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宋 吕中 撰

译治理体制论。古今论述治理的，不过说宽和严罢了。然而，宽并不是放纵松弛的意思，可是世上崇尚宽大的人却往往流于放纵松弛；严也不是惨酷刻薄的意思，可是世上崇尚严厉的人却往往流于惨酷刻薄。反过来说，宽应当施加在适宜宽大的地方，严应当施加在适宜严厉的人身上，于是便认为自古以来取得天下所依靠的，就是民心、军心和士大夫之心，这正是宽所应当施行的地方。自古以来成为天下祸患的，则是外戚、宦官、藩镇和权臣，这正是严所应当使用的地方。东周的宽政能够施加于强暴的诸侯，却不能施及《匪风》《下泉》所咏叹的百姓；秦人的严法能够施加于闾左的戍卒，却不能纠正那些指鹿为马、奸邪谄媚之类的人；宣帝的严法能够施加于赵盖、韩杨，却不能施加于许、史一类的外戚；元帝的宽政能够用来对待弘恭、石显，却不能用来对待贡禹、萧望之之类的人。这些都是在不应宽的地方宽，在不应严的地方严。这样的说法似乎很正确，却不知道外戚、宦官、强臣、藩镇固然应当用严法约束，而军民和士大夫的心，难道仅靠宽大就能够使他们归附吗？宽，是仁爱之意浸润周遍；严，是纲纪整饬严肃。仁爱之意和纲纪这两者并行而不相分离，那么不必特意确立宽严的标准，治理体制本来就已经确定了。圣人治理天下，固然以仁爱之意为根本，但施行到政务上，必定要有纲纪法制，明确严整而不可触犯；这样，我们所说的仁爱之意才能随着具体事务施及各类人，不会有衰败废弛、政令不举的地方；人民所得到的恩惠，也才能广大周遍，不会有隔绝蒙蔽的弊病。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统一天下的方法”在于不嗜好杀人；而说到仁政时，又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他的意思正是如此。我朝治理体制之所以远远超过汉、唐，大概是因为仁爱之意始终浑然存在于纲纪整肃之中，而纲纪又始终鲜明地存在于仁爱之意流行的地方。朝廷对待外戚，从未稍减恩意，但他们在宫内不得参与政事，在宫外不得担任真正的刺史，因此没有吕后、霍光、上官桀一类的祸患。对于宦官，也从未滥加杀戮，但内侍官最高不过留后，即使有功也不授予宣徽使，因此没有易牙专擅恣肆一类的祸患。在酒宴谈笑之间调换节度使，把各道的一兵一财都收归京师，因此没有山东、河北的忧患。设置贰官来分割中书的权力，又设置谏官来察看政府的奸邪，因此没有曹操、司马懿、王莽、宇文氏之类的变乱。这说明纲纪在应当严厉的地方本来就是严整的。然而，至于使军民和士大夫之心归附，也未尝没有依靠纲纪来施行仁爱之意。一项赋税不妄自增加，一项劳役不妄自兴起，一项刑罚不滥加于无辜；每逢水旱灾害，有时打开仓廪，有时从内库支出财物而不吝惜，这本来就是用来结纳民心的。然而对于盗窃有禁令，对于告讦也有禁令，对于豪强狡猾之人也有禁令；这样看来，治理百姓的纲纪又是怎样的呢？勇猛强健的人登记入籍，有功的人提高爵位，老弱之人也安置在剩员之中；每逢郊祀、降恩或赦免，就给他们金帛而不吝惜，这本来就是用来结纳军心的。然而一次裁汰就有数万人，一次诛戮就有一百多名士卒；士卒侵犯将校有禁令，将帅侵克士卒也有禁令；这样看来，统御军队的纲纪又是怎样的呢？选取士人直到涉及多次应举，荐举官员直到涉及内亲，任子制度甚至涉及异姓；任命近臣必选择良辰，罢退大臣则说是使劳逸均衡，这本来就是用来结纳士大夫之心的。然而礼部有覆试，斋郎有规定员额，百官没有功劳不得升迁，贪赃官吏即使遇到赦免也不予宽宥；这样看来，用来严整士大夫的纲纪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祖宗难道不知道军民和士大夫之心就是国家的命脉，一天也不能失去，却为什么反而要用严厉的纲纪来约束他们呢？这是因为，如果惩治盗贼杀伤的法令不严，就是对凶悍之徒施加仁慈，而百姓中冤屈不能伸张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如果禁止告讦和豪横的法令不严，就是对奸邪之徒施加仁慈，而百姓中资质弱小、失去职业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如果茶、盐、榷酤的法令不严，就是对一心逐利的人施加仁慈，而百姓中终年辛勤劳作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这样，即使天天发布减免租税的诏令、每月颁行减轻刑罚的命令，也没有益处。如果阶级、赏罚的法令不严，就是对骄惰的士卒施加仁慈，而将校中听命作战、有功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如果拣汰、搜阅的法令不严，就是对羸弱之徒施加仁慈，而军队中勇敢精锐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如果禁止将帅侵克剥削、私自役使士卒的法令不严，就是对奸诈贪婪的将领施加仁慈，而士卒中困顿无聊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这样，即使每天有赏赐、每月有供给、每年有赏赐，也没有益处；如果学校、贡举的法令不严，就是对侥幸冒进之徒施加仁慈，而士人中有品行、有才艺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如果铨选、荐举的法令不严，就是对富贵子弟施加仁慈，而贫寒士人没有进身之路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惩治贪赃污吏的法令不严，就是对贪污的官吏施加仁慈，而百姓中苦于繁重刑罚和沉重赋税的人便得不到这种仁慈；这样，即使拿高爵位来诱导他们、拿优厚俸禄来吸引他们，也没有益处。没有仁爱之意，纲纪本来就没有根本可以建立；没有纲纪，仁爱之意也没有辅助它来施行。如今世上的天下之所以得到仁爱的少、得不到仁爱的多，仁爱所能达到的范围小、仁爱所达不到的范围大，正是因为没有纲纪来通达仁爱之意。可是世人往往把责任归咎于仁爱不足，认为祖宗以政事建立国家的用意有弊病，这正是安石一派能够插嘴的原因。世上的评论者说：我朝从建隆到淳化、至道之间，治理体制近于严；从景德到嘉祐、治平年间，治理体制近于宽，所以熙宁年间专门想效法太祖的严厉，而深深责罚仁宗的宽缓。哪里知道太祖所谓的严，是纲纪整肃，而仁爱之意从未不在其中流行；仁宗所谓的宽，是仁爱之意浸润周遍，而纲纪也从未有所改变。只是国家承平长达一百年，于是人情玩忽松弛，官吏习惯因循；其中纲纪固然有废弛而不施行的地方。譬如房屋，年代久远以后，旁边受风、上面受雨，就不能没有一根木头腐朽、一面墙倾斜、一片瓦损坏；作为工匠，只不过堵住缝隙、补好漏洞，再加以修葺治理罢了。

译怎奈熙宁年间的大臣不把振兴整顿作为用心，却把全面更改变法作为用心；因为有少许缺漏，竟然连四周的堂屋也一并拆毁了。不仅破坏了祖宗的纲纪，连以忠厚建立国家的用意也一并丧失了。章子厚便承接荆公没有做的事情而去做，蔡京又承接子厚做得还不够厉害的事情而把它做得更厉害。百姓成了他们的敌人，士人也成了他们的仇人；宽大的恩典滥施于貂珰之辈，严峻的法令反而加在善良之人身上。高俅、童贯之流，妄自加授节钺；元祐、元符两党的成员，却不让他们在天地之间容身。这就是宽大失于放纵松弛，严厉失于惨酷刻薄，而且又把它们颠倒错乱地施用在不该施用的地方。我曾因此考察我朝建立国家的始末：大概从李文靖压制各方论说利害的奏章开始，逐渐积累成庆历、嘉祐时期的宽缓形势；从范文正公在天章阁上奏的一篇奏疏没有全部实行开始，逐渐激成熙宁时期的急切政务。我看范文正公在庆历年间，也如同王安石在熙宁年间一样。他所上十件事的奏疏，实际上是在庆历三年九月；从明定黜陟开始，到重视命令结束。当时他的主张逐渐得到采用：明定黜陟的办法，于十月壬戌实行选择官长的办法，于癸未实行均分公田的办法，于十二月壬戌实行贡举的办法，于次年三月实行减免徭役的办法，于次年五月实行其余的厚农桑、广施恩信、重视命令等办法，都采用了他的主张，有的还制定为法令。这些办法实行还不到一年，陈执中一派的人就已经不高兴了。唉！假使庆历的法令全部实行，熙丰、元祐的法令就不会发生变更；假使仲淹的主张得到采用，安石就无从置喙。如今仲淹的志向没有在庆历年间全部实行，安石的学说却在熙宁、元丰时期全部施行；神宗锐意进取、有所作为，没有遇到范仲淹却遇到了王安石，世道升降的关键、治理体制得失的分界，于是就在这里决定了。制度论。先儒曾说：汉朝的大纲端正，唐朝的各项细目完备；本朝的大纲端正，但各项细目还没有完全完备。大纲一旦端正，各项细目就会随之清楚；纲和目固然不能分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先儒这样说，是因为大纲指的是法令的规模和大意，万目指的是法令细密具体的条文。汉代法令疏略而容易严密化，所以制度规模仍比唐代宏阔；唐代法令严密而容易疏漏，所以条文项目只是比汉代更加详细严密罢了。汉朝承继秦朝之后，官职沿用秦朝的官职，军队沿用秦朝的军队；制度说是沿袭秦制，礼仪也说是沿袭秦制，它的法令确实疏略。然而官职大小彼此维系，军制内外互相制约，征取百姓不涉及农民，选取士人不凭科目，制度的用意仍然严密。唐人的《六典》用来建立官府，《卫》用来安置军队，以口分田、世业田授予田地，以租庸调征取民力和财赋，它的法令确实严密。然而政事出自两三个部门，士卒疲于轮番服役，土地买卖没有常规，于是开启兼并的权柄；官员升降不合实际，于是开启两税法。那么它的用意又怎么会如此疏略呢？我朝的法令，大纲的端正已经超过汉朝，而各项细目的完备反而不及唐朝，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善于革除弊病的人，不一定要把前人的法令全部改变，不过是修明、振举其大纲，细目自然随之整治；不善于革除弊病的人，必定要把古人的法令全部改变，往往在细小之处极为琐碎，却在根本大处反而宽疏。孔子谈论继承周代、传至百世的道理，不过是沿用可以沿用的，削减过多的，补益不足的罢了。孟子谈论恢复井田制度，也不过是说明大略，再为它制定节文罢了。世上的儒者有志于复古，必定想采集古代制度、补缀经典，件件与古制牵合，却不知道处在今天的时代而想把古代制度全部实行，不但还没看到好处，先已有烦扰的弊病，而且事情体制重大，确实难以施行；所以从小处的不完备开始，最终造成大的不完备罢了。英雄之君出现，建立一代的制度规模，哪里是浅陋儒者、拘泥之士琐碎安排所能相比的？国家初建时承接唐末、五代之后，这正是创制建置的机会；我太祖创立法令、建立制度，不务求虚名而务求实际，不改变法令本身而改变其用意，一经转移，事情的体制便完全不同了。三省成为空置官署，平章分为三等，这是唐代的制度；我朝沿用了它。然而中书负责取旨，门下负责审查复核，尚书负责奉行执行，职责相互贯通，没有命令壅塞阻滞的弊病。尚书、侍郎下设六部，侍从官则由礼部转到户部、由户部转到吏部；常调官则由工部转到刑部、由刑部转到兵部，于是资格本来就严密，而在位者没有急于求成的念头。进士列为一等，世袭赏赐者和杂流各列为一等，秘…… 书监是官名。进士出身的便升任太常；补官出身的则从郎中经过五次升迁，才到达前行郎中这一官阶。进士出身的升任太常少卿，不是进士出身的则升任司农、卫尉少卿，流品有所区别，而士大夫又有激昂进取之心，于是官职已不是唐代的官职，而是我朝的官职了。侍卫起于后唐，我朝沿用了它；殿前司起于后周，我朝沿用了它；皇城司[缺字]于后梁，我朝也沿用了它。然而，禁卫军统领于武臣，而不出于宦官之手；各道军队编入禁卫军，节度使便不能专擅兵权。殿前司为一司，侍卫马军、步军各为一司，这是南北相互制约的意思；京师的军队足以控制各道，合诸侯的军队又足以控制京师，这是内外相互统属的意思。兵权由三卫掌握，根本在枢密府；枢密府有发兵的权力，却没有直接统率军队的重权；殿前诸省有统率军队的重权，却没有发兵的权力。又淘汰军队，使其数量极少；治理军队，使法令极严；训练军队，使其极为精锐，于是军队已不是五代的军队，而是我朝的军队了。衙前负责管理官府财物，里正、乡书手、户长负责督促赋税，耆长、弓手、壮丁负责捕盗，各按乡户等第充任。这也是沿用了前代差役的办法。但建隆三年下诏，差役有不公平的，允许百姓相互检举，因此没有不均的忧患；太平兴国四年把民户分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役，因此没有逃亡的忧患。以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使者的地位与三枢相同，称为“计相”，这也是沿用了前代理财的办法。但转运使把财赋全都登记归三司掌管，于是在地方没有横征暴敛；内藏所储的财物也总归三司管理，于是朝廷内部没有任意耗费。干德年间又下诏，三司发布文书有不便之处，漕臣可以上奏朝廷，于是彼此监督，内外互察，没有隐漏、侵吞、欺骗的弊病。国子监是唐代的制度，但皇帝屡次亲临，并亲自赞颂孔子、颜回；任命文臣为知州，以儒臣掌管刑狱，命宰相读书，这就有了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实际。贡举也是唐代的制度，但及第者不得称主考官为门生，选拔有时不公又加以复试；陶谷的儿子、李昉的儿子、吕正的儿子，都不得参加，于是有了选贤举能的实际。制定刑部详覆法，因而没有五代滥杀的祸患；禁止收取羡余，宽免并整治正税，因而没有五代横征暴敛的祸患。礼制止于窦仪所制定的范围，乐制止于和岘所创制的范围，而文物制度大略完备了。这是斟酌古今的适宜，通达人情的公理，洞察世道的变化。虽说是沿用了前代的法制，但是…… 却把铁化成金，把臭腐变成新奇，把枯骨变成生机，难道一定要完全恢复古代制度，才算得上一个时代的法制吗？然而，天下没有百年不发生弊病的法制，谋划国事的人应当因循现有法制而革除弊病，不应因为有弊病便另立一套法制。熙宁、元丰的大臣所谓“不致力于革除法制的弊病，却想要变更法制”，正是这种情形。看他在熙宁初年入朝应对时所上的一篇奏疏，变法的规模在这里就完全显露了。他所说的本朝不任用人而任用法令、不完全实行古制、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而沿用有弊病的法令、任用君子而小人也都参与其中，都是当时士大夫所知道却不敢说的话，只有安石敢说出来。学校、贡举、科名资历、监司郡守，这些又都是庆历大臣曾经改革却不敢推行的事情，只有安石敢于推行。农民贫困、军队冗滥、宗室费用过多，上下都认为困窘，却没有办法处理，只有安石敢于承担。可是，他所说的法制弊病是对的，而他自己所实行的变法却错了：改变常平法而实行青苗法，改变差役法而实行雇役法，改变发运使的职务而实行均输法，改变茶盐法而实行市易法，破坏正兵而实行保甲法，废除牧监而实行保马法；以条例司夺取三司的权力，以新经、字说改变天下的学校

译，以经义、诗赋改变天下的贡举。设置官职，便以冗官增加冗官；制定法令，便以奇异增加奇异。建国初年承接唐末五代之后，尚且没有完全改变前代法制；熙宁承接嘉祐、治平之后，却想完全改变前代法制，这是多么考虑不周、辨析不明啊！大概我太祖的法制，是整顿实行其大纲，而对细节从宽省略；安石的法制，则在细节上无不周详，却忽略了大纲。到了元祐年间，又想把熙宁、元丰的法制全部改变。熙宁、元丰的法制，确实有应当改变的地方，但一定要全部改变它，又过分了。熙宁、元丰时期的小人不可不罢黜，但熙宁、元丰的法制却不可全部改变；罢黜熙宁、元丰时期的小人不可不急，改变熙宁、元丰的法制却不可太急。青苗、均输法可以罢除，雇役法难道不应当单独保留吗？保马户马可以罢除，保甲法则可以利用已经形成的基础，免除其租税，恢复其差役，在农闲时训练，以节省养兵费用，难道不可以单独保留吗？新经、字说固然可以废除，但既然废除诗赋、改取经义，难道不可以借此尊崇经学吗？太平盛世不能没有有弊病的法制，弊病很大的法制也一定有好的用意。建国初年只是没有把前代法制全部改变，而只改变其中的宗旨，所以成为一代有所凭借、扶持的基础。

译熙宁、元丰时期只想把祖宗的法制全部改变，元祐时期又只想把熙宁、元丰的法制全部改变，所以激成了绍圣以后纷乱的局面。安石不能推究祖宗建国之初的本意，轻率地变更法制；章子厚、蔡京等人又不能推究安石立法的本意，反而借“绍述”之名行事。法制越改越坏。中兴以来，学校、贡举大体上都是蔡京的法制；差役、雇役并行，以及制定经总制钱的数额，又是王安石等人未曾实行过的。因此我曾说，我朝的法制，从建隆到治平，期间虽有增损，但大意都本于太祖的公法；在熙宁改变以后，直到今天，期间虽有更改和革除，但大意都不能与安石的私意有很大不同。世道的升降、治道的盛衰、人才的得失，也可以由此大略看出。国势论 国家寿命的长短，应当观察它的治国纲体；政治安定还是混乱，应当观察它的制度；国家强盛还是衰弱，应当观察它的国势。殷、周政治安定，都延续了千年；汉、唐享有国祚却不到三四百年，这是因为治国纲体有纯正和驳杂之分。汉代四百年，治世多而乱世少；唐代三百年，乱世多而治世少，这是因为制度有疏漏和严密之别。汉、唐多有内部祸乱而没有外部祸患；本朝没有内部祸患而有外部忧患，这是因为国势有强弱之分。大概我朝具有唐虞三代的治国纲体和制度，却没有汉、唐那样的国势。自古以来，只担忧君主不讲学，而我朝历代圣主没有一天不学习；自古以来，只担忧君主不喜欢听取言论，而我朝臣子没有一个不可以进谏。汉代五日一朝长乐宫，我朝祖宗以来，太后都能早晚相见，于是有侍奉母亲的制度。汉朝女主临朝，姻亲外戚专擅权力；我朝的高、曹、向、孟诸后都贤明，一切为社稷打算，于是有齐家的制度。太后的族人不参与政事，于是有防范外戚的制度；宫殿没有华丽奢侈的装饰，于是有崇尚俭朴的制度；宫中宴居时，冠服也一定合乎礼制，于是有崇尚礼制的制度；臣下有贬黜而没有诛杀，于是有宽仁的制度。这就是治国纲体多纯正而少驳杂、制度看似疏略而实际严密的原因。大概在根本方面有可以称道之处；至于国势不如汉、唐，则是有原因的。我朝向北不能得到幽、冀，所以河北不能作为都城；向西不能得到灵、夏，所以关中不能作为都城；不得已定都汴梁，只能凭借军队求强，依靠漕运求利，这是国势衰弱的第一个原因。各镇都束手听命，请求朝廷裁决；年老的宿卫将领退居，军队的编制、财赋的来源、土地的守备，都由君主亲自掌握。郡县权力太轻，琐细而不足以依靠；兵权、财权全都集中于上层，行动迟缓而难以举措，这是国势衰弱的第二个原因。按照科举的考试等级取士，按照铨选的资格任官；将帅只知道畏惧法令，不敢越出法令之外建立功勋；士大夫只知道遵守法令，不敢越出法令之外推荐人才。议论安危、谋划国事，动不动就引用圣人；疑虑重重，满腹皆是疑问，困难塞满胸中。这是古今儒者共同的弊病；而把文墨当作法度，把议论当作政务，又是本朝制度规模所独有的弊病。这是国势衰弱的第三个原因。因此，它开始时虽足以收敛天下的异心，最终却不足以消除外国轻慢侮辱的骄横之心。譬如长江大河中没有鼋、鼍、蛟、龙奋翅鼓鳞来激起冲撞决堤之势，长期平静安定，人们便得以轻慢玩弄它，连五尺高的儿童也将能够在上面驾船了。然而太祖的制度规模宏大深远，谋划周密而防备周全。虽然定都在四面平坦、没有险要的地方，却曾想定都西京，想定都长安；设置内库，准备赎回山后之地；积存缣帛，准备平息边塞的烽火，他的志向从未改变。虽然收取了各道藩镇的权力，却长期任用边将，把重大权柄交给他们：让郭进镇守西山二十年，西戎不敢侵犯；让董遵诲镇守北边十多年，北狄不敢侮辱。这又说明他未尝不重视藩镇。在文法之中，从未压制天下的富商大贾；在格律之外，又能够容纳天下豪杰。这大概是有助于我朝建立国势、转移开合局势的机变，并不是通常法令所能比拟和议论的。太祖以来，外部权力越来越受困，内部法令越来越严密。把阵法图授给各位将领，边境便也如同内地；支郡各自向京师通报，各郡不再有强大的藩镇。再加上河东之后，王师已经停止出征，所以即使是名将曹彬，也不能取得一战成功的功绩。从此以后停止用兵、使百姓休息，天下渐渐知道太平的快乐；喜欢无事，害怕生事；只求不犯过错，不求建立功业；又用儒术加以文饰，用正论加以辅助。人心一天比一天柔弱，士气一天比一天懈怠，人才一天比一天衰弱，人人都实行懦弱松弛的行为，共同奉行繁密的法令。因此，即使景德亲政以后，天下把它当作美谈，却不能不纳赂来订立盟约；即使仁宗庆历年间的治理，直到今天仍令人仰慕，认为极其盛大，却不能不屈己求和。然而，景德的盟约并不是寇准的志愿，契丹增加财物的要求并不是富弼的志愿，元昊增加岁赐也不是韩琦、范仲淹的本心。看寇准在数年后所说“戎人又产生野心”的话，到庆历年间才得到验证；看富弼请求[缺字]河北、韩琦请求迁都洛阳、仲淹请求修筑京城的谋划，到靖康年间都得到验证。当时诸公正慷慨地为社稷作长远打算，进一步整治弊政，却不到一两年，他们本人已经不能安居于朝廷之上了。唉！假使雍熙年间没有轻率出动军队的举措，那么中国就会有令人畏惧的形势，景德年间的军队一定不敢侵犯河北；假使寇准能在景德年间充分施展谋略，外国一定会有称藩的礼仪，哪里还敢谋议关南之地呢？假使韩琦、富弼、范仲淹的谋划能在庆历年间全部实行，中国一定不会有增加财物的耻辱，宣和年间也一定不会招致女真来雪耻。到这时以后，才知道太祖的谋虑是多么深远啊！然而，庆历以前是一个时期，熙宁以后又是一个时期。庆历以前，对外的国势看似衰弱，而对内的国势

译实际上强盛；熙宁以后，对外的国势看似强盛，而对内的国势已经衰弱。大概安石不能把衰弱的国势改变为强盛的国势，却想凭借衰弱的国势造成强盛的国势。看他在嘉祐末年上书说，本朝不任用人才而任用法令，这是对的；但安石的法令，果真能与贤人君子共同施行吗？他说现在教育士人大多只是背诵讲说、参加考试，这是对的；但他所创立的新经、字说，果真能够超出文墨形式之外吗？他在熙宁初年入朝应对时说，本朝拘泥于有司的细小事务，这还算对；但安石所做的事情更加烦琐细碎，便不值得说了。他说君子、小人、正论、邪说混杂使用，而安石所做的事情却是纯粹任用小人、邪说。他说理财大多没有法度，而安石所理的财却更加枯竭，使下面耗尽来供奉上面。因此，青苗、保甲以及兵政、财政，所造成的只是本末俱弱而已；他却还要对外张大国势，在交趾挑起衅端，在熙河出兵，把中国有用的物资耗费在空虚无用的地方。安石最初的意图不过是变法，还不敢说要兴利；等到青苗法施行以后，才开始兴利。然而，对于种谔提出的绥州计划，安石当时还没有支持；韩绛在庆州的战事，安石还认为他不熟悉边疆事务。到了熙宁四年以后，安石才开始支持王韶、章子厚、沈起等人的主张。安石变法的罪过较小，而兴利的罪过较大；兴利的动机尚且可以宽恕，开拓边疆的罪过却应当诛罚。为什么呢？元丰时期的小人不过是图谋禄位；等到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便使军队困顿于灵武。绍圣时期的小人不过是想反对元祐；等到得志以后，便在隍、鄯兴兵。蔡京最初谋划，也不过是想钳制上下；等到求取宠悦，便推荐童贯统率西师。王黼最初谋划，也不过是想倾覆蔡京；等到双方为权势利益相互倾轧，便一定要收复燕、蓟来邀取功名。这些都是安石有所启发和开端的。唉，平定边塞烽火、图谋山后郡县，这是艺祖皇帝的宏大规划；熙宁时采用它，却变得疏略。夺取熙河、横山，剪除西人的手足，这是韩琦、范仲淹原来的谋划；元丰、绍圣、宣和时采用它，却变得乖谬。祖宗时期的国势，外在形势虽显得羸弱，内部元气却强盛，所以外来的邪气不能动摇它；熙宁以后，国势的枝叶虽然茂盛，根本却已经枯槁。谋划国事的人应当以此为鉴。有的人说：“您的三篇文章都对熙宁不满，恐怕是过于严厉的论断吧？”我说：古今治乱的关键，都取决于君子和小人的进退。熙宁以前并不是完全没有小人，只是祖宗所培植的君子非常多，所以能够维持治国纲体、遵守制度、振兴国势。从建隆初年一阳复始，逐渐积累到庆历年间，便成为三阳交泰的局面。熙宁以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君子，只是安石所教导的小人不断到来，至今没有止息，所以治国纲体因此败坏，制度因此改变，国势因此衰落。从熙宁一阴初遇，发展到宣和年间，便成为三阴闭塞的局面。这是我因评论本朝的事情，尤其在君子、小人进退之际，心有所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 宋代吕中撰写 太祖皇帝 建隆四年 干德六年 开宝九年 即皇帝位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皇帝接受后周的禅让，登上皇帝之位。此前，契丹、北汉连续出兵侵犯边境，后周皇帝命皇上率领各位将领抵御他们。士卒都佩服他的恩德和威势，军校苖训号称懂得天文；他看见太阳下面又有一个太阳，黑色的光相互激荡，便指着皇上的亲近属吏说：“这是天命啊。”这天晚上，军队驻扎在陈桥驿，军士们商议说：“主上[缺字]，我们拼死效力击破贼军，有谁知道呢？不如先拥立[缺字]检为天子。”有人把黄袍披到皇上身上，皇上坚决拒绝，但无法推辞，于是对各位将领发誓说：“近代帝王刚进入京城，都纵容军队大肆抢掠，你们不得再这样做；事情平定以后，一定重重赏赐你们，否则就诛灭全族。”于是整顿军队，从仁和门进入京城，连极细微的东西也没有侵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颍滨说：孟子“不嗜杀人”的话，到这里又得到验证了。自后唐以来五十三年，天下五次改换君主，天下厌恶动乱已经到了极点，难道真要让战争不断、天下残破，而四海没有统一的期限吗？唐明宗曾有“天生圣人”的祝辞，而太祖恰好出生在这一年，那么天命所归，不必等到看见太阳下黑光相荡才知道。自从他掌管军政以来，士卒佩服他的恩威，朝廷内外都共同推戴他，可见人心归附，不必等到驻军陈桥才看出来。汉高祖起兵之初，也不过如此。不过，高祖取得天下，是出于沛县父老的请求；太祖取得天下，也是出于军士的拥戴，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这与唐太宗逼迫父亲陷于不义而起兵的情况不同。再说，五代战乱、帝王屡次更换，无不是藩镇和士卒造成的，何况又有石守信、王审琦这样的人担任将领，难道能够安然居下而不生异心吗？一声号令之间，连极细微的东西也不侵犯，不仅救了百姓于涂炭之苦，也可以挽救叔季时代兵戈相接的灾祸；若不是聪明神武而又不嗜杀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