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六宋 吕中 撰

译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提举常平司 熙宁三年，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商议实行新法。起初王安石说，应当修订泉府的法令，以收取财利之权；于是任用吕惠卿、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议论青苗法说：“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难免胡乱使用；到交纳钱时，即使是富民也难免超过期限。”十一月，设置提举常平司。宋国初年有三司掌握财利之权的制度，却没有让大臣总管财利的意思。王安石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虽然有让大臣总管财政的制度，却夺取了有司的财利之权，这就不对了。假如让条例司在大臣领导下总理纲要，把成效责任交给有司；选任三司副判官，选任各路发运转运使、副使，均衡节制有司的用度，量度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那么设置制置条例司又有什么害处呢？但王安石却夺取三司的财利之权归司农寺，于是一个机构的权力分成两个；又夺取转运司的财利之权归常平使者，于是一路的权力也分成两个。天下的财物，三司掌管经费，司农寺专门聚敛；一路的财物，转运司掌管上供，常平使者专门搜刮。这样，三司、转运司常有经费不足的忧虑，而司农寺、提举司却独自享有财利有余的好处。王安石大概认为，天下的事情只有出自自己之手才是对的，天下的财物只有出自新法才算是自己的私有物。朝廷得到这些财物后，又不把它们放宽用于国家经费，反而打算收藏起来作为剩余财物，以备将来开拓边疆之用。当时诸公所以辨析这件事，不过是说执政大臣不应管理财利，大臣不应以司为名；三司使、副使管理财利，历经百年从未误事。宰相管理国家用度，又有什么妨害于管理财利？称作“制置”，又有什么妨害于设置一个司？如果说三司历来没有误事，那么庆历以来用度不足已经很久了，难道这就足以堵住王安石的辩说吗？设置检正五房，并设置习学 熙宁四年四月，设置中书检正五房公事，任命邓绾担任此职。同乡人都嘲笑、辱骂邓绾，邓绾说：“任凭他们嘲笑辱骂，好官也必须由我来做。”在此以前，王安石说中书是政事的源头，要治理法度，必须先治理中书；应当赶紧选择人员办理编修条例的工作。于是命令吕惠卿和李常审看中书编修的条例，从此开始。皇帝批示说：“中书所写的条例，已经记录在册了吗？遇到事情时怎样查阅？”因为中书条例，曾布被任命为检正。曾布每件事都看王安石的意见，随即实行。有人对曾布说：“应当同参政商议。”曾布说：“丞相已经议定了，还要做什么？只等诏令发出，让我押字罢了。” 熙宁六年，中书五房才开始设置习学。当时议论的人都说三司条例司不应设置，却很少有人议论中书条例司的不是。只有司马光在经筵上同吕惠卿辩论，说：“中书应当用道理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区区的条例，还要另外委派官员来审看？如果事事都检查旧例，那么胥吏也可以做宰相了。”司马光这样说，只是为了触动王安石，并不知道王安石的本意正是要彻底破坏旧例而建立法令。不过，三司条例司是兴办财利的机构，中书条例司是建立法度的机构。凡是青苗、免役、保甲、方田、免行、市易、农田水利，起初都属于三司条例司，后来属于司农寺；凡是考课、铨选、学校、贡举、补磨勘、试刑法，州县编类，起初都属于中书条例司，后来属于检正五房。当时各位大臣正在争论财利，所以议论三司条例司的人纷纷不一；而中书条例司是法度产生的地方，议论者却不知道应当指责它。起初制定编修中书条例，宰相便徒有其位；后来设置检正五房，执政便徒有其位；后来又设置检正习学，小臣便分割了大臣的权力。这就是苏轼上书所说的：有司失职还是小事，更大的问题是中书失去了政务。增加京观官 熙宁四年，增加京观官，诏令规定每一任都有名额限制。这是王安石想用来安置持不同意见之人的办法。实行保马、户马法 熙宁二年，河南、河北分别设置监牧使。各处监牧田地宽广肥沃，被人买去并占有。议论者请求收回其余田地，用来增加赋税收入。从此以后，请求把牧田赋给百姓的奏议纷纷而来，监牧不久就被废除了。这就是王安石实行保甲、户马法的原因。熙宁五年实行保甲法，熙宁八年实行户马法。把马养在百姓家中，在成周时没有不实行的，在宋代祖宗时期也没有不用的。然而，成周只有四甸之地，却要出马四匹，难道不会扰民吗？允许百姓自己畜牧，或按本钱价格购买马匹，是祥符年间的制度；诏令规定，能够养马的百姓可以免除一丁的差役，这是嘉祐年间的法令。这样一来，百姓有什么畏惧而不愿养马呢？唉，熙宁年间的大臣急于兴办财利，一概向百姓索取，百姓开始无法忍受。等到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国家用度又不足，于是只好向戎狄求马，设置茶马之职。向戎狄买马，虽然比不上由官府牧养，难道不仍然胜过让百姓牧养吗？实行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实行均输法，命发运使薛向主持此事，拨给内库钱五百万缗、米三百万石。均输法就是桑弘羊的法令。所谓输送给官府，就是命令把本地丰富的物产输纳给官府，再按照各地当时的市价由官吏在别处卖掉。输纳者既方便，官府又能获利，所以叫作均输。桑弘羊的法令同平准法同时实行，王安石的均输法同市易法同时实行：让发运司作为流通货物的商人，均输法用来使货物流通，市易法用来出售货物。这是新法中最先实行的，但议论它的人却舍弃均输而议论青苗，舍弃青苗而议论均输，又有谁知道发运司搜括东南财利，才是天下根本性的忧患呢？

译实行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实行青苗法。起初王安石提出青苗法，苏辙说它不便，于是暂且搁置。不久，王广廉请求拨出数千张度牒作为本钱，这同王安石的意图相合。熙宁三年二月，实行青苗钱，禁止强行摊派；又委托提刑按察司，凡是敢于阻挠的人，也按同样的办法处理。当时韩琦上疏，皇帝把韩琦的奏疏藏在衣袖中，拿给执政看，说：“没想到它会这样害民，而且坊巷百姓哪里需要青苗钱，派遣的官吏却强行给他们。”王安石说：“强行摊派确实有这种事，但只要惩罚一两个人，这种弊病自然就会断绝。”皇帝说：“必须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取。”王安石回来后便称病，请求分司任职。知山阴县陈舜俞因没有发放青苗钱而自行弹劾自己。熙宁四年，司马光上奏说，遭受灾害的地区所欠青苗钱，允许重复缓期搁置；知言不被采纳，于是请求判任西台留台，也没有得到答复。他在奏章中说：“我的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正直率不如范纯仁、程颐，敢于直言不如苏轼、孔文仲，果断勇决不如范镇。”另外，欧阳修出任蔡州知州，欧阳修说了如下的话，见后文。均输法夺取商人的利益，还可以说；青苗法却使天下农民陷于困苦。这就是当时议论均输法的人少、争论青苗法的人多的原因。那些人只看到陕西实行均输法勉强足以供应军储，鄞县实行青苗法也曾经有效，却不知道一个州、一个县同天下相比，远近、广狭以及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本来就大不相同。王安石可以暂时在一个县实行，陕西一路也可以暂时实行，难道就因此认为天下都可以实行吗？何况百姓急需的是粮食。把钱贷给百姓，本来就是百姓容易花费的东西，对农民和下户尤其有害。现在贷给他们容易花费的东西，却督促他们交纳平时少有的东西，即使官府不强行摊派，吏员不从中取利，对农业的伤害也已经很大了。官府贷出的钱，容易得到的是常平仓现存的米；百姓交纳时，又卖掉田家所收的粮食。用钱贷款、用粮交纳，是青苗法最大的弊病。文公说得好：它给予百姓的是金钱而不是粮食，办理此事是以县为单位而不是以乡为单位，主持它的是官吏而不是乡里的士人君子，实行它是出于急切聚敛的意图而不是恻隐忠厚之心。这确实看清了青苗法弊病的根源所在。实行交子法，三次实行，三次废止 熙宁三年，河东实行交子法，因为搬运铁钱劳费太大。第二年，漕司说盐、矾卖不出去，损害了入中粮草的计划，诏令把它废止。熙宁四年，又在陕西实行；有人说市钞不便，于是又废止了。条例司所创设的法令最终都不肯修改，只有交子法实行了三次，又废止了三次。起初在河东实行，过了一个月就废止；后来又因为钞法妨害边地买粮而重新实行；过了两年，因为没有实际钱币作本，又废止了。熙宁实行交子时，尚且一定要以钱为本，然后才能实行，并不是只拿空券作为弊端；至于伪造和拆阅的祸患，当时还没有听说。中兴以来钱币也少了，交子于是不能有一天废止；但只是拿着空券，原本没有现钱，于是成为大害。这样看来，熙宁年间多次废止而不能实行的法，正是今天一天也不能废止的法。实行保甲上番法 熙宁四年十二月，制定保甲法。皇帝问王安石，能否因此节省费用。王安石回答说，可以减少养兵的办法；只有鼓、河北、陕西三路的百姓熟悉军事，可以节省。赵子几迎合王安石的意图，请求先在几县实行保甲法。熙宁五年七月，重新制定保甲上番法。熙宁六年，曾布修成《义勇保甲及养兵》三卷，诏令颁行。王安石想节省养兵的费用，从熙宁二年合并军营、削减军额起，就断定此事一定要实行，士卒没有敢喧哗的。然而王安石想商议把多余的士兵迁往淮南，最终因为众人喧闹而停止。于是实行保甲法，暗中把保甲当作正规军，这就是此法的实质。但王安石起初只知道军队难以供养，却没有认识到不必养那么多兵；知道民兵应当训练，却没有认识到五日训练一次会造成扰害。古代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现在每两丁取一人为兵，各路保甲达到四五十万，这就是说农民有一半成了士兵。古代三季务农、一季讲武，不妨害耕种；如今特意设置使者来检阅，每一丁都要检阅一丁并负责供送。虽然说是五日训练一次，但保正每天聚集在教场，得到贿赂就放走，否则便把人留下，因此耕种已经完全被废弃了。不过，保甲固然是暂时的扰民之举，如果实行时能得到合适的人来主持，也还是可以的。破坏常平法，出售广惠仓 熙宁四年，出售广惠仓的田地。这是因为原本要用于常平法的资金。常平仓所积储的粮食和钱财全都被分散，改作青苗钱；这不仅使常平法败坏，连广惠仓赈济百姓的本意也败坏了。改革科举法；新经、字说。熙宁四年二月，讨论改革科举法，废除诗赋、明经等科，改试经义、论。进士韩维请求讨论经义大旨十道，用文章解释，不必全部背诵经注。这就是设立新经、字说的原因。苏轼想先考察士人的品行，再考察文章才艺，主张废除弥封、誊录的办法。苏轼说：“如果君主和宰相有识别人材的明见，朝廷有考察实际功绩的政事，那么胥吏、皂隶中也从来不缺少人才，何况贡举和学校呢？即使沿用今天的政令，也会有余力可用。若君主和宰相没有识人的明见，朝廷没有考察实际功绩的意图，那么公卿、侍从中也会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也仍然不足。若以孝取人，勇敢的人就会割下大腿肉，胆怯的人就会为父母守墓；若以廉取人，那么破车瘦马、坏衣粗食，无所不用其极。从文章来说，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从政事来说，诗、论、策、赋全都没有用。然而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因为认为设置科目选取士人，也不过如此罢了。” 实行李定的三舍法。熙宁四年，建立太学，设置三舍。起初，邓绾说，治平一百多年，从未建立太学，只是借用锡庆院的几十间房屋；后来改锡庆院为太学。当时培养士人，还没有关于考核、选拔、升降的办法。到这时，中书省又说，初入太学的列为外舍，外舍升为内舍，内舍升为上舍。任用李定、常秋同判监选，用学官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良等人；安石的妹婿叶涛是他的侄婿，陆佃是他的门人，曾肇是曾布的弟弟。陆佃等人夜里在王安石的斋舍中接受口头议论，第二天到学校讲授。王安石在嘉祐末年上书说，现在教育士人的方法不合乎正道。然而，王安石所教的新经、字说，果真合乎正道吗？他说现在选取士人的方法不合乎正道。然而王安石所选取的士人，不过是凭文章求取利禄，果真合乎正道吗？范仲淹改革学校制度，是实行湖学的办法；王安石改革学校制度，是实行李定的三舍法。学校是用来彰明人伦的。李定不服母丧，在名教上已经获罪，难道还可以由他来确立学校制度吗？实行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实行市易法，这是采纳草泽人魏继宗的请求。凡是货物滞销、卖不出去的，就按平价收购；商人想从官府购买货物，官府便估量其抵押物后贷给他，并实行抵押收息的办法。任命吕嘉问提举市易务，不久又以权货务作为市易务。吕嘉问上奏说，各行商人愿意出钱，请求实行均税法。〔原文“年鎭定州”处有疑误〕定州百姓有人出售房屋、木材来缴纳免行钱；神宗于是因为役钱、市易和免行钱的扰害而有所触动，王安石对此加以反驳。市易法和均输法彼此相辅相成。王安石兴利的办法，其罪过也有轻重之别。青苗、均输、助役，世人把这些看作王安石最大的罪过，还可以宽恕。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最初学习的就是这些，最初的谋划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市易、免行以及征求利益，甚至涉及琐碎小事；这些都是小人依附王安石的人所作，王安石也把它们当作王政。这样还欺骗谁呢？

译制定宗室应试科举法；制定宗室补授外官法。熙宁七年，制定宗室应试科举法，又制定宗室补授外官法。熙宁变法中，只有宗室一事符合人心。神宗问王安石：“宗室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纷纷议论？”这是圣明的独见。王安石却用巧言回答说：“这是因为大臣们共同商议，而陛下没有疑虑罢了。”从宗室这件事来看，就可以知道那些进言者并不是世俗之见。王安石变法，宗室一事是正确的；其次，并营之事也是军法本来应当改革的，只是实行得不够渐进；再次，学校、贡举法也应当改革，只是不该把新经、字说制作出来，强迫天下人与自己意见相同。不过，这三件事议论的人少，和人情相距还不太远。役法的实行，都是吕惠卿替王安石制定的。熙宁四年十月，实行募役法，命令百姓缴纳免役钱；官户、女户、单丁以及未成丁者免除服役，也要缴纳助役钱。这些都是吕惠卿制定的。有田产就有财产，有自身就有差役，这是君主役使百姓、百姓侍奉君主的道理。然而差役法规定，上等户轮流充役，有时还可以休息；募役法却连女户、单丁也让他们出钱，这就是使百姓困苦的原因。更何况庸钱没有废除，差役却和原来一样呢？《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七。宋代吕中撰写。神宗皇帝。议论新法的人被罢免。熙宁三年二月，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上言说：“先帝曾从内藏库拿出一百万缗，帮助常平仓作为购粮本钱。在此以前，常平钱粮总计达到一千余万贯、石，如今无缘无故地全部散尽。以后想要建立常平法，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请罢除条例司，追回常平使者。”他九次上奏，诏令收回他的敕诰。参知政事赵抃说：“财利对于政事是小事，而民心的得失是大事；青苗使者是小事，而皇帝身边掌管耳目的臣子的任用和罢免是大事。”不久，司马光出任杭州知州。三月，孙觉、程颢被罢免。程颢上奏说：“天下的事情以简易为本，就没有不能成功的；艰险阻碍不足以称为智慧。”吕公著被罢去中丞。七月，改任欧阳修为蔡州知州。欧阳修说：“田野百姓哪里知道泉府是什么，只看见官府收一百文钱要取二十文利息。一定要让天下知道这不是为了谋利，那么就只收本金，不收利息，也不再支给借贷。”次年，谢景温弹劾苏轼贩卖货物。司马光请求担任许州知州，说：“像苏轼这样违逆王安石的人，都被毁坏平日的品行，中伤他们，以危险的法律陷害；臣不能不离去。”十月，范镇退休，说：“青苗法没有得到认可，应当罢去，这是第一件可以离去的理由；推荐苏轼、孔文仲却不被任用，这是第二件可以离去的理由；背负这两件事，又加上年老多病，难道还可以继续留任吗？”他又说：“李定逃避为母服丧，却想任命他为御史；御史台因此罢免陈荐，舍人因此罢免宋敏求、李大临，谏院因此罢免苏颂、胡愈。王韶上书欺骗蒙蔽朝廷，以此兴办边事；边事失败后，却把他搁置不问，反而治孔文仲的罪，把他遣往边任。拿这两个人相比，究竟谁是、谁非？有人谈到青苗法，说每年得到几十万、上百万缗钱。这些钱不是从天上来，也不是从地下出，更不是从提出建议者家中出，全都是来自百姓。百姓就像鱼，财物就像水；养鱼却把水弄干，和养鱼而竭尽其水有什么不同？”张商英任监察御史。是吕惠卿、字子厚向王安石推荐他的。蔡确任监察御史，也是吕惠卿、字子厚推荐的。熙宁五年八月，知谏院唐垧被贬。起初，唐垧任北京监，韩琦爱惜他的才干。一天，他上书请求斩杀韩琦等人，以推行新法，王安石非常高兴。到这时，唐垧请求入宫面对皇帝奏对；上殿后读出奏疏，原来却是在论说王安石，共有六十六条，情绪激昂而不退缩畏惧，因此有了这项任命。张商英被罢御史，是因为他特别上奏说枢密院包庇属下；枢密使文彦博因此不入枢密院。在青苗法以前，台谏官即使是深受王安石厚待的人，也还代表王安石的公正议论；自从争论青苗法以后，台谏官即使有不完全依附王安石的，大体也都是王安石的私人。青苗法一事，满朝都在争论；助役法一事，争论的只有杨绘、刘挚二人。保甲、市易、免役诸事，又有人进言；到了熙河用兵，朝廷也没有人认为不可。大概从这时起，台谏官就成了王安石的私人。所以曾经说，庆历、元祐的盛况，是台谏造成的；治平、熙宁的事情，也是台谏造成的。这样说来，台谏在太平时代是治国的药石，在乱世却是助长风波的簧鼓。大臣公正，台谏的言论就公正；大臣偏私，台谏所驱逐的就是君子。用对了人，朝廷的疾病就会痊愈；用错了人，反而会产生疾病。熙宁以前，台谏据理力争的力量还足以显示立国的恩泽；熙宁以后，台谏成为大臣的私人，立国的恩泽便渐渐不足以依靠了。如果一定要为万世确立良方，不让朝廷成为大臣徇私的地方，那么君主就应当亲自选择台谏，以完全恢复祖宗的旧例；否则，看不出有什么益处。严酷刑狱，以报复私怨。熙宁五年七月，审理秀州的案件，贬黜祖无泽。王安石因私人怨恨，暗示监司诬陷他的罪过；从此以后，屡次设置诏狱。熙宁四年，富弼阻挠青苗法，于是兴起亳州之狱。熙宁七年，诏狱台狱，将郑侠流放。八月，又因诏狱台狱流放郑侠。吕惠卿说：“郑侠前后所说的话，都是冯京让安国转达的。”请求交付狱官彻底审治。冯京被罢去政事，安国被勒令归还乡里。元丰元年，诏狱台狱，停免陈安民等人的官职。起初，曾充在执政府任职，多次乘闲谈论政事，认为有些不妥；王安石罢免曾充后，便想任用堂后官来驳回相州杀死三名贼徒一案，认为这是误将无罪者收押并判处死罪。陈安民任相州判官，向曾充的女婿及甫求救；曾充的儿子接受请托，蔡确便彻底审理此事。案件审成后，蔡确认为曾充儿子的罪太轻。神宗说：“子弟替亲戚请托，他不得已而答应，这也是相州的事情。你们只是想攻击吴充，这是什么意思？” 祖宗不因臣下进言而治罪，不以责罚加于有功旧臣，不轻易使用一种刑罚，不随意兴起一桩狱案，大概他们的家法就是如此。自从王安石严刑峻法的主张一旦实行，其祸患终于发展到绍圣、崇宁时期的极点。幸而神宗圣明宽厚，常常不完全听从王安石；王安石想违背祖宗的大原则时，虽然屡次进言，神宗也不听，甚至王安石用挟持、动摇等手段一定要神宗听从，而皇帝的意志仍然坚定不动。王安石请求重贬范纯仁，神宗却命令让他任大郡；王安石想重贬富弼，神宗却命令削去其使相。熙宁年间士大夫被贬逐的祸患，难道是王安石没有意图造成的吗？神宗的盛德太深厚了。假使王安石得以完全推行其主张，到了熙宁时期，章惇、蔡京以下又会怎样呢？幸而事情如此，后来仍然承受不尽其祸；假如熙宁年间曾杀过一个人，那么元祐、元符年间的人就不会有遗留下来的后代了。这些全都是神宗的恩赐。给诽谤新法的人定罪。熙宁五年正月，在京城设置巡逻士卒，侦察议论、诽谤时政的人，并给他们定罪。这是商鞅议论法令时所采用的惩罚，王安石也这样做了。如今不能轻视商鞅；商鞅能够使法令必然实行。观察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意了。当时，士大夫的议论少，而百姓的怨恨很多。王安石不设法平息他们的怨恨，反而设法压制他们的怨恨。天下人的嘴可以堵住，但天下人的心难道也能堵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