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二宋 吕中 撰

译水患 庆历八年十二月，河北、京东、京西发生大水。当时富弼任知青州，赈济饥民五十多万人。见“赈济饥民”条。皇祐二年十二月，河北发生水灾。下诏免除租税，从内帑支出钱四十万缗、细绢四十万匹，交给本路便宜籴买粮食并负责运输；又晓谕宰臣说：“朕在宫中不随意花费一文钱，只是为了宽解百姓，怎么能吝惜这些费用呢？” 这一年八月，京东、淮河等七路发生饥荒。谏官吴奎说：“水不能润泽下行，盗贼纷纷兴起，都是阴气过盛造成的。加上后宫宠爱过度而骄纵，近臣反复阻挠政事，夷狄桀骜不驯，邪佞交相损伤阴阳，像这样难道不会导致重大灾异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读《文帝记》《太宗记》，其中多记载灾异；读《武帝记》《宣帝记》，其中多记载祥瑞。然而，日食、地震、一次旱灾、三次蝗灾，并不足以损害文帝、太宗的治理；白麟、赤雁、黄龙、神雀等祥瑞，又有什么不同于武帝、宣帝的德政呢？可是，我朝的治理没有比仁祖时期更盛的，而灾异之多也只有仁祖时代屡屡出现。仁祖减膳、撤乐，旱灾时撤去车盖，下雨时赤脚而行；祈祷迫切到站立在坛阶上任露水沾身，训词恳切到愿意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上天鉴察他的诚意，百姓感念他的仁德，庆历年间的灾异转化成了四十二年的和气。王安石议论仁宗，说仁宗做君主时仰畏天、俯畏人，所以得到上天帮助；王安石还倡导“祖宗不足法”的说法。但仁宗感通上天的德行，难道是奸邪之言所能掩盖的吗？拒绝祥瑞 庆历三年十二月，禁止进献祥瑞。这一月，澧州进献瑞木，上面有“太平之道”四字。欧阳修说：“这块瑞木其实是耽误政事的妖木罢了。”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不许进献各种祥瑞。皇祐三年，无为军进献灵芝。皇帝说：“朕把丰年看作祥瑞，把贤臣看作珍宝；至于草木鱼虫的奇异，又哪里值得称道呢？” 这就是《圣经》中“庄稼才是宝贵的，所宝贵的只有贤人”的意思；仁祖正是把这个当作祥瑞。抑制尊号 宝元元年十一月举行郊祀，群臣五次上表请求进上尊号。皇帝说：“唐穆宗说，强行给我加上美好的尊号，不如使我成为有道之君；增加虚浮的尊荣，不如使我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朕常常喜爱这句话。” 骄纵、淫逸、自矜、自夸，是人主奢侈的私心；抑制、损减、退让、推辞，是人主谦逊的德行。谦逊的德行，是治理的根本；奢侈的私心，是损害德行的贼害。太祖因为燕、晋尚未平定，不敢称为一统；仁宗因为四夷尚未臣服，不敢说达到了至治。进上尊号，是唐人的弊政，而我朝加以抑制。从此以后，皇帝用诰命谄媚臣下，臣下用表章谄媚君主，互相规劝、互相匡正的风气就消失了。任用、明察、威武 嘉祐六年七月，司马光入朝应对，授任同知谏院，进呈三道札子。第一道论述君主的德行有三项：仁、明、武。仁，不是抚慰姑息的意思；兴办教化、修明政事、养育百姓、使万物获利，这才是人君的仁。明，不是烦琐苛细、暗中窥察的意思；懂得道义、认识安危、辨别贤愚、分清是非，这才是人君的明。武，不是强悍暴戾的意思；只要是合乎道义的，就果断而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佞臣不能改变，这才是人君的武。所以，有仁而不明，就像有良田却不会耕种；有明而不武，就像看见禾苗杂乱却不会除草；有武而不仁，就像只知道收获而不知道播种。这三者兼备，国家就能安定强盛；缺少其中一项，国家就会衰弱；缺少两项，就会危险；三项全无，就会灭亡。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改变过。第二道论述驾驭臣下有三项：任用官员、赏赐必信、惩罚必行。第三道论述选练士兵。皇帝把第一道札子留在宫中，把第二道送给中书，把第三道送给枢密院。司马光又进呈五条规劝：保守基业、珍惜时光、谋虑长远、谨慎行事、务求实际。范文正辅佐仁宗形成庆历时期的规模，全部见于《天圣上皇帝书》；司马光辅佐四朝形成的规模，全部见于嘉祐年间入朝应对时进呈的三道札子。然而，仁宗把论述君德的札子留在宫中，把论述驾驭臣下的札子送给中书，把论述选练士兵的札子送给枢密院，可以说确实做到了听取意见。仁德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定快乐，只是因为施行仁政罢了。唐介因此向英宗进言，希望英宗好好继承仁宗丰厚的功业和盛大的德行；仁宗的功德无法用言语尽数表达，能够看到的有五件事。范祖禹也因此向哲宗进言，希望哲宗把仁宗作为效法的榜样。申明国法，严格赏罚 景祐二年二月，王曾任平章事。在此以前，杨崇勋常常径直登上台阶，进入王曾处陈述事务。王曾弹劾他，皇帝请求宽免他。太后问原因，王曾说：“杨崇勋是武人，不懂朝廷礼仪；举发弹劾他，是执掌大臣权柄、用以振肃纲纪；宽免释放他，是人君用来显示恩德。” 王曾弹劾杨崇勋，如同申屠嘉折辱邓通，是为了端正朝廷礼仪；仁宗请求赦免杨崇勋的罪，如同文帝手持符节赦免邓通，是为了尊重宰相的权力。然而，杨崇勋是武人，还可以宽恕；邓通是宦官，难道可以不端正他的罪行吗？直史馆叶清臣上疏说：“君王之所以能够控制天下、安抚统治万民，只在于掌握刑罚和赏赐的权力，不把权柄交给别人而已。因此，举荐一个善人，就给予爵禄的赏赐；罢黜一个恶人，就施以斧钺的诛罚，使人尊敬君王如同尊敬上天，亲近君王如同亲近大地，仰望君王如同仰望日月，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一人得到升迁，就说是宰相某人的亲旧，曾经在他门下交游，是个善于逢迎的人；有一人被罢黜，就说是宰相某人的仇隙，因为关系疏远而没有得到他的照顾。爵禄、赏赐、刑罚不由陛下亲自施行，却由宰相掌握，难道不是臣下阴气强盛、颠倒天地秩序吗？” 体恤刑狱，实行赦免宽宥 天圣四年夏五月，下诏把应处死而案情有疑问的案件上报；此后上奏请求宽免的，多数都得到宽贷议处。天圣五年十一月举行郊祀，丁谓不再列入赦免范围。古代的赦免，是赦免无罪的人；如今的赦免，却是赦免有罪的人。祖宗举行郊祀时恩泽虽然深厚，但贪赃的官吏有赦令也不予原宥，奸臣如丁谓也不在赦免之列，所以并不是赦免有罪之人。到了崇宁、观文年间，却任用奸臣并让他们施展；元祐、元符年间的党人，也不因赦令而得到原宥。谨慎发布号令，明辨赏罚，责求实际功效 庆历二年，下诏让三馆议论政事。司马光说：“朝廷有三大弊病：一是不谨慎发布号令，二是不明辨赏罚，三是不责求实际功效。言语变化太多，就不会取信于人；命令频繁改动，就难以施行。如今刚发布命令时没有加以审慎选择，施行不久，随即又改弦更张；用不能取信的言语，施行难以遵从的命令，早晚之间果然又改变了，这就是不谨慎发布号令的弊病。古今任用人的方法，不过是赏罚而已。然而赏赐施加于无功之人，恩典就不足以劝勉人；惩罚遗漏了有罪之人，威势就没有使人畏惧的地方。即使有人，也无法任用，这就是不明辨赏罚的弊病。兵额空有很多，实际可用的人却很少；这是有训练士兵的虚名，而没有训练士兵的实际成效。铁刃不坚硬，筋胶不牢固；这是有制造器械的虚名，而没有器械的实际用途。因此事情无论大小，全都粗疏草率，这就是不责求实际功效的弊病。”

译议论钟律 景祐二年二月，命李照审定乐律。太平日子已经很久，皇帝留意礼乐之事。李照说：“王朴的律准比古乐高五律，比禁坊胡部乐高二律；敲击黄钟，却应和仲吕；敲击夹钟，却应和夷则。这是把冬天使用夏令、春天召来秋气。大概五代乱世时雅乐废坏，王朴出于创意制作，已经不合古法；本朝采用后，最终也没有得到福应。从前轩辕氏命令伶伦截竹制作律管，又命神瞽调和其中的声调，然后声音才与凤凰的鸣叫相应。请依照神瞽的律法，试铸一架编钟，可以使度、量、权、衡彼此协调。”皇帝下诏准许。李照又请求下诏到潞州，求取上党县山中的秬黍；又下诏到怀州，取葭莩作律管。然而声音仍然偏高，于是采用太府帛尺作为标准，又下令太常把声音降到最低。乐工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却不敢非议。三年二月，再次命阮逸等审定乐律。此前，皇帝下诏让天下通晓钟律的人把姓名上报。于是知杭州郑向说，镇东推官阮逸通晓古乐；范仲淹说，平民胡瑗也完全通晓古乐。皇帝于是下诏召他们入朝，命学士马元与阮逸、胡瑗审定新乐。九月，下诏停止讨论，采纳司谏韩琦的意见。韩琦说：“自祖宗以来，一直通用王朴的乐律，天下无事将近八十年。近来因为李照到朝廷，说它的音调不和谐，朝廷准许改作；等到阮逸、胡瑗相继到来，又极力说李照的乐律牵强附会；再次命令制造律管，围径又违背古法。内侍邓宝信后来进献新尺，长度、宽度仍不合适。不如穷究制作乐律的根本，把它作为达到治理的根本，使政令平和简要、人民万物安乐和谐。这样，古代的治世之乐，难道可以只从器物外形上寻求吗？况且西北两处边疆长久松弛边备，应把这次寻求乐律的讨论改为访察安定边疆的办法。以后再将王朴、阮逸、胡瑗、邓宝信的三种方法分别下诏，让考究古制的大臣选取最符合典制的，用来充备雅乐，也还不晚。”学士丁度等详细审定。丁度说，阮逸所陈述的是古人舍弃而不用的说法；丁度等人又拘泥于《汉书》脱漏的文字，最终不能订正。皇祐二年十一月，设置详定大乐局。房庶不赞成“一黍为一分”的说法，而增补《班志》八个字。范镇认为他说得对，说：“李照把纵向排列的黍粒累积成尺，胡瑗把横向排列的黍粒累积成尺；这都是用黍来产生律。房庶却是用律来产生尺。”司马温公多次与他辩论，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适。律吕已经散失，古代乐器也无法再见到；但古人制作乐律的书，还可以考察。太史公说黄钟开始于声气的本源，班固说吹奏律管以考察声音、排列律管以候验气息，都是通过声音的清浊、气息到来的先后来寻求黄钟。大概律管长，声音就浑浊而气息先到；律管太长，就不能成声，气息也不能相应；律管短，声音就清亮而气息后到；律管太短，也不能成声，气息同样不能相应。想寻求声音和气息的中和，不如暂且多截取竹子制成管，权且都取九寸，再按照黄钟的方法测量它们的周围和直径，交替吹奏，就可以得到中和的声音；按深浅排列，就可以验证中和的气息。声音和气息相和相应，黄钟之所以成为黄钟，就可以确定了。黄钟确定之后，求取律、度、量、权、衡便有了根据。后世不知道从这里入手，只是一味求尺；晋代以来，多从金石上求取；梁、隋以来，又参考秬黍；到了王朴，就专门依靠秬黍。金石的真伪固然难以全部相信，但古人是先得到黄钟，再用黍实定它，并不是律产生于黍。李照说轩辕氏命伶伦截竹制律，又命神瞽调和其中的声音，这就是正确的。至于他自己制定律法，却以黍来制作，声音仍然偏高；继而用尺制作，声音又极低，乐工已经非难过他。胡安定把九寸作为方寸，破坏了直径三分的法则，这也是正确的。然而他所确定的律完全取自秬黍，所以度、量、权、衡都不相合。房庶认为直径三分、周围九分，累积黍粒后容纳与承受不能相通，于是废弃“一黍为一分”的说法，增补班固的八个字来迁就自己的说法；范蜀公跟从而相信它，就错了。在这里得到的，不能没有在那边失误；因此争论纷纭，始终不能定论。近世蔡氏的《律吕新书》，先寻求声气的本源，再根据律来产生尺；所谓卓然高明之处，后世一定会审定音调、协调律吕，以使神人与之和谐。奉诏掌管典制的官员，可以从这部书中寻求依据。至于要阐明制作乐律的根本，就应当以韩魏公的话为正确标准。

译元昊，西夏人；继迁生德明，德明生元昊。宝元元年冬，元昊僭越称号。皇帝命夏竦、范雍经营谋划西夏：夏竦任知永兴，范雍任知延州；又让夏竦任知泾州。皇帝命庞籍到夏竦那里商议西部边境的事务。夏竦说：“元昊大略占有河外的土地，不同于李继迁。天下很久没有经历战争了，一旦仓促讨论深入讨伐，我不知道是否有万全之计。希望陛下命令各将领，遇到敌人入侵不得交战。元昊既然断绝了中原的赏赐，又失去了沿边的和市，只要坐等便可看着他灭亡。”谨上十〔缺〕，后来多有实行。宝元二年十一月，元昊进犯边境，狄青等将其击败。狄青的功劳最多，当时任巡检司指挥使。康定元年，元昊攻打延州，刘平、石元孙战死。起初范雍听说元昊将要进攻，非常害怕，上奏请求增援，诏令尚未回复，元昊却假装派人来请求讲和。范雍相信了，没有作防备。元昊声称要夺取金明寨，李士彬严整军队等待他；到了半夜敌军没有来，李士彬便解甲睡觉。第二天敌军突然到达，李士彬父子被擒，元昊于是进逼延州。范雍先前用檄文召刘平和石元孙回来救援，刘平、石元孙都被俘。敌军包围延州，共七天，城中忧虑沮丧，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下了大雪，敌军才解围离去。二月，韩琦任陕西安抚使，请求召范仲淹任知延州。皇帝下诏让近臣陈述陕西的进攻与防守策略。陈执中说：“边兵少，只是伤及皮肤；边民已经穷困，才是腹心之患。请扩充土兵，减少骑兵。” 五月，宰相张士逊被罢免，军务纷乱堆积，张士逊没有什么补益。吕夷简任宰相，调任知越州；范仲淹任知永兴军，尚未到任，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到这时，范仲淹经过朝廷，皇帝告诉他，希望他与吕夷简消除嫌怨。范仲淹说：“臣过去所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吕夷简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于是设置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以夏竦为使，范仲淹、韩琦为副使。范仲淹说：“如今边城有五七分的防备，关中防备不到一二分。现在的计策，应当严令边城坚守，使其能够持久；充实关内，使敌人没有空虚可乘。敌人到来，就让边城清理野外、不与之决战；关中稍微充实后，敌人哪里敢深入？既不能进行大战，又不能深入，二三年之间，敌人自然会困弱。这是上策。”五年，元昊攻陷安远等寨，寨主王继元、蔡沂等战死。八月，范仲淹兼任知延州。敌军互相告诫说：“不要把延州当回事，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是大范老子那样可以欺负的。”大范，指范雍。九月，元昊进犯镇戎军三川寨，杨保吉战死；又攻陷干沟三堡。韩琦命任福进攻白豹城，攻克了它。鄜州判官种世衡修筑青涧城，向右可以捍卫延安，向左可以取得河东的粮食，向北可以谋取银州、夏州。范仲淹上奏请求任用种世衡。十二月，命令泾原、鄜延两路讨伐元昊，定于正月上旬出兵。庆历元年初，官军作战失利，皇帝下诏严厉责备。于是夏竦上呈进攻、防守两策〔缺〕，韩琦请朝廷作决定。吕夷简想采取进攻，杜衍认为侥幸出兵并非万全之计。知延州范仲淹说：“正月雨雪、大寒，我军令人担忧；万一有所失误，后悔也来不及。到了春深天气渐暖，敌人的马瘦、人饥，形势就容易控制；这是得到天时的便利，又可以扰乱他们的耕作。而且元昊认为国家太平、忘记战事，边城没有防备，所以才桀骜不驯。如今边备逐渐整顿，敌人到来就会被捆住脖子；我们可以稍稍向他表示恩信，也许能够招抚接纳，慢慢谋划出兵，占据险要之处，屯兵营田，作为持久之计。这样，横山的民户一定会携家族前来归附。拓展疆土、抵御边患，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范仲淹坚守鄜延。庆历元年正月，元昊派人返回延州请求讲和。范仲淹见对方没有章表，没有上报，只是自己写信回复。皇帝说：“敌人多有诡诈之计，只是想使我军松懈罢了。”于是下诏各路更加严格地作好防备。皇帝认为范仲淹不应与元昊通书，降任知耀州。二月，元昊进犯渭州，韩琦命任福在好水川抵御，作战失败，任福战死。起初夏竦命尹洙赶赴延州，与范仲淹商议出兵；范仲淹坚持前次上奏的营田、持久之计。韩琦因任福战败获罪，降任知秦州。王尧臣说，范仲淹、韩琦都是忠义而有智勇的人，不应让他们处在闲散之地。十月，分四路设置经略安抚招讨使，任命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别统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在此以前，夏竦、陈执中共同节制陕西，因意见不合而被罢免。庆历二年，范仲淹上呈进攻、防守两策，大意说：“主张进攻的人认为防守是示弱，主张防守的人认为进攻必定迅速招来祸患。如今臣思考此事，进攻有利有害，防守有安全和危险：进攻远处有害，进攻近处有利；用土兵防守安全，用东兵防守危险。” 正言吴育说，元昊名义上是藩臣，但一尺赋税、一斗租粮都没有交给官府。庆历二年正月，下诏北方边境严格防备。知保州王果说：“听说契丹与元昊相互结盟，将要谋划出兵，请预先作好防备。”这一年，契丹请求割让关南之地。闰〔缺〕 九月，元昊进犯边境，葛怀敏战死。于是敌军长驱直入，抵达渭州。范仲淹亲自率领庆州军前来援救，滕宗谅在桥上大规模准备牛肉和酒迎接他。皇帝听说后很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范仲淹可以任用。” 庆历三年正月，元昊请求交纳誓表，称自己为男而不称臣。韩琦、范仲淹都说不能答应。庆历四年五月，元昊称臣。

译元昊之所以敢于侵犯边境，人人都认为是宝元、康定年间积弱的缘故，却不知道他的图谋早在德明用马匹同中国交换的时候就已经萌发了。德明常常用马匹同中国交易，从中获利；德明的儿子年仅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了异心，这个儿子就是元昊。元昊后来终于顺服，人人都知道这是韩琦、范仲淹的功劳，却不知道这其实是吕夷简、范仲淹共同促成的。韩琦、范仲淹抵御西夏，边地歌谣说：“军中有一个韩将军，西贼听了心胆寒；军中有一个范将军，西贼听了惊破胆。”这是因为在吕夷简入相以前，张士逊在中书，王鬷在枢密院，夏竦任泾州帅，范雍任延州帅；如果任用宰相，不能补救军务，还免不了遭到韩琦讥讽；张士逊掌管兵政，却不熟悉边防，也忘了从前曹玮说过“元昊十年以后一定会反叛”的话。曹玮曾告诉王鬷，元昊十年以后一定会反叛。担任统帅，则军队长期没有功绩，白白中了敌人诈称和好的计策；夏竦、范雍就是如此。吕夷简入相以后，便同范仲淹在朝廷上消除旧日嫌隙，在西北共同协力。过去埋没贤才固然可以责备，但如今能够弥补过失，也不可忘记；这就是范仲淹乐意为他任用的原因。夏竦没有被罢免统帅以前，军队只是不出兵，一出兵就失败；敌寇只是不来，一来就造成伤亡：刘平战败，范雍被夺去节钺；任福战败，韩琦被罢免经略，而夏竦担任四路统帅，三年间掌握大军，却从未亲自到过战阵。夏竦被罢免统帅以后，把秦凤交给韩琦，把泾原交给王沿，把环庆交给范仲淹，把鄜延交给庞籍，分为四路，各自任用经略使，彼此声势相援，因此元昊不再有深入进攻的谋划。吕夷简善于处理西夏事务，这同夏竦不同。韩琦所上关于攻守的意见，主张进攻，所以不免有好水川之败；至于范仲淹所上关于攻守的意见，则说进攻有利有害，防守有安有危：进攻应当在边境附近筑城，利用距离近的优势，使兵势不受损；防守应当开辟屯田，使用土兵，以谋求长久，使民力不至于困乏。这样，进攻不至于轻率交战，防守也不至于显出软弱，而是从容等待敌人自行衰败。至于共同谋划收取灵州、夏州的土地，则韩琦、范仲淹的心意是相同的。可惜志愿还没有实现，二位公卿就离去了。范仲淹、韩琦想要收复灵州、夏州以及横山一带的部众。前代儒者说，刘平在延州战败，任福在好水战败，怀敏在渭州战败，敌人的声势容易振作；然而他们后来之所以又退守巢穴，大概是因为鄜延路驻兵六万八千人、环庆路五万人、泾原路七万人、秦凤路二万七千人，对他们形成了牵制。

译契丹 庆历二年二月，契丹使者来要求割让关南地区。朝廷派遣契丹使者萧特默、刘六符来索取后晋割让的瓦桥关等十县，任命知制诰富弼为接伴使。富弼入便殿应对，叩头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仁宗因此变了脸色。四月，富弼出使契丹。当时吕夷简掌权，没有人敢违抗他；富弼多次触犯他，使他更加怨恨。于是集贤校理欧阳修援引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上奏请求留下富弼，但没有得到答复，而富弼接受使命，毫不推辞。七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在此以前，富弼到契丹后，同敌方往来交涉，艰难地据理力争，坚决拒绝割地的要求；等到见到辽主，辽主名宗真。富弼说：“两朝继承和好，已经将近四十年，为什么突然要求割地？”辽主说：“南朝违背盟约，在雁门修筑堡塞，增加塘水，修治城池，登记民兵，究竟想做什么？群臣请求出兵，我阻止了他们，所以派使者来要求土地罢了。”富弼说：“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的深厚恩德了吗？章圣就是宋真宗。” 澶渊之战时，如果听从各位将领的话，北方军队就没有能够逃脱的；况且同中国通好，利益专归君主，臣下没有所得；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而祸患由君主承受。因此，那些想要用兵的人，都是为了自身，而不是替国家谋划。富弼又说：“晋高祖把卢龙一道作为礼物送给契丹，周世宗又出兵夺取关南，这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如果各自都来索取前代割让的土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如今主上命我出使，已经有了说辞：‘我替祖宗守护国家，决不敢把土地给别人。北朝所想要的，不过是从中取得租赋罢了。我不愿为了争夺土地而使两国百姓大量死亡，所以屈己增加财物，来代替土地的赋税收入。如果一定要得到土地，那就是有意破坏盟约，只是借此作为借口罢了。我难道能因为想独自躲避用兵，就不顾国家吗？澶渊盟约天地鬼神都在鉴察，难道可以欺骗吗？’”辽主受到感动并醒悟，于是想要联姻。富弼回答说：“婚姻容易产生嫌隙，不如岁币能够长久。本朝长公主的嫁妆不过十万缗，哪里比得上岁币无穷的利益呢？”辽主说：“你暂且回去吧。”富弼回来复命后，又再次出使，请求增加岁币，并提出誓书三项内容：不得扩大淀泊，不得增加屯驻的兵马，不得接纳叛逃者；同时抄录副本随身带去。宦官拿着誓书进去交给辽主。当时吕夷简想陷害富弼，富弼担心誓书文字有异，秘密启奏请求查看，果然如他所料。入宫觐见时，富弼说：“执政想把臣置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只是国家怎么办？”到辽国后，增加岁币二十万，富弼对誓书中“献纳”二字极力争辩，朝廷最终采用了“纳”字。不久，朝廷任命富弼为翰林学士，富弼推辞说：“同辽国和好并不是臣的本意，只是因为正讨伐元昊，没有空暇同辽国用兵罢了。臣有什么功劳，怎敢接受赏赐呢？”当时契丹顾惜盟好，只是故意制造声势来震动中国；宰相吕夷简等人坚持得不坚决，给付的财物又过于丰厚。辽国每年既然得到金帛五十万，于是提拔刘六符为显官。起初，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建议修筑洛阳城以防备变故。等到契丹将要背弃盟约时，议论政事的人请求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吕夷简说：“敌人畏惧强盛而欺侮怯弱，仓促修筑洛阳城，无法显示威势，反而一定会助长敌人的志气；并且应当以大名府为都，表示将要亲自出征，以挫败他们的谋划。”诏令下达后，范仲淹又说：“这只是虚张声势，不值得依靠。”修筑洛阳城的建议既未能实行，于是请求赶快修缮京城。议论者大多附和范仲淹的意见。吕夷简说：“这是囊瓦修筑郢城的计策；假如敌人渡过黄河而据守京师，天下就危险了。因此，防备应当放在河北。”于是把大名府定为北京。前辈说，读《国史》读到富弼郑公出使一事，没有一次不私下切切感叹。当时契丹拥重兵压迫边境，使者来到后言辞和意图都傲慢无礼，仁宗命宰相选择出使报聘的人，满朝官员都默不作声，没有人敢去，只有郑公毅然请求前往。他入便殿应对，忠心激发于内心，正义显现在脸色上，仁宗也因此改变容色，于是任用他为报聘使。他独自乘车进入不可预测的敌国朝廷，诘问其君主，使其理屈词穷而心悦诚服，没有一句话稍有屈服。郑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人人都说是由于他博学多闻的功劳；我却独独取法于他在便殿应对时所说的几句话。壮烈啊！“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这些话凛然可与秋霜烈日争严。推究这种心志，办事就要求一定成功，建功就要求一定完成；即使鼎镬摆在面前，也有所不逃避；即使甜言蜜语和厚重财币摆在面前，也有所不能诱惑。郑公正因为能够这样，所以能拒绝辽主索取关南十县的要求，推却辽主请求娶本朝公主的要求，并请求不要答应辽人关于“献”“纳”二字的主张。这两字在往返辩论中不下几十上百句话，见于《奉使录》的几篇文章中，直到使契丹君臣明白地知道通好和用兵的关键所在，这都是郑公的力量。唉，即使古代的使者，又有谁能超过他呢？吕夷简在西都多事之时，能够消除旧日嫌隙而任用范仲淹，这是吕夷简的功劳；在契丹要求土地之时，却想设法陷害富弼，这是吕夷简的过错。契丹自从景德年间讲和以后，知道侵犯边境没有好处，不如得到财物而不会后悔，所以庆历年间送来傲慢的文书，虚张声势地要求土地，而我国却立即把实际利益送给了它。假如它果真有大举入侵的谋划，难道增加财物就能阻止吗？可惜吕夷简坚持得不坚决。然而考察富弼请求防备河北、韩琦请求建都洛阳、范仲淹请求修缮京城，当时形势危急，国家仿佛朝夕之间就会灭亡；后来他们的建议没有在当时实行，而北方边境最终却平安无事，于是议论者便认为吕夷简有谋略，认为富弼、韩琦、范仲淹的计策过虑了。三位君子看清了天下的大势。假使庆历增加岁币以后，北方戎狄的谋划没有停止，那么三位君子的话就会得到验证，天下人也不敢忽视他们的话，就可以没有大忧患了。只是他们的话没有在庆历得到验证，所以在靖康得到了验证；没有在契丹那里得到验证，所以在女真那里得到了验证。政和九年，童贯请求同女真结好，夹攻辽国，于是向北出兵。徽宗认为燕、蓟还不能攻下，王黼任太宰后又再次主张兴兵。女真攻伐辽国以后，于是发生了靖康之变。传位 嘉祐八年二月，仁宗身体不适；三月，仁宗在福宁殿驾崩。夏四月初一，皇子即皇帝位。范祖禹说：“仁宗爱护人物的心，在位四十二年，没有一天忘记过；他的诚意所及，上至天下，下达大地，内则诸夏，外则夷狄，山川、鬼神、草木，没有不受到影响的。这种诚意达到了极点。契丹到了嘉祐年间，把本国三代君主的画像送来，请求仁宗的画像，说：‘想见您却不能得到，所以来请求圣容，以便瞻见。’北方夷狄自黄帝以来一直成为诸夏的祸患，从来没有像侍奉上天和祖先那样侍奉中国君主的。《尚书》说‘至诚能够感动神明’，何况这里的有苗，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仁宗爱护百姓的心，从未稍稍放下过；遗诏下达后，即使深山穷谷之中，也没有不奔走悲号而不能自止的。这难道不是仁德恩泽涵养深厚所达到的结果吗？庙号称为‘仁’，不是很恰当吗？” 我们国家拥有天下，强盛不如秦，富足不如隋，地势不如汉，土地不如唐，所凭恃的只有人心罢了。太祖为之奠基，太宗、真宗加以培育，到了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深厚的仁德恩泽浸润天下：刑罚以不杀人为威严，财富以不积聚为富足，军队以不使用为功劳，人才以不卖弄聪明为贤能；以宽厚对待百姓，以恩礼对待士大夫，以至诚对待夷狄。因此，熙宁以后百姓不敢怨恨，靖康之时百姓不忍背叛，这些都是仁宗的功劳。苏轼所谓国家长久存在，最终一定要依赖仁宗，确实是恰当的论断。《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三 宋代吕中撰写 英宗皇帝 治平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