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三宋 吕中 撰

译学校中的公议 靖康元年，王黼、朱勔、李彦被贬逐，都赐死。起初，太学生陈东等人伏在宫阙前，请求诛杀六贼：蔡京在前面败坏、扰乱国政，梁师成在内廷暗中作恶，李彦在西北结下怨仇，朱勔在东南结下怨仇，王黼、童贯又与金人结怨。当时天下人都知道奸臣误国，但掌权的人大多受到他们的荐举引进，没有人肯替皇上明白说出应当贬逐蔡京父子和童贯。关于六贼的议论，不是由朝廷中公卿发起的，而是由太学的学生发起的，这是忠义之气所激发的。金人起初退兵，当然不是因为太学生伏阙请愿的力量；但奸臣把太学生出卖给金人，还想诛杀那些伏阙请愿的学生，可以说是安于危亡、以灾祸为利了。然而自古以来，奸人误国，未必不会亲身遭受灾祸。丁谓、章惇、曾布、邢恕、蔡卞、蔡确这些人，无不遭遇贬逐之祸，何况蔡京、王黼这样的极大奸臣呢？大概小人对国家不利，必然也对家庭不利；对别人不利，必然也对自己不利。这也可以作为小人误国者的警戒。迁徙、出巡 靖康元年，确定守城方略，以李纲为新征行营使。起初，白时中请求皇上出外避敌，吴敏说：京城中百万百姓，怎么能抛弃他们？李纲说：六军的心意已经改变，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城，难道肯舍弃而去吗？万一在半路上离散，陛下由谁来护卫？况且敌军骑兵已经逼近，他们凭借快马追击，又用什么来抵御呢？金人再次入侵，唐恪请求避开敌军，孙觌请求迁徙、出巡。金人入侵时，人们都说皇帝不应当守卫京城；假如听从出巡的计策，难道就可以避免靖康之祸吗？回答说：靖康之祸在于没有防备，而不在于守城还是躲避。为靖康之事谋划，固然应当避开敌军，但也不是仓促之间可以避开的。假如早早听从出巡闽中的谋划，趁敌军还没有到来，皇帝出巡还可以到达；否则，及早听从上皇治理两京的训示，集合天下勤王的军队，京城或许还可以守住。金兵已经逼近才开始谋划避敌，皇帝一出城，禁卫军听说后就四散溃逃了。这就是李纲不赞成此议的原因。大臣的轻重 靖康元年，白时中被罢免，李邦彦任太宰，张邦昌任少宰。京城人称李邦彦为‘浪子宰相’。二月，李邦彦被罢免，以张邦昌为太宰，唐恪为中书侍郎。当时朝廷下诏让徐处仁代替唐恪，众人都庆贺，只有给事中谢克家说：州郡失去一个贤能的太守，朝廷却得到一个奸邪小人。后来徐处仁附和耿南仲，荒谬乖张，无法一一述说。靖康初年，首先任宰相却因循苟且、失于处置的是吴敏和徐处仁；巧于奸诈、只图自营，废弛国家防备的是唐恪和聂昌。徐处仁、吴敏被罢免后，以唐恪为少宰。耿南仲专门主张议和，请求罢免左右两相，任命唐恪为右仆射。靖康之际，假使元祐诸贤还在，只要举手挥动就可以把他们驱散，免去头盔给他们看，他们就会退却。四海这样广大，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天下人的希望；而且大臣多出自蔡京父子、童贯、梁师成、王黼的门下，他们平日的操行已经不足以取信天下。徐处仁、唐恪、聂昌、何、孙博也都是靖康年间的善人，只是平日进退行事，从未有过足以在流俗中表明自己的作为，长期被众人轻视。金人因此认为中国无人而侮辱中国，天下人也因此认为朝廷无人而轻视朝廷。从太学学生直到军民百姓，没有人不怀有轻蔑宰相的心，这就是靖康失败的原因。李纲一人独自受到众人归附，难道只是因为李纲的才略完全胜过靖康年间的大臣吗？也是因为李纲平时议论政事不随意苟合，得罪了奸臣，名望稍微较重罢了。因此，要使中国存在，必须有重臣；国家没有重臣，就没有国家。金人虽然不懂礼义，但他们入侵中国时，仍然敬重韩琦的祠庙，礼敬司马光的后裔，重视苏轼的文章。像这几位先生，身负天下的重望，去世几十年后仍足以使敌人产生敬意，何况我国确实有人呢？中国没有人 靖康元年，派遣使者分路督促援兵。癸酉日，斡里雅布侵犯京师。修治京城几天，大体完毕，金兵于是抵达城下。起初，金人取得小船渡过黄河，过了五天骑兵才全部渡过。金人说：南朝如果有两千人守住黄河，我们哪里能够渡过？尼雅满从隆德府进兵攻打太原，分兵向南。已经越过南北关后，仰头叹息说：关隘如此险要，却让我们通过了，南朝没有人啊。人们说京城一带没有险要可以防守，却不知道各地都各有险要。宣和年间的大臣只知道夺取燕地，却不知道夺取三关的险要；靖康年间的大臣只知道守卫京城，却不知道守卫关河的险要。这就是金人因此发出‘南朝没有人’的感叹的原因。朝廷任用人不能专一，臣下谋划事务不能统一。靖康元年，李邺、郑望之相继出使金国，请求讲和。斡里雅布因攻城不能取胜，派王汭一同前来，索要犒劳军队的金银，归还燕云地区在汉人手中的土地，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地，并且要求宰相和亲王亲自前往作人质。当时李纲说，金帛应当酌量给他们，三镇不能割让；如果派使者，就说宰相应当前往，亲王不应前往。种师道和姚平仲率泾原、秦凤两路军队到来，说：“女真人不懂兵法，哪里有孤军深入别人的境内，却能平安返回的道理？”请求暂缓交付金帛，禁止游骑远行侵掠，等金兵北归时，在河边消灭他们。执政大臣都改变了先前的意见。元年二月，姚平仲夜袭敌营，被敌军打败。种师道又说：“劫营已经失误，但现在再次派兵攻打，也是一个奇计。”李邦彦等人畏缩怯懦，最终没有采用。朝廷废除亲征行营司，罢免李纲，以此向金国谢罪。太学生陈东和都城中数万人请求重新任用李纲。自从女真人背弃盟约以来，朝廷时而主和、时而主战，人才时而被认为贤能、时而又被认为不肖，为什么局势会变动得如此剧烈呢？敌寇刚到时，朝廷先谋划避敌，因为李纲的建议而改为守城；已经坚守城池后，又因李邦彦一句话而请求用卑辞讲和；种师道到来后，又因种师道一句话而谋划不和。种师道正请求坚守不战，以困疲敌军，还没有实行，却又因姚平仲一句话而采取迅速出击的举动。姚平仲战败后，又认为李纲、种师道误国而罢免他们；诸生进宫阙请求，又认为李纲、种师道可以任用而恢复他们的职务。到了后来，又因台谏官的意见而驱逐他们。李纲正在商议边防，种师道也请求防备敌军；我朝廷的议论大致刚刚确定，还不到两个月，吴敏、耿南仲、谢克家、孙覿又认为三边可以割让，和议再次施行。吴敏本来主持和议，不久又相信金国使者，联络辽国旧人，反而成为金人借口的资助。金兵已经分路入侵，朝廷还召集议论者，询问三镇保留或放弃哪一种更有利。金人将要到来时，朝廷下令清野；还没有说金人已经到来，又下令清野却不执行。主战的人不能决意作战，主和的人也不能统一主和；直到城池已经攻破、灾祸已经降临，议论仍不统一，人心仍不忠诚。一年之中，自始至终变化竟然如此之多。大概是上下人心稍微急迫，就恐惧而没有谋略；稍微缓和，就迟疑而又改变谋略。靖康之祸，正是因为这个才发生的。庆历、元祐年间，专门任用小人而仇视君子；靖康年间，君子和小人兼用。唉，怎么可以不引以为戒呢！

译朝廷没有确定的议论。靖康元年，金军退去，种师道请求拦截攻击他们，李纲也说应当发檄文索取誓书、收复三镇，等金军渡河到一半时攻击他们，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李纲又建议采用澶渊旧例，送金军离去；李邦彦却在黄河东北立起大旗，宣称擅自出兵的都按军法处置。诏令河北坚守，并命种师道援救三镇。靖康年间，君子都主张不能放弃三镇，而金人最终却背弃盟约。既然如此，不能放弃三镇的主张难道不对吗？回答说：靖康年间并不是从来没有放弃三镇，只是有不能放弃的说法罢了。假如真的不放弃，金人怎么可能不成为我们的祸患？假如早把三镇给了金人，金人又怎么可能安守盟约？河东、河北是天下的心腹之地，这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如果确实不放弃，就应当在表面上谋划放弃，以免激怒金人，同时暗中切实援救三镇，这才是忠臣义士的做法。如今一人说应当放弃，便不再考虑军民守卫国家的忠诚；一人说不能放弃，便下诏连一尺一寸土地都不能给人，却从未派一人一骑前去援救。所谓一寸土地也不能给人，只是用来激怒敌军，反而孤立了忠臣义士的心。河东、河北没有一人辜负朝廷，而朝廷辜负那里的百姓却太多了。自古以来，大概从来没有几十万不叛乱的百姓，却不能守住自己国家的。河东、河北的百姓至死也不忍忘记君父，从宣和年间直到绍兴年间，差不多十年，都不肯投降敌人，祖宗的恩德已经深入他们的肌肤骨髓。假如把他们集合起来作为守军，谁能轻易攻取它呢？他们之所以不能守住，只是因为朝廷权力威势微弱、兵力少、形势孤立、力量分散，最终被金人困住罢了。朝廷坐视他们受困，这就是抛弃军队、抛弃百姓，实在太严重了，还能说是不放弃三镇吗？尼雅满已经占据太原，斡里雅布已经占据真定，两河的咽喉已经被堵塞；朝廷到这时还召集议论三关土地保留或放弃哪种有利，大臣们还在坚持争论放弃与不放弃的说法，实在令人痛心。金人曾对我方使者说：“等你们的议论确定下来时，我已经渡过黄河了。”大概国家的祸患在于虚文太多而实效太少，议论太多而成功太少，怎么能不受敌人侮辱呢？金军退去后，朝廷没有作好预先防备的计划，却去办理不急迫的事务。靖康元年，取消元祐党籍禁令，禁止追封范仲淹、司马光、张商英，并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设置详议司，由徐处仁、吴敏、李纲三人主持其事务；又选任检讨，分设六房，限期半年，废除一切政令。群臣认为这与熙宁条例司、崇宁讲议司相似。徐处仁说，条例司想要改变祖宗的法度，想制定礼乐来粉饰太平；如今应当破除繁文缛节、削减雕饰，以帮助渡过艰难时期。不久又罢去详议司。诏令吏部考核过去滥行的赏赐，凡是由于杨戬、李彦的公田，王黼、朱勔的应奉，童贯、谭稹等人的西北用兵，孟昌龄父子的河防事务，蜀地、湖南的开疆，关陕、河东的改币，吴越、山东的茶盐陂田之利，宫观池苑营膳之功，以及后苑书艺局、文字库等费用，一概夺回。不久又诏令罢免左正言程瑀；程瑀争辩，朝廷不听。杨时请求停止让王安石配享孔子。六年，下达告诫激励的诏书。在此以前，谏议冯澥说：“有公论，有中道。公论是天下共同认可的，中道是万世不变的。祖宗的法度和元丰年间的法度，选择其中可行的实行；各经的古注和王安石的新说，选择其中好的遵从，何必一定认为这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诏书张榜于朝堂，御史李光加以驳斥，朝廷不听。正言崔鶠又上奏说：“冯澥是熙宁、元丰时期人才中的一员。自从奉行绍述以来，天下的人都归于谄媚佞巧；使天下风俗相同以来，天下都一起欺骗蒙蔽；奉行理财以来，公私财力都枯竭了；奉行造就士人以来，人才反而缺乏了；奉行开拓边疆以来，胡人的尘兵已经侵犯宫阙。这就是任用熙宁、元丰时期人才的结果。”于是降下诏书。七月，解除对元符年间上书邪等人的禁令。从二月金人退兵到十一月金人再次入侵，共经过十个月。本应上下协力，挽救朝夕之间即将到来的危亡之急，但朝廷正在争论结交、树立党派，谏台也正在追究评论过去的事情，士大夫争论新旧法、党派邪正，只是把它们鼓成猛烈的火焰、掀起巨大的波澜罢了。敌军退兵并不是因为我方的德行感化了他们，只是因为孤军深入未必能够取胜，害怕被勤王军乘虚攻击，所以退兵来误导我们，使我们的斗志懈怠、军队解散，然后他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可是一次退兵以后，我方上下却相互庆贺，在东南迎接上皇，解散关陕的西军，勤王军也全部返回各道。宰执、台谏的议论，名义上是不放弃三镇，实际上却是不救援三镇；言辞上说只要整顿内政就自然可以击退敌人，实际上却只是借口去办理不急迫的事务。国家对待敌人大致总是紧急时才谋划，缓和时便忘记，难道只有靖康才这样吗！大臣粉饰天变。靖康元年，彗星出现在东北方，扫过帝座和文昌星，大臣说这是夷狄将要衰败的征兆。国家将要兴盛，必然会有吉祥的征兆；将要倾覆，必然会有妖异。所谓吉祥，并不是天地显现的善的端倪，而是人的谋划符合天心、顺应四时，这样的祥瑞没有比它更大的。所谓妖异，也不一定就是灾异降临，而是人的谋划违背常理，这样的妖异没有比它更严重的。彗星出现在东北方，还不能确定就是妖异；大臣却说这是夷狄将要衰败，这正是最大的妖异。小人以讲和误国。靖康元年，耿南仲、唐恪主持和议，认为可以决定议和成功，于是诏令宣抚司不得轻率进兵，徐处仁、吴敏被罢免。当时耿南仲专门主持和议，请求驱逐两位宰相，诏令停止援兵。当时张叔夜、钱盖各自统率军队赶赴宫阙，唐恪、耿南仲专门想议和，便阻止两路军队。宣和年间，奸臣认为取得燕地、扩展北方疆土，可以凭借功劳进爵；这只是他们自身一时的巨大利益，至于女真人背弃盟约是在日后发生的事，还可以趁机不顾自身将来是否看得见。正当他们想要制造事端时，本来明知百姓必然遭祸、国家必然危险，却认为只要侥幸取胜并建立功劳，就根本不考虑日后的祸害，也不承担日后的责任。这些制造事端的人，只是贪图自己看不见日后的祸害。奸人想要制造无事，也只是为了偷得朝夕的安宁，即使因此屈辱社稷、羞辱国家、遗臭万年，也会去做；难道不知道盟约必然破裂、国家必然困顿吗？只要我侥幸得到暂时安宁、没有发生事情，日后用兵、日后谋划，自然由后来的人去做；别人的忧患，本来就不必由我来忧虑。这又是主持和议的人只顾自己看不见日后的祸患。因此，误害宣和的，是小人中的首恶；误害靖康的，则是小人长期积累的习气。戎狄敌军已经进入中国，小人不再有可以邀取的功劳，只希望和议能够成功；所以他们的谋略只有讲和，国家败亡后就只有投降，遇到失败就只有逃跑。前一天挑起边境冲突的人，就是今天请求和议的人；今天请求和议的人，就是日后向敌人投降、出卖国家的人。这些小人以讲和误国，比女真人以讲和误宋更加严重。

译南：太原。靖康元年，尼雅满围攻太原，共计二百六十日，坚守城池而未能攻下，到这时才攻破。宋朝开国初年，削平僭伪政权，河东独自最后灭亡，大概也是因为太原前后都是关隘险要，形成了这样的形势。靖康年间，河东之所以不能守住，是因为靖康年间之外没有防备，内部也没有人；抵御金人入侵边境，小规模进攻就小规模抵御，大规模进攻就大规模抵御，而太原作为一座形势极其危险的孤城，没有蚂蚁般微小的援助，疲弱的士兵和饥饿的百姓尚且坚守了二百五十多日，然后才[缺字]。这难道不是说明河东地势险固、可以守住吗？金人刚到代州时，考虑到那里难以攻取，严格准备兵器铠甲，认为一定会有几场战斗。童贯离开后，敌寇到了太原，却没有一人一骑前来抵御，这是河东最初[缺字]，并不是金人有能力攻克。尼雅满虽然善于作战，但围攻太原时只是用困守城池的办法使它困顿；春夏以后，他又离开去避暑，而姚古在河东拥重兵，起初竟不知道尼雅满已经离去。这是太原被围并不是金人有能力攻克。种师道在榆次战败，姚古又在盘陀溃败，解潜接着在南关战败，张颢又在天水战败；四次战败之后，太原危急。这是太原[缺字]并不是金人有能力攻克。河北的[缺字]人认为，河北是没有军队守卫它。若从河东来说，援兵并不是不多，良将也不是没有任用，却终究不能救援太原，为什么呢？朝廷威令不严，将帅纪律不统一，大臣议论不和，这就是靖康年间的三次失败。金人侵犯京师。靖康元年十一月乙酉日，斡里雅布侵犯京师。当时有炮五百余座，全都被敌人使用。兵部说这属于枢密院，枢密院又说这属于军器监；有人说应当由驾部收管，驾部又说应当由库部收管。张叔夜率军入卫，各道军队没有一支到达。尼雅满侵犯京师，丙辰日，京城失守。在此以前，有个士卒郭京，能够使用六甲法，竟命令所有守城御敌的人下城。起初何[缺字]率领都城百姓准备巷战，听到消息的人争相奋勇；敌人说这是收拢兵力、不下城迎战，于是假装倡议和谈，说只要割让土地就行。金人自从进攻太原以来，就一直以讲和、割地为要求；李邦彦、吴敏、耿南仲、唐恪于是落入他们的计谋。何[缺字]、孙传认为土地不能割让，金人的意图不在割地，朝廷因此任用他们。城池攻破后，反而倾尽心力讲和。起初不相信谋划，反而在城破之后相信它，侥幸想使天下安定，导致皇帝车驾流离迁徙，正是因为迷惑于讲和，而战守又不坚固。金军统帅请求与上皇相见，皇帝说：“我亲自前往就是了。”上皇到青城后，搜括金银，派使者前往两河割地。二年正月，皇帝前往青城；二月，太上皇、太上皇后前往青城。范琼逼迫上皇出宫。当时汉人的图籍、印板，敌人却不要；王安石经义的印板，敌人说：“这是使宋氏亡国的书。”敌人逼迫皇帝改换服装，李若水因此殉死。金人说：“大辽死义之士有十多人，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刘韐死在金营。起初金人想任用他做尚书仆射，刘韐亲笔写了一张纸给他的儿子，说：“忠臣不事奉两个君主，这就是我必死的原因。”三月，金人拥立张邦昌，张邦昌僭越称帝，国号楚。丁巳日，太上皇向北迁徙；四月庚申日，皇帝向北迁徙。癸亥日，元祐皇后重新居住在延福宫。庚午日，垂帘听政；张邦昌僭越帝位，到这时已有三十三日。靖康之祸与石晋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契丹入侵中国时，曾三次战败；契丹竭力进攻，晋人也竭力抵御。晋军的力量虽然疲惫，契丹也已经困乏。看潭州之战，敌军乘风纵火来逼迫晋军，而晋军在饥渴之后仍然大声呼喊请求交战；假如处在靖康年间，只怕看见敌人就逃跑了。若不是杜威向敌人投降，晋朝还不会灭亡。契丹凭借百战之力击败晋，而靖康年间金人夺取两河，两次渡过黄河，两次逼近京师，却没有听说有一次作战的功劳，全都是小人的庸碌妄为从头到尾造成的错误。他们开始时挑起祸端招来灾祸，后来又一定急于讲和来避免灾祸。靖康年间卖国投降敌人的人，就是靖康年间主持和议的人；靖康年间主持和议的人，就是宣和年间挑起边衅的人；宣和年间挑起边衅的人，就是熙宁、绍圣年间用兵留下的祸根。踩到薄霜，坚冰就会到来，事情的发展本来是逐渐形成的！《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