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一宋 吕中 撰

译节省财费，崇尚节俭。天圣元年正月，议论节省浮费，设置计置司。因三司使李谘的请求，盐铁判官俞献卿也说：如今稻苗还没有生长，就已经和籴；桑叶还没有吐出，就已经和买。自天禧以来，一天比一天严重，应当与大臣议论挽救。于是命御史中丞与三司拿景德年间一年的用度同天禧年间的费用比较，节省那些不能满足需要的项目；又下诏令三路军储取自山泽之利。近来听说转运挪用后仍然不足，于是设置机构，由枢密院、参知政事主持。宝元二年六月，节省皇帝乘舆、官署和宫掖的浮费。因谏官韩琦的请求，当时贾昌朝说：西夏不足忧虑，百姓困苦才值得忧虑。江淮每年运输六百多万，仅够一个月的用度，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军队，三分之一用于冗食。希望取景德、景祐年间的数字，依据旧制加以约束。于是命韩琦等议论。韩琦说，节省浮费应从宫禁官署开始。于是下诏，皇帝乘舆的服饰器用以及宫掖所需，务必从简从约。这一年冬天，起居注官宋祁上疏说：如今朝廷有三项大冗费、三项小费用。又征发几十万民众来对付夷狄，可以说非常没有谋略。什么叫三冗？天下官职有定额而官员没有限数，这是第一冗；厢军不能作战，却消耗饮食，这是第二冗；僧道日益增多而没有定数，这是第三冗。什么叫三费？一是道场、斋醮没有一天停止；二是京城寺观多设置士卒、安置官员；三是使相、节度使不亲临藩镇，却每天领取公用钱来补助私家。又听说，别人不率先实行，便不会跟从；自身不先做，别人便不会相信。陛下如果亲自实行极度节俭，向四方作出示范，衣服、酒食不超过旧日标准，请从皇帝乘舆开始；锦绣珠玉不得任意耗费，请从后宫开始。庆历二年四月，议论节省冗费。当时西部战争没有停止，财用更加困乏。张方平多次请求迁官，并与三司核算国家每年的用度，按照收入决定支出；又说：挽救这种交相逼迫的危急局势，关键只在陛下亲自率先节俭，事事节制而已。皇帝于是下诏令内侍比较近年宫禁中的用度增减；对外则命御史中丞、贾昌朝、谏官田况、张方平与三司议论裁减。不久减去宗室妇女郊赐的一半。于是皇后、嫔御各自献出俸钱以助军费，宗室刺史也拿出公使钱的一半。嘉祐七年，司马光说：祖宗设置内藏，是用来准备饥荒、兵革等非常时期的费用，并不是用来供陛下奉养、赏赐之用的。如今内藏专由内臣掌管，不归三司统领；出纳多少、积蓄虚实、账簿是非，有关官府都无法知道。如果把它全用来奉养、赏赐，一旦发生饥荒、兵革，臣实在忧惧。财物之所以损耗，一是冗费，二是浮费。官吏有冗员，而任子之法不容易废除；军队有名册，而老弱士卒的名册不容易裁去；百官、六军都有赏赐，郊赉之赏也不容易裁减，这些就是冗费。后宫嫔妃供奉御用，这是浮费；宫人供给宫闱洒扫，动辄数以百计，也是浮费；宫室并不简陋，却兴起土木工程；服御并不节俭，奢靡华丽的纹饰却日益盛行，这些也是浮费。至于水旱灾害的储备、对夷狄的赂遗，还不在其中。对于这些方面加以节制，当然有无穷可节省之处；但如果一旦全部实行，就会违背天下人的情感，激起议论者的非难。天下的事情自有先后，要去除冗费，应先去除浮费。汉文帝亲自穿粗丝衣服，而邓通所受赏赐却达到巨万；唐明皇起初焚毁锦绣，到了末年，供给妃嫔宫院的织绣工人竟有七百人。节约费用的源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浮费不可不节省。君主抑制自己的情感、堵塞自己的欲望，先约束自身而后要求百姓，真诚就会被天下人相信，谁敢不听？然后，财物被贵戚、冗余官吏、冗余士卒损耗的地方，便可以依次节约，还有什么不能做到呢？这是节省费用的根本。韩琦请求从乘舆服饰、宫掖开始，宋祁请求从后宫和乘舆开始，张方平也请求从陛下自身开始。然而我仁祖天性恭谨节俭，必定不会任意兴役、任意浪费一物，又何必等待诸臣进献节用之说呢？大概本朝的财用第一次在天禧、祥符年间开始损耗，第二次在宝元、庆历年间再次损耗。自祷祠之事兴起、宫室工程开始，宫内的府库渐渐空竭，于是节省浮费的主张不得不在天圣年间重新申明；自元昊在西边叛乱、契丹在北边侵扰，外部财用也不得不告竭，于是节省冗费的主张不得不在庆历年间加以条列说明。天圣元年十一月，设置益州交子务。起初，蜀人因为铁钱沉重，私下制造票券，称为交子，以便贸易。富民主持其事，后来富户资财渐少，不能偿还所欠债务，争讼多次发生。祥符末年，薛田任转运使，请求官府设置交子务，以掌管交子的发行和收取；议论很久没有决定，到这时才下诏设置机构，由官府主管楮币的流通，从此开始。这是楮币的起源。然而，有钱才能推行楮币，有楮币又可以调节钱，钱与楮币相互流通，便没有偏重一方的忧患。因此百姓把钱看作楮币，把楮币看作钱。如今只有这种币，却根本没有相应的钱，以虚假的东西驾驭虚假的东西，楮币不能流通就很应当了。放宽盐禁。天圣八年十月，废除解盐禁令，实行通商法。蒲州、解州的百姓都设斋称颂感戴圣恩。从此虽然商贾得以流通，然而每年缴入官府的课税却减少了。庆历元年九月，提高江湖路的盐价和酒价，于是每年课税达到三十万六千多缗。庆历三年六月，下诏令各路分条议论茶、盐之利弊。当初有人建议放宽茶、盐禁令，范仲淹说：茶盐商税的收入，不过是分取商人的利润罢了。如今国用并未减少，如果不从山泽和商贾那里取得，就必然要从农民那里取得。与其损害农民，哪里比得上取自商人呢？六月，废除河北榷盐法。三司使张方平见皇帝，皇帝问：河北为什么又实行榷盐？皇帝说：当初制定这项法令，并不是再次实行。张方平说：周世宗把盐课均摊到两税中，盐铁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再次实行榷盐吗？于是废除榷盐法。河朔父老相继设佛、老斋会七日，以报答皇帝的恩德，并且刻写诏书；父老经过刻石下面时，必定叩头。废除解盐禁令后，蒲州、解州的百姓便设立“感圣恩斋”；废除河北盐禁后，河朔百姓设佛、老斋会，以报答皇帝恩德，这确实是仁政。然而，河北的盐不应实行榷禁，解盐的禁令却不一定应当废除。因为河北的盐已经均摊在两税之中，而解盐是用来供给陕西军储的；所以一旦解盐禁令废除，虽然商贾可以通行，年课却已经减少。谋划国事的人还应权衡轻重。哪些应废，哪些不应废。废除青苗钱。天圣五年十月，停止陕西青苗钱。此前，陕西每年籴买粮食，预先发给青苗价钱；到这时停止，从此不再发给。皇祐三年正月，因为戍兵众多、粮食供应不足，特命陕西转运使李参考察百姓的缺粮情况，估算粮食收入，预先用官钱贷给他们；等谷麦成熟后偿还，这叫青苗钱。几年之间，军粮常常有余。后来青苗法大概就是取法于此。王安石最初任明州鄞县知县时，曾经实行过这种办法。青苗法并不是从安石才开始的。只是它最初由官府发钱，百姓交粮，这样既免除了和籴的扰民，又符合常平法，不至于强迫百姓做他们困难的事。到了荆公王安石那里，却直接收取二分利息，并责令百姓以劳作偿还；这就是它只能在一个县实行、却不能在天下推行的原因。

译常平仓 景祐四年八月，下诏三司和漕臣，不得挪用常平钱粮。康定元年，下诏拿出常平钱一百万缗，帮助三司供应军费。自景祐年间不许挪用以来，几年间积存了余粮余钱。庆历元年九月，恢复义仓。义仓在干德初年设置，不久便废止；明道年间恢复，但没有成功。集贤校理王琪上疏援引隋唐旧例，请求恢复设置。不久，众人议论认为不便，又将它废止。嘉祐七年十月，赐给各路常平籴本钱，共一百万缗。常平仓和义仓，都是救荒的良法。然而，义仓从干德年间开始设置，也在干德年间停止；从庆历年间设置，也在庆历年间废止，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常平仓出于官府，义仓出于百姓。出于官府的，官府自己征收、自己发放；它的弊端，即使不足以使百姓获利，也不至于伤害百姓。出于百姓的，实际上由百姓拿出、官府实在负责征收；它的弊端，不仅百姓没有东西可交，官府还会因此伤害百姓。这正是祖宗时常常急于施行、又急于废止的原因，并不是只考虑一时，而是考虑将来。至于常平法，从景德、祥符年间开始确立，已经做到细密周详、曲尽其宜；拨出上供钱粮来充实常平，防止扰民；经办事务隶属司农寺而不归三司，防止被挪用；沿边地区不设置，考虑到会妨碍边地籴粮；经过两年便用新粮替换陈粮，考虑到陈粮会腐烂；减价收购，但仍不得超过本钱，考虑到籴本会亏失。再加上仁宗恭俭爱民，积存的粮钱时间越久就越多。然而，谁知道嘉祐年间常平仓用来利民的东西，反而被转作青苗钱，取用百姓的本钱呢？税茶法 天圣元年三月，实行贴射茶法。起初，茶法多次变更，但不能没有弊病。皇帝诏令二府大臣筹划，便命李谘重新制定茶法。李谘请求废除三说法，官府不再发给本钱，让商人与茶园户自行交易；一律按中等价格估价，而由官府收取利息。必须把茶运入官府，按照商人指定的地方交付，并发给凭券作为验凭，以防止私下出售。因此，“贴射”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五月，实行边郡入中刍粮、用现钱支付的办法。旧法规定，商人在边郡交纳粮食，可以领取茶、犀角、象、缗钱等，按虚估价格可得实物价值的三倍，甚至用十四钱换取官钱一百。到李谘改变茶法时，改为用实钱交纳粮食、用实钱购买茶，两者不能再任意抬高或压低比价。实行以后，商人果然失去了丰厚利润，怨言和诽谤纷纷而起。天圣三年，废止贴射茶入中，恢复三说法。起初，李谘实行贴射茶法，实行满一年后，豪商大贾不能再操纵价格。议论者说，边地籴粮用现钱偿付，恐怕京师府库接济不上，争相说这样不便。江淮计置司说，茶叶有积压、滞销、损坏的，请求焚烧丢弃。朝廷怀疑这是改变茶法造成的弊病，李谘等便分条上奏说明利害，说计置司请求焚弃的，只是多年积存、已经损坏不能使用的茶罢了。然而，议论仍未停止，于是命孙奭、夏竦共同查究利害。孙奭等乘机说，十三场积存而尚未卖出的茶有六百多万斤。大概因为允许商人贴射，好的茶都进入商人手中，交入官府的全是粗劣茶，而且不能按时交付，所以人们都不肯购买；又有奸人借贴射之名强行收购、盗卖，侵损官府利益，出现这些弊病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有人建议更改茶法，皇帝问三司使瑊，瑊说：“河北入中所得的军粮，都依靠商人。如果官府把利益全拿走，商人就无法经营，边地百姓也会困于运输供应。”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诏告辅臣说：“茶和盐是百姓所食用的东西，强行设法禁止，便会导致许多人犯法。只是因为滥费还很广，暂时不能放宽禁令，怎么可以屡次改变它的法令呢？” 庆历八年十二月，实行四说法，并把盐加入其中，成为四说。每一百贯粮草，在京师支取现钱三十贯、香药十五贯；在外地支取南盐十五贯、茶四十贯。从此，三说法和四说法同时在河北实行。皇祐二年正月，实行入中对贴法。自庆历末年河北实行四说法以来，盐占其中的两成；而且边地刍粟都按虚估价格计算数倍，凭券到了京师，反而受到商人的压低。盐的估价稍低，商人便用钱交付、领取凭券取盐，不再把钱交入京师，京师府库更加匮乏。王尧臣请求让商人在京师交钱，于是允许兼用这种办法，称为对贴。景祐三年二月，恢复入中现钱法。规定商人在京师交钱的，发给南方茶；在边地交纳刍粟的，发给京师及各州的钱。这是依照此前枢密使李谘等人的请求。嘉祐四年二月，放宽茶禁。有人请求停止发给茶园户本钱，允许他们自由贸易，而由官府收取茶租；这是听从议臣的意见。榷茶的办法很多，但其主要有两种：一是官府专卖，二是允许商人经营。两种办法都有弊病，起初不得已，便把赋税平均分摊给茶户。贴射法最初在淳化年间实行，到李谘时又请求实行，这是通商法。三说法最初在咸平年间实行，到孙奭时又请求实行，这些都是官鬻法。《笔谈》旧传说，茶有三说：现钱是一说，犀角、香药是一说，茶又是一说；这就是三说法。我在三司任职时，考察所谓三说，原来是博籴、便籴、直便三项。博籴，是在极边地区交纳粮草；便籴，是在沿边地区交纳粮草；直便，是商人为了便利，在沿边交粮后，直接到京师交纳现钱，领取凭券。自从虚估的利益落入商人手中，后来才实行贴射法；自从边地籴粮改用现钱偿付、府库接济不上，后来才恢复三说法。贴射法虽然允许商人经营，但官府获得其利益；三说法虽然由官府专卖，但商人获得其利益。两种办法都产生弊病以后，才按每年的课额把赋税均摊给茶户。每年的赋税平均分摊给茶户，任凭他们买卖，是为了均衡百姓的负担，也是为了惠及商人。官府没有茶叶烂朽腐败的弊端，茶叶也没有混入草木、尘土和煤屑的杂质，这个办法本来是好的。然而，从前上山采茶的人从官府领取钱，现在却让他们向官府交钱；从前违法贩茶的人会受到惩罚，现在把赋税平均摊给百姓，不能再把他们投入刑罚，连他们也受到牵连。从前商人贸易，州县可以收取商税；现在商人不来经营，税额便不能完成，国家费用也因此缺乏。这个办法在嘉祐四年实行，到嘉祐五年刘敞的奏疏中弊害已经显现。再往后，茶税仍和从前一样，榷茶法又重新出现，这就是杨中立在崇宁年间变法时痛心的原因。茶禁放宽以后，议论者认为茶户困于交钱，商人的利润微薄，贩卖茶叶的人减少。刘敞请求收回前面的诏令，选择其中的利弊，加以变通。

译赈济饥民 明道二年六月，赈济京东、江淮的饥民，陈执中、范仲淹分路巡抚。当时范仲淹任右司谏，上奏请求让他们所到之处都打开仓廪，赈济贫困断粮的人，禁止淫祠；又奏请免除庐州、舒州的折役茶和河东的丁口盐钱，并且认为东南一旦发生饥荒，公私财力都会枯竭，问题在于用度没有节制，于是分条上奏八件事。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庆历七年，定州发生严重歉收，知州韩琦打开粮仓，使数百万饥民得以活命。这一年，河北、京东、西京发生大水和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知青州富弼选择所辖地区丰收的五州，劝百姓拿出粮食，再用官仓粮食补充，随处储存；又选择公私房舍十多万区，分散安置灾民。等待任职的官吏，也都发给俸禄，让他们到灾民聚集处办事。遇到老弱，就发粮赈济。山林河海中有可以赖以生存的资源，听任流民取用，其主人不得禁止。官吏都记录他们的功劳，约定上奏请求，使他们依次得到朝廷的奖赏。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招募为兵的有一万人。皇帝听说后，提升了他的官秩。富弼说：“救灾是守臣的职责。”推辞而不接受。富弼制定的办法简便而周详完备，天下把它传为法式。用政令救荒，不如用人救荒。定州的政务，足以救活数百万饥民；青州的政务，足以救活五十万饥民。前代正直贤良的诸公，完全是出于公心，所以恰好遇到灾变时，就像自己处在饥饿溺水之中一样。即使假传诏令打开粮仓，获罪也不顾惜；拿出粮食贷给百姓，也不计算家产。追究他们的用心，难道会没有疗救的效果吗？这固然是前代贤臣爱民之心，也因为祖宗时期各郡县常有余粮积蓄，所以容易施力，并且很快就能看到效果。抚恤流民 天圣七年三月，发给契丹流民田地和田契。契丹发生饥荒，流民来到边境，皇帝说：“他们都是我的百姓，怎么可以不赈济救助？”于是下诏把唐州、邓州的闲置田地给他们，并命令沿途经过的州县供给食物。君主是天地万物的宗主。如果有一个人失去安身之所，君主尚且要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何况是夷狄呢？这就是仁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原因。然而，必须这样做以后，才可以说有南北一家、中国一人的意思。如果正当国家的耻辱尚未洗雪之时，却借这个说法来使自己安心，那又是苟且偷安的做法了。宽裕民力 嘉祐元年，此前，范镇任知谏院时说：侬智高侵犯岭南，前后派遣将领和军队，不知有多少，全都相继溃败。陛下亲自派遣狄青，最终能够取胜的，也不过是蕃落数百骑而已。可见用兵不在人数多。我认为，防备契丹，不如宽减河北、河东百姓的负担；防备灵夏，不如宽减关陕百姓的负担；防备云南，不如宽减两川、湖广百姓的负担；防备天下，不如宽减天下百姓的负担。百姓的力量宽裕了，就知道爱惜自己；知道爱惜自己，即使有外患，人人都可以用来作战。使用人人都愿意爱惜自己的军队来抵御外患，到哪里会不能取胜呢？有有形的险要，也有无形的险要；有形的，是地势便利，无形的，是人心。人心如果稳固，忠信就可以抵挡兵甲，道德就可以成为藩篱，众人的心团结起来就像坚固的城池，还怕什么夷狄呢？否则，巨桥的粮食积蓄虽然富足，也不能阻止前徒倒戈的众人；阿房宫的工程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激起匹夫揭竿而起的怨恨。既然如此，要防备契丹，不如宽减河北百姓的负担；要防备灵夏，不如宽减关陕百姓的负担。范镇的话，真是懂得根本的论说。修筑水洛城 庆历三年十月，起初，德顺军西南二百里有一座城，名叫水洛。水洛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城的四周杂居着数万帐蕃民；又有输送水、银、铜等方面的利益。曹玮在秦州时，曾经经营此地，但没有成功。后来，静边寨主刘沪秘密派人劝说城主铎斯那，使他归附宋朝。陕西都部署郑戬巡视边境时说，如果就此修筑城池，可以得到蕃兵三五万人共同防守西部边境，朝廷听从了他。韩琦说：“我任陕西宣抚使，开修水洛城很不合适，因为工程费用要以百万计，而且还要用三四千士兵守城。”于是下诏停止此事，改任郑戬为永兴军知军。但郑戬又极力陈述修城的好处，朝廷便命刘沪、董士廉照旧监督工程。知渭州尹洙也认为不合适，于是命盐铁副使鱼周询考察其中的利害，最终还是听从了郑戬的请求。修筑水洛城这件事，应当认为郑戬、刘沪的意见是对的，韩琦、尹洙的意见是错的。韩琦熟悉西部百姓，知道取得横山的便利，却不知道修筑水洛城的益处。这也如同赵普能够帮助太祖收回藩镇的兵权，却在后来又把夏台之地赐给保忠一样。李继捧被赐姓赵，名保忠。忧虑敌患 庆历四年八月，欧阳修说：朝廷有害怕敌虏的表情，却没有忧虑敌虏的心。忧虑和害怕不同：忧虑是深思极虑，不敢片刻忘记；害怕是临事时惶惑不安，不知如何处置。如今边防事务的安排多次错失时机，是因为害怕敌虏的心思过重。自国家困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常常担心北戎与西戎合谋乘隙而动；等看到两个敌国互相失和、彼此攻打时，议论者都说这是中国的福气。既然庆幸他们互相攻打、认为这是我们的福气，那么万一他们解除仇怨、重新联合，难道不就成为我们的祸患了吗？

译消弭盗贼 庆历三年五月，沂州士卒王伦反叛，讨伐并平定了他；王伦在和州被捕，斩首。欧阳修说，近来四方盗贼逐渐增多，可能成为腹心之患。当前的计策，必须先使法令严峻；法令严峻，人民才知道畏惧。余靖也请求严格实行督责、实罚等法，朝廷采纳了。庆历八年正月，讨伐贝州盗贼王则，平定了叛乱。起初王则尚未平定时，文彦博请求便宜行事；起初任命明镐宣抚，夏靖憎恶明镐，明镐所奏之事多从中阻挠，唯恐他成功。到这时，文彦博请求让明镐便宜行事。韩琦整顿定州军队。起初，明镐调集各州军队平定贝州盗贼，唯独定州军队索求赏赐，发出怨言。韩琦按照军法裁处他们，察看军中最蛮横、尤其不可赦免的人，在军门外斩首；士卒死亡的，依次抚恤赏赐其家属。恩威既已建立，便效法古代兵法进行训练，从此定州军队可以使用，别人看它仿佛山中隐然耸立的一座雄镇，声威震动敌虏。当时京师派遣龙猛卒到保州戍守，他们在路上偷盗抢夺，到了定州便把他们留下，不再遣送，说：“保州是最边远的地方，怎么能把骄横的士兵混杂进去，改变原来受过训练的军队呢？”几百人以后，所留下的士卒不出几天也都依法处置。辅佐官吏中如狄青一类的人，都熟悉听闻韩琦的做法，说：“看他所施行的措施，后来可以成为名将。” 庆历八年闰正月，禁卫军叛卒被处死。这天晚上，崇政殿的四名侍从士卒谋划叛变，被卫兵杀死。司马光上疏说：我私下认为，国家的治乱根本在于礼，风俗的善恶取决于习惯。婴儿啼哭，天下各地声音都一样；等他们长大以后，语言不通，饮食习惯也不通，甚至到死也不能彼此相助，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所习不同。因此，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怎么仿效，叫作风；熏陶浸润、逐渐形成，叫作化；相互牵连、日渐委靡，叫作流；众人的心安定，叫作俗。等到风化已经丧失、流俗已经形成，即使有明辨智慧，也不能使人明白；有刚强坚毅，也不能制止；重赏也不能劝善；严刑也不能惩戒。三代用礼来教习百姓，到了衰败之时，即使凭秦、楚的强盛，也不能轻视王室。晋平公时，公子服回说：“晋国公室将要更加卑弱了。”六卿强盛而奢侈傲慢，因而形成习惯，习惯又成为常态，怎么能不卑弱呢？后来韩氏、魏氏、赵氏终于瓜分晋国，就是因为习惯于君臣名分不明的缘故。如今自景德以来，专门实行姑息政策：胥吏喧哗，斥逐中丞；辇官悖慢，废黜丞相；只要有一个人在道路上传播流言，朝廷就为此改变政策。现在推恩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于是元帅害怕偏裨，偏裨害怕将校，将校害怕士卒。懦弱怯惧的臣子，甚至有删减省略教阅、使士卒骄横懒惰的；庇护衰弱老病之人、使军籍繁杂冗滥的；屈服于正当法律、使他们放纵恣肆的；赏赐粟帛、使他们反而怨愤的。他们既然这样做，下面就仿效；下面既然这样说，上面就听从；前面既然这样实行，后来就沿袭。长此不止，一天天增加，百姓的耳目逐渐习惯并安于此事，这和唐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后魏姑息军人，高欢便秘密结交宾客。祖宗辛苦劳神，努力改变唐朝衰败的风气；如今陛下却高坐旁观，任其发展，造成后魏的风气。温公的话，难道不是医治当时弊病的良药吗？庆历、嘉祐之间，天下直到今天仍称为太平，哪里看得到盗贼能够成为祸患？然而范仲淹、富弼等诸公不忧虑外部而忧虑内部，不忧虑夷狄而忧虑盗贼，实在是因为天下人习惯于玩忽职守，不能不令人畏惧。四夷敌国，就像邻人欺侮我们；盗贼奸宄，就像僮仆欺侮我们。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这正是诸公所畏惧的。司马温公这篇谨习疏说明，仁祖时盗贼习惯于作奸，是积累已久的宽纵和积弱造成的。任用一个狄青，是执政庞籍从行伍中提拔的；擢用一个种世衡，是参政范仲淹把他置于幕府的；得到一个明镐而平定贝州，是宰相文彦博推荐明镐去讨贼的。皇祐四年五月，侬智高攻陷邕州，围困广州。六月，任命狄青为枢密副使；九月，命狄青讨伐侬智高。起初，朝廷命孙沔、余靖出征，他们还以此为忧，于是狄青上表请求出征。皇祐五年，狄青在邕州击败侬智高。有人认为侬智高已经死了，因为贼军尸体中有一具穿金龙衣服。狄青说：“怎么知道不是欺诈呢？宁可让侬智高逃脱，也不敢为了贪图功劳而欺骗朝廷。”事情上报后，皇帝很高兴，对庞籍说：“狄青击破贼军，全靠你的执议之力。” 贝州战役中，明镐不能成功，是因为夏靖身居朝中，从中阻挠。侬智高失败，虽然说是狄青的功劳，也有庄敏公庞籍执议的力量。大概有张仲、孝友在内主持政事，然后方叔才能在外承担征伐；如果赵高在朝中掌权，那么章邯即使手握重兵，长史上奏事情，三天也不能进去见他。《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二 宋代吕中撰写 仁宗皇帝 消弭灾异，修养君德 雨、雹和火灾 景祐三年，发生大雨和雷电，太平兴国寺遭灾。朝廷商议修复，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说：《易经》震卦的卦象说“雷声接连而来，君子因此恐惧警戒，反省修身”。凡是六爻的变化，能够自己戒惧的，才可以免除灾咎。《春秋左氏传》称天火为灾。近年寺观屡遭灾害，这大概是上天的谴责和警告。可以不修缮治理，以表示敬畏天威、爱惜民力的意思。朝廷听从了。天圣七年六月，发生大雨和雷电，玉清昭应宫遭灾。荥阳县尉苏舜钦上疏说：阴气积聚而生阳，阳气产生后便出现火灾，正是在夏季这个时节发泄到昭应宫。明道元年七月，大内发生火灾。中丞滕宗谅说：国家以火德统治天下，火灾是因为政事失去了根本。旱灾 庆历七年三月，因旱灾请求直言。皇帝到太乙宫祈雨，当时天气正炎热，皇帝退去车盖，不用车盖；返回时，大雨倾盆而下。旱灾和蝗灾 庆历四年六月，京师发生旱灾和蝗灾。皇帝对辅臣说：“正值年成干旱，飞蝗又大量滋生，百姓有什么罪，却遭受这种灾难？我默默祈祷上帝，愿意把罪责归到我这个微薄的身上。” 星变 景祐四年七月，有数百颗星向西南方向流动。嘉祐五年正月，一颗大星坠落在东南方。范师道说：“应当选拔将帅、训练士卒。”于是下诏全国作好防备。日食 康定元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谏院的富弼请求停止宴饮，撤去音乐。地震 这一年十二月，京师发生地震。直史馆叶清臣说：“天以阳气运动，象征君主；地以阴气静止，象征臣下。天动地静，表示君尊臣卑。如果改变了这种次序，就会发生混乱，地也因此发生震动。” 赤雪、地震 庆历三年十二月，河北降红雪，河东发生地震，一连五六天都没有停止。孙甫上疏说：“红雪，是赤气的征兆，是君主怠惰宽缓的应验。晋太康年间，河阴降过红雪，武帝怠于政事，沉湎于后宫宴乐，所以招来了降红雪的怪异，最终导致晋朝祸乱。地震，是阴气盛的表现；阴所象征的是臣下、后宫和戎狄。这三者都不可过于强盛。唐高宗原先受封于晋地，即位后晋州发生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女宠干预政事、大臣暗中谋乱，应当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制止。’后来武昭仪专横恣肆，移易了唐朝的国统。如今陛下要挽救宽缓的过失，没有比亲自主掌赏罚、时时作出英明决断更好的办法；要挽救阴气过盛的变故，没有比对外谨慎防备戎狄、对内制约后宫更好的办法。这才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