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九宋 吕中 撰

译皇祐五年五月，孙抃任御史中丞。谏官韩绛说：“孙抃没有纠察弹劾的才能，不能担任监察纠察之职。”孙抃于是亲手写奏疏说：“臣观察如今士人趋求进用的多，廉洁退让的少，把善于谋求事务作为精神，把能够攻击别人的人作为风采；像啬夫那样善于给人罗织罪名的，称作有议论；像酷吏那样刻薄严酷的，称作有政绩。谏官所谓的才干，难道不就是指这些吗？臣确实做不到。”皇上察觉到他话中的意思，立即命他前去任职。建国初年，官员按照品级领取俸禄，实际上并不亲自承担职务；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官职，只是寄禄官而已，所以只有到谏院办公才算真正成为谏官，当时谏官的权力还不重。建国初年，三院官员担任外任而不承担监察纠察职务；兴国年间，担任监察纠察职务而不负责言事，因此台官的权力也还不重。端拱初年，以补阙为司谏，以拾遗为正言，是为了使谏官履行职务。天禧年间设置言事御史，是为了使台官履行职务。然而当时台谏官员虽然地位重要，台谏的职务却还没有振作起来。自仁宗即位，刘中丞命令台属各自举荐能够纠察弹劾的人，此后台谏的职务才开始振作。干兴元年，刘筠任御史中丞，命令台属各自举荐能够纠察弹劾的人。自从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拒吕夷简，唐介敢于抗拒文彦博；梁适一掌权，马遵就率领几个人进言；刘沆一掌握政权，张昪就上奏十七份奏疏加以论劾；从此以后，台谏的权力便敢于同宰相抗衡了。事实都见于本门。为什么台谏的职务在建国初年很轻，到仁宗时却很重；在建国初年只是凑数的官员，到仁宗时却能振作职务呢？大概是因为仁宗不把天下的威权作为纲纪，而把言事者的风采作为纲纪，所以他对台谏官的进退，公开选拔并提高他们的权力，优待他们的升迁而减轻他们的责任，并不是偏私于他们。这是因为立国的纲纪，实际上寄托在这里。百官的任命和授职，从执政大臣以下都交给大臣拟定并推荐；但御史中丞、谏官一定由君主亲自擢用。即使是李迪、吕夷简的亲信，也不敢拟定并推荐谏官、御史，所以这是为了使选任公开。自从王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昭任御史，又以选人李定任谏官，台谏便都出自宰相的任命了。台谏言事，允许依据传闻，不得追根究底地盘问；即使凭借陈执中、夏竦的奸佞，也不敢同台谏争辩是非曲直，所以这是为了提高台谏的权力。自王安石执政，施行青苗法，开始命李常分析说明，满朝都争论认为不可。助役法施行后，又命杨绘分析说明，执政大臣认为不可，于是宰相便能够夺取台谏的权力了。台谏的权力始终受到体面礼遇，除唐介之外，其余人没有被贬斥的；即使被贬，也不过一两年便又召回任用，所以这是为了恢复他们的升迁并减轻他们的责任。自熙宁初年，才开始有罚金的御史。王安石掌政后，御史言事都责罚其监当官职，台谏受责罚也从此开始。仁宗把言事者的风采作为纲纪，而王安石却把大臣的威权作为纲纪，差别实在太大了！仁宗的心胸像天地一样宽广，王安石的气量却如同积水沟渠一般狭小。两朝台谏的情形不同，说明仁宗朝的纲纪极为振作。景祐二年，孙沔被贬。在此以前，他上疏说：“自从孔道辅、范仲淹被罢黜，庞籍、范讽被置于对问以来，凡是身在缙绅之列的人全都心怀缄默。至于担任监察御史而因议论废后之事被贬的情况，并不是仁宗的本意，实际上是吕夷简赞成并促成的。谏官伏在宫门前请求面见皇帝，是仁宗的美意，吕夷简却极力阻止。这正是吕夷简入朝任相之初，而国家的舆论因此发生了变化。” 嘉祐六年，欧阳修说，景祐年间范仲淹议论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以后，直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台谏中还没有听说有人因为规劝君主而获罪。因此臣说，如今规劝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却困难。范文正公因为触犯吕申公而被贬，吕申公也因为范文正公而被罢免；唐质肃公因为触犯文潞公而被贬，文潞公也因为唐质肃公而被罢免。仁宗使大臣退职，以伸张言事者的气势，就是这样。然而后来吕申公不但不敢因范文正公而怀恨，在西部战事兴起时还和他共同努力；详情见“元昊”门。文潞公不但不敢因唐质肃公而怀恨，在唐质肃公返回朝廷时，一定要和他一同被召回，然后才敢入朝。这说明大臣能够容纳进言。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就是这样伸张台谏的气势。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文彦博后来再次入朝任相，首先推荐唐介，使他重新被召回任用。

译给事中、起居舍人 景祐三年十二月，严格规定宣敕经过银台司的制度。当时宣敕、札子多有不经过本司的，李纮说：“这样一来，封还驳正的职务就废除了。”于是下诏规定，宣敕不经过银台司便不得施行。庆历元年，任命富弼为知制诰。起初，因为侍臣刘从愿的妻子凭借后族身份出入禁中，皇帝一度削去她的国夫人封号，过了很久又恢复封号。富弼应当起草制书，便封还词头。后来张可久由转运使改任横行官，欧阳修援引富弼的先例封还诏书，后来便成为常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至和元年七月，解除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等人的台官职务。知制诰蔡襄认为三人无罪，封还词头，改交给其他舍人，也没有人敢承当，于是采用已经拟好的奏状降下诏令。御史中丞孙抃多次上疏争论此事，翰林学士吴宿因被召见应对，也请求留下马遵等人，都没有得到答复。皇祐元年，任命杨怀敏为副都知，知制诰胡宿不肯起草制书，封还后上报。皇上怀疑胡宿的职务不应当进言，便对宰相说：“有这样的旧例吗？”文彦博说：“近来富弼曾经封还。”皇上的疑虑便消除了。司马光说：唐代制度规定，诏书中有不便之处，门下省可以封还。如今门下省虽然有封还驳正的名义，但诏书全都直接由中书省下达，这并不是防止错误举措的办法。给事中、舍人主管封还驳正，台谏主管论奏列举罪状，两者的职责是相当的。然而给事中、舍人在事先提出补救，台谏则在事后追究挽救。命令尚未下达时，纠正它比较容易；命令已经下达后，想要收回它就困难了。这就是给事中、舍人的地位之所以重要。大约从庆历年间，因遂国夫人的任命，富弼应当起草制书而封还词头开始，给事中、舍人的封还驳正制度就由此开始了。后来胡宿援引富弼的先例驳回杨怀敏的任命，欧阳修援引富弼的先例驳回张可久的任命，大概从这以后，给事中、舍人的职务便与台谏相当了。给事中、舍人在事先封还驳正，他们的职责尤其比台谏更困难。嘉祐五年八月，苏洵应试担任校书。起初，欧阳修上奏推荐苏洵所著的书，韩琦认为很好，召他到舍人院应试，他两次以疾病推辞。到这时赵抃又推荐他，于是他接受任命。祖宗的法度宽简，皇上所作的激励人才之事，有些在科举科目之外；下面的人借此洗涤磨炼自己，也不全都出自科举文章之中。所以，朝廷能够从泰山起用孙明复，把他安排在国子监中担任师儒；从眉山提拔苏洵，把他安排在礼部、太常寺之中；从西洛起用程颐，把他安置在广厦细旃之上。像这样特意突出一两个人来震动天下，效果又会怎样呢？这就是人才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两制 欧阳修任翰林时，仁宗有一天趁空取来宫殿门上的春帖子，读后非常喜爱，问身边的人说：“这是欧阳修的文章吗？”于是把春帖子全部取来阅读，感叹说：“他每次下笔都不忘规劝谏诤，真是侍从之臣啊。” 嘉祐六年六月，任命王安石为知制诰。前一年冬天，任命王安石和司马光共同修撰起居注，司马光推辞五次才接受，王安石推辞到七八月才接受。从此直接升任知制诰，王安石不再推辞。授予他馆职时，他推辞馆职；授予他起居注时，他推辞起居注，人人都佩服他的谦让。起初授予他馆职、三司度支判官，他因而推辞；于是命他修撰起居注，他又推辞；到了嘉祐年间任命他为知制诰、熙宁年间任命他为学士时，他便不再推辞。推辞较小的职位而接受较大的职位，人们于是认为以前推辞官职是荆公的欺诈，今天不再推辞是荆公的奸诈；这还不是深知荆公的人。大概荆公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不亚于范文正公，而他自己的规划更加宏大，又不是一个官职所能完全实现的。到了嘉祐末年，他实际实行的作为已经足以取得人们的信任；熙宁初年，他的虚名也已经足以取得君主的信任，本来将要在这个世上大有作为，只可惜志向大而学问不足。这是从内心动机上加以诛责的话。起初，王安石的名声刚开始显赫时，欧阳修也很赞赏他，劝苏洵同他交游，苏洵说：“我已经看清这个人了。”于是作《辨奸论》。史馆 庆历五年十一月，《国朝要》编成，由王洙编修，记载自建隆至庆历四年，共一百五十卷。嘉祐四年，欧阳修上奏请求重新编撰，说：“近年以来，史馆人员徒具其数而荒废职守，所编撰的内容简略缺漏，百件中保存不了一件；至于关系大局的事情，也都略去不写。请求在每年年终命宰相亲自到史院检阅，若纪事记录中有不尽职、毁坏官守、失职的情况，便上奏施行赏罚；《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请求今后不必再进呈任命。”

译馆阁 天圣六年，宰相张士逊请求让自己的儿子担任校勘。皇上说：“馆阁是用来接待天下英俊之才的地方，不可以私下授予。”鲁宗道说：“馆阁是培养天下英才的地方，难道能让纨绔子弟来这里任职吗？”欧阳修告诉英宗说：“如今两府缺人，一定从两制中选取；两制缺人，一定从馆阁中选取。馆阁是培养辅相人才的地方。” 天圣六年，任命范仲淹为秘阁校理。他曾写信给执政大臣说：“周、汉兴起时，圣贤共同治理国家，使天下富足长寿达数百年，那么当时辅佐君主的人所建立的功绩就可以知道了。周、汉衰亡时，奸雄共同兴起，使天下数百年间变成血肉战场，那么当时辅佐君主的人所犯的罪过也可以知道了。我大宋拥有天下以来，经营治理、养育百姓，直到天下太平。然而，事物困穷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不知道变化，难道能够长久吗？如果相府考虑改变治道，使天下富足长寿数百年，这是相府辅佐君主的功绩；如果使天下数百年间成为血肉战场，也就是相府辜负天下的过错。” 天圣三年，范仲淹任大理寺丞，上书请求挽救文辞浮靡的弊病、恢复武举、重视三馆选拔、奖赏直言进谏的大臣、革除延赏的弊病，并且说：“自古以来的君主，对外防备夷狄，对内防备奸邪。夷狄侵犯国家，奸邪败坏德行；奸邪的祸害比夷狄的祸患更严重。伏望圣明的陛下，常常喜好正直之人来杜绝奸邪，这是治理的根本大道。”范仲淹年轻时就有高尚的操守，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曾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享乐之后才享乐；凡是自己要做的事，一定竭尽自己的力量。”又说：“凡是自己能够做到的，就应当这样去做；事情能否成功，有些并不取决于我，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我哪里敢保证呢？”王曾见到这些话，认为他非同寻常。后来知道范仲淹原来是晏殊的门客，于是晏殊推荐他担任馆职。王曾对晏殊说：“您确实了解范仲淹，为什么舍弃他而推荐这个人呢？” 范仲淹对于庆历，也如同王安石对于熙宁一样。范仲淹改革弊政的总体规划，已经具备于天圣年间的《上宰相书》和《上皇帝书》中；王安石变法的总体规划，也已经具备于嘉祐年间的上书以及熙宁初年入对时所说的话中。如今看范仲淹所说的“困穷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就是王安石关于变法的言论。他说军队长期不使用，武备就不坚固，就是王安石关于强兵的主张。他说士人从未受到教育，贤才就不能充足，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教育方法不合适。他说朝廷内外奢侈，国家的财用就没有节制，就是王安石所说的理财大体上没有法度。他说百姓困穷，天下就没有恩德，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优待抚恤农民。他说君主接受远大长远的谋略，时间久了就能成就王道；接受浅薄末节的议论，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乱政，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应当效法尧舜，而不应当效法太宗。他说，刑法官吏只知道分辨丝发般细微的轻重，钱谷官吏只知道计算锱铢般细小的利弊，往往把这些称为急务；有人论述政教的源流、议论风俗的厚薄，陈说圣贤的事业，评论文武之道的得失，却往往被称为迂阔的言论。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官员出仕后亲自办理的，不过是有司的细小事务，从来没有像古代有作为的君主那样，让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此治理天下。” 把范仲淹和王安石放在一起比较，两人的上书都收录在《名臣言行录》中。后来转而说明，范仲淹的总体规划与王安石大不相同。所谓巩固国家根本，在于选拔县令、挑选郡守而已，并不是派遣使者设置提举官造成扰乱；所谓增强民力，在于恢复游散人口、去除冗员和僭越而已，并不是实行青苗法、市场交易法造成扰乱；所谓重视名器，在于谨慎选举、严格教育而已，并不是创立新经、字说那样的谬误；所谓防备戎狄，在于举用将帅人才、充实边郡而已，并不是设置保甲、设置将官造成扰乱；所谓杜绝奸雄，在于朝廷没有过失、百姓没有怨恨，并不是提出民众的怨恨不足以顾虑的议论。范仲淹写给执政大臣的信中所列五件事，他关于布置施行的一切，都有预先确定的规划；他与那些对实际施用漠不关心的书生相距很远。由于他们所学有偏正之别，所以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同。庆历三年九月，打开天章阁，命令辅臣分别条列应答，赐予座位和纸笔，让他们陈述急务。当时，仁宗正专心致力于实现太平，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每次进见都一定以实现太平来要求他。范仲淹对人说：“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点，但事情有先后，况且革除积弊需要在长期安定中逐步进行，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完成的。”到了这时，范仲淹退下后列举十件事上奏：第一，明确升降赏罚，二府官员没有大功不得升迁，内外官员必须任满三年，在京官员必须任满五年才可以磨勘；第二，抑制侥幸，任子法弊病严重，冗官滥授日益增加，请求罢除少卿以上官员在乾元节所受的恩泽，正郎以下官员如果由监司荐任，必须任职满二年才可以[缺字]子弟；大臣不得推荐子弟担任馆阁职务；第三，精简和完善贡举，各路州军学校都设置教授；选取士人时，进士科先考[缺字]，然后考诗赋，同时通晓经义；发解时不封卷首；参考考生平日操行，若没有缺失，就列名上报；第四，推举州县长官，刺史、县令大多任非其人，请求先由二府选拔转运使、提刑、大藩知州，再由二制、三司、卿史、台谏、监司推举知州，由知州推举知县；第五，均平公田，外任官员的职田分配不均，吏禄微薄，不能使他们安心，请求均分其收入，再按等级发给；第六，发展农业和蚕桑，请求下令各路，让官吏和百姓陈述农田的利弊，选派官员治理，另行制定劝农考课的办法，以减少漕运；第七，整修武备，请求参照府兵法，招募京畿五方的强壮者充任卫士，以辅助正规军；第八，减少徭役，请求裁省县邑，户数少的改为镇；那些不应承担徭役的士兵全部归还农业；第九，广施恩信，免除拖欠的赋税债务；但各地如果废弃、阻格皇上的恩典，违犯者依法处置；第十，重视命令，百司制定法度，草率颁行，随即又反复修改，请求先交给执政大臣讨论哪些可以长久实行，删去烦琐冗余，裁定为制书和敕令。富弼说，契丹取得燕、蓟以北的地方，拓跋取得灵、夏以西的地方，那些地区的豪杰都为他们所用；我们应当把他们看作强敌，或许才能抵御。于是另行提出《安边十三策》，大致内容是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制止侥幸、革除积弊，以及更换没有才能的监司。范仲淹拿来官员班簿，把没有才能的监司一笔勾去。富弼说：“勾去他们当然容易，哪里知道会使一家人哭泣呢？”范仲淹说：“使一家人哭泣，怎么比得上使一路的人哭泣呢？” 这一年十月，严格监司的选任，这是采用了范仲淹、富弼的意见。规定升迁的资格限制，这是采用了范仲淹所上十事中的“第一，明确升降赏罚”。

译十一月，规定馆职的资格，重新制定[缺字]补法，这是采用了范仲淹所上十事中的“第二，抑制侥幸”；限制职田，这是采用了范仲淹所上十事中的“第五，均平公田”。四年三月，下诏州县设立学校，重新制定科举法，这是采用了范仲淹所上十事中的“第三，精简和完善贡举”；五月，实行减少徭役的法令，这是采用了范仲淹所上十事中的“第六，减少徭役”。这些措施都是仁宗采用范仲淹意见的结果。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任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出任宣抚河北，都是为了避开夏竦的诽谤而外出。当时按察使弹劾了许多人，人心不安，任[缺字]的恩泽微薄，磨勘法严密，侥幸求进的道路被堵塞，于是朋党的议论逐渐兴起。九月，下诏告诫按察使不要苛刻，这是包拯提出的意见。十月，下诏告诫不要以朋党之论苛刻待人。五年二月，废止京朝官通过保任而取得升迁的办法，这是听从御史刘元瑜的请求。废止[缺字]补限年法，这是听从余靖的意见。庆历三年制定的法令也不再实行。三月，恢复科举旧制，制诰杨察说先前更改的法令不便实行。十月，转运使不再兼任按察使。当时执政大臣攻击范仲淹、富弼的施政，所以借大赦之机，以其造成烦扰、对政事没有益处为由，罢除了这一职务。自从李文靖、王文正执掌国政以来，朝廷坚持安静无为的主张，弊政却没有革除，积累到庆历年间，这就是应当变革的时候。自从韩公、范公、富公的志向没有完全实行，积弊相沿不改，发展到极点而达到熙宁年间，这又是应当变革的时候。现在把范仲淹所上的十事同王安石所实行的变法合起来评论：熙宁二年，派遣使者考察农田水利，也是为了发展农业和蚕桑；熙宁三年，建立更戍、保甲法，也是为了整修武备；四年更定贡举法，也是为了精简和完善贡举；四月制定选人改官条制，也是为了明确升降赏罚；十月制定奏补注官法，也是为了抑制侥幸；直到实行募役法，也是为了减少徭役；建立三舍法，也是为了重视学校；均平各路田赋之法，也是为了均平公田。这些是范仲淹与王安石相同的地方。然而，国家自艺祖、仁宗以来，虽然有疏漏、缺失和败坏之处，却还没有达到熟烂腐败的形态。庆历诸公的根本主张，是堵住一处漏洞、补上一处缺口的办法。熙宁的大臣，却因为一处的损坏而使四面的屏障倾颓，因为一处的漏洞而使祸患侵入堂奥。王安石纷纷更改旧法，可惜范仲淹离去后，他的法令就发生变化；王安石则在罢相以后，至熙宁七年才罢相。王安石本人虽然离开了，王安石的法令却始终没有停止实行。范仲淹的法令不到一年就改变了，王安石的法令到了崇宁、大观年间反而更加没有改变；这是因为范仲淹掌握政权的时间短，而王安石得到君主的专任。范仲淹所引荐的君子没有全部得到任用，王安石所教导的小人却根基牢固、盘根错节而无法铲除。妙论。

译三司使 景祐元年五月，任命程琳为三司使。诏令规定，从今以后，三司使任职时间不长，不得无故改易。程琳尤其谨慎处理财物出入，宫中有所取用，他就立即上奏请求停止。内侍说程琳专擅，程琳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辩解说：“三司掌管的财赋，都是朝廷的财物，臣只是替陛下爱惜罢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庆历二年，王尧臣任三司使。他刚接受任命，就对皇帝说：“如今国家和百姓都已困弊，关键在于陛下任用臣下的方式如何，请允许臣自行选择属官。”于是征召杜[缺字]等十多人担任判官，后来果然以办事有成而闻名。这一年，取来三路在用兵以前以及用兵以后财物收支的数目，汇总后上报。皇祐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况认为如今财赋收入多于景德年间，但每年的支出又多于收入，于是上呈《皇祐[缺字]计录》。这一段讲义见于《真宗[缺字]计录》。嘉祐四年，任命包拯为三司使。当初，包拯任御史中丞时，弹劾三司使，张方平因此被罢职，朝廷于是让宗祈代替他。包拯又弹劾宗祈，便以包拯代替宗祈；宗祈避位很久以后才出来任职。掌管钱粮的职位，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的。宋朝初年担任三司使的人，一定选拔精于财政的人担任，地位仅次于执政；从三司使本人这个计相以下，有副使，再以下有判官；至于子司所属官员，都必须通晓钱谷，然后才能授任副使。副使地位低于待制，所受恩典待遇同大卿监，各设置判官二人，资历次序相当于转运使。又有三司判官六人，称为子司，如磨勘司、凭由司之类。当时三司都可以自行选择属官；三司有缺员，就由副使补任；副使有缺员，就由判官代任；判官有缺员，就从外任转运使中选任。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专心负责本职。自从元丰官制实行以后，户部尚书就是从前的三司使，左右曹侍郎就是从前的三司副使，户部以及各司的郎官就是从前的三司判官。然而这些职位都被当作升迁官职的阶梯，文书账簿的弊病仍然无法挽救，不过是按照数目进行督察，查看簿籍加以收取，何况还希望他们能够比较各道财用有无、控制国家用度多少呢？仁宗朝专门设置官员负责其职务；熙宁、元丰年间掌管财赋的官员迁转变动不常。关于三司，还可以参看《真宗朝三司讲义》。嘉祐五年五月，任命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献上万言书，大略说：“如今的祸患在于法度虽然很多，却不符合先王的政道；所谓效法先王的政道，也只是效法他的精神实质罢了。先王对于人才，教育他们、培养他们、选取他们、任用他们，都各有相应的方法。如今州县虽有学校，却不能长久培养人才；太学的教育只是诵读讲说、考核试验而已，所以士人即使老死于学校之中，也不知道处理政务的方法，这就是教育方法不合适。如今俸禄制度都很微薄，州县官吏每月所得钱，多的八九千，少的四五千。今天下常常以困穷为忧患，大概也是理财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而有关官署不能通晓变化。如果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增加官吏俸禄，也不足以损害国家经费；这就是养育人才的方法不合适。驱使天下士人去参加贤良、进士等科举，固然有时能够得到人才；然而不肖之人如果仅凭这种途径进身，也能做到公卿，于是同类相互推举、聚集到朝廷，所以不肖之人很多；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不合适。如今选取人才既不按合适的方法，到了任用人员时，不考察他的德行是否适宜，只问他的出身先后；不论他的才能是否相称，只论他历任官职的多少。凭文学才能入仕的人，既让他管理财赋，又让他审理案件，又调任去管理礼仪，人才难得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职位上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却依赖法令来治理，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能够治理好的。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不合适。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选取人才、任用人才，其中有一项方法不合适，就会败坏天下人才，何况四项兼有呢？朝廷有所施行、变革，只要有一个流俗而侥幸得进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事情就停止而不敢实行。法度一旦建立，人就不会独[缺字]其侥幸。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治理天下，那么臣愿意替您决断此事而已。” 王安石变法的总体规划，在这篇上书中也已经略见端倪了；它的主要意思，是把建立法度、改变风俗作为当务之急。然而王安石说，先王的政道只需效法其精神实质，而王安石所建立的法令，却一一牵强附会于《周礼》，大略违背了《关雎》《麟趾》的本意；那么他的主张果真符合先王吗？王安石说，现在教育、培养、选取、任用人才都不得其法，但王安石却用《新经》《字说》败坏尚未任用的人才，用《检正》《习学》败坏已经任用的人才；他果真能够得到正确的方法吗？至于他说朝廷有所施行、变革，只要有流俗而侥幸得进的人不高兴，事情就会停止而不能实行，这正是后来他勇于排斥君子、勇于堵塞人们的言论、勇于承担百姓怨恨并推行新法的根本依据。庆历八年三月，下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都发给纸笔，命令他们坐在官署中陈述当时的政事。临幸龙图阁、天章阁，这就是九年三月开启天章阁的用意。然而到了这时，富公、北范公、西韩公也都在外地；当时政事中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召回这三个人更急迫的了。宗正司　睦宗院 景祐三年七月，设置大宗正司。前一年建立睦宗院。古代有大学、小学，把亲疏不同的人合在一起同时教育，所以祖宗以来的世臣兼用同姓、异姓之人。自汉代以来没有教育培养宗室的方法，刘德、刘向这类人又被权臣忌恨而不能任用。到了魏晋时期，幽闭宗室，使他们不能听闻、不能见识，甚至连麦和豆都分辨不清，这样权臣才觉得安心。真是可悲啊！我宋亲近贤能、任用仁人，远远超过前代，然而皇族很少有声名。设置大宗正司，正是为了统辖他们；建立睦宗院，正是为了亲近他们。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宗室没有教育、训导和选举的实际措施，未能符合先王亲疏有别、恩礼厚薄适宜的原则。熙宁新法引起议论纷纷，唯独设置宗室机构一事没有异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宋大事记讲义》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 宋代吕中撰写 仁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