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四宋 吕中 撰

译三司使 开寳九年十二月，设置三司副使，任命贾琰担任。三司设置副使，从此开始。太平兴国八年三月，将三司分开，各自设置使职。太宗说：“三司上奏政事，纷纷杂乱，意见各不相同，轮流坚持自己的看法。朕常常依据事理开导晓谕他们。端拱初年想设置十二名判官，罗处约说：‘三司不是古代的制度。唐朝自从兵乱相继发生，因为赋税调发和专卖收入的事务，所以从尚书省分出三司来主管。如今仓部、金部怎么能知道府库财物的盈亏？司田、司川谁能知道河渠的远近？只是有名无实，积久成习罢了。现在应当恢复旧制。如果在三司之中再设置属官，就更加失去根本了。’” 淳化二年七月，命三司均衡节制财物开支。太宗对李惟清说：“财货是用来供给费用的；如果取用财货不合乎正道，就违背了惠养百姓的意旨，怎么能够招来和气呢？务必要裁减节省，不要导致过度征敛。” 淳化四年五月，合并三司，设置一个机构，命魏羽主管。诏令罢免盐铁、度支、户部等三司使，只设置一名使、六名判官、三名推官。这是采纳马应昌的建议。淳化四年十月，三司设置两名使，分别主管左右计。闰月，又设置三司总计使；同年命陈恕主管总计，使、判官以及左右计事、左右计使分掌十道，每件事务由三使共同商议。陈恕认为，各官司分别建立，政令相互发出，很不便利。太宗不听，过了一年仍然恢复旧制。当初，后梁蒋知担任吉州知州时，太宗赞赏他的精明能干，把他的姓名记在御屏上；到这时任用他为右计判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淳化五年十二月，三司重新各自设置使，命陈恕等人主管。太宗曾在柱子上题写：“真正的盐铁使陈恕。”陈恕出入三司，前后十八年；说到称职的人，以陈恕为第一。至道元年十月，把三司勾院合并为一。太宗曾召见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询问钱谷事务。李溥等分条上奏利弊七十一件，中书省参照考核后认为其中四十四件可以施行，于是记载在簿籍中。本朝由宰相掌管民政，枢密使掌管军政，三司掌管财政，称为“计相”，其权力极重。三司正使的地位仅次于执政，恩遇待遇与枢密使相同；副使的地位仅次于待制，俸禄与卿、监相同。从唐朝到五代，胄〔按：原文疑误〕隶属于夏官，磨勘衙司隶属于秋官，修造河梁隶属于冬官，而地官不能参与；本朝则把这些事务全部归属三司。三司的职责既然专一，财利权力也就不分散了。然而太祖时期，既分三司、各自设置使，又合并三司为一个使，还设置三司总计使，任命陈恕担任。分开则财物出纳、转移使用和政令彼此发出，动辄互相违背；合并则钱粮事务繁多，不是一人所能总管。可是如果三司能够像陈晋公那样通晓事务，合并为一也可以；否则不如分开，能够互相稽核考察。况且掌管财利的职务，必须使权力集中、任期长久，才可以办好。司马温公曾评论说：先朝陈恕在三司十多年，到今天谈到善于治理赋税的人，仍以陈恕为第一，难道是陈恕的才能特别异于常人吗？大概是因为他长期任职于此的缘故。陈公恕在三司十八年，权力集中，任期长久。

译宰相 太平兴国七年，卢多逊被贬，任命赵普为司徒，重新入朝为相。卢多逊诋毁赵普没有建立功业，太宗打开金匮，看到了其中的誓书，于是醒悟，不久便恢复赵普的职位。十一月，在员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有上书援引诸葛亮不赦免罪人的事情，太宗最终听从赵普的意见，从此以后郊祀大赦文书中不再写入此事。七年，卢多逊被贬到崖州。自从赵普再次担任宰相，卢多逊更加心中不安。赵普得到卢多逊与廷美相互勾结的事情，秦王因此发怒，太宗拿这件事询问李伦，于是罢免了李伦。卢多逊包藏叛逆之心，李伦与同列官员却不能察觉，因而被责罚，授予工部尚书。卢多逊任宰相，赵普就出朝；赵普入朝，卢多逊就被贬斥，大臣之间互相倾轧的风气已经在这里萌芽了。不过卢多逊奸邪而赵普正直，当时奸邪还没有足以胜过正直。太平兴国八年十月，赵普被罢免，设置都进奏院。十二月，任命宋琪、李昉同平章事。太宗对他们说：“天下的治乱，在于赏罚是否恰当；如果对功劳和罪过都处理得当，没有不安定的；如果把赏罚当作发泄喜怒的工具，就没有不混乱的。”太宗谈论赏罚，应当责成两位宰相〔原文‘二相观’疑有脱误〕。田锡上疏曾说：宰相如果贤能，就应当信任并任用他；宰相如果不贤，就应当另行选择并任用贤者。怎么能把宰相放在那里只当作发泄喜怒的工具呢？如果对臣下心存疑虑，那就把他当作普通人一样了。雍熙元年发生火灾，太宗寻求直言，知睦州田锡上疏。这虽然是当时忧虑治理天下、警戒明主的话，也是万世任用宰相的原则。西汉初年，宰相权力很重，所以一位君主一生任用的宰相不过一两人；汉武帝以后，宰相权力减轻，于是四十多年之间更换宰相共十三人。端拱元年二月，李昉被罢免，任命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正〔原文作‘吕 正’，疑有缺字〕为平章事。赵普是旧德元老，吕正出仕较晚却骤然升进，与赵普处于同等职位；赵普非常推重赞许他。赵普又曾称赞说：“吕端上奏政事得到嘉奖时从来不喜悦，遭遇挫折时从来不恐惧，真是辅佐宰相的才器。”赵普真是一位贤相。赵普第二次入朝为相，与干德初年第一次入朝为相时不同。太祖时期，政治规模宏大，所以赵普意气慨然，把天下的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敢于任事；太宗时期，制度安排繁密，所以赵普免不了避开嫌疑、顾存形迹，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然而他年老而有重望，却推重吕正〔原文作‘正’，疑有缺字〕这样的后辈；对于别人的才能，就像自己具有一样。这难道正是他能够保全我朝子孙和百姓的原因吗？吕端是吕余庆的弟弟，淳化四年任参知政事，至道元年任平章事。淳化二年正月，赵普被罢免。淳化二年九月，吕正〔原文作‘吕 正’，疑有缺字〕被罢免，任命李昉、张齐贤同平章事。淳化三年七月，赵普去世。赵普以吏治方面的才干闻名，学问不多；太祖劝他读书。每逢朝廷有重大议论，他就关上门，自己打开一个书箱，阅读其中的书，原来不过是《论语》二十篇罢了。他从来没有替子弟求取恩泽。赵中令想要裁决重大事务时，就读《论语》直到一天结束；李文靖也说：做宰相，如果能够实行《论语》中“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句话，就可以整天奉行它。李沆曾经读《论语》，有人问他读书所得，他说：做宰相，像《论语》中“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句话，尚且还没有能够做到。圣人的话对人的益处竟然如此。一部《论语》，张禹却用它误导了成帝，何晏又用它祸害了西晋；书本终究只在于人是否善于运用。淳化四年六月，张齐贤被罢免。制词说：能力赶不上心志，名声超过了实际才干。四年十月，李昉被罢免，任命吕正为平章事。太宗曾说：“李昉本来凭文章才学得到进用，等到任宰相后，知道自己的才干微薄而责任重大，只是忧虑惭愧罢了。” 淳化五年十一月，命宰相以下的官员推荐人才。太宗曾向中书省询问可以出任朔方使者的人，吕正把一个人的姓名报告上去，太宗没有同意。后来有一天又问起这件事，前后三次询问，吕正的推荐都没有改变，太宗恼怒地把他的奏章扔在地上。不久最终还是任用了这个人，果然非常称职。古代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君子，没有不把招致天下贤才当作急务的，所以一定广泛咨询、博采众长，在无事的时候物色人才，到有事之日便任用他们处理烦难事务。吕文穆推荐可以出任朔方使者的人，之所以被询问三次而三次都不改变，是因为他的夹袋中有一本册子，每当四方人士来拜见时，他一定询问对方那里有什么人才，随即记录下来。所以朝廷寻求贤才，就像从袋子里取出一样罢了。这就是所谓“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难道舍弃他们吗”的意思。吕正曾把册子放在夹袋中，记录四方人才，当时人称朝廷寻求贤才如同从袋中取物。至道元年四月，吕正被罢免，任命吕端为平章事。当时寇凖执掌政务，吕端起初与寇凖官位相同，等到自己先任宰相，担心寇凖心中不平，便对宰执们说，每天分开担任押班、知印。宋朝初年设置参政，是为了辅佐宰相。然而起初不让参政押班、知印，是为了端正中书省的权力。后来又命参政共同知印、押班，是为了防止中书省专权。但是，做宰相的必须像吕端对待寇凖那样，做参政的必须像王文正在政府任职时那样，每件事都一定和同列官员商议请示后再办理，这样才有同舟共济的道义和共同推车、协力前进的风气。假如荆公任参政时，就设置中书条例来夺取宰相的权力；任宰相时，又设置中书检正来夺取参政的职权，那么他到哪里去不会营私呢？宰相应当与执政大臣同心协力。至道二年七月，寇凖被罢免。闰月，下诏由宰相独自押班、知印。台谏。太平兴国六年，解除田锡的言职，出任河北南路转运副使。当时卢多逊专擅政权，群臣的章表如果不先向卢多逊请示，有关部门就不敢上报。谏官上呈章表，必须让合门的属吏按照格式书写文状，说自己“不敢妄自陈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只希望得到恩宠荣誉”。田锡写信给卢多逊，请求免去这种文状，卢多逊不高兴，便把他排斥出朝廷。本朝敢于直言的风气从田锡开始，大臣阻遏人们进言从卢多逊开始。“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这类话，后来安石、蔡确、章子厚之流，都沿袭了卢多逊留下的做法。

译经筵，台谏。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设置侍读官。太宗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阅读经史，担心应对咨询时无人可用，这一年开始任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端拱元年二月，设置司谏、正言，改由原来的左右补阙、拾遗担任。太宗认为当时许多人因循缄默，失去了设置这些官职的本意，所以改用新的官名，希望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说，经筵有固定名额，那么君主讲学的时候就少了；司谏有固定职务，那么君主寻求进言的意愿就狭窄了。哪里知道祖宗在世时，本来没有一刻不能学习，也没有一个人不能进谏。当时田锡还说：“给事中不敢封还驳正诏令，遗补不进献直言，起居郎、舍人不能登殿记录皇帝的言行，御史不弹劾奏报，集贤院虽然有书籍却没有相应职名，秘书省虽然有职官却没有图籍，朝廷开辟西苑、扩大御池，而尚书没有事情可做，郎官没有本属机构，九寺三监的官署狭小冷落，礼部考试士人有时竟在武成王庙进行。”这说明当时还有很多官职需要整顿，而太宗却首先设置经筵、台谏之官，他确实懂得根本。兴国元年，田锡任谏官，太宗赞赏他的话，赏赐钱五十万。有人说田锡现在应当稍微收敛锋芒，田锡说：“侍奉君主的诚心，只怕不能竭尽，何况上天赋予我这样的性情，难道会因为一次赏赐就改变吗？” 经筵，史馆，讲学，正心。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设置崇文院。改建三座院舍，赐名为崇文院，把旧馆的书籍全部迁来充实其中：南廊收藏集贤书，东廊收藏贻文书，西廊设四库，分别收藏经、史、子、集，作为吏馆书。六库书籍正本、副本共八百卷。淳化二年，李至任秘书监，进献新校订的御书一百八十卷。端拱元年八月，太宗临幸国子监，命博士李觉讲解《泰》卦。太宗从容地对他说：“君主不要让自己的嗜好显露在外，这样奸邪之人就没有机会侵入。我只是喜欢读书，多了解古今成败；好的就遵从，不好的就改正，如此而已。读书可以端正内心，以远离亲近小人。” 淳化三年，太宗临幸秘阁，命将臣观看书籍。淳化五年，太宗临幸国子监，命孙奭讲说《说命》三篇，有意借此切磋砥砺辅臣，因而感叹说：“上天把贤良的辅弼赐给商，我难道偏偏得不到吗？” 太平兴国八年，设置侍读官。太宗对近臣说：“我每次读《老子》，读到‘佳兵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没有一次不反复读几遍，把它作为自己的警戒。”太宗曾在宫禁中从巳时读书到申时。淳化二年，太宗说：“国家如果没有内部忧患，一定会有外部忧患；没有外部忧患，一定会有内部忧患。外部忧患不过是边境事务，这可以预先设防；只有奸邪之徒肆无忌惮，才最值得畏惧。帝王应当这样集中用心。”以端正内心来防备奸佞。考察太宗的学问，不应当看他临幸国子监、临幸秘阁的时候，而应当看他在宫禁中读书的时候。因为君主亲近儒臣的时候少，亲近宦官、女子的时候多；如果众声喧杂、间断懈怠，学习的功夫就会中断。太宗在宫禁中从巳时读书到申时，这难道不可以作为后世继承人的法则吗！翰苑。淳化二年，任命毕士安为翰林学士。当时范杲进献《玉堂记》，请求整治、修订翰林学士的职掌，太宗厌恶他的急躁争逐，把他调出朝廷。执政大臣推荐张洎，太宗说张洎的德行比不上毕士安。太宗用飞白书写“玉堂之署”四字，赐给苏易简，说：“这是永远可以成为翰林美事的一件事。” 太宗重视内制、外制的任职，说：“词臣的选任，是古今都看重的。人们说朝廷任命一篇制诰，六亲姻亲都会互相庆贺，认为这是如同一尊佛出世。郭贽缺乏当时的声望，虽然任命他掌管制诰，最终还是不能进入翰林。” 淳化二年，任命和〔缺字〕为知制诰。后来太宗想召〔缺字〕为翰林学士，却对左右说：“〔缺字〕的眼睛昏暗无神，胸中一定不正，不可以任近侍。”四年五月，任命张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太宗对侍臣说：“学士的职务亲近而重要，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的。我曾经遗憾自己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太宗曾命钱若水撰写赐给赵保忠、李继捧的诏书，赐予他们姓名。诰文中有“不斩继迁，存狡兔之三穴，潜疑光嗣，持首鼠之两端”之语，太宗非常高兴。等到李继迁归附，又命钱若水起草赐给李继迁的诏书，说：“既已除掉手足般的亲属，已经失去了辅车相依的形势。”太宗在诏书后批示说：“依照这个诏书稿本，极好。”钱若水的家人因此把它珍藏起来。翰苑的大臣，只要是文章之士就足以任职；然而范杲因为急躁争逐而没有被任用，张洎因为缺乏德行而没有被任用，郭贽因为缺乏当时的声望而没有被任用。翰苑本来就是储备人才的地方，哪里可以轻易授予职务呢！当时杨亿不草拟册立皇后的制书，刘均不草拟任命宰相的制书，那么我朝涵养、培植人才的功效也就很多了！给事。淳化四年八月，命官员专门掌管通进、银台二司。不久又把封还驳正诏书的职掌隶属于给事中，命向敏中、张咏主管二司事务。当时部署张永德把一名小校鞭打至死，审查他的罪行时，张咏封还诏书，说：“不可以因为小校而侮辱主帅。” 自从张咏封还诏书以后，后来担任给事中的人才开始敢于封还驳正。自从田锡奏事耿直以后，后来担任言责之职的人才开始敢于尽情进言。讲官振作职守，从孙奭开始；三司振作职守，从陈恕开始。人才虽然在景德、庆历年间更为兴盛，但实际上是在今天开始孕育的。百官振作职守，始于太宗。时政记，起居注。太平兴国六年八月，命中书、枢密院记录主要言语，编为《时政记》。李昉请求先奏请皇帝御览。端拱二年，命枢密院记录主要言语。《时政记》奏请皇帝阅览，从此开始。淳化五年四月，设置起居注院，把编修左右史的职务改为起居注。梁周翰请求把所撰内容先呈给皇帝阅览，后来又下发给史馆。起居注奏请皇帝阅览，从此开始。编修《时政记》可以，但李昉想把它奏给皇帝阅览就不可以；编修起居注可以，但梁周翰想把它进呈给皇帝阅览就不可以。总之，《时政记》和起居注不能让君主亲眼看见。考课。淳化二年，命近臣兼任差院和流内铨的职务。淳化三年冬，设置磨勘院。淳化四年春，把磨勘院改为审官考课院；京朝官归审官院管理，幕职州县官归考课院管理。唐虞时代考核官员的办法，先从九官、十二牧开始；成周时代考核官员的办法，上至公卿，下至比闾小吏。也就是说，无论大小、内外官员，都采用考课法。本朝上至京朝官，下至幕职官，都有考课法。如今的制度对外任官员规定详细，对内任官员规定简略；施行于小吏，却不施行于显达官员；徒然成为文书上的具文，也不过是考察他们能不能辨别财赋罢了。什么时候曾考核州县长官是否惠民养民，考核监司是否能巡察举发呢？如今的考课法对大臣规定简略。

译任子。至道二年，制定任子世官制度。在此以前，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每逢覃庆都授予摄官，不久便补授为正式官员。太宗认为这样太过泛滥，下诏规定他们只取得同学究出身。任用官员凭借世袭，是唐虞三代的制度；并不是说豪异俊秀之才都出自公卿大夫之家，而是因为仁义道德的教化一向施行于圣贤明哲之家。自汉代以后，公卿之家的家法已经不如古代，而朝廷考核、教育国子的用意又全部废弃，这就是任子制度产生弊病的原因，也是太祖、太宗和范冨等人之所以加以裁抑而不顾惜的原因。官吏。太平兴国三年六月，严厉执行惩治贪赃官吏的法令。上一年，永丰仓的八名官吏因受贿作奸而获罪被处死；这一年，中书令史李如古因受贿、故意出入人罪而被杖杀。到这时又下诏规定，因贪赃而发配的官吏，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得重新叙用。端拱初年，少府监说，配役人员郭冕等人都曾任京朝官，遇到赦免应当重新叙用。太宗说：“贪赃官吏不可以再列入仕籍。”只命令释放他们。淳化元年，蓬州司法郑侣因受贿、故意出入人罪而获罪被处死。淳化二年，知晋州祖吉因贪赃被杖杀。本朝初年，贪赃官吏有被处以极刑的；如今因贪赃败露的只罢免而已。本朝初年，贪赃官吏有不再列入仕籍的；如今却只是遇到赦免便恢复资格而已。百姓的创伤还没有痊愈，官吏的罪恶却已经洗清，官吏还有什么害怕而不贪污呢？贪赃官吏不可赦免。太子侍讲。太平兴国五年九月，设置皇子侍讲，任命杨可法担任。太平兴国八年，在诸王及王子府设置谘讲、翊善、侍讲等官，任命王遹、姚坦、邢昺等十人担任。益王曾经建造假山，建成后召集属官共同观看，姚坦说：“我只看见一座血山。”益王惊讶地询问原因，姚坦说：“我看见州县催缴赋税、捕捉人的父子兄弟送到县里鞭打，血流满身；这些都出自百姓缴纳的租税，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呢？”当时太宗也在建造假山，还没有完工，听到这番话后，命令拆毁它。端拱元年，皇子元禧被封为许王。太宗亲自下诏告诫皇子、亲王：首先必须克制自己、振作精神，听取意见、接受劝谏；每穿一件衣服，就要怜悯养蚕的妇女；每吃一顿饭，就要想到耕田的农夫；至于听取意见、接受劝谏时，不要先任凭自己的喜怒行事。侍读官就像朝廷的侍读，侍讲官就像朝廷的侍讲，谘讲、翊善就像朝廷的待制、候对官。然而一定要由姚坦、邢昺这样的人担任，也可以说是选得了善于教导的人。因为如果有这样的官职却没有合适的人，那么师傅只是凑数，辅弼只是具备名额，君王身边前后左右全不是正人，他要和谁一起行善呢？如今“血山”的譬喻，不仅使益王惊讶发问，即使天子也因此停止工程，这样看来，本朝侍读的职务就没有虚设了！淳化五年，任命襄王元侃为开封尹，封为寿王。这是采纳寇凖的建议。寇凖从青州被召回入朝觐见，太宗说：“我的几个儿子中，谁可以托付神器？”寇凖说：“陛下如果真是为天下选择君主，就不应当向妇人和中宫谋议此事。只应由陛下选择足以符合天下人期望的人。”太宗低头沉思了很久，屏退左右后说：“寿王可以吗？”寇凖回答：“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深的，圣意既然认为可以，希望陛下决断。” 至道元年，册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杨徽之、毕士安兼任左、右庶子，乔惟岳、杨砺兼任左、右谕德，夏侯峤兼任中舍，李至、李沆兼任宾客，太子以对待师傅的礼仪接见他们。东汉、李唐之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祸，是因为建立和扶立天子的权力全都落在他们手中，即使李固、杜乔、裴度、郑覃这些人也不能纠正这种局面。寇准的这一句话，确实是万世都应遵循的法则，并不只是表现在景德年间澶渊这一战中。祥瑞 端拱元年正月，真宗亲自耕种耤田。皇帝写信赐给近臣说：“国家最大的祥瑞，只有丰年罢了。连续多年获得丰收，百姓没有疾病和瘟疫，我求得太平之治虽然迫切，但德化还没有普遍施行，上天降下这样的恩赐，怎能不感到畏惧呢？” 雍熙元年十月，岚州进献一只独角兽，徐鈜等人认为这是祥瑞，皇帝说：“珍禽奇兽，对政事有什么益处？天下安宁，风俗淳厚，这才是最大的祥瑞。”十一月丁卯日，举行郊祀，让宣祖配享，并改年号。皇帝曾对宰相说：“今年大丰收，百姓没有疾病，应当和你们努力施行善政，来报答上天的意旨！” 黄鲁直《瑞芝亭记》说：“假使百姓的田地里有禾黍，就不必让灵芝生在家门庭院；假使百姓在伏日、腊日有鸡有猪，就不必让麒麟、凤凰出现在郊外；假使郊外山林没有奸猾官吏舞文弄法，就不必让老虎渡过黄河；假使乡里的胥吏不追逼骚扰百姓，就不必让蝗虫飞出境外。” 灾异 淳化二年二月，皇帝下诏说因为旱灾和蝗灾，准备亲自焚身祈求上天，第二天就下了雨。端拱二年，夏季发生旱灾，皇帝登记在押的囚犯，派使者分赴各路审理结案，当天晚上就下了雨。端拱二年七月，彗星出现在东井，前后共三十天。赵普上奏说：司天监妄称这是妖星、将会灭亡契丹，这些全都是阿谀奉承，皇帝应当慎重听取意见。说什么妖星将会灭亡契丹，这是司天监的阿谀奉承；赵普竭力进言，算是懂得大臣匡正君主的道理了。王安石最不相信《洪范》关于灾异的说法，却把彗星归咎于交趾。像赵普这样贤明的人和像王安石这样奸诈的人，他们议论的是非正邪，相距何止如天壤之别啊！《宋大事记讲义》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五缺 宋代吕中撰写 太宗皇帝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六 宋代吕中撰写 真宗皇帝 咸平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五年 干兴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