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六宋 吕中 撰

译圣学、经筵 咸平元年正月，召学官崔颐正入宫侍讲。皇帝召他到后苑讲解《尚书·大禹谟》，赐给五品官服，从此每天到御书院侍讲。皇帝每天早晨到前殿，辰时以后到后殿处理政事，有时检阅军士，到中午才结束。夜间则召儒臣询问政治得失，有时直到半夜。咸平元年七月，皇帝临幸国子监，召学官崔偓佺讲解《大禹谟》。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工部侍郎吕文仲为侍读，以国子监祭酒邢昺为侍讲，在秘阁设置值宿的房舍。侍读、侍讲轮流值班，每天供应尚食局的珍贵膳食，夜间轮流住宿，皇帝多次召见他们询问访察，有时直到半夜。天禧元年正月，召冯元侍讲。从此以后，皇帝在听政之余，通常把这作为常规。祥符八年二月，召崇文馆检讨冯元讲解《易经·泰卦》，冯元于是说：君主之道最为尊贵，臣下之道最为卑下，必须以诚相互感通，才能辅佐君主、成就万物。皇帝很高兴，赐给他五品官服。三代以前，传承家业的法则完备，而传授心法的制度尤其详尽，所以不只是君主成就德行容易，子孙成就德行也容易。三代以后，传承家业的法则已经简略，传授心法的制度也不再延续，所以不只是君主成就德行困难，子孙成就德行也同样困难。只有本朝把家学作为家法，所以子孙要守住家法，必须从学习家学开始。这就是范祖禹《帝学》一书所极力说明的：我朝承平已经一百三十年，之所以不同于汉高祖时期，是因为历代祖宗没有不喜好学习的。然而君主的学习，尤其在于和他共同学习的人。因此太祖时有王昭素这样的人，太宗时有孙奭、邢昺这样的人，真宗时有崔颐正、冯元这些人，他们都是一时最优秀的人才。讲解《易经·乾卦》，说明祖宗的家学确实得到了合适的人才传承。圣翰 祥符三年三月，皇帝拿出亲自撰写的文章给辅臣看，对王旦等人说：“自从北方边境修好关系以来，边境事务不再令人震动，但我安居时仍考虑危难，不敢贪图安逸。曾经写文章来警戒自己，把它放在身边。”于是拿出《贵廪食吟》《轸田夫吟》《念农歌》《自戒箴》给王旦等人看。在此以前，王嗣宗说：“翰林杨亿、知制诏钱惟演在宣曲唱和，词句涉及浮华靡丽。”皇帝说：“词臣是读书人的宗师，怎么可以不戒止他们放荡不羁呢？”于是下诏劝诫勉励。《大风歌》所保存的，是汉高祖称霸的雄心吗？《秋风辞》所保存的，是汉武帝悔悟的心情吗？大概帝王的文章，不能只从文章本身评论，而应当从内心来评论。根据我朝真宗的本心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这部书不载《庆云歌》，却载《明良歌》。至于下诏告诫词臣不要浮华靡丽，这又是用人文教化来成就天下；改变天下的文风要从朝廷开始，改变朝廷的文风要从君主的文章开始。人们知道西昆体是在欧阳修倡导古文的时候发生变化的，却不知道它的源流其实已经出现在这个时期了。端正纲纪，杜绝女子干预，抑制宦官，裁抑外戚。咸平元年十二月，严格选任牧守。秦国长公主曾替她的女婿请求正式授予近京刺史，皇帝说：“牧守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任用关系到朝廷的公议。”没有答应。咸平六年十二月，寿春县主说，她的丈夫之兄绍卿掌管的草料仓被抢劫，希望赦免他的罪。皇帝说：“损坏官府财物，自有固定刑罚，不可以免罪。” 驸马石保吉曾经控告仆人夫妇盗窃，皇帝说：“主管部门自有固定法典，难道可以因为你的缘故就在法典之外加刑吗？” 鲁国长公主因为赵自化在药物和饮食方面有功，请求授予他尚食使并兼任医官院事务；又因为雍王请求授予他刺史，皇帝说：“末流技艺之人，不可以任命为一郡长官，枢密院要以此告诫他。” 祥符六年正月，禁止出使的内臣干预公事。旧制规定，凡是内臣出使，若敢擅自奏报其他事务，处以军法。祥符八年七月，郭崇仁虽然是外戚，是章穆皇后的弟弟，但朝廷从未过分推恩施泽，从此十年没有升迁。朝廷有朝廷的纲纪，宫闱有宫闱的纲纪；想要端正朝廷，必须从宫闱开始。自古以来天下从来不是没有宦官、外戚和女子干政，但即使在太祖、太宗时期，也不是没有请求恩泽的人；从景德以后，才有请求任刺史、任郡守的人。然而，这些人是在天子那里受到抑制，而不必等到大臣来抑制；是在内朝受到抑制，而不必等到外朝来抑制。这正是真宗端正纲纪的地方。真宗使纲纪在内朝得到端正。自仁宗起，把君主施恩和施威的权力交给朝廷的纲纪，交给朝廷内外的公议，于是君主经常施恩，而大臣经常承担怨恨；这又是仁宗端正纲纪的地方。仁宗使纲纪在大臣那里得到端正。至于熙宁、元丰、崇宁、大观时期，像王安石、蔡京这一类大臣，能够借“冢宰统领六卿”的说法作为专权的凭借，却不能阐明“冢宰统领六卿”的说法本来是用来端正宫闱的根本，因此有人借外戚、宦官来谋求权势和宠幸。这是三百年政治治乱的根源。崇尚节俭，禁止奢侈。咸平二年五月，禁止用泥金、铺翠制作装饰。张齐贤请求先从大臣家开始责禁。祥符元年二月，禁止销金、涂金，不得把这些用于进献给皇帝的服饰物品上作装饰。后宫杜氏曾经穿戴这些饰物，皇帝发怒，命令她出家，于是天下再没有人敢违犯。咸平二年三月，拒绝各地进献。咸平年间的禁令，张齐贤请求从大臣开始；祥符年间的禁令，真宗先从宫闱开始，上下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就是这样。咸平年间申明法令禁令，是为了激励风俗。祥符以后，奸臣正用富丽奢侈来取悦君主，而皇帝却明确禁止金翠装饰，由此可知，封禅的奢侈、天书的欺诈，都不是真宗的本心。丁谓这个小人用欺诈的言辞说有天书，请求举行封禅。

译求取直言 至道三年五月，征求直言。直集贤院田锡上疏，大意说：“去年永兴等六州在同一天发生地震，这是下面动荡的征兆。灵州的粮草运输，陕西二十五州都不堪困顿疲敝，我认为地震发生的方位既然在关辅一带，难道不是下层有人轻率妄动吗？万一关辅发生变故，那么我担心西川又有保守剑关的危险，南方又要凭借长江的险阻。”皇帝拿出他的奏疏，命令详细斟酌后施行。监察御史王济上疏，大意说：“拘守小节的人看起来像有德行，心怀怯懦的人看起来像宽厚，包容奸恶的人看起来像仁慈，心中藏有谄媚的人看起来像恭敬，任意施展阴险的人看起来像聪明，喜欢肆意诋毁的人看起来像正直，培植朋党的人看起来像讲义气，放纵苛刻的人看起来像忠诚。”又说：“官员多，事情就烦杂；吏员多，百姓就受残害。想使政事不烦杂，不如裁减官员；想使百姓都安宁，不如裁减吏员。” 员外郎刁术上疏，大意说：“私下奖赏不能施及小人，私下惩罚不要施加于君子。不要因为正当年富力强就沉溺于安逸享乐，不要因为血气正旺盛就被声色所迷惑。” 任命王禹偁为知制诏。他起初任扬州知州时，响应诏令上书谈五件事：一是谨慎边防，沟通盟好；二是裁减冗余士兵，合并冗余吏员；三是选举任官应当慎重艰难；四是裁汰僧尼；五是亲近大臣，远离小人。咸平元年四月，发生旱灾，征求直言。咸平二年闰月，发生旱灾，征求直言。朱台符上疏，大意说：“陛下即位以来，两年之内，彗星出现一次，应时之雨两次失期。彗星出现，是战争的征兆；应时之雨失期，是恩泽还没有流布。如今北方边境还没有归顺，西羌制造阻碍，荆蛮有猖狂的寇乱，江浙有许多遭受饥荒的百姓。应当加强防备来抵御它们。”又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它的利益在于粮食；军队多，是国家的命脉，它的功效在于战胜敌人。如今的祸患在于农民少而粮食不多，士兵多而战争尚未取胜。农民少，田地就可能没有开垦；士兵多，财用就经常不足。百姓的利益全被用于国家，国家的利益又全被用于军队，所以百姓困苦而国家贫穷。”又说：“不善于任用人才，就没有办法安定边疆，也没有办法裁减军队；不裁减军队，就没有办法节省费用；不节省费用，就没有办法宽缓百姓；不宽缓百姓，就没有办法实现治理。除去这几件事，即使有智者也无法筹划了。” 咸平三年十一月，再次实行转对。景德三年四月，再次实行转对。咸平四年正月，命冯拯、陈尧叟等官员详细审阅朝廷内外的密封奏事。诏令规定，合门要把密封奏事按时送入，以防止拖延耽搁。选派从官掌管登闻院，是担心意见被堵塞、被蒙蔽。真宗继承太祖、太宗之后，军队还没有多到冗余，吏员还没有多到冗余，度牒还没有拿来出售，僧尼也还没有过度兴盛，王禹偁却已经在朝廷谋划的开端提出了这些问题；冗官的数量还没有增加，小人的踪迹还没有显现，王济却在当时提出了这些问题；私下的奖赏还没有施及小人，私下的惩罚还没有施加君子，声色游逸六件事根本还没有出现，刁术却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这难道不是担忧治理走向危乱、明白自己的职责本来就应当如此吗？贞观十年以前，进谏的人为什么那么多？贞观十年以后，进谏的人为什么那么少？当进谏者很多时，即使裴矩那样的谄佞之人也会改变而成为忠臣；等到进谏者很少时，即使房玄龄在用兵一事上的进谏，也只是出自临死前的言论。景德、祥符以后，王钦若倡导以神道设教的说法，丁谓倡导大计有余的议论，于是天书降临了。当时哪里还会有王禹偁、田锡那样的言论呢？景德以后，皇帝沉溺于符瑞，所以谄媚之言容易被听信。消弭上天的灾变，拒绝祥瑞。咸平二年三月，断绝各地进献。禁止进献珍禽奇兽以及各种祥瑞。皇帝说：“庄稼即使丰收，还要得到贤臣，才可以称为祥瑞。” 咸平元年二月，彗星出现在营室星宿以北。真宗问宰相：“这是什么祥瑞？”吕端说，这是齐、鲁分野的变异。真宗说：“朕是把天下都当作忧患来考虑的，难道只是一个地方吗？” 把丰收和得到贤才看作祥瑞，这是继承太宗不喜欢芝草的心意；因为彗星出现而驳斥分野之说，这正是赵普上疏的意思。然而在景德以前，出现一件祥瑞不敢庆贺，发生一件灾异也不敢忽视，这才是我真宗的本心。景德以后，奸臣起初不过是想排挤寇公罢了，丁谓于是陷害寇公。接着又请求举行封禅，借此向夷狄夸耀；即使天书是欺诈之事，士大夫也没有人敢说它不对。天禧三年，天书降下。即使发生了升州大火，士大夫却争着上奏称贺符瑞。祥符二年，升州发生火灾。这就是李文靖每天把水旱灾害报告给他的君主、刘元城称他为真正宰相、王文正称他为真正圣人的原因吧！祥符九年七月，发生蝗灾。执政大臣中有人把死蝗虫藏在袖中带来进献，请求在朝廷上展示，并率领百官庆贺。王旦坚决说不可以。正在这时，二府刚刚上奏事情，飞蝗已经遮蔽了天空。真宗说：“假使百官正在庆贺，而蝗灾却像这样，难道不是被天下人嘲笑吗？”执政大臣指向丁谓。灾异并不是上天爱护君主的表现，而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仁爱君主的表现。大概君主之所以能够自爱，实际上正是依靠灾异来警戒他的力量。当群臣争着进献符瑞时，而徐州、兖州发生水灾，江淮发生旱灾，内城发生火灾，京师蝗灾接连出现，难道人臣不知道爱护君主，反而是上天在爱护君主吗？丁谓进献谄媚之言，不知道爱护君主，所以天降灾异来警戒君主。

译天书降下，群臣说这是符命，请求举行封禅。祥符元年正月，天书降下，大赦天下，改年号。真宗对王旦、王钦若说：“去年十一月，我见到神人，他说天书将要降下。”王旦等人先后五次上表请求举行封禅。真宗拿这件事询问三司使，丁谓说：“大计还要有余议，才能决定。”待制孙奭说：“上天哪里会说话？哪里会有书呢？”四月初一，天书降于大内，于是修建玉清昭应宫来供奉天书。八月，天书降于泰山醴泉亭。这是王钦若奉迎的。十月，真宗到泰山举行封禅礼。在此以前，御史赵湘请求举行封禅。王钦若既因澶渊城下之盟而诋毁寇准，又请求举行封禅，并且说：“封禅应当得到天书。”他又说：“前代的天瑞，大概有用人力制造出来的。陛下认为河图、洛书果真有这些东西吗？圣人只是借助神道来设置教化罢了。”真宗说：“王旦难道不会认为不可以吗？”王钦若于是把真宗的意思暗示给王旦，勉强让他顺从，随即把王旦召入宫中，赐给他一杯尊酒；王旦回去察看，才发现酒杯中其实是珠子。从此王旦不再坚持异议。祥符二年四月，升州发生火灾。自从封禅以后，士大夫争相上奏符瑞，进献贺表和颂文。只有崔立说：“徐州、兖州发大水，江淮连年干旱，出现无可作为的烈风，金陵又发生大火，这些都是上天用来警戒骄傲自满的。而朝廷内外大多上奏云雾、草木之类的祥瑞，这难道还足以用来谈论治国之道吗？”崔立前后上奏了四十多件事。这月，设置修建玉清昭应宫使一职，由丁谓主持。群臣大多说不可以，丁谓回答真宗说：“这是因为还没有皇嗣，所以在干位修建宫殿来祈求福气。”王旦等人于是都不敢再说。知制诰王曾认为工程劳役繁重、费用浩大而使百姓劳苦，极力陈述此事不便之处有五条，请求减少用度，以宽解民力。四年正月，真宗到河中府。真宗将要举行西祀，正逢年成干旱，龙图待制孙奭上疏，陈述不可行的理由共十条，说：“陛下刚刚完成东封，又想西行；土木工程多年以来没有停止，水旱灾害接连发生，饥荒占多数，却还想劳苦百姓来侍奉神灵，神灵难道会享用这些吗？”他又上疏说：“如今的奸臣因为先帝曾经停止封禅，所以便赞成陛下继承先帝的遗志。先帝想向北平定幽、朔，向西夺取李继迁的势力，他们却从来没有献过一个谋划、提出过一条策略，反而用卑微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向契丹求和，使国土缩小、爵禄耗损，对保吉姑息迁就；把‘君主受辱臣子当死’说成空话，把欺骗臣下、蒙蔽君上当作自己的职责。这是使陛下把祖宗艰难创下的基业，变成奸臣侥幸取利的资本，也是臣之所以长叹痛哭的原因。”当时群臣多次上奏符瑞，孙奭又上疏说：“如今野鸡、山鹿同时出现，奏章中把秋旱、冬雷最终都说成祥瑞，若是想借此欺骗上天，那么上天是不可以欺骗的；若是想借此愚弄百姓，那么百姓是不可以愚弄的；若是想借此迷惑后世，那么后世也是不可以迷惑的。”他又说：“先王每五年巡狩，是为了察看百姓、施行教化，难道一定要等到出现紫气黄云，才可以封祭山岳；等到出现嘉禾异草，才可以巡视四方吗？” 孙奭的话切直严厉，甚至说出“国家将要兴盛，就听取民意；国家将要灭亡，就听信神灵”这样的话，真宗也没有责怪他。二月，在汾阴祭祀后土地神。五年十月，圣祖降临。十一月，设置玉清昭应宫使一职，由王旦担任。十二月，设置景福殿使一职，由刘承珪担任。修建景宫来奉祀圣祖。七年正月，真宗到亳州拜谒太清宫。孙奭上言说：“陛下已经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又将要祭祀太清宫，外面的议论认为陛下事事仿效唐明皇。”他极力陈述唐明皇遭遇祸败的事迹。五月，刻制天书。王旦、王钦若任刻玉使。天禧三年三月，天书降于干佑山中。夏四月，迎入宫内。寇准镇守永兴军，朱能任都巡检使。朱能喜欢制造符命、假托神灵，又在外表上依附寇准。到这时，他上奏说天书降下，大概是朱能自己使它降下的。孙奭当时任知河阳，上言说：“朱能是奸险小人，天下人都知道；朱能所做的事，只是陛下一人不知道罢了。”请求斩杀朱能，以向天下谢罪。到这时，李文靖的话果然应验了。真宗刚即位时，李沆每天把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事报告给他，王旦认为这是小事，李沆说：“君主应当让自己知道民间的疾苦，否则年轻气盛，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兴起土木工程、用兵和祈祷等事情。”封禅的议论，是由丁谓“大计有余”这一句话决定的；天书降下，则由王钦若“借神道设置教化”这一句话促成。即使有王文正那样道德高尚、声望厚重的人，也不敢提出异议。后来寇准入居相府，也凭借朱能所说的天书而入相。当时极力指出这些事情不对的，只有孙奭一人。上天哪里会说话！这确实足以破除君主的迷惑。真宗被天书迷惑，即使王旦、寇准也不敢劝谏。当时竭力攻击其错误的，只有孙奭一人。郊祀天地的费用 咸平五年十一月举行郊祀，有关官员说经费繁重，请求改行谒庙之礼。真宗说：“这样能节省多少？这不符合恭敬地事奉上天的道理。”于是下诏，凡不是禋祀所必需的东西都可以减省，因此节省了应奉杂物十万有余。这是因为景德以前还没有举行封禅之礼，所以朝廷议论才是这样。

译理财计；计录 咸平元年四月，免除拖欠的债负。真宗前后所免除的三司拖欠债负数目不一。真宗又对辅臣说：“应当把百姓的各种弊病全部搜集起来，编成条目；大的事情根据情况减省，小的事情就立即除免。” 咸平五年二月，禁止有关官司把羡余作为考课成绩。咸平六年六月，把三司合并为一个机构，命寇准统领。三司使彼此不相统属，各自只求充实、办成自己的事务，把从办成事情作为首要任务；至于财物出纳、转移挪用以及调剂有无，便常常互相违背，彼此揭发利弊。到这时，才合并为一个机构。真宗曾命令三司具报朝廷内外钱粮的总数，盐铁使陈恕很久没有呈上。真宗曾派辅臣责问他，陈恕说：“天子年少，如果知道府库充盈有余，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真宗听到后认为他说得好。祥符年间，林特上呈《计录》。景德二年，禁止增加酒榷税。四年八月，丁谓上呈《景德会计录》，请求以咸平六年的户口和赋税收入作为定额；当时他任三司使。天禧二年，任命李士衡为三司使。真宗撰写《宽财利论》赐给他。李士衡正受到任用，王钦若却加以陷害。如果不是田况，谁会知道《皇祐之录》没有上呈，因而支出多于收入呢？如果不是苏辙，没有编成《元祐之录》，谁会知道一年收入不足以计算一年的支出呢？真宗想知道朝廷内外钱粮的数目，而陈恕答应了却不呈上，为什么呢？大概当时事务很多，公私财力都已耗尽；如果让君主知道这些，他就一定会懂得节制浮费、崇尚俭德，不会妄自兴办一项工程，也不会妄自增加一次赏赐。到了当时承平、府库充盈的时候，就容易引动君主的奢侈之心。因此，丁谓上呈《景德会计录》，封禅之事便确定了；林特上呈《祥符会计录》，天书之事便形成了。到这时以后，才知道陈晋公的远见。曾经考察本朝的用度，收入没有比天禧、祥符年间更多的，支出也没有比天禧、祥符年间更多的。以至道末年计算，至道年间酒税每年一百二十万贯；到天禧年间增加到七百七十九万余贯，还不包括铁钱。其他关、市、津、渡等税收，大多也增加了一倍以上。至道年间盐税每年七十二万余贯，天禧末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三万余贯。至道年间每年铸钱八十万贯，景德末年增加到一百八十三万贯。这样看来，国家收入比建国初年多了。然而，建国初年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费用五百余万贯；景德年间郊祀费用七百余万贯，还不包括祭祀汾阴、进上宝册的费用。至道末年，所有支出都不过二千余万贯；到天禧末年，全国总收入二千六百余万贯，而丁谓、林特上呈《计录》，是为了引动君主的奢侈之心；总费用达到二千七百一十余万贯，还不包括谷帛。到这时，更加相信陈晋公是君子，而丁谓、林特才是真正的小人。

译宰相；执政 咸平元年，吕端被罢免，任命张齐贤、李沆同任平章事。咸平三年十一月，张齐贤被罢免。张齐贤与李沆同任宰相时，感情不和；他自负有使君主达到治世的办法，每次陈述奏议大多不切实际。到朝廷时又因饮酒而失仪，因此被罢相。一位宰相独任大权，就有专权的私弊；两位宰相同时任命，就有结党营私的忧患。然而赵中令权力专重，却能同新进的吕正共事；毕士安德高望重，却能同意气用事的寇准共同执政。不但没有分朋植党的风气，而且完全做到了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张齐贤反而与李沆不和，又同寇准互相倾轧，这是为什么呢？君子由此可以知道宰相事业的优劣了。四年，任命吕正、向敏中同任平章事。建国初年到这时，三次入任宰相的只有赵普和正；他们都从未替子弟请求恩泽。十月，向敏中被罢免，张齐贤被贬谪。张齐贤不拘守礼仪法度，很喜欢经营生计；第二次任宰相时，多次兴起大狱，又同寇准互相倾轧，世人因此轻视他。十二月，任命吕正、李沆兼任门下侍郎。旧制规定，三司三公、左右仆射、平章事应当兼任两省侍郎。在这以前，翰林学士宋白、梁周翰起草两位宰相加恩的制书时，忘记了旧制；到这时才改正过来。咸平六年九月，吕正被罢免。吕正患风眩病，真宗命车驾亲临慰问；他极力请求罢职，真宗不许。他上表七次，才得到批准。景德元年七月，李沆被罢免。真宗前来慰问，刚回到宫中，李沆就去世了；真宗催促车驾再次到他的宅第，悲痛地哭泣。真宗刚即位时，李沆每天把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这是小事，李沆说：“君主应当让自己知道民间疾苦，否则血气正盛，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兴起土木工程、甲兵和祷祀等事情。这是参政您将来的忧患。”真宗曾问治国之道首先应当做什么，李沆说：“不要任用浮躁的新进之士，像梅询、曾致尧、李夷庚等人就是这样。”因此，真宗在位直到仁宗初年，任用了许多稳重厚道的人。李沆自己说，任职确实没有补益万分之一，只是四方所说的利害之事，他从未有一件施行，不过姑且用这个来报答罢了。石保吉请求任使相，真宗拿这件事询问李沆，李沆说：“保吉由于是外戚，没有攻战之功；如果拜他为台席之臣，恐怕会引起舆论。”李沆死后几天，真宗才任命石保吉。寇准多次称说丁谓有才能，李沆长久不任用他，寇准便询问李沆。李沆说：“像这样的人才，才华倒是有，怎么能让他处在人臣之上呢？”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最终能抑制他，让他处在人臣之下吗？”李沆笑着说：“将来你应当想起我的话。” 李沆曾经读《论语》，看到其中记载太祖朝赵普任宰相的事。建国初年，任用宰相来谋划国事、裁断政务的，大多是稳重厚道、质朴实在的人；而养成重厚质实之士的风气，确实是李沆的功劳。看他每天把水旱灾害和盗贼上奏，用来端正君主之心，直到祥符年间举行封禅时才显出成效；他不任用曾致尧、梅询这类轻薄之人，用来培养人才，直到仁宗朝多用稳重厚道之士时才显出成效；他压制丁谓的才华，用来断绝小人，直到寇准被贬时才显出成效；他对四方所说的利害从未施行一件，用来维持治国的根本，直到荆公轻率变法时才显出成效。这就是建国初年宰相事业成为第一流的原因。然而朱文公曾说，本朝的弊政都是从李沆压制四方所说的利害之事逐渐积累而来的；那么，他遵守成法过度，也不能说没有偏颇。中间论述李沆是贤相、料事明断，末尾引用朱文公的话作出有抑有扬的评断。《邵氏闻见录》说：赵普任宰相时，在听政厅屏风后放置两个瓮，有人投递论说利害的文字，都放入瓮中；装满后就在通衢大道上焚烧。李沆任宰相时，凡是提出变更改革的建议，一概不采用，每天都用这一办法执掌国家。唉，贤相的思虑真是深远啊！如果王荆公任宰相时设置条例司，讨论天下利害，完全改变祖宗法度，那么就更加可以相信赵中令、李文靖才真正掌握了为相的根本。把论说利害的文字在通衢焚烧，对要求变更的议论一概不采用，这两位确实是真正的贤相。景德元年六月，任命毕士安、寇准为平章事。真宗想任用寇准，于是先安排一位有长期声望的老臣来镇住他。他曾对毕士安说：“寇准刚强而意气用事，怎么办呢？”毕士安说：“如今北戎还在猖獗，如果是寇准，正应该任用他。” 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罢免，任命王旦为平章事。寇准被罢相后任刑部尚书，出任陕州知州。契丹已经与宋和好，寇准很以功劳自负，王钦若非常忌恨他，说：“城下之盟，即使《春秋》中的小国也以为可耻；澶渊之战，陛下不以此为耻，反而说它有功，为什么呢？”从此真宗对寇准逐渐疏远。又见《契丹门》。寇准曾任命官员，同列多次用眼色示意小吏拿着条例簿册进来，寇准却推开不看，说：“宰相的职责是器重百官，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哪里用得着条例！”王旦入朝谢恩，真宗说：“寇准拿国家的爵位赏赐来求取虚名，没有大臣的体统。”王旦的父亲王祐知道他必定做到公辅，曾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把它作为标志。等到钱若水说王旦有德行声望，可以担当大事时，真宗说：“这本来就是朕心中所属意的人。” 我朝善于遵守成法和条例的宰相，没有谁比得上李沆、王旦、王曾、吕夷、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打破成法和条例的宰相，没有谁比得上王安石、章子厚、蔡京、王黼、秦桧。考察他们的成效，检验他们任用的人才，那么打破成法和条例的人，确实不如遵守成法和条例的人做得好。这是一个有待设问的问题。然而寇准是以公心行事，所以虽打破成法和条例，却任用了君子；王安石等人是以私心行事，所以虽打破成法和条例，却任用了小人。或者说，王安石曾经设置中书条例司，司马光讥讽他说：“宰相以道辅佐君主，如果每件事都查考条例来办理，那么胥吏也可以做宰相，还选择什么呢？”按照司马光所说，王安石难道也想遵循成法和条例吗？大概司马光也不知道王安石用心所在，只看见他编修条例，就说他是在查考条例；却不知道王安石正是认为援用旧例不对，要完全打破旧例来制定新法。司马光用这话讥讽他，反而是在帮助他。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王安石制定条例，正是为了打破旧例，这与李沆、王旦等贤相遵用成法和条例大不相同。真宗命寇准出知天雄军。北方使者经过那里时，对寇准说：“相公声望很高，为什么不在中书任职？”寇准说：“皇上认为朝廷无事，北门的锁钥不能没有寇准。” 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外；小人在朝廷，君子在外。当寇准主持真宗亲征时，担心王钦若会设法阻挠亲征的议论，于是把寇准调出到天雄军；等到王钦若被任用、掌管国事时，又担心寇公会设法夺走他的计谋，于是也把寇准调出到天雄军。然而君子在朝廷，朝廷就受到重视；君子在边郡，边郡就受到重视。这就是寇公使敌国使者产生敬畏之心的原因。敌国使者听说了寇莱公的声名。祥符四年，真宗临幸吕正的宅第，因而问吕正：“你的几个儿子中，谁可以任用？”吕正说：“臣的儿子都像猪狗一样罢了。我有个侄子吕夷简，是宰相之才。” 景德四年闰月，制定中书、枢密院互相通报的制度：凡涉及军机、民政的事情，必须互相通报。当时中书命杨士元任凤翔府通判，枢密院又命他监管香药库，双方彼此不知道。中书掌管民政，枢密院掌管军事，三司掌管财政，各自互不知情，所以财政已经匮乏，枢密院还不停地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还不停地搜取财物。建国初年，宰相总领提举司和发运使，又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其用意已经很清楚了。自从王显掌权后，一天六次召见中书，却不让中书知道，于是发生了岐沟之败。到这时，中书任用杨士元为通判，而枢密院另有命令；这是太宗朝枢密院在雍熙三年的旧事。见《太宗朝·契丹门》。

译宋朝初年确立宰相制度，谋划国政、裁断国家大事，多任用忠厚朴实的人，并养成了崇尚忠厚朴实的风气，这是李沆的功劳。看他每天把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事上奏，用来端正君主的心术；直到祥符年间举行封禅，才验证了这一做法的作用。他不用曾致尧、梅询一类轻浮浅薄的人，来培养人才；到仁宗时得到许多忠厚之士，才验证了这一做法的作用。他压抑丁谓的才华，来断绝小人进用之路；到寇准被贬时，才验证了这一做法的作用。四方有人上书陈说利害，他从未施行一条，用来维持治国的根本；到王安石轻率变法时，才验证了这一做法的作用。这就是宋朝初年宰相事业之所以成为第一流的原因。然而朱文公曾说，本朝的弊病都是李沆压制四方陈说利害之事逐渐造成的；那么，他遵守成规过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偏颇。中间论述李沆作为贤相、料事明断，结尾引用朱文公的话作出褒贬判断。《邵氏闻见录》说：赵普任宰相时，在听政堂的屏风后放置两口瓮。有人投递陈说利害的文字，都放入瓮中；装满后就拿到通衢大道上焚烧。李沆任宰相时，凡是建议变更制度的，一概不采用，每天都这样执掌国政。唉，贤相的思虑真是深远啊！像王荆公任宰相时设置条例司，议论天下利害，完全变更祖宗的法制，更加证明赵中令、李文靖才真正掌握了宰相治国的体统。把陈说利害的文字拿到通衢焚烧，把要求变更制度的议论一概不用，这两位真是贤相。景德元年六月，任命毕士安、寇准为平章事。皇上想任用寇准，于是先安排有宿望的毕士安来镇抚他。皇上曾对毕士安说：“寇准喜欢刚强任性、意气用事，怎么办？”毕士安说：“如今北戎还在猖獗，正应当任用寇准。” 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罢免，任命王旦为平章事。寇准罢相后任刑部尚书，出任陕州知州。契丹议和以后，寇准很以功劳自负，王钦若深深嫉恨他，说：“城下之盟，即使是《春秋》所说的小国也以为羞耻。澶渊之战，陛下不以此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这是什么道理？”从此皇上对寇准逐渐疏远。【原文‘讲又见契丹门’疑有脱误】任命官员时，同列官员屡次示意吏员拿着成例簿册进来，寇准却不看，说：“宰相的职责，是器重百官，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哪里用得着成例？”王旦入朝谢恩，皇上说：“寇准以国家的爵禄赏赐来求取虚名，没有大臣的体统。”王旦的父亲王祐知道他将来必定位至公卿，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后来钱若水说王旦有德望，能够担当大事，皇上说：“这本来就是我心中所属意的人。” 我朝善于遵守成规旧例的宰相，没有谁比得上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打破成规旧例的宰相，也没有谁比得上王安石、章子厚、蔡京、王黼、秦桧。考察他们的成效，检验他们用人的情况，那么，打破成规旧例的人确实不如遵守成规旧例的人做得好。这是提出疑问。然而寇准是出于公心来实行的，所以虽打破成规旧例，却任用了君子；王安石等人是出于私心来实行的，所以虽打破成规旧例，却任用了小人。况且王安石曾设置中书条例司，司马光讥讽他说：“宰相用道义辅佐君主，如果一切事情都只是查对成例后办理，那么胥吏也可以做宰相，还选择什么呢？”按照温公所说，王安石难道也想遵循成规旧例吗？大概温公还不知道王安石用心所在，只看见他编修条例，就说他是在查对成例；却不知道王安石正是认为援用成例不对，要彻底打破旧例来立法。温公用这话讥讽他，反而是在帮助他。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王安石制定条例，正是为了打破旧例，这与李沆、王旦等贤相遵守成规旧例大不相同。皇上命寇准出任天雄军知军。北方使者经过那里时，对寇准说：“相公声望很高，为什么不在中书任职？”寇准说：“皇上认为朝廷没有事情，北门的锁钥，非我寇准不可。” 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外地；小人在朝廷，君子在外地。寇准主持皇帝亲征时，担心王钦若会设法阻挠这项议议，于是把他调出任天雄军知军；王钦若掌管国事时，又担心寇公会设法夺走他的计划，于是也把寇准调出任天雄军知军。然而，君子在朝廷，朝廷就受到重视；在边郡，边郡就受到重视。这就是寇公使敌国使者产生敬畏之心的原因。敌国使者听说了寇莱公的声名。祥符四年，皇上临幸吕正的宅第，因而问吕正：“你的几个儿子中，谁可以任用？”吕正说：“我的儿子都像猪狗一样罢了，有个侄子吕夷简，是宰相之才。”景德四年闰月，设立中书、枢密院互相通报的制度：凡是涉及军机、民政的事务，必须互相通报。当时中书命杨士元任凤翔府通判，枢密院又命他监管香药库，双方彼此并不知道。中书掌管民政，枢密院掌管军政，三司掌管财政，各自互不相知。因此财政已经匮乏，枢密院却仍不断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却仍不断搜取财物。宋朝初年，宰相总领提举司和发运使，又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原本就是要使这些事务相互统摄。自从王显掌权以后，太宗朝时枢密院一天六次召见中书，中书却毫不知情，于是发生了岐沟之败。雍熙三年的事情，见于《太宗朝契丹门》。到了这时，中书任命杨士元为通判，枢密院又命他掌管库务，正如熙宁初年赵德明与西人交战，中书论功行赏，枢密院却不知道一样。这大概就是彼此不通报的弊病，所以互相通报的制度不能不建立。仁宗朝范镇说，应当让中书、枢密院、三司根据收支情况相互衡量，以节制国家费用，也与这个意思相同。祥符五年四月，任命向敏中为平章事；六月，命枢密院修撰《时政记》。这是依从王钦若的请求。向敏中第二次掌管中书，任期内以忠厚稳重、镇静持重使人情安定，皇上嘉许他，所以又任命他为宰相。祥符五年九月，任命王钦若、陈尧叟同平章事，并任枢密使。由儒臣担任枢密院使，从此开始。宋朝初年，枢密院大多由武臣担任，因此与中书分掌文、武，成为二府；又把军政、民政分开，成为二政。现在由儒臣掌领枢密院，这样中书、枢密院互相通报的制度才可以实行。二月，任命丁谓为参知政事。这是王钦若推荐的。王钦若与丁谓、刘承珪、陈彭年、林特相互勾结，行迹诡秘，当时号称“五鬼”。起初，王旦想让李宗谔任参知政事。按照旧例，参知政事在谢恩之日所获赏赐将近三千缗。王钦若秘密上奏，说王旦想得到赏赐给李宗谔的财物来偿还自己的债务，皇上于是没有同意。祥符七年六月，王钦若被罢免。他为人倾险机巧、虚饰夸诞，枢密副使马知节看不起他的为人。王钦若每次上奏事情，必定在怀中藏着几份奏章，只拿其中符合自己意思的给皇上看，并称说皇上已经实行。马知节说：“怀里的奏章为什么不全部拿出来？” 这月，任命寇准为枢密院同平章事，是王旦推荐他的。王旦又推荐夏竦任判官；夏竦屡次发表正直的议论，等到任枢密副使后，就依附邪说，侥幸求取进身之路。如果让丁谓止步于转运使，让王钦若、夏竦止步于判官，他们未必不会被视为君子。这三人议论政事时，起初任小官，都很有可取之处，后来才改变了操守。事实见《察刑狱蠲逋负门》。不幸的是，他们官至政府，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反而使小人的名声遗臭万年，可惜啊！祥符八年四月，寇准被罢免。皇上问王旦：“谁可以代替你？”又问：“张咏、马亮怎么样？”王旦都没有回答，只说：“没有谁比得上寇准。”皇上说：“寇准性情刚强而偏狭，再想想次一等的人选。”王旦说：“其他人，臣不知道。”王旦每次见皇上，必定称赞寇准的才能；寇准却多次说王旦的短处。王旦说：“我长期居于相位，过失一定很多，寇准从不隐瞒。这就是我敬重寇准的原因。”等到寇准知道自己应当被罢免，就派人私下向王旦求取使相职位。王旦说：“使相的职位哪里可以求取？况且我不接受私下的请求。”寇准深深怨恨他。到这时，寇准被罢为武胜军节度同平章事。寇准入朝见皇上，皇上详细说明王旦推荐寇准的原因，寇准这才惭愧，出来说：“王同年竟有这样宽大的器量！”

译魏能性情刚强，所以任用张锐以其圆熟周全来辅助他。见《阅武门》。寇准意气用事，所以任用毕士安、王文正这样的有宿望之人来镇抚他。真宗善于任用将相，就是这样。此前，寇准厌恶林特的邪曲奸诈，多次与他争吵；林特当时正受到皇上宠信，皇上因此不高兴。祥符九年正月，任命张旻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张旻当时任马军副指挥使，被选拔的士兵下令大为严峻，士兵恐惧，谋划叛变。皇上秘密召集二府商议。王旦说：“如果治罪张旻，那么将帅凭什么统率众人？如果紧急逮捕谋反者，就会震惊京城。不如让张旻解除兵权，这样心怀异志的人自然会安定。”皇上高兴地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啊！”王旦善于处理军队的变乱。天禧元年秋七月，王旦被罢免。他因病请求罢职，并推荐了十多名可以担任大臣的人。薛奎曾任江淮发运使，辞谢王旦；王旦说：“东南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了。”薛奎退下后说：“这才是真宰相的话。”张士逊任江南转运使，王旦对他说：“朝廷征榷财利已经到了极点。”所以张士逊所到之处，从未敢兴办聚敛财利之事。在祥符、天禧年间，宫室工程兴起，祷祠之事开始，王旦担心的只是天下财力不足以供给国家使用；他又告诫发运使说东南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告诫转运使说朝廷征榷财利已经到了极点。这才是真正的宰相之体统吧。八月，任命王钦若为同平章事。在此以前，皇上想任用王钦若，王旦说：“祖宗朝从未让南方人主持国政。虽然古人说任用贤能不分地域，但必须是真正的贤士才可以。”皇上于是暂时停止任用王钦若。王钦若说：“因为王子明的缘故，使我晚了十年才做宰相。” 康节在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声，说：“朝廷将要任用南方人做宰相，天下从此多事了。”南方人主持国政，从王钦若开始，并不是等到王安石以后才出现。宋朝初年，三阳正处于增长之势，南方尚不足以胜过北方；熙宁年间一阴暗中萌发，北方又不足以胜过南方。这是南北风气转移、人才盛衰的征兆。九月，王旦去世。王旦性情冲和淡泊、欲望很少，生活俭朴至极，从不为宗族亲戚求取官职和权柄。他掌相十八年，前后历经二纪；待人似乎和蔼平易，但风度格调严峻端正。咸平初年，王旦听到李沆的话，原本还不相信；后来看到王钦若、丁谓的所作所为，想进谏时已经同他们共事，想离去时皇上又对他们十分优厚，于是叹道：“李文靖真是圣人。”赵德明曾向西夏请求粮食。赵德明是李继迁的儿子，曾被赐姓赵。王旦说：“已经命令三司在京城积储粮食，难道不能让他们来取吗？”德明接受诏令后说：“朝廷中有人。”刘承规请求节度使一职，王旦说：“旧典中没有先例，不能答应。”后来又有人请求担任枢密使。边肃曾是宦官，因贪赃被贬，向敏中对王旦说：“边同年被责罚已经很久了，是否可以起复？”王旦说：“身为近臣却因贪赃获罪，怎么能再起用？如果一定要任用他，必须等我死后才可以。” 王旦隐藏自己的行迹，远离权势。后来史官修撰《真宗实录》，其中发现了王旦所出的奏章，这才知道朝廷中许多人都是王旦推荐的。我曾仔细考察本朝：在天禧以前，《一一契之谣》还没有兴起；“大范”“小范”的名号还没有出现；《四贤一不肖》诗还没有作成；君子、小人的朋党还没有分立。而张咏、孔道辅、马知节这一类人，已经足以培养天下的气节。胡海陵的学说还没有兴起；安定先生的古文还没有出现。穆伯长、尹洙的古文还没有出现。三苏父子的文章还没有盛行。苏洵、苏轼、苏辙。二程兄弟的学业还没有显著。程颢、程颐。而杨大年、王元之的文章，已经足以润色国家的制度。大概正是因为李文靖、王文正主持国政，也就是李沆、王旦，抑制浮华而崇尚质朴诚实，奖励淡泊退让而贬斥奔走竞争，所以同列之中有向敏中的清廉谨慎，政府中有王曾的忠厚，台谏中有鲁宗道的质朴正直，彼此共同养成浑厚诚实的风气，为天圣、景祐年间继续发挥作用。虽然士大夫的议论、台谏的风采、义理之学和科举文章，不如庆历以来那样辉煌可观，但纲纪法度都整齐而不紊乱，军队不骄横，财政不匮乏，官员不冗滥，士人不浮躁；即使是庆历的盛况，也有赶不上的地方。天禧三年，王钦若被罢免。有人说他接受贿金，又与擅长禁书的道士往来，所以被罢免。任命寇准为同平章事，丁谓为参知政事。一次，丁谓吃羹汤时弄脏了寇准的胡须，便起身替他拂去。寇准笑着说：“参知政事是国家大臣，竟替长官拂胡须吗？”丁谓非常惭愧。从此，丁谓倾陷诬陷寇准的念头开始萌发。王钦若被罢免，寇准便得到任用；可见君子与小人不能同时立于朝廷。任寇准为宰相，而丁谓为参知政事；这又说明君子与小人不能共同执政。然而寇准在当时本不应出任宰相。他刚被召回时，有门生劝他说：“如果到了河阳，就坚决请求出任外官。这样皇上如果召你入见，你就揭发干佑伪造天书的欺诈。”朱能献天书，寇准一向不相信。朱能与言官周怀政写信，劝寇准同朱能合作。后来丁谓等人一起揭发天书之事，下诏逮捕朱能。朱能聚众叛乱，陷入困境后自杀。寇准因朱能叛乱获罪，再次被贬为道州司马。最下等的办法，就是再次进入中书；如果有人替寇准谋划，那个办法本身是好的，但寇准为什么没有醒悟呢？四年四月，寇准被罢免；七月，任命李迪为平章事，冯拯为枢密使、同平章事，丁谓为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这月，寇准被贬。当时皇上曾身体不适，寇准请求单独进见，说：“太子是众望所归，请把神器传给他。”丁谓认为不能让太子辅佐年幼的君主。后来寇准喝醉酒，泄露了这件事，丁谓等人害怕，极力请求罢免寇准。起初，内侍周怀政曾与皇上谋划让太子监国；寇准的谋划泄露后，周怀政谋杀丁谓等人，于是被诛杀。有人想连同太子一起治罪，李迪说：“陛下有几个儿子，竟要作出这样的计策？”丁谓等人又揭发天书之事，逮捕朱能；寇准因朱能叛乱获罪，再次被贬到道州。他谈笑自如，仿佛从未有过居于廊庙的尊贵地位。三次被贬都不是皇上的本意。年终，皇上忽然问身边的人：“我眼中很久没有见到寇准了，这是为什么？”左右都没有人敢回答。皇上驾崩后，寇准才被贬到雷州。到这时，李文靖的话应验了。寇准多次称赞丁谓的才华，李沆说：“像这样的人才，固然有才，但可以让他处在人臣之上吗？”君子当权时，常常有不忍把小人彻底排除的心思；小人得志时，却一定竭尽全力排斥君子，直到完全排除为止。这就是寇准再次被重重贬斥的原因。即使如此，寇准虽然可以被贬，他的内心却并没有因此稍稍降低。十一月，李迪被罢免，丁谓再次任宰相。丁谓既然专擅权力，甚至任命官吏也不向皇上报告。李迪对同列说：“我李迪出身平民，十多年做到宰相，即使有机会报效国家而死也不遗憾，怎么能依附权臣来为自己求得安稳呢？”丁谓想任林特为枢密副使，李迪与他争论，甚至举起手板想要击打丁谓，丁谓逃走才免于被打。于是两人各自降一级官阶，罢相的制书尚未发出，丁谓入宫应对，请求留下。皇上于是赐座，丁谓才传诏召刘筠起草复任宰相的制书。这月，下诏让两府商议资善堂事务；诏令中说，仍像过去一样取决于旧例办理，其余常规事务交给太子与两府商议施行，办完后上奏。起初商议时，本想让太子总理军国事务，丁谓认为不可，李迪说：“太子监国，难道不是古代的制度吗？” 十二月，赐给辅政大臣手书，说明辅导储君的意旨。太子虽然听政，但事情都由太后决定。钱惟演是太后的外戚。王曾劝钱惟演说：“太子年幼，如果没有中宫就不能确立；中宫如果不依靠皇储的尊崇，众人的心也不会归附。太后厚待太子，太子就安稳；太子安稳，正是使刘氏安稳。”钱惟演把这番话告诉太后，两宫因此更加亲近。

译当时正处在变乱、危急和疑惧交集之中，钱惟演在宫中掌权，丁谓在朝外专擅权力，冯拯、曹利用也彼此结党。所幸君子的朋党仍然很多。寇准、李迪这一类人虽然争斗而没有取胜，但在其中起支柱作用的，还有后来流放丁谓、辅佐仁宗成就太平之治的王曾。干兴元年二月，皇上在延庆殿驾崩，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太后，军国事务都听从太后裁决。当时朝廷内外人心汹汹，王曾神色严正，独自挺立，朝廷依靠他才显得稳重。王曾请求太后坐在左边，皇帝坐在右边，垂帘听政。太后同意后，丁谓却只想让皇帝在朔日、望日召见群臣，大事由太后和皇上召见辅政大臣共同决定，小事全都让宦官雷允恭传奏。王曾说：“两宫分处，而权柄归于宦官，祸乱的端倪就出现了。”丁谓不听。这月，寇准、李迪、曹玮被流放出京：寇准为雷州司户，李迪为卫州团练使，曹玮为莱州知州。这些都是丁谓的谋划。王曾认为责罚过重，表示疑问。丁谓盯着王曾说：“寄居在别人家中的主人，恐怕也不能免罪。”这是因为王曾曾把自己的宅第借给寇准居住。六月，内侍雷允恭伏法诛死，丁谓被罢免，这是采用王曾谋划的结果。起初，王曾用计欺骗同列，请求单独进见，直言说丁谓包藏祸心，命令雷允恭把皇帝陵寝迁到绝地。太后大为震惊，想把丁谓一并诛杀，冯拯替丁谓求情，这才停止诛杀，只实行降职，不久又把丁谓贬为崖州司户。皇堂，就是擅自迁移陵寝。《宋大事记讲义》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七 宋代吕中撰写。真宗皇帝 制诏，翰林 至道三年四月，梁周翰任知制诰。按照旧例，进入西阁的人都由中书召来考试，试作制诏三篇，其中两篇各二百字，另一篇一百字。只有梁周翰没有经过召试，就直接授予了这一职务。十一月，任命王禹偁为知制诰。王禹偁文辞意趣敏捷而丰赡，锋芒气势峻厉，尽情谈论世事，品评人物，把以正直自身、推行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即使处在危难困顿之中，封缄上奏也从未停止。咸平四年三月，任命杨亿为知制诰。皇上想任用梅询，李沆对皇上说：“梅询为人险恶轻薄，不可任用。”杨亿七岁就能撰写文章，十一岁时，太宗召他考试，特意授予秘书省正字，命他到秘阁读书。他每次写文章都挥笔如飞，不加删改；门人传抄记录，忙得疲于应付他的要求。祥符六年六月，杨亿被罢免。起初，朝廷商议册立皇后刘氏，皇上想让杨亿起草册立诏书，便让丁谓劝他说：“大年请勉强起草这篇诏书，不必担心以后不能富贵。”杨亿说：“这样的富贵，不是我的愿望。”于是没有起草册立皇后的制书。当时王钦若突然显贵，杨亿一向看不起他。陈彭年正凭文章进身，也嫉妒杨亿的名声超过自己，每天和王钦若等人一起诋毁他。皇上对王旦说：“杨亿性情严峻正直，不肯依附逢迎；他的文章学问，没有人能比得上。”王旦说：“还有刘筠、宋绶、晏殊一类人，接连写作文章。”具有正元、元和风格的文章，是从杨亿开始的。天禧五年正月，刘筠任翰林学士。他看见丁谓长期专擅权力，不肯替丁谓起草复任宰相的制书，说：“奸人做宰相，怎么能在这里待一天呢？”于是请求出任外官。国家创建之初，大体必定以忠诚为根本；风俗受到涵养日久，大势必定趋向文治。因此，吕文穆、王文正以诚实朴厚的风气镇抚天下。吕正就是王旦。至于杨大年、刘子仪等人，他们文章的格调和气力都足以润饰王朝的政教，使其文采如云汉般光辉了。然而，西昆体的文风仍未改变。一定要到孙泰山、石徂徕之后，经学才兴盛；一定要到欧阳公、尹师鲁之后，古文才兴起；一定要到伊洛、关湖之后，道学才明白。这难道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吗？刘、杨二人虽然是文士，但看他们性情刚直耿介，敢于评议人物；册立皇后这样的举动，富贵地位可以立即得到，他们却不替刘皇后起草册文；拜相的制书，权要们可以趋奉献媚，他们却不替宰相起草制书。又怎么能只把他们当作文士看待呢？刘子仪、杨大年任知制诰，都称职。亿字是大年。史馆 祥符五年六月，下令枢密院编修《时政记》。按照旧例，枢密院每月记录的政事附在史事之后送交中书省，编入《时政记》。到这时，王钦若请求另行编撰。枢密院编修《时政记》从此开始。天禧四年十一月，编纂《圣政录》，命钱惟演等从《时政记》中另行摘编歌颂皇帝的事迹。下令枢密院编修《时政记》还可以，但另行编写歌颂性的事迹就不可以了。诏令钱若水编修《太宗实录》。当时李宗谔也参与其事。皇帝说：“太平兴国八年以后，都是李昉在中书省任职时的事情，恐怕儿子会替父亲隐瞒，这样如何传给后世？不能任用宗谔。” 以李昉的儿子宗谔编修《太宗实录》，真宗尚且担心他隐瞒父亲的事情；至于以章、蔡编修《神宗实录》，竟采用王安石的《日录》，那么神宗晚年的悔意，以及王安石没有完全暴露的奸诈，就都无从考察了。这就是陈茔中撰作《尊尧集》的原因。陈瓘《尊尧集》说：蔡卞采用王安石《日录》编修《神宗实录》，贬低神宗而抬高王安石，尊崇私家史书而压制宗庙。宗正　玉牒 祥符六年正月，把宗族谱籍称为《玉牒》。不久设置宗正寺，编修《玉牒》，又名为《皇朝新谱》，称作《仙源积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