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宋 吕中 撰

译处置藩镇，收取兵权 建隆元年七月，任命昝居润暂代镇州知州。这是第一次用知州取代方镇。建隆二年，听从赵普的请求，重新设置县尉。这是革除上代节度使任用亲随为镇将、使镇将与县令平等抗礼的弊病。建隆二年四月，开始设置通判，命文臣担任知州。这是分割节度使的权力。又命朝廷大臣担任知县。当时符彦卿长期镇守大名，专横放纵，违法不法，所属各县颇不得治理，所以特意派遣强干之人前去隶属并约束他。这是革除藩镇骄横放纵的弊病。干德三年，又设置转运使。八月，把各道骁勇的士兵登记造册，补充到禁卫军中。这是收取方镇兵权的办法。方镇相当于周代的封建诸侯，知州相当于秦代的郡县。如今不因方镇而实行封建，反而建立郡县制度，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古人先建立治理天下的固定制度，然后才能享有长久的利益；后世虽有封建的虚名，反而遭受方镇带来的实际祸害。按照周代制度考察，赋税输送给太宰，诸侯就不能拥有私财；士人贡入京师，诸侯就不能拥有私人；没有牙璋就不能起兵，没有[缺字]就不能擅自出征；名山大泽不拿来分封，其余闲田则派官吏治理。这样，收回土地和授予土地的权柄始终在君主手中；有功便增加封地、晋升爵位，无功便削减封地、惩罚爵位。一给予一剥夺，权柄也都在君主手中，哪里像唐代人那样不敢过问，完全实行姑息政策呢？到了五代，这种弊病达到了极点。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是因为方镇专有土地；战争之所以交相争斗，是因为方镇专有军队；百姓之所以苦于赋税繁多、劳役沉重，是因为方镇专有财利；百姓之所以苦于刑罚苛酷、法令严峻，是因为方镇专有杀伐之权；朝廷命令不能通行天下，是因为方镇世袭相继。太祖与赵普深思远虑，反复审察，知道天下弊病的根源就在这里，于是让文臣担任知州，让朝官担任知县，让京朝官监督财赋，又设置转运使、通判、县尉，都是为了逐步收回方镇的权力。朝廷用一纸诏令下达到郡县，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声斥令便能变化，没有阻滞和困难，于是天下的权势归于统一。论述我太祖部署、处置藩镇的制度规模的高明之处 建隆二年闰月，解除慕容延钊、韩令坤的兵权；七月，解除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太祖召赵普询问说：“我想让天下军队停息，以此作为国家长久的计策，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赵普于是说：“藩镇的权力太重，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不如削夺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缴他们的精锐部队，那么天下自然安定。”赵普又说：“石守信、王审琦没有统御军队的才能，应该授予他们其他职务。”太祖于是召石守信等人饮酒。酒兴正浓时，太祖从容地说：“做天子也很艰难，远不如做节度使快乐。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出任大藩的长官，选择合适的地方买些良田住宅，为子孙作打算？我还可以同你们约定结为婚姻亲家。这样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第二天都称病，请求解除兵职。开宝二年十月，凤翔王彦超等人被罢免节镇之职，也是采用赵普的谋略。太祖在后苑宴请藩臣，酒兴正浓时，从容地对他们下诏说：“你们都是国家的老臣，长期任职于重要藩镇，国事劳碌不堪，这不是我优待贤能的本意。”王彦超等五人领会了太祖的意思，请求告老，辞去节镇之职。禁卫军骄横，方镇权力又重。五代以后，有人凭借智谋和武力夺取兵权，却仍嫌不足；太祖却通过酒宴谈笑收回兵权，而且做得有余。人们只看到他收回兵权容易，却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收回，自有根本原因。封建制度并不能使周朝衰弱，是周朝自己衰弱了；藩镇并不能使唐朝灭亡，是唐朝自己灭亡了。假如周平王能够报父亲的仇，那么各诸侯国必定都会出兵勤王，天下就一定不会有春秋时期了。假如周威烈王能够惩治韩、魏两国的罪行，那么齐、楚等国就会拱手听命，天下就一定不会有战国时期了。假如唐朝不是有艳丽的妇人在内廷扰乱，渔阳的鼙鼓就一定不会在一开始酿成方镇之祸；假如不是宦官在朝廷内部根基深固，朱温的锋刃就一定不会在最后造成方镇之祸。太祖之所以能够收回方镇的权力，正是孟子所说的“施政不能得罪卿大夫世家”，也是裴度所说的“处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否则，无缘无故地实行削夺兵权的策略，难道不会引发七国之乱那样的变故吗？太祖能够使藩镇心服。平定泽潞，平定淮南。建隆元年四月，李筠占据泽州，太祖命石守信等人讨伐他；九月，李重进占据淮南，太祖又命石守信等人讨伐他。李筠、李重进都自焚而死。太祖进入京城时，韩通率领部众抵抗；太祖即位时，李筠哭着面对周祖的画像起兵；李重进作为周祖的外甥也起兵。三人如果处在周朝，都是顽抗的臣民；如果处在商朝，却又是忠臣。然而三人都不知道天命归属何方，正如《易经》所说：“后到的人凶险。” 太祖平定泽潞以后，就着手经营淮南；平定淮南以后，又让诸将到迎銮练习水战船舰，以图谋江南。建隆元年十一月。先夺取泽潞，是为了打通两淮的咽喉；其次夺取淮南，是为了打通两淮的门户。从此平定吴、蜀，从此攻取荆、广，完成天下统一的大致规划，也可以看出来了。平定荆南，平定湖南。干德元年正月，慕容延钊讨伐张文表，军队从江陵出发，高继冲投降，荆南平定。二月，慕容延钊抵达湖南，俘获周保权，湖南平定。善于夺取天下的人，总是先取容易的，后取困难的；先取近处的，后取远处的；先攻有瑕疵的，后攻坚固的。所以秦国想攻打诸侯时，范雎认为应先攻韩、魏，后攻齐、楚；唐太宗想平定藩镇时，张和靖认为应先平定淮安，后平定魏博；周世宗想平定天下时，王朴认为应先取江南，后取河东。太祖的规划，是先取泽潞、淮南，其次取湖南、荆襄，最后才涉及江南、广、蜀之地；各国平定以后，再进攻河东，大概是掌握了进攻和夺取的先后时机。

译平定蜀地。干德二年十一月，太祖命王全斌等人讨伐蜀国，命王全斌率兵三万从凤州道进军，刘光义率兵二万从归州道进军，曹彬等人担任副将。诏令诸将不得侵扰百姓，违犯者按军法处置。当时京师下着大雪，太祖想到西征的将帅要冒雪迎着雪粒赶路，便解下自己的皮衣，派宦官乘驿马疾驰，带去赐给王全斌，并向诸将传谕，但不能遍及所有人。第二年，宋军攻克剑门，孟昶投降。起初诸将临行辞别时，太祖说：“攻破的郡县，应当把府库财物全部拿出来赏赐战士，国家所取得的只是土地疆域罢了。”李昊劝孟昶投降，孟昶命他起草降表。前蜀灭亡时，降表也是李昊起草的。蜀人夜里在李昊家门上写道：“世代撰写降表，李家侍奉蜀主。” 凭借剑阁的险要，太祖攻取蜀地时所用军队不过五万，从京师出发到孟昶投降，不过六十天，何其容易啊！考察太祖派遣将领时，先替蜀主修建宅第，等待他到来；又命令攻破的州县把府库全部拿出来赏赐战士，并说国家所取得的只是土地疆域罢了。由此可知，太祖统一天下的志向本来就很明确。太祖诏令有关部门为孟昶修治住宅一所，共五百余间，于是把它赐给了孟昶。起初宋军攻下西蜀时，诸将经过的地方都想屠杀，只有曹彬禁止这样做。太祖听说后很高兴，说：“我任用对人了。”于是下诏赏赐并褒奖曹彬。王仁赡从蜀地回来后，逐一斥责诸将，唯独说：“清廉、畏法、谨慎而没有辜负陛下的，只有曹彬一人。”太祖曾询问曹彬官吏是否能干，曹彬只推荐沈义伦可以任用。起初沈义伦任随军转运使，等到进入成都后，唯独住在僧舍，吃蔬菜饭；东归时，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只有几卷图书。太祖听说他清廉守节超过常人，因此提拔任用他。有人说，创业之初，贪婪的人可以使用，愚笨的人可以使用，奸诈的人也可以使用，只要能够办成我的事情就行。这是不懂《易经》“师卦”上六爻所说的“开国承家，不可任用小人”的道理。汉高祖虽然借助韩信、彭越等人的力量取得天下，最终却遭受了韩信、彭越等人的祸患。太祖平定蜀地，奖赏曹彬而责罚王全斌，任用沈义伦而责罚王仁赡。有人告发王全斌、王仁赡在蜀地强行夺取子女，隐匿侵吞财物，太祖便责备他们。这是因为曹彬用兵时秋毫无犯，沈义伦东归时只有几卷图书；王全斌、王仁赡虽然有功，也不足以抵偿他们贪婪残酷的罪过。爱护百姓的仁心和驾驭将领的办法，太祖两方面都做到了。征讨太原。开宝二年二月，太祖命曹彬等人讨伐北汉；三月，太祖亲自出征，包围太原。起初，太祖在雪夜到赵普府第，曾说：“一张床榻以外，都是别人的家。”又说：“我想收取太原。”赵普说：“太原处在西北两边的要冲，如果一举攻下，那么边患就要由我们独自承担。为什么不暂且留下它，等待各国平定以后再取呢？那一小块黑色的土地还能逃到哪里去呢？”闰月，大军驻扎在甘草地，因暑雨而多有人患腹疾，太祖下诏班师。太祖未能收取河东，就像太宗未能攻取燕蓟；太祖没有把全部锐气用在偏远地区，也像太宗没有把全部力量耗尽在北伐上一样。时机未到时，圣人不能抢在时机之前强行作为；时机已经到来时，圣人也不能落后于时机而不去作为。因此，平定河东必定是在太平兴国四年。参见《太宗平太原讲义》。太宗的规划宏大而长远，推迟几年，最终也一定会攻取幽蓟。平定南汉。开宝三年九月，太祖命潘美讨伐南汉。太祖听说刘鋹奢侈残暴，说：“我应当拯救这一方的百姓。”第二年春二月，刘鋹投降，南汉平定。太祖曾赐刘鋹酒，刘鋹不敢饮用。太祖笑着说：“我把一片赤诚之心放在人的腹中，哪里会有这种事？”说完取过那杯酒自己喝了。以汴梁的地理位置来看，江南比岭南近，为什么反而先取远处的南汉，后取近处的江南呢？这是因为听说刘鋹奢侈暴虐，太祖便说“我应当拯救这一方的百姓”，所以先取南汉，是为了使百姓得到休养。江南又有什么罪呢？只是卧榻旁边，难道容得别人在那里打鼾吗？所以后来收取江南，是为了统一天下。平定江南。开宝七年九月，太祖命曹彬讨伐江南。太祖对曹彬说：“南方的事情全部交给你办理，千万不要侵扰、抢掠百姓。”又把装在匣中的宝剑交给曹彬，说：“副将以下有不听命的，斩杀他。”自从王全斌平定蜀地后杀人很多，太祖一直为此痛恨；曹彬性情仁厚，所以专门任用他。开宝八年十一月，曹彬攻克江南。徐铉说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如同儿子侍奉父亲。太祖说：“你认为父亲和儿子是两家人吗？”徐铉又说江南没有罪，言辞语气更加激烈。太祖大怒，按着剑说：“江南又有什么罪？只是天下应当是一家，卧榻旁边难道容得别人在那里打鼾吗？”太祖于是告诫曹彬不要伤害城中百姓；即使李煜全家仍然困守抵抗，也千万不要加以伤害。曹彬忽然假装生病，诸将来问病情，曹彬说：“诸位共同发誓，破城之日不妄杀一人，那么我的病就会痊愈。”回去时，他的船中只有图书、衣物和食物而已。自古以来平定叛乱的君主，对待投降的君主无异于仇敌；可是我太祖对待他们却极尽恩惠礼遇。对刘鋹，他让其饮下酒以消除疑虑；对李煜一家，则告诫不要多加伤害。因此，那些僭越伪立的君主全都得以保全，老死在家中。自古以来攻取天下的君主，把百姓看得几乎如同草芥；可是我太祖对百姓却曲加存恤安抚。江南兴兵时没有杀一个人，平定蜀地时杀人很多，太祖常常以此为恨。因此，新近归附的民众仰望太祖，就像婴儿仰望父母一样。三代以来，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仁心和仁德声誉。任命将帅。建隆二年十二月，任命姚内斌为庆州刺史。当时僭伪诸国尚未平定，西北两边也还没有归顺。在此以前，后周已经任命李汉超镇守关南、冯继业镇守灵武、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洛州；太祖接受禅让后，都沿用他们原来的任职，又增选忠诚勇敢的将帅，于是得到潞州的李继勋、易州的贺惟忠、庆州的姚内斌；延州有赵赞，原州有王彦升，隰州有李谦溥，瀛州有马仁瑀，通远军有董遵诲。对他们留在京师的家属，太祖都优厚抚恤；郡中的专卖利益全都交给他们，任其往来贸易，免除他们经过各地时的征税，并准许他们招募勇猛之士作为爪牙。军中的事务，允许他们根据情况自行处置。因此边臣都富有财物，能够招募死士、布置间谍。太祖曾说：“我虽然减少后宫人数，极力节俭，但为了准备边防费用，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从此西北没有忧患，太祖得以全力经营东南，攻取荆湖、川广、湘楚等地。得到勇猛之士镇守四方，是推诚待人的效果。何继筠居守北方边境二十年，贺惟忠通晓兵法十多年，都没有听说有敌寇侵犯边境。姚内斌在庆州任职十多年，郭进在西山任职二十年，治军严明。太祖派遣戍卒时，总要告诫他们说：“你们谨慎奉行法令，即使我赦免你们，郭进也会杀了你们。” 有人说，平定江南是曹彬的功劳，平定湖湘是慕容延钊的功劳，平定西蜀是王全斌的功劳。我认为，郭进、贺惟忠等人也出有力量。假如镇守西北的人没有合适人选，那么东南即使可以进取，难道能没有后顾之忧吗？古人实行封建制度，是因为这样可以没有边塞警报。太祖既然削弱了方镇的权力，却对边将长期任用、专门委以重任；他们虽然没有方镇的名义，却享有方镇的利益。因此西北两边不敢侵犯边境。西北边境长期任用将帅的功劳，在太宗以后，出现了规模最大的战争，却遭受外国无休止的侮辱，也是因为对外将领的权力已经减轻，而边将又频繁更换的缘故。

译对待大臣。开宝元年，雷德骧被贬官。起初雷德骧任大理寺判官，他的属官和堂吏勾结宰相，擅自增减刑名。雷德骧愤怒不平，当面向太祖陈说此事，并且说赵普强行购买百姓住宅，聚敛财货。太祖发怒说：“鼎和铛尚且有耳朵，难道你没有听说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吗？” 雷德骧以大理寺判官的身份，敢于指出大臣的过失，这不仅可以培养日后敢于进言的风气，也可以避免大臣专擅的祸患。汉高祖听说萧何大量购买田宅的污点后，便有给开国元勋戴刑具、拘系起来的羞辱；这就是汉代发生诛杀大臣祸患的原因。我太祖听说赵普强行购买百姓住宅，却只说“鼎铛尚且有耳”来责备他；这就是本朝能够按照礼制进退大臣的原因。宰相。建隆元年正月，任命赵普为右谏议、枢密直学士。起初太祖统领宋州时，赵普任书记来辅佐太祖建立功业，因此升迁。建隆元年二月，加授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官职。赵普原任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知枢密院事，加授侍中；王溥原任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加授司空；魏仁浦原任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授右仆射。自唐朝以来，三大馆职历来都由宰相兼任，首位是昭文馆，其次是监修国史，再次是集贤殿；本朝都沿袭这一制度。吴廷祚同为二品官。后周的三位宰相，太祖对待他们没有差别。这正符合《诗经》所说殷朝士人敏捷能干、在京城举行裸礼时担任助祭的意思。然而太祖进入京城时，王溥先向他下拜，范质不得已才跟随下拜。因此，《名臣言行录》记载范质而贬抑王溥。我太祖仍然认为范质是前朝宰相，遵守规矩，重视名分和器物，坚守节操，没有谁超过范质，只是欠缺为周世宗一死罢了。士大夫的进退，怎么可以轻视呢？干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被罢免，以赵普兼任平章事。四月，设置知政事一职，任命薛居正、吕余庆担任；不发布制书，不参加朝班，不升入政事堂，这是因为还不想让他们与赵普地位相同。开宝七年八月，诏令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升入政事堂，与宰相共同议决政事。后来又诏令他们与赵普轮流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割赵普的权力。天下的重大责任，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承担的，所以必须选择宰相来托付；但也不是一个宰相能够独自办完的，所以还要选择一两个人来辅助。因此有伊尹，就必定有仲虺；有周公，也必定有召公。后世既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才能，却想专门任用一个宰相，所以宰相的权力越来越重，而政事反而越来越坏。建国初年三位宰相同时任职，还没有正式设置知政事官；赵普独任宰相后，又重新设置知政事来辅助他。后来又让他们共同知印、押班，不仅可以分割宰相的权力，也一定要让他们共同参与政务。然而自从宰相权力加重以后，担任知政事的人不过是在文书末尾签名罢了。只有鲁宗道敢于同王钦若争论可否，唐介敢于同王安石辨明是非，才没有辜负太祖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鲁宗道、唐介确实尽到了参政的职责。开宝七年八月，赵普被罢免；九月，吕余庆被罢免，任命薛居正、沈义伦共同担任平章事，赵普独任宰相。沈义伦刚毅果断，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曾想任命某人为官，太祖没有同意；第二天他又上奏此事，太祖发怒，把奏章撕碎。赵普慢慢拾起碎片，拼接好后再次进呈，太祖醒悟过来，才同意了他的奏请；那个人后来果然以称职而闻名。又有一个人立了功，应当升迁，太祖说：“朕不让他升官，怎么办？”赵普说：“刑罚和赏赐是天下的刑罚和赏赐，陛下怎么能凭个人的喜怒专擅决定呢？”太祖起身，赵普跟随他。太祖进入宫中，赵普站在门口不离开，太祖最终听从了他。太祖曾在阁中设置一个大瓦壶，凡是奏疏中有他不满意的意见，就投入壶中焚烧；他后来受到的许多责怪，都是由此造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赵中令任宰相时，辅佐太祖的功劳在于收回藩镇权力、推迟攻伐幽蓟；他第二次任宰相辅佐太宗时，功劳在于进呈论彗星的奏疏和劝谏北伐的奏书，而《金匮》一书尤其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大计。然而自唐朝以来，宰相入朝觐见，皇帝必命其就座；重大政事就当面商议，其余诏令、任免、赏罚、废置等事，只需进入中书省奏请皇帝批准，诏令下达后就实行。建国初年，三位宰相都是前朝旧臣，多少还顾忌体面，遇到每件事都写成札子进呈；到了赵普独任宰相时，因为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处理政事专断决策，这才引起雷德骧父子的诽谤。从此以后，薛居正、沈义伦不过是端庄持重、洁身自守的宰相罢了。开宝二年九月，任命曹彬为枢密使，兼任忠武节度使，以奖赏他平定江南的功劳。起初太祖答应授予曹彬使相的身份；等江南平定后曹彬回来，太祖对他说：“如今四方还有没有归服的地方，你一旦成为使相，品位就达到极点了，今后还肯再奋力作战吗？”于是秘密赐给曹彬钱五十万。有人说，汉高祖善于任用将领，是因为不吝惜爵位和赏赐。然而天下尚未平定时，韩信、彭越等人已经封王；一旦他们不肯到固陵会合，就不得不割裂数千里土地来分封他们。这说明高帝已经有诛杀诸将的心思。建国初年，平定江南的功劳极大，但太祖宁可赐给曹彬几十万钱，却吝惜授予使相之位，这是因为如果品位已经达到极点，日后再有功劳将如何处置呢？因此，太祖一朝始终没有叛将。仁宗不以使相的身份奖赏狄青，也是这个意思。林德颂说：“曹彬平定江南，太祖吝惜使相之位而没有授予他，并不是失信，而是担心他的品位达到极点，以后就无法再任用他。狄青平定岭南，太祖想授予他枢密使之职却中途停止，并不是嫉妒他的功劳，而是担心他的名位达到极点，日后没有什么可以再赏赐他的了。” 中丞长期任职。开宝四年秋七月，刘温叟去世。刘温叟担任中丞十二年，太祖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始终不许他解除职务。等他去世后，太祖说：“一定要像温叟这样纯厚的人才可以。” 一个中丞任职十二年，临近去世时，太祖还说：“一定要像温叟这样纯厚的人才可以。”建国初年不轻易任用人就是这样。大概开始时选择得精确，最后任用得长久；选择精确，小人就不能混入选任之中；任用长久，君子就能够充分履行职务。赵中令任宰相共二十年，郭进镇守西山共二十年，李汉超镇守关南共十七年。作坊是极其卑贱的职务，曹丕却任职十多年；这些都是长期任用而取得成功的例子。御史体恤刑狱。开宝六年五月，任命冯柄掌管御史台。太祖留意审理和判决，专门致力于慎重用刑、体恤罪犯，对御史台、大理寺的官员尤其认真选择。他曾召见冯柄，对他说：“朕每次读《汉书》，看到张释之、于定国审理案件，使天下没有冤民；这就是朕对你的希望。”京城东、西两院负责审查讯问案件，过去选用牙校担任。太祖怜悯各种案件中的罪犯，到这时改用士人，并让新科及第的人担任司寇军。任用人而不任用法律来处理其他事情，尚且可以；用这种办法处理刑狱案件，却不可以。这就是刑统不可缺少的原因。律令有明确条文，法令章程完备，使罪行与法律相应、法律与实际情节相合，奸吏尚且还会从中弄轻弄重，何况没有法律呢？本朝的格式、律令都有固定的文本，设置官署、任用官吏，就是为了施行这些文本。干德元年颁布新的《刑统》，是窦仪等人制定的。然而，官府有官府所执行的法律，君主也有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对缘坐之罪从宽，对故意入罪之法从严；任命士人掌管刑狱，要求御史做到没有冤民，这就是太祖运用刑罚权力的地方。建隆二年，严厉执行故意入罪之法；干德四年，放宽缘坐之法。典籍说：“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这是皋陶所掌握的法律；“过错即使很大也应宽恕，刑罚即使很小也应慎用；有疑问的功劳从重奖赏，有疑问的罪过从轻处罚。”这是大舜所掌握的权力。官府执行固定的法律，君主可以掌握从轻处理的权力。这一段是在论述体恤刑狱。

译户部掌管财赋。开宝二年七月，任命辛仲甫为三司户部判官。太祖问赵普：“文臣中有武略才干的，哪些人可以任用？”赵普以辛仲甫回答。太祖于是说：“五代时期，方镇残暴虐待百姓，使百姓遭受祸害。朕现在选拔一百多名有才干的文臣，分别治理重要藩镇，即使他们全都贪酒，也比不上一个武臣造成的祸害。” 让酷吏主管财政，征取百姓财物必然严厉；让武夫掌管刑法，执法必然严酷。这就是太祖任命儒臣主管财政、让士人掌管狱讼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他知道这样可以培植国运、重视百姓性命吗？裁减官员　考察官吏 开宝三年七月，裁减州县官员，增加他们的俸禄。诏书说：“官吏人数太多，难以求得治理；俸禄又少，不能责求他们尽职。与其保留冗员而加重费用，不如裁减官员而增加俸禄。” 开宝六年四月，严格选任堂后官；六月，太祖在便殿亲自阅试官吏。创业之世多重实际，守成之世多重虚文。实行覆试之法，是希望没有一个士人不具实才；发布劝农诏书，是希望没有一个百姓不从事实业；登记人才，是希望没有一个官员不称职；拣选淘汰骄惰脆弱者，是希望没有一个士兵不堪任用。即使在庆历、元祐的盛世，杜衍还因为任用人才而招致怨恨，吕大防尽忠职守，尚且想淘汰吏员而不能做到，何况士人、百姓、士兵和官员呢？可见虚文的习气确实难以革除。所以太祖事事都要求实际。论对　章奏 建隆三年二月，诏令百官每五日到内殿轮流奏对，并且必须指出时政得失，直截了当地写明事情。本朝的制度是：宰辅奉召入内，侍从官参与谋议，讲经筵时留意政事，翰苑官夜间应对，二史官上前奏事，群臣奉召对答，百官轮流奏对，监司、郡守入朝辞行，三馆官上封章，小臣特受召见，臣民投递匦函，太学生伏阙上书，外地官员通过驿站递送，京城各局发出文书，由马递铺传送。因此，几乎没有一天不能进言，也没有一个人不能说话。然而太祖诏令臣下指出时政，要求直说事情，并不在于广泛牵引其他事；太宗命宰执、枢密分别说明运送军储到灵武时应当合计发放多少军粮，出兵深入敌境应当采用什么策略，谁任将领，谁任监军。这是要求直说事情，确实不必讲究文辞。这些都是以实际情况来听取言论。如今不担心君主不求取言论，担心的是君主求取了却不能采用；不担心天下人不敢说话，担心的是人们把话全说了却没有用处，难道不是因为议论太多而产生弊病吗？太祖、太宗听取言论重在实际。惩治贪赃官吏 建隆二年正月，朝廷派使者丈量民田。馆陶县令因丈量田地不实而获罪，被杖打后流放到海岛。建隆二年四月，滴河县令李瑶因查验田地时收受贿赂，被杖打处死。后来间或还有被处以死刑的人。干德四年八月，太祖在紫云楼下宴请近臣。谈到百姓之事时，他对赵普等人说：“愚昧卑下的百姓，虽然连豆子和麦子都分不清；但是，像藩侯这样的人如果不抚养百姓，专门施行苛刻暴虐的政策，朕决不容忍。” 《传》说：“刑不上大夫。”这并不是说大夫有罪却不加刑，而是说作为士大夫应当自爱其身，不至于受到刑罚。我朝以礼待臣下；至于贪赃官吏，他们是砍伐百姓的斧头，是伤害百姓的害虫，没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已经不是人了；既不是人类，就是禽兽。明主在上，诛杀并铲除他们是可以的。熙宁年间，大臣王安石想要效法太祖的严厉，却唯独对贪赃官吏宽容。这是为什么要怜悯贪赃官吏，却不怜悯无所申诉的百姓？为什么怜悯小人，却不怜悯君子呢？干德四年，衡州知州郭玘因贪赃罪被上报朝廷。太祖听从诏令，命袁仁凤审讯他；袁仁凤认为罪不至死，太祖又派张纯审讯，最终依照法律把他处置了。这一年，各仓收纳钱粮，辅臣按照班簿进呈名单，其中有工部侍郎文颕被选中。宰相上奏说，文颕是清望官，不应当把他委派去办理这种污浊事务，于是授予他工部侍郎之职，命他退休。建隆二年，内酒坊发生火灾，役夫冲入省部盗窃官物。太祖认为酒坊使左丞规和副使田处岩纵容酒工为盗，便斩杀五十多人，丞规和处岩也在闹市处死。林德颂说：《易经》乾卦象征君主，它的德性就是君主的德性。上天以刚健为德，君主如果没有刚健的德性，凭什么统治天下呢？太祖开创国基时，把经过千百年破碎、几乎不可收拾的天下一举削平：强者服从，凶狠者顺服，低头听命，只怕稍有落后；把藩镇设置为环卫，藩镇没有异议；授予守臣副职，守臣也没有异议。开宝六年，任命利州知州李铸兼任成都府通判，这究竟凭借什么办法才取得这样的局面呢？太祖英武出众，决断如神：天雄军班妄加申诉，便将全班废黜；雄武军纵情掠夺，杀戮牵连百人。注见《阅禁兵门》。役夫冲入省部，其主将也被处以极刑；官吏贪污受贿就斩首；官员推辞污浊事务就罢黜。威令如此不可测，谁还敢违逆君主的意旨呢？太祖整顿军队将领，振奋精神，刚强果断。颁行循资格法，铨选官员 建隆二年四月，废止按照官阶和年资逐级升迁的旧法，因为旧制都是依据年限按序升迁。太祖说：“这不是按照名义考核实际的办法。”监门官魏仁涤等治理市场征税有盈余，于是诏令一并增加他们的官阶俸秩。从此不再按照次序升迁。建隆三年，颁行循资格法。干德三年七月，陶谷上奏制定选官法，诏令施行。从此铨选渐渐有了条理。又因为太祖担心铨选只凭资历，使英俊之才沉沦在下级官职中，便命令选取那些可以升擢的人上报。开宝六年十二月，颁行循资格法，命卢多逊重新修订。从此铨选更加有条理。又登记人才，凡内外官员中为当时舆论所推重的，另行登记，以等待破格选用。既然废除了按年限逐级升迁的制度，却又颁行循资格法；既然已经命陶谷制定选官法，却又命吏部选取可以升擢的人上报，实在是因为资格既不能拘泥，也不能废弃。按照资格任用人才，是有关部门的法度；不按常规破格任用人才，是君主的权力。考察国初，有人担任小官时声望已经足以担任卿相，等到任职久了，最终也确实做到了卿相。国初可以破格任用人才；自从铨选法严格以后，便不再区分品流，也不再辨别贤能与否，只是资历深的按序晋升，资格达到的依次迁转而已。然而王安石、章子厚一类人破坏资格而任用小人，还不如李公沆、王公旦谨慎遵守资格、择人任用更有所得。李沆、王旦遵守资格任用人才；王安石、章子厚破格任用小人。严格举主法，选择贤能 建隆三年三月，严格举主法。前一年，太仆少卿王承哲因举荐官员不实获罪而被贬。到这时，命令常任官员举荐幕职、令、录等官，不得让近亲充任；准许内举，今后若有罪则连坐。干德年间，命陶谷等人各自举荐可以担任郡佐的人，举荐错误者有连带罪责。允许举荐近亲，法令多么宽；有罪连坐，法令又多么严！开始时宽一些，贤能之人就能自行进用；后来严格一些，不肖之人就无法容身。举荐者的考察在被举荐者任用以前，这就是宋真宗对李至所说的：“选拔官员，首先要选择举主。”举主选得恰当，被举荐的人也就会恰当。《宋大事记讲义》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三 宋代吕中撰写 太祖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