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三宋 吕中 撰

译即皇帝位 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皇帝位。仁宗身体不适，诏令请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英宗起初因忧虑疑惧而得病，举止有时失去常态，身边的人共同制造离间，于是两宫之间产生了嫌隙。皇太后对辅臣常常提到这件事。韩琦于是说出严厉的话：“我们这些臣子只在外朝，看见官家；内宫中保护官家、使官家平安，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失去照管，太后也不得安稳。”太后惊讶地说：“相公这是什么话？我自己会更加用心。”司马光说：“皇帝如果没有太后，就无法君临天下；太后如果没有皇帝，也无法安定天下。万一有奸人从中离间，应当立即诛杀。”治平元年五月，英宗康复。韩琦取出十件事情禀告英宗，英宗裁决都很恰当。韩琦立即到东殿向太后复奏，太后对每件事都称好。韩琦请求太后撤去帘幕，便称赞说：“前代像马太后、邓太后那样贤明的人，尚且免不了贪恋权势；如今太后能够归政复辟，实在是马太后、邓太后所不能相比的。”八月，流放宦官任守忠。任守忠曾酝酿编造言语，挑拨两宫关系。一天，韩琦拿出一道空白诏书，命欧阳修、赵概签署。韩琦坐在政事堂，将任守忠带到殿下，说：“你的罪行应当处死。”随后贬谪任守忠到蓟州安置，取来空白诏书填写后交给他，当天押送出发。韩琦认为稍有延缓，就会发生变化。在国家危急疑惧的时期，大臣能够承担政事，第一靠德望，第二靠才智。有才智而没有足以镇服天下的德望，就不足以服天下人心；有德望而没有才智来充实，也不足以办理天下事务。所以说，能够把幼主托付给他，能够把国家的命运寄托给他，面对重大节义关头而不可动摇，这才是君子。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着绅带，端正地拿着笏板，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状态，大概从庆历、嘉祐年间起，就已经可以托付大事，厚重得如同盘石。介甫的诗赞美韩琦，他的德望早已使人心悦服。至于处理事务、应对变化，行动恰好符合事理，胸中的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这就是他能够在英宗即位初期扶正局面的原因。真宗即位初期有吕端，仁宗即位初期有王曾，他们都是安定国家、安固社稷的名臣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百里〕 宰相、枢密院方面，嘉祐六年韩琦、曾公亮一同任宰相；到治平四年八月，韩琦被免职，共任职七年。嘉祐八年五月，任命富弼为枢密使、同平章事。英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七月，第一次临朝听政。英宗在位时间很短，然而自从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所任用的大臣都是君子，没有小人参与其中。处在宰执的位置上，首先得到韩琦，接着得到富弼；列于参知政事之中，前有欧阳修，后有赵概；在经筵任职，有吕公著、刘敞；提拔为谏议官，有唐介；任御史中丞，有吕晦；任知杂，有范纯仁、吕大防。我国朝任用君子最盛的时期，只有治平年间是这样。到这里，才知道庆历、嘉祐年间涵养、造就人才的功劳。台谏 治平元年闰五月，任命唐介为御史中丞。英宗对唐介说：“卿在先朝有正直的声誉，这次是出自朕的选择，并不是左右近臣推荐的。” 三月，任命吕晦为御史知杂。吕晦因曾经直言批评中丞贾黯而辞职。贾黯上奏说：“御史是君主的耳目，一时的公正言论，并不是出于嫌怨；况且这个人正直谨慎稳重，如果能同他共事，一定能够协力办成事情。”诏令把这些话告诉吕晦，吕晦于是接受任命。六月，英宗亲自提拔御史，任命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吕大防为监察御史，由内廷提出姓名后任命。这就是仁宗所说台谏官必须由皇帝亲自下诏任命、不能由辅臣推荐来充任的意思。谏臣是君主的耳目，如果由宰相拟定人选，就会成为宰相的鹰犬。如今都由内廷提出姓名加以任命，而不是由左右近臣举荐，这就是治平年间台谏权力之所以加重的原因，也是治平年间台谏争论之所以激烈的原因。治平三年正月，罢免吕晦、范纯仁、吕大防等人的言职。吕晦多次上疏，请求采纳王珪等人的意见，早日确定濮安懿王追崇的礼仪，均未得到答复；他请求免去台职，也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弹劾韩琦专权、引导皇帝阿谀附和，大略说：“韩琦请求讨论濮王的礼仪，采用汉宣帝、光武帝的故事，称濮王为皇考，这本来不是陛下的意思，都是韩琦引导阿谀的过错。又同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合上奏，论说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先提出邪说，妄自引用经书和史据，使濮王蒙受不正当的称号，使陛下陷入错误举动的讥讽之中。韩琦掩饰错误，曾公亮、赵概在政府中尸位素餐，苟且依违。请把欧阳修交给司法机关审理，并查明韩琦等人的罪责。”三月，罢免傅尧俞等人的言职。傅尧俞因同吕晦议论濮王之事，居家待罪。司马光说：“我们六个人共同议论濮王的礼仪，如今傅尧俞等人都被调出京城，只有臣还留在朝中，请求早日赐臣罢黜。”前后上奏四次，英宗都没有听从。自庆历以来，台谏的职权开始振作；自治平以来，台谏的权力开始强盛。庆历年间，言官直接攻击大臣，深切斥责他们的过失，大略不替他们掩饰，而元老宿望也能接受，并不恼怒，认为台谏的职责本来就应当如此。到了治平年间濮王府的事情，不过是讨论礼制罢了，台谏与执政交相争辩；欧阳修又主张以称亲作为礼制而不改变。这些都是不肯苟且附和，而是君子之间的争论。然而台谏争论不能获胜，气势激愤、言辞愤懑，于是把欧阳修诋毁为小人；欧阳修也不能忍受这种愤怒，反过来把台谏称为群邪。只是当时的一场礼制争议，却于是诬蔑他们一生的大节。假如君主听从欧阳修的话而驱逐台谏，就是驱逐君子；假如君主听从台谏的话而厌恶欧阳修，也同样是在驱逐君子。甚至政府与台谏相互攻击的风气，自治平开始，到熙宁年间就形成了流弊。王安石的辩论远胜于欧阳修，而诸位君子依仗治平台谏的势力来压制他。王安石厌恶这种情形，所以认为濮王府议论称亲是正确的，又认为台谏和政府相互攻击的风气不可助长。王安石竭力把诸位贤者斥为流俗小人，难道真认为诸位贤者是流俗小人吗？台谏攻击王安石而略不掩饰，难道真认为王安石是小人吗？恶声传来，必定反过来回击；这是乡里人逞强斗气的姿态，在朝廷上也这样做，二党不能合流就不奇怪了。经筵 嘉祐八年十二月，英宗首次到经筵，召吕公著侍讲《论语》，刘敞侍读《史记》。第二年四月，英宗告诉侍臣说：“近来每天寻求讲论，接受侍臣应对，还没有吃饭就已经劳累疲倦。从今以后，处理完政事，不等进食就到经筵去。” 治平元年九月，诏令每天到经筵。吕公著、司马光说：“陛下刚开始亲政，神明清正，应当亲近儒雅之士，讲求治理国家的方法。希望不要吝惜片刻时间，每天到经筵讲学。”英宗听从了他们。这就是仁宗即使在夏天也到经筵的意思。

译濮王府亲族 治平元年六月，增置宗室学官。睦宗院都讲说，宗室应当按照亲疏尊卑排列次序，同讲官分宾主之礼。宗室设置学官并正式设立讲席，从此开始。治平二年四月，诏令讨论尊崇奉祀濮王的礼仪。濮王是英宗的生父。宰相韩琦等上奏请求下令有关官署讨论此事。司马光奋笔疾书，立即提出意见，大略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成为他的儿子，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亲。汉宣帝没有给卫太子增加尊号，汉光武帝没有给南顿君增加尊号；至于汉哀帝、平帝、桓帝、灵帝，都是从旁支入继，也都称自己的祖父为祖父。这些做法违背义理、侵犯礼制，不足以作为法则。”到这时，他又说：“应当尊奉濮王，以高级官职和大爵位称之为皇伯。”王珪命令吏员把司马光的手稿作为案据。欧阳修说王珪的意见不正确。中书省上奏说，汉宣帝、汉光武帝都把自己的生父称为皇考。太常范镇率领礼官上奏说，既然以仁宗为考，又以濮王为考，义理上不恰当。于是台官从御史中丞贾黯以下，各自上奏；御史知杂吕晦也说：“陛下入继大统，都是先帝的恩德，应当以王珪的意见作为定论。” 有人说，濮邸之议应当认为称“亲”是不对的，称“伯”才是正确的；应当认为欧阳修的话不对，司马光的话正确。但按照礼制考察，称“亲”固然不对，称“伯”也并不妥当。程子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把所继承的那一房称为父母，把自己的生身父母称为伯叔父母。”这是天地间的大义、人生的大伦，不可废弃改变。然而，生身父母的亲情，尊贵而重大，即使应当专心维护正统，难道能够完全断绝私人恩情吗？所以先王制定礼制，既降低生身父母的服制以维护正统，又不因正统关系的亲疏而一概只按齐衰、期服等等级区别对待；这样做，正是为了彰明他们至为重要的地位，使他们不同于一般伯叔父母。考察程子的话，欧阳修主张称“亲”的议论，在礼制上的错误确实已经很严重；而主张称“伯”的人，又不能推究生身父母至深的恩情，以说明尊卑的正当礼制，只想像对待期服亲属那样，授予他们高官大爵，这也不是最恰当的议论。应当权衡事情的体制，另立一种特殊称号；如果称作“皇伯父某国大王”，并让他的子孙承袭爵位、奉祀祖先，那么对于国家大统，就没有名分冲突的过失；对于生身父母，也达到了极其尊崇的办法。史馆 治平三年，因为苏轼担任直史馆，英宗在藩邸时就听说过苏轼的名声，想召他入翰林，任知制诰。韩琦说：“苏轼是远大的栋梁之才，应当留在朝廷培养，使天下人敬畏仰慕并归服于他。现在突然任用他，人们未必会认为合适。”皇帝问：“任起居注可以吗？”韩琦说：“记注与制诰相近，不如召他来考试馆职。”皇帝说：“正因为还不知道他能否胜任，所以才要考试；难道苏轼会不能胜任吗？”韩琦不同意，于是皇帝还是考试后任用了他。后来有一天，欧阳修把这件事告诉苏轼，苏轼说：“韩公这样对待我，正是君子以德意爱护人的表现。” 敬畏天变 治平元年五月，皇帝亲自出行祈祷求雨，开始前往相国寺、醴泉观。治平二年八月三日，下了大雨。皇帝下诏责备自己，夜里批示说，淫雨成灾，专门是为了警戒自己的德行不足。前辈说，祖宗爱护百姓、勤于政事，从来没有无故游幸；即使有时出行，也不是到天章阁去观书，就是到寺观去祈雨，意图并不在宴饮游乐。这样，朝廷的政务才不会有缺失，百姓才不会失去安身之处；这都是忧劳勤政所造成的。招募民兵 治平元年十一月，刺字登记陕西义勇。韩[缺字]上奏说：“唐代设置府兵，最接近古制。如今河北有十五万义勇，河东有八万，他们勇悍朴实，而且有物力资产，正是唐代的府兵。现在刺字登记义勇，只刺手背，不再刺脸，十分便利。”于是命徐亿等人前往登记陕西百姓，按五户抽三丁中的一丁刺字，共得到十五万六千余人。司马光说：“议论此事的人只奇怪陕西没有勇军，却不知道陕西百姓三丁中已经有一丁充任保[缺字]了。既收取农民的粮食、丝帛来供养军队，又登记农民本人作为士兵。后来事情到了中书，和韩琦辩论诘难，韩琦无法回答。此后十年，义勇运粮、戍守边疆终于成为常例，正如司马光所说。” 庆历年间，下诏刺字登记陕西义勇，方平说不可，韩公说可以；治平年间，下诏刺字登记陕西义勇，温公说不可，韩公说可以。以祖宗极其仁厚、大臣竭尽忠诚，尚且不能免于把百姓登记为士兵，确实是因为这样可以节省费用、补足军需。然而，弓手刺字大多是市井之人，不能任用；宣毅军又非常骄横，所到之处便成为盗寇。为什么韩公的考虑不如张公周全呢？义勇刺字之后，后来经常运粮戍边，为什么韩公的考虑又不如司马公周全呢？回答说：张公、司马公的忧虑确实正确，但也不能过分贬低韩公。石壕之诗，韩公大概已经诵读很久了；他确实看到了汉、唐调养民力的弊病，所以想收拢强悍之人，养成民兵，这样良民就可以保全彼此聚居的安乐。韩公能考虑到这一点，又怎么能因为一时的看法就全盘否定他呢？治平二年正月，派使者到京畿、淮南招募士兵。司马光说：“边臣请求士兵没有穷尽，朝廷招募士兵也没有停止；仓库中的粮食、丝帛有限，而百姓的膏血却没有尽头。臣希望陛下从圣意出发，停止招募禁军。原有的军队自然可以用来防御；养兵而使自己困乏，多兵而使自己招致祸患，不用兵而使自己败亡，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 这就是荆公想推行保甲法、彻底废除正规军的原因。《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四 宋代吕中撰写 神宗皇帝 熙宁十年 元丰八年 即位，亲自处理政事 治平四年二月，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韩维说：“天下大事不可能仓促之间办成，君主施行政事自有次序，只应当谨慎稳重。” 宽厚仁慈的君主常常失之于不能刚决果断，通常的刚果之君又常常过分有所作为。当时王安石还没有被召用，但韩维已经说到了这一点。看范仲淹在庆历年间，尚且认为事情有先有后，革除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何况当时神宗已经有了锐意进取、一定要有所作为的志向呢？持守心志，治理国家 治平四年，任吕公著、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推辞，并上疏谈论治心的要点有三项：仁、明、武；谈论治国的要点也有三项：任用人才，以及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说：“臣曾经把这六件事献给仁宗，后来又献给英宗，现在又献给陛下。我一生所学中最精粹、最重要的内容，就在这里。” 这两位后来都是元祐年间的首相，但不到一两年，司马光就去世了。假如他能在神宗有所作为的时期预先担任宰相，那么就可以把元祐的政治成就移到熙宁年间，使嘉祐、治平时期的盛况得到接续而没有中断。尊重重臣 治平四年，王陶被罢免御史中丞。王陶上奏说韩琦专权，不到文德殿押班。皇帝命司马光与王陶互换职务。司马光说：“言官之职是人们所畏惧的，臣不敢推辞；只是弹劾宰相不押班，事情尚未施行就被罢免，那么御史中丞便不能再任职。等宰相押班之后，臣就接受诏命。” 有权臣，也有重臣；二者的外在行迹相似，内心实质却不同。天下人知道厌恶权臣专权，却也容不下重臣。只看到外在表现而不考察内心，只看到他们都侵夺天子的权力而不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相同，这就已经错了。国家设置台谏来监察政府，本来就是为了防止权臣；然而韩[缺字]在当时是重臣，不是权臣。宰相不押班，这件事已经实行很久了，王陶为什么突然弹劾他专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