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一宋 吕中 撰

译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元符三年二月，恢复邹浩等人的官职，范纯仁等人也一并恢复官职、重新叙用，共二十多人；任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曾布说，谏官之路已经得到合适的人，只是章惇、蔡卞不高兴罢了。因为皇长子出生而大赦。五月，追复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的官职，共三十二人。七月，召范纯仁入朝，不久听任他回颍昌。蔡卞被罢免，这是陈瓘进言的结果。陈瓘说，章惇从前所做的事，是蔡卞教他的；蔡卞以绍述神宗为名义，以继承王安石为宗旨，树立私门交好作为国是，夺取宗庙的美名归于私史。任伯雨说，像是诬陷宣仁皇后保佑的功劳，牵强附会地罗织元祐皇后的疑似罪行，设置理诉所，使士大夫获罪的有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编排章疏，使因言语获罪的有数千人，这些都是蔡卞所为。邢恕被贬，这是陈瓘进言的结果。蔡卞被贬。中丞丰稷说，蔡京身为禁从，又在外面结交后族，请求贬黜他。侍御史陈师锡说，如果果真任用蔡京，治乱从此就会分明了；又说蔡卞与蔡京同恶，诬陷国家，请求依法处死。龚夬说，蔡京、蔡卞表里相应、共同作恶。陈瓘说，裴彦臣等人勾结内外。太后发怒，左右请求推究蔡京；执政借此来平息太皇太后的愤怒。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任江公望为左司谏。任伯雨被解除谏职，当时绍述之论已经兴起，任伯雨任职才半年，就上疏一百多道。六月，罢免陈佑右司谏，这是因为有七道奏章论列曾布的缘故。江公望说，自皇帝亲政以来，换了三任言官，驱逐了七名谏官。六月，范纯礼被罢免右丞，从此朝廷中硕德贤才相继被驱逐。七月，江公望、朱绂被罢免，这是因为他们进言蔡邸、邓铎的事情。此前，江公望说，纵禽游猎不是万乘之主取得天下重望的办法，皇帝于是把禽鸟全部放掉，只有一只白鹇饲养已久，颇为驯服，用尘杖驱赶它也不离开，便把江公望的姓名刻在杖头来记这件事。安焘被罢免枢密职务。当时安焘秘密上奏说，绍圣、元符以来，掌权者拿绍述的虚名欺骗迷惑君主。八月，陈瓘被罢免；十月，李清臣被罢免；十一月，丰稷被罢免。崇宁元年五月，再次夺去司马光等人的官职，登记党人，共五十多人；张耒因穿着丧服哭悼苏轼而被流放。九月，把元祐末年上书的人登记为邪、正等级，中书登记姓名，后来都分别加以黜陟；把御书党籍刻在端礼门，共一百一十九人。二年，以抵诬之罪论处，流放任伯雨等十二人；蔡卞追究元符年间上书言事的人，是因为他们曾经得罪自己。二月，流放黄庭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九人〕 四月，程颐被削除名籍；八月，张商英被列入元祐党籍。下诏各州树立党籍碑。安石工安民请求免除在石碑上刻“安”字，担心因此获罪于后世。三年，恢复党人的官位，并将上书者列为邪正等级；把姓名刻在文德殿门，共三百九十人。五年，彗星出现在西方。刘逵劝皇帝砸碎党人碑，皇帝宽免被登记的上书人，夜间派黄门到朝堂毁掉石刻。《尚书》中有“皇极不协，不能不受皇天之罚”这样的文字，评论者都把皇极解释为兼收并蓄、包容一切、不分善恶的名称。于是元祐有调停之说，建中靖国有坚持中道之说。哪里知道君子对于小人固然不应嫉妒愤怒，却决没有交往和好的道理？皇极所谓“皇则受之”，是要把小人教化成为君子，难道是要任用君子而让小人参与其中吗？所以当时任伯雨说：“人才固然不应当划分党派，但自古以来，从没有君子、小人混杂并进而能够达到大治的。二者并用，最终必定是君子全部离去、小人独自留存。”这就是元祐八年所以变为绍圣、建中靖国一年所以变为崇宁的原因。然而，元祐党与元符党并不相同：元祐想让小人参与任用，以平息旧日怨恨；元符末年想任用一两个君子来文饰奸邪。任伯雨、江公望这些人，固然无愧于元祐的谏官；但曾布、张商英、陆佃、杨畏这些人也能够被列入党籍，君子似乎就无法把自己与小人区别开来了。然而，万世公论不会因为一时的私心是非而改变。看安民推辞刻碑这件事，当时的士大夫难道真的没有人心吗？小人掌管政事。元符三年，因为郝随、刘友端是前朝在宫禁中大兴土木、追求华侈的人，朝廷斥退了他们。陈瓘说，裴彦臣等人勾结内外。十月，蔡京被罢免。徽宗说：“陈瓘曾议论裴彦臣勾结近习的情状，并且确实有信件给裴彦臣。”崇宁元年，童贯知杭州，监制器物。二年，王厚、童贯调集各道军队十多万人，收复望州。十二月，设置措置边事司，由王厚和童贯主持。四年，童贯任熙河等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大观四年，加童贯为节度使；内侍大臣设置节度使旌节，从此开始，后来梁师成等人也相继如此。童贯又收复洮州，从此凭借功劳渐渐擅自掌握军政，选置将帅也不向朝廷请示。政和元年，童贯出使辽国。四年，童贯兼领枢密院事。当时童贯派人出使海上，与女真约定。宣和元年，朱勔用花石纲取悦皇帝，太学生郑肃进献十首诗。二年，加梁师成为太尉；凡是号令和御笔，都是梁师成发出的，王黼把他像父亲一样侍奉。三年，童贯请求讨伐方腊。四年，命童贯巡行边境。五年，童贯进入燕地。徽宗即位之初，因为修造之事斥退内侍郝随、刘友端；后来却让童贯监制器物，又让朱勔掌管花石纲。起初因为陈瓘的话，查察裴彦臣勾结内外的情迹，于是罢免蔡京；后来却因为童贯而任用蔡京，因为梁师成而任用王黼。由此可知，君主的本心未尝没有善意，但小人迷惑蛊惑君心，他们的罪过实在很多。像童贯这样，让他监掌制器之役还可以；蔡京却让他统领西部军务，西部战事尚未结束，北部战事又兴起。既命他出使辽国，以窥探辽国，他反而被辽人窥探；又放任他与女真交通，反而被女真侮辱；甚至连方腊也不能讨伐，却命童贯去讨伐他。这岂不是说，一个童贯就可以担任内修外攘的功臣了吗？宦官，是心腹之患；边塞，是手足之患。宦官，是根本的灾祸；边塞，是枝叶的灾祸。当时任伯雨说：“朝廷是阳，宫禁是阴；中国是阳，边塞是阴；君子是阳，小人是阴；德是阳，兵是阴。”我认为，崇宁、大观以来，阴气已经很盛了。小人、宦官、边塞，属于同一种气类；这边有所感应，那边就有所响应，这是必然的道理。即使当时没有边塞之祸，也会有宦官之祸。

译小人改变法制 元符三年，蔡京谈论绍述之事。徽宗摇手示意蔡京，说：“朕已经完全明白这些事了，只是太后的意思还没有听从，姑且等待。”于是下诏增损役法，诏书大略说：“朕处理政事、任用人才，并不拘泥于彼时此时，斟酌增减，只以义理所在为准。朕愿意和在位者共同谋求绍述的美善。从今以后，凡是曲学阿世、偏私徇情、任意改作而图谋危害国事的人，应当与众人一起弃绝。”罢除平准格，任王绩为翰林学士。王绩认为，与其任用锐意图治、勇于任事的人，不如依据达孝之义加以开导；又引用武王、周公的达孝，说神考在前代制定法度，子孙应在后世遵守；但时代不同、事情变化，法理也必须有所增损，这同样是神宗的意思。建中靖国元年，曾布把宫中秘密传达的意思告诉赵挺之，讨论绍述。赵挺之从此攻击元祐旧臣，国论因此发生变化。曾布起初认为熙丰之法实行已久，应当补救弊病；后来背弃先前的主张，说这些法不能改变。徽宗想两方面都保留，便拿这件事询问徐绩。徐绩说：“天下的事情有是有非，朝廷中的人有忠有佞；不考察实际，只姑且求两方面都保留，我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取之处。”邓洵武进呈《爱莫助之图》，说想要继承先志、述行前业，不任用蔡京是不可能的。崇宁元年六月，曾布被罢免。曾布在元丰末年想把元祐和绍圣兼取并行，所以极力排斥蔡京；崇宁初年知道徽宗的意向所在，又极力排斥陈彦，援引蔡京来帮助自己。七月，焚毁元祐法令，罢除《春秋》博士，恢复绍圣役法，改革茶法，改革盐法。三年，恢复方田法，改革科举法，并改为由学校升贡。政和二年，禁止史学。宣和三年，恢复元丰旧制中的保甲制度。五年，禁止元祐学术。六年，科免夫钱。人人都把建中靖国看作更化的开始，却不知道绍述之诏在元符末年已经下达，而宫中的意图曾布、蔡京已经知道。曾布在熙宁时期依附王安石、吕惠卿的主张；到了绍圣时期，却假意请求荐举陈瓘、黄庭坚等人，又请求不要毁掉吕公著的碑。到了建中时期，他起初知道徽宗有消除朋党之意，便排斥蔡京而主张元祐；等知道徽宗有绍述之意，又排斥陈彦而主张绍述。至于蔡京，他的奸邪又超过曾布：在熙宁时奉行熙宁之法，在元祐时奉行元祐之法，在绍圣时奉行绍圣之法。国论三次变化，蔡京也跟着一起变化。这说明小人本来就不值得责备，但引用小人则始于王安石。不过王安石的心意和章子厚不同，章子厚的心意又和蔡京等人不同。王安石的法令还出自自己的学术主张；章子厚的法令，是想借王安石之名来报私人怨仇；到了蔡京，又假托绍述，来迎合君主的奢侈之心。国事越变越坏，这就是导致中原灾祸的原因。小人妄自主持国是 元符三年，安惇被罢免。安惇上奏说：“邹浩是先朝所弃之人，不应当重新任用。国是所关，不能轻易改变。”陈瓘说：“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圣人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所以朝廷所谓的是非，就是天下共同的是非。因此，‘国是’这个说法，文义不见于《二典》，事实也不出于三代；只有楚庄王向孙叔敖询问的事情，是战国一时之事，难道是圣明时代所宜采用的吗？”安惇竟把天下公议所非难的事情说成是，把人臣极高的、不可改变的孝行说成善于继承先志。国论没有主张固然不对，国论有所主张也不对。国家没有确定的舆论，固然不能治理；但如果使它只主张一种说法，那么人情就以此观察谁拥护、谁反对，人才就以此决定离去或留下，言论就以此判定是非；上面的政令、下面的议论，也都迁就这种说法而趋附它，实在太过分了。把“国是”作为一句话，足以误国。所谓国之“是”，就是人心共同认为正确的事情，又怎么会把众人都认为不对的事情自行当作正确，并使人人都不得超出国是之外呢？这只不过是孙叔敖的妄说；唐虞三代时，孔子、孟子的明确教训中根本没有这种说法。秦汉到五代，也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本朝自建隆到治平，也从来没有这种说法。自熙宁王安石开始有这种论说，绍圣的蔡卞、崇宁的蔡京都承袭并使用它。熙宁以通变为国是，于是君子反而成为流俗；绍圣以绍述为国是，于是南岭一带全成了逐臣。蔡京的国是，又只是‘丰亨豫大’的说法罢了，于是树立朋党、刻制党碑；凡是借以害君子的事情，都借国是为口实，说这是神考的意思、王安石的说法。士大夫所遭受的祸患持续多年，难道不是一句话就足以害国吗？小人堵塞言路 元符三年，韩忠彦说：先帝曾下诏征求直言，天下封口上书言事的人有成百上千；等章惇任宰相后，却设置编类局，摘取他们的话，作为诽谤讪谤，请求罢除编类局。崇宁元年九月，把元符年间上书的人登记为邪、正等类；中书登记姓名，后来都分别受到升迁或贬黜。二年，蔡卞追究仇怨；元符末年，上书言事的人把任伯雨等人流放。五年，彗星出现在西方，朝廷征求直言；三月，因为星变已经消失，便停止征求直言。大观元年九月，论定崇宁五年上书人的罪过，选择其中罪行特别严重的，把李景直等四类人流放。这正是王安石所谓‘人们的言论不足珍惜’所造成的实际祸患。祖宗所以能够凭借立国的根本，就是使下情上达、伸张士气，怎么忍心残害它的根本呢？元符末年刚允许人们上书，不到一年就登记元符上书人的姓名；崇宁五年又因为彗星而征求直言。韩忠彦以一个君子对抗众多小人，虽然软弱，不能有大的作为；但看他请求罢除编类局，如果他的志愿能够实现，也不至于招致靖康之祸。

译善类日益凋零 建中靖国元年，范纯仁去世，遗表劝皇帝清心寡欲，察辨邪正，不要轻易议论边事，改变对言官的逐放，并辨明宣仁太后的诬谤。七月，苏轼在常州去世。大观元年，程颐去世。宣和三年，张商英在荆南去世。张商英起初把宣仁太后比作吕后、武后，蔡京强行设置党籍时，他属于其中；天下人憎恶蔡京后，张商英和蔡京意见不同，因此天下人反而一致推重他。等到他去世，陈瓘悲叹惋惜了很久，说：“张商英不是德行纯粹，而且才能也疏略；然而当时人心归向他。如今他去世了，已经断绝了人们的希望。近来观察天时人事，必然会发生变革，只是恐怕即使有盛大德行，也未必能取信于上下之人的耳目，大概难以挽救局势。”宣和六年二月，陈瓘去世。起初有人问范纯仁所储备的人才，范纯仁回答说：“陈瓘。”又问其次，回答说：“还是陈瓘。”这是说陈瓘一人足以担当天下的重任。宣和末年，人们忧虑大厦将要倾塌；有人问游酢，当今能够挽救世局的人是谁，游酢说：“了翁就是这样的人。”安世勉励陈瓘以医术自我辅助，说天下将要依赖您。陈瓘曾任试院主文，五名第一名全都录取了谈论经学、完全采用王氏学说的人；五名第二名以下，也往往都是学识广博的人。他曾说：“顺应时势，正是用来挽救时局，不必只求在眼前痛快。”七月，刘安世去世。国家将要兴盛时，那些贤德、才俊之士无不列在君主前后左右，无不享有长寿、善终的福祉，所以能够在祸乱刚露征兆时就消除它，维持社稷，作为无穷的谋划。等到国家衰败时，没有贤德长寿、才俊有为的人在位；既没有老成持重之人作为典范，法度也废弃了，只有奸邪、庸碌、妄为的人反而安宁长寿，成为国家不能除去的奸臣。这就是靖康之祸难以挽救的原因。我看见司马光任宰相还不到两年，吕大防、梁焘、刘挚都在绍圣末年相继去世。上天将要使建中靖国变成崇宁，却不让范忠宣在建中靖国初年重新任相；上天将要使宣和变成靖康，却不让刘、陈二位忠肃多活几年。即使张商英是元祐的罪人，晚年稍稍与蔡京意见不同，天下人心也归向他。国家空虚而没有君子，由此可知；唯独蔡京竟然活了十八九年而没有早死，难道是夭亡了吗？小人聚敛财物 崇宁元年，蔡京任仆射，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把官爵、财物看得像粪土一样。九月，陕西普遍实行交子。蔡京请求改革茶法，规定客商在京城榷货务交纳钱物，领取长引、短引，前往各场交割茶叶进行贩易。四年，撤销茶场，归入市易务；命令客商到官府领取引，自己到园中买茶，再到官府过秤，缴纳息钱，批验茶引后贩卖；又比原来加重。御笔规定，茶引售卖期限届满，一律收回，并加重私贩之法。二年，请求改革盐法，大概是想搜括四方钱财，充实京城，以夸耀富盛、巩固宠信。凡是木、盐、铁，都命商人不得私自买卖，钞法从此实行。一天，务官申报收入三百万缗。四年，下诏用陕西旧钞兑换东西末盐，每一百贯，须以现钱三分、旧钞七分，才允许兑换；然而正在实行的法令刚刚流通，就又改变了，旧钞全部不得使用，富商巨贾有的甚至沦为乞丐。政和二年，下诏说丰亨豫大之时不得裁减损耗。宣和三年，设置应奉司。起初方腊作乱时，王黼顺从皇帝的意思，撤罢造作局；内侍又用言语打动王黼，王黼非常害怕失去权力，于是亲自领管应奉司。自古以来，误国的小人一定会教导君主施行刑罚、扩充重兵、聚敛财物、穷奢极侈；这些途径好像出自同一个办法，而聚敛又是其余三种祸害的根源。王安石想要谋划开拓边疆，于是设置条例司，实行青苗、市易等法；蔡京、王黼想要开启君主的奢侈之心，于是设置应奉司，屡次改变茶引、盐钞。传记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这是圣贤的话，也是法律中不可更改的断语。小人欺骗君主 崇宁三年，罢除转般仓。旧例中，发运司常有六百万石米、百余万缗的储蓄；等改成直达运输后，胡师文把剩余财物献上，而一年所需的储备就没有了。国家把东南的粮食运到真州、泗州的转般仓，江船不驶入汴河，汴船不驶入长江，人们认为这样便利。如今纲运直达，文书传递如同星火，船只损坏也来不及修整。起初用船运回盐，以盐抵偿费用，人们认为有利；如今盐法既已改变，连一点微薄利益也没有了，而回船损失很多，逃亡迁徙的人也多了。起初丰年时，发运司收购粮食，公家和私人都得到救济；如今公库将要耗尽，想收购也不能增加，外郡报告荒歉，粮食无从筹办，将怎样承受呢？这都是蔡京的罪过。外戚和宗室亲属 崇宁二年下诏：从今以后，不再援引韩忠彦的先例，不得以外戚、宗室亲属担任执政，把这项规定作为正式法令。不让外戚充任执政，这是祖宗的法令；但如果只是为了韩忠彦而废除这一规定，那也不过是出于私意。后来宦官也能掌知枢密院，这难道是祖宗的法令吗！《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二 宋代吕中撰写 徽宗皇帝 小人创设御笔诏令 崇宁四年，开始实行以御笔手诏拘系上书人；对被拘管、编管的人，御笔手诏命令他们还乡，御笔手诏从此开始。八月，以御笔改变军政，三司、枢密院都奉行御笔，这种做法也从此开始。大观三年，御笔说：旧制中，诏令都要由中书、门下议论，然后命学士起草；到了崇宁年间，却有宫中降下的手诏，违犯的人按违抗御笔论罪。祖宗纲纪所寄托的，大略有四个方面：大臣总领政务，给事中、舍人予以纠正，台谏进行监察，内监司监察内部，外监司监察外部。自崇宁、大观以来，奸臣创设御笔诏令，凡是出于私人意图想做的事，都以御笔推行；奸臣自己想做的事，又明白告诉天下，违犯者按违抗御笔论罪。于是违犯纲纪没有罪，违犯御笔却要受刑；台谏不能进言，给事中、舍人不能封驳，监司不能追问，纲纪就这样败坏了。从前有人劝仁宗皇帝独揽权力，仁宗说：‘处置天下的事情，正是不想让它从宫中发出。’这句话确实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小人窃取复古之名 崇宁四年，制作大晟乐。旧制中，礼乐由奉常掌管；到这时设置大司乐、典乐，礼和乐才分成两套。政和二年，把官名改为左辅、右弼、太宰、少宰，替换侍中、中书令、左右仆射的名称。旧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到这时恢复古代三公、三孤的名称。三年，颁布五礼新仪，鼎、俎、笾、豆等器物精巧，几乎可以和古代相匹敌。歌颂新燕乐，就是古代的《征招》《角招》，是君臣相互喜悦的乐曲。五年，修建明堂，其制度取法上古周室九尺的[缺字]。汉代官名、礼乐的正统，并不见于汉高祖、汉文帝时代，却见于汉成帝、汉哀帝时代；唐代明堂的制度，不见于唐太宗时代，却见于武后时期。人已经不是复古之人，政治也不是复古之治，只是窃取虚名、装饰美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