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象辞卷十八

译伏羲观察天地以及六子的形象，创设八卦。文王、周公依据已经创设的卦，观察卦的彖象而系上彖辞，观察爻象而系上爻辞。卦象中虽然包含吉凶，但都隐藏着而没有显露；系上文辞之后，才开始加以判定并说明，使吉凶不再混淆疑惑。吉凶从哪里显现呢？大概是因为刚柔的爻画交替推移，生生不息，于是产生了变化。吉凶并不只是说祸福，合乎事理就是吉的形象，失去事理就是凶的形象。尚未达到吉凶时，便有悔吝，表现为忧虑事情不能使内心满足，又担心自己有所愧怍。卦爻由来而发生变化，过去而转化，就是一进一退的形象。刚是阳明，柔是阴暗，也就是昼夜的形象。这四种形象具备之后，周遍流行于六爻之中，不停地迁移转变，所以说“变动而没有穷尽”。天地人三才各自达到极致的道理，也都在其中。学习《易》的君子，终身处在《易》的范围之内，心安而理得，这就是《易》中井然有序的次第。内心与《易》相通，欣喜而不厌倦，反复推究详察，乐于玩味，这就是玩味爻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在行动的时候，则明确地有所遵循，观察一件事情的变化，详细玩味与自己有关的占断。君子的动与静，没有不是《易》的。因为《易》与天相合，所以得到上天保佑而吉祥，无所不利。读这一章，可以知道象与占不可分离，卜筮只是其次要的事情。以上是第二章。彖辞是说明卦象的，爻辞是说明变化的。吉凶，是说明得失的；悔吝，是说明小的瑕疵的；无咎，是善于补救过失。因而，排列贵贱要看爻位，齐别大小要看卦，辨明吉凶要看卦辞和爻辞，忧虑悔吝是否发生要看细微的关节点，警醒自己而达到无咎要靠悔悟。因此，卦有大小，辞有险易。所谓辞，就是分别指示各自应当前往的方向。从“善于补过”开始，到这里是解释《系辞》的文字；从“排列贵贱”开始直到结尾，都是说明玩味卦辞的方法。《彖》说明全卦的形象，主要统摄全体而言；《爻》说明各爻的变化，主要针对一爻的层次而言。说吉凶，是指事情和道理的得失；说悔吝，是指尚未造成大害但已有小的瑕疵；说无咎，是指善于补救自己的过失。《彖》《象》是卦爻的变化，爻位就是位置。爻分为六画，上面尊贵，下面卑下，都排列在爻位之中。卦的内外彼此交合，调齐大小，由此可以显出一卦的意义。“齐”是把参差不齐的大小整齐划一。辨别吉凶，存在于卦辞和爻辞之中，明白清楚而不能掩盖。忧虑悔吝是否成为事实，关键在于细微的防范之处。过咎常常产生于苟且安逸，也常常由于轻忽而发生。能够震动警醒自己，因自己的过失而悔恨，什么过咎不能消除呢？阴阳偏胜，卦因此有大小。大小的区别，关系到治乱。辞也因此有危险和平易的不同。圣人之所以系辞，是分别指示人应当前往的方向，就是你所应走的路。以上是第三章。《易》与天地相准，所以能够包罗贯通天地的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此知道幽明的缘由，推究事物的起始并反观其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万物，魂魄游离而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这是赞美《易》与天地毫无间隔，圣人的神妙变化本来也与天地无间，所以能够创作《易》。所谓《易》，是卦、爻、象、辞，实际上就是天地所依据的准则。假如天地没有《易》作为准则，气化万端，品类繁多纷杂，又凭什么得到条理贯通呢？正因为有这个准则，所以能使天地之道充满而没有缝隙，纲理分明而不混乱；没有什么遗漏，也没有什么破损，充足而有条理，都汇聚在《易》中。圣人创作《易》时，仰观悬列于天的形象，日月星辰、风雷云雨，都叫作天文；俯察成形于地的形势，河岳山川、原野洼地、城邑乡里，也都有各自的道理。天象运行的次序、迟速和停留，有时顺利，有时恒常；地形的高低、险隘、肥沃贫瘠以及迁移变动，明白的容易看见，幽隐的难以知晓；知道其中的缘由，幽明便没有什么能逃避的了。人的开始并不是突然到来的。在尚未开始以前，若说只有形质而无所依附，那么恍惚不明的灵性又从哪里降临呢？应当推究它的起始。人的终结也不是忽然灭亡。在将要终结的时候，若说五官百骸都没有可寄托之处，那么千变万化、由有入无的智慧又从哪里消散呢？应当反观并穷究它的终结。因此知道生命有其禀受，并非虚妄。知道死生各有归宿，并不是徒然死亡。这就是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是气所聚集的，气是精所运行的；凝结起来便成为万物，由无趋向于有，其中必有神灵自行主宰，所以各自能够发挥作用。魄依附于精，魂依托于气，合在一起便不可见；等到它们分离，精气腐败而成为臭腐，仍然轻清地游荡在太虚中的，是魂。魄可以推测，因为它已经随着精气一同离去；魂则不可测知，这就是变化而没有穷尽。圣人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天地之间形成形体、显现形象的事物，都有精气，也就都有鬼神，并不只是指人而言；人只不过是其中最大的一类罢了。对起始和终结的推究，对成为物和发生变化的观察，都已经完备地包含在卦爻之中，不必再到别处寻求。《易》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天地；它的智慧周遍万物，道能够救济天下，所以不过分、不偏差；它旁通而行却不流荡，乐于顺应天道而知晓命运，所以没有忧患；安于所处之地，敦厚地实行仁，所以能够爱人爱物。以《易》为准则来测量天地，就像用规和矩制成圆和方。不必担心它不像天地，因为相似就是相像；不像就会有所违背。既然相似，怎么还会有参差而违背的地方呢？它的智慧足以周遍幽明、死生、鬼神，没有一丝遗漏，并且由此发扬出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的道理，以救济天下，使有余和不足都得到适当调节，而不过分。救济天下，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拘守中道而没有权变，有时不能实行，必须旁通曲尽地推行，又不能流溢到时中之外。审察时势、知晓命数，内心与天道相契，精神与天命相合，和乐从容，知觉明白，能够通晓屈伸进退，就没有什么足以扰乱安宁，也就不忧虑。内心没有怨尤，处处都能自得，随处都能安居，处处培育自己的元气，敦厚自己的仁心，把人与万物看成一体而加以爱护。普通人昧于事理，行动多有阻碍，怨天尤人，不能安守本位，身心忧惧不安，与人相违背，既不明智也不仁厚。只有学习《易》，或许才能免除这些弊病。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委曲周全地成就万物而没有遗漏，贯通昼夜的道理而知晓，因此神妙无方所，《易》也没有固定的形体。

译《易》凭什么能够这样呢？从广大来说，它包摄天地之道，却不能超出天地之外。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大，《易》就是天地的模型。它包摄环绕天地，看不见高明博厚的无穷广大，却能在卦爻象辞中得到穷尽。从繁多来说，它曲尽周全地成就万物，连细微之处也绝不遗漏。没有什么比万物更多，《易》便曲折周全地成就它们；看不见灵与蠢、洪与纤的纷繁混乱，却能在卦爻象辞的简约中得到概括。因为《易》兼贯阴阳往来的道，并加以主宰。“通”是兼贯，“昼夜”指阴阳往来，“知”指主宰。《易》的流行变化神妙而不可测，到处都存在，不能执着于某一处。哪里能求得固定的方所呢？它的屈伸进退变化无端，既非虚也非实，不能指定为某种固定形体。哪里能被形体拘束呢？流行和停滞，都受阴阳气化驱使，随着消息盈虚的规律迁转；只有方所会限制它，形体会使它停滞。所以说神无方，《易》无体。幽明、死生、鬼神都不能束缚它。知晓幽明而不被幽明隔绝，知晓死生而不被死生阻隔，知晓鬼神而不以虚妄诬蔑鬼神。因此，准则、范围天地的就是《易》，天地就是《易》，《易》就是圣人。这一章分为三段，都以《易》与天地并论为纲领。第一段说天地混沌广大却有准则，因此可以测量。第二段说《易》与天地相似，所以《易》与天地不是二物。最后说“范围”；“范围”是陶铸、约束的意思。天地有过分和不足，得到《易》来裁成辅相，天地才归于没有遗憾。文章的次序清楚明白，都是围绕《易》来说的。孔子所作《系辞》，都是因为学习《易》而写，阐发卦爻象辞，使它合乎天地阴阳的道理，绝不是抛开卦爻象辞，专门讨论天地阴阳，所以每一章多次提到“易”字。后来的儒者谈《易》，把《易》书看成语言文字，唯恐人陷入形迹，于是把卦爻象辞全部扫除，专门讨论天地阴阳；甚至仍以天地阴阳作为名物，却又舍弃这些名物而空谈道理。他们的志向越显得高远，学说实际上越背离孔子。天地阴阳之道，伏羲、文王已经在卦爻象辞中决断并揭示了奥秘。孔子不是不想使它完备，而是不必再增加未备之处；由已经说明的内容类推触类，就不必事事详备。依据已经阐明的卦爻象辞来探求天地阴阳，正大深微的道理，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假如有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成为更进步的学说，超越此处而达到更高境界，我恐怕真正胜过羲、文、周、孔的，不会是佛、道二氏，而会是圣人的门徒。以上是第四章。一阴一阳的运行叫作道，继续承接它的是善，成就它的就是性。仁者看见它，便称它为仁；智者看见它，便称它为智。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的道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天地之道不超出阴阳。圣人创作《易》，就是要把阴阳的作用充分揭示出来。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是阴阳，屈伸往来、动静开合，交错不停，就像道路一样。因此，一阴一阳，直接就可以称为道。阴阳之道从天下降，授予人和万物。天与人和万物彼此承接，在交接之际，是浑然元气的传授，纯粹精微，无法形容，只能称为善。这里的“善”不是与恶相对的善，而是因为它本来没有名称，只好勉强给它命名。它传授给人和万物之后，便各有禀赋，确定而成为自身；离开天以后，形质各自具备，于是产生有灵之物；分散后不能重新合一，这就叫作性。这一切都是一阴一阳化育的结果，没有明显的踪迹可以比拟。得到慈爱、温和之气较多的，便成为仁者；仁的本体所显现的，就称为仁，看不见其中的一阴一阳。得到清明、澄澈之气较多的，便成为智者；智慧的本质所显现的，就称为智，也看不见其中的一阴一阳。至于百姓的日常起居，都在阴阳之中，每天运用阴阳却不知道是谁在起作用，因此仁和智都已经失去了完整状态。百姓终究迷失了根源；君子的道虽然各自具备于人的本性中，但能够完整知晓它的人很少。道显现在仁中，隐藏在作用中，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共同忧虑。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达到极致了！无所不有叫作大，事业日日更新叫作盛德，生生不息叫作《易》。形成形象叫作乾，仿效法则叫作坤。穷极数理而知晓未来叫作占，贯通变化叫作事。阴阳变化不可测知叫作神。道虽然很少显露，难道竟然隐藏在虚无之中，最终没有人能看见吗？那显明而彰著的，并不是自己能够显明，显明必定根源于仁；那秘密而隐藏的，也不是永远隐藏，隐藏必定发之于作用。它不在内也不在外，既是动又是静，鼓动万物，使万物振作。万物随着气化而自行运行、自行止息，没有补救的力量和辅佐的权力，不能与救济天下的圣人共同承担忧民之责。盛大的德行不离开仁，而作用隐藏其中；伟大的事业不离开作用，而仁显现在其中。达到极致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圣人创作《易》，正是忧虑天下百姓的忧虑。《易》已经完成，使天下人都知道趋向和避开什么，那么先前的忧虑就在圣人，不在《易》了。为什么说它富有，能够资始资生、无所不备，这就叫大业？为什么说它日日更新、贯通变化、顺应时势而运行不息，这就叫盛德？阴阳体现在德行和事业中，就是这样；它们都寄寓在法象中，由《易》阐明。阴阳相交而产生六子，八卦相交而产生上下二篇《易》，实际上就是生生不息。它怎样生生不息呢？一条奇画成为阳、成为刚，自己形成形象，这叫作乾。凡一百四十二个阳爻，都是这种奇画。一条奇画确立之后，一条偶画仿效它、取法它，这叫作坤。凡一百四十二个阴爻，都是这种偶画。奇画相连而不断，就像天象清虚而没有间隔；偶画中间断裂，就像地形厚重而有所阻隔。这是就爻画本身而言。形象已经形成，法则已经仿效，于是便有占。三番参验、交错综合，穷尽数的所达到之处，预知尚未显现于未来的事情，这叫作占。数尚未确定而又似乎已有定数，未来尚未到来，难道可以任由它穷尽而把一切归之于数吗？贯通变化在于人，哪里是数所能完全拘束的，哪里能够完全相信占呢？因此，通变的权力完全归在人事。这也是阴阳所造成的。阴阳变化运动，没有端绪可以推测，不可测知就叫作神。神无法用名称和形状说明，已经达到极致，但也不能离开阴阳而另说阴阳。难道非要追究“一阴一阳”所依据的东西，才可以称为道吗？这岂不是道就在近处，却偏要到远处去寻找吗？以上是第五章。《易》真是广大而宏大啊！从遥远处说，它没有边际；从近处说，它安静而端正；从天地之间说，它无不完备。乾卦安静时专一，发动时直行，因此伟大由此产生。坤卦安静时收合，发动时开辟，因此广大由此产生。广博和宏大配合天地，变化通达配合四时，阴阳的意义配合日月，《易简》的善配合最高的德。

译这些都是《易》的广大，而广大实际上根本在《易简》。作为道的《易》，广阔到没有什么不能容纳，宏大到没有什么不能包括。从遥远处说，它周遍无边，没有可以停止和穷尽的地方；“御”就是停止。从近处说，它随处都足备，性情自然具备，不必到外在显著处寻找，也不必担心它有所偏颇，因为它安静而端正。说到天地之间，无论洪大纤细、高下，或者是气或者是形，都没有遗漏，全部完备于《易》。一切都必定根本于乾坤，举出乾坤，其他各卦也包含其中。乾的爻画为奇而充实，安静时专一而不杂乱，发动时直进而不屈挠；正因为专一、直进，所以伟大由此产生。坤的爻画为偶而虚，安静时收合聚集而不散，发动时开辟而没有阻碍；正因为收合、开辟，所以广大由此产生。乾坤的广大配合天地，奇偶交替变化、流通不定，配合四时。坎、离得到乾坤的中气，都以一阴一阳为主宰，其意义配合日月。《易》既如此浩荡，又如此精微。然而凡乾都体现《易》，凡坤都体现《简》；这种善，配合刚健柔顺的最高德性。学习《易》的人如果只在广大处寻求，只会徒然增加驰骛，反而看不见《易》。懂得《易简》并依此做事，《易》就不再远离人了。以上是第六章。孔子说：“《易》的道理，大概达到极致了吧！《易》是圣人用来崇高德行、广大事业的。智慧崇高，礼法谦下；崇高效法天，谦下取法地。天地设定位置以后，《易》就在其中运行。使本性不断保存，道义之门由此而开。” 《易》的道理达到极致，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圣人由此使自己的德行崇高，巍峨高峻而不可攀登，使自己的事业广大，包容宏博而不可限量。这样立心行事，还有什么遗憾呢？知识高明，本已有生知的资质；不断前进，智慧越崇高，德行也越崇高。实践履行而谦逊恭敬，已经有恢复礼的功夫，日渐趋于平坦，礼越谦下，事业也越广大。圣人难道是自己造作的吗？那崇高存在于天，圣人效法它，所以崇高并非自己制造；那谦下存在于地，圣人取法它，所以谦下也不是自我贬低。天地设定位次以来，就有崇高和谦下的形象，就有《易》的道在其中运行。继承善以后所成就的本性，就是崇德广业的根基，只是普通人放纵而丧失它，不再追求，于是同天地远离。圣人不断保存这种本性，使它纯粹坚固而深厚，运行道义，都由此出入，就像门户一样，没有什么能够违背，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效法天、取法地，也随着本性一同成就，并非勉强而为。以上是第七章。圣人能够看见天下万物的幽深繁杂，于是模拟它们的形状和状态，取法万物各自适宜的情形，因此称为象。圣人能够看见天下的运动，于是观察它们的聚合与通达，用来施行典章礼制，并系上文辞来判定吉凶，因此称为爻。这样说天下最幽深繁杂的事物，却不会使人厌恶；这样说天下最剧烈的运动，却不会使人混乱。先加以模拟，然后发言；先加以谋议，然后行动；通过模拟和谋议来成就变化。建立爻象，原本是为了描绘天下纷繁幽深的事物。变化运动本来没有固定形态，众人不能看见，圣人却先能看见它。万事万物喧嚣繁杂，难以一一辨明，于是画成奇偶之卦，模拟其近似情状，约略表现它们的形貌，并取象于万物各自适宜的情形，使之与奇偶爻画确切相合，所以称为象。象一旦形成，幽深繁杂的内容就在象中，人便不再觉得它幽深繁杂。各种类别和族类交错往复，运动起来又有许多阻碍，怎么能为它们整理条理呢？于是观察它们聚集或疏通的状态，使运动的事物能够依照典章礼制运行，各有章法次序；再系上文辞来判定吉凶，所以称为爻。爻既显著，变化便存在于刚柔相交之中。由此说，天下最幽深繁杂的事物，卦有其象；象虽简约却能包罗广大，哪里还会令人厌恶？由此说，天下最剧烈的运动，爻有其辞；爻位整齐而文辞确定，哪里还会混乱？君子学习《易》，先模拟自己所处的位置属于什么象，然后再发言，这样言语可以流传；先思议自己所处的时势属于什么爻，然后再行动，这样行动可以作为法则。从模拟和谋议开始，最终成就变化，这就是学习《易》而合于圣人。“鹤在山阴鸣叫，它的雏鸟应声和鸣。我有美好的爵位，愿与你共同享用。”孔子说：“君子居处在家中，发出的言语善良，即使千里之外也会有人应和，何况近处呢？居处在家中，发出的言语不善，即使千里之外也会有人违背，何况近处呢？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到百姓；行为从近处开始，显现于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枢纽。关键枢纽一发动，便是荣辱的主宰。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能不谨慎呢？” 举出这七爻，作为模拟、谋议、言语和行动的大概原则。学习《易》的人，可以由此类推上下二篇，并落实到自身。言语和行动，就是言语和行为。《中孚》以鹤的鸣声相互应和来建立卦象，说明声音虽然没有形体，诚信的感应却能孕育并形成雏鸟。君子的言语从自身发出而影响百姓，行为从近处开始而显现于远方，就像门轴转动、弩机发箭一样；顺应它就得到荣誉，违背它就受到耻辱。一言一行，利益可以遍及万民，恩泽可以影响百代；一旦错误，结果就相反。天地如此广大，言语和行为实际上都能感动它，只有谨慎发言行事，才可能尽到模拟和谋议的道理。《同人》说：“先号哭，后来欢笑。”孔子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可以切断金属；同心者所说的话，其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 人类极其众多，人事也不相同；人的行为有出仕和退处的差异，言语有发言和沉默的差异。在百千万亿人中，能够得到两个人彼此唱和、相互感应，内心相同而不能被隔开，是很难的。像最锋利的东西一样，还有什么最坚硬的东西不能穿透呢？即使是金属也可以切断。两个人发言，只觉得彼此相宜，像兰花的气味一样。庄子所说彼此相视而不逆，虽在东海西海也能心意相通，正是深深领会了这个意思。初六：铺用白茅，没有过咎。孔子说：“即使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却还要用茅草垫着，能有什么过咎呢？这是谨慎到了极点。茅草这种东西，质地虽薄，用处却可以很重。把这种谨慎的方法贯彻下去，就不会有什么失误了。” 天下人的过失，大多是从不谨慎开始的。不谨慎到了极点，就成为骄傲。骄傲的人面对深渊却自以为处在高处，看轻人与物，一切都觉得轻薄而没有用处；即使身陷大过，也从未察觉。如果能处身卑下，就像放置在地上，不会有坠落的过失；又能防卫自守，承托并垫用白茅，难道不能说是谨慎到了极点吗？即使普通人胜过自己，薄薄的物品也都可以得到重用。采用这种谨慎的方法，即使身处“大过”的时候，也可以没有大的过失。劳苦而谦逊的君子，最终吉祥。孔子说：“劳苦却不夸耀，有功却不以功自居，这是厚德到了极点。”这句话说的是有功而又能居人之下的人。德行说的是盛大，礼法说的是恭敬。所谓谦，是用极其恭敬来保有自己的位置。

译竭尽心力，也可以说是劳苦了，却不在人前夸耀；留下了成功的事实，可以说是有功了，却不把功德据为己有。他的见识器量宏大深远，从未把自己看成有劳有功，难道不是厚德到了极点吗？这是说有功而又能居人之下。德行盛大，礼节恭敬，达到这样的极致，难道不是功高名盛而常人难以安居的位置吗？只有用谦逊来守住它，竭尽恭敬，才能保存这个劳臣的位置。难道说只是为了保住俸禄和职位吗？” 亢龙有悔。孔子说：“地位尊贵却没有相应的位置，身处高位却没有百姓，贤人在下位却没有人辅助，所以一行动就会有悔恨。” 这正好与劳苦谦逊的君子相反，所以把两者并列在这里。不走出门户庭院，没有过咎。孔子说：“祸乱产生的地方，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事情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君子谨慎保密，不把事情说出去。” 事情处在隐微而需要防范的阶段，还没有立即显露，言语一旦泄漏，祸患就已经形成，所以君子重视谨慎保密。谨慎保密的人，会审察时势、估量形势，先在静处谋划，然后再行动，这样就不会失败受挫。孔子说：“创作《易》的圣人，大概知道盗贼是怎样产生的吧？”《易》说：“背着东西而又乘车，会招来盗寇。”背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车，是君子的器物。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盗贼就会想夺取它；在上位者傲慢，在下位者暴虐，盗贼就会想讨伐他。收藏财物不谨慎，是教盗贼来偷；女子修饰容貌过分艳丽，是教人产生淫念。《易》说：“背着东西而又乘车，会招来盗寇。”这就是招来盗贼的原因。创作《易》的圣人，大概知道盗贼从哪里产生吧？所谓盗贼，无非是不能安守本分罢了。假如天下人人都处于适宜的位置，各自守住自己的位置，即使有窥伺之心，也不敢发动。现在一个本来只配负担物品的小人，却傲然乘坐君子的车，盗贼见了就会感到不平。既然他有可以被夺取的道理，盗贼便会考虑用什么办法夺取。对上不能恭敬，反而傲慢地对待上级；对下不能慈惠，反而暴虐地对待下属，盗贼也知道他的上下关系都不能容忍，于是就想列举罪状来讨伐他。财物是人们共同想要的东西，却轻率怠慢地收藏，简直是在教盗贼来偷。女子却妖艳地装饰容貌，简直是在教人淫乱。自己背着货物却乘坐车舆，简直是在招呼盗贼前来。这难道只是盗贼的罪过吗？” 以上是第八章。大衍之数为五十，实际使用其中四十九。把它分成两部分，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按四根一组来揲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入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要两次归入指间，然后再挂起一根。传义把“天一地二”二十字移作第十一章开头，又接上“天数五”共四十四字，放在大衍之数以前，现在依据韩康伯的旧本。衍就是引申的意思。由一推衍到五，再由大衍推到六至十，其数是五和十，这就是孔子所说“五十学《易》”的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大概是以四十九根蓍草为用；至于为什么使用四十九根，诸儒多有穿凿附会，还没有得到自然合理的解释。孔子也没有明确训释，所以不敢强作解释，只好存疑。从“分而为二”以下，都是揲蓍的方法。只有“挂一”的“挂”，应当是把一根蓍草放在象征两仪的两部分之间，所以说象征三才，不是挂在小指之间。若把“挂”与“归奇”都理解为放在指间，既不能象征三才，又与五年两闰的取义和取象不相合。每一次分、挂、揲、扐，从一变到十八变都是这样。又单独说到后面的挂，是担心人们误以为三变只挂一次。前代贤者关于筮法已经很完备，不必照搬重复。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各自有合。天数总和为二十五，地数总和为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些数用来成就变化，使鬼神运行。天属阳，阳数为奇，一、三、五、七、九就是阳数；地属阴，阴数为偶，二、四、六、八、十就是阴数。五个位置平均分配，彼此相得而各占一半；奇数与奇数同类相从而相合，偶数与偶数同类相从而相合。天的奇数相加为二十五，地的偶数相加为三十。把天地之数合计就是五十五，用它来推究事物的道理，穷尽屈伸变化的奥妙，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的道理，都在这里。宋儒把这些解释为河图之数，既没有圣人的训示，又强行把彼此牵连起来，显得十分支离，也和先天等图一样属于矫揉造作，我不敢相信。乾的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的策数为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日数。上下二篇的策数总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相当于万物的数目。第一次变，挂和扐的数不是五就是九；第二次变，不是四就是八；第三次变，也不是四就是八。三变以后，若得到五和四，四次合计为十三，那么过揲所得的就是四个四，共十六，其数为九；若得到九和八，八次合计为二十五，那么过揲所得的就是四个六，共二十四，其数为六。十八变合计起来，便得到乾的策数二百一十六、坤的策数一百四十四，共为三百六十，以对应一年的日数。把上下二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部计算在内，阳爻一百九十二个，每爻四个九为三十六策，共四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一百九十二个，每爻四个六为二十四策，共四千六百零八策。两者相加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以对应天地之间万物的数目。这里只说乾坤，是为了说明六子分别分得父母的肢体；乾属阳、坤属阴，体现用九、用六的道理。因此，经过四个步骤就形成一变，经过十八变就形成一卦，八卦就算小成。由此引申扩展，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天下所有能做的事情就都包括在内了。“营”是谋求的意思；四营就是第一分，第二挂，第三揲，第四扐。四营依次进行，形成变化的开始；到十八变，才形成一卦的终结。在尚未成卦以前，经过四营三变而成一爻，只能说是小成。八卦的征兆到这里已经显露，之后五爻都依照这个分、挂、揲、扐的例子引申扩展，再触类旁通到天地、雷风等类别。天下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包含在四营十八变之中。所谓成易，是分、挂、揲、扐的第一次；所谓成卦，是分、挂、揲、扐的第七十二次；所谓小成，是三变成一爻，即分、挂、揲、扐的第九次。这里的“八卦”就是指六十四卦，并不是说下卦。意思是说，求得一爻的方法如此；由此引申并触类旁通，就可以得到六十四卦。如果说在六十四卦之上再加一层而成为四千九十六卦，就是荒诞无稽的说法，并不合乎《易简》。显明《易》的道，神妙地体现德行；这样做，就可以与万物相互酬答，也可以辅助神明。

译《易》的道隐微难见，得到卦爻之后便显明；德行本来已经具备，得到数之后便显得神妙。既显明可见，又神妙而不可测，于是可以与万物相互酬答。天下万般变化，都可以由此得到帮助；鬼神也不能超过它。以上是第九章。孔子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知道神明所做的事情吧？”《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的人重视卦辞和爻辞，用行动的人重视变化，制作器物的人重视卦象，进行卜筮的人重视占断。神明所做的事情，就是《易》。 《易》中有阴阳、屈伸、刚柔、往来和变化的道理。知道这些道理，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情了。辞、变、象、占都是圣人的道，而《易》说得最详细。学习《易》的人，各自根据自己的用途去求取其中的道理即可。有人需要发言，用它来谋划、询问、回答，穷尽事物的幽深之处，一切都以人的天性为根本；发言若不是依据这些，还能重视什么呢？有人需要行动，用它来作为、兴起，穷尽真伪的道理，全部显现在往来、开合、运动之中；行动若不是依据这些，又还能重视什么呢？审察时势、估量适宜，制作器物来便利百姓的使用，使它可以传之后世而不衰败，就应当重视卦象；这样才可以有所取法、有所效法。分析剖判，明白辨别，通过卜筮来安定百姓的心志，可以决定趋向和避开而没有疑惑，就应当重视占断；这样才可以由数得到道理。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观察变化而玩味占断，是学习《易》、进入圣人之道的门户。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便向《易》询问并以言语发问；蓍草和策数接受命令，回答得如同面对面回应。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由此知道将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君子知道《易》的道理如此，将要有所作为、有所行动，却不能只凭自己的内心确信，于是以极其诚敬的态度向《易》询问。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蓍草和策数接受命令，以卦辞、爻变、卦象回答，就像彼此面对面相向，一方发问，一方回应；无论远近的差异，幽深的阻隔，都能由此知道未来事物的吉凶悔吝。这虽然显现在蓍草和策数上，却不是术数本身所能窥测的；一定是天下最精微、再没有什么能超过的道理，才能参与到这种作用中。三番参验而产生变化，交错综合而推求其数；贯通它的变化，于是形成天地的文理；穷极它的数，于是确定天下的形象。若不是天下最深刻的变化，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参”是一个奇、一个偶并列成三；但奇偶各自分立，不能直接说成三，只能说彼此参合而成立。“伍”是一个贞、一个悔，合两个卦体的三爻而彼此配伍。两个卦体形成一卦，合起来成为一体，不能直接说成六，只能说三爻与三爻交相配伍。“参”如参赞的参，“伍”如队伍的伍。有奇有偶，有贞有悔，变化就由此产生。所谓错，是阴阳、刚柔、往来彼此交替；所谓综，是乾坤六子上下摩荡；制定蓍策的方法，来求得其数，数就由此确定了。然而变化仍在《易》中，还没有完全贯通。贯通奇偶、贞悔的变化，推及各卦各爻，于是形成日月风雷、山川河岳，成为天地的文理。数还停留在蓍策上，还没有穷尽；穷极分、挂、揲、扐的数，推及上下二篇的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于是确定万事万物的高下、灵蠢，显现天下的形象。这哪里只是蓍策的变化能够做到的？一定要有天下最深刻的变化，才能参与其中。《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受到感应，便贯通天下事物的道理。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存在，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凡是有心，就有思虑；有思虑，就有作为。有思虑、有作为，便会局限在狭小的形迹和一隅之地中，于是有许多事情不能思考、不能作为。《易》本来无心、无思、无为，不落入声色，寂静而常安，没有任何萌动，所以内外彻底贯通，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间隔。一有感应就能贯通，贯通之后便穷尽事情所以如此的道理，没有滞碍，也不凭借思虑和作为。假如不是天下神妙而不可测的存在，怎么能这样呢？最精微的道理由此造化，最深刻的变化由此运行。神与精、变相合而不可知，就是这种情形。无思无为，类似孔子的无知；寂然不动，类似孔子的空空；感而遂通，类似孔子叩问两端而穷尽。佛氏也说无心，也说常乐我静，与此相似；但他们厌恶幽深繁杂、厌弃混乱，因此与《易》的道理相差虽小，实则相去千里，截然不同。《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察细微征兆的。正因为深奥，所以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细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正因为神妙，所以不见它急迫却能迅速，不见它行进却能到达。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易》具有最精微、最深刻的变化和最神妙的作用，就是这样。圣人凭借它穷究隐微难见的内蕴，使深奥达到极致；凭借它摩挲探究将要萌发而尚未萌发的征兆，研察其中的细微关节点。人人都有自己的心志，这些心志都隐藏而不显露，处处受阻闭塞，怎么能够贯通呢？穷极深奥，幽隐潜藏的内容便都显现出来，所以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繁杂的事务有成有败，彼此交错而难以预料；只有在事情发生以前察知细微征兆，才能趋吉而无凶，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穷极深奥、研察细微征兆达到极致，才叫作神妙不可测；看不见它急迫，它却自然迅速；不用看见它行走，它却自然到达，这绝不是心思所能主观推测的。孔子说《易》中有四种圣人之道，就是这个意思。君子和百姓的卜筮不同：君子的卜筮，是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断，片刻也不离开《易》，这就是学习《易》而少有大的过失。百姓不知道学习《易》，只在行动迟疑不决的时候，求取枯茎朽壳来判断吉凶祸福，以决定趋避。一生之中，真正运用《易》能有多少呢？这里所说的至精、至变、至神，与百姓完全没有关系。这就是君子的心与《易》相通，不必借助卜筮作为途径；百姓只知道有卜筮，哪里能够得到这样的回应呢？夫子的论述，也不过是说圣人因为忧患而作《易》，让民众从中使用它神妙的变化，达到这样的极致，并不是对着枯茎朽壳感叹它的本领。可是这也只是就《易》来说的。至于夫子立教，所说的都是平常的言语、平常的行为，务求合乎民众的义理，从下学起而通达于上，知我者唯有上天；侍奉人、知道生存之道，以及居住在蔡国却不知为智，这些事情何曾重视过卜筮呢？所以《无恒》说“不占”，如果总想不断占卜，那么一举一动、一饮一食、一息一止，无不可以从卦爻辞象中看出，决不会专门把它归属于那些防备和触犯龟兆的事情。以上是第十章。

译天数从一开始，地数从二开始；天数为三，地数为四；天数为五，地数为六；天数为七，地数为八；天数为九，地数为十。这二十个字，宋代儒者移到了《大衍章》的开头。现在依照韩康伯的古本，不能断定它是错简。前一章说《易》道不可测度，这一章说圣人体现《易》，仍然归结到易简。只要无思无为，神妙不可测的道理已经包含其中了。造化的道理本于自然，阳气倡导，阴气应和，数便由此产生。圣人画出奇偶之爻，只是顺着自然的次序加以发挥，使无穷的神妙流行于宇宙之中，并没有勉强造作。一是万事万物的开始，十是万事万物的终点。天为奇，地为偶；天施行，地承受。天之奇数为一，地之偶数为二。一奇一偶合起来成为三。天能够统摄地，所以天数为三；地又随着天而增加两个偶数，所以地数为四。一和三是两个奇数，再兼有两个偶数，所以天数为五。相互配合的数到五已经齐备，但次序还没有完全排定。六是三个偶数相合，所以地数为六；再增加一个奇数，所以天数为七；再随之增加一个偶数，所以地数为八；再增加一个奇数，所以天数为九；再随之增加一个偶数，所以地数为十。总而言之，一、三、五、七、九都是奇数。奇数象征生生不息，所以归属于天。二、四、六、八、十都是偶数。偶数象征配合而承受，所以归属于地。这就是天地的位置，与天地一同产生，却不知道是谁造成的。圣人作《易》，大概就是从这里推演变化；其中的道理和数目，都以此为纲领。孔子说：“《易》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易》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包容天下的道理，也不过如此罢了。因此圣人用它来贯通天下人的心志，安定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惑。” 夫子观察天地的道理和数，圣人便依此作《易》。他说：“《易》的创作，是为了什么呢？”它是为了阐明万物、开启人的认识，使人不再蒙昧；使各种事务完备而成功，不留下缺陷；它像覆盖保护天下的道理，全部包容在其中，没有任何遗漏，不过如此罢了。这里所说的，就是天地的道理和数。凭借这些道理和数，可以贯通天下人的心志，不让它凝滞闭塞；可以安定天下的事业，不让它混乱变迁；可以决断天下的疑惑，不让人一会儿选择这个、一会儿选择那个，始终无所适从。只有无私心，心志才能贯通；只有无妄为，事业才能安定；只有不存私意，疑惑才能决断。因此，蓍草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明智，六爻的义理变易而能向人显现。圣人凭借这些洗涤自己的心，退居而藏于幽密之处，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以神妙预知未来，以明智收藏过去，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大概只有古代那些聪明睿智、具有神武却不妄加杀伐的人吧。蓍草的德性，在于它的用数为四十九；经过分、挂、揲、扐，随着人的操作而转动，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说它圆。阴阳的变化，随着手的操作而产生，所以说它圆而神妙。卦的德性，在于它有六十四个名称，卦象、卦辞、变化和占断各自分列，不能任意移动，所以说它方。它辨别精微而明白，随便举出一卦都能相应，所以说它方而有智。由蓍草得到卦，由卦得到爻；六爻的义理彼此交替变化，又清楚地向人显示，所以说它变易而能显告。圣人由此看出《易》虚空而能照察，宁静而能觉知；把知识、思虑、意识全都看作无所用处，洗涤自己的心，把它们全部除去，恢复空空荡荡、无所知的本体；退居而把它藏在深渊般幽深秘密的地方，无声无臭，不可看见，也不可听闻。然而这并不是像枯木死灰那样寂灭，连生机也没有。虽然不受世俗沾染，但对百姓忧患的怀抱，内心从未停止存在。吉凶虽然落在百姓身上，我却与他们共同忧患。正因为洗心退藏，所以能够神妙地把握变化，知道事物尚未成形的状态，不必迎候它的到来，而将来的事情自然能够知晓。正因为洗心退藏，所以心境澄澈而有智慧，能够收藏事物已经形成的状态，不必追逐过去，而过去的事情自然能够保存。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有古代那些生而知之的圣人。他们的目光和心思远远超出常人，与天地同德；他们使神妙威武的作用达到极致，有生养而没有杀伐。聪明睿智，是圣人践履并实现自身本性的表现；神妙威武而不杀伐，是希望使百姓向善、使善的端绪先行，如此便有吉而没有凶。因此，圣人明白天道，考察民情，便兴起神妙之物来供民众使用。圣人凭借这些斋戒，使自己的德性达到神明的境界。上文说：“圣人效法《易》，《易》就是圣人。”这里说圣人使用《易》，圣人就是《易》。圣人明白天道有消长盈虚的规律，考察民众有生存、灭亡、获得、丧失的缘故，于是从动植物等寻常事物中取法并兴起它们，用于卜筮，于是这些事物便显得神妙。凡有所作为、有所行动，都是先占问，然后再办事。圣人凭借这些得到清净虚明的道理，于是斋戒。斋，就是无思；无思，天下便没有什么能够混杂其中。戒，就是无为；无为，天下便没有什么能够抗拒它。心境湛然，与天地鬼神相对，大概就是用这些来使自己的德性神明吧？释氏也说：“有则一切俱有，尘根相互对待，不能独自尊贵；无则一切俱无，光明寂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不过，明道的人考察其中的缘故，认为这种说法反而成了理上的障碍。所谓斋戒而使德性神明，实际上只是个人私有的智慧罢了。因此，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闭一开叫作变化，往来不穷叫作通达。显现出来叫作象，形成具体形体叫作器；加以制作并使用叫作法；使出入有利、百姓都能使用它，叫作神。这里说明阴阳、变通、象、器、法、神的意义，借一扇门户作比喻，于是《易》中这八个名称，随处都可以明白，不容置疑。乾坤统摄六子来说，就是阴阳和奇偶。门户关闭，静中有间隔，所以称为坤；门户打开，行动没有阻碍，所以称为乾。忽然关闭，忽然打开，关闭和打开没有固定常态，所以称为变；关闭过去而打开到来，打开过去而关闭到来，接续不断，所以称为通。门户显现于那里，使人能够看见，所以称为象；门户自身形成一个物体的形状，所以称为器；遵守它的制作方式，有一定的格式供人使用，所以称为法；出入便利，天下人共同遵循，不能超出它的范围，所以称为神。《易》用一阴一阳来供民众使用，也不过如此罢了。谁能出入而不经过门户？为什么反而没有人能够了解《易》呢？”},{ 以上是第十一章。因此，《易》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八卦判定吉凶，吉凶成就伟大的事业。

译《易》中有极其精微、极其神妙的道理，大到没有什么可以再加以重复，崇高到没有什么可以再加以增加，所以称为“极”。圣人独自体察到太极的道理，把它画成一条阳爻【奇】，“奇”就是“一”。有了奇，就上下分岔而成为一【偶】，“偶”就是“二”。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天下如果孤立运行、单独树立，就看不出文采；一奇一偶彼此相依附，就形成“仪”，这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易》中的奇偶，只能说它们象征天地，不能径直说就是天地。有了奇偶之数，已经成为“三”，俨然是三画，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二生三”。有三个奇，随即就有三个偶：▯是纯阳，▯是纯阴；有纯就有杂。阳杂于阴，形成▯、▯、▯；阴杂于阳，形成▯、▯、▯。纯阳、纯阴、杂阳、杂阴，都是由一奇一偶所生，这就是两仪生四象。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三生万物”。四象具备而八卦排列出来，以八卦相错成八卦，这就是四象生八卦。有了八卦，象辞、变占都具备了，就可以判定所得为吉还是所失为凶。吉凶既已确定，百姓便没有疑惑和二心；对于德行和事业功效，选择善的而遵从它，这就是吉凶成就伟大事业。因此，取法和象征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和通达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布天象、显明吉凶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崇高尊贵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备具万物、使其发挥作用，制成立成的器物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探究繁杂幽深之处，寻索隐微之理，钩取深奥之意，使远方之事得以显现，用来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倦的事业，没有比蓍龟更大的。万物极其繁多，无论大小，没有不具备奇偶的法象的；但其中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万物没有不具有往来变化和通达之理的；但其中没有比四时更大的。万物没有不悬列于象辞之中，使其昭然显明的；但其中没有比日月更大的。乡里百姓和臣民，都可以学习《易》，都可以用它来占筮。然而，要使它崇高而尊贵，成为百世所依据的事物，其伟大没有比富有万国更大的。贵为君王的人，以及农、工、商、贾，也各有备具万物、制成器物的一技之长，用来给一个人或一家带来利益。备具万物，就是备具神妙之物；使其发挥作用，就是走在百姓使用之前；制成立成的器物，就是圆融神妙而方正明智；说到带来利益，则是普遍施及天下。它的伟大没有比圣人更大的：圣人不厌烦繁杂幽深而加以探取，不迷失于幽暗隐微而加以寻索；对于深渊之中的事，就把它钩取出来；对于遥远之处的事，就把它招致过来。圣人判定天下蒙昧之中的吉凶，使天下形成敬畏和诚信，勤勉不倦，不敢懈怠。凡是面对鬼神、恭敬地承奉祭祀，所凭借的伟大没有比蓍龟更大的。《易》如果掌握了这些大义，就足以包罗其他事情，其余一切都出自它的范围之内。因此，天生出神异之物，圣人便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便仿效它；上天垂示天象，显现吉凶，圣人便取法这些天象；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便取法它们。天地、四时、日月、富贵、圣人、蓍龟这六类，都是最大的事物；只有圣人能够把它们取来，在《易》中阐发出来。它们实际上出自天地的自然，本来没有人在其中造作，不过是随着所受到的感触而加以详细说明罢了。上天生出蓍龟，不过是一株草、一只虫，谁知道它们是神异之物呢？圣人却取它们作为卜筮的准则。天地有寒暑、昼夜的变化，永不停息；圣人便用卦爻中的刚柔往来、阴阳进退来仿效它。人事在下界显现，精华之气上达于天；上天垂示日月星辰以及雨旸寒燠的征象，政治清明就有休美的征兆而显现吉祥，政治混乱就有灾咎的征兆而显现凶险，圣人便在卦爻中标明吉凶，以此象征它们。河洛处于天地的中央，是帝王接受天命所必经之处。划分田赋的等级、辨别土壤的类别，必定有一定的制度，并把它载于典册；九州、五服，全都以此作为准则，这就是《禹贡》所说的“成赋中邦”。黄河有图籍可以查考，洛水有文书可以考察；天下各种方物土产，凡是在大地上形成的，圣人都把它们系附于卦爻辞中，并取法于此。所谓“天垂象”，是指仰观天文；所谓“出图书”，是指俯察地理。天空高远，没有什么能够遮蔽它，所以它所垂示的天象都可以取法。大地遥远，往往有阻隔，不一定都能亲自步行到达，所以要依靠图书来代替耳目和亲身见闻。至于龙马背负河图、神龟献出洛书，这些都是怪诞妄说，有什么证据呢？因此不予采用。《易》有四象，是用来向人显示的；系上卦爻辞，是用来向人告知的；用吉凶来确定它，是用来作出判断的。两仪还只是事物的端绪，刚开始分化，还没有显得明白彻底。到了三画，已经各自具备纯阳、纯阴、杂阳、杂阴四象，于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便明白地显示给人看。把八卦相重，并分别系上卦爻辞，就是用言语告知人。等到确定为占筮中的吉凶，界限分明、不可移动，就可以作出决断而不再疑惑。四象就是今天所说的三画八卦，所以能够显示事物。至于老阳、老阴、少阳、少阴，还是尚未完备的形体，有什么可以显示的呢？所谓“系辞”，就是今天所说的已经相错相重的八卦，即六十四卦中有彖辞和爻辞的卦。彖辞、爻辞既已完备，吉凶也就确定了。《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讲信用的人。自身践履诚信，心中思考顺道，又能尊崇贤人。因此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 圣人创作《易》，是为了有利于百姓。虽然借助蓍龟来使卜筮显得神妙，但蓍龟能够知道吉凶，却不是吉凶的根本来源。天下万事万物，无论大小，没有不听从天命的。天道极其公正，只赞助善行，因此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君子之所以修养自身、听从天命，是因为不企求非分的福分，也不迷信鬼神之说。《易》说“天祐”，“祐”就是帮助他的智慧和力量，并从旁扶助他。上天为什么帮助他呢？因为他能够顺从天道。上天的帮助必然表现在人事之中。所谓人助，是因为他能够以诚信感动别人，使彼此牢固结合。自身以诚信与人交往，内心思考如何顺应天道，又不敢自以为是而尊重贤人，所以说“上天保佑他”，有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难道一定要等到借助蓍龟以后才作出判断吗？先天太极图、书、三▯图学，都是由这一章附会而产生的。先天图妄称伏羲画卦，都是从两仪中分化出来的：第一次在太极之上画出一奇一偶，这就生出两仪；第二次在奇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成为老阳、老阴、少阳、少阴，这就生出四象；第三次在二老二少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成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就生出八卦。

译这三画还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至于在八卦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成为四画卦；在四画卦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成为五画卦；在五画卦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才形成六十四卦，那么所谓“定吉凶，生大业”，是否也与此稍有关系呢？孔子说：“八卦相错，于是把它们重叠起来。”孔子的圣训斩钉截铁，何曾有十六卦、三十二卦那样不断停留、层层阻滞的说法？怎么能有四画、五画这样逐层增加的过程？《易》的根本在于简易，把八卦相错成六十四卦；如果按照所谓简易之理，把奇偶逐层相加，形成四画、五画，直到六画，而且还分成十六卦、三十二卦，那是多么繁难啊！随手堆积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次序，其中实在没有什么义理可取；而且又把阴放在左边、阳放在右边，扰乱少长男女的次序，颠倒阴阳的位置，使老少全都拘束在一个整体之中，万物不能各自形成自己的象，足以使天下一半的事物无法行动；首部倾斜于一隅，又能覆盖什么呢？父亲所生的只有少女、中女、长男，其余完全没有创始万物的气；母亲所养的只有少男、中男、长女，其余完全没有承受天道而养育万物的功劳。近处的事物杂乱交错而无法辨别，远处的事物彼此离隔而无法沟通。凡是孔子《十翼》所赞述的内容，没有一项能够与它相互契合，为什么还要取法相同、随声附和呢？太极图把太极作为生化万物的根本，却不属于《易》，而是老氏的学说。“有”不能自己产生，必定由“无”产生。“无”就是太和元气，广大到没有什么能够与它并列，尊贵到没有什么能够与它相比。既然已经达到至极的广大，却又更加广大，所以称为“太极”。它没有可以寻求的踪迹、形状和声音，却确实主宰着万物。正因为它是“无极”，所以才成为“太极”，因此说“无极而太极”。阳动、阴静，就是所谓生出两仪。它所说的阴阳，绝不是《易》中的奇偶。因此，抛开四象、八卦而谈五行阴阳之气、五行之性，以及生男生女、生养万物，其义理和名物同本章圣人的旨意完全不相干，不过是借用“太极”二字来发挥自己的学说罢了。学习的人不要拿这一套来证明另一套。河图中，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洛书中，九居上，一居下，三居左，七居右，二、四、六、八在四角，五在中宫。它似乎是汉儒的谶纬之说，强行把河图说成与《易》有关、把洛书说成与《书》有关，并附会为十和九。究竟有什么依据，能够据此确定蓍卦之数呢？牵强拼合、矫揉造作，未必完全恰当。有人附会说，伏羲得到河图而画卦，夏禹得到洛书而推演《洪范》九畴。其实没有图，仍然不损害两仪、四象、八卦；加上这些图，反而只显得支离破碎。《洪范》与洛书的关系也是如此。既然图书所列的内容像星辰棋子一样分布，本来就不值得相信，何况龙马、神龟的荒诞传说呢？《尚书·顾命》说，天球和河图在东序。从伏羲直到康王，经历神农、黄帝、唐、虞、夏、商，年代至少数千年。不知这幅河图是不是当时那匹龙马留下的，或者龙马长生不死，或者世代珍藏的河图已经蜕去了旋毛。如果这样，它经历如此长久的岁月，难道不会脱落损坏吗？或者又一次出现了文王、周公时代的祥瑞，又重新产出这种东西，恰好与伏羲所取法的点画丝毫不差吗？这些都是道理上绝不可能的事。何况它与天球一同陈列，毫无疑问应当属于方国所进献的物品。夫子又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这大概是说，凤凰不来，说明上天没有降下贞祥；黄河不出图，说明大地没有纳入职方的治理。我怎么还能挽回天地的道理呢？对此，先儒常常把它同《洪范》纠缠在一起；其实伏羲和夏禹并不互相等待，《尚书》和《周易》也不是彼此混同的。推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图书中所记载的多是《禹贡》中的山川、土壤和赋税，于是才作出这种影射附会的说法。反本求经的君子，绝不会沉溺于图学。详细内容见附录。以上是第十二章。孔子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就不能看见了吗？”孔子说：“圣人创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充分表现真情和虚伪，系上辞来充分表达语言，使它发生变化而贯通，以充分发挥利益；用鼓声和舞蹈来充分表现神妙。” 夫子反复说明卦、象、辞、变，只有学习《易》的人达到神明融会、默默成就的境界，才能窥见圣人的心意。所谓道要依靠人来实行，《易》也要依靠人来完成。事业和德行显现在方册上，叫作书。书必须精粹简约，怎么能像说出口的话那样详细周全呢？语言虽然可以明白地辨析、论议，怎么能像心意那样包含广泛、覆盖周遍，深远广大而没有穷尽呢？然而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既依靠书来流传，而书又不能完全由语言表达，最终难道会隐晦而不可见吗？圣人创立圆融而没有固定限制的卦象，使人能够由此想象，却难以执著；把心意寄托在其中，这样就可以表达完备。八卦彼此交错，不同事物的性质相互遇合、相互感应，有的因此亲近和合，有的因此抵触乖违，于是设置卦来充分表现天下的真情和虚伪。为彖系上彖辞，为爻系上爻辞，用来充分表达我想说的话。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民众获利。又在阴阳、上下、刚柔、往来之间使之变化而贯通，显明得失和忧患，以充分实现民众的利益。鼓，是用声音来说，指击动；舞，是用姿态来说，指行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的安舒和缓，有的急速猛烈；声音、姿态、节奏，以及进退回旋，都用来充分表现其中不可测的神妙。乾坤大概就是《易》的蕴藏吧？乾坤排列成行，《易》便建立在其中了。乾坤如果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乾坤也就差不多要止息了。乾坤就是指奇偶，蕴就是指含藏精微。乾为奇，坤为偶，把《易》所藏的道理显现出来。两仪相互并列而成行，象、辞、变、占便卓然建立在其中。所谓毁，是说抛弃奇偶，使它们不能排列成行。不排列奇偶，又从哪里看见象、辞、变、占？象、辞、变、占不可见，那么广大生发万物的道理也就几乎灭绝、无从发挥作用了。

译因此，超出形体之上的叫作道，落实在形体之下的叫作器。使事物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展而实行叫作通。把这些运用于天下百姓，叫作事业。最高的道理本来没有形体，凡是显现在卦画爻象中的，都已经落入形体之中了。因着形体却不局限于形体，能够探求其中所以然的缘故，就使形体通达于上，称为道；因着形体而拘泥于形体，执著于卦画爻象却不知道它的根本，那么即使是乾坤的功用，也不过是一种法则和形象罢了，这就是形体落实于下而称为器。道能够四通八达，没有穷尽；器则固定不移，不能通达于各个方面。形体处在上下之间，是道与器由此区分的地方。超出形体和器物的表面，改变其中局部和一端的阻塞并加以裁制，称为变；从这里推展到那里，流行不止，称为通。把道、器、变、通的作用运用于天下百姓，称为事业。这些都是《易》，也都是卦画爻象。因此，所谓象，是圣人看见天下事物的幽深繁杂，把它们比拟为形状和容貌，象征它们各自的性质，所以称为象。圣人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其中的阻塞和通达，以此实行典礼，并系上辞来判定吉凶，所以称为爻。穷尽天下的幽深繁杂，在于卦；鼓动天下的运动，在于辞。圣人的心意寄托在卦画和爻象中。因此，当创立卦象、爻象的时候，他竭尽心思就是如此。穷尽天下纷繁幽深的事物，存在于卦象之中；鼓动天下的各种活动，存在于爻辞之中。圣人向人显示人道，不离开器物；器物就是道，道也不会遗弃器物。没有道便没有器，所以有智慧的人不要只沿着形而上的名称空行，愚钝的人也不要只守着形而下的形质。使事物变化并加以裁制，关键在于变；推展而实行，关键在于通；使它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人。默默地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使人信服，关键在于德行。所谓化裁，是说变化；一切能够充分发挥化裁作用的地方，都在于能够变化。所谓推行，是说贯通；一切能够充分完成推行作用的地方，都在于能够贯通。总之，是说贵在变通。变通虽然存在于卦象爻辞之中，但它仍属于形而下的器；如果能使其神妙而明白，使不可测之处也没有遮蔽，那么造化便掌握在手中，纵横自如，这取决于那个人。有这样的人，卦象爻辞触及一点便能概括万端；器物不是道以外的东西，形而下也都包含形而上。没有这样的人，象辞虽然处处是语言，《易》也只不过是方册上的文字罢了。圣人的心意寄托在象辞中，不能废弃言辞。神明的人能够在深邃幽静之中窥见最高的道理，恭敬沉默地把它完成，不必依靠繁杂的言辞。能够在心中信受它，就在于怀抱德性并亲身实行。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也不必完全表达；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但心意没有不能传达的。神明而默默成就，难道上天还需要说话吗？” 以上是第十三章。《周易象辞》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象辞》卷十九。余姚黄宗炎撰。系辞下。八卦排列成行，卦象就在其中了。由此把卦重叠起来，爻就在其中了。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在其中了。系上辞并为它命名，运动就在其中了。这里所说的八卦，是以乾为父、坤为母，以及长、中、少和男女三画之卦而言。乾坤三次求索，八卦排列成行，父母、兄弟、夫妇，以及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形象都已包含其中。由一卦分别同八卦重叠起来，《易》中的阳爻、阴爻也都包含其中；刚柔往来、相互推移、更替不穷的变化也都包含其中。卦有卦辞，爻有爻辞，把它们系上并为之命名，当时本来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可是受到感应便立即回应，不停息地屡次迁变的运动也已包含其中。所谓“在其中”，是说含蓄而尚未显露，却周旋运行而没有欠缺。吉、凶、悔、吝，是由运动产生的；刚柔，是建立根本的；变化和通达，是趋合时宜的；吉凶，是由守正而取胜的。天地之道，以守正为万物所观；日月之道，以守正而光明；天下的运动，以守正而归于一。吉、凶、悔、吝明显地写在卦爻辞中，排列得清清楚楚，可是谁知道这一处接近吉，那一处邻近凶？谁应当属于悔，谁恰好属于吝？大概是由于往来进退、上下内外，以及所处的环境和位置，有的适宜，有的不适宜，都是由运动产生的。奇为刚、偶为柔，是乾坤确定的本体；根本一旦建立，六子八卦无不从这里开始。阴阳交替变化，运行无穷；岁月流转，风俗因此有淳厚和浇薄，世道因此有治平和混乱，这都是时势造成的。顺应时势而趋向它，就能恰好适合时宜。吉凶是两条道路，相距十分遥远。君子选择善而坚定守持，不因趋求吉祥而失去操守，也不因逃避凶险而改变志向；所行如果守正，就足以胜过吉凶。卦爻辞中的“贞”并不等于完全吉祥；庸人和愚人固执偏见，自以为是而至死不改，便成为守正而得凶，这里的“贞”大概类似于恶行积累而使自身灭亡。考察下文三个“贞”字，都有善而没有恶，所以这里的“贞”也应当是美德。处在人事之中，虽然有吉凶，但只要守正便能胜过它。天地之道虽然偶有差错，守正就能成为万物的观瞻；日月之道虽然有晦暗和蚀缺，守正就在于保持光明而不昏暗；天下的运动虽然杂乱纷扰、变化无穷，守正就在于不二而归于唯一。一，是极其宁静的本体，以宁静驾驭运动；一，是主宰，以一来运行万物。“贞”字也可以只解释为“常”。人世间的吉凶大致各占一半，常常彼此胜负。君子在事变的端绪出现以前便能看见它，所以吉胜；愚人和不肖者到事情发生以后才看见，所以凶胜。天地是人物的表率，恒常可供观察；日月是人物的照临，恒常光明。运动没有边际，变化不断，而其常道仍纯粹归于一。乾刚健坚定，明确地向人显示易；坤柔顺下行，明确地向人显示简。爻，就是效法这个道理；象，就是模拟这个道理。爻象在内发生运动，吉凶在外显现；功业在变化中显现，圣人的心情在辞中显现。天地不能超出这个“一”；这个“一”就是易简。乾为奇，刚健坚强而不屈，所以坚定刚健，专一于知晓事物的开始，向人显示易；坤为偶，顺从柔弱而无所违逆，所以柔顺下行，专一于完成事物，向人显示简。《易》中所说的爻，不过是效法这种易简；所说的象，不过是象征这种易简。爻象有刚柔，是在自身内部发生的运动；吉凶有征验和应验，是在事情外部显现的结果。举措施为所形成的事业，显现在往来的变化中，由此可以判断成就。圣人与百姓共同忧患的心情，只希望天下有吉而没有凶，所以清楚地显现在所系的辞中。学习者若能神明融会、默默成就，考察其中的运动变化，《易》就不会拘泥于方册；卦、爻、象、辞，也就是人的身、心、意、知。以上是第一章。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地位。怎样守住地位？靠人。怎样聚集人民？靠财。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这叫作义。自古以来帝王兴起，各有一番创制，制定制度，顺应时势来使百姓获利，并让万世守护这些成法，都是取法于象。象实际上根本出于《易》，而《易》开始于天地。天地之气运行变化不息，没有一处不是生生不息的规律，没有一时不是生生不息的作用。最大的德性，只是生养罢了。圣人体现天地生养万物的德性，如果没有崇高的富贵，哪里能够广大他的德业，使利益达到天下呢？他最大的宝物就是地位。有地位却没有相应的人，和有人却没有相应的地位，二者同样都不足以使人信服、使人服从。必须得到合适的人，地位才显得重要。想守住地位，就必须依靠人。一个人不能孤立地处在上位；贤人用来辅佐众人，众人用来供养贤人。想使人民聚集而不离散，就必须依靠财。财能够聚人，却不能自行产生，必须有经营管理的方法，这样使用时才不会困乏，百姓也不会受到损害。既然使百姓得到养育，就不能没有教化和端正言辞；这就是说要教导人伦，使风俗向善，制定典章制度。百姓贫穷，就会放纵、邪僻、奢侈，什么都做得出来；吃饱穿暖却安逸居处，又会接近禽兽。制定典章来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使他们富裕并加以教化，这就叫作义。处在天子的地位，实行圣人的道，盛大的德性和伟大的事业，全都具备于《易》中。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向上便观察天上的形象，向下便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土地各自适宜的情况；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上古有德性又有地位的圣人，是包牺氏。他开始作《易》时，仰头思考，便观察天上的形象；俯身考察，便观察地上的法则。他观察龙、虎、鸡、雉之类，看到鸟兽的纹理；又观察四方高下的形势以及土地各自适宜的情况。在包牺氏那里，虽然还没有分别显现各种卦象，实际上却已经遍览各种品类，把它们融会于心目之中，全都包含在卦画中。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都能与之相似。于是开始创作阳奇、阴偶，三次求索而成四象，重叠起来而排列八卦。乾健、坤顺、震动、巽入、离丽、艮止、兑说，这些说明神明的德性；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则类比万物的情状。所谓贯通，就是兼顾贯穿它们的往来；所谓类比，就是分别审察它们的向背，只有这样才能彼此摩荡，一同生成、一同行进。砍削木材，结成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以下十三件事，都是圣人观察卦象、备具事物以供使用、制作器物来给天下带来利益。洪荒蒙昧的时代，人类少而鸟兽多；鸟兽有爪牙、蹄角的利器，常常伤害人。羲皇使用麻、枲搓成绳，再用绳结成网罟，使人的智慧技巧足以制服鸟兽的凶猛，用它在陆地打猎，在水中捕鱼。百姓虽然还不知道种植庄稼、养蚕缫丝，却能吃肉而饱，穿皮而暖，大概是取法于离卦。▯卦的卦画外实中虚，两相合在一起，正象网罟。离为火，火可以烹熟牺牲，是百姓日常生活所使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