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七宋 吕中 撰

译台谏 天禧元年二月，增加谏官、御史六人，每月由一人入奏政事；有紧急奏事的，也可以不按常时入宫对答。咸平四年三月，命令御史恢复正式名分、履行职务。在此以前，三院御史大多出任外职，掌管风纪法度的职务由其他官员兼任，于是诏令三院长官，让他们自行推荐属官，使御史恢复正式名分并履行职务。于是任命张巽为监察御史，按照新制度办理。到了第二年夏天，御史知杂田锡又说：“台官共有二十一人，全都被派遣在外任职，请下令三院御史各自回到本职。” 御史的纲纪从此开始整肃。大概监司是外台，御史是内台；外台的声威振作，州县就会肃然；内台的声威振作，朝廷就会肃然。让内朝官员出任外职，不仅会侵夺外台的权力，似乎也无法振作内台的纲纪。因此，自太宗下令转运使兼任按察之后，外台才得到整肃；自真宗下令御史恢复正式名分、履行职务之后，内朝才得到整肃。这就是内外台的纲纪。咸平六年十二月，田锡去世。他出仕和退隐二十年，从未到权贵门下奔走。皇帝见到田锡，神色一定庄重，曾指着他说：“这是我的汲黯。” 苏东坡曾为田锡的奏议作序说：“田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他把一切都直说而不加忌讳，大概从与自己敌对的人以下，都有人承受不了，何况是君主呢？我因此知道二宗是圣明的。自太平兴国以来直到咸平，可以说是天下大治，千年难遇一次，而田公却常常像有无法预料的忧患，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君子一定在天下太平时忧虑，在圣明君主面前警惕，因为圣明君主具有超越常人的资质，太平之世没有值得畏惧的防备。具有超越常人的资质，君主必然轻视臣下；没有值得畏惧的防备，君主必然轻易对待百姓，这正是君子最为恐惧的。汉文帝时，刑罚搁置不用，战争也没有发生，但贾谊却说：天下有值得长叹的事情，有值得流泪的事情，有值得痛哭的事情。后世并没有因此稍微贬低汉孝文帝，也没有因此过分责怪贾谊。由此看来，君子遇到太平之世、侍奉圣明君主的方法，就应当如此。贾谊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他说的话已经有一部分得到施行；不幸早逝，功业没有在当时显现。然而，他曾建议让诸侯王的子孙各自按次序接受封地，汉文帝没有来得及采用，经过孝景帝到了武帝时，主父偃实行了这一主张，汉朝因此安定。如今您的意见，十条中还有五六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主父偃这样的人把它们举荐并施行呢？” “希望把他的著作刊布于世，一定会有与田公志趣相合的人。这也是忠臣孝子的志愿。”苏东坡阐明了田锡忠诚进谏的心意。监司　确定监司荐举者的赏罚 咸平元年六月，命令近臣荐举转运使。皇帝曾对参知政事李至说：“凡是荐举官员，应当先选择荐举者，再按照类别选取人才。如今外任官中，转运使的职责最为重要，你们可以先选择荐举者，再让他们荐举人才。” 到了第二年，河南转运使宋博因为精心筹划和管理军粮、军饷，符合治理方面的要求，朝廷难以找到他的替代者，因此十一年没有调任。咸平四年正月，诏令讨论转运使的赏罚，采纳秘书丞查道的请求。查道请求下令转运使任期届满回朝时，分别列举任内曾经荐举的有才干见识者若干人，以及贪婪卑劣者若干人，由朝廷评议他们的好坏，作为赏罚依据。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景德元年九月，下令转运使考察所属官员的能干与否，分为三等：公正勤勉、廉洁能干的列为上等；能办事但没有廉洁声誉，或清白却没有治理声誉的列为次等；畏缩怯懦、贪婪卑劣的列为下等。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确定监司荐举者的奖励制度。诏令转运使、提举等官，如果所荐官员在此后五年没有过失并且有功劳、能办事，就特别奖励荐举者。又对宰臣说：“荐举官员如果犯了贪赃罪，荐举者就要连带获罪；但荐得人才的人却得不到奖赏，这不是用来劝勉人的办法。”因此有了这道诏令。把天下分为郡县，把郡县总辖为一道，又把各道总归朝廷；把郡县交给太守、县令治理，把太守、县令总归监司管理，又由近臣考察监司。这就是本朝内外的纲纪。因此，想要选择太守、县令，就必须责成转运使；想要荐举转运使，就必须责成近臣。既然严格实行荐举者连坐的惩罚，又确定荐举官员的奖赏制度，而失于考察的人也有罪，那么赏罚一旦实行，纲纪就端正了。不过，赏罚只能实行于荐举之后；荐举官员则应当在荐举之前选择荐举者。这是因为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认识正直的人，只有邪恶的人才能认识邪恶的人，善恶各自按照同类聚集到一起。这就是真宗先选择荐举者、再让其荐举官员的原因。选择荐举者。

译馆阁 天禧五年十二月，设置同勾当三馆秘阁一职，由内侍皇甫继明担任。咸平年间，曾命内臣刘宗超监掌馆阁图书典籍。到这时，丁谓改称为“勾当公事”，内臣于是与学士担任相同职务。王文正当宰相时，刘承规不能做节度使。宦官刘承规请求担任节度使，王旦说：“典章旧例中没有这种先例，不可以答应。”丁谓任宰相后，内臣便与学士担任同样的职务。这大概是因为君子与小人不同，而小人与宦官却成为一体。祥符三年四月，皇子出生，是后宫宸妃李氏所生，这就是仁宗。祥符八年十二月，皇子举行冠礼，封为寿春郡王，进封为升王。不久设置寿春郡王友一职，任命张士逊、崔遵度担任。起初，大臣想让二人担任翊善、记室，皇帝说：“翊善、记室是王府属官，王见到他们都要行拜礼，所以任命他们为王友，让王每次见到他们都回拜，以表示以宾客之礼相待的意思。”张士逊曾当面对王旦称赞说：“王读书很有章法。”王旦说：“您担任王友，职责难道只是这些吗？”张士逊惭愧地道歉。祥符九年十二月，诏令将王子就学的地方命名为资善堂，皇帝作记并刻石立在堂中。天禧元年，宰相王旦因病请求解除职务。皇帝说：“我正要把大事托付给您，可您的病却这样严重，怎么办呢？”于是让王子出来拜见。王旦说：“皇子德行盛美，一定能够承担陛下的事业。”随后推荐了十多名可以担任大臣的人。天禧二年八月，立升王为皇太子，赐给他《元良箴》。拜谒太庙那天，左右两侧有珥，黄云托着太阳。《文王·世子》一篇，是用来教导世子为学之道的。其中说：“凡是学习，世子和学士都必须按时进行。”也就是世子与学士一起学习，读《尚书》、读《礼记》，共同学习《诗》《书》《礼》《乐》，由司成正其学业；在学校中又按照年龄同学相处，这也是为了让他们共同遵守礼制。作为君主的儿子，却降低身份与士人按年龄相处，无非是为了培养他的德性，陶冶他的气质，使他日后成为天下国家的宗主。因此，积聚学问、辨明事理的功夫，不是骄纵安逸、容易放纵的人所能做到的；而处在富贵崇高的位置上，如果学问尚未成就，也不容易胜任。古代先帝王都在尚未成为君主时讲习学问、成就德性。后世只知道国本应当尊崇，却不知道德性也应当培养；世子可以把王府僚属视作臣下，而辅佐东宫的官员也被看作与僚属没有区别。真宗不设置翊善、记室，而让二人担任王友，大概正是因为官属有君臣之义，王友则有师友之义。君臣的名分一旦确立，学问教化的功效就难以施行；师友的道义一旦明确，骄傲尊贵的习气自然就会革除。这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必定要以诚敬作为入门。” 贡举 咸平元年三月，赐给参加荐举考试的人等。自淳化五年停止贡举，到这时重新举行。这一年开始诏令知贡举官的亲属另行考试。设置别院考试从此开始。咸平三年三月，皇帝亲自考试举人。皇帝临轩考试三天，脸上没有疲倦的神色，录取进士陈尧咨以下四百零九人，连同各科录取的，总共一千八百多人。其中有天福年间随计入京应试的人；考试评判的详细，施恩范围的广泛，是近代所没有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九人〕 咸平四年四月，制科，三人。咸平五年三月，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录取进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经诸科一百八十人。陈恕主持贡举，录取的人很少，各州负责荐送举人的官员受到罢黜责罚的很多。景德二年三月，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录取李迪等二百四十多人，特奏名一百多人。在此以前，李迪和贾边都很有声望；等到礼部奏报名次时，两人都没有被列入。考官取来他们的文章查看，李迪的赋押韵失误，贾边的策论题为“当仁不让于师”，却把“师”解释为众人，与注疏不同，因此都不让他们参加考试。王旦认为，押韵失误只是没有详细审查罢了；舍弃注疏而另立异说，不可轻易准许，恐怕士子从今以后放任无拘、没有准则，于是录取李迪而黜退贾边。当时朝廷议论和评判人物，大体都是这样。景德四年十二月，下令礼部将试卷糊名后考核评定。陈彭年与晁迥等重新制定条例，设置防范措施，不再挑选文章和品行。虽然杜绝了请托，但列入中等科第的人多半不符合众望，这是从陈彭年开始的。大中祥符八年三月，皇帝亲自考试举人。这一年礼部开始设置誊录院。天禧三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鲁宗道说：“诗赋与治理之道没有关系，各科对策议论只把背诵记忆当作工夫。”于是诏令进士兼取策论，各科中能够通晓经义的人另行考核。郭桢隐瞒服丧身份前来求学，因此连累同保的人一起获罪；有关部门想免除王洙的罪责，王洙却为同保者作保，不愿更换。太祖在位时，进士不过三十人，诸科五十人；太祖在位二纪，登科的将近百人。真宗时一年多到有一千八百多人。在当时社会宽缓安定之际，法令简约；上层虽没有过多地为考试设置途径，以助长争逐的习气，也没有过分限制途径，以压抑士人求进的心情。因此，考察的方法虽然不刻意求详尽，却自然不能容许草率；录取的门径虽然不刻意求宽，却自然不能容许狭隘。糊名法从景德年间开始，誊录法从祥符年间开始，同保连坐法在天禧年间变得严格。法令虽然越来越严密，但所录取的人却不再符合众望。陈彭年主持贡举。不过，当时还没有达到把一切都交给法令处理的地步。贾边因为违背经义而另立异说，被黜退；李迪只是偶然押韵失误，却因超过格式限制而被录取。朝廷当时的议论确实如此，所以王洙宁愿承受同保连坐的罪责也不推辞。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心和风俗是多么淳厚。景德二年秋，重新设置贤良等六科。汉朝设置贤良科四百年，只得到一个董仲舒而已；唐朝设置贤良科三百年，只得到一个刘蕡而已。本朝这一科却多次得到大才，后来又废除贤良科而设置宏词科，可惜啊！

译寻求隐逸之士 咸平五年九月，授予种放官职。在此以前，诏令他赴京，任命为右司谏、直昭文馆，第二年又让他回到山中。有人讥讽种放只是因循沉默，皇帝说：“种放替我议论政事很多，只是外朝不知道罢了。”于是拿出种放所上关于时政的十三篇文章。大中祥符三年正月，派遣使者慰问隐士李渎、魏野，他们都隐居而不出仕。皇帝祭祀汾阴时，有人推荐他们隐居守节的操行，皇帝特意命使者召见，他们都以生病为由推辞；皇帝又派中使前去慰问。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赏赐隐士林逋粮食和丝帛。在天下无道时隐居的人，是应当隐居而隐居；在天下有道时隐居的人，是不应当隐居却仍然隐居。像种放、林逋诸位，就是不应当隐居却隐居的人。难道生长在民间的人，都不愿意做公侯吗？开国初年的风俗竟然这样淳厚吗？然而，当君主寻求贤才、礼贤下士时，出现卓然不群的高士，具有清高的风操和道义气概，难道不会触动君主欣赏仰慕的心吗？一个商山四皓不肯出仕，就可以树立西京的节义风气；一个严光不肯出山，就可以树立东都的节义风气。谁说隐士对世道没有益处呢？兴建学校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令准许曲阜先圣庙建立学校，赐给应天府书院匾额。州郡设置学校从此开始。检阅武备 咸平三年十二月，登记河北地区的强壮男子，因为李继迁侵扰边境。咸平四年九月，设置陕西保毅军、保捷军。诏令陕西百姓每家出一名男丁，称为保毅军，共得到六万八千多人。边境附近各军中原先选拔出来的人员，一并升为禁军，称为保捷军。咸平六年九月，招募京城附近的强壮男子补充禁卫军。诏令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检阅并训练阵势，皇帝看到队伍整齐严肃，非常高兴，回头对高琼说：“昨天的村民都成了精锐部队。”提拔其中才干武艺特别出众的三十人。咸平六年六月，皇帝拿出阵图给辅臣看，说：“三路大军全都驻扎在定州，敌寇来时坚守，不要追击。”又说：“魏能性情刚烈，张锐善于熟练应变，所以让张锐辅佐魏能；孙全照喜欢欺凌别人，就选取他曾经推荐的人与他共事。”其余的任用也都类似。设置陕西的军队来防备西部边境，设置河东、河北的军队来抵御北部边境，招募京城附近的士兵来壮大国家的根本，这是国家一贯的事务；在便殿检阅、试验军队，则是太祖、太宗的旧有典制。从此以后，不再有检阅、试验军队的制度。因此景德年间虽然有西北边境的警报，中原却没有后顾之忧；庆历年间虽然元昊称臣，北部边境议和之后，中原却常常像有朝夕之间发生警报的忧患，也是因为军队数量冗多而不精锐。太祖、太宗检阅武艺。马政 咸平三年九月，设置郡牧司，任命陈尧叟为制置使，掌管内外厩牧事务。皇帝说：“国家的马匹是军务的根本，应当由大臣总领。” 元禧元年七月，遣散监牧的马。当时仍然年年遭受旱灾和蝗灾，向敏中说：“国家监牧的马有数万匹，广泛耗费刍草和粮食；如果下令卖掉，分散到民间，需要时再征用，仍然等同于外厩。” 建国初期，马匹从戎人那里购买，由官府饲养；自天禧以后，向敏中建议不要由官府饲养，而改由民间饲养。从戎人那里购买，便使中国获得其利；由民间饲养，则使百姓承受其害。如今让民间饲养，固然也相当于有了外厩；然而如果只顾吝惜一时的费用，却忘记百年之久的军备，那么遇到紧急情况将依靠什么呢？这不仅有害于百姓，对官府也没有益处。这种主张一实行，便是王荆公制定保马、户马之法的原因。向敏中让民间养马的主张，正是开启王荆公保甲户简马之论的由来。方田 咸平六年十月，静戎军王能上奏，请在城东开挖方田，田地长宽相距五尺，深七尺，用来限制戎马。诏令镇戎、顺安、威卤军界都照此办理。在此以前，陕西转运使刘综也请求在镇戎军城四面设置屯田，说：“没有敌寇时就耕种，敌寇来时就作战。” 抚恤百姓　设置仓廪　免除赋税　免除丁役　审决囚犯 咸平二年十月，设置福建惠民仓，命各路转运司申明淳化年间惠民仓的制度。淳化是太宗的年号。丰年就提高价格收购，歉年就降低价格出售。福建路的仓廪到这时才开始设置。咸平三年四月，免除檀州的地税等征收，这是采纳知州李允则的请求。年成饥荒，想要发放官仓粮食，先行赈济再上奏；转运司认为不可以，李允则请求拿自己的家产作抵押，于是才得以发放仓粮，低价出售。皇帝下诏嘉奖他。李允则回来后，连续三天入朝应对，皇帝说：“毕士安没有错误地识人。” 祥符四年七月，江淮发生水灾，免除闽、浙、湖广的身丁钱。丁谓说：东封和汾阴所用的赏赐达数亿，费用已经不足。皇帝说：“国家所做的事情，正是为了恩泽下及百姓；只要端正根本、抑制末业、节省用度、谨慎开支，自然就会富足。” 祥符六年七月，免除农具税。当初，知滨州吕夷简请求免除河北农具的税，皇帝说：“致力于农事、劝勉耕作，是古代的道理，难道只有河北才应如此吗？”于是下诏各路一并免除农具税。景德三年四月，审录在押囚犯。从此以后，每年皇帝都亲自临堂审问，通常把它作为常规。这一月，派使者慰问闽、蜀、江、浙，所到之处问候父老，疏理并决遣在押囚犯。这是我朝爱护百姓的家法，而真宗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推广。讲义还见于“太祖太宗仁政”一门。常平仓 景德三年正月，设置常平仓。每州根据户口数，酌量留存上供钱，选择清廉能干的官员主管，交由司农寺总领，三司不得调拨挪用；每年余粮超过一万石的，只保留到五万石为止。

译审察刑狱　免除拖欠的赋税 咸平元年四月，发生旱灾，派使者分赴各路审察狱讼、免除拖欠，这是采纳三司判官王钦若的意见。总共免除拖欠二千余万，释放在押囚犯三千余人。皇帝前后免除三司所欠的数额不一，又对辅臣说：“应当把百姓的各种弊病全部搜集起来，写成条目；大事酌情减省，小事立即免除。” 咸平五年正月，任命丁谓为州路转运使。当时洞溪蛮入侵，丁谓到任后立即命令停止用兵，亲自进入他们居住的地方，随从官吏不过二三人。蛮人被他的恩德和信义所感服，请求归还所掠夺的汉人男女一万多人。峡州一带各州距离蛮地很近，粮食常常不足；道路狭窄，运输困难，虽有盐井的利益也难以运送，所以卖盐的人很少。丁谓于是每隔三十里设置一所铺，配铺卒三十人，让去的人背粮食，依次运到施州；回来的人背盐，依次运到巫山。这样一来，施州得到的粮食就和其他州一样多了。汉、唐的小人容易识别，我朝的小人却难以看出；熙宁以后的小人容易识别，熙宁以前的小人却难以辨认。自古小人误国的原因，大抵是聚敛财利、严刑峻法和用兵，而我朝被指认为小人的人，从王钦若、丁谓开始。然而王钦若曾请求免除欠负、释放在押囚犯，丁谓曾请求停止用兵、安抚蛮寇；现在看来，他们同君子处理事务有什么不同呢？可惜他们进入政府以后，患得患失之心产生，便改变了节操和行为。所以，任判官时是一个王钦若，任参政时又是一个王钦若；任转运使时是一个丁谓，任宰相时又是一个丁谓。王钦若、丁谓开始时是君子，最后却成为小人，因此当时知道他们奸邪的，只有王旦、李沆。皇帝想任用王钦若，王旦说，祖宗在位时从未让南方人主持国政；寇准多次称说丁谓有才，李沆说：“像这样的人，有才是有才，难道可以让他处在人臣之上吗？” 实行磨勘 咸平四年四月，废止郊祀恩典升官，实行磨勘京朝官的法令。旧制是每逢郊祀便给百官推恩，许多人因此按资序升迁；谏官孙何请求废止这种做法。京朝官实行磨勘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景德四年七月，制定京朝官磨勘制度，规定任职满三年才可以升官。祥符五年，陈克咨任流内铨判官。士人中有孤寒而不被人知晓的，他特别陈述其情况，提拔他们为京官。景德元年六月，召群臣入对并予以升擢。皇帝暗中访察群臣中有声望的人，得到边肃等二十四人，都召见他们入对并予以升擢，当时称为“二十四气”。任职三年考核政绩，岳牧等地方长官都参与；年终决定官员的任用或罢免，群吏也都在考核之列。后世只对小吏的细小过失考察得很仔细，却对公卿大夫宽疏简略。如今废止郊祀恩典而实行磨勘之法；对于选人，则举荐孤寒无援的人并提拔为京官，由此可知，对小官宽厚，对大官严格。至于访察有声望的人而任用，也不必等到实行考课之法；这又是真宗的权变之处。裁减冗余官吏 咸平四年六月，裁减冗余官吏，各路统计裁减了一十九万五千余人。距离建国初期已经很远，而官吏冗余竟达到十九万五千余人，为什么这样多呢？太祖裁去了在京官吏，真宗裁去了各路官吏；然而从此以后，官吏越来越冗余，也越来越无法裁减。这就是有见识的人所说的“官职没有封建，而官吏却有封建”的说法。西夏 咸平四年九月，李继迁攻陷清远军，杨琼拥兵不去救援，论罪应当处死。皇帝赦免了他，将杨琼流放到崖州。咸平五年正月，任命张齐贤为邠宁环庆等经略使。张齐贤请求招募江淮荆湖地区的壮丁八万人，皇帝认为这会扰乱人心，而且让南方人戍守北方边境也不方便。田锡上奏说：“宰相不熟悉军事事务，尚且可以说没有受过训练；但他果真能够不辜负任用吗？”不久，灵州陷落。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裴济为此战死，这是因为粮饷运输道路断绝，救援没有到达。咸平六年，李继迁去世，德明继承了他的职位。景德元年二月，李德明请求投降。知镇戎军曹玮上奏说，李继迁已经占据了中国的要地，如今他的国家危急、儿子年幼，如果不立即谋取，日后将更难以控制。皇帝没有答复。景德三年九月，赵德明送来降表，朝廷以七年之诏对他加以诏谕。德明献出灵州。太祖对李彝兴的待遇，不过把他当作世袭的边将罢了，见“太宗西夏”一门。李继捧来朝时，朝廷不能实行太祖收夺方镇权力的办法，却仓促地想让他归附朝廷并收取他的旧地，因此引发了李继迁的叛乱，这是第一项失误。太平兴国三年，李继捧来朝，愿意全部献出他的土地，他的弟弟李继迁于是叛乱。然而李继迁起初的叛乱，也不过是边境叛将的行为；后来朝廷赐给他国姓，又给他取名保吉、保忠，名分既不正当，言辞也不顺理，反而更加助长了他的骄横之心，这是第二项失误。但他虽然多次叛乱又多次归服，尚未发展到同中国并立、成为夷狄的地步。后来朝廷实在无力控制，便让保吉重新进入夏台旧地；保吉投降后，朝廷又赐给他五州，即夏、绥、银、静、宥五州，相关内容也见于“太宗朝西夏”一门。无缘无故把重要之地交给他，因此助长了他入侵的念头，这是第三项失误。控制西夏有三项失误。

译放弃灵州　修筑绥州 咸平四年十一月，诏令讨论放弃还是守卫灵州。右仆射张齐贤、知制诰杨亿极力主张放弃，辅臣大多认为灵州是敌人必争之地，不可放弃；只有李沆与杨亿意见相同，上奏说：“如果李继迁不死，灵州就不会属于朝廷。不如秘密派使者安排军民，拆空营垒后撤回，这样关右百姓就可以得到休息。”第二年，李继迁攻陷灵州，裴济为此战死。咸平五年四月，停止修筑绥州。当初，边境有人请求修筑绥州城来遏制党项，朝廷大臣彼此争论利弊。皇帝命洪堪等人前往察看，他们回来后说修筑有利，于是诏令孙全照前往规划经营。孙全照说修筑不利，皇帝又命知天雄军钱若水前往察看；钱若水到达后，停止了这项工程。当初，钱若水率领众人渡河，分列军队、布置队伍，一切都有节制。皇帝听说后说：“钱若水是儒生，却懂得武事，实在值得高兴。” 关于灵州的争论，应当以辅臣的意见为正确，而认为李沆、杨亿的意见不对；李沆、杨亿不应当主张放弃灵州。关于绥州的争论，应当以孙全照的意见为正确，而认为洪堪的意见不对；洪堪不应当主张修筑绥州。因为绥州不能修筑城池，灵州却不能放弃，所以何亮上《安边书》说：“灵武方圆千里，山河内外相互为屏障。放弃它，戎狄的土地就会既广阔又富饶，这是第一患；从环庆到灵武总共一千里，使西域和戎狄联合成为一体，这是第二患；冀北是产马之地，自从匈奴猖獗以来，没有一匹马南来，战马全都从西戎取得。如今既然将其分成两部分，右边就是西戎的东部边缘，实际上是夏贼的境地；左边就是西域的西部边缘，即秦、泾、兰、渭诸州以西北的地区，那里居住着各个戎族。如果放弃灵武，两边就会合为一体。夏贼如果精明强悍，使诸戎不能买到马，那么不知道战马将从哪里来，这是第三患。请修筑博乐、耀德二城，以沟通河西的粮道。灵武处在绝塞之外，如果不修筑这两座城作为它的唇齿屏障，同放弃灵武有什么区别？”后来韩魏公认为何亮的话是正确的。西蕃 祥符七年三月，授予唃厮啰官职。他是渭州蕃族的首领。祥符九年九月，秦州所属的羌族侵犯边境，曹玮将其击败。在此以前，翰林学士李迪说：“曹玮知道唃厮啰想要窥伺关中，所以请求增兵，并不是怯懦。”皇帝于是问：“关右有多少兵？”李迪回答：“臣先前在陕西时，用一寸见方的小册子记载兵粮数目和调发情况，现在还放在佩囊里。”皇帝命他亲自取出，详细列出某处应留兵若干，其余全部赶赴塞下。皇帝回头说：“这真是所谓颇、牧就在宫禁之中。”不久，果然有敌人侵犯边境。秦州正要出兵时，皇帝又召李迪来问：“曹玮能取胜吗？”李迪回答：“一定能胜。”等到捷报传来，皇帝对李迪说：“你为什么料事这样准确？”李迪说：“唃厮啰大举入侵，让谋划此事的人散布消息，说要在某日攻下秦州，以此激怒曹玮。曹玮却整顿军队不动，坐等敌人到来，这是以逸待劳。臣因此知道他一定能取胜。” 唃厮啰、李继迁同样都是西蕃首领，只是朝廷给李继迁赐国姓，李继迁便骄横；给唃厮啰授官，唃厮啰便叛乱。这是因为没有驾驭他们的办法，只是徒然施行羁縻之术，所以助长了他们的骄横，加速了他们的叛乱。像曹玮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良将。他能够知道唃厮啰一定会叛乱，谋划可以对付李德明，预料元昊一定会反叛；他的见识难道只是能够判断兵家胜负而已吗？

译契丹 咸平二年十二月，契丹入侵。皇帝亲自出征。当时十一月举行郊祀，柳开上书说：“郊祀礼仪在五七天内结束后，应迅速起驾。如果进军河北，契丹自然会退兵。”在此以前，镇定军都部署傅潜曾经拥兵八万，却畏惧敌人，只守不战；骁将杨嗣等多次请求出战，傅潜不准，即使获胜也压制不予上报。皇帝大怒，将傅潜交付狱官审理，按法应当处斩；皇帝下诏特意赦免了他，舆论却都愤懑惋惜。景德年间的战事，寇公谋划并促成皇帝亲征，以万乘之尊身临危急之事，这也确实非常艰难。然而考察太祖平定淮南、平定泽潞，太宗征讨太原、征讨契丹，没有一次不是亲自统领军队的。大概当时天下多事，君臣上下不能高枕而卧，亲身佩带弓袋箭囊，脚踏行军阵地，耳听金鼓之声，这本来就是常事。不过，真宗咸平二年契丹入侵时，已经亲征到大名；因此，寇公后来谋划挫败敌人的功劳，也不只是亲征这一项决策而已。论及寇准后来设计射杀达览，使契丹屈膝求和都来不及。景德元年闰月，契丹大举入侵，契丹主与他的母亲萧氏一同大举侵犯边境。陈尧叟请求皇帝巡幸蜀地，王钦若请求巡幸江南。寇准说：“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策略？臣想把献策的人斩杀，用他的血涂在战鼓上，然后向北征伐。”又因为王钦若多有智谋，担心他妄自制造疑惧、向皇帝进言，便把他调出朝廷，任判天雄军。十一月，皇帝亲征到澶渊，寇准坚决请求渡河，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赞成此事。高琼对冯拯说：“为什么不作一首诗来歌咏退敌呢？”敌军骑将达览中弩而死。十二月，契丹请求议和。韩杞入朝应对，请求归还关南旧地。皇帝对辅臣说：“他们所说归还土地的事情极其无理；如果一定要强行索取，朕就决定决战。”皇帝又当面告诫王继忠，土地绝对不能答应；王继忠请示每年赠送金帛的数额，皇帝说：“如果实在不得已，即使一百万也可以。”寇准召来王继忠，对他说：“即使有诏令，你所答应的数额也不能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王继忠到了契丹，果然也只按这个数额答应，订立盟约后回来。当初，契丹使者来议和，寇准想不答应，并且谋划进言说：“这样做就可以保证百年没有战事；否则，几十年以后戎人将会产生异心。”这次战事，只有雷有声率军前来援助，威名声势十分振奋。寇准在澶州时，每天晚上都同知制诰杨亿痛饮，嬉笑戏谑，喧闹直到天亮。皇帝派人暗中察看，听说后高兴地说：“有寇准这样，我还有什么忧虑呢？” 景德二年正月，选任河北守臣，任命李允则为雄州知州，马知节为定州知州。这一月，裁减河北军队；二月，减少上供的绸绢，制定边境纳粮补官的法令。陈莹中说：当时如果没有寇准，天下就要分成南北两部分了。然而寇莱公难道是采取孤注一掷的计策吗？考察契丹入侵时，掠夺威卤、安顺军，魏能、石普击败了他们；进攻北平塞，田敏率军赶到；进攻定州，王超等人抵御；包围岢岚军，贾定将其击退；侵犯雄州，李延渥击败了他们；进攻天雄，孙全照将其击退；抵达澶州，李继隆抵御他们。将领和军队如此强劲，那么亲征的作用，就是激励将士拼死效命。然而所谓亲征，在景德年间实行可以，在议论靖康年间的战事时，有人请求采用真宗的旧例却不可以。因为实行亲征，必须军力强盛、财力富足、将领能够擒获敌人；具备这些条件，才可以使部署分明、纲纪严整、法度端正。只要有一项不具备，就等于把危险的事情交给君主。有人说：“天子所在之处，军队无不取胜。”这是书生的空论，可以说却不能实行。寇准的功劳不在于主张皇帝亲征，而在于他当时的谋划，想制定一个使百年无事的计策。假使他的意见得到采用，不仅不会有庆历年间的侮辱，也不会有靖康之祸。我宋的安定，来自景德年间的战事；靖康年间的战事，也正是被错误的景德之战误导了。景德年间，王师一出动就诛杀鞑览，契丹便不能渡过黄河，于是使得靖康年间只能坐守京城，窥察敌人不渡河；景德年间不战而求和，想求和的是敌人，于是使得靖康年间坐视敌人深入，却只一心认为和好可以长久。景德既已议和，又下诏命令边郡不要拦截敌人归去，以此表示最大的诚信；于是到了靖康年间，敌人商议割取我方三镇，我们仍然放走敌人而不追击。他们的防守不足以用来谋划，他们的和议不足以取得信任，他们的放纵敌人也不足以称为德行。寇准的话到这时已经得到验证了。只有国势强盛以后，才能看出靖康年间与景德年间的形势有很大不同。范仲淹说：王文正公王旦担任宰相二十年，没有人看见他显露出喜爱或厌恶的痕迹，天下人称他为“大雅”；寇莱公在澶渊之战中能够左右天子，使天子镇定不动如山，天下人称他为“大忠”；枢密使扶风马公知节慷慨地立于朝廷，有所触犯也不隐瞒，天下人称他为“至直”。至道三年八月，西川戍卒刘旴反叛，攻打劫掠蜀汉等州。益州钤辖马知节招降安抚他们，派上官正前去讨伐平定，从起兵到覆灭总共十天。上官正起初并没有出兵的打算，张咏用言语激励他。临行时，张咏举酒嘱咐各位校官说：“这次出行要赶快消灭贼寇，否则这里就要成为你们的葬身之地了。” 咸平三年正月，益州士卒王均反叛，朝廷派雷有终讨伐并平定了他。雷有终平定贼寇后仍不停地诛杀，转运使马亮救活了很多人。当初，张咏从蜀地回来，听说朱冕接替了自己，便说：“朱冕不是能够安抚众人的人才，他能使众人安定和睦吗？”当时知益州朱冕宽纵松弛，毫无政绩，所以士卒王均反叛了。咸平六年四月，任命张咏知益州。百姓听说张咏到来，击鼓起舞，互相庆贺。张公知道百姓信任自己，便改变严厉的治理方式而采取宽缓政策。皇帝派使者传谕说：“有卿在蜀地，朕就没有向西顾虑的忧患了。” 李顺的党羽刚刚平息，刘旴又兴起；刘旴的党徒刚刚平定，王均又起兵了，为什么蜀地人这样喜欢作乱呢？大概是因为当地百姓勇猛强悍，又长期习惯了僭伪政权，所以很容易被诱导而作乱罢了。然而，安定李顺党羽的是张忠定，平定刘旴之乱的也是张忠定。代替他的是朱冕，于是王均反叛；治理地方的长官难道可以任用非其人吗？张咏在太宗朝把李顺的贼党教化成平民，曾在宦官投降盗贼的门下出现。张咏两次出任治理蜀地的使者，真宗说：“有卿治理蜀地，我就没有向西顾虑的忧患。”赵抃三次出任治理蜀地的使者，神宗说：“听说卿进入蜀地时，只有一张琴和一只鹤随身相伴，施政简约平易，也像这样吗？”这说明是为蜀地选择张咏，而不是为张咏选择蜀地；是为赵抃选择蜀地，而不是为蜀地选择赵抃。《宋大事记讲义》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八 宋代吕中撰写 仁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