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三宋 吕中 撰太祖皇帝

译端正内心，修养自身 建隆三年正月，修缮京城，修缮大内。太祖坐在寝殿中，命令把各门全部打开，使它们都端正直通、宽敞明亮，没有遮蔽阻塞，因而对左右近臣说：“这就像我的内心，稍有邪曲，人人都能看见。”他又曾对宰相说：“古代做君主的人，很少能端正自身，使自己处在没有过失的境地。朕曾经早晚都警惕畏惧，防止过错，遏制欲望，希望以德行感化他人。像唐太宗那样，接受别人劝谏的奏疏，直截了当地指责自己的过失，却一点也不感到惭愧羞耻，难道不如干脆不做错事，使臣下无从非议吗？” 天下的事情千头万绪，但都由君主的一颗心来筹划治理。君主的内心端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出于正道；君主的内心不正，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能够由正道产生。因此，君主以微小的身躯居于深宫之中，他内心的邪正似乎不容易被窥见，但显露在外的表现，常常就像伸手指、用眼看一样，无法掩饰。这就是尧、舜相互传授帝位时所说“惟精惟一”的告诫。我们太祖在建国之初，规模宏大光明如汉高帝，谋虑深远如汉光武；至于端正内心，又与上古三位圣王在数千年前相传的道理相合。朱文公说：“太祖不从事言语文字方面的学问，但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接与尧舜的内心相合。”这话确实正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抑制奢侈，崇尚节俭 开宝四年五月，废除媚川都。此前，刘鋹在海门招募能够采珠的人三千名，号称媚川都，每年淹死的人很多。到这时，诏令撤销媚川都。干德四年五月，收缴伪蜀的图书、法物，都因不合规格而命令全部焚毁。孟昶的服饰器用奢侈僭越，甚至连便器也用七宝装饰。太祖命令把它砸碎，说：“奉养自己达到这个程度，想不灭亡，能够做到吗？” 开宝五年六月，禁止使用铺翠。皇女曾经穿着铺翠襦入宫，太祖说：“皇亲之家穿这种衣服，宫廷内外的亲戚一定会相互仿效。京城翠鸟羽毛价格高昂，小民追逐利益而伤害生灵，这是造成侵广寔的原因。又对她说：‘我拥有四海的财富，宫殿全用金银装饰，力量也是办得到的；但只想到自己是在替天下守护财物。古人说，以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来奉养一人。’太祖亲自实行俭约，曾经穿洗过的衣服，乘舆和服用之物都崇尚质朴素雅。寝殿设置青布镶边的芦苇帘，宫中帷帐、帐幕没有彩绘装饰。他曾拿出麻鞋、布裙赐给左右近臣，说：‘这是我过去穿用过的东西。’ 干德四年四月，禁止进献额外的财物。开创基业的君主，是后世所仰视并奉为准则的人；宫廷之中，是四方所仰视并奉为仪范的地方。一个人的奢侈或节俭，事情虽然微小，却关系到千万世，影响极其重大；对服饰色彩的谨慎，事情虽然细小，却关系到千万里之外，影响极其深远，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临幸太学 建隆元年，太祖临幸国子监；建隆二年又临幸；建隆三年正月临幸，二月又临幸，并增修学宫祠庙，亲自为孔子、颜回题赞。干德元年四月临幸，七月又临幸。正值事务仓促繁忙、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却唯独关注学校，这正是转移人心的重大关键。前汉以官吏立国，所以丞相只限于熟悉律令，御史只限于制定章程；我朝以儒学立国，所以命宰相读书，任用儒臣掌管狱讼，以文臣出任州长官，最终成就了一代文明之治。从这以后，皇帝临幸学校时，有授予爵位官职的赏赐，也有金帛的赏赐，还增加了广泛延揽士人的美意。然而，太祖处在崇尚武力的时代，临幸学校的次数反而多；后世处在崇尚文治的时代，临幸学校的次数反而少，这是为什么呢？吕大防说得好：‘天子视察学校本来就是常事，金帛爵位的赏赐，日后怎么能够继续呢？只怕是因为吝惜费用而停止罢了。’这其中难道正有当时的弊病吗？元祐六年，哲宗临幸学校。吕大防任宰相，有人对他说：‘祖宗视察学校，如果不是有爵位官职的赏赐，就是有金帛的赏赐；如今这些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吕大防说：‘古代天子视察学校，本来就是常事，小小的恩惠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我本来就希望天子能够时常临幸学校。金帛爵位的赏赐，日后怎么能够继续呢？只怕是因为吝惜费用而停止罢了。’听到这话的人才心悦诚服。严格贡举 干德五年二月，卢多逊主持贡举，太祖又诏令薛居正在中书省复试。建隆年间，最初诏令规定及第者不得称知举官为门生；干德年间，又下令贡举不得采用朝臣的公开推荐；到这时，又增加复试。贡举的条令越来越严密了。开宝元年，陶谷的儿子陶邴考中进士。太祖说：“陶谷不能教导儿子，陶邴怎么能够考中？”立即命中书省复试，于是诏令从今以后，举人凡是出自食禄之家，都命令复试。开宝六年，太祖开始在殿上亲自考试举人，李昉主持贡举。开宝八年二月，太祖亲自考试举人，说：“从前登科的名次，多被豪门之家取得；如今朕亲自复试，完全革除了过去的弊病。”复试从此开始。干德五年三月，五星聚于奎宿。起初，窦俨与卢多逊、杨徽之在后周显德年间一同担任谏官。窦俨擅长推算星象，曾说：“丁夘年，五星聚于奎宿，从此天下太平。” 国家的治乱虽然取决于人的作为，也有天数在其中。大概是风气推移，淳厚与浇薄各不相同：世道太平时人心反而浇薄，所以太平到了极点必然转为动乱；世道动乱时人心反而淳厚，所以动乱到了极点便会产生太平。五代长期处于云雾昏暗的时代，开启了我宋如天日般开明的时机。“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国家将要兴盛，必然有吉祥征兆。五星聚于奎宿固然是太平的象征，实际上也是文明兴起的征兆。当时欧、苏的文章还没有兴盛，师鲁、明复的经学还没有出现，安定、湖学的学说还没有在西北流行，伊洛、关中的学说还没有在天下兴盛，但文治的精华已经在建国之初显露出来了。征聘隐逸 开宝三年三月，召见处士王昭素。王昭素年轻时笃志求学，有志向和操守。太祖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到便殿相见。当时王昭素已经七十多岁，太祖命他讲解乾卦，讲到“九五，飞龙在天”时，王昭素收敛神色说：“这一爻正符合陛下今天的情形。”并引用典籍和事实加以说明，借机进言劝谏。太祖非常高兴，又问治理天下和修养自身的方法。王昭素说：“治理天下没有比爱护百姓更好的办法，修养自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太祖把这两句话写在屏风上，留他一个多月。王昭素请求回去，太祖于是授予他国子博士之职，让他退休。他八十九岁去世。王昭素是处士，并不是讲官，却能够被召到便殿相见；那里也不是经筵，却能够讲解《易经》，太祖好学到了这样的程度。古今讲《易经》的人，往往失于拘泥：对陛下而言就是“飞龙在天”，对臣下而言就是“利见大人”。善于讲《易经》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王昭素。古今讲阴阳的人，往往失于拘泥：时局尚未判明时属于阳，时局已经判明时属于阴。善于讲阴阳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张泳，这可以暗暗与伊洛之学相符合了。裁减任子 干德元年六月，确定进马、斋郎的名额。兵部每年补授斋郎十人，礼部补授斋郎十五人；台省六品官、诸司五品官，入朝任职达到第三任，才可以获得补授。宋初任子制度中限定名额的，没有诞节施恩，没有遗表制度，也没有郊禋的惯例；所补授的斋郎还要每三年复试，考察身体、言语和诵读经书，因此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所以，任子制度在三代是世代享有的禄位，在春秋时是世代承袭的卿位，在太祖时期是特殊恩典，在【阙】则成为滥行赏赐了。

译明确赏罚 干德四年，责授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崔彦逺为留后。起初，伪主孟昶投降，诸将进入成都。王全斌不能端正自身、率领部下，争相打开官府取拿金帛，又掠夺民间妇女，于是导致军队不能约束。太祖听说蜀地军队作乱，凡是使臣到来，都分别奏报王全斌违法乱纪的事情。王全斌回到京城，太祖召见行营都监王仁赡，当面责问他。王仁赡逐条指出王全斌的过失，希望借此为自己解脱。太祖说：“收纳李仁珪的女儿，打开德丰库取出珠宝，这些事情难道也是王全斌等人做的吗？”王仁赡惊惧得不能回答，只说：“清白、畏惧谨慎而没有辜负陛下任用的，只有曹彬一人。” 干德五年正月，任命曹彬为宣徽南院使。曹彬推辞，太祖说：“卿有功而无过，假如有一点点牵累，王仁赡难道会替卿隐瞒吗？劝善惩恶是国家的法典，怎么可以推辞呢？” 天下没有难办的事，也没有容易办的事。权力下移，事情就难如登天；威令振作起来，事情就容易如翻掌。晋文公不过是一个诸侯，春秋时代他的赏罚最为严明。城濮之战后，军队渡过黄河回国，向国君复命，献上俘虏，交出敌人的左耳，举行饮至礼，大加赏赐；祁瞒违犯军令，就诛杀他；舟之侨先行渡河，就赏赐他。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文公能够运用赏罚。至于唐德宗，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藩镇跋扈，贡赋不送到朝廷，朝廷号令也不听从天子，这就有应当诛杀的罪行了；但德宗却一概不问，从刚即位起就专门实行姑息政策。各道出兵，有的攻下一县，有的攻下一座军屯，功劳本来很小，却还奔走献捷、夸大功劳，有时一天赏赐两次，有时一个月多次封官；凯歌尚未奏完，官品已经达到顶端。唐朝之所以衰弱，是因为德宗不能运用赏罚。伟大啊，我太祖兴起以后，用兵出师、讨伐叛乱、抚恤百姓，尤其重视赏罚之事。王全斌、曹彬都是平定蜀地的将帅：曹彬有功无过，就提拔任用而不疑虑；全斌贪婪放纵导致祸乱，就贬谪降职而不顾惜；以至于按期献上敌军捷报，就授予节度使之职以示宠遇；在白天劫掠城市，就加以捕捉杀戮。赏罚如此，所以他平定天下、攻取五个强国，确实如摧枯拉朽一般容易。要论 阅武　水战　炮车　骑射 建隆二年正月，皇帝临幸造船务，检阅水战；二月，临幸飞山营，检阅炮车。建隆三年十一月辛酉，在西郊举行大规模阅兵；甲子日又举行阅兵。干德元年四月，开凿新池，操练水战；皇帝临幸玉津园，检阅骑射。建隆三年九月，皇帝在讲武殿检阅军队。这件事与唐太宗在显德殿练习射箭不同。唐太宗是在天下已经平定以后，自己炫耀技艺、技痒难耐，只是失去了人君的体统；我太祖却是在天下战乱初起时，每天训练军队，把它作为平定天下的资本。因此，他裁汰军队，使数量极少；整治军队，使法令极严；训练军队，使技艺极精。军队少，就没有冗兵；法令严，就没有骄兵；训练精，就没有弱兵。这就是京师的军队只有十万，却足以控制各道而且还有余力的原因。当时汴梁之地没有一天不进行教阅，而各个僭伪之国正以骄奢相互攀比，以文辞才学相互夸耀，于是另立名额，把这些军队隶属于各部将领之下；如今两浙的雄节、福建的广节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开宝五年，才开始编排、安置并供给粮饷；禁军以下的军队，到元丰年间的兵令中，全都把雄节之类提升为与禁军同等的军队，从此禁军遍布天下。干德三年九月，皇帝在讲武殿检阅军队，以马军为骁勇军，以步军为雄武军，都隶属于侍卫司。起初，京师的军队由殿前司、侍卫司两个机构统领。当时殿前司统领骑兵三十七个名额、步兵二十六个名额；侍卫司统领骑兵三十五个名额、步兵八十三个名额。皇帝命令给各军发放缗钱，使他们能够娶妻。王继勋统领雄武军，却不能约束部下，共有一百多人掠夺别人的妻女。皇帝听说后大怒，命令逮捕并杀掉他们；小黄门看见此事却没有上奏，也被杖打数十下。雄武军中肆意掠夺的人都被诛杀。开宝四年十二月，举行郊祀并大赦天下，废除川班。举行郊祀礼时行赏，皇帝因为御马直随从护卫，特意命令增加供给。川班内殿直中的一百多名蜀兵，皇帝挑选其中一些人，援引旧例击登闻鼓陈诉请求。皇帝发怒说：“朕所给予的就是恩泽，又哪里有什么成例可援引呢？”命令杀掉其中妄行诉求的四十多人，于是废除了这个军班。当时内臣李承进曾任后唐职务，皇帝问他说：“庄宗凭借英武平定中原，却在位不久，为什么？”李承进说：“庄宗喜欢打猎，处事姑息，威令不能施行，赏罚没有节制，因此酿成了祸乱。”皇帝拍着大腿叹息说：“二十年间在黄河两岸作战取得天下，难道还不能使用军法吗？如果放纵这些人无厌的请求，以此治理国家，实在成了儿戏。我如今抚养士卒，当然不吝惜爵位和赏赐；如果触犯我的法令，就只有剑了。”于是杀掉了川班中妄行诉求的人。登记禁兵，整顿军法。干德三年八月，登记各道的骁勇之士，补充禁卫军，这是采用赵普的谋略。建隆年间，各郡的本城兵承担各种劳役，有时还要轮换戍守其他郡；三司所属的禁军到各郡领取粮饷，也不能长期在京师白白吃粮。后来，各列郡分别设置禁军，严格执行差遣外出和占籍的法令；牢城、作院也分别设置指挥。从此，禁军不再到外地领取粮饷，厢军也升为禁军，不再承担戍守和劳役。陈平甫说：考察祥符、天圣年间编纂的敕令，各郡从骑射军直到牢城，所有名额共二百二十三个，总称为本城。所谓禁兵，都是三司的士卒，分屯各地并轮换戍守，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屯驻、驻泊之军，由钤辖、都监、监押官统领。三边的军队，有时因形势需要升为禁军；所谓四十四处禁军，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咸平年间把陕西选中的保捷升为禁军，庆历年间把河北教阅本城升为禁军。这里所说的是到外地领取粮饷的军队。自从元昊叛乱后，西北有保毅军；王伦叛乱后，东南有宣毅军，于是各列郡逐渐设置禁军。嘉祐年间下诏，东南各地设置威果军，共二十五指挥，也不过涉及九个大郡。熙宁年间考察厢军名籍，达到五十万人，却不足以作战，于是开始实行教阅之法。后来把厢军合并编定名额，于是下令设置两浙崇节、福建保节之类的军队。这些都是教阅军。国家凭仁德取得天下，未曾把武力看得最重要；但是京城地势平坦，四面没有险要，形势上必然要依靠军队。太宗选取各道骁勇之士补充禁军，又选取禁军中强壮健勇者隶属于亲军，他强干弱枝的考虑已经十分周全。不仅如此，过去的叛乱都是不得志的人发动的；太祖把他们聚集起来编为军队，给以优厚俸禄，再用军法约束他们。俸禄优厚，他们就知道自爱；法令严厉，他们就不敢作奸犯科。雄武军肆意掠夺，一百名士卒都被诛杀；川班妄行诉求，全军都被废除，他控制军队是多么严厉啊！兵权稍有过重，就在杯酒之间予以调动；等级秩序稍有不严，就用一剑的警戒使人震动，他的劝善惩恶是多么明白啊！军士的衣服不能超过膝盖，葱和韭菜不得带入军营，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奢侈之心；外出戍守的日子多，在军营的日子少，是为了不使他们产生安逸之念；营房在城西的，粮食却在城东，营房在城东的，粮食却在城西，是为了使他们劳作。这就是建国初年的军队为什么越来越少却越来越精锐吧！太宗统领军队有法度。

译安置冗兵。建隆二年五月，设置各军的剩员，用来安置退伍士兵；命令各地选拔任用骁勇者，退去年老体弱者。军队冗余，难的不是裁汰，而是安置。人在强壮时借用他的力量，却想在他年老体弱以后除掉他，拿什么来安慰他的心呢？太祖之所以能够裁去冗兵，是因为设置了剩员来安置他们。韩琦之所以能够裁汰陕西军队，是因为陕西把农民登记为士兵，因此士兵还可以重新务农。仁宗朝时，韩琦选出关陕禁军中不能出征作战的人，放归一万二千多人；如果没有安置办法，难道不是要逼得他们很快成为盗贼吗？严格等级秩序。开宝五年十一月，严格等级秩序法。诏令规定，禁军将校中有带遥郡官衔的，允许以宾客礼节相见；其余厢都指挥使，按每一级官阶实行一阶一级，完全恢复下属拜伏侍奉的礼仪。五代的祸乱中，大帅、老将拥兵跋扈，天子的废立就像下棋一样随意，这是国家被将领专擅的表现；偏将、士卒徒手奋力呼喊，将帅的去留就像旅舍中的过客一样，这是将领被士兵专擅的表现。然而，国家被将领专擅，人人都知道；将领被士兵专擅，却没有人知道。节度使往往因士卒拥立而产生，五代君主的兴亡，也都是郡中士卒推戴造成的；他们一旦出动，天下便低头听命，不敢抗争。太祖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以后，又严格等级秩序，使士卒知道有校尉，校尉知道有将帅，将帅知道有朝廷。太祖治理军队有等级秩序。派遣使者赈济借贷；君主的德行；仁政。建隆元年正月，派遣使者到各州赈济并借贷给百姓。皇帝在甲辰日即位，乙卯日便派遣使者赈济借贷，难道是在取得天下之初想借此向世人求取声誉吗？只是上天惠及百姓，君主奉行天意罢了。当时百姓苦于战争，苦于赋税，苦于刑罚和徭役；做父母官的人看见子弟饥寒，就会挽起衣裳、浸湿双脚去救助他们。这就是武王下车后不久便散发财物、开仓发粮的心意。减免租税，减少刑罚。二月，放宽商税。自唐末以来，藩镇擅自谋利；后来各国割据，因此征收关津税的地方尤其繁多。这一年下诏，各地不得苛刻扣留旅客；除非属于固定税额的弊病，不得搜查他们的箱笼。建隆二年二月，派遣使者监督征收民租。当时符彦卿在天雄军，对百姓征取特别彻底，皇帝便另外赐给他公粟，使他感到惭愧。建隆三年三月，制定死刑案件复核详审法。起初命令各州把死刑案件上奏，交由刑部详审复核；又命令各州录事、军与司法掾共同审断案件。皇帝曾读《尧典》，感叹说：“尧舜时代，四凶的罪行也不过是流放窜逐，近代的法网为什么这样严密呢？”又可见御史门执法。放宽征税，本意是要使商旅获利，也是为了革除方镇擅自谋利的弊病；确定刑罚并加以详审，本意是要减轻刑罚，也是为了革除方镇擅自杀人的弊病；派遣使者监督征收民租，本意是要使农民获利，也是为了革除方镇擅自征税的弊病。这就是兵权能够在杯酒之间收回的原因吧！所以，自从放宽商税以后，后世不敢擅自增加一项税额；自从慎重审理刑罚以后，后世不敢擅自杀害一个人；自从减轻民租以后，后世不敢擅自增加一项赋税。以仁德这一脉传统，使我国元气长存，这正是培植我宋朝亿万年基业的根本所在。劝勉农桑，体恤刑狱。建隆三年正月，下诏命令长吏劝勉百姓从事农桑。从此以后，每年年初发布劝农诏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开宝二年五月，命令各州体恤刑狱。由于暑气正盛，诏令各州把监狱清扫、洒水、洗涤；贫困的囚犯供给食物，患病的供给药物；轻罪立即审决遣送。从此以后，每年仲夏发布体恤刑狱的诏令，都是这样。赈济饥民，巡视旱田。建隆三年正月，赈济淮南的饥民。起初，沈义伦出使吴越回来后说，扬州、泗州的饥民大多死亡，而郡中的储粮还很多，可以借贷给他们。这一年四月，派遣使者巡视河北的旱田；七月又下诏，派遣朝臣出使各地，回来时把民间的利弊全部上报。干德二年，下诏命令长吏巡视旱田，立即减免其租税，不必等待上报批准。建业之世，法律条文还不完备，君子可以在法令之外施展手脚来任事，而小人有所畏惧，不敢以此作奸。太平日子久了，法律条文越来越严密，小人便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来作奸，贤者却被法律束缚而不能施展。建国初年，出使吴越的使者可以报告淮南的饥荒；又下诏，出使各地的朝臣可以把民间的利弊全部上报；遇到旱灾减免租税，不必等待批准。君子不被一尺法令所束缚，而小人进献羡余又受到禁止，这就是确实爱护百姓。干德四年，张全藻因为进献羡余而受到奖赏，皇帝说：“这不是搜刮百姓的租税、私自削减军粮，怎么会得到这些呢？”于是下诏禁止进献羡余。从此以后，担任长吏的人遇到水灾、旱灾，不敢上报，也不据实上报；有人开仓赈济借贷，就说这是沽名钓誉；有人不等请求便开仓，就说这是擅自专权。君子怎么能尽心做事呢？然而，小人误国的行为，是增加羡余收入的数额、征收超过定额的赋税，朝廷却不加过问。难道竟然敢于伤害百姓，却不敢于爱护百姓吗？放宽征税。开宝三年四月，取消河北的盐禁，允许商旅贸易，只征收税款。十一月，减少冶炼金属的旧定额。开宝四年四月，下诏革除岭南的苛政，放宽酒曲禁令，放松盐的专卖，允许官府出售盐，以补助州县的费用。七月，减少广南各州的耗米。右补阙梁周翰上疏请求减轻民力，大意说：“西蜀、淮南、荆潭、桂广的土地都已经成为王土，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把从三方取得的利益用来减少各道租赋的收入，那么恩德恩泽就会均等，民力也会宽裕。”皇帝赞许他的话。建国初年，京师的军队不过十万；每年考试进士，才录取几十人；士人学习的风气还不盛；官员名册很少；仙源的宗室支系还不十分繁衍；内外官职大都还没有完备；内郡庭璫自有固定员额；省部胥吏也都没有超过额数，没有冗兵、冗官、冗吏的费用。加上太祖崇尚俭朴，以身作则教导天下：自己穿洗过的衣服，宫殿设置芦苇帘子；平定广南后，废除媚川都；平定西蜀后，打碎玉制的便器。这些都见于《抑奢崇俭门》，他的节俭达到如此程度。因此，不仅可以减少常规赋税来宽解农民，也可以取消末业禁令来宽解商人。丈量民田，编制作户籍。建隆二年正月，派遣使者丈量民田。皇帝说：“派遣使者丈量田地，本来是想勤勉体恤下层百姓，结果百姓的弊害反而更加严重。现在应当精心选择人选。”后来因丈量田地失实而获罪的人，大多被免官。干德元年十月，制作版籍、户帖、户钞。孟子所说的经界，与后人所说的经界不同。孟子因为井田分配不均、俸禄不公平而实行经界；后世则因为民产分配不均、税田不能足额登记而整顿经界。民产分配不均，就会使产业归于豪大家族，留下来的产业归于下户；税钱不能足额征收，官府就会失去利益，必然要向百姓多征。建国初年，经界之法尚未施行，因此不能不派遣丈量田地的使者，版籍、户帖、户钞也不能不制作。不过，皇帝派遣使者时说的是勤勉体恤民间疾苦，哪里像建武年间检核垦田那样造成许多骚扰呢？

译制定差役法。建隆二年五月，下诏命令县令、县丞等检察差役；有不公平的，允许百姓相互检举纠察。这是严格差役法。陈平甫说：差役是古代的制度。建国初年沿用旧制：衙前负责掌管官府财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促征收赋税；耆长、弓手、壮丁负责追捕盗贼；承符人、力手、散从官负责奔走听使；县里的曹司直到押录，州里的曹司直到孔目官，下面还有杂职、拣掐、虞侯等人，都按照乡户等第确定差役。熙宁四年，开始商议让百姓出钱，由官府雇人服役，称为免役钱；熙宁六年，又实行保甲法，设置保正、副保正和大小保长，负责查察盗贼；熙宁七年，缴纳保丁钱来充任甲头、催税，停止招募户长、壮丁；熙宁八年，废除耆长，命保正、保长管理事务，另立雇用承帖人的费用，让承帖人隶属于他们。元丰八年，有人说耆长、壮丁的差役归到催税甲头身上，这是让百姓出钱免役后又让他们服役。后来下诏废止；绍圣元年恢复雇役法；绍圣二年，因为大保长催税，废除差保头，以旧耆长钱供给保正，以户长钱供给保长，以壮丁钱供给承帖人。靖国元年，拘收大保长的雇钱；绍兴二年，拘收耆户长的雇钱；绍兴十二年，拘收壮丁的雇钱。这大概是保正、保长、承帖人的雇钱一并征发，仍旧用来充作差役，百姓的力量因此困乏。这只是大略，而祸患都起于用保甲代替差役；各户宽裕和贫困不均，严重地成为百姓的忧患。疏浚河渠，畅通漕运。建隆元年正月，疏浚蔡渠，使淮河以西的漕运畅通，命令陈诏督办；二月，疏浚五丈渠，使东北方向的漕运畅通，也由陈诏督办。皇帝说：“河渠工程如果不是不得已而为之、会烦扰百姓的事情，我是不做的。”后来把蔡渠改名为惠民河，把五丈渠改名为广济河。汴州和洛阳都在河南境内。国家不定都洛阳而定都汴京，是因为四方物资汇集，漕运制度对远近都便利。东南的粮食由汴河运入，陕西的粮食由黄河运入，陈州、蔡州的粮食由惠民河运入，京师的粮食由广济河运入。论四条河流运入的粮食，东南最多；这就是太祖担忧不到一百年东南民力便会耗尽，并想迁都西京的原因。担心漕运会烦劳民力。定都汴京。建隆元年，皇帝初次临幸西京，喜爱那里的山川形势和宫阙壮丽，有意留在那里居住。皇帝出生于洛阳，喜欢那里的风土，也有意居住在那里。晋王和群臣都力争反对，晋王就是太宗。皇帝说：“迁到洛阳还不够，还应当迁到长安。”又说：“我想向西迁都，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凭借山河的险要，去掉冗兵。”于是对身边的人说：“晋王的话固然很好，但不到一百年，天下的民力就会耗尽。” 建国初年之所以不定都关中而定都汴京，是因为灵武、燕冀一带的土地还没有收复。不过，洛阳和汴京都属于河南，洛阳的险要地势还可以依靠，汴京却没有险要可供防守。若想在四方有事时作为依托，就应当定都洛阳，修筑高城、挖掘深池，装备坚甲、配置重兵，以防止中原诸夏发生意外，也阻断北方夷狄深入的图谋；如果已经定都汴京，就不得不以守卫四方夷狄为理由。这就是太祖提出迁都西京的原因。不过，定都汴京固然是不得已，定都西京也同样是不得已。假使太祖收复灵州、夏州，恢复燕州、蓟州，那么一定会定都长安。设置内库、左藏库和封桩库。乾德三年三月，设置封桩库。建国初年，贡赋收入左藏库，又取荆湖、西蜀的储备积蓄充作羡余。皇帝说：“军队出征和发生饥荒，都应当预先作准备，不能临事时再向百姓大量征敛。”于是另设内库，储存每年年终用度的剩余部分，全部收入其中。太宗时，又把封桩库改为景福内库，另外设置内藏库。太祖设置内库，就是周代的内库、汉代的少府、东汉的别监和唐代的大盈库。不过，内府总属于太宰，隶属于外朝，其本意是出于公用；东汉到唐代，大多由宦官掌管，才开始专门作为私用。太祖对身边的人说：“军队出征和发生饥荒，都应当预先作准备，不能临事时向百姓重重征敛。”我太祖的本意，是替百姓考虑。他又曾对近臣说：“朕听说八州的百姓长久陷于夷狄之中，等积蓄满五百万缗，就用来赎回山后各郡。”我太祖的本意，是替国家考虑。那么，内库的设立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呢？设置内库，是想使百姓和国家都获利。制定礼乐。干德四年十二月，开始使用雅乐。皇帝因为雅乐登歌之事，命太常寺与和岘讨论；他们请求以司天台的景表石尺为标准，拿它与王朴所制定的尺相校验，发现比古尺短四分。皇帝于是依照古法另制新尺，让工匠校验新尺制作律管的技艺，果然比王朴所定的律管低下，于是另制十二律管，使取出的声音开始和谐畅达，到这时才使用。开宝六年四月，施行《开宝通礼》。起初，中丞刘温叟等进献《开宝通礼》二百卷；到这时，卢多逊进献《开宝通礼义纂》一百卷。诏令交付有关官署施行，在乡贡考试中用《开元礼》改为考《开宝通礼》，并用新书出题考问。从汉朝建立到一百年后，尚且还没有余暇顾及礼乐之事；太祖在天下尚未统一时，就首先明确整治礼乐，可见他知道当务之急。然而礼乐废坏、残缺已经很久了，礼还可以凭借文字流传，声音一失传，乐也就失传了，所以乐的传承比礼更困难。用尺来校定音律，尺有长短不同；用黍粒来校定音律，黍粒有大小不同；若用声音和气息来校定音律，声音和气息还多少有可寻求之处。和岘所确定的却只有尺和黍罢了，怎么能不引起后来纷纷不已的争论呢？限制僧人的剃度 开宝六年四月，制定限制僧人剃度的法令：各州僧籍人数达到一百人的，每年准许剃度一人。熙宁以前有剃度僧人，却没有出售度牒；熙宁以后有出售度牒，却没有正式剃度。剃度僧人没有利益可图，却有人去做；出售度牒则有利可图，所以有人去做。国初限制剃度僧人还有定额，后来出售度牒却没有限制，只是为了救济一时财政费用的紧急需要，却由此开启了游民之害，放纵了异端之祸，实在可惜！消弭天变：黄河决口、久雨 开宝五年五月，黄河在濮阳大决口，未〔详〕；又在朝城决口，阳武也决口，汴水还在谷熟决口。久雨成灾，宫中放出宫人。六月，堵塞决口，命曹翰主管这项工程。太祖对曹翰说：“久雨不停，又听说黄河决口，朕焚香向上天祷告：如果天灾流行，愿由朕一人承受，不要施加给百姓。黄河决口，只不过是水堵塞了自己的通道罢了。”太祖于是把它看作天灾，并归咎于自己。到了王安石却说：“黄河决口毁坏百姓的产业，而上天并不怜悯；只任凭事理运行而没有感情。陛下应当替上天施行它所要做的事。”这其实是在教人主不要畏惧上天。因此陈莹中说：“人主安然处之，不把它当作忧虑，然后大臣才能随心所欲地有所作为。”这难道就是他要诛斥安石的用心吗？女真进贡马匹 建隆二年八月，女真进贡马匹。干德元年八月，女真前来进贡。免除登州沙门岛居民的租税，命他们专门修治船只，用来渡运所贡的马匹。女真距京师千里，却来进贡马匹。中国的盛衰，夷狄没有不知道的。然而正当阳气增长的时候，阴气已经潜伏了。宣和年间派遣使者，也是在沙门岛渡海，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是建隆年间女真进贡马匹，是夷狄请求与中国交往，宣和年间派遣使者，却是中国请求与夷狄交往，怎么能不由此开启中原的祸患呢？

译契丹的和战 开宝四年十一月，契丹侵犯定州，六万骑兵入侵。太祖命田钦祚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只管背靠城池列阵等待他们。”契丹军队包围遂城，田钦祚估计城中粮食很少，便整顿军队，打开南门，从突围的一角冲出；当天晚上到达保塞，军中没有遗失一支箭。北方边境传言说三千人战胜六万人，捷报传到，太祖很高兴，对左右说：“契丹多次侵犯边境，我用二十匹绢换取一个胡人的首级；他们的精兵不过十万人，只需花费我二百万匹绢，契丹就会被消灭了。”从此更加修治边防、加强防备。开宝八年三月，契丹前来聘问；七月，双方开始互通使者。与契丹讲和，并不是中国可以任意决定的事情。然而，和议如果出自对方，和议就可以稳固；如果出自我方，和议就容易失败。太祖正当开始南征北伐之时，契丹又与太原互相援助。假如汉高帝处在这种形势下，一定会有平城之忧；唐太祖处在这种形势下，一定会采取借助外力的行动。只有太祖专门任用边将：契丹来就抵拒，离去就防御，而且从未派一名骑兵出境，也从未命一名使者前去通和；一定要等对方边臣送来书信，才命边臣答复；一定要等对方带着礼节来聘问，然后才派遣通和使者答礼。这大概才是中国应有的体制。景德年间的和议之所以长久，宣和年间的和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景德之和出自对方，而宣和之和出自我方。和议出自对方，中国就强；和议出自我方，夷狄就强。平定盗贼 开宝五年八月，广南獠族盗贼反叛，派遣内臣李神佑督军作战，平定了他们。岭南刚刚平定，各地盗贼就兴起，依靠海边作乱；尹崇琦进攻他们，太祖派李神佑督军作战，但还没有完全平定其党众。由内臣督军作战，从此开始。由宦官督军，这是唐末五代的弊政，而太祖还来不及革除。不过当时只是让宦官督军，还没有让他们统率军队。淳化五年，西蜀盗贼兴起，命王继恩平定盗贼，这就让他统率军队了。然而他虽然有功，却不能担任宣徽使。王继恩有平定蜀地的功劳，中书省拟议任命他为宣徽使，太宗说：“朕不愿让宦官参与政事。宣徽使是宦官参与执政的开端。”到了李宪、童贯时，宦官便参与政事了。唉，一星火花最终会燎原，一孔小水最终会泛滥滔天，怎么能不谨慎，怎么能不警戒呢？李宪、童贯，分别在神宗、徽宗朝。传位 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杜氏去世。她病重时，命太祖把帝位传给晋王，即太祖的弟弟太宗，并说：“如果周朝有年长的君主，你怎么能够到今天这个地位？”于是命赵普在病榻前写下誓书，藏在金匮之中。皇太后能够知道社稷的根本大计，大概有这样的圣母，必定有这样的圣子。髙、曹、向、孟诸位贤后的传统，从这里开始。《宋大事记讲义》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四 宋代吕中撰写 太宗皇帝 太平兴国八年 雍熙四年 端拱二年 淳化五年 至道二年 即皇帝位 开寳九年十月，登上皇帝之位，任命薛居正、沈义伦为左右仆射，卢多逊为中书侍郎兼平章事，李汉、超、郭进加授观察使。转运使 开寳九年十一月，命转运使按照三种等级考察举荐人才，分为上、中、下三科，年终时把结果上报。政绩特别优异的列为上等。转运使设置于干德年间，原本只是为了总管财利权力，到这时兼任纠察官吏之职才开始。后来又设判官、副使，以及提刑狱，都是用来纠察官吏的。这就是汉代部刺史的职务。汉代部刺史分掌十三州，依据六条询问政事，其中五条都涉及二千石官员；考察他的品秩，却只是六百石。品秩低，他本人就会奋发；权力重，他的意志就能施行。到了绥和年间，成帝把它改为州牧，品秩二千石，这套制度就败坏了。本朝的监司由台、省、寺、监官员担任，即使宰臣、侍从出任帅职，也准许弹劾他们。这就是我宋三百多年没有藩镇祸患的原因，大概正在于此。确实如此，监司的职责之一，就是使道、守、令有所顾忌。因此，监司立志举荐廉吏，便会有像买犊还珠一样的事，郡中就有贤能的太守了；遵循雉鸣、琴音的典故，县邑中就有贤能的县令了。监司立志惩治贪官，便会有人望风解下官印，甘愿隐退避祸。因此，靠个人私恩，也难以庇护那些被称为“二天”的人。这就是我太宗特别重视转运使、用来考察官吏的原因，也说明他任用人并不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