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二宋 吕中 撰

译小人与敌人相通 大观四年，有彗星出现在奎、娄之间，两次侵犯帝座；此后金人就两次侵犯京城了。政和元年九月，郑允中、童贯出使辽国。童贯曾主动请求窥探辽国国情。不久李良嗣前来献取燕之策，诏令赐他姓赵。重和元年，开始与女直通使，约定夹攻辽国。女直称帝，金国使者前来。二年，赵良嗣和金国使者一同来，面议攻打契丹、夺取燕云；约定不携带国书。九月，金国使者来商议岁赐，答应按照契丹旧有的数额；又约定女直从平地松林趋向古北，江南朝廷的军队从白沟夹击，否则就难以依照已经答应的约定。于是派马政出使金国。三年五月，金国使者来访。当时童贯正在讨伐方腊，等候童贯回来商议；使者留在京城三个月多，才派遣阿骨打的意旨入朝，朝廷把他留了下来。四年，与辽人交战失利，童贯再次修复旧日的友好关系。金人听说童贯出兵，担心失去约定，或者南朝径直夺取燕地，那么岁赂就无法取得，于是派使者来。朝廷再次出兵攻辽，郭药师带着涿州、易州前来投降。郭药师听说要袭击燕京，后来战败，我军在芦沟河溃败。童贯收拢军队，再次出兵，仍不能攻下燕京，担心没有功劳而获罪，便秘密派他的门客嘱托金人，让金人围攻燕京。在天下太平的日子里，没有什么可以使君主娱乐欢悦、使天下震动的，只有开拓疆土这一件事。因此，掌权日久，就必然发展到用兵、制造事端。蔡确想巩固自己的宠信，于是发动灵武之战；王珪担心失去职位，于是赞成永洛之[缺字]。章子厚对湟、鄯，蔡京对青唐、洮河，都是这种谋划；但他们都是向西请求开拓，从未在北方挑起事端。童贯、王黼是什么人，竟敢以蚊虫之力背负大山吗？然而导致靖康之祸的，不在于夺取燕地，而在于不能夺取燕地。假如契丹至今仍然强盛、社稷仍然稳固，我们将伸张过去的愤恨，劳苦作战；即使得到燕蓟，而百姓怨恨、财力耗尽，内部溃败、外部叛乱，若是这样，说靖康之祸由夺取燕地造成，也可以。如今天祚帝在外失掉土地，在内被夺去帝位，逃窜在夹山，朝夕将死，他的国家[缺字]了。趁此时机拯救乱局，是成就商汤、周武事业的机会；划分治理天下的疆域，是舜、禹的政治。军纪颇严，将帅也颇为勇厉，乘机夺取整个燕地，联合汉、唐遗民，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契丹凭借燕、辽以及整个燕地的力量，尚且败于金人突然兴起的军队；我们凭借关陕精锐强悍的军队，却败在已经衰亡的契丹将领手下，最终还依靠金人，纳贿数以百万计。所买到的只是山前六郡的空城罢了。整个燕地，我们不能夺取，金人却能夺取；我们既不能夺取，又随后把它据为己有，这就是金人无休止提出要求的原因。所以靖康之祸不在于夺取燕地，而在于夺取燕地不得其人，取得燕地不得其道，并且不能真正夺取燕地。

译边防 元符三年四月，放弃鄯州；五月，修筑宁川堡。曾布说：“外间议论多认为湟州难以守住，我认为如果把它一并放弃，就必然被夏贼占有，取得轻易进攻戎敌的便利。”于是修筑堡寨。崇宁元年，议论放弃鄯州的罪责，追削、贬黜韩忠彦等九人；实行打套折钞法。打套有三种：折钞套、乳香套、香药套，用来抵偿各商人交纳的官钞钱。商人说：“这是章相公开边时、曾相公罢边时所使用的办法，共合三百七十万缗，朝廷不能偿还；而放弃土地的费用竟超过开边，所以实行这种办法。”三年，恢复湟州。十二月，设置措置边事司。三年四月，恢复鄯州、廓州。夏人侵犯边境，斥责蔡京、蔡卞玩弄权术；所以蔡京、蔡卞一定要讨伐他们。四年，西羌、夏人侵犯边境，高承年战败而死。大观四年，恢复洮州。王安石变法时，交趾的檄文说：中国实行青苗法和助役法，使百姓疲困。京、卞掌权时，夏人说：手持诏书的京、卞玩弄权术，小人扰乱国家。这本来与夷狄无关，但国内有小人，反而给夷狄提供了资助。等到司马光任宰相时，辽人相互告诫说：不要生事。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存在吗？又说：收取横山、熙河，这是韩琦、范仲淹原来的谋划；熙宁、绍兴、崇宁、大观年间采用这一谋划，却被疏远，为什么呢？如果说韩琦、范仲淹的谋划是正确的，那么王安石、章惇、曾布、蔡京的谋划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如果以成败来评判，就是肯定庆历而否定熙宁以后的小人；这样，又怎么能判定小人开拓边疆的罪过呢？大概王安石仍然与韩琦、范仲淹的心意相同，而章惇、蔡京等人的心意却与王安石不同。韩琦、范仲淹和王安石之所以谋划夺取横山，是因为想砍断西夏的右臂，并打算把那里经营成关中的屏障；只是韩琦、范仲淹想长期控制它，而王安石想迅速夺取它。至于章惇、蔡京所做的，又是想扩张疆土，以此粉饰太平、为将来的行动作准备，这又与王安石不同。因此，我曾说，王安石谋划夺取燕山、熙河的过错较小，而夺取蛮地图、交趾的过错较大；章惇、蔡京夺取熙河的用心，正是王安石夺取蛮地图、交趾的用心。宣和四年，金国使者来商议割让燕山地区。起初，朝廷只要求石晋时的旧地，根本没有想到还要平州、营州、滦州三州；这三州原是刘仁恭送给契丹的，所以金人不肯割让。约良嗣说：如果一定要取得平州、滦州等州，并且还要燕京，那就不把燕京给你们了。金人又索取燕地的租税，约良嗣说燕地租税有六百万，只取一百万；金人又要求迁走当地百姓，并要求犒赏各军。宣和五年四月，金人来交还燕京和六州，同时索取二十万石粮食。童贯、蔡攸进入燕京，大赦两河、燕云路。起初，朝廷只相信赵良嗣等人的空话，以为金人把云中归还给了我们，所以曲意大赦，并把山后之地也包括在内；但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山后之地。宣和年间的奸臣只知道夺取燕地，却不知道夺取燕地的危险。燕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山关作为后方屏障。得到燕地却没有险要可以防守，与得不到燕地有什么不同？燕地的险要被敌人占有，燕地的百姓被敌人夺取，燕地的赋税被敌人取得，那么燕山就只是一座空城，要它做什么？即使敌人不来侵犯，郭药师也一定会成为侯景。起初，祖宗时代北方使者到来时，接待他们的礼数有限，不向他们显示华丽奢侈；而且河朔靠近都邑，所以迁徙他们所走的道路，都是防微杜渐的用意。到王黼派遣赵良嗣及其使者时，限定他们七日之内从燕山到宫阙，往返总共三四次；每次回来都夸耀燕地的富盛，金人于是不断索取。王黼便答应在辽人原有每年四十万之外，再增加六州的代税钱一百万缗，又答应犒赏二十万。燕山地区有几处关隘，平州以东就是渝关，正是金人进来的道路。这些关隘大概可以限制蕃汉之人，一个人守住它，就可以抵挡一百人。朝廷割让土地，如果取得这些关隘，燕山地区就可以保全。朝廷起初以为燕山的道路都已经得到关内之地，却不知道关内之地中，平州与燕山是不同的道路。后来金人从平州入侵，这正是议论割让燕山时不明地理的错误。北方戎人进入关内，燕地有三处关隘可以限制他们：松亭关、古北关、居庸关。辽国的张觉以平州前来归降金人；金人得到朝廷赐予的诏书，从此归咎于朝廷。因避讳而改名为觉。宣和六年，金人攻打应州、蔚州等州。八月，童贯宣抚燕山。金人以收纳张觉为借口，又借粮食给宋，宋答应了却没有交付，于是金人中止了割让山后六州的议议。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人分路入侵：斡里雅布从燕山侵犯河北，尼雅满从河东进逼太原。童贯从太原逃回。斡里雅布攻打燕山，郭药师叛变投降金人，带兵向宫阙进发，以郭药师为前锋。尼雅满包围太原府，并进攻朔州、武州、代州、忻州等州。世人谈论宣和年间的过失，说辽国不可攻打、金人不可交往、燕山不可取得、郭药师不可任用、张觉不可接纳；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论断。庆历、景德年间，敌人的势力正强，所以没有可以乘机取胜的时机。到了天祚帝失道、内外都背叛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可以夺取的机会，因此攻打辽国并不是过失。金人固然不可以立即交往，但凭借正在强盛的势力消灭将要灭亡的敌人，日后金人必定会与我国为邻，那么与金人交往也不能说是过失。整个燕地，我太祖百般谋划仍不能取得，太宗经过百战也不能攻取；如今趁弱攻昧，可以收取汉、晋遗民，可以壮大关河的形势，那么燕地也在应当取得之列。郭药师以涿州、易州来归降，那么用燕人守卫燕地也可以。只是没有想到，中国被戎敌轻视已经很久了。金人起初还不知道中国的虚实，我们的使者多次渡海前往，结果反而受到他们的侮辱，这样一来，我们已经从一开始就被轻视了。等到商议山后之地时，尼雅满还说：南朝四面都受到边患，如果没有兵力，怎么能建立这样强大的国家？自从郭药师投降以后，连将要灭亡的辽国也足以击败官军。金人告诉马广的话说：刘起庆一夜之间就逃走了；你看我军用兵，难道有逃跑的吗？否则，中国被金人轻视，就不是一件事造成的。假如当时不与金人交往、不攻打辽国、不取得燕山、不任用郭药师、不接纳张觉，难道就能保证金人不来侵犯吗？当时的变化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在金人而在中国。小人掌权，从熙宁到宣和，六十年间奸臣宠幸的积弊已经成熟。星辰侵犯帝座，灾祸败亡就在眼前，却还不知道敌人入侵便停止郊祀。又怕妨碍推恩，敌人到了却不向内外通告；又怕妨碍恭谢，敌人逼近却撤去彩山；又怕妨碍游乐。这就是小人的夷狄化。童贯出使辽国时，辽人笑着说：大宋难道没有人了吗，竟然派宦官出使？金人将要毁弃盟约，朝廷派使者以童大王为理由，尼雅满笑着说：你们那里难道还有别人可以出使吗？这是宦官的夷狄化。敌人到了燕地，燕地投降；到了河北，河北的军队溃败；到了河南，河南的守军逃散。这是将领和士兵的夷狄化。设置花石纲，于是两浙的盗贼兴起；征收免夫钱，于是河北京南的盗贼兴起。这是盗贼的夷狄化。自古以来，从没有内部没有夷狄而外部夷狄能够造成祸患的情况。景德年间的敌寇、庆历年间的敌寇之所以不能谋求深入，是因为内部没有夷狄响应他们。宣和年间，内部的夷狄不止一种，所以金人本来就有所凭借才来到这里。即使当时没有夷狄之患，也一定会有小人、宦官、将领士兵和盗贼造成的祸患。

译修撰国史 元符三年，蔡京恢复翰林承旨一职，蔡卞极力排斥他。太后想让人完成《神宗史》。当时徐绩也参与修史，于是说：正是因为长久不能成书，是由于元祐、绍圣年间史官的好恶不同。祖禹等人师承司马光，家中收藏有记事；蔡京兄弟在王安石任用期间使用《日录》，应当把大臣家中收藏的记录全部取来，考察校对是非。陈瓘说，蔡卞夺取宗庙的大美，将它归入私人的史书；又说，蔡京在先朝请求诛杀刘挚等人之族，之所以没有实行，是哲宗深思熟虑的结果。蔡京修史，自称有反平之功；开始时借生事来报私仇，现在又把过错归于先朝，以图谋自身利益。建中元年，重新修订《神宗实录》。起初蔡贯说，《安石日录》被绍圣史院专门依据，追究刑罚和赏赐，于是裕陵的美德都被新史窃取了。十月，范致虚说，请求下诏，让《实录》以朱本、墨本进呈；元祐年间所修的，就在墨本上涂黄，称为墨本；绍圣年间所修的部分则有缺失。大观四年，陈瓘再次被贬逐。陈瓘起初认为，《安石日录》大概是在钟山写成的，是王安石怨恨皇上、急于求进时所作；于是撰写《合浦尊尧集》，把《日录》诋毁诬陷的罪过归于蔡卞。后来北归，又撰写《四明尊尧集》，痛斥王氏，阐发熙宁年间任用和罢免宰臣的始末，以此表明自己区区的改过之心。大概是把神宗比作尧，把皇上比作舜，以辅佐舜、尊崇尧。修史最大的弊病有两种：一是隐讳，二是窜改。按照史法来说，隐讳的罪较小，窜改的罪较大。《安石日录》还只是隐讳，而章惇、蔡京修史时则直接加以窜改。隐讳的痕迹虽然可以欺骗一时，但人心和天理隐约存在于言语文字之间，终究不能自欺。至于窜改，就是把私人的笔墨当作国史。我曾经考察《安石日录》：凡是王安石迷惑神宗的聪明、改变神宗的心术，使神宗不能实现大有作为的志向，反而成为一世祸败根源的地方，都十分隐微而深刻。我曾聚集这部书加以阅读，看到其中的词锋、笔势纵横开合、光彩诡谲、欺骗诳惑，若不是王安石的口吻，不能辨认；若不是王安石亲手所写，也不能写成。诸公所作的辨析，不免有所回避和迁就，甚至说这是蔡卞接续伪造的书，实在没有这种道理。何况其中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得深切明显的内容，又彼此互相印证；并不需要等到晚年怨恨之笔有所增加，才可以定为罪证。然而，假使当时采用王安石临终前的智慧，全部把它烧毁，那么后来写史的人即使竭尽力量搜访、极力描摹，对于他帷幄中的深谋密计，也必定不能得到这样详尽的记录。传闻各不相同，虚实参半，也不能使人消除对夸大罪恶的疑虑。比如‘不要让皇上知道’这句话，世人都共同传说，最终却因为手稿不存在，使陆佃能够加以隐讳。即使元祐群贤竭力指陈、争辩，也没有办法纠正。幸而他的门人自己因记载失误而把这份真迹拿了出来，使他的罪恶暴露于天下；就应当搜集他任意曲解天理的事实，纠正他迷误国家、贻误朝廷的罪恶，把王安石列为首先应受诛责的人。这正是所谓自然形成、不可改变的公论，不但可以订正过去的谬误，又足以启发后来人的迷惑。为什么却因为畏惧、回避和猜疑，反而说这是曲折回避之辞，指为伪造、增饰、诬谤、虚假诋毁之书，还想加以删削，以掩盖后来的事迹呢？建中、崇宁年间，了翁还认为《日录》是蔡卞托人编造的；后来《合浦尊尧集》一书，也没有直接攻击王安石。大观四年以后，《四明尊尧集》的论说才开始出现。虽然说是上天使王安石亲自写下诬陷悖逆之心，但其中仍有怨恨之笔和增饰、把过错归于神宗的话，因此终究免不了有曲折回避、迁就遮掩之处。二程的学说 大观元年，程颐去世。程颢曾说：将来能够尊崇、严明师道的人，是我的弟弟；如果说到接引后学、随人的才器而使其成就，那么我也不能谦让。程颐去世后，他的门人和高足大多也已经先亡，没有人能够描绘他的盛大美德。但程颐曾对张绎说：我过去为明道先生撰写行状，我的学说大概与明道相同；将来想了解我的人，寻求于这篇文章就可以了。朱文公说：明道的德性宽厚宏大，见识和格局广阔；伊川的气质刚正方严，文章义理细密明察。他们的道理相同，但达到德性的途径各不相同。因此，明道曾任条例司官，并不认为这是玷污自己；而伊川所作的行状却唯独没有记载这件事。明道曾说，青苗法还可以放过，这就像孔子打猎时取较多的猎物；伊川对二程之理的坚持，则像孟子不去拜见诸侯。这又怎么妨碍他们的学说相同呢？只是明道所处的境界，是大贤以上才能做到的事情，学习者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却轻率地议论它，恐怕会失去自己的操守。伊川所树立的标准虽然很高，但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努力达到，学习者正应当以此为准则，这样或许可以少犯过错。不过，也应当考察实际运用的深浅、事情的大小，斟酌合宜，不能拘守一种意见。这就是君子重视穷究事理的原因。传位 皇上在内廷禅让帝位给道君，自称道君，退居龙德宫。皇太子即皇帝位。《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三 宋代吕中撰写 钦宗皇帝 靖康一年 即皇帝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即皇帝位。寻求直言 靖康元年正月，下诏寻求直言。自从金人侵犯边境以来，屡次下诏求取直言，但事情稍有平息，就暗中加以阻止压制。当时有‘城门开而言路闭’的说法。天下太平时，公卿的言论轻如鸿毛；天下有事时，平民的言论重如泰山，这是因为缓急的形势不同。国家自熙宁、元丰、绍圣以来，言路不通已经很久了，但终究不能完全禁止人们说话。大概天下人知道，我朝没有诛杀进言者的事情。自从党籍之禁在前面钳制言论，御笔所定的约束在后面限制言论，人们知道进言未必有益，反而会招来祸患，风俗渐渐形成了噤声状态，但往往仍然不能进言。刚开始与金人交往时，就下御笔，规定天下的师臣、监司不许干预；违犯的人称为违背御笔。到了王黼坚持要夺取燕地，又认为仅凭违背御笔的法令不足以禁止天下人，于是下令，凡是妄议此事的人必定严惩，决不赦免。只有宋昭一人陈述祸福，最终被重重贬谪。出兵之日，仍有‘必罚无赦’的文告，但仍不足以堵塞人们的言论。于是下诏说议论此事的人处斩，便再没有一个人敢谈论这件事了。如今女真人长驱深入，国家的危亡就在早晚之间，假如有人提出一条建议、贡献一种智慧，应当像泰山一样重视他；可是奸臣仍把这种人看得不只是轻如鸿毛。积习已经形成，所以即使天天下诏求言，也终究不足以扭转数十年来阻止、压制和蒙蔽言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