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宋 吕中 撰

译朋党　君子　小人 景祐三年五月，罢除禁止范仲淹越职言事的规定。当时，夷简执掌政权，被提升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违逆夷简，以天章阁待制身份任开封府知府，不久又被贬为饶州知州。当初范仲淹因讨论建都之事，说洛阳地势险要坚固，而汴京是四面受敌之地；太平时应当把都城建在汴京，有事时一定应当居守洛阳。夷简认为这说法迂阔。范仲淹从朝廷回来后，谈论政事更加急切。宰相派人暗中劝他说：“待制不是负责议论的职位。”范仲淹说：“论事、思考政务，是侍从之臣的职责，我怎敢不尽力呢？”于是朝廷任命他为开封府知府，想用繁重事务来困扰他；他任职一个月，京城秩序便肃然整齐。五月，罢免他开封府知府之职，改任饶州知州，并解除禁止越职言事的规定。范仲淹上《百官图》，指着官员次序说：“像这样是按次序升迁，像这样是不按次序升迁；像这样是公正，像这样是徇私，不可不察。”他又说：“汉成帝相信张禹，对外戚不加疑虑，所以最终有王莽之乱。如今朝廷也有张禹，正在败坏陛下的家法。”这是指夷简。夷简在皇帝面前辩解，并且诉说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用文章加以辨析驳斥，言辞更加激切。范仲淹出任饶州知州时，只有龙图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为他饯行。御史韩缜迎合宰相，请求把范仲淹作为朋党列榜于朝堂，用来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皇帝同意了。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说：陛下亲自执政以来，三次贬逐议论政事的人。尹洙说，范仲淹曾经推荐过自己，不能苟且免罪，于是也被贬。欧阳修写信责备高若讷不能辨明是非，欧阳修也被贬。详情见“台谏”门。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斥责高若讷。宝元元年十月，下诏告诫不要结党。当初吕夷简驱逐范仲淹，过了一年吕夷简也被罢免；士大夫替范仲淹申辩不止，事情涉及朋党。这就是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而离职的原因，也是吕夷简担任宰相后，国事舆论因此再次发生变化的原因。从前欧阳修对仁宗说：“自古以来，臣下进谏有难有易。君主不愿亲耳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臣下的过错；大臣因害怕获罪而谨慎畏缩。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很难，议论大臣却容易。若是宽仁、恭敬、节俭的君主，平时总是遵循礼法；听到自己的过失，就能从谏如流；听到臣下的过失，就尽力加以宽容。议论政事的人还没有开口，怨仇已经结在自己身上了。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却困难。自从范仲淹贬到饶州以后，直到现在二十多年间，被驱逐的台谏官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规劝君主而获罪的。因此臣认为，如今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困难。然而嘉祐以前，劝谏君主固然很容易，议论大臣难道也很难吗？范仲淹因为议论吕夷简而离职，彦博也因为唐介而被罢免；唐介当时还只是御史，范仲淹却以待制知府的身份，敢于议论大臣，由此可知当时对敢于直言的风气是容许和培养的。”仁宗时宽容培养直言，因此有人敢于议论大臣。庆历三年四月，吕夷简退居私第，蔡襄上书议论他。吕夷简被罢去宰相，改以枢密使召夏竦，不久又用杜衍代替他。当时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中书、枢密两府，欧阳修等任谏官，共上了十八道奏疏，才罢免夏竦。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说：“只有仲淹、富弼，确实是上天赐给您的；杜衍长期掌管府兵事务，夏琦有奇特的骨相，可以托付大事，厚重如陈平；只有欧阳修、余靖，内含忠诚、操守清白，一同在朝廷中陈述政事、严肃正色。众多贤人的进用，如同茅草被拔出；大奸的离去，如同距被脱掉。”诗中“大奸”指夏竦。诗传出后，孙明复说：“祸患从此开始了。”当时范仲淹、韩琦恰好在陕西，回朝途中得到这首诗。范仲淹拍着大腿对韩琦说：“写这种怪异文章的人，会坏事的。”韩琦说：“天下的事情不能这样办，这样办一定会坏事。”后来石介去世，夏竦说他没有死，请求打开石介的棺材验看。七月，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此前，谏官欧阳修说范仲淹有宰相的才能，不应局限在军府，希望罢免王举正而让范仲淹代替他。仁宗想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大臣难道可以由谏官得到吗？”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只愿意与韩琦轮流出任边地职务。仁宗于是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这年冬天，范仲淹回到朝廷，任参知政事；富弼任枢密副使。仁宗派人告诉富弼说：“这是朝廷特别任用你，并不是因为出使辽国的缘故。” 四年六月，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当初范仲淹因为触犯吕夷简而被放逐多年，士大夫坚持认为两人各有是非，互相指责为朋党。吕夷简被罢免后，范仲淹从陕西回到朝廷，仁宗倚重他，朝廷内外都期待他建立功业。范仲淹感激而眷恋国事，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日夜谋划，希望兴治致太平。然而计划规模过于宏大，议论的人认为难以实行；范仲淹又在天章阁奏陈十件事。这样一来，朋党的议论更加无法消除。此前，石介给富弼写信，责备他应当实行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夏竦怨恨石介斥责自己，又想借此倾陷富弼等人，于是暗中让人临摹、改写石介的信，把“伊周”改成“伊霍”，说要撰写废立皇帝的诏书。范仲淹、富弼开始感到恐惧不安，恰好有边地奏报，范仲淹便请求出行，于是有了这次任命。范仲淹出任西北边地按察使，经过郑州时见到吕夷简。吕夷简说：“你这次出行，正是踏入了危险的机局。”范仲淹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八月，富弼任河北宣抚使。为避开夏竦的诽谤，任命欧阳修为河北转运按察使。仁宗说：“事情如果确实应当上报，不要吝惜奏章。” 九月，晏殊被罢免，杜衍任平章事。十月，谏官蔡襄被罢免，出任福州知州。他推荐进士周希孟任教授。周希孟到了学校，手持经书讲解问答，成为诸生的表率。十一月，审理进奏院案件，罢免并贬黜集贤校理苏舜钦等人。苏舜钦是范仲淹所推荐的，他的妻子又是杜衍的女儿。苏舜钦年轻时能写文章，议论渐渐触犯权贵。进奏院祭祀神灵时，苏舜钦卖掉废纸，把公款拿来召妓女同席。宾客王洙、宋敏求、王益柔等人也在场；有人说王益柔还戏作《傲歌》。于是王拱辰暗示他的属官鱼周询等弹劾苏舜钦，说他放肆狂妄，轻慢诋毁圣贤；王洙等人也都获罪。王拱辰正自以为得意，说：“我这一举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五年五月，杜衍任宰相一百二十天后被罢免，谏官孙甫也被罢免。两人都是被陈执中谗毁的，理由是杜衍庇护范仲淹、富弼。十月，下诏查访石介的生死。夏竦说石介是假死，是富弼派石介去联结契丹、发动兵变，请求打开石介的棺材来验证。杜衍当时在兖州，保证石介确实已经死了。提刑吕居简说：“石介如果死了，必定有亲族、门生、下葬以及殓葬棺木的人，可以命他们各自具结军令状作保，这也足以应诏。” 庆历年间君子的兴盛，固然是由石介一首诗引发的；庆历年间小人的祸患，也确实是由石介一首诗激起的。为什么呢？君子和小人的实际情况不能不辨明，但君子和小人的名号却不能划分得过于严厉。若使用“君子”的名号，就会使被称为小人的人甘心接受小人之名吗？正人既然指斥邪人为邪人，邪人也会反过来指斥正人为邪人。石介把夏竦称为“大奸”，所以激起了把他作为朋党标志的作用。看范仲淹第一次离职时，吕夷简以朋党指称他，而诸贤还因驱逐范仲淹而替他辩护；到了范仲淹第二次被逐，夏竦以朋党指称他，诸贤也因此再次被驱逐。不过，范仲淹起初受到吕夷简斥责时，诸贤还有人袒护；受到夏竦斥责时，诸贤却全都倒戈。这大概是因为夏竦用心比吕夷简更加惨毒，实际上是被《庆历圣德诗》激发出来的。庆历四年，仁宗与执政大臣谈到朋党之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正是因为人按类别聚集，物按群类分开。自古以来，邪正并处朝廷，从来没有不各自结成一党的，只是都在圣明的鉴察之下罢了。假如君子结为朋党，共同做有利于国家的事，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译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去世。范仲淹内心刚强而外表和易，处理政事忠诚厚道，所到之处都施有恩惠。邠州、庆州的百姓都为他画像、建立生祠；他去世时，百姓哭得像失去了父亲。当初，群盗抢劫，准备经过淮南。高邮知军晁仲约劝说富民拿出金帛，准备牛肉和酒前去迎接盗贼。盗贼高兴，径直离去，没有施加暴行。富弼主张杀晁仲约，范仲淹宽恕了他，仁宗最终听从范仲淹的意见。富弼说：“现在正担心法令不能施行，你却阻止依法处置，凭什么整顿众人？”范仲淹说：“自从祖宗以来，从未轻易杀害臣下。引导君主动辄杀人，将来一旦杀顺了手，即使我们这些人也不能保全自己。”富弼始终不以为然。后来富弼从河北出使回来，到了宫门却不许进入，不能测知仁宗的心意。当夜他徘徊不能入睡，绕着床叹息说：“范仲淹真是圣人啊，身高六尺。”先儒评论宋朝人物，把范仲淹列为第一。看他的学问，必定以忠孝为根本；看他的志向，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看他的作为，必定竭尽自己的力量。他说：“凡是由我自己决定要做的，就应当这样做；至于能不能成功，有些事情并不取决于我，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这就是诸葛武侯不计较成败得失的诚心。看他议论上寿之礼，连晏殊也有不能明白的地方；看他宽免晁仲约的处置，连富弼也有不能理解的地方；看他在天章阁提出十项政事的计划，即使张方平、余靖等贤臣也有不能认识之处。仁宗晚年想要重用他，但范公已经去世了。难道是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吗？严格铨选。景祐二年二月，杜衍任流内铨判官，兼任御史中丞。在此以前，选拔、补授官员的科格繁多琐碎，主判官不能全部阅览，属吏多接受贿赂，营私舞弊。杜衍就任后，立即下令尽力查取铨选法，询问：“都拿来了吗？”回答说：“都拿来了。”于是他阅览核查，完全掌握了其中的本末和曲折。第二天清晨，他告诉众吏不得登堂，各自坐在所属官署办理文书，铨选事务全都由他亲自裁决。过了一个多月，声望震动京师。后来他主管审官院，也像主管流内铨一样执行法令。天圣元年，抑制权势显要。这一年，引荐改官的人李师锡推荐了三十多人，仁宗知道他是王德用的外甥，说：“只知道推荐权势显要的人，使寒士凭什么得到进用？”于是下令让他们按资历递进。后来胡旦的儿子宗尧因磨勘而请求保官，也只让他按资历递进。至和元年八月，任贾黯为流内铨判官。当时天下太平已久，习惯于因循，铨选制度只是徒具文书形式而已。贾黯起初想用风教和义理来挽救弊病。泽州有一个人任官三年，竟不知道父亲去世；贾黯向朝廷申说，结果此人终身废弃，退归田里。李亢纳钱买官，不久又犯了私罪，默默地离去。后来他参加科举并考中，积累了十年才自首。贾黯说，这种行为正是律令所谓的欺罔冒充，于是罢免了他。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进呈《百官图》，说：“任用人员，各自依据他的才干；这样做就是按次序升迁，那样做就是破格任用，不可不察。” 嘉祐二年五月，下诏实行磨勘法。诏书说，文武旧臣都请求进行磨勘，有损廉洁节操；从今以后，任职期满，令审官院、三班院办理磨勘。天圣二年，吏部引导候选官员入朝接受皇帝召对。选人贾积善经过十四次考核，没有公罪私过，虽然没有举主，仍特意给他改秩。天圣元年，县尉王得说考核次数很多，却没有保任人，也特意授予他大理寺丞。有人说，我朝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才，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士大夫。但我看，贾积善没有公罪私过，虽无举主仍特意给他改官；李师锡因为是王德用的外甥，虽然推荐了三十多人，也只令按资历递进。这说明铨选有确定的法令，却从来没有拘泥于法令。贾黯主管流内铨时，有人三年不向父亲问候，便被废弃、退归田里；杜衍暂时主持铨选时，则依法裁断，却又允许文吏办理文书。这说明铨选法令接受吏员执行，却从未完全交给吏员。因此当时苏绅上疏说，审官院的职务应当选择主判官交付给他权力；如果有特殊才能的人，应允许另行论奏。又如准判铨的钱若水等三人，由选人升为朝官，这也不能按照通常法令来论断，而是确实领会了法令之外的精神。

译试行制科；推行贡举。天圣七年闰二月，重新设置制举等科，以等待京朝官应试；又设置书判拔萃科，以等待选人应试；设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材异等三科，以等待平民；设置武举，以等待有谋略和勇力的人。然后由天子亲自【缺字】。八年六月，仁宗亲自考试书判拔萃科和武举，录取余靖、尹洙以及武举十二人。七月，仁宗亲试制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录取何泳，茂材异等科录取富弼。宝元元年八月，制科武举的考官晏殊上奏，贤良方正科有田况、张方平，各作六篇论。田况与张士逊联姻，因此报罢。嘉祐四年八月，制科的汪辅之考中合格。言官认为汪辅之品行不端，于是罢免了他。六年八月，制科录取王介、苏辙。苏辙的言论极其切直，胡宿将他黜退。仁宗说：“既然因直言召用人，为什么又因直言抛弃他？”天圣二年三月，赐举人及第，录取宋祁、叶清臣以下的人，授予【缺字】。从叶清臣开始，庠、祁都因词赋得名。太后不想让弟弟排在哥哥之前，于是把宋庠擢为第一。八年三月，仁宗亲自考试举人，录取王拱辰以下八百人。庆历二年二月，亲自考试举人，赐杨寘以下四百多人及第并授予出身。公卿互相庆贺朝廷得到人才。后来杨寘没有享受到禄位便去世，富弼说，省试有三项长处，殿试有三项短处。四年，下诏州县建立学校，又重新设置科举。范仲淹所说的“精贡举”就在这里。天章阁十事中，宋祁等人说：“如今教育不以学校为根本，士人不经过乡里考察，就不能核实名实；有关部门又用声病束缚文章，学者专门从事记诵，就不足以充分造就人才。不如使士人都成为本地居民，在学校中教育他们，这样学者就能专心学习；先考策论，再考诗赋，那么文辞之士就会留心于治乱；简化考试程序，博学宏才的人就能充分发挥；询问经义大旨，执经学习的人就不只专注于记诵。”于是下诏州县建立学校，考试三场，先策论，次论，最后诗赋。皇祐元年，录取进士，按照景祐四年的规定，以四百人为名额；特奏名也予以废止。二年三月，亲自考试举人，殿试免于黜落。在此以前，文士崇尚怪异偏僻，钩章摘句，渐渐失去浑厚的风格。欧阳修改革这种弊病，力求文章平淡典雅，举子们都编造言论诋毁他。然而文风从此确实发生了变化。本朝初年，进士考试没有糊名、誊录的办法，也没有同保连坐的办法；上层还没有用严格尺度对待士人，因此录取的多是名实相符的人，后来担任宰相、执政大臣的，也都从这个科目出身。自从进士考试的法令严密以后，甲科擢第的人多不是众望所归，所以太祖以来，进士科得到人才最为兴盛；仁宗以来，制科得到人才最为兴盛。书判拔萃科有余靖、尹洙，茂材异等科有富弼；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天圣年间得到何泳，宝元年间得到张方平，嘉祐年间得到王介、苏辙、苏轼，可以说非常兴盛。仁宗朝制科能够得到人才，难道是因为当时制科足以得到人才，而进士科不足以选取士人吗？大概是朝廷的文法有疏有密，君主的意向有轻有重。因此，若想提高进士科的地位，必须有像欧阳修那样改变古文，使文体端正；必须有像胡安定那样建立学校。有了法令，真正有才干的人才就会出现；必须有像范仲淹那样精心整顿贡举的条目，先考策论，后考诗赋，先考论，后考诗赋，这样天下就没有弊病的法令了。贡举、学校能够得到人才，并用这些法令施行，真正的人才就会出现。苏轼曾经议论学校和贡举说：“君主和宰相有识别人材的明察，朝廷有考核实际功效的政令，即使沿用现在的法令，臣也认为已经足够；君主和宰相没有识别人材的明察，朝廷没有考核实际功效的政令，即使恢复古代的法令，臣也认为仍然不足。既然如此，议论选取士人的法令，也只在于考核实际功效罢了。祖宗时期，议论者都想先考策论、后考诗赋。马亮曾向太宗这样说，冯拯曾向真宗这样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又向仁宗这样说，仁宗也曾实行过。庆历诏书说：‘先考策论，那么辨析义理的人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学说；简化考试程序，那么博学宏才的人可以显露才能。’这已经是实行过的法令。苏轼说，仁宗时期号称人才众多，三代子孙都依靠这些人才来任用，确实是有原因的。我看仁宗在选取士人之时焚香向上天祷告，希望得到忠孝之人中的状元，那么他谨慎厚重的用意可以说十分深切、周到了。人才如此兴盛，实在是应当的。” 改变文体。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贡举。在此以前，进士习惯写作奇异险僻的文章，欧阳修极力裁抑这种风气。榜单发布后，轻薄的士人聚集起来诋毁他，有的甚至作《祭欧阳文》。然而文体从此也稍有改变。当初，士人刘【缺字】突然写作险怪的文章，欧阳修很厌恶他。欧阳修主持贡举时，有一个举人写论说：“天地交错，万物萌发，圣人出现。”欧阳修说：“这一定是刘【缺字】。”张榜后，果然是他。后来欧阳修担任御试考官，有一篇论说写道：“皇上把精明的神采收藏在冕旒之下。”欧阳修说：“我找到刘【缺字】了。”黜退后才知道是萧稷。当时有一篇《尧舜性仁赋》写道：“静止则延年益寿，独自高过五帝的寿命；行动则勇猛，形体成为诛杀四罪的工具。”唱名时才知道是刘辉。有人说这是刘【缺字】改换姓名，欧阳修惊愕，于是成就了他的名声。唐代的文体到韩愈时才恢复古风，本朝的文体到欧阳修时才恢复古风。说欧阳修是当今的韩愈，并不是过分赞美。然而唐代文风的三次变化，并不是整个唐代文风自身的变化，而是韩愈、柳宗元在下层自行改变罢了。因此当时只有韩愈、柳宗元一派的人随之改变，天下的文体并没有因此改变，因为改变文体的权力不在上层。我朝承接五代的乱局，大概处在风俗、文章屡次变化之后的末流，却又是人心、学术焕然一新的时期。自太祖、太宗留意文治，真宗又告诫词臣不要浮华靡弱，仁宗又起用崇尚古道、行为笃实的士人以矫正文弊，这是扭转天下大势、改变风俗的关键，大概从上层开始。因此文体的改变虽然发生在嘉祐年间，实际上在天圣初年已经萌发了。唐代文风因韩愈、柳宗元而改变，我朝的文风虽由欧阳修倡导，实际上是由仁宗改变的。设置太学。命令担任讲官。庆历二年十一月，任命孙明复为国子监直讲。孙明复隐居在泰山，研究《春秋》，著有《尊王发【缺字】》。同郡人石介以下都拜他为老师。石介任学官后，对人说：“孙先生不是隐士。”于是范仲淹、富弼都说孙明复通晓经术，因此任命他为直讲。庆历四年三月，下诏把湖州教授胡安定胡瑗所著的学法定为太学法令。庆历年间正崇尚词赋，只有湖州学校学习经义。学校中设有经义斋、治事斋，学生各自学习一项事务，如边防、水利之类。在此以前，研究《春秋》只是讲求凡例罢了；自从孙泰山研究《春秋》，能够明辨诸侯、大夫的功罪，以考察时世的盛衰，推求王道政治的治乱，天下才开始知道《春秋》的义理。此前，学校制度只有科目而已；自从胡海陵所创的学校分别设置经义、治事两斋，各自命名，学生按所学的边防、水利等事务分别居处，天下才开始知道有体用之学。胡瑗所明白的体用之学，是探究事理、穷尽本性，兼备全体与大用的学问。虽然还没有达到伊洛之学的精深，但自孟子以后，难道还有具备这种学问的吗？这些都是我朝祖宗涵养培育的力量。

译州县学校、五所书院。庆历二年三月，下诏天下州县建立学校。衡州石鼓书院迁作州学，书院遗址于是荒废而无人整治。漕臣王总之特授岳麓书院山长。国家创建之初，州县无暇顾及学校；当时天下的书院共有五所：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白鹿书院。这也足以看出，人们求学的心愿是不可磨灭的。如今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已经遥远得无法考察，石鼓书院到淳熙年间得到潘侯时的主持而复兴，岳麓书院、白鹿书院又有张、朱两位先生主持。南轩张栻，晦庵朱熹。回头看州县的学校，不过是学习世俗文章、谋求进取罢了；它们之间的差距，哪里只是相隔千百里而已呢？朱文公当初请求恢复白鹿书院，朝廷内外喧言说，州县已经有学校，不必再烦劳费用。文公的议论说：先王讲礼义的场所，与异端鬼道居住的场所，哪个邪、哪个正，哪个有利、哪个有害？如今佛、老的宫观，大郡以千计，小郡也不少于数百处；至于学校的教养之制，郡县中只设置一所，甚至靠近州城的县有的还不再设置。把那一边与这一边相比较，它们盛衰、多少的悬殊竟到了如此地步，那么利害、邪正的关系也已经很清楚了。如今有关官府不能在那一边有所纠正，反而怀疑在这一边有所请求，不知这是什么道理。议论明确。石鼓书院在衡州，岳麓书院在潭州，白鹿书院属南唐。减免子弟入仕后的行磨勘。嘉祐元年四月，减免补官名额，制定选举法。龙图直学士说，立法应先从贵近者开始，这样人们才不会心怀怨恨。于是下诏令两省、谏台共同议论。到这时议案上报，下诏二府及御史以上官员一并停止干元节奏，恩荫入仕因此有所减少。二年五月，下诏实行磨勘法。诏书说，文武官员过去都要自己陈请磨勘，这有损廉洁节操，所以从今以后，任满岁额时，令审官院、三班院按次序举行磨勘。这是富弼任宰相时，实行庆历三年天章阁所列举之事。庆历三年十一月，修改补官法。这是范仲淹在天章阁上奏的十件事中的第二件，即抑制侥幸。诏书大略说：如今补官推恩过于宽广，疏远的宗室、年幼的子弟都一概得以仕进。应著为法令，使嫡长子先享禄位，以彰明尊重后嗣的体制；支子限制年龄，以表明入官之事的严肃；设置考课的标准，建立保任的条款。五年三月，废除补官限年法。庆历元年，孙沔说：如今臣僚之家、皇亲、母后都可以上奏请求补官，不论贤愚，一概享有俸禄、出仕；有的还没有脱离襁褓，已经列身缙绅。请求规定人数，并分立等级。李清臣说：三年选取士人，入京任职的只有一人，而靠资荫入京任职的却有数百人。古人将要任用人的才能，必先培养人的心性；后世即使任用人的才能，也只是使这个人本人获得富贵罢了。古代有教育国子的方法，所以嫡子都可以承继世代爵禄成为卿，而对于诸子，官府又集中他们加以教育。因此，凡是位列朝廷、辅佐皇帝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可以任用的人。后世只是凭一个人所达到的官爵，只要勉强符合令法，便不论贤愚，一概享受禄位、出仕；还没有脱离髫龀之年，已经身绕青紫官服。把这当作恩惠，就会泛滥；把这当作法令，就会产生弊病。这就是范仲淹用来抑制侥幸的原因，也是至道年间想让世禄之家子弟从成均学成后出仕的原因。严惩贪赃官吏，诛杀败军将领。天圣元年十一月，严明惩治贪赃官吏的法令。知涟水军邓余庆等四人因犯贪赃罪，被判处决、发配岭南；后来没有全部记录在案，不久又下诏规定，罪犯所贪赃物不得收入亲民官。天圣二年，李应机任袁州知州时贪赃，朝廷授予他将作之职。皇帝说：外台是朝廷耳目所系之处，主管官员不予奏报，却转而由运转、提刑官以赎铜了事。康定元年正月，元昊侵犯边境。鄜延都监黄德和率众先行逃走，刘平、石元孙被敌军擒获；贼军围攻延州城门七日。黄德和逃走后，派人诬奏刘平谋反。朝廷命御史文彦博审讯，终于查清实情，在河中府斩杀黄德和。大舜的仁德，表现在诛杀四凶上；孔子的仁德，表现在诛杀两都之人上。因为除去不仁，正是实行仁；除去不善，正是实行善。汉文帝以仁德著称，却想严惩盗窃、冲犯警跸的罪行，并加重诛杀薄昭、新垣平；我仁祖也以仁德著称，却诛杀贪赃官吏，杀掉败军将领。若不是这样，便会把不禁止奸邪当作宽大，把纵容释放有罪之人当作不苛刻；这只是姑息，并不是仁德。那王安石诋毁汉文帝而轻视仁祖，难道真懂得贤明君主的用心吗？裁减冗余官吏。嘉祐二年二月，裁减三司属吏。皇帝忧虑官吏人数过多，命御史中丞杜衍与三司使、副使选择官吏的能与不能，分别升降。有想中伤杜衍的人，在外面散布说：杜衍请求把所有属吏都罢免。于是这些官吏相继约有一千人到吕夷简那里，又到王曾那里，后来到杜衍宅邸投掷瓦砖，肆意辱骂。因此有十多人被流放，杜衍也被罢免御史中丞。太祖曾裁减官吏四百人，真宗又裁减各路官吏一万多人，为什么这般容易；到了景祐年间，想裁减三司属吏，反而丧失国体，这是为什么？评论者都认为国家势力衰弱到了这种地步，却不知道当时韩魏公曾裁减军队数万人，也没有听说因此有乱兵；何况官吏呢？这是小人想加害君子，先散布“尽罢诸吏”的话，借此作为攻击杜衍的舆论先声。裁减冗余军队。庆历六年二月，裁减陕西边兵。派户部陕西副使夏安期到陕西买马，并商议节省边费。夏安期上奏，裁减属吏，淘汰不能任事的边兵五万人。皇祐元年十二月，裁减各路军队。当时天下忧虑军队冗多，于是文彦博与枢密院龚籍共同议论裁兵。议论者纷纷，文彦博、龚籍上奏说：公私财力困竭，正是由于冗兵；如果果真发生祸患，二臣愿以死承担。国家自建隆以来，官员崇尚实际功绩，士人崇尚实际才能，军队崇尚实际名册，财赋崇尚实际数字；朝廷内外的数量往往都是真实的。因此自景德、咸平以来，官职多成为制度格例中的虚名，士人炫耀浮华的空文；军营连片却坐食俸粮，军队有虚假的声势；户籍名册被侵吞欺骗，财赋也有虚假的账籍。朝廷内外的事情多出于虚文。到了庆历年间，诸臣兴利除弊、补救停滞，以改变天下的风气。官吏庸碌，范公一举便罢去；军队冗多，韩公一次裁减就去掉数万人。任子制度能够减少的就减少，奔竞钻营能够抑制的就抑制，浮华文饰能够去除的就去除。议论者担心军籍变动会生乱，田况说：去年韩琦裁兵，难道听说有作乱的吗？到这时，将帅又以裁兵招致怨恨为说。文潞公与龚庄敏说：如果果真发生变乱，二臣愿以死承担。诸位君子之所以承担怨恨而不顾虑，是因为要革除虚文的弊病。

译招募土兵。康定元年正月，招募陕西强壮兵，只令他们防守城池，不在手面刺字；除阅习之外，不得承担其他差役。六月，增加招募河东、陕西、京东、京西的弓手和强壮兵。王拱辰说：契丹不怕官军，却害怕土兵；元昊不怕东军，却害怕土军。这是因为两河、陕西的风土使人习于勇悍、长于战斗。如果上面的人优待他们的田地，安定他们的住宅，使他们努力耕种、拼死作战，世代为边境所用，那么就可以减少屯戍，节省馈运，成为不可更改的兵制。强壮兵起初不过是召集乡里百姓，后来又抽调到京师，再后来刺字编为正规军。服役的士兵起初与编户百姓没有不同，后来刺手、黥面，再后来运粮戍边。至于三路弓手，刺字编为宣毅军，或者刺字编为保〔军〕，都永远成为禁军。他们一旦列入正式军籍，终身失去产业；一旦处在连营之中，就要仰赖县官供给。这就是张方平在庆历年间多次说明的情况。论陕西土兵可以使用，但如果刺字编为正规军，百姓就会失去产业。漕运定额。天圣四年闰五月，规定江淮每年的漕运定额为六百万石。景德年间，每年漕运额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后来增加到六百五十万石。在此以前，发运司请求从六路核算民税，可以再取得三百万石，皇帝不准，说：常赋之外再增加计量征买，是加重扰害我的百姓。汉初从关东运漕粮供给中都官，不过数十万石；自汉武帝以后，山东漕粮一百多万石，河漕又增加到四百万石。唐初关东漕粮不过十万石，到唐明皇天宝以后，每年达到二百五十一万石。为什么前期如此节省，后期却如此扩大呢？大概汉代因为用兵而耗费财力，唐代因为养兵而损耗财力。从前太祖谋划迁都西京时说：我想遵循周、汉的旧例，裁减冗兵，节省东南百姓的力量。然而太祖的军队不过二十万人，招募的日子增加，供给粮饷的日子也增加，这是端拱、雍熙以后发生的事。因此每年的漕运日益增加、日益扩大。只有我仁祖确定了漕运定额，所以熙宁年间大臣提出增加茶税、加倍榷酤征税的说法，而漕运制度却不敢增加一丝一毫，也是因为前朝已有定额。仁祖建立漕运定额，即使王安石也不敢妄自增加。庆历三年，江淮每年的漕运不足，京师缺乏粮储，大臣们对此忧虑。范仲淹说，许元可以独自负责汴河漕运之事，于是提拔许元为发运判官。许元到任后，命令靠近汴河的州县留下三个月的粮食，其余全部发运；又调集一千多艘船转运向西。从此以后，京师粮食充足。嘉祐元年，张方平规划漕运十四条建议，皇帝认为很好。此后京师有了五年的储粮。户口数。宝元二年，下诏令三司上报户口数。皇帝曾在迩英殿阅读真宗所撰《正说养民篇》，对侍臣说：今天天下的民籍有多少？何梅询说：先帝写此文，是追述前代帝王恭谨节俭而有节制，户口便充实增加；赋税征敛没有限度，户籍图册便废弛衰败。于是下诏令检阅户口上报。前汉一千二百万，后汉一千六百万，魏九十万，晋二百万，宋九十万，后魏、北齐、后周三百万，隋八百万，唐九百万；太祖二百五十万，真宗八百六十万，宝元一千万。户口数有兴盛就有衰落，有成就就有败坏；天地尚且如此，何况人呢？自古以来，养育百姓确实没有超过一千万户的，唐明皇时代最为繁盛。繁盛到了极点，随即又衰败耗损，这是可以从户口数字上看出的。然而尧、舜、禹、汤时代太平，共有三百多年；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也太平了三百多年。百姓既得到充分养育，教化也完备，没有夭折、疾病以及兵革之祸，父祖子孙几十代都是太平时代的百姓，这又岂能只用数字说明呢？国家户口到宝元年间也达到一千万，可以说到了极点；可是庆历、嘉祐年间的盛况又接连出现在其后，为什么不能像明皇时期那样开始兴盛而最终耗损呢？明皇末年发生天宝之变，百姓失去养育，户口因而耗损。差役。至和二年四月，制定差役中衙前役的法令，废除里正充任衙前，按财产把乡户编排承担差役。特意规定，官僚、权势之家占有田地不受限制，都可以免役；衙前、将吏可以免除里正、户长之役，而应役的民户却苦于差役繁多。知并州韩琦说：每乡被差役的疏密，以及按财力高下分配，都不均平；富户有余力休息，贫户却接连败亡。请求废除里正衙前，只差乡户充任衙前，并选择财力最高的人担任。蔡襄也认为应根据产钱多少确定差役轻重，于是改订法令，下发三司颁行，百姓感到很便利。这是革除差役弊病的办法。大概差役之法，没有比衙前这一役更重、更难的了：官物丢失，就让人赔偿纲运；费用不足，就责令供给。废除衙前之役，便是使百姓乐于承担差役之法。假如荆公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实行募役之法；以乡户中财力最高者担任衙前，假如荆公知道这一点，那么即使实行雇役之法，也不应波及下户。韩琦实行差役便利百姓，王安石实行雇役扰害百姓，这些可以合并参看，且有相关段落可讲。《宋大事记讲义》卷十。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一。宋代吕中撰。仁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