尔雅》说是顺。按：“若”字从艸从右，《说文解字》说是择菜。徐锴说：择之顺。手故从右，右者是手，以此解释顺，似乎牵强，应当通作“叒”。周伯琦说：顺也，从三又，又者是手，二又为友，三又为叒，

译所以说是顺从。防止意念愚昧，因此领悟到“桑”字由“叒”和“木”组成，古人将其拆分为两个字，误将“叒”写成“若”，称为“若木”，若木就是扶桑，其实也就是“桑”这个字罢了。那么“叒”与“若”同音，混用的情况已经很久了，请以此补充文字学中尚未阐明的内容。“命”，是天子明确告知邦国的命令；“赋”，是征求的意思。说的是宣王看到山甫有柔顺美好的品德，内心喜悦并顺从他的为人，因此让他掌管政事根本，作为天子宣布明命以征求邦国的响应，这就是下一章所说的“出纳王命”。《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不能违背”，命令发出后必定要求执行，这就是“赋”的含义。

王命令仲山甫，以此规范百官。“甫”与“辟”叶韵，详情不详。继承你的祖先。“皓”韵也叶韵，“有”韵去声九翻。保护君王自身。“皓”韵也叶韵，“有”韵补苟翻，丰本作“佛”。传达王命，“陆本”和“丰本”都作“内”。作为君王的喉舌，在外部颁布政令，四方于是响应。“舌”与“发”叶韵，详情不详。赋：这一章讲述仲山甫所担任的职务，郑玄认为是冢宰。从“式是百辟”以下到“王之喉舌”，都是命令的辞令。孔颖达说：王命令这位仲山甫说：你可以担任长官，施行法度，于是天下的百官继承。《说文解字》说：继承。戎，意思是汝，因为音同而通用。祖考，指祖父，怀疑只指祖而言，想必曾经担任过冢宰的职务，所以现在又让山甫继承他。依据权德舆的说法，周公是山甫的祖先，《尚书》说只有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是正确的。自周公之后，历经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宣公、厉公，到献公共七公，炀公是考公的弟弟，宣公是幽公的弟弟，献公是厉公的弟弟，实际上只有三代。献公去世，儿子真公濞继位，真公去世，弟弟放继位，这就是武公。在宣王时，曾带着长子括、少子戏拜见王，王喜爱戏，想立戏为鲁国太子，山甫进谏说：不可以，这件事记载在《国语》中。根据权德舆所说，山甫是献公的第二个儿子，那么山甫就是真公的弟弟，武公的哥哥，而在周王朝做官的人。王躬是保，与首章“保兹天子”的“保”意义相同，君王自身得以保护的原因，还在下文。只有行动得到巨大的响应，期望意志，那么天子的身家于是获得安宁了。出纳王命，胡一桂说：谨慎审慎上面的命令，好的命令宣布发出，不好的命令缴纳回去。像后世封还词头之类，或者只说“出”是宣布，既然宣布那么“纳”就是收回，也自然讲得通。但这不过是一个奉行的职责，冢宰处于机密议论思考的地方，其中调和刚柔，使得适宜，以致邦国顺从，尚有许多参详，恐怕不止如此。况且这里已经说了“出纳”，下文又说“赋政”、说“将命”，也太重复了。喉，《说文解字》说：咽。舌，《说文解字》说：在口中用来说话的。喉舌都是言语发出的地方，说是“王之喉舌”，那么他承担代言的职责就明显了。孔颖达说：“舜命令龙做纳言。”说“出纳朕命”，那只是设立纳言的官职，以掌管王命的出入，就是现在的纳言，与这里的“出纳王命”不同。赋，解释见前章。凡有所施行的，都称为政。外，郑玄说：畿外。爰，《说文解字》说：引词。发，犹如兴起。在外部征求应当施行的政令，那么天下诸侯没有不于是都起来响应的，这是因为所发出的命令都尽善尽美。山甫身在王朝，而他所招致的结果如此，不是以经营四方来说的。

庄严的王命，仲山甫奉行它。邦国顺从与否？仲山甫明察它。既明察又智慧，以保护自身。“真”韵。早晚不懈怠，以侍奉一人。“真”韵。赋：严粲说：这一章重申上一章赋政的事情，命令出自天子，何等庄严，所以说“肃肃”。将，是奉行的意思。这两句就是上一章所说的“赋政于外”。邦国指诸侯。若，解释见第二章。否，《说文解字》说：不。字从口从不，徐锴说：不可的意见表现在言语上。明，朱子说：指明于事理。这两句在将命之前的事，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出纳王命”。一道命令发出，如何邦国顺从，如何邦国不顺从，山甫都能洞察其理，而预先计算其必然。那些可以使邦国顺从的，就诏告王发出，否则就缴纳回去。所以他奉行之于外部的，都有顺从而没有违背。四方于是响应，实际上源于此，不仅仅是以宣布来塞责而已。又《韩诗外传》说：“王者必定设立牧方二人，使他们窥视远方、牧养民众。远方的人有饥寒而得不到衣食，有狱讼而不平其冤屈，失去贤才而不举荐的，入宫告诉天子，天子在其君的朝会上，拱手进言说：‘唉！我的政教有不得当的地方吗？怎么样？竟然有饥寒而得不到衣食，有狱讼而不平其冤枉，失去贤才而不举荐。’然后其君退下与其卿大夫谋划。远方的百姓听说后，都说：‘天子啊！我居住偏僻，却见我亲近；我居住幽暗，却见我光明。可以欺骗吗？’所以牧方是用来开启四目，通达四聪的。《诗》说：‘邦国顺从与否，仲山甫明察它。’说的就是这个。仲山甫既然能明察邦国……”

译国家治理不善的道理，况且又能以智慧来保全自身。哲，《尔雅》说就是智。从保全自身这一点来看见智慧，就知道“知几”的含义，也就是“柔嘉”这两个字，可以想见。山甫受到的君主宠眷既已深厚，众人的期望也共同寄托在他身上。如果让他安然自恃，凭信心一味向前，完全没有前瞻后顾的意思，这未必不是悔恨吝惜之所由产生的原因。有山甫这样的智慧，就能知道防范、知道彰显，知道柔顺、知道刚强，所以能够功盖天下而君主不怀疑，地位极尽人臣而众人不忌妒，自然的灾祸不能加害于他的身上了。扬雄说：“明哲煌煌，旁烛无疆。”对于山甫的智慧，大概与之相合。只是他的言语谦逊于不虞，用来保全天命罢了。《中庸》说：“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语足以振兴国家；国无道，其沉默足以保全自己。”《诗经》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说的就是这个吧？徐干说：“《大雅》贵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那明哲之士，威严而不胁迫，困顿而能通达，决断嫌疑、确定疑惑，辨别事物、安守方位，在祸患萌芽时禳除它，在福泽未生时寻求它，见到变故就通达其机微，遇到常规事务就遵循其常道。巧言不能动摇他，令色不能改变他。动静举止可观，那么出言就能成为师法表率，比起那些有志行的人，不也更好吗？夙，早；夜，暮。匪，通作非；懈，通作解。《说文》说：“怠也。”一人，郑玄说：“指天子。”山甫保全自身，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做事，这是为天子考虑。自身保全了就可以长久在位，从而侍奉天子，而山甫从早到晚勤奋警惕，凡是用来尽其所侍奉之事，一天如此，天天也如此，没有一丝一毫的怠慢疏忽，确实可以说是小心翼翼了。《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太叔文子说：“君子的行为，要思考其最终结果，思考其反复验证。”《尚书》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诗经》说：“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文公二年，秦伯伐晋，于是称霸西戎，是因为用了孟明。君子因此知道孟明作为臣子，他的不懈怠是因为能恐惧思考。《诗经》说：“夙夜匪懈，以事一日。”孟明具备这种品质。《晏子春秋》说：叔向问。晏子说：“人怎样才可以称为保全自身？”晏子回答说：“《诗经》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抱侥幸之心，不图侥幸之得，先经历艰难，而后侥幸得到。时机到了就去做，失去了也不是他的罪过。”《韩诗外传》说：“从前周德大衰，道统系于厉王，申伯、仲山甫辅佐宣王，拨乱反正，天下大致振兴，宗庙复兴。申伯、仲山甫于是顺应天下，匡救邪失，宣扬德教，举荐遗落之士，海内翕然向风，所以百姓勃然歌颂宣王的德行。《诗经》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说：‘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像这样才可以称为救世。”人们也有话说：“柔弱的就吞吃它，刚强的就吐出它。”只有仲山甫，柔弱的也不吞吃，刚强的也不吐出，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御，这是赋诗啊，这一章再次以他施政的美好来说明。人们也有话说，是相传的话。后面仿照这个，第五、六章说山甫的贤德，各自以人们的话开头，显示常情如此，而山甫不这样，正是他不同于凡人的地方。柔刚是就人所处的地位而言，引言的意思黏着在邦国上，与第二章“柔嘉”的柔完全没有关系。柔，郑玄说：“犹濡毳也。”茹，《说文》说：“飤马也。飤者餧也。”俗作饲。按马吃草叫茹，而孔氏认为菜入口也叫茹。《孟子》说舜吃饭糗吃草，《庄子》说不吃荤，就是这个意思。又《礼记》说饮血茹毛，曹居贞说：“茹是吞啗之名。”凡是鱼肉柔弱的，就吞啗它。刚，郑玄说：“坚强也。”吐，《说文》说：“写也。”曹说：“骨鲠就吐弃它。”严说：“比喻欺凌弱小而畏惧强横。”侮，《说文》说：“伤也。”矜，通作鳏。《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刘熙《释名》说：“鳏，愁悒不能寐，目常鳏�鳏然。”这个字从鱼，鱼眼常不闭。寡，倮也，倮然单独。畏，是恐惧怯懦的意思。彊御，解释见《荡》篇，但那里是用强梁御善言，这里是用强梁御人财物。凡人的感情很少有不吃软怕硬的，但这不是用来形容山甫的。柔弱没有比鳏寡更柔弱的，也不欺侮他们，那么凡是柔弱的人就可知了。自己刚强没有比强御更刚强的，也不畏惧他们，那么凡是刚强的人就可知了。孔说：不侮不畏，就是不茹不吐。既说了比喻，又说了实际，用来充实它。我认为：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也是借言，即扶弱除暴。影子见于仲山甫，所以他为王扶政，宽猛相济，仁义并用，各有应当遵循的原则。在泽所必加，不吝惜于弱小

译德行微小，所以没有不感怀其恩德的；势态必然推行，不向强大者屈服，所以没有不畏惧其力量的。四方诸侯因此起而响应，是有原因的啊。苏辙说：这首诗讲仲山甫，起初说“柔嘉维则，令仪令色”，这与汉代的胡广、赵戒有什么不同？后来又说“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鳃寡，不畏强御”，这与汉代的汲黯、朱云有什么不同？胡广、赵戒柔顺却陷于谄媚，汲黯、朱云刚直却近乎狂妄，像仲山甫那样内刚外柔，既不谄媚也不狂妄，然后才能成为王者的辅佐，担当天下的事务。唉，如果不是这样的人，还能与谁同道呢？又《韩诗外传》说：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美好，这不是阿谀奉承；正直言辞、直行正道，指出别人的过错，这不是诋毁挑剔。屈从柔顺，刚强猛毅，与万物周流，道德不超出这个范围。《诗经》说：“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孤寡，不畏强御。”又说：之所以重视士人，是因为他们对上能制约万乘之君，对下不敢傲视平民；对外树立节操，敌人不敢侵扰；对内禁止残害，君主不会危殆，这是士人的长处，君子所珍视的。《诗经》说：“不侮孤寡，不畏强御。”《左传·文公十年》：楚子在孟诸打猎，宋公担任右盂，郑伯担任左盂。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命令早起驾车装载烽火。宋公违抗命令，无畏鞭打他的仆人来示众。有人对子舟说：国君不可以杀戮。子舟说：按照职责行事，有什么强大的？《诗经》说：“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纵诡随之人，以谨慎那些没有准则的行为。”这也不是避开强暴，怎敢爱惜生命而扰乱官职呢？昭公元年：楚国右尹子干出逃到晋国，叔向让他与秦国公子同食。赵文子说：秦国公子富有。叔向说：禄位以德行为准，德行相同以年龄为准，年龄相同以尊卑为准，公子以国家为准，没听说以富有为准。况且凭借千乘之国抛弃自己的国家，强暴太过分了。《诗经》说：“不侮孤寡，不畏强暴。”秦国、楚国是匹敌的。让后子与子干同列。定公四年：蔡侯、吴子、唐侯攻打楚国，楚昭王逃到郧地。郧公辛的弟弟怀将要杀昭王说：平王杀了我的父亲，我杀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辛说：君主讨伐臣子，谁敢复仇？君命就是天命。如果死于天命，将向谁复仇？《诗经》说：“柔亦不茹，刚亦不吞。不侮孤寡，不畏强暴。”只有仁者能做到。违背强暴、欺凌弱小，不是勇敢；趁人困顿，不是仁爱；灭绝宗庙、废除祭祀，不是孝道；行动没有好名声，不是智慧。如果必定犯这些错误，我将杀你，让昭王逃往随国。按：以上都是断章取义，与诗旨无关。

人们也有话说，德行轻如毫毛，民众很少能举起它。我衡量它，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喜爱却无人帮助他。天子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能弥补它。这是赋的手法，这一章推说山甫之所以能赋予政令如此美好，是因为他内心有德行。人性中本具有一物，必有一则，就是所谓的美德。輶是轻车，所以《尔雅》解释輶为轻。说德行而说它轻，又用毫毛来比喻，是取其精微恍惚的意义。民就是烝民的民，鲜通作尟，《说文》说少，克是能够。举是用手提着。天则无形，不可控制，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诗意是说它精微而难以举起，而旧说相承都认为是轻而易举，这是不对的。邓元锡说，美德的法则如毫毛，然而精微啊精微，进入精微很难，烝民都具有它，而很少能举起它。按《中庸》引《诗经》说：“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孔子说：“声色之于以化民，是末节。”《诗经》说：“德輶如毛”，毛还有同类，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达到极点了。由声色不大而推及如毛，由如毛而极至无声无臭，那么《中庸》所说的德行更加精微，而德輶的意义也可以明白了。《韩诗外传》说，德行啊，包容天地的美好，配合日月的光明，立于四时的调和，览于阴阳的交接，寒暑不能动摇，四时不能变化，收敛于太阴而不潮湿，散布于太阳而不干枯，鲜洁清明而具备威严，勤勉而神清，福于天地之间，这就是德行。除了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诗经》说：“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荀子说，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相反，能积累微小的就能迅速成功。《诗经》说：“德輶如毛，民鲜能举”，说的就是这个。我郑云，吉甫自我。义，毛亨说宜。图犹度。我义图之，就是孔子所说的以义度人，我曾在事事物物之间，以当然之宜衡量它，而看到山甫所做的，没有不合乎这个的，所以知道这精微的德行，只有山甫能举起它。如上章所说，柔不茹，刚不吐，就是这类。义字也与则字同意，爱好也好，是美德的爱好，助犹与。山甫诚心爱好美德，所以能举起这美德，而人没有相偕助而爱好它的，这就是美德之所以独让山甫的原因。《礼记·表记篇》孔子说：“仁作为器物重，作为道路远，举起的人不能胜任，行走的人不能到达。”

译选取数量多的人，是仁爱的表现。努力践行仁爱的人，难道不很难吗？因此君子用道义来衡量别人，就难以做到；如果用人情来期望别人，那么贤能的人就可以知道了。孔子说：“内心安于仁爱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大雅》说：“道德轻如羽毛，百姓很少能举起来。”我谋划这件事，只有仲山甫能举起来，爱惜他但没有人帮助他。考察道德浑然存在于心中，没有私意间断，就称之为仁，所以《诗经》用道德来说，孔子用仁来说。王安石说：“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在位的人贪婪毒害祸败，都不是合适的人。等到周文王兴起，天下的贤才曾经很少。在这个时候，文王能够陶冶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有士君子的才能，然后跟随他们的才能而授予官职。”《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难道不造就人才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等到他成功的时候，即使是卑贱的捕兔人，也没有不喜欢道德的，《兔罝》这首诗就是证明。又何况在位的人呢？文王只有能这样，所以征伐就顺服，防守就治理好。等到夷王、厉王的动乱，天下的贤才又曾经很少。到了宣王兴起，和他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而已，所以诗人感叹说：“道德轻如羽毛，只有仲山甫能举起来，爱惜他但没有人帮助。”大概是哀悯士人的稀少而仲山甫没有帮助。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推举他的同类来更新美化天下的士人，然后人才又众多，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服，又恢复了文王、武王的疆土。衮职，郑玄说：“不敢斥责君王的话。”孔颖达说：“因为衣服中有衮冕的人，是君王的礼服，所以举衮来代表君王。”不说王而说衮，就像律法称天子为乘舆一样。凡事有专门主管的人，称之为职。阙本是宫门观的名称，徐锴说：“中间空缺成为道路，所以称之为阙。”旧说认为阙是空而不完整的意义，大概源于此，有时通作缺。《说文解字》说：“器物破裂。”补《说文解字》说：“完整的衣服。”孔颖达说：“穿衮冕的人职事有所废缺，只有仲山甫能补益他，意思是有所不可就进谏争辩，所以可以任用来导致中兴。”邓说：仲山甫是践行事物准则的人，没有不进入的，来补衮衮不废了。考察《国语·周语》：宣王立鲁公子戏为太子，仲山甫有谏言；在太原则料民，仲山甫又谏，这他补君王缺失的地方很多了。《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像君主，士季说：“人谁没有过错，过错而能改正，善没有比这更大的。”《诗经》说：“衮职有缺，只有仲山甫补他。”能补过错啊，君王能补过错，衮就不废了。季说：说这个来引起下一章，想要他迅速回归的意思。又黄震说：方博士解释《王制》：“三公一命衮，如果有加封则赐给。”说衮虽然三公可以穿，没有加封就不赐给。《诗经》说“衮职有缺，只有仲山甫补他”，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这里说衮，是人臣的最高职位，常空缺而不穿，只有仲山甫加赐而得到它，是当时所缺而现在补上了。考察《后汉书》：蔡茂在广陵梦见坐在大殿，极上有三穗禾，蔡茂挑取它，得到中间穗，随即又失去它，去问主簿郭贺。贺离席祝贺说：“大殿，是官府的意象；极而有禾，是人臣的上等俸禄。取中穗，是中台的职位。”于字禾失为秩，虽然说失去了，却是得到俸禄秩位的意思。“衮职有缺，君王你补他。”十几天后蔡茂被征召。郭贺引用《诗经》，意思与黄说相合，然而“补”是完整衣服的意义，乃是针对上面的衮衣而言，从《左传》“补过错”的说法，在意义上是恰当的。仲山甫出行祭祀路神，四匹公马高大威武，征夫脚步轻快，常常怀念却来不及，四匹公马强壮有力，八个鸾铃铿锵作响。君王命令仲山甫，去修筑东方的城池。

译在门外，曹氏说：出门之后才举行祖祭，所以说“出祖”。详见《生民》篇。四牡，指驾车用的四匹马。业，是悬挂钟磬的木架上的横木，称为业。业，取严肃庄重、动而不息之意，大概是取钟架摇动的象征，来比喻随从出行的人。捷，通作“疌”，《说文解字》说：快也。或通作“倢”，《说文解字》说：佽也。佽，意为便利。另一种说法认为佽是相次比邻的意思，这两种解释都讲得通。捷捷，郑玄说：是说乐于从事这件事。孔颖达说：捷，是举动敏捷的样子。出行的役夫或许苦于劳役，就会举动迟缓，所以说捷捷，以显示他们被勉励而乐于从事公务。每怀靡及，与《皇皇者华》意义相同，不只是山甫有怀如不及事之虑，即使是征夫也没有人不这样。这是山甫急于公事所感化的结果。然而从下章“永怀”的话来看，山甫身远离朝廷，而心挂念着启导君王，他之所以皇皇不安、好像来不及，也是希望事情办完后早日回朝。又《韩诗外传》说：赵王派人出使楚国，击瑟送行，说：千万不要违背我的话。使者接受命令，伏地不起，说：大王击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悲伤。王说：调整瑟的弦。使者说：调整可以，但记住弦柱的位置。王说：不行。天气有干燥潮湿，弦有松紧，弦柱有推移，不能记住。使者说：请借这个来比喻楚国离开赵国，一千多里，也有吉凶的变化，凶就吊唁，吉就祝贺，就像弦柱有推移，不能记住一样。所以大王派人，一定要谨慎选择去向，而不委任以言辞。《诗》说：征夫捷捷，每怀靡及。大概是哀伤自上而下驾驭下属的方式。彭，通作“騯”，《说文解字》说：马盛也。八鸾，指四匹马的镳上各有两个鸾铃，共八个，形状像鸾鸟。朱熹说：马口两旁各一个，四匹马所以是八个，是对的。详见《采芑》篇。《说文解字》没有锵字，应当作“玱”，是玉声。鸾声的和美类似它，看《采芑》篇可知。前文“出祖”是将要出发的时候，这里“彭彭玱玱”则是已经在路上了。“王命”两句，开始说明他出行的原因。东方，毛亨说：齐也。古代诸侯的居所逼仄狭窄，君王就迁移他们的邑地而定居，大概是离开薄姑而迁到临淄。孔颖达说：毛亨时书籍还多，离圣人时代不远，他的话应当有所依据。《史记·齐世家》：献公元年，迁移薄姑都城，治理临淄。计算献公应当在夷王时期，这与传文不合，迁移的说法未必真实。按薄姑在今山东青州府博兴县，临滋今为临淄县，也在青州府。朱熹说：难道是在夷王时迁移，到这时才开始完备城郭的防守吗？邹云说：上天为了保全天子而生下山甫，君王为了保全自身而命令山甫。山甫的责任很大，小小的筑城齐国的劳役，哪里值得烦劳他呢？只是成王时，召康公也曾以太保的身份营造洛邑，虽然是王都的初创，不同于诸侯的封地。但是这次劳役，如果不是非凡之人能胜任，能胜任的必定是仲山甫吗？况且山甫对于王命本来没有不能执行的，而筑城东方，也是王命之一。这次出行未必久留，本来不妨碍他作为保辅君王、弥补阙失的职责。王安石说：“城郭，是先王有的，但不是依靠它就能存亡的。”等到慨然觉悟，兴起旧政，那么修筑城郭，又常不敢把它放在后面。大概有祸患而谋划，没有器具；有器具而守卫，没有合适的人；有合适的人而治理，没有方法。能够长久存在而不败坏的，都没有听说过。所以文王兴起时，有四夷的祸难，就在朔方筑城而任用南仲；宣王兴起时，有诸侯的祸患，就在东方筑城而任用仲山甫。这两位大臣的德行，与他们的君主相协调，对于治国的根本和枝节以及先后次序，可以说是知道了。用悄悄之劳来忧虑，而发出赫赫之名；用翼翼之勤来承接，而延续明明之功。最终能够抵御戎夷而中国得以保全安宁，大概是君臣如此，而守卫有了器具。林氏说：“宣王时，北有玁狁，南有荊楚，东有徐夷，所以用申伯镇守南方，用仲山甫筑城东方，用韩侯统辖北方。”他的谋划非常周密，而犬戎从西方兴起。防备四方中的三方，有变故发生在没有防备的方向，何况得到一个也不完备呢？又杜钦认为山甫被封在齐地，邓展引用《韩诗》的说法也是这样。王符认为山甫以文德达到升平，君王封给他乐土，都是错误的。

四匹公马强壮有力【支韵】八个鸾铃声音和谐【叶支韵坚夷翻】仲山甫前往齐国【叶支韵墙之翻】希望他早日归来【叶支韵读如妫渠为翻】

吉甫【丰本作父】作诗，和穆如清风【叶侵韵孚金翻】

仲山甫长久怀念，以安慰他的心【侵韵】

这是赋。骙，《说文解字》说：马行走有威仪。喈，《说文解字》说：鸟鸣声。徐锴说：声音众多且和谐。前文说彭彭，只是咏叹马的盛大；这里则涉及马行走的仪容。前文说锵锵，只是咏叹声音的和美；这里则涉及声音的众多。意义略有区别，但总之都是记录在道路上所见到的。徂，往。式遄其归，是吉甫告诉君王的话。式，发语词。遄，《说文解字》说：往来频繁。毛亨说：快。希望君王敦促山甫，使他快速归来。郝氏说：《诗》称山甫才德位望，是替君王补缀官服的臣子，不可一日离开君王身边。《诗》说衮职有阙，式遄其归，寄托了讽谏规劝的意思。

译作诵者，是创作这首诗并命令乐工歌唱它。穆通作防，《说文》说：是细微的文饰。朱子说：像《烝民》这首诗，大体上细腻。清风，毛亨说：是清穆之风。篇中细细地讲述山甫的德行、功业、人品、心术，好像赞叹歌颂都说不尽的样子。朝野间重要的人物，谁不喜爱并把它编入声诗，使听到的人如同清风缓缓吹来，形体和精神都因此舒展放松，难道肯让他长久居住在外吗？吉甫说这话，不是自夸所作诗歌的美，而是把规劝讽刺寄托在赞扬之中，希望君王深思而自然领悟。永懐，是长久思念。慰，《说文》说：是安抚。吉甫用迅速归来告知君王，以此来安抚山甫的心。张叔翘说：山甫一身所关系的责任非常重大，不能有一天不在朝廷之上。当时筑齐城这件事没有详细记载，或许应当由大臣督理，也不可知。然而山甫一旦离开君王远行，身在远方不能早晚进献教诲，回顾瞻望君王身边，挂念不忘，能不长久思念吗？所以山甫在筑齐城时有怀念爱戴君王的心。吉甫作诵来安慰山甫，也是用来讽谏君王。汉朝臣子尚有辞谢淮阳王而希望进入宫禁的，山甫难道没有这样的心吗？而像吉甫这样能识别大臣远行疏远渐生嫌隙的苗头的人，怎么能不深深思考呢？迅速归来的话语，其意味深远啊。解说的人认为这首诗讲述降生的奇异，是为举荐德行尽职做铺垫。讲述德行职位的崇高，是为筑齐城容易胜任做铺垫。吉甫反复赞叹歌颂，竟然只是为了筑齐城一件事，而仲山甫的恳切长久思念，也只限于东方这一役罢了，这难道是诗人立言的深意吗？

译《烝民》共八章，每章八句。【朱熹《诗集传》认为，这是周宣王命令樊侯仲山甫在齐地筑城，尹吉甫作诗送行之作；申培的说法与此相同。郝敬说：僚友相互送别，与向朝廷进献无关，为何列入《雅》中？王朝命令使者往来饯行送别，这样的诗难道能数得尽吗？】

《无羊》，是周宣王考察畜牧之事。【出自《毛诗序》，子贡传说法相同。“考”意为成就，所以凡是落成典礼都称为“考”。郑玄说：周厉王时期，牧人的职事被废弃，周宣王开始振兴并恢复它。陈氏说：“牧”指饲养牲畜的圈栏。牲畜数量的多少，足以表明国家的兴盛或衰败，因此在畜牧事业成就时进行考察。《孔丛子》记载孔子说：“从《无羊》这首诗中，可以看到善政的感化作用。”按《列子》记载：周宣王的牧正有一位役人叫梁鸯，能够饲养野禽野兽，把食物放在园庭之内，即使是虎狼雕鹗之类的猛兽，没有不温顺驯服的。雌雄鸟兽在前面，繁殖成群，不同种类的动物混杂居住，也不互相搏斗撕咬。宣王担心这种技艺随着梁鸯的去世而失传，命令毛丘园向他学习。梁鸯说：“我是卑贱的役人，有什么技艺可以告诉你？只怕大王认为我对你隐瞒了。”凡是顺着它们的性情就欢喜，违背它们的性情就愤怒，这是有血气之物的本性。然而喜怒难道会随意发作吗？都是因为违背了它们的性情所激起的。我怎么敢违背它们使它们愤怒呢？也不刻意顺从它们使它们欢喜。因为欢喜之后必然接着愤怒，愤怒之后常常接着欢喜，这都是不中道的表现。现在我心中没有逆顺的分别，那么鸟兽看待我就如同看待它们的同类一样。所以在我的园中游玩的，不思念高林旷泽；在我的庭院中休息的，不向往深山幽谷，道理使它们如此。《列子》这本书，大多诙谐怪诞，不足以相信。然而它产生于周末，却将此事归属于宣王，那么当时宣王留意畜牧之事，就可以知道了。】

谁说你没有羊？三百只为一群。【《读诗记》认为“为”字是衍文】谁说你没有牛？九十头是犉牛。你的羊回来了，它们的角密密麻麻。你的牛回来了，它们的耳朵湿润润泽。【这是赋的手法，“尔”指牧人的官职，旧说认为是呼周宣王，似乎没有这个道理。开头说“谁说”，是夸耀的语气。季本说：“无羊无牛”，是指他心里不知道有羊牛，所以别人这样说他。那么这个人大概是像百里奚那样爵禄不入于心而喂牛使牛肥壮的一类人吧？陆佃说：羊喜欢群居，所以在文字上“羊”就是“群”，“犬”就是“独”。“犉”是牛名，有两种含义，《尔雅》和《尸子》说：牛七尺高称为犉。又《尔雅》说：黑唇的牛叫犉。《说文解字》、《毛传》都认为犉是黄牛中黑唇的。各家都采纳后一种说法。我认为：牛的类别虽然很多，不应只举黑唇的来说，似乎没有意味，应当是标举其中最高大的，在义理上更为恰当。孔颖达说：羊三百头为一群，所以一群有三百只，不知道有多少群。犉牛有九十头，只知道犉牛有九十头，也不知道不是犉牛的数量。“来”是从外面回来，即羊牛下来归来的意思。“思”是语助词。“濈”，《说文解字》说：和顺。王安石说：羊以善于顶撞为患，所以说它们和顺，指聚集在一起而不互相顶撞。或者通作“戢”，收敛的意思。陆佃说：它们的角戢戢，羊用前额刚硬的部分顶撞，所以角整齐聚集是好的。它们的耳朵湿湿，是说润泽。大概牛这种动物，生病时耳朵干燥，安适时温润而有光泽。《毛传》则说牛反刍时耳朵湿润，然而食物咽下后又吐出来咀嚼叫反刍，说它用力所以湿润。董氏则认为牛卧下时耳朵下垂，湿湿是指下垂的样子，也讲得通。又《礼记·祭义》说：卿大夫袒露身体而杀牛，崇尚牛耳。孔疏说耳朵主管听觉，大概是想让神灵听到。然而古代盟誓的人也执牛耳，陆佃说牛耳没有孔窍，用鼻子听，盟誓的人听于人神，所以执牛耳正是以不听为警戒。焦贡《易林》说：牛龙耳聩，大概龙也是聋的。先儒认为面对牛吹笙箫是聋的原因。以上两种说法各有取义，但与此处说牛耳无关。这一章先举羊牛归来者来说，已可见其众多兴盛。至于未归来的数目尚多，不仅限于这三百九十头，如下两章所说的那样。严粲说：羊不归而聚集，就看不见它们的角密密麻麻；牛不归而休息，也看不见它们的耳朵湿润润泽。两次说“来思”，都是为了显示圈栏的成就。所以首章提到它。先说羊，后说牛，是因为羊急躁进取争先，又其性怕露，每次归来常先于牛。《君子于役》篇所说的“羊牛下来，羊牛下括”就是这样。古人立言不随便如此。】有的下到山阿，有的饮于池边。有的卧息有的活动。你的牧人回来了，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有的背着干粮。三十头为一物，你的牺牲就具备了。【这是赋的手法。阿，是弯曲的山丘。孔安国说：停水的地方叫池。“讹”本作“吪”。《说文解字》说：动。徐锴说：卧醒后必有声气。说羊牛归来的已经回来了，而未归来的有的下到山阿，有的饮于池边，又有的卧息的，有的活动的，情况不一如此。后来将要依次归来。“尔牧”指饲养牛羊的人，与末章的“牧人”不同，后者是官名，统管这些牧人。“来思”，也说日将傍晚而驱赶。】

译牛羊等牲畜都回来了。何，《说文》解释说：担也，就是背负的意思。蓑，《说文》解释说：草编的两层衣服。笠，《仪礼》注解释说：竹编的圆形盖，有柄的叫做簦，无柄的叫做笠。蓑衣和斗笠都是雨具。如今无论去哪里不披蓑衣，去哪里不戴斗笠，那也只是仅仅备着罢了。另外，斗笠兼有遮挡暑热的作用，到了傍晚，斗笠也就没有用处了。“负”字的意思是背，大概是因为读音相近。古代“负”有“背”的读音，《史记·晋世家》中“负父之命”的正义注音为“佩”，就是这个道理。《释名》说：放在项背之上。徐锴说：干饭叫做糇。意思是说牛羊布满在山谷之间，而牧人拿着雨具携带饮食跟随它们所去的地方，以顺应它们的习性，所以在它们回来时看到他们的装束是这样的。物指毛色，与“比物”中的“四骊之物”相同。“三十维物”是兼牛羊、豕、犬、鸡五者而言的。按照《周礼·牧人职》说：掌管放牧六牲，使它们的毛色繁盛，以供给祭祀用的纯色牺牲。凡是阳祀用赤色毛的牺牲，阴祀用黑色毛的牺牲，望祀各自用其方位颜色的牺牲。凡是时祀的牺牲必须用纯色，凡外祭毁事用杂色也可以。旧说本于《尔雅》六畜的名称为六牲，指牛、马、羊、豕、犬、鸡。我认为不是这样，马供驾车乘坐之用，原本不能作为牺牲。所谓六牲，只是以毛色来区别罢了。赤、黄、白、黑五色，加上杂色共为六色。凡是牺牲都具备这六种颜色，所以称为六牲。尨，就是厖。杂色叫做厖，纯色叫做牷。天和宗庙为阳祀，牺牲毛色用赤；地和社稷为阴祀，牺牲毛色用黑。望祀岳渎，则随其方位的颜色来选取毛色。山川以下，凡是四时的常祀，则不拘何色，但必须取其毛色纯者。那些副辜、候禳、毁除殃咎之类，称为毁事，则用杂色的毛。这些都属于所谓“物”。每牲六种颜色，五六三十，所以说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兼祭祀、宴享而言，言牲指牛、羊。郑玄说：开始饲养的叫做畜，将要使用的叫做牲，具备的意思。毛色有三十种，牛、羊各占六种。你的牺牲索取，则都有。按照《周礼》牛人职说：掌管饲养国家的公牛，以等待国家的政令。凡是祭祀，供给享牛，授予职人并喂草。凡是宾客之事，供给牢礼、积膳的牛；飨食宾客射礼，供给膳羞的牛；军事，供给犒牛；防事，供给奠牛。又羊人职说：掌管羊牲。凡是祭祀，修饰羔羊；祭祀，割羊牲，登其头。凡是祈珥，供给羊牲；宾客，供给法羊；凡是沈、辜、侯禳、衅积，供给羊牲。如果牧人没有牺牲，则从司马那里接受布帛，让商人买牲来供给。又《周礼》有犬人、鸡人，唯独没有豕人。郑玄认为豕属于司空，冬官亡佚，所以不见。孔颖达说：此诗只言牛、羊，是因为豕、犬、鸡比牛、羊地位低，所以特举牛、羊以为美。

你的牧人回来了，带着薪柴【丰本作新】带着蒸【韵】带着雌鸟带着雄鸟【叶蒸韵，如乘翻】你的羊回来了，矜矜兢兢【蒸韵】不亏损不崩塌【蒸韵】用手臂指挥【蒸韵】全部到来已经登上【蒸韵赋也。再次说你的牧人，是因为牛羊多则牧养者也必多，所以复举之。上文说回来，是方归来之时；这里则是已来而至。郑玄说：粗的叫薪，细的叫蒸。《说文》说：雄鸟为父，雌鸟为母。这里说牛羊驯服，所以牧者也有闲暇得以乘其余力，拾取柴木以供炊燎，射取飞鸟以备饮食，到傍晚才携带它们一起回来。又说你的羊回来了，这是续归的羊，即前文所说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卧或讹者，牛也在其中，而专以羊言者，是因为羊性躁竞，行走常在牛前，所以特揭之。矜的意思就是兢，兢的意思就是竞，陵矜不让，竞先争归，这是羊的姿态。又陆德明说：“矜矜，言羊之爱牧人。”“兢兢，言羊之畏牧人。”牧养之道，顺其性以安抚，所以能使物爱；制约其放纵，所以能使物畏。也通。不骞不崩。旧说以骞为亏损，似乎合理；以崩为群疾，则很不伦类。我有两种说法，皆可通。“天保”言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则此指山体而言。山中有亏损者，有崩圮者，今群羊皆循正道而行，未尝奔逸旁出于崎岖狭窄之处，致难收摄，此一说也。又《说》解“骞”为马腹絷，“崩”通作“绷”、“束”。言此羊驯服之极，不假絷维之拘束，但听其自行。贾思勰所谓“羊必须老人及性情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缓缓驱行，勿停息；若使急性人及小孩者，拦约不得，必有打伤之灾；若懒不驱行，则无肥充之理。”就是这个意思，此又一说也。“麾”通作“摩”，也作“防”。王逸说：“以手教曰麾。”肱，徐锴说：“臂上一节也。”《毕》《说文》说：“田网也，以网罗物，尽入其内。”所以《尔雅》

译又训“毕”为“尽”，说“毕”则兼及牛，可知牛是跟随羊之后而至，所以概括而言。“升”的意思是进，既已“升”，则是牛羊都进入了栏圈。到这时，一天的牧事就完毕了。】牧人于是做梦【丰本作“防”】，梦见众人变成了鱼【鱼韵】，旐旗变成了旟旗【鱼韵】。大人占卜说：众人变成了鱼，实在预示着丰年【叶真韵，奴因翻】；旐旗变成了旟旗，预示着家庭人口众多【真韵，潜夫论作“蓁蓁”，丰本作□□。赋体，牧人的解说见下一章。仲山甫说“牧协职”，《周礼》中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仆役二十人。上一章说牧事有成，万物各得其所，这样就会年丰人众，自然是此时景象所具有的，所以其征兆显现在牧人的梦中。有人认为这是托言，是不对的。“众人变成了鱼”，是说初看是众人，忽然看成了鱼；“旐旗变成了旟旗”，是说初看是旐旗，忽然看成了旟旗，都是梦中的景象如此。“大人占卜”，解说见《斯干》篇。按《周礼·占梦职》说：“年终向王进献吉梦，王拜受。”孔颖达说天下臣民有为国而梦者，其官得以进献，大概此梦即是。人多即为众，而鱼的族群尤其繁盛，所以是丰年的征兆。因为年丰则人众物阜，所以既梦众又梦鱼，大概是富庶的象征。郑玄说：旐旟是用来聚集众人的。按《周礼·司常职》说：州里建旟旗，县鄙建旐旗。州里是州中之里，属于六乡，与五邻之里不同。《尔雅》注以邑居称为里，所以《乡师职》说：凡四时的田猎，前期在州里公布田法。州长职说：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隶属于州，知道它不是六遂中五邻的里。县鄙属于六遂，详查《司常》的文字，乡遂所建的只有旐旟二物。现在既梦旐又梦旟，则乡遂的众人罗列都在，所以其象征为家庭人口众多，男有室，女有家。溱通作“蓁”，草木茂盛的样子，说人口殷盛。徐光启说：《礼记》说：问众人的富有，用牲畜来回答。如果只有前三章，则只是一个庶民的富有罢了，有了这一章便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大局。邹氏说：诗人缀连中兴富庶的征兆如此。假使千亩的籍田按时修治，太原的百姓不预料这丰年人口众多的景象，正没有止境。曾巩说：我观察《诗经》，它所讲述的涵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细微的常务，至于勇武的武士，行为修洁于隐处，牛羊的牧人，爱护及于微物，无不称述记载。所以论述功德者，由小到大，其详细如此。后嗣所以昭示先人的功德，当世的臣子所以归美其上，不仅仅是荐告鬼神、唤醒黎庶而已。《尚书》称：用九歌来劝勉，使不毁坏。大概歌颂其善者，所以兴起其向往仰慕之意，防止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觉，而成之于内心。其对于劝勉帝者的功德，昭示法戒于将来，圣人之所以列于经典，垂为世教的原因。又陈际泰说：卜梦的说法，只是人以其意而言，不知其果实在何处。众人何以为鱼？民其鱼乎？旐何以为旟？小其大乎？不数十年，诸侯分争，中原沦陷，而徐吴楚越淫名上淹于天子，牧羊人的梦已经妖异了。冯时可说：宣王雅终无“羊隐”之哉？三百九十，“濈濈湿湿”（形容羊群密集湿润），牧盈而牧人志亦盈矣。众人维鱼，旐维旟，盈之感也（充盈的感应）。太卜之官雷同献谀，丰年人口众多，何以称焉？吁嗟虚美，熏心信吉忘凶，太子晋伤之曰：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贪天之祸，至于今未弭，宣之埓于三王也，其以鲜终？（大概会少有善终吧？）按二论，亦有理，并存之。】

译《无羊》共四章，每章八句。【申培说认为：周宣王考察牧养之事，史籀赞美他。按：关于宣王时期的诗歌，申培多认为是史籀所作，这也缺乏依据。又按：《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八年开始考察宫室，推测考察牧养之事也是同一时期的事情】

《车攻》，赞美大田猎。周宣王在东都朝见诸侯，于是到圃田打猎。诗人赞美他能够恢复古制。【按：《竹书纪年》记载，宣王九年，宣王在东都朝见诸侯，于是到圃田狩猎，就是这首诗所记之事。又《墨子》说：周宣王杀害他的臣子杜伯，杜伯并无罪过。杜伯说：“我的君主杀我而无罪。如果死者无知，那就算了。如果死者有知，不出三年，一定让我的君主知道。”过了三年，周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战车数百辆，随从数千人，布满原野。中午时分，杜伯驾着白马素车，身穿红衣红帽，手持红弓，带着红箭，追赶周宣王，射入车中，击中宣王心脏，折断脊骨，宣王死在车中，伏在弓囊上。当时，周人的随从没有看不见的，远处的人没有听不到的，记载在周朝的史书中。如今考证《竹书纪年》，杀害杜伯是宣王四十三年之事，到四十六年宣王去世。难道宣王时期曾两次在东都会合诸侯吗？《诗序》说：《车攻》，是赞美宣王恢复古制。宣王能够内修政事，外御夷狄，恢复文武二王的疆土，修治车马，备办器械，再次在东都会合诸侯，借田猎来选拔车兵和步兵。朱熹说：这首诗所描写的，从修治车马、备办器械以下，至于修治政事、抵御夷狄则在此之前了。孔颖达说：《诗序》认为选拔士兵本是为了田猎，所以说借田猎来选拔车兵和步兵。说“借”，是为了表明君王是因为会合诸侯而打猎。君王能使诸侯来朝见，这是美好的事情，所以以会合诸侯为主。严粲说：宣王中兴，在东都举行会盟，诗人因为再次见到威仪的盛大，所以铺张扬厉，以表现喜悦谈论、乐于称道的意思。邹忠倚说：我曾观看《无逸》的训诫说：从今以后的继位君王，不要沉溺于观赏、安逸、游玩、田猎。那么诗歌赞美宣王的田猎之事为什么呢？这正是宣王所行的不沉溺于安逸。大概古代的搜、苗、狝、狩之法，实际上与军政互为表里。先王暗中运用其道，使百姓顺从而不知晓，而后王借为猎取野兽的乐趣。宣王的举动则不同于此。他乘着积衰之后，奋然图治，弊政终了而新政开始。东莱吕氏所说的“王赋恢复军备盛大，军纪严明，上下融洽，治理周全”，大概都体现出来了。《左传》中楚国的椒举说：夏启有钧台的宴享，商汤有景亳的誓师，周武王有孟津的誓师，周成王有岐阳的狩猎，周康王有酆宫的朝会，周穆王有涂山的会盟，这些都是用来向诸侯展示礼制的。诸侯因此服从命令。夏桀举行仍地的会盟，有缗国背叛了他。商纣举行黎地的狩猎，东夷背叛了他。周幽王举行太室的盟会，戎狄背叛了他，这些都是用来向诸侯展示暴虐的。诸侯因此抛弃命令。那么讲求事务、衡量法度，难道是细微的小事吗？这也算是赞美成王、康王吧？王道说：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必然危险。所以周公、召公在成王、康王之初，都以整顿兵器、壮大六师为言，正是担心守成之主沉溺于宴安，忽忘武备，逐渐衰败，从而招致祸乱。况且周朝以仁厚立国，其势力颇弱，穆王几乎导致徐方的动乱，昭王南征没有回来，到了厉王，最终死在彘地。虽然各位君王统治之道有所未尽，但军威不振，无法慑服人心，也可以看出来了。宣王在积衰之后，能够搜罗车马、讲习武事，积蓄威势、昭示德行以成就中兴之美，恢复祖宗的旧业，深深符合二公整顿兵备的意思，所以诗人喜悦而庆幸】

我的战车已经修治【东韵，子贡传申培说，丰氏版本都作“工”】我的马匹已经齐备【东韵】四匹公马高大健壮【叶东韵，卢东翻】驾车前往东方【韵赋也。《考工记》：攻木的工匠有七种：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董氏说：攻是治的意思，治而成其良，所以叫攻，同是齐的意思。《尔雅》说：宗庙祭祀要齐一毫毛，军事行动要齐一力量，田猎要齐一脚步。《毛传》说：齐一毫毛崇尚纯正，齐一力量崇尚强劲，齐一脚步崇尚快速。孔颖达说：在宗庙祭祀，应当更加谨慎恭敬，取其颜色相同。兵革战伐之事，应当齐一力量以作战。田猎在苑囿中取牲，追飞逐走，取其快速而已。这些车马都是用来备办田猎之用的，说“既攻既同”，表明天子中兴，百事更新，田赋恢复，马政修治，不像昔日车马那样凋敝了。朱善说：车攻马同，泛言军备之盛。四牡厐厐则是从君子所乘的车马来说的。厐通作厖。《说文》说：石头大的样子，大概象马的壮大。凡是君主出行，必先命令有司前往，所以说“驾言徂”。《说文》说：往也。东，指东都雒邑。《左传》：成王会合诸侯筑成周，作为东都。宣王既已备办车马，于是命驾将往东都。严粲说：说往东都，未说所做的事。蔡汝楠说：周公营建雒邑，不仅是为了教化殷商中原之地，镐京远而雒邑近，雒邑是兵车辐辏之处。天子都镐京，以建立邦国极则，幸临雒邑以会合中原，正是圣人遗谋的精妙之处。车攻幸临雒邑，搜狩，所以诗人赞美而咏叹。晁氏说：昔日夏后初都阳城，南越洛阳百里而远。成汤迁亳，殷

译向东越过洛阳五十里左右，都只是在洛阳设防，而不定都于此。周朝兴起时，武王已经在郏鄏定鼎，后来召公在洛邑相度宅址，周公营建东都成周，其用意非常深远。然而成王最终并没有迁都。等到宣王中兴，从济水到洛水，在圃田打猎，到达敖山，借此朝见诸侯，《车攻》这首诗就是那时创作的，难道不是想实现成周召公的志向吗？可惜宣王最终也没有迁都。直到平王迁都，周朝就衰落了。王安石说：成王想要定都洛邑，从自然天象来说，太阳在东边时早晨多阳光，太阳在西边时傍晚多阴影，太阳在南边时影子短多暑热，太阳在北边时影子长多寒冷，洛邑位于天地之中，是风雨所防范、阴阳所调和的地方。从人事来说，四方诸侯朝聘进贡，路程距离是均等的。虽然如此，镐京的宗庙、社稷、官府、宫室都还在，不可迁移，所以在洛邑只是暂时防范诸侯罢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通过《诗经》来考证，宣王在东都防范诸侯，而《车攻》称之为复古。邹云说：“那东都，大概是先王所高度防范、四方所效法的地方。”康朝、酆宫、穆防、涂山这些地名，都不在东都。至于楚泽、胶舟、徐方、回马这些地名，更不用说了。宣王此举，难道不是眼中只有华夏而布施德行，俯瞰四方边远地区而展示威严吗？查考《春秋》记载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公羊传》说成周就是东周。《楚语》说：“先王建造台榭，榭不过是用来讲习军备的。”汪克宽说：“怀疑宣王南征北伐，在这里讲习武事，于是把它当作宗庙。”张洽则认为：“宣王再次在东都防范诸侯，因此保留了这座宗庙。”古代祖先有功绩，所以不毁坏它。田车已经很好，四匹公马非常高大肥壮。东边有茂盛的草，驾车前往打猎。那王子去夏猎，挑选的士卒声势浩大。

译韵，音同“刀”字之牛部反切，丰本作“防”字

译树立旐旗，悬挂旄饰，在敖地狩猎野兽。

驾着那四匹雄马，四匹雄马高大壮盛。穿着红色蔽膝，脚踏金色鞋履，诸侯在会同之地络绎不绝地前来。

译黑舄、赤繶、黄繶、青絇、素屦、葛屦。繶，是鞋帮与鞋底相接处缀入丝带。絇通作“句”，指鞋头上的丝带作为系结之用。絇，意为拘束，取拘持之意。舄以红色为尊，是天子冕服所配之舄。然而《诗经》咏叹周公说：“赤舄几几”；咏叹韩侯说：“衮衣赤舄”。那么诸侯的舄与天子相同。这里说金舄，郑玄认为是黄朱色。查考黄朱色名为金，此义未曾听闻。应当是诸侯的舄虽为红色，但终究与天子的赤舄不同。大抵朱色较浅，黄色较深。金作为颜色，以黄色为主而言，所以便称为金舄。孔颖达认为加金作为装饰，完全没有依据。如果唐代制度以金装饰鞋履，那也是沿袭孔颖达的说法罢了。《周礼》大宗伯职掌说：按时朝见称为防，大规模朝见称为同。郑氏注说：按时朝见，是说没有固定日期。诸侯有不顺服的，天子将有征讨之事，那么在朝觐之后，天子在国都之外筑坛，会合诸侯并命令行事。《春秋》传曰：“有事而防”，就是这个意思。殷，犹众也。十二年如果天子不巡狩，那么六服诸侯全部来朝。朝礼结束后，天子也筑坛会合诸侯以颁布政令。绎，《说文》说：抽丝也。抽丝越长，有连绵不断的意思。所以往来不绝称为络绎。防同，有绎的，是说诸侯在此之前已经行过防同之礼了。因为天子有田猎之举，又在防同之外，络绎不绝地来朝见。有人问：诸侯朝见天子不过春朝、夏宗、秋觐、冬遇时防、殷同六种礼仪，这里络绎不绝而来，既不名为防同，应当属于哪种礼仪？回答说：那所谓的是宾礼，这则是大田简众的礼仪，所谓军礼。《大宗伯》以宾礼亲近邦国，以军礼统一邦国。看秋狝及大阅颁旗物的法度，都有诸侯载旗、建旗的记载，可见一斑。随从天子田猎，必须先朝见天子，那么这首诗所咏叹的就是这个意思。旧说不通晓文义，就把这次举动当作防同，又说是防同。原本属于两种礼仪，不能并行，于是错误地认为防同，就是来朝见的通称。孔氏则仅凭字义强行解释，说防是交防，同是同聚，其浅陋草率可笑，更加严重。曹居贞说：“东都雒邑，本是诸侯朝觐之地，而从周夷王、周厉王以来，这种礼仪长久废弃。宣王中兴，恢复古制才见到这种防同，诗人所以赞美它。”陈际泰说：“这是宣王权变的地方，天下新近臣服，不可不借搜狩之礼，巡视土地而会合诸侯，以振耀其甲兵。所以天王狩于河阳，借田猎而行朝礼，是文公的权变；车攻田猎于东都，借田猎而行防礼，是宣王的权变。”决【《周礼》注作抉，陆德明本作夬】拾既佽【协支韵，读如兹津之翻，楚国有佽飞，吕氏春秋作兹飞，可以证明。《周礼》注作次】弓矢既调【协东韵，徒红翻，本章四句，以中间两句相连为韵，首末两句遥相应和为韵，也是一种奇特的体式。丰氏本作弓矢既调，决拾既佽。】射夫既同【东韵】助我举柴/*协支韵，楚宜翻，《说文》作防，赋也，诸侯既已会合，将行田猎，本章乃言其准备器具、清理场地之事。决通作抉，其义训为挑也，毛亨说钩也，朱熹说用象骨制成。

译制作它戴在右手大拇指上，用来钩住弓弦和闭合弓体，详见《芃兰篇》拾义的训释。郑玄说：“韝是护臂的。戴在左臂里面，用皮革制成。”《诗诂》说：“包裹左臂，收束衣袖，以便射箭，叫做拾，也叫遂，取它能遂顺射箭的意思。在内则中叫做捍，因为它可以捍卫手臂。”陈祥道说：“捍、拾、遂是同一物品而有三个名称。决用来防护大拇指，拾用来防护左臂。”佽，《说文》说：“便利的意思。”弓和矢的字形都像实物形状。吕不韦说蚩尤制作了弓，荀卿说浮游制作了矢。《说文》和《世本》都说挥制作了弓，夷牟制作了矢。《山海经》说少皥生了般，开始制作弓矢，究竟谁先谁后，没有详细的记载。调，《说文》说：“和的意思。”郑玄说：“指弓的强弱与矢的轻重相配合。”《周礼》中司弓矢掌管六种弓、八种矢的法度，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物类，夹弓、庾弓，授予射鸟兽的人；杀矢、鍭矢，用于田猎。《考工记》说：“凡是制作弓，都要根据君主的身体、志虑、血气，如果肌肉丰满而身材短小，性情宽缓而急躁，这样的人就为他制作危弓。危弓就为他配备安矢；如果骨骼挺直而站立端正，性情忿执而奔跑迅速，这样的人就为他制作安弓。安弓就为他配备危矢。”又说：“如果人安、弓安、矢安，安就不能迅速命中，而且射得不深。如果人危、弓危、矢危，危就不能如愿命中。”谢枋得说：“矢的轻重，必须看弓力的强弱。弓强而矢轻则不中，弓弱亦不中。”既调，是说配和弓矢以等待观看。下一章“四黄既驾”，专门指王车而言，那么这里的佽、决、拾、调、弓、矢都是等待王射。《周礼》中缮人的职责掌管王所用的弓矢，抉、拾掌管教导王射箭，就是这件事。射夫，从诸侯以下，凡是参与射箭者的通称。孔颖达说：“夫是男子的总称。”按《賔之初筵》是卫武公担任王卿士时所作，记载天子大射之事，也咏叹射夫，既然相同可见，与射的诸侯都通称为射夫。同，《说文》说：“合防的意思。”助，《说文》说：“佐的意思。”从王事来说，所以说“我举挈也”。举，《说文》说：“对举的意思。”柴，《说文》说：“小木散材。”徐锴说：“军队行军野外驻扎，竖立散木作为区落，名叫柴篱，后人语音讹误，转入去声，又另外写作寨字，不对。”我认为这就是用艾草做防护，缠绕毡子做门的事。毛传说：“田猎者大芟草以为防护，用粗布缠绕毡子做门，用皮衣缠绕椹质做闑。左边的在左边，右边的在右边，然后焚烧而射箭。”孔颖达说：“芟杀野草以为防护界限，制作田猎的场地，模拟杀围的地方，既然做了防护界限。应当设置周卫而立门，于是用织毛褐布缠绕通帛毡的竿，作为门的两侧。那门大概南开，并设两个门，用四面毡四面褐。又用皮衣缠绕椹质，作为门中的闑。闑，是车轨之内，两边约束车轮的地方。因为天子六军分为左右，令三军各在一边。属于左军的在左门，属于右军的在右门，不得越离部伍，因此有两个门。”《谷梁传》的文字与毛传稍有不同，说：“艾兰以为防护，放置毡子以为辕门，用葛草覆盖椹质以为闑。”疏说：“兰是草中珍贵的，广阔沼泽之内而众多一同生长。艾草作为防护，那么遇到兰草应当剪除，所以举以包之。放置毡子以为辕门，是说用车作为营垒，举起车辕作为门，又树立毡子以标示它。质是中门的木，椹是说恐怕木椹伤马足，所以用葛草覆盖它作为闑。”合并毛传、谷梁两种说法，那么防护界限的设置，应当像柴篱，竖立橛子在门中。原本需要短木，所以都用柴。特别因为莱田立表，是虞人的职事，而众射夫协助做这件事，这就是“助我举柴”的意思。至于诸侯大夫，虽然没有亲自举柴的道理，但命令他们的部众举柴，也可以称为助。又按《礼记·月令》：“季冬天收集秩薪柴。”注：“说大的可以劈开叫薪，小的合束叫柴。薪用于炊爨，柴用于给燎。”所以《尔雅》祭天叫“燔柴”，注：“以为既祭后积薪烧之。”现在宣王此举，属于夏苗，夏苗的教习以茇舍为名，它所辨别的是军中的夜事，应当是夜猎，大概是为了习练夜战。夜必用燎，所以《尔雅》说“宵田为獠”，或者也取义于燎。郭璞注说：“即今夜猎，载鑪照明。”那么“助我举柴”用来供给燎火，也通。但这样说，那么射夫不过指士卒辈罢了。自从《说文》改“柴”为“防”，其意义训为积，先儒于是认为举积禽。苗事未行，有什么禽可积？试着按章次推绎，也自觉不通了。四黄已经驾好，两旁的骖马不倾斜。不失其驰，放箭如破竹。

译有黄马啊。《明堂位》说：“周人用黄马，马鬃繁盛，说的是吉事乘坐这种马。”《诗经》说：“四匹黄马已经驾好”，就是这种情况。我按《周书·康王之诰》说：“诸侯入朝觐见新王，都陈列乘坐黄马。”朱熹注解说“陈列四匹黄马并将马鬃染红作为庭实”，这也是周代以黄马为贵的明显证据。又汉代乐府说：“君主的马是黄色的，臣子的马是苍色的。”只说两匹骖马，是因为骖马在服马之外，便于出入。陆德明说天子的马盛大时驾六匹，平常时驾四匹，以四匹黄马两匹骖马作为驾六，这终究是主观臆测，不足信。猗通作倚，朱熹说：“偏倚不正。”《韵防》说：“相附着。”驰，《说文》说：“大驱。”不失，指不失去法度。舍通作射，释放。如破，郑玄说：“箭射出就中靶，像椎击破物体一样。”旧说认为从左边膘骨射到右边腢骨为上，射杀能像这样，就可以说是如破。这一章的意思，必须采用《谷梁传》及毛亨、毛苌二传的解释，才能明白。《谷梁传》说：“割艾兰作为屏障，树立旌旗作为辕门，用葛覆盖箭靶作为〇。旌旗的流苏旁去车轴各一握，驾驭车辕的人不得进入。车轨不扬尘，马候蹄，掩取众禽，驾车者不失去驰骋的法度，然后射手才能射中。越过屏障不追逐，是不顺从奔逐的道理。”疏说：“流旒，古字通用。流旁握，是说树立旌旗作为门标的流苏旁去车的两轴各一握，握是四寸。轚是说挂着，如果车挂着门就不让进入，以此羞辱驾车者笨拙。车轨尘，是说驱车尘土不超出轨道。马候蹄，是说四蹄都发出，后足踩着前足而相候。掩禽旅，旅，众。是说掩取众禽。”我按《礼记》说：“不掩取成群禽兽”，怎么能尽掩取众禽而掩取之？详察其语意连贯，下文说想要掩取众禽，必须驾车者不失去驰骋的节度，然后射可中而禽可得，不是说真的掩取众禽。至于车挂门，自然不能进入，也不是说驾车者笨拙取之使不得进入。毛传的文字与《谷梁传》稍有不同，说：“用褐布缠绕旌旗作为门，用裘皮缠绕箭靶作为〇，间隙容一握，驱驰而入，系着则不得入。”疏说：“门的宽窄，两轴头去旌旗竿之间各容一握，握是人四指为四寸，是门比轴宽八寸。进入此门应当驰走而入，不得缓慢。如果驱之，其轴头系着门旁则不得进入。”综合以上二传文字看，车两轴去门各只四寸，其窄已甚，如果轴头挂于门则不得入，所以有贵于两骖不倚。进入此门应当驰走而入，大概是乘车驰之势，以追逐禽兽。如果稍慢，则禽必失。所以有贵于不失其驰。不失其驰，然后射手能中。所以射矢如破。学者不明白古礼，怎么能解释古经呢？又按《周礼》保章氏掌管教导国子五驭之法：一是鸣和鸾，二是逐水曲，三是道君表，四是舞交衢，五是逐禽左。详细都见于《太叔于田》篇。五御中只有道君表、逐禽左二者用于田猎。如果这一章的驾驭，乃是道君表。所以知道它不是逐禽左，因为逐禽左是驱逆之车，名为佐车。这首说“四黄既驾”，则是君车。所以知道它是道君表。详察此，则上章先说“助我举柴”，正是为此章而发。其为设防树〇之事，毫无疑问。孟子说：“从前赵简子让王良与嬖奚驾车，整天没有获得一只禽兽。嬖奚回报说：‘天下最卑贱的驾车者。’有人告诉王良，王良说：‘请再试一次，强行射猎才可以。’一天早晨获得十只禽兽。嬖奚回报说：‘天下最好的驾车者。’赵简子说：‘我让王良与你驾车，王良不肯，说：‘我按照法度驾车，整天没有获得一只，按照诡遇驾车，一天早晨获得十只。’《诗经》说：‘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习惯与小人驾车，请辞。’驾车者尚且羞于与射手比比而得禽兽，即使像山丘一样多，也不做。”萧萧【二字当作去声读】马鸣【庚韵律】悠悠旌旗【庚韵律】徒御不惊【庚韵律】大庖不盈【庚韵律赋也。萧通作啸，吹声。马鸣之声类似。重言之者，非一马。按毛传说：“天子出发，然后诸侯出发；诸侯出发，然后大夫士出发。”上章所说“舍矢”，是天子出发之事。天子既出发，则诸侯大夫士继之。此所说“萧萧马鸣”，当是诸侯大夫士所乘之马，其更迭奔驰之状，总于此四字概括。又《周礼》田傼职说：“设置驱逆之车。凡田猎，王提马而走，诸侯晋大夫驰驱。”谓驱出禽兽，使趋田逆，谓迎要不得，令走。如果王提马首而走其田路，将要趋其禽而射之，则诸侯自晋其车大夫自驰其车，皆所以佐佑翼禽致获于王。详察此，则“萧萧”之声，在此时也有。如此，则是只记载天子之射，其诸侯以下之射更不说。及于纪事之义，缺漏了。不如前说严密。悠通作防，《说文》说

译“旌旗之流也。”其音义与“斿”字完全相同，“流”即是“旒”。以下论述“斾”和“旌”，二者都有旒，所以重复说“防”。“防”也就像“朱幩镳镳”那样，并非只有一镳。“斾”的解释见《出车》篇，只有“旐”有“斾”，这与第三章“建旐设旄”相呼应，因为地点在郊野，所以从开始到结束，都树立这种旐。“旌”的解释见《干旄》篇，此处的旌就是虞旌，是用来聚集猎获禽兽的。按照毛传所说：“天子举起大的绥，诸侯举起小的绥，在绥下献禽。发，是发射箭矢；抗，是举起；绥应当作緌。”没有旒的旌旗，周朝称为大麾，《巾车》职掌中所谓“建大麾以田”就是如此。各自举起绥作为标志，因此将所猎获的禽兽献在下面。《田傼》职掌中所谓“命令猎获者树立旌旗”就是如此。这是第一层意思。又《王制》说：“天子杀兽则放下大绥，诸侯杀兽则放下小绥，大夫杀兽则停止佐车。佐车停止，百姓就可以田猎，杀，是射杀；下，是弊，谓弊仆于地。刚杀的时候，各自举起绥；杀完之后，各自仆倒绥而使之弊。”这是第二层意思。孔氏说：“因此放置虞旗在中间，接受并致送禽兽。接受禽兽、狩猎停止后就弊之。”这是第三层意思。虞官又有山泽的区别，《山虞》职掌说：“如果大规模田猎，就清理山田的野外及弊田，在中间树立虞旗，致送禽兽并取耳。”注解说：“意思是山虞有旗，因为他主管山，可以画熊虎，珥是取禽兽左耳以效验功劳。”《泽虞》职掌说：“如果大规模田猎，就清理财泽野外及弊田，树立虞旌以聚集禽兽。”注解说：“意思是泽虞有旌，因为他主管泽，泽鸟聚集，所以可以注析羽。属禽也就像致禽而珥一样。”详细考察二虞的职掌，山用旗，泽用旌，各有专属。圃田属于泽，按理应当树立泽的旌。现在这首诗用旌来说，与《周礼》非常吻合。先前已经设立旐，后来又设立旌，大概正当比禽的时候，而狩猎之事也将结束了。“徒”，就是“选徒”的徒，指驾驭车马的人。《尔雅》将“徒御”合释为“辇者”，不足为信。“惊”，朱子说：“如《汉书》‘夜军中惊之’，惊不惊，犹言不扰。”这是说分配禽兽的时候。大兽归公，小禽归私，有什么惊扰的呢？《郊特牲》说：“简省车赋，历数卒伍，向左向右，坐下起来，以观察他们习惯变化；而流动地展示禽兽，而用禽兽之利来引诱，以观察他们不违犯命令。寻求顺服其心志，不贪图所得，所以用于作战就能胜利，用于祭祀。”则受福。按“流示诸禽而盐诸利”者，“流”，像水之流，言多也。“盐”与“艳”通，“利”则禽也多。展示禽兽，而用得到禽兽的利益来引诱。如果都能不违犯君命，不贪图苟得，那么到哪里不可以呢？这就是所谓不惊。大庖，朱子说：“君庖也。不盈兼二义，取有节制，颁有均平，那么君庖就不会盈满了。”《王制》说：“天子诸侯无事则每年三次田猎，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猎，叫不敬；田猎不以礼，叫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不取幼兽，不取鸟卵，不杀怀孕的兽，不杀幼小的兽，不覆巢。孔氏说：“一曰干豆，谓第一上等杀者，干之以为豆实，供宗庙。二曰宾客，谓第二中等杀者，别之以待宾客。三曰充君之庖，谓第三下等杀者，取之以充实君之庖厨。君尊崇宗庙，敬重宾客，所以先人而后己，取下等的。”毛传说：“从左膘射入，直达右髃为上杀；射右耳本为次杀；射左髀直达右防为下杀。面伤不献，践毛（翦毛）不献，不成禽不献。”《膘三苍》说：“小腹两边的肉。”《说文》说：“胁后髀前合革肉。”徐氏认为肉最薄的地方，合革肉指皮肉相合。髃，郭璞说：“肩前两间骨。”射右耳本，郑氏说：“射应当为达髀。”《说文》说：“股。”防，释文说：“谓水膁。”字书无此字，或作膘。孔氏说：“从左膘射入，达过于右肩髃为上杀，因为贯心死得快，肉最洁美，所以作为干豆。射右耳本也是从左射入，达右耳本而死的为次杀，因为离心脏远死得稍迟，肉已稍坏，所以作为宾客。射左股髀而达过于右胁防为下杀，因为中胁死得最迟，肉又更坏，充君之庖。”凡射兽都从后面从左厢射入，达于右防。说射左髀则上杀，达于右髃，应当是从左胁；次杀右耳本，应当是从左肩髃。不说自左，举下杀之射左髀可以推知。面伤不献，谓当面射之；翦毛不献，谓在旁边而逆射之，二者都是逆射不献，嫌有诛降之义；不成禽不献，厌恶其害幼少，这不能使猎者没有，但君主所不取，以示教法而已。又范氏说：“上杀中心速死，干之以为豆实；次

译肠脏污秽的猎物，死亡时间最晚，所以用来充实厨房。这与毛亨的说法不同。《谷梁传》说：“禽兽虽然很多，天子只取三十只，其余的赐给士众，以便在射宫练习射箭。射箭射中了田猎区域却没能捕获禽兽，就算捕获了禽兽；捕获了禽兽但射箭没射中，就不算捕获禽兽。”由此可知古人重视仁义而轻视勇力。孔颖达说：“三十只，是宗庙祭祀、接待宾客、君主厨房各取十只。”按：合围、杀胎等事，在礼制上本来就有禁令；至于三等猎获，又只有下等猎获才充入君主厨房，而且仅仅止于得到十只，其余的从总数三十只之外，都用来分赐众人，那么大型厨房不会装满就可以知道了。爱护万物之仁，约束自己之俭，待人周全之厚，都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后世的辞赋家说：“猎获的禽兽堆积如山，统计数量多寡，陈列牺牲，颁赐卤簿，野外割肉宴饮，犒劳勤勉奖赏功劳，享乐不达到极点，杀戮不耗尽万物。”马匹还留着余力，士兵的怒气还未发泄。大概也就是依据这首诗而引申发挥的。而又有人说：“禽兽互相镇压，野兽互相枕藉，风吹羽毛如雨落血，洒满田野遮蔽天空，这就几乎奢侈过度，违背先王防止的意思了。”

【之子于征】（庚韵）【有闻无声】（庚韵）【允矣】（《礼记》作“也”）【君子展也大成】（庚韵，赋也。朱子说：这一章叙述事情既已完毕，而深深赞美它。征，《说文》说：正行也，意思是按照正道行事。之子于征，犹如说这个人进行这次行动。有闻，指有声誉显著闻名；无声，指没有事端条教号令，意思是说不动声色而人们自然感化。苏辙说：我必须发出声音然后人们才能听到，我则不发出声音而人们却听到了，必定是其实质有余裕。允，信也；君子，兼有德行和地位，意思是遵循礼制行动，以古人为师，确实他的德行足以居于人上。展，《说文》说：转也；大成，指功业大有成就。宣王整顿百官，肃正人心，由此转而进步不停止，那么将有大成的功业。《礼记》孔子说：言语跟随行动，那么言语就不可以粉饰；行动跟随言语，那么行动就不可以粉饰。所以君子少说话而用行动来成就他的诚信，那么百姓就不能夸大他的美德而缩小他的恶行。《小雅》说：允也君子，展也大成。我按：品味孔子这样解释诗经，也可以领悟“有闻无声”的道理了。毛亨误解“无声”为没有喧哗的声音，于是将篇中“选徒嚻嚻”、“萧萧马鸣”、“悠悠斾旌”、“徒御不惊”等语，都一概用没有喧哗来解释，各家相继沿袭，并且把这当作至极的妙义，正不知道即使这三个字有什么名理？有什么意趣？古礼典故，通晓不研究涉猎，从哪里能看到古人？实在可叹。朱子说：“喜好田猎之事，古人也多讽刺它。畋于有雒，五子作歌来告诫太康；恒于游畋，伊尹作《训》来告诫太甲。”然而宣王的田猎，却是借此显示他车马的盛大、纪律的严明，所以中兴的势头就在这里。他所谓的田猎，不同于寻常的田猎了。徐光启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以说：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说的是末路之难。”宣王赫然中兴，几乎恢复文武之旧，而等到他晚年，竟然因为不能善终，那么“展也大成”这一句话，已经预先窥测并讽谏他了。作这首诗的人，意思也是吉甫一流的人吧。

【车攻八章章四句】（朱子说：“以五章以下考之，恐怕应当作四章章八句。”今按：以文势考之，每章四句，自成段落，条理井然，断然应当依旧。子贡认为这是宣王阅武，申培说认为这是宣王在东都大阅，诸侯全部防备，史籀赞美它，都是妄说。明说它，子于苗，何谓大阅呢？）

译那柏木船儿泛泛漂流，这是卫共姜自我发誓的诗篇。厘侯的世子共伯早逝，他的妻子坚守节义，母亲想强行让她改嫁，她发誓不肯答应，所以作这首诗来断绝母亲的念头【出自《毛诗序》，朱熹遵从这一说法，但原文“母”字上面有“父”字，我特意根据经文将其删去。又《卫风》中有《柏舟》，如今加上“泛彼”二字以示区别。厘侯一作僖侯，共伯一作恭伯，“余”是他的名，“恭”是他的谥号。恭伯娶了齐武公的女儿，考证《史记》，齐武公二十四年，周宣王刚即位；二十六年，武公去世，实际上是周宣王三年。卫厘侯二十八年，周宣王即位；四十二年，厘侯去世，实际上是周宣王十五年，都与《竹书纪年》相符。世子共伯去世的年份无法考证，根据诗中有“母也天只”的话，应当是在武公去世之后】

那柏木船儿泛泛漂流，在那河流中央【歌韵】□【《说文》作“紞”，《释文》作“□”】那垂着两髦的少年【《韩诗》作“□”，《说文》作“□”】确实是我的配偶【叶歌韵，读作“牛河翻”】至死发誓没有二心【歌韵，今本有的作“他”】母亲啊，天【叶真韵，读作“汀因翻”】只，你不体谅【《尔雅》作“亮”】人【真韵】只【这是起兴，柏舟的解释见《亦泛其流》篇。共姜取此来自况。中河，即河流中央。船在河中，就像妇人处在夫家。船不可以离开水，以此兴起妇人必定不可以改嫁他人。曹氏说：齐地西边以黄河为边界，而卫国位于黄河以西，共姜回齐国就必须乘船渡河而去，所以借此起兴。又季本说：柏木船坚实而在河中，以此比喻志节坚贞，而丈夫死后无处依托，也讲得通。髧，朱子说：头发下垂的样子。按《说文》没有“髧”字，只作“紞”。《葛覃》注说：紞，织五彩如带子状，用来悬挂耳瑱的，这里是系髦的带子。毛传说：髦，是头发垂到眉毛，是儿子侍奉父母的装饰。项安世说：用头发做假髻，垂在两眉之上，就像如今小儿用一条带子连着双髻横系在额上一样。《礼记》注说：髦，像幼时的鬌。小儿剪发的样子。婴儿生三个月剪发为鬌，男孩剪角形，女孩剪羁形，夹在囟门旁叫角，即两髻；午达叫羁，即三羁；否则男孩剪左边，女孩剪右边，长大后仍作为装饰保留，称为髦，这是为了顺从父母怜爱幼小的心情。《内则》所说：儿子侍奉父母要拂去髦上的灰尘，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父母有先去世的，在去世三天后脱去，服丧期满又戴上。如果双亲都去世，就因此去掉了。《玉藻》所说：亲人去世就不戴髦，就是这个意思。又说：父亲去世脱去左髦，母亲去世脱去右髦，亲人刚去世还侥幸希望他活着，不忍心脱去，所以士人等到入殡，诸侯等到小殓之后才脱去。世子朝见国君也以拂髦为装饰，所谓拂髦，是说拂去髦上的灰尘。这个戴两髦的人，指的是共伯，因为丈夫已死，不忍直斥，所以用他生前侍奉父母的装饰来指代。我，指共姜，自我之称。仪，吕氏说：以丈夫为法则，就像丈夫称为皇辟，辟也是法则，即《刑于寡妻》所说的意思。又按《尔雅》、毛传都将仪解释为匹，《尚书·凤皇来仪》注认为相乘匹，以及《国语》丹朱冯身以仪之注也说依靠他的身体而匹偶，两种意思都通。之，犹至也。矢，誓也。靡，没有。通它，它，适也。说直到死，发誓不另嫁他人。母亲啊，天只，情感极深而呼天来告。只，《说文》说：“语已辞也。”陆佃说：“女子从母而已，所以称母。”朱子说：“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如天般无穷无尽，所以称天。”只，谅，信也，说我的心如此坚贞，为什么母亲不相信我呢？徐光启说：“不谅人，只不可说坏。”大概母亲想让共姜改嫁，不过是儿女之情，姑息之爱，为她考虑归宿罢了。现在共姜自我发誓，知道这位母亲正相信她心意不二，庆幸她的节操可以始终，疑惑可解而忧虑可息了。按《丧服传》说：“丈夫死了，妻子年轻，孩子幼小，孩子没有大功以上的亲属，妻子可以跟着改嫁。”有人说据此则在礼法上可以改嫁，但只说守义到底，不如不嫁为好。礼法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就是这个意思。有人问程子：“有孤寡贫穷无依的人，可以再嫁吗？”回答说：“只是后世怕冻饿而死，所以有这种说法。”然而饿死是极小的事，失节是极大的事】

那柏木船儿泛泛漂流，在那河岸旁边【职韵】那垂着两髦的少年，确实是我的独夫【职韵，《韩诗》作“直”，说相当值也】至死发誓没有邪念【职韵】母亲啊，天【见前】只，你不体谅人【见前】只【这是起兴。季本说：柏舟在河岸旁，则有岸边，大概是以礼义为依托。特，意思是独，音相近。从一而终，所以称丈夫为我特。胡氏说：慝字从心从匿，大概是隐藏在心里的恶念。按《说文》没有“慝”字，应当通作“匿”。旧说认为是阴奸。上一章说改嫁而誓至死，不做那种事还明显，至于邪念的萌芽，也誓至死而不发生，可见其心贞固而节操不渝。邓元锡说：容易淫乱不如贞洁，所以《鄘风》首篇《柏舟》阐明贞洁是本性。风气浸染就流动，难道是本然如此？推究其本源，风气可以端正，这是移风易俗的方法。王慎中说：古代典籍可见其辨别妇人女子之事，没有比《诗经》更详细的了。事情重大的】

译，适宜没有比守节更好的了。礼制中所说的“一经成婚便不再改嫁”，称之为信，这是妇德，也是侍奉他人的准则。如今考察那些以守节著称的诗歌，只有共姜一人罢了。《诗经》所记载的，从采集浮萍、湘藻，到求桑、采蕨，再到怀抱被褥、适宜大雁、佩戴杂佩、蓄养防草，以及恭敬专一、尽职勤勉于细微之事，都被收录在师氏的教导中。孔子保留这些作为教化，不应该详述小事而忽略大事。难道《诗经》所记载的，都是妇女中能言善辩的人吗？那些以守节保全自己的人，或许偶然不善言辞，师氏无从采集，而孔子也无法保存下来吗？至于《春秋》所记载的，始终保全节操而不失妇道的，只有纪叔姬一人，又是多么吝啬啊！由此推论，节操之难以保全，大概可以看到了。

【泛彼柏舟，共两章，每章七句。《毛诗序》说共姜坚守道义，父母想强行将她改嫁。申培的解释也说：卫厘侯在位时，世子共伯先去世，共姜坚守道义。齐武公想召她回娘家并改嫁，共姜不答应，所以作了这首诗。现在考察诗中只提到母亲，没有呼唤父亲的文字，那么说这首诗作于齐武公在世时是不对的。然而《史记·卫世家》却说：卫厘侯去世，太子共伯余即位，共伯的弟弟和受厘侯宠爱，多给他贿赂。和用这些贿赂收买武士，在墓上攻击共伯。共伯进入厘侯的墓道自杀，墓道即羡。卫人因此将他葬在厘侯墓旁，谥号为共伯，而立和为卫侯，这就是武公。吕祖谦说：查考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九十五岁，还在国家中警戒劝诫，计算他刚即位时，年龄大概已经四十多岁了。如果真是弑杀共伯而篡位，那么共伯被弑时，年龄又比武公长，怎么能说他早死呢？髦，是儿子侍奉父母时的发饰，诸侯完成小敛后就脱去它。《史记》说厘侯已下葬而共伯自杀，那么这时共伯已经脱去髦了，诗中怎么还能称他为‘髧彼两髦’呢？这说明共伯从未被弑杀之事，武公也从未有篡弑的罪恶。我认为共伯早逝于厘侯在位之时，所以《序》以世子称他，东莱吕祖谦的辨析最为明晰，将篡弑的罪恶加在他身上，睿智圣明的武公绝不会有这种道理。郝敬、邹忠治则认为这是共姜未嫁而自誓的诗，认为两髦是童子的发饰，即丱。分头发作双髻，字取象形。《内则》说：鸡刚鸣时，梳理头发，插上发笄，束发，拂拭髦，戴上冠缨。男女未行冠笄礼的，也梳理头发，束发，拂拭髦，扎成总角。其中说妇人侍奉公婆，只梳理头发，束发，穿衣系带，并不说拂拭髦，那么髦是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者的通用发饰。汉儒用初生婴儿垂在双眉之上的头发来解释拂髦，我私下认为古今体制或许相差不远。如果已经行冠礼却仍在额头两端横系双髻，成什么法度形象？看《内则》将拂髦放在戴冠缨之前，放在扎总角之前，那么行冠礼的人必先拂拭髦而后加冠，髦应当在冠内。未行冠礼的人拂拭髦而扎成角，这才是童子的发饰。所谓两髦，是这个意思吗？礼制规定，男子行冠礼后才娶妻，共伯有两髦，所以知道共姜尚未出嫁。未嫁而父母想让她改嫁他人，大概也是人之常情。共姜誓死不从，因此难能可贵，所以《国风》首篇列出它。我认为：《诗》言两髦，不言总角，意思就是所谓拂拭髦而藏在冠内的人。况且父亲去世脱去左边的髦，母亲去世脱去右边的髦，古时有明文规定。谁说两髦不能用来指代已经行冠礼的人呢】

译《庭燎》这首诗是用来规劝宣王不要上朝太晚的。周宣王在政事上变得懈怠，诗人便假托询问夜间的时辰来讽谏他。【《毛诗序》说：这首诗是赞美宣王的，同时也用来规劝他。我认为：宣王在位初期，励精图治，勤勉政务，赢得了万国的欢心，成就了中兴的伟业。看这首诗最后一章说：“君子来到此地，观看他的旗帜”，这明显是指诸侯来朝见的事情，并非日常的朝会。大概从周康王之后，王室逐渐衰微，昭王南征没有回来，穆王时期诸侯都在徐地祭祀，边远地区的诸侯不来朝见。到了懿王时期，王室于是更加衰败，夷王开始走下殿堂来会见诸侯，到了厉王时期，诸侯不再进献贡品，最终导致厉王流亡到彘地。如果不是宣王的中兴，谁能使得诸侯会盟不断，重新见到周朝官制的威严仪态呢？这是值得赞美的。然而，开始勤勉而后来懈怠，自从不再亲自耕种千亩之后，追求治国的志向，渐渐不如从前，所以《庭燎》这首诗，是诗人用来讽谏的。我曾考证《外纪》，姜后摘下簪子劝谏宣王上朝太晚的事情，发生在宣王二十二年，与这首诗的意思相同。《毛诗序》所说的“因此用来规劝他”，是对的。以前的儒者没有仔细考察，反而认为是宣王询问夜间时辰的勤勉，这就错了】

夜间是什么时候了？夜还没到一半，庭燎发出的光芒。君子来到此地，鸾铃的声音玱玱作响。这是赋的手法。夜如何其，是询问的话。其，是语气词。夜未央以下，是回答的话。后面都仿照这个格式。旧时的说法都认为宣王睡不安稳，多次询问夜间的早晚。王质说：君主多次询问夜间时辰，也不符合体统，恐怕是殿阶之间，宫禁之内，执行事务的人互相问答的话。晚上临近夜间，天亮时用来警示百官。《汉仪》中记载，黄门官拿着五夜的甲乙丙丁戊符节相传，不久，卫士鸡鸣，所谓的鸡鸣歌，或许就是这些人唱的。黄震说：朝廷报告早晚时辰，自有专门的官吏负责，不需要等待君主亲自询问才知道。纵然在夜未央时，是君主所问，到了接近早晨的时候，就不必再问了。如果每次都像最初那样亲自询问，那就不会等到接近早晨了。我认为：王质、黄震的说法，非常合乎情理。这首诗大概是鸡人、司烜这类人所作。《周礼》中鸡人的职责说：重大祭祀时，夜间呼喊天亮来唤醒百官。凡是国家有重大宾客、诸侯会盟、军事行动、巡视边境，也这样做。凡是国家事务有期限，就告知他们。当时司烜的职责说：凡是国家重大事务，提供坟烛、庭燎。这首诗既有设置庭燎的事情，又有报告时辰的话语，是这类人所作无疑。央，《广雅》、《说文》都说中间的意思。字从大，在冂之内。徐锴说：从大，取其中正的意思。《秦风》中“宛在水中央”，“央”也是中间的意思。颜师古认为是半的意思。现在中夜也说半夜。夜未央，郑玄说：就是说夜还没到一半。按渠通作遽。《史记》中尉陀说：“让我居住在中国，怎么会不如汉朝？”班固、司马迁写作“何遽不若汉”，是对的。所以乐府中有说：“丈人且安坐，调歌未遽央。”话语正与此相同。但这首诗明明说夜未半，何必增加一个字说“未遽半”呢？庭燎是上朝时设置的，用来照亮众人使之明亮。《毛传》解释为大烛，是不对的。根据《周礼》坟烛与庭烛相对而言，明显是两种东西。坟烛，是大烛。郑玄说：放在地上的叫燎，手持的叫烛。又说树立在门外叫大烛，在门内叫庭燎。郑玄之所以确定庭燎在门内，是因为庭是门内所以有庭燎的名称。又烛、燎文字不同，那么设置的地方应当不是一处。然而《燕礼》中有说：“甸人在庭院中拿着大烛，阍人在门外拿着大烛。”那么大烛也有在庭院中设置的。或许宴饮时用烛，上朝时用燎，使用的地方各不相同，难以知晓。又《郊特牲》说：“庭燎一百，是从齐桓公开始的。”郑玄说：“庭燎的等级，公爵大概五十，侯伯子男都是三十。”《大戴礼》的记载，那“百”的，是天子的礼制。庭燎的制作，依照慕容氏的做法，以芦苇为中心，用布缠绕，用饴蜜浇灌，像现在的蜡烛。一百，或许是以一百根一起设置，或许是在一百处设置。孔颖达说：“大概是用一百件物品一起缠绕束缚。”现在则用松、苇、竹，浇灌脂膏。我认为：记载以“庭燎之百”为僭越天子之礼，恐怕不是一百枚并束的说法。一个燎自然可以束缚一百枚，然而所以不同于诸侯的，应当是在一百处设置，所用的人数与诸侯有多寡的不同罢了。光，《说文》说：“明亮。”《尔雅》说：“充满。”说明亮充满盛大。这是刚设置庭燎的时候，所以光明盛大。君子，《毛传》说：“指诸侯。”至止，是说已经到达朝门之外。鸾的解释见《蓼萧》篇。“将将”通作玱玱，是鸾铃的声音，解释见《采芑》篇。按《仪礼》中，诸侯觐见天子的礼仪，乘坐墨车，载着龙旗来朝见。《礼记》认为是偏驾，不进入王门。所谓偏驾，天子有五路，只有玉路用于祭祀，不赐给诸侯；金路用于封同姓，象路用于封异姓，革路用于封四卫，木路用于封蕃国。这四路，天子乘坐是正驾，侯国乘坐是偏驾，大概是对天子而言的。诸侯在本国都乘坐自己的车路，如果入朝则嫌与天子并列，所以只乘坐墨车。墨车，是大夫

译所乘坐的车。此诗末章说：“言观其旂”，那么这是入觐的礼仪，而有鸾铃声的，难道墨车也设置鸾铃吗？又《周礼·大行人》用九种仪节接待宾客，上公的樊缨有九层，诸侯、诸伯的樊缨有七层，诸子、诸男的樊缨有五层。既然偏驾的车不入王门，怎么会有樊缨九层这样的等级？孔氏说那是觐礼，这是朝礼，不知是否如此。诗人互相问道：“今夜早晚如何？”回答的人说：“此时夜还未过半，已经在庭院中设置燎火，以等待诸侯朝见，火光很盛，而诸侯已有来朝而到达的，听到他们车上的鸾铃声，将是将地响。”大概是诸侯敬重王而勤于趋朝，像这样。王安逸地处在深宫，他知道吗？夜如何其？夜未艾【叶霁韵，“艾”读如“霁”，鱼刈翻，丰本作“乂”】庭燎晣晣【叶霁韵，“晣”读如“征例”，陆德明本作“晢”字同】君子至止，鸾声哕哕。【叶霁韵，“哕”读如“呼惠”，《说文》丰本俱作“钺”赋也。艾通作乂，或从刀作“刈”，刈草也。所以郑笺说：“芟末曰艾。”《左传》秦后子说：“一世无道，国未艾也。”注训艾为绝，也是芟末的意思。夜未艾，说夜漏尚未尽。如果漏尽则天明了。晣，《说文》说：“昭晣，明也。”《易》“明辨晢也”，之晢曰晣。晣者，百种燎火森列，晣而又晣。哕，《说文》说：“气牾也。”诸侯有后至者，驱车而行，像将不及，所以其声如此。而王于此时，也可以夙兴了】夜如何其？夜乡【去声，陆德明本《通典》俱作“向”】晨【叶文韵，“晨”读如“除军”。丰本作“防”，按从臼之“防”，本昧爽之“防”，从日之“晨”，本晨星之“晨”。今以晨星之“晨”为“辰”，昧爽之“防”为“晨”，殊误，丰本是也】庭燎有煇。【叶文韵，“煇”读如“许云”】君子至止，言观其旂。【叶文韵，“旂”读如“巨斤”。《说文》旂从“防”斤声，徐锴说：“斤旂近似，声韵家所以言旁纽。”赋也。乡通作向。晨，《说文》说：“早昧爽也。”乡晨，朱子说：“近晓也。”胡旦说：“从夜未中至未尽，从未尽至向明。”煇与晕同意，字亦通用。《周礼·眡祲》掌十煇之法，即晕字。日月之旁气为晕，火之旁气为暉。吴棫说：“天欲明而烟光相襍。”黄佐说：“烟者木之气，光者火之精，木火互为体用，则烟结而明生。烟以晦而藏，光以晦而显，烟气相襍而并见，则明穷而日出。”旂建于车上，即觐礼所谓龙旗也，交龙为旂，诸侯所建。《周礼·司常》职说：“大阅颁旗物，王建太常，诸侯建旗。”凡祭祀、会同、宾客亦如之，是也。交龙者，画两龙相依倚，一升一降，升象升朝，降象下复。然大行人职又说：“上公建常九斿，诸侯诸伯建常五斿，诸子诸男建常五斿。”彼言建旗，此言建常者，先儒也说礼有觐朝之异，如觐则乘坐墨车，朝则乘坐路车。陈祥道则说旌旗旂常之名，古人多通用，像熊虎为旗，而九旗亦谓之旗，经典传凡言旌旗是也。析羽为旂，而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谓之旗。《乐记》“龙旗，天子之旌”，乡射旗各以其物是也。交龙为旗，而天子之常，亦谓之旗。觐礼，天子载大旗是也。日月为常，而诸侯之旗亦谓之常。大行人职：“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是其说良辩，并录以俟考。上二章尚在夜时，所见者但鸾声耳。至此，五等诸侯的旗一一可别，则辨色之时可以朝了。而王尚寂然。勤怠之间，万国之观瞻所系，顺命恒于斯，弃命恒于斯，能不为王告哉？《诗》不以刺而以讽，前说诸侯趋朝之早，后及王视朝之晏，而意已隐跃言外了。又按周制，天子有三朝：外朝一个，内朝两个。外朝以大询，秋官司士掌管。内朝两个，一曰治朝，亦谓之中朝，以早晚听政，夏官司士掌管。一曰燕朝，亦谓之路寝朝，天退而居此，与宗人图其嘉事及待诸侯之复逆，夏官太仆掌管。诸侯来朝，则见于太庙。然而外朝也有诸侯之位在焉，意必诸侯来朝而未归则以其位位之：左九棘，公卿、大夫；右九棘，公侯、伯子、男是也。诸侯朝于天子，其礼有六种：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觐曰觐，冬见曰遇。今只有觐礼存，而朝、宗、遇礼皆亡。若时防曰防，殷见日同，则诸侯既至天子之国，先朝国内，然后为坛国外，更行朝礼。今按觐、同皆得建旗，而防

译“同”地，旗帜就树立在筑坛的地方。这首诗中咏叹“言观其旂”与“在庭之燎”，二者并提，显然指的是朝觐之礼，与防地、同地无关。诸侯的三次朝见与天子相同，《玉藻》中所说：“朝于内朝，群臣在天色微明时开始进入。”君主日出时视朝，退下后前往路寝听政，派人去查看大夫，大夫退下后，然后才前往小寝更换衣服。所谓内朝，就相当于天子的治朝；所谓路寝，就相当于天子的燕朝。那“天色微明时开始进入，日出时视朝”的礼仪，虽然只见于此篇记载，但我私下认为，庙朝、外朝的礼仪也是如此，因为早晨处理政务，所以称之为“朝”。杜佑说：“朝，在天色微明时开始进入，是为了防止懈怠；日出时视朝，是为了优待尊贵之人。”《诗经》说：“夜将尽而天将明，观看那旗帜。”这是臣子在天色微明时开始进入的时候。又说：“东方已经明亮，朝廷已经坐满。”这是君主日出时视朝的时候。大概尊贵者体态舒缓，卑贱者体态局促；体态局促者常常先到，体态舒缓者常常后到。所以视察学校，众人到达后，天子才到。燕礼设置宾客的席位，然后设置公的席位。那么朝礼，臣子先入，然后君主视朝，这都是优待尊贵者的道理。然而，上朝以先到为勤勉，以后到为安逸；退朝以先到为安逸，以后到为勤勉。上朝时臣子先于君主，是为了明确职分；退朝时君主后于臣子，是为了防止懈怠荒废。这就是为什么派人去查看大夫，大夫退下后，君主才前往小寝，更换衣服的原因。那么，公卿诸侯朝见天子，难道没有先后之分吗？《诗经》说：“三事大夫不肯早晚勤政，邦君诸侯不肯早晚朝见。”夙早于朝，夜晚于夕，那么公卿上朝常常先到，退朝常常后走；诸侯上朝常常后到，退朝常常先走。现在考察，在天将明时视朝，并未失礼，但与宣王初年勤政的景象相比，就显得不相当了。诗人也窥见了这种违逆之兆，担忧其逐渐恶化。《列女传》说：周宣王的姜后贤良而有德行，宣王曾经早睡晚起，姜后就不出房门。姜后出来后，便摘下簪珥，在永巷待罪，让她的傅母向宣王转达说：“妾没有才能，妾的放纵之心已经显露。致使君王失礼而晚朝，可见君王沉溺女色而忘记了德行。如果沉溺女色，必定喜好奢侈；喜好奢侈必定穷极享乐；穷极享乐的人，是祸乱兴起的原因。祸乱的兴起，从婢妾开始，婢妾引发祸乱，应当承受罪责，敢请君王降罪于婢妾，唯君王之命是从。”宣王说：“寡人没有德行，确实是自己产生了过错，过错从寡人开始，不是夫人的罪过。”于是恢复了姜后的地位，并且勤于政事。这首诗的创作，难道就是在这个时候吗？

译《庭燎》三章，每章五句。子贡、申培的解说都认为这是赞美宣王勤于政事。朱熹的意思也是如此。但都不通达《诗经》的宗旨。申培说这首诗作于史籀之时，完全没有根据。至于程子、吕东莱、严华谷都以规劝宣王过于勤政为说，更不合义理。

《云汉》，是仍叔赞美宣王忧虑旱灾的诗。《诗序》说：仍叔赞美宣王。宣王承继厉王的余烈，内有拨乱反正的志向，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祸，天下人欣喜于王化重新施行，百姓看到王的忧虑，所以作了这首诗。朱熹的《诗集传》采纳了这个说法。郑玄说：仍叔，是周朝的大夫。《春秋》鲁桓公五年，夏天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聘问。孔颖达说：仍氏字叔，《春秋》的体例，天子公卿称爵位，大夫则称字，这里说仍叔，所以知道是大夫。用《史记》考证，桓公五年，上距宣王去世七十六年，到宣王初年则有一百多年了，不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时候作的。按：仍叔未必就是《春秋》中的仍叔，那个仍叔，《公羊传》写作任叔。孔颖达又说：宣王遭遇旱灾的早晚以及旱灾年数的多少，经传中没有记载。皇甫谧认为宣王元年不借千亩，虢文公劝谏而不听，天下大旱，二年不下雨，到六年才下雨，认为二年开始旱，旱灾累积五年。皇甫谧这话没有凭据，不可相信。邹忠胤说：曾考证《竹书纪年》，厉王末年连年大旱，房屋都烧毁了，等到他去世时，在太阳下占卜，兆辞说“汾王作祟”，周定公、召穆公于是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回到他的国家，于是下了大雨。那么雨不是新王祈祷而来的，就很明白了。《竹书纪年》记载宣王二十五年大旱，王在郊庙祈祷，于是下雨。《云汉》的创作，大概在这个时候。看诗中说：“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那么执政大概已有多年。我按：不借千亩，据《国语》、《史记》、《竹书纪年》都是宣王末年的事，皇甫氏指为初元导致旱灾的原因，其错误非常明显。然而《皇王大纪》在宣王二年记载天下大旱，三、四、五年记载旱，六年记载大旱。《通鉴前编》也记载宣王六年大旱，都似乎沿袭《诗序》及皇甫谧的说法，为什么呢？

那明亮的银河，光辉回转于【《春秋繁露》作于】天【叶真韵，汀因翻】。王说：“唉【《繁露》作呼】，如今的人有什么罪过【真韵】？上天降下祸乱饥【《繁露》作饥】馑，接连【《繁露》作荐】到来【真韵】。没有神不祭祀，没有吝惜这牺牲【叶青韵，桑经翻】。圭【《繁露》作珪】璧已经用尽，难道不听我的话【叶青韵，汤丁翻】。”丰氏本作□。这是赋的手法。倬彼云汉，解释见《旱麓》篇。《淮南子》说：“旱云像烟火。”《左传》梓慎说：“汉水是祥瑞。”昭，《尔雅》说：“光。”囬，《说文》说：“转。”郑玄说：“精光在天运转。”陆佃说：“水气在天为云，水象在天为汉。”现在都明亮地光辉回转于上，就不是下雨的征兆。这两句与末章的“嘒其星相”照应，都是同时所见，而这是诗人的话语。从“王曰”以下，则是叙述王仰头向天诉说的言辞，叙述所以为美。王，是宣王。于，同乌，乎，通作呼，是嗟叹的声音，像乌鸟的吁呼。辜，《说文》说：“罪。”“何辜今之人”，是反求诸己，哀怜痛惜不能自止的诚意，与第六章“〇不知其故”意思相同。天降祸乱，就大旱而言，衣食无资，民财尽失，这是降祸；流离载道，民心不安，这是降乱。或读祸如字，谓死亡者多，也通。颜师古说：“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又《谷梁传》说：“一谷不升谓之歉，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大侵。”荐，通作荐。《尔雅》说：“再。”毛传说：“重。”按：荐即藁也，所以借席，故有重叠之义。臻，《说文》说：“至。”孔颖达说：“宣王遭旱，不止一年，所以皇甫谧认为旱灾累积五年，五年之言不知是否可信。要说饥馑荐臻，必是连年不熟，所以说重至。”靡之言无也，举犹揭也。凡是祀典所载之神，无不一一揭而祭之。孔颖达说：“言已为旱之故祈祷明神，没有神不求而举祭之者，即下经所陈上下祭宫之类也。”《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万民，其一有曰“索鬼神”。遭遇天灾，必当广祭群神，神皆用牲祭之，所以说“靡爱斯牲”。遍祈群神所祭者广，天地五帝当用特祭。其余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所以说无所爱于三牲也。庄公二十五年《左传》曰：“凡天灾，有币无牲，而此云‘靡爱斯牲’者，设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蚀大水而〇天之见异，所以谴告人主，只欲令改过修善，非为求

译不同。当时鲁国不自我反省修明政治，反而向天祈求饮食，并用牺牲祭祀，希望上天不降罪责。所以《传》依据正统礼制，认为救止天灾、告祭社稷的方法，不应当使用牺牲。至于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向众神祈祷祭祀，以祈求福祥、遏止灾祸，那就不得不使用牺牲了。」《祭法》说：「雩禜是祭祀水旱的。」注解说祭祀使用少牢。又《春官》中，大祀掌管六祈，以同类的方式沟通鬼神，进行造、类、禬、禜、攻、说等仪式。注解说造、类、禬、禜都使用牺牲，攻、说只使用币帛罢了。这是说天灾祈祷有时使用牺牲。圭，《说文》说：「是瑞玉。」上部圆形下部方形。《白虎通》说：「璧，外部圆形象征天，内部方形象征地。」《尔雅》说：「玉肉宽度是孔径一倍，称为璧。」注解说肉指边缘，好指孔。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职责说：「用玉制作六种礼器，以礼敬天地四方。用苍璧礼敬天，用黄琮礼敬地，用青圭礼敬东方，用赤璋礼敬南方，用白琥礼敬西方，用玄璜礼敬北方。」都配有牺牲和币帛，各自依照礼器的颜色。《典瑞》的职责说：「四圭有邸，用来祭祀天并旅祭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祭祀地并旅祭四望；祼圭有瓉，用来肆祭先王；圭璧用来祭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用来祭祀山川。」《考工记》玉人的事务说：「四圭长一尺二寸，用来祭祀天；裸圭长一尺二寸并有瓉，用来祭祀宗庙；圭璧长五寸，用来祭祀日月星辰。」郑玄引用《尔雅》说：「邸，是根本。四圭有邸，中央是璧；圭的末端向四方伸出；两圭有邸，两圭并列而共用一个邸。僢指两足相对。圭璧，是指圭的邸做成璧的样子。」贾公彦说：「四圭、两圭以及下面的璋邸都提到邸，郑玄都将邸解释为璧。圭璧没有提到邸，所以郑玄还是用邸来解释璧。」陈祥道说：「璧象征天，祭祀天就用四圭配璧；琮象征地，祭祀地必用两圭配琮。日月星辰属于天的同类，必用一圭配璧；山川属于地的同类，必用一璋配琮。说地和山川都配璧，是不符合称说的。」有人认为璧、琮用于礼敬天地，四圭、两圭用于祭祀天地，都是一次祭祀兼用。四方有礼玉没有祀玉，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没有礼玉。《周官》的书虽然有时简略，不应该像这样。缺失的部分，祭祀它，就是用来礼敬它。康成认为祭祀就是礼敬其神，在义理上或许如此。孔颖达说礼敬神的主器，自然有多种名称，说圭璧是它们的总称。卒，郑玄说尽。按照卒与□通用，□义训死，人死而事情就尽了，所以用卒表示尽。既卒者，万象烈云：某神应当用某璧，某璧应当祭祀某神，完全按照典礼使用，没有多余，这样叫做既卒。罗泌说：祭天焚烧，祀地埋藏，大概只是特币罢了。只有韩婴《诗传》才开始有天子捧着玉升柴，加在牺牲上的说法，而崔灵恩于是引用《诗》中的“圭璧既卒”来证实这是燔玉。并且说肆师设立大祀使用玉帛牲牷作为论据，燎玉的差别详细考察，肆师所用的玉帛，只是礼敬神的使用。《云汉》所说的，也是礼敬神的玉罢了，哪里会有焚烧和埋藏呢？宁，犹曽也，后面仿照此例。承接上文说：“我将如此来表达我的呼吁之意”，难道曽没有听聆我的精诚而兴起云雨的吗？这是追述开始的事，预先拟想而悬望的言辞。孔颖达说：年岁有水旱，都是上天的作为，假使祭祀众神未必能停止。圣王制定这个礼仪为什么呢？将要因为灾旱不熟，必定导致死亡，人君作为百姓的父母，不忍心观看穷困厄难，固当责备自身、归罪于己，向天祈祷神灵，竭尽忠诚之心，为百姓请命。圣人顺应人的情感而制定这个礼仪，不是说祈祷必定能停止灾害】旱既大【音泰，后面相同，《春秋繁露》作太】甚，蕴【《韩诗》作郁，《陆徳明本》作煻】隆，虫虫【《东韵》《尔雅》作爞爞，《丰县本》同，《韩诗》作烔烔】不绝【《丰县本》作腆】洁祀，从郊到宫【《东韵》】上下奠瘗，没有神灵不尊崇【叶《东韵》，读如防祖丛翻】，后稷不能胜任，上帝不降临【叶《东韵》，良中翻】，败坏【《说文》《字林》皆作殬，《春秋繁露》作射】下土，难道【《春秋繁露》作一】降临我身【《东韵》】赋也。旱既太甚，旱灾愈久而更加严重。蕴，积聚。隆，丰大，都见于《说文》。虫，通作爞。《尔雅的》说：“薰。”《说文》说：“旱气。”严粲说：“旱气蕴积隆盛，其热气熏人。”殄，《尔雅》说：“断绝。”禋，《说文》说：“洁祀。”祀，《说文》说：“祭无已。”不殄禋祀者，是说既祭了这个又祭那个，相续不断，如下文所说。上一章说“靡神不举”，是拟议的言辞，到这里才开始实行礼仪。自，从。郊，朱子说祭祀天地。徂，往。宫，郑玄说宗庙。辅广说：先郊后宫，先尊而后亲。陈祥道说：雩祭必从郊到宫。后世有的祈求山林川泽，众庙百辟卿士，然后才到上帝。梁、北齐及唐朝都是这样，不是古法。上下，犹云陟降

译也。奠，《说文》说：致祭。从酋，酋，酒。下其丌也。瘗，《说文》说：幽薶。上言奠，谓祭时进之神前；下言之瘗，谓祭毕埋之于土。凡酒、食、牲、玉、币、帛、祝、册之类，皆然。宗之言尊，音之转。曰：靡神不尊，祀之，则天神、地祇、人鬼，无不在其中矣。按《周礼》，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大载及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示。大祝，国有大故，天烖，弥祀社稷，祷祠。小祝掌小祭祀，将事候禳、祷祠之祝号，以逆时雨、宁风旱。《左传》子产云：“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禜之。”皆所谓靡神不宗者也。后稷，周始祖，克之为言能也。上帝，郑玄云：天之别号，临视也。严粲云：在宫之神，莫尊于后稷；非不临顾我，而力不足以胜旱灾。在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足以胜旱灾，而不肯临顾我。愚按：举后稷在上帝之前者，先希望于亲，而后敢及于尊也。郑玄、孔颖达以为又明从宫至郊为不绝之义，恐未然。辅广云：不言地及他鬼神者，举尊亲该之也。耗，本作秏，乃稻之属。《说文》引伊尹曰：“饭之美者，南海之秏。”旧说相传皆以为虚减之义者，以耗通作毛，毛通作无。《佩觿集》曰：“河朔谓无为毛。”颜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耗。”是也。斁，通作殬。《说文》云：败也。食为民天，民为邦本；旱不能生谷，耗可知矣；民无所得食，败立见矣。是谓耗斁下土也。丁，《尔雅》、《毛传》皆云：当也。愚按：丁之为当，音之转也。亦此耗斁之祸？曾是不先不后而适当我身耶？意者，其有所以致之也。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译这就是从国运的角度来说，即《盘庚》篇中“勉力建立大命”的意思。近来有人说是灭亡的日期不远了，这只是作为一般的话说，是已经说过的言辞。抬头看叫做瞻，回头看叫做顾。瞻似乎属于下文，群公先正遥远而疏远他们。顾似乎属于下文，父母先祖亲近而亲厚他们。不瞻不顾，是说无论遥远还是亲近，都无可依赖。群公就是郑玄所说的古代的上公，像勾龙、后稷之类。《谷梁传》说：古代的神人有对应上公的，通晓阴阳，君主亲自率领众大夫引导他们来祈祷。孔颖达说：《国语》中鲧担任宗伯，《祭法》有祭祀他的记载。社稷五祀虽然是王朝的卿士，也兼带上公的官职，所以《左传》说：封为上公，祀为贵神。先正陈祥道说：先世为官的正人，就是《月令》所说的雩祭百辟卿士中有益于百姓的人。万时华说：《月令》季冬才完成山川的祭祀以及帝的大臣，季夏才命令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来祈求谷物，这实际上就是祭祀群公先正的礼仪。现在是因为干旱而祭祀。陈祥道说：郑氏认为天子雩祭上帝，诸侯雩祭上公。然而《周礼》中小祝负责小祭祀，迎风雨、宁风旱，那么百辟也是天子所祭祀的。我认为：这些都在“靡神不宗”之内，只是借用来表现先祖及上帝罢了。不我助，是说他们不肯帮助兴云布雨。父母先祖，孔颖达说：因为他们像百姓的父母所以称为父母。我认为：之所以知道诗中说的父母意思属于先祖，是因为厉王无道获罪于天，他必定不能挽回天意，这是明显的。况且他的文字又加在先祖之上呢？忍，就是决绝的意思。是说我在遍告百神之中，像群公先正，他们与先祖的亲疏不同，本来就不指望他们帮助我。然而作为百姓父母的先祖，又为什么竟然这样决绝我呢？朱熹说：以恩情期望他们，就是所谓垂泪哭泣而引导他们。这是重申前面“后稷不能及先祖于摧”的意思。

旱灾已经非常严重，山川干枯【《说文》作“濯濯”】，旱魃作恶，如同烈火焚烧【《后汉书》注作“炎”】，我的心畏惧暑热，忧愁的心如同被烟火熏烤。群公先正，却不理会我。昊天上帝，难道要让我逃避吗？这是赋的手法。涤，《说文》说洒也。严粲说：旱灾长久则山枯川竭，所以像洗涤一样。按晏子说：灵山以石头为身体，以草木为头发，天久不雨，头发将焦，身体将热；河伯以水为国家，以鱼鳖为百姓，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枯竭，国家将亡，百姓将灭。这就是所说的涤涤。旱魃两句，承接涤涤山川。说魃，《说文》说旱鬼也。《神异经》说：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露身体，眼睛在项上，行走如风，名叫魃，所到的国家，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到的人得到他，投入厕所中就死，旱灾就消除了。《山海经》说：系昆之山，有人穿青衣，名叫黄帝女魃。黄帝攻打蚩尤，在冀北之野，蚩尤请求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于是下天女叫魃，雨停止，于是杀了蚩尤。魃不能回到上面所居之处，不雨。叔均说了，帝后把他放在赤水之北，想要驱逐他的人，命令说：神北行。魃一作妭。《文字指归》说：女妭秃无发。有人问韦曜：天有常神，人死为鬼。不知道旱气生魃，怎么办？回答说：天想要制造灾害，有什么不产生的，而说有常神呢？虐，《说文》说残也。为虐者，为虐于山川。惔通作炎，解释见第四章。焚本作燓，《说文》说烧田也。如惔如焚，直接说旱热之气如火光之延烧，这就是山川涤涤的原因。我心两句，引起下文。群公四句，惮忌难也，暑热也，都见《说文》。惮暑者，忌热气之难退。薰通作熏，《说文》说火烟上出也。心忧之极，热气上升。亦如火之炎上，与《易》厉熏心义同。不我闻者，就像不相关一样。遯，《说文》说逃。我的心忧愁如此，群公先正就像没有闻知一样。昊天上帝难道是想要让我避位而去，倘若我一去而旱，也许可以停止吗？自怨之极而为无聊之思。这是重申前面“上帝不临”及“昊天上帝则不我遗”的意思。

旱灾已经非常严重，我努力畏惧离去，为什么竟然用旱灾折磨我？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祈求丰年很早，方社祭祀不晚。昊天上帝却不体谅我，敬恭明神，应当没有悔恨愤怒。这是赋的手法。黾，《说文》说鼃黾也，其性好跃。越王看见怒蛙式之，因为他有气，就是这种虫。勉，《说文》说强也。说黾勉者，力所不堪，犹勉强为之。

译跳跃行事而不自量力的人。然而畏惧离去，是承接上文“宁可让我逃避”而另作一转语。严粲说：起初想要逃避离去，随后又想到百姓性命正危急，应当考虑拯救他们，所以在此勤勉努力，不敢离去。苏辙说：放弃君位以躲避忧患，不符合君主的道义，所以勤勉不离去，以求渡过这场灾难，是畏惧不敢离去。〇，病也。〇，痛也，都见于《说文解字》。严粲说：上天为何偏偏用旱灾使我痛苦呢？水旱灾害都因政事失误，必定是自己招致的，只是痛惜不知因何缘故导致。知道缘故就应当迅速改正了。按《说苑》记载商汤之时，大旱七年，洛水、祁水干涸，沙石被烤焦熔化，于是派人拿着三足鼎向山川祈祷，教导他们祝祷说：“政令不节制吗？役使百姓过度吗？贿赂通行吗？谗佞之人得势吗？宫室营造过度吗？女宠盛行吗？”为何不下雨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呢？话还没说完，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如今周宣王能像这样自我反省，几乎与成汤相合，适宜他建立中兴的功业。祈年两句又另起头绪以引出下文意思，夙指早，莫指晚。曹氏说：《月令》记载孟冬时节天子向天宗祈年，举行大割祭祀，注解说天宗指日月星辰，大割指大量宰杀群牲并分割。又说：孟春时节天子在元日向上帝祈谷，注解说以上辛日在郊外祭天。《春官·籥章氏》记载：凡国家向田祖祈年，吹奏《豳雅》、敲击土鼓以娱乐田畯，注解说田祖是开始耕田的人，指神农，后稷配享祭祀。自从去年春冬已经祈求，今年丰收，祭祀遍及上帝、日月星辰、神农、后稷，可谓早了。方社指雩祭四方之神。及后土的说明，详见《倬彼甫田》篇。此前冬春，已经举行祈年之礼，等到已月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壮大，又举行雩祭请雨之礼，谨慎遵循时节，不算晚了。又按秋报，也祭祀四方。春祈秋报，都祭祀社神。解释者有的误以为此句兼指祈年和报赛，又有的认为专指秋报，都与诗意不合。诗是怜悯此时不下雨而言，为何远及前年的报赛之事呢？虞郑说度是揣度，疑通作虑。敬恭二字虽然可以通用，既然连文成义，应当有区别。孔氏认为在仪态上为恭，在心中为敬，又说仪态多内心少为恭，内心多仪态少为敬。我认为恭字从心，则应当主要指内心；敬字从攴，则是指表现于行为举止的。《论语》说：“居处恭，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此处的敬恭是说对外尽礼，对内尽诚。神明能明察，所以称“明神”，指群公先正。悔，《说文》说“恨也”；怒，《说文》说“恚也”；《韵防》说“弩也”。像强弩的〇，人愤怒时面目张起，愤怒应当用内心节制，所以心奴为怒。我认为这两个字也应当有别，悔是蓄积在心中，怒是表现于外。说我在祈年方社时如此敬恭，昊天上帝处在尊严高远之地，或许未必顾虑到我，群公先正都称为明神，适宜没有怨恨而对我发怒，难道不能代为向上帝呼吁为民请命吗？因为上面两章有“则不我助”“则不我闻”的话，所以此章特别提及。诗歌的作法绵密而条理不乱如此。周昌年说：“宜无二字意味深长，适宜没有却没有，必定有其缘故。”这与孟子“我竭力耕田”几句话意思大致相似。旱灾已经非常严重，离散没有朋友法纪。庶正们痛苦啊，〇们悲痛啊。

译宰（叶纸韵，奨里翻）催促马师氏（纸韵），膳夫及左右近臣（叶纸韵，羽轨翻），没有不周密救助的，没有不能尽力而停止的（纸韵）。仰望（陆本、丰本俱作“仰”）上天，云气如何聚集（纸韵）？《尔雅》作“悝”，陆本、丰本俱作“防”，这是赋的手法。这一章说的是救旱的实际政令。“散”指散发仓廪来赈济；“友”，朱子引用或说，怀疑当作“有”，应当遵从这种说法；“纪”，《说文》说是丝缕的类别，指丝缕的数量；“散无有纪”者，宣王自称。〇散发仓廪的数量已经很多，不可胜计了。“鞫”，《尔雅》说是穷尽，字从言，应当是说其议论条陈详尽，至于穷尽。“庶正”，郑玄说是众官之长；孔颖达说《周官》三百六十职，每官各有其长；《说文》没有“疚”字，应当依据别本作“防”，《说文》说是贫病；赵颐光说《礼》画不居内，故久在宀下为“防”；冢宰天官，特于庶正中提出，因为他是众长之长。殚精竭力，倡导率领，早晚不暇，所以至于病困。“趣马”、“师氏”、“膳夫”的解说，都见《十月之交》篇。趣马是掌管马匹的官，师氏以美德告诫王，膳夫向王进献饮食，都是近臣。“左右”则统指侍御仆从来说，举大的以概括小的，举近的以概括远的，凡在王朝的人全都举出了。“周”，《说文》说是密；毛传训为救；郑玄说应当作“赒”；《周礼·大司徒》“相赒”注说相给足，是对的。但《说文》没有“赒”字，《论语》“君子周急”、《孟子》“周之则受”，都只用“周”字，大概取思施密遍之义。孔颖达说：说你们没有一人不赒救百姓困急的，没有自说不能赒救而停止不做的，因为分贫恤寡的缘故，使你们更加困顿。又按篇中如“大命近止”，“止”是语辞，那么此“止”字但作语辞也通。“卬”，《说文》说是望，欲有所庶及，字从匕从卩；徐锴说匕是倾首望，卩是庶；防意说：瞻卬者，初则举首而瞻，既则倾首而望。说我和诸臣劳于救荒如此，庶乎足以挽回天意了，而天仍漠然。于是瞻望昊天而诉之曰：天之去地不知有几何里，虽居高而听则卑，也曾鉴察我君臣之所为否乎？旧说但以此诗为宣王忧旱之深、祷雨之切，而绝无作为，这样也是懵于诗旨甚矣。

瞻仰（丰本作“仰”）昊天，有微弱的星光（叶庚韵，读如声青盈翻，《说文》作“声”）。大夫君子，昭明至诚，没有私利（庚韵）。天命临近，不要放弃你的成功（庚韵）。为何求为我，以虐待众官之长（叶庚韵，诸盈翻）。瞻仰（丰本作“仰”）昊天，何时赐我安宁（叶庚韵，读如苧泥耕翻）？这是赋的手法，这一章勉励群臣赈救不懈怠。赈救之事兼公私皆有。“嘒”，毛说是微貌，按小星为嘒，故有微小之义。陆佃说：说旱久而繁星备见，繁星备见则尤非雨之兆。且其正言昊天，则是夏之时。以今观之，炎夏旱暵而热则小星森布如棋星，阳之精也。阳盛而亢则星密于上，其理然也。“大夫君子”通指群臣也，大夫以位言，君子以德言。“昭”明也。“假”通作“徦”，《说文》说是至。“无”通作“毋”，戒辞，下同。“赢”，《说文》说是贾有余利。说你们诸臣当勤于赈救，明布其惠泽之所至，毋或吝啬，尚有余利。王肃谓无敢有私利之而不敷散，是也。“大命近止”，解见四章。“成”，成功也。安民所以保国，前者“靡人不周，无不能止”，庶几有成功已。然而旱灾未已，则救犹未可辍，毋或厌倦苦难而放弃你的成功，亦为国祚计也。“我”宣王自谓也，我居民上，一夫不得皆我之责。今所以求诸臣为民者，即为我也。“戾”，犹虐也。使诸臣早夜戮力不暇，以纾民之困，迹似乎虐矣。因而自致其不安之意曰：奈何以求为我之故，而重苦我众官之长乎？“曷”，《说文》说是何。“惠”，犹赐也。“宁”，通作“寍”，《说文》说是安。得雨则民安矣。朱子说：于是语终又仰天而诉之曰：果何时而赐我以安宁乎？张子厚说：不敢斥言雨者，畏惧之甚，且不敢必然如此说。凌蒙初说：通诗不露一雨字，为后来诗家不本题法门。张文潜说：不诚意于人事而诚之于祭祀，不勉于吾身而推之于臣仆，何也？盖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与臣仆而已。今也祭祀无不诚，臣无不善，则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所谓侧身修行之至也。晋穆帝永和中，大雩歌云：“汉之诗。”起初，博士议：“宣王承厉王，拨乱而遇灾而惧，故作是诗。今晋中兴，累世重光，岂比周人耗斁之辞呢？”汉魏之代，别造新诗。晋世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谟议说：“圣人迭兴，礼乐之制，或因或改。‘云汉’之诗，兴于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故因而用之。”

《云汉》八章，章十句。【董仲舒说：周宣王时，天下旱，岁恶甚，宣王忧之，其诗曰云云。今按《诗》中有“王曰”】

译“二字”并非周宣王自己所作，这是很明显的。申培解释说，认为周宣王担忧旱灾，史籀赞美他，这完全没有根据。凡是申培的解释，遇到周宣王时期的诗篇大多归于此说，连史籀自己都觉得可笑。【子贡传阙文】

译祈父，是王师责备诸侯的诗。【《诗序》说：这是讽刺周宣王的诗。我按：此诗是讽刺周宣王号令不能行于诸侯，而用兵没有止境。查考《竹书纪年》：宣王三十八年，王师与晋穆侯讨伐条戎、奔戎，王师战败溃逃。《国语·周语》记载：宣王二十九年，在千畆作战，王师被姜氏之戎打败。当时诸侯的军队也有参战的。《左传》所载：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因条之役生了太子，取名叫仇；他的弟弟因千畆之战出生，取名叫成师，就是这件事。然而诸侯的军队都安然无恙，只有王师独自遭受失败，这是因为诸侯勤王不力的缘故。所以（诗人）怨恨而责备他们。毛亨、郑玄认为此诗作于千畆之战时，这是正确的】

祈【《左传》丰氏本都作“圻”】父【音甫，后同】，我是王的爪牙【叶鱼韵，牛居翻】，为何把我转移到忧患之中，使我无处安居【鱼韵，赋体】。祈父，是侯国的官名。祈通作圻，《左传》中叔孙穆叔赋《圻父》可以证明。天子有六卿：冡宰掌管国家治理，司徒掌管国家教化，宗伯掌管国家礼仪，司马掌管国家政务，司寇掌管国家禁令，司空掌管国家土地。诸侯有三卿。武王告诫康叔说：“况且像你的同僚，圻父负责薄违，农父负责若保，宏父负责定辟，就是这样。”解说者认为圻父所掌管的即是司马的事务，农父所掌管的即是司徒的事务，宏父所掌管的即是司空的事务。然而他们的官名自然与天子不同，所以《周礼》一书中没有记载，不像太史、内史那样的官职，天子诸侯都有。旧说都把圻父解释为王的司马，这是不对的。之所以名为圻父，圻就是畿字。《周礼·大司马》职掌说：“用九畿的籍册施行邦国的政令。”方圆千里称为国畿，其外有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共九畿。各方五百里，因为各有畿限疆界，所以都称为畿父，父是官的尊称，如同尚父、仲父、亚父之类。圻父的职掌是薄违，主要在于提师迫逐违命者，所以旧说认为他的职掌是封圻的兵甲。先王的制度，诸侯有变故则由方伯连帅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王室有变故则由方伯连帅率领诸侯的军队救援。那统兵之事就是圻父的职责。这首诗首章主要是对六军之众而言，天子的六军出自六乡六遂，予（我）是军众的自称。后面以此对应侯国的圻父而言，所以自称为王的爪牙。如果是对王朝的大司马而言，就不会有这样的话了。爪牙，是凡军士的通称。孔颖达说：“鸟用爪，兽用牙，来防卫自身。”此人自谓王的爪牙，是以鸟兽为喻。转移，恤是忧。靡所止居，是担心不能结束服役而安居，意思是必死。六军之众呼圻父的官名而责备他说：“我作为王的爪牙从征，你作为王的臣子，本分应当抵挡王的愤怒，为何坐视成败，只是把我转移到忧患之地，使我无处安居呢？”大概自从宣王废鲁嫡立庶造成鲁国混乱，诸侯从此不和睦，他们不肯为王室尽力由来已久了。查考章氏说：古时畿内的兵不出征，是为了重视内部。如果有四方的战事，调兵诸侯，也各自从其方之便。武王克商，实际用的是西土。至于征徐用鲁，追貊用韩，平淮夷用江汉，略见于经典可以考证。那么六军的怨望，圻父本来就是这样。《左传·襄公十六年》：鲁穆叔到晋国聘问，并且谈论齐国的缘故。晋人说：“因为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祀，百姓还没有休息，不然不敢忘记。”穆叔说：“因为齐人早晚都在敝邑之地发泄怨恨，所以大大请求敝邑的急难。朝不及夕，伸长脖子向西望，说差不多吧？等到执事闲暇，恐怕来不及了。”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说：“我知道罪过了，怎敢不听从执事，来共同忧虑社稷，而使鲁国落到这个地步”

祈父，我是王的爪士【纸韵】，为何把我转移到忧患之中，使我没有归宿【纸韵，赋体】。这一章主要是对宿卫之士而言。爪士，就是虎士。因为他们宿卫，所以以士命名，用来区别于军众。宿卫之士居住在辇毂之下，以藩卫王室，原本不在调发之列。查考《周礼·虎贲氏》，他的徒众有虎士八百人，掌管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也是如此。驻扎时守卫王闲，王在国都则守卫王宫，国有大故则守卫王门。又《司士职》说：“端正朝仪的位置，辨别其贵贱的等级。”虎士在路门之右。徐氏说：周的兵制，无事则散于田亩，有役则召以县师，而常养的宿卫之兵则有虎贲之士八百人。当时大概全国都出兵，六军与宿卫之士都在行间。如果像旧说那样漫无分别，那么这一章就可以省去了。底通作致，毛亨说至也。靡所底止，犹如说不知道究竟如何】

祈父，实在不聪明【东韵】，为何把我转移到忧患之中？有母亲在尸饔【叶东韵，读如翁，乌工翻。《韩诗外传》作雍，丰本作〇，赋体】。亶，实也。解释见《常棣》篇。《尚书》说：“听曰聪。”《易经》说：“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译换了一个话题来禀告，但祈父却漠然毫无反应，这就像听了却像没听见一样，所以用“实际上没有听从”来指责他。“尸”，《说文解字》说：陈列。“饔”，《说文解字》说：熟食。孔颖达说：因为熟的食物所以可以陈列。许慎的《异义》说：是指陈列熟食来祭祀。这里只说“有母亲”，是因为母亲天性爱子，又或许这些从征的人大多没有父亲，由于王师屡次防守，又派遣孤子出征，就像战国时期所说的“现在活着的都是死在秦国的孤儿”，其悲哀程度非常深。苏辙说：“尸饔”是祭祀食物，士人担忧兵败身亡，不能回来主持祭祀，而让母亲独自主持祭祀。我认为：苏辙的解释比较接近，但“尸饔”不是指主持祭祀的说法，而是担心自己必定战死，那么他的母亲就应当陈列熟食来祭祀他。另一种说法是“尸”指主持，兵败身亡，没有人可以奉养，那么必定让他的母亲独自主持饮食之事，也讲得通。旧说认为军士因为长期服役而兴起回家奉养父母的念头，想要像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时，命令有年老父母而没有兄弟的人都遣送回家；以及魏公子无忌救赵时，也命令独子且无兄弟的人回家奉养的例子，那么“忘记家庭、忘记自身”又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在上位者这样做是恩惠，但如果让人人离心离德，眷恋家庭、顾念私事，那么国家危难何时才能平息于共同对敌的道义之下呢？太可悲了，现在不采纳这种说法】

译《祈父》共三章，每章四句。《左传》作“圻父”，《子贡传》、申培的解说以及丰氏版本都作“圻招”。朱熹认为，军士怨恨长期服役，所以呼喊祈父并向他诉说，语意也相近似。然而祈父是诸侯的官职，实际上并非司马，那么作为君王爪牙的武士，怎么能由祈父来调发呢？《子贡传》和申培的解说都将此诗篇名改为“圻招”，说是周穆王西征，七萃之士都产生怨恨，祭公谋父作此诗以讽谏。而丰氏版本直接采用《左传》中“祈招”的诗篇，列在首章之前。查考《左传》：楚国右尹子革说：“从前穆王想放纵自己的心意，周游天下，祭公谋父作了《祈招》这首诗，用来制止君王的心意。那首诗说：‘祈招的和乐安详，能够彰显美德的声音。思考我王的法度，像玉一样温润，像金一样坚贞。衡量百姓的力量，而没有醉饱无厌的心意。’”根据《左传》的注解，“祈招”有三层含义。杜预依据这首诗，认为“祈”是祈父这个官职，“招”是他的名字。贾逵原本将“招”写作“昭”，说是祈求、昭明的意思，即言祈求明德。马融原本将“祈”写作“圻”，“招”也写作“昭”，说是“圻”指王畿千里，王者游戏不超过王畿之内，“昭”是昭明的意思，即言千里之内足以彰显明德。由此可见，“祈招”二字，在古注中还没有确切的含义。如果像杜预那样认为“祈”是官职，“招”是名字，那么对于下文的“愔愔”三字尤其难以贯通，而且无缘无故举出此人来规劝穆王，更不相干。而如果认为是贤人，那么史传中为何没有别的记载？我认为“祈招”是乐章的名称。“祈”通作“祁”，意为大。“招”即“征招”、“角招”中的“招”，通作“韶”。“祈招”，就是大韶乐，所以它的声音和乐，从而能够彰显美德的声音。穆王盘游无度，驾驭八骏周游天下，祭公想要演奏韶乐，来镇定他的心，就像用《采齐》来催促前行、用《肆夏》来规范行走的意思一样。又《诗纬》有午、亥、卯、西、辰五际的说法，以酉为祈父，其道理没有流传下来。

《沔水》是畏惧谗言的诗，怀疑是隰叔所作【隰叔的事迹详见《黄鸟》篇小引下，这首诗。它作于杜伯遭受谗言即将被杀之时，左儒九次劝谏而君王不听之日吗？】

沔沔那流水【纸韵】朝宗归于大海【叶纸韵，虎洧翻】迅疾那飞隼，时而飞翔时而停息【纸韵】唉，我的兄弟【叶纸韵，荡以翻】同国的各位朋友【叶纸韵，羽轨翻】没有人肯念及祸乱，谁没有父母【叶纸韵，母鄙翻，比而赋也】。“沔”，毛传解释说：“水流满溢的样子。”大海容纳百川，郑玄说：“水流进入大海，是小水归向大水。”比喻诸侯朝见天子，也是这样。诸侯春天朝见天子叫“朝”，夏天朝见叫“宗”。孔颖达说：“朝，是早晨的意思，希望他们来得早；宗，是尊重的意思，希望他们尊重君王。”臣子朝见君王，就像水流趋向大海，所以用水流入海来比喻朝宗。《禹贡》也说：“江汉朝宗于海。”“鴥彼飞隼”，解释见《采芑》篇。“载”是说“则”，“载飞载止”，飞的时候也有停息的时候。流水用来比喻谗言，即所谓的流言；飞隼用来比喻谗人，即所谓的凶恶之人。水虽然漫流，还有到达大海的时候；隼虽然高飞，也偶尔有停息的时候；而谗人造言生事来害人，偏偏没有尽头，所以反用此来比喻。注疏拘泥于“朝宗”二字，认为兴起的是诸侯应当来朝见，难以讲通。水入海叫“朝宗”，就像大水合小水为“防”，两水合流，势均力敌叫“同”，也是借用的名称。防同不必拘泥于“朝宗”，何必拘泥呢？“兄弟”指同僚朋友，亲近的就叫兄弟，因为同国居住就叫邦人诸友。“莫”是说没有，“肯”是说可以。古训说：“你在义理上无所取，应当通过音韵来通解。”“念”，《说文》说：“常思。”谗言败坏德行，导致祸乱的缘由，如果真的常思及此，自然就不会这样做了。黄佐说：“曾经诵读这首诗并详细考察，才知道圣人深深厌恶奸佞之人。”自从昊天有了“这样的人”，君臣的大道就衰败了；自从《小弁》有了“这样的人”，父子的恩情就断绝了；自从《何人斯》有了“这样的人”，朋友的道义就亏损了；自从《巷伯》有了“这样的人”，士大夫的心就离散；自从《十月》有了“这样的人”，地震天鸣，下民灾祸兴起了。国家有奸佞之人，也太危险了。这就是《沔水》念及祸乱的原因。作这首诗的人，他的父母必定有亲身遭受谗言而将遭遇凶祸的事情，所以悲痛地言辞，以声音打动他们说：“各位朋友纵然不肯念及祸乱，然而谁没有父母呢？为何偏偏让我的父母达到这种地步？”我之所以怀疑是隰叔作的，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宣王末年有杀害杜伯一事，而他的儿子隰叔因此逃奔到晋国。又王符说：一国全部混乱没有安身之处。《诗》说：“没有人肯念及祸乱，谁没有父母？”意思是说都将受害。然而有亲人的人忧虑更深。所以贤人君子，既忧虑百姓，也为自己考虑。车盖满在上面，雨水普遍淋在下面，栋梁折断屋椽崩塌，害怕有压塌的祸患。仁者兼顾防范人家祸患的，也是为自己打算。《易》说：“君王英明，一并承受福气。”因此次室倚立而叹息，楚女揭幡而激怒君王。仁惠的思虑，忠爱的情感，难道能停止吗？查考这样的说法，也自然讲得通】沔沔那流

译水流浩荡，

那飞隼迅疾，

时而飞起时而振翅。

想到那些不走正道的人，

起身又行走。

心中的忧愁啊，

无法消除和遗忘。

那飞隼迅疾，

沿着山陵中间飞行，

小人的谣言，

难道没有人惩戒吗？

我的朋友谨慎恭敬，

谗言却兴起。

译“之”字讹误，“吪”与“譌”是同字通用。郑玄说：“伪”的意思。小人喜好欺诈虚伪，作为交易的话语。孔颖达说：指把善言当作恶言，把恶言当作善言，交互替换其辞藻。“宁”是反辞，犹言“如何”。“惩”，《说文解字》说“防”，有警戒制止的意思。意思是说，隼虽然飞翔在中陵，人还是有拿着捕鸟网去捕捉它的。如今百姓制造讹言，变乱是非，来迷惑视听，怎么竟然没有禁止的人呢？这是暗讽周宣王。又旧说认为“率”是“循”的意思，那么“率彼中陵”，就是谗人优游自得的比喻，在义理上也讲得通。“我友”就是首章所说的“嗟我兄弟，邦人诸友”，都是惯于制造谗言的人。“敬”是警戒的意思。“谗”是谗言，“譛”是诬陷。就所诬陷的事情来说：谗言用诬陷的话去探求事理，于是是非变乱，这就叫“讹”。“其”是将然的语气词，兴起的意思。被诬陷的人，人们常常诬陷他，长期作恶而不悔改，灾祸自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警告他说：我的朋友要谨慎啊！世风衰败，谗言正起，其流弊，必然导致天下没有好人。我担心你将不能避免，不要以为今天诬陷别人是得计。后世像唐代的周兴、来俊臣之类的人，就是明鉴。出尔反尔，能不害怕吗？《韩诗外传》引用这首诗说：羽毛美丽、钩啄锋利的鸟，其他鸟害怕它；嘴巴大、腹部肥美的鱼，其他鱼害怕它；口齿伶俐、言辞丰富的的人，其他人害怕他。因此君子要避开三种极端：避开文士的笔端，避开武士的锋端，避开辩士的舌端。朱熹说：我的朋友如果能恭敬地自我约束，那么谗言从哪里兴起呢？他的意思也很好。但是根据首章“邦人诸友莫肯念乱”的话来推想，本来就知道这些朋友不是志同道合的人，无缘用同心之言去告诫他们罢了。王应麟说：宣王晚起，姜后请罪，那么《庭燎》的规劝，开始勤勉最终懈怠，就可以看到了。杀害大臣杜伯却认为他没有罪，那么《沔水》的规劝，谗言兴起，就可以看到了。

《沔水》三章，两章每章八句，一章六句。朱熹怀疑末章脱漏了前两句，认为应当是三章每章八句，这大属画蛇添足。丰氏本便添了两句话，其伪妄可笑得很。《诗序》说规劝宣王，朱传说忧虑祸乱，与诗词本来也相附会，但没有发明什么。子贡传则说宣王念及祸乱。邹忠阐发他的学说，说：厉王被流放到彘，是古今一大变局。即使说万民不忍，当时一定有倡导祸乱的人，甚至想要对太子宜臼下毒手。召公用自己的儿子替换他，周朝就断绝祭祀了。平王忘记父仇而篡夺君位，比之于篡逆，东迁之后日益衰败，那么习惯祸乱而忘记起初的治理。如果宣王没有念及祸乱的志向，这也只是一个平王罢了。所以人们知道宣王内修外攘中兴的功业灿烂，不知道《沔水》一诗实际上是干蛊（整治父业）的根本。看他说：谁没有父母，多么情态凄恻而伤痛啊？听到这话而不共同谋划拨乱反正的，不是人臣了。于是末章又考虑到谗言，而勉励我的朋友以敬，想当时汾王去世，少主即位，中外危疑，或许有幸灾乐祸的人制造流言来动摇在位者，所以最终以此勉励。与他的说法虽然条理清晰可听，但不无辞费。如果申培说与宣王即位向群臣求言而作此诗，那么篇中完全没有求言的意思。又《文昌化书》说：宣王有贤臣尹吉甫，文武兼备，士人所仰慕。国家中间经历板荡，四夷交侵，宣王即位，北伐西征，以恢复文武之境。吉甫曾担任专命之职，只说我和王一起，吉甫居多，大略而忽略细故，王的左右多有不悦的人，于是谗言诬陷迭起，王也难免怀疑。当时他在镐京，有流言传到王耳中，我多方解释，意思还未明白，我作了《沔水》之诗。王听从了，等到吉甫归来，功业既成，君臣关系牢固，中兴的业绩，比少康、高宗还要优越。按《文昌世传》，张仲化身，此书是他的自谱以示人者，仙迹幻化之事尚在杳茫之间罢了。

《黄鸟》是避谗去国。宣王杀害杜伯却认为他没有罪，他的儿子隰叔出奔晋国，而作此诗。《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四十三年，王杀大夫杜伯，他的儿子隰叔出奔晋国。汲冢《琐语》说：宣王的妾女鸠想与杜伯私通，杜伯不答应，女鸠反而向王控告，王把杜伯囚禁在焦。杜伯的朋友左儒九次劝谏而不听，一并杀了他。后三年杜伯射王。《周语》内史过说：周朝衰败时，杜伯在鄗射王。《墨子》引用《周春秋》说：宣王杀害杜伯而无辜，后三年，宣王会诸侯在甫田打猎，日中，杜伯从道路左边起来，穿朱衣，戴朱冠，拿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原文至此未完）

译叔虞将唐国迁至杜地，称为杜伯。张守节说：周成王时期，唐人作乱，成王将其灭掉。根据前述几种说法，可知晋地杜国的旧封地聚集着那里的宗族。国家既已被灭，族人便在周朝做官，然而他们仍然不忘自己的根本，以唐杜作为姓氏。如今隰叔因为父亲死得冤枉，于是返回故国，所以说“恢复我的邦国和宗族”。

译黄鸟啊黄鸟，不要栖息在谷树上，不要啄食我的粟米。这个国家的人不肯善待我，我要回去，我要回归，回到我的邦国和宗族。

黄鸟啊黄鸟，不要栖息在桑树上，不要啄食我的高粱。这个国家的人不能与他们辨明是非，我要回去，我要回归，回到我的各位兄长身边。

黄鸟啊黄鸟，不要栖息在栩树上，不要啄食我的黍米。这个国家的人不能与他们相处，我要回去，我要回归，回到我的各位父辈身边。

《黄鸟》共三章，每章七句。

《鹤鸣》是教导宣王去寻求那些尚未出仕的贤人。

译心意专一，而援引同类事物进行比喻说明却不止一种，其中含有反复叮咛的深意，所以称之为“诲”。陆佃说：“箴言规劝，是朋友之道；教诲诱导，是老师之道。”《礼记》说：“能够广泛地运用比喻，然后才能成为老师。”《鹤鸣》诗的第二章，都是运用比喻而非直陈其事，这是因为旨在教诲诱导的缘故。邓元锡说：“古代接受教诲的人善于诱导，竟然达到这样的地步吗？然而言语中已经顺承了中兴大业，如今却衰微了。”我按：这必定是宣王末年的诗意，当时山甫、吉甫、张仲、召虎等贤臣，都已相继去世，所以诗中说：“那里有檀树，树下却长着枯叶。”至于像谏止废黜鲁国嫡子、谏止不借给农夫千亩土地、谏止在太原清点百姓、谏止杀害杜伯等正直的言论，都没有被听从，这就是诗人之所以更加致力于借“他山之石”来磨砺自己的原因。

译鹤在深泽中鸣叫，声音传遍原野。鱼潜藏在深渊，有时又出现在沙洲。喜爱那个国家的园林，那里种植着檀树，树下堆积着落叶。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作磨刀石。

鹤在深泽中鸣叫，声音上达于天。鱼在沙洲上，有时潜藏在深渊。喜爱那个国家的园林，那里种植着檀树，树下的落叶堆积成谷。

译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这是比喻，上一章说声音传达到郊野，只有郊野的人知道，这里说声音传达到天上，那么已经向上层听闻了。王充说：鹤在曲折的沼泽鸣叫，声音还能传达到天上，用来比喻君子修养德行，即使身处穷僻之地，名声也能传达到朝廷。荀卿说：君子致力于修养内在而谦让于外，致力于在自身积累德行而处世遵循正道，像这样那么尊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一样升起，天下就会像雷霆一样响应，所以说君子隐居却显达，幽暗却光明，谦让却获胜。《诗经》说：鹤在深泽鸣叫，声音传达到天上，说的就是这个。鱼在浅滩，比喻贤者出仕而被任用。承接声音传达到天上，说朝廷既然听到了贤者的名声，于是迎接他并致以敬意以表示有礼，说将实行他的言论，那么贤者就会靠近他，就像鱼在浅滩一样。如果礼节衰败，或者言论不被实行，那么贤者又将离开他，就像鱼起初在浅滩，有时又潜入深渊。郑玄的笺注认为时运艰难时鱼在浅滩，逃入深渊，这是对的，不是改变文字以协韵的说法。谷罗说：是恶木，容易生长的植物，一说谷田久废就会生长谷木，这声音之所以通到谷木，其实它正红如杨梅而没有核。《鹤鸣》这首诗，园中的树木不同，而树下都是谷木，因为谷木容易生长所以如此。伊陟辅佐太戊，亳都有吉祥的桑树和谷木共同生长在朝廷，传文说：一起生长在朝廷，七天就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伊陟告诫要修养德行而树木枯萎，刘向认为桑树还像防备，谷木还像生长，杀生的权柄丧失而在下，这就是把桑和谷当作两种东西。而陆玑认为谷木在幽州叫做谷桑，有人说叫楮桑，那么大概是一种东西。《论衡》说：枫桐这种树木生长迅速，所以它的皮肉不能坚硬刚强。种植檀树在五月生叶之后，那些春天繁荣的树木，它们的材质强劲，车轴用它制作。商朝的桑谷七天长到两手合抱，生长迅速且粗大，所以成为变怪。谷木虽然容易生长，至于七天就长到两手合抱，那就已经很快了。江南人绩它的皮来制作布，又捣碎它来制作纸，长几丈，洁白光泽很好。它的叶子刚长出来可以吃，又取斑谷的皮来制作帽子。裴渊《广州记》说：蛮夷取谷木的皮熟捶制成揭里布，铺着用来比拟毛毡。那么虽然是恶木，用途也很广博了。陆佃说：谷木是恶木，而从谷取名，谷是善的意思，恶木叫做谷，就像甘草叫做苦参之类，谷木是恶木，却疑似美好；散木，却疑似有才能。区分它们就困难了。所以用来教诲宣王分别善恶。先贤认为：皮有斑纹的是楮，皮白的是谷；有瓣的叫楮，无瓣的叫构。不是一种。首章说树下只有落叶，感叹贤人凋谢罢了。这里说树下是谷木，那么比喻所进用的人无非是小人。又不只是没有贤人而已。孟子有话说：“舍弃梧桐和槚树，培养酸枣和荆棘，那就是低贱的园师。”那么先前乐于游历那个园子而观看的人，既然景象变得这样，又哪里还乐于有这个园子呢？攻治。用石头磨玉，所谓的攻。玉代表君主，说用玉是因为它是贵重的物品，所以作为君德的比喻。程子说：“两块玉互相磨，不能成为器物；用石头磨它，然后玉成为器物。”王符说：“用石头攻玉，用盐洗金，用鱼濯锦，用灰洗布。”事物本来就有用卑贱的道理来治理贵重的，愚按这比喻首章，也更深一层说。比喻贤者不仅在下可以善俗，在上也可以正君。所以寻求而任用他，不可以不急切。

译《鹤鸣》共两章，每章九句。此章依据郑玄所作，以“求贤”来解释，其义理非常明确，文意也极为连贯。试着逐字逐句细细玩味，自然就能明白。像子贡传所说：“这是用来修身的”，反而显得宽泛而不贴切。朱子也认为这是陈述善道、接受教诲的言辞。他说“鹤鸣”两句是说真诚不可掩盖，“鱼潜”两句是说道理没有固定的所在。而“树檀”两段则是以爱应当知道恶、憎应当知道善来论述。既然这样，那固然就是关于人的事情了。为什么前四句不相承继呢？申培的解说缺失了文字。

《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七

<经部,诗类,《诗经世本古义》>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世本古义》卷十八之上

明 何楷 撰

周幽王时期的诗三十一篇

《无将大车》，讽刺幽王任用小人的诗【按：《竹书纪年》记载幽王元年赐给太师尹氏皇父任命，此后他与家伯、仲允、番掫、蹶由之流朋比为奸，褒姒内外勾结作恶，最终导致周朝灭亡。诗人应当在王刚开始任用他们之初，预先担忧到这一点，所以作了这首诗。又《国语》说虢石父是谄媚巧佞之人，而幽王立他为卿士。史父也说石父为人奸巧，善于阿谀好利。幽王任用石父为卿执掌政事，国人都怨恨。又说：褒姒受宠，生了伯服，于是与虢石父勾结，驱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周朝因此灭亡。那么除了皇父之外，还有石父，群小充斥，扰乱朝政，国运怎能延长？《左传》中王子朝说：到了幽王，上天不保佑周，君王昏庸不善，因而丧失了王位，正是说的这个意思】

不要推那大车，只会扬起尘土【真韵】啊。不要思虑百般的忧愁，只会让自己生病【叶真韵。武巾翻。赵颐光说：多我觏痻的痻，就是这个字。石经作痻，俗体。按疧痻之所以有民音，古文如昏缗等字，有的从氏，有的从民。并且说以民得声，那么氏民通用，应当是字画相近，传写导致的。这个疧字下从氏，或许也通从民。丰氏本作□】啊【这是兴而兼比的写法。将，郑玄说：犹扶进也。按将字从寸，寸是手，所以有扶着前进的意思。孔颖达说：《冬官·车人》制作车，有大车，是平地上载物的车。这种车驾牛，所以《酒诰》说：开始牵车牛，远行经商，需要人在旁边扶着它，这就是扶着车前进引导。大车比喻小人，说不要扶进这些小人。郝敬说：小车驾马，大车驾牛，车行驶利于轻而厌恶重，贵马而贱牛，所以用牛车作为小人负重的比喻。起初不察而误用，以至于困顿疲惫不能前进，误国败事，所以可忧。祗旧都训为适，也通作多。尘本作□。《说文》说：鹿行走扬起尘土，车行走尘土扬起也是如此，凡大车经过尘土必定遮天，推车的人面目几乎不可辨认。焦氏《易林》说：大车多尘，小人伤害贤人，所忧多端，称为百忧，要玩味无思二字，忧到不想思虑，正是其忧之深。疧《说文》说：病不止也，不止犹言不停止。小人进用则蛊惑君王的视听，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国事受到其扰乱，人才受到其颠倒，可忧的不仅仅一端，所以思虑而至于疾病不停止。但是这些小人是谁任用的？是君王自己任用的罢了。君王如果能深思其可忧，那么斥退并远离他们，就不难了。不敢直言而代为懊恨的言辞，希望君王听到而或许有醒悟】不要推那大车，尘土弥漫【叶迥韵。母迥翻】不要思虑百般的忧愁，不能走出困境【迥韵兴而兼比的写法。防《说文》说：幽也，从日六冂声。太阳数十十六天而月亮开始亏缺，冂也是夜。郑玄说：防防者，遮蔽人的目明，让人看不见。《荀子》说：做君主的不可以不慎重选取臣子，普通人不可以不慎重选取朋友。朋友是用来互相拥有的，道不同，怎么能做朋友呢？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同类相从，如此明显。以朋友观察人，所疑取的。友善人不可不慎重，这是德行的基础。《诗》说：无将大车，维尘防防。说不要与小人相处。《韩诗外传》说：魏文侯的时候，子质做官而获罪，离开向北游历，对简主说：“从今以后，不再对人施恩德了。”简主说：“为什么呢？”子质说：“我所栽培的堂上之士一半，我所栽培的朝廷大夫一半，我所栽培的边境之人也一半。现在堂上之士用法度恐吓我，边境之人用兵器劫持我，所以不再对人施恩德。”简主说：“唉，你的话错了。春天种桃李，夏天能在其下乘凉，秋天能吃到果实；春天种蒺藜，夏天不能采其叶，秋天得到其刺。由此看来，在于所种的是什么。现在你所种的不是合适的人，所以君子先选择而后种植。”《诗》说：无将大车，维尘防。颎《说文》说：火光也。可忧多端，倘若再思虑，满腹迷闷，终究无法自我解脱。郑玄说：思虑众多小事以为忧，使人蔽暗，不能走出光明之道】不要推那大车，尘土壅塞【叶肿韵，委勇翻，也叶宋韵，于用翻。大全朱传、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