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九宋 吕中 撰

译水灾：黄河决口。元祐三年四月，任命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朝建立以来，担任三公、平章军国事的共有四人，其中父子二人就是吕公著父子。吕大防、范纯仁分别任左、右仆射。朝廷议论回河之事。起初黄河向东流，元丰年间河道决口，于是改向北流。神宗知道旧河道无法恢复，便顺着北流疏导。当时议论回河，文彦博、吕大防、王安石主张回河，范纯仁、苏轼认为不可，说应命范百禄、赵君锡前往察看。元祐四年，范百禄、赵君锡看见东流河道高、北流河道低，知道决口的河道不能改回东流，范纯仁请求停止此事。八月，朝廷又修治河道。范纯仁罢相后，都水监又请求堵塞北流，祖禹、尧俞极力劝谏，但未被听从。王岩叟始终认为东流是对的。元祐五年十月，停止修河机构。苏辙上奏说：黄河的流向向来在东西之间迁移，都有一定规律，大概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会淤积；淤积填高以后，水势必然寻找低处而决口。论述河流决口，应以苏辙的话为正确；消除河流决口的祸患，应以神宗的话为正确。但究竟向东流还是向北流，仍没有定论。削减荫补恩典　裁减冗余费用 元祐三年，削减荫补恩典。太皇太后说：“本家的恩泽也应当裁减，而且要从我这里开始。”闰十二月，裁减冗余费用。户部请求削减宫中费用和内侍的供给，以此向有关官署交代，朝廷同意了。削减荫补恩典从自身开始，这就是范仲淹在庆历年间实行的做法；裁减冗余费用…… 从宫中开始，这就是韩琦在宝元年间实行的做法；而太皇太后又在元祐年间实行了这些，难道不是圣人吗？郊祀　分祭与合祭的不同 元祐七年五月，接纳孟氏为皇后。六月，任命苏颂为仆射。十一月冬至，举行郊祀，又采用合祭。苏辙主张合祭，赞成的人有五人；刘安世主张分祭，赞成的人有四十人。从赞成者人数的多寡，也可以看出分祭与合祭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错。从《周礼》所说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来看，分祭是正确的。《昊天有成命》诗说郊祀天地，这只是《诗经》编次的错误，不可信。因此，分祭是先王正规的祭祀，合祭是后世权宜的做法。有人说祭社就是祭地，这个道理还应考察。家法 元祐八年正月，范祖禹上奏《仁皇训典》。在此以前，哲宗曾学习八篇，说：“如今人们有珍宝器物，尚且知道爱惜它，何况祖宗一百三十年全盛的天下，难道可以不努力学习来守护它吗？” 我朝把学习作为家法，所以想要守护祖宗的法度，就应当努力学习祖宗的学问。《帝学》一书极力说明，我朝一百三十年天下太平，是因为祖宗没有一个不好学的缘故。至于上奏《仁皇训典》，又说：“一祖五宗都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后代子孙都应当以他们为榜样；仁宗在位最久，恩德施泽最深，更应专门以仁宗为法。”大概自汉、唐以来，谈论家法的没有比我朝更好的；我朝家法最纯粹的，没有比仁宗更好的。这就是其中的意思。元祐诸臣知道这一点，熙宁年间的人不知道，绍圣年间的人也不知道。只有契丹及其宰相商议说：“南朝专门效法仁宗的旧例，可以命令燕京留守告诫官吏，不要惹事。”夷狄尚且知道这样做，作为臣下的人难道反而不知道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 元祐八年七月，范纯仁任右仆射。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太皇太后看着吕大防、范纯仁、苏辙、刘挚等人说：“九年之间，你们曾经给高氏施过恩吗？”吕大防说：“陛下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什么时候曾把私恩施给外戚？”太皇太后说：“正因为一切以至公为准，所以我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死，都不能见面。因此我想把话向官家说明白：我死以后，一定会有许多人欺骗、戏弄官家，千万不要听他们的；你们也应当及早退下，让官家另用一批人。明年社饭的时候，想一想我吧。”元祐八年十月，哲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范祖禹说：“陛下初次阅览各项政务，这是宋室兴衰的根本、国家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百姓安乐忧苦的起点，也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天命人心去留离合的时刻，不可不谨慎。太皇太后至公无私，焦虑劳苦，凡事都是一心为了赵氏社稷，专心保佑陛下。如今一定会有小人进言说：‘太皇太后不应改变先帝的政事、驱逐先帝的大臣。’这都是离间之言，不可不察。陛下即位之初，臣民上书说政事不便的有数万件，太皇太后因顺应天下人心想要改变的愿望，才与陛下一同改变，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况且有罪就应当驱逐，陛下和太皇太后也是根据众人的议论驱逐他们的；被驱逐的人，上对不起先帝，下对不起万民，都是天下共同憎恨的人。太皇太后在其中有什么个人的憎爱呢？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天下就不得安宁罢了。”召见内侍刘瑗等人。十一月，杨忠思入朝应对。十二月，重新起用章惇、吕惠卿、王忠正为官。姚勔不肯起草吕惠卿、王忠正的诰词，都没有被听从。当明道年间仁宗亲政时，范仲淹称颂太皇太后保佑仁宗十多年的大德，仁宗因此下诫令，禁止内外臣民谈论垂帘听政，只劝章献太后尽到母亲的职责；等仁宗亲政，又只劝仁宗尽到儿子的职责。难道他也预先料到今天的事情吗？明道二年亲政以后，没有异于天圣年间的情形；而元祐八年亲政以后，却突然转变为绍圣年间的局面。这种治乱的关键，完全系于君子和小人；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实际上又系于君主。唉，元和年间的君子之所以没有遭受太和、会昌年间的祸害，是因为权力出自宪宗；庆历年间的君子之所以没有熙宁、绍圣年间的忧患，是因为权力出自仁宗。

译驱逐小人 元祐元年二月，蔡确被罢免。汪觌说，执政八人中奸邪、危害政事的占了一半，极力指斥章惇、蔡确、韩缜、张璪朋比为奸、危害正道，刘挚、朱光庭、苏辙接连上奏数十次。元祐四年五月，蔡确被贬逐。此前，知汉阳军吴处厚说，蔡确所作《登车盖亭诗》借唐代郝处俊指斥武后的事情，涉及讥讽诽谤。太皇太后大怒，范纯仁说不应把蔡确置于死地；退朝后对吕大防说：“这条路已经荆棘丛生八十年了，为什么还要打开它？我们恐怕也不能免祸。”州城西角有一座亭子，叫车盖亭。朱文公说：“元祐诸贤担心蔡确无法制服，想用诗句排挤他，固然不恰当；范公却想以此求得自保，也未免有自私之心。这些都不是上天惩罚有罪之人的意思。他们议论诸公，忽然反过来责备他们违背‘有往必复’的警戒，更不是正理。假使后世看见对君主和亲人无礼的人，却拱手旁观而不敢驱逐，那么一定会被这句话所影响。况且舜流放四凶，作为皋陶，难道也完全不考虑‘反尔’的戒条吗？邵伯温说：‘公卿大夫应当懂得国家体统。蔡确奸邪，把他投入死地有什么可惜的？但他曾经做过宰相，就应当按照宰相的身份对待他。范宣公、范文公留下的风范，是懂得国家体统的人，所以想减轻蔡确的罪责。蔡确死在南方荒远之地，难道只是有损国家体统吗？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但痛恨邪恶过甚，不懂得国家体统，以致造成后来士大夫的祸患，不能说没有过错。大概君子和小人相互消长，只要能使君子居上、小人居下，君子在朝内、小人在朝外，各安其分就够了，难道一定要杀掉他们，使其断绝吗？吴处厚拿前宰相的诗当作讥谤，不是敦厚风俗的做法，治他的罪是可以的；蔡确原是大臣，不追究此事而使他内心惭愧，也是可以的。朝廷应当惩治蔡确及其党羽妄自贪图定策之功的行为，命令当时同任执政的人分别具状说明拥立皇太子的事情，使他们诬罔的行迹明白昭示天下后世，治罪于最初谋划的人，这才可以。诗本身不应当治罪。唉，绍圣初年本来也是贤者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但章惇凶暴、蔡卞奸邪被任用，一时之间轻率、浮薄、险恶的人都得到进用，使宣仁太后蒙受诽谤，哲宗产生疑心，骨肉之间互相离间，祸患将近五十年不能解除，最终导致靖康之乱，真可悲啊！” 元祐君子 元祐元年，司马光去世。他执政超过一年，其中有一半时间因病居家。他给吕公著留下书信说：“我自从患病以来，把身体交给医家，把家事交给康儿——我的儿子。国事还没有托付给谁，今天就托付给晦叔了。”晦叔是吕公著的字。上天将要赐福给一个国家，一定先使君子得到福祉；上天如果要使元丰转为元祐，就会让司马光在元祐初年得到宰相之位；上天如果要使元祐转为绍圣，就不会让司马光再多活几年。当时新法已经改变了许多，但君子还没有全部得到任用，小人也没有全部被驱逐。司马光今天去世，党争的征兆明天就出现了。假如司马光还在，君子还会有所立足，必定不会有朋党之祸，也不会有报复之事。一个人的生死，关系到二百年国家治乱的所在。《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 宋代吕中撰写 哲宗皇帝 诸位君子自行分为洛党、蜀党、朔党 元祐元年，下诏令苏轼、傅尧俞等供职。当初苏轼与程颐一同在经筵任职，苏轼喜欢说笑，程颐则以礼法自守，苏轼常常戏弄他。朱光庭、贾易积怨已久，不能平忍，于是极力攻击苏轼所选的策问题目，认为其中讥讽仁宗。胡宗愈弹劾中丞傅尧俞，御史王岩叟支持朱光庭，吕陶支持苏轼。只有谏官汪觌的议论较为适当：“学士的文词失当，是小事；使士大夫被说成结党，才是大患。”元祐二年，解除张顺民等人的职务，传言是因为文彦博厌恶他们有用兵的意图。梁焘、王岩叟、傅尧俞等人多次争辩，先后被罢免。七月，韩维由门下侍郎出任邓州知州，吕陶弹劾他，曾肇不肯起草制书，吕公著说韩维很得人望。八月，贾易被罢去左司谏之职。贾易说吕陶结党支持苏轼兄弟，文彦博是他们的主谋。太皇太后大怒，程颐被罢为西京国子监，孔文仲说程颐是五鬼之首，原因就在这里。元祐三年，吕大防削减吏员名额，在尚书都省设置吏额房。一天，宫中传下的批示“可”误送到中书省，刘挚任中书侍郎，便制作录黄。趋逐利益的士大夫纷纷争斗其中，说刘挚、吕大防二人有嫌隙，于是党争就兴起了。元祐六年，苏轼任颍州知州，贾易任庐州知州。贾易上书论事，苏辙兄弟在帘前宣读诏论说：“贾易攻击别人太过，应当给予责降。”吕大防说：“不如两人都罢免。”十一月，中丞郑雍弹劾刘挚擅自施行威权，王岩叟等三十人都是刘挚的党羽；侍御史杨畏也弹劾刘挚，人们认为他是在附和左相吕大防。邵伯温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与他一同听政，群贤都聚集在朝廷。贤者不免按类别相互依从，所以当时有洛党、蜀党、朔党的说法。洛党以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为羽翼；蜀党以苏氏为领袖，吕陶等人为羽翼；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其众多。当时元丰大臣已被退处闲散职位，他们都把愤怒埋在心中，暗中窥伺机会；而诸贤却没有醒悟，自己划分党派，互相诋毁。只有吕大防是秦地人，性情直率而没有党派；范祖禹是蜀地人，以司马光为师，也不结党。绍圣年间，元祐党人全都被流放到岭外，真是可悲啊！我曾说，自古朋党很多，却没有像元祐党这样难以辨别的。因为小人攻击君子，这很容易辨别；君子攻击小人，这种党也容易辨别；只有君子攻击君子，才难以辨明。况且我朝寇准、丁谓的党，支持寇准的都是君子，支持丁谓的都是小人；吕夷简、范仲淹的党，支持范仲淹的都是君子，支持吕夷简的都是小人。它们在当时虽不容易辨别，但详细观察、反复考察，也并不难辨。而元祐所谓的党，究竟是什么人呢？程颐属于洛党，苏氏属于蜀党，刘挚属于朔党，他们都是君子，却互相排斥倾轧，这就使小人能够借此攻击君子。程明道说，新法实行时我们这一党有过错。我认为，绍圣之祸我们这一党也有过错。然而熙宁年间君子的过错较小，元祐年间君子的过错较大。熙宁年间争论新法，尚且出于公心；元祐年间自行结党，则都是出于私心。” 小人借用经典的说法来欺骗君主 元祐二年，张商英上书说“三年不改父亲的道”，吕公著不高兴。圣人经典的意义没有被阐明，奸臣往往偷取其中的说法来误国，这种事很多。熙宁年间改变旧法时，吕惠卿便借用《周礼》中关于读法的文字，来掩盖他实际大肆变更法度的行为；元祐年间改变新法时，章惇、蔡京、张商英之流又窃取“三年不改”的说法，来倡导绍述之论。他们不知道，“三年不改”的意思，是有些本来应当改变、但可以暂时不改的事情；如果合乎正道，即使百世也不必改变；如果不合乎正道，又何必等三年才改？司马光已经辨明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