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八宋 吕中 撰

译恢复差役法，有人又说这样不便。元祐元年，恢复差役法；只有衙门中的一项差役，仍按旧法使用坊场、河渡钱募人，人数不足时再计算差役。苏轼说，免役与差役各有利弊，免役法是先帝的本意，使民户专心从事农业，决不可改变。司马光不高兴。苏轼说：“前些日子，魏公考察陕西义勇，您作为谏官曾经极力进言；难道今天做了宰相，反而不允许苏轼把话说完吗？”苏轼、范纯仁、马默都认为恢复差役不便。蔡京任开封府知府，便采用五日限期的办法。司马光说：“如果人人都像待制这样，哪里还担心法令不能施行呢？”台谏多次上报请求罢免。王安石在金陵听说改变了他的法令，神色安然，并不在意；等听说连差役法也废止了，便惊愕失声说：“竟然废止到这种程度吗？这项法令最终不可以废止。此法我和先帝商议过，经过两年才施行，没有不曲尽其理的地方。”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天下大体上，吴地、蜀地的百姓认为雇役便利，秦地、晋地的百姓认为差役便利。荆公、温公没有周遍了解各地的风俗，所以荆公主张雇役。然而差役、雇役两种差事的轻重相当，利弊各半，并不是由民间土地情况决定的。我曾经推究过这两种法令的缘由：差役法施行时，百姓虽然有供役的劳苦，但也认为有田就有租，有租就有役，都是自己职责范围内应当做的事，没有什么可怨恨的。差役法可以改革的，只是衙前役过重的问题。官府物资损失、押送官物的费用，都要责令承担衙前役，这不是农民所能承受的。如果把衙前役改为募人而不再差派，使农民免除这一负担，百姓就会乐于实行差役法。雇役法施行时，百姓虽然缴纳雇役钱，但全家可以安坐在家谋生，也没有怨恨。雇役法可以去除的，只是宽剩钱分摊过多的问题。实际使用的费用应当缴纳，额外需索的部分不应当征取；如果把宽剩钱的数额分散而不再征收，使下户免除额外需索，百姓就会赞同雇役法。顺应两种法令的利处而去除它们的弊害，那么两种法令都可以施行。然而士大夫在熙宁年间入仕，就认为雇役是对的；在元祐年间入仕，就认为差役是好的。他们没有公心，只随声附和、随意评判是非，实在可叹。邵氏说得好：“苏轼、范纯仁是温公门下的士人，认为差役不便；章惇、章厚是荆公门下的士人，认为雇役还不完善。虽然贤能与否不同，但都不偏私自己所拥护的主张。至于蔡京，即使贤如温公、暴如子厚，也都足以被他欺骗，真是小人。”这话确实可信。制定科举取士十科。元祐元年七月，制定十科举法，这是采纳司马光的请求。十科是：品行正直坚定，可以作为师表；节操端正，可以充任献纳之官；智谋勇力超过常人，可以充任将帅；公正聪明，可以充任监司；经学精通，可以充任讲读；学问广博，可以充任顾问；文章典雅，可以充任著述之官；善于审理诉讼，完全公正并能查明实情；善于治理财赋，使公私双方都便利；明白熟悉法令，能够裁断奏报的疑狱。古人并不是没有全才，但任用共工时，并不以某种才艺来要求他；稷熟悉播种，也不让他承担契所负责的教化。根据人的长处加以任用，使他任职期间不调动，这就是尧、舜以及三代君主所以能够代替上天治理政务的原因。后世不再通过科举按所长取人，起初只凭一句空话被推荐，突然让他审理诉讼，随后又把财赋交给他，再后来又要求他掌礼乐；任用他为将帅，就希望他像卫青、霍去病；让他管理州郡，就希望他像龚遂、黄霸。一个人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官职不能胜任。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这就是司马光制定十科取士法的原因。制定户部总管财用的法令。元祐元年，制定户部总管财用的法令。司马光说，户部尚书原来是三司使的辅佐官，左曹隶属于尚书，右曹不隶属于尚书，天下的财赋因此分成两部分。请让尚书兼管两曹。三月，任命李常为户部尚书。有人疑虑李常是文士，缺少吏治才干。司马光说：“让这个人掌管财计，天下人就会知道朝廷不是急于征利聚敛，聚敛的风气或许可以稍稍停止。”让尚书兼管左右曹，是恢复建国初年三司的职掌。任命李常为户部尚书，是恢复建国初年任用有才干的儒臣掌管国家财计的制度。自从熙宁变法以来，司农寺与三司分成两个机构：司农寺所掌财物多于三司所积蓄，三司掌管国家费用，司农寺掌管聚敛，于是元丰官制施行时，又把户部分为左右曹。左曹就是过去的三司，右曹就是过去的司农寺。因此温公说，天下财物都是国家的财物，却分散到这种地步，没有专门总管的人，谁会认为国家可以通融安排、共同爱惜呢？所以命令尚书兼管两曹，各州的钱粮凡隶属提举三司的，也都要具文报告并申送户部，这样天下的财权就统一了。王安石把财权分为两部分，大概是因为司农寺要储备非常之用；崇宁、观政年间把它分为两部分，大概是因为右曹用来满足君主的欲望。这正是温公所忧虑的。设置理诉机构，以便沟通下情。元祐元年，设置理诉使，允许在熙宁年间获罪的人自行申诉。这本来正是为了使下情得以上达、冤屈得以伸张。然而熙宁以来，被认为有罪的，不过是那些说新法不便的人罢了。朝廷只要下诏为他们昭雪一次就可以了，何必设置理诉所呢？设置了让他们自行申诉的理诉所，到了元符年间又设立详理诉局，因而获罪的共有八百人。国家前日所受的冤屈，本来正是为了造成今日的伸张；谁知道今日的伸张反而会成为日后的冤屈呢？恢复茶盐法，开放贸易，赈济饥民，救恤贫困。元祐元年，恢复茶盐法，允许通商。四月，赈济淮南饥民，赐给上供米十万石，免除遭旱灾地区的租税。元祐二年，拿出禁钱赐给贫民。这就是太祖、太宗以来以仁义立国的本意，在熙宁年间暂时中断，到元祐年间又接续起来了。假如元丰以后承接绍圣，期间没有元祐几年施行的恩泽，那么靖康之变难道会到后来才出现吗？杜绝内降。元丰八年，严禁内降，重新奏请相关法令。王岩叟说，杜绝内降，不能不从防微杜渐做起。太皇太后说：“你说得非常对，但决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章献太后临朝处理政事时，内降之法在外朝整顿了朝廷纲纪；宣仁太后临朝时，内降之法在内朝整顿了朝廷纲纪。不必等到外朝来整顿，所以做天圣年间的大臣难，做元祐年间的大臣容易。回国论：上疏陈述十件事。元丰八年，下诏让吕公著担任侍读，以通达先帝的旨意并任用他。他入宫觐见时陈述十件事：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习学问，五是任用贤能，六是采纳谏言，七是减轻赋税，八是减少刑罚，九是革除奢侈，十是不要贪图安逸。熙宁年间的大臣认为天灾不值得畏惧，人的议论不值得害怕，祖宗的法度不值得效法，百姓的怨恨不值得怜悯；说暴虐没有妨害，说重征赋税反而有益，说欲望太多也不足以妨害治理。这样的议论是多么荒谬啊！现在看吕公著所陈述的十件事，真可以扭转庆历年间诸公的议论了。

译寻求直言。元丰八年，下诏征求直言，这是听从司马光的请求。此前五月下诏求言，其中说：“如果因为有所怀抱而越出本分，或者煽动、动摇政事，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事情，对上则是侥幸求进，对下则迷惑流俗，那么就施行处罚，这也是不得已。”司马光说：“人臣唯独不能不向上进言；一旦进言，就可以用六件事给他定罪了。这是开始时征求谏言，最后却变成拒绝谏言。”于是请求修改前诏，朝廷才又下诏，允许内外臣僚用实封上言政事。自从王安石排斥旧臣，旧臣便不敢进言；驱逐台谏官，台谏官便不敢进言；把人编管、监视门户，小臣便不敢进言；在京城设置巡逻士卒，亡命之徒也不敢进言。上下情势不相通，已经很久了。司马光刚入朝为相，便把开通言路作为第一要务，本来就是为了彻底清除十多年间言路上的荆棘，也是改行新法的根本。假使说新法不便的人出于天下公议，而不是出于一己私意，也许可以避免日后的祸患。因此范纯仁说：“郡县的弊病，郡守县令知道；言路的弊病，监司知道；茶盐利局、民兵、刑法、差役的弊病，主管这些机构以及接受这些职责的人知道；军政的弊病，枢密院和将领知道；边防的弊病，守边的人知道。应当分别让他们条列陈述：某事有利于百姓，可以兴办推行；某事造成劳扰，可以简省；某事损害公私，可以整治革除。大概只有能够充分了解天下的实情，才能改变天下的法令，以符合天下人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荐举贤才。元丰八年，吕公著说：“如果一定要使实际利益惠及百姓，没有什么比赶紧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于是推荐孙固，说他方正而有学识；范纯仁刚劲挺拔而有威望，可以充任谏议大夫等官；李常清廉正直而有操守，可以担任御史中丞；刘挚性情端正厚重，可以充任侍御史；苏辙、王岩叟都有才气，可以充任谏官、言事御史。又推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六人，有的任台谏官，有的任侍读，一定会有所裨益。元丰末年，从朝廷中的执政大臣直到州县的小吏，不是王安石、吕惠卿的旧人，就是章惇的私人党羽。因此司马光、吕公著改行新法时，既把开通言路放在首位，又把召用正直之士作为急务。正直之士既然被召用，就不怕新法不能改变。我看元祐年间的人，在元符、绍圣以后被贬逐，在崇宁、观年间被禁锢，但他们高尚的风范和正义的气节直到死也没有衰退，君子的恩泽从未断绝，这都是元祐年间培植的功劳。假使元丰以后立即接着就是绍圣，那么这种情形就不会等到靖康年间才显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三、宰相。元丰八年五月，王珪去世。当时人称为“三宰相”：[此处文字疑有脱漏]。皇帝上殿时说“取圣[疑有脱字]”，奏报时说“领圣[疑有脱字]”，出外时说“得圣[疑有脱字]”。宰相是重臣。元丰八年，任蔡确、韩缜为左、右仆射，任章惇知枢密院。司马光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田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儿童也知道他字君实。他赴京入朝时，卫士们用手加额行礼，说：“这是司马相公！”争相拥到马前呼喊：“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使百姓活下去！”他所到之处，百姓都拦路聚集观看。太皇太后听说后，派内侍慰劳司马光，并询问政事。大臣之所以可贵，并不是因为他有胜过天下人的才智，而一定是因为他有使天下人信服的德行和声望。王安石之所以容易改变旧法，是因为他的虚名和表面上的作为足以取得人们的信任；司马光之所以容易改行新法，是因为他在洛阳居住十五年，天下人都期望他做宰相。然而，王安石是专权的大臣，司马光则是君主所敬重的重臣。侍奉大臣。元祐元年，任司马光为左仆射。范仲淹的政事之所以能够推行却又很快改变，是因为章得象担任宰相，而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之所以能在几个月内改变新法，是因为他担任左仆射，权力很重。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寿命，使他能够完全推行自己的志向，哪里会有后来的祸患呢？元祐二年，任吕公著为左仆射。确定官制。元祐元年，立[原文“立旦”疑有讹误]三司同取[原文缺字]法。四月，文彦博以平章军国事的身份，位次列在宰相之上。宋朝初年，宰相们同心协力，共同进退百官，办理重大政务，都参与听闻。自从元丰官制实行以后，只有中书省掌握这一权力，地位特别重要，大概是出于蔡确的私意。自吕公著请求三省同班奏事以后，三省才得以共同掌握此权。宋初宰相以平章事任职的，最多时有三位；自元丰官制实行以后，只设置两位宰相。元祐初年，司马相公想让文彦博位居自己之上，于是以对待师长的礼节礼待他。这是元祐兼用祖宗旧制。元祐的制度本身并非不好，但后来有人借此来实行奸谋。章子厚任左仆射时，废除了分班奏事的制度，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因此始终不设置右相。这是元祐制度中偏重左相的做法。到京师以后，又让太师总领三省政务，号称“公相”，使宰执居于他的下位；这又是元祐制度中偏重公相职权的做法。法令制度本身只有一个，君子使用它来成就善政，小人使用它来成就奸谋。我所说的设置官职的制度，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于官职本身，而在于任用什么人，确实如此。排列官爵。元祐三年，下诏将文臣的繁御[原文疑有讹误]分为左右两等，从朝仪大夫以上，以进上者为左，其余为右。第二年又下诏，朝仪大夫以下也一并分为左右。绍圣年间废止此制，只保留朝议大夫以上照旧分左右。崇宁年间又下诏，将朝议、中散、正议、光禄分为左右两资，凡应当迁转的，先转右资，然后转左资。元祐分为左右，是为了区别品级；崇宁分为左右，只是为了排列官爵次序。举荐谏官。元丰八年，下诏举荐谏官。当时已经任命范纯仁、唐淑问、朱光庭、苏辙、范祖禹为谏官。章惇说：“按旧例，谏官都由两制以上官员举荐，然后由执政拟定任命名单。现在任命名单从宫中发出，不知陛下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人的？难道不是左右近臣所推荐的吗？这个先例不能开。”太后说：“这是大臣所推荐的，不是左右近臣。” 熙宁初年的台谏官与后来不同，大概熙宁四年以前，是君子攻击小人；熙宁四年以后，是小人攻击君子；到了元祐初年的台谏官，则是君子攻击君子。只是君子互相攻击，这正是开启绍圣年间台谏官由小人攻击君子的原因。我所以说，熙宁以前朝廷受到台谏官的福泽，熙宁以后朝廷受到台谏官的祸害，原因就在这里。重视监司。元丰八年十一月，任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温公说：“想要挽救东部地区的弊病，非子骏不可；哪里能得到几十个子骏，分布到天下各地呢？” 外台的风气端正，州县的纲纪就端正。因此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改革弊政时，首先淘汰没有才能的监司；司马光在元祐初年改革法令时，也只是先选择转运使罢了。这样就可以革除前日提举常平司造成的扰乱，并察知青苗法等制度的弊病。推崇有节操气概的人。元祐二年四月，授予陈师道官职。陈师道是徐州人。傅尧俞对秦观说：“我将要去见他，却担心他不肯见我。你能为我向陈君介绍吗？”他带着金钱想赠送给陈师道，等见到他的相貌、听到他的议论后，竟然不能把钱拿出来；在留都停留不到一年，章惇想见他一面，也未能如愿。张耒、秦观、黄庭坚、陈师道四位君子交游于苏轼门下，是一代文章中的杰出人物。不过张耒只是文章之士；秦观议论政事的才能还比不上另外三人，那么也只是文章之士罢了。陈师道的节操气概又超过黄庭坚，这几个人各有长处和短处。

译推崇讲求道学的大臣。元丰八年六月，程颢去世。他曾说：“即使只是受了一命之职的人，如果能存心爱护万物，对于人心也会有所补益。”熙宁初年，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前后多次进言，大体以端正内心、克制欲望、求取贤才、培养人才为先；他推荐了几十人，把他的表弟张载和弟弟程颐列在最前面。有一次他到中书省议事，王安石正在发怒，程颢慢慢地说：“天下的事不是一家人的私事，希望您平心静气地听取意见。”王安石惭愧而屈服。他又说：“只要做事顺应人心，谁会不愿意跟从呢？”王安石说：“这确实是对的。”程颢上奏章几十篇，其中尤其关系到教化根本的，是论述五霸、端正学术、礼贤等篇。他最终因为说常平法不便，被调出京城任扶沟县知县。他想兴修沟洫之法，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工程就离任了，说：“把扶沟的土地全部开成沟洫，必须几年才能完成。我规划十里土地，开了这个头；后人知道这样有利，一定会接着做下去。我在扶沟兴办学校，也几乎成功，却中途废止了。方圆百里的地方本来很小，但道学的兴衰却与此有关。”他曾说：“新法的实行，是我们这一党激成的。当时我自己惭愧，不能用诚意感动、使皇上醒悟，终于造成今日的祸患；我们这一党应当和王安石分担罪责。” 道学不能彰明，上天实在怜悯它，所以特别降生了贤哲之人。他的天资禀赋异常，元气浑厚而自然生成，上天的意旨本来就有所归属。他处在言路上十年，涵养充实到了极点。人们见到他的言辞神色庄严肃穆，不敢贸然接近；但他又和气充满，脸上背后都显出温和，从没有急躁严厉、声色俱厉的时候。人们见他待人接物纯厚自然，仿佛可以轻易接近；但仰望他，却觉得崇高深厚，严正如法度，不敢轻慢。他的气度清明高雅，仿佛不受世俗事务污染，却又能勤勉办理小事，即使事情鄙陋、卑贱、琐碎，也不嫌弃。他在言路上立论，言语浅近而容易理解；一经叩问，内容却无穷无尽；一旦发言，又更加新颖。人们各自只能看到他的一面，却不知道先生的道积蓄于内心，纯粹而不杂。他曾考察先生用力所在，说：心不能被一件事牵绊，学习不能止步于一项善行；有所适从，也有所不适从；应当戒除那些不是天地全体之道的客气，尚未消除的也不是义理的胜利；要去掉新学的支离，不要像佛氏那样彼此割裂；忌讳学习者先行树立标准，也斥责只记诵的人把玩外物而丧失志向。到他门下求学的人，就像众人共同饮酪，各自按自己的容量得到满足。因此，得到先生教诲的人，如显道的诚实笃厚、公扶的端正厚重；得到先生和气熏陶的人，如惇夫的安详恬静、中立的简约平易；各自按照所得，已经足以成为闻名当世的人了。元祐年间，群贤都从闲散之地被起用，只有先生面带忧色。假使让他与众贤在朝廷协力合作，以施行调和统一的功业，哪里会有绍圣年间报复性的祸患呢？《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九。宋代吕中撰写。哲宗皇帝。经筵。元祐元年，任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他上了三道札子。第一道请求选拔贤德之臣来劝导讲学，常留下两人值日，白天和夜间各有一人值宿，以备皇帝咨询。第二道说，传授道德仁义，在于防止见闻上的错误、节制欲望上的过度；保养身体，在于使起居适宜。第三道说，经筵的臣僚，侍奉的人坐着，而讲学的人站着，从礼制上说是悖逆的。他又上疏说：“周公作《立政》，从常伯一直举到缀衣、虎贲，是因为知道有德之人很少。一篇文章反复叮咛的，只是这一件事。后世不再这样做，就说人主到经筵学习，是为了熟习书史、观览古今。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能作文的宫人就可以充任劝讲，懂书的宦官就可以担任辅导，又何必像周公当日辅佐成王那样呢？臣请求选择臣僚家中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端谨聪颖的子弟，侍奉皇上阅读的书，他们也一同阅读。”又说：“现在读讲官共有五人，四人都兼任重要职务，却没有一人专门担任辅导之职。向人进言，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诚意，不能感动人。我两次得到进讲的机会，没有一次不是斋戒、暗中思考，希望能够感动皇上的内心；如果只是忙于自己的职事、思绪纷乱，到了皇上面前才修饰辞说，想凭口舌感动人，那是不行的。”文彦博以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一天两次赴经筵，六日上朝一次，因而赴都堂。元祐二年，命讲官轮流讲述汉代故事。苏颂编纂分类，赐名为《迩英要览》。元祐五年四月，下诏让经筵官留下两人，在迩英阁附近应对。元祐七年，范祖禹上《帝学》八篇。人主的学习，不只是涉猎书史而已；凡是宫闱九重之内，没有一处不是学习之地。讲学的人，也不只是师保而已；凡是侍御、仆从、缀衣、趣马，没有不是正直之人，然后才可以。所以上古的圣王兢兢业业，即使身处战马奔忙、幽静隐秘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也仍然精心专一，像面对神明、站在深谷边一样；即使身处宫禁深处，也凛然如同站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即使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周旋于讲读之间，也把讲读之人看作老师和父亲就在面前。这就是学习能够成就的原因。伊川关于经筵的论说，大概就是古今圣贤之道的根本吧。圣学。元祐六年二月，任刘挚为右仆射，王岩叟为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曾从容劝皇上读书，皇上说：“怎样才能深入理解道呢？”王岩叟回答：“必须把先圣的话一句一句放在心上、切实承当起来，这样就会知道先圣正是专门为陛下说这些道理，于是承当起来就会有力量。好的言论接受它，把它作为法则；不好的言论接受它，把它作为戒鉴。这样就像整天和先贤谈话一样，圣学就会天天更新。” 这就是人主读书的方法。程子曾说，学习者读《论语》，要把孔门弟子所问的当作自己所问，把圣人回答的地方当作今天亲耳听到的，这样才有益。这也是学习者读书的方法。大概善于学习的人已经与书融为一体，不善于学习的人则已经与书分成两件事。君主的德行、治理国家的道理。元丰八年，太皇太后问治理政事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说应当首先开通言路。不久他上奏，大略说：“人君的德行有三项：仁、明、武；达到治理的途径有三项：赏赐必信、惩罚必行、任用贤能。从前曾用这些事劝说仁宗，又用这些事劝说英宗，现在又用这些事劝说陛下。”讲义见前朝。边防。元祐元年，西夏人来商议边界事务，请求得到兰州的几个寨子。此前神宗在熙河路设置兰州，在鄜延路设置门等五寨。司马光都认为应当放弃，吕大防认为不能放弃。元祐三年，收复洮州，擒获鬼章，押送到朝廷。西夏人侵犯边境，安寿说：“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喜好用兵，也不能害怕用兵。”绍圣二年八月，废止熙河等路分画地界的做法，当时是章惇谋划用兵的缘故。元符二年，在泾原路修建西安州以及天都等寨；七月，设置[原文“置 水军”中间疑有缺字]水军；十月，各部羌人又叛乱，于是青唐的道路再次不通。自从经营鄯州、湟州以来，死伤人数又比安西之战增加了一倍；关中的百姓因此极为困苦。章子厚在鄯州、湟州用兵，是由安西、熙河之战开启的。然而元祐年间不喜好用兵，反而取得了鬼章；绍圣年间的小人喜欢用兵，结果各部羌人叛乱，反而只是使关中、陕西的百姓受到骚扰。因此史臣记载：吐蕃后裔守卫西寨，是不侵犯、不叛乱的臣子，曾经为王室尽力，夺取并攻击夏国俘虏；但熙宁、元符、崇宁年间，三次在他的国家用兵。最初是王安石主张王韶取得熙河，中间是章子厚主张王瞻夷平靖康末年的局面，后来是蔡京主张王厚收复鄯州、湟州。唃氏的子孙无罪却走向覆灭，等到金人得到秦州、陇州，又寻找其后人来延续他的祭祀。谁说夷狄之中没有人才呢？军政。元祐二年，恢复府界、河东、陕西路的马军、步军制度。此前范纯仁请求废除京畿以内的保甲法，王存说：“先帝为此已经安排就绪，军籍却越来越减少；如果废除保甲，不是根本而长远的计策。”范纯仁与王存同为执政，讨论时多数人认为不能仓促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