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四宋 吕中 撰

译选择监司 治平四年，停止由长吏选任监司。皇帝说：“朕看到祖宗经过百战才统一天下，一想到一个州的百姓被交给一个庸人治理，便常常痛心疾首。” 熙宁改元以前，选任监司和长吏，是为了百姓；王安石掌权以后，派遣提举常平使者，却是为了扰害百姓。参知政事参与宰相共同阅览文书，从唐介开始。熙宁元年，任唐介为参知政事。按旧例，只有宰相阅览文书，唐介说：“介身居政府要职，却不能知道文书内容；如果皇上询问，我拿什么回答？”曾公亮于是让他一起阅览查看，从此成为常例。祖宗设置参知政事，只是让他作为宰相的副贰而已。太祖担心赵普专权，虽然命令参知政事掌知印、押班以分割他的权力，薛居正终究不敢与赵普抗衡。王钦若在政府任职时，鲁宗道常常和他争论政事。王钦若说：“王子明在政府任职时，并不像你这样。”鲁宗道说：“如果您能像王文正那样，我怎么敢不服从呢？”这是因为王钦若以奸邪之人主持国政，并不是因为鲁宗道敢于抗拒宰相。因此，扶助参知政事职权的，前有鲁宗道，后有唐介；不过当时担任宰相的幸好是曾公亮。到了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就夺取宰相的权力；任宰相时，又夺取参知政事的权力。整顿官名 元丰二年九月，整顿官名。起初设置官职大多沿用唐制，中书、门下等省的长官即使授予侍中，也参与政务，并以平章事作为宰相的职任；六曹不管理本部门的事务，给事中、中书舍人不掌管本职，谏院不专门负责谏诤，史馆不修撰起居注；总计有司负责封驳，审刑司各自设有院署，台、省、司、监往往由其他官员兼领。因此，议论者多次请求正定官名。李清臣也说，官名与职事不相符合，差遣与官职又不相符合，勋阶、爵秩也都互不相符合。于是中书设置详定官制局，命张璪、张诚一主持。诏书说：“现在想让台、省、司、监的官员真正掌管职事，所有只有空名的官职一律罢去，并授予相应的阶官，以此制定俸禄。”于是改侍中、中书令、平章事、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大夫为大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太府、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前行、中行、后行郎中分别为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共三等；前行、后行、中行员外郎分别为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侍御史、左右起居舍人、司谏也同样分为三等；左右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和著作郎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宣德郎后来改为宣教郎；光禄寺、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不实行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务郎都应磨勘。待制以上任满六年升两官，至大中大夫为止；承务郎以上任满四年升一官，至朝请大夫为止；等朝议大夫有缺额时再补授。朝议大夫以七十人为定额。选人磨勘，都依照吏部法令；升为朝官，依照新制定的条例。国家为了惩治藩镇的弊病，朝廷文臣出任外地官职，所领的郎、曹、卿、监等官名都只是虚名，只用来寄寓俸禄、品秩和班位次序而已。太祖的本意，大体是借用其名而责求其实，责求其实而略去其名。元丰官制则把过去的官名归还给实际职事，同时又采用从前寄禄的名目。祖宗官制中，关系到大体的实质只有一项，关系到具体条目的有三项。国家优宠任用宰相，不同于其他官员；虽然设置参知政事，但薛居正等始终不敢与赵普抗衡，所以三省事务归于一人掌握。天下的钱粮，从一铢一粒以上，全都隶属于三司。新制度施行后，每省各有一套班次，事情能否办理，彼此不能预先知道；命令下达后，几乎要遍历三省，经过好几天才到达皇帝面前。神宗已经厌恶这种拖延。元丰末年，首先采纳吕公著的请求，使三司同班奏事，分省办理事务；这样一来，从前分散为两三处的权力才开始合为一处。这就是纲纪不紊乱的情况，关系到大体的实质就在这里。旧制中，尚书、侍郎分属六部，升迁标准各不相同；现在六部尚书都由一等银青光禄大夫统摄，六部侍郎都由正议大夫统摄，于是十二种官职合并为两种。这就是资格等级非常严密，关系到具体条目的一项。旧制中，进士出身为一等，世代承袭恩赏为一等，杂流为一等；进士出身任屯田郎，世赏迁任虞部郎，杂流迁任水部郎，如今一纸朝廷奏令就把这些合并了。这就是流品没有区别，关系到具体条目的第二项。祖宗时期，天下官员在京任主判，出京任奉使；除非被罢免，否则都入朝请见。朝廷只给他们本官俸禄，所以外任官员不从州县取得衣食。新制度施行后，删去了主判、奉使的任职期限，京官被罢免后才开始从州县取得衣食，州县的财力也开始因供给俸禄而耗损。这就是俸禄泛滥，关系到具体条目的第三项。纲纪不乱，具体条目也随之整顿，那么即使沿用唐、五代的官名，也不妨碍良好治理；如果纲纪失序，具体条目随之败坏，那么即使仿效成周的制度，也不能补益天下事务。关键终究只在是否符合实际。确定官制 元丰五年四月，官制制定完成。把平章事改为左右仆射，任命王珪、蔡确担任，仍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把参知政事改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任命张淳、张璪担任；设置左右丞，任命蒲宗孟、王安礼担任。建立官制，不能只看官名，而要看实际；不能只看官职，而要看任职的人。君子考察元丰五年官制制定完成时，左右仆射的名号刚刚得到正定，但任用王珪、蔡确担任，就有辱于左右仆射的名号了。考察正和三年官名正定时，太宰、少宰的名号刚刚设立，但任用何执中、蔡京担任，就有辱于太宰、少宰的名号了。建立储君 元丰七年，《资治通鉴》编成。起初新官制将要施行时，皇帝亲自绘制图册，确定后还没有颁布，便先对辅臣说：“我想把新旧制度都采用。”又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又说：“明年春天建立储君，让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师保。” 这说明神宗已经悔恨熙宁时期的过失，并为元祐年间的政治转机打开了机会。既然让蔡确、王珪担任宰相，却想把师保的任命交给司马光、吕公著，其中为子孙谋划的深意实在很深。

译寻求直言 元丰三年，朝廷征求直言。王安礼上疏说：“大臣的是非好恶，如果有人不遵守各道法令，乘机谋取权势、追逐利益，却不体察主上爱护百姓的心意，竭尽民力于沟壑之中，搜刮财物直到园夫，几乎要靠祈禳等小术来招致天变、求得消除；贬损旧有章典，恐怕并不是以真实行动来顺应天意。”皇帝赞叹不已。后来有一天，皇帝说：“王珪一定要让你详细列举这些事情。朕认为大臣应当倡导、引导下面的情实，不应阻塞人们的言论，使君主受到蒙蔽。现在用一根手指遮住眼睛，即使太华山就在面前也看不见；近臣的行为与此有什么不同？朕现在相信你，你尽管直说。” 熙宁初年，进言的人为什么那么多？熙宁四年以后，进言的人为什么那么少？熙宁七年因旱灾征求直言，郑侠不过是守门小吏，却敢于抗言宰相，当时仍有反对新法的风气，所以那时还能罢免保甲、停止青苗、罢退王安石，郑侠的意见也还能传入朝廷。到了熙宁八年，因为彗星出现而征求直言，王安石先倡导天道与人事相距遥远的说法，于是人的言论就不能传入了。彗星再次出现，征求直言的诏书又下达，当时敢于直言的只有王安礼一人，而且还被王珪阻挠，直言进谏的气势于是被堵塞了。熙宁七年发生旱灾，征求直言；熙宁八年十月，彗星出现在轸宿。《求直言》一讲，另见后文。地震 治平四年，京师发生地震。曾公亮说：“天裂，是阳气不足；地震，是阴气有余。臣是君的阴，子是父的阴，小人是君子的阴，都应当警戒。” 国家从建隆直到治平，犹如一阳来复，逐渐进入正阳之月；从熙宁直到靖康，犹如进入一阴之月，并逐渐进入纯阴之月。熙宁初年阴阳升降的[缺字]，曾公亮因地震这一变故而进言阴阳之说。我认为，小人的阴气、夷狄的阴气，都在这里孕育了。九月，韩琦被罢免。黄河决口 熙宁元年，黄河在恩州、冀州等州决口。至和二年，修筑六塔渠，黄河流入横陇故道。欧阳修说：“贾昌想恢复故道，李仲昌想开通六塔渠，臣都认为不对。恢复故道，上游必然决口；开通六塔渠，上游也会决口。现在如果不疏浚堤防下游，使河水流入大海，上游也会决口。”朝廷最终采纳了李仲昌的意见，大概是文彦博、富弼主张的。欧阳修又说：“修筑六塔渠，是奇[缺字]；然而工程不能成功，造成的祸害会更大。说顺着水势沿堤修筑，是通常的说法，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害处。”第二年，六塔渠决口，李仲昌被编置。到这时，宋昌言请求修复六塔渠旧口，合并两股水道，引导河水向东流，并逐渐堵塞北流。起初商河决口，从魏州北面流到大海，这叫北流；嘉祐末年，河水从魏州、恩州向东流，经德州、沧州入海，这叫东流。于是命司马光审察地势。两年后，司马光入朝应对，最终采用了宋昌言的说法。当时王安石主张立即堵塞北河的说法，已经知道温公有不同意见了。漳河、滹沱河的工程，就从这里开始。水患 元丰四年，黄河在澶州决口，又向北流。皇帝说：“水向低处流，是它的本性。如今因为州县成为阻碍，才导致水势受到遏制。如果从全面的角度看，水从来不曾造成灾患，只是州县遭受水患罢了。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城邑迁走以躲避它，又有什么灾患呢？” 关于黄河决口的议论，应当主张向东流，而认为北流不对；却不知道东流决口后还会转向东流，其水势并没有停止的时候。至于说讨论黄河决口应当以神宗的圣训为正确，是因为大禹治水能够顺应水势、让它自行流通，正是由于不与水争夺地盘。黄河流出大伾山后，用两千多里的土地疏导成九条河，这就是迁徙城邑来躲避水患的意思。星象变异 元丰三年，彗星出现在太微垣。占星者认为，京城将有战事。京城的灾祸虽然在靖康年间显现，但它的征兆在这时已经出现了，也不必等到天象来验证。我看王安石所教导的小人日益增多、日益强盛，革新的法令也一天天增加，怎么能没有中原的灾祸呢？兵将 熙宁七年九月，合并各路的将兵。神宗对辅臣说：“祖宗时期的军队，士卒隔二三年出戍一次，彼此相继行进在道路上，所以将领不能专擅兵权，士卒也不专为某一将领所用，用来革除藩镇割据的弊病。太平日久，军队已经不能作战，到这时才分别设置诸将，统辖于禁军之中，使士卒认识自己的将领，将领训练自己的士卒，称为‘将兵’。河北、府界、京东、京西共三十七将，陕西五路四十二将。元丰四年，又下诏将东南路各将团练为十三将，总计天下军队为九十二将。按《兵志》记载，元丰年间登记的禁军有六十万多，厢军有二十二万多。” 司马光说：“州县是百姓的根本。自古以来设置州牧，必定严格要求他们讲习武略；长吏必定加强自己的侍卫，并不是为了加重他们的权力、使他们骄纵，而是为了安定百姓、保卫朝廷。国家建立以来，设置总管、都钤辖、都监作为将帅之官。凡是州县有兵马的地方，长吏没有不兼任统辖之职的，因为知州就是一州的将领，知县就是一县的将领。如今有人建议另行设置将官，让他们专门负责训练，州县总管以下都不得干预。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本来应当上下相互维系；现在州县官吏对于总管等官所辖的士卒，既不能统摄，也不能差遣，万一发生非常变故，州县长吏凭什么号令他们的将领呢？这就是设置将官的弊病。” 军费 治平四年，种谔重新取得绥州。司马光上疏极力劝谏。取得绥州，共耗费六十万，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时王安石还没有进入政府，也还没有主张开拓边疆的议论。史臣说：祖宗致力于推广德化，而不致力于扩张土地。最初开辟并门，并非因为边患危急；向北放弃幽都，向西捐弃朔方，四方夷族都依赖这种做法。熙宁年间才开始致力于开拓，尚未改元，种谔先取得绥州，韩绛接着取得银州，王韶取得熙河，章惇取得懿洽，谢景温取得诚，熊本取得南平，郭逵取得广源，李宪取得兰州，沈括取得葭芦等四寨。虽然把河东边境七百里土地给了辽人，王安石却说：‘将要取得它，必定暂且先给予它。’绍圣年间于是乘势攻取。从绍圣三年秋到元符二年冬，总共在陕西、河东建立州一、军一、关二、城三、寨九、堡二十八。崇宁年间开始任用童贯、王厚，进一步取得湟、鄯、廓三州和二十多座堡垒。陶即夫、钟传、邢恕、胡宗、曾孝序之流，凭空虚构，奔逐于元符疆域之外。直到宣和年间，建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西部事务虽然大致平定，北部事务却接踵而来，最后建立燕山、云中两路。刚刚过了五年，祸乱突然发生，中原动荡，旧有疆土沦陷丧失了。财用 元丰元年，设置景福殿，怀有收复幽燕的志向，亲自作诗题写在上面。元丰三年十一月，设置封桩财用库。过去本有三司，自王安石开始提出由冢宰掌管国家财政的说法，于是分割了三司的权力。凡是税赋、征榷以及常贡的收入归三司，而采山、煮海所得，盐场、矿冶收入，绝户财产、没收入官的财产以及禁军缺额所省下的费用，都称为朝廷封桩储积的盈余。这一年，在司农寺南面创建元丰库，将这些财物储藏在那里，以等待非常时期使用。王安石把常赋归给三司，却在司农寺厚厚储蓄，他究竟有什么用意呢？我们的神宗也有私藏财物的地方。这大概是太祖积藏金帛，用来谋划收复幽蓟；他的志向，直到子孙也没有忘记。神宗自即位初年，种谔取得土地却没有成功，韩绛用兵又遭失败，神宗也因西戎的桀骜不驯而愤怒，担忧财用不能接续。王安石了解他的意图，所以设置条例司，研究增加财利、厚实国计，为用兵准备条件。因此新法施行时，别人的意见不能进入神宗耳中，大概是王安石已经能够进入神宗的内心。所以说，王安石兴办财利，也得以用来开拓边疆。

译周濂溪的学说 熙宁六年，周敦颐去世。他起初任分宁县主簿，县里有一桩案件长期不能判决，他一审问便立即辨明了。后来任南安司理，程珦了解他的学问，命令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到南安拜他为师。南安有个囚犯不应判死，王逵想严加治罪，周敦颐前往劝告，王逵不听，他便交还手板，离开说：‘这样还可以做官吗？杀人来取悦别人，我不做。’调任郴州和桂阳，也都有政绩。任知南昌县时，当地人迎接他并欣喜地说：‘这就是从前审理分宁县案件的人。’大概他不只是害怕犯罪获罪，也确实以玷污善政为耻。他有《太极图》《通书》流传于世，黄庭坚作诗为它作序说：‘茂叔的人品非常高尚，胸怀洒脱，如同和风照日、雨后初晴的明月。他对德性的认识也很深，我非常佩服他的话。’ 朱文公说：道存在于天下，从来没有灭亡；只是它寄托于人，有时断绝，有时延续，所以它在世间的流行有时隐晦，有时显明。这都是天命所造成的，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达到的。孟轲去世后，这一学说的传承便不再继续，经过秦，到汉，历经晋、魏、隋、唐，直到我朝宋。艺祖接受天命时，五星聚于奎宿，开启文明；此后，清纯之气与分判之气重新合一，清明的禀赋得以完整地赋予人类，于是周先生出现了。他没有经过老师传授，默默契合道体，建立图说，撰写著作，概括最根本的道理。当时见到并理解他的人，有程氏兄弟，于是广泛推演并阐明它，使天理的明白、人伦的彰显、众多事物以及鬼神的幽深，没有不能洞彻贯通于一体的。唉，真是盛大啊！如果不是上天所赋予，谁能做到这样呢？” 邵康节的学说 熙宁十年九月，追赠邵雍官职。邵雍是卫州人，刻苦勤学，几年间夜里不曾安枕而睡。他用心体察高明之理，观察天地运行、阴阳消长，以通达事物的变化；此后便充沛自如地顺应万物，浩大地归于大道。后来迁居洛阳。邵雍的学问得自李挺之，李挺之得自穆伯长；至于纯一不杂、广博高大之处，则是他自己所得。程颢曾说：‘我接触的人很多，其中纯一不杂的有三人：子厚、尧夫、君实。’ 濂溪的心学得自《太极图》，而《通书》是阐发《太极图》的著作。尧夫根据《易》的数理推求古今治乱存亡以及人的灾祥休咎，没有丝毫差错。大概因为他的器量见识宏大深远，学问源流深厚，胸襟洒脱，内心所得非常广大，所以思想意趣能够达到如此幽深远大。他确实是应时而生、闻名于世的杰出人物。像这一章中子厚、邢和叔之流想要传授他的学说，而他最终没有传给他们，是很适宜的。张横渠的学说 熙宁十年十二月，张载去世。康定年间用兵时，他才二十岁，上书拜见范仲淹。范仲淹说：‘儒者自有名教之学。’于是劝他阅读《中庸》。张载仍不满足，便寻访佛、老著作，彻底研究它们的学说，知道其中没有所得，又回头寻求六经。嘉祐初年，他在京师见到二程兄弟，共同谈论道学的要旨，于是豁然明白，说：‘我的道自足，何必向旁处寻求？’神宗即位第二年，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他回答说应逐步恢复三代之治。退居横渠后，他端坐在一室之中，左右摆满书籍，低头阅读，抬头思考，有所得便记录下来，著书立说，称为《正学》。学者有疑问，多告诉他们认识礼、使天性成就以及改变气质的方法。他曾感慨地有意于三代之治，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经界开始。’ 斯文尚未坠失，正统尚未传承，确实是濂溪开导了它的源头，横渠疏浚了它的流脉。先生的学说以乐天知命为根本，以尊礼贵德为作用，以《大易》《中庸》为宗旨，以孔子、孟子的学术源流为准则。对于那些宗旨高远的学问，他已经掌握了要领，阐明井田、宅里制度，陈述学校制度，以及确定婚礼、祭祀的仪式，裁定古今礼制；对于较为切近、较为粗浅的方面，又极其完备，体用兼备，本末俱全。吕大防说他善于阐发圣人遗留下来的学说；张顺民说他的学问上通天人，没有什么不能穷究贯通。这些话都是他们有所见而说的。过去拍掌谈论军事，最初的志向确实锐利；一旦翻然醒悟，认识到名教之乐，便闭门讲学，穿破衣、吃粗蔬，脱离利禄场，努力实践并自我信守，不辜负所学，用来针砭新法的错误，维护正道，不沉溺于其他嗜好，以此阻挡神怪妄说的堤坝。秦汉以来，难道还有能够达到这种道理的人吗？”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熙宁元年，进呈《资治通鉴》供皇帝阅读。司马光说：‘张仪、苏秦纵横之术，就是所谓凭口才颠覆国家的人。’元丰元年，《资治通鉴》完成，神宗亲自作《通鉴序》。自古以来，师保之臣没有不陈述前代得失，作为君主借鉴的，所以说：‘我不能不以夏的覆亡为鉴，也不能不以殷的覆亡为鉴。’往下到汉、唐，进言的人借秦朝作比喻，以隋朝作为鉴戒。自从经筵以来，只读治世史而不读乱世史，所以前车已经翻覆，后来者并驾而行，却还不醒悟。本朝石介、祖禹各有《唐鉴》，但不如《通鉴》汇集一千七百年的史事，内容完备。赐名为《资治通鉴》，是因为善行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戒鉴，用它来资助治道，贯通百代的龟鉴罢了。因此熙宁元年进读时，借苏秦之事谈论凭口才颠覆国家，那么那些以能言善辩欺骗君主的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熙宁二年进读时，借曹参之事谈论守法，那么那些认为祖宗之法不足以效法的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熙宁三年借贾山之事谈论听从谏言，那么那些认为别人的意见不足以顾念的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一件件亲自接触，一项项加以说明，司马光对当世的帮助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这是君主所不喜欢、小人所不方便的。崇宁年间，奸臣请求毁掉《唐鉴》，又想进一步毁掉这部书，幸好有神宗御制的序文保留下来。富弼的遗表 元丰六年闰六月，富弼去世。他的遗表说：‘选任辅弼和议论之臣，难道可以把贪恋宠荣、害怕失去地位，以及柔弱顺从、逢迎献媚的人与他们相比并亲近吗？’又说：‘天下这样广大，不是凭智慧和力量所能周遍处理的，只有诚意才能贯通。至于根本要道，就在陛下圣心所存，以及所任用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的不同。’富弼的名声传到夷狄，辽国使者每次到来，必定询问他的出处和安否。他忠义的本性，年老后更加坚定。看富弼所说‘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诚意可通’，这是伊尹、周公辅佐君主的根本道理，是管仲、商鞅没有听闻过的。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确实就在这里。安焘论列各司格式 元丰六年七月，任命安焘同知枢密院。安焘曾经分条上奏各司的格式。神宗说：‘设立在这里，用来防备那里的到来，叫作“格”；确立在这里，用来使那里得到效法，叫作“式”；禁止尚未发生的事情，叫作“令”；治理已经发生的事情，叫作“敕”。修书的人应当懂得这些。如果书中把这些都完整具备，政府总管它，有关部门遵守它，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诸位老君子退休闲居 熙宁六年三月，文彦博退休。当时他任判河阳府，和富弼等人采用白居易的旧例，在富弼那里置酒相乐，只论年齿而不论官职。后来又把他们的画像绘在妙觉僧舍，称为‘洛社耆英’。司马光当时还不到六十岁，也参加其中。这些人都是仁宗所培养的君子，到这时也告老退休了。升降消长的变化，超过这里的情形，实在很可畏惧。苏轼因诗被小人诬谤 元丰二年，太皇太后曹氏去世。苏轼被贬，罪名是他的诗牵连到惩罚张方平、司马光以下二十八人。李定说苏轼自熙宁以来写作文章，怨恨诽谤君主和父亲。吴充见到神宗时说：‘魏武帝曹操猜忌，却能容纳祢衡；陛下效法尧舜，却不能容纳苏轼，这是为什么呢？’神宗说：‘朕没有别的意思，马上就释放他。’ 摘取苏轼的诗句，认为是怨恨诽谤君主和父亲，这是小人攻击君子的常态。至于又摘取蔡确的诗句，认为是诋毁帘帷，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士大夫因此遭受无休止灾祸的原因。

译礼乐 元丰五年十一月，景灵殿落成，开始举行酌献礼。胡致堂认为，叔孙通请求建立原庙，是在启发君主，使其对原庙恭敬而对太庙简慢。这种说法是应当考察的。元丰六年正月初一，神宗在大庆殿举行朝会，采用刘凡制定的新乐。本朝到这时总共三次议定乐制。王朴在乾德年间制定的乐制，声音太高；李照、胡瑗、阮逸在景祐年间议定的乐制，声音……到这时，知礼院杨杰分条上奏旧乐的弊病，于是采用以秘书省监致仕的刘凡所议定的乐制，并在李照乐的基础上增加四清声。此后反复更改，最终也不能恢复王朴旧乐的优点。韩琦说得好：‘乐音的产生，源于人的内心。不如穷究制作音乐的根源，把它作为达到治道的根本；使政令公平简易，天下百姓击壤鼓腹来歌唱太平，这才是古代治世的音乐。’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五 宋代吕中撰写 神宗皇帝 论王安石的才学 治平四年，任王安石知江宁府。曾公亮说：‘王安石确实有宰相之才。’吴奎说：‘臣曾与王安石共同主管郡政，完全看出他迂腐疏阔，任用他一定会扰乱纲纪。’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时，吴奎说：‘王安石的文章和品行确实很好。’神宗问：‘处理政事怎么样？’吴奎说：‘恐怕迂腐疏阔。’神宗不相信。起初曾公亮推荐王安石，唐介说王安石喜欢拘泥古法而议论迂阔，像这样的人如果让他执政，一定会多有变更来扰乱天下。神宗回头告诉曾公亮说：‘如果王安石果真被任用而使天下困扰，你们诸公从此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初，神宗问孙固：‘王安石可以任宰相吗？’孙固说：‘侍从、献纳之官，是他的合适选择。王安石为人缺少宽容，恐怕不能做宰相。’王安石担任执政时，士大夫认为太平可以很快实现，中丞吕诲上疏论说此事。司马光说：‘任命下达那天，众人都高兴得到人才，为什么还要进谏反对？’吕诲说：‘王安石喜欢固执偏见，轻信奸邪，喜欢别人奉承自己。看他的言论则很美好，施行到事情上却很疏漏。做从官还可以，登上政府之位，天下一定受害。’奏疏上报后，吕诲被罢免中丞。司马温公说：‘我常常感叹，论先见之明不如吕献可；然而吕献可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上疏论他，又不如吴奎、唐介在熙宁初年召用王安石那天的见识；吴奎、唐介在熙宁年间的见识，又不如苏老泉在嘉祐年间的见识。然而王安石的内心，不只是诸公知道，仁宗也已经知道了。大概王安石的法令可以在一个县实行，却不能推行于天下；王安石的才干可以充任侍从、献纳之选，却不能担任参知政事、宰相。’ 论王安石关于讲官坐讲的制度 治平四年十月，开设经筵。王安石担任侍讲时，因谈论《礼记》的错误，诏令他不要讲《礼记》。按照旧例，讲官可以坐着讲经；自孙奭以来，因为仁宗年幼，便请求建立坐讲制度。次年，公著、王安石请求恢复旧制，龚鼎说，侍臣面见天子，应当答问和接受询问，不应安坐。讲官坐着讲经的礼制，是王安石提出的第一件建议。元祐年间，程颐请求恢复这一制度，议论者却不认为正确；范祖禹进呈《帝学书》，也说王安石关于坐讲的议论是正确的。大概世俗儒者以尊君为说，却来不及自我尊重。儒者固然不应自尊，但在朝廷上应当尊君，在经筵上应当尊道，各自都有适当的道理。苏颂等人议论说，如今侍讲只是在旧儒章句的末尾讲说，并没有真正作为老师的实际作用。吕诲说：‘手执经书站在前面，并不是传授道。’君主向儒者询问经义，难道只是求得章句解释吗？设置这个官职，本来就是为了等待天下有道之人。即使一时没有可作为老师的儒生，这个官职本来就是为天下有道者保留的，是可供其任教的职位；不能因为宰相不是伊尹、周公，便把他当作普通僚属来对待。这样看来，怎能不被王安石嘲笑，却说这是流俗呢？然而王安石向君主所讲的内容，却大不相同。《春秋》是万世的大法，王安石却认为它是汉代儒生的书，所以不讲《春秋》。《礼记》是先儒的格言，王安石却认为它是支离破碎的书，所以不讲《礼记》。当时经筵上所听到的，对某部经书的解释以及《周官》六典所说的赋敛财货，往往只是修饰文辞来讲给皇帝听。这样能说是传授道吗？所以一定要像程颐、范祖禹那样，才可以对坐讲之议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