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宋 吕中 撰

译小人诬陷君子有所谓“调停”的主张 元祐四年二月，吕公著去世。六月，范纯仁被罢去仆射之职，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石联名上章攻击范纯仁结党支持蔡确。十一月，范祖禹与刘安石上奏说，宫中要寻找乳母；皇帝已经十四岁，还没有纳皇后，不应沉溺于所宠爱的人而忘记应有的戒惧。后来章惇、蔡卞诬陷元祐大臣曾有废立皇帝的议谋，并把两人的话指作根据。元祐五年八月，梁焘、朱光庭、刘安石等被解除言职，据说是因为翰林承旨邓温伯的缘故。当时吕大防与刘挚想起用元丰党人，以平息过去的怨恨，这被称为“调停”。苏辙说，谢安对于诸桓，只是在外任用他们，从未把他们引入朝廷；又说：“这些人如果回来，一定会残害正人，逐渐恢复旧事，以满足个人的怨恨。臣下遭受祸患还不足以说，可惜的是宗庙和朝廷。”从此，兼用小人的说法稍稍平息。同年六月，王岩叟说，自古以来没有君子、小人参杂任用的道理。元祐之所以变成绍圣，开始于朋党，完成于调停。君子攻击君子，必然会被小人乘隙利用；君子与小人共事，最终也必然遭到小人攻击。当时梁焘论述任用人才说：“臣等多次上奏，邪正不可并用，陛下深以为然；可见邪与正必然相互攻击。如今却并用，臣等又说，若使邪人在外、正人在内，就可以治理，陛下也认为对；可见邪人在内就会危害正人。如今邪人在内，臣等又说，若使邪人少、正人多，就可以治理，陛下也认为对；可见邪人多了，彼此结党，就会损害正人。如今邪人多，而在内的邪人众多，与在外的正人已经很少的人同时任用，势力自然不相敌，怎么能够长久安定呢？”这番话是在元祐六年六月某日说的，可见绍述之论并不必等到绍圣年间才出现。小人攻击君子 元祐六年，刘挚被罢去右仆射。郑雍弹劾刘挚及王岩叟等二十人结党，侍御史杨畏也弹劾他们，人们认为郑雍是在附和吕大防。元祐八年初，杨畏攻击刘挚，认为朝廷一定会任用苏辙；但朝廷却任命苏颂为相。杨畏与来之邵又攻击苏颂，苏颂被罢后，朝廷便任命范纯仁为相；杨畏、来之邵又攻击范纯仁，但没有得到答复。人们都说元祐驱逐小人，失误在于做得过头。我认为，元祐驱逐小人，失误在于没有彻底做到。假如当时吕大防、范纯仁等人能够把章惇、蔡京等人全部黜退，那么接续庆历年间的宏大规制、彻底革除熙宁年间的弊政，岂不是完美吗？无奈他们只知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不是君子，却不知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未必不是小人。因此祸患从腹心之间发生，最终帮助形成仇敌的势力。司马光已经被蔡京欺骗，刘挚又被许将欺骗，吕大防又被杨畏欺骗；身处元祐而心向熙宁，君子为什么竟不能醒悟呢！” 小人进用而君子退处 绍圣元年二月，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温伯为尚书左丞。“绍述”的说法由李清臣倡导，邓温伯附和。此前杨畏入朝应对，首先背叛吕大防，宣称应绍述神宗；列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人的品行，请求召章惇为相。三月，吕大防被罢免，苏辙被罢去门下侍郎。四月，苏辙降为英州知州。曾布请求恢复先帝旧例，请求改年号。张商英五年未被召用，担任谏官后，便竭力攻击元祐大臣。范祖禹被罢免。章惇任右仆射，并以王安石配享。三年后追赠蔡确。常安民被罢去监察御史，因为他曾论说蔡京奸邪。君子之道，是合群而不结党；但支持子瞻的人攻击正叔，支持正叔的人攻击子瞻，这难道不是君子的党争吗？君子之道，是和谐而不苟同；但差役法实行时，赞同自己的人就高兴，意见不同的人就斥责，这难道不是君子的苟同吗？君子之道，是矜持而不争斗；但在回河的议论中，苏轼与吕大防争论，关于贬斥蔡确的事情，范纯仁又与刘安世争论，这难道不是君子的争斗吗？君子之道，是容易做事而难以取悦；但司马光对蔡京感到满意，苏公对杨畏感到满意，这难道不是君子的取悦吗？以上种种，都是因为君子没有办法把自己同小人区别开来，所以开始被小人所喜爱，最终被小人所……其结果甚至被小人玷污，却不能为自己申辩。人们都说元祐的失误在于区别过分，只有朱文公认为，元祐的失误正是由于选择辨别得不够精细。这是在没有亲政的时候，小人的势力已经足以胜过君子，何况已经亲政以后呢？小人扰乱国家的是非标准 绍圣元年三月，哲宗亲自考试举人，赐毕渐等进士及第。考官选取的策文大多主张元祐，杨畏复核时专门主张熙宁、元丰，因此把毕渐列为第一。询问此事的是中书侍郎李清臣，他拟定奏章上报，于是朝廷的论断便发生变化，元祐年间的人相继获罪。科举文章本来不足以影响世道的轻重，但王安石最初变法时，朝廷的议论还没有定论；自从蔡祖洽的文章一出，变法的议论便确定了。章子厚刚开始主张绍述时，议论也还没有定论；自从毕渐的策文一出，绍述的议论便确定了。它对世道升降的关键竟有如此大的关系。熙宁年间，考官原本把蔡祖洽列为第五等，陈升之却把他提升为第一等；绍圣年间，考官原本应当主张元祐，杨畏却把毕渐列为第一。这可以看出人心和公论所在，只是被关于国家是非的私见压制了。小人废除、恢复法令的先例 绍圣元年，恢复元丰免役法。当初蔡京、司马光实行差役法，到这时蔡京说：“我采用熙宁、元丰的法令施行，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闰四月，恢复常平提举等官，罢除十科。六月，取消《字说》的禁令。七月，恢复免役钱。九月，废除广惠仓，罢除制科。十二月，河东盐恢复官卖法。绍圣二年四月，设置律学博士。绍圣四年，罢除《春秋》科。王安石推行的法令，出自他学术上的偏执和见识上的局限，但仍有预先确定的规模。到了绍圣年间，那些人不过是借“绍述”的名义来报私怨罢了，他们根本不知道熙宁、元丰、元祐的法令究竟谁对谁错、谁有利谁有害。然而，王安石变法的罪过较小，任用小人的罪过较大。假如他的罪过只在变法，那么王安石本人既然离去，王安石的法令都可以加以改变；但他的罪过在于任用小人，那么被任用的人没有穷尽，相关的祸害也没有穷尽。即使王安石本人在元丰末年已经退去，那些人仍然在绍圣以后被任用。绍圣元年正月，停止进士学习词赋，设立宏词科。自从元丰、熙宁年间以经义选拔士人以来，本来是担心天下人学习词赋的浮华文辞而不切合实际用途；绍圣年间号称要追述熙宁旧制，既禁止尚未做官的人学习词赋，却反过来用优厚的官职诱使已经做官的人去应宏词科，士人究竟该以什么作为取舍标准呢？小人掩盖过错。绍圣元年，重新修撰《神宗实录》。曾布说，请把王安石列入《实录》参照的对象。修撰神宗的正史，却把王安石的私史作为参照和证据，那么神宗晚年追悔的意思，以及王安石没有完全暴露的奸邪，就都无法看到了。然而，他迷乱国家、误导朝廷的事情，最终也不可能被掩盖。

译小人与君子。绍圣元年六月，贬斥吕大防等人：吕大防安置在随州，刘挚安置在黄州，苏辙安置在袁州，苏轼安置在惠州；吕希纯任怀州知州，梁焘安置在鄂州，安世南安置在南安军，朝川坊安置在坊州，孙升安置在房州，吴安诗监管光州税务。又把吕大防等人窜逐到各州居住。十二月，以修史之罪论处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一并安置。二年九月，范纯仁上言，请趁赦书发布之机，允许吕大防等人在外地军州选择方便之处居住，降任随州知州。三年，范纯仁被贬为永州知州。八月，范祖禹安置在英州，因为他附和元祐党人而获罪，并非符合皇上的本意。十二月，梁焘死于化州。蔡京派使者谋划命人杀害元祐党人，许将说，祖宗从未诛杀大臣。十二月，刘挚去世。此前，朝廷正在审理文及甫等人所告发的事情，准备大规模杀戮。九月五日发生星变，皇上发怒而逐渐懈怠政事。不久梁焘、刘挚相继去世，众人都怀疑二人并非正常死亡。此前八月，蔡京、安惇审理同文馆案件；文及甫是文彦博的儿子，被任命为都司，刘挚曾上疏论列此事，又曾说文彦博不应任三省长官。文及甫给邢恕写信，因而写下急躁愤怒、诋毁他人的话，说刘挚等人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到这时，大理寺主簿蔡渭告发此事，于是审理案件。程颐被贬为涪州编管。元符元年，设置看详元祐诉理局；从此重新获罪的有八百三十家。又说郑侠诬告诽谤朝政，削除名籍并刻石公布。十月，范祖禹死于化州。上天将要赐福给一个国家，必定先赐福给它的君子。看一个国家的君子多得像树林一样，就知道这个国家强盛；看它的君子稀少得像星星一样，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原文缺字】；看它安宁、福泽像山河一样，就知道这是太平的征兆；看它受到摧折、挫败，像急流中的船、霜打的树木一样，就知道这是衰乱的征兆。因此，国家有祸有福，它的君子必定也参与其中。熙宁以前一百多年间，为什么君子获得福佑的那么多？绍圣以后五十多年间，为什么君子得不到福佑？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司马光曾说：“上天如果要赐福给宋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是把一切归之于上天。治理国家的人不体察上天爱护君子的辛劳，既不能替上天爱护他们，也不能由此爱护自己、谋求保全国家；为国家谋划的人不体察上天养育君子的艰难，又不能替国家爱护他们，也不能由此爱护同类。他们有的阻挠，有的困厄，使君子不能成为完整无瑕的人才肯罢休。然而，各位君子虽可以被杀害、被侮辱，他们的英气和义概却永远留存；绍圣年间的小人虽然一时得志、窃取富贵，却像地下之人一样奄奄待毙。这说明，是非邪正之理在上天那里从来没有不确定的。小人攻击小人。绍圣元年，吕惠卿调任大名府知府。韩忠彦、曾布说：“吕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凭什么自立？”于是进言说章惇专擅权力，当时曾布已经有倾覆章惇的意图。二年，安焘被罢免。安焘与章惇过去关系亲密，任门下侍郎后逐渐多次驳斥章惇，章惇憎恨他，对他的排斥无所不用其极。三年，杨畏任知【原文疑作“号州”】；孙谔论说杨畏，天下人称他为“杨三变”。四年，李清臣被罢免。十月，任命邢恕为御史中丞。章惇常常担心元祐党人重新被任用，谋划把他们彻底诛除；知道邢恕擅长处理这件事，所以没有按资历升迁。当时章惇已经与蔡卞不和。元符元年，外放邢恕为汝州知州，章惇认为他有倾覆自己的意图。元祐年间，小人失势便彼此勾结；绍圣以后，小人为了共同的利益便彼此攻击。这是小人的常态。然而，任用一个小人去攻击另一个小人，正是崇宁、大观以后小人相互接替而没有止境的原因。小人迫害君子，但自有公论存在。绍圣二年，常安民被罢免监察御史。他上奏说：“蔡京的奸邪足以迷惑众人，辩说足以掩饰罪非，机巧足以改变君主的听闻，眼力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又说：“如今大臣所说的绍述，其实都是借这个名义来报仇。商英在元祐年间向吕公著献诗求进，他的言论没有可取之处；近来做谏官，却请求毁掉司马光、吕公著的神道碑。周秩在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亲自定下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近来做正言，却论说司马光、吕公著有罪，请求剖棺鞭尸。”朝廷凡事都不采用元祐旧例。到王珪家【原文疑有缺文】时，其孙却引用元祐旧例。三年，左正言被罢免，上疏说，役法不要以元丰、元祐为鉴，应当使百姓没有不均之患；任命孙谔为助。元祐年间，诏令官员到外地任职。四年，火星进入鬼宿，太史上奏说主掌贼事的人在君主身边。皇帝下诏询问，他回答说：“进谗邪、作奸恶的人都是贼。只有进用正人、修养德行，才是防备他们的办法。”九月，大赦，征求直言。通判李深上书说：“如今蔡卞执政，他的兄长蔡京能够推荐台官；被他兄长推荐的人，难道能不偏袒他的弟弟吗？章粢任泾原路经略使，却任用他的女婿刘何代理曹事。从前章粢修筑平夏城，被贼人抄掠，奏报却没有送到，陛下听说过吗？吕嘉问听说过吗？王安石的女儿突然被任命为【原文有重复、缺字】西制；张赴的妻子于是举荐她的弟弟张超为边帅。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有个叫邓绾的人曾经推荐蔡卞，如今邓绾的儿子邓询仁任校书郎，邓询武任修史讨检，这些都是章惇、蔡卞报答私恩的做法。蔡京是役法方面的罪人，章粢是边防方面的罪人，天下人共同愤怒却不敢说，只是因为他们是蔡卞、章惇的兄长。兵权的重要性，河北没有比雄州更重要的，陕西没有比泾原更重要的，熙河则任用宰相的妻弟张超；指挥边疆事务，只凭私人书信而已。”元符二年，正言邹浩等人说，仁宗废郭皇后后，不久便一并斥退两位美人，这是出于公心。邹浩被诏削除名籍，羁管新州。邹浩经过颍昌，见到朋友田画，临别时流泪。田画正色说：“如果您在京城做官时保持沉默，遇到寒病却五天不出汗而死，难道只有岭海之外才能杀死人吗？希望您不要因这次举动而自满。士人应当做的事还不止这些。”邹浩说：“您对我的赠言太深厚了。” 公论就像天地间的元气，从来没有一天不在流行。绍圣年间的小人敢于驱逐正人、诬陷圣后，而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又敢于这样直言进谏，由此可以看出，公论存在于人心之中，不可能被磨灭；也可以看出，祖宗涵养士气直到今天仍未衰竭；还可以看出，哲宗能够容纳人们的言论，把诸位贤人驱逐到岭海以外，并不是他的本心。小人私自废黜、任用。绍圣三年九月，废黜皇后孟氏，皇帝后来也后悔说：“章惇败坏了我的名节。”元符三年九月，立贤妃刘氏为皇后。郭皇后的废黜，固然是吕夷简主张的；孟氏的废黜，实际上是章惇引导的。看后来他们的悔恨，就可以知道仁宗、哲宗的本心了。

译告诫小人不要偏私徇情。绍圣四年，太常博士陈瓘被罢免。当初章惇以宰相身份被召回，途中遇到陈瓘，向他询问当世政务。陈瓘说：“请允许我用所乘的船作比喻，船身偏了，可以行驶吗？”章惇说：“司马光是奸邪之人，应当首先辨明。”陈瓘说：“这就像船身已经平稳，却把左边的东西移到右边一样。元丰的政事有许多不同于熙宁，那么先帝的志向本来已经改变了。温公不明白先帝的志向，却采用‘母改子’的说法，实行得过于仓促，所以纷乱不止。” 自从朋党之论兴起以后，吕大防、范纯仁都主张调停。即使陈了翁在章子厚刚开始入相时告诫他，也不过说：“断绝臣子的私情，融合祖宗的善意，消除朋党，坚持中道。”如果只是说熙宁、元祐不要走向偏颇，那还可以；哪里知道熙宁、元丰、元祐的法令还可以有所损益、参酌使用，而熙宁、元丰、元祐时期的人却绝不可以平均调和、同时并立？何况章子厚不能进入元祐执政，必定要在绍圣报复；这样的话又哪里足以使他听从呢？杨龟山曾说，陈了翁关于乘船的比喻最好；然而，元祐年间不知道船上为什么装载得太重，到了绍圣年间又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多装了一边。根据这个比喻，船上装载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才变重了？如今应当减去什么才合适？陈了翁的话，是他早年的见解。小人诬陷太后。元符元年，章惇、蔡卞请求追废宣仁圣烈皇后。当时皇太后、皇太妃极力进谏，皇帝受到感悟，拿过章惇、蔡卞的奏章，就着烛火烧掉。第二天他们再次上奏，皇帝说：“你们是不想让我进入英宗庙吗？”于是下诏把先前流窜的内侍张士良送入狱中。章惇列举过去御药院的告发以及刀锯之刑，说：“有证言就恢复原官，没有证言就处死。”张士良仰天哭道：“太皇太后不可以诬陷，天地神明不可以欺骗。” 章惇、蔡卞起初不过想报复元祐年间的人，后来又要改变元祐的法令，并且担心元祐之人重新被任用，于是进一步诬陷他们犯有废立之罪，甚至请求追废宣仁皇后；这种滔天燎原般的行为，实在可怕啊！宣仁皇后不可以诬陷，天地不可以欺骗。章子厚虽然想威胁张士良，但张士良没有屈从；这也像常安民不肯在党人碑上列名一样。是非之心存在于人心之中，竟然如此不可磨灭。诸位贤人被罢黜。元符二年九月，邹浩因进言获罪；蒋之奇、吕嘉问、叶洽等二十六人，各自被降职、停职或罢免，罪名是与邹浩以言语相交往，以及把钱财送给邹浩。传位。元符三年正月，皇帝去世，享年二十五岁，在位十五年。皇弟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暂时代行听政；尊皇后为元符皇后，尊皇太妃诸氏为圣瑞皇太妃；恢复被废的孟氏为元祐皇后，夫人王氏为皇后。《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一。宋代吕中撰写。徽宗皇帝。建中靖国一年。崇宁五年。大观四年。政和八年。重和二年。宣和七年。即皇帝位。元符三年正月，即皇帝位。贬黜和升迁大臣。元符三年三月，任韩忠彦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任李清臣为门下侍郎。十月，任韩忠彦为左仆射，曾布为右仆射。曾布任宰相时，中丞丰稷想牵连归罪于他，于是丰稷调任尚书。建中靖国元年，李清臣被罢免门下侍郎，因为李清臣与曾布有嫌隙。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被罢免；六月，曾布被罢免。曾布在元丰末年想把元符与绍圣的政策合并推行，所以极力排斥蔡京；后来察觉皇帝有所倾向，又极力排斥韩忠彦，召引蔡京来帮助自己；到这时又被蔡京排斥。七月，任蔡京为右仆射。二年，任蔡京为左仆射。四年三月，任赵挺之为右仆射；赵挺之因与蔡京争权而被罢免，曾多次陈述蔡京的奸恶。五年二月，蔡京被罢免，赵挺之任右仆射。大观元年正月，任蔡京为左仆射；三月，赵挺之被罢免。二年，蔡京进封太师。三年六月，蔡京被罢免，任何执中为左仆射。四年六月，任张商英为右仆射。政和元年四月，张商英被罢免。二年，蔡京再次任太师。六年，何执中退休，蔡京总领三省事务；五月，郑居中任太宰，刘正夫任少宰；十二月，刘正夫退休。七年八月，郑居中被罢免；十二月，郑居中任太宰，余深任少宰。重和元年闰九月，郑居中被罢免。宣和元年正月，余深任太宰，王黼任少宰。二年六月，蔡京退休；十一月，余深被罢免，任王黼为太宰。五月，加授太傅，总领三省事务。六年九月，白时中任太宰，李邦彦任少宰；十一月，王黼退休；十二月，蔡京降职退休，仍主管三省事务。七年，蔡京退休。国家是安定还是混乱，看它的宰相就可以知道。宰相是君子而又有小人参与其中，开始虽然治理得好，最终必定会走向混乱；宰相是小人而后来有君子接替，开始虽然混乱，最终必定会得到治理。只有全是君子或全是小人，治乱安危才会截然分明。因此，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任宰相，就可以知道庆历之治；看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任宰相，就可以知道元祐之治，因为他们相继都是君子。像建中靖国以后，全是小人接替小人，怎么能不迅速招致靖康之祸呢？当时有人说，治乱是从蔡京开始分开的，却不知道建中靖国初年范纯仁没有来，治乱已经分开了；又有人说，建中靖国的更化都是曾布的奸恶造成的。这固然不是柔弱懦怯的忠彦所能纠正的，而又有李清臣参与其中，那么还没等到绍述的诏令下达，天下人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意图了。自从韩忠彦离去以后，小人相继执掌宰辅之位，其中蔡京、王黼又是小人中最坏的。推究他们所做的事，又是借托熙宁旧迹来行奸邪：在尚书省设置讲议司，是因为中书条例的弊病，却使弊病更加严重；让宰臣兼领应奉司，是因为三司条例的弊病，却使弊病更加严重；登记元祐党人，是因为把贤人看作流俗的想法，却使弊病更加严重；任用童贯、梁师成，是因为李宪经制事务的做法，却使弊病更加严重；收复湟州、燕山，是因为熙河开发横山的意图，却使弊病更加严重。霜降时才踩到薄霜，坚冰却已经形成；事情的发展，都是逐渐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