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八宋 吕中 撰

译天圣九年 明道二年 景祐四年 宝元二年 康定元年 庆历八年 皇祐五年 至和二年 嘉祐八年 即皇帝位，御临经筵 干兴元年二月即皇帝位，皇太后和他共同听政。三月，确定临朝视事和讲读的日期：单日处理政事，双日召近臣入宫侍奉讲读。十一月，仁宗第一次临御经筵，召侍读孙奭、冯元讲解《论语》，侍讲学士利瓦伊、晏殊也参与其中。起初，诏令规定在双日讲读，到这时即使是单日也召见。侍臣为皇帝讲读时，王曾认为皇帝刚刚即位，应当让他亲近老师和儒者，所以命孙奭等人入宫侍奉。皇帝在经筵时，有时向左右张望，孙奭就拱手站立而不讲；每次讲读时，他的仪态必定庄重，使皇帝肃然起敬，退身倾听。天圣二年八月，皇帝临幸国子监，拜谒文宣王，趁机询问待制冯元关于三代制度的问题。冯元全部引用经书来回答，皇帝赞叹不已。天圣四年闰月，皇帝召辅臣到崇政殿侍奉经筵。宋绶记录《孝经》《论语》《要言》以及唐太宗《帝范》、唐明皇《圣典》《君臣政理论》，进呈给皇帝。孙奭曾从《五经》中摘取切合治国之道的内容，编成五十篇，名为《经典徽言》。天圣九年闰月，皇帝在太清楼宴请孙奭。当时孙奭任翰林学士，年纪很大，视力昏花，遇到阴雨天，皇帝有时就把御座移到阁外。孙奭每次讲到前代昏君乱国的事情，总是反复劝诫讽谏，皇帝肃然听取。他曾绘制《无逸图》进献，皇帝把它悬挂在讲读阁中。景祐元年正月，设置崇政殿说书一职。起初，皇帝问孙奭谁可以代替他讲说，孙奭回答说贾昌朝可以。景祐二年正月，设置迩英、延义二阁。盛度、贾昌朝讲读经史。贾昌朝背诵讲解清楚明白，皇帝多有询问。杨安国请求把“无逸”二字书写在后屏风上，皇帝说：“朕不愿背弃圣人的话，应当把它放在左边。” 景祐四年三月，设置天章阁侍讲，由贾昌朝、杨安国兼任。皇帝又到迩英阁讲读《唐书》《春秋》，说：“左丘明的文章义理极其广博，但其中诡异之处，不如《公羊传》《谷梁传》真实。”杨安国曾讲《易经》讲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皇帝说：“人的情欲都产生于阴阳，而节制它在于人自己。”杨安国回答：“臣认为人有六种情感，即喜、怒、哀、乐、好、恶；天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所以人的产生，是天命所赋予的本性；说情，是说本性发生了转移；说欲，是说情感放纵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他又曾讲到《周礼》所说“大荒大礼则薄征缓刑”，便进言说：“年成歉收时如果持兵器夺取百姓仓廪中的粮食，就应当一概宽缓处理，恐怕这样便无法禁止奸恶。”皇帝说：“不是这样，天下人都是我的赤子，迫于饥饿而起身成为盗贼，州县既不能赈济抚恤，反而逮捕杀死他们，不也是太过分了吗？” 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奉经筵讲读。按照旧例，御史台丞没有侍奉经筵的人，皇帝因为贾昌朝长于讲说，所以特意任命他担任此职。这一年，林瑀撰写《周易天人元记》。林瑀说：“陛下即位，所对应的卦正是需卦，臣希望陛下经常外出宴饮游乐，尽情享用水陆珍馐美味，这样才符合卦体。”皇帝听后震惊于他的话，斥责了他，罢免了他的侍讲之职。庆历四年，皇帝赐给近臣一幅御书，写的是“遵祖训”。皇帝曾对辅臣说：“近来讲解《国风》，其中多是讽刺乱世之事，很适合用来作为借鉴和警戒。” 宝元二年，赵师民上书说：“帝王的治国典章与平民百姓不同。天下无事时，崇尚文治的事业就由此展开；天下有事时，经略武事的谋划也由此产生。如今朝廷内外略有事情，我们这些臣子已经两年没有进见了，难道是认为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籍，只可以在无事之日讲习，却不足以在有所作为之时辅佐政事吗？” 皇祐四年，宫中拿出欹器给讲读官观看。太宗制作了这种器物，真宗后来撰写了论说，此后世人便不再谈论它了。庆历四年，皇帝撰写《危竿论》一篇，分别赐给近臣。祖宗喜好学习，世代把它作为家法。大概从太祖临幸国子学、拜谒先圣、劝宰臣读书、告诫武臣懂得学习开始，他用来示范给后世子孙的传统源远流长。自太平兴国年间开设经筵，经筵讲读从太宗开始；自咸平年间设置侍讲学士，经筵官职从真宗开始。干兴末年，皇帝在双日临御经筵，政务也没有废弛；而每日临御经筵，则从仁宗开始。于是，崇政殿开始设置说书，天章阁开始设置侍读，中丞开始参与讲席，宰相开始参与劝讲，前任宰相开始进入经筵观看讲读，史官开始进入经筵侍立，于是经筵之上的文物、制度和法度才开始大备。然而，这只是制度而已，君子还要观察它的实际效果。自古以来，奸臣想要使君主的心术昏乱，就用性命道德的高谈阔论迷惑他，却不让他读史。到了这种做法的末流，讲《诗经》就搁置《国风》，讲《尚书》就搁置商汤、周武王的事迹；凡是稍微可以警醒君心的内容，就压下不进呈。但仁宗所讲的书，上自六经，下至诸史，即使是《国风》中讥刺的事情，也把它作为鉴戒；这样看来，怎么会有在经筵之上不讲《春秋》、不讲《礼记》，却专门进讲王氏《新经》《字说》的呢？自古以来，经筵官员如果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就不会被选入其中。这是因为人的精神气貌在讲习磨砺之间相互感发，威仪和文辞在讲学熏陶之间显现，能够产生熏染浸润的益处；这哪里是见闻浅陋、见解单一的人所能做到的呢？而仁宗所讲的那些人，都是孙奭、晏殊、贾昌朝之类的人。至于林瑀提出需卦应当宴饮游乐的说法，皇帝一定加以拒绝；这样一来，怎么会有崇宁、观文时期奸臣鼓吹“丰亨豫大”的说法，得以乘虚而入呢？然而，圣学之所以能够成就，也有它的来由。大概从真宗不设置翊善、记室而设置王友开始，就是为了在潜龙时期培养他的德性。仁宗做太子时，真宗不设置其他官属而设置王友。孙奭入宫侍奉后，皇帝有时向左右张望，孙奭就拱手站立而不讲；这能够在皇帝即位之日端正他的心术，端正心术是有人负责的。典范在前，邪佞自然退避；如果身边没有具有厚重德行的人来引导他敬畏之心的根源，那么轻慢嬉狎的念头就会萌生，恭敬谦逊的实际表现就会衰退，圣学的根本也就无法确立，又凭什么更新我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国功业呢？

译端正纲纪，抑制内降。天圣元年，钱惟演任枢密使，还未【缺字】时，冯拯说钱惟演是太后的姻亲，不可以参与政务，于是罢免了他的职务。钱惟演有意图谋宰相职位，御史鞠咏说他奸诈险恶，如果最终让他做宰相，将大大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太后派身边侍从拿奏章给钱惟演看，钱惟演仍然犹豫观望，鞠咏说：“如果让钱惟演做宰相，我一定要拿到任命宰相的白麻诏书把它撕碎。” 天圣四年，驸马柴宗庆请求担任使相。王曾说：“先朝的石保吉、魏咸信都曾经历军阵，才被授予使相之职。”皇帝没有答应。明道二年，王德用任签枢密院事。起初，王德用任副都指挥使时，太后临朝听政，有人请求通过内降任命军吏，王德用说：“任补官吏，是军政之事，怎么敢凭借这种手段干预军政呢？”没有同意。景祐元年，谢绛请求停止直接由宫中下达的诏令，所有诏令都先由中书、枢密院审议，然后再施行。康定元年十月，诏令规定，对于宫中直接下达的诏令，必须据理执奏。皇帝性情宽厚仁慈，宗室亲戚有人请求内降，有时不能传达到皇帝那里，所以才有这道诏令。皇祐二年九月，举行大享明堂。当时张尧佐觊觎执政之位，内侍请求授予节度使，御史彭思永说：“外戚掌握政权，宦官干预政事，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于是重新严格执行对内降诏令执奏的法令。庆历四年九月，杜衍任宰相，致力于裁抑侥幸。每当有宫中直接下达的恩典诏令，他大多扣留不予施行；积累到十几道诏令时，就把它们一并送到皇帝面前。皇帝对谏官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诏令吗？凡是有人向朕有所请求，朕总是以杜衍不会同意告诉他们，使事情停止；这样做的次数比杜衍封还诏令还多。” 我朝建立国家，以仁厚之意为根本，以纲纪作为辅助。太祖、太宗时期的纲纪，总归由君主的威权掌握，所以太祖、太宗在位时，没有私下干谒的门路，也没有侥幸求取的途径。自仁宗不亲自总揽权力，不崇尚威严号令，而以仁厚宽容来养育臣下，因此宫闱中的请求、燕闲时的私下亲昵，都是他无法完全避免的。然而当时有人请求内降，圣训就说杜衍不会同意；后宫有时做事超过制度，圣训就说台谏不会容许你这样做。国家形势没有比仁宗时期更宽松的，但纲纪也没有比仁宗时期更振作的，大概是因为朝廷有公议存在。关键在于君主的意旨。因此，钱惟演任枢密使，宰相冯拯认为不可以；钱惟演企图取得宰相职位，御史鞠咏认为不可以；柴宗庆请求担任使相，宰相王曾认为不可以；内侍请求节度使，御史彭思永认为不可以。不只是杜衍能够抑制内降，王德用这样的武臣也不听从干预军政的请求，由此可知当时的公议。可是，做杜衍、彭思永这样的人容易，做冯拯、鞠咏这样的人困难；处理明道以后的事情容易，处理天圣以前的事情困难。大概当君主亲自处理政事、权力归于一处时，抑制内降容易；当母后临朝听政、侥幸求取的门路容易打开时，抑制内降就困难。按语。疏远女宠，裁抑外戚。景祐元年八月，尚氏、杨氏二位美人受到宠爱，谏官王素提到王德用进献女子的事。皇帝说：“她们已经在朕身边了。”王素极力进谏，皇帝立即命宦官分别赏给她们钱，押送她们出东门，皇帝为此流下了眼泪。景祐四年，王曾被罢免。太后的姻亲前来求见，王曾多有裁抑；他任用或罢退士人，没有人知道其中原因，说：“执政者如果把恩惠归于自己，那么怨恨将归于谁呢？”范仲淹感叹并佩服他这句话。庆历八年，皇帝对二府大臣说，张贵妃有护卫皇帝出行的功劳。枢密使夏竦大力主张，请求制定用来尊崇和区别对待她的礼制。张方平说：“皇后还在，却尊崇贵妃，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当时执中任宰相，夏竦恭敬地听取了这番话。于是抑制贵妃的尊位，尊奉皇后。臣子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不止一个方面：削减任子恩荫，公卿会怨恨；淘汰冗余士兵，士卒会怨恨；核查军籍，主帅会怨恨；裁减滥赏，胥吏会怨恨；限制百姓占有田地，豪强百姓会怨恨；抑制外戚，宫闱会怨恨；杜绝内降，祈求恩泽的人会怨恨；严格荐举，处于选调中的人会怨恨；精细考核官吏，怠于职守的人会怨恨。假如果真人人都躲避怨恨、求得免祸，那么就用私人的爵位赏赐来换取声誉，借国家法令来收买恩惠，天子还能和谁一起任事呢？既然任事，就应当承担怨恨。

译尊奉太后，抑制外戚。天圣五年正月初一，皇帝向皇太后祝寿，晏殊被罢免。晏殊曾经议论张耆不可以担任枢密使，很是触犯了太后，因此被罢职，改任知应天府。晏殊到任后，大力兴办学校。范仲淹正在服母丧，晏殊邀请他来教导学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弛，学校的复兴从晏殊开始。天圣六年，刘随被罢免谏官职务。当时太后还没有归还政权，刘随请求军国常规事务专门取决于皇帝，太后因此不高兴。天圣七年十一月，范仲淹被罢职，改任河中府通判。当时皇帝常常在冬至向皇太后祝寿，范仲淹上奏说：“天子有侍奉亲人的道理，却没有作为臣子的礼仪；有面向南的君位，却没有面向北的臣下礼仪。如果在宫内奉养母亲，行家人的礼仪是可以的。如今却反而和百官同列，损害君主的体统，削弱君主的威严，不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晏殊召见范仲淹，责问他，范仲淹抗言说：“没想到今天反而因为忠诚正直而在您的门下获罪。”晏殊起初曾推荐范仲淹充任馆职。范仲淹又写信送给晏殊，申辩说明前次奏章的道理，并再次请求太后归还政权。天圣九年十一月，曹修古被解除谏官职务。当初，太后的外甥刘从德因外戚恩宠而无比显贵。刘从德死后，朝廷推恩赏赐他的禄利、姻亲和僮仆，共八十人。曹修古上言说赏赐太滥。当太后临朝听政时，权贵宠臣掌权，人人观望顾忌，而曹修古遇到事情总是立即进言，从不屈服退让，不久便去世了。他在任官期间家贫，无法安葬，宾客僚属资助丧钱五十万。曹修古最小的女儿哭着说：“怎么能用这些钱来连累我的先人呢？”最终坚决拒绝接受。皇帝思念他的忠诚，追赠右谏议大夫，赏赐二十万钱。纠正父亲造成的弊病容易，纠正母亲造成的弊病困难。正因为太后亲自执政时，晏殊、范仲淹、曹修古这些人敢于触犯她，所以直言进谏的风气虽然在庆历年间振奋兴起，实际上在天圣初年就已经开始孕育了。明道元年，宸妃李氏去世。她是仁宗的生母。起初，皇太后刘氏把仁宗当作自己的儿子，而李氏默默地处在先朝嫔妃之中，没有人敢说出这件事。到这时李氏去世，吕夷简上奏说，礼制上应当厚葬。太后惊讶地说：“宰相也要参与宫中的事情吗？”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和我儿子的母子关系？”吕夷简回答：“太后日后难道不想保全刘氏吗？”于是三司发出哀告，使有关人员穿丧服，准备官府仪仗为她安葬。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去世。四月，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右司谏范仲淹说：“太后保佑皇帝本人十多年，应当掩盖小的过失来保全大的德行。”并告诫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太后垂帘听政的事情。四月，皇帝开始亲自执政，下诏宗室亲戚不得在宫禁之中递交奏表祈求恩惠；凡是宫中批示而有关部门尚未执行的，应当审查后请示处理办法，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吕夷简进谏八件事，说：端正纲纪，堵塞邪路，禁止贿赂，辨别奸佞，断绝女宠请托，疏远近侍，停止力役，节省冗费。皇帝和吕夷简谋议，因为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都是太后所任用的人，便把他们全部罢免；任命李迪同平章事，并焚毁垂帘听政的仪制。五月，皇帝下诏采纳御史庞籍的请求。庞籍又上奏说：“陛下亲自处理万【缺字】事务，用人应当辨别邪正，防止朋党，不要让受恩于皇帝的人把感激归于权臣。提拔近臣，希望采纳公议，不要让任用出自执政大臣。”孔道辅曾对人说：“言事官大多观望，只有宰相的意见与庞君相同。”这可以说是真正替天子执掌职责的御史。天圣初年，是一个时期；明道二年以后，又是一个时期。天圣初年，政权掌握在东朝太后手中，天下还没有见识到君主的德行。明道二年四月亲政以后，抑制内降，整顿朝纲，排斥张耆、陈尧佐、夏竦等人，提拔任用范仲淹、孔道辅、龎籍等人，天下渐渐走向治理。唉！明道二年的亲政，积累发展成庆厯、嘉佑年间的盛治；元佑八年的亲政，却转变成绍圣、元符年间的纷乱，君主怎么能不谨慎对待自己的〔缺字〕呢？东朝还政这件事相同，而仁宗、哲宗亲政的结果却不同，君主怎么能不在用人问题上谨慎对待自己的〔缺字〕呢？教导宗英，册立储嗣。嘉佑元年八月，韩琦任枢宻使，请求在宫内建立书院，选拔宗室中贤能的人升入内学，让他们在听政决事的闲暇，特意赐予临幸，以观察他们的才器和见识。这一年十月，解除范镇的谏职。在此以前，知谏院认为仁宗年纪已经很大却还没有册立储嗣，又有数月不上朝，说：“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于是上疏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这是天下最大的公义；真宗把宗室之子接入宫中抚养，这是天下最大的深谋远虑。希望陛下用太祖的心意，实行真宗的旧例，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区别礼遇并让他参与政事，等有了圣明的嗣子，再把他送还本宅。”他多次上疏都没有得到答复。仁宗哭着说：“朕知道你的心意，你说得对，应当再等两三年。”奏章总共上了十九次，他待罪一百多天，胡须头发全都白了。因此最终解除他的谏职，朝廷知道不能改变他的主张。嘉佑三年，范镇任知制诰，每逢有事，从未不以储嗣为言，希望感动皇上的心，说：“陛下已经答应臣三年了，希望早日决定国家大计。”后来司马光又见皇上，说：“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危急之际扶立自己亲厚友善的人。唐朝自文宗以后，册立嗣子都出自左右近臣的意愿，甚至有把国老门生立为天子的。”皇上大为醒悟，说：“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韩琦说：“诸位如果不趁现在议定此事，日后半夜宫中拿出一纸诏书，立某人为嗣，那么天下没有人敢违抗。”韩琦等人都说：“哪敢不尽力？” 嘉佑六年十月，皇侄起复，任知宗正事，即英宗。皇上在位四十一年，皇嗣还没有册立，韩琦取《孔光传》进呈，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没有儿子，便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只是中等才具的君主，尚且能够这样，何况陛下圣明呢？”于是又与曾公亮、欧阳修极力进言。第二天再次请求，皇上说：“决定了。”当时皇侄宗实正穿着濮王的丧服，于是下诏起复。嘉佑七年八月，立宗实为太子。韩琦到中书省，召王珪起草诏书，王珪说：“这是大事，日后不能后悔。”皇上指着自己的心说：“这件事是朕自己心中决定的，不是由于大臣的言论。”于是这项议议定了。嘉佑年间决定储嗣，说“决定出自朕心，而不是由于大臣的意见”，表明这件事是皇上亲自决定的。绍兴年间建立储位，说“出于朕意，不是因为臣下建议”，表明这是经过谋划后作出的决定。绍兴十一年，皇上说：“普安郡王非常贤能，可以商议授予少保、傅的官职。”又说：“这件事出于朕意，而不是因为臣下建议。”

译宰相、执政。干兴元年，内侍雷允恭伏法，丁谓被罢免。丁谓包庇雷允恭擅自迁移陵寝，王曾设法与同列断绝关系，请求单独面见皇上，直言丁谓包藏祸心。太后大惊，丁谓不久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京城因此传话说：“想使天下安宁，应当拔掉眼中的丁；想使天下太平美好，不如召回〔缺字〕老。”七月，任王曾为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同知政事。鲁宗道曾在真宗面前说：“臣在谏官之列，就应当进谏，为什么反而因多次进谏而使皇上厌烦呢？”真宗亲笔在殿柱上题写“鲁直”二字。后来鲁宗道判流内铨，苦于铨选制度繁琐严密，及至知道吏员作弊，便多方加以革除。远离小人的法令不能不严厉，除去小人的谋划也不能不周密。因此，后来郑朋、杨兴等人的奸邪得以滋长，是陈蕃失于不周密，最终激成朋党之变。唐朝甘露、白马两次祸乱，李训、郑注也都犯了行事不周密的忌讳。丁谓的奸邪，真宗晚年已经想除去他了；寇准因喝醉酒泄露了这件事，失于不周密，反而遭到流放崖州。到这时，丁谓的势焰更加炽盛，内有宦官雷允恭、贵戚钱惟演作为依靠作奸，外有曹利用、林特等人与他结党，势力仿佛可以拔山。然而王曾一举把他除掉，这就是他的周密。所以王曾虽然用计倾覆了丁谓，当时的公论也不认为这是祸事。王曾除掉丁谓，〔缺字〕其周密；诸子勤【虚和按：此处“勤”字，是“勒”字的讹误。】停罢三次科第，降职黜退，朝廷舆论无不称快。天圣元年九月，冯拯被罢免。冯拯气度容貌严肃庄重，因病离职。任王钦若为同平章事。闰月，寇准在雷州去世，归葬途中经过公安，人人都设祭致奠，折下竹枝插在地上，挂上纸钱焚烧。一个多月后，枯竹长出了竹笋，人们于是为他立庙，称为“林竹公祠”。天圣三年，任张知白为同平章事，天圣六年二月去世。天圣七年正月，曹利用被罢免，以使相身份出任邓州知州。起初太后临朝，威势震动天下，宫中宦官和贵戚稍有能力的，便能左右祸福。内侍罗崇勋获罪，太后派曹利用召见并训诫他，曹利用摘去他的冠帽，斥责了很久，罗崇勋感到羞耻怨恨。曹利用的侄子曹纳任赵州监押，州民上诉说他违法，奏章上报后，罗崇勋请求前往审讯，随即奉命昼夜奔驰，刑讯逼供，罗织成案。曹纳被杀以后，曹利用被贬到房州，走到襄阳时，被内臣杨怀敏命令自尽。前辈说，李斯在秦朝，韩非死后，李斯也不能幸免，而且李斯遭遇的灾祸比韩非更惨。鲍高在齐国进谗陷害穰苴，穰苴死后，鲍高一党也不能幸免，而且鲍高遭遇的灾祸比穰苴更惨。曹利用和丁谓曾进谗，说寇准有不臣之议；寇准已经被贬往南方以后，二人也相继被贬黜，丁谓遭遇朱崖之行，曹利用遭遇襄阳之祸。上天的报应，比影随形还要迅速，难道不是自己招来的么？古人说过：喜欢谋划的人会败在谋划上，喜欢巧辩的人会困顿于巧辩；只有道德正直的人才可以无穷无尽地立身。这句话说得对。三月，张士逊被罢免，这是曹利用推荐的结果。曹利用、冯宠任意妄为，张士逊在两者之间模棱两可，当时人把他称为“和鼓”。这个月，任吕夷简为同平章事，夏竦、薛奎为参知政事。明道元年，任张士逊为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四月，皇上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吕夷简被罢免。郭皇后使他被罢免，具体出入经过见《尊太后门》以及相关讲义。任李迪为同平章事，王德用为签书枢密院事。这一年十月，张士逊被罢免，任吕夷简为平章事。吕夷简曾上奏，让参知政事宋绶编纂《中书总制》，景佑二年编成，共四百二十九册。吕夷简对人说：“自从我制定了这个成例，即使一个庸人掌握它，也都可以做宰相了。”这一年，谋划废黜皇后郭氏。吕夷简以前被罢相，怨恨郭皇后，于是说：“古代也有这样的事。”【虚和按：“冇之”应作“有之”，否则意义正好相反。】景佑元年八月，王曙去世，任王曾为枢密使。王曾为人周密沉静，辨析广博而有余裕；谈论国家政事，有时直到天黑还不出宫，不泄露中书省中的言语。每逢大朝会，他都穿着盛服，神色端正严肃，郎官、谒者观察他的进退举止，就像有尺寸可以衡量一样；他从未越过宫门。前辈说：霍光出入殿门，进退都有固定的规矩，郎官、仆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没有失去尺寸法度；他的资质性情端正到这种程度，所以能够辅佐年少的君主，政令由自己制定，天下人并不怀疑。他专擅诛杀乱臣、废黜昌邑王，天下也不认为他专擅；拥立昭帝、宣帝，不动声色，天下却安宁如常。王沂公任宰相，就是王曾。他每逢大朝会，穿着盛服，神色端正严肃，郎官、谒者观察他的进退举止，像有尺寸可以衡量一样，从未越过宫门，这也是霍光遗留下来的风范。难怪他主持国政七年，天下和平，万物各得其所；他的施政也没有逊色于霍光。古代有些人行走不走小路，却被天子所取用，天子取中的也是他们端方正大的性情，而不是险恶邪僻、曲枉不正的行为。像这两位先生，又有什么可对古人感到惭愧的呢？景佑二年二月，李迪被罢免。庆厯七年去世，皇上在他的墓碑上篆刻“遗直”二字。任王曾为左仆射、平章事。四月，吕夷简、王曾被罢免。吕夷简的职位在王曾之上，但任职日久，许多事情都独自决断，议论又多次不合，王曾不能忍受，于是请求罢职，并趁着面见皇上的机会，斥责吕夷简收受贿赂、收买恩宠。只因为一个范仲淹，王曾竭力推荐他，吕夷简竭力排斥他；两人不和的根源就在这里。这个月，任王随、陈尧佐为同平章事。宝元元年二月，王随、陈尧佐被罢免。当时灾异多次出现，王随等人没有提出任何建言，陈尧佐也援引汉代旧例请求免职。这个月，任张士逊、章得象为同平章事。章得象入宫谢恩，皇上说：“你忠诚清白，不依附任何人，而且从未有所请求，今天任用你。”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康定元年五月，张士逊被罢免。元昊侵犯边境，军务堆积，张士逊没有什么补益。任吕夷简为平章事。范仲淹改任陕西都转运使，适逢职位空缺，皇上替范仲淹和吕夷简解除旧日嫌隙。范仲淹谢恩说：“臣间或议论国家政事，对吕夷简有什么怨恨呢？” 庆厯三年七月，任吕夷简兼判枢密院，章得象、晏殊兼任枢密使，晏殊仍任平章事。起初，富弼建议宰相兼任枢密院职务，皇上说：“军国事务应当全部归中书省处理，枢密院不是古代的官署。”然而皇上还不想立即废除枢密院，只命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议决枢密院事务。等到张方平请求废除枢密院，皇上才重新采用富弼的建议，于是下达了这项任命。

译西部战事正兴起，于是因富弼的建议而让张士逊参与议决枢密院事务；北方形势正强盛，于是因张方平的建议而让吕夷简兼判枢密院；边境事务十分危急，就让宰相大臣谋划兵政，谁说我朝兵政、民政互不相通呢？范镇任知谏院时说：“中书省主管百姓，枢密院主管军队，三司主管财赋，各自互不相知。因此财赋已经匮乏，枢密院却还不停地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却还不停地征取财赋。中书省看见百姓困苦，却不知道让枢密院减少军队、让三司宽减财赋，这本来不属于中书省的职权。希望让中书省、枢密院共同通晓军队、百姓、财利的大计，衡量收入和支出来节制国家用度，那么百姓大概就可以稍微宽舒一些了。” 庆厯三年三月，吕夷简被罢免。在此以前，陕西转运使孙沔说：“太祖、太宗以来拥有天下将近八十年，从未因进言而废弃一个人。景佑以前，纲纪从未废弛，还有感奋进言的人。看看今天的政事，实在令人痛哭，却没有一个人为陛下进言，这是因为宰相多有嫉忌，不肯为正直之人创造条件。吕夷简在中书省二十年，三次担任辅相，言语被听从，计策被施行；有宋以来得到君主信任的，只有他一人罢了。如今却把柔弱而容易控制的人当作心腹，把奸邪而容易驱使的人当作羽翼，这正是禹并非只出生于汉代，而林甫又出现在今天。”奏书上达，皇上没有治他的罪。吕夷简说：“像药石一样的直言，遗憾听到得太晚了。”人们佩服他的度量。到这时，他因长期患病请求离职。吕夷简的罪过，没有比因私怨而参与瑶华之议更大的。孔道辅、范仲淹说郭皇后不应当废黜，吕夷简却认为应当废黜，因此郭皇后最终出家入道，被封为冲妙禅师，道号瑶华。吕夷简又因边境事务嫉忌富弼的才能。富弼两次出使契丹，吕夷简想加害他，详情见《契丹门》。吕夷简的功劳，也没有比解除范仲淹旧日怨恨、容纳孙沔直言更大的。君子评论一个人，功劳不掩盖罪过，罪过也不掩盖功劳，这样才可以。景佑二年四月，任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杜衍为枢密使。八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庆厯四年九月，晏殊被罢免，任杜衍为平章事兼枢密使。庆厯五年三月，杜衍被罢免，任宰相才一百二十天。任贾昌朝为平章事兼枢密使，王贻永为枢密使。四月，章得象被罢免。章得象在中书省八年，害怕远离声名和权势，宗族党羽、亲戚一概压制而不予通达，但也没有什么建树。任陈执中为平章事。十月，下诏宰相不再兼任枢密院职务。这是听从贾昌朝、陈执中的请求。庆厯七年正月，贾昌朝被罢免，任夏竦为枢密使。谏官说：大臣和睦，政事才能兴办；夏竦和陈执中向来议论不合，不可以让他们共同任事。庆厯八年闰月，任文彦博为平章事。五月，夏竦被罢免，任宋庠为枢密使。皇佑元年八月，陈执中被罢免。黄河决口，百姓流离，灾异多次出现，进言的人屡次攻击他。任宋庠为同平章事。宋庠任宰相时儒雅端正，遇到事情就立即分辨可不可行；等到再次被任用，便随波浮沉、自求安稳，说：“我最终不会像那些人一样，虚假地倚仗明察，残害别人而夸耀才能。” 皇佑三年三月，宋庠被罢免。十月，文彦博被罢免，任龎籍为平章事。皇佑四年五月，任狄青为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王举说：“狄青出身军队而担任执政，这是本朝从未有过的事情，恐怕四方会轻视朝廷。” 皇佑五年二月，再任狄青为枢密副使，兼任宣徽南院使。五月，任狄青为枢密使。皇上想任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龎籍说：“从前曹彬平定江南，太祖也只赏赐二十万钱。狄青虽然有功，却不如曹彬的功劳大；如果现在赏给他这个官职，那么富贵就到极点了，日后再立功，又用什么官职来赏赐他呢？”所以才有这项任命。闰月，任陈执中、梁适为平章事。陈执中居宰相之位，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但每件事都依据公论，尤其爱惜名器，以阻止侥幸求进。中书省曾有一个很好的空缺，他的朋友和女婿想求取，陈执中制止他说：“这不是嫁妆中的物品，怎么可以谋求？”当时舆论很赞美他。然而他不按照科第进用人才，所以专门压制儒生。至和元年三月，王贻永被罢免，任王德用为枢密使。契丹使者对译者说：“黑王相公竟然又起用了么？”当初孔道辅去世，有人对王德用说：“孔道辅曾经害过您，如今他死了。”王德用说：“御史中丞只是履行职务进言，哪里是害我呢？朝廷没有一个忠臣，真是可惜。” 七月，梁适被罢免。八月，任刘沆为同平章事。至和二年正月，晏殊去世，谥号元宪。晏殊虽然很早显贵，但生活奉养清俭，善于识别人才；范仲淹、孔道辅都出自他的门下，富弼、杨察则是他的女婿。六月，陈执中被罢免，任文彦博、富弼为同平章事。这天宣布任命，士大夫互相庆贺，认为朝廷得到了合适的人才。皇上对文彦博说：“朕任用了两位宰相，人情竟然这样高兴，难道不是比占卜梦兆更好吗？”龎籍说：“陛下既然知道两位大臣贤能而任用他们，就应当坚定地信任他们，长久地任用他们，然后才能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话而进用他们，又因为另一个人的话而怀疑他们，臣担心太平的功业不容易很快实现。”皇上说：“你的话对。” 皇上曾问王素：“大臣中谁可以任命来处理宰相事务？”王素说：“陛下任命宰相，臣哪里敢说？”皇上说：“姑且说说。”王素说：“只有宦官、宫妾中那些不知道姓名的人，才可以列入人选。”皇上怅然不乐，说：“这样看来，就是富弼了。”王素拜了两拜，说：“陛下得到人才了！” 宦官、宫妾是便于小人而不便于君子的人。后世君主任免大臣，不向外朝询问，却向内朝询问，就是过错。因此，石显是贡禹、匡衡所依靠的人；梁冀是胡广、赵戒所托付的人；高力士是杨国忠所依靠的人。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小人没有不与宦官、宫妾、外戚结成一体的。这样的议论是正确的。我朝之所以没有内朝干预政事的祸患，是因为外朝的任免在内廷无法预先知道，而内廷的请托在外朝却可以被知道。小人大多依靠宦官、宫妾的势力。嘉佑元年八月，狄青被罢免，出任陈州知州。任韩琦为枢密使。十二月，刘沆被罢免。嘉佑三年六月，文彦博被罢免，以使相身份出任河南府知府。嘉佑六年三月，富弼被罢免，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

译四月，任命包拯为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八月，任命曾公亮为同平章事，张升为枢密使，胡宿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当时韩琦任首相，法令典章方面的事询问曾公亮，文学方面的事询问欧阳修，百官奉行法令，遵循礼制，称得上治理有方。吕文穆认为权力归于同列，而只是喜欢任用人才，自称这才是真正的宰相所做的事。韩忠献遇到一般事务都询问集贤院，而大事则自行决定，人人都说他很有宰相的体统。大臣不亲自过问具体事务，而只负责任用人才。文穆就是吕正。《宋大事记讲义》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九 宋代吕中撰写 仁宗皇帝 台谏 天圣元年四月，命令近臣举荐官员担任台谏。天圣元年，起初，钱惟演想要入朝任宰相，御史鞠咏说：“如果让钱惟演做宰相，我就应当拿取任命宰相的白麻诏书，在朝廷上当面毁掉它。”钱惟演听说后，立即离开了。五年九月，任命程琳为御史中丞。宰相张知白最器重程琳，任命诏书将要下达时，高兴地说：“这下不会辱没我的文笔了。” 明道元年七月，设置谏院。先朝虽然任命了谏官，却从未设置谏院，到这时才听从谏官陈执中的请求。明道二年十二月，严格规定选任台官的法令。此前，宰相李迪任命张沔、韩琦为台官，言事者说，台官必须由中书任命，这是祖宗的法令。皇上说：“祖宗的法令不可破坏。宰相如果自行任用台官，那么宰相的过失就没有人敢说了。” 同月，废黜皇后郭氏。孔道辅率领谏官、御史孙祖德、范仲淹等十人伏在宫门前上奏，守门人关上门扇，孔道辅敲击门环大声说：“皇后没有过错，不可以废黜。”吕夷简把皇后应当废黜的情况告诉了美人尚氏，其中有冒犯皇后的话，皇后便打了尚氏的脸，皇上去救尚氏，皇后误打了皇上的脖子。皇上非常愤怒，并且说：“废黜皇后，本来就是汉、唐的旧例。”孔道辅说：“臣下应当引导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怎么能拿汉、唐的失德作为法则呢？”吕夷简上奏说，伏在宫门前请求面见皇帝，并不是太平盛世的美事。于是诏令将孔道辅调出任泰州知州，范仲淹任睦州知州，孙祖德等人罚金。杨偕说：“希望把他们全都贬谪。”当时河阳签判富弼说，朝廷这样一举便有两项失误。后来有近臣献上百首诗，执政大臣请求授予他龙图直学士，皇上说：“这些诗虽然很多，却不如孔道辅的一句话。”于是任命孔道辅，因而知道前一天对他的斥责果然不是皇上的本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篇〕 景祐元年二月，设置御史里行，任命张宗诣、孙沔担任此职。御史里行这一官职从此开始。御史台征召石介担任主簿。石介批评赦书不应当追求五代以及各伪国的后代，因此违背了皇上的意旨。欧阳修责备御史中丞杜衍说：“石介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卑微士人，用不用他、用得是否恰当，并不足以妨害政事，可惜的是御史中丞你的举动。” 景祐三年五月，罢免范仲淹，禁止越级议论政事。集贤校理余靖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已经三次驱逐进言的人，恐怕这不是太平之世的政治。”馆阁校勘尹洙说：“范仲淹曾经推荐过我，我不能苟且求免。”两人都被贬谪。欧阳修于是写信，责备高若讷说：“范仲淹刚正，通晓古今，在官员中没有这样的人。如今他因为无罪而被驱逐，你身为谏官，不能为他辨明，却还要用这副面孔去见士大夫，难道已经不知道世间还有羞耻之事吗？”高若讷恼怒，把这封信上奏，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不肖”指高若讷。庆历三年三月，增加谏官员额，命王素、欧阳修主管谏院，任命余靖为正言。蔡襄作诗祝贺王素等人，言辞多有激励劝勉之意。王素把诗上奏，于是被任命为主管谏院，当时称他们为“四谏”。这一年八月，下诏命谏官每天到内朝办公，这是听从知制诰田况的请求。田况说：“我先前在谏院时，每次听到一件事情，都要从各处搜集询问，等到列举上奏时，有时已经错过时机了。” 十一月，恢复设置监察御史里行。景祐初年设置此职，不久又空缺而没有任命，到这时重新任命，任命李京、包拯担任。包拯此前任端州知州，任期届满时没有带一方砚台回去。四年八月，下诏不得以辅臣所推荐的人充任台谏。十月，蔡襄被罢免。五年正月，孙甫被罢免，他曾议论陈执中不应任执政，于是两人都请求调离京城任职。五年正月，恢复设置负责言事的御史，任命梅挚、李京担任。唐代制度中，御史不专门负责言事，所以天禧初年才开始设置六名言事官，后来又没有任命，到这时重新任命。八年，翰林曾公亮推荐赵抃可以担任台谏，召他任殿中侍御史。他弹劾官员不避权贵，号称“铁面御史”。皇祐三年十月，唐介被贬。张尧佐的侄女受到宠幸，一天之内让张尧佐兼任四个使职，即宣徽使、节度使、景灵使、群牧使。唐介以杨国忠的事作为警戒，上奏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唐介又和谏官包拯等人反复论奏，最终削夺了张尧佐的宣徽使、景灵使两项使职。唐介又弹劾平章事文彦博，说他因进献奇异的金器锦缎而通过宦官进入宫禁，得以担任执政。皇上发怒，贬谪唐介，文彦博也被罢免。唐介弹劾大臣时，又认为吴奎、包拯是宰臣的党羽。皇帝想把吴奎调出任密州知州，文彦博请求留下吴奎供职言事，皇上说：“唐介说吴奎、包拯都暗中结交文彦博，如今看这份奏章，并不是诬陷。”吴奎被罢免。四年三月，包拯被罢免。五年八月，任命唐介为御史中丞。唐介被贬还不到两年便重新召回，议论此事的人说，优待宽容言事之臣，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十月，解除唐介的言事职务，改任直集贤院，是想保全安置他。十二月，任命吴中复为监察御史中丞，这是孙抃推荐的。孙抃从未见过吴中复本人，说：“古人以做自我推荐的御史为耻，如今难道能因为认识这位台郎的面孔就推荐他吗？” 至和元年七月，解除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的台官职务。当时他们都任御史。起初，梁适掌握政权时，有宦官在背后出力。马遵等人极力陈述他的过错，左右近臣有人说，御史群起攻击宰相，从今以后谁还敢担任宰相呢？梁适被罢免后，左右近臣想把马遵等人一并赶走，于是三人都因这件事获罪而被贬。知制诰蔡襄认为三人无罪，封还诏书的词头，不起草制书，改交给其他舍人，也没有人敢承当。于是采用已经拟好的奏状降下诏令。二年六月，张昪任御史中丞，上书谈论时政。张昪忠诚正直，可以担当监察纠察之职；富弼刚开始入朝任宰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当时号称“三得人”。八月，设置台谏章奏簿，这是听从范镇的建议。借此了解言事者的得失，并据此评定优劣。嘉祐元年十月，解除范镇的言事职务。他因为进言储君尚未册立，前后上奏共十九次，等待治罪一百多天，胡须头发都变白了。详情见“定储嗣”门。十二月，御史中丞张昪弹劾刘沆，共上奏十七份奏章。因为张昪指陈时事，毫不回避，刘沆被罢免。三年六月，任命包拯为御史中丞。包拯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没有确立，还有什么祸患比这更大呢？臣已经年满七十，而且没有儿子，所以请求册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着想罢了。” 六年五月，仍任命司马光主管谏院，皇上慎重地学习他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