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七宋 吕中 撰

译司马光留守西京后，不敢再谈论新法。熙宁四年，任命司马光判西京留台。他上奏说：“臣预见事情的能力不如吕诲，公正直率不如范纯仁，敢于进言又不如程颢，果断勇决又不如苏轼、孔文仲，坚决请求留在西京任职。”从此以后，他闭口不再谈论新法。王安石的法令，大体把兴利看作当务之急；但最初他说的只是改变风俗、建立法度。二月设置条例司，九月才开始施行法令，直到三年以后才谈论理财。这说明王安石是个好名的人。他起初也害怕别人的议论。变法并不是恶名，王安石承受了它而不推辞；兴利并不是美名，王安石忍受了这个名声，却没有立即公开说明。他所施行的法令，常常因别人的言论而激怒。因为吕诲的一句话，便实行均输法；因为范纯仁的一句话，便实行青苗法。范镇把它斥为盗贼之法，又以课场之名羞辱他，只是更加激怒了他推行这些法令。只有吕公著、程颢、司马光知道他的性情。吕公著因为是旧交，又是王安石厚待的人；程颢因为至诚，而受到王安石敬重；司马光因为持不同意见，而为王安石所忌惮。当时论者正攻击王安石谋求财利，吕公著的言辞却很委婉，说：“现在施行的只有一两件财用方面的事情而已；先前所议论的风俗、法度，也可以选择其中的实行。”王安石设置条例司，人人都认为不对，只有明道不推辞担任其属官；在争论新法的时候，他独能使王安石心有所感、意有所动。温公虽然为王安石所忌恨，但受到君主敬重；按道义不能离去，进言也不能过于急切，因为那对事情没有益处，离去对国家也没有益处，所以只有他恳切地进言，而不说激烈严厉、刚直峻切的话。众人正在极力争论时，他又好像沉默不言，说：‘我又担心因为臣的言论激怒主持谋划的人，使他更加用力地推行新法。’于是闭口不再敢说，可以说是善于对待王安石了。他借辞去枢密副使的任命来感动君主之心，又不愿像悻悻然的人那样苟且离去。熙宁年间，在道义上无可指责的，只有这三个人；其余的人都意气激愤、言辞怨怒，正是邵雍、程颢所说的‘我们这一党有过错的人’。陆象山所说的‘平和的人还不到一二，激烈的人已经有七八个’，新法的罪过，诸位君子本来已经分担了这一点。” 诸位君子同王安石争论新法。熙宁二年，王安石极力请求离职。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请求入见，进言说不应听任王安石离职，大概仍希望王安石出来后改变新法。不了解程颢的人，便认为他是王安石的党羽。起初，吕公著受到王安石厚待，程颢和王子韶也都受到吕公著厚待；即使司马光，也把程颢等人看作王安石的党羽。李常一向同王安石友善，王安石曾推荐他；等到吕公著进言罢除条例司，王安石便不高兴。王安石既然出任宰相，持守新法更加坚定，别人的意见再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于是争论新法开始激烈。李常上疏，王安石请求为此分辨；李常没有奉诏。吕公著又说，孙觉、程颢、张戬、陈襄不应被贬；韩琦请求罢除青苗法，张戬尤其斥责王安石的错误。神宗于是告诉王安石，台谏官的意见不可失去人心。王安石说：‘所谓得到人心，是因为有义理；义理就是人心所喜悦的。现在只是流俗之人不喜悦罢了。’吕公著出任颍州知州，王安石推荐韩维代替他；韩维推辞，于是任冯京为中丞，任李定为监察御史。宋敏求封还词头，说从来没有让幕职官出任纠察之地。苏颂、李大临一并缴还谏官任命，谏官胡宗谕又加以论说，陈荐又弹劾李定不服所生母亲的丧服。新法实行后，进言的人多说台官任用了小人，形势如此汹汹。程颢论说新法，言辞和顺，神色平和，并不十分激怒。第二天，张戬声色俱厉地抗辩。王安石笑着对张戬说：‘参政嘲笑我，又怎么能抵挡天下人嘲笑参政呢？’ 这些都是争论新法的台谏官。台谏官的兴盛始于庆历，台谏的争论始于治平，台谏的衰落从熙宁开始；而熙宁初年，正是它极盛之后将要衰落的时期。它极盛，是庆历年间长期涵养、培植的积累，也是治平年间波涛汹涌之后的余势；它将要衰落，是熙宁年间逐渐消磨、压制、退缩的开始，也是绍圣时期败坏腐烂、停止声息的根源。治平以前担任大臣的人，都是因为台谏的言论而离去；治平以后担任台谏的人，都是因为大臣的愤怒而离去；而熙宁四年以后担任台谏的人，都是大臣的私人。可是王安石起初还任用旧友和自己所厚待的人进入言路；那些一向没有士人品行的人，他并不任用。吕惠卿最受王安石信任，却不过任条例司属官，由此可见王安石的用意。后来，他所推荐任用的人不依附自己，于是只推荐谄媚奸佞的人，李定、谢景温之流便出现了。王安国不赞成兄长王安石的所作所为。熙宁四年，任命王雱为崇政殿说书。王雱曾作三十多篇文章，都是王安石辅政时所施行的事情；王韶所说的洮河之事，也是王雱一向的志向，所以王安石支持他。任命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他常常不赞成兄长的所作所为，多次进谏而不被听取。召见他入对时，神宗问他王安石执政怎么样，他回答说：‘只是遗憾他聚敛财利过于急迫，识别人材不够明察罢了。’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王安石的学说尚且不能同他的弟弟相同，何况要天下人都同他自己相同呢？王雱把父亲的道术发扬光大到孔子那样，王安石则因为儿子贤能而任其为崇政殿说书；儿子以父亲为圣人，父亲以儿子为贤人，却认为其他人都是流俗之人，难怪如此。列举王安石的十条罪状。熙宁二年，吕诲列举王安石的十条罪状，被罢免中丞。讲义见前卷。郑侠绘图进献，说明新法不便，上奏请求罢除新法，以消除天变。熙宁七年，发生旱灾，皇帝要求臣下直言。韩维说，动用军队使士民陷于危险，耗尽财帛于荒远地区，朝廷推行这些事情非常迅猛；至于减免租税、宽缓拖欠，以救助忧苦的良民，却迟疑而不敢施行。希望陛下亲自振作，果断施行；过于养护百姓，也胜过过于杀害百姓。河东、河北、陕西的饥民流入京城。监门官郑侠画出灾民流离的图景，并且上书说：‘陛下南征北伐，大多都是凭借胜利的形势制作图画送上来；料想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忧苦、父母妻子不能相互保全、迁徙困顿、惶惶不安而来不及逃避的情状画出来进献。陛下如果观看臣的图，采纳臣的建议，十日不下雨，请斩臣，以正欺骗君主之罪。’王安石坚决请求退职，没有获准。于是诏令韩维、孙永核实免行钱，曾布核实市易法；又在商税处开仓发放常平仓粮，青苗、免役法也暂时停止。群奸对郑侠切齿痛恨，指责他擅自发出驿马传递诏令，诏令弹劾他的罪。司马光自从任判西京留台后，闭口不谈时事；到这时读到诏书，流泪，再次陈述六件事，说青苗、市易、免役、开边、保甲、水利都应改革。四月，暂时停止方田法，又免除编排保甲；当天就下了雨。新法不合乎众人的议论，众人的议论可以被斥为流俗而排除；不合乎旧制，旧制可以被诋毁为弊法；不合乎民心，百姓的怨恨可以被当作常情而忽略。至于天变显现在上天，便不是王安石的口舌所能强行压下的，所以后来竟把天变视为不值得忧虑。先前争论新法的臣子被斥退到闲散之地，推行新法的人却盘踞要津；流民图只被京城监门这样的小官看见，也足以看出祖宗涵养忠厚的风气，不是新法所能阻抑的。即使台狱兴起，只是为了伸张报复私仇；但青苗法暂时停止，核实市易法，免除保甲编排，天子从此已经产生悔悟之心，随后王安石反而更加固执地坚持错误。

译神宗悔悟新法的错误。熙宁七年，下诏留下常平钱粮。在此以前，各路遭受旱灾，有司不能赈济。神宗说：‘如果不问利害，前代的法度怎么能一一更改？难道这接近合理吗？’ 神宗已经悔悟变法的错误。元祐诸公不能推究神宗悔悟的本心，以此改正新法，反而提出‘母改子’的说法，因此开启了后来纷纷的争论。罢除市易法。熙宁七年，曾布罢去三司使兼市易的职务。曾布实际上赞同市易法，后来揣摩神宗的心意，怀疑市易法有弊病，于是急忙审治吕嘉问市易违法之事，最终因证据不实而被贬黜吕惠卿。吕惠卿乘此机会排挤曾布。王安石变法时，被重德的元老王安石所忌恨的，是韩琦、富弼、文彦博；因素有声望而受到王安石排斥的，是欧阳修、司马光、张方平；起初与王安石同道、后来意见不同的，是曾公亮、吴充；竭力与王安石争辩的，是唐介；虽争辩却不坚决的，是赵抃、冯京；枢密院中不参与王安石谋划的，是吕公著、蔡挺；假托理由、模棱两可而不发言的，是王珪。不与王安石意见不同的，宰相中只有绛，执政中只有王珪，台谏中只有章惇；而吕惠卿、曾布之类，都是后来背叛王安石的人。废止官卖盐法。熙宁十年二月，制定盐法和贴纳法。三司说，盐法的弊端，是由于熙河地区钞额增加，所以盐价低而草料粮食价格高。现在盐法应当改革，官卖盐法应当废止，请先收回旧钞并加盖印记。旧制是，河南漕运、濮州以西都食用解盐；仁宗时，官府不再专卖，熙宁初年市易司才开始专卖。王安石善于进退。熙宁五年六月，王安石请求退职，神宗不准。在此以前，王安石请求出任一郡长官，神宗说：“自古以来，君臣之间像你我这样相知的极少。我资质鄙陋迟钝，起初并没有什么见识；自从你在翰林院任职，我才听到关于道德的学说，心里渐渐开悟。你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臣子。”王安石又请求离去，神宗说：“我从任知制诰时就知道你，把天下的事托付给你。像吕诲那样把你比作少正卯、卢杞，我不会因此受惑。”王安石说：“陛下因为郭逵荒诞欺骗，所以答应他辞去秦州职务；后来郭逵诬陷王韶，陛下也听从了。如果陛下确实能够识破奸邪，依据义理决断，那么就没有人敢这样做了。”熙宁六年十一月，王安石请求退职，神宗不准。当时有人不辅行新法，王安石想严加治罪，神宗说：“可以。” 自古以来所担心的，是君主不能信任臣子；而神宗可以说是能够深信臣子的。自古以来臣子常担心不能得到君主的知遇；而王安石也可以说是得到了他的君主。王安石的虚名和实际行动足以迷惑人，使他不被任用于世，天下和后世将会惋惜他的湮没，认为那是当时君主的过错。天下人的希望归于王安石，神宗便任用他治理天下。既然已经任用他，就应当不再疑虑二心，这就是用人的原则。然而，王安石把法令能否推行作为自己去留的依据。他为人本质上虽清廉耿介，器量却本来狭窄；志向虽高远，学问却平凡浅近；自满自以为圣，又把这种态度当作高明。因此，他处理天下事务，既因任意率断而在前面失误，又因刚愎自用、徇护私意而在后面失败。这说明是王安石辜负了天子，并不是天子辜负了天下。王安石虽然退职，但依附他的党羽却得到进用。熙宁七年，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流着泪向神宗说新法不便，并且说：“王安石将要扰乱天下。”由于长期干旱，百姓流离失所。神宗更加认为新法不便，想废止它。王安石不高兴，请求离去，于是罢免他，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府，以韩绛同平章事，任命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是王安石推荐他的。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法善神”。神宗下诏说：“如今新法施行，已经显现其成效；即使官吏有不能奉行的，我最终也不会因为有人违法而轻易改变法令。” 仲淹被任用，仲淹的法令就施行；仲淹离去，仲淹的法令就改变。王安石本人虽然退职，王安石的法令最终却不能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变法的罪过还小，任用小人的罪过更大；变法造成的祸患只限于一时，而任用小人造成的祸患没有穷尽。吕惠卿承袭王安石的意图而推行，蔡京又承袭章惇的意图而推行，他们造成的祸患延续百年还没有停止。吕惠卿推行手实法，又推行方田均税法。熙宁七年，吕惠卿推行手实法，说免役钱征收不均，难道不是由于簿册记载不完善吗？所谓手实，就是让百姓据实填写丁口、田地和房屋的情况；有隐瞒遗漏的，允许告发。考察当时推行手实法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免役法的弊端了。然而，手实法实际上是太祖户帖、户钞法的翻版；方田法就是太祖丈量百姓田地用意的翻版。不过，建国初年施行这些法，是为了有利于百姓；熙宁年间施行这些法，却只是使百姓受到扰乱。王安石再次任宰相。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任同平章事。起初，吕惠卿害怕王安石重新入朝，拿出王安石的私信，其中有“不要让皇上知道”的话；又与韩绛不合，韩绛向神宗请求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王安石听到任命后不再推辞，从金陵七天就赶到宫阙之下。王安石第一次入相时的心情，与第二次入相时不同。他第一次入相，急于变法，急于兴利，不过是想实行自己的学说，当时还不知道法令的弊端；到第二次入相时，已经明知法令有弊，却仍然坚持错误。因此，文公认为，他处理天下事务，既因任意率断而在前面失误，又因刚愎自用、徇护私意而在后面失败，这是恰当的。不过，王安石的法令毕竟出于他自己的见解；至于那些推行新法的小人，只是为了依附王安石才这样做，等到王安石失势便背叛他。这是小人的常态，司马温公早就看清了。王安石借交趾之事来解释天变。熙宁八年十月，彗星出现在轸宿，朝廷征求直言。王安石说：“晋武帝泰始五年，彗星也出现在轸宿，而晋武帝在位二十八年。天道深远，所应当相信的只是人事罢了。”富弼说：“希望把各郡的奏章全部取来，选择其中意见相同的部分，竭力下令施行。”张方平说：“人是天地的中心，天地的变化，实际上是由人心造成的。希望凡是有不合于百姓的事情，都全部废止。”十月，交趾的檄文说：“中原制定青苗法、助役法，使百姓陷于困穷。我现在出兵，是想相互救助。”王安石大怒，起草诏书说：“上天显示出帮助顺命者的征兆，已经预示了布新政的吉祥；人们知道悔改灾祸，都怀有敌忾之气。”王安石最不相信《洪范》关于灾异的说法，却把灾异推到交趾身上。司马光提出王安石有“三不足”的说法。如今看来，实际上有“四不足”的说法。然而神宗对王安石，确实把众人的议论看作流俗，把旧制度看作弊法，把人的怨恨看作常情，凡此都勉强听从了他。至于天变只是常数的说法，王安石最终也没能使神宗受惑。这是因为神宗的天性严肃恭敬，根本出于天性，源流承自祖先，像长江巨涛一样，虽几经曲折也必定向东。王安石知道神宗不可被天变之说迷惑，于是命令州县不得奏报灾伤，以蒙蔽神宗的耳目；但旱灾和彗星又无法遮掩，所以七年大旱时，王安石以“常数”回答，神宗却不相信。王安石不敢再提出“常数”的说法，于是借交趾之事来加以解释。虽然没有明说天命不足畏惧，但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可以看出的。从绍圣到政和、宣和年间，奸臣误国的说法都出自王安石，而“天命不足畏”的说法造成的祸患尤其惨烈：不说灾异，反而动辄记载各种祥瑞；更严重的是，把腊月的雷说成瑞雷，把六月的雪说成瑞雪。他们把天变看得仿佛童稚可以侮弄，实在令人痛心。

译吕惠卿背叛王安石，王安石再次被罢免宰相。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次被罢免宰相，退居钟山，直到元丰年间结束也没有再被召用。晚年，他在静室中常常书写“福建子”三个字。起初司马光写信劝他说：“忠信之士在您当权时，虽然彼此龃龉、令人厌恶，但慢慢总能发挥作用；谄媚之士现在确实能带来顺心适意的快感，但一旦失势，必定会出卖您来求得自己的显达。每当我面对宾客批评王氏时，必然会说到吕惠卿。” 从治平四年九月王安石被召，到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离去，前后十年，国家的议论都把王安石变法当作国是。王安石的法令，开始时似乎像君子之法，最后却成了小人之法。当时的议论，有的依据开头而掩盖结局，便称王安石为君子；有的依据结局而抹去开头，便称王安石为小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王安石只是学习异端之学罢了，他开始如此，最后也如此，哪里有先是君子、后来变成小人的道理？异端之学在开始运用时似乎像君子，一旦实际施行，实质上就是小人之学。王安石也像告子那样能够“不动心”，所以竭力执守自己的学说，竭力实行自己的意图，即使天地鬼神也不能使他改变。他坚定地有所主张，不能用富贵诱惑，不能用言辞动摇，也不能用威武胁迫，这一点也是君子。只是他把老子、佛家的言论当作精妙的道理，把礼法和具体事务看作粗浅的末迹，割裂内外、判分心迹，不能用明理来战胜自己的私意，所以内心产生的祸害反映到政事上，终于如此。自古以来，异端之学从未有完全施用于政事的；如果杨朱、墨子一类的人得到君主专任、主持政事，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比这小吗？异端之学也能使人不动心，只是能够守持它罢了。所以谢上蔡说：“如今的人不能培养气节，王安石却能够做到。”当时虽然有许多君子，但了解君子之道的人很少，所以都把王安石看作正学。后来施行没有成效，便说王安石放弃了原来的学说而改从管仲、商鞅。王安石以前究竟学习了什么，今天又放弃了什么呢？他谈论市易等事时，内容十分琐屑，却仍然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学说，还说：“臣不敢辜负所学，是为了替天下制定法令。”圣明的君主怎么能不因此受他迷惑呢？任命王珪、吴充为同平章事。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享年三十八岁，在位十九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八。宋吕中撰。哲宗皇帝。元祐九年。绍圣五年。元符三年。即皇帝位。太皇太后共同听政。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即位，太皇太后共同听政。神宗当时刚满十岁，临朝处理政务时庄重严肃。废除、停止新法等事情，都由太皇太后从宫中直接决定。元丰八年三月，废止京城巡逻的士卒；废止开河的役夫；废止制造军器的工匠。四月，废止户马，放宽保马限额；废止成都府利禄买马；废止在京城、东州、西州、泗州设置的物货场；废止市易抵当；废止汴河堤河岸司的地课；发放市易、常平、免役的息钱；废止租赁土地出限罚钱；废止免行钱；废止提举保甲钱；废止钱粮提举保甲官；废止方田法；废止鄜延团将；废止增置铸钱的十四监。十二月，废止后苑作坊院。起初，诏令司马光、吕公著在外地任职。他们尚未到达，便派遣中使迎接慰劳。太皇太后亲手写信，询问当前施政最应先做什么。司马光还没来得及分条上奏，朝廷已经遣散修筑京城的夫役，停止御前工程，斥退近侍中无状的人，并告诫朝廷内外不得有人苛刻百姓、横征暴敛。废止、停止等事情，都由太皇太后从宫中直接决定，大臣们并未参与。母后临朝听政，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所没有的；高皇后、曹皇后、向皇后、孟皇后的贤德，也是汉、唐以来所没有的。宣仁圣烈皇后又是历代母后中最圣明的，足以与太任、太姒相媲美。人们都说新法的改革出现在司马光入相之时，却不知道司马光还没有到达。凡是废止、停止等事情，都由太皇太后从宫中直接决定，并不是章惇、蔡确所能压制，也不是等司马光、吕公著来教导。废除、设置等法令。元丰八年，司马光说：“新法的弊端，陛下只稍微有所改动，远近的人便都互相庆贺。不能拘泥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说法。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件事，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也是在改革中应当首先处理的。” 元祐元年，制定三司同取法；制定由户部总管财用的法令；废止提举常平官；恢复差役；禁止科举使用王安石的字说；设置《春秋》博士。八月，恢复常平法；废止青苗钱。起初，进言的人援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想对新法中最严重的部分稍加舍弃；司马光于是坚决争辩说：“先帝的法令中，好的即使百世也不能改变；如果是王安石、吕惠卿制定而又不是先帝本意的，就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立即改掉。”何况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政策，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政策，众议于是确定下来。有人说：“元丰旧臣如果以父子之议离间皇上，朋党之祸就会发生。”司马光站起来，拱手提高声音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必定不会有这种事。” 改变熙宁年间的法令，是改正神宗晚年已经有所悔悟的意思，也是太皇太后初年出于盛大善意、天下人心共同议论的结果。司马光说，先帝法令中好的部分即使百世也不能改；安石、惠卿所制定而不是先帝本意的，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改掉。这正是孔子所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意思。然而，如果说太皇太后是以母亲身份改变儿子，那么日后章惇一类人一定会以“儿子不能改变父亲”的说法进言，这就是“绍述”之论产生的原因。当时吕公著说：“保马法，先朝已经知道有关部门奉行得错误；市易法，先帝尤其觉察到它有害而无利；福建、江宁等路配买茶盐，也都不是朝廷本意，应当一概废止。这样，应该改变的法令都出自神宗末年的意思。推行这一意思，就不会有绍述之祸。吕公著又说，青苗法只要停止逐年考核比较，百姓自然可以免受强迫；差役法少取宽剩钱的数额，就没有下户虚缴的祸患；保甲法只在农闲时教习，就不至于妨碍农业。改革之际必须讲究方法，不能仓促行事。这也就是所谓有些事情应当改变，却可以采取办法使它不必立即改变。推行这一意思，就没有反复更张的忧虑。所以说，熙宁年间的小人不能不尽快除去，而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却不能全部改变；除去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不能不急，改变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却不能过于急迫。青苗法、均输法可以废止，雇役法却不能立即废止；保马法可以废止，保甲法却不能立即废止；新经义、字说可以废除，但取经义、先论、策的用意不能废除。不过，司马光改革法令如同救火、救溺，四种祸患没有除尽，死也不能瞑目。至于有人说朋党之祸，他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必定不会有这种事’；这又是司马光至诚至公的心，可以对天地质证而无愧。后世听到司马光的话，也足以流泪痛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