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五宋 吕中 撰

译王安石变法 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宫应对。神宗说：‘如今治理国家应当先做什么？’王安石说：‘应当先选择治国之道。’神宗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回答：‘应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做的事并不完全符合先王之道。尧、舜所做的极其简约而不烦琐，极其重要而不迂曲，极其容易实行而不困难。’神宗说：‘你可以说是责难君主了。’王安石说：‘臣愿意把讲学作为职责。’退下后，他上疏说：‘臣恭敬地认为，太祖亲自具备高明而独断的智慧，并且全面了解人物的真伪，所以能够驾驭将帅，训练整治士卒，对外挫败夷狄，对内平定中原，免除苛重赋税，停止暴虐刑罚，废除强横狼藉的藩镇，诛杀贪赃的官吏。这就是百年没有发生大事的原因。仁宗作为君主，仰头敬畏上天，低头敬畏人，宽仁恭敬俭朴出于本性，忠恕诚实始终如一，从未无故发动一次战事，从未无故杀害一个人。审判案件务求使人得到生路，并抑制恶吏的残暴扰民；宁可委屈自己、舍弃财物，对夷狄也始终不忍用兵；刑罚公平，赏赐厚重而守信；采纳并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全面观察，不被偏听偏信的言论蒙蔽，借助众人的耳目；选拔疏远之士，并随之实行连坐之法。因此，监司和州县官吏没有敢于暴虐、擅自征发调度而伤害百姓的。’ ‘自从夏人顺服以后，蛮夷就没有发生大的变乱，远方的人得以免于战乱死亡，中原百姓安逸繁衍直到今天，这就是从未无故杀害一个人、无故发动一次战事而不忍用兵的功效。大臣、贵戚、左右近习等人，自我谨慎厚道，有的甚至超过闾巷百姓，这是刑罚公平公正的功效。招募天下勇猛强悍、横暴狡猾的人作为士兵，达到百万；没有良将驾驭他们而图谋变乱的，往往能够平定。聚集天下财物，虽然有文书簿籍，却把它交给府吏；没有能干的官吏加以稽核，就会被讥讽为理财没有办法。盗贼一出现就被捕获，凶年饥岁，流亡者充满道路，死者相互枕藉，就会被讥讽为恤民没有政绩。侵夺者一出现就被斥退，这是赏赐厚重而守信的功效。大臣、贵戚、左右近习，没有谁能够大肆擅自施行威福、扩大私人贿赂；一有奸邪之事，立即上报。贪婪邪恶、横暴狡猾的人，间或也有被任用的，却从来不能长久，这是采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全面观察而不被偏听蒙蔽的功效。从县令、京官直到监司、台谏，升迁任用的人虽然不可能全都得当，但当时所谓的才士，也很少有被蒙蔽堵塞、不能被发现任用的；若加以讥讽，就是讥讽他还没有完全除去小人，还没有完全任用君子。’ 这固然是因为任用众人来监察、举荐人才，使疏远之人得到提拔，继而实行连坐法所产生的效果。仁宗升遐那天，天下人号哭悲痛，如同丧失父母，这是他宽仁、恭敬、节俭、忠恕、诚实笃厚所产生的效果。这是在褒扬仁宗，实际上却贬低了他；然而仁宗的大德，王安石自己也无法掩盖。可是，本朝历代沿袭末俗的弊病，却没有亲近友爱、与群臣议论的情形，所以讥刺他不能任用大臣。君主早晚相处的人不过是宦官和女子，所以讥刺他所谓讲学只是具文。出宫亲自处理政务，不过是过问有司的琐碎事务，所以讥刺他亲理细务。他从未像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一样，与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并施行于天下，所以讥刺他不再恢复古制。一切都顺着既有的事理趋势自然发展，而精神的运用有所不足，对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察，所以讥刺他沿袭弊法。君子并非没有受到尊重，但小人也混杂其中；正论并非不被容纳，但邪说有时也被采用。这就是流俗得以滋长的原因。用诗赋、记诵来求取天下士人，却没有通过学校培养人才的主张；后来改革学校和贡举制度的做法由此产生。按照科举名次和资历来安排朝廷职位，却没有考核官府、考试官员的方法；用人时专取新进之士的做法由此产生。监司没有考察属吏的人，守将也不是经过选拔的官吏；分派使者设置提举官的做法由此产生。官员频繁调动，已经难以考核其政绩；想制定考课之法，而众多游谈之士又能够扰乱事实真相，所以才有“国是”的议论。只是培养声望的人多能得到显要官职，而独立经营职务的人有时反而受到排斥阻挠，因此上下都偷安懒惰，只求取得容纳而已。这就是庆历、治平年间诸位公卿被逐出的原因。农民困扰于徭役，却从未特别得到优恤，这是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的起端。又没有为他们设置官员来治理水土、兴修水利，所以派遣使者修治水利。士卒中老弱疲惫者混杂其中，却从未申令训练，设置营田由此开始。又没有选择将领并使其长期掌握边疆军权，设置将官由此开始。宫廷宿卫只是聚集士卒，其中还有无赖之人，却没有办法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做法，整治设置保甲由此开始。宗室没有真正施行教训、选拔和教育，也没有办法合乎先王亲疏有别、恩遇有等的原则，宗室补授外官由此开始。至于理财，大体上没有成法。这句话概括了王安石变法的大意；但他的深谋却在后来才显露，所以皇上再三追问他，最终他也没有回答。因此，虽然节俭，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忧劳勤勉，国家却不强盛。既没有夷狄昌盛这样的外部时势，也没有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变，所以天下太平超过一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有天助的成分。后来纷纷更改政事，都源于此。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说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王安石曾说，像太祖那样刚健果断，能够决断大事，不受流俗和众议牵制，这是应当效法的。后来讨论并营之事时，王安石说：“五代时军队骄横，太祖如果所见与常人相同，因循姑息，就终究不能成就大业。”讨论弹劾官吏之事时，他说：“太祖敢于诛杀。”讨论君主施行威福时，他又说：“太祖把川班全部诛杀，正是为了消除臣下悖逆傲慢的气焰，增长君主的威权。”因此，王安石所谓“祖宗不足法”，大体是指仁宗而言，但他仍想效法太祖的刚断。然而，太祖改变五代之法，改变的只是根本意旨，具体情势便完全不同了。如今王安石只说太祖刚强果断，却不知道太祖的根本意旨；只说削弱藩镇、驾驭将帅的威权，却不知道收拢民心、振作士气、通达下情、培植国本。如果把建隆年间的创建也像熙宁年间那样纷纷更改，事情就没有能够成功的了。效法太祖，应当效法他的根本意旨；王安石却只说他的雄才果断。评论仁宗，应当评论他的大德；王安石却只说他的弊政。祖宗之法施行已久，不能没有弊病：学校贡举、科名资历、监司郡县、考绩课试，以及农民贫困、兵员冗杂、财用匮乏、官吏贪污，都是庆历诸公想要改革却未能完成的事，至今仍被认为是遗憾。何况后来又过了几十年，弊病应当更加严重。议论者认为应当改革，王安石变法不能说不是时候；他评论本朝弊病，也可以说切合实际。可是，他操切任意，不能熟悉研讨、精细思考，所以所改之法只在细碎的条目上下功夫，尤其把注意力放在理财一事上，这正是他祸害天下的原因。然而，王安石在布置施行方面也有预先确定的规划，随着需要便随时推行，这正是他能够蒙蔽圣明、欺骗君子的原因。

译读书人得到君主信任，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熙宁元年四月，皇上询问施政设置的办法，王安石不回答，只说：“讲学既然明白，那么施政设置的办法不用说也自然明白了。”王安石与皇上讨论天下之事，说：“陛下应当先讲学，使您对臣所学的本末没有疑惑，然后再任用臣，这样或许大致能够有所成就。”皇上说：“人人都认为你通晓经术，却不能用经术处理世务。”王安石回答：“经术正是用来处理世务的。” 自三代以来，读书人得到君主信任，是从王安石开始的。他最初拜见神宗时，直说汉文帝、唐太宗有不足以效法之处，又以诸葛亮、魏征所未能做到的事自任。这种卓越的见识，都是秦汉以来诸儒未曾听闻的。所谓选择治术、讲求学问的方法，即使孟子告诉君主，恐怕也不过如此。君主怎么能不相信他懂得治国之道呢？神宗追问他施政设置的办法，他再三不逐条回答，大概是因为他准备施行的办法不过是青苗、助役之类，如果立即逐条陈述，人们一定不会相信他，所以只粗略说一两项，不肯记录进呈，想使君主先深入听取，之后再一项项实行，让整个朝廷都听任他的作为。[原文“未读吴申谨奏成宪之疏”疑有脱误，意不可确释。]于是他说，成法不足以遵循，众人的言论不足以听取，劳苦百姓不值得忧虑，严刑峻法不应有所宽缓；君主应当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好恶，应当使人们感到不可测。他还说，劳民和重刑，三代也这样做过。这样一来，王安石施政设置的内蕴、理财的办法和变法的用心，全都暴露出来了。役法实行后，募役法都是吕惠卿制定的，见第十六卷末。治平四年，讨论差役法。司马光说，朝廷自从废罢里正、设置乡户衙前以来，民力更加困乏。关于役法的议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疏浚河道。熙宁四年，疏浚漳河。当时担忧财用不足，文彦博说：“要想使财用充足，就必须减少事务。比如漳河多年不疏浚，又有什么妨碍？河道不在东边，就会在西边。”王安石说：“如果能使水流行于地下，那就是有利而无害；如果河道时而在东、时而在西，利害都是一样的，那么大禹何必还要疏浚河川？”熙宁三年，王安石最初主张堵塞河流，于是诏令刘彝和程昉共同勘察后上报。十一月，便诏令调集兵夫六万人疏浚河道。熙宁初年，韩琦请求减少治理黄河的费用，疏浚御河，六月完工，因此程昉因功升迁，随后负责漳河工程。熙宁五年，王珪说，漳河沿岸有数十万户人家；[“经待漏院谢”文意疑有脱误。]九月，程昉等人因功升官。王安石想任命程昉为押班，皇上不答应。熙宁七年，皇上对王安石说：“程昉修治漳河，年年决口；又修滹沱河，也没有成功。”王安石说，程昉开通漳河有功而无害。熙宁十年，黄河大决口，诏令北京、东西两路、淮南等路出夫赶赴河工；距离河道七百里以外的地方，免缴丁夫钱。本朝世代都遭受黄河决口的祸患。黄河流入中原后，经过大行山向西曲折流行于山间，就不能造成大患；等流出大伾山，向东北奔流入海，便要经过二千多里的平地。大禹疏导河流，将其分为九河；大禹的遗迹湮没后，黄河合流为一条，只能依靠堤防加以限制。秋霜、淫雨和水涝常常使河道狭窄阻塞，而且河道经常迁移变化，不能固定。有司防备黄河，只是修筑堤坝来限制它。凡是河岸、泊岸容易崩毁的地方，就聚集芦苇、禾秆、木柴和枝条，填入石块后沉下去，合在一起筑成堤坝；所费动辄数百万缗。历朝防备黄河，也不过如此，只是顺着河势趋向，堵塞决口冲开的地方，不敢完全凭借人力强行改变河道。至和年间，黄河决口，商议堵塞决口，使横陇河回到黄河故道。欧阳修认为，故道已经平夷，难以堵塞；河水安稳流行已久，也难以使它回去。到熙宁初年，黄河在冀州决口，分成东北两股水流。司马光认为，河流分开，灾患就小；王安石却主张堵塞北流。北流堵塞后，黄河仍照旧决口，但王安石还说，黄河决口是无法挽救的。程昉说，堵塞黄河的工程已经开始；漳河尚未完工，黄河又在卫州决口。水官都获罪，唯独程昉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让他负责堵塞黄河的工程。王安石还替程昉辩护，主张得更加用力。更严重的是，他制造杷爪来疏浚河川，认为这是大禹制定的方法；又设置浚河司，让它推行此事。疏浚河道的工程刚刚兴起，黄河又在澶州大决口。王安石起初根本不懂河道事务，只是信任一个程昉，难道想到过河北百姓吗？王安石认为，开河使百姓劳苦，是圣人毒害天下，而百姓却听从了他；于是使一路百姓都被一个宦官耗尽，耗费、侵蚀国家财用，这些还不算最严重；他又决开汴河之水来淤灌田地，使国家漕运制度废弛。由此看来，堵塞河流并改变河道的罪过大，改变汴河的罪过小，而信任宦官的罪过又大。后来童贯、梁师成等人扰乱天下，人们认为始于李宪掌权，谁知道其实是从王安石主张任用程昉开始的呢？然而到了元祐年间，君子也主张使黄河回到旧道，王安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派遣使者考察水利。熙宁二年，派遣使者考察农田水利，任命程颢等八人为使者。范仲淹所说十事中所谓“厚农桑”，也是把兴修水利、开辟田地作为急务，这与王安石的本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即使当时没有像王安石那样纷纷派遣使者，哪里知道小人奉行风旨，竟至于穿凿附会、制造新意？汴河是京师的命脉，王安石听信小人的狂妄言论，认为把水引入田地可以节省漕运粮食；甚至河北的塘泺，是北方边境设置的险要，王安石却认为塘泺没有益处，多次想废除。本朝依靠黄河来抵御敌人，依靠汴河来运输粮食，依靠塘泺来安定边境；王安石却在国家根本之地屡屡提出高奇的主张来动摇这些根本。这就是王安石罪过很大，而派遣使者扰民只是小事的原因。

译开拓边疆由此开始。熙宁四年，任命王韶为秦凤安抚使，商议开拓熙河。仁宗朝，韩琦、庞籍为相，凡是说开拓边疆的人都不予采纳。王安石任用王韶，王韶上呈《平戎策》，说要平定西夏，应当收复河湟。熙宁五年，任命内侍李宪为河北边界安抚使；五月，设置通远军，把古渭改为通远军，作为开拓的开始。闰七月，命章惇考察河北，商议开拓梅山蛮、猺，开通道路，取得其地。八月，王韶恢复武胜军，改为镇洮军。十月，设置熙河路，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等使。十一月，开拓梅山，设置安化县。熙宁六年二月，王韶攻克河州；九月，王韶攻克洮州、岷州等州。皇上想到熙河战事中士兵死亡很多，怜悯辅臣，沉默了很久，说：“这和用政令杀人有什么不同？”自从开拓熙河以来，每年耗费四百万缗。王安石率领百官祝贺，皇上解下腰带赐给王安石。熙宁七年正月，熊本平定泸夷，取得二百四十里土地；又取得秦州五百里土地。十二月，任命王韶为枢密副使。后来发生交趾战事，王韶争辩说这是贪图虚名而招致实际祸患；他原本的意思，是不想让熙河成为一路、河州和岷州成为州。王韶本来制定了开拓边疆的计划，很快升到执政地位，于是把动兵耗财的过错归到朝廷身上，皇上因此不喜欢他。自从王安石执政，首先任用王韶，取得熙河，以截断西夏的左臂；又想取得灵武，以截断辽人的右臂；又任用章惇，取得湖北峡一带的蛮地。于是进言的人说，交趾也可以取得。熙宁九年十二月，命李宪安排秦凤、熙河边境事务，各位将领都听从他的节制。邓润甫说：“怎么可以让国史记载，自陛下开始由宦官统领军队呢？” 元丰四年六月，命内侍李宪经营治理熙河；七月，命李宪分道讨伐夏国。蔡确对王珪说：“皇上很久以来就想收取西夏，只是苦于没有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您如果能够承担责任，就可以保住相位。”知院孙固说：“讨伐国家是大事，却让宦官来做，谁肯为他效力？”李宪在兰州修建帅府。十一月，王韶和李宪班师。泾原出塞的军队有五万七千多人，回来的人不到二千。皇上对孙固说：“如果采用你的意见，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又说：“兵民疲惫困弊到这样，只能请吕公著替我说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人〕 元丰五年，夏人攻陷永乐城，徐禧、李舜举、李稷死于此；番、汉官员二百三十人，士兵一万二千三百人，全部陷没。皇上看了奏章，痛哭说：“永乐这次行动，没有一个人说不可以；朝廷内部只有吕公著，朝廷外部只有赵卨，说用兵不是好事。安化的蛮人侵犯边境，马默上呈平定蛮人的方略。”皇上说：“先前郭逵攻打安南，近来西部战事中兵士和民夫死伤都不少于二十万人。有司如果误判罪行而使无罪者被处死，责任尚且不轻；如今无罪地把数十万人置于死地，朝廷不能不承担这个罪责。” 熙宁八年，北方人派遣使者来商议地界。王安石说：“将要取得它，必须暂且先给与它。”于是王韶在分水岭以南划定界线，东西两边失去土地七百里。[“瑞”字疑为OCR误字，原文具体数字有误。]王安石变法之中，也有三次变化：起初想制定法度来改变风俗，不敢说兴利。青苗法、均输法受到诘问时尚且不肯实行，何况市易、免行这些琐碎事务呢？这就是王安石最初的意图。等到青苗法已经实行，才开始以兴利为治理之道；而先前急于推动改革的人，反而慢慢议论起来。然而，对于种谔提出的绥州之议，王安石仍然没有赞成；韩绛经营庆州时，王安石还认为自己不熟悉边境事务，请求不要预先参与议论。自从任翰林学士以来，他从未有一天谈到用兵，何况后来主张王韶的说法，侵夺枢密院的权力，任用章子厚、沈起来发动交趾和南蛮的战争呢？这些本来都是王安石最初意图所不喜欢、而中间又无暇顾及的事。因此，王安石兴利的罪过大于变法，开拓边疆的罪过大于兴利。变法是为兴利准备条件，兴利又是为用兵准备条件。自李宪以后，童贯之类的人便出现了；自熙河用兵以后，章惇、蔡确等人得志，都在湟水、鄯州一带从事。西部战事刚刚平定，北部战事又接踵而来；宣和年间在燕云挑起祸端，正是王安石关于取与的说法开启的。这难道不是给后世留下祸患吗？理财的用意开始显露。熙宁二年十一月举行郊祀。治平年间，南郊祭祀费用七百多万；到这时，费用超过九百余万。曾公亮推辞郊祀赏赐，司马光等请求减去一半。几个月后，司马光为王珪、王安石进呈郊祀赏赐的札子。司马光说：“国家费用不足，郊祀应当减少冗费，姑且从近处开始。听从这个意见比较便利。”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祀所得赏赐的费用，有什么值得吝惜而不办的？如果说这样还不足以使国家富足，恐怕会伤害国体。国家费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百姓赋税，而国家费用就会充足。”司马光说：“这正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天地所生的财货万物，只有这些数量；不在民间，就在官府。这种话怎么可以据此作为事实呢？” 是否推辞郊祀赏赐，并不关系国家的大体；但王安石兴利理财的用意，已经在面对皇帝的言论中初露端倪。这就是设置条例司，以及青苗、均输、免役、市易诸法开始形成的原因。王安石起初回答本朝得失时，只特别注意“理财无法”这一点，却根本不谈具体法术；难道说过一次之后，就不再谈到这件事了吗？大概是因为他起初不说，担心受到上下众人的动摇；一定要等皇上决意任用他，才公开宣讲。把节省费用说成伤害国体，那么后来放债收取二分利息、实行均输而取消商贾利益、在市易中出售生苗杂货、实行免行而向商户征算以笼络利益，这些做法对国体的伤害，难道还不多吗？王安石如果真懂得国体，就一定不会凭借朝廷的尊严去谋取小人的利益；不会凭借大臣的身份去夺取小臣的职分；不会凭借庙堂讨论政道的体制，去实行商贾那样卑污的赋敛。出售爵位，出售度牒。熙宁二年，实行纳粮补官法，起初又出售度牒。由此已经可以略见王安石理财的办法了；然而这只是开启了冗官和游民的祸患。败坏风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皇上问他应先施行什么，他回答：“改变风俗、端正法度，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礼义廉耻的风俗形成后，中等资质的人仍不改变而成为君子的，就少了；礼义廉耻的风俗败坏后，中等资质的人仍不改变而成为小人的，也少了。” 王安石的话本来是正确的。然而，他所谓改变风俗，只是说士大夫因循常规、沿袭旧例，遇事只论是非，这种流俗本来就不美；但凡礼义廉耻中仅存的部分，都被新法破坏了，又凭什么把新法作为改变风俗的工具呢？台谏官有所进言，便与他们对抗，这是使大臣没有进退余地；台谏官与自己意见相同，便用显要官职诱导他们，这是使小臣没有节操。开放一般官员谒见的门路，助长新进之士奔走竞争的道路；选人授予任职时，给予堂除；没有出身的人，则提拔进入馆选、调任改官，安排到台谏之职。因此在当时，能够得到显要官职的人，不是靠谈论财利、苛刻对待下民，就是靠兴起狱讼、陷害他人；不是靠制造事端、扰乱百姓，就是靠开拓边疆、希求赏赐。仁宗以来四十五年所养成的忠厚风气，全都被新法压制了；礼义廉耻的风俗全都被王安石破坏了，而他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吗？

译“三不足”的说法。熙宁五年九月，曾公亮被罢免。曾公亮暗中帮助王安石，表面上却像是不与他同党；但王安石仍认为曾公亮没有完全阿附自己，多次诋毁他。十月，陈荐被罢免。十二月，任命韩绛、王安石同任平章事；司马光被罢免，出任永兴军知军。起初，皇上告诉王安石：“听说过‘三不足’的说法吗？”王安石说：“没有听说。”皇上说：“陈荐说，外面的人传言，如今朝廷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人言不值得忧虑，祖宗不足以效法。馆职们询问，这三件事究竟是什么道理？”大概是在说司马光的事情。司马光多次请求出任外官，到这时才有了任命他为永兴军知军的诏命。王安石所谓“三不足”的说法，在读到吴申的奏疏时已经显露出来了。不过，这三者也有先后次序：最初，是对前朝的政事不加裁断，于是说“祖宗之法不足以效法”；其中，是不听贤人君子的议论，于是说“人们的话不足以顾虑”；后来变本加厉，又说“天象的变化不足以畏惧”。这种说法不仅会造成一时的祸患，还会使万世陷于混乱。后来又出现了关于暑热和降雨的怨恨咨嗟之言，而民众的怨恨也被认为“不足以顾虑”。最初实行青苗法、坊市法时，乡村愚民只因得到钱而高兴，唱歌欢笑，喝醉吃饱，不知道鞭打催逼的祸害还在后面。因此，当时士大夫的议论虽然很多，百姓的怨谤却很少。等到修筑漳河时，京畿各县的百姓前来诉说其害，有司却压制阻遏助役法的实行；京畿百姓冲出拦住宰相，亲自陈说此事，却仍然被蒙蔽。当时朝廷和士大夫只知道青苗法引起的纷纷议论，而助役、保甲法造成的民怨比青苗法更严重，王安石已经无法辩解；这就叫作连民众的怨恨也认为“不足以顾虑”了。《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六 宋代吕中撰写 神宗皇帝 王安石驱逐进谏的大臣 熙宁元年，知谏察吴申上奏说祖宗的法度不可改变，王安石诋毁他，于是罢免了他的谏职。王安石刚入朝时，就劝皇帝驱逐进谏的大臣，他的本意就是这样。罢除谏院 熙宁二年，钱公辅设法营救滕甫，于是谏院被罢除。钱公辅原本是王安石推荐的。皇帝问，罢除谏院怎么样？王安石说：“吴申也是直接罢免的。” 古代的谏台从未有过直接罢除的，王安石从此开始这样做。皇帝罢免吴申，又按照罢免吴申的先例罢免钱公辅。从这以后，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王安石就开始排挤了。排斥中丞 熙宁二年，孙觉已经被降官。他说去年有罚金的御史，今年又有被贬秩的谏官；后来他又移文阁门，声称邵元、滕甫是奸邪之人。王安石厌恶滕甫的为人，终于把他排挤出去。当时王安石担任执政。王安石刚进入翰苑就驱逐谏官，进入中书就排斥中丞，并不是等到新法实行以后才这样做的。罢免中丞，贬黜御史 熙宁二年，吕诲列举王安石的十条罪状，因此被罢免中丞。王安石实行新法，开始变得急切起来。刘述请求留下吕诲，说：“陛下登基才三年，已经罢免了中丞。”皇帝没有答复。诏令说，御史有空缺时，交给中丞奏荐人选，不拘官职高低，命令兼任其职。任用新进之人的办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于是吕公著担任中丞，依照诏令推荐张戬、王子韶、程颢，他们都是京官。八月，御史刘琦、钱觊因均输法上奏弹劾王安石，获罪而被贬为台官；刘述也弹劾王安石，请求把他调出京城任江州知州。谏官范纯仁于是极力论述王安石的罪过。从此开始用“兴利”来诋毁王安石了。又说，刘琦等人只因说了一句执政大臣的话，便被降职；当时如果连君父的过错都不许说，那么将用什么法来对待他们呢？范纯仁请求免去司马光的职务，趁着面对皇帝时说：“台谏官只要议论执政大臣，就都被驱逐，全部换成执政大臣的党羽。我担心这样会使皇帝的聪明受到蒙蔽。”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谏官孙觉和李常又议论王广廉实行青苗法，收取二分利息，王安石对此大怒。当时朝廷的议论者还没有人极力诋毁青苗法；自从韩琦上书详细陈述青苗法的弊害，皇帝才开始怀疑它，进谏的人也才开始有力地议论起来。罢免旧宰相，任用新进之人 熙宁二年二月，任命富弼为同平章事。富弼听说王安石在皇帝面前说灾异都是天数，并非人事造成，叹息说：“人君所说的本性就是天意，如果不敬畏上天，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他又说，朝廷内外的事情渐渐都有所更改，这一定是小人喜欢妄动、制造事端；现在所进用的人大多是刻薄小人，危害政事，败坏风俗，实在严重。皇帝问是什么事情，富弼说：“陛下且不可说已经二十年没有用兵。”十月，富弼被罢免。王安石变法，开始于罢免韩琦，完成于罢免富弼。神宗起初谦恭敬畏，元老大臣的威权太重；即使司马光也说，皇帝的威势没有树立，宰相的权力稍稍专擅。韩琦被罢免，王安石就来了。但神宗仍然任用富弼为宰相，大概是因为国家的事情必须同元老大臣谋议，而王安石虽然贤能，终究还是新进之臣。富弼既然请求离去，皇帝便开始不知道可以倚靠谁了。历代的家法是：任用有才干的人，必定用德望厚重的人来辅佐。太宗、真宗任用寇准时，必定借助吕端的重望、毕士安的清德来镇守局面。假如当时韩琦、富弼还在，王安石即使有更改制度的过失，国家的大体也会像泰山一样稳固。查获奸党 熙宁二年，知谏院孙觉议论邵元没有才能，因而说陈升之适宜担任枢密使；诏令认为不应援引大臣，于是降了孙觉的官。王安石认为孙觉没有罪。当时王安石还没有变法，尚且还有正直的议论。不过孙觉曾经说积弊不能不革，王安石认为这正是在帮助自己，所以极力替孙觉请求。引用奸邪之人 熙宁三年十月，任命陈升之为同平章事。司马光说：“闽地人狡猾险诈，楚地人轻率易变。现在说王安石奸邪，固然说得太过分，但他只是不了解事情，又固执任性罢了。吕惠卿奸邪，因此不是佳士。”皇帝说：“他应对明敏、辨析清楚，也像是有才华的人。”司马光说：“江充、李训如果没有才干，又凭什么能够打动君主呢？” 从前邵康节在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声，说：“朝廷将要任用南方人为宰相，天下从此会多事了。”丁谓掌权时也是南方人，难道多事是从王安石才开始的吗？大概天禧、天圣年间，南方的势力还不强，所任用的只有丁谓一人；自从王安石做宰相后，他所引荐的人，全是吕惠卿那样的险诈、陈升之那样的轻率之人，宰相、参政都任用南方人。这正是司马光所担忧的，也是邵康节预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