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寻门余论卷上

译六经和诸子全都遭遇秦项之火，只有《易》保存为完整一书，实在是学者的大幸。上天还没有使斯文丧失，所以独自保存了这颗硕果。不幸的是，它又被稗官纬书混杂，大道沦落到草野之间。王辅嗣天资高明，悠然体会到清明、轻灵、和美、纯善之气，可惜受到晋代风俗的熏染，借经书来阐明自己的所得，或者拿自己的所得来印证经书，并不是死心塌地、尽力穷究经书的学者。然而《易》这部书，已经像晴天白日一样明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程正叔接续它的正传，使内容更加详密纯粹；虽然未必已经进入内室，也可以称为登堂者。后来邵尧夫出现，拿道士的异说来惑乱天下。朱元晦把他奉为伏羲的嫡传后裔，推重其说以用于卜筮，这是想使《易》重新变成稗官纬书，反而比稗纬更有过之。明代把这种学说颁行到学校，没人敢加以非议，使四位圣人又遭受一次灾难，《易》几乎因此消亡。朱元晦说：“传是用来解释经的；既然已经通晓经，传也可以没有。经是用来阐明道理的；如果已经明白道理，经即使没有也可以。”这句话与陆子静所说“六经是为我作注脚”，其实相似；也与庄周所说的“尘垢糠秕”、达摩所说的“不立语言文字”是同一个意思。这一类说法，都是想凌驾于他人之上，并且助长释氏的草率。孔子说：“即使十户人家，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但不如我好学；不吃饭、不睡觉地思考，也不如学习。”这正是针对那些自以为有所自得的人妄自尊大的说法。两人的话都背离了圣人，哪里还谈得上细微的异同呢？《易》只有阴阳，没有涉及五行。谈论五行，从箕子开始。难道不想想伏羲、文王作《易》，是在《洪范》已经赐下之后，还是在《洪范》尚未陈述之前？何况箕子排列五行时，起初从未说五行是生成变化的本原。自从周茂叔的《太极图说》出现一个错误，众口纷纭，便再也没有人能够指出并纠正了。周茂叔的太极图、邵尧夫的先天后天图，都出自陈图南，而两人各自申明其中的一体，竟然成了《大易》的祖宗。唉！这难道不成为孔门的惭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一奇一偶，数已经形成三，本来就是三画，哪里有所谓二画的形体？却随意称作老阳、少阳、老阴、少阴吗？阴阳老少的说法，在《十翼》中从未见过，不过是后人通过揲蓍求卦，记录在版上，用来区别和记数。因此这些名称世俗而不古，但还可以勉强解释说：画卦从下往上，有一画，才有两画，直到三画，所以产生了这种影射声响式的说法。至于六画之卦，以一卦乾为主，作为下卦，这是贞卦；再依次以八卦相加，作为上卦，这是悔卦。其他七卦无不如此，怎么能在这时拆去上面两画成为四画，拆去最上一画成为五画呢？既然已经重卦，一卦分别与八卦相错，显然形成六十四卦，怎么能在其中再分出先后取舍而成为十六卦、三十二卦呢？我恐怕还没等他说完，理论就已经屈服了，可为什么千百年来竟任凭这种说法迷惑人呢？伏羲、文王二易之说，创自陈图南；他本来就是道士，不过把这幅图作为仙家养生的寄托，所以牵合节气来配合，完全没有义理，不足以供士君子玩味。传了几代以后，邵尧夫得到它，把它说成性命之天的窟宅，认为千古未发的精微内涵全在这幅图中。依我看，这实际上和丹鼎家借坎离、医家指水火一样，都是援引《易》来取得世人的信任，只有朱熹在《本义》中崇奉它，把它证明为伏羲圣人的心传，置于《大易》之首；前面压倒古代贤哲，后面压倒注和传，已经五百多年了。若说数，它比不上京房、焦赣那些可以考验的说法；若说道理，则远不及王辅嗣、程正叔那些有依据的说法。它只是零星拼凑、割裂经传，以宗奉诐淫邪遁之辞，完全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学无关。又怕有见识的人出来追问它的来源，于是曲意编造说：“这幅图在秦火中失传，流传到方外，只在方外相互传授，不进入人间。”《易》本来是卜筮之书，不在禁例之内，应当连同这幅图一起不禁，哪里有只允许民间收藏卦爻，而唯独不许收藏图的道理？说它流传到方外，却不知道秦朝把《易》分成两部分时，是否有一个道士抱着图进入深山大泽而幸免；又不知道汉高祖进入咸阳时，是否有一个道士跟随萧何进入秦朝府库取出这幅图而逃走；有这样的道理吗？何况从秦项到邵氏之间相隔将近二千年，喜欢文字、阅读周公孔子之书的道士不知有多少，儒者中喜好老氏、修习吐纳的又不知有多少，竟然没有一个人稍稍涉及此图，反而只有一条孤立的传承，师承从未中断，传到七八十代才出来为世所用；有这样的事实和道理吗？《大易》后来添上祖父的比喻，确实并非毫无根据。朱元晦与王子合的书信中说：“邵氏关于伏羲卦位的说法近于穿凿附会，姑且应当存疑。”既然如此，为什么他既作《易学启蒙》，又在《本义》中这样说呢？他对此的敬信实在无法解释，难道不是斯文的不幸吗？把经与传分开、合并，不过是为了便于诵读学习罢了，其中并没有严重背离四圣义理的地方。后世注经的儒者，也常把一个人的私家言论附在经传之下，从来没有人非难。可是现在却认为移动孔子的话、把文字附会给文王和周公是错误；何况要恢复旧本，工程很难，何必纷纷议论改动的得失呢？不知道汉儒其中还保存着尊重古本的意思，所以《乾》卦次第特意保存古本。到了宋儒，却割裂章句，仿佛后世诗人编集陶渊明、杜甫的诗，那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如今擅自改动文王、孔子，却自称为伏羲之《易》，不去追求真正的古本，反而拘泥于这些地方，真是盗窃小物受到诛罚，而盗窃国家却被封侯的道理。《大传》说：“一阴一阳叫作道。”宋儒却说：“道不是阴阳，使一阴一阳的那个才是道。”一定要在圣人的话上再加一个转折语，这是释氏的习气。它和铃响是风响、幡动是风动、打牛还是打车的意思相同，实际上只是“鸡有三足”“坚白石”之类的剩余辩论，哪里足以称为精微玄妙？圣人与佛、道二氏不同之处，正在于阴阳。道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都是情的善，也就是性善。继承善而成就性，可以从四端窥见。如果说情不是性，那么释氏指责我们的偏见，外道的问题正正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沿袭它呢？

译邵尧夫说：先天之学是心，后天之学是迹。先天之学是心法，不是语言能够传授的，应当用心意领会；后天之学是效法，所以有文字和可以看见的形迹。若相信这话，就等于说文王、周公、孔子都只窥见了心法，最终却拘泥于迹象；懂得心法的只有伏羲。伏羲的图又隐藏不见，能够把它表明出来的，只有邵氏。这样说来，尧夫不只是超越千古以来传经的儒者，而且还纠正了文王、周公、孔子。我认为，只要有形，伏羲的一画就已经是形了，哪里要等到方图、圆图、横图堆积杂陈，还能说是无形呢？天地、雷风、水火、山泽，难道不是可以通过文字看见的东西吗？如果说它们无形，那么彖、象、六爻都是文王、周公没有显露出来的极深道理，怎么能指着“元亨利贞”就说它们有形呢？探究深奥、研求隐微，想要拟状描写万物，恐怕既不是用心意领会，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如今邵氏说：“所谓先天，似乎是父母尚未生我以前；所谓后天，似乎是气血已经具备以后。”这两句话纯粹是杜撰的臆说，在秦汉典籍中完全没有。邵氏一定会说：“这是根据《文言》。” 《文言》所谓先天，说的是：“天时尚未到来，大人能够开启它，好像先于天时行动，但又与天将要到来的事情完全不相违背，所以说先于天而天不违背。”所谓后天，说的是：“天已经开启端绪，大人继承并施行适宜之事，虽然在天之后行动，却像奉行天的命令而不失去时机，所以说后于天而奉行天时。”这里的“先”“后”二字，本来只是虚词，例如《礼传》中“先后从前”一类的用法，并不是实在存在可以取象、可以指明的先天和后天。何况怎么能把它们作为《易》的名称呢？自从佛教典籍兴起，文字纠缠支离，千百句话也不能说明一个义理；分析得越精细，反而越昏暗，辨析得越多，反而越混淆，于是达摩出现，兴起教外别传的法门，把一切扫除，直接指向本体，斥责语言文字为粗浅的迹象。他的以己心为师并不合古法，与佛教本身大有背离，恐怕弟子有人议论，于是又彻底冲破宗派藩篱，产生了呵佛骂祖的说法。这种传授逐渐浸染中国，聪明的人喜欢它的放诞，愚昧的人喜欢它不必学习，纷纷跟从，如流水奔向大海，使圣道衰微消亡，弃置而无人讲论。老师宿儒和后生小子，都不能逃脱它的范围。宋儒自称上接孔子的传承，实际上承袭了释氏的旧有智巧。六经光明灿烂，明亮如日月星辰，排列如河流山岳，并不是纠缠支离的书。名物象数，以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汉儒虽然有时失于固执，却也不是说上千百句话仍不能说明一个义理。难道可以仿效达摩的做法，把心学归于先天而尊崇伏羲，把语言文字归于后天吗？这真是轻视周文王啊！把传经诸儒一概抹杀，距离呵佛骂祖也不远了。自从有文字契刻以来，就说要修饰文辞，说文辞应当有文采，说语言如果不文雅，就不能流传久远。自从佛教盛行以后，它所称的祖师大多都是不读诗书的人。后来开始有语录，语录被写在竹帛上，粗野鄙俗，言辞气态也随之低劣悖谬。如今学者面对这些书却不敢断句，儒者本来应当痛加革除这种弊病，倡导修饰文辞、使言论流传久远的学问。可是宋儒完全抛弃典、谟、雅、颂的文章，反而仿效它们的错误，表面上好像在讲求义理，实际上认为若不用鄙陋悖谬的语言便不足以承载道理；语言文字既然被视为粗迹，又一定要沿袭释氏，不能改变它的规矩和格式，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语言用来说明卦象，卦象用来显发意旨；领会了意旨就可以忘掉卦象，领会了卦象就可以忘掉语言。这表明所进入的境界逐渐深了，已经有了“尘垢糠秕”式的觉悟，实际上开启了单刀直入的门径。虽然是从“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旨”脱胎翻身而来，但离开儒家正道已经很远了。伏羲、文王的至理大道，只有孔夫子能够真正知道。孔子读《易》以至于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还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学习《易》。”可见它确实极其艰难。自孔夫子赞述《易》以后，三位圣人没有显露出来的精微道理，才开始像白昼一样明白。后世学者因此能够登上《十翼》的阶梯，窥见卦象。寻求孔夫子，也就是寻求三位圣人。不知为什么，有人创立淫邪虚浮的说法，自己堵塞通往天道的大路，反而匍匐在荆棘中；还把我们的孔夫子说得狭小，认为他的学问不是伏羲之《易》的本旨。又怕别人不相信，便命名说：“这是伏羲、文王的象；这是伏羲、文王的义。”如果孔夫子的《易》不是伏羲、文王的《易》，孔夫子的象义也不是伏羲、文王的象义，那么孔夫子当年连自己年老了都不知道所学是什么，只是在阐发个人的私见，不能达到三位圣人的心神，这绝无道理。想要舍弃《十翼》而寻求三圣，就像舍弃测算而寻求日月星辰，舍弃布帛粮食而寻求温饱，这一定是得不到的。孔夫子明白说《易》兴起于中古，又说是在衰世，还说是在殷的末世、周的盛德时期；他恐怕人们仍有疑惑，又直接说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这样，学者也可以因此相信。至于所谓《连山》《归藏》，既然不能大略看见，即使能够考察，孔夫子也已经摒弃而不记录；不是不足以考证，就是不足以观览。为什么偏偏舍弃殷、周那些显赫明著的内容，而从事于不可知的道路呢？何况还想把它们推到更高的位置，以寻求伏羲之《易》？伏羲的神妙，全都在文王、周公那里得到发明；读文王、周公，就是穷究伏羲。文王、周公的大道，又都在孔夫子那里得到阐明；相信孔夫子，就是叩问文王、周公。士君子不能专心尽力于此，却崇奉陈穆的偏僻说法，因朱熹而相信邵雍，因邵雍而相信陈穆，因相信陈穆反而怀疑孔夫子，这是自己把进入正道的门关闭了。孔夫子的《十翼》阐明天地、阴阳、鬼神、身心、家国天下的大义；邵氏假托伏羲，却只是搬演藏阄的戏术，哪里有什么至理，竟然把它置于四圣之前？立言的人常有意旨偏颇、辞句违背之处，对学问尚无大害；至于邵氏说《易》，却是从根本上造成讹误，对易理实在没有确定见解，正如把麒麟看成怪兽，把鱼目当成随侯珠。总之，不立语言文字之教，就会使人人喜欢放诞而不可捉摸的说法，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可以作为遁词而无穷无尽；它不像文王、周公、孔子那样有实际内容、有恒常准则，是非黑白清楚地呈现在耳目之间。狡黠的人在前面倡导，愚昧的人在后面相信，彼此传授邪说，用来诬蔑往圣、欺骗学者，祸患比杨朱、墨翟之说更加严重。

译卦变之说，不知依据的道理是什么，只说一阴一阳的卦来自姤、复，二阴二阳的卦来自临、遯，三阴三阳的卦来自泰、否，四阴四阳的卦来自大壮、观，五阴五阳的卦来自夬、剥。一阴一阳的卦就是五阴五阳的卦，二阴二阳的卦就是四阴四阳的卦，不知有什么区别。如果必须搬演成图，就应当每一卦都使用；为什么六十四卦中能看见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二？而且牵强支离，根本没有可以贯通的理义。八卦相互推荡，就形成六十四卦，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哪里会有这个卦从那个卦变化而来的事情？如果说此卦来、彼卦往，就应当先有一个主卦，然后才能变化成为另一个卦。考察它的次第，明显违背纲纪；看它立论，也与大道无关。推究其错误的原因，也是因为揲蓍求卦时有某卦之某卦，于是便以为伏羲、文王的卦爻辞象就是这样产生的。又有人取两个卦的变化来形成一个卦，试举随卦为例：从困卦的二爻变来居于初位，随卦为什么要取困卦？“官有渝，出门交有功”，怎么接近“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亨祀”，又是从噬嗑卦的九爻来到第五位，怎么像随卦呢？“何校灭耳”与“孚于嘉”有什么相合之处？我正为困卦与噬嗑卦的牵强而忧虑，叫它们也无法摆脱。又有人说随卦由未济卦而来，用来混杂其中，勉强疏通这种说法。随、困、噬嗑、未济四卦，有什么血脉关系？有什么名称、卦象可以连贯照应而形成这种说法？作者在无用之地耗费精神，学者在昏暗迷乱的道路上混淆视听。自称自然如此，我却不知道其中道理。蹙融的比喻，确实准确。卦变之说，若按《略例正义》的说法，在道理上可以勉强说通。它说：“乾坤难道是《易》的门户吗？”门户是出入所由之处，六十四卦都从这里变化。如果认为卦是从其他卦往来变化而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元晦说：有自然形成的气象，但又感觉好像先有那个卦，后来才有这个卦，这很难说通。把遯卦变成就卦，再推论卦成以后，又多加了这一层转折。卦画既然没有先后，难道卦已经画成以后，另有所谓先后吗？那么这种义理究竟是什么义理？他又说：乾坤也没有生成诸卦的道理，更不用说天地生成万物、乾为父、坤为母、求取长男长女了。难道孔夫子欺骗我吗？或者把古今人物都指成从空桑生出，也是为了求异而压倒前贤的过错吗？他又说：要看得活泼，不可拘泥；然而必须先有理义，才能活泼。庭前柏树子、青州做布衫，难道也可以牵扯进卦画之中吗？我私下认为六经只有一个道理。《诗》《书》既然经过圣人删定，那么《诗》三百篇、《书》百篇就是校勘精细周详、再无可议的圣学。如果姑且放置这些而不讲，另去寻找逸诗来补足其不足，就像韩退之感叹石鼓文被遗漏，另找孔壁、汲冢古文来证明伏生《尚书》的缺失；又像读《春秋》却搜求七十二国的野史，来考察会盟、战争、征伐的异同，不是愚蠢就是妄诞。《易》断定于周代，也同样如此。《大传》没有记载的内容，即使古代曾经有过，和《诗》《书》中被删去的内容、《春秋》中被删削的内容有什么不同？何况其中还有本来必定不存在的东西呢？如今却孜孜不倦地寻求《连山》《归藏》和太卜之书，就像到石鼓中寻找逸诗，到冢壁中寻找逸书，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中搜集野史，难道不被君子讥笑吗？至于追溯伏羲之《易》，那么《诗》中可以有混沌时代的歌吟，《书》中可以有天地人皇的诏诰，《春秋》中可以有黄帝、蚩尤的征伐；这些都不难拼凑起来，加在《毛诗》《尚书》《鲁春秋》之上，可是谁见过它们，又有谁能证明它们呢？学者为什么不尊崇孔夫子，却甘愿自己陷入偏僻邪曲之中呢？“无悔”和“悔亡”中，古字“无”“亡”可以通用。不过玩味文字可知，“无悔”说的是原本没有悔恨，之前并未发生；“悔亡”说的是已经有了悔恨，后来使它消除。三爻、四爻处在人位，人能够改正过错，所以说无咎。这种情况在这里屡屡见到：很多人只顾贪图安逸、消磨时日，有过错却不改，都是畏惧困难、苟且求安的意思。震，就是震动内心、坚忍性情。震动就会变化，变化就没有过错了，所以说“震无咎”。吉、凶、悔、吝彼此相依，如同循环，而关键在于无咎。无咎有赖于悔过，但普通人若不受到震动，就不能悔过。释氏所说的忏悔，也是这个意思。汉代张遐年轻时就懂得《易》的义理，徐穉曾经称赞他。陈蕃问张遐说：“《易》没有固定的形体，只是勉强给它命名为太极。‘太’是至大的意思，‘极’是至贵的意思。这样说很浅近；把太极归属于《易》，并不违背孔夫子立言的本旨，自然没有荒谬错误。” 参天的数是一、三、五，把它们参合倚叠就得到九；两地的数是二、四，把它们两两倚叠就得到六。因此有用九、用六。何况用三来增加二，其相倚也只到五，并没有超过五。所谓参伍，就是三和五。以五为三，便得到十五，再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九，一部分为六，正好合于其数。所谓七、八为少数，是诬说。老爻会变、少爻不变，是教人揲蓍求卦的方法，并不是古代圣人作《易》、画卦的方法。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解释者却常常混为一事，不加分别，使学者更加昏昧。譬如计算钱币，要用算筹、算子来求数、考核数目；至于产生财富、聚集货物，则另有方法。尧夫所说二画、四画、五画的卦，是指使用算筹、算子时的计算方法，用来谋求生财聚货。既然有卦爻辞象，便有《十翼》来阐明它；却一定要舍弃这些，去寻求不可知的伪图，认为那样才高妙，实际上是玄禅造成的祸害，而儒者反复帮助、附和它。元晦说：“看图来判断吉凶，大多是贤智之人欺骗人的话。”邵尧夫铺排卦画来判断吉凶，究竟依据在哪里？不过是说中等人以上不必看彖辞、爻辞、卦象，就能达到圣人的堂奥；他用这话来示人，后世学者谁肯把自己看作中等人以下，还敢说图不能用来判断吉凶呢？君子只看道理所在以及自己的内心是否安适。阿谀附和、随声雷同，以迎合贤智之名，并没有显示出贤智。孔子说：“有智慧的人观察彖辞，思考就已经过半了。”圣如孔夫子，仍然必须观察彖辞，才能思考过半。如今却要把六十四卦的彖辞全都遮蔽，只看一幅图就知道存亡吉凶，岂不是高出孔夫子万万倍吗？我恐怕所谓上等智慧之士连揲蓍求卦也会一概判作尘迹，认为圣人的精神本来不在这些事情上；否则吉凶悔吝为什么只在《左传》中得到验证，却不能全部在后世验证呢？即使每一件都能应验，方技之家和史传已经多得成林，也不必看图就能知道吉凶，难道他们反而比伏羲更贤智吗？

译复卦表示阳气开始返回，雷藏在地下，有冬至的象。孔子说：“到了冬至日就关闭关口。”这是可以考察、可以相信的。至于姤卦的“天下有风”，我已经不敢相信它一定代表夏至。把临定为十二月，泰定为正月，大壮定为二月，夬定为三月，遯定为六月，否定为七月，观定为八月，剥定为九月，这已经是把同类推演到极端，而卦爻辞象完全不能相互印证。乾定为四月，坤定为十月，再把乾坤归属于一月，就更加荒谬了。《易》本来只讲变化而不拘泥，若开始按图排列方位、逐一配列位置，实际上就近于按图索骥，不是《易》了。朱元晦说：“我常见前辈谈《易》，只是抓住一件事来讲。我讲《易》之所以不同于前辈，正是因为我认为其中的道理人人都可以运用，不论君臣上下、大事小事，都可以运用。前辈正因为不把它当作占筮来说，所以这部《易》竟然没有用处。”我认为，既然依据卦象只指一件事来说，也没有妨碍。帝乙归妹、箕子明夷、王用享岐山、高宗伐鬼方，本来就是在说一件事，哪里妨碍君臣上下、大事小事呢？马、牛、鸡、豕尚且可以立象；如果认为限于一件事，马就不能守护庐舍，牛就不能报晓，鸡就不能追逐兔子，豕就不能驾车，即使是龙，也不能穿衣行礼作乐了。凡是所谓卦象，都属于某一事物，那就全都没有用处了。“体”“用”这两个字，不但没有出现在六经中，秦汉典籍里也从未见过，乃是释氏创立的说法。释氏认为，心是“无”的；以“无”为名的是心之体，内部一有萌动，就成为识神。又怕它落入空无，所以赶紧缀加“用”，于是建立体用之名。说耳、目、口、鼻是体，听、看、吃、嗅是用。人的运动全都归于身体器官，没有一个能够得以主宰它。宋儒沿袭这种说法，凡是谈论必然涉及，从天地万物直到仁义道德，也都说体用，以为这是分析得精细周详。却不知道实际上是在踩着释氏的牙后跟。孔子说：“神没有固定方所，《易》没有固定形体。”难道反而不值得相信吗？乾卦的乾道，乃是革卦、需卦的“利用”，恒卦、蒙卦的“困”，蒙卦的“顺以巽”，小畜卦的“复”，自道卦的“牵复”，履卦的“夬履”，离卦的“履错然”，归妹卦的“跛能履”，临卦的“两咸”，临咸卦的“执其随”，艮卦的“不拯其随”，噬嗑卦的“颐中有物”，睽卦的“厥宗噬肤”，损卦的“弗损”，益卦的“或益之”，夬卦的“壮于前趾”“壮于頄”，遯卦的“黄牛之革”，鼎卦的“鼎耳革”，兑卦的“孚于剥”，未济卦的“震用伐鬼方”。其中也有字法相同的情况，未必全都指向那些卦；如果一定要强行把它们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许多穿凿附会，反而使《易》的道理变得狭隘。王安石解释“求王明”时，说井卦之道在于无所求，只是以不求来求。孔子说这不同于一般人的求取。君子对于君主，是以不求来求；对于百姓，是以不取来取；对于上天，是以不祷告来祷告；对于命运，是以不知来知。这几句话中，权谋机诈、欺君罔民的心思已经暴露了一大半。它与井卦的爻义有什么关系呢？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言辞怪诞荒妄，不值得深信，哪里有什么相似的根据呢？如果从卦画中凿求其所以然却得不到答案，那就只好说它是蓍草防护之法兴起的由来。等到把附会牵强的说法割裂剥离于蓍草防护之法上，又没有可以契合的地方，那么河图、洛书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余事罢了，哪里足以作为《大易》的根源呢？这些说法支离蔓延，与圣人经典不相符合。只有欧阳永叔想把它们全部扫除，真是开拓千古以来心胸的人。宋代儒者大约有一百多人，却都不能有这样独自开辟的见解，也不能继而赞同他，反而在其中依附徘徊，难道这是致力于使民众返回经义正道的做法吗？孔子赞述《易》，删定《诗》《书》《礼》《乐》，笔削《春秋》；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尧舜更贤的人，他何曾依赖这些怪诞荒妄的事情？凡是善于读书的人，都应当在平常的德行和平常的行为中寻求圣人，不要搜求隐僻怪异之处，这样或许就不会有大的背离了。郑康成对经文多有改窜，也可能是石刻本的讹误，原本与古文不同，这些都还不能确定。他注释《易》时，把“包蒙”的“包”说成应当写作“彪彪”；“包荒”的“荒”读作“康康”，意为虚；“豮豕”的“牙”，把“牙”读作“互□”，因为它与“互”的篆体相似，所以产生了错误；“枯杨生荑”把“枮”读作“姑山榆”；“锡马蕃庶”写作“藩遮”，“禽”是古代的“庶”字，本来读作“遮”，借来表示“众庶”的“庶”，于是又借用被夺去的字写成“遮”以作区别；“解”读作“教”，蟹切，意为“坼”；百果草木的外皮叫“甲”，根叫“宅”〔汉赋中都是这样〕；“劓刖”写作“倪防”；“一握”是“笑”的“握”，把“夫三”读作“屋”的“屋”；“道济天下”的“道”写作“导”，“天下之至赜”写作“至动”，“乾卦”写作“干卦”。这些说法多属穿凿附会，不可全部相信。再用汉代《说文》来考察：“乘马班如”写作“驙如”。“邅”和“驙”都有迟疑徘徊、不肯前进的意思。“泣血涟如”写作“防如”；“比”的古文字写作“两人以正相亲也”，而“比”其实是反“从”，表示不正当地亲昵；“裒多益寡”写作“掊多只”；“既平”的“祗”写作“禔”；“百谷草木”写作“防乎土丽”，加“草”是俗字；“有疾惫”写作“疾□”，使用“拯”；“马壮”写作“撜”；“马明夷”“涣”都把“牛掣”写作“牛▯”；“允升”写作“▯升”；“丰其屋”写作“寷其屋”；“巽”写作“顨”；“先庚后庚”写作“先庸后庸”；“成天下之亹亹者”写作“娓娓以成天下”；“确然示人”写作“寉然”；“服牛乘马”写作“犕牛”；“日以暄之”写作“烜之”。其中许多字是俗字，反而有不如石刻本的地方。自文王、周公以来，古文变成篆籀，篆籀变成小篆，小篆变成隶书，隶书变成俗楷；传写失真的地方，本来就多得数不清。何况其中因迁改而顺从当时俗体的，十有八九；有时并不理解字义，偶然保留一个旧字；其中添加偏旁的，也十有八九；有时不能辨明字音，偶然留下一个通假的字，因此使学者更加混淆，难以推测。我曾经说过，不精通并广泛通晓“六书”的人，很难同他讨论经学。

译上古文字质朴直截，例如人名、官名都取法于物象，像以鸟来记载官职的意思，以及防龙、稷、契、朱虎、熊罴之类，都是这样。《易》字取象于一种虫，这种虫的颜色一时一变，一日十二时更换十二种颜色，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析《易》，也叫十二时。因为它变化迅速无常，所以借来表示移动、变易、改易。《易》字的字形，像这种虫一头四足的形状；《周易》的卦次也都以一反为特征。一正面与两个两个相对；每卦有六爻，两卦共有十二爻，正如析《易》的十二时。一爻象征一个时辰：在本卦中象征白日的六个时辰，在往来卦中象征夜间的六个时辰。取象的奇巧精确，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俗儒反而责怪它只取一种物象，认为不足以包含大道，于是妄自把日月解释为“易”，这种说法始于虞仲翔，而圣人取义的本意也渐渐隐没了。日月合在一起，字就是“明”。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从西方出现，所以“明”不只是指昼夜的光明，也兼指光明产生的位置：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如今把上日下月说成“易”，其中有七处错误：如果把日说成天上的太阳，把月说成地下的月亮，那么在时间上就是望日的白昼，太阳高悬中天，万象都显现出来，却偏偏取九渊之中隐藏的月魄来配太阳，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适宜之处，又怎么能由此说明变化呢？这是第一处错误。如果说太阳往来、月亮往来，彼此推移代替而发出光明，那么也应当把左右说成出入，把南北说成运行的轨道，这与上下根本没有关系。这是第二处错误。如果说日月都在天上，同经而不同纬，那么月亮只是暗魄，于义理没有补益；同经同纬，太阳就会发生日食，这属于灾变而不是变化，是第三处错误。何况“易”字的字形本来从“勿”，只是象征四足的形状，并不能成字，与“远”相差很大，这是第四处错误。推究其由来，实在是因为“昜”字发生了讹误。“易”从“旦”从“勿”。“旦”是太阳刚刚升起，从沧海中脱离出来，光芒灿烂，呈现五彩，照射八方；“勿”则表示它的形状像旗帜的飘带。“昜”尚且不能解释为月，怎么能因为“昜”而转说成“易”呢？这是第五处错误。太阳将出叫作“昧爽”，《史记》写作“昒爽”；太阳落下的地方叫作“昧谷”，古书写作“昒谷”。这说明太阳将出、将入时映照在海水上，都有光芒向四方发散，哪里也可以把它指作月亮呢？这是第六处错误。考察《说文》，有“晹”“晹”字，读音同“易”，注释说：“太阳被云遮住而暂时显现。”这样一来，本来就有表示太阳的“易”字了。“易”字上面的“日”本来就是虫首的形状，毫无疑问不是太阳，这是第七处错误。罗泌说：“日月就是易，字形本来写作勿；勿，是月光散开的样子。”这仍然是怀疑“勿”与“月”有所不同，只把它指作月光而已。后来戴侗、周伯琦一类人承袭这种新奇说法，竟然改写成“冐”字。圣人的至理，难道可以全都除去祭祀用的羔羊而不加辨析吗？《易》是文字的祖先，在六经之中尤其应当先讲“六书”。不知道字义而读其他经书，所失去的还只有二三成；用这种方法读《易》，十成中连二三成都得不到。然而拘泥于古篆，又会增加许多无法通晓的地方，这又自行增添了一层障碍。虫书、鸟迹经过几十人的翻改，流传了几千年，字义大多已经很少能够辨明了。假如想全部依据金石文字来校正，怎么能保证钟鼎文字没有真伪，模范没有优劣，刻铸文字没有剥蚀呢？反而不如采用接近古体而且意义可以贯通的小篆；对于其中讹误、俚俗的字，则反过来依据古义加以辨证。这里面的因革损益，有些规律是百世以后仍可推知的。伏羲的六画与文王的卦名，确实是一体的：有的取物形，有的取卦画之形，有的取上下两个卦体交错的形象。文字与卦画严然一体，不能随意移动改变。学者从这里得到门径，贯通六爻就没有不迎刃而解的了。三画卦可以说是独体字，六画卦就是合体字：▯就是“雷”，▯就是“靁”；钟鼎文字中的“雷”字形就像这样。▯就是“水”，▯就是“流”；▯就是“山”，▯就是“屾”〔恤君切〕；▯就是“木”，▯就是“林”。▯就是“火”，“火火”▯就是“炎炎”，“▯就是”是“需”这一类字。然而也有不能贯通的地方：“▯讼”是天水卦，实际上是“□雨”字，为什么取象和字义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火”是天火大有卦，实际上是“昊昊”字；“▯蛊”是山风卦，实际上是“岚”字，为什么取象也不相切合？回答说：木与另一形合起来成为“▯鼎”，而不成为“杲”；木与日合起来成为“▯家人”，而不成为“杳”；风与水合起来成为“▯涣”，而不成为“沨”；水与木合起来成为“▯井”，而不成为“沐”。“▯泰”“▯益”“▯渐”都是卦名，其中有水，但卦画中并没有坎、兑；“▯困”中有木，但没有巽。观察《说卦传》而取象，本来就不能用固定的例子来一概推求。王辅嗣说：只要意义与刚健相应，何必一定要把乾解释成马？爻只要与柔顺相合，何必一定要把坤解释成牛？程正叔说：道理没有形状，所以借助物象来显明义理。这几句话确实足以解除胶着、固执和停滞的束缚，汉儒的过失也可以得到挽救。朱元晦说：乾卦取马象、坤卦取牛象，《说卦传》中有明文。马具有刚健之性，牛具有柔顺之性，这是万物中本来就有的常理。至于屯卦有马而没有乾，离卦有牛而不是坤；乾卦的六龙使人疑惑于震，坤卦的牝马又与乾相交，这些都无法解释。汉儒从《说卦传》中寻求而不得，于是共同创立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等方法，交互参验以求取偶然的吻合。这些说法虽然详细，但不能贯通的地方最终仍不能贯通；能够贯通的地方，又都是附会穿凿，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趋势。即使其中有一两处恰好如此，不必依靠巧辩也似乎可信；但上面与义理的本然没有关系，下面对人事的训诫也没有帮助，那么又何必苦心竭力在这里求索，非要得到它不可呢？这是启发蒙昧、振醒聋聩的议论；拘泥于物象的人，可以走出暗室，来到光明的天地。

译他又说：我曾经作《易象说》，大体上是用简明的原则治理繁杂，不用繁杂的说法驾驭简明的原则。然而《易》取象各不相同，也有难以解释的地方，例如乾卦取马象，但乾卦的卦辞却专门说龙之类，这只是说到了半截，看不见其上面的来历。我认为，乾为马、坤为牛之类的意思，大概是说：马有可以象征乾的地方，牛有可以象征坤的地方，并不是把乾拘定为马、把坤拘定为牛。所以舍弃马、牛而另取其他物象，也是显然明白的道理，哪里有什么看不见其上面来历的问题呢？六十四卦之中，有的卦名美好，但卦辞未必美好；有的卦辞美好，但爻辞未必美好；有的象辞美好，却未必吉祥。有的卦名不好，但卦辞未必不好；有的卦辞不好，但爻辞未必不好；有的象辞不好，却未必凶险。先儒解释不出其中的缘故，就说：“不可拘泥罢了。”所谓不可拘泥，是读书的方法；而一定要寻求其中可以贯通的地方，才是读书的功夫。圣人在这里必然有真实的认识和斟酌后的见解，不容许任意出入；这关系到存亡、得失的大道理，与乾龙、坤马的取象不同。两卦上下相错，天地自然的形象、人世间的风俗和圣贤的最高德行，全都汇聚在这里。只有《大象传》引出了端绪，整卦的意义，都应当在这句话中摸索寻求。得到这一点，卦辞爻辞就会像指掌一样清楚，这是孔夫子学习《易》的精髓。舍弃这一点，卦爻的隐微言辞和深奥义理就会像面对大海而没有舟楫，无法渡过。然而自《易传》和注释以来，能够得到这条门径的人很少。世俗儒者常常想抬高自己的门户，动不动就说排斥佛教，却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经、律、论，都是从我国翻译过去的。聪明而有才辩的人，全部取用我国圣人的精义来供奉佛教。佛教本来的意旨并不曾想成为这样，只是混杂日久，泾渭再也分不清了。排斥佛教的人，反而排斥了圣人的至理；追随圣人的人，却追随了佛氏的枝末。后来的儒者把佛教指称为佛，佛教又把儒家引作佛。佛教尚且不屑自称儒家，这还算是祸患较小的。到了儒者把老氏认作伏羲、文王，把佛教窜改成孔孟之道，并且说同样都是儒家、同样都不是佛老，圣人的道统就灭亡了。其中这一线道统的断绝或延续，关键在于六经。再把道士所说的先天无极拿来扰乱六经，六经也就亡失了。唉！《易》这部书，是不可远离的。如今《大易》还存在，虽有稂莠般的杂说和残裂的篡改，然而日月星辰、黑白是非，终究不能混淆。千秋万世之后，圣人还会出现；经典端正，民众兴起，邪恶之说总有一天会止息吧？乾坤、坎离两卦相对，有升降而没有颠倒；震、巽、艮、兑两卦相对，有颠倒而没有升降。乾坤是六子的父母，坎离得到阴阳的中气，虽然纵横变化，却不能改变其本体。震、艮是长男、少男，组成颐、组成小过；巽、兑是长女、少女，组成中孚、组成大过。它们单独成体时有颠倒，合成卦体后就与坎离相似，不再受颠倒影响。圣人以乾坤、坎离表示天地自然的功用，形成上经的终始；以咸、恒、既济、未济表示人事经常的大法，形成下经的终始。咸、恒是艮兑与震巽交错而成；二济是坎离交错而成。同为六子，似乎坎离的权力较重，而震、巽、艮、兑的作用较轻，所以在上下经将要结束时，都取震、巽、艮、兑交替变化，组成颐、大过、中孚、小过。用四个杂卦配合四个纯卦，其神妙变化不可测度到这种地步，难道是伪造的图式吗？圣人树立卦象，都是确实有这样的事，并不是空泛地说理。例如“需于血”“用凭河”“包有鱼”“包无鱼”“井谷射鲋”“载鬼一车”“天在山中”“地中有山”“泽中有火”等，言语极其险怪。仔细推究其中的意义，没有一处不是平易而极为恰当的。后儒注解不切合，把它们看作艰深之辞，极力铺陈附会，仍然不能理解，就说只有其中的理而没有相应的象。其实有这样的理才有这样的象，没有这样的象也就没有这样的理。天下哪里有理之外的象、象之外的理呢？即使有喜好谈论卦象的人，大多也只是从牛马、手足等细节上求取，强行把它们配合乾坤震巽，舍弃大义所在，专门致力于琐碎之处，那么这些小小的细节又有什么用呢？后儒所说的象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不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理与象不分，而后儒把理与象分开了。程正叔说：“乾、坤这两个字，古代本来没有，只是特意创立它们来说明难以说明的义理罢了。”难道不知道震、坎、艮、巽、离、兑这些字，古代也未曾有过吗？伏羲创制文字，规定字音，于是三画卦、六画卦已经开启了文字契刻之事。文王根据卦象推演其中的义理，使文字和声音更加广泛、完备。文字的创造有许多都发端于《易》，至于卦名，更是一个个都有确定意义，丝毫不可改变，哪里能同《诗》《书》中可以按通常文义通读的文字相提并论呢？” “阴”“阳”二字不应当加“阜”〔古代的阜字〕作为偏旁。山的北面、水的南面叫阴；山的南面、水的北面叫阳，所以加“阜”是为了指明山水位置的意义。至于“阳奇”“阴偶”这些字，只应写作“□侌”。“阴”从“今”、从“云”；“云”就是云遮蔽太阳的意思。现在把它解释成形声字，说成云遮蔽太阳，前后都不正确，只能暂且取这种意思。“昜”从“旦”、从“勿”。“旦”是太阳刚刚升起，‘一’指太阳已经离开地面；‘勿’ 是旌旗一类的东西。太阳升起时，由于海水的作用，光线相互激射，水与太阳交相辉映，把彩色向下散开，就像旌旗的飘带垂下并向下飘动。俗体字把阴阳混写，意义变得荒疏；对于表示晴天的“旸”，又不知道去掉“阜”而恢复本义，反而再加一个“日”来区别，这岂不是天地间有两个太阳了吗？怎么可以这样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卦”从“圭”、从“卜”。孔颖达说：“卦，就是挂，是把它挂在墙上；也就是说，是悬挂物品的木桩。”这种解释可以说很粗疏了。易卦难道是以悬挂在墙上为意义吗？不过是因为“悬挂”的“挂”与卦爻罗列的样子相似，于是借其声音而取其意义。哪里有易卦反而由此产生的道理呢？应劭说：“圭，是自然的形状，是阴阳的开始；卦，也是自然的形状，是阴阳的形象。这个字从‘卜’取义，从‘圭’取声。古代制造历法、规定度量，六十四粒黍为一圭，用来象征六十四卦。”他的辨说虽然详尽，却怎么能把圭〔读若阶〕误读为圭〔读若规〕呢？至于律、度、量、衡以及向群臣颁赐瑞玉，都是唐虞时代的事情，发生在画卦以后，可以暂且不论。我认为，“圭”字的字形像台阶层层叠起，中间的一竖表示人所经过的道路。意思是说，虽然想从此处行走，但吉凶悔吝幽暗不可见，必须通过占卜，才能得到它们端倪所在。“圭”的音义大致与“街”相同，字形和意义又与“附”相近。它与圭璧的“圭”、重土的“圭”〔古代的“封”字〕，笔画容易混淆，但音、声、意义和道理却相差极远。“圭”从“个”、从“玉”，“玉”指它的材质，“个”象征它尖削的上端形状，应劭似乎还没有完全说明这一点。“爻”从两个“乂”〔古代“五”字，与“互”字通用〕，表示九这一阳数和六这一阴数交互处在初、二、三、四、五、上各位。没有阴阳时，这些位置叫作六虚；有了奇偶以后，这些画就叫作六爻。上面又叫上卦，下面又叫下卦。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两个五相合而成爻。经卦只有三画，三画的卦没有爻▯〔古代别字〕；卦开始有六画，六画齐备才有爻。孔子说：“因而重叠它，爻就在其中了。”有人问：“内外各三画，为什么不重三而要重五？难道没有道理吗？”回答说：“重三则内外截然分开，上下闭塞而不相通，没有彼此交合的道理。爻就是交，意思是阴阳交错参伍。”大概一奇一偶合起来就是三，三属阳。偶数不能兼有奇数，所以仍然是二；二属阴。偶数得到奇数加入，成为参杂，所以说“参天”；偶数彼此成偶而不乱，所以说“两地”。“参天两地”再加上倚数，就是五。三由一奇兼一偶而达到五，也就是一奇兼有二偶。二偶之中，一个有形，一个无形；用有形的偶数配合奇数，把无形的偶数归于太虚，那么虽然数到五，实际仍然是三。初爻、上爻不称一、六，只是各自具备其位置而已。兼取三才而各自加倍，地下之地、天上之天都存在，却不加以论说。从初爻向上到五爻，是盛极；再往上就成为亢、战、穷、灾。从上爻向下到二爻，是由极盛返回；再往下就成为趾、尾、履、勿用。所以二爻、四爻功用相同，三爻、五爻功用相同，而初爻、上爻不在其中。初爻达不到中位，上爻超过中位，都不可用。到了五而取其中，又回到三。五与五相倚就是十五，所以天地人应当各自得到一个五。十五分判之后，九为阳爻，六为阴爻。这样看来，用九、用六已经包含在五之中了，所以称为爻。明堂的窗户，一窗有六十四个交错的疏孔，形状像“爻”字；六窗共有三百八十四个交疏，大概就是取义于此。有人认为爻取象于窗户，那就颠倒错乱了。“彖”就是野猪，象征它长嘴奔跑的形状。野猪善于拱土，遇到钩曲的嫩芽和蛰伏的虫物，能用嘴拱开土寻找并吃掉。俗儒因为卦辞中有“象”字，误以为是南方荒远地区的大兽，于是又错误地把“彖”解释成“象”，凭空臆说它就是交广地区的茅犀，名叫狶神，张开嘴便五脏全都显露出来，还能预知吉凶，这就更加穿凿空疏、荒诞无稽了。“象”只是说像某种东西，借用它的声音，并不是直接指称那种兽名，哪里能再用“彖”去效法这种错误呢？虎、豹、犀、象，本来就是周公驱逐到远方的东西，难道反而要让它们的名字天天在典籍上亲近相狎吗？我考察认为，“彖”就是“篆”字。凡是虫吃东西叫作“蠡”，也从“彖”；刻竹叫作“篆”，也从“彖”，都是借野猪拱地留下纹理来表示意义。古字不完备，许多字借用而相通。“彖”成为“篆”，是借字后转变其读音。“篆”写作“彖”而不加“竹”作偏旁，正如“像”写作“象”而不加“人”作偏旁，是一样的。卦的奇偶画，如▯、▯、▯、▯、▯、▯、▯、▯这一类，是画卦的名称和意义；乾、坤、震、坎、艮、巽、离、兑这一类，是篆画的名称和意义。篆画与篆虽然同属文字，但画只表示直行的数，十分简略，一片之上便可全部写完；篆字则有纵横曲折的变化，笔画稍繁，所以仿效野猪着地留下纹理，把它刻在竹简编成的册子上。读书人如果不以古人为师，一旦去掉偏旁，反而会迷失文字的本源；用这种方式读经，圣人的意思还能够有多少不被遮蔽呢？“象”字象征大象长鼻、头和足的形状。古文写作“”，结构不便，后来小篆改成纵向的形体。大象这种动物体形最大，性情最狂放，却很容易驯服。它善于体察并想象人的意图，所以借用同声字写作“像”。借用这个字时，竟然仍然使用“象”，就像说推测它的形状一样。古字不加偏旁，所以直接写作“象”，并不是指称这种兽而命名。“吉”字，旧说是从“士”从“口”。“士”是建立卜筮之事的人，“口”是龟从士而得出的占辞。我认为，史官、巫师的言语哪里足以全部相信，并据此确定为吉呢？所谓“乃心卿士庶民”，又在哪里体现呢？魏子才也曾怀疑这种说法，于是取“哲”的重文作“嚞”，从三个“士”、三个“口”，说是三个人占卜，三个人所说的都相同。他怀疑“士”“口”未必都表示吉，这一点是对的；但他最终把“哲”改成“吉”，我又不敢认为妥当。我认为“吉”应当属于三体会意字，从“十”、从“一”、从“口”，大概是说内心、龟筮、卿士、庶民都归从十人同一口径，以此达到大同；它的意义正好与“凶”相对。

译“凶”字从“凵”〔古代的“五”字〕，从“凵”〔象征土地陷落的形状，尚未成字〕。“五”是十的一半。“凵”表示土地陷入土块〔古代“磈”字〕之中，行动会有阻塞。问：既然已经是凶，为什么还保留一半呢？回答说：这是圣人给人留下迁善改过的门路。过错因反复叠加而形成恶，恶必然积累到毁灭自身。君子即使处在困穷忧患之中，其中一半属于天命，另一半属于自己；属于天命的不能违背其数，属于自己的仍可用义理挽救。所以“吉”字表示十个人同一口辞而得到全数，“凶”字则陷入五而失去一半。圣人不把事情的艰难全都归于天命，只要求人反省自身、克制自己，把进德修业作为永不厌倦的事情。《洪范》说，卜筮违逆、卿士违逆、庶民违逆，作为内卦则吉，作为外卦则凶，这是内外各得到一半。到了龟筮共同违背人的意愿时，仍说“用静则吉，用动则凶”，可见天道和人事本来就从未有完全的凶。君子能够察知内外、动静的差别，或许就不会遭受凶咎。“悔”从“心”、从“每”；“每”表示反复思考过去的过失，屡屡生于心中，有不待言说而自行责备自己的意思。向内寻求的人必然克制自己，所以由凶趋向吉。“吝”从“口”、从“文”；用言语掩饰过错，用文辞装饰过失，自己编造甜言美语来欺骗外人；这样有过错便害怕改正，所以由吉转向凶。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这里。犯错而达到悔的境地，也就是能够动心忍性、及时返回正道，与不能及时返回之间的区别。“吝”有顾惜的意思。凡是吝惜土地财物、不忍分给别人，就一定会说好听的话来欺骗对方；这叫作吝惜，又因为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内心，所以叫作羞吝。“咎”从“卜”、从“各”；“各”表示人人各有一心，凡事都推诿，把利害、可否交给占卜，然后各自趋利避害，没有承担责任、专一主持的意思；这样一来，祸患乘隙而入，也就不止一个方面了。谁来承担这个过错？谁来主持正道？正因为没有确定的责任主体，所以形成了咎。“上”字属于上方，接近吉；“下”字属于下方，邻近凶。“卜”字表示上下尚未判定，处于疑似之间，必须通过占卜来确定应当归从哪一边。所以这个字采用上下转体的形状，以指明事情，表示或在上、或在下。“占”从“卜”、从“口”，占卜之后从口中说出判断吉凶的话。“筮”从“竹”、从“巫”、从“吅”、从“▯”，四个部件会意，实在嫌烦琐，不如《周礼》借用“巫”字而转其声，简明恰当。竹，是因为古代用竹作筮具，并不专用蓍草；巫，是沟通幽明之事的卜筮之人；吅，是因为筮后有占辞，也就是所谓两个人的言语；▯，是左右两手持筮具的形状。这样琐碎，都是小篆迎合俗体的过失。现在楷书从“巫”，又加“竹”作偏旁，反而保留了古字的遗意。礼制失传而到民间寻求，确实如此。《易》中凡是“无”字都写作“无”，先儒说这是本于道书，大概因为《易》被玄门窃取，长久以来称作“易老”，道藏中又有许多人为它作注，所以传写时多依照道书文字，却不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无”字原本不是这个字形，如今通行写作“无”，是借用“荒无”的“无”；古代写作“亾”，是借用“存亾”的“亾”。《易》中写作“无”的字，是指天而言。□“无”就是“天”字，但所指的事情不同：在下的是人，在上面则都是天。“中”指日、月、星、辰所系着的地方。上面的▯，表示空旷辽阔、不可穷尽的地方。所以改变它的形体，不使它成为穹隆，而把它挺立起来，就像连覆盖它的帷幕也看不见一样。纵向的一竖，是说从下往上看，直达空旷的边际，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庄子说：“天的苍苍之色，是它的正色吗？还是因为天太遥远而没有尽头呢？”这可以说是领会了“无”字的精妙解释，其中神妙深微之处不是语言所能传达的。“厉”从“厂”〔古代的“厈”字〕、从“万”。“厂”是水陆交界之处；“万”是蜂、虿一类的虫，它们聚集得极多，无法计数，所以借来作为十千之数。人在水陆交界处，本来就必须戒慎小心，突然遇到蜂虿，更应当思考退避的方法。它们造成的祸害，猛烈不如虎狼，毒性不如蛇虺，还没有达到凶咎的程度，却象征忧虑和危险。雷发出声响，必然从地上升起；即使把腾越之力发挥到极致，也不过达到高山的高度便停止，所以震的反体是艮，表示潜伏的一阳浮露到上面。山这种东西排列在大地之上，它兴云致雨，常常是静极而动，所以艮的反体是震，表示横亘的一阳直贯于下。树木扎根向下直到九泉，得到泽水滋润；泽水向上灌输，能够到达百寻高的树木，使其舒展生长。因此巽的反体是兑，兑的反体是巽：下入的一阴，有时显现在上；附着于上的一阴，有时又返回下方。坎离得到乾坤的中气，虽然位置迁移，本体却不变；在上面就是雨和太阳，在下面就是水和火，位置不同而气相同。震在上、艮在下，卦为小过，象征重画的坎：雷中藏着天水，山中包着地。巽在上、兑在下，卦为中孚，象征重画的离：孕育树木的是阳，隐藏在泽中的火是阴。有形之火的两个象相合，无形之象也随之显现。这是顺着次序生成的：长男、长女在上，少男、少女在下，中男、中女居于中间。如果逆着这个次序排列，艮在上、震在下，卦为颐，不像坎而像离；其象散漫，如石中之火藏在高山，如雷火隐藏在深渊，似乎相像却其实不同。兑在上、巽在下，卦为大过，不像离而像坎；其象泛滥，如泽水盈满而四处乱流，如木被水浸泡而腐烂，表面似乎盛大，实际上已经衰败。因此，少男、长男之中杂有中女、少女，长女之中杂有中男。乾、坤、坎、离四个纯卦有反对卦、错卦；颐、大过、中孚、小过没有反对卦，它们都由震、巽、艮、兑组成。大概八卦的道理各有不可改变之处，有的见于纯卦，有的见于杂卦；这是自然的法象，不是伏羲不能重定，不是文王不能编排。

译▯乾卦的卦象是天。古文的“天”字就是“穹”，三画没有增加减少，而重重覆盖的意义自然明白。到了小篆逐渐舍弃象形、指事，专门用会意来代替，从“一”、从“大”，于是▯便不能与“天”相通了。文王把它命名为“乾”，这就是伏羲已经重叠的卦。乾从“倝”、从“乙”；“倝”是太阳刚刚升起、光芒倝倝的样子；“乙”是向上突出。万物通达一切道理，万物没有不以天为根本、没有不听从于天；太阳光芒倝倝，是说阳气上升；“乙”向上通达，是说阳气由下而上，万物全都随之而行。乾的意义大致与阳相近，但阳取向下照临，乾取向上升出。▯的卦象是地，古文“地”字就是“纵”，即坤的三个偶画稍微折曲。到了小篆改作“地”，从“土”、从“也”，于是▯又不能与“地”相通了。三画卦就是地，地重叠起来成为□坤；坤从“土”、从“申”。有形之物没有不是土，申表示从土中显现出来，象征草从地里生出并将要舒展的形状。乾、坤二字都指向流动而生育万物的作用，并不只是说高厚的形质。▯象征雷，是乾向坤第一次求取而变化；坤的初画中，上面两画仍是地，一阳潜伏在重土之下，不是雷又是什么呢？▯表示重重阴气覆盖阳气的形象；古文“□雷”表示重重阴气包围阳气的意思。重叠后成为□震，从“雨”、从“辰”；“辰”是三月的辰，大角星，也是十二辰的开始。二十八宿顺着天向左旋转，七政逆着天向右旋转，在十二次舍上交错运行，以成就一年的功业，并预示吉凶。震是长子，位居八卦之先，正如大角星。辰有怀妊之义，妇人受胎叫作壬辰，就像一阳隐藏在二阴之下。▯象征水，是乾向坤第二次求取而变化；坤的中画，上下两画仍是地，一阳运行在两岸之间，形势像向内陷落，不是水又是什么呢？水就是▯的纵向形体，并没有别的区别。重叠后成为坎，从“土”、从“欠”；“土”指上下两个偶画，“欠”指气。水就是土中的湿润之气，江河、雨露都由此产生。江河雨露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土气的蒸腾润泽却无处不通；然而只从气来说，仍没有离开土，必须从土的缺陷处来观察，水才显现出来。因此，知道土能克水，是因为息壤可以堵塞洪水；知道土能生水，是因为顺其自然、任其流行。▯象征山，是乾向坤第三次求取而变化；坤的终画中，下方和中间两画仍是地，一阳覆盖在重土之上，其高峻。它的形势在这里达到极点而停止，不是山又是什么呢？▯的形体和意义，完全就是山。它们都是以实加于虚的形象。重叠成为艮，是反过来显现其字形的体势并由此建立意义。阳的性质是向上运行，到了最上面就不能再向前了；不能再前进，势头就只能停止，停止后形成两座山的障碍，眼前便无所看见，所以转而向后。就像人面前无法前进，便回头看身后一样。▯象征风，是坤向乾第一次求取而变化；乾的初画变化后，上面两画仍是天，上画指无穷无尽的天空，中画指日月星辰所系着的天空；一阴之气运行在其下，直贯大地，无处不进入，这无疑就是风。因此，▯就是风。“”指上面的奇画，“云”指中间的奇画，“气”指下面的偶画。风看不见，只能预先看见天上的云气。重叠后成为巽；巽从“弜”〔古代的“譔”字，与“馔”通用〕、从“□”〔古代的“牀”字〕。君王的命令像风行大地一样传播，把它编辑整理成为典、谟、训、诰，藏在史官那里，放置在床上。▯象征火，是坤向乾第二次求取而变化；乾的中画变化后，上下两画仍是天，一偶画附丽在其中，沿中道运行，这无疑就是日月。夫子的《彖传》也兼用日月来说明，但月亮有时会不圆满，专指圆满充足的只有太阳。太阳是火的精华，火火即转▯之体而纵之者也。重叠起来成为离卦，象神兽的形状，也许就是蛟、虬一类；“离”又借作分离、别离之义，表示神与人不相混杂而居。现在写作“离”，又说是黄鸟。黄鸟一鸣，百姓便都离开城邑中的居所，出来住在田间的庐舍里，所以“离”字也可以借用。太阳以及木石所产生的是阳火，龙、雷、卤防所产生的是阴火。阴火不能离开本体，所以不能用来济世。阳火必须离开它的根本，离开根本后还必须附丽于薪柴，才可以为人所用。太阳、木石不能直接称作火；但火离开太阳、木石又不能独自存在，所以说“离”就是附丽。▯兑卦象征泽。坤卦第三次向乾卦求取阳气，改变了乾卦最下的一画；其下、中两画仍然象天，一阴爻出现在天上，必将成为泽而施及万物。八卦中的泽与水相似，如果从卦象来看，好像是重新显现；然而坎卦是从本体来说，所以有险义，兑卦是从施及万物来说，所以有喜悦义。它所取的象实际上与山相对：山是大地隆起的地方，泽是大地低洼的地方，都是因大地而形成的。乾坤第一次求取的气，醇厚而成为雷、风，都属于天；第二次求取时，气已经稍稍稀薄，成为水、火，已经有可以凭据的形质。天地各分其半；第三次求取时，气更加厚重浑浊，成为山、泽，都属于地，块然凝滞而不灵动。坎水运行于地下，以一个阳爻贯穿两个阴爻；兑泽指的是水在地下汇聚、停蓄的情形。凡是取象、取义，到这里都略有变化，这也体现了《易》理不可穷尽的意思。“泽”字从水、从睾，表示光润。水不流动便会有光泽，能够涵养蓄积，就能向旁边润泽。“重”叠起来成为兑卦。“兑”从□、从口、从人；□是开，指人张口而笑，也就是“说”字加上言旁以区别它。口中有言语，也有开口的意思。兑是喜悦、喜说之“说”的本字，“说”是“喜说”的假借字。其余详见各卦卦画及《彖辞》下。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这里说的是它们的次第如此，并不是像其他经典那样，先有典章然后有谋议，由一家推广到一国。譬如八方，虽然有“出震”“成艮”的方位，但东、南、西、北在同一时间都已经确定；譬如星宿，虽然有旋转的界限，但二十八经星全都排列在天空；譬如四时，虽然有往来运行，但春、夏、秋、冬由同一元气贯通；譬如人的身体，虽然有君主、臣官的区别，但脏腑、经络由一脉相通。所以举出一个卦，就已经把六十四卦全部包含在其中；举出一爻，就已经把三百八十四爻分列贯通于其中。这样以后读《易》才不会有错误，解释也不会拘执滞碍。

译《大传》所说的四象，就是指八卦而言；所说的八卦，就是指六十四卦而言。三画的八卦，是四象；六画的六十四卦，是八卦。有人问：三画八卦已经有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象了，为什么还说是四象？回答说：这不是仰观俯察所得的物象，只是就卦画的形象来说罢了。纯阳、纯阴、阳阴相杂、阴阳相杂，分为四类。天地开辟，玄黄相杂，有的得到的阳气多，有的得到的阴气多，混沌地看，还不能判定它是雷、风、水、火、山还是泽。又有人问：阴阳因而重叠，已经形成六十四卦了，为什么只称为八卦？回答说：八卦排列成列，重叠它并没有另外的东西，仍然就是这八卦。每一组八卦各自统摄八卦，便成为六十四卦。若说在六十四卦之上还可以再交错六十四卦，以至于无穷，那将成为什么法象、什么义理呢？这只是喜好奇异而不通达的说法。声音之道可以通达鬼神，也可以通达庸俗之人、浅陋的儒生、妇女和幼童；如果想教他们读漆书古篆，以此感发他们的心志，即使穷年累月，终究也会有难以通晓的地方。只有用声音来触动他们，他们才可能有的哭、有的歌，甚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西竺的教法说，梵呗的教化引导作用，比经、律、论更能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取用声音的方法胜过中土。汉、唐的士人不能及此。依我看，这也是士人害怕实学，因而放弃不讲的缘故罢了。《大易》的声音，是天地的节奏，可以讽诵，可以歌咏，常常与《诗经》三百篇相似。后世读《易》而能达到这一层的，已经很少了。如果有人想从事于此，我的学问虽然没有师承，却不得不去叩问专门之人。今天声音方面的专门之人是谁？是伶人和赴应僧。伶人的四声五音，不过是俗调方言；赴应僧的声音，不过是华严字母。士人一旦得到他们的传授，便说：“古代的声音不如今天，华夏的声音不如梵音。”这难道是笃实的论断吗？凤凰来仪、百兽率舞时，恐怕也未必懂得梵呗；今天的人也未必能超过它们。鲁国的商瞿子木拜师侍奉夫子，接受《易》，再传给鲁国的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的馯臂子弓。子弓传给燕国的周丑子家。子家传给东武的孙虞子乘。子乘传给齐国的田何子装。秦政焚书时，又实行严厉的挟书律；《易》因为属于卜筮之书，独能私下相互传授。汉朝兴起后，田何传给东武的王同子中。雒阳的周王孙、丁寛，齐国的服生，共四人；四人都著有数篇《易传》。王同传给淄川的杨何叔元、广川的孟但、鲁国的周霸、莒地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所以当时谈论《易》的人，都以田何为本。丁寛又跟从周王孙学习古义。丁寛传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讐【一作“酬”】、孟喜、梁丘贺。于是便有了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易》。但大体都同出一源，大义也没有不同。只有京房从焦延寿那里受学。焦延寿说自己是独自从一位隐士那里得到的传授，却把它托名于孟氏。他的学说以灾祥和占验为根本，与田何一派大不相同。后来刘向用中古文校勘施氏、孟氏、梁丘氏的本子，有的地方脱漏了“无咎”“悔亡”等文辞。唯独费直的本子与古文相同。考察费直，是把夫子的《彖》《象》《传》《文言》杂入各卦之中。东京的马融、郑玄等诸儒都以费氏为宗，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的学说于是全部断绝。王氏的章句也是费氏之学。不过费氏的本子都像《乾卦》那样编排次序，王氏则只保存《乾卦》的次序，其他卦都把经文和传文混杂在一起。汉代儒者治学有专门传授，传经授受如同祖孙父子；佛教的传法源流，实际上也有相同的意思，并不像后世儒者凭空创作臆说，排斥前贤，以至师生伦理被毁灭。这样的传授难道不可信吗？费氏之学起初在民间流传，到东京时才兴盛。魏国的王弼注解上下经。晋代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唐代孔颖达作《正义》，《易》学才大体完备。到了宋代，程颐正叔继承辅嗣的学说而加以推广。又有华山道士陈抟，独自得到一种异学，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邵雍死后，朱熹元晦私下继承了他的学说，正如佛教所说的教外别传。到了明代，因为元晦与国姓相同，朝廷特别推崇奉行，颁布到各地学校。诸儒的《易》学全被废弃，唯独陈抟的《易》学盛行。唉，四圣降生于世，难道上天要丧失这篇文化吗？怎能不令人痛惜！怎能不令人惭愧！邵尧夫撰写《皇极经世》十二卷，认为天地的气化、阴阳的消长，都可以用数来推演；其中的理和数，全都以《易》为根本。唉，这是什么说法呢？他所说的“元、会、运、世”，实际上仿效的是扬雄的“方、州、部、家”。扬雄从地域来说，邵雍从时间来说。他所说的元数一、会数十二、运数三百六十、世数四千三百二十，也仿照《太玄》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至于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便是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并且延续到无穷无尽，又接近佛教所说的劫数。《易》的变化之所以不可测，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方位和形体，随所在、随时、随象、随占而变化。纬书所谓值年、值日，已经属于愚夫愚妇的见解，何况还想把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天下时势排列、按验、筹算，认为那是固定不变的数呢？那样一来，天地阴阳真就成了块然、蠢然、完全没有灵异的东西了。他从帝尧甲辰推到后周显德六年己未，编年记载治乱兴亡之事，以验证自己的学说。姑且不论其中附会、牵强和虚妄，即使真的处处如同符节相合，难道没有想到帝尧甲辰到显德己未，只有四千年左右吗？与一元之数相比，不就像江河中的一杯水吗？怎能因为杯水可以被鼎煮沸，就说江河也可以吸干呢？这也是不用攻击便会自行破灭的说法。《大传》说：“它所称举的名称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大；言语曲折而能切中，事情铺陈而含有隐意。”《皇极经世》却一一与此相反：所称的名称很大，所取的类别很小；言语直露而荒诞，所述事情简略而显露，使清净精微的学问变成粗鄙狂妄的巢穴。学者不要只凭耳朵听来便信以为真。

译占筮并不只限于蓍草和龟甲。《易》的卦、爻、彖、象，都是圣人提举出来给人看的。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应当时时与它相契合。没有哪一处不是占，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占。玩味卦辞、玩味占断，难道只是指枯茎朽壳吗？如果《易》只是《易》，人只是人，二者始终彼此隔绝，那么又如何占呢？占筮的方法，除了学习《易》之外没有别的途径。教人占筮，就是教人学习《易》。不学习《易》，就不能做巫医；正如不学习《诗》，就无法讲话，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道要依靠人来实行；不实行，道就像被茅草堵塞，并不是道。《易》要依靠人来占；不占，简册就只是简册，并不是《易》。《坎卦》第四爻说到酒，其他卦中说到酒的，还有《需卦》九五、《困卦》九二、《未济卦》上爻，共出现三次，而且都取象于坎。酒是使人狂乱的药物，使人陷入危险最深。《尔雅》把“小罍”称作“坎”，难道也是这个意思吗？《易》中有五个卦，在六爻之内完全不出现卦名，这就是《坤》《大畜》《小畜》《泰》《既济》。大有卦的爻辞也没有卦名，但《象传》在初爻和上爻两处提到它；如果说是补足省略之处，那么为什么唯独这五卦连《象传》也不提呢？《坤卦》初爻说“履”，履就是地；二爻说“直方大”，是地的形体；三、四爻说“含括”，是地的功用；五爻说“黄”，是地的颜色；上爻说“野”，是地的大概范围。《大畜》《小畜》取象于畜牧的“畜”。《小畜》说牵，说复，说道，说舆【用来驾车】，说洫【用来耕作】，说挛，说载，说妇，这些都是畜养之事。《大畜》说舆、说马、说牛、说豕、说衢【用来行走】；所畜养的东西大，所以把众多牲畜的名称都具备了。小畜所说的是农家的用具，大畜所说的是王公贵人的器物。《泰卦》九二是使天下达到泰平的臣子，六五是任用贤能的君主；这就是天下所以太平的原因。然而天必居上、地必居下，不是可以仅凭名称和物象来求取的，所以不说“泰”。《既济》是水在上、火在下，水火倒置，与《泰卦》的地天相反而同样处于对峙状态，不能长久；既然要思虑祸患、预先防备，还说“终乱”，哪里有空说“既济”呢？《坤卦》处在开端的次序，承接乾卦，却不说“坤”；《既济卦》处在终结的次序，正好反转水火的本性，却不说“既济”。八卦的象中，巽有两种：风、木。坎有四种：水、云、泉、雨。离有三种：火、明、电。乾、坤、震、艮、兑则分别只说天地、雷、山、泽，不再取其他的象。乾坤是《易》的门户，也是《易》的蕴藏，是六子的父母。天地极其广大，哪里容得下其他名称？震是长子，继承天而建立纲极，不可改变。艮山、兑泽得到母气较多，属于形质厚重浑浊之物，不能有所变化。在一卦上再加一卦，就成为六十四卦；依次重叠下去，便得到四千九十六卦。这个意思也是暗中取法焦氏的《易林》，只是把“变”改成了“加”。又自称可以从八卦相错中举一反三。圣人的道，本来简易而自然无穷；小聪明的技巧，越是繁复艰难，反而越有穷尽。六十四卦的精义，自秦、汉以来，有谁能明辨其整体？有谁能进入门户而登堂入室？现在却姑且放下这些，想要穷究它的根本，扩展到四千九十六卦吗？实在奇怪，在近处寻求远处，在简易中寻求艰难，真是不可理解。《易学启蒙》一书，只能说是学习邵雍、演绎邵雍之说罢了；如果把它当作学习《易》，那就是使人困惑的蒙昧之学，只是给人加上桎梏而已，哪里能够启发人呢？大体说来，先秦以前流传下来的书，大都没有整齐排列，或有或无，忽然起笔，忽然中止，就像星宿运行于天空、江河流行于大地一样，这正是古代贤哲的至文。从世俗的眼光看，常常觉得它们偏枯不全。即使《周礼》是假托周公之名，《灵枢》《素问》是假托黄帝、岐伯之名，实际是战国、秦、汉时人所作，也仍然像断续的文字，像缺失的篇章，难以数计。何况殷、周之际，何况唐、虞以前呢？试着拿《诗》《书》的篇目来，合上书卷随意构思，提笔写下自己想说的话，那么十篇百篇之中，未必有两三篇与古人相同。大概在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古人反而略去不说；在古人反复申说、流连感叹而不厌的地方，我们却认为不切合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文章尚且如此，何况卦画的起源呢？反而责怪它由文字产生义理，穿凿附会、支离破碎，那就会像说六朝文章胜过典谟，唐代排律胜过《风》《雅》《颂》一样荒谬。欧阳永叔怀疑《系辞》不是夫子的著作，难道是因为其中过分推崇蓍龟，与夫子平日所说的话不同吗？这大概是因为《易》所说的忧患意识和先于民众而作准备的意思。夏、商、周三代把龟视为宝物，如《尚书》中所保存的记载，多半听从神意。到了夫子立教，才彻底洗除前代圣人的旧习。孟子继承并发扬这一点，完全致力于民众的义理而重视经常之道，都极其中正，绝没有用鬼神之事来迷惑民众。然而，如果把后世的开辟之说用来赞说《易》，就违背了前代圣人的旨意。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才可以读《系辞》，也才可以读《易》。尧夫的父亲名古，字天叟。他曾在庐山偶然遇到胡文恭，跟随一位隐士老浮屠交游。隐士说：“胡先生世代福分很厚，将来应当执掌国政。”邵子仕途虽然不顺，但学业一定能够流传；于是隐士把《易》《书》一同传授给他们。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陈抟图南的学说？天叟又传给他的儿子，但胡氏一门究竟如何传授，就没有听说了。程正叔与邵雍同时代，居住之处又相近，按理一定听过他的学说；但程氏传述的内容光明正直，完全没有涉及这些。尧夫的儿子伯温说：“先天之学，伊川并不是没有询问过，只是先君秘而不言；这是因为他以学说被程氏传记遗漏为耻，所以才这样说。”如果果真是羲、文、周、孔的道理，那么日月星辰、河岳山川有什么需要秘密的呢？我认为，邵雍知道后拿出来给程颐看，程颐未必相信或遵从，甚至可能加以贬抑；恐怕他的学说受到阻碍，所以姑且说成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周易寻门余论》卷上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寻门余论》卷下 余姚黄宗炎撰写 桓谭《新论》说，《连山》有八万字，收藏在兰台；《归藏》有四千三百字，收藏在太卜那里。这样说来，《殷书》与《周易》相等，夏代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几乎是文王、周公辞语的二十倍，难道真是古代的简册吗？说这种话的人，也没有弄明白贯通古今的常理。又不知道我们的夫子是否曾经见过它们；为什么他一生竟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呢？考察《归藏》还保存着六十四卦的卦名，只说缺少其中四个。其中与《周易》不同的地方，如《需》作“溽”：云气上升到天上而将要下雨，地下必定先有湿润之气出现【如础石润湿便知道将下雨之类】。《大畜》《小畜》作▯畜、▯畜；“毒”取“亭毒”的意义【亭毒也是畜养之义】。《艮》作“很”；艮有反见之象，没有可以从言语、笑容、面目上验证的内容，所以取其刚强狠厉之义。《震》作“厘”，《离》应当作“厘”；用在震卦上并不贴切，难道是因为雷震裂地而出，并且发出声响吗？《升》作“称”，树木生长于土地，土厚的地方茂盛，土瘠薄的地方枯萎，这是说树木与土地相称。《剥》作“仆”。《坎》作“荦”，又作“劳”；卦名所以从“劳”，是取谐声而省略字形。各种事物没有比牛更劳苦的，所以又从牛字旁。但这些难道是夫子《说卦》中的说法，还是殷人取义的方式呢？《家人》作“散”，至于“家人”究竟对应什么，其义已经无法考察。《损》作“员”，《咸》作“諴”，《谦》作“兼”，《涣》作“奂”；古字有的加偏旁，有的不加偏旁，因此彼此不同。《遯》作“▯”，字形和意义本来相通，没有别的含义。《蛊》作“蜀”，蜀也是虫，但“蛊”的意义更加深远。《解》作“荔”，荔也有聚散的意义。《无妄》作“毋亾”，“毋”就是“无”，“亾”就是“妄”，没有其他意思。又有“瞿、钦、规、夜、分”五个卦名，以及“岑▯、林、祸、马、徒”三个重复的卦名，不知道它们在《周易》中分别是哪一卦。我再凭愚见推测：瞿应当属于《观》，钦应当属于《履》，规应当属于《节》，夜应当属于《明夷》，分应当属于《睽》，岑▯应当属于《贲》，其他的就无法详细考定了。这些大多是纬书中的附会，不值得深信；姑且在这里解释，作为好事者解决疑惑的参考。然而是否正确，也还不能确定。异学不能损害正道；它之所以能造成损害，没有不是因为似是而非。夫子说：“厌恶莠草扰乱禾苗，厌恶郑声扰乱雅乐，厌恶乡愿扰乱德行。”这些都是因为似是而非。如今与正道似是而非的学说，祸害不只在佛教、道教，而实际上佛、老正是它们的根柢。老氏混淆《大易》的详细情况，具载于《图学辩惑》。佛教迷惑溺陷生民，竟敢夺取孔孟的地位；它的根本和枝流尤其不可不加辨析。佛法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大略说来，共有三次变化：称为教、禅，以及今天的禅。梵本从西方传来，分为经、律、论，称为三藏。它的言辞曲折繁复，文法支离。在中国人可以用几句话说完的内容，他们反复周旋，周旋又回到开头，错杂颠倒，反复三四遍，演成数百上千句话，仍然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又把天堂地狱、恍惚无稽的变幻、鬼神妖魔、珍宝花鸟，以及六合之外的事物复杂地编入其中；例如四大部洲的种种细节，大到天地覆载也容纳不下，小到把极细的微尘剖析开来，都是理所必无的妄说。它们铺张夸诞、言之凿凿，根本不合于大道。等到说明其中义理，略去荒唐怪诞之处，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往往在艰涩深奥处多是反复咀嚼而没有滋味。在他们那里，求学的人最重视戒律；因为佛所演说的内容，他们不敢遗漏一个字，必定要沿着其中迂回曲折、枝蔓纷繁的道路去讲，使天下人的聪明才辩都陷入困惑。然而作为教师的人，终身学习这些内容，丝丝分剖、缕缕分析，却不认为繁琐；文辞诘屈聱牙，也不觉得厌烦。如果空疏浅薄而不学习，就不敢占据教师的地位。虽然这种弊病显得愚昧，但他们勤勉不懈的功夫，也不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所容易达到的。等到达磨东渡，教外别传兴起。印度佛典是佛亲自说出的文字，本来是明心见性的言语。它说“无”是心的本体，说“心”是“无”的名称；又说无性的性称为法性，又说真空并非空无，本来之无并不是虚无。禅宗却嫌弃其中有一个真空、有一个本无，轻视鄙薄它们，好像凡人与圣人之间从此截然分开。我不知道禅宗所学究竟是想学成佛，还是另有所学。如果另有所学，为什么要诵读佛的话、实行佛的行为，而他们所悟到的又是佛最精微玄妙的道理呢？如果是想学成佛，那么只应当阐明佛教经典，使出家人用自己的觉悟来验证所学，使他们不滞留于形迹影像而自以为有所获得。为什么只怕佛的语言一经说出便成为累赘，文字一经确立便成为障碍，处处都要扫除，既怕落入“有”，又怕堕入“无”，还要讲什么空实？不是空，却说是真空；有真实存在，却说不是有，称为妙有。究竟与佛教的教法有什么区别？他们妄诞自夸，凭这一悟，便自认为一鼓之间擒获禽王，其功劳胜过开拓疆土者千万倍。世俗之人喜欢它，因为觉得用力极其容易，不必下功夫学习，不必穷究义理，一旦有所领会，即使是屠夫、卖酒者、娼妓、优伶，也可以立即登上圣人的境界。所以他们全都自行败坏自己的法门，空疏鄙陋、悖逆无知、莽撞而无所顾忌。他们又害怕聪明而有文学修养的人看出其深浅，所以设置铁门槛拒绝别人，正是用来掩饰自己的固陋。我说：禅师，是佛教的罪人。今天的禅僧又更加不堪。他们的资质品性，大概处在人类中下等；即使想拿起笔来跟在博士弟子之后，也未必能脱颖而出，却承袭“天上天下惟吾独贵”之类的狂言，不过用七天的死功夫得到一次所谓开悟，便说这是直接承继达磨的真传，巧妙地接受了传法的源流衣钵，于是放纵恣肆、无道无礼、无义无常、行为不轨，自称法王，自居为天人师表，把狐狸般的伎俩发挥到极点，借此攀结权贵，在贵贱贫富之间迷惑无知之人，转眼之间便给人排列等级。他们所谓“是法平等”，果真是这样吗？